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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提倡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主张人格平等,互相尊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把它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在当时是反对封建、宗教统治的武器,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它作为一种特定的观念形态,始终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潮流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从人道主义思想入手,对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潮进行了分析,并对“人道关怀型”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简要介绍。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人道主义;思潮
人道主义思想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将文学作为推动人类思想解放的武器,它反对传统的封建统治,倡导对于人类自身的爱护以及关怀,它将人作为道德的中心,提倡建立以人为本的世界观。人道主义在我国的当代文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体现,它起源于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包括鲁迅、周作人、胡适、陈独秀以及梁实秋等,这些作家都在自身的文学作品中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大力宣扬人道主义精神。我国在二十世纪中期推行了“百花齐放”的文艺创作方针,使得人道主义思想在文学创作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也遭到了批判。
五四运动时期与十年动乱之后的一段时间是我国现当代文学之中人道主义思想潮流取得集中发展的两个关键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人道主义精神是反对封建思想与封建统治的强大武器,在十年动乱之后,人道主义精神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两次集中的发展都是人道主义对旧制度的反抗与批判,具有强烈的时代性。
周作人是我国现当代文学中人道主义精神的先驱,但是,他对于人道主义的相关理解与阐述具有封闭性与个人理性,忽视了复杂的社会形态,也忽略了对于整个社会的人道主义关怀,这种狭隘的对于个人完善的追求,也使得其人道主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周作人的人道主义主要具有三个特征:
第一,关爱“小儿”与“女人”;
第二强调爱应当是平等与博爱,爱是人人都能享有的,不专属与特定群体;
第三,追求人人自爱以及人格独立,反对慈善主义,反对居高临下的施舍与同情。
同一时期的鲁迅、胡适、梁实秋较周作人而言对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展现出更为激进的姿态,从其他角度进行了相关阐释。梁实秋提出了“伟大的文学是体现普遍人性而非表现自我,”他的这种的阐释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影响,这种较为古典保守的人道主义思想被称为新人文主义。在梁实秋看来,人性具有普遍性与固定性,是永久而不受时间限制的,因此,文学创作要建立在永恒的人性之上。
建国后,我国推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使得人道主义取得了一定发展,巴人认为人情也是人道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学创作应当呼唤人情味的回归,文学作品要能反映充满人性的现实生活。钱谷融认为文学创作要从人出发,将人作为创作中心。但是他们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受到了批判,称鲁迅强调人性的阶级性,违背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十年“”之后,人道主义探索的禁区被打破,在理论与创作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新时期,人道主义对历史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使教条化、概念化的文学创作现象得到冲击。在这个时期,人们从不同角度对于人道主义思想进行了新的阐述。朱光潜认为文学作品必须是对人性的深刻反映,应当能够帮助人进行自身人性的完善。在这个时期,人道主义思想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的转型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呈现出边缘化趋势,文学创作必须在新时期对自身的作用以及地位进行重新的思考与定位。除此之外,由于贫富差距、腐败现象的产生以及拜金享乐主义的兴起,使得人类的精神生活多元却空虚。在这种现实下,人道主义精神是否“失落”成为了讨论焦点,王朔现象被广泛关注,包括刘心武、王蒙、刘彬彬在内的众多专家对于人道主义的现状进行了谈论。
“人道关怀型”现实主义,即以“人道主义”作为文学创作的指导理念,注重描写人了生活状态,尊重人、热爱人的一种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其精神内核就是对于现实人生的人道主义关怀。
西方的人道主义对于我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具有很大影响。陈独秀、李大钊等都在各自的文学作品中多次提及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经过理论引进,我国早期资产阶级开始探索创建适应我国国情的人道主义理论,该时期以周作人为代表。他从不同角度对于人的价值与地位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提出了在当代人道主义缺失于文学创作中的情况下重建该理论的必要性,为创作早期“人道关怀型”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人道关怀型”现实主义文学遇冷,这使其发展上陷入低谷。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人性”与“阶级性”相对立的观点使众多作家不敢在对人性进行讨论。十年动乱期间,文学个人创作被集体创作取代,文坛充满了欺骗性,文艺创作也失去了独立性,“人道关怀型”现实主义文学受到巨大打击。
纵观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潮流,其发展道路坎坷曲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于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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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牺牲者 人道主义 大陆理性主义
论文摘要:《九三年》中的戈万是为了实现完美人性精神的牺牲者,通过这个人物表达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雨果借助法国大革命的背景所表现的人性与革命的对立,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他本人的理想有关,同时也反映出法国传统民族方式中大陆理性主义哲学观。
雨果的《九三年》是以1789年到1794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为时代背景的,在概括理解这场革命的时候雨果看到了革命波澜壮阔背后的悲剧,他通过故事主人公戈万在面对生死选择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以牺牲自己作为代价,换出被俘虏的侯爵,威严而安静地接受刑罚的形象,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倡导一种纯粹人性化的世界,使人性复归于善良、温厚、有道德、富于同情心。
《九三年》中的戈万,刚一出场,作者便对他进行了如下的描述:“戈万三十岁,高大魁梧,眼神像先知一样深沉,笑起来像小孩。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咒发誓。”他像是一个完人的形象,也就如同作品中所说的“先知”,“他爱沉思,善哲理,是位年轻的贤人。他的容貌像阿尔西比阿德,谈吐像苏格拉底。”当然,戈万的这种完美还表现在他在战场上的勇敢而坚强,睿智而从容,在战争中他更是一个成功的指挥官,在与叛军朗特纳克的搏斗中,他几乎一直占据着上风,最后,也是戈万将朗特纳克赶到了图尔格城堡之中。
故事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戈万也许就真的如他的老师西穆尔登所期待的那样,成为像丹东、圣茹斯特、罗伯斯比尔那样的革命中的年轻巨人了。但一次极偶然的意外改变了一切,叛军首领朗特纳克为了救农妇的三个孩子,放弃了惟一可以成功逃跑的机会。面对着英雄一样的战俘,戈万这个像奥什、马尔索一样的理想青年陷入了深不可测的遐想:“他最坚定的决心、最认真的许诺、最不可改变的决定,这一切都在他意志的深处动摇了。”于是,他用自己换出了被关在牢房中的朗特纳克。
这里戈万的牺牲是为了成全一种更广博的爱——人道主义。他的牺牲并非是为了成全朗特纳克这个单纯的个人(作为共和军的指挥官,他对朗特纳克的告示是:“戈万通知朗特纳克,一旦抓住他将立即枪决。”),而是为了成全朗特纳克舍身救人这一事件所体现的道德精神,如果是他,他也是会那么做的(救出孩子)。
有些评论认为,选择朗特纳克这个典型来表现戈万的人道主义,相当程度上损害了戈万的形象。在我看来,不尽如此。戈万这个人物的矛盾正在于纪律(革命)和人道(良心)的冲突。坚持人道,他必须做出释放朗特纳克的决定;遵守纪律,他必须让自己接受军纪处置。在朗特纳克这一典型的生死抉择上,恰到好处地使戈万成为了维护人道的英雄。
朗特纳克的救人事件是一次偶然,但戈万的救人之举完全是必然的。戈万革命的目的是追求宽大的共和国,主张的是仁慈。文中写道:“他只有手臂,用它打击敌人;他只有心灵,用它宽恕敌人。作为战胜者,他认为自己有权宽容战败者。”按照他所遵循的温和原则,他坚持不对女人作战,不对老人作战,不对孩子作战,不杀死一个倒在地上的人。戈万所坚持的是一种人道的善,所以,当他面对着朗特纳克的舍己救人的大善之举的时候,他无法用断头台的恐怖对待这位曾经的叛军将领,因为在他看来——****城堡,是为了解放人性;取缔封建,是为了建立家庭。对于戈万而言,革命的恐怖只是一种短暂的手段,人道的和谐才是永恒的真理。在戈万的意识中革命和人道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就如同他曾经说过的那样:“在战斗中我们是敌人的敌人,胜利后我们就是他们的兄弟了。”所以,当人道的良心要求和革命的纪律准则发生正面冲突的时候,这种极为特殊的境域的出现,使这个人物的本质明显地凸现了出来——他选择了“赦免”——对于他来说人类语言中最美的字眼,赦免了他的敌人。但同时,他也义不容辞地让自己走上了断头台。
当然,放走朗特纳克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会卷土重来,再次威胁革命。作者没有继续写下去,许是因为写不下去了。不过在我看来,对于戈万而言,这已经是结局了,他扞卫了他所坚持的信仰——人道主义,并且像一个圣贤一样死去。
在雨果看来,革命是必要的,残忍、野蛮与血腥都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公社的“决不宽恕”和王公们的“毫不留情”,都是不可避免的。雨果借着戈万的思考和行动表达出他自己的革命理念:革命是为了唤醒人性的良知,革命的暴力和血腥是为了唤醒人们的赤子之心。借着《九三年》雨果表达了他对革命的赞成,但同时倡导在革命中仍要坚持人道的精神。作家通过法国大革命中血腥味最浓的1793年表现了社会斗争的难以避免和无限冷酷,也表现了人性的无所不在和伟大的潜在力量,歌颂了戈万为了维护人道的悲壮牺牲。他希望以此警世,他认为只有用人道的力量才能感化社会之恶,消除暴力斗争,才能达到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雨果的这种革命观点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他本人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像一个生活在理性年代的感情的信徒。“在对革命的态度上,雨果的态度十分明朗,他站在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立场上,充分肯定了这场震撼欧洲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正义性和进步性。”他用热情、赞扬的笔调描写了革命给巴黎带来的焕然一新的面貌:大街上几乎所有的墙上都贴满了“共和国万岁”的标语;整个巴黎都“充满了一种民族解放的愉快”。在书中,雨果清楚地写道:“为了清除******的‘瘟疫’,必须有革命的风暴。”
雨果正是借助戈万这个革命者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对革命暴力的理解。他认为革命需要暴力——“文明有它的瘟疫,这阵大风治好它”,但同时又指出暴力并非是万能的——这次革命“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为革命不仅仅是要在肉体上消灭敌人,更重要的是要在精神上和道义上战胜敌人。这,就需要人道的力量。雨果肯定戈万,却没有宣扬无原则的“仁爱”,戈万之所以改变对朗特纳克的态度,是因为这位叛军将领救下了三个小孩。在戈万看来,朗特纳克“用一件牺牲行为赎回了他种种野蛮行为”,革命如果“用一种野蛮的手段去回答这种慷慨的行为”,那就是革命的“弱点”,共和国的“贬值”。雨果认为善就在恶的旁边,它们相伴而生,任何人只要回到人道的天国,就都属于可爱之列。借着戈万之口,雨果提出了自己对革命的理解:“革命必须使用暴力,但革命不等于暴力,革命还有许多工作”,当然,其中就包括人道主义。
