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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商誉,也叫购入商誉或购买商誉,是指企业在合并过程中,预期被购并企业因其存在的优越条件使其在未来时期获利能力超过可辨认资产正常获利能力的资本化价值。在企业合并中,合并报表中要反映合并商誉,而对于如何处理合并商誉,各国会计界在理论上有不同的理解,在实务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合并会计被誉为财务会计的四大难题之一,其中合并商誉及其会计处理问题又是其中的难点和热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合并商誉会计确认的几点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根据产生方式的不同,商誉可分为自创商誉和外购商誉。由于自创商誉难以确定,大多数国家一般不予以确认,只确认企业合并过程中产生的外购商誉(即合并商誉)。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合并的方式来规避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从而在竞争中实现规模经济的发展目标,而企业合并正是商誉会计发展的基本动因之一。为适应会计国际趋同的要求,我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实施了《企业会计准则》,从合并商誉的一些具体准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次颁布的会计准则首次将商誉从无形资产中剥离出来,明确合并商誉作为一项独立的资产要素,并对其确认、计量和减值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要求不再对商誉进行摊销。结合我国国内企业会计实务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2014年2月17日财政部印发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但是对于合并商誉的会计处理,新准则没有做较大改动,仍然基本沿用的是 2006年会计准则中的一些规定。作为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合并商誉能为企业带来未来超额利润。但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合并商誉的本质及其会计处理一直是会计界争论的焦点,本文将对目前我国会计准则中关于合并商誉确认的一些问题阐述一下笔者的观点,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一)合并商誉的列示
2006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第十三条指出“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当确认为商誉。初始确认后的商誉,应当以其成本扣除累计减值准备后的余额计量。”企业合并按合并类型分为同一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的合并,而这两种合并方式采用的会计处理方法分别是权益结合法和购买法。根据以上准则规定,只有购买法下才会产生商誉,即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作为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商誉列示。当存在少数股东的情况下,合并商誉不包括少数股东持有的部分。笔者认为合并财务报表中只列示母公司所持有的商誉部分不太恰当,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合并理论是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同时也决定了其编制方法。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合并理论主要有三种:母公司理论、实体理论以及所有权理论。其中,实体理论将会计主体与终极所有者看成是相互分离的个体,强调的是子公司的法人财产权,而不是终极所有者。根据实体理论,企业集团内所有的股东都被同等看待,不论是多数股东还是少数股东均作为该集团内的股东,并不过分强调控股股东的权益。
采用这种理论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能够较好地满足企业集团内部管理人员对会计报表的需要,满足对整个企业集团生产经营活动管理的需要。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选择实体理论必定是大势所趋。从我国合并财务报表准则的发展历程来看,特别是2014年财政部新修订颁布的合并准则,正是体现了从母公司理论到实体理论的转变,新准则以实体理论为主,母公司理论为辅。而部分商誉法更适合母公司理论,为了顺应经济的发展,合并商誉的确认应采用与实体理论相匹配的完全商誉法,即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商誉应包括少数股东持有的部分。
其次,我国企业在非同一控制下的合并中,无论纳人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是否为全资子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是按照子公司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在合并当天公允价值的100%来列示的。而根据准则中的相关规定,当子公司为非全资子公司时,合并中产生的商誉在合并报表中仅列示母公司享有的部分。这就导致商誉与其他会计要素列示的不对称,容易让人产生歧义。因此,笔者认为合并报表中的商誉应该以包括少数股东部分的全部商誉列示。
再次,合并商誉是由于企业间合并发生的协同效应而产生的,如果合并企业能采用合理有效的方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有可能在以后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获得超额利润,这正是合并商誉的价值所在。因此,笔者主张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商誉应该以全部商誉的形式列示。
(二)负商誉的处理
目前我国企业集团的合并财务报表中只确认正商誉,而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即负商誉),应计人合并当期损益。对于负商誉的这一处理方法笔者认为还有待商榷。将负商誉直接计人当期损益,有助于客观地反映可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的真实价值,但是当负商誉数额较大或所占资产比重较大时,会增加合并利润表当期收人,可能会使企业通过合并交易掩饰某些动机,容易滋生企业操纵利润的行为,不符合谨慎性原则,也不利于投资者做出正确的决策判断。因此,笔者比较赞成蒋欣然提出的观点:“对于企业合并中负商誉的会计处理应该采用更加细化的处理方式。当负商誉占合并成本或占当期利润比重较大时,应该分期计人损益。这样可避免因负商誉数额较大时给合并企业当期损益带来不真实的负面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企业间的并购业务愈加频繁,而与之相匹配的商誉会计准则也在不断地发展与完善。当目前我国会计准则中,关于合并商誉的本质和会计处理方法还有很多问题试待解决,这也是实现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进一步接轨的需要。本文结合相关的合并理论,对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合并商誉的列示及负商誉的会计处理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笔者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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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中毒是指因接触磷剂而引起的中毒。有急性、慢性之分。磷有黄磷、红磷、紫磷和黑磷4种同素异构。黄磷又称白磷,毒性最大。人吸收量达1mg/kg即可致死。职业性急性中毒多见于生产事故,由熔化的磷灼伤皮肤,并吸收入体内产生中毒。日常生活中可因误服黄磷而引起中毒。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重度磷中毒急诊抢救与护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重度磷中毒急诊抢救与护理全文如下:
1.1 普通材料
将44例患者随机分红两组,即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22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服药剂量、临床表现等根本材料比拟,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选取2011年1月至2012年5月来我院急诊抢救的重症有机磷农药中毒的患者44例,其中男14例,女30例,年龄23~68岁,均匀年龄(45.62±22.55)岁,均为口服有机磷农药,服药剂量在50~150mL之间,主要表现为:神志不清、瞳孔左右不等大,口吐白沫,皮肤湿冷,双肺湿啰音,呕吐咖啡色胃内容物,呼吸艰难以至呼吸衰竭,患者均在服毒半小时至7h内就诊。
1.2 护理办法
1.2.1 对照组护理办法
(1)及时正确的肃清毒物:对患者及家眷停止细致的讯问,理解患者的心情、毒物品种、量及服用的时间,洗胃液可选用清水、生理盐水或者1:5000的高锰酸钾溶液重复洗胃,在洗胃过程中亲密察看患者的生命体征、瞳孔大小及有无腹痛状况,若呈现呼吸艰难、心跳中止,应立刻中止洗胃,给予抢救。
(2)亲密察看患者的认识、瞳孔、生命体征等变化,以及皮肤黏膜能否枯燥,细致记载出入量,为医生提供有效的信息,患者应用阿托品,应亲密察看有无阿托品中毒,若呈现中毒应立刻减少用量,停止物理降温等措施,依据患者的病情合理用药,护理人员应做好相应的护理,防治发作不测。
(3)增强对呼吸系统的护理:有机磷中毒患者可呈现气道分泌物增加、充血水肿等,影响患者呼吸,易招致呼吸衰竭,在急诊抢救过程中应亲密察看患者的呼吸频率、血氧饱和度等,必要时行气管插管呼吸肌辅助呼吸,正确的为患者停止翻身拍背以及吸痰,吸痰前给予氧气吸入,依据医嘱恰当给予氨茶碱、地塞米松和糜蛋白酶等,利于痰液的排出。
1.2.2 实验组办法
在对照组根底上增强对患者及家眷的心理护理、饮食指导
(1)饮食指导:由于患者服用毒物对胃肠道粘膜的刺激性较大,加上禁食、重复洗胃、导泻等招致患者的胃液和肠液大量丧失,需及时补充营养,避免机体呈现负氮均衡,加重肌无力,应恰当补充氨基酸和脂肪乳,补充碳水化合物不宜过多,避免加重呼吸负荷,给予高能量、高维生素的流质饮食,逐渐过渡到普食,饮食量由少到多。
(2)心理护理:增强对患者的理解,有针对性的停止心理护理,消弭抑郁心情,鼓舞积极面对生活,护理人员要留意说话的态度和语气,用真诚的态度和患者沟通,获得患者的信任,在生活上仔细的关怀患者,调动家眷参与护理,使患者和家眷都积极配合治疗,促进疾病的早日康复。
