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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是哲学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亦称唯物史观,其与历史唯心主义相对。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述这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它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它是由此产生的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也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再认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和“ 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是马克思一生的两大杰出贡献之一,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历史科学乃至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武器和研究指南。我们必须厘清唯物史观的发展状况、精神实质,不断研究和挖掘唯物史观在当代的丰富的时代价值,以便更好地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本真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理有力的理论指导。
唯物史观被恩格斯誉为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之一,它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某种程度上的核心地位。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探索经历了起始阶段、探索阶段、完成阶段,最终形成了成熟的、完善的、科学的唯物史观原理。
(一)《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初步形成唯物史观
马克思在1844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将市民社会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切入点。在文章中马克思借用“市民社会”概念鲜明地概述了市民社会作为生产关系是构成政治国家和其他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将市民社会作为经济基础,顺着这个思路马克思引入了唯物史观。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提出了生产分配原理,是马克思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重要前提。同时期的恩格斯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状况进行了科学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综合,揭露了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
(二)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唯物史观的创立
《提纲》对费尔巴哈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实践的重要性,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确了社会实践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作用。以科学的实践观为整个唯物史观的基石,《提纲》正确解决了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同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了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彻底清算。从论述人类历史的前提和社会政治结构同生产的相互关系,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揭示了国家的阶级实质,并对唯物史观做了概括性的论述。1844年马克思发表的《神圣家族》完成了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彻底清算,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及其称群众为“精神的敌人”,把群众说成是“非批判的”、是消极被动的“群氓”。
(三)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唯物史观的进一步发展
《序言》从五个层面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性的表述。文章从宗教的批判到哲学的批判,从哲学批判到国家和法的批判到私有制的批判,逐步深入直到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最终达到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一最深层结构的批判。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从唯物史观切入剩余价值理论。其所蕴含的经济学的科学理论范式,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硬核”。1844年恩格斯发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原始社会的一部全面、系统的重要著作。它对原始社会的家庭关系、氏族制度、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科学探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以唯物史观阐释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提出: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产生了私有财产,因此形成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由于各阶级的冲突导致以血亲家族为基础的旧社会被炸毁,被组成国家的新社会所取代;家庭制度受所有制支配。本书是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国家的重要成果,它科学地阐明了家庭、私有制、阶级的起源与国家产生的关系,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
要把握唯物史观的内涵,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或精神本真。针对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问题的表述,学术界存在着众说纷纭的解说,但无论怎样,我们都可以从马克思原著中找到值得我们参考的东西。从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得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别的,恰恰就是马克思本人所阐述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或许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帮助我们概括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
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类的一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都是人类实践的结果。而人类最基础的实践活动即对物质的生产和创造,这也正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初动力。恩格斯指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吃穿住等基本生活条件基础上的,只有基本生活条件能够得到保障,才能进一步进行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其他领域活动。由此,我们也能够从唯物史观的理论中得到关于推动社会发展动力的提示,事实上道理浅显易懂,即:是劳动保障了一切,人类的所有活动一切都起源于劳动,来源于最基本的生存目标追求。唯物史观带给现代人类最大的启示是个人无论社会地位的变化,还是个人能力的发展,这些,都只能说明个人生产力与创造力的不同,而不能以此划清界限,脱离生产与创造的基本框架。
实践活动的主体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的活动,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同对历史主体―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肯定,本质上是同一的。因为在唯物史观看来,“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生产社会生存所必须的物质资料的劳动群众的历史。” 人是历史的主体,人类社会就是一部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客观物质力量。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整个社会全部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是:社会发展要确立为满足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目的的价值取向。可以看出,唯物史观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归结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上了,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伟大的人类文明。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客观考察,“人”在唯物史观中居于核心首要的地位,人的活动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人民群众的观点和社会实践很好的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
没有一种学说像马克思的学说一样,对于现实的历史进程产生过如切近而深远的影响,只要我们依然面对理解当今社会现实的重大课题,依然生活在现代性所支配的世界中,依然还试图筹划着历史性实践所展望的未来,那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时代价值就将不可遏制地表现出来。
第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规律范式解读社会历史,是唯物史观之所以唯物的方法论依据,是必须坚守的。马克思曾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认为,人的第一个、最基础的实践活动是物质的生产活动。人类的第一要义就是进行物质生产活动。新时期,中国梦的提出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挥。
第二,唯物史观强调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都突出了人的作用,体现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思想路线。到2013年,同志在十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进一步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中国梦的提出充分激励了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和激情,推动中国当代发展进步的高昂旋律和精神旗帜。中国梦不仅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理诉求,而且也为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精神积淀。
第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马克思认为,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与之相适应。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不断用新的更先进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落后的生产方式的过程。我国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立了公有制的经济体制;1978年改革开放后,为适应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
总之,唯物史观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可以说当代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取决于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运用,所以在当代我们要不断深化对其学习和掌握,在推进哲学社会学的实践中要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充分发挥唯物史观的科学的理论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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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代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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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代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p#副标题#e#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解除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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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是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根本见解。历史唯物主义为德国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他们称它为“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或“唯物主义历史观”。俄国哲学家列宁评价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的社会学”,“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和“社会科学的唯一科学方法即唯物主义的方法”。E·伯恩斯坦等则把它修正为经济唯物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在历史研究中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它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建国以后,唯物史观在我国占据了主导地位,广大史学工作者以之为指导,在各个史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一度左倾思潮泛滥,问题也随之而来,不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是马克思、恩格斯以至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一些个别论述被割裂开来,被断章取义,被当作教条、公式,变成束缚生动的历史研究的绳索。改革开放的春风解开了人们思想的禁锢,人们在总结过去历史的研究的成败得失之余,难免会思考,唯物史观在新时期是否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而可以继续作为我们研究的理论基础?应当怎样理解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怎样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一点个人的不成熟看法。
不少学者认为,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这已被写进了宪法,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难道还用得着怀疑吗?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这种说法尚不够完善,或者说,尚不足以说明唯物史观所包含的真理性成份。坚持唯物史观实有着更重要的理由,就是这种史观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体系。就几十年历史研究的实践来说,只有这种理论提供给了我们分析历史问题,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为锐利的思想武器。
我这里说的首先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表述的用于指导他整个研究工作的出发点: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以上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论述,可以说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面深刻而准确的概括,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以我们迄今接触到的古今中外所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确实还难以找到比这更全面深刻的理论概括。近一个世纪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正是以之为武器,在研究的各个领域对历史做整体的或具体的探讨,认识历史进程,探讨历史规律,结出大批硕果,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以我本人从事的先秦史研究为例,我认为,无论是过去传统的古史系统,还是在进化论思想指导下的所谓“新史学”,乃至最近传入的各种西方史学理论,都难以同唯物史观指导下对这段历史所做出的阐释相比拟。这段包含有我们祖先的童年、我国文明的开端、早期国家,以及世袭社会向传统社会转变历程等发展阶段的我国远古历史,只有用唯物史观来阐释才更合理,更接近历史真实,更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如论及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我们知道,这是我国历史上除近代社会的转型外最大的一次变革。过去先哲们亦或朦胧地意识到历史上的这次重大变革,如王夫之就曾说过战国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注:王夫之:《读通鉴论》。)顾炎武《日知录》言及春秋与战国礼仪风俗之差异,认为这所有变化皆出于春秋战国之际百数十年间,而得出“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的结论。(注:顾炎武:《日知录》第13卷,《周末风俗》条。)然而他们有谁能像唯物史观的运用者那样,把握住这场变革的根本性质,说清楚这场变革的起始原因,及其逐层变化的事理逻辑?根据唯物史观,这场变革实起于春秋战国之际生产力性质的变化。
春秋时期铁器与牛耕的使用是促使所有这些变化的最根本的动力。由于有了铁器与牛耕,才有了土地的大量垦辟,有了战国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修,有了精细农业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手工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包括金属铸币的广泛使用、城市的兴起,富商大贾及高利贷的活跃……以上标志着战国生产力水平提高之荦荦大端者,皆见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是谁也无法否认的。随着社会经济的这种变化,人们的相互关系包括财产关系也跟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旧的宗法组织,即以血缘为纽带的各种氏族(宗族)或大家族结构纷纷崩毁,代之以个体家庭为主的社会结构,个体劳动、“分地”代替了集体劳动和“公作”;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也由过去的“助法”即力役剥削改变为税亩制即租税剥削,这使我国从此进入传统的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所有这些有关生产关系及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都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并且它们都可以归结为社会生产力提高所导致的结果,其间变化之迹也是十分清楚的。在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如上变化之后,便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了。
在这方面,人们同样看得十分清楚的是,由于宗法制及氏族社会结构的瓦解,我国夏商周三代沿袭下来的早期国家(即建立在氏族组织的联合基础之上的国家)最终演变为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之上的成熟国家。郡县制代替了过去的分封制,由郡县及于乡、里、会、伍这样一套管理编户齐民的地区编制由是成为以后两千多年专制王朝政权的组织基础,一套新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代替了旧的世卿世禄制,世袭贵族的统治从此成为历史。在思想文化方面,一个新的知识者阶层——士的出现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它的出现同样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由于士阶层的出现及国家任用贤能而不是任用世袭贵族这一变化,又促使了士阶层的活跃,促使了诸子百家的争鸣和战国学术的繁荣,以及各种文化事业的发展。总之,一个世袭社会向传统社会的转变过程,不仅可以,而且只有用唯物史观才能得到很好的说明。迄今为止,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理论可以比这更好地解释春秋战国之际的这场变化吗?
