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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中国理论界翻译、介绍了许多文学作品及其批评著作。这一流派的思想、文学批评对中国的文学及其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女性”的具体含义却很少给以明确的内涵。只把“女性”的含义做一个普遍的概化概念来应用。文章力图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阚下,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各个国家、重要流派中的“女性”的具体概念,给予一个明确的解释。以达到对“女性”内涵的多样性的充分认识。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概念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而产生的。是女权主义运动波及到文化、文学领域的结果,也是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结果。它是一种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包括文学作品的女性形象、女性的创作、女性阅读等一系列问题,是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界一股重要的理论思潮。
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理论界翻译、介绍了许多文学作品及其批评著作,而且这一流派的思想、文学批评,对中国的文学及其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在众多的著作中,“女性主义”只是一个概括性的概念,几乎所有涉及女性主义的批评及其论著中,都是以一个限定词加“女性主义”出现的,例如:“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批评”等,这样似乎就明确了“女性主义”的概念,明确了它是哪个流派、哪个领域、哪个方面的女性主义,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运用,大有大而化之的趋势,而对“女性主义”这一概念中“女性”的具体含义却很少给以明确的内涵诠释,只把“女性”的概念做一个普遍的概化来应用,但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诞生,并非在一个国家,也不是在一个地域,对于“女性主义”中“女性”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同一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对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流派中对“女性”概念的理解有所模糊,对女性主义只是有所指,却没有很好的限定它的能指,当把“女性”这一概念具体化时,就没有很明确的概念了。这样对“女性”概念的具体所指的模糊性,就很容易造成具体内涵的含混不清,也就不能很好的理解各个国家、各个流派关于“女性主义”的介绍。那么对于一些问题的把握也就很容易限于表面化、肤浅化而不能达到深层探究。本文力图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阈下,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各个国家重要流派中“女性”的具体概念,给予一个明确的解释。这样对于更好的理解女性主义批评视阈下,女性创作、女性阅读、女性心理、女性形象等一系列问题以及对于梳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学研究。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产生在一个国家,也不是统一的文学评论流派,所以“女性”的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对“女性”这一概念的内涵也是很值得研究、探讨的。学术界对女性主义的划分,主要包括“英美派女性主义批评”、“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另外还有“其他的女性主义批评”,其代表就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批评”。笔者也是以这种划分为依据,分别给“女性”的具体所指以明确的内涵。
首先,是“英美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学术界把英国和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放到一块讨论,并不是因为地域的原因,而是因为:一方面不约而同地对女性问题中的社会因素给予格外的关注;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英语国家,女性主义者寻找的文学传统和艺术形象都集中在相仿的经典之中。从总体上看,英美女性主义批评派形成了一种特色鲜明的批评方法,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关注社会与文化的语境,发展基于女性经验的理论和方法,谋求理解作者及人物的女性主体;奉行女性美学的原则,研究妇女作品的特殊性,妇女作家的传统和妇女文化要求文学反映妇女的现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奉行明确的性别路线。笔者从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特征可以概括出,她们关于“女性”的具体概念:在“英美女性主义批评”这里的“女性”基本上是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女性,她们重视妇女的实际经验,并以将妇女定义为主体的方式克服男性文学批评将女性贬损为对象的理论。对女性的内涵主体实现是由英美国家的现实决定的。英国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国家,她们的女权主义革命,在斗争中,更注重女性具体实际利益的获得,包括女性在革命中,获得多少可以实现的利益和权利。例如,工作的权利、工资的提高、福利的保障等,是以行动代替文学作品,对女性是切合实际的要求,采用本土化的方法。美国是以实用主义为理论传统的国家,注重“女性”的实践性效果,注重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因此,她们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从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家那里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
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自己的屋子。”在这里,“钱”和“屋子”不仅是指他们的本身,还是一种象征。女性要进行创作,首要的是经济基础,强调经济的作用,而且还要有自己的创作时间、空间,这些都是决定女性创作的必要条件,重视女性创作的实际决定因素,社会生活中的女性只有具备必要的经济基础,拥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才有进行创作的可能。
标志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式诞生的重要著作是米勒特的《性政治》。在这本书中,作者将社会、历史、文化等外在因素,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认为性别与“种族、阶层和阶级”一样具有“政治的”属性。这部作品从男女生理差异出发,重点揭示男性中心文学对女性形象的歪曲,抨击传统的“阳物批评”,进而批判男性的父权制社会,确立了女性的主体性,充分重视了女性作为生物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女性的阅读与创作,区分了性别的差异。
吉尔伯特和格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l9世纪的文学想象》中,分析了西方l9世纪前男性文学中的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和妖妇,揭露了这些形象背后隐藏的男性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而且以一种新的女性主义视角重新阅读,并阐释了l9世纪一些著名女作家的作品,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完善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诞生,是在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之后产生的,法国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这场革命的爆发,女性也参加进去。但革命结束后,她们发现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是男人的权利,女性的地位根本没有什么改善,于是,她们要求实现女性的权利,得到应有的地位,爆发了女权主义运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因此受到女权运动的重要影响。因此,她们的思想非常激进,并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比较深刻,相对于英美来说更理论化,注重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的分析和其他话语系统中的女性构成,注重妇女与语言的关系,她们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不再是生理意义上的妇女,也不再是妇女的经验与历史,而是文化语境中的女性符号。她们认为女性是一种存在方式和话语方式,代表社会内部的一种反抗力量,而体现出一种浓郁的解构主义和心理分析的色彩,把女性作为父权制社会下的一种解构力量,是一种他者的符号化概念,而不是实体意义上的“女性”。法国女权主义代表人物克利斯蒂娃“认为‘一个人是女人’和‘一个人是男人’几乎同样荒谬,并且具有同样的蒙昧主义色彩”,“因此,我对‘女人’的理解是‘女人’无法预约、无法言传,存在于命名与意识形态之外。”“在更深的程度上,女人不是一个能‘成为’的某种东西。”这段话,用女性不可界定的符号学意义,模糊了男女的界限,目的是消解父权制度下的男女二元对立。法国另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苏认为,在男女二元对立的社会中,男性代表正面价值,而女性是排除在中心之外的“他者”,只能充当男性存在及其价值的工具、符号,男性为了维护二元对立,极力压制女性。为了消解这种二元对立,西苏提出了“身体写作”理论,以一种全新的女性的语言,创造今天和未来的世界,注重重新建构一种女性的语言,利用女性的语言而不是女性自身,作为解构二元对立的男权社会的武器。
伊瑞格瑞是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又一位批评家,她对父权制社会中,坚持男女的二元对立做了尖锐的批判,指出社会中,人的肉体被符号化了,人的生物学、生理学结构被赋予了不合理的文化意义。“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人类的自身已经被符号化设置于社会网络之中,在文化中,并被赋予意义,男性被认为是雄性和阳具,女性则被动和被阉割的,这不是生物学的结论,而是自身的社会心理学意义。”
最后,其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黑人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谓他者妇女,就是我们看得到形象,却听不到声音的女性,黑人和女同性恋妇女长期以来就处在他者的地位上。”但是她们的理论思想,对于丰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作为黑人女性,一方面,她们要与黑人男性一起受到种族歧视的压迫;另一方面,她们还要受到种族内男人的压迫。因此。从她们自身所受的压迫来看,她们关于“女性”概念的理解,不同于英美、法国的女性主导概念,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经验不能概括到黑人女性的概念中,她们关于“女性”的具体概念,是与种族和阶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黑人女性本种族内部,有别于自人女性经验的;是黑人女性意识的产物,她们关于自身的概念,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巴巴拉·史密斯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萌芽》中指出:“承认黑人妇女创作中性政治与种族政治和黑人妇女本身的存在是分不开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女性”概念的阐释,是以种族性和政治性为依据的。
在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女性”概念的理解,可从什么是“女同性恋”的概念中得到启示。到底什么是“女同性恋”,费得曼说:“‘女同性恋’描述了一种关系,就是一种两个女人之间保持强烈感情和爱恋的关系,其中可能或多或少有性关系,抑或根本没有性关系。共同的爱好使两位妇女花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起;并且共同分享生活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对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中,“女性”的理解是,从恋爱双方的性别角度来理解的,这里的“女性”完全不同于父权制度下,以男女爱情为主要感情下的女性,而是以同性作为自己爱恋的对象,并与之共同生活,共同分享生活中的经验。关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的基本概念,就是以同性之问的爱为基础,并与同性共同生活的女性,这一关于“女性”的概念,彻底消解了男权社会中男女二元对立关系。
综上所述,英美派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比较现实,他们更多将对女性文学的揭示,同女性生活觉悟和女性社会实践相联系,因此,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社会学和生物学上的实体女性的理解;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比较大,以语言为目标。试图通过颠覆男性的话语权利来实现女性主义的任务,因此,他们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女性”是作为一种反抗社会的力量而抽象的存在;在黑人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概念,是对女性主义思想具体运用的结果,关于“女性”具体概念多体现出阶级、种族和个人经验,而非普遍意义上的概念,他们关于“女性”概念充分体现了共性基础上的个性要求与运用。
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含义的具体理解,在已有的基础上,对女性主义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中,有关涉及女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握。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下,“女性”的理解和阐释,我们也应该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1.对“女性”概念的理解,坚持共性基础上的个性研究。以后现代主义理论视角进行解读,提倡它多元共生性,既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身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那么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也不应是以一用之,而应是多角度、多元化的。
2。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不能仅从抽象概念出发,而应当把它放到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解读,与有关女性文学中,作家、批评家生活的具体社会生活相联系,有时候还要涉及到她们的阶级、种族等特征,对“女性”的概念做具体回答,使“女性”这一概念在所指层面,不只是就概念丽论概念,而应使它更加丰富和生动。
3.坚持文艺学、美学的研究视角,对“女性”概念更有学术上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方面,坚持这一概念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理论美学追求;另一方面,要注重女性概念的实践运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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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褐斑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局限性、获得性色素沉着性皮肤病。临床表现为面部对称分布、边界清楚的黄褐色斑片。多好发于中青年女性,呈慢性经过。此病虽无明显自觉症状,但严重影响患者颜面美,给其精神和生活方面带来诸多烦恼和痛苦,甚至造成身心障碍。该病发病率高,易诊难治。
黄褐斑发病原因十分复杂,现代医学研究认为黄褐斑与内分泌失调、妊娠、口服避孕药、子宫卵巢疾病、日光照射等因素有关。多数学者认为女性黄褐斑患者的发病与内分泌功能紊乱,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失衡有显著关系,故治疗多从调整内分泌方面入手。祖国医学认为黄褐斑是体内脏腑功能失调的一种外在局部表现,其病位在皮,病因在内,应采取“外病内治”法[1]。
我们通过长期治疗黄褐斑,结合多年临床经验,并在大量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认为部分女性黄褐斑是由于冲任失调引起的,采用根据基础体温通过中药人工周期方法治疗冲任失调型黄褐斑,疗效肯定、安全、不易复发,较为满意。本研究运用中药人工周期方法治疗黄褐斑,并与西药氨甲环酸治疗组做对照,通过观察临床疗效并检测血清性激素水平,进一步了解女性黄褐斑与内分泌的关系,探讨中药人工周期方法治疗黄褐斑的机理。
为此将2009年1-12月期间在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皮肤科就诊、临床诊断为黄褐斑、中医辨证为冲任失调型的60例患者,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并将其疗效作分析比较。现报告如下。
见表3。而对照组氨甲环酸片对黄褐斑的兼症无明显改善作用。表3 治疗组对黄褐斑患者兼症的改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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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变量为企业绩效。本文使用净利润率作为考察企业绩效的指标。 (2)自变量①女性所占高管比例:分为高、中、低三组进行研究。 ②女性高管受教育水平:分为高和低两组。 ③女性高管平均年龄:分为高、中、低三组。 (3) 控制变量 ①企业规模(Size),即公司前一年帐面总资产的对数值 ②财务杠杆(Lev),即总负债与总资产比率 ③高管团队规模(Numexe),包括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成员和监事会成员 ④企业年龄(Age),即公司自创立到2008 年年末的时间长度。 3.实证研究。本文运用SPSS对前文所述的女性高管对旅游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方差分析。通过方差分析,得出相应的显著性概率P=0.167>0.05,满足方差分析的前提条件。女性所占高管比例的F统计量的值为1.027,相应的显著性概率 p=0.378>0.05。女性高管平均受教育水平的F统计量的值为 1.788,相应的显著性概率p=0.198>0.05。女性高管平均年龄的 F统计量为0.431,相应的显著性概率p=0.656>0.05。具体分析如:(1)女性所占高管比例对旅游企业绩效的影响。所有显著性概率都大于0.05,说明高、中、低的女性所占高管比例在净利润率方面都没有影响。因此,拒绝假设1。
(2)女性高管平均年龄对旅游企业绩效的影响。因为所有显著性概率都大于0.05,说明不同水平的女性高管平均年龄对净利润率都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拒绝假设2。
(3)女性高管平均受教育水平对旅游企业绩效的影响,因为所有显著性概率都大于0.05,说明不同水平的女性高管平均受教育水平对净利润率都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拒绝假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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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将女性局限在家庭的范围内,而近代有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首先把活动的范围从家庭延伸到社会。本文试就纵向和横向比较中得出近代妇女所从事的新伦理建构对传统观念的突破。
明清以来理学在思想界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理学对妇女行为的规范则集中表现在针对妇女的传统伦理观念上。于是有所谓“夫为妻纲”、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有“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主内、男主外”等等观念。将女子局限在家庭的范围内,服务于家庭的需要为主。这样女子的角色担当就被圈定在家庭这一狭小的范围之内。
纵向对比而言,单以知识女性的角度说,将近代知识女性与清代和现代女性放在一起研究,就可以在其思想发展的脉络中发现这一时期女性思想的价值,尤其是在伦理观上的突破和所做的重建女性新伦理观的尝试。在才情方面,清代女子不乏才华横溢者,从胡文楷先生《历代妇女著述考》一书中清代所占的比重超过百分之八十可以证明其盛况。但是,研究这些著作后就发现,几乎全是清一色的文学作品,少有其它类型的创作。这就说明当时妇女没有思考过女性社会地位的问题,可以称为传统的最佳执行者时期。
第一类:对传统伦理观持彻底颠覆的态度。这类女性可以以同盟会时期的女革命志士为代表如:秋瑾、张竹君、唐群英、王国昌、沈佩贞。她们与旧家庭决裂,进而欲推翻这个专制体制。她们领导妇女运动、争取女权。孙中山先生曾这样评价她们“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
她们是在整个传统面临全面挑战与解体的时代,对传统伦理观大胆颠覆,并进而提出了全新的妇女价值观,试图构建全新的适合妇女发展的思想体系和社会观念。
第二类:对传统伦理观持反对态度,但不正面批判,而是采用兴办教育、创办杂志的方法。如《中国新女界杂志》,该刊创办于1907年,是留日学生早东京办的一个提倡妇女救国、两性平等的月刊。该刊反映了先进的妇女拯民济世的热情和胆略。而教育的兴办可以吕碧城的兴办第一所女子公学为例。
这两类女性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接受了西方文化。本身教育程度教高,所以要改变或者影响全国妇女的观念只有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从社会大环境上说,改造旧社会,提倡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这就不单是颠覆传统的对妇女的伦理制约,而是寻求制度层面上妇女解放的保证。其二,从妇女自身入手。提高广大妇女的文化水平,在妇女总体智识提高的前提下,发动更广大的妇女争取自身权益。
第三类:对传统伦理观有自己的看法。在家庭出身上和前两者较为相似——都是出身于中上层社会。 这类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有基本的识辨能力。但是屈从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不敢公开决裂。她们接受新式教育仅仅是“为了婚姻水准的提高,进学校去求智识,把妇女运动作为出锋头的工具” (励华:《一封公开的信——写给婚姻苦闷的青年妇女们》,《大公报》1934年3月25日)。
这样以来,这三类人中就出现一个现象,即坚决奉行新主张的人少而又少,少数知识女性的觉醒以及与男子的平等,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妇女解放。知识女性在理直气壮地做“人”的时候,同时还负有唤醒占妇女绝大多数的劳动妇女的使命。事实上,对同命相怜的女性同胞的关注和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早已驱使她们自觉不自觉地担负起了解放妇女大众的历史重任。从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看,妇女政治活动家同时又都是妇女解放的先驱,她们在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去唤醒尚处于沉睡状态的妇女大众。只是由于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知识女性还没能明确意识到工农妇女大众在妇女解放中的巨大作用。踵武其后的现代和当代女性以及关心妇女事业的广大有识之士继续对此进项完善。
在哲学支持上倾向于已有的较之传统伦理更长久的宗教,如吕碧城之于佛学,她曾利用自身学识在欧美搜集各国佛教发展的资料,编撰成书,题名为《欧美之光》,1932年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
现代知识女性的思想在近代基础上又有长足进步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知识女性群的出现,以向警予、蔡畅、邓颖超、刘清扬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妇女领袖,才自觉地把妇女解放同无产阶级的解放结合在了一起,在广泛发动劳动妇女参加社会革命的过程中把妇女解放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以历史的角度看作为对于不合理传统的反叛和批判,近代女性在重塑伦理观,重新寻回自身价值这一点上值得我们肯定。
在将近代知识女性与非知识女性作一横向比较。如果说知识女性进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突破,那么传统之外的非知识女性则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颠覆。如太平天国时期的女子从军,让女子与男子从事性质相同的工作等。这种形式更多的继承自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伦理与汉族地区不一样。太平天国这个平台正是这种少数民族的女性价值观对传统意义上的女性伦理的反拨。没有社会大环境的许可,单是形式上的这种推广无疑是昙花一现。
通过纵向的比较,可知近代女性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通过横向比较,可知近代知识女性所做的对传统伦理观的突破是当时条件下最为有效的方式。筚路蓝缕之功非但彤史增辉亦必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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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写作在当下面临双重困境,从文本来看,要么是表达女权主义性政治的肉身写作,要 么就反其道陷入与男权话语同谋的无性别写作当中。21世纪的女性诗歌率先打破了这样的困惑,以 更为先锋的姿态,总体表现了技术更加内在、启蒙的另一种承诺和超前性的身体叙事,为女性文学在 新世纪面临存在身份的转换时,开辟了一条必经的先驱之路.
