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统计分析是运用统计方法与分析对象有关的知识，从定量与定性的结合上进行的研究活动，是整个统计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也是企业制定生产计划、发展战略与规划的主要依据。

关键词：统计分析 企业 发展

一、统计分析的概述及其特点

1.统计分析的概述

统计分析是指运用统计方法及与分析对象有关的知识，从定量与定性的结合上进行的研究活动。它是继统计设计、统计调查、统计整理之后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是在前几个阶段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从而达到对研究对象更为深刻的认识。它又是在一定的选题下，集分析方案的设计、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而展开的研究活动。系统、完善的资料是统计分析的必要条件。

2.统计分析的特点

运用统计方法、定量与定性的结合是统计分析的重要特点。随着统计方法的普及，不仅统计工作者可以进行统计分析，各行各业的工作者都可以运用统计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只将统计工作者参与的分析活动称为统计分析的说法严格说来是不正确的。提供高质量、准确而又及时的统计数据和高层次、有一定深度、广度的统计分析报告是统计分析的产品。从一定意义上讲，提供高水平的统计分析报告是统计数据经过深加工的最终产品。

(1)运用统计方法:统计方法是以总体现象的数量关系为对象的一类特殊科学研究方法的总称，从运用的角度可分为经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经验方法是指人们长期的统计实践经验相关的方法。在统计分析中常用的数量比较法、分组分析法、指数及因素分析法等就属于这一类。对于这一类方法如能正确运用，可以提高统计分析的科学性。

(2) 定量与定性的结合：统计分析面对的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在定性分析的前提下。通过其数量表现对研究对象进行认识。因此，熟悉和掌握与研究对象有关的知识是十分必要的。

二、统计分析在企业中的运用

统计分析在一个企业的运转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统计认识的全过程来看，通过统计设计、调查和初步整理所取得的统计资料，可以对客观现象总体的数量特点取得一定的认识。但是这些认识却只是初步的、表面的，只有对这些资料进行由表及里的分析和研究，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特点、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使统计认识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由于统计分析具有深化认识的作用，使得统计分析在企业当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统计具有数量性的特点，统计分析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定量的分析来实现的。统计分析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对客观事物量化，包括反映客观事物规律的数量表现;二是根据量变程度确认事物的质，即确定区别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三是揭示新的规律，即通过分析数量关系，发现尚未被认识的事物的规律。统计分析工作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在企业正确处理好统计分析工作，可以从整体上更为全面地看清现状，可以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和发挥统计分析工作的作用和意义。就社会经济领域而言，统计分析还是发挥统计整体功能，提高统计工作地位的重要手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实施，社会经济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级领导部门和决策者仅凭个人能力和经验已经很难把握瞬息万变的局面，更难以正确做出科学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统计分析的优势随之显现。它可以把数据、情况、问题、建议等融为一体，既有定量分析，又有定性分析。比一般统计数据更集中、更系统、更清楚地反映客观实际，又便于阅读、理解和利用。因而是发挥统计的信息、咨询、监督功能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也提高了统计工作的社会地位。

统计分析在企业发展中应用广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统计分析在企业预测中的应用。在统计预测中，一般强调静态分析预测和动态分析预测相结合，以静态分析预测为主。首先，企业应根据自身特点，重点进行年度、季度统计预测分析，确保企业目标管理和考核的有效性。其次，要根据企业的计划目标和历史销售数据确定各项数据指标，找出经济运行波动的共性和差异性。再次，要根据企业的总体规划和行业的特殊性，综合运用一定的预测模型来提高分析的科学性，公司的市场份额取决于该公司的产品、服务、价格、沟通等与竞争者的关系。如其他因素相同，则公司的市场份额取决于它的市场费用在规模和效益上与竞争者的关系。

第二，统计分析在企业决策中的应用。随着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推进，企业受外部环境的影响逐步加深，这就要求企业及时对相关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一是对市场需求和供给能力的分析。主要包括居民的购买力、商品的潜在和实际市场需求量、品牌成熟度、订单满足率、消费偏好等。通过分析，可以判断企业的赢利空间、供需缺口等，为领导层确定商品销售规模、制定阶段性营销策略等提供依据。二是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分析和影响。主要包括国内、国际的宏观环境对我国行业发展的影响和对地方法规、民风民俗对企业的发展的影响。三是对企业竞争力的分析。通过分析本行业其他企业的经营情况，在对比中认识自身发展的差距和潜力，从而为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第三，统计分析在企业过程分析和阶段分析控制中的应用。在计划方案的落实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不可预知的状况。需要及时的进行过程分析和阶段分析。企业利用统计数据定期分析计划完成情况、进度情况等，可以及时的发现执行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完成阶段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有利于确定指标完成率。便于衡量市场潜力相同的不同市场之间的业绩。也作为销售目标制定的依据。

在企业当中，统计分析工作是了解现状、预测未来，为了更好的促进企业发展进步的重要方法。做好统计分析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因此，我们要提高对统计分析的研究，使统计分析工作更好地成为企业发展的有力推动力量。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统计分析[EB/OL].

[2]赵井霞.试谈如何进行统计分析[J].商业经济.2004.4.

[3]宋安. 统计分析在企业管理与经营决策中的应用[J].经济师.2003.6

摘 要：随着我国工业技术发展，和社会对于金属资源的需要。冶金行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不断提升，社会对冶金行业生产技术的要求也在提高。另外，微波技术在工业和人们生活中得到了普及，微波是一种清洁干净的能源，将微波技术应用到冶金工程中可以提升金属的浸出、萃取效率，并节约更多资源，必定能够使冶金技术得到提升。该文将对微波技术的工作原理进行简要叙述，并分析当下微波技术在冶金工程中的应用，最后将会对微波技术在冶金工程中未来的发展进行展望。

关键词：微波技术 冶金工程 技术发展 浸出 萃取

在科技的支持下，冶金行业得到发展，同时冶金企业也在不断提升技术用以增加产量降低生产成本。微波技术出现后，得到广泛应用。现今微波技术在冶金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尤其在萃取、浸出等工序中有着良好的效果。

1 微波技术的工作原理

微波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电磁波段，微波波长在1mm至1m之间，微波相应频率在300GHz至300MHz之间，其中民用的微波频率只有915MHz和2450MHz两个频率，微波虽然存在于无线电波和红外辐射之间，但是在产生方式、传播途径以及应用上都与二者有所不同。微波加热的工作原理如下，在磁场环境中，一些物质的分子会发生极化，分子将会随着微波场方向发生改变，在运动过程中极性分子会试图对自身速率进行调整，进而引起极性分子旋转。原子弹性散射会阻碍极性分子旋转，并导致能量耗散，将电磁能直接转化为热能，实现对物质加热升温的目的[1]。

微波加热有其明显的特点，与传统加热方式有很大不同。传统加热方式是传导式的加热，是一种通过外部热源由表面到内部的加热方式。微波加热是从对象材料内部进行，通过对象内部耗散来对目标进行加热，微波加热方式与传统方式相比也有其明显的优势。微波加热的方法是使受热目标本身成为发热体，这样能够使受热目标在加热的过程中做到受热均匀，避免了传统加热方式中存在的冷中心问题，无论受热物体的形状如何，都可以做到均匀受热。由于受热目标直接成为发热体，所有在微波加热的过程中，不需要经历热传导的过程，而且可以减少能耗提升受热速度。在微波的作用下，物质的原子和分子会发生高速振动，从而为化学反应建立更为有利的环境，进而降低能耗。微波加热可以在较低温度下完成杀菌保鲜的任务，微波加热快，对食物内维生素等物质活性能够做到最大程度的保留，而且微波本身不会产生废渣、废气等有害物质，更利于环境保护。

2 微波技术在冶金中的应用

微波技术在当今的冶金中应用广泛，主要包含微波辅助萃取、微波强化浸出、微波干燥、微波碳热还原和微波烧结等应用。

2.1 微波作为萃取辅助

微波技术在实际工作中应用有很多，微波能够穿过萃取介质，对加热物直接进行加热。因此在萃取的过程中，运用微波技术可以对萃取工作中的传质加热，继而减少萃取工作的时间，可以有效的提高萃取效率[2]。微波技术在对萃取进行辅助时，极性溶剂吸收微波的能力要更强，而且在微波条件下更容易提升溶剂活性，所以在萃取中，使用极性溶剂要优于非极性溶剂，使用极性溶剂能够和被萃取物产生更好的效果。在铂(Ⅱ)和钯(Ⅱ)络阴离子的萃取及分配行为中，可以发现在微波辐射下，分配比和饱和吸附容量得到了增大，萃取率有效提升，使用微波技术辅助萃取能够使萃取速率增大。

2.2 浸出应用微波技术

随着资源的不断开采，一些低质量的冶金原料也被当作冶金原料使用，对于低质量原料的处理工作难度越来越大，使用传统的湿法冶金工艺手段能够有效对这些低质量矿石进行处理，但是浸出率低，处理时间长，影响工作效率[3]。一些学者尝试将微波技术应用于这一工作中，并取得了良好的进展。纳库马尔等人在对低质量且难浸的金矿进行了微波预处理，在对试验结果分析后发现，矿石中的总碳量降低的值接近70%，而矿物中的致密硫化物被氧化成为了结构更为稀松的氧化物。将接受微波处理后的金矿放入氰化物中浸出，金回收率在95%以上，可发现利用微波处理后的浸出效果明显。另外，丁伟安在硫化铜精矿三氯化铁浸出反应的研究中，对微波的运用也进行了探讨。在硫化铜精矿三氯化铁浸出反应实验中，在使用微波加热后，浸出的速率有明显的提高，而且物质间出现反应的时间也在缩短，表面微波技术应用于浸出中的有效性。

2.3 微波应用于干燥处理

干燥处理是微波技术的最基本应用，水在微波的作用下会产生强烈的反应，水是有效吸收微波的物质。与传统通过辐射达到干燥的手段相比，微波干燥具有更多的优势，使用微波技术速度更快，更加有效的对物品起到更好的保护[4]。

库萨卡等学者在硼酸干燥实验中运用了微波技术，微波功率设定在100～700W间。在实验中，实验对象的温度在微波加热下迅速接近100℃，随后温度迅速下降，这说明水分已经快速脱离了实验对象。实验后对实验样品进行观察，发现样品在物理形态上并没有发生变化，而且硼酸中的结晶水没有在微波加热下发生分解，微波干燥用时短应用微波技术进行干燥不但速度快，而且安全性高，能够很好的保护加热对象。

2.4 微波碳热还原

碳在冶金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充当着冶金中的还原剂，可以有效的吸收微波，在微波条件下，碳可以快速升温，当碳迅速升温后其还原力得到增强。微波碳热还原技术的目的就是利用碳吸收微波的能力来还原氧化物，还原后将得到用于冶金的金属和化合物。

斯坦迪斯等人在对铁矿石微波碳热还原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通过微波加热的方法，能够有效解决在传统加热方法中一直存在的“冷中心”技术瓶颈。在微波加热的条件下，碳热还原率迅速提升。加拿大学者也曾经进行过此类实验，通过微波技术来处理含铁废渣，在微波加热废渣的同时，加入磁铁矿和碳，加热速度得到提升的同时，还回收了废渣中的铁矿，实现了资源的再回收[5]。

2.5 微波烧结

微波烧结是利用微波技术对材料进行加热，并提升至烧结温度实现材料的致密化。在进行微波烧结的过程中，升温速度快，但是在材料内部温度始终保持均匀，材料晶粒会受到抑制，材料质量会提升。

罗春峰等人对微波烧结进行研究，以粉末冶金铁基材料的烧结工艺与性能为研究主体，并和传统的真空烧结工艺进行对比。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果表明，通过微波烧结，使粉末冶金铁基材料在1280℃的温度下保温10min，能够使材料达到95.8%的相对密度，进而增强了材料的硬度和抗拉强度。

3 微波技术在冶金工程中未来的发展

微波技术在冶金工程中的应用领域已经越来越多，使用微波技术能够提升金属的回收率、降低冶金技术的能耗、减少工作时间等，微波技术在冶金行业中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微波技术在冶金中的应用愈加成熟，但是随着生产需要，微波协调其他外场技术在冶金中的应用必须得到发展。如超声波技术能够通过空化反应将悬浮在溶液上的团聚颗粒进行粉碎，使水溶液吸收微波性能提升。但是类似于这种外场技术的联合工作技术尚不成熟，仍然需要进行完善和增加。外场技术的联用符合冶金行业发展需要，是冶金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广大冶金行业研究者和工作者，应在实践中刻苦攻关，实现技术的发展。

4 结语

微波技术在冶金工程中得到良好的发展，对冶金技术有着巨大的帮助。但是相关研究者和从业人员也应该认识到，为了适应为了发展需要，必须要加强微波技术与其他外场技术的结合，提升技术联合能力，共同为冶金工程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刘书祯，白燕，程艳明，等.微波技术在冶金中的应用[J].湿法冶金，2011(2)：91-94.