目前,对于春秋战国之际历史进程的这样一种阐释,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说明唯物史观已深入到广大史学工作者心中,成了多数人们自觉运用的思想武器。非但春秋战国之际的变革,其他如中华文明的起源、早期国家、商周社会形态等重大问题,学者也都在用唯物史观做武器,对之进行探讨。到现在,前辈史学工作者已为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高举唯物主义的思想旗帜,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肩负起新时期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必须同史学领域右的或“左”的思想倾向做斗争。所谓右的思想倾向,就是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唯物主义已经“过时”,或者干脆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亦即主张用非唯物主义思想指导我们历史研究。所谓“左”的思想倾向,就是前面提到的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割裂开来,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他们的个别论述取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使之成为束缚历史研究的僵死的教条。就一段时间历史研究的状况和目前史学界的实际情况看来,我认为,这前一种思想倾向固然存在,并应当引起我们警惕,但后一种思想倾向却是更主要的,更应值得我们大力克服的。这种倾向造成了我们的历史研究脱离实际,脱离广大群众,并且是使许多青年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发生误解与产生隔膜的主要原因。在当前,亟需要针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开展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破除那些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似是而非的教条,正本清源,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搞好我们的历史研究。这也与当前思想战线总的形势相吻合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其基本理论来说,其实并不深奥,并不繁复,也并不那么神秘。即如上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阐述的那些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应是既简明而又深刻,既朴素而又切中肯綮的。这些基本点,也反复见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一些著作,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卡尔·马克思》、《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论述是始终如一的。简单说来,这个基本原理就是对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决定人们的经济关系、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由此推动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这样一种历史规律的归纳。现在一些人赋予唯物史观过多的含义,把本来不属于这个范畴的一些内容也当成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去宣传,要求人们去遵守,并拿它当普遍规律去阐释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这实际是既不尊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背离了历史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及具体历史问题的论述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他们观察人类社会历史根本出发点,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总结,后者则是他们运用这一基本观点对各个具体历史阶段所经历的各种经济形态的分析,或者是对某一民族或国家具体历史的描述。虽然这些论述和分析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应当受到尊重,但毕竟是他们有关历史理论的第二层次或第三层次的论述,与唯物史观本身并不能划上等号。这些论述的适应范围一则受到具体时间和空间限制,二则(特别是有关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也受到当时具体环境,包括资料来源等条件的限制。一些这样的论述是否那么完善,一定要句句当真理,是需要我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拿现在人们关心的社会形态理论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四种生产方式或曰四种社会形态之说,加上他们描述的在这四种生产方式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将其归纳为“五种生产方式”或“五种社会形态”。
在历史研究中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
有人认为,这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这实际是经不起检验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已明确将上述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限于西欧各国,对于西欧以外广大地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他们是将其归入“亚细亚生产方式”范畴之内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可以随时看到他们将亚细亚社会形态(或曰“东方的”社会形态)与奴隶制、封建制并提,当作东、西方同时并存的几种社会形态,如:
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
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之下,劳动者本身表现为服务于某一第三者个人或共同体的自然条件之一(这不适用于例如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仅仅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6页。)
在奴隶关系、农奴关系、贡赋关系(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下,只有奴隶主、封建主、接受贡赋的国家,才是产品的所有者,因而才是产品的出售者。(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64页。)
以上,“接受贡赋的国家”即指“东方专制君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70页。),其对臣民普遍实行的人身占有和剥削称为“普遍奴隶制”。对于这种剥削关系,是不能用“欧洲的观点”即西方的奴隶制、农奴制关系来加以解释的。这种“东方的”即亚细亚社会的特征,一直与“古代社会”、“封建社会”的存在相始终。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够将“五种社会形态”当作世界各民族普遍必经的社会,或者当作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呢?