关键词:女性诗歌;技术内在化;自由;先锋
上世纪80年代,翟永明、伊雷们以大胆想象 创造的“黑色意识”,让世人惊厥地赞叹,从而完成 了女性写作觉醒、确认的历程。到20世纪90年 代,女性诗歌则进入了一个回归词语本身、直面语 词世界、较前更加偏重技术成分的语言写作阶段.
然而面对时代车轮的快速前行,其本身技术的制 约和有意淡化性别意识的方法并没有将当初女性 诗歌的先锋地位坚守。这种看似热闹实为无序的 诗歌,普遍缺乏博大的襟怀、理想的终极追求和高 迈伟岸的诗魂支撑。进入21世纪,历史场景的深刻变迁赋予了诗人新的历史身份与社会地位,迫 使试图继续写作的女诗人重新定位,重新设计自 身,因而一种对新维度、新叙事、新先锋的吁求显 得极为迫切。女性诗歌以分外的灵性,紧跟时代步 伐将自己从女性文学当中再次托举。一时之下我 们嗅到的这股诗风,似乎将我们从上世纪女性文 学辉煌后的遗憾当中重新振奋,使我们聆听并隐 约看到了女诗人正在为女性文学确立起新的姿态 和新的品格.
一、技术内在化如女诗人郑敏所说:“女性主义诗歌中应当不 只是有女性的自我,只有当女性有世界、有宇宙时 才真正有女性自我”。[1]进入21世纪,女性诗人在 创作上展开了她们新的探索,诗歌外表更加朴素, 技术更加内在,立场更加清晰,目的都是为了摆脱 之前极端“私人化”的窠臼,不再局限于身体和欲 望,而是将视域投射得更远。她们更多地作为生存 个体对事物与心灵本身进行了充分而有的放矢的 表达,对事物及其细节的纹理把握更为合理且更 具说服力,其共有的当下的个人立场,让我们真实 地感受到了她们是站在此时此地的生活中发言.
这种加强心灵力量的探索,有效地矫正了上世纪 80、90年代女性写作当中过多关注个人内心、少有 对外在事物眷顾的写作取向,从而在文本上做出 了一种既表达内在心灵的感受,同时给予外在事 物以真诚凝视的先锋举动.
这首先表现在老一代诗人翟永明进入21世 纪后新风格的形成。早在20世纪末时,翟永明就 在一篇文章中自省地说:“女诗人正在沉默中进行 新的自身审视,亦即思考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一种 超越自身局限,超越原有的理想主义,不以男女性 别为参照但又呈现独立风格的声音。”[2]显然,这段 话表明了翟永明已经走出了上世纪80年代激情 反叛的阶段,以超越性别的声音召唤新风景的到 来。走出黑夜的翟永明,她的诗歌仍然具有女性意 识,只是淡化了性别对抗的色彩,侧重表现历史和 文明进程当中的大事件。以一首写在柏林的最后 一首诗《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为例,我们看到了 这位女性作家在数年的时光打磨中,依然才思过 人,并以优异的想象在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中处 理了对事物的体验和对外在世界的认知。战争中 的柏林,在诗中不是史实地呈现,更不是虚构,它 依靠女诗人的“记忆”,将“城市”、“建筑”作为记忆 的主体,去想象,让读者捕捉到经历了战火洗礼的 柏林在诗人这里更值得审视。“轻伤的人,重伤的 城市/六千颗炸弹砸下来/留下一个燃烧的军械 所”———于此,在同情城市建筑不幸遭遇的同时引 导读者不由得去追溯战争的本质。这时,那个曾以 《女人》组诗崛起的诗人,在当下,她的女性意识并 不限定在以外在技术的陈列来伶牙俐齿地反叛男权上了,战争、权谋、罪责的主题在注重朴素外表 的内在技术下,将这个历史场域中的大事件通过 个人立场的表达为女性诗歌存在转换的起点明确 了方向.
相对于一代老诗人的转变,在新世纪表现更 加突出的一些新锐诗人中,蓝蓝的诗歌以强烈表 现对事物保持的“温度”和敏感力,成长为新世纪 引人注目的亮点。其诗歌中不仅有宽阔的视域、奇 异的想象,文本特异的朴素技巧也更加呈现出丰 盈的美感和生命力。在这迅疾变化和充满诱惑的 时代,蓝蓝忧伤的叹息、感恩的赞美和不灭的童 心,让我们葆有一种不曾放弃的品质;她节制的表 达实现了对心灵世界的追问和对事物深入而内在 的思索。如《鹤岗的芦苇》、《野葵花》等对生命感怀 的诗歌———“我看见秋天活在一根芦苇上/呼唤我 进去/湮没或者下沉/芦花像一场铺天盖地的大 雪/纷纷落满湖泽”,“野葵花到了秋天就要被/砍 下头颅。/打她身边走过的人会突然/回来。天色已 近黄昏,/她的脸,随夕阳化为/金色的烟尘/连同 整个无边无际的夏天”。诗人将创作主体与对象主 体的并置,让人感觉到生命原本对于“野葵花”、 “芦苇”也会那么重要,与此同时,诗人在忧伤而美 的抒情中,以心灵的共鸣呼吁了世人对大自然的 爱和同情。用诗人黄礼孩对蓝蓝的评价:“蓝蓝正 走在完成自己的途中,正走在给予世人更多爱和 信的途中。”我们不妨也可以说成,女性诗歌正在 走出偏狭,正在走向通往宽阔的途中,到达心灵与 事物的本身.
二、启蒙的另一种承诺无可置疑,上世纪80年代的女性诗歌是先锋 的诗歌,女诗人们以强调个人自由,反叛男权为目 标,启蒙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但在经历了20世 纪90年代写作意识集体继承并逐步在文学领域 完成女性意识的确认之后,这样的启蒙似乎显得 平庸和传统。新世纪,一些女诗人在有意寻求转变 的同时,仍然以先锋的势头担当起这个文学的最 高理想。这时她们以成熟的理念参与整个世界,在 人性、存在的光芒下,维护着尊严、理想、受难和博 爱,公正、自由、平等以新的模式进入人们的视野.
洪治纲在《守望先锋》里提到,带有先锋气质的文学,它们“不是针对文化蒙昧的社会现实,不只强 调理性的思想建构,而是指证自我精神的觉醒,即 人对自身生命潜在状态的发掘、人性本质的拷问、 非理性生命景观的描述,它是一种人性的启蒙和 存在的启蒙”[3]。正是这样,新世纪的女诗人在先锋 探索的途中尽管显得各自为阵,但她们从不同角 度,以不同的体验方式,展示了不同境遇中的生存 感受。在启蒙的感召下,她们承诺要作为独立的 “人”,并以“女人”特有的性征投入到提升灵魂、丰 富思想、充实精神的神圣使命当中.
作为女性,女性诗人们在建构启蒙命题时首 先能做到的便是以她们人性中固有的博大和温 情,仁爱、善意地看待这个世界,爱怜、呵护弱小, 伤感与恐惧于苦难。明智的是她们并不以此过多 地对社会现实提出批判,而是以个人的觉醒,提示 自己应该做什么,自己引导自己。翟永明在本世纪 初创作了诸如《雏妓》、《老家》等关怀社会弱者的 诗歌。《雏妓》一诗,对一个未成年少女被蹂躏的遭 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她12岁瘦小而且穿着肮 脏/眼睛能装下一个世界/或者根本已装不下哪 怕一滴眼泪;”《老家》:“蜂拥而至的/除了玉米肥 大的手臂/还有手臂上密密麻麻的小孔……老家 的皮肤全部渗出/血点血丝和血一样的惊恐”。读 这样的诗,我们看到转变后的翟永明用敏锐的疼 痛感和一颗朴素灵魂对世界深切而悲悯的抚触.
作为读者,我们同情着诗歌里的人,而同时更是给 自己一个明辨,它是悲切过后的精神壮大,是自己 呼唤自己的智性苏醒.
崛起于新世纪的女诗人宇向,她从一开始出 现就站在了成熟诗人的行列。写在2005年的一首 《洪》———“我的儿女们自远方传来消息/他们在我 之前/携手死亡/而依然流连这世界的人们/你们 还不来/咒骂我/我为你们的死已写诗多年”——— 其中的一种痛楚感使人深深震撼。然而更值得关 注的是,这首诗所写作的时间显示它显然是受到 2005年某镇山洪灾害中小学生死难惨剧触发写下 的,但诗人在论坛贴出诗作时,注明并不是为因这 次“惨剧”而发起的“纪念专题”而写。由此,可以看 出诗人的写作态度,即她试图超越一种社会关怀, 而达到一种更深切的反省和自信的个人承担。对于女性诗歌来说,关于启蒙的命题建构还 表现在她们总是以精致的思维、巧妙的角度将社 会和历史的变动聚焦在“精神性存在”上面。“精神 性存在只可能出现、存活在人们的精神性生活中, 也就是说,只有过着精神性生活的人才会留意并 感知到它们的存在”[4]。对于女性诗歌创作者来说, 她们对新世纪的存在用了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 即通过形而下的物质经验和外在体验,最终却用 精神捕获把捉,去感受,体认,从而达到了存在启 蒙的先锋实验。诗人林雪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 写下了一系列如《在绵阳》、《请允许我唱一首破碎 的苕西》等诗歌,诗中她对悲剧性和不幸的存在给 以关注和观照,其中有深情的呼唤:“一首诗能拯 救什么?/能不能让一个人活下去/并且唤回游荡 在玉米田/和空旷野地上的亡灵”,此外还有一些 诗句,她将直观的场景纳入为自己的感受、体验对 象。“在这里,我才知道,以前/我用过的‘破碎’, 从没像现在/我看到的这么绝望、彻底”,但终究作 者让我们感动的是“:破碎中,我们还有灵魂/是完 整的。并且继承着了‘/海岸上的大地,以及大地之 上。那太阳’”,就在这沉重的、厚厚的感情中,它们 已然将作者从外在体验中抽升为赋有内蕴的、十 分到位的启蒙特质,作者也自然要对其中积极进 取的启蒙要素作出自我的推介和挺立.
三、向往灵魂与自由的身体叙事众所周知,上世纪女性文学呈现的先锋叙事 特征主要归功于她们对性和身体的大胆探索。但 她们在反叛和无畏的精神当中,尽管以先锋的姿 态保持着对抗和消解,却将女性诗歌置于个人化 的极端张扬与过度欲望化的审美误区。尹丽川、伊 雷们的诗歌,从肉身和下半身出发,强调“这只是 一个起点”,事实证明其中内在化的男性视点反倒 消解了自己。确实,如评论家谢有顺申明的那样 “写作中的身体绝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肉体———肉 体只有经过了诗学转换,走向了身体的伦理性,它 才最终成为真正的文学身体”[5]51.
相比起来,21世纪的女性诗歌在审美叙事上 从来没有放弃对身体的介入,20多年走过来,她们 看明白的是,女性诗歌不应该为了表达敢于站在 某种势力的对面,就以肉体的敞露为代价,而是更应站在女性自身的立场,去发现“灵魂才使身体有 超出身体拘限的感受能力,有差异的肉身感受认 识力是灵魂赐予的”[6]。当下的女性诗歌中,一些创 作者在努力地做到为肉体安插上灵魂的翅膀,在 文字中自由而诗意的栖居。女诗人安琪的《像杜拉 斯一样生活》,通篇并没有出现惊世骇俗的字词, 而是通过用词的节奏营造了“性爱”的氛围,“脑再 快些手再快些爱再快些性也再/快些/快些快些 再快些快些我的杜拉斯亲爱的杜/拉斯……我累 了亲爱的杜拉斯我不能/像你一样生活”。比起 之前身体写作的“情欲”描写,安琪的诗歌算不上 颠覆,她肯定身体的存在,却以自由略显凌乱得排 序组织了这些普通的词语。她仅仅通过这样一种 身体的在场感,强调了她的反思性思想———“我不 能/像你一样生活”,有力地形成了一次对“下半 身”的反驳。在充满了“性爱”气息的诗歌里,我们 看到更多来自女性诗人颇具思辨的灵魂言说.
一位崇尚自由的女诗人王小妮,走过了女性 诗歌发展历程的20年,在她看来,最能让她不倒 的法宝就是这份“自由”。王小妮的诗歌很少描写 情欲,也少有人将她看作身体写作的代表,但诚如 “身体是人的自由得以施展的最后一个堡垒”[5]49, 对她而言,自由常常与她独立的写作姿态紧紧相 伴,然而实践了自由、独立,王小妮在新世纪以她 成熟的女性身心体验,完成了像《十支水莲》这样 可以代表她又一次高峰的力作。在诗里,我们看到 了身体、灵魂和自由这三种先锋特质的有机结合, 诗人移入母亲的体验观察水莲,它们“对水发笑”、 “站在液体里睡觉”、“兴奋把玻璃瓶涨得发紫”。显 然,这一切景象与胎儿、生殖有关,水莲唤起作者曾经带着疼痛而又幸福的生育体验。在诗学层面 上,这样的叙事已经将之前诗歌主体或为女神或 为女巫的境界完全打破,转变为充满灵魂的注入、 而又不失肯定肉体意义的日常化身体写作.