1.3 评价规范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评价患者及家眷对护理人员的称心度,分为十分称心、称心、不称心三项,出院前1d发给患者及家眷,由患者和家眷共同填写,当场回收。称心度=(十分称心+称心)/总例数×100%;护理人员增强心理护理和饮食指导后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对两组患者的焦虑心情停止评定,>40分,标明患者及家眷存在焦虑心情。
1.4 统计学办法
采用SPSS11.5软件包对数据停止统计剖析,计数材料采用χ2检验,以百分率表示,计量材料采用t检验,以(x±s)表示。P<0.05表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2.1 患者及家眷对护理人员的称心度比拟
对照组称心度77.27%,实验组称心度95.45%,实验组高于对照组,两组比拟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3.088,P=0.079)。
2.2 加强心理护理前后患者及家属焦虑评分情况比较
实验组患者及家属干预后焦虑评分低于干预前,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在与患者交流的过程中应留意说话的态度,此时患者及家眷的心理状态都比拟脆弱,把握住劝慰的机遇,劝导、启示患者要正确看待理想,在与大家有不同意见的同时要妥善处理,心胸宽广,同时树立患者的自信心,调动患者配合治疗的积极性,争取早日康复。告知患者家眷,在患者能够进食后,鼓舞患者多食营养丰厚的食物,应由流质饮食开端逐步过渡到普食,逐步加量,避免损伤胃肠道粘膜。抢救有机磷农药中毒的关键是及早到达阿托品化,并留意用量个体化。及早彻底洗胃,使机体对毒物的吸收到达最少,并经过对重症患者的急救护理,增强心理护理以及饮食指导,使患者可以有效的配合,利于疾病的康复。在急救护理期间,护理人员应增强对患者的巡视,亲密察看生命体征,及时发现病情变化,发现异常及时通知医生。
本文研讨结果显现,对照组称心度77.27%,实验组称心度95.45%,实验组高于对照组,两组比拟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3.088,P=0.079);实验组患者及家眷干预后焦虑评分低于干预前,两组比拟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综上所述,在对重症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的急救护理过程中,通过加强对患者及家属的心理护理及饮食指导,提高了患者和家属对护理人员的满意度,降低了患者及家属的焦虑情绪,利于疾病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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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中,传统社会是相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以家庭控制为基础和基本运作机制的伦理社会,社会控制基本上依附于家庭控制。传统社会的基本属性是:自然经济的、官僚权威的、缺乏社会福利的、乡村性的、机械团结的、农业的、信仰性思维流行的、一元化的一种社会形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地理条件制约古代中国不可能走出传统社会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地理条件制约古代中国不可能走出传统社会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西欧走出中世纪的关键是市场发展。中国季风气候使得东西方向产品差异小,没有交换必要;西高东低的地形使得河流均为由西向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不能通过水路运输,陆路运费太高,商品交换不能实现。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以满足需求,导致社会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状态。缺乏市场刺激致使生产规模难以扩大,不能刺激劳动分工,无法降低发明创新的成本并提高收益创新,生产技术陷于停滞。经济人在特定地理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制约古代中国不可能走出传统社会。
关键词:产品雷同,交换无利,技术停滞,社会缓慢
传统观点认为,社会是一个逐渐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但是,在春秋战国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社会却一直维持着小农经济的古老状态。有人早就注意到,比中国更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埃及、印度、巴比伦等文明古国(所在的地域),也都没有自发发展起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些情况促使人们考虑,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是否普遍适用呢?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在于生产技术的积累引起的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提高。根据这一原理,文明古国之所以都维持着古老状态,就可以归结为他们生产技术的停滞。由于除西欧以外世界各地的生产技术普遍出现停滞,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想到,这些社会的生产技术是否具有一个不可超越的发展界限呢?
现代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都是为了满足需要,满足需要必须付出代价,这就出现一个成本收益的比较问题。人们经常面临一个成本收益的比较问题,也就是要进行“权衡取舍”。技术发明和创新活动当然也适用这一原理:只有那些预期收益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如果一项发明创造对整个社会收益很高,但发明者的私人收益却不敷成本,就不会有人破费私人财产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
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经度,而测算经度需要一台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为发明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保持到18世纪,英国的发明家哈里森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才完成计时钟的研制,获得了这笔赏金。现在看来,即使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然患病死亡,计时钟也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始终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活动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人因成果被人仿制,所获收益就会大大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就不会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别人的发明成果具有一种“白搭车”的利益。受“白搭车”利益的刺激,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直接进行仿制,所以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像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等到依靠“偶然性”原理能够发现和发明的“项目”都被人们了解和掌握以后,生产技术就会陷于停滞。用严格的数学术语说,预期收益“等于”预期成本是发明创造活动所能够达到的极限。考虑到任何发明创造在实际上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如果不是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就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和其他文明古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都是因为它们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了成本收益原理所能够达到的最高限度。
从计时钟的发明过程看,政府悬赏显然是刺激发明的有效办法,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一些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西欧人发明了保护发明者利益的“专利制度”。专利制度保护“发明创造”活动,用国家强制力保证直接利用专利技术盈利的人把所获利益分出一部分给发明人,这就大大提高了发明创造活动的预期收益,刺激人们去从事发明创造活动。而在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中,许多发明创造活动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其成本的。在这样的社会中,技术停滞是必然的。
人们马上会问,近代西欧出现的一系列技术突破和发明创造,都是专利制度保护和刺激的结果吗?如果是,那么欧洲何以出现了专利保护制度?如果不是,那么技术突破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实际上,西欧最初出现的一系列技术突破,并不是专利制度刺激的结果。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早就认识到,劳动分工具有降低发明成本的作用,欧洲经济兴起的关键环节就是制造业中出现了精细的分工,例如在手工工场中,缝衣针的制造过程被分解为十多道工序,从羊毛到制造成织品的过程被分解为几十道工序。操作过程中精细的分工使人只需要多次重复简单的动作,这就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一些有限的难题上,刺激人们考虑如何用机械代替手工,用水力、风力等自然力代替人力和畜力。发明那些从事简单操作的机械,创新成本大大降低,欧洲终于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和发明创造。可见,导致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关键环节是劳动分工。
那么,为什么欧洲出现了劳动分工呢?