然而我们过去正是长期将之当作铁定的历史发展规律去看待。我们旷日持久的古史分期讨论便是在预设了“中国不能没有奴隶社会”的前提下进行的。从实际出发,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没有过一个奴隶社会。商代不是奴隶社会,因为其时作为社会生产主要承担者的“众”或“众人”并不是什么奴隶,而是各个氏族组织的族众;西周、春秋也不是奴隶社会,那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庶人与商代“众人”是同样性质的农民;战国、秦、汉广大的编户齐民更不是什么奴隶。可是过去在“中国不能没奴隶社会”的指导原则下,大家非要把这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朝代说成是奴隶社会,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来讨论所谓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也就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下限到底应断在什么时候的问题。所以这个讨论旷日持久而得不出什么结论。要说反思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这无疑是一个最大的教训。它告诉我们,正是教条主义、公式主义阻滞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包括现在一些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误解、生疏与隔膜,“左”倾教条主义都是难辞其咎的。
其他一些建国以来发生的重大历史问题的争论,例如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式问题等,在涉及理论指导时,也有过类似情况出现。如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不少论者仅是主要凭着斯大林关于“民族”概念的一段论述:“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注:《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00页。),就将我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拉到了明清以后,甚至近代,同时武断地指责范文澜先生所提出的汉民族形成于秦汉之际的论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相违背的。这里,斯大林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原理二者之间划上了等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硬被说成是仅仅形成于近代的幼稚民族。如此之类,今天看来实难以被人接受,而在过去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却是堂而皇之。像这样生硬搬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语录,打“语录仗”,成为那个时候的一大景观。这样,历史研究实难正常地进行,唯物史观的真谛亦难得到很好地张扬。
以上这些,并非要把建国后我们的史学研究说得一无是处,没有成绩可言。我曾经写过《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已对建国以来的先秦史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做出过较为全面的总结,(注:沈长云:《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不拟重复。这里只是强调,为了克服缺点,我们必须着重纠正过去那些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尽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口号倡导了这么多年,史学界尚待清理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仍然不少,许多是非仍不是那么明确。我想,只有清理了这些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的灰尘,我们才真正发扬唯物主义。
当前,面对各种史学思潮,包括被不断引进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冲击,我们不但要坚持唯物史观,而且要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这方面,我的想法还不够完善,只能提出两点粗略的看法。
一是要加强中国史的研究,尤其是加强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以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去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曾将西欧以外广大地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划归“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范围,并同时勾勒了一些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现在看来,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古代东方社会结构及发展路径不同于西方的基本估计是正确的,但限于他们所处时代对东方了解的程度,他们有关亚细亚社会形态特征的具体描述尚存在着某些不够精准的地方。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也把中国归入了亚细亚社会的类型,这无疑对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具有指导意义,然而毋庸讳言的是,我们有关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具体描述同样存在着不够精确的问题。这或许是他们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资料来源受到某些局限所致。
鉴于这种情况,认真研究中国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出一套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对于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文明是植根于自己本土的文明,并且在以后数千年的发展中未曾中断,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文明体系,因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比较起其他文明来说,更具有典型性,以之为标本解剖其发生、发展的历程,将更有助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二是要善于吸收西方史学及中国史学遗产的优秀成份。中国史学遗产,远的不说,就近一个世纪的情况来说,像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陈寅恪等诸位史学大师的主张,都不乏真知灼见,也可以说含有与唯物史观某些相通之处,如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应当就是一种对于古史研究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以至于今天广大史学工作者仍以之作为古史研究的基本通则。又如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当年郭沫若即认为它“的确是个卓识”。(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4页。)这个观点至今未能被动摇,因为它发现了中国旧的古史系统含有后人层层附加的成份,而这些附加的东西乃是源于人们所处时代的各种思想意识,这无疑是具有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倾向的。
至于近年不断涌入的西方史学理论,我们更不必对之大惊小怪。对于其中一些带有明显政治企图,披着学术外衣而意在诬蔑、攻击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东西,我们自然要驳斥之、坚拒之。但我相信,多数介绍到国内来的西方史学理论不是这种性质。其中有唯心主义的东西,或与我国史学工作者思维方式不相协调的东西,时间长了,自然没有了市场;另有相当部分西方史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的理论,确实蕴含着对于人类社会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某些局部性的规律的总结,或者含有对于历史研究方法的有益的探讨,一些内容也是与唯物主义精神相通的。
如法国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其将物质因素视作历史运动的基础,亦即历史发展的主要原因的观点,无疑就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他的理论当然应受到我们的重视。近年,在有关文明起源的研究中,西方人类学者提出的诸如“新石器革命”、“农业革命”、“城市革命”等命题也正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这些理论赋予生产力的进步以决定性的意义,把它当作人类进步的基本动力,其基本观点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的,我们同样没有理由拒绝从这些理论中去获取有价值的成份。马克思主义应当是开放的,我们应当善于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使我们的唯物史观永葆活力与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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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1846年合著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里程碑性的著作。哲学界以往的研究角度各异,阐述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最常见最普通的是将它视为唯物史观的充分完整的展述,有学者认为它实现了人的本质观的革命变革,有学者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在《形态》中是对《提纲》的并非丧失而是真正的回归,有学者则以其价值取向对未来共产主义的现实性作了分析与探讨,还有学者则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拟从《形态》中的范畴层次对马克思哲学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进行统一的认识。
列宁曾说:“范畴是区分(人与自然界)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任何科学都有自己特定领域里的范畴,范畴的合理性、有效性、规范性,并运用一定方法对范畴及范畴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描述及展开便形成科学。在《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中具有重要性的范畴达三四十个之多。当然,由于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刚转变不久,一些范畴用语不太科学、合理,界线模糊,但不妨碍我们解读其中的天才思想。认识这些范畴的确切内涵,明白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理清它们的层次,对于我们把握马恩形成唯物史观的逻辑理路,了解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和哲学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指导认识作用。
在《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种种“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自己应当成为何物的虚假观念”,“这些哲学英雄们的咩咩叫声只不过是以哲学的形式来重复德国市民的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认为“思想统治世界,把思想和概念看作是决定性的原则,把一定的思想看作是只有哲学家们才能揭示的物质世界的秘密。”这是一种纯粹主观抽象的思辨哲学。马克思恩格斯觉得有必要揭穿“这种如此投合于沉溺于幻想的精神萎靡的德国人民口味的哲学斗争”,以“使之得不到信任”。另外,我们知道马克思的世界观有一个由受黑格尔思辨理性和费尔巴哈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影响到最后转变成为科学的历程。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现为:一方面马克思已经认识到有必要从客观现实出发加以事实性表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其总体思维框架中,浓重的人本主义主观先验逻辑仍贯穿全篇。如在描述历史现实的时候,先验地假定人的本质状态和从一般劳动的认识出发,通过对异化的否定和抛弃达到对一般劳动的复归和真正占有,假想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状态。这无疑有碍于自己真正科学世界观的形成。
为了批判各种形形色色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为了彻底清算自己思想认识中唯心主义的残余。1845年马克思先后写了《提纲》,《形态》两篇文章,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抛弃了以往那种抽象的人道主义价值悬设,以一种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眼光去洞悉人类社会的客观过程,以一种有别于以往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论视域阐述了唯物史观。我们认为把握了《形态》中不同层次的范畴及其联系,就把握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独特视角和总体框架,有助于达到对它的科学认识。
对范畴作一区分可以有不同的标准。此处我们是根据范畴在唯物史观形成中的整体构思牵引与形成机制中的相互作用、归属层面、制约层面而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形成唯物史观最根本最核心的中心范畴。它们是进行理论厘定的中心层次,主要有分工、劳动、生产工具、生产力等。这里我们把“人”也归人这一层次,因为在《形态》中马克思认为它是“开始要谈的前提”、“现实的前提”,这些人不再是抽象的人,直观的人、只具有感情和爱的人、一般的人或者标准人。“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范畴是马克思确定自己唯物史观的逻辑思维行程的最初出发点,他回答了什么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什么是社会存在的本质以及什么是社会历史中取决定性的东西这些唯物史观最基础的问题。“这丝毫没有什么人应该具有的某种抽象的类本质,即使是‘生产’也不是人应该具有的、而是人类历史从动物生存(肉体组织的生物内驱力所致)历史性的跨出这一步‘开始生产’那一刻,人才历史地、具体地、现实的获得了新的人类社会生存的质的归定性。人类社会存在是在长期物质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通过现实的生产历史地实现的。”