四、结语女性诗歌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如今正走向主 体的独立、成长和成熟,女性诗人已经开始用自己 的语言和思想书写真实的自己,而非男性象征意 义系统中的女性。她们在经历了漫长的缺席、被遮 蔽后,已从幕后的黑暗走了出来,走向新世纪的大 舞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唱出了自己的歌声。也 许,离真正成熟的歌唱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其中每 一个小小的进步都是值得期待和应该为之拍响鼓 舞的掌声的.
[1]郑敏.女性诗歌研讨会后想到的问题[J].诗探索,1995 (3):60-61.
[2]翟永明.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J].诗探索,1995 (1):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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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缠足运动”指的是女子为摆脱封建束缚,抵制缠足的行动。 缠足,又称裹足,粤语俗称紥脚,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对女子自幼儿期时以布紧缠双足,使足骨变形足形尖小,行路只能以足跟勉强行走的做法。古时以女子小脚为美,但自清朝末期起,民众开始普遍认为是对妇女的一种压制手段,此习俗逐渐消失。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清末反缠足运动中女性矛盾心理的成因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清末反缠足运动中女性矛盾心理的成因全文如下:
"缠足"源于五代,在中国风行了近千年,是中国特有之俗。
缠足既戕害了女性的身心健康,又束缚了女性的行动自由。鸦片战争后,在西风东渐、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影响下,晚清时期兴起了"反缠足运动".因为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时代特性,在晚清时期的反缠足运动中,有的女性实现了不缠足,有的女性则固守缠足之俗,也有女性在缠足与不缠足之间徘徊。关于前两类女性的研究已颇多,故本文拟就讨论一部分近代女性徘徊于缠足与否的原因。
导致一些女性在缠足与不缠足之间徘徊的原因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的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传统与近代化激烈碰撞,旧有的传统习俗、文化尚仍保持着在社会大众中拥有深厚根基的优势,而"新"的文化、习俗又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晚清时期的反缠足运动在这种特殊时期的社会中兴起,自然也深受其影响。那么,主要是哪些原因使女性在反缠足运动中犹豫不决呢?
趋新人士对西方的现代审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倾向性,西方以天足为美的审美观影响着他们的审美,他们逐渐抛弃传统,提倡天足;"天足为美"的观念主要流行于社会上层的趋新人士。这类人,较早接触西方,受到西方审美观的影响,对传统习俗和审美观开始持怀疑批判态度,逐渐喜欢大脚,认为"天足美",三寸金莲逐渐成了他们眼中的恶俗的审美、病态的审美。
而老百姓们,对"天足美"仍是未闻或只知其一二,对传统的"小脚美"依然保持着崇仰和信任,三寸金莲长期传承。在盛行"小脚美"的地区,大脚、天足不但得不到男性的亲睐影响婚嫁,还会招致同行的嘲笑歧视。女子总是想方设法的将自己的脚裹得更小,以吸引男性的目光,在同性中炫耀。晚清时期缠足风气仍旧非常盛行很大一部分原因正在于这种审美依然是社会的普遍审美。正如立徳夫人在其《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中所说的那样:"谁不想让自己的女家眷摆脱裹足的痛苦?……母亲们让女儿裹足是为了取悦男人,希望她们能嫁个有地位的丈夫。"[1]
在社会的普遍审美没有改变的前提下,为了迎合大众审美,即使是残害身体忍受疼痛,也要缠足,以吸引男性的目光。
"世人娶妇,不问妇德,先问女足。若使莲船盈尺,则难德容兼备,必将指为大疵。故父母虽欲不缠,而不能不为择配计。"[2]
虽然每至缠足,剧痛难耐,小女孩哀哭之声不绝于耳,但在缠足时代,崇拜金莲的风气让这些女子不得不忍受这痛彻心扉的苦难,以求得到一双社会公认为美的"金莲".由于举世崇拜金莲的背景下,在等级观念严重的社会里,普通百姓家的女子想要进入上层社会,小脚是非常好甚至是唯一的通行证。
反缠足运动也给女性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于人们小脚"美"的观念的改变以及由此引发的婚嫁观念的改变。在以小脚为美的时代里,小脚是女性嫁个好人家,提升社会地位的杀手锏,大脚意味着嫁不好甚至嫁不出去。而"天足"为美兴起后,小脚女子的婚姻问题却又成了问题。在整个社会还未改变小脚为择偶标准的观念时,在反缠足运动影响下率先放足的女性,其婚姻存在着问题,"天足运动萌秀之际,妇女因放足而致夫妻反目、翁姑虐待者,时有所闻"[3].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男性喜欢天足后,那些未放足的小脚女性,则再也无法博得他们的喜爱,婚姻也成了问题,"以小脚为美的观念,已转变过来。一般青年的男子,非天足女子不结婚;而一般小脚的女子,大有嫁不出去之虞。"[4]
其实,鞋--服饰的选择也是女性们在选择不放足时面临的问题。立徳夫人曾经拜见过李鸿章,希望他对不缠足运动表示支持,甚至要求他像张之洞一样为她们写一些东西,李鸿章答:"你想让我叫全国的女人都能不裹脚吗?不,现在我没那么大的权利。
全中国的女人能穿同一双鞋吗?不能。"[5]这句话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不缠足后,女性所穿的鞋的问题。小脚小脚妇女的鞋和衣服是配套而成体系的,不缠足后,女性的鞋得变,相应的衣服也通常要随之而变,这对反缠足运动中国的女性而言,是直接需要解决的问题[6].
对于女性而言,缠足是痛苦的,放足亦是很痛苦的,这两种痛苦的并存,也能使女性在缠足与不缠足之间犹犹豫豫。多年以来习惯了缠足后,放足会带给她们比缠足更难以忍受的痛苦。已经因为缠足而变形的脚,要想使之恢复自然,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前文在分析女性固守缠足之俗的原因时所提到的放足之痛,是男性在主导反缠足运动时极少注意到的,也没有能够较好地为减轻女性放足时的痛苦提出较好的建议和解决方案,这就为反缠足运动的成果大打折扣了。
其实,一些女性在缠足与不缠足之间的徘徊正是当时整个社会在传统与近代化之间徘徊的一种反映,特殊的社会性质造就了这一特殊的行为表现。
[1][英] 阿绮波德 ? 立德著 , 王成东 , 刘皓译 .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 时事出版社 ,1998,303.
[2] 贾复初 . 缠足论 . 万国公报 , 光绪 22 年 7 月 .
[3][4] 姚灵犀 . 采菲录 .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30.37.
[5][英] 阿绮波德 ? 立德著 , 王成东 , 刘皓译 .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 时事出版社 ,1998,308.
[6] 杨兴梅 . 被"忽视"的历史 : 近代缠足女性对于放足的服饰困惑于选择 . 社会科学研究 ,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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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史记》中平民女性形象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史记》中平民女性形象分析全文如下:
摘 要:司马迁创作《史记》之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司马迁又尤其彰显人的历史主体性及其独特价值,司马迁对于“人”的独特认识不仅表现在他为刺客、游侠、医生、商人等小人物立传,还表现在他对女性人物的刻画之中。本文通过分析《史记》中平民女性形象,把《史记》中平民女性形象按个人精神面貌分类为小市民妇媪、高义母、孝顺女三类,并一一进行了分析,司马迁笔下的女性不以柔弱、温婉取胜,而以坚强、睿智流芳,司马迁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尊重了女性,以其“不虚美,不隐恶”的史笔,真实记录了这些平民女性的生活。
关键词:史记 平民女性 人格
《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文学史上,她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人物描写与刻画。司马迁在写人时,又严格遵循着“实录”的原则。他笔下的人物,既是历史人物的真实,又具有撼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读《史记》,我们看到的不是木乃伊,也不是寺院庙宇里的泥塑像,而是跃动在各自“历史舞台”上有血有肉、有灵有感的活生生的人。且不论帝王将相、诸侯大臣,即或是其中的几个女性形象也很出色。 女性,是人类永远不衰竭的话题。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历来处于从属的卑微地位。从《诗经》中的“赫赫宗周,褒拟灭之”开始,女性大多被定位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倾国倾城的祸水。尤其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更是造就了不少关于女性的历史谎言。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女生的描写还是比较公正的。不论是《殷本纪》中“洗澡时因吞吃燕子蛋而生契的简狄,还是《周本纪》中外出见巨人脚印因心爱踩之而生弃的姜原,虽然有些离奇,但那是本着”契“和”弃“都是奉天意而诞生的这个意图而引用《诗经》上的传说罢了;不论是《周本纪》中“奔密康公”的三个女子,还是《吴太伯世家》中为争抢采摘桑叶而使楚吴相互攻杀的少女们;不论是《秦本纪》中释放三囚的文赢,还是《外戚世家》中的后妃和妃殡们……总之,司马迁对她们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平的。尽管对她们的描写着墨不多,且大多是只述其事而不记名,但在这众多的女性中却有几个个性鲜明、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
平民女性,指出身于平民的女性,其中包括帝王、诸侯、大臣家为人作奴仆杂役者,和没有封地的小官的女儿。《史记》平民人数不多,约有25人。因平民女性和政治事件关联较少(医官女儿缇萦除外),不宜按政治分类。按个性精神风貌可划分为小市民妇媪、高义母、孝顺女等。太史公塑造的平民女性个性突出,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史记》中有很多小市民特色的平民女性。她们为《史记》人物画廊增添了许多滑稽和幽默的亮色。所谓小市民特色,从《史记》人物看,比较倾向于指势利、实利、虚伪、狭隘自私的一类市民风格。《史记》涉及的小市民妇媪很多,有王媪、武负、刘邦嫂、淮阴亭长妻、苏秦嫂等。
著名的势利人物是苏秦嫂。苏秦落魄而归,其嫂挖苦嘲笑;苏秦衣锦还乡,富贵而来,嫂子恭敬侍侯,不敢仰视。当苏秦打趣地问她为何前倨而后躬时,嫂子回答:“见季子位高金多也。” 话语单纯、直率、粗俗得可爱。俗话说:丑到极点就是美。苏秦嫂可谓美。
还有一种势利是小气中带着实利。以刘邦嫂、淮阴亭长妻为代表。当刘邦未发迹时,游手好闲,时常带人来大嫂家吃饭。时间一长,大嫂就不耐烦了。当刘邦再次带人来时,大嫂用勺子故意将锅底刮得啵啵响,刘邦只得走开。他记恨大嫂,后来当了皇帝,故意不为大嫂的儿子封侯,经太公请求,才特意封为羹颉侯。无独有偶,淮阴亭长妻对前来白吃饭的韩信颇不耐烦,故意一大早就吃饭。当韩信赶来,锅里已经没有饭了。刘邦嫂和亭长妻的小心眼举动,充满了山野村妇的朴实可笑。这种实利的乡土女性,太史公写得素朴可爱。
刘邦故里小酒店主王媪和武负的势利,则透出一股趋炎附势的世故气息。
(刘邦)“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王媪和武负是两个小酒店主。太史公虽然写刘邦为真龙附体而生,但决然不会相信刘邦当真是真龙天子转世。但太史公用一本正经的语言,不经意间揭穿了刘邦自己刻意编织的神话。武负、王媪“见”刘邦头上“常有龙,怪之。”奇怪的方式当然就是大呼小叫,逢人便说。刘邦为真龙天子的神话便广为传播,于是 “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也就是说,自从“见怪”以来,高祖每次喝酒,都给武负、王媪酒酬数倍。两人年末虽“折券弃责”,实际上得到了很多好处。在这部小小的戏法里面,刘邦是个导演者,王媪武负二人便是演员。
在平民女性里面,还有一组光辉感人的平民母亲形象,学术界称之为高义母。有春秋时期介子推母,战国吴起卒母、和秦末汉初的漂母。
首先是大义从子志的介子推母。介子推追随保护晋文公有功,晋文公论功行赏,却忘了介子推。介子推心有怨言。《史记•晋世家》记载了他们母子的一段对话: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此乎?与女偕隐。”至死不复见。
俗话说,母以子贵。没有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富贵的。然而介子推母为了儿子高洁的志向,慨然提出入山隐居,直至烧死,也不肯出来见晋文公。正是因为有如此深明大义的母亲,才有介子推如此狷洁之士。
吴起卒母,战国魏文侯时人,军事家吴起士卒之母。吴起在为将带兵时,爱兵如子,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争为其效命,万死不辞。吴起为一个皮肤生疽的士卒吮吸伤口。士兵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哭了起来。请看太史公的感人记载:
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於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别人以为:名将吴起为一个小小的士卒吮疽,这应该是士卒和其母的荣幸。为何卒母还要哭呢?卒母的回答让人感叹不已:“往年吴公为丈夫吮疽,结果丈夫拼命战死沙场。而今吴公又为儿子吮疽,不知儿子又将死于何方?!所以大哭。”对此,台湾蔡师信评论说:“卒母前有丧夫之痛,后有失子之忧,也都毫不怨尤,而连称‘吴公’两次,以示衷心尊崇,该多不易。” 卒母深明大义,明白吴起爱兵是报国,而士卒拼死是报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吴起卒母能够从大义出发,忍痛割爱,夫死子继,可谓高义。
秦末漂母,慈善仁爱。当韩信面有饥色,钓于城下。漂母见而怜惜,一连几十天都来河边漂洗,次次给韩信带来饭食。韩信表示将重报。漂母却大怒:“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施之不图报,这就是朴素而真挚的平民女性。明钟惺对此评论说:“信喜而言报,母怒。此一怒,何其有品也。”漂母之怒,怒在韩信把她同一般施恩图报之人那样看待。何其高义和高洁的村媪、再者,或许漂母慧眼识人,看出韩信不是等闲之辈,便极力相助。漂母的关爱给了韩信极大的奋斗勇气,当韩信被封为楚王之时,最先想起的是回报漂母、后人记住了漂母的慧眼识人,和那份雪中送炭的温暖。当寒门士子怀才不遇,倍感孤独和苦闷时,禁不住怀念漂母。唐人崔国辅有一首专门吟咏漂母的五言排律近体诗《漂母岸》:
泗水入淮处,南边古岸存。秦时有漂母,于此饭王孙。王孙初未遇,寄食何足论。后为楚王来,黄金答母恩。事迹遗在此,空伤千载魂。茫茫水中渚,上有一孤墩。遥望不可到,苍苍烟树昏。几年崩冢色,每日落潮痕。古地多圮,时哉不敢言。向夕泪沾裳,遂宿芦洲村。
体现了一种对漂母的缅怀和怀才不遇的孤寂。李白更是大声直呼:“沙丘无漂母 ,谁肯饭王孙”他深念漂母,在《宿五松山下荀媼家》,《贈新平少年》《猛虎行》等七首诗中都用了漂母饭信的典故,呼唤一种温情和相知。漂母的形象已成了深邃识人、和智慧慈祥的母亲代名词。
平民女性中,司马迁还塑造了一位贤明睿智的妻子形象,那就是《管晏列传》中晏子御之妻。《史记》记载如下: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晏子御之妻是一位贤明的女性。首先,她有一双慧眼,能够从丈夫的驾车姿态表现能看出其浅薄和洋洋自得,能从晏子的谦卑平凡看出其志念深邃。其次,身为人妻,她能当机立断,请求离去,激夫励志上进。使丈夫不断自新,提升人格,从一个平凡的车夫成长为一名大夫。晏御之妻,其贤明胜过男儿。《史记》中这样的平民妻虽只此一人,但光彩夺目。
平民女性中,还有一个孝顺而勇敢的才女,就是缇萦。缇萦,汉文帝时太仓令淳于医之女,事迹见于《孝文本纪》和《扁鹊仓公列传》。文帝十三年五月,淳于医因行为不慎,触犯法律,按规要去长安处以肉刑。汉代肉刑断损肢体,轻者致残,重者会死。五个女儿在后边嘤嘤哭泣。太仓公将行,骂其女说:“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小女缇萦自伤泣,于是随父到长安,上书汉文帝说:“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下诏废除肉刑。
缇萦上书,陈述肉刑之过,甘愿入官府当婢女,替父赎罪,求让父亲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情、理俱在,感动孝文,从而使肉刑废除,父刑得免,并为一朝百姓造福。缇萦可谓一位急智勇敢的孝顺才女。正如太史公所称赞:“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
司马迁还塑造了一批极有个性平民女子:卓文君夜奔相如,大胆当炉卖酒,可谓勇敢叛逆;聂荣为了扬弟大名,义奔韩市辨认聂政,铿锵有力,高呼苍天,悲恸而死,可谓勇敢刚烈。
太史公还怀着赞叹和敬意,记载了两位能干的女性商业家。四川寡妇清,经营祖传丹砂矿业,得秦始皇尊重,为其筑女怀清台,礼抗万乘,名显天下,被太史公称为素封。妇人陈君夫,以相马闻名天下,可称女中伯乐。
太史公还满怀同情,记载了为贵族做杂役而饱受压榨的女性,如汉济北王府中侍者韩女,和高级技工女子竖。女子竖是汉济北王买来的高级技工,被剥削压榨,日夜辛苦劳作,最后累得吐血而死。
除了以上贵族、平民两大类外,还有的女性充满神秘色彩,所以归入他类女性,共有三人:白帝子母,黑夜田野哭子。西王母,周缪王见之而“乐之忘归”,应该是一个长生不老的美貌妇人,而到了司马相如的笔下,西王母已“皬然白首”而穴处,是一个能够使唤三足乌的白发老妇。素女,神秘而幽怨。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素女鼓瑟,音悲而幽怨,太帝不忍闻,禁令停止,素女不听,太帝将其瑟断为二十五弦。后世李商隐的《无题》诗,就以素女之幽怨和叛逆而起题:“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总之,《史记》中的女性形象,贵族女性形象复杂多变,平民女性个性突出,充满了社会生活气息,可以说是《史记》伟大而成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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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莺.尊重历史 尊重女性——浅议《史记》中女性形象[J].安康师专学报,2004,(1).