依据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法国人雨果,认为“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目的是追求终极的善”,所以他以无比的热情赞美和歌颂着法国大革命。在革命的血腥和暴力之中,他之所以仍保持着乐观,是因为他始终相信“人的理性可以作为人类最终的依托”,“人类的独特天赋正在于其理性,理性是人类的光荣和骄傲”。他将这份对革命的执着和对至善的追求,赋予了戈万这个人物。于是,戈万这个徘徊者,一方面他参与着不择手段为权利而攫取权利的革命,另一方面他仍追求着至善的人性理想,依靠着“天赋的智慧和德性”在血腥的疯狂中,保持有人道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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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九三年》中的戈万是为了实现完美人性精神的牺牲者,通过这个人物表达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雨果借助法国大革命的背景所表现的人性与革命的对立,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他本人的理想有关,同时也反映出法国传统民族方式中大陆理性主义哲学观。
关键词:牺牲者 人道主义 大陆理性主义
雨果的《九三年》是以1789年到1794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为时代背景的,在概括理解这场革命的时候雨果看到了革命波澜壮阔背后的悲剧,他通过故事主人公戈万在面对生死选择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以牺牲自己作为代价,换出被俘虏的侯爵,威严而安静地接受刑罚的形象,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倡导一种纯粹人性化的世界,使人性复归于善良、温厚、有道德、富于同情心。
《九三年》中的戈万,刚一出场,作者便对他进行了如下的描述:“戈万三十岁,高大魁梧,眼神像先知一样深沉,笑起来像小孩。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咒发誓。”他像是一个完人的形象,也就如同作品中所说的“先知”,“他爱沉思,善哲理,是位年轻的贤人。他的容貌像阿尔西比阿德,谈吐像苏格拉底。”当然,戈万的这种完美还表现在他在战场上的勇敢而坚强,睿智而从容,在战争中他更是一个成功的指挥官,在与叛军朗特纳克的搏斗中,他几乎一直占据着上风,最后,也是戈万将朗特纳克赶到了图尔格城堡之中。
故事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戈万也许就真的如他的老师西穆尔登所期待的那样,成为像丹东、圣茹斯特、罗伯斯比尔那样的革命中的年轻巨人了。但一次极偶然的意外改变了一切,叛军首领朗特纳克为了救农妇的三个孩子,放弃了惟一可以成功逃跑的机会。面对着英雄一样的战俘,戈万这个像奥什、马尔索一样的理想青年陷入了深不可测的遐想:“他最坚定的决心、最认真的许诺、最不可改变的决定,这一切都在他意志的深处动摇了。”于是,他用自己换出了被关在牢房中的朗特纳克。
这里戈万的牺牲是为了成全一种更广博的爱——人道主义。他的牺牲并非是为了成全朗特纳克这个单纯的个人(作为共和军的指挥官,他对朗特纳克的告示是:“戈万通知朗特纳克,一旦抓住他将立即枪决。”),而是为了成全朗特纳克舍身救人这一事件所体现的道德精神,如果是他,他也是会那么做的(救出孩子)。
有些评论认为,选择朗特纳克这个典型来表现戈万的人道主义,相当程度上损害了戈万的形象。在我看来,不尽如此。戈万这个人物的矛盾正在于纪律(革命)和人道(良心)的冲突。坚持人道,他必须做出释放朗特纳克的决定;遵守纪律,他必须让自己接受军纪处置。在朗特纳克这一典型的生死抉择上,恰到好处地使戈万成为了维护人道的英雄。
朗特纳克的救人事件是一次偶然,但戈万的救人之举完全是必然的。戈万革命的目的是追求宽大的共和国,主张的是仁慈。文中写道:“他只有手臂,用它打击敌人;他只有心灵,用它宽恕敌人。作为战胜者,他认为自己有权宽容战败者。”按照他所遵循的温和原则,他坚持不对女人作战,不对老人作战,不对孩子作战,不杀死一个倒在地上的人。戈万所坚持的是一种人道的善,所以,当他面对着朗特纳克的舍己救人的大善之举的时候,他无法用断头台的恐怖对待这位曾经的叛军将领,因为在他看来——推翻城堡,是为了解放人性;取缔封建,是为了建立家庭。对于戈万而言,革命的恐怖只是一种短暂的手段,人道的和谐才是永恒的真理。在戈万的意识中革命和人道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就如同他曾经说过的那样:“在战斗中我们是敌人的敌人,胜利后我们就是他们的兄弟了。”所以,当人道的良心要求和革命的纪律准则发生正面冲突的时候,这种极为特殊的境域的出现,使这个人物的本质明显地凸现了出来——他选择了“赦免”——对于他来说人类语言中最美的字眼,赦免了他的敌人。但同时,他也义不容辞地让自己走上了断头台。
当然,放走朗特纳克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会卷土重来,再次威胁革命。作者没有继续写下去,许是因为写不下去了。不过在我看来,对于戈万而言,这已经是结局了,他捍卫了他所坚持的信仰——人道主义,并且像一个圣贤一样死去。
在雨果看来,革命是必要的,残忍、野蛮与血腥都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公社的“决不宽恕”和王公们的“毫不留情”,都是不可避免的。雨果借着戈万的思考和行动表达出他自己的革命理念:革命是为了唤醒人性的良知,革命的暴力和血腥是为了唤醒人们的赤子之心。借着《九三年》雨果表达了他对革命的赞成,但同时倡导在革命中仍要坚持人道的精神。作家通过法国大革命中血腥味最浓的1793年表现了社会斗争的难以避免和无限冷酷,也表现了人性的无所不在和伟大的潜在力量,歌颂了戈万为了维护人道的悲壮牺牲。他希望以此警世,他认为只有用人道的力量才能感化社会之恶,消除暴力斗争,才能达到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雨果的这种革命观点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他本人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像一个生活在理性年代的感情的信徒。“在对革命的态度上,雨果的态度十分明朗,他站在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立场上,充分肯定了这场震撼欧洲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正义性和进步性。”他用热情、赞扬的笔调描写了革命给巴黎带来的焕然一新的面貌:大街上几乎所有的墙上都贴满了“共和国万岁”的标语;整个巴黎都“充满了一种民族解放的愉快”。在书中,雨果清楚地写道:“为了清除反革命的‘瘟疫’,必须有革命的风暴。”
雨果正是借助戈万这个革命者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对革命暴力的理解。他认为革命需要暴力——“文明有它的瘟疫,这阵大风治好它”,但同时又指出暴力并非是万能的——这次革命“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为革命不仅仅是要在肉体上消灭敌人,更重要的是要在精神上和道义上战胜敌人。这,就需要人道的力量。雨果肯定戈万,却没有宣扬无原则的“仁爱”,戈万之所以改变对朗特纳克的态度,是因为这位叛军将领救下了三个小孩。在戈万看来,朗特纳克“用一件牺牲行为赎回了他种种野蛮行为”,革命如果“用一种野蛮的手段去回答这种慷慨的行为”,那就是革命的“弱点”,共和国的“贬值”。雨果认为善就在恶的旁边,它们相伴而生,任何人只要回到人道的天国,就都属于可爱之列。借着戈万之口,雨果提出了自己对革命的理解:“革命必须使用暴力,但革命不等于暴力,革命还有许多工作”,当然,其中就包括人道主义。
依据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法国人雨果,认为“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目的是追求终极的善”,所以他以无比的热情赞美和歌颂着法国大革命。在革命的血腥和暴力之中,他之所以仍保持着乐观,是因为他始终相信“人的理性可以作为人类最终的依托”,“人类的独特天赋正在于其理性,理性是人类的光荣和骄傲”。他将这份对革命的执着和对至善的追求,赋予了戈万这个人物。于是,戈万这个徘徊者,一方面他参与着不择手段为权利而攫取权利的革命,另一方面他仍追求着至善的人性理想,依靠着“天赋的智慧和德性”在血腥的疯狂中,保持有人道的理想。
[1][法]雨果著,桂裕芳译:《九三年》,译林出版社,1998。
[2]柳鸣九:《雨果创作评论集》,漓江出版社,1983。
[3]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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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在话语方面研究越来越广泛,在各个学科都有很多贡献,使话语成为了社会生活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话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符号,两者的结合是极其必要的。随着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多元文化也已经成为发展的趋势。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民主化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分析相关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民主化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分析全文如下:
摘要:当前,传统话语在严重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民主治理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为其提供支撑,从而夯实国家治理方式的公众支持和群众基础。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民主化转换,既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对推进民主治理的宣传、教育、引导作用要求,也是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必然。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化;民主治理、话语民主化
(一)民主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目标,这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治国理政的重大创新和发展,还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1]当前,中国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创新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也就是不断提升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治理改革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管理,少一些统治”是世界主要国家政治改革的价值取向和重要特征。治理的概念在国际上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概念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2]治理概念的这一界定,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即可以指向企业治理、非政府组织治理、也可以指向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因此,关于治理内涵的界定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也根据自己研究领域的实际,纷纷对治理概念进行界定。但是关于治理的一些基本特征还是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俞可平结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在区分“统治”与“治理”的基础上,指出治理是一种政治行为,体现着一定的政治价值,是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手段,并强调指出,现代社会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是善治。善治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政府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因此民主化是善治的最重要标准和特征。鉴于民主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价值,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是民主,是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根本所在,因此,现代国家治理也称为民主治理。[3]由此可知,民主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表征。
党的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国国家治理还存在明显的局部性治理危机,民主治理水平和能力还相对比较落后,与国家现代化要求还存在差距。这就需要我们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化解民主治理危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民主化是国家民主治理的必然要求