劳动的历史,生产工具的演变史即生产力的演变史同时又是分工由原始自然的分工、简单的分工再到发达的分工的发展过程。“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都会引起现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仅仅是认识人类历史事实和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它还包括另一方面。由此由第一层次的范畴牵引出第二个层次如生活方式、劳动方式、活动方式、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所有制、交往、交往形式、交往方式、资本、竞争等。有些范畴的内涵有相重复之处,但外延却彼此不一。只从生产上去界定人和历史,只是达到了初级层次上的一般规定性,还缺乏对它的本质进行规定。这种规定性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层次中分工范畴所指向的另一极——生产关系。人们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生产关系,“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的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一定的生活方式。”“而一定的生产的内在结构组织和动态格局的功能实现,这就是生产方式。”个人的社会性的本质就存在于这种独特的生产方式之中。“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即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资条件。”这种一致体现了一种高度的统一,摆脱了思辨哲学的对人的纯主观本质的界定。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当然不仅是民族之间的关系是这样,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是如此。生产力是人类社会三大分工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任何生产力的飞跃都带来分工的变化,同时交往形式也发生变化,同时又引起所有制的不同形式的变化。从部落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封建所有制,直到资本主义所有制莫不如此。在资本主义所有制时期,由于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交往形式的拓展、海外殖民地的开辟、世界市场的形成、竞争的加剧、商业资本的兴起,逐渐排挤了自然资本。处于最具决定性的地位和因素当然是生产力。这种客观的物质力量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孕育的现实存在。分工由此而产生,在某一种程度上是生产力的最佳延伸,生产力的历史就是分工的历史,抑或反之。民族内部与外部的交往也随之发展起来,交往关系、交往形式、交往行为并不是现实生活中人群共同体的信息、能量、物质互换互通的简单关系,必须放到与生产力的相适应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解读。这所有的一切结果便是一定的所有制形式也形成发展起来。它是历史的产物,是一定的生产力、分工、交往的延续和体现,既可以成为后者积极发挥作用的最佳舞台,也可以成为限制其发展与延伸的枷锁和桎梏。可见,生产力、分工、交往、所有制形式、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等范畴是马克思恩格斯深刻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也是我们把握《形态》必须加以重视和正确理解之所在。当然不能仅从时间的向度来考察这些范畴。任何一个用语在某一层面上都存在相互制约的影响。社会的发展便是它们之间相互确认、相互规定、相互限制又相互作用的复杂而不断嬗变的历史。
第三层次的范畴有:异化、所有制形式、利益、社会关系、社会状况、社会形式、行会、市民社会、家庭、国家、共产主义、法、等级、阶级、集体、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历史、意识、意识形态、意识形式、偶然性等。这些范畴尽管多少有些派生性、从属性,某种程度上是第二、三位的性质,但它绝非可有可无的。正是这三个层次范畴之间的厘定契合,才可能建构唯物史观的完美大厦。有些范畴具有上层建筑的内涵,但不能笼而统之,我们必须对每个范畴作实质性的价值归属和屙性裁定,使它成为构建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理论大厦所必不可或缺的建筑材料。
在《形态》中马克思转换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的概念,“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而是自发地形成的,因此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这里不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作的先验设定逻辑中对异化的描述了,而是一种现实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对立统一基础上的现实的客观逻辑的描述了,因为在《形态》中,马克思运用经验归纳法,从经验的叙述事实中抽象出以下两个观点:一是由于分工存在,生产力与社会状况(社会形式)之间必然会存在矛盾,它又“是以家庭中自然产生的分工和社会分裂为单独的家庭为基础的”。…㈣’由此出现的劳动和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和私有制的出现。二是由于分工产生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公共利益“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的一种和实际利益脱离的独立形式的虚幻共同体形式”表现着。这种自发形成的由于分工不同而相互组合而成共同活动的社会力量,对于特殊利益来说就是一种异己的,不能驾驭的真正颠倒主客体关系的支配人们意识和行为的力量。只要两者之间存在分裂,它就是“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并且打算把我们化为乌有的力量。”由这一思维行程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对异化劳动的消灭即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状态加以描述,提出两个前提:异化的普遍性和人类的多数成为“完全没有财产的人”——无产阶级的广泛性,而这又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速发展为前提。因为“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另一方面普遍交往才能建立,无产阶级才能相互发现并相互结合起来”。否则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地域性的存在”,思维行程逻辑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用一种客观的现实的具体的视角,马克思站在现实的角度,由最根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状况入手,描述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异化劳动的不合理性,以及消灭这种异化劳动的迫切性和前提条件,以达到未来共产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一思维行程逻辑除了本身是一种抽象概括之外,毫无一点思辨唯心的色彩。由此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的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大家可能会认为将唯物史观作这种人为而机械的区分无疑会割裂著作的完整和谐。但此处的区分并非去瓦解科学唯物史观体系,只是理清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思维行程逻辑时提供一种便捷的路径而已。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思维言路并未因此断裂,至此我们必须对《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理路作出一全景式的解读。
《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一种科学的实践观出发,在实践思维方式的指导下,首次以几乎典型而完美的哲学思维方法——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达到了在社会领域里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逻辑思想的完整阐发。如展开“人”这个重要前提的逻辑运演行程是:“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的自然存在)——“许多个人的合作”(人的社会存在)——“这些个人的一定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人的本质存在)。另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首先,意识“受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制约”,与语言“有同样长久的历史”,是一种“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由于需要,由于交往,才作为“一种关系”而存在、发展为一种社会意识。最后由于精神劳动分工的出现,才出现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该阶级的思想家们才作为以“纯粹”的意识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但仍然“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资关系”而已。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遵循的是一种由现象到本质,由抽象到具体的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式。当然,它的主线仍然是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p#分页标题#e#
在“包含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提纲》中,一方面,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另一方面,他说:“他(费)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这是否矛盾呢?这里我们要把握的是马哲的理论出发点与逻辑出发点的关系问题。《提纲》中的理论起点是人的感性活动,是人的一种能动的客观物质活动,它的实践性即体现了感性物质活动的客观性,同时又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并非费尔巴哈式直观的感性的活动。当进入《形态》的行文中,在逻辑层面上发生了微观的分化,“原来在逻辑总体上作为(与外部对象对立的)主体方面中的物质生活活动却在一个新的理论层面上被确立为狭义的社会历史的客体方面。”即马克思所称的“客观的活动”,由此可见,《提纲》中的行文是不矛盾的。实践活动并非主体也非客体,“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都是错误的认识。其实实践是主体与客体的桥梁和纽带。马克思在《形态》中体现的正是实践活动的这种本质规定性,归根到底是在于时代的思维方式变革,即实践思维方式的诞生,终结了以解释世界的本体为己任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和解释思维和存在关系的认识论思维方式。
按拉卡托斯的观点,科学理论是由“硬核”和“辅助保护带”组成,“硬核”是最基本的理论公设,是学说的基本理论的根本主张,构成了该学说的基础,表现了学说的本质。“保护带”是运用该理论公设分析现实事物所得出的具体结论。如果我们将以上讨论的三个层次范畴的划分及对其关系的认识作为《形态》的“硬核”,那么,从不同的角度对它的认识就形成了一条条的“保护带”。其实在《形态》中,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并非单独而割裂的进行,对问题的阐述和看法可以选择不同的视角,但容易造成对著作的人为阉割危及唯物史观的完整性。关于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性的认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对社会形态的划定、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等理论剖析都密切交织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客观物质生产为出发点的总体哲学视域框架中,而对其关键范畴加以层次区分是达成这一认识的最好触角。当然我们反对将马克思哲学称为体系哲学,但有必要对这些范畴层次从总体上、宏观上、整体上的关系加以认定和准确定位,实现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的科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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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亦称唯物史观,其与历史唯心主义相对。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述这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它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它是由此产生的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也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命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命运全文如下:
一
2001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蒋大椿先生批评唯物史观现实合理性的文章。(注: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蒋先生的文章使我们想到,在理论创新的时候能不能突破或允不允许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此的答复是肯定的,他们坚决否定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真理。这种否定不仅基于他们关于人类经验的积累无论在量和质方面都微不足道(“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注:马克思恩格斯说了许多有关真理相对性的话语,这里只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上比较典型的一段。))的认识,而且源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存在决定意识(人们只能在一定历史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展开认识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页。辩证法只承认一切事物的暂时合理性,这是黑格尔最精彩的思想。)),所以过去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神化是违背马克思恩格斯原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们怀着对老师的过分崇拜而好心办了坏事。当然,在以往的造神活动中,也不排除有些人是借神化马克思恩格斯来神化自己。