[2] 郑凯，赵平源.微波技术在冶金中的应用[J].广东化工，2014(8)：75-76，72.

[3] 石鑫越.微波碳热还原转炉渣脱磷动力学研究[D].石家庄：河北联合大学，2013.

[4] 马彦锋，陈向阳，陈永明.微波辅助浸钒工艺实验研究[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3)：452-456.

[5] 陈建.微波加热预处理铬铁矿工艺研究[D].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13.

1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唯物史观形成的开端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开始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及其保守性。黑格尔把理念看作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市民社会”是理念发展中的一个环节,而国家是理念发展的最高体现,是决定“市民社会”的。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过程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真正的活动者、原动力、国家的前提,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又反转过来支配市民社会,两者之间产生了异化关系。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出了现代国家是家庭生活和市民社会的自我异化的产物的观点。而异化的原因是私有财产的存在,是市民社会内部的等级之间斗争的结果以国家形式表现出来。关于什么是“市民社会”? 马克思当时和黑格尔一样是在物质生活关系体系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就包含着物质生活关系决定国家的思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指出:“市民社会阶级”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马克思虽然沿用了这一术语,但他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并不是随意的,他力图逐渐廓清它的外延和内涵以求对它的含义进行科学的规定。经过1843 年从法哲学方面、1844 年从政治经济学方面对这一概念的分析,“市民社会”实质上与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明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结构”概念是一样的。更可贵的是他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与黑格尔截然相反,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也就是物质生活关系——交往形式的总和决定国家,而国家又是上层建筑的核心。可见,马克思这一观点的提出同后来他的“生产关系决定国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显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 马克思又从抽象的理性原则出发, 把民主制看成是理想的国家制度, 是其他一切国家制度的理性实质, 主张通过民主制来消除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对立, 消除人的本质的异化。

总之，马克思从怀疑黑格尔的国家观转向了对它进行批判,这种批判把他引向通往历史唯物主义之路,在此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以及私有财产决定政治国家的重要思想,它们在唯物史观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

2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唯物史观的萌发

马克思认为，对于“市民社会”的深入解剖和了解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正是出于这种动因，使得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又得出了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从而他便获得了一把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钥匙。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入手，阐明了物质生产劳动这一最基本的实践，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经济运动进行了剖析，深化了对市民社会本身的认识。通过异化劳动这一主线，揭示出资本、地租、利润、工资等经济范畴的内在关系，进而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研究了私有财产的关系。马克思认为,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 工人受资本家剥削, 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同人自身的本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都发生了异化, 而产生这些异化的根源就在于劳动本身发生了异化。在马克思研究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运动的基础上探讨了历史发展，最终得出了“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同时，马克思在这一过程中明确了这一重要思想，即物质生产劳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说，“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经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马克思意识到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归根到底是由生产、生产方式决定的。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进一步提高到物质生产决定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高度，是马克思第一次对整个社会生活及其内部基本关系所作的逻辑分析和理论概括。但是，异化劳动理论残留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东西，一定程度上包含有一切以异化劳动理论作为根本理论和方法所特有的缺陷，虽然发现了物质生产劳动是市民社会中的深刻基础，但他把“物质生产劳动”理解为一种理想化的劳动，是从人性出发理解的劳动。 因此，从理论发展的进程看，《手稿》只是一种制定新世界观的最初尝试，本身具有不成熟性和不完整性，是一部过渡性著作。

3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唯物史观的萌芽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集中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内的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缺陷,阐发了新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和新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点,被视为唯物史观的天才萌芽。在《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就是说，以前的旧唯我主义的主要缺陷是离开社会实践去理解主客体的关系、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因而就不能正确认识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就只把事物、事物、现实、感性作为对象，而不能看作是改造对象，把认识看成客体的直观，看不到人对客体的改造作用，从而忽略了认识和实践的能动作用。马克思正是在这关键性问题上，把实践看作是新哲学的根本特征，因为新哲学的一切原理都是以实践为基本出发点的，它的唯一目的就在于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服务。在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本身、社会环境及其思想都是人的实践的产物。因此，对事物、现实、感性等不能只从客体、直观的方面去理解，而必须从主体方面，当作实践的对象去理解。马克思还指出：“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又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的神秘东西”都是实践着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和反映，它们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整个《提纲》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的批评精神，在每个重大问题上，马克思都把自己的观点同旧唯物主义对立起来。

4 《德意志意识形态》：唯物史观的初步形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 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同唯心史观彻底决裂的过程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先是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束缚, 后又肃清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黑格尔的历史观是从意识出发,从他设想出来的绝对精神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针锋相对地指出:历史的主体不是想象出来的主体,而是现实的主体,这个现实的主体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费尔巴哈否定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 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把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作为前提, 把人类的历史看作是人本身的历史。但是费尔巴哈把人只看作“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他只停留在理论领域,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他所理解的人, 不是活生生的、从事物质活动的人, 而是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抽象的人。针对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我们应把有血有肉的个人作为我们的“人”的真正基础、真正的出发点, 同时又必须把人看作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看作是“在历史中行动的人”。概括地说:“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句话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唯物史观前提的科学规定。这个规定的基本思想是：唯物史观的前提就是由现实的个人, 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三要素所组成的有机整体。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强调了现实的人,他们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就突出了人在前提中的核心地位。其次,现实的人,也就是从事实际的历史活动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现实的人出发考察人的活动。当然人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但是生产活动是人的最基本活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基本条件, 是人的生命存在和全部社会生活的源泉,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是产生一切社会关系的最原始的胚芽,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的根本的是劳动发展史、生产发展史。在《形态》中, 马克思恩格斯着重考察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阐述了生产劳动在社会历史中的重大作用,他们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 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 一种历史活动, 即一切历史基本条件”。 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把生产劳动看作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人们只有首先从事物质生产,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才能从事社会活动,才能从事政治、艺术、科学、宗教等活动,物质生产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基本条件。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的人出发,实质上就是从物质生产出发。也只有从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出发,研究社会历史,才能深刻提示各种社会要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等等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才能深刻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趋势;只有到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中寻找,才能找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再次,现实的人的活动,归根到底要受到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但这个主体又恰恰被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制约, 它包括继承下来和现实创造的一切东西。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对现实的人的研究,对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的考察, 归根到底要研究制约着人的生产活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只有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把社会生活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区别开来,并用物质关系去说明思想关系,才能深刻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历史是人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统一运动过程。

因此，唯物史观的前提是：现实的人,同时也是他们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研究现实的人, 研究他们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而研究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

第一， 阐述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抓住了社会历史观的这个根本问题，不仅展开了对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批判，也正确地论述了这一根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全部意识形态”现象都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这里讲的“存在”，指的是人们“实际生活过程”，而这个“生活过程”就是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交往的过程。这里讲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即所谓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在这里，不仅揭示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含义，还明确指出了两者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这就十分明确地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不仅是社会存在的产物和反映，它必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

第二，科学地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这就是说，生产作为改造自然的活动和力量是以人们的交往关系为前提的。而这种交往关系(生产关系)又是由生产(生产力)决定的。接着他们分析了历史上三种私有财产形式(作为生产关系的特定形式)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与生产力的状况是紧密相联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通过分工表现出来的，而分工的发展也必然改变着人们同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和产品的关系，从而改变着人们的物质交往关系。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交往关系也不断变化和发展，这样生产力决定交往关系，而交往关系反过来又影响生产力。物质生产过程就是在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前进的。

第三，阐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的，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就是说，被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交往形式)，同时也制约着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就是经济基础。正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它“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

第四，阐述了共产主义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入分析，得出了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本不同的结论：“共产主义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是建立在深刻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之上的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论证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理论，而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社会状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会跟着改变，当时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桎梏的时候，必将被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随着这种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私有制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许多新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因此，资本主义的灭亡，共产主义的出现，完全是由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决定的。同时，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同生产力直接联系起来，阐述了无产阶级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同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他们要求消灭劳动，即消灭劳动者脱离生产资料、受生产资料所有者支配的雇佣劳动。这使无产阶级革命同过去的一切革命区别开来。共产主义革命要消灭雇佣劳动，就非消灭最高形式的私有制不可。所以，共产主义革命要消灭一切形式的私有制，是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历史的必然。

至此，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初步形成。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是马克思不断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不断肃清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历史观,它根本不同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学习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探讨唯物史观形成的历史逻辑,对于我国当前建设全面小康和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 要：义务教育阶段的历史课程，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使学生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如何在课堂教学中更好地实现课标要求的“三维目标”是每一位历史教师的追求。新课程改革赋予教师自由而有效的挖掘除历史教科书以外的课程资源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包括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而作为国家课程补充的地方课程更贴近学生生活，能真实还原本土历史，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鉴于此，我们学校开展了地方课程之地方史在教学中的运用和尝试活动。

关键词：地方史;课程资源;历史教学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在前言部分指出：“如何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成为历史教育不能回避的问题”。那么，初中历史教学应该如何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呢?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学生热爱祖国的情感是从爱家庭，爱学校，爱集体农庄，爱工厂，爱祖国语言开始的。”加里宁也说过：“祖国是扩大的家乡，家乡是看得见的祖国。”这些话说明了祖国与家乡的关系。无疑也为我们初中历史开辟了一条爱国主义教育的途径——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可以从培养爱家乡开始。爱家乡首先就要了解家乡的历史，家乡的人、事、物的变化等，通过对家乡历史的学习，激发孩子对家乡的热爱，为家乡而自豪，从而达到热爱祖国的目的。美国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也就是说教育不能割断与生活的联系，它是经验学习、重组或改造的活动，经验从做中学。如何在历史教学中渗透让学生感受到历史与生活的关系呢?地方史的教学可以为我们解决这个难题。下面就我自身在教学中的运用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历史教学中地方史的概念

在历史教学中运用的地方史一般来说主要是指我们所处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包括文字、实物和人们口耳相传的地方文化。

二、历史教学中运用地方史的必要性

由于历史学科过去性的特点，学科所涉及的内容与学生目前生活的环境相差太远，无法像其他学科那样复原和复制。时空的间隔，使历史在学生眼中成为与自己毫无关系的知识的堆砌，是一串串历史年代、事件和人物的集合体，因而学习历史的积极性不高或难以持久。而地方历史是在学生身边发生、发展和演绎的，它缩短了历史与学生的距离，消除了他们对历史的遥远感，激发他们对生活地域的探求欲望，从而增强对历史学科学习的主动性，同时也有助于他们对历史教材的理解，从情感上更容易接受知识。基于此，我们更应积极转变教学理念，调整教师教的方式和转变学生学的方式，立足“学以致用”，多途径地进行地方史在历史课堂中的实施。

三、历史教学中如何运用地方史

1.运用地方史知识导入新课

一堂课的导入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的质量，影响到学生学习的效果。联系学生生活经验的导入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大大提高学习时的注意力和主动性。如，在讲到七年级历史上册第18课《三国鼎立》时，我就用与三国有关的宜宾历史来导入：看图说史，让学生找找宜宾的哪些建筑与三国有关?有什么关系?(图片有：丞相祠、馒头、悬棺、观斗山、洗马池等)学生一看这些就在自己身边，迅速积极投入到三国说史中，无疑拉近了教材与生活的关系，引发了学生强烈的兴趣和求知欲，使学生自觉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