推进国家治理民主化,提高民主治理水平,属于国家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不仅需要物质力量的支撑,更需要思想文化等精神力量的支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一种重要的社会精神资源,发挥着推动社会前进的特殊作用。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被视为推动社会改造和社会发展的舆论力量,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所发挥的精神动力作用,无论是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都日益凸显。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手段,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使命的主要工具。思想政治教育在论证党的执政方式和国家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阐述主要的政治导向等方面的作用,已成为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我国民主治理的根本性质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为国家推进民主治理服务,而且必须为推进国家民主治理服务。
思想政治教育要更好地为推进国家民主治理服务,就必须顺应民主治理的要求,不断改革和创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这当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时俱进的转换是重要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中介和手段,它最核心的任务就在于在一定的语境下描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推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沟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如何描述、以及描述的程度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也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现实依据和空间。因此,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注意变革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提出,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新体系,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必然要求。
当前,民主治理已成为我国政治改革的新目标,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继承和创新,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民主治理的阐释、宣传、教育功能,实现国家治理精神与社会运行的一致,夯实民主治理的群众基础,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因此,研究民主治理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价值
第一,通过文献研究,梳理当前民主治理的理论研究成果,厘清并明确民主治理的机制、原则和基本特征,展示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民主治理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基本要求。
第二,通过理论分析与阐释,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对推进国家民主治理的价值和功能,展示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政治变革的助推作用,进一步阐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国家民主治理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辩证关系。
第三,通过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进行基本的判断,结合相关话语理论阐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效性的验证标准,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时俱进转换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第四,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理论分析,结合现实实践佐证,阐释民主治理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具体内容、机制和原则。
总体而言,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继承和创新,改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现实脱节、内容不鲜活,缺乏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境遇,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二)实践意义
第一,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验证,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转变话语理念,从思想深处认清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二,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揭示民主治理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机制,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方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水平。
第三,运用理论指导实践,找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新动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因此,改进思想政治教育传统话语模式,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民主化,既具有时代的必然性,也具有时代的紧迫性。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民主化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分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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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WIFI、3G、4G网络的普及,手机价格的平民化,手机上网已经成了人们离不开的一种生活方式。微信作为众多手机即时通讯软件中的“宠儿”,有着高达6亿的忠实用户,朋友圈是微信的重要功能之一,肩负着网络社交的重任。微信朋友圈凭借着私密性强、信息传播速度快、传播内容丰富、表达方式更具吸引力等优势,在大学生群体中有着极其广泛的使用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微信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移动网络的迅速发展,微信已成为高校大学生进行信息获取与交流的主要手段,而微信自身具有的传播特性势必会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造成一定的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阵地与主渠道,随着微信的普及与蔓延必然会遭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作用。为了使微信更好地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我们必须充分挖掘并发挥微信对于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积极因素,同时对于微信的消极因素予以重视并采取措施降低乃至消除其对于高校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消极影响,从而提高微信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微信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
1.微信提升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思政教育不同于自然科学学科的教育活动,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教与学的过程,而是通过施教者的组织跟引导将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思想观念、价值规范纳入到大学生自身的价值观念体系范围之内,使其成为自身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最终外化为自身的外在行动的一个延续的过程。这意味着传统的课堂教学远远不够,因此思政教育者不仅应该重视课堂教导更应该着眼于日常生活中的引导,而且后者更为重要。所以对于大学生思政教育而言,“微信打破了传统思政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的课堂教学的局限性,为大学生与思政施教者之间建立了一个课堂之外自由交流沟通互动的平台。”[1]教师可以根据朋友圈对学生的思想动向进行把握,针对偏离思政主题的因素及时通过沟通予以纠正引导,而针对积极正面的思想因素予以肯定鼓励,由此来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提升师生之间的信任感,同时建立师生之间的一种平等交流的关系。长此以往,必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2.微信更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与方式
传统高效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采用课堂教学,即以枯燥乏味的说教法为主,一方面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可能认为思政教育课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从而产生逆反情绪。微信作为互联网发展的衍生物,它的丰富性首先表现在它对于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的颠覆,它将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功能结合的形式比以往媒体更为直观、生动多样,相比传统思政教育方式,微信把过去教科书的静止与抽象的知识点以动态的、生动的形式呈现给大学生,微信平台极大地增强了思政教育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另外,微信传播信息的及时性与开放性使得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迅速公开,而作为微信使用主体的大学生会在第一时间掌握这些信息并就自己的看法进行反馈,这样会无形中增加自身参与政治的效能感。思政教育者可以通过课堂教学与微信平台的信息传播双管齐下,共同达到对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引导,从而更好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微信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
大学生的阅读习惯与取向与其思想政治观念的形成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而当今的大学生普遍存功利化倾向,即只阅读有助于未来就业的信息内容而对于其他跟自身利益不直接相关的东西涉猎很少甚至充耳不闻。微信的出现乃至普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阅读观念,为我们提供了了一种数字化的阅读模式。微信依托于手机等移动设备客户端,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阅读不再局限于纸质的书籍阅读,使我们进入了一种全新的阅读时代,即纸质书籍刊物阅读与电子阅读相互补充、相互结合的时代。高校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对于新兴事物具有浓厚兴趣且接受能力较强,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其思想意识开放、前卫,这说明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特点,所以说微信所带来的新的阅读方式必然会体现在他们的阅读习惯当中,全新的阅读方式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大学生内在的思想观念的形成及价值规范的定位。
(二)微信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
1.微信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构成威胁