科学发展史也告诉我们是可以的,因为原理无非是一种运用归纳和演绎方法产生出来的最一般的、基本的认识,是具体人的思维的产物。人的局限性决定了原理性认识的局限性,所以任何原理或规律性认识都不是完美无缺、绝对有效的,任何科学的理论因此都必须是发展的,开放的,否则就变成了宗教。
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理论的发展固然可以体现为对基本原理的不断修补和完善,但更多地却表现为对基本原理的突破上。正因为如此,这一领域的人们不会提出坚持或捍卫某种现成的理论,相反却欢迎对现有理论的不断修正,欢迎推翻现有理论的不断尝试。社会科学虽然有它的特殊性,但既然是科学,并且大家都认识到它需要创新,那就应同样欢迎对一些基本观点的超越。
事实上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发展,已经突破了许多根本性的原则,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因为在这个领域,空洞的原则是填不饱肚子的,所以原则往往在这里要让位于实践。比如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哪条原理呢?但它符合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符合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的原理,也符合理论思维必须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
笔者与吴英、庞卓恒先生(注:吴英、庞卓恒:《弘扬历史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与蒋大椿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一样,并不赞同蒋先生对经典唯物史观的基本价值判断,即它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已不能适应现实史学认识的需要,因此“应当超越,必须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笔者认为尽管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当代生活本身仍然可以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内得到很好的解释。换句话说,在当代,它的核心原理与它的一些辅助原理仍然是一种有效的历史认识方法。而且,即使将来人们的社会实践突破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框架,唯物史观被真的超越了,那也如同相对论突破牛顿力学的基本原理、量子论突破相对论的基本原理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被突破的理论并没有被彻底扬弃,牛顿力学对造汽车、飞机仍旧有效,相对论对造原子弹也继续有效,唯物史观将继续得到发展。
笔者同时对吴、庞两先生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有不同意见。在他们看来,传统唯物史观并非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创理论体系,而是经苏联人倒手的、受到严重歪曲或误读的理论范式。而笔者认为这一估计有些过头,理由是吴、庞两位先生无论是对苏联理论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还是对我国学人理论修养的评估都有些偏低。
就吴、庞两先生的前一观点而言,笔者倒是与蒋先生一致,即现存唯物史观属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而不属于斯大林或前苏联学者。尽管在斯大林时期,以《联共(布)党史》为代表的苏联版唯物史观,的确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存在生吞活剥和实用主义的缺陷,但我们不应忽略,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学术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逐渐调整了以往对唯物史观的片面解读之处。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1974年修订版)一书是这种苏联版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其表达的唯物史观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版唯物史观虽不能说纹丝不差,但原则上没有多少出入却是真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补充了原版唯物史观的不足。
至于后一点,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建国后的头些年,我国理论工作者分不清真假唯物史观,跟在苏联老大哥后面虚心地学习还说得过去,因为那时我们的马列理论修养的确薄弱,正处在以俄为师的模仿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后,苏联的解释变了,我们不仅没变,还将斯大林版的唯物史观进一步简单化为阶级斗争决定论,从而把唯物史观推到了荒谬。经过““””的反面体验,我国马克思主义者痛定思痛,在理论上真正成熟起来,依笔者愚见,成熟程度甚至胜过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标准的讨论大概可以视为这一进程的开端,而译自德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则对正本清源的工作具有象征意义。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区分不同版本的唯物史观的能力还是具备的。因此本文将重心放在对唯物史观现实合理性的辩护上,同时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一下唯物史观的历史命运。
蒋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归纳了六条“唯物史观的理论核心及其最基本原理”,并指出由于史学界过去对其中两条(注:有关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普遍性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亦承认杰出个人历史作用的观点。)的“局限与不足”进行过深入分析,因此他仅分析另外四条最基本原理的“严重缺陷”,其中包括:1.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是客观存在的。2.人类社会历史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规律向前发展,其基本规律表现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3.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4.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注:见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7页。)
笔者认为,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或最基本原理只有一条而非六条,也就是蒋先生所理解的第二条,其他五条都是第二条衍生出来的内层和外层理论,尽管也可称它们为基本理论。简言之,唯物史观包含着一个核心理论,即人类历史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所制约的合乎规律的过程。在这一内核周围,又有一系列支援性理论,如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历史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理论,阶级、阶级斗争和政党的理论等。在这些理论之下,还依附着众多的外层理论,比如在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体系之下,还有《资本论》中所阐明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运动的理论,商品、价值、剩余价值、市场经济的理论等,这还不包括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原创的唯物史观的理论诠释。而实际上,这些诠释也附着在了唯物史观的外壳之上。如列宁的、普列汉诺夫的、斯大林的、毛泽东的、卢卡奇等的思想理论。
所以,我们评析唯物史观的核心原理,必须完全放弃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的各种解释,到唯物史观创立者的论述中去寻找,这就如同历史学研究必须依赖一手史料(当事人和目击者的人证、书证、物证)是一个道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众多的著述中(注: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作品中都有过相关陈述。),或简单或详细地阐释过这一新的历史观,相对比较系统的论述最早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但定理式的、最完整的陈述则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表达出来的,这是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普遍共识。此外,恩格斯曾有过指示性的说明,认为他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两部书“……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其中《反杜林论》一书实际上是恩格斯和马克思两人思想的结晶,因为马克思参与了其中一章的写作,并听读过全书。
由于这些著述的篇幅都比较大,核心原理往往同相当广泛的论证结合在一起,有时会使读者难以把握要领,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那些出自马克思恩格斯手笔的相关小文章。那里边倒是常常包含着淹没在长篇大论中的作者最精华的思想,比如对唯物史观的高度概括。实际上没有哪个文本解读者比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更能准确地把握他们历史观的精髓了。
论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命运论文
在这方面,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17日)一文应该属于最值得重视的一篇作品,这是因为民间葬礼仪式短暂,现场发表的纪念演说必须言简意赅,必须对逝者生平业绩加以高度概括。为马克思做这种盖棺论定工作的最适当人选当然非恩格斯莫属。讲话虽短,却极其精彩,总结了马克思的历史功绩及他的为人。就功绩而言,恩格斯归纳出两大贡献,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在两大贡献中,唯物史观是对人类历史最一般规律的发现,属于宏观认识,放在前面;剩余价值论是对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秘密的揭示,属于微观认识,排在后面。在恩格斯眼里,显然前者的价值要大于后者,因此他特别对前者的基本内涵做了解释性说明,而对剩余价值论则仅仅提了一下它的现实意义。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提到“直接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具有决定作用这一点,可以用来辨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表述的核心原理的位置,也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在这个核心原理之后,依次是其他对应关系,如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求,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后才有总的结论: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恩格斯在晚年《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的信中,再次就唯物史观的核心原理做了高度概括,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文中的黑体字是原有的。)
也是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请布洛赫根据马克思原著而不是二手材料来“研究这个理论”,他特别提示布洛赫说“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
恩格斯还在同一封信中就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质疑进行了反驳,其最终落脚点仍然是他抽取出来的唯物史观的核心原理,而不是其他原理:
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8页。)
恩格斯对上述核心原理的遣词用句虽然或多或少有些差别,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表述也没有达到纹丝不差的契合程度,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恩格斯眼里的核心原理只有一条,即“物质生产”或“经济前提和条件”或“经济运动”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绝不是蒋先生归纳的六条。
如果说唯物史观的核心原理是社会生产力“归根到底”决定生产关系以及庞大的上层建筑,那么这一原理是否如蒋先生所言“在人类历史实际进程中根本不存在,找不到任何一条历史事实来支持这个规律的存在,因此它纯粹是一种思辨的思维运动”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当属历史实证范畴,蒋先生的看法恰恰在这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