2.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地方史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进一步了解家乡历史并对教科书做有效的补充

如，讲到七年级下册第12课《蒙古的兴起和元朝的建立》一课宋朝末年，元军攻宋时，适时插入地方史：元朝军队也来到了宜宾，在白塔山遭到了叙州府(当时宜宾)宋军的顽强抵抗，但最终元军占领叙州府，于是叙州府改名为徐州路，由旧州坝迁往三江口附近，至今未搬迁。身边史实的描述让历史穿越了时空的距离，让干瘪的过往变得触手可及，拉近了与学生心灵的距离，抓住了学生的注意力，引发了学习的兴趣，进而主动参与到历史课堂中来。

3.利用地方史升华课堂内容，增强学生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达到“知情合一”

爱家乡是爱祖国的一个起点，爱祖国的情感是从爱家乡的情感中萌发并得以升华的。如，八年级下册《改革开放》一课，通过改革开放前后宜宾人民衣、食、住、行的变化，让孩子们体会到变化之快，在感叹家乡变化之大和自己今天幸福生活的同时意识到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是国家领导人策略得当的结果，由此激发孩子们为中国的变化而自豪，为中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而自豪。

4.利用地方历史进行探究性学习，明白历史的真谛，落实开展好素质教育

(1)通过学生自主考察身边的历史，调动学生动手、动脑和考证历史的能力和素养，并从中明白历史是一门“求真”的学科，正如陈旭麓先生说的“率实是最有权威的发言人，历史的权威就在此。”(2)通过亲自对动手动脑对历史的考证，更进一步了解家乡的历史，感受历史的美，人性的美和思想的善，从而增强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如，会诗沟的自然环境美;赵一曼的人性美：黄庭坚等在流杯池的书法艺术美等。(3)充分利用学生的爱好、特长和智力优势，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实施“因材施教”原则。如，根据平时教学活动开展历史知识竞赛，可以是书面答卷、口头抢答、猜谜等。也可以根据学生的爱好做一些黑板报、墙报和图片展，让学生自己去寻找身边的历史并配上文字，提高历史学习兴趣，丰富课外知识。(4)根据需要利用地方史相关资料进行课外阅读，如《宜宾地方史》《宜宾年鉴》《宜宾人》等，扩大学生的阅读面，启迪智慧。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实现历史课程目标，提高教学质量，发挥历史教学的社会功能，改变历史课堂沉闷的状况，就必须让学生爱学、乐学，就必须开阔学生视野，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教材内容，应该找到与学生生活相关的切入点，找到和学生思想相连的契合点，而地方史就为我们实现上述目标提供了可能。只是，目前任何一个学校都没有现成的地方史教材，那就需要我们历史老师在教学之余去查找资料并进行印证，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同时，所有的地方历史都是教科书的补充，我们在使用地方史时不能喧宾夺主，这也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要注意对资源进行精心的筛选和合理的运用。希望在这个痛并快乐的过程中我们能把两者结合得更好!

参考文献：

龚奇柱。对中学历史课程改革的回顾与思考[J]。历史教学，2006(01)。

从统计认识的全过程来看，通过统计设计、调查和初步整理所取得的统计资料，可以对客观现象总体的数量特点取得一定的认识。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谈统计分析在企业中的运用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统计分析是运用统计方法与分析对象有关的知识，从定量与定性的结合上进行的研究活动，是整个统计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也是企业制定生产计划、发展战略与规划的主要依据。

[关键词]统计分析 企业 发展

[论文正文]

浅谈统计分析在企业中的运用

一、统计分析的概述及其特点

1.统计分析的概述

统计分析是指运用统计方法及与分析对象有关的知识，从定量与定性的结合上进行的研究活动。它是继统计设计、统计调查、统计整理之后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是在前几个阶段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从而达到对研究对象更为深刻的认识。它又是在一定的选题下，集分析方案的设计、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而展开的研究活动。系统、完善的资料是统计分析的必要条件。

2.统计分析的特点

运用统计方法、定量与定性的结合是统计分析的重要特点。随着统计方法的普及，不仅统计工作者可以进行统计分析，各行各业的工作者都可以运用统计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只将统计工作者参与的分析活动称为统计分析的说法严格说来是不正确的。提供高质量、准确而又及时的统计数据和高层次、有一定深度、广度的统计分析报告是统计分析的产品。从一定意义上讲，提供高水平的统计分析报告是统计数据经过深加工的最终产品。

(1)运用统计方法:统计方法是以总体现象的数量关系为对象的一类特殊科学研究方法的总称，从运用的角度可分为经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经验方法是指人们长期的统计实践经验相关的方法。在统计分析中常用的数量比较法、分组分析法、指数及因素分析法等就属于这一类。对于这一类方法如能正确运用，可以提高统计分析的科学性。

(2) 定量与定性的结合：统计分析面对的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在定性分析的前提下。通过其数量表现对研究对象进行认识。因此，熟悉和掌握与研究对象有关的知识是十分必要的。

二、统计分析在企业中的运用

统计分析在一个企业的运转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统计认识的全过程来看，通过统计设计、调查和初步整理所取得的统计资料，可以对客观现象总体的数量特点取得一定的认识。但是这些认识却只是初步的、表面的，只有对这些资料进行由表及里的分析和研究，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特点、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使统计认识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由于统计分析具有深化认识的作用，使得统计分析在企业当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统计具有数量性的特点，统计分析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定量的分析来实现的。统计分析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对客观事物量化，包括反映客观事物规律的数量表现;二是根据量变程度确认事物的质，即确定区别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三是揭示新的规律，即通过分析数量关系，发现尚未被认识的事物的规律。统计分析工作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在企业正确处理好统计分析工作，可以从整体上更为全面地看清现状，可以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和发挥统计分析工作的作用和意义。就社会经济领域而言，统计分析还是发挥统计整体功能，提高统计工作地位的重要手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实施，社会经济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级领导部门和决策者仅凭个人能力和经验已经很难把握瞬息万变的局面，更难以正确做出科学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统计分析的优势随之显现。它可以把数据、情况、问题、建议等融为一体，既有定量分析，又有定性分析。比一般统计数据更集中、更系统、更清楚地反映客观实际，又便于阅读、理解和利用。因而是发挥统计的信息、咨询、监督功能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也提高了统计工作的社会地位。

统计分析在企业发展中应用广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统计分析在企业预测中的应用。在统计预测中，一般强调静态分析预测和动态分析预测相结合，以静态分析预测为主。首先，企业应根据自身特点，重点进行年度、季度统计预测分析，确保企业目标管理和考核的有效性。其次，要根据企业的计划目标和历史销售数据确定各项数据指标，找出经济运行波动的共性和差异性。再次，要根据企业的总体规划和行业的特殊性，综合运用一定的预测模型来提高分析的科学性，公司的市场份额取决于该公司的产品、服务、价格、沟通等与竞争者的关系。如其他因素相同，则公司的市场份额取决于它的市场费用在规模和效益上与竞争者的关系。

第二，统计分析在企业决策中的应用。随着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推进，企业受外部环境的影响逐步加深，这就要求企业及时对相关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一是对市场需求和供给能力的分析。主要包括居民的购买力、商品的潜在和实际市场需求量、品牌成熟度、订单满足率、消费偏好等。通过分析，可以判断企业的赢利空间、供需缺口等，为领导层确定商品销售规模、制定阶段性营销策略等提供依据。二是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分析和影响。主要包括国内、国际的宏观环境对我国行业发展的影响和对地方法规、民风民俗对企业的发展的影响。三是对企业竞争力的分析。通过分析本行业其他企业的经营情况，在对比中认识自身发展的差距和潜力，从而为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第三，统计分析在企业过程分析和阶段分析控制中的应用。在计划方案的落实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不可预知的状况。需要及时的进行过程分析和阶段分析。企业利用统计数据定期分析计划完成情况、进度情况等，可以及时的发现执行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完成阶段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有利于确定指标完成率。便于衡量市场潜力相同的不同市场之间的业绩。也作为销售目标制定的依据。

在企业当中，统计分析工作是了解现状、预测未来，为了更好的促进企业发展进步的重要方法。做好统计分析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因此，我们要提高对统计分析的研究，使统计分析工作更好地成为企业发展的有力推动力量。

从广义上讲，融资也叫金融，就是货币资金的融通，当事人通过各种方式到金融市场上筹措或贷放资金的行为。从现代经济发展的状况看，作为企业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全面地了解金融知识、了解金融机构、了解金融市场，因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企业必须与之打交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运用EXCEL VBA语言构建融资租赁成本分析模型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运用EXCEL VBA语言构建融资租赁成本分析模型全文如下：

资租赁是企业资本运营的一种新途径，它实质上是融通资金与设备购买为一体的复合型贸易方式。承租企业只须定期支付租金，就能从租赁公司获得所需的机器设备，并在一定期限内享有专用权，租期结束时还可以选择续租、留购等形式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融资租赁手续比较简单，还款方式比较灵活，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一方面自有资金紧缺，外部融资渠道狭窄，另一方面又急需先进的生产设备，在这种困境中，融资租赁无疑是很好的选择。

在进行设备融资租赁决策时，涉及的影响因素很多，租赁双方一般在租赁合同中仅约定设备价款、租赁时间、手续费率、租金支付方式等，某一项或者几项因素发生变动，都会给承租方决策带来影响。实际的租赁成本需承租方自己测算，如果单纯依靠手工进行计算，不但复杂和繁琐，而且准确度也会受到影响，必将影响到企业融资决策的质量。笔者结合多年企业管理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运用Excel VBA函数，设计出具有一定通用性的融资租赁成本分析模型，承租企业财务人员仅需要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录入相关变动因素即可得出租赁方案是否可行的结论，对于企业进行融资租赁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等额年金法下运用EXCEL函数构建融资租赁成本计算模型

在目前的实务中，大多数情况下，租赁企业采用等额年金法核算租金。在这种方法下，企业每期支付的租金由融资费用和应付本金组成，且每期支付的租金金额相等。

例：甲公司计划融资租入A大型设备，经与融资租赁公司协商后，双方约定：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是500 000元，年利率7%，年管理费率3%，租期为5年，租金每半年支付一次，每期期末等额支付。租期结束时甲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名义价款100元后，该设备产权转移至甲公司名下。

(一)建立模型数据区

按照图1所示建立融资租赁成本计算分析表的数据区。

其中：阴影部分标识的项目“租赁成本”、“租期”、“名义年利率”和“手续费率”可以随着实际情况利用滚动条进行调整，滚动条的数据变动幅度从-80%到120%;“名义货价”是固定值，可随着租赁条件的变化，直接在B12单元格调整。其他项目均通过EXCEL函数公式来计算确定，租金支付方式下拉框分为“期初”和“期末”两种支付形式;支付频率下拉框分为“按年支付”、“按季支付”、“按半年支付”、“按月支付”四种情况。

(二)定义等额年金法下模型相关公式

1.每年付款次数。年付租金次数根据支付频率的不同会有不同变化，比如每半年付款一次，一年付款两次;每季度付款一次，一年付款四次，以此类推。在B7单元格输入公式“=IF($B$5="按年支付"，1，IF($B$5="按半年支付"，2，IF($B$5="按季支付"，4，12)))”。这里采用了EXCEL的IF嵌套语句，执行真假值判断。根据逻辑计算的真假值，返回不同结果，对数值和公式进行条件检测。

2.总支付期数。在B8单元格输入“=$B$6*$B$7”;在C8单元格输入“=C6*B7”，即为租期变化后总支付期数的变化情况。

3.计算年利率。是指根据支付频率的不同，在运用公式进行相关运算时，为了函数设置公式能够简洁所使用的利率。在B10单元格输入“=B9/B7”，即随着支付频率不同参与计算的名义利率的变化情况。在C10单元格输入“=C9/B7”，即随着其他条件变化后，参与计算的名义利率的变化情况。

4.等额年金法下租金的确定。等额年金法租金的计算主要有先付租金和后付租金两种形式，若在每期期初支付租金，即可视为预付年金，公式为：

A=P/[(P/A，i，n-1)+1]