在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产生和传播逐渐进入了自由、开放、即时、深入的时代,可以说只要愿意大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地通过微信获取各方面的信息内容。因此微信从其诞生开始便大大提升了大学生对于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社会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等的关注热情。在这种条件之下,一些落后腐朽的文化思想和生活方式甚至是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等通过微信平台进行大肆宣扬。例如在微信平台中出现的一些渗透着西方资本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等涉及价值取向的信息也频频出现,如“豪车相撞、千万豪车、黄金做嫁妆、辣妈为三岁女儿置办上百万奢侈品做生日礼物...”等等一些炫富题材的事件层出不穷;把“中国式过马路、中国人丢人丢到国外去了”等等一些部分国民低素质表现上升到中国的体制弊端问题,而这些信息很多都没有经过实证,有的已经辟谣,有的漏洞百出。而当代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这些繁杂的信息缺乏理性识辨能力,比较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和干扰。
2.微信增加了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难度
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引导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以往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培养与教育,亦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主要来源于传统的课堂教学还有部分传统媒体的传播,使得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必然会经过层层过滤和筛选,只保留符合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需求的内容和信息。而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及发展,高校思政教育者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可控性越来越低,就微信而言,它作为目前最热门的信息交互平台,其信息的传播具有超时空、跨地域、跨文化的开放且隐匿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信息传播不受任何的时间、时空、资讯的限制状态,传播内容丰富多样但良莠不齐,可以说微信的使用使得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都发生了质的改变。这一系列的改变使得高校越来越成为各种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相互激荡的前沿领地,从而给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引领增加了难度。
3.微信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中的主导地位
一直以来,一般高校所开设的思政教育理论课是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在这一过程中,思政教育工作者是作为思想教育工作的组织者而存在,也因此占据着主导地位。而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微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正如前文所述,与传统课堂教学相比,微信新媒体承载了巨大的信息量,同时微信为高校大学生与思政教育这之间提供了自由沟通与交流平台,老师或者学生作为信息的发布者跟评论者其地位是平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思政教育者的权威性构成了一种挑战。微信向大学校园的渗透,在更新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同时,也削弱甚至替代了部分思政教育者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所具备传播职能和主导角色,同时来自微信平台的大量自由传播的信息也削弱了教师在传统思政课堂教学的影响力。
1.开设思想政治教育微信公众平台作为传统课堂教育的补充
数字媒体时代的微信新环境决定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不能单纯依赖传统的课堂教学形式,高校必须积极主动地适应微信时代的常态发展,建立起思想政治教育专用的微信平台,有效发挥微信传播信息的及时性与时效性,号召学生全体积极关注思政教育平台,通过此微信平台发布与学生思政教育相关的信息内容,能够有效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效率。
需要指出的是从这一专用微信平台中发布的信息并不仅仅局限于浅显的跟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直接相关的内容,而应该是一个宏观的泛化的内容体系趋势,只要有利于大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品质的信息都可以进行发布。例如,教师可以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件通过微信平台向学生公开发布,以此节约学生在课堂上抄课件内容的时间,学生可利用这部分时间跟老师进行更多的互动讨论,对所授内容有个更加深刻的理解与体会;教师还可以通过这一专用微信平台发布一些通过课堂讨论学生仍旧理解不到位的知识点或者学生感兴趣、有疑问的内容,将教学延伸到课堂之外。
2.加强对教育主体与教育对象的媒介素养的培养与教育
微信时代信息的自由、广泛传播对大学生的思想素质与政治素养的形成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提高大学生对良莠不齐的各种信息的辨别能力,同时提高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当中对于不良信息的自觉过滤、抵制能力,有必要对大学生的媒介素养进行专项的培养与教育。随着电子科技的不断发展,媒介教育不仅属于一个长期的社会教育活动,而且发展成为大学教育的有机的、具体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更新观念,以媒介教育的标准和要求重新寻找、开辟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新途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中坚力量,对其开展媒介素养教育与培养活动,对于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学校可以以专题讲座、主题学习活动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分别对大学生及思想政治教育者开展新媒体媒介素养的教育与培养,促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向隐性教育辅助显性教育、信息传播辅助课堂教学的新趋势发展。
3.“疏”与“堵”双管齐下,强化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在微信时代,信息开放自由传播,大学生青年团体由于涉世未深,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更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煽动和影响,从而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怀疑乃至不认同。面对微信中流传的纷繁复杂的不良信息,禁止或者删堵都属于下策,应该是“疏”与“堵”双管齐下。在尊重群众、相信群众的基础上作好疏导工作是当前微信环境下最有利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途径。
为了更好地实现疏导,我们有必要有意识地培养一批具有较高政治素养、掌握专业传播技术、思想政治理论素质过硬的网络人才,将他们作为微信新时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代言人”,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对传统的意识性形态教育所一直使用的一些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进行改革、创新,转换成富有时代气息、简洁平实、生动灵活的“网络语言”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传播的形式。与此同时,应将这批“代言人”积极应用到微信传播平台当中去,充分利用其掌握的专业理论知识与专业传播技能对一些网络流传的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信息去伪存真,实现社会思想纠错,并利用全方位的传播手段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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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新的挑战,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是贯彻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性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院校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深入,各种各样的思潮强烈冲击着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思想教育工作急需进行创新和改革。
关键词: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创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其教育内容具有广泛性,包括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等。大学生是一类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并且具有青春和活力,是社会和国家未来的重要战略性人才资源。对当代大学生一定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其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充分发挥其自身的社会价值,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贡献出更多力量。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开展工作时必须以当代大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基础,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循序渐进地深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首先,国外的腐朽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造成冲击。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当今世界是具有开发性的,只有积极地同外国进行交流合作才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然而,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改革开放在带给中国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得很多外国的腐朽文化和思想意识乘虚而入,强烈冲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传统观念意识。
当代大学生是一个思维比较活跃的社会群体,其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尚处于形成和发展期,外国的腐朽思想极易对大学生的正确价值观念的形成造成负面影响。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但是,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西方国家从未放弃过对中国进行思想侵略,不断利用“民主”“人权”等借口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大学生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自然成为了西方分裂势力进行思想侵略的主要对象之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其次,网络消极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造成冲击。近些年来,网络技术取得了飞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互联网在带给人们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因其国际性和开放性而充斥着各种黄色、暴力、反动的信息内容,这些不良信息正慢慢地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进行着腐蚀。有的大学生过度沉迷网络,将虚拟社会当成了躲避现实生活的避风港,渐渐与现实社会产生了距离和隔阂,思想意识歪曲,社会交际能力减弱,为将来进入社会和团队合作埋下了巨大隐患。再次,巨大的就业压力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造成冲击。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了近些年来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受到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的影响,大学生就业问题越来越具有严峻性。