[15]蒋建梅.司马迁对女性的赋形—浅论《史记》中的女性形象意义[J].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2).
[16]田文红.试论司马迁《史记》对女性人物的记载[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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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是报纸期刊的总称。 孙犁 《澹定集·读冉淮舟近作散文》:“把旅行所见,写为散文,陆续在各地报刊发表。”它起到解释、宣传等作用。它也可以维护一种形象,比如“人民日报”就是维护国家的形象;“解放军报”就是维护部队的形象;“企业报”就是维护企业形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报刊在清末女性解放中的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漫长的封建社会是一个由男权主宰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女性一直戴着传统的镣铐,沦落为传统文化压迫贬低的对象。女性的社会角色依附于男性而存在,没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身份和独立的价值观,只能在“三从四德”和“三纲五常”的束缚下,沦为男性的附属品。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由于国内救亡图存、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再加上西方女权思想的传播,一些先进的女性开始觉醒,她们逐渐意识到,自己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然后才能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社会文化向近代化变迁的必由之路。
由于受时局的严重压迫,一些走在时代前列的女性开始主动吸收西方先进的知识,用西方女权理论武装自己,自身素质显着提升,在寻求女性解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晚清女性解放经历了戊戌维新时期兴办女子教育、废除女子缠足,把妇女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的起步阶段; 经历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呼吁女性实现经济自由、婚姻自主、妇女参政、家庭革命等,把妇女从传统文化中解救出来的发展阶段; 最终达到了五四时期女性一方面在反帝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冲锋陷阵,另一方面在反封建的自由解放道路上奋力拼搏的高潮阶段。晚清时期的女性解放是晚清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化道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研究晚清女性解放的文章数量庞大,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清末女权运动,二是清末女性教育,三是清末女性身体服饰改革,四是清末女性团体。
而对与女性有关的报刊以及报刊对女性解放的作用则研究较少。报刊作为晚清的新生事物,又是舆论宣传的重要工具,在晚清女性解放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清末,除了一些综合性报刊开始关注女性,用更多的笔墨描写女性以外,一些专门以女性读者为阅读群体,内容主要关注女性生活的报刊杂志也纷纷涌现。关于晚清女性研究的论文中,只有很少的文章涉及到对报刊杂志的研究,这与报刊在女性解放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极不相符。
报刊在中国最初是为统治集团、为男性发声的媒体,随着晚清民办报刊的兴起,民间社会的立场和声音逐渐得到重视。在只有上谕与邸报的年代所可能做到的官府一统天下一手遮天,至此已风光不再,代之而起的是多元社会计量、多种舆论声音并存的格局,在直接消解朝廷权威的同时,也为建立现代社会秩序打开了通道。[1]
因为救亡图存的需要,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社会的解放需要全体女性的力量,于是在男界的呼吁和女界的追随下,广大的中国妇女走上了寻求自由解放的道路。在中国女性的解放过程中,西方女权理论的启发和传播起了很大作用,这些理论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报刊。当时报刊对女性解放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即兴女学、废缠足、办报刊、立团体,这既是女性解放的重要方面,也是掌握舆论工具的先进知识分子关注妇女,追求社会进步的体现。报刊在清末女性解放中的作用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探讨,一是主流的综合性报刊,二是与女性有关的报刊。
对女性解放予以关注的综合类刊物主要有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几大报刊,如《大公报》《申报》《时报》等。这些报刊顺应时势发展的需要把部分视角转移到女性身上,通过对女性的关注表明其公众立场,彰显其走在社会前沿、关注社会变迁的定位与价值。综合性报刊以其在社会上的重大影响力率先吹响了女性解放的号角。
秋瑾案体现了综合性报刊对女性的关注,也体现了报刊在推动舆论导向中的重大作用。伟大的民主革命战士秋瑾女士于 1907 年 7 月 15 日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各大报刊纷纷进行报道,舆论的引导使秋瑾案在民众、乡绅、统治阶级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关注女性的声音在社会上空回荡。7 月 16 日,秋瑾案发生的第二天,上海的两大知名报刊《申报》和《时报》就对秋瑾案进行了报道。《申报》的《专电》和《时报》的《查抄大通学堂详情》两篇文章对清兵搜捕大通学堂的过程以及秋瑾遇难的事件进行了详细介绍,使民众了解了事情的始末。舆论报刊大量刊登了秋瑾受审讯遇难的过程,秋瑾的伟大形象深深刻在人们心中。在报刊的宣传下,秋瑾遇难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为秋瑾喊冤的声音也铺天盖地。7 月 19 日《时报》发文严厉抨击了浙江巡抚杀害秋瑾的暴行,《申报》《大公报》等也纷纷开始为秋瑾喊冤。
7 月 21 日《时报》刊登了《秋女士传》,22 日《申报》刊登了《秋瑾之演说》,对秋瑾生前的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后,秋瑾的挚友吴芝瑛女士撰写的祭文在《申报》刊登,更大程度上引发了社会对秋瑾遇难的同情和悲愤。7 月 23 日的《申报》刊登了《秋瑾冤杀之原因》,其中明确指出了“卖之者为女士昔日在东密友袁某”,而“张抚幕友之力主株连者为宁人某姓”,“电至浙张抚大暴躁谓学生无不可杀,某恐以此失张抚从严惩办”.[2]28 日《申报》又在《秋瑾女士冤杀之历史》中揭露了另外两个告密者,“此次秋瑾女士之被害,实由于胡、袁二人之诬指,并由徐□□之暗嗦”.[3]
经过半个月的发酵,报刊的报道步步紧逼,清政府的处境日益被动和艰难。在民众和舆论的压力下,浙江巡抚张曾敭被迫托病请假,8 月 6日《申报》报道了张曾敭请假一事,“浙抚张曾敭因秋瑾事,不利众口,奉请开缺养病”.[4]
此后,张曾两次奏请补山西巡抚缺,虽然得到了清廷批准,但是迫于舆论的压力张最终没有到任。就这样,夹在下层舆论和上层压力之间的浙抚张曾敭黯然离开了晚清政坛。在舆论谴责之下,山阴县知县李钟岳选择用自尽来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和生命。1907 年 10 月 31 日,《时报》杭州专电报道了“前任绍兴府山阴县知县李钟岳因秋瑾一案,大愤自缢而死”.[5]在舆论的追查下,1910 年 8 月 15 日,胡道南在绍兴清查公产事务所遇刺。至此与秋瑾案有直接关系的晚清官员纷纷陨落。秋瑾遇难事件彰显了晚清报刊强大的舆论力量。
报刊的不断报道,一步步推动了事情的发展,给统治者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使广大民众得以逼近事情的真相,同时也扩大了秋瑾被害的影响。这一事件蕴含了深厚的力量,在此后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喷薄而出,为女性解放运动的大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使得秋瑾成为晚清女性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
女性报刊是指报道内容主要关注女性或者主要面向女性读者群体的报刊。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不断发展,女性越来越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社会对女性的诉求也越来越关注。因此,民间的女性报刊不断涌现,1898 年 7 月 24 日由中国女学会在上海主办的《女学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女性报刊。《女学报》的创办不但突破了禁锢女性言论的历史,而且还在女子教育刚刚萌生的时候,即汇聚一批女性与提倡女学的男性来共同地集中地探讨女学问题。[6]黑暗的封建社会中男子垄断了受教育的权力,女性即使有机会受教育,其宗旨也“总不外乎贤妻良母”女子不能入学“聘师在家研究的最多”.[7]女学的发展有助于女性的自我觉醒。《女学报》宣扬女学,为女性争取受教育的权力,成为推动实现男女教育平等的重要媒介。
晚清北方地区最早创办的女性报刊是《北京女报》,其创刊于 1905 年 8 月 20 日,到 1909 年止发行达四年时间。《北京女报》以日刊的形式发行,共计发行 1000 多号,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其关于北方地区女界运动的报道,为推动女性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此之前,中国只有南方有女性报刊,而且只有月报,《北京女报》的出现填补了这两项空白,在报刊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女报》的人物故事与议论更贴近日常生活,在闲话家常的气氛中,改良思想也点点滴滴地渗透到读者意识中,在女子教育相对滞后的京城,《北京女报》的目标受众更偏向家庭主妇。[8]
《北京女报》的主笔是积极投身女性解放事业的张展云,既为女性报刊,报社其他成员也多为女性。《北京女报》对女子独立人格的提倡、对女性受教育权力的呼吁、对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为晚清女性解放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革命活动的风起云涌,“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口号响彻大地,广大妇女开始把自身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纷纷走上了救国图存道路,女性解放运动得到了更深入的发展。随之,辛亥革命也使女性报刊的发展登上一个高峰。据不完全统计,从 1898 年至 1917 年期间,全国约有 60多种女性报刊陆续发行。从创刊时间上看,1898 年至1904 年有 10 多种女性报刊发行,1905 年至 1911 年有 20 多种女性报刊发行,1912 年至 1917 年约有 30多种女性报刊发行。[9]
这一时期的女性报刊除了继续宣扬维新时期的兴办女学、废除缠足以外,还鼓励女性实现自身解放,呼吁赋予妇女经济自由、婚姻自主、参政议政的权利。妇女报刊成为宣扬女性解放的舆论工具,成为推动女性解放运动的阵地,也促进了社会的解放和近代化变迁。
总体来说,女性报刊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栏目设计科学,在中国报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女性报刊的宗旨主要是争取女性自由,宣扬女性解放,倡导女性独立,推动女权运动思潮,彰显爱国时代主题。报刊多以白话文为主,报社主笔、主编、翻译也多为女性。
创办女报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女性,使她们成为继教师之外的又一个职业女性群体,取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但是由于经费的限制,女报多为“短命刊物”,《北京女报》长达四年的发行期已经算是比较长的了,这也是女性报刊发展的局限之一。
女性的地位在晚清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她们从男性的附属品逐渐变为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这期间不论是主流报刊还是女性报刊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 一) 报刊的宣传为女性解放进行了思想准备
晚清中国的大门是被坚船利炮打开的,而思想大门却是由报刊舆论开启的。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得益于国外女权理论在国内的广泛传播。先进的知识分子是传播这些理论的主体,由其创办的报刊是传播这些理论的平台,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女性开始为争取自身地位努力奋斗,开始接受教育,要求实现婚姻自由,通过家庭革命实现经济和人格上的独立。这些思想上的启蒙促进了女性的觉醒,为以后妇女解放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做了必要的准备。
( 二) 报刊的宣传为女性解放进行了舆论准备
报刊对于女性的报道,不仅使先进的男性知识分子有了为女性发声的平台,也使觉醒的女性有了为自身说话的媒介。报刊对革命事件的实时报道,促进了革命活动的发展,点燃了民众关注的热情,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近代化历程。报刊对女性的关注和报道,使女性开始有了话语权,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对社会事件的看法,也使全社会形成了关注女性解放的氛围,为女性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 三) 报刊的宣传深化了女性解放运动
近代报刊对女性活动的报道,使中国妇女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声音,也使中国妇女在政治舞台上留下重要的影响。从报纸对秋瑾案的跟踪报道中,可以看出报刊对女性的深切关注,这些关注推动了事件的发展,进而推动了女性解放运动的蓬勃开展。报刊的宣传使女性解放运动不断深入并蔓延开来。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一开始就与民族危亡、国家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主流报刊对女性的重视,女性报刊对妇女的关注,都使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深深打上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烙印,使“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使命感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女性的解放。这使国内的女性解放运动进一步深化,不只是关注自身,而是关注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报刊作为重要的舆论工具在晚清女性解放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广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供了宣传女性解放思想、呼吁女性解放的广阔平台;为广大生存于社会底层的女性提供了了解女性解放思想的窗口; 为社会营造了女性解放、自由发展的氛围; 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没有女性的解放,就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二者息息相关。最终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伴随着全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轰轰烈烈地展开,并且推动了全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1]夏晓红。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
[2]秋瑾冤杀之原因[N]. 申报,1907 -7 -23.
[3]秋瑾女士冤杀之历史[N]. 申报,1907 -7 -28.
[4]专电二[N]. 申报,1907 -8 -6.
[5]夏晓红。 晚清社会与文化[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300.
[6]刘人锋。 晚清女性关于女学的探讨---以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为例[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8,( 3) :102.
[7]郭妙然。 女子教育的三个时期[M]∥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277.
[8]刘人锋。 中国妇女报刊史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54.