其中：A为每期租金，p为实际租赁成本，I为每期的利率，n为总支付期数。

若在每期期末支付租金，即可视为普通年金，公式为：

A=P/(P/A，i，n)

在B13单元格输入“=IF(B4="期初"，B3*(1+B11)/((1-1/(1+B10)^(B8-1))/B10)+1)，B3*(1+B11)/((1-1/(1+B10)^B8)/B10))”，在C13单元格输入“=IF(B4="期初"，C3*(1+C11)/(((1-1/(1+C10)^(C8-1))/C10)+1)，C3*(1+C11)/((1-1/(1+C10)^C8)/C10))”，即随着相关条件变化，租金的变化情况;在D13单元格输入“=(C13-B13)/B13”，即随着其他条件变化，租金变动百分比。

5.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确定。最低租赁付款额=各期租金之和+行使优惠购买选择权支付的金额，则在B13单元格输入“=B13*B8+B12”。

6.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的确定。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每期租金×(P/A，I，n)+名义货价×(P/F， I，n)，即在B13单元格输入“=B13*((1-(1/(1+B10)^B8))/B10)+B12*(1/(1+B10)^B8)”。按租赁会计准则规定，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按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两者中的较低者入账。本例中，计算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为515 070.89元，大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500 000元，所以租入资产入账价值应为公允价值500 000元。

C13单元格输入“=C13*((1-(1/(1+B10)^B8))/B10)+B12*(1/(1+B10)^B8)”，即随着其他条件变化，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的变化情况。 7.未确认融资费用的确定。未确认融资费用=最低租赁付款额-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入账价值。在B16单元格输入“=B14-B3”;在C16单元格输入“=C14-C3”，即为随着其他条件变化，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变化情况。

8.实际资本成本的确定。承租人应当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费用。实际资本成本，也称为未确认融资费用分摊率，是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关键步骤。未确认融资费用应当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进行分摊，我们采用内插法计算实际资本成本如下：

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

即：租金×(P/A，I，n)+名义货价×(P/F，I，n)=500 000

当i=i1时，P=P1;当i=i2时，P=P2;则i=?，P=500 000，利用内插法可得：

(i-i1)/(i1-i2)=(500 000-P1)/(P1-P2)

在表格中分别输入变换i值，通过函数计算可得P1和P2 ，解得i=8.1869%。

在B17单元格输入“=IF(B4="期初"，RATE(B8，-B13，B3，-B12，1)，RATE(B8，-B13，B3，-B12，0))*B7”，在C17单元格输入“=IF(B4="期初"，RATE(C8，-C13，C3，-C12，1)，RATE(C8，-C13，C3，-C12，0))*B7”，即随着其他条件变化，实际资本成本的变化情况。此处用到了RATE函数，该函数用于计算复利利率，但是其参数年金要与终值或者现值的正负方向相反。

二、运用EXCEL VBA构建融资费用分摊模型

运用EXCEL VBA语言设计融资费用分摊计算表，先要如图2所示建立融资费用分摊测算表格的基本数据区。

其中：

确认融资费用=每期期初应付本金余额×实际资本成本(未确认融资费用分摊率)

应付本金减少=每期租金-确认融资费用

应付本金(余额=每期期初应付本金余额-应付本金减少，运用EXCEL函数也可实现融资费用分摊的测算，但是当租金支付期数发生变化后，此表格需要调整公式重新测算，比较繁琐。如果采用VBA语言来定义，即可大大简化每次因数据变动带来的公式调整的麻烦，而且能够比较准确地自动测算出每期费用分摊情况，不受支付期数等因素变化的限制，极大地提高了效率。

通过运用VBA语言定义融资费用分摊测算表，在租赁条件“租赁成本”、“租期”、“支付方式”、“支付频率”、“名义年利率”、“手续费率”、“名义货价”等任一项或者几项发生变动后，点击费用分摊表的“执行分摊测算”按钮，很直观地看到每期融资费用、本金减少及应付本金的变化情况，即可完成对费用分摊的测算工作。

三、结语

本文借助EXCEL VBA，针对企业融资租赁设备的实际情况，构建了融资租赁成本的分析模型。在各项相关指标发生变化时，财务管理人员不再需要进行复杂的数据推演，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出变化后的影响结果，据此作为与出租方谈判的依据，为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在目前融资租赁活动日趋频繁的各个行业，此模型具有较为广阔的应用环境，能够提高企业管理决策水平，使企业增加在投融资活动中的经济效益。

关于“社会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通常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最早使用的是德国神学家、天文教本尼迪克派教士安塞尔姆·德辛在1753年与人论战时把遵循自然规律的人称为社会主义者。第二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最先使用的是意大利传教士，表示一种上帝安排的传说制度。后来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相联系而获得了政治意义。第三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最初出现于19世纪20至30年代欧文主义的刊物《合作》杂志和圣西门主义的刊物《环球》杂志上。空想社会主义者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不满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个人主义而期望实现的集体主义理想。以下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分析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分析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全文如下：

一、世界历史语境解读的必要与可能

所谓世界历史语境,就是指由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构筑的言语环境。自从马克思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以来,这一言语环境就已形成,并开始伴随着世界历史理论的完善、成熟而发展和改变。由于世界历史理论的完善和成熟是现实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实社会实践在理论上的反映,所以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必然有着不同的世界历史理论表现形态以及不同的世界历史语境,而建立在这一语境基础上的任何一种事物必然会因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语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理解。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提出世界史观的第一大文本[1],它标志着科学世界历史理论的创立。这一理论创立之后又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①马克思恩格斯时期,这个时期科学世界理论虽然已经创立,但是并没有被明确地表述,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创立了这么一种理论,因而也没有命名这一理论;②列宁时期,这一时期科学世界历史理论被列宁继承和发展,他和马克思一样有着世界历史眼光和思维方式,但也没有命名这理论,不过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已经大规模地运用于对现实社会实践的分析;③邓小平时期,这一时期邓小平同样保持了继承和发展性,但不同于前两个时期之处的是,这一时期的理论界明确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性,并正式命名了世界历史理论这一名称。这主要表现为80年代以来我国理论界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大量关注,并在90年代形成一个高潮,从此世界历史理论明确作为一种理论而正式存在。

世界历史理论经历了三个时期,它所构筑的语境却形成了两种形态,其分别是不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和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划分这两种形态的标准,是世界历史理论是否被明确地意识到和正式命名,即是否达到了理论自觉及其程度。这样看来,至20世纪80年代,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才正式形成。

结合以上世界历史理论三个历史时期和世界历史语境的两种形态,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考察,我们就很容易发现一个现象,即科学社会主义的遭遇与世界历史理论及其不同发展阶段应该有着一定的联系。当世界历史理论创立后,马克思也随后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当世界历史理论被大规模地运用于社会实践分析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开始走向实践;而当世界历史理论被明确意识到和正式命名后,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得以形成,科学社会主义开始了真正彻底的改革,从而走向了它的新形态———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并且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虽然上面所揭示的现象并不必然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和世界历史语境有着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这种联系的证据被现象所提供是不充分的。但要寻找完全充分的证据,就必须发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各自的理论是如何被世界历史理论所规定和如何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说明自身和成就自身的。这些证据已为我国学界所提供,他们分别梳理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列宁的世界历史理论思想、邓小平的世界历史思想,并揭示了各自的世界历史思想与所形成的理论之间的必然关系。

事实表明,在过去的150年间,世界历史理论及其语境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有着必然的和极其密切的联系。这也说明,当代要正确而完整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就必须借助世界历史理论。甚至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世界历史理论及其所构筑的语境是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唯一路径。从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解读的语境方面来讲,世界历史语境是一种根本语境,其他任何语境都必须依靠世界历史语境作为中介方才能来解读。对于发展和开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新局面这一重要的时代命题来讲,构筑科学的世界历史语境以及从这一语境所显示的方法和原理出发,也必然是一条不可绕过的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和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离不开世界历史理论的,这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全球化阶段的产物,是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一种反应。这样,世界历史理论及其语境就不但是正确完整理解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需的语义环境,更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科学方法和指导原则。正是基于这一关系,我们才能够和必须通过世界历史语境重新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而达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认识。本文探讨的重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核心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本质内涵和发展前途,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探讨,应该能够达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面的、真正的理解。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恩格斯认为,逻辑起点就是指“科学应该从何开始”,“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因为这里,在这些基本东西那里,‘全部发展就在萌芽之中’”。[2]因此,逻辑起点是一门科学或科学体系的起始范畴,以它为基础可以推演出整个科学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必须能够推演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在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的认识上,更由于对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是通过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而得以完成的,还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重要发展,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就是社会主义本质论。

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在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形成以前是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的。如邓小平所讲,我们过去一直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缺乏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这再一次证明,世界历史语境与社会主义理论关系密切。事实上,由于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因此它需要世界历史性的场合,社会主义概念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必然是世界历史的。所以,只有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形成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才可能被正确揭示,从而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论。

如前所述,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发生于邓小平时期,因而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也必然形成于邓小平时期,事实也恰恰如此。在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因而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就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所以也就正确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建设性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因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首要组成部分。由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世界历史的,因此它必然反映世界历史的趋势以及人类理想的追求。

对于世界历史以及开创世界历史的人类来讲,解放和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和理想追求。因此,在世界历史语境中,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是对充满压迫和奴役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克服和继承,那么社会主义的本质必然是人类的解放和发展。人类的解放和发展也必然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而得以实现。当然,发展和解放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也是生产关系的发展和解放,更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就是关于人类解放和发展的,只要把握了人类解放和发展的问题,就能够完整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无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都是关于人类解放和发展这一问题的理论,这也恰当地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可以通过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比较得到更深刻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前后相继的理论成果。它们都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它们有着共同的逻辑起点,这是它们的相承性。对于人类的解放和发展而言,二者的侧重点却是不同的,毛泽东思想更侧重于解放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但更侧重于发展问题而且更加全面地照顾到了解放问题。当然,解放和发展是不可被机械分割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都探讨了解放和发展问题,但之间的差异也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差异,就是因为毛泽东思想产生于不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中,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产生于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中,因而两种理论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就是它们的发展性。由于侧重解放而忽略发展,故而毛泽东思想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困境。

这一理论困境被“大跃进”和““””而典型表现出来,而建立在成熟世界历史语境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却表现出科学性和实用性,从而说明了成熟世界历史语境以及科学的逻辑起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和解读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可以说是分别针对发展问题和解放问题而阐发的,在现实实践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和影响。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类的解放和发展,所以上述事实也就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确是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关于人类解放和发展问题的,同时也表明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

本质内涵是对逻辑起点的表象化和具体化,是逻辑起点的逻辑发展和向现实层面的过渡。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论,是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就必须以人的解放和发展为内核,向现实层面逻辑推进,是人的解放和发展问题的具体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包含三个方面,即人的解放和发展的方向,也就是进行现代化的建设;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原则,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就是保持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还可以从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得到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最初可追溯到“中国特色”,以后又依次经过“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后演变成十七大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3]。从这一概念形成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现代化、社会主义构成了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这也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内涵确实包含上述三个方面。分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内涵包含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显然是必要的,而分析和探讨必须要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进行。在世界历史语境中,中国特色、现代化、社会主义这三个方面彼此是不可分离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因此分析其中一个方面就必然地兼顾其他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谈一谈中国特色这一方面。所谓中国特色,不过就是建立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与别的社会主义理论相比较而具有的较为优秀的方面。中国特色,首先反映了中国国情,但绝不是简单的国情。建立在国情基础上所形成的首先是特点,而非特色,只有相对于其他民族化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相对于一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讲,所具备的更为优秀的品质才能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的民族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是其中的一种。这个特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体现在对中国模式经验的总结上,一个体现在对中国传统优秀思想的借鉴上。中国模式的先进性方面和中华传统思想的优秀性方面,共同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