当代大学生成长于相对比较安逸的社会环境中,使其对家庭和学校具有很强的依赖感,一旦步入社会往往显得不知所措,加上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使其在思想方面存在巨大的压力,极易引起大学生对社会的敌对心理和不平衡心理。因此,就业问题所引起的消极心理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首先,对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科学定位。中国正在全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的和谐不仅在于生活方式的和谐、产业结构的和谐、民族关系的和谐,更在于人们思想方面的和谐。高等教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其不仅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而且具备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切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大学生本身,关键在于充分调动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目的在于使大学生在新时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高校思想教育工作现阶段存在着走形式等问题,没有贯彻落实素质教育的价值观,在教育工作上也没有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考核仅仅局限于期末考试成绩,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特征。因此,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创新发展必须首先对其进行科学定位,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目标,以培养大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为基线,使大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其次,改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和内容。创新和发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需要使相关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贴近生活并且联系实际,使思想政治教学更加人性化和民主化。高校应该改革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模式,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老师处于中心地位,单方面地向学生传授和讲解知识,缺少必要的互动和交流,使老师不清楚学生的真实学习状态,学生也没有机会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理解。这种单调和乏味的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积极性和研究热情,学生的学习动力也只是应对期末考试,这样的教学从根本上无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高校应该积极建立开放的和民主的课堂教学环境,对老师进行角色转变,使其从原来的知识的传授者变成知识的引导者,将学习的主动权重新交到学生的手中,积极引导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实践和研究领悟这门课程所蕴涵的知识精华。
再次,积极整合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所谓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即为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需要的各种软硬件设备或者其他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具有理论意义上的广泛性,包括专业的师资力量、教育科研设备、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书籍资料等等,随着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从现实社会扩张到了网络虚拟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还可以分为传媒资源、法治资源、行政资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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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也称为极刑、处决、生命刑。世界上最古老的刑罚之一,指行刑者基于法律所赋予的权力,结束一个犯人的生命。遭受这种剥夺生命的刑罚方法的有关犯人通常都在当地犯了严重罪行。尽管这“严重罪行”的定义时常有争议,但在现时保有死刑的国家中,一般来说,“蓄意杀人”必然是犯人被判死刑的其中一个重要理由。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刑法死刑制度的分析与评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文摘要】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总结了一定经验,形成了独有的理论体系,在刑罚制度方面,尤其是关于死刑立法与死刑政策思想的阐述上,深刻体现着毛泽东思想的民主革命原则以及从实际出发、辨证解决具体问题的科学实践路线。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刑法;死刑制度;分析与评述
(一)“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同志对死刑的认识与运用,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而产生的。毛泽东谈到“决不废除死刑”时,结合了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突出强调其政治意义,“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严重犯罪分子,“还必须和他们作斗争”。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事实,决定了死刑不能够废除。因此“对于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打得狠,“就是要坚决杀掉一切应杀的发动分子”,“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同时,毛泽东同志指出当时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其他严重犯罪分子实行死刑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解放生产力”,当时的死刑以及其他刑罚的运用,是解放战争亦即解放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继续,也是解放生产力的一场政治斗争。死刑制度在当时,已经被毛泽东同志提高到“解放生产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层面上来看待,进一步深化了死刑制度存在的政治意义和时代使命。
在死刑不可废除的原则中,必须把握的另一层含义是“坚持少杀”的方针,即不废除死刑,但也决不滥用死刑。在镇反运动的中后期,国内形势已经和刚刚开始肃反时期有所不同,人民群众地位得到提升。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严格地审查逮捕和判处死刑名单”,“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明确规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同时将杀人的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又强调“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对于反革命和其他严重犯罪分子而言,“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
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对机关里的反革命以及俘虏,则坚持不杀,但“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在镇反运动的中后期,革命形势的变化,决定了必须采取“少杀”和在机关内部肃反中“一个不杀”的方针,以此获得社会的支持,达到争取其家属、分化敌人,保留一批劳动力的直接目的。这也是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我党内部历次斗争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深刻结论,在特定历史时期,坚持少杀不少的思想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一方面避免了我党历史上的极“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防止杀错人而无法挽回的事实出现;另一方面,为分化敌人,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作出了最具有说服力的宣传;同时,也是感化和教育犯罪人的具体体现,阐明了新中国坚持刑罚的人道化以及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相辅应的思想。
(二)对死罪分子区别对待是毛泽东在死刑问题上坚持的政策
为贯彻少杀方针,毛泽东提出两项措施:一是对犯有死罪的人分为“直接冤头”和“间接冤头”,进行不同处置;二是对虽犯死罪但可以不处死的人实行“死缓”。在镇反与肃反运动以及处理战俘过程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在上述党、政府、军、教、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数,大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严重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
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两种“冤头”都有应杀之罪,但还是要区别对待:“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只是“普遍冤头”的,则可以不杀,而实行“死缓”的办法。对待被俘战俘,则不杀不判,关押起来劳动改造,经过一段时间,对改造好了的,由全国人大通过特别法令,实行特赦。对两种“冤头”在适用刑罚,尤其是死刑上区别对待的政策,体现了毛泽东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对敌斗争的高超策略。当“不杀”比“杀”这些“直接冤头”更利于分化瓦解敌人,更利于取得社会同情,更利于增加生产,更利于提高科学水平,更利于强大国防时,不杀他们,可以稳定很多人,避免人民内部彼此不信任,还可以保存一大批劳动力,化废物为有用,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形势的需要。
针对虽犯死罪但可以不处死的人,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采用“死缓”的方式处理:“中央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些思想,对于新民主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中国的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法规的发展与完善,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是毛泽东同志在辨证唯物主义原理指导下,坚持刑罚的报应作用与教育作用相结合的最好体现。
此外,“死缓”制度是和“不可不杀、坚持少杀、防止错杀”的政策紧密结合适用的,“‘缓期两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这样的方针,使得刑罚的惩治作用与宽大处理、教育功能相得益彰,正是在这一刑罚思想的指导下,从抗日战争时期,一些根据地出现的死刑保留制度(即对应判处死刑又有可能争取改造者,暂不执行死刑。保留期内又犯新罪则执行死刑,期内不犯罪,则不再执行死刑),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协调下,从1951年开始,各地相续建立健全的死缓制度,以及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对这一制度的继续保留与进一步完备,均体现了死缓制度的历史适应性,在长期的司法实践过程中,被证明其富有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进步性。
毛泽东的死刑思想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完成改造反动分子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系统工程,为有中国特色的刑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提出了科学的思路。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在其死刑思想中所贯穿的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群众路线的原则,决定了其辨证处理,灵活性和原则性相结合的刑罚方针,使新中国的包括死刑制度在内的刑罚手段,明显摆脱了西方国家通行的狭隘的法律原则和抽象的人道主义观念,从“解放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将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标准,来衡量新中国刑罚具体原则的得与失、利与弊、存与废。历史的经验提示后人,“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仍然是一切立法与司法活动的根本出发点。