[9]刘涛。 论辛亥革命时期女性报刊的舆论宣传作用[J]. 湖南社会科学,2001,( 3)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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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沿袭1949年以后的官方文学体制,培养出大量庸俗腐朽,阿谀逢迎体制内作家,旷日持久地制造出人类文明时代以来巨量的文学垃圾,而少数具有精神自省的自由中国作家所创作的有着较高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学精品难以面世,导致中国当代不仅文学界,而是全社会腐朽庸俗之风日盛,精神与思想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文学作为引领人类精神的灯塔的作用日益退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初浅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义的体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受西方近代女权运动的影响,涌现了一批女性主义色彩鲜明的时代作品。本文以著名作家李凖先生的经典代表作《李双双小传》为例,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分析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女性思想变化。
关键词:《李双双小传》;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
在二十世纪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影响下,中国文学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先进思想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其中,女权思想是摆脱封建礼教枷锁的标志,更是社会风气转变的典型表现。女性思想的变化在她们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态度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映了新时代女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争取男女平等的思想更是渗透到了她们日常言谈和行为举止中。下面将从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出发,以《李双双小传》 为例,分析女权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受压迫并不是个人蓄意行为的结果,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换个角度来说,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阐释,即受父权制影响,妇女只能留在家中料理家务,男人负责外出劳动,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没有收入的妇女们在经济上处于劣势,也就导致了她们在家庭中没有话语权和决定权,处于受压迫的地位。
女权主义者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劳动概念,在重建劳动的过程中必须避免千篇一律的、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工作,而是要在工作环境中发展自我的同时也改造着外部世界。
新中国建立以来,妇女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她们积极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劳动中。《李双双小传》就是反映这一时期妇女思想意识发生转变的典型文学作品。创作当时正处于我国建设发展的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部作品在时代特色的渲染下鲜明地向读者传达了女性主义的思想。
作品一开始便交代了女主人公李双双的丈夫喜旺对她几个称呼,“俺家做饭的”、“俺那个屋里人”、“俺小菊她妈”,街坊邻居则称呼李双双为“喜旺家的”、“喜旺媳妇”、“喜旺嫂子”。可以看到,不管何种称呼,都是依附在丈夫和孩子的名下,李双双依然是夫权社会的一个附庸,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对女子称呼的某某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双双在没有走出家庭之前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人物形象 ,完全没有李双双的个人色彩,毫无独立性,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论里所提到的“异化”――劳动者与自身的疏离,是完全没有自我的表现。妇女们所体验的不是自己的意愿,妇女们劳动的成果和妇女本身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男人,这个在男权主义家庭中的掌权者。
从作品中李双双自己写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家务事,真心焦,有干劲,股不了!整天围着锅台转,跃进计划咋实现?只要能把食堂办,敢和男人来挑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用来描述妇女工作本质的一句话――“女人的活儿永远干不完”。家务活儿干不完也就没有多余经历参与社会劳动――当时的公社化生产,所以李双双在大字报上大声疾呼,要求从繁杂的家务活儿中解脱独立出来,勇于同男性进行劳动上的竞争。
这种要求男女平等,和男人们一样参与公共劳动的想法在后来双双和喜旺的几次争吵对话中同样被双双强烈地表达出来――“人家都在大跃进哩,我就不能走出这个家?”、“外边大跃进干红了天,我还能叫这个家缠我一辈子?”。父权制的标准就是需要女人待在家里,但不需要男人也如此,所以男人比女人能更自由的在家庭之外工作。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到,妇女解放的两个前提之一就是女性重新进入公共产业。社会主义派女权主义者通常把妇女和无产阶级对比,她们认为妇女应该放弃为男性这个统治群体的利益服务的“被男性认同”的思想意识。
作品中还有这样一个桥段:“……合作化以后,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双双虽然做活少,可也有人家一份。喜旺这时候办个什么事,也得和双双商量商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哈特曼的文章曾指出,工资差异是造成妇女屈从地位的主要因素之一。妇女的工作通常不是按照个人意愿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社会性别分工限制的。工资又是家庭的核心经济基础,也是妇女在经济上长期依附男人的根源所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把妇女的经济利益和独立性放在首位,正如双双在处理公社食堂的事务和与家人邻居之间的关系时所变现出来的独立自主,大公无私和正直负责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集中关注的妇女作为工人的经验和她们在家庭中位置的交叉作用。
正如学者卡罗尔?埃尔利希所说,对妇女而言,要获得这样的认识――那就是作为女人,她们受到压迫,但她们并不低人一等,而父权制社会的需求也不都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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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恰好是中国电视剧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政治经济的变迁、生活方式的改变、思想意识的革新,强有力地影响着电视剧的生产。电视剧不仅折射了社会的集体意识和主流价值,也构成了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之一。从第一部大型室内剧《渴望》诞生以来,九十年代女性形象的塑造开始成为提升电视剧收视率的亮点和引人关注、思考的社会热点。此后,女性问题越来越成为电视剧从业人员关注的焦点之一,出现了一大批以女性形象为主人公的电视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电视剧解读社会发展与女性形象变迁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电视剧塑造了诸多典型女性形象,《渴望》中传统女性典范刘慧芳、《北京人在纽约》中女强人阿春、《杜拉拉升职记》中新女性形象杜拉拉,描摹了中国改革开放到现代化转型这一漫长时期中中国女性形象嬗变的轨迹。社会性文本之外的中国现实社会,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等方面呈现出巨大变迁。文本与现实的相互折射,为解读中国社会发展与女性形象变迁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联系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社会性文本 女性形象 社会变迁 文化镜像
从新中国建立至今,各类以中国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电视剧塑造了了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具备时代典型性的女性形象:从《渴望》中作为传统女性典范的刘慧芳,《北京人在纽约》中作为改革开放奋斗时期女强人代表的阿春,以及《杜拉拉升职记》中象征新时期独立自主女性的杜拉拉。电视剧中女主角形象的演变折射了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中女性从自我意识缺失到角色定位斗争再到回归平衡对话的嬗变,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社会漫长转型时期的一种文化表征。因此,本文通过对三部电视剧做出本文解构梳理出女性形象的变革,对中国社会在发展变迁过程中方方面面变化的分析了解电视剧形成的宏观语境,进而透析出中国社会发展与女性形象变迁之间存在的丰富文化镜像意义。
著名的女性主义波伏娃认为,“女人并非是生就,而是逐渐形成的”。故而,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构建与呈现则是在相应的特定社会与文化的打磨中形成的。《渴望》、《北京人在纽约》、《杜拉拉升职记》等三部电视剧播放期间都引发了中国民众的高度关注,甚至引发社会大众对于爱情观、价值观乃至人生观的热议。以下就针对三部电视剧文本展开解读,解构电视文本中女性形象的特征及不同时期出现的形象变化。
1.《渴望》――传统女性典范刘慧芳
1990年出品的电视剧《渴望》开创了我国家庭伦理据的先河,它凭借世情、友情、爱情、人情的魅力让千千万万的观众为之牵挂,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它创下的巅峰效应成为一个时代的神化。而《渴望》中塑造的中国式传统好女人“刘慧芳”更是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这(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因而,在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品,被安置在一种被动的、从属的位置,而男性则依据他的视角能动选择“观看”。这恰恰是形成了《渴望》这部电视剧高达90.78%收视率的深层原因之一,它遵循男权中心文化的模式制造了一种男性观看的视角,建构了一个符合“看”的主体心目中女性应当呈现的形象,即刘慧芳是一个集合了所有中国民间传统女性优点于一身的女性形象:秀外慧中、善良无私、勤俭隐忍、任劳任怨、甘于奉献、自我牺牲……
简而言之,贯穿《渴望》的主线就是一个“完美”女性在受苦中以一种自我意识缺失的形式按照男权社会的规则完成自我实现。
2.《北京人在纽约》――改革开放奋斗时期女强人阿春
《北京人在纽约》作为中国第一部“移民题材”的电视剧讲述了是北京人在纽约奋斗和扎根的故事,与《渴望》中塑造的贤妻良母型女性形象所截然不同的,引发中美两地热议和追捧的电视女主角阿春则是事业型女强人形象。
一个时代的职业女性,甚至是女强人类型,她们都是女性作为主体能够拥有对客观世界中地位、作用于价值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被称为女性主体意识。[]聪明能干、独立自强的阿春身上就表现除了一种女性意识的萌发,不再需要“依附”于男性主体,渴望通过自我奋斗完成价值的创造和认可。一般而言,婚恋、家庭、工作、物质是考量女性在一个社会中存在或生活中的重要量表,《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阿春形象则有意可以摆脱厨房、家庭、琐事、纷争等传统女性相关联的“符号”,并试图通过工作为突破口开展角色斗争,寻求事业上的成功来打破女性作为“弱者”的惯常思维。在男权社会中,“女主内,男主外”的角色设定限制了男女按照既定的模式扮演。从人们获得社会角色的方式来看,社会角色的类型可分为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所谓先赋角色是指建立在血缘、遗传等先天的或生理的因素基础上的社会角色,所谓自致角色则是通过个人的活动与努力而获得的社会角色。阿春正是希望通过事业活动来完成这种社会角色的转换。
如果说《渴望》中的刘慧芳以其隐忍、忘我的形象将传统观念中女性的刻板印象进一步确立,那么《北京人在纽约》的阿春则通过“女强人”形象统治荧屏,进而大声宣告公共领域绝非男性的天下,这二者成为了中国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两极。
3.《杜拉拉升职记》――新时期独立自主新女性杜拉拉
《杜拉拉升职记》的热播一度引发了女性的“职场热”,电视剧展现了一个特定阶层的女性群体形象:职场白领。这是一群有着较高知识水平和教育程度,经济相对独立、生活内容相对丰富、最具“现代感”和开放精神的现代女性群体。[]电视剧中的女主角杜拉拉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外企中通过个人努力而取得成功。由于职场女性白领拥有不薄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自然而然地传递出一种女性自我独立与自我解放的呐喊,所以杜拉拉这部分形象的设置表明了她不愿沦为男性附属品的独立个性,深切渴望女性话语权。
然而,杜拉拉与《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阿春不同,与女强人阿春相比,杜拉拉不仅仅是会呼风唤雨的女强人,卸下“女强人”面具后的脆弱也构成了这一女性形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杜拉拉职场成功女性的形象必然打破了传统女性的定位,但也跳出了极端女权主义的泥淖。传统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归因于男女差异境遇,因而以“求同的路径诉求妇女的解放”[],而杜拉拉恰恰是选择了一种承认两性差异的方式来寻求平等。在《杜拉拉升职记》中,杜拉拉没有将自己摆在一个与男性对立的位置,也并不试图征服或是被征服,而是通过不断的碰撞、了解和沟通,化解彼此由于经历不同所造成的世界观、价值观冲突,从而化解矛盾,在事业圆满后也收获了爱情的圆满,实现两性之间的平等与和谐,回归了一种家庭与事业的平衡。
二、语境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一阈
社会语境是我们解读电视文本的钥匙,只有将文本放入到宏观的社会语境中,把握动态的社会发展情境,才能够解码电视文本中隐含的真实面貌。《渴望》、《北京人在纽约》以及《杜拉拉升职记》三部电视剧分别出品于中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深刻阐释一系列的中国社会变迁才能够捕捉到电视文本中女性形象嬗变的根源。
社会变迁的步伐从未停止,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社会起步与动荡、改革开放洪流冲刷中国大地再到中国现代化转型号角的吹响,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多元文化、开放社会是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故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将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以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政治变迁。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从新中国建立到度过了六十年代的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为呈现欣欣向荣的蓬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引入一条民主化的路径。民主政治,是凭借公共权力,和平地管理冲突,建立秩序,并实现平等、自由、人民主权等价值理念的方式和过程。在社会学中,依据男性和女性群体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差异形成的一种适应社会的主观意识,即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概念相对。中国传统男权统治社会中,女性作为社会主体所该有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剥夺的,而民主政治的趋向打破了这种格局,从政治制度上认同了男女平等的地位,创造了男女平等对话的模式。
第二,经济变迁。改革开放后的计划经济加剧向市场经济转型,高度市场化搅动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经济回报的提高也进一步吸引了传统家庭主妇迈出家庭的门槛进入到职场,女性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开始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形成一道道独特的女性职场风景。“女性就业不仅是维持自身生存发展的基本保证,同时也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内在需求,是衡量社会文明与进步程度的重要指标”。女性职业形象的塑造也进一步打破了传统性别的刻板印象。
第三,文化变迁。一方面,在转型语境中,中国社会主导文化逐渐后退,九十年代开始大众文化更以一种娱乐化的形式逼退主导文化、重塑精英文化,唤醒了深埋在大众心中的自我个性的声音。大众文化的崛起打破了中国主流文化一枝独秀的局面,形成了中国社会文化多元、开放、包容的局面。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一直奉行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而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了中西方文化的传递与交流,西方思潮的流入,也进一步导致各种文化价值观念交织与冲突。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广大女性的知识形象也越来越受重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已经消亡,现代社会中,知识水平或文化教育程度也成为了衡量男女的同样指标之一。
第四,社会结构变迁。至2011年,我过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50%,这也标志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已经蔚然成风。城市化进程使得过去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大量农村人口转而成为城市人口,被新兴城市创造出的就业机会所吸纳,而迅速增多的城市女性也更多投入到就业岗位中。另一方面,城市化也促进了中国传统礼俗社会向现代法理社会的迅速转型,依法治国也从法律制度上进一步明确了男女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作为社会性文本的典范,无论是《渴望》、《北京人在纽约》还是《杜拉拉升职记》,这三部电视剧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特定时期女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境遇。而通过语境分析,又可以看到社会现实与电视文本间的文化镜像意义,因而,以下将借助三个考察电视剧文本中对应的典型女性,考察分析中国现实环境中女性形象的变迁与中国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照。
首先,《渴望》一剧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而电视剧内容设置的时代背景则跨越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说是对中国刚刚迎来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可以说,中国社会刚经历完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动荡时期,还未喘息又将面临改革开放带来的剧烈转型之痛,这种社会形态的变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冲击也是史无前例的,也因此,传统文化形成一种迅速而决绝的抵抗姿态,电视剧作为一种媒介传播方式成为了捍卫中国主流社会价值观的重要阵地,隐含于该社会性文本之下的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写照。