按照传统观点,分工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变革(尽管不是根本变革),它来自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规模扩大来自生产力发展,而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又归结到生产技术。这样,传统的探讨就成为:生产技术受制于分工,分工受制于生产规模,生产规模取决于生产力,生产力又取决于生产技术,陷入了典型的逻辑循环。在斯密以后的大约二百年中,没有人找到走出这一逻辑怪圈的出路。直到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才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文版1989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一书中阐明,西欧生产规模的扩大,不是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由于市场利益的刺激,是人们利用市场兴起所造成的盈利机会的结果。市场兴起才是西欧技术突破、经济崛起的关键所在。
市场在刺激技术创新上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广阔的市场销路刺激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引起劳动过程中精细的分工,大大降低了技术创新的成本;另一方面,广阔的市场销路又大大增加了技术创新的潜在收益。所以,如果没有市场盈利的刺激,很难设想西欧会出现具有世界意义的技术发明和创新。
那么,西欧的市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商品市场的发展,直接原因是参加市场交易的人数很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易是为了获得利益,商业利益来自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而在古代条件下,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
西欧各地地理条件差异较大,导致自然产品差异大,不同地区存在明显的“比较利益”,例如尼德兰(现今的荷兰、比利时)只有七万多平方公里,还不到河南省面积的一半,但年降水量多的地方达1500毫米,少的地方却只有600毫米。气候差异大引起产品差异较大,刺激人们相互交换产品;西欧天然运输条件好,许多河流流量稳定,一年四季都便于通航,运输费用低廉,这就使得各地的“比较利益”能够实现。利益刺激使西欧人作出了发展商品市场的“选择”。这样,西欧经济兴起的最根本的原因(条件),就是由于那里具有有利于商品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历史唯物主义早就指出地理环境是人们首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传统的历史理论家一直没能发现地理环境与西欧经济兴起的内在联系,一直把重视地理环境作用的学者称作“地理学派”而给予批判。现在看来,地理环境正是我们所探寻的社会历史状况的终极原因。把西欧经济兴起的原因归结为那里具有商品市场发展的天然条件,是对传统唯物史观的重要补充。
对西欧经济兴起原因和原理的探讨,也为我们认识世界其它地域包括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提供了唯一可行的参照系。简单地说,其它各地的社会长期难以走出传统社会的状态,都是由于它们不具备商品市场自发发展(相对于外来刺激发展)的地理条件。就不利于商品市场的发展来说,中国的地理条件比世界其它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因而也更便于我们论证(这当然不是说世界其它地区的地理条件比中国更有利于发展)。下面我们以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为例予以说明。
黄河流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等温线、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从现今陕甘交界向东一直走到山东半岛大致1500公里范围内,所经各地的气温和降水都相同,所以基本产品相同,没有交换必要;虽说南北方向气候差异较大,引起基本产品差异较大,但南北方向没有天然河道可供通航,商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现代公路运费等于水路运费的10倍。在古代只能依靠肩挑背扛毛驴驮的条件下,陆路运费至少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南北之间不同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
在古代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下,任何两地农、林、牧、渔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生产成本的差额,都抵偿不了两地之间的运输费用。农民把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它们花费的代价更高。在成本收益原理指导下,中国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于是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
不少人不同意我们关于“中国自然产品差异小”的论断,他们或许会问,“中国地大物博,气候复杂多样,自然产品无所不有”,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你怎么硬说中国的“产品差异小”呢?
当然,谁也无法否认“中国自然产品几乎无所不有”的常识。但是,历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产品差异是否足以刺激人们从事商品交换,这就必须考察产品差异的地域范围,分析不同地域之间的运输成本。例如广东与黑龙江的气候截然不同,它们的产品当然存在巨大差异,但由于空间距离所决定的运输费用(太高),古代条件下它们的产品不可能实现交换。所以,尽管中国的产品确实“无所不有”,但它们对历史研究并没有具体意义。我们所说的“产品差异小”是相对于运输能力而言的。在陆路运输条件下,古代基本农产品市场的辐射半径不超过10公里(实际上更小),面积往往只有几十平方公里。在这样狭小的范围内,产品很难有多大差异。
弄清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是破解所有中国宏观历史之谜的关键,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宗族组织、专制制度、重农抑商、儒家思想等,都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篇幅所限,下面我们只对统治者何以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给予简单分析。
历史学家早就发现,西欧的统治者和中国的专制王朝对商业的政策根本不同,西欧都实行重商主义,而中国都实行抑商政策,于是人们往往把政策的不同看成是社会发展差异的原因。这一认识其实是肤浅的,因为不是政策造成了不同的社会状况,相反,是不同的社会状况使统治者选择了不同的政策。
从成本收益原理分析,西欧实行重商主义,是由于商业盈利高,因而能够为统治者提供大量税收;中国实行抑商政策,则是由于商业利润小,国家对其征税成本很高,往往得不偿失,还不如干脆限制其发展。
如前所述,商业利润来自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差额必须高于运费,交换才有可能实现。从经济上看,能够承受远距离运输费用的商品是有限的。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只有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或者瓷器、丝绸、香料、茶叶等本身价值不高但产地有限的特殊物品,才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由于运输费用高,茶叶、丝绸等特殊物品到达最终消费地时也成了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所以对市场发展的刺激作用并不大。在中国,也许只有经销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盐、铁这两种商品才有利可图,但是统治者早就发现了这一道理,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就开始垄断盐铁经营,对私自经销盐铁者进行严厉制裁。由于经销普通的农林产品难以盈利,所以商人只能依靠行奸弄巧或者贩卖违禁物品发财,结果“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了中国商人的代名词。在统治者看来,商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抵偿不了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商业税收不能补偿管理费用),所以从古代的封建帝王,直到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但由于我们已经分析的原因,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我们知道,马克思非常推崇人类的历史主动精神。现代经济学家也非常注重人们如何进行“选择”。不过从中国历史来说,古代社会之所以长期发展缓慢,不是因为人们缺乏主动精神而少做了什么好事(儒家思想的禁锢使人们没有积极进取),也不是因为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多做了什么坏事(专制王朝极力压制进步势力),而是由于在特定的客观环境下,“勤劳”、“智慧”的人民也只能够那样生活,只能够“创造”出前期显得光辉灿烂,后期又陷于停滞落后的历史。套用社会学的术语说就是,人们在那样特定的条件下没有任何其它选择余地。
世界大多数文明发展的历史表明,“社会总要发展的”的认识是缺乏根据的。当我们放弃这一信念,跳出传统的历史研究框架,用经济学家的超然态度来观察中国百姓的具体生活时,就可以发现所谓的“中国历史之谜”其实十分合乎常规,它们也只不过是“经济人”在特定“自然地理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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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妊娠引产法是指妇女在怀孕14―24周之间人工终止妊娠的方法。妊娠时间越长,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就越多且严重。因此,应该严格掌握中期妊娠引产的适应症。中期妊娠引产必须在具有“中期妊娠引产执业许可”的医疗保健机构内进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缩宫素和米索前列醇片联合对中期妊娠引产后出血患者的临床治疗效全文如下:
[摘要] 目的 为了观察舌下含化米素前列醇片联合宫颈注射缩宫素治疗中期妊娠引产产后出血的临床疗效。方法 总结在我院治疗的中期妊娠引产产后出血患者34例资料,按照患者自主选择治疗方法进行分组:用缩宫素联合米素前列醇片进行治疗的17例资料为对照组,单纯选择宫颈注射缩宫素进行治疗的17例资料为对照组,术后统计中期引产后2 h内出血量和24 h内出血量,最后统计学方法比较组间差异性。结果 治疗组产后2 h平均出血量(109.5±11.2)mL,产后24 h内平均出血量(190.5±13.3)mL,缩宫强度为强,与对照组疗效相比,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中期妊娠引产产后出血患者使用舌下含化米素前列醇片联合宫颈注射缩宫素治疗具有满意的临床疗效。