死刑呈现扩大化的现象,与犯罪率的上升有关,也同我国的重刑主义传统、人们普遍持有的报应观念有联系,当社会治安状况下降,群众严惩罪犯的呼声高涨之时,立法者与司法人员需要保持客观冷静的头脑,遵循法律理性的思维方式,对于民众出自本能、情绪化的要求扩大死刑制裁的呼声,不是一味迎合,而应站在理性的高度,正确引导这种社会反映,在逐步限制死刑适用的过程中,使刑罚规定更加趋于理论及事实上的公正与合理,这也是从根本上反映人民利益的必然要求。群众对于某些犯罪行为和犯罪人的愤怒与仇恨,不应成为死刑扩张的根本性理由,在法治领域,允许“嫉恶”但不应“如仇”,法律的立场是理智而公正的,与仇恨没有关系,即使这种仇恨的发出者是普遍的民众,也不允许以“民愤难平”来任意曲解法律,藐视法律,这种“民愤”不等同于“人民利益的要求”,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激情化的狭隘的情绪宣泄,一味迁就于它的非理性要求,与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民主法制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社会生活背景的变化,法治文明国家的发展,要求人们对死刑制度的状况多一分理性的思索,毛泽东的死刑思想产生的时代条件与今天已经有许多重大区别,法治中的民主原则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与当时也有不同,毛泽东的“限制死刑,慎用死刑”的思想要继承,从“解放生产力”的高度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作为衡量立法与司法活动的最高原则仍然是法制建设需要贯彻始终的,但以往和现存的刑罚原则需要在实践中创新与发展,使之保持永远的活力与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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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其创始人是孔子。儒家在先秦时期和诸子地位平等,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受到重创, 在汉武帝为维护专制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施思想钳制后兴起。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初中思想品德教研相关论文:儒家与基督教之比较的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儒家与基督教之比较的分析全文如下:
在伦理道德的层面,儒家和基督教对于人类心灵和人格的影响及塑造都是巨大的。近年来中外学术界屡有将这两者进行比较分析的尝试。本文想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异同(尤其是它们之间的差异),目的是想从中引申出一些对当代情境之中的道德实践的有益思考。[1]
康德曾经明确表示,关于道德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两种学问,一种是研究道德论证的学问,另一种是道德原则如何与经验结合的学问。前者是康德所谓的纯道德哲学,后者属经验知识,康德称之为实践人类学,相当于今天的心理学。当然,康德主要关怀的是道德论证。而且我们看到,在康德的伦理学中,道德原则的论证基本上独立于道德心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不牵涉对人的感情方面,例如情感和喜好的哲学假定,更确切地说是刻意排除这些假定。
当然,康德的道德论证本身或许也可以说是蕴涵了对道德心理的某种预设,因为对康德来说,已经论证为合理的道德原则意味着这些道德原则就是道德主体有相应的能力去实践的原则。但即使如此,这种心理也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人的情感和内在性情,而是从理性的义务概念中引申出来的“道德”心理。从康德的道德观念中,人们或许不难找到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影子。但实际上,从掌握关于道德的知识到道德实践的转化,这一过程并不是自动发生的,中间显然还隔着一条或深或浅的鸿沟。因此,对道德心理问题的深入探讨显然是有实践意义的。我们这里所讲的道德心理,主要是指促成人们将道德知识或道德原则转化成实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的心理动力机制,即情感上愿意去实践和追求某一道德、意志上有持之以恒的能力的机制,其中包括某一道德学说本身对道德心理的明确或暗示性影响。
毋庸置疑,在道德心理的层面,儒家和基督教中都存在丰富的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心理是儒家伦理学的核心,例如孟子的性善论几乎同时承担着两个主要的化理任务——道德论证和道德实践动机(心理激励)。总体而言,儒家的性善论概念架构循着这样一条思路:上天赋予人类的天性中有一类是特殊的情感性反应(道德论证),这些情感能力促成人之为人的本性和使命的实现(道德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因素和天的因素相互作用,但儒家着力强调人的责任。
道德心理学在儒家伦理学中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儒家强调情感在伦理学中的作用。根据儒家的观点,伦理生活其实就是一种情感生活,而情感的缺陷往往意味着性格的缺陷。[2]因此,儒家不仅重视情感的实践威力,即在道德实践过程中,重视行为者的动机因素,强调道德实践过程中的“乐”;而且将情感当做其有自在的道德重要性的素质来加以珍视和培值。因此,在儒家看来,离开一定的情感因素,行为就不能证明其自身的道德价值;而由于有了情感的投入,道德实践基本上不是一个内心冲突和挣扎的过程,而是内心原有的喜好的善的天性的自然流露和发展过程。[3]这就是儒家的性善论对于道德实践的深刻意义之所在。由此可见,儒家所讲的道德心理如何有力地促成儒家道德理想的实现。也正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才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
在基督教中,道德的论证源于上帝,因为上帝被认为是一切善的源头,[4]而人之所以能够实践善,最终原因是因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5]因此,在基督教那里,道德论证和道德动力也是统一的,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亦难解难分。在这一点上,基督教部分地分享了儒家伦理学的结构性特征,即都诉诸超越性的“天”或“上帝”作为道德论证的终极资源。两者的道德心理都可归为一种目的论(teleology),儒家是为了通过道德修养而完全实现天赋人性,以致“与天地参”;基督教则是为了实现上帝的创世计划以及上帝对每个个体的计划。不同的是,在道德实践中,儒家更独立于“天”而基督教却时刻强调上帝的主动性地位。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儒家和基督教都有力地推动了它们所倡导的价值理想的实践,下面我们来做一些具体的分析。
作为伦理体系,儒家与基督教之间的差异几乎是一目了然的。最根本的差异是:前者是此世道德;而后者是有神论道德,其中此世的道德取决于对彼世的预设。具体而言,前者对人性较为乐观,主张“人性善”;后者对人性较为悲观,主张“人生来有罪”;前者的爱是“人更爱自己的父兄”的基于血缘的差等爱,后者的爱是“上帝爱世人”的普遍爱……不一而足。在道德心理的层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差异。
1.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表现形式
儒家重人作为“类”的本质之实现,因此儒家很典型地讲“人禽之辨”[6]。换言之,在谈到人的本质特征时,儒家是从人与动物之别的角度来谈的。同是,儒家按照人的德行水平而把人分成不同层次:圣人,贤人,君子,善人,大丈夫,大人……小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的道德是精英式的道德。虽然孔子曾经表达对“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但这是针对“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7]的君子而言的。作为一种俗世伦理,儒家坚持在人君中寻找道德完善的典范,并深信某些先王已经作为这样的典范,对大众的道德追求产生过吸引和示范作用,激励人们不断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努力达到道德完满的境界。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儒家确实因此而造就了许多的道德理想人格。
儒家重视人的价值,认为人是万物中最可珍贵的,孔子在“厩焚”时问“伤人乎不问马”的片段,也被公认为儒家重视人的价值的经典表达,[8]这一点经常被看做是儒家人道主义(或曰人文主义)优越于宗教道德“神道主义”之处,这些都难以否认。然而与此相关的是,儒家伦理所讲的“人”更多地指涉“人”的伦理身份,而较少指涉个体的独特性;而且,儒家更强调的是“自重”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自爱”。这些主张可能暗示了:个人的独一无二性以及个人就其作为“人”而言的内在价值不具有伦理相关性或重要性。
基督教同样重视作为整体的“人”概念,在《旧约》中,以色列人就是作为一个民族整体而得到描述和关注的,所不同的是,基督教主要不是从“人禽之辨”的角度,而是从“人神之辨”的角度来谈论人的。因此,基督教不将人按其德行的高低来进行划分,而是认为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分享了同样一个身份——人人有罪,无一幸免。[9]诚然,有些人的德行较高《圣经》称这类人为义人,例如《旧约》中的挪亚和约伯),但在上帝的圣洁面前,这些差别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自我谦卑、回归上帝也才是普遍适合每个人的惟一出路。这样,基督教将道德完满的可能性及其实现都归属到超越的上帝那里。
虽然基督教重视人作为“类”的特点,但在基督教中,个人的观念似乎更明显,每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关系更突出。《新约》重视个人灵魂的得救,因此,对信徒而言,耶稣不只是“我们”的“救主”,更准确地说是“我”的救主,因而得救的成果只属于个人,不能转让给他人。[11]在基督教中,上帝造人及对各人的计划都是个别的,这被认为是上帝珍视和肯定每个人都在他面前的价值的表现。在使人产生自我肯定的心理的同时,又使个人失去以自我为中心的资格和意愿,反而效法上帝,“爱人如己”,套用康德的术语,这时的人们就好像生活在“目的王国”里。心理学告诉我们,没有正面自我形象的人,很难有爱人的能力。从基督教基本教义中所引申出的对自我和他人的肯定和尊重心理和实践威力是巨大的。我们看到,在近代民主和公民道德观念的兴起当中,清教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其中对人的内在价值的重视,对个人作为理性和有良心的存在及其自我管制能力的信赖,正是公民道德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
2.道德的目的
儒家是此岸世界的,为道德而道德的,既有康德的道义论色彩,即不是为了道德以外的目的而道德,又有被归结为目的论之一的品德伦理学注重品德和性格的特点,即伦理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和论证某些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使整个人(包括人内心的情感和喜好)都得到修养,以整合的自我为伦理学关注的对象。与此同时,儒家伦理学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不强调“德”与“得”之间的同步性,而是单方面地强调“德之修”的重要性。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因此,儒家伦理学很难说是一种幸福论,由于没有任何外在获得的暗示和鼓励,因此,在儒家那里,道德完满的难度大,因为道德的酬报就在于道德自身,儒家伦理学既不承诺今生的快乐,更不承诺来生的幸福。换言之,在儒家那里,除了自我激励以外,别无激励机制。儒家伦理学不但追求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而且由于不诉诸任何外在激励,这就需要有志于道德的人将道德看做生命和事业来追求并为此不惜一切。