先进性与优秀性并不是一个事物本身所具备的性质,是比较才能产生的,而比较如果不是在构成世界历史整体的部分间又怎么会成为可能呢?中国模式的优秀性,就是相较于其他国家的模式(比如苏联模式,拉美模式)而言的;而中华传统思想的优秀性,也是同其他国家传统思想的比较中得出的。显然,离开世界历史的整体视野,不对构成世界历史整体的部分进行具体的分析,不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进行探讨,是无法发现中国特色的“特色”所在的。中国特色的“特色”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就是我们所讲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只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积极地有所作为,才能够保持和发展我们的特色。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中国特色理论的发展前途问题,关于前途问题,我们会在下面进行阐释说明。

现在我们谈一谈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是一个包含主体性的客观的世界历史进程,它表征的是一个人与世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结束,也永远没有尽头。[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内涵中的中国的现代化,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一个运动过程,而且这个运动过程是没有参照系的,是包含着主体性的客观自然过程;另一层含义是指一个有参照系的可以自我时时进行调节的过程。这个参照系就是世界历史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

这是因为世界历史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一般来讲就是较为发达的国家,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不过是一种对发达国家的趋近,当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趋近,是带有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色彩的趋近。正如马克思所讲,发达国家所显示的不过是落后国家未来的情景,这个未来情景的实现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中国的现代化所关涉的并不是优、劣、好、坏等一些价值范畴,而是先进和落后等客观的非价值范畴。因此它所保证的只是发展和解放生产力这样的客观的非价值范畴方面。而涉及价值范畴的生产关系以及人的发展和解放问题,仅仅依靠现代化是无法完成的,这就需要社会主义的制度来给予保证。

所以说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的解放和发展依靠人民,我们的发展和解放是为了人民,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方面。在这个方面,首先追求的是一种价值,即社会主义的价值。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会包含着一种论述发展的价值论,这就是科学发展观;也必然会有探寻社会主义的价值何在的理论,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

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从世界历史语境出发,关于社会主义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国最大的国情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我国所处的时代是两制共存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性,不可能是一般的社会主义性,而必须是两制共存时代的社会主义性,并且带有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时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必然主要是关于两制共存时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必须务实于国情,务实于世情,这样才能够开创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局面。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

在世界历史语境下分析和预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可以从现实和理论两个层面入手。从现实层面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必须以中国的现实国情为出发点,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目的,并针对我国目前社会存在的问题给出解决方案,进而力求在理论上给予合理说明。从理论层面来讲,必须根据理论发展本身的规律进行扬弃,从一个理论不足的状态发展到理论丰满的状态,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必须完成理论体系所应包含的各个基本方面。无论从现实层面来讲,还是从理论层面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而理论本身还并不完善。分析和预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还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因为微观方面更加需要从现实层面入手,因而它不但是琐碎的而且是具体的,所以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给予很具体的说明是很困难的,而且也往往是会犯错误的。基于此,本文重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做一个宏观分析。

从宏观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于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进的过程中。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进,大体需要经过三个阶段: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两制共存时代、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理论产物,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是两制共存时代的一个特定阶段,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两制共存时代的产物。在两制共存时代,也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应该是不发达状态下的社会主义时期;另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这一阶段同样是两制共存时代下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建立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就可能分别形成两种理论:一种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理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另一种是高级阶段社会主义理论,但它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样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关于两制共存时代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的理论,当两制共存时代结束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完成它的使命后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在两制共存时代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主要的特征是吸收和借鉴。这不但是因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相对来说都是落后的国家,应该吸收和借鉴较为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来更快地发展自己,这种客观进程当然会被理论所反映;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还不完善,也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多地关照世界历史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对该部分的外部关照太少,不具有太多的普遍性,因而该理论体系主要是吸收和借鉴外在部分来发展内在部分,因此也就形成了这样的特征。吸收和借鉴特征的形成,不仅是初级阶段社会理论体系所必需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这是因为在世界历史时代,交往已经普遍化,交往的网络极为发达,这就为吸收和借鉴提供了客观条件。在两制共存时代中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理论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理论的最主要的特征不再是吸收和借鉴,而是输出和扩散。当然在这个阶段,吸收和借鉴依然存在,但已不占主要地位。这里所谓的输出和扩散,就是指依靠发达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把成熟的、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输出给其他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从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提供理论的纲领。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形态方面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它们分别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在世界历史语境中,通过分析,我们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是进一步解决之前的问题和进一步解决尚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民生问题、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等,至于具体的理论是什么也只能根据世情和国情的现实发展的需要而实现。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必然会有新的理论成果出现,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向新的阶段。在两制共存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会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地向前发展,直到它最后完全成熟,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完全结束后,民族国家必然走向消亡,作为国家理论形态的任何理论都将被陈列在博物馆供人们参观。

也就是说,作为国家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必然会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走向消亡。但随后的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并不是没有理论,只不过这种理论不再是狭隘的民族国家的理论,而是关涉人类整体的理论。这种关涉人类整体的理论,不再借助世界历史语境来得以发展和理解,而是世界历史理论本身,是完全科学和成熟的理论形态。但是在这样的世界中,这种“理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的实践的解释表现在它的实践中,而不需要在理论家的头脑中单独阐述”。[5]这整个的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讲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6]那个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如凤凰涅盘般地迎来它的世界性形态,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为光明和必然的发展前途

重要性原则即当经济业务的发生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损益影响甚微时可以用简单的方法和程序进行核算;反之，当经济业务的发生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损益影响很大时，就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的会计方法和程序进行核算。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重要性原则在成本会计中的运用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重要性原则在成本会计中的运用分析全文如下：

摘要：正确理解和运用重要性原则可以简化会计核算工作， 提高工作效率，文章在论述重要性原则内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其在成本会计中的运用， 并指出运用重要性原则需提高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增强信息披露。

关键词： 重要性原则 成本会计 运用 职业判断

一、引言

重要性是会计、审计理论与实务中的一个基础概念和基本原则， 在会计和审计中有着十分广泛的运用， 它的运用强化了对关键性问题的核算、简化了核算工作、提高了会计工作效率， 因此受到广泛的重视。笔者着重分析重要性原则在成本会计中的运用， 以期达到对重要性原则的进一步认识。

二、重要性原则的内涵

(一) 重要

性的判定从会计角度看， 我国会计准则并没有对重要性原则给出明确的定义， 只是要求在会计核算过程中对经济业务或会计事项， 应区别其重要程度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那些对资产、负债、损益等有较大影响， 并进而影响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据以做出合理判断的重要会计事项， 必须按照规定的会计方法和程序进行处理， 分别核算、单独反映、力求准确、作重点说明， 并在财务会计报告中予以充分、准确的披露。而对于次要的会计事项， 在不影响会计信息真实性和不致于误导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正确判断的情况下， 可适当简化处理、合并反映。在评价某项经济业务的重要性时， 应当从质和量两个方面综合进行分析。从性质方面来说， 当某一事项有可能对决策产生一定影响时， 就属于重要项目; 从数量方面来说， 当某一事项的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时，就可能对决策产生影响， 因而也是重要的。

(二) 对重要性原则的进一步分析

1. 运用重要性原则是“成本效益原则” 的要求。从会计是企业适应生产发展和加强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这个角度来看， 会计核算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会计核算又需要支付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对所有会计事项的处理一律不分轻重主次和繁简详略， 采取完全相同的处理方法， 全面详尽进行核算必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增加会计核算的成本， 抵消会计管理带来的效益甚至让企业得不偿失。在会计核算中坚持重要性原则，能够使会计核算在全面反映的基础上突出重点， 加强对经济活动和经营决策有重大影响和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问题的核算， 有助于简化核算， 节约人力， 提高工作效率，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运用重要性原则， 有利于把握住问题的实质， 抓住关键点。从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来说， 虽然越详尽的信息越有利于其做出正确的决策， 但是如果会计信息不分主次，有时反而会影响使用者对信息的正确理解， 影响决策。那些对经营决策有重要影响的经济事项对其决策更为重要。

3. 运用重要性原则需合理运用会计职业判断。2006年颁布的新准则更充分地体现了以原则为导向的制定基础，需要大量运用职业判断。在基本准则中对于重要性原则定义是模糊的， 如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反映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所有重要交易或事项， 但对重要性的标准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因此在实际工作中， 如何把握重要性水平， 从而正确披露会计信息，只能通过会计人员根据相关性、实质重于形式等原则作出的主观判断加以确定。

三、重要性原则在成本会计中的运用分析

重要性原则在成本会计中的运用较为普遍，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账户设置

对于制造费用， 如果发生在基本生产车间， 必须先通过专门的账户“制造费用” 进行核算， 月末再根据一定的分配标准分配进入“生产成本” 账户， 而如果发生在辅助生产车间， 则可以不用通过“制造费用” 账户核算， 可以在发生时直接进入“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 账户，原因是相对而言基本生产是重要的必须详细反映， 辅助生产是次要的可以简化反映。

在给生产成本账户设置成本项目时可根据重要性原则调整， 一般按照“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设置专栏， 但若企业发生的废品损失、停工损失很多， 可增设“废品损失”、“停工损失” 成本项目; 若企业耗用的燃料和动力较多， 可增设“燃料和动力” 成本项目等。再如， 若企业生产的自动化程度较高， 使得直接人工成本所占比重较低， 则可不单设“直接人工” 成本项目， 只设置“直接材料” 和“加工成本” 两个成本项目。

(二) 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

辅助生产费用分配的直接分配法、计划成本分配法和顺序分配法均体现了重要性原则的运用。

1. 直接分配法是指在各辅助生产车间发生的费用， 直接分配给辅助生产以外的各受益单位， 辅助生产车间之间相互提供的产品和劳务， 不互相分配费用。这种方法计算简单， 但由于不考虑各个辅助生产车间之间互相提供劳务或产品的情况， 导致分配结果的准确性差， 因此主要适用于各辅助生产车间之间相互提供产品或劳务较少的企业。这是因为当各辅助生产车间之间相互提供产品或劳务较少时， 不考虑它们之间相互提供劳务或产品的情况， 对成本分配结果的影响较小， 这时既不会影响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 又可简化辅助生产费用分配工作， 符合重要性原则。

2. 计划成本分配法是指根据辅助生产车间提供的产品、劳务数量及其计划单位成本， 计算为各车间、部门提供服务的产品和劳务数量应分配的费用。对辅助生产车间发生的实际成本与按计划成本计算的分配额之间的差额， 由于对成本计算影响较小， 按重要性原则可以简化核算， 可不再按受益比例进行分摊， 而直接增加或冲减管理费用。

3. 顺序分配法， 是指个辅助生产车间的费用是按照受益多少的顺序依次排列， 受益少的排在前面， 先将费用分配出去， 受益多的排在后面， 后将费用分配出去。这里的排序就考虑了重要性原则， 本质就是辅助生产内部相互提供产品或劳务时只计算影响大的费用， 不计算影响小的费用， 受益少的(即提供给其他辅助生产车间多的) 在前面，向所有受益对象分配费用， 包括分配给其他辅助生产车间，受益多的(即提供给其他辅助生产车间少的) 在后序分配，不向前序分配费用， 因其提供给前序的费用少显得不重要，所以只需将该辅助生产车间原来的费用加上前序分来的费用向后序及外部的受益对象分配费用。这种方法适宜在各辅助生产车间相互提供产品或劳务有明显差距时采用， 此时充分体现出了重要性原则的思想。

(三) 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的分配

1. 不计算在产品成本法。如果企业月末在产品数量很少， 价值低， 在产品成本的计算与否对完工产品成本的影响很小， 就可以不计算在产品成本， 而把本月归集的全部生产费用作为完工产品的成本。

2. 在产品按所消耗原材料费用计价法。如果企业月末在产品数量较大， 而且原材料费用在成本中所占比重较大，加工费用比重小， 为简化核算， 在产品可以只计算耗用的原材料费用， 不计算其他加工费用， 产品的加工费用完全由完工产品负担。

3. 在产品按年初固定成本计价法。如果企业月末在产品数量变化不大且各月费用发生较均衡， 则月末在产品成本可以按照年初在产品成本确定。因为在这种条件下月末在产品实际成本相差不大， 算不算各月在产品成本的差额对完工产品成本计算都影响不大， 因而不用费时费力地计算分配， 既简化了核算工作， 同时又反映出了在产品占用的资金。