现代历史哲学界在批评思辨的历史哲学时,通常所持的理由是该哲学脱离经验的历史,纯粹是思辨的产物,蒋先生是赞同此说的。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自维科以来的著名历史哲学家们的著作,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实际上是建筑在西方历史家们所体验的经验的历史基础上的。以历史哲学之父维科的《新科学》为例,虽然书中概括出大量人类历史的规律、定理或原则,但每一条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或多或少的史料作为论据。比如《新科学》中提出存在客观规律(民族共同性)的时候,就举出当时西方人在地理大发现后观察到的事实,即各民族都有某种宗教,都举行隆重的结婚仪式,都埋葬死者,维科认为这些共性是社会规律存在的有力证明(注:维科:《新科学》,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关于有无社会历史规律、如果有又如何看待社会规律及社会规律的特点等问题暂置不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当然也不是纯粹思辨的产物。就他们的史学功力(古文、外文、典籍史料的把握、分析概括能力)而言,现代多数专业史学工作者也无法启及。他们大量的读书笔记、藏书目录和著述(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史料的熟练应用,都足以证明他们的唯物史观绝不是纯粹的逻辑演绎,而是对经验历史的升华和概括。至于概括得是否与客观历史同一或接近,那正是我们在下面要说明的问题。
至于西方史家群体的共识,是指世界史学界熟知的解释,就是西方通史或专史类著作,都把生产力的变革处理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连基本术语“新石器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科学革命”、“信息革命”等都是近现代西方学者根据他们对世界历史的考察概括出来的(注:斯特瓦尔特·伊斯顿:《西方文明的遗产》(Stewart C.Easton,The Heritag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霍尔特瑞奈哈特与温斯顿出版公司1970年版,第18页以次;费根:《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前史导论》,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以次。在这本美国大学人类学专业的教材当中,特别指出现代人很难想像农业和动物驯化对人类历史产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类似的用法在几乎每一本西方相关史作中均可看到,并作为成熟的用语和解释被用于中学和大学教科书内,参见罗威尔·D.霍尔姆斯、韦恩·帕里斯:《人类学导论》(Lowell D.Holmes,Wayne Parris,Anthropology,an Introduction),第145页、1147页等。“农业革命”和“城市革命”概念的发明者是澳大利亚考古家柴尔德,“工业革命”概念的提出者不详,但它得以流行开来则有赖于英国历史家汤因比。)。美国史家麦克尼尔甚至认为,正是农业革命 才 使人类结束了“智人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而开始了“人类史”(Humanhi story)。(注:威廉·H.麦克尼尔:《人类社会史——从史前史到当代史》(WilliamH. McNeill,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普兰提斯—豪出版公司1987年版, 第2 4—25页。)
这种在西方史学界中少见的共识说明生产力变革的历史作用属于显而易见的史实,尤其从史前攫取型社会向生产型的文明社会的转换,长达190万年,能够清晰地展现从“奥杜威卵石工业”(Oldowan pebble industry)经新石器工业到金属器工业所导致的人类生理、心理、社会进步的基本线索。因此整个史前史的分期都是以工具或生活方式(采集、狩猎、农人、牧人时代之类)的进步为依据的。新的考古材料的出土不仅不能证伪这一基本解释范式,而且为这一解释范式增加了雄辩的证据。可以说迄今世界史上的两次明显的历史转型,即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出现,归根到底都是生产力一变百变、一转百转的产物。
蒋先生列举易洛魁人处于农业社会却没有向新生产关系过渡的例子试图证明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导致新生产关系的出现。如果只是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本书的考察看,这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我们只要把视线越出易洛魁人之外,观察的结果就不同了。(注:这里需要澄清蒋先生文中的一个误读,即易洛魁人并不是“摩尔根在19世纪发现他们”的,这支印第安人同“切诺基”(我们熟悉的吉普车品牌)等北美印第安部落一样,早就被西方殖民者发现了,发现易洛魁人的时间是1609年。摩尔根的功绩在于运用实地调查方法查清了易洛魁人母系氏族公社的内部结构。至于将这一结构赋予普遍的意义的做法,今天看来早已过时了,实际上它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实证材料的科学假设。)美洲印第安社会在被西班牙殖民者于15世纪末发现之前,便已独立地进入了文明社会,甚至形成了庞大的印加与阿兹特克帝国,社会分化出贵族、平民、奴隶阶级,家庭关系实行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制,国家甚至有成文法,有军队和法庭。其社会历史的演化脉与旧大陆没有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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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开始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及其保守性。黑格尔把理念看作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市民社会”是理念发展中的一个环节,而国家是理念发展的最高体现,是决定“市民社会”的。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过程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真正的活动者、原动力、国家的前提,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又反转过来支配市民社会,两者之间产生了异化关系。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出了现代国家是家庭生活和市民社会的自我异化的产物的观点。而异化的原因是私有财产的存在,是市民社会内部的等级之间斗争的结果以国家形式表现出来。关于什么是“市民社会”? 马克思当时和黑格尔一样是在物质生活关系体系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就包含着物质生活关系决定国家的思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指出:“市民社会阶级”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马克思虽然沿用了这一术语,但他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并不是随意的,他力图逐渐廓清它的外延和内涵以求对它的含义进行科学的规定。经过1843 年从法哲学方面、1844 年从政治经济学方面对这一概念的分析,“市民社会”实质上与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明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结构”概念是一样的。更可贵的是他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与黑格尔截然相反,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也就是物质生活关系——交往形式的总和决定国家,而国家又是上层建筑的核心。可见,马克思这一观点的提出同后来他的“生产关系决定国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显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 马克思又从抽象的理性原则出发, 把民主制看成是理想的国家制度, 是其他一切国家制度的理性实质, 主张通过民主制来消除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对立, 消除人的本质的异化。
总之,马克思从怀疑黑格尔的国家观转向了对它进行批判,这种批判把他引向通往历史唯物主义之路,在此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以及私有财产决定政治国家的重要思想,它们在唯物史观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认为,对于“市民社会”的深入解剖和了解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正是出于这种动因,使得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又得出了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从而他便获得了一把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钥匙。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入手,阐明了物质生产劳动这一最基本的实践,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经济运动进行了剖析,深化了对市民社会本身的认识。通过异化劳动这一主线,揭示出资本、地租、利润、工资等经济范畴的内在关系,进而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研究了私有财产的关系。马克思认为,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 工人受资本家剥削, 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同人自身的本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都发生了异化, 而产生这些异化的根源就在于劳动本身发生了异化。在马克思研究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运动的基础上探讨了历史发展,最终得出了“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同时,马克思在这一过程中明确了这一重要思想,即物质生产劳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说,“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经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马克思意识到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归根到底是由生产、生产方式决定的。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进一步提高到物质生产决定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高度,是马克思第一次对整个社会生活及其内部基本关系所作的逻辑分析和理论概括。但是,异化劳动理论残留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东西,一定程度上包含有一切以异化劳动理论作为根本理论和方法所特有的缺陷,虽然发现了物质生产劳动是市民社会中的深刻基础,但他把“物质生产劳动”理解为一种理想化的劳动,是从人性出发理解的劳动。 因此,从理论发展的进程看,《手稿》只是一种制定新世界观的最初尝试,本身具有不成熟性和不完整性,是一部过渡性著作。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集中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内的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缺陷,阐发了新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和新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点,被视为唯物史观的天才萌芽。在《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就是说,以前的旧唯我主义的主要缺陷是离开社会实践去理解主客体的关系、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因而就不能正确认识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就只把事物、事物、现实、感性作为对象,而不能看作是改造对象,把认识看成客体的直观,看不到人对客体的改造作用,从而忽略了认识和实践的能动作用。马克思正是在这关键性问题上,把实践看作是新哲学的根本特征,因为新哲学的一切原理都是以实践为基本出发点的,它的唯一目的就在于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服务。在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本身、社会环境及其思想都是人的实践的产物。因此,对事物、现实、感性等不能只从客体、直观的方面去理解,而必须从主体方面,当作实践的对象去理解。马克思还指出:“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又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的神秘东西”都是实践着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和反映,它们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整个《提纲》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的批评精神,在每个重大问题上,马克思都把自己的观点同旧唯物主义对立起来。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 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同唯心史观彻底决裂的过程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先是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束缚, 后又肃清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黑格尔的历史观是从意识出发,从他设想出来的绝对精神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针锋相对地指出:历史的主体不是想象出来的主体,而是现实的主体,这个现实的主体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费尔巴哈否定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 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把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作为前提, 把人类的历史看作是人本身的历史。但是费尔巴哈把人只看作“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他只停留在理论领域,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他所理解的人, 不是活生生的、从事物质活动的人, 而是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抽象的人。