基督教的伦理虽然以道义论的形式出现,但比儒家伦理更具目的论色彩。它所倡导的当然也是一种舍弃的伦理。[16]由于舍弃的论证来自上帝,而且上帝还有承诺——例如永生、心灵的安宁以及上帝的同在等等,因此,舍弃在基督教的框架里被转化成乐意的、理所当然的。换言之,基督教倡导的是一种超越性的“德一得”一致,它要求人们在价值之间进行优先次序的排列,并选择那至关重要的东西。而且舍弃以后,人不是变得一无所有,反而是在生命上越发加增。[19]虽然是超越性的“得”,即所得的可能在彼世,而且行善的目的不是为了“所得”,但这种承诺却可能使人心得到宽慰和平衡,加上上帝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示范,使得行善有可能是不计代价的。另一方面,基督教并不将此世与彼世完全隔开,也不主张禁欲主义,[20]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基督教在现代社会并没有消退或灭亡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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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浪潮的迅猛兴起,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出现不同程度的弱化。面对新形势、新情况,积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实现与增强的客观规律,显得尤为重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弱化的因素分析及应对措施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我国教育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得到一定提高,给我国教育改革不断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持。但是,受到教学模式、教学理念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还是存在有效性弱化现象,是当前高校教育改革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本文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弱化的因素进行全面分析,提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弱化的应对措施,以不断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水平,促进高校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根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情况来看,有效性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效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因此,根据高校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和学习需求,注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断提高,才能真正培养出社会发展所需的复合型人才。
(一)教育主题方面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学生,其次是教师,但是,教师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所担负的责任和所发挥的作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够高,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分显示,最终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断弱化。与此同时,教师没有对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多样化和教学活动多元化给予高度重视,根本达不到增强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最终降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效果。
(二)学生情绪方面
目前,较多高校学生都不太喜欢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学科,根本没有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严重的抵制情绪,从而在参与各种教学活动时保持一种敷衍式的学习态度。与此同时,部分学生主观认为思想政治教育非常乏味、空洞,从而抱着应付考试的心态学习,根本达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目的,最终影响高校学生综合素质不断提升。
(三)教育内容方面
对当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全面分析发现,较多内容都存在极其矛盾的情况,价值观和利益观等存在不合逻辑的情况,从而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断弱化。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较多教师都没有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教学计划,也没有对学生的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等进行合理分析,从而导致教育内容无法与学生的价值观、社会观等产生一致性,从而出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被高校学生严重排斥的现象。
目前,高校学生正处于懵懂的青春期,自我控制意识和提升意识等都不够强,在受到社会各种不良风气影响的情况下,很容易养成不良的生活习惯,从而导致高校学生出现各种问题。因此,针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出现的弱化情况,需要采取的应对措施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学生学习需求,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得到快速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断提高,从而为高校教育事业长远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高校学生的竞争意识变得越来越强,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注重学生的学习需求,给予高校学生更多关怀和理解,才能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从而促进高校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进行全面分析,并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思考各种问题,选择学生可以快速理解和容易接受的方式开展教育活动,不仅可以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还能增强学生对教师的信任感,最终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断提高。通过合理开展教育活动,并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可以让教师对学生的思想动态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从而确保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序开展,对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有着重要影响。
(二)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学习主动性
在国家不断加大教育改革力度的情况下,新课改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必须确保教学改革措施的有效实施,才能真正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与此同时,在高校教育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中,素质教育的有效推进,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不断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注重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提高,才能达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目的。在有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和辅助作用,才能更好的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最终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创新。针对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弱化的情况,注重“教育监管和理论灌输”原则的有效落实,才能在新课改要求下引导学生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势等有更正确、全面的认识,以有效增强学生的爱国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从而促进高校学生各方面能力不断提高。
(三)注重课堂与实践的联系,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序开展的过程中,教师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不断提高,必须加大师资队伍建设,注重教师综合素质水平的有效提高,才能真正满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种需求,最终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效果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新课改要求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注重课堂与实践的联系,并不断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才能在结合计算机、多媒体等教学资源的情况下,提高学校图书馆、网络资料等的有效利用率,最终达到优化配置各种教学资源、全面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目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力度也在不断增大中,因此,想要改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弱化的现状,就必须注重新媒体保障机制的有效构建,真正加强课堂与实践的联系,才能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个人观等,从而保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先进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等。在实践过程中,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才能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真正把握主动权,从而避免社会各种不良信息给学生思想、行为等带来影响,最终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不断优化。由此可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有效建设,不断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才能全面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是促进高校学生综合素质不断提升的重要保障。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情况来看,受到社会、环境、经济、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弱化已经变得非常普遍,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不断创新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因此,在实践过程中,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注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多样化,并充分利用高校的各种教学资源,才能真正解决实际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最终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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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就业指导中的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良好的就业思想是学生成功就业的基础,是高校乃至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关键,因此,学生就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就业指导中的实现,对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顺利就业等都有极大的作用,是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教育项目之一。
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就业指导中的灌入,对学生健康心理素质的培养和学生正确择业观的形成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是值得我们重点推广和践行的。
(一)有利于学生健康心理素质的培养
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初入大学生校园时,一下子从高考的紧张情绪中解脱出来,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放松,认为自己终于迎来了精神和身体上的自由,缺乏必要的忧患意识,他们过度放纵自己,终日沉浸在游戏、娱乐中,完全没有未来就业的紧迫感。很多初入大学校园或离高校毕业尚有段时间的学生认为就业离自己还很遥远,自己还有大量的时间可以挥霍,而一旦真正面临就业时,常常对各种压力无所适从,极易产生不满、迷茫、焦躁、恐惧、自卑等就业心理问题。