中期妊娠的产后出血现象属于临床常见的产科并发症之一,在产妇出现大量出血的条件下可能对产妇的生命健康构成威胁,目前对中期妊娠产后出血的治疗方法一般是用缩宫素进行治疗[1~3],为了观察舌下含化米素前列醇片联合宫颈注射缩宫素治疗中期妊娠引产产后出血的临床疗效,笔者回顾性并总结在我院治疗的中期妊娠引产产后出血患者46例资料,现将总结结果报道如下。
1.1一般资料
统计资料对象来自于2010年5月—2013年3月期间我院收治的中期妊娠引产产后出血产妇34例病例资料,年龄范围为26~40岁,平均年龄为(29.8±7.7)岁,孕周时间范围是12~25周,平均孕周时间为(20.1±4.8)周,所有纳入研究的资料入院后均在引产之前进行了详细的引产前检查(引产检查项目主要内容包括:心电图,B超,血、尿常规等),入选资料排除标准:排除同时合并具有凝血功能障碍疾病的产妇,排除同时合并其他类血液疾病产妇。34例资料按照患者自主选择治疗方法进行分组:用缩宫素联合米素前列醇片进行治疗的17例资料为对照组,单纯选择宫颈注射缩宫素进行治疗的17例资料为对照组,两组产妇的一般资料(平均年龄等)经统计学t检验,结果表明无统计学差异性(P>0.05),说明两组患者在不同的药物治疗后的组间疗效具可比性。
1.2治疗方法
治疗组所有患者选择用缩宫素联合米素前列醇片进行治疗:立刻给与患者米索前列醇片(给药剂量为0.6 mg,给药方式为舌下含化给药),同时对治疗组所有患者的宫颈进行缩宫素注射给药(给药剂量为15U),而对照组患者单纯单纯选择宫颈注射缩宫素进行治疗(剂量为15U)。
1.3观察指标
所有产妇在治疗后统计中期引产2 h内的平均出血量情况和在24 h内产妇的平均出血量情况,同时对治疗过程中药物的缩宫强度进行综合评价,最后通过统计学方法比较组间疗效的差异性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
1.4统计学方法
统计资料经过平均值(以平均值加减标准差表示:)计算后,数据录入SPSS 17.0统计学软件包中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选用t检验方法,以a=0.05为检验标准比较组间差异性。
治疗组产后2 h平均出血量(109.5±11.2)mL,产后24 h内平均出血量(190.5±13.3)mL,缩宫强度为强,疗效结果与对照组产妇治疗疗效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疗效比较结果表如表1。
本研究选择的缩宫素能够通过模拟孕妇正常状况下进行的分娩,对子宫的平滑肌进行间接的刺激,这个可以看出缩宫素能够使得子宫发生扩张。但是在妊娠的过程当中孕妇的子宫会对缩宫素产生越来越厉害的反应,当婴儿长到足月的时候,这个反应会达到高峰期。通常情况下如果孕妇的乳腺上面的平滑肌被刺激会利于其乳汁的排出,但是这只能有助于乳汁排除而不能使得乳汁的分泌的数量增加。而米非司酮通过与米索前列醇片的配伍能够不用通过动手术就产生止孕的效果,其在临床上已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使用并取得了显着的效果,大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在临床上平常所用的通过手术等方法进行人流对人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不但有损伤生殖器官的危险还有很多的副作用和后遗症,术后感染是比较常见的术后引产并发症之一:在引产过程中或引产2周之内,产妇发热,体温高达38℃以上,伴寒战,尤其在引产后持续高热24 h以上不降,即为并发感染。并发感染时,患者尚可有持续性下腹部疼痛,阴道流脓性或脓血性分泌物,有臭味,严重者可出现血压下降、脉搏细速、腹部拒按并有压痛及反跳痛。
引起感染的原因通常是腹部皮肤未清洗干净;患者隐瞒私自坠胎史;医院无菌操作不严;引产后胎盘残留在宫腔内时间较长等。因此,孕妇在引产前一定要禁房事1周,洗澡,尤其是下腹部及阴部更应清洗干净;引产时医生应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引产后如有阴道出血、发热,应查明原因,清除宫腔内的残留组织以止血及避免感染源的存在。患者一旦出现发热,要做细菌培养,并予以大剂量的抗生素以控制感染。还应避免盆腔炎、腹膜炎或败血症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这一系列并发症会给很多心理素质低的人群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而药物流产恰恰没有这些后果比较容易让人接受。
此类药物能够使经历了性生活之后月经推迟的女子服用后,可以催促女子的月经来潮,这样使得那些所谓的“不速之客”在最初就被赶走,进而达到终止继续妊娠的效果,正是因为有如此科学的疗效,抗早孕的药物才被称作“催经止孕药”。虽然药物流产产生的效果显着,但是妇科专家认为药物流产也是通过使孕囊排除体外而终止妊娠的,所以药物流产和人工流产一样也能对人体的健康带来损害。
所以,专家对选择药物流程的孕妇有以下忠告:药物流产虽然避免了手术流产带来的一些痛苦和问题,而且流产率高达90%~95%,其药流失败后的清宫手术也因为子宫的口径已开,不需要再次扩张而比人工流程带来的痛苦小,但是药物流产不是每个孕妇都适合,其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希望孕妇在流产前做好咨询,弄清自己是否适合药物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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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感: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班杜拉对自我效能感的定义是指“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班杜拉认为认为除了结果期望外,还有一种效能期望。结果期望指的是人对自己某种行为会导致某一结果的推测。如果人预测到某一特定行为将会导致特定的结果,那么这一行为就可能被激活和被选择。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完美主义及可能自我的关系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自我效能感( Sense of self - efficacy) ”一词由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1977 年提出,主要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达到某种结果的预期,属于人们对自己实现特定领域行为目标所需能力的信念或信心。已有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往往会影响个体的学习成绩、心理健康以及学习动机等。
完美主义( Perfectionism) 是一种力求完善、完美完成任务的人格特质。早期的完美主义主要测量个体对自我的过高要求,即个人标准。后来的完美主义内涵呈现多元化趋势,如Frost 等人认为完美主义包含担心错误、个人标准、父母期望、父母批评、行动疑虑和条理性等6 个维度[6]; 訾非将完美主义分为积极完美主义和消极完美主义两种倾向,并分别编制了积极完美主义量表和消极完美主义量表。
可能自我的概念首先由Markus 和Nurius 在1986 年正式提出[9],主要指个体如何思考其潜力和未来形象的自我概念或有关未来定位的自我描述,即想要成为的自我( 希望自我) ,可以成为的自我( 预期自我) 和害怕成为的自我( 恐惧自我) 。Higgins的自我差异理论( Self - discrepancy theory) 认为,个体自我概念包括3 个部分: 理想自我( Idealself) ; 应该自我( Ought self ) ; 现实自我( Actualself) [10]。现实自我指个体自己或他人认为个体实际具备的特性的表征,理想自我指个体自己或他人希望个体理想上应具备的特性的表征,应该自我指个体自己或他人认为个体有义务或责任应该具备的特性的表征。理想自我和应该自我称为自我导向( Self - guides) 或自我标准。自我差异( Self - discrepancy)指现实自我与自我导向之间的差距。因此,狭义的可能自我,主要是指Markus 等人提出的“预期自我”,而可能自我概念里的“希望自我”和Higgins 提出的“理想自我”含义接近。目前,已有研究者尝试编制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问卷[11],也有研究者致力于研究可能自我的相关概念与心理健康以及自我效能感的关系。杨昭宁等人认为,自我概念是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12],严秀英等人则认为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落差与学习能力效能感存在显著相关[13]。
以往的研究多探讨可能自我的相关概念对自我效能的影响,而对完美主义与可能自我的关系则鲜有研究; 此外,不少研究人员编制量表或问卷来对个体的理想自我或可能自我( 狭义) 等概念进行定量描述,但很少有人研究这些观念如何体现在个体对自己某一科目考试的成绩预测上。本研究拟对自我效能和完美主义与可能自我的关系进行分析,试图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作出深入的探讨。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从湖北省十堰市某师范学院大一年级语文教育专业的8 个班级中随机抽取4 个班级,集体发放问卷200 份,回收问卷198 份,剔除规律作答以及未完整作答的问卷5 份,有效问卷为193 份,男生27 人,女生166 人; 班干或系干57 人,普通同学126 人。总有效率96. 5%。
1. 2 方法
自我效能感的测量采用Schwarzer 等人编制、王才康等人翻译修订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量表信度、效度良好。完美主义的测量借鉴中文Frost多维度完美主义问卷中的个人标准以及消极完美主义问卷中的极高的个人目标与标准部分的项目。可能自我概念里的想要成为的自我( 希望自我) ,可以成为的自我( 预期自我) ,为了和自我差异理论里面的相关概念相一致,分别称其为理想自我和可能自我。理想自我和可能自我的测量主要借助于学习者对某一门具体学科( 儿童学习与发展心理学) 的期末考试的成绩预测。
具体程序是,在该专业学生期末考试前的两周( 2014 年6 月13 - 15 日) ,要求被随机抽取的学生以班级为单位依据儿童与发展心理学任课教师统一发布的期末考试复习大纲( 考试题型、知识点分布)和对整个学期的所有已经学习课程的统筹规划,来预测两个分数:
第一,你觉得你的“心理学”课程可能考多少分? 第二,你希望你的“心理学”考多少分? 第一个分数标志为可能分数( 可能自我) ,第二个分数标志为希望分数( 希望自我) 。为了方便学生预测自己分数,研究采用区间估计的形式,要求学生只要预测自己可能分数以及希望分数所在的区间即可,比如说,学生觉得自己的可能分数以及希望分数在哪一个分数段,0 ~ 10 分还是10 ~ 20 分,以此类推。
在数据处理时被试的希望分数与可能分数主要以预测分数所在分组区间的组中值来代替。被试在预测希望分数与可能分数同时填写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10 个项目) 和完美主义量表的极高的个人标准维度部分( 9 个项目) 。为了便于被试作答和统计分析,两个问卷都采用李克特4 点量表计分,1分表示完全不正确; 2 分表示有点正确; 3 分表示多数正确; 4 分表示完全正确。在期末考试结束后再登记被试的该科试卷的实际分数,界定为现实自我。