4. 在产品按完工产品成本计算。如果企业月末在产品已经接近完工， 根据重要性原则， 可以将月末在产品视同完工产品分配费用。

5. 定额成本法计算在产品成本。这种方法下， 月末在产品成本按其数量和单位定额成本计算确定， 月初在产品费用加本月生产费用减月末在产品的定额成本的差额作为完工产品的成本。该方法下每月实际发生的生产费用脱离定额的差异在产品不负担， 全部由完工产品负担， 在各项消耗定额或费用定额比较准确、稳定和各月在产品数量变化不大的条件下， 由于脱离定额的差异原本就小， 在产品分不分脱离定额的差异对完工产品成本计算都没有什么区别， 因此不必计算分配在产品应分的差异而直接按年初在产品成本固定计算。

(四) 联产品和副产品成本的计算

联合产品是企业的主要产品， 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其销售价格较高。因此， 根据重要性原则， 在对联合生产成本进行分配以计算出各种联产品成本时， 应采用比较准确、详细的方法进行分配和计算， 常用的有实物量分配法、系数分配法、销售价值分配法和可实现净值分配法等。而副产品是指在主要产品生产过程中附带生产出来的非主要产品。副产品不是企业生产活动的主要目的， 价值比较低，对企业的收入影响较小。根据重要性原则， 在分配联合生产成本时， 通常是将副产品直接按一定标准计价， 然后从联合生产成本中扣除即可计算出主要产品成本。副产品的计价方法主要有副产品不负担联合生产成本法、副产品按计划成本计价法、副产品按售价减去销售费用和销售税金后的余额计价法等， 都属于简化处理的方法， 计算较粗略。

(五) 制造费用计划分配率分配法

采用这种方法， 不论各月实际发生的制造费用多少，每月各种产品成本中的制造费用都是按年度计划确定的计划分配率分配。平时发生制造费用时计入“制造费用” 账户借方， 根据计划分配率分配制造费用时， 直接计入“制造费用” 的贷方， 这样“制造费用” 借贷方之差， 就是已分配和实际制造费用的差额， 这个差额就表现为制造费用的期末余额。对于这一余额， 平时就累计留在“制造费用” 科目中， 年末一般直接将其计入12月份产品的生产成本。在年度制造费用计划分配率接近实际时制造费用账户年末余额不大， 对成本核算影响较小所以可以不必精确分配， 简化了核算工作， 符合重要性原则的要求。

(六) 固定资产后续支出的核算

不满足资本化条件的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支出、装修支出以及修理支出， 在发生当期直接计入损益， 不再采用预提或是待摊的办法。费用化的固定资产后续支出， 不管该项费用实际发生在企业管理部门还是基本生产车间、辅助生产车间， 按照新会计准则要求都是直接做入“管理费用”账户， 这点不同于以往的会计处理。以前是按照费用发生地点进行费用核算， 如发生在企业行政管理部门的， 计入“管理费用”， 发生在生产车间的计入“制造费用”。笔者认为这是新会计准则对重要性原则的运用， 即因为这种费用化的后续支出对企业成本核算影响不大， 为了简化成本核算工作将其直接计入管理费用。尤其是当这种后续支出发生在辅助生产车间时， 按照原来的核算办法进行会计处理更是显得麻烦， 而采用新准则的规定进行处理就简化得多。

四、结束语

重要性原则在成本会计中的运用是非常普遍的， 成本核算运用重要性原则需要注意防止滥用重要性原则进行盈余管理。重要性标准离不开信息使用者的具体需要， 离不开每个企业所处的特定环境， 重要性原则在实务中的适度运用依赖于会计人员高度的职业敏感性与良好的职业判断能力， 可见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 增强职业判断能力已成为新形势下会计发展的紧迫任务。另外， 在成本核算中运用重要性原则毕竟会使得成本信息的准确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因此加强信息披露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1〕费伦苏.对重要性原则内涵的思考〔J〕.财会月刊(综合)，2006(9).

〔2〕金未.重要性原则在我国会计中的运用〔J〕.发展研究，2006(4).

〔3〕欧阳清，万寿义.成本会计〔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时期，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中国社会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由新民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性的社会性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历史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历史分析全文如下：

【提 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并由此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是20世纪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最重大变革之一。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除了社会主义理论局限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选择，这也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强烈愿望的表现，而新民主主义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体制和公私兼顾政策所形成的均衡发展机制，似乎不能保证这种战略的实施。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 工业化战略 国际环境

最近几年里，关于新民主主义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讨论很是热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见纷呈，明显推进了中共党史和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至于当时中国为什么会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开始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笔者感到对于这个不争的事实，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其内在的原因。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包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认为它将取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它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了物质基础之日，就是它完成历史使命之时。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消亡的方式和时间，在建国以前，由于中国的经济非常落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当务之急，这个问题尚十分遥远，党不可能提出具体的办法和时间表。第一次比较具体的阐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是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受中央委托，专门谈了过渡问题。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最后还要严格地说一句，过早的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毛主席插话：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问题第一个关键就是要有清醒的头脑。有了清醒的头脑，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加以十几年的准备，那就一定能够保证胜利。”。 毛泽东在13日为会议所作的“结论”中说：“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对这一点可以作宣传。”“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苏联会帮助我们的，首先是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

1949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团校第一期毕业典礼上又讲：20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进入社会主义。 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访问苏联期间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的国有化，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1949年8月为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讨论《共同纲领》草案的时候，有人提出《共同纲领》是否应写上社会主义前途，毛泽东对此在8月26提出：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的远一点就变得空洞了。 周恩来对此则解释说：“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1952年6月，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当时之所以没有将社会主义写入《共同纲领》，是为了避免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避免发生“左”倾错误。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仍然是这个思想。1951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10年。当然，作为理论和理想，我们做宣传工作还要讲，而作为实践的问题，10年建设之内社会主义是讲不到。10年以后建设得很好，那时我们看情况，就可以提一提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但是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

建国以后至1952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关于过渡问题的认识，仍然是上述思路。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讲道：“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在1952年以前，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即经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必须经历一个充分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生产社会化基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利用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尽管按当时党的估计，新民主主义制度大概只是存在1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即根据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来决定转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时机。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按照《共同纲领》，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设，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贯彻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方针政策。这一点还可以从毛泽东在1953年6月不点名批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停留在新民主主义上看出来。

1952年上半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和下半年与苏联讨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促成了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方式认识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发生在目标的选择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而是发生在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方面。一方面，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提前完成、苏联允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力援助以及受苏联短时间实现工业化经验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坚定了15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实现工业化的信心;另一方面，国营经济的较快发展、供销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效果较好、私营经济存在的问题，也使毛泽东感到用公有制逐步吸纳和改造个体和私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际上已经发生并且效果甚好，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以并且最好是这种随着工业化进展而采取渐进的方式。因此，按照毛泽东在1952年下半年的初步设想，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上从建国以后即已经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之日，即是它开始走向消亡之时。毛泽东的上述思想，集中表现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里。

二、新民主主义的终结及其历史地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建国理论基础的，这可以从《共同纲领》看出。同样，1949年至1952年我国经济体制变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也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策的实施，基本上如预期的那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简单地说，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完成民主革命，实现国家独立，扫除经济发展障碍。第二，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政策依据。为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最佳的桥梁。第三，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分清了轻重缓急，保证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

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和贡献。新民主主义所包含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所包含的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思想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思想，填补了马克思关于劳资对立、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思想，并提出了可行的政策。这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重大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可以与私营经济并存、劳资双方可以“两利”的思想，实际上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打开了突破口，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和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所创造和实行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多少是有些关系的，这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获得成功的历史基础。

虽然新民主主义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制度。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成功地指导了民主革命走向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且成功地指导了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将新民主主义作为一种过渡办法和阶段，即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进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采取的过渡办法和途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民主革命任务基本完成(尽管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民主改革尚未结束)。虽然在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革命完成后中国社会的性质、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和发展目标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即通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当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准备好后，再转入社会主义。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马克思的初步设想并在苏联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经济方面的特征是建立在生产社会化基础之上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是，作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论断为理论前提)，既然建立上述社会主义制度是坚定不移的目标，既然当时中国之所以不能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因为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条件，那么当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可能性和一定程度的必要性时，向社会主义过渡自然就被提上日程。

1952年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在听取周恩来汇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中国代表团与苏联商谈经济援助情况后，毛泽东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15年以后才开始过渡。对于毛泽东的上述新设想，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没有提出异议。同年10月刘少奇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受毛泽东委托，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专门谈到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仍然是原来的设想，即对资本家的企业收归国有和消灭农村富农经济还是10年以后的事情。斯大林表示赞成中共中央的上述设想。但是到了1953年6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则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相对稳定性，改变了10年以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毛泽东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至此，即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就在实际工作中失去了指导作用。

新民主主义社会虽然被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否定和取代，但是历史和逻辑的演绎都说明，恰恰是新民主主义为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

首先，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否定自己创造了两大基本条件：一是强化了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强化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二是找到了一条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和办法。例如在农业方面，总结出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逐步发展过渡的方法;在个体手工业方面，总结出从互助组到供销合作社，再到生产合作社的办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则总结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造方式。问题的关键是，在1953年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上述三种改造方式，不仅没有破坏生产和引起农民、个体工人和资本家的反抗，而且能够促进生产，提高生产的规模和技术水平。

第二，建国以后头三年党治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经验，使毛泽东感到中国共产党利用强大的政权力量和经济上的控制，可以和平与平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通过1951年关于农业合作社的争论，不仅认为找到了一种不必等到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后再改造小农经济的方法，而且看到了土改后农村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即一方面广大农民因独立从事家庭经营困难而愿意开展互助合作;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当农民能够独立从事家庭经营后，其固有的私有经济本性，将导致其对生产合作不感兴趣，更不用说富农经济了。按照当时划分富农的标准和农业经济恢复发展的速度，富农经济的大量出现要不了太久。由于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以上，民主革命的成功就是靠农民的支持，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而社会主义革命，尽管拥有国家政权，但是在与资产阶级对垒时，如果大部分农民作为私有者不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仍不可能胜利。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党已经提出建国以后农民的向背将决定社会主义革命的能否成功。是否可以说，早在1951年，即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年前，毛泽东已经在考虑和寻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了。同样重要的是，1952年的“五反”运动，1953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可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改造私营工商业，也使毛泽东看到了对城市私营经济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已经具备。

三、工业化战略选择是新民主主义提前终结的根本原因

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中国共产党是先考虑工业化问题，随后才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即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一五”计划和远景设想，是从1951年2月就开始起草，并于1952年8月由周恩来、陈云带到苏联征求意见。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则是在1952年9月，毛泽东听取周恩来报告访苏情况以后，正式形成则是在1953年下半年了。可以说，关于工业化的设想，是导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直接和主要原因。

从1953年起，无论是主观认识还是客观实际上，我国都进入全面经济建设阶段，即全力推进工业化时期。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不能不考虑这个头等大事。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因经济落后受尽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尽快实现工业化是几代中国志士仁人的共识，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然要将工业化置于首位。就当时来看，世界上成功的工业化基本上有三种。一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美等，在外面没有竞争强手也没有可借用的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利用对外商品输出和直接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由轻工业到重工业，逐步实现了工业化;二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日等，在外面已有强大竞对手的情况下，利用国家的力量，通过对外直接掠夺和国内高积累(封建剥削转化)，再加上外面已有可供学习的先进科技，不必再由轻工业到重工业逐步发展，因此也很快实现了工业化;三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工业化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对外受到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通过内部的高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也很快实现了工业化。而50年代初期的中国在对外方面因朝鲜战争而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和封锁禁运，国内经济则因过去的半殖民地性质，重工业极为落后和布局非常不合理，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因此，上述三种工业化道路，与当时中国情况最相近、可行的是苏联的道路。1952年，当我国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即将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以制定一五计划为议题，面临着如何进行工业化的建设问题。首先是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二是何者优先发展问题(农、轻、重);三是资金来源问题(几乎像当年苏联一样，主要靠国内积累，苏联援助有限，不能靠地外掠夺积累资本)。而此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战胜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其工业化赶超成就和经验正引起战后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和效仿。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亦即其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是在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下进行的，它表现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工业高速增长;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三是工业化以社会主义改造为条件，即工业化是以建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保障的。

1952年下半年，由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1953年全国即将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共中央在讨论如何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中国的经济建设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就成为迫切需要明确的问题。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的领袖到经济学界都在探索中国经济建设的道路。经过1952年7月到1953年底一年半的经济建设实践和理论探索，党终于选择了以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为标志的苏联工业化模式。?