因而,在此时期的电视文本中,“女性形象不可避免地要屈服于一种强制性的、带有性别歧视的凝视”[]之中。扩大而言,传统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延伸令女性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也是依附于男人、孩子或者是家务劳动中,正如刘慧芳所传递出的美好价值一次次体现于照顾弃婴、操持家务、传宗接代、体贴丈夫、孝敬公公等琐碎凡事之中的。刘慧芳的善良、美丽为那个时期的大众树立了一个具象的可衡量的道德标杆,而从这个完美道德标本中流露出的却犹如在传统道德和封建礼教压迫下被彻底磨灭了性情与个性的女人形象,形成了忍让的女性气质以谋求在男权制度下的认同。此外,刘慧芳身上还闪现出另一种主流社会价值观,即女人所蕴含的母性光辉,爱、无私、奉献都是对于母亲刘慧芳的道德“枷锁”,再一次显现了中国社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需求。
而后,《北京人在纽约》出品时间晚于《渴望》几年,是在90年中国市场经济确立的背景下诞生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内开放的市场观念、转变的经营模式、革新的生活消费方式,无疑刺激着这一时期国人的神经,新奇、刺激而又恐惧的气氛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大氛围。打开的国门涌入的不仅仅是西方现代化如火如荼开展的文明景观,西方张扬个性、突破常规、力求创新的新思潮也如暴洪般涌入,双重文化的碰撞、光鲜物质的刺激,引发了以“洋插队”的留学生为主的一次大规模移民潮。《北京人在纽约》就是反映当时社会一批知识水平相对较高的精英分子在面对变革迷茫被被美化的“美国梦”所吸引,走上一条前往美国“淘金”却遭遇生存挣扎之路的社会现象。女主角阿春的人生脉络阐述的女性形象也正是表现了该时期社会变迁在中国女性身上烙上的印记。 改革开放以及出国潮的高涨,给长期屈从于男权制度压抑下的女性带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有着深厚的女性主义思潮,西方社会的这种女性自我意识的崛起和成熟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灌输到中国女性的心田,并且推动了一批具备新知的女性开始寻求摆脱“弱者、他者和附庸”的形象。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将个体存在的需求从低到高依次分成:生理、安全、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这六个层面的需求。中国社会的开放是导致这一时期女性“复归”声潮产生的导火线,经济的迅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则为女性通过就业走入公共领域视野提供了丰厚土壤。而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传统性与现代性相互交织的矛盾也深刻反映了在那一时期女性形象上,通过艰辛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后往往陷入一种个体的的孤寂,最终也因为婚姻、家庭生活的落败而又陷入到被社会否认的境地。
电视剧《杜拉拉升职记》拍摄的时代背景是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中国在市场经济的洪水猛兽中以一种“中国模式”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高速路,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无数的“中国奇迹”,而在中国日益占据世界民族之林扬眉吐气的背后,确实隐含着无数由于片面的、激进的追求高速的经济发展、社会改革二产生的隐患,一种“不均衡”、“不持续”的危机正步步逼来。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这些主要声音也迫使中国主流价值取向的转向,寻求回归与平衡成为了现下时代主旋律。
一个特定的时代,总有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社会心理,并对社会所推崇的女性形象产生重要影像。这一时期指引中国女性发展的是一种全新的理念,正如英国的新女性主义者多丽丝・莱辛在其《金色笔记》中提出:“人类社会是由女性和男性组成的,无论是男性统治女性还是女性统治男性,都是片面的过激的行为。她认为解决女性自由的唯一途径就是摆脱消极无为的思想,积极投入到生活中去,肩负起个体对社会的责任,和男性共同面对困境。只有两性间相互支持、和谐共处才是女性乃至男性实现自由、幸福生活的唯一出路”。因此,《杜拉拉升职记》正是一种顺应时代的言说方式,以杜拉拉为典型的中国新女性不仅仅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从家庭、事业这些具象的追求上升到一种心灵层面的追寻和满足。西方的新女性主义倡导者就认识到:“一味追求所谓‘女性话语’的建构有可能诱发新的两性之间的对立甚至斗争,两性和谐共处,既不取决于男性霸权,也不取决于女性主义,而是不仅‘取决于男性与女性认识对方的努力’,还更取决于男性与女性认识自己的努力,认识自己社会性别的努力,这正是当代女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以,以主流倡导的女性形象为原型的“杜拉拉”就是以和谐为终极目标,通过对男性个体的认同,实现与其在爱情、婚姻和责任等方面的和解,最终实现彼此的双赢,进入到平衡的发展状态。
早在公元四世纪文学家多纳特斯(Alius Donatus)就曾说“戏剧是人生的模仿”“习俗的镜子”“现实的影像”,而电视剧就是戏剧在现代传媒中的展演。社会性文本以社会现象为描述对象,文本内容透露出中国社会变迁中女性形象嬗变的轨迹,与此同时,文本也对社会产生反向作用,显现出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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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领域中,成本和收益是决定人们进行某项投资的关键因素。教育作为一种既可以带来私人效益又可以带来社会效益的活动,无论国家对作为公共产品的义务教育的投入,还是个人对非义务教育的投入,都会引发教育的个人成本和效益问题。女性教育的成本与收益成为决定个体对女性教育投资的关键问题,影响女性教育的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关于女性教育效益的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教育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而女性在参与教育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本文将对女性参与教育的现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从女性参与教育所带来的个人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并进一步分析了制约女性教育效益的因素,最后提出提高女性教育效益的积极措施。
关键词:女性;教育效益;个人效益;社会效益
1.女性参与教育机会总体呈上升趋势
《中国妇女教育发展报告(2008年版)》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经历了3个发展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是从1949年至1954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大批女性挣脱家庭的束缚,涌入学校接受高等教育,1949年全国女大学生只有2.3万人,占比19.77%,到1954年,所占比例达到26.27%.第二个高峰期是““””期间,由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了能够上大学的机会,在权衡男女比例的基础下,加大了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976年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33.02%。第三个高峰期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特别是自1997年大学扩招以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和比例,从1995年的102.93万人、占比35.4%,增长到2005年735.32万人、占比47%。在相关的法律政策的实施下,为了能够保证女性能够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各级有关政府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纳入了规划之中,有关政府部门积极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控制辍学率保证入学率,提高女童的入学率,保障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
2.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据我国有关方面的统计资料分析,女性受教育程度相对偏低,根据2010年至2013年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的相关资料计算,全国平均100名就业女性中初中文化水平占46.25%,大学本科水平占4.8%,研究生水平仅占0.41%,但其中,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比例逐年上升,在每年的考研大军中,女性占据相当大的比例,造成这种现象的一部分原因是适龄女性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更多原因是由于大学大规模招生之后,大学毕业就参加工作的期望收入变低,这种现象大大降低考研的机会成本,从而使读研的期望收益增大。
教育这一人类特有的目的性的社会活动,它的产生是人们某种效益追求的反映,教育效益是指教育所产生的效果和利益,从事一切教育活动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的利益,而女性教育的效益是指投资女性教育所带来的利益,包括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可以分为私人效益和社会效益。
1.女性教育的个人经济效益的分析
女性教育的私人经济效益是指女性自身从教育中获得的利益,包括自身修养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收入的增加.女性的教育经济效益主要是在工资收入方面有所体现:美国学者舒尔茨以独特的投资视角对经济发展的动力做出了全新的解释,他认为,人对自身的投资历来是巨大的,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切其他形态的资本生产能力的总和,教育投资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性的投资,它不仅能够将隐藏在人体内部的能力得以增长,而且还会在将来获得收益,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女性重视自身的教育投资,提高自身的劳动效率,进入了更好的工作环境当中,并且获得了更好地薪酬水平。有关数据表明,大学群体个体工资水平明显高于接受大学专科教育的个体水平,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个体工资水平,说明接受高等教育对工资的影响体现出层次性,而女性研究生和本科毕业生与专科毕业生的工资差异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正U型趋势。从个体纵向发展趋势来看,受教育层次提高的同时,个人收益水平也相对提高。
2.女性教育的个人非经济效益的分析
女性教育的非经济效益在家庭方面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母亲反映了家庭的整体素质,德国著名教育学家福禄贝尔说: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握在掌权者的手中,倒不如说握在母亲手中。印度女教育家卡鲁纳?卡兰也说过:教育一个男孩只教育了一个人,教育一个女孩是教育了一代人,当父母亲接受教育后,会产生影响深远的效益,即代际效益,特别是母亲,她的效益可以外溢到子女身上,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不仅会加大子女的教育投资,还会注重医疗安全卫生方面的投入,在家庭的日常生活开销中,母亲承担重要角色,母亲的教育程度对家庭的整体健康水平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报告女性的教育机会每增加一年,婴儿的死亡率就会下降2个百分点。
3.女性受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的分析
教育不仅仅是对知识的获得,它还是追求社会平等的重要途径,舒尔茨认为,社会中很大一部分的收入分配差异,实际上由于所受教育不同而引起的,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效率和收入水平,还会使社会收入分配趋于公平,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方面,女性在提高全社会的劳动力创造价值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能提高后代的人口素质,而且对经济发展储备了更为优质的人力资源,而人口素质、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
4.女性教育的社会非经济效益分析
女性的生育观念会极大地受教育的影响,女性处于更高的教育层次上时,结婚时间就会延迟,代际间隔年限就会加大,对于减缓人口速度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女性获得教育机会越多,也越有机会使禁锢人们的旧思想“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外”打破。在社会化民主进程中,女性教育同样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有利于提高女性的自我觉醒和社会地位,同时也为实现男女性别平等提供更多地机会,进而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发展。
1.性别歧视
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是处于劣势地位的,因为女性劳动力供给的边际成本是高于男性的,所以极大地降低了用人单位接纳女性的积极性,在同等条件下,用人企业和事业单位更愿意雇佣男性劳动者,形成了所谓的就业的性别歧视,即教育水平越高,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遇到的性别歧视就越高。而性别歧视在工资水平上也有明显体现:在同等教育水平下,男性的工资水平比女性的高,在2011年相关问卷调查,2011届大学和硕士毕业生中女性在此期间的平均签约月收入均低于男性;学历层次越高,同学历层次的男女平均签约月收入差距越大。其中,被调查2011届女性本科毕业生的平均签约月收入(2243元)比男性本科毕业生(2573元)低330元;被调查2011届女性高职毕业生的平均签约月收入(1917元)比男性高职毕业生(2086元)低169元;被调查2011届女性硕士毕业生的平均签约月收入(3623元)比男性硕士毕业生(4438元)低815元。 2.教育机会不平等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城乡经济之间发展的不均衡,城乡居民受教育的机会存在巨大的差异,由于教育和经济之间的互动效应,西藏自治区等偏远落后的地区陷入经济和教育双重落后的局面,2000年,全国城镇和乡村居民的文盲率分别是4.04%和8.25%,其中女性文盲率的比例更加严重,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农村的初中教育普及率较高,而高中教育的普及率较低,大大低于城镇水平,高中教育在城乡之间分布的巨大差异使广大农村学生受高中教育机会明显小于城镇学生,这直接导致了城乡居民享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同,由于女性作为其中的弱势群体,这种差距更加明显,严重影响了城乡劳动力的文化素质。
3.传统封建思想的禁锢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它的思想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女子无才便是德”,”相夫教子是女人最重要的工作”,这些传统观念是阻碍女性参与教育的最大约束,人们习惯于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牺牲的角色,更容易为家庭和抚育子女而分心,错失职业发展机会,由于社会和女性自身对自己错误的性别角色定位以及封建伦理道德的渗透,父母往往会让女性放弃与男性同等的教育机会。
4.职业选择的低风险倾向
女性在就业选择中更多意识是倾向于选择低风险,较稳定的职业,比如,公务员,国企,由于风险与回报呈正相关,低风险的职业回报率一般较低,根据埃奇沃思和拉斯波恩的关于职业性别隔离的理论,发现女性在进行职业选择时处于被动,女性较少进入男性领域,造成男性职业工资上涨。在2011年硕士群体的毕业收入调查中发现,女性硕士毕业生去政府机构、科研事业单位的比例最高(32%),且远高于被调查2011届男性硕士毕业生与该类型单位签约比例(18%)。分析认为,这可能与女硕士生毕业时接近婚育年龄,追求工作稳定性有关。
1、社会方面
(1)政府财政投入方面:教育与经济的相互效应促使政府应对教育的投资加大力度,对办学质量的提高制定合理措施,在合理扩大教育规模,开阔女性就业的渠道,改变传统的依靠政府的单一的投资模式的各种举措下,促使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建立社会生养基金制度,减轻用人单位因女性婚假和生养等生理问题带来的顾虑,解决女士的就业难问题,也要同时加大对贫困女大学生的扶持力度。从“教育有助于民主”的角度看,一个稳定的民主会不可能与文盲共存,因此政府提供和支持教育,被看做是一种长期保存和巩固民主的手段。
(2)法律制度的建设:加强对女性劳动力的法律保护,监控劳动力市场上对女性的不公平的行为,为女性创造更多更公平的就业机会,建立健全更为公平和有效率的市场竞争法制环境。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制定消除女性就业歧视的各项政策,提高决策层和管理层的女性比例,形成对决策的有效影响力,各级政府在招收录用中要率先做出性别平等的示范。
(3)社会舆论的支持:社会舆论的力量是强大的,所以要合理引导社会舆论,发挥社会与媒体的作用,树立一种积极的两性平等的思想观念,摒弃守旧的传统思想观念,真正确立女性在社会中与男性地位的平等,有意识的去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
2、自身方面
(1)女性要为自己增加教育的投入,为自己争取受教育的权利,争取社会参与的机会,提高自我意识的觉醒程度,从女性自身的旧观念,旧思想,旧知识结构和旧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认为劳动力的收入直接取决于他们自身对工作的投入,包括教育,工作经验。所以,女性要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就要增强自己的实力,不断进取。
(2)女性在承担家庭中母亲这一重要角色时,要为孩子树立良好榜样,施加积极的影响,越关注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就越高,就越懂得如何教育子女,培养合格优秀的下一代,就会间接的对国家对社会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教育是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可忽略的因素,是建设社会精神文明进程中必不可少的有效途径,是社会进步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条件,由于女性在文化传承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有必要以教育引领女性群体以全新的视角审视自身发展,科学认识自己,在更宽广的领域发挥自己的才能与优势,在经济发展和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发挥更积极乐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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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骨师之女》可以说是华裔女性的创伤史,将她们内心深处的伤害以文字的方式流露出来,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心灵碰撞与伤害,将小说的主题表现得完美无瑕。本文揭示了《接骨师之女》中女性的心理创伤研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接骨师之女》主题及女性心理创伤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接骨师之女》用文字的方式描写了在巨大社会背景差异下,母亲与女儿激烈的心灵碰撞。它将这种碰撞所带来的伤害展现得淋漓尽致,并通过她们对生命及生活的困惑引申出了华裔女性那种错综复杂的心理变化,将小说主题呈现的完美无暇。本文拟从女性心理创伤研究的角度对两位主人公的命运进行简析,并试以发掘谭恩美的文学创造之美。
谭恩美这个名字想必大家都不曾陌生,从1989年她创作的《喜福会》获得成功以来,这个名字可谓是华裔女性的一颗耀眼的钻石。她的小说《喜福会》一经问世,便久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不仅风靡全球,还收获了“全美图书奖”等一系列文学殊荣;而她动人细致的心理描写也深刻地展现了移民后华人的真实生活及心理状态,她也因此跨入了美国知名作家的行列。随着谭恩美进入了美国主流文学领域,她之后的许多创作也极大地受到多方研究学者的关注,如《灶神之妻》《沉没之鱼》《灵感女孩》,以及我们今天要欣赏的《接骨师之女》等许多作品,都曾被中外学者所青睐。从文学鉴赏的视角去分析她所获得成功,我们不难发现她的文学表现力是独一无二的。
与许多美国早期华裔作家不同,有着与众不同的生活经历的她,更能够将中美文化的精彩之处完美融合,让她的文字间不仅多了几分美式的幽默,也能从中感受到东方人独特的温情。尽管我们被《接骨师之女》笔酣墨饱的文学魅力所吸引,但在字里行间不免也感受到了那么一丝心底的哀伤,这丝哀伤也许来自主人公自我认同的不客观性;也许来自两国文化的强烈冲击;也许来自母女之间的心灵碰撞,但它们都清晰地映射出了华裔女性内心的压抑和孤独,本文也将以此作为切入点,和大家共同探究这种心理失衡后的创伤状态。