1. 3 统计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SPSS 17. 0 进行分析和处理。
2. 1 相关分析
将193 名被试的实际分数、可能分数、希望分数、自我效能感以及完美主义等指标进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被试的实际分数与自我效能总分以及完美主义总分相关不显著。可能分数与希望分数相关程度最高,为0. 581; 自我效能总分与完美主义总分的相关次之,为0. 530; 其余指标两两之间的相关程度多在0. 2 ~ 0. 3 之间。可能分数和希望分数的高相关表明个体在对自己的学业成绩作出预测时,自己的希望与理想往往以现有的能力为基础,自己觉得自己可能考的分数低,自己希望考的分数也不会太高。
自我效能总分和完美主义的高相关也似乎表明了这个特点,也就是一般自我效能感强,个体对自己的要求和期望就会较高,反之亦然。然而,可能分数与自我效能总分的相关只有0. 291,希望分数与完美主义总分的相关只有0. 222,两个相关尽管在0. 01 水平上显著,但从表面数值上看,毕竟属于较低的相关,似乎说明个体的可能分数与自我效能总分的关系以及希望分数与完美主义总分之间的关系可能还受某些未查明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它们的直接关系的程度受到了较大的影响。2. 2 因子分析王才康等人研究认为,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只
有一个维度[15]。完美主义量表里极高的个人标准分量表尚无研究者对其维度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然而,在实际研究中发现,利用现有的大学生样本,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和完美主义极高的个人标准分量表是可以尝试着进行更深层次的维度探索的。2. 2. 1 一般自我效能感因子分析对193 名被试的数据对一般自我效能感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对相关矩阵进行巴特利球体检验,结果显著( χ2 =467. 671,df = 45,P = 0. 000) ,KMO 值为0. 851,说明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项目得分与自我效能总分的相关在0. 525 ~ 0. 672 之间,均在0. 01 水平上显著,每一个项目的项目共同度在0. 322 ~ 0. 681 之间。经过Promax 斜交旋转,根据特征值大于1 的标准,划分为两个因子,共解释48. 851% 的方差贡献率。因子一包括项目5、2、1、4、3、10,反映了个体在解决问题时的自信心和坚持性,因此,命名为“自信与坚持”。因子二包括项目9、8、7、6,反映了个体在解决问题时的冷静心态和变通特征,所以,将该因子命名为“冷静与变通”。
2. 2. 2 完美主义( 极高的个人标准) 因子分析
对193 名被试的数据对完美主义( 极高的个人标准) 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对相关矩阵进行巴特利球体检验,结果显著( χ2 = 516. 591,df = 36,P = 0. 000) ,KMO 值为0. 818,说明适合进行因素分析。项目得分与完美主义( 极高的个人标准) 总分的相关在0. 497 ~ 0. 738 之间,均在0. 01 水平上显著,每一个项目的共同度在0. 406 ~ 0. 692 之间。经过Promax 斜交旋转,根据特征值大于1 的标准,划分为两个因子,共解释54. 532% 的方差贡献率。因子一包括项目8、9、2、3,反映了个体在制定目标时追求比别人更高、更强的倾向,因此,将该因子命名为“优于他人的标准”。因子二包括项目6、5、7、1、4,反映了个体制定目标时惧怕失败或者绝对的完美主义观念,所以,将该因子命名为“绝对观念倾向”。
2. 3 独立样本t 检验
2. 3. 1 “是否是班干”独立样本t 检验本样本中班干或系干57 人,普通同学136 人。对班干或系干以及普通同学在实际分数、可能分数、希望分数、自我效能总分、自信和坚持、冷静和变通、完美主义总分、优于他人的标准、绝对观念倾向等指标上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两个样本方差差异不显著。总的来说,班干或系干同学在各项指标上得分都比普通同学要高( 绝对观念倾向因子除外) 。在可能分数、希望分数、自我效能总分、自信和坚持、优于他
2. 3. 2 “自我效能感”独立样本t 检验将193 名被试按照自我效能总分从低到高排序,选择前52 名( 27%) 被试组成自我效能感低分组,后52 名( 27%) 被试组成自我效能感高分组。对低分组和高分组在实际分数、可能分数以及希望分数等3 个指标上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低分组和高分组方差差异不显著。自我效能感得分高低对实际分数没有影响,而对可能分数以及希望分数的预测上产生影响。自我效能感得分低的学生预测的可能分数以及希望分数都低,得分高的学生相反,低分组和高分组对可能分数和希望分数预测的差距在6分以上,在0. 01 水平上显著。
2. 3. 2 “完美主义( 极高的个人标准) ”独立样本t检验将193 名被试按照完美主义( 极高的个人标准) 总分从低到高排序,选择前52 名( 27%) 被试组成完美主义感低分组,后52 名( 27%) 被试组成完美主义高分组。对低分组和高分组在实际分数、可能分数以及希望分数等3 个指标上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低分组和高分组方差差异不显著。完美主义( 极高的个人标准) 得分高低对实际分数没有影响,而对可能分数以及希望分数的预测上产生影响。个人标准低的学生预测的可能分数以及希望分数都低,个人标准高的学生相反,低分组和高分组对可能分数和希望分数预测的差距在6 分以上,在0. 01 水平上显著。
受测大学生中班干或系干预测的可能分数比希望分数与普通同学高3 分左右,差异显著。班干或系干在自我效能总分、自信和坚持以及优于他人的标准等方面也优于普通同学,而在实际分数以及冷静与变通、完美主义总分、绝对观念倾向等方面和普通同学差异不显著。这似乎表明班干或系干在某些学科的学业成就上和普通同学相比优势并不明显,冷静和变通维度得分差异不显著,也反映了这一特征。但是,他们的可能分数和希望分数比普通同学高,说明相对于普通同学来说,班干或系干对自己的期望值比较高,而且较为自信,这一点也可以从自信和坚持以及优于他人的标准二者得分差异显著上可以看出。
本研究完美主义的测量借鉴中文Frost 多维度完美主义问卷中的个人标准部分的项目以及消极完美主义问卷中的极高个人目标与标准部分的项目。理性情绪疗法的创始人艾利斯提出[15],个体的情绪是由其观念引起,理性的观念引发理性的情绪,非理性的观念引发非理性的情绪。非理性的情绪有3 个特征: 绝对化要求、过分概括化以及糟糕至极。在绝对观念倾向维度里有这样的项目" 如果我不给自己定下最高的标准,我很可能沦为次等的人","我厌恶做事不能做得最佳"。这些项目具有明显的非理性观念的倾向。受测大学生中班干或系干与普通同学在完美主义总分上差异不显著,在绝对观念倾向上差异也不显著,似乎说明班干或系干尽管在优于他人的标准上得分比普通同学高,但是并未影响总体的个人标准,也未造成非理性观念的明显差异。
自我效能感低分组在可能分数与希望分数的预测上都比高分组的低,均值之差都达到6 分以上。自我效能的定义就是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达到某种结果的预期。因此,自我效能感低分组的预期可能分数比高分组低,原因是比较明确的。而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自己成功与失败的经历,因此,低分组的被试可能经历更多的失败导致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偏低,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又影响到他们对学业成就的期望。但在实际分数上低分组尽管比高分组得分低了2 分以上,但是差异未达到0. 05 水平显著,这似乎说明,自我效能感低分组的实际成绩并不差,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自信心方面。
完美主义低分组在可能分数与希望分数的预测上都比高分组低,而在实际分数上差异不显著。这似乎是因为完美主义者主要表现在个人标准上,高个人标准的个体必然会有更高的个人期望值,从而导致其希望分数更高。不过这种对自己成绩的更高的期望是在他们对自己能力的预判的基础之上的,如果预测自己实力较低( 可能分数低) 而对自己提出过高的期望( 希望分数高) ,这种理想自我与可能自我的反差可能导致个体的焦虑倾向。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样本容量以及取样代表性的问题。研究者只抽取了某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部分师范类同学,只收集到193份完整的数据资料,这可能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期待以后研究时能够取得更大的样本,并且能鼓励被试对更多的科目成绩进行预测。第二,在分数估计时,为了让学生方便,采用了区间估计的形式,而且这种分数段是人为确定的( 10 分为一段,如40 ~ 50分) ,这也可能会影响估计的精度,也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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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我国现行内外资有别的所得税法存在的种种缺陷,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为顺应我国加入WTO形势的要求,应加快“两法”合并进程。本文就“两法”合并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税率水平、税收优惠和中央与地方税权关系等3个谈了自己的看法。
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其税负水平。而税负水平的高低又主要反映在税率水平上。当前,对于合并后所得税税率水平的选择,在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有多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应该实行比例税率,这样简单,便于征收,适合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有的认为,应该实行多档税率,通过设置2~3个低税率的多档税率,可以体现国家对小企业的照顾。其中,在建议实行比例税率的观点中,又有3种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维持在目前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33%的水平上,这既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税率水平基本接近,又能够为纳税人和国家财政所接受;第二种意见认为,应该采用30%的比例税率,为了吸引外资,大多数地方免征外资企业3%的所得税地方附加,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实际是30%,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其名义税率可以确定在30%的水平;第三种意见认为,应该采用25%的比例税率,这种观点是基于目前内资企业所得税的实际负担率在25%左右,认为把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确定在25%的水平,可以将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统一起来。