为什么当时党从以共同纲领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迅速转向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这只能从当时的经济条件中寻找答案。如果说建国前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尚属局部的、战时的、农村的，1949—1952年的经济则属于恢复性质，既不是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也不具有赶超性质的加速工业化，因此，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即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以市场为基础的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自然与这种均衡的经济恢复和增长是相适应的。而当1953年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大量投资涌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特别是1953年的年度计划指标过高和基本建设投资过猛，遂导致国民经济进入紧运行状态，资金短缺、建材和工业原料不足、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尤其是农副产品的短缺事关重大，引起物价的波动。于是，苏联曾经遇到的个体经济(农民)和市场机制与这种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在中国重演，即靠市场调节不能保障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因此统购统销和加速农业合作化步伐送成为工业化的制度保障。

我们知道，一国经济发展的快慢，从资金方面来说，是与其社会剩余的多少和积累率(又称储蓄率)的高低有很大关系。建国初期，由于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掠夺和战争的破坏，国家和人民手中的财富都消耗殆尽。建国以后，由于我国的经济太落后，社会剩余量很少，积累很有限。1950年，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仅为77元，1956年，则为142元。尽管全国80%以上的劳动力在农村，但是1950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479斤、棉花2.5斤、油料9.8斤、生猪0.12头，由于人口增长，1956年的上述人均数也没有多大增加，分别为614斤、4.6斤、14.5斤、0.13头。 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包括债务收入)仅为65.19亿元，1956年为287.43亿元，1949年10月至1957年底，政府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仅为796.51亿元，平均每年近100个亿。 在这样低收入的水平上，要维持每年1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资金供给是很困难的。再从农村看，据1954年全国农户抽样调查，尽管经过四年的恢复发展，到1954年末，农民拥有的农业生产资料仍然相当少，平均每个农户拥有耕地15.8亩、耕畜0.92头、犁0.62部、水车0.11部。由于农业落后，1954年平均每户的农业收入为420.6元(占农户当年总收入的60.7%)，尚不足以抵偿生活费用的支出(平均每户为453.8元)，必须靠副业及其他收入来弥补。再从农民的消费来看，1954年平均每个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占其总支出的68%，尽管比重很高，但是生活水平却很低，人均消费粮食373斤、肉类9.2斤、食油2.6斤、食糖0.8斤、蔬菜141斤。 这种低水平的消费说明，建国初期的农业剩余(农业税和出卖的农副产品)只是相对剩余，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的食品消费也会相应增加，农副产品的供求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会是紧张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压低消费，提高积累率，为“一五”计划的实现提供足够的资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失为一种见效快的办法。

从决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要素人力资本来看，中国虽然劳动力丰富，但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却非常短缺。据统计，1949年底，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有人口54167万人，其中城镇人口占10•64%，乡村人口占89•36%;从业人员18082万人，其中城镇从业人员占8•5%，乡村从业人员占91•5%。在上述人口中，平均每万人中有大学生2•2人，中学生23人，小学生450人。到1952年，在每万人中，大学生人数为3•3人，中学生55人，小学生889人。 即使这样低的比例，1952年大学虽然计划招收7•5万名学生，还是面临着招生不满的忧虑(因许多学生参加工作，应届高中毕业生太少)，政务院不得不下达指示，禁止各单位自行到中学招工，扩大助学金发放，要求努力争取高中生全部升入大学，至少保证95%以上。即使达到上述要求，还需要从党政军整编中抽调2万名青年知识分子补足应届高中生升学差额。

由于教育落后，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据估计，在全国就业人口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不会超过5%。据1952年的统计，在全国就业人口中，每万人中有科技人员7•4人，每万名职工中(尚不包括占就业人口90%以上的农民和个体经济劳动者)有科技人员269人。另据1952年全国干部统计资料显示 ，在2470700名干部中，专业技术人员为34•4万人，占13•9%，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为133684人，仅占5•4%。在这247万名干部中，按文化程度划分，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占6•58%，高中文化程度者占15•54%，初中文化程度者占36•98%，小学文化程度者占37•80%，文盲占3•10%。 再从建筑行业看，在1952年的就业人员中，有技术的职工仅占职工总数的10—20%，其余80—90%的职工没有专门技术，只是一般劳动力，因此建筑公司之间相互挖人的现象很普遍。周恩来在1952年7月就说：“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也少得很，今年七凑八凑，才凑到两三万人，而我们每年平均却需要十万人。” 因此，从1952年起，为了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需要，政府不得不对大学毕业生实行统一分配。即使到了1955年，在城镇职工中，文盲的比例仍然在50%以上，有的产业，如煤矿、建筑业，在60%-70%以上，有文化的技术职工非常短缺。 在全国国营工业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共有14863人，其中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人员只占8•4%。

总之，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的直接军事较量和对战争的估计(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和当时的现象)，中国共产党为迅速改变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局面，像20、30年代的苏联那样，选择了快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对于当时人口多、底子薄、可利用外资有限的中国来说，必然要求高积累和资源的集中配置。1953年是执行一五计划的头一年，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即以农副产品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分散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既不便于推行高积累政策，也不便于实行资源的集中配置。更何况苏联的成功经验就在面前(其必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证明，而其失误在当时尚很少为外人所知)。

四、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另外两个因素

为什么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如此轻易地被放弃?除了上述的工业化战略选择因素外，还有以下两个因素值得分析。

(一) 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当时社会主义理论的矛盾。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大缺陷就是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行到底，即将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视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这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初期整个国际共运的历史局限。因此，新民主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尽管这种结合非常成功，但是没有从理论上进一步发展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是仍然将新民主主义看作过渡阶段，看作是经济落后国家通向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桥梁。于是，一但民主革命成功、政权稳固，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就自然会将社会发展目标锁定为社会主义。

从马克思到斯大林，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恩格斯在1847年指出： “大工业造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 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以单一公有制和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提出：在私有制的小农基础上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在1925年斯大林提出工业化路线和192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苏联已经解决了城市中的所有制问题，只是农村还是个体经济的天下，因此苏联在30年代开展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实际上就是建立单一公有制的运动。关于计划管理，斯大林在1927年召开的联共十五大上明确提出：“固然，它们(指资本主义国家——本文作者注)那里也有某种类似计划的东西。但这是一种臆测的计划，想当然的计划，这种计划谁也不必执行，根据这种计划是不能领导全国经济的。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

此外，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时期，列宁和斯大林都认为还存在着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的矛盾，存在着谁战胜谁的问题。前述的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认同这个理论的。《宣传提纲》引用斯大林的话“可以在多少长久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筑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巨大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散漫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基础上么?当然是不可以的。长此以往，整个国民经济都会有完全瓦解的一日。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于使这个农业成为巨大的农业，使它成为能够实行积累，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农业，并依此而改造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可是，怎样才能使它成为巨大的农业呢?为要达到这一步，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另外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我国农业唯一的出路。”

应该说，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对于过渡时期所存在的“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和谁战胜谁的问题，的确是现实经济的真实反映。因为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和发展趋势看，市场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是一种必然趋势，而追求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则必然与这种发展趋势产生矛盾，必然会遇到市场机制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反抗，除非你不追求这种社会主义模式。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际共运受理论和历史的局限，没有超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认同，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视为社会主义。因此，公私之间、计划与市场之间的此消彼长，就自然被认为是未来两条道路的斗争，需要加紧社会主义改造。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在建国初期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国民经济恢复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第一，由于我国经济落后，底子薄，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将导致供求关系的紧张，因而需要加强资源配置的计划管理，这就使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私营和个体经济与政府要求的资源配置集中化、计划化不相适应，这种不适应集中表现在1952年的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和1953年的粮食统购统销上。另外，1953年初修正税制所引起关于公私关系的争论(包括财经会议)，1953年6月李维汉关于公私合营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讨论，以及政协会议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评，也都反映出在工业化资金的积累和运用问题上，公私之间是有矛盾的。

第二，由于城市私营和个体经济刚从旧中国过来，存在的问题较多，加上缺乏完善的法制和市场机制制约，偷漏税、行贿、伪劣产品、牟取暴利等行为较多，从而使人产生其“利少弊多”的印象。

第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还不能解决诸如失业、“两极分化”以及小农经济的“脆弱”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国家二次分配手段的完善以及农业的产业化，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经济发展逐步解决。但是在当时，就体制来说，似乎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似乎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那里没有失业、没有两极分化，没有农民的破产等问题。这对于建国初期的广大党员和人民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依靠体制改革来消除不合理、不公平现象，常常是革命成功后的执政者习惯和喜欢采取的办法。

此外，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短期内也确实能够保证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实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的直接军事较量和对战争的估计(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和当时的现象)，中国共产党为迅速改变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局面，20、30年代的苏联那样，选择了快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对于当时人口多、底子薄、可利用外资有限的中国来说，必然要求高积累和资源的集中配置。1953年是执行一五计划的头一年，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即以农副产品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分散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既不便于推行高积累政策，也不便于实行资源的集中配置。更何况苏联的成功经验就在面前(其必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证明，而其失误在当时尚很少为外人所知)。

因此，尽管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并保证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但是从上述因素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似乎比新民主主义更优越。

(二) 国际环境的制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开始逐步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则加剧了这两大阵营的对立。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态度，使某些民主人士呼吁的中国应在美苏之间保持“等距离外交”设想破灭，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即宣布新中国在国际关系方面实现“一边倒”，即站在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是也愿意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的条件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和发展经济关系。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实行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政策。这使得新中国在国际上的“一边倒”政策实际上从政治和制度上的认同被迫扩大到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方面。在此情况下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以及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都在政治和经济上对中国的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演进起到了催化作用。例如恢复时期对“一五计划”的酝酿、苏联和东欧国家不与我国私营企业交往等等。

国际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封锁禁运。为了打破经济封锁和避免损失，在对西方贸易方面，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全盘统筹，统一对外;同时，封锁也导致我国的对外贸易重心向苏联东欧转移，而这些国家只愿意以协定贸易的方式与我国开展贸易，不仅私营进出口商被排斥在外，地方国营企业也难直接参与。

二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国防压力增大，国防费用增加。中国鉴于“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即使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也必须加快重工业的发展，而这就不仅要尽可能地提高积累，而且要将这部分剩余集中在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手中，因此，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不可避免了。

三是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是唯一愿意和能够大规模援助我国的国家，苏联的援助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中国必须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同时，苏联的经济体制也决定它的援助只对中国政府，而不是私营企业。苏联的援助方式以及“一五”和“二五”计划的工业建设重点和布局，都促进了中国向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转变。

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亦称唯物史观，其与历史唯心主义相对。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述这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它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它是由此产生的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也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命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命运全文如下：

一

2001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蒋大椿先生批评唯物史观现实合理性的文章。(注：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蒋先生的文章使我们想到，在理论创新的时候能不能突破或允不允许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此的答复是肯定的，他们坚决否定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真理。这种否定不仅基于他们关于人类经验的积累无论在量和质方面都微不足道(“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注：马克思恩格斯说了许多有关真理相对性的话语，这里只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上比较典型的一段。))的认识，而且源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存在决定意识(人们只能在一定历史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展开认识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页。辩证法只承认一切事物的暂时合理性，这是黑格尔最精彩的思想。))，所以过去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神化是违背马克思恩格斯原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们怀着对老师的过分崇拜而好心办了坏事。当然，在以往的造神活动中，也不排除有些人是借神化马克思恩格斯来神化自己。