谭恩美的《接骨师之女》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跨越了两个时代,由民国时代的军阀战争时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的美国现代社会时期,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母女,从主人公风格迥异的名字上就能看出她们所接受的文化和生活的差距是多么的迥然,也正因如此她们之间的关系成为了这部小说的刻画主旨。茹灵是一个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生活的普通女子,她的身世却充满了离奇的神秘色彩,主人公在小说里虽然身在美国却也一直不能忘却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剧烈的文化冲击下,她依然保持着一份执着的坚持和倔强。这也许正是她之所以会和女儿露丝在家庭生活中不断产生矛盾和碰撞的原因。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生活,是因为她的背后有着一段不为人知而又错综复杂的的故事。
茹灵的母亲是个命运多舛的女人,她在丧父丧夫之后选择了隐姓埋名地留在婆家做保姆,为的只是能够照顾她未婚而孕的私生子茹灵。她在生活中不仅受尽了苦难,在中国旧时期的传统观念下也受尽了欺侮和不屑。最终她也没有摆脱这种命运的束缚,在无知的茹灵胁迫下,她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了这段带有悲剧色彩的传奇人生。而这件事给主人公茹灵的心理带了无尽的创伤,让她的心灵备受煎熬,也让她开启一段崭新的移民生活。情节由此趋于平和,新的生活让她内心感到了一丝安稳和希望,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剧烈的主流文化冲击,失去丈夫后的茹灵开始渐渐地被抛弃和忽视,作为一名华裔女子她内心承载着的痛苦与无助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家庭生活的重压下和女儿露丝的不断摩擦更让她像一朵浮萍般飘荡在美国文化汹涌的河水里。
小说在描写了茹灵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的同时,也将露丝的心理状态进行了刻画,露丝与她的母亲不同,她是生长在美国现代社会下的潮流女孩,一个暴露在美国主流文化之中,却又被排挤的女孩;一个不愿认同自己的移民后裔身份,却又怕被压倒性的美国文化所吞噬的女孩;一个纠结于自己该认同于何种文化,而又被双重身份所困扰的女孩,对她内心这种迷惘和纠结的细腻描写也正是谭恩美文学作品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她通过对两位主人公内心的准确拿捏,向我们清晰而又独到地展现了华裔女子及后代在文化差异下所产生的巨大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用一种明确主题的方式来发人深省。也让我们好似与那创伤的心灵感同身受,并为之叹息和伤情,这也正是谭恩美在文学主旨上能够独具匠心的过人之处。
谭恩美虽然坚持了一贯抒写母女关系的创作风格,也同样延续了以异质文化为背景的,加以描写两代女性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主旨的写作手法,但在这部作品中她所呈现的视角是独特而富有转变的,她用茹灵前后心理产生的巨大落差形成了对比,来展现了她从一个活泼女孩变为被女儿所嫌弃的怨妇的心理过程,并将她经历过多种重创后的伤痛过程描写得淋漓尽致。而在描写露丝的纠结与迷茫后又通过母亲手稿这一独特的设计来描写了露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认可和接触,更借以家族史为契机来找到了心灵的一个平衡点。这样的描写方式不仅为小说的情节增添了一份趣味性,也更能折射出华裔女性内心的那种孤寂和创伤。下面将通过作者富有转变的叙述方式,来对《接骨师之女》的女性心理创伤进行进一步的探究。
第一,宝姨的心理创伤。
作为接骨世家的千金,宝姨是一个与时代和传统文化有着巨大冲击的女子。以遵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时期社会生活里,她无疑是被时代所不容的,尽管她能够帮助父亲救治病痛还精通于读书写字,可这样优秀的女子却是不被男权重压下的世俗所认可的,在男人眼中她不过是个刁蛮任性、自行其是的无德女子。她因为自己对自由和爱情的追求惹上了灭门之灾,也让她带有悲惨色彩的命运走向了开始。宝姨亲眼目睹了丧父丧夫的惨剧是如何酿成和发生的,这种对心灵创伤是清晰而又不可磨灭的。万念俱灰的宝姨甚至吞下滚烫的墨浆以死来捍卫自己,然而命运却没有让她轻易地妥协,她忍辱负重,将茹灵生下,等来的却又是一次封建制度对女性的重创,作为一个未婚女性她连作为一个母亲的权利也被生吞活剥,只能以刘家保姆的身份与女儿茹灵相处。随后在张老板的魔爪下茹灵身上所发生的种种事情更是将伤痛直逼进宝姨的内心深处,使得她不得不以死亡的方式来结束这段悲惨的命运。而她之所以落得如此落幕,也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心理创伤一步一步把她逼入了绝境。
第二,茹灵的心理创伤。
本文认为茹灵的创伤大部分来自于宝姨创伤的一种延续,是创伤让宝姨走入绝境,而宝姨的死亡又永远成为了茹灵心中永恒的阴影,这道挥之不去的伤痕,也伴随着茹灵的命运成为了她生活的主导。在茹灵的一生里,她的生活里可能永远都充斥着内疚和悔恨,这也改变了茹灵的思维模式和审视世界的标准。即使她获得了人生的转机,有了新的生活,在她内心深处依然都不能淡忘这场惨剧,显然这件事对她的一生可谓影响颇深。这也成为了她移民美国成为一名华裔女子的重要原因,逃离之后的她暂时趋于了平静,然而在美国文化巨大的冲击下那种无家可归的感觉,和女儿之间的心灵冲突又使得她再次受到伤害,并对往事更加记忆犹新,这都能够说明这种灾难性的心理创伤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而不可颠覆的。茹灵的创伤的一生并没有就此结束,她在暮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这样的结局也正揭示了她之所以如浮萍般漂泊了一生,其根本原因还是来自于伤痛所带来的,内心本身的孤独与压抑。
第三,露丝的心理创伤。宝姨的创伤如果说是封建社会思想的必然结果,那么茹灵的创伤更像是一种仇恨与生死的对抗,相比之下,露丝的创伤就显得简单直接了许多。出生于美国新时期生活的露丝在大的文化风俗环境下可谓是平和而幸福的。然而她的创伤也恰恰来自于这种主流文化的吞噬,她纠结的根源主要体现在不能接受移民身份,不能认同母亲所带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上。而也是因为这种文化的冲击才使得她和母亲产生了一系列的纠葛,并在心灵上产生激烈的碰撞。她在与母亲的斗争中,曾一度是强硬和偏执的,正如小说里所描述的那样,露丝之所以会失声是因为她曾为了像母亲示威从滑梯上“勇敢的”冲下并摔坏了胳膊,也正是因为这次争吵露丝开始了“年度性失声”。
也许正因为这件事情的激烈性,才使得露丝获得了一种另类的创伤。而在长期与母亲、与文化差异的争斗过程中,也能够体现她渴望被关怀和认同所承受的孤独和压抑。也许无声对露丝已经产生一种暗示,它代表了解脱和轻松,而也是这份解脱和轻松才更能体现出她内心的那种伤痛是多么真实地在影响着她的生活。解铃还须系铃人,在小说的结尾作者用了手稿这一别出心裁的情节,将三代人的伤痛进行了一次升华,让露丝开始重新审视母女关系也使得茹灵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这一重生的结构设计,不仅仅是为了对故事基调的一种上扬,也代表了两国文化的一种包容与融合。
谭恩美在许多创作里都加入了中国元素,特别是对像茹灵这种生活在中国传统生活里的,对中国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执着和情怀的女性角色,她们那种独特的心理特征都被她刻画得深入骨髓。她的作品也让许多人开始真正地了解到中国的传统社会。在《接骨师之女》的主题和女性心理创伤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其实这三代人的伤痛和悲剧并不都是个人行为所酿成的,它的背后也有着时代和文化发展的必然性。
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几个人的生活写照可以延伸出当时社会的一种动向和发展,中国的传统生活里,那种特有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思想一直都在束缚着女性对自我认知的追逐。在等级森严的“父权社会”里,女性对环境忍受、沉默的态度也正是她们获得伤痛的根源。这也恰恰能说明《接骨师之女》的伤痛是来自于社会和时代选择。谭恩美的笔触中描绘的伤痛,代表了社会对人类的一种压迫,代表了文化对人类的一种传承,代表了时代对人们的特殊影响。她对研究华裔女子的心理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接骨师之女》也是一部值得品读、意义深远的文学巨作。
综观《接骨师之女》,我们的心灵跟随着宝姨、茹灵、露丝三代人的故事尽情地游荡在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相异文化中,体味着时代与女性的关联和互动、感受着地域和时间所带来的文化冲突和悲欢离合。谭恩美运用娴熟的创作技巧,将三位主人公错综复杂的生活现状和心理状态描写得栩栩如生,这些特有的心理创伤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或另类经历,更是时代烙印的个体表现,也是人性不屈和文化碰撞交流的积淀,这也是谭恩美作品能够打动世人内心的根本因素。
注: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名称:跨文化视阈下的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研究,课题编号:11D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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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体育文化作为一种隐性文化,长久以来处于人们的视野之外。伴随着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兴起、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女性逐渐摆脱了男尊女卑、男强女弱和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身份、获得了和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和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女性体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女性体育文化也逐渐浮出历史地表,经历了从古代的原始蒙昧、封闭异化、社会觉醒,到自我解放的文化嬗变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女性体育文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试从后殖民主义出发,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女性体育文化的崛起进行重构。女性体育文化经历了从“他者”身份到“自我”身份的转变历程,与男性体育文化形成共存的局面,并指出女性体育文化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女性体育文化;后殖民主义;自我;他者
女性体育文化是女性在社会生活和体育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女性特有的文化,是通过有形的身体形态、动作技能、运动器材、物质以及无形的与社会属性有关的意志、观念、时代精神反映出来的关于女性体育活动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总和[1]。
“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后殖民主义是相对于殖民主义而言的思想。殖民主义主要是针对经济、政治、军事和国家主权上进行侵略、控制和干涉;后殖民主义则是强调对文化、知识、语言和文化霸权方面的控制[2]。后殖民主义的核心在于文化弱势方在文化优势方设定的条件下,通过积极地参与不断获得同意和认同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并非是通过统治阶级或文化主导方自上而下的操控获得的。后殖民主义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是一种非暴力形式,是通过人的意识形态、自我不断更正和构建自己,从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的崛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随着历史、环境、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不断进行自我演变而存在的。文化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体育文化也是如此。在奥林匹克成熟前,体育运动一向都是把女性置之于外。体育只是存在于男性之间一场运动,这是一场关乎于力量和勇气的较量。女性更多的是扮演着男性的“猎物”―性的象征。以至于到后来,在凯特?米里特的《性政治》里面就向男权文化进行了批判,认为男性文学史就是男人肆意压制、歪曲和贬损女性的历史[3]。这在体育文化历史表现更为明显。女性体育文化问题归根到底是女性的存在形态问题[4]。女性体育文化的劣势地位使地女性体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质变,这种质变正是由“他者”身份的否定开始的。任何一种文化在自身受到忽略,就会出现文化执行者的反击。女性在体育的弱势地位让女性产生了怀疑,她们到底是什么,应该干什么等一系列问题。这种挑战世俗眼光和观念的束缚的现象正是女性构建自我体育文化思想上的进步,是后来女性积极参与体育文化的建设的基石。
纵观历史脉络,不难看出,女性文化的地位是处在文化圈层的最外层,甚至是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传统儒家思想以及宋明理学强调“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妇德”等思想,这对中国女性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19世纪末,有甚者所谓的‘科学证据’指出女性在机体成分、身体构造和功能方面都不如男性,运动易损伤她们的身体。竞技体育是在糟蹋少女的容貌、削减她的魅力、损害受孕能力[5]。这种偏见认为体育是针对男性量身设计的游戏。后殖民主义理论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其深刻阐释了文化抵抗的基本原则―广泛的人文主义,即“构建不同文化的共同生存的领域,而不是一个战场[6]。”
后殖民主义恰恰在于呼吁两者的和谐共存,并非一枝独秀的场面。20世纪以来,妇女一直在向那些限制她们身心自由的陈词滥调、陋规恶习挑战,积极地投身到竞技体育中,以消解男性在体育领域的霸主地位。比如在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上,一名叫梅尔波尼的年轻女子向男子参与体育的特权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在没有得到任何许可的情况下,她闯入了马拉松比赛场地,要求报名参赛,并仍然坚持跑完了比赛全程 。又如体育女权的先锋―比莉?吉恩?金[7],1973年,比莉公开与前网球职业男选手伯比?瑞格进行了一场“性别大战”,最终比莉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了胜利。
4.“自我”身份的构建―女性体育文化的崛起
体育以其竞争的方式,呼唤着人们投入到这一神圣、崇高、无比壮观的运动中去,呼唤着人们表达自己久欲表达但又不易表达的那种“征服”欲望[8]。这种征服不仅是对对手的征服,更是作为一种征服传统偏见,表达“自我”身份的重要手段。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丰富化,女性不在简单地满足于吃、穿、住、行和固化在传统观念的主妇形象里。寻找自我、体现自我的价值以及自我身份的追求使得更多的女性走上了体育历史舞台。女性体育文化的构建还起决于社会大众对其接受度及社会组织的支持度。女性体育文化入侵社会大众的意识形态,并且通过大众传媒的方式来达到目的。2000年1月,中国奥委会正式将“积极推动和发展妇女体育”列入中国奥委会章程,赋予妇女参与体育的权利的法律依据。妇联和工会的宣传使女性体育文化深入到大众的意识。2012年4月10日在阿联酋召开的妇女体育国际会议[9]和2014年7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10]提出体育能使女性变得更好。女性在构建“自我”身份的同时,也意味着男权体育霸主的地位在逐步得到控制甚至消减。这种消减并不是永无止境的,而是在女性体育与男性体育之间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正如后殖民主义所说―两者的和谐共存。
女性体育文化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这种演变体现了文化的自身优化和社会的进步。女性体育文化不再受到人们的忽略,渐渐地拜托了隐形文化的身份。女性体育文化更是与男性体育文化站在同一平面上,这种体育两极的平衡正是符合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人文主义观点,即两者在同一领域的和谐共存。当然,女性“自我”身份的构建得益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外界力量的推动。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体育文化的发展还需更多的人去关注它,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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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电影是我国电影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是电影女性形象百花园中的奇葩。少数民族电影中的女性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真善美的化身、传统与现代的结晶。少数民族影片对观众无不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在此背景下的女主人公自然也就散发着迷人的气息,充满着神奇的魅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女性形象的表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能看到众多的女性形象,有柔弱的的女性形象,还有刚强的女性形象,这些电影中表现如此不同的女性形象,是真正少数民族的女性形象,还是社会赋予的女性必须的形象。我们需要在本文中进行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女性形象的类型探讨和这些类型形成要表达少数民族真正内容的探讨。
关键词:女性形象;少数民族电影;身份认同
不是所有的“民族电影”都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只有以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为主要题材和表现对象的影片才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确定了这个概念之后,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可谓是数不胜数。
在男权社会下,在以男权话语中心下,女性的身份认同的模糊性是女性能否真正认识到自己女性形象本身的真实性。由于长期在夫权制度之下,女性的形象受到了限制,无法摆脱男性的权力话语下,女性自身也慢慢模糊了自己的身份意识,是在男性权力下女性必须处于边缘位置,没有话语权的身份角色。
(一)女性性别与身份
在弗洛伊德的眼中,性别身份是人类身份的首要构成元素。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人与人之间最为自然的关系就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在父权制的国家里,女性就是被边缘化的身份角色,没有处于社会形态的主体部位,是在男权社会中被处于弱势的地位。在我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女性形象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被压迫的女性,现在都得到了解放,女性思想也得到了解放。
(二)性别与民族
少数民族中的女性形象大多都是遵守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照顾好孩子和丈夫的美好女子的形象。不同的性别可能在不同的民族中都会有不一样的呈现。例在不同的民族中性别也决定了社会分工的不同从而导致社会地位的差异。未在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中,目前笔者认为由于社会发展的迅猛,一些少数民族的女性也有了自己的思想和意识,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女性也冲破了男性群里束缚下的捆绑,逃脱到自由的境地。电影《花腰新娘》中的凤美看见舞龙队只有男的,她也觉得女的也可以参加舞龙队,就组建了一个女子舞龙队,这一些颠覆传统民族观念的事情,是凤美给闯了出来。再次展现了一个民族也可以不分性别,也可以冲破民族固有的一些风俗,给观众带来了一丝新鲜感的新少数民族女性形象。
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数量较多,所以不同地区生产出来较多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其中女性形象的类型也数不胜数。
潘多拉式代表恶魔恶毒女子的形象,是以负面形象示人的女性形象角色。《钱,这东西……》是由天山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讽刺喜剧片中的有个女主人叫做泰来罕,是个好虚荣,爱财如命的暴发户,性情泼辣,没人敢惹。少数民族中的女性形象都是勤劳能吃苦且善良的,但是这位泰来罕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完全不同于以往,这里展现的是狡诈、泼辣、不诚信的女性形象,由此可以看到,此时影片中所呈现的女性形象已然是多元化的了。