上述各种观点都从某一个角度探讨了企业所得税税率的选择问题,也都有一定的合理性。面对各种选择,笔者认为,合并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的选择,应该综合考虑以下5个方面因素:
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顺应市场公平竞争和我国加入WTO形势的要求,解决现行企业所得税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沿海地区和内地地区税负不公的问题;同时也要顺应世界各国新一轮减税的浪潮,适当降低我国企业的所得税负担水平。
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局。在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改革中,要充分估量我国吸引外资的国际、国内形势,充分考虑这项改革对我国吸引外资的影响。面对世界经济增长趋缓和我国周边国家吸引外资的激烈竞争,以及我国加入WTO后外商是选择直接投资还是选择商品出口形式进入我国市场的不确定因素,笔者认为,通过提高外资企业的所得税负担水平来实现“两法统一”是不可取的,这样会增加改革的风险,会影响到我国吸引外资的大局。分“两步走”实现“两法统一”,并通过适当降低内资企业所得税的负担水平、规范扣除标准和调整税收优惠政策实现初步的统一或许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推行各项改革措施,都需要相当的财力保障,这就要求合并后的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的选择要充分考虑我国税收收入的形势和财政的承受能力,而且要与其他税种的改革如增值税的转型改革、税费改革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一并考虑。
由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问题具有特殊的作用,世界各国无不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相应地,我国也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其中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安排了27%和18%两档较低的税率来实现对中小企业的照顾。针对中小企业的特殊作用,笔者认为,在“两法统一”的改革中,仍然需要设置1~2个低税率来体现国家对中小企业发展的照顾和支持。
税收优惠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企业所得税的税负水平进而影响到税率的选择。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尽管有人概括为“既多又滥”,但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全部取消是不切合实际的。我国经济发展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严重不均衡,以及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机构改革等出现的诸如失业、下岗等经济问题,在各级财政压力重重和转移支付规模较小的情况下,税收优惠起着特殊的作用,这也决定了我国的税制包括企业所得税制存在较多的税收优惠。笔者认为,按“低税率、少优惠”原则进行改革在我国是行不通的。在需要存在较多税收优惠的情况下,大幅度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是不现实的,因为过低的税率就没有了实施优惠的空间以及财政承受力的空间。
综合以上5个因素的和判断,笔者认为,合并后的企业所得税应该采用30%的比例税率,同时设置24%和15%两档较低的税率以体现对中小企业发展的照顾。理由有六:(1)真正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绝大多数地方对外资企业3%的所得税地方附加给予免征,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实际是30%)。(2)顺应世界各国新一轮减税浪潮,降低我国企业所得税的负担水平,税率比原来下降了3个百分点,幅度适当,能够发挥调动企业投资积极性的作用,同时也体现了进一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税收政策的要求。(3)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不大,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都承受得起。而且为我国迫切需要进行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农村税费改革提供了必要的财力保障。(4)名义税率适中,既保持了我国企业所得税在世界各国中的比较优势(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公司所得税率一般在33%~35%的水平),又为我国企业所得税制采取税收优惠实现对社会经济的调控作用提供了空间,也为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提供了空间。(5)继续体现国家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和照顾。(6)通过继续保持对外资的税收优惠力度(下面将详细阐述),消除改革对吸引外商投资的影响,维持我国吸引外资的政策优势。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制中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内外差别过大、重区域优惠轻产业优惠、优惠形式过于简单等缺陷,违反了市场经济公平税负、平等竞争的要求,与我国加入WTO的形势要求不相适应,同时也不能有效地体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导向,有可能造成税收管理的混乱。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合理调整无疑是企业所得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当前对税收优惠政策如何调整存在一些片面的看法,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个:一是认为要根据WTO对国民待遇原则的要求全面取消对外资的税收优惠;二是认为要取消区域性的税收优惠,中西部地区也不例外,对中西部的支持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公共财政支出来解决。对此,笔者认为:
1.我国对外资实行优惠政策并不违背WTO规则的要求。
2.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家都把涉外税收优惠作为吸引外资以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高新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农业发展、居民就业、大量基础设施建设、许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西部大开发等等问题的解决,单靠国内的资金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大量的外国资金的投入。我国加入WTO后,这种状况会有所好转,但不会发展到不需要税收优惠也能大规模地吸引外资的程度,我国的投资市场和投资环境还存在许许多多的不足和欠缺。
3.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游资的争夺是很激烈的,特别是我国周边国家在对外开放中,主要采取涉外税收优惠措施来吸引外资,且优惠的程度相当高,已成为与我国争夺国际游资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完全取消对外资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势必会使我国在争夺外资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我国吸引外资的力度要加强,企业所得税中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仍然需要保留,但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实际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为了鼓励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或者为了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为了维持和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的良好势头,同时为了促进我国广大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我国不仅不能取消区域性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安排,还要调整、强化某些特殊区域的税收优惠政策,以便更充分地体现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意图。认为对中西部地区和其他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的支持只能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公共财政支出手段进行解决的观点是不可取的。这一方面因为我国目前的财力水平根本无法实现对落后地区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另一方面由于税收优惠政策在引导和促进特殊地区的经济发展上起着特殊作用,只有通过一些有效的优惠政策来引导和吸引大量的社会资金到落后地区进行投资开发,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才会有内在的动力。笔者认为,在当前我国财政仍然比较困难、财政转移支付规模较小的情况下,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既需要中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公共财政支出手段提供基本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更需要运用税收优惠手段来吸引各种社会资金的流入。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对合并后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可以进行以下调整:
(1)对区域性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调整。一是调整现行各种各样开发区、开放区的多层次税收优惠政策,只保留5个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这是为了继续发挥这些地区招商引资的窗口示范作用和保持我国对外开放的良好形象。二是调整广大中西部地区“撒胡椒面”式的税收优惠政策。根据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理论,建议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中能够发挥经济增长能极作用的一些地区设立“经济特区”,内外资企业同时享受现有特区的所有税收优惠政策。通过这些“特区”的发展带动广大中西部地区全面的发展。三是对于国家确定的老少边穷地区同样享受中西部地区“经济特区”税收优惠政策。由于中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的投资环境较差,可能抵消税收优惠政策的效应,可考虑辅以其他非税收性政策优惠,以保证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性。
(2)对产业性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调整。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产业导向过于简单,比如对于生产性外资企业,不论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企业还是其他加工组装等一般性的企业,都享受同等的待遇,致使大多数外资投向技术层次较低的一般性劳动密集型项目,未能有效地体现我国的产业意图,削弱了税收优惠政策对资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项目投资的引力效应。综观20世纪90年代世界税制改革的趋势,税收优惠政策大多是以促进资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导向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近10年来之所以快速发展、核心竞争力提高,与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有着密切关系。我国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进行调整时务必重点突出产业政策。具体措施如下:
(A)按照产业发展的趋势和我国产业发展的状况,把产业部门划分为5类:第一类是新兴技术产业,如信息、生物和海洋技术产业,这类产业是资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第二类是基础性产业,如农业、基础设施、基础材料等;第三类是新兴的、我国亟需发展和亟需保护的服务业,如、保险、证券、通讯、航空、服务等;第四类是一般性的中性行业,包括一般性的劳动、资金、技术型产业和一般性的服务业;第五类是限制性行业,如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第一、第二类产业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和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地位,应对投资于这两类产业的外国投资者实行包括企业所得税在内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第三类和第四类中的汽车、机械、石油化工等很可能受到外资强烈冲击的产业,不仅要实行内外资企业同等的税收优惠待遇,而且要采取一些不违背WTO规则的保护措施。投资于第四类其他行业的内外资企业一律不给予税收优惠待遇。投资于第五类产业,不但一律不予优惠,而且要课征一定的附加税。
(B)为了引导外资投向我国的第一、第二类产业,可实行两个层次的包括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第一层次是对投资于第一、第二类产业的内外资企业实行相同的普遍优惠政策,如优惠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加速折旧、投资扣除和科研费用列支等政策。第二层次是在普遍优惠的基础上,再对外资企业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投资抵免政策、再投资退税政策等。通过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现对投资于第一、第二类产业外商投资者的深层次税收优惠,优化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
(3)对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形式的调整。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形式比较单一,绝大多数是采取减免税和低税率的形式。在15条内资企业所得税和19条外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中,各自只有1条是非减免税和低税率形式的①。而对外资实行企业所得税减免税、低税率的优惠政策,由于要受到资本输出国税率高低、税收管辖权、消除国际双重征税的办法以及是否实行税收饶让政策等国际税收因素的制约,难以使外国投资者直接受益。因此,在调整企业所得税优惠形式时,除了适当选择运用减免税和优惠税率等直接优惠形式外,要加大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亏损结转、纳税扣除和放宽税前扣除标准等间接优惠形式的运用。这些税收优惠形式由于不受国际税收因素的制约,能使外国投资者直接受益。
(4)对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环节的调整。从税收优惠的环节看,我国侧重于税额减免和税率式优惠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是一种偏重结果的税后优惠,优惠的主要对象是那些能够或已经取得收益的企业,而对那些高风险、高投入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企业起不到什么作用。为了提高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进而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环节要从单纯偏重结果的税后优惠环节调整为结果与过程并重、税后优惠与税前优惠相结合,全面使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亏损结转、纳税扣除、科研费用列支、提取技术开发基金等税前优惠措施。
(5)对仅注重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调整。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偏重于所得税,这样不利于发挥流转税优惠政策的作用,要把只注重所得税优惠政策调整为所得税和流转税并举的优惠政策。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加快增值税的转型改革和完善出口退税政策。笔者认为,从增加企业投资、扩大内需的角度看,加快增值税的转型改革显得更为迫切,至少应该和企业所得税制改革一并考虑。
现行中央与地方企业所得税的税权关系是按企业隶属关系不同而将其划分为中央收入或地方收入,并分别由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征收管理。这种分权关系在实践中存在许多矛盾,表现为:(1)在具体的税收征管中难以明确划分国、地税的征收范围。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的隶属关系几经调整和变化,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投资关系日益复杂化,在具体的税收征管中经常难以划分是属于国税机关管征的还是地税机关管征的,从而引起不必要的矛盾。(2)强化了企业对政府的依附性,加大了政府干预企业的可能性,弱化了企业所得税的宏观调控功能。(3)阻碍了企业跨地区、跨所有制、跨隶属关系的兼并、重组和改组以及资产的合理流动,不利于企业制度的建立。在统一企业所得税制的改革中,要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并充分考虑地方财政的困难和地方的税收利益。
当前一种主流观点认为,应将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改为真正的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共享的方式是采取分率式共享,即企业所得税在统一税基的基础上,分别由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按分享税率征收管理,收入分别入中央金库和地方金库,其中,税基由国家税务局确定。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认为,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应该作为地方税,全部划归地税机关征收,理由如下:
一般地说,只有当经济比较发达,所得税的地位和规模达到相当的水平时,即只有当所得税成为税收的主体或者与流转税一起成为税收的双主体时,中央与地方进行所得税分权,并分别征收中央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才具有现实的意义。而我国现实的情况是,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是税收的主体,所得税所占的比重不足20%,随着我国加入WTO,这种情况还会更加突出。因此,在我国,中央与地方一起分享企业所得税没有实际意义,只会增加税务机关的管理成本和纳税人的奉行成本。
一般地说,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率分享和单独征收,会因税基和对同一税收业务中央与地方的规定等许多方面的不一致而使纳税人无所适从,增加纳税人纳税申报的难度。还有,分率分享、单独征收的企业所得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一个税基协调的,如中央的税款和公债利息能否在计征地方企业所得税的税基中扣除;同样地,地方的税款和公债利息能否在计征中央企业所得税的税基中扣除等等。若允许扣除,又将面临比较复杂的计算技术。此外,若中央与地方在各自的企业所得税税基中都不排除对方的税款,就会造成以一种税额作另一种税的税基,给纳税人一种税上加税的强烈感觉。因此,分率分享、单独征收一般适合于发达国家的税务管理水平。我国的税务管理水平目前仍然较低且很不平衡,不适宜采用需要较高管理水平的企业所得税分率分享、单独征收办法。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市场对其的要求是优胜劣汰,进而促进整个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政府对企业的要求就是以效率为目标,对企业征收的企业所得税也主要以效率为目标,调节收入分配差异不是企业所得税的主要任务。还有,从税种本身来说,企业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不强,不如遗产税、社会保障税和个人所得税有效。所以,中央希望通过与地方分享企业所得税来调节收入分配意义不大,企业所得税完全可以单独由地方征收管理,成为地方的税种。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一种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小头的改革。而且之后中央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税收政策,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减少了地方财政收入。