科学发展史也告诉我们是可以的，因为原理无非是一种运用归纳和演绎方法产生出来的最一般的、基本的认识，是具体人的思维的产物。人的局限性决定了原理性认识的局限性，所以任何原理或规律性认识都不是完美无缺、绝对有效的，任何科学的理论因此都必须是发展的，开放的，否则就变成了宗教。

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理论的发展固然可以体现为对基本原理的不断修补和完善，但更多地却表现为对基本原理的突破上。正因为如此，这一领域的人们不会提出坚持或捍卫某种现成的理论，相反却欢迎对现有理论的不断修正，欢迎推翻现有理论的不断尝试。社会科学虽然有它的特殊性，但既然是科学，并且大家都认识到它需要创新，那就应同样欢迎对一些基本观点的超越。

事实上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发展，已经突破了许多根本性的原则，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因为在这个领域，空洞的原则是填不饱肚子的，所以原则往往在这里要让位于实践。比如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哪条原理呢?但它符合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符合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的原理，也符合理论思维必须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

笔者与吴英、庞卓恒先生(注：吴英、庞卓恒：《弘扬历史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与蒋大椿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一样，并不赞同蒋先生对经典唯物史观的基本价值判断，即它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已不能适应现实史学认识的需要，因此“应当超越，必须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笔者认为尽管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当代生活本身仍然可以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内得到很好的解释。换句话说，在当代，它的核心原理与它的一些辅助原理仍然是一种有效的历史认识方法。而且，即使将来人们的社会实践突破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框架，唯物史观被真的超越了，那也如同相对论突破牛顿力学的基本原理、量子论突破相对论的基本原理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被突破的理论并没有被彻底扬弃，牛顿力学对造汽车、飞机仍旧有效，相对论对造原子弹也继续有效，唯物史观将继续得到发展。

笔者同时对吴、庞两先生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有不同意见。在他们看来，传统唯物史观并非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创理论体系，而是经苏联人倒手的、受到严重歪曲或误读的理论范式。而笔者认为这一估计有些过头，理由是吴、庞两位先生无论是对苏联理论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还是对我国学人理论修养的评估都有些偏低。

就吴、庞两先生的前一观点而言，笔者倒是与蒋先生一致，即现存唯物史观属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而不属于斯大林或前苏联学者。尽管在斯大林时期，以《联共(布)党史》为代表的苏联版唯物史观，的确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存在生吞活剥和实用主义的缺陷，但我们不应忽略，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学术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逐渐调整了以往对唯物史观的片面解读之处。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1974年修订版)一书是这种苏联版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其表达的唯物史观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版唯物史观虽不能说纹丝不差，但原则上没有多少出入却是真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补充了原版唯物史观的不足。

至于后一点，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建国后的头些年，我国理论工作者分不清真假唯物史观，跟在苏联老大哥后面虚心地学习还说得过去，因为那时我们的马列理论修养的确薄弱，正处在以俄为师的模仿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后，苏联的解释变了，我们不仅没变，还将斯大林版的唯物史观进一步简单化为阶级斗争决定论，从而把唯物史观推到了荒谬。经过““””的反面体验，我国马克思主义者痛定思痛，在理论上真正成熟起来，依笔者愚见，成熟程度甚至胜过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标准的讨论大概可以视为这一进程的开端，而译自德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则对正本清源的工作具有象征意义。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区分不同版本的唯物史观的能力还是具备的。因此本文将重心放在对唯物史观现实合理性的辩护上，同时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一下唯物史观的历史命运。

二

蒋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归纳了六条“唯物史观的理论核心及其最基本原理”，并指出由于史学界过去对其中两条(注：有关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普遍性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亦承认杰出个人历史作用的观点。)的“局限与不足”进行过深入分析，因此他仅分析另外四条最基本原理的“严重缺陷”，其中包括：1.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是客观存在的。2.人类社会历史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规律向前发展，其基本规律表现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3.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4.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注：见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7页。)

笔者认为，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或最基本原理只有一条而非六条，也就是蒋先生所理解的第二条，其他五条都是第二条衍生出来的内层和外层理论，尽管也可称它们为基本理论。简言之，唯物史观包含着一个核心理论，即人类历史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所制约的合乎规律的过程。在这一内核周围，又有一系列支援性理论，如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历史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理论，阶级、阶级斗争和政党的理论等。在这些理论之下，还依附着众多的外层理论，比如在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体系之下，还有《资本论》中所阐明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运动的理论，商品、价值、剩余价值、市场经济的理论等，这还不包括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原创的唯物史观的理论诠释。而实际上，这些诠释也附着在了唯物史观的外壳之上。如列宁的、普列汉诺夫的、斯大林的、毛泽东的、卢卡奇等的思想理论。

所以，我们评析唯物史观的核心原理，必须完全放弃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的各种解释，到唯物史观创立者的论述中去寻找，这就如同历史学研究必须依赖一手史料(当事人和目击者的人证、书证、物证)是一个道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众多的著述中(注：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作品中都有过相关陈述。)，或简单或详细地阐释过这一新的历史观，相对比较系统的论述最早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但定理式的、最完整的陈述则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表达出来的，这是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普遍共识。此外，恩格斯曾有过指示性的说明，认为他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两部书“……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其中《反杜林论》一书实际上是恩格斯和马克思两人思想的结晶，因为马克思参与了其中一章的写作，并听读过全书。

由于这些著述的篇幅都比较大，核心原理往往同相当广泛的论证结合在一起，有时会使读者难以把握要领，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那些出自马克思恩格斯手笔的相关小文章。那里边倒是常常包含着淹没在长篇大论中的作者最精华的思想，比如对唯物史观的高度概括。实际上没有哪个文本解读者比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更能准确地把握他们历史观的精髓了。

论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命运论文

在这方面，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17日)一文应该属于最值得重视的一篇作品，这是因为民间葬礼仪式短暂，现场发表的纪念演说必须言简意赅，必须对逝者生平业绩加以高度概括。为马克思做这种盖棺论定工作的最适当人选当然非恩格斯莫属。讲话虽短，却极其精彩，总结了马克思的历史功绩及他的为人。就功绩而言，恩格斯归纳出两大贡献，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在两大贡献中，唯物史观是对人类历史最一般规律的发现，属于宏观认识，放在前面;剩余价值论是对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秘密的揭示，属于微观认识，排在后面。在恩格斯眼里，显然前者的价值要大于后者，因此他特别对前者的基本内涵做了解释性说明，而对剩余价值论则仅仅提了一下它的现实意义。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提到“直接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具有决定作用这一点，可以用来辨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表述的核心原理的位置，也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在这个核心原理之后，依次是其他对应关系，如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求，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后才有总的结论：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恩格斯在晚年《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的信中，再次就唯物史观的核心原理做了高度概括，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文中的黑体字是原有的。)

也是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请布洛赫根据马克思原著而不是二手材料来“研究这个理论”，他特别提示布洛赫说“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

恩格斯还在同一封信中就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质疑进行了反驳，其最终落脚点仍然是他抽取出来的唯物史观的核心原理，而不是其他原理：

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8页。)

恩格斯对上述核心原理的遣词用句虽然或多或少有些差别，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表述也没有达到纹丝不差的契合程度，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恩格斯眼里的核心原理只有一条，即“物质生产”或“经济前提和条件”或“经济运动”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绝不是蒋先生归纳的六条。

如果说唯物史观的核心原理是社会生产力“归根到底”决定生产关系以及庞大的上层建筑，那么这一原理是否如蒋先生所言“在人类历史实际进程中根本不存在，找不到任何一条历史事实来支持这个规律的存在，因此它纯粹是一种思辨的思维运动”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当属历史实证范畴，蒋先生的看法恰恰在这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

现代历史哲学界在批评思辨的历史哲学时，通常所持的理由是该哲学脱离经验的历史，纯粹是思辨的产物，蒋先生是赞同此说的。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自维科以来的著名历史哲学家们的著作，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实际上是建筑在西方历史家们所体验的经验的历史基础上的。以历史哲学之父维科的《新科学》为例，虽然书中概括出大量人类历史的规律、定理或原则，但每一条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或多或少的史料作为论据。比如《新科学》中提出存在客观规律(民族共同性)的时候，就举出当时西方人在地理大发现后观察到的事实，即各民族都有某种宗教，都举行隆重的结婚仪式，都埋葬死者，维科认为这些共性是社会规律存在的有力证明(注：维科：《新科学》，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关于有无社会历史规律、如果有又如何看待社会规律及社会规律的特点等问题暂置不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当然也不是纯粹思辨的产物。就他们的史学功力(古文、外文、典籍史料的把握、分析概括能力)而言，现代多数专业史学工作者也无法启及。他们大量的读书笔记、藏书目录和著述(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史料的熟练应用，都足以证明他们的唯物史观绝不是纯粹的逻辑演绎，而是对经验历史的升华和概括。至于概括得是否与客观历史同一或接近，那正是我们在下面要说明的问题。

至于西方史家群体的共识，是指世界史学界熟知的解释，就是西方通史或专史类著作，都把生产力的变革处理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连基本术语“新石器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科学革命”、“信息革命”等都是近现代西方学者根据他们对世界历史的考察概括出来的(注：斯特瓦尔特·伊斯顿：《西方文明的遗产》(Stewart C.Easton,The Heritag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霍尔特瑞奈哈特与温斯顿出版公司1970年版，第18页以次;费根：《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前史导论》，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以次。在这本美国大学人类学专业的教材当中，特别指出现代人很难想像农业和动物驯化对人类历史产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类似的用法在几乎每一本西方相关史作中均可看到，并作为成熟的用语和解释被用于中学和大学教科书内，参见罗威尔·D.霍尔姆斯、韦恩·帕里斯：《人类学导论》(Lowell D.Holmes,Wayne Parris,Anthropology,an Introduction)，第145页、1147页等。“农业革命”和“城市革命”概念的发明者是澳大利亚考古家柴尔德，“工业革命”概念的提出者不详，但它得以流行开来则有赖于英国历史家汤因比。)。美国史家麦克尼尔甚至认为，正是农业革命 才 使人类结束了“智人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而开始了“人类史”(Humanhi story)。(注：威廉·H.麦克尼尔：《人类社会史——从史前史到当代史》(WilliamH. McNeill,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普兰提斯—豪出版公司1987年版， 第2 4—25页。)

这种在西方史学界中少见的共识说明生产力变革的历史作用属于显而易见的史实，尤其从史前攫取型社会向生产型的文明社会的转换，长达190万年，能够清晰地展现从“奥杜威卵石工业”(Oldowan pebble industry)经新石器工业到金属器工业所导致的人类生理、心理、社会进步的基本线索。因此整个史前史的分期都是以工具或生活方式(采集、狩猎、农人、牧人时代之类)的进步为依据的。新的考古材料的出土不仅不能证伪这一基本解释范式，而且为这一解释范式增加了雄辩的证据。可以说迄今世界史上的两次明显的历史转型，即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出现，归根到底都是生产力一变百变、一转百转的产物。

蒋先生列举易洛魁人处于农业社会却没有向新生产关系过渡的例子试图证明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导致新生产关系的出现。如果只是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本书的考察看，这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我们只要把视线越出易洛魁人之外，观察的结果就不同了。(注：这里需要澄清蒋先生文中的一个误读，即易洛魁人并不是“摩尔根在19世纪发现他们”的，这支印第安人同“切诺基”(我们熟悉的吉普车品牌)等北美印第安部落一样，早就被西方殖民者发现了，发现易洛魁人的时间是1609年。摩尔根的功绩在于运用实地调查方法查清了易洛魁人母系氏族公社的内部结构。至于将这一结构赋予普遍的意义的做法，今天看来早已过时了，实际上它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实证材料的科学假设。)美洲印第安社会在被西班牙殖民者于15世纪末发现之前，便已独立地进入了文明社会，甚至形成了庞大的印加与阿兹特克帝国，社会分化出贵族、平民、奴隶阶级，家庭关系实行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制，国家甚至有成文法，有军队和法庭。其社会历史的演化脉与旧大陆没有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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