针对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我们应把有血有肉的个人作为我们的“人”的真正基础、真正的出发点, 同时又必须把人看作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看作是“在历史中行动的人”。概括地说:“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句话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唯物史观前提的科学规定。这个规定的基本思想是:唯物史观的前提就是由现实的个人, 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三要素所组成的有机整体。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强调了现实的人,他们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就突出了人在前提中的核心地位。其次,现实的人,也就是从事实际的历史活动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现实的人出发考察人的活动。当然人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但是生产活动是人的最基本活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基本条件, 是人的生命存在和全部社会生活的源泉,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是产生一切社会关系的最原始的胚芽,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的根本的是劳动发展史、生产发展史。在《形态》中, 马克思恩格斯着重考察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阐述了生产劳动在社会历史中的重大作用,他们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 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 一种历史活动, 即一切历史基本条件”。 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把生产劳动看作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人们只有首先从事物质生产,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才能从事社会活动,才能从事政治、艺术、科学、宗教等活动,物质生产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基本条件。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的人出发,实质上就是从物质生产出发。也只有从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出发,研究社会历史,才能深刻提示各种社会要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等等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才能深刻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趋势;只有到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中寻找,才能找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再次,现实的人的活动,归根到底要受到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但这个主体又恰恰被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制约, 它包括继承下来和现实创造的一切东西。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对现实的人的研究,对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的考察, 归根到底要研究制约着人的生产活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只有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把社会生活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区别开来,并用物质关系去说明思想关系,才能深刻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历史是人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统一运动过程。
因此,唯物史观的前提是:现实的人,同时也是他们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研究现实的人, 研究他们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而研究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抓住了社会历史观的这个根本问题,不仅展开了对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批判,也正确地论述了这一根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全部意识形态”现象都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这里讲的“存在”,指的是人们“实际生活过程”,而这个“生活过程”就是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交往的过程。这里讲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即所谓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在这里,不仅揭示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含义,还明确指出了两者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这就十分明确地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不仅是社会存在的产物和反映,它必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这就是说,生产作为改造自然的活动和力量是以人们的交往关系为前提的。而这种交往关系(生产关系)又是由生产(生产力)决定的。接着他们分析了历史上三种私有财产形式(作为生产关系的特定形式)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与生产力的状况是紧密相联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通过分工表现出来的,而分工的发展也必然改变着人们同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和产品的关系,从而改变着人们的物质交往关系。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交往关系也不断变化和发展,这样生产力决定交往关系,而交往关系反过来又影响生产力。物质生产过程就是在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前进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的,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就是说,被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交往形式),同时也制约着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就是经济基础。正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它“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入分析,得出了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本不同的结论:“共产主义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是建立在深刻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之上的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论证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理论,而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社会状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会跟着改变,当时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桎梏的时候,必将被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随着这种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私有制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许多新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因此,资本主义的灭亡,共产主义的出现,完全是由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决定的。同时,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同生产力直接联系起来,阐述了无产阶级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同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他们要求消灭劳动,即消灭劳动者脱离生产资料、受生产资料所有者支配的雇佣劳动。这使无产阶级革命同过去的一切革命区别开来。共产主义革命要消灭雇佣劳动,就非消灭最高形式的私有制不可。所以,共产主义革命要消灭一切形式的私有制,是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历史的必然。
至此,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初步形成。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是马克思不断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不断肃清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历史观,它根本不同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学习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探讨唯物史观形成的历史逻辑,对于我国当前建设全面小康和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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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它最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人类认识史上所实现的伟大变革。它创造性地发展和超越了包括黑格尔在内的以往的历史观,第一次借助政治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分析社会结构,在此基础上,具体地揭示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阐明了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及其内在机制,从而把历史观稳稳地安放在唯物主义的基地之上。但是,唯物史观自创立之后,它深邃和丰富的理论内蕴并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它的后继者们往往只是从其实际需要出发,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意愿对其内容进行抽象的图解,结果使得这样一个本来生动活泼并在实践中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开放体系成为可以用来以不变应万变的简单公理和公式,这种状况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本性是大相径庭的。因此,根据时代的发展,结合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重新阐释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深刻内涵,特别是重点开掘和研究那种不同于普遍规律的特殊规律,即根植于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民族发展阶段的“特殊逻辑”,是创新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根本路径。
如何发展和创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是学术界自改革以来就开始探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从抽象的意义上讲,任何理论都有一个发展和创新的问题,唯物史观当然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唯物史观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当作“套语”和“标签”的教条主义学风就已经萌芽。这种学风后来以不同形式在社会主义政党和国家范围内长期存在。在这样的氛围下,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创新问题就成为不可触及的理论禁区。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唯物史观的革新开始被提了出来并得到热烈的探讨。正是在这种探讨和论争中,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创新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并取得了一些值得予以肯定的初步成果。
以哲学教科书为例。我们现在所通行的教材是一个由“两部分”(辩证唯物义、历史唯物主义)“三大块”(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四小块”(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所组合起来的体系。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主要内容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社会发展阶段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如拉布里奥拉的《唯物史观论丛》对此作了明确的界定。尽管像布哈林这样富有创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阐释唯物史观时,充分利用其经济学素养,提出了社会平衡理论,并猜测到了社会系统论的关键要点:普列汉诺夫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把“社会心理”看成是介于经济基础与思想上层建筑之间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层次。但所有这些,都还只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这个唯物史观的主干部分进行发挥和补充,并未突破其自我预设的理论框架。