在我国的刚成立的十七年间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有很多的女性形象属于革命女青年或者是女英雄式的。例如影片《景颇姑娘》中的景颇姑娘黛诺从小失去父母。成为早昆山官的家奴,日夜干活,受尽折磨。黛诺长大后,早昆山官要以九头牛的价钱把她卖给勒乱做媳妇,黛诺不从,乘机逃走,忽遇一辆解放军军车,她偷偷钻进车里来到了解放军这个大家庭,从此黛诺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帮助自己的民族景颇族人民进行土地改造。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展现的女性革命形象。
善良的母亲形象或者是贤惠的妻子形象都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常见的女性形象。为了显示出民族的友好和睦团结。在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电影《成吉思汗》中成吉思汗的母亲,就是一位善良的母亲、贤惠的妻子的形象。这部影片的主体不是女性形象,它是以成吉思汗的英雄史诗为主要线索来叙事的。女性形象只是影片中的陪衬的角色,而成吉思汗的母亲她那要把成吉思汗培养成民族英雄的气魄,是一个普通母亲望子成龙的一个信念。
少数民族少女是影像表现的一个特别的符号,由此还构筑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一道巡礼夺目的视觉奇观。电影《诺玛的十七岁》中的诺妈,每天从家里背着玉米去镇上烤卖,眼里是与满街晃动的人影相协调的单纯与温顺。《红河谷》中的丹珠,骑着雪白的牦牛,在美丽的草原上徜徉,一声“我喜欢谁就喜欢谁”的宣告,更是给予了男性无限的遐想。
通过整理的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以及对上述的阐释过后,笔者认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类型的女性形象的原因如下。
(一)不同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会不
一样
在这些影片中我们不难发现,首先在十七年期间拍摄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中的女性形象都是一些阶级、革命性的主题比较多,这一时期的女性形象更多的是工农兵形象的劳动者,或者是从受奴役被压迫的地位走向了新生而且在政治上也更加觉悟的女性形象,还有的她会积极投身于革命,投身于社会建设的人民大众的一员。
(二)不同民族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会不
一样
笔者在这里想说的是,女性形象也代表着整个民族的形象,所以不同的少数民族,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民族形象和他们的民族精神。每个女性角色的塑造终究都是在塑造民族形象,体现出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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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人类社会走向更高级社会的必由之路。要使全球化不走弯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大国——中国,应发挥积极作用,积极参与、引导全球化,使全球化朝着更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全球化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而女性解放问题也一直是全世界人类共同长期面对的一个问题。在全球化的视域下女性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生活上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领域和视野。本文旨在探讨在全球化的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新发展,深入分析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女性解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尝试制定相应的策略,积极应对挑战。
全球化的影响渗入到经济生活、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在给女性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为全球的女性带来了新的挑战。
增加了不少的就业机会,也把越来越多的妇女吸引到劳动大军中来。工作一方面为女性提供了生存的物质保障,使她们获得更为自主的选择权,另一方面也对各国妇女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如择业中的性别歧视、职业层次较低、工资报酬偏低等。当然,就业问题只是全球化在经济领域内给妇女带来的挑战之一,这样的问题还有不少。这些问题的存在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演变成“玻璃天花板效应”,看似全球化为妇女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实际上却是女性在与男性的竞争中处处受限、困难重重。
女性在政治上缺失话语权由来已久,全球化一方面为妇女参政创造了机遇,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新的挑战。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的基本政治权利往往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局部地区甚至倒退到全球化之前的状态。女性由于其自身的就业状况、家庭角色制约等因素,对所在社区和国家决策的影响力受到极大的限制。虽然全球化使民主意识在当今社会不断地深入人心,但女性的参政意识和参政状况还不容乐观,大部分政治资源仍旧掌握在男性手中。
全球化对妇女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就业机会的增长,使不少妇女得以走出家庭,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以往的依附者逐渐变为主宰者。但另一方面,家庭中不平等的家务负担与在有薪职业中的边缘地位,使妇女难以摆脱家庭中的依赖地位和次要养家人的角色。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女性面临着较男性更加剧烈的生活挑战和压力。
总之,全球化时代的女性在经济、政治和生活上,作为同男性相竞争和对立的主体,是现代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比男性更加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全球化时代的女性主义者,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对全球妇女的发展所造成的困境和阻碍,针对全球化带来的各方面的挑战,提出自己的策略和主张。
女性解放到底何去何从?摆脱女性解放困惑的关键在于走出以往的误区,确立一个女性解放的新的价值标准。我们把目光聚焦在马克思身上。马克思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女性解放是其人类解放理论的应有之义。他一贯坚持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女性解放,阐明了女性解放和人类解放相互关系中蕴藏的丰富内涵,使我们能够在完整地把握这种内涵,全面地理解女性解放的基础上,解答女性解放在现实中所面临的种种理论和实践的困惑。
必然地,女性解放作为女性存在的必要方式将成为女性历史的必由之路。马克思认为,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女性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女性的地位成为衡量一个民族文明与进步程度的标尺,女性解放是人的解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次,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强调人不是抽象的人,它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的具体的人类实体,女性解放不是要把女人变成男人,而使女人更加女人,男人更加男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女性解放和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这就需要我们在继承挖掘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的基础上,辩证地看待其思想,不断吸收新的内容,结合新的历史形势,以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为先导,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解决女性在现代生活中面对的自身解放和发展问题,这将是我们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必须面对的课题。
中国新的现实问题与女性问题是受全球化影响和本国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女性解放也应该考虑这两方面的因素。因此,在全球化的趋势面前,对中国女性解放道路的探索必须考虑以下 3 个策略。
首先,以全球化女性主义为主题,探讨全球化语境下对中国妇女运动的解放模式所带来的挑战。反思中国女性是否应该跨越国界达到社会正义,也就是寻找全球性的女性组织力量。
其次,要发挥中国女性主体性和能动性,将性别文化置于主流文化之中。中国女性解放的核心对中国女性而言,她们面临的不只是父权压迫,中国的女性问题是传统文化、国际政治、特定经济等多种脉络交织而成的。因此,需要借鉴女性主义政治在全球化语境下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和批判,阐释全球女性解放运动和中国特色女性解放运动之间关系的张力,即多元与差异的性别争议。
最后,女性解放还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社会是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共同体,因此制约着社会发展的一切因素都制约着男女两性的发展。从现实来看,女性解放问题涉及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家庭制度的变革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但事实上女性并未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从法律上的平等到事实上的平等还需要很长时间。传统的文化意识和习俗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已经根深蒂固。马克思说过:“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因而,女性解放的问题同样是一个历史问题,它的实现必须具备多方面的条件。女性的解放不仅仅是一种目的,更是一个过程。女性要获得彻底解放,还需要走一段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但同时也是充满希望的道路。
我们必须释放女性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潜能,也只有这样去做才会使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充满活力与竞争。当女性拥有更多的就业与参与国家生活的机会时,整个社会就会激发出这样一种效果――社会越加稳定,经济越来越有活力,儿童受教育的机会也越来越多等等。通过激发全体女性的潜力,她们将会为全人类创造出更多的机遇。
全球化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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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似乎是柔弱的代名词,特别是在遭遇恶魔强暴时更印证了这一点。女性,因有特殊的生理器官,所以保健知识也特殊。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校普及女性健康保健教育的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切实加强高校大学生关于女性健康保健教育能力的培养,努力探索适合大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模式,是时代进步发展的需要。关注女性健康,各高校应结合不同年龄女性生理和心理的特点,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系统的女性健康保健教育,她们具备科学的保健知识以及专业保健能力,将直接影响到个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健康素养水。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性别差异的日渐淡化,女性作为人类社会的“半边天”,她们承担着多重角色。在家庭,担当着哺育生命,相夫教子的重任;在社会,与男性共同创造精神文明和物质财富。多重角色的担当,意味着现代女性社会心理压力加大。同时,伴随着世界多元化对外交流,西方不良思想悄然渗入;以及环境污染问题、不良生活方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流产率逐年提高,流产人群呈现低龄化态势,不孕不育现象严重,乳腺癌、宫颈癌等女性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高校作为先进文明知识的传播者,我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高校中女性的比例越来越高,高校中的女大学生亦是中国女性的优秀代表,因此关注女性健康,各高校应结合不同年龄女性生理和心理的特点,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系统的女性健康保健教育,她们具备科学的保健知识以及专业保健能力,将直接影响到个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健康素养水,因此被赋予重要的社会意义。
在师范类院校,特别是开设有学前教育专业、早期教育专业或学前教育专业早期教育方向的院校,这些学生将来毕业后大多直接从事早期教育,作为将来早期教育的准教师,更应该注重这些女大学生的女性健康保健教育,通过她们学以致用,能将这些知识、技能应用到幼儿园教育、早教机构的教育当中。因此,作为培养或培训早期教育师资的师范类学校,尤其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一)重视不够
我国高等教育重视学生专业技能培养,同时也非常注重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有关女性健康保健的教育常将其归类于医学生物知识,简单地与校医务室职责进行挂钩,认为学生身体出现不适能及时送至校医务室由医生进行诊治即可。而高校学生年龄大多在18-22岁之间,处在人体生长发育的第二生长高峰期,身体发育趋于成熟,但心理情感却不稳定,缺乏生活经验。辅导员会将女性自我健康保健、自尊自爱的重要性融人为思政教育,用枯燥无味的说教来管束学生思想。有些学校会以选修课的形式开展教育,或者将女性保健知识以专题的形式不定期地出现于学校公布栏。这些笼统的卫生宣教,内容少、缺乏系统性,无法满足学生的知识需求,对于某些专业术语和保健方法也不便理解、掌握。另外,大部分学生家长受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影响,这些知识不用专门教育,学生长大后即能无师自通;或寄希望于学校教育,因而这部分知识的家庭教育也缺位。
(二)教育资源无法满足学生需求
高校学生在开始大学生活之前,学习压力大,家长和老师更多地关心学生的升学率,学生所学内容几乎都以升学为目的。另外,除了少数学生的父母从前医务工作,对相关的保健知识有所了解,大多数学生的家长对于女性健康保健的相关知识了解甚少,因此无法对孩子进行适时、恰当的教育。在学校,辅导员由于本身的工作性质对于开展学生教育工作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过去在选拔辅导员时一般都侧重于选择心理学专业或是教育学专业的学生,而这些专业的辅导员受专业知识限制,自身掌握的有关女性健康保健的知识并不充分,在开展相关教育活动时,存在一定的困难。对学生而言,任课教师与之接触的时间更为固定,大多数学生有困惑时更愿意向任课老师评述,而目前我国除了拥有医学专业的高校具备一定数量的具备医学背景的专职教师队伍,很多高校的任课教师同样因为缺乏相关专业知识,面对学生的提问,常感到困惑。
(三)不良健康观带来的危害
我国教育以应试教育为主,同时受社会、历史等因素影响。大学生对于女性健康保健的了解知之甚少。青春期以后的女生,生理、情感的需求不断提升,现代社会思想的开放,恋爱呈现出低龄化趋势,高校学生恋爱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另外,很多女性为追求骨干美而疯狂节食、大量服用减肥产品,引起内分泌失调,甚至发生休克。同时为了达到完美的S曲线,不重视内衣、裤的材质,只注重塑身效果,导致乳房、腹部血运循环不畅,而导致乳房、内脏受到伤害。另外,由于对自身特殊生理器官功能的不了解,有的女生因早恋而怀孕,刮宫多次,导致不孕不育;有的女生在怀孕到生产的过程中,不敢求助,冒死生了孩子往垃圾桶里扔;有的女性太看重事业,不懂优生优育、计划生育,生了弱残障儿又后悔不已;有的女性想做母亲时已错过了生育期,永远失去了当母亲的机会。
(一)多种形式的教育,丰富多彩的学习
女性的一生是一本厚厚的书,每位女性朋友都应该读懂它,这样对自己的一生才有益处,对将来养育子女也有益处。女性身体上的特殊生理器官,除了学医的学生了解一些,绝大多数女性朋友对此一无所知[1]。为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身生理结构,建立健康的恋爱观、健康观,提高保健能力,仅靠几节选修课或几次思想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学校应开设女性健康保健课程为主导,同时重视丰富学习形式,培养学习兴趣。定期举办专题讲座;建立校园健康保健辅导专栏;积极向学生、教师征集相关文稿,编辑出版女性健康保健辅导刊物;组织开展知识竞赛,通过比赛结果对学生的知识水平进行动态监测;成立女性健康保健咨询室,由于不同学生性格各有不同,对那些有咨询要求但不敢主动上门咨询的学生,应利用网络快捷、便利、隐匿的特点,构建网络咨询平台,积极为学生解惑,并不断更新、提供专题视频、图片资料、电子读物供学生自主查询、下载、学习。
(二)合理选择教学内容
女性健康保健教育是一门系统性的教育,按不同时期划分,可分为五期:青春期保健,婚育期保健,围产期保健,围绝经期保健,老年期保健。不同时期保健内容各不相同。青春期保健:青春期是妇女生命周期的开始,生殖器官和功能逐渐发育,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这一时期都是女性一生的关键时期。主要保健内容应针对妇科常见病的防治、青春期性知识、性行为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婚前保健:学习内容侧重于生殖健康和优生优育,以预防出生缺陷的发生为重点,针对遗传优生、新婚避孕、正确的怀孕时机、孕期保健分步骤教学。围产期保健:包括了妊娠前期、妊娠期、分娩期、哺乳期和新生儿期的指导。围绝经期保健:通过学习能够正确认识围绝经期,应该如何调整心态、饮食结构,如何保持生殖系统的卫生。老年期保健:按照国际老年学会的规定,60岁开始女性进入老年前期,面对各系统功能的日渐衰退,生理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改变,又该如何应对,进而提高生活质量。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目前我国除了医学院校具备一定医学专业的保健教育工作者,大多数高校均不同程度地缺乏具有医学相关背景的教辅人员。辅导员作为学生教育工作的主要力量,各医学院校对于培养专业的女性健康保健指导人员具有很大的优势,各高校在选拔辅导员时可分配一定的比例从医学院校的优秀毕业生中产生。同时为了资源的最大效益化,学校整合自身资源,吸收本校非医学专业但热爱学习女性健康保健知识并热爱学生工作的优秀教师、辅导员加入到女性健康保健教育的师资队伍中来,学校通过开展系统性、合理性、多形式的后期培训,并建立完善的师资培训机制,提升非专业教辅人员的自身素养以及教学质量。
(四)重视家园合作,多渠道拓展教育资源
随着时代的进步,家长的整体素养有了明显提高,改变过去大学生教育以“学校为主,家庭为辅”的模式,学校主动于家长建立合作关系,重视家庭教育对于孩子各方面成长的重大意义。因为家长要比教师更了解自己孩子的性格、身体状况以及成长经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提高家长对于女性健康保健的重要性认识,能更好地正确认识孩子的不同生理周期的相应变化,从而进行正确的引导、教育,是国民整体素质提高的有效途径。但受到不同的生活地域、不同的学历、不同社会学历等多因素影响,不同家庭对于孩子的教育方法、教育观念各不相同。为提升家长的教育素养,学校可定期开展家长会,也可通过短信、网络等多种形式将正确的知识信息传递给家长,以便家长受到专业的学习,正确指导孩子养成良好的作息、饮食、卫生习惯。
总之,高校作为先进知识文明的传播阵营,我国的大学教育已步人大众教育的行列,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女性健康保健教育对于女性个人的健康、下一代人的健康、家庭的幸福乃至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统一标准的教材和教学内容,也没有现成的教学模式和指导战略,需要更多的学校领导、专家、教师、家长以及学生的共同努力探索、研究、总结,从而实现全民素质的不断提高。
高校普及女性健康保健教育的探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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