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地方税收增长日益乏力,税源萎缩现象日益严重。而中央税收增长迅速,2000年增幅达到28.9%,远高于地方税收15%的增长幅度。中央税收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2000年已达到59%,基本实现了中央税收收入比重60%的目标。地方税收增长日益滞后于中央税收的增长,导致地方财政日益困难,并出现了诸多不良的后果:(1)地方财政尤其是县乡财政“空壳”现象严重,困难重重,“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理财原则难以为继,政府债务负担沉重,孕育着潜在的财政风险和政府危机。(2)地方税收任务层层加码,地方收费现象难以禁止。“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现象时有发生。(3)严重挫伤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了地方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为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建议把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作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划归地税机关征收,一方面可以完善地方税体系,稳定地方税的收入水平,保证地方税收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可以缓解地方财政的困难。若简单地把企业所得税作为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将会严重挫伤地方理财的积极性,地方财政将更加困难,地方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将无法实现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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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并,是指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独的企业合并形成一个报告主体的交易或事项。企业合并分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企业合并中形成的商誉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商誉是指能在未来期间为企业经营带来超额利润的潜在经济价值,或一家企业预期的获利能力超过可辨认资产正常获利能力(如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的资本化价值。商誉是企业整体价值的组成部分。商誉从其来源看,可以分为自创商誉和外购商誉两大部分。外购商誉即合并商誉。
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购买方对于企业合并成本与确认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确认为商誉。视企业合并方式不同,控股合并情况下,该差额是指合并财务报表中应列示的商誉;吸收合并情况下,该差额是购买方在其账簿及个别财务报表中应确认的商誉。
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一般按购买法进行核算,其基本原则是确定公允价值,无论是作为合并对价付出的各项资产的公允价值,还是合并中取得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如果在购买日或合并当期期末,因各种因素影响无法合理确定的,合并当期期末,购买方应以暂时确定的价值为基础对企业合并进行核算。此种情况下,后期可能会出现对企业合并商誉的调整情况。
1.购买日后12个月内对有关价值量的调整。合并当期期末,对企业合并成本或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资产、负债以暂时确定的价值对企业合并进行处理,自购买日算起12个月内取得进一步的信息表明需对原暂时确定的价值进行调整的,应视同购买日发生,进行追溯调整,而这一调整,很多情况下会涉及商誉的调整。
例:甲企业于2011年9月30日对乙公司进行吸收合并,合并中取得的一项固定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为确定其公允价值,甲企业聘请了有关的资产评估机构对其进行评估。至2011年财务报告对外报出时,尚未取得评估报告。甲企业在其2011年财务报告中对该项固定资产暂估的价值为160000元,预计使用年限为4年,净残值为。,按直线法计提折旧。该项企业合并中甲企业确认商誉200000元。假定甲企业不编制中期财务报告。2012年4月,甲企业取得了资产评估报告,确认该项固定资产的价值为240000元。则甲企业应视同购买日确定的该项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即为240000元,相应调整2011年财务报告中确认的商誉价值(调减80000元)。
2.在企业合并中,购买日取得的被购买方在以前期间发生的未弥补亏损等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用于抵减以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但在购买日不符合递延所得税确认条件的,不应予以确认。购买日12个月内,如果取得新的或进一步的信息表明相关情况在购买日已经存在,预期被购买方在购买日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带来的经济利益能够实现的,购买方应当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同时减少由该企业合并所产生的商誉,商誉不足冲减的,差额部分确认为当期损益(所得税费用)。除此种情况外(比如,购买日后超过12个月、或在购买日不存在相关情况但购买日后开始出现新的情况导致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带来的经济利益预期能够实现),如果符合了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条件,确认与企业合并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所得税费用),不得调整商誉金额。
1.商誉减值测试的基本要求。
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由于商誉难以独立产生现金流量,应当结合与其他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组合进行减值测试。为了进行资产减值测试,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的账面价值,应当自购买日起按照合理的方法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难以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的,应当将其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组合。这些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应当是能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应当代表企业基于内部管理目的对商誉进行监控的最低水平,但不应大于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5号一一分部报告》所确定的报告分部。企业在分摊商誉的账面价值时,应当依据相关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能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获得的相对受益情况进行分摊,在此基础上进行商誉减值测试。企业因重组等原因改变了其报告结构,从而影响到已分摊商誉的一个或若干个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构成的,应当按照合理的方法,将商誉重新分摊至受影响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2.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
企业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按以下步骤处理:首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资产减值损失;然后再对包含所分摊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这些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包含所分摊的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与其可收回金额,如果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就其差额确认减值损失,减值损失金额应当首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中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之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在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的控股合并中,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是母公司根据其在子公司所拥有的权益而确认的商誉,子公司中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商誉并没有在合并财务报表中予以确认。因此,在对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由于其可收回金额的预计包括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商誉价值部分,因此为了使减值测试建立在一致的基础上,企业应当调整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将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也包括在内,然后根据调整后的资产组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金额进行比较,以确定资产组(包括商誉)是否发生了减值。
如果发生了减值,应当首先抵减商誉的账面价值,但由于计算的商誉减值损失包括了应由少数股东权益承担的部分,而少数股东权益拥有的商誉价值及其减值损失都不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反映,合并财务报表中只反映归属于母公司的商誉减值损失,因此应当将商誉减值损失在可归属于母公司和少数股东权益部分之间按比例进行分摊,以确认归属于母公司的商誉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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