改革以来在关于哲学教科书的革新中,对唯物史观的内容作了较大的更动。例如,增加了关于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发展、文化、文明、社会形态发展的决定性和选择性、社会形态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等多方面的内容,使唯物史观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丰富。然而,总的来看,这种变动和更新仍然没有超出教科书既定结构的范围。只是在这种结构范围内所作的几乎是最大限度的“增量”。
对唯物史观的这种改革无疑是一种探索,但实践证明,这种往既成的逻辑架构内不断“增量”的改革,并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实质上的创新。唯物史观本质上而不是形式上的创新必须变革思维方式,在体系和内涵上进行双重的“突围”,使其成为一个与时代息息相关、与实践血肉相连的开放的和生动活泼的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对固有原理的经院诠释和抽象思辨上。唯物史观应该成为一个与时代发展逻辑相契合的由“已知”进入到“未知”的活的逻辑,而不是用来解释一切而实际上什么也解释不了的僵死公式。这是改革实践对于历史观发展的热切呼唤,也是唯物史观实现自身变革并能在改革实践中发挥应有作用的迫切要求。
唯物史观发展的路径同样是开放的和多样的,因为实践本身是开放的和多样的。在这种本身是开放的和多样的改革探索中,捕捉时代的“特殊逻辑”,特别是具体地研究我们这个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时代的新的时代逻辑。在研究中为人们认识时代的根本问题、把握时代的根本矛盾、反思时代的思想原则、预测时代的发展趋势,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原则,是创新唯物史观的根本之道。
研究每一个历史时代特别是现时代的“特殊逻辑”。即是回归马克思恩格斯“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本真状态。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未留有完整的历史观专著,其基本思想主要渗透在经济学著作以及一些批判性著作之中。马克思在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虽然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作了最集中最经典的概括,但它毕竟只是一个简略的总结,决不是唯物史观理论的全部。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晚年关于人类学的笔记和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等著作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在一个简短的《序言》中未予表达,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却以《序言》为范本,企图制定规范的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这不能不挂一漏万,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例如,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理论、“类本质”理论、人的本质发展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东方社会理论,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合力论”的思想、社会要素交互作用的思想等等,特别是马克思关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思想、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人类文明“活的灵魂”的思想等,都是唯物史观内在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如果我们能够根据时代的需要和实践的发展,在改造和发展的基础上,把这些内容充实到唯物史观理论中来,这对于我们从根本上突破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狭隘理解,还原和创新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理论的原生形态,是十分必要的。
把握时代的“特殊逻辑”就要深入到社会历史中去,具体地研究它的经济、政治、伦理、宗教、哲学、艺术、风俗乃至科学、技术等等,特别是它的文化。文化是物质和经济的反映和升华,同时又是它的内蕴和实质。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它直接的对象是人类文化的各种形式特别是精神形态的文化,它是在透视文化现象中捕捉人类文化和文明的“精髓”和“灵魂”,并将其上升到哲学本体论和历史观的高度的。哲学历史观固然要研究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但是它与经济学和政治学不同,它是从思想的、观念的、文化的角度切入,去研究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及其他,然后通过这种研究提炼出一定的思想观点和文化观念。因此,把握时代的“特殊逻辑”,就是要抓住贯穿于时代之中隐藏于历史表象之后的“思想原则”、“民族精神”,就是要找出时代的根本问题和根本矛盾。而说到底,从历史中去寻找,也就是从人自身中去寻找,在这里,历史和人融为一体,历史即人,人即历史。于是,物的研究和人的研究、抽象的研究和具体的研究、历史的研究和现实的研究、理论体系的研究和生活实践的研究,都在这里内在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诚然。唯物史观的逻辑创新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的原则和预定的模式,如果谁要这样作,那就会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回到原点。三十年来关于历史观改革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事先预设如何改革的体系框架,结果使得这种改革始终被封闭在体系框架之中不能有所突破。哲学历史观是不受任何固有体系束缚的一门关于自由的科学,只有让其享受自由,才能让其回归智慧,只有让其回归智慧,才能在时代的变革和人类的生存中显示其智慧的活力,发挥其智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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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主要包括四个时期:《莱茵报》时期,克罗茨纳赫时期,巴黎时期和布鲁塞尔时期。
一、《莱茵报》时期(1842年3月—1843年3月):这一时期马克思任《莱茵报》的主编,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划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总督就莫塞尔河谷农民问题同《莱茵报》展开激烈的官方论战,之后又出现了关于出版自由的问题,让马克思看到普鲁士国家在解决问题时考虑的都是富人的利益,而将平民视为草芥,这使马克思对他一直以来所信奉的黑格尔哲学产生了动摇,让马克思开始深入地思考国家法律的本质。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形成的动因。 二、克罗茨纳赫时期(1843年3月—1843年10月):在马克思辞去《莱茵报》主编的工作后来到克罗茨纳赫,创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提出了家庭,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前提的观点。这是马克思在思想上的又一重大转变。三、巴黎时期(1943年10月—1945年2月):在这段时期,马克思开始了对唯物史观的探索之路,这段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德法年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四、布鲁塞尔时期(1845年2月—1848年3月):这一时期马克思的作品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通常被认为是唯物史观创立的标志。
要想使得每个人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要做到脱离自然界的束缚,挣脱社会关系的限制,冲破自身的枷锁,实现最高理想和目的:做一个“自由全面的人”。
第一,脱离自然界的束缚是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人被自然界束缚主要是指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人还没有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对自然界的认识片面而不彻底;二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下。在这两种状态下,人们不可能充分利用和驾驭自然界,反而还会被自然界无形的力量所捆绑,最终无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存在于自然界这个大环境里,要想自由发展,一是必须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提高自身认识世界的能力;二是必须要快速推进生产力发展的步伐。只有做到这两点,人才可以脱离自然界的束缚,实现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前提。
第二,挣脱社会关系的限制是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保证。 “人的依赖性关系”和对“物”的依赖性关系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两大社会关系。“人的依赖性关系”是指资本社会以前的人与人的关系,总是被各种地域关系、血缘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限制着,每个人的发展很不自由;而对 “物”的依赖关系就是在市场经济中,要以物质生产交换形式作为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
第三,冲破自身的枷锁是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最高境界。什么是人自身的蚕茧呢?它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是人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个性和人格;二是人的能力发展出现了扭曲,不是全面自由的,而这两个方面又恰巧是相互联系的。在过去的一切社会关系中,尤其是在阶级性社会里,每个人的发展都要顺应自身所处的阶级存在、发展的情境。每个人不是一个独立个性和人格的人,却是作为当下统治阶级的利益代表存在的,所以要冲破自身的蚕茧,才可以达到自由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开门见山地指出了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了发展和“人”之间相辅相成的本质联系。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首先,不断推进“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前提。“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生命体,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存在体;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目的就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以人为本”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其次,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着眼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与核心。因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处于同一历史进程中的。我国所倡导的和谐社会就是要做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等总体性的和谐发展。抛开“以人为本”谈和谐社会,抑或只谈构建和谐社会而背离“以人为本”,这些都是不明智的,都只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挂在墙上。只有认清“以人为本”是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根本条件,才能切实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最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是互动共进的。发展是第一要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靠发展来巩固、在发展中推进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和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保持我国发展的良好势头,成为当下最为紧要的课题。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互动共进的,是全面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宏伟蓝图。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都不是随心所欲的行动。尽管社会的发展是无止境的,是时时刻刻在进行着的,但对于个人来说就必须在他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并遵守当时的法律制度进行个体的发展。和谐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地认识和解决中国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人为本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具体升华的结晶,是关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新的哲学,对当代中国人来讲,对认识人的地位和价值有启蒙和解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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