目前,还有很多大学生在校学习时没有养成坚毅、耐苦的精神品格,遇到问题或压力时容易出现焦躁情绪,想要通过频繁地更换工作逃避这种问题,最终导致自己陷入诚信危机。这些就业现象是真实存在的,也是我们亟待解决的学生思想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就业指导中的开展,可以培育学生良好的精神品格、独立的思维意识以及就业紧迫感,有利于学生健康心理素质的培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对促进学生的就业具有极大的益处。
(二)有利于学生正确就业观的形成
就业指导是一种结合学生就业实际以及国家相关政策法规而开展的针对性教育,其根本目的是促进学生的顺利就业,其主要内容是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就业观。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偏重点是对学生进行观念意识教育,其主要内容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继而使他们形成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由此看来,就业指导和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学生的观念意识培养上是存在契合点的,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在学生的就业指导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精神、道德品质以及内在素质,使其更好地适应就业环境。我们还可以利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马列主义、毛邓思想等指导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以此来减少学生就业中的盲目性。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就业指导中的实现,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认清当前就业市场的形势,促使学生正确就业观的养成,对弥补就业指导中的不足具有极大的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就业指导中作用的发挥并不是一蹴而就就能实现的,必须要依靠有效的教育措施才能实现。作者提出了以下两点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就业指导中作用的措施,以供参考。
(一)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系统化工程,它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高校教育体系中出现,但是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与教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其应有的教育效益。因此,学生就业指导中的思想像政治教育应该注重在其他学科中的渗透,采用多渠道、多方式的教育如心理健康教育、为人教育、网络教育等实现对学生就业思想的全面教育和培养。我们还可以通过现代媒体对一些先进事例、奋斗典型等进行宣传教育,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素质,转变学生传统存在偏差的就业观念,以此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就业指导中的作用。
(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就业指导中的渗透已不再单纯地只是思想政治教育,其被赋予了更多的职能。因此,要想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就业指导中的作用,就必须要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在当前大学生就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大学生需要具备更多的观念意识和技能。学生就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包括服务意识教育、竞争意识教育、健康心理教育、择业观教育、就业观教育、创业意识教育、诚信意识教育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生全面而均衡的发展,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总之,论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就业指导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应该在日常学生就业指导工作实践中,积极探索更多地思想政治教育渗透措施,以期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就业指导中更大的作用,促进高校整个教育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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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教育人民,启发人们的觉悟,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动员人们为实现当前和长远的革命目标而奋斗的实践活动。它不仅要解决人们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行为等问题,还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效性分析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2013年11月17日,对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出了重要批示:高校思想政治课必须办好。怎样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摆在高职院校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教学方法的改革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重要环节和突破口,也是实现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许多高校纷纷探索思政课的教学方法改革的道路,形成了一个相对较完整的教学体系,其中实践教学是其探索的主要方面。
自《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社政[2008]5号)颁布以来,高职院校积极开展思想政治课教学方法改革试点,重视实践教学在思政课的作用,努力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实现思想政治课理论教学指导实践教学,实践反哺理论,达到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高职院校在不断探索多种多样的实践教学模式的同时,实践教学的实效性相对不足,这是摆在高校思政课教育面前的一道难题。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动力,是检验人们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是人们思想认识的目的。人在实践中加深理解认识,并检验和发展认识,最终达到更好地实践的目的。毛泽东同志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说到,“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这段话,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了,社会实践是人获得正确认识的基础。“(青年学生)要健康成长,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而且要向社会实践学习,自觉地投身于火热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工业化建设实践。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知识常新和发展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也青年锻炼成长的有效途径。”这是江泽民同志在北大建校100周年上的讲话,胡锦涛同志于2009年5月4日在中国农大也指出“把深入实践作为成长的必由之路”。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实践的意见》明确规定:“把实践教学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巩固理论基础教学成果的重要环节,使大学生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深刻体会蕴涵在各门课程中反映人类文明成果、弘扬民族精神、体现科学精神、揭示事物本质规律的内容,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可见,实践教学是进一步加深对理论教学知识的理解、深化,具有解除学生在理论学习过程中出现的疑虑,深化学生对所学理论观点的理解,验证理论教学中阐述的观点,促进学生将所学理论转化为自觉行为的功能。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两者相互呼应、相互补充,形成教育合力,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的。
另一方面,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方式主要是通过教师单方面的“讲授”、学生“接受”来进行教学活动,这种“死”的教学模式激发不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达不到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学目的。为了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性,要让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感兴趣,让课堂“活”起来,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实现教学活动由教师的“教”为主向学生的“学”为主转变,学生成为教学过程中的主人翁。这种转变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来实现,通过实践让课堂“活”起来,通过实践让学生感兴趣,通过实践让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通过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相结合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的。
(一)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实践的内涵认识缺乏准确性
我们一般讲的“社会实践”是相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实践教学”,那是“大实践”,如组织大学生参加军政训练、本地外的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勤工助学等这种实践在于引导学生走出校门,促使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锤炼毅力、培养品格,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增强社会责任感,为社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职业人和社会人。
这个“大实践”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不能胜任的,也是仅仅依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能完成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实践教学”是“小实践”,这种实践是同课堂讲授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教学环节,偏重于直观性、形象性、感性,便于绝大数学生参与的环节,其目的在于培强学生学习理论基础的兴趣从而提高学生运用理论方法分解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进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绝不能使实践教学的结果变成学生更不愿意学习理论。其特点是覆盖面广,可操作性强,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紧密相联系,如视频、课堂讨论、网络实践、专家讲座、条件允许下的某些调查访问活动等,搞好这些活动,对于活跃教学气氛、调动学生积极性是大有益处的。
(二)实践教学方式上认识的狭隘性
一些高职院校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实践是每年组织几次大规模的参观访问或调查,请几次专家学者作报告等这种认识上,使实践教学的方式停留在“走出去,请进来”这一种教学形式。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拓展,属于教学的范畴,但不是一般的实践教学,是在教师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下开展的,其实践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除了“走出去,请进来”这种教学形式外,还有课堂内组织活动进行的实践,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进行网上实践等等。目前,我校(内江职业技术学院)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方式主要有以下几大类:
(1)课堂内的实践,如视频资料、专题讨论、演讲、辩论、模拟等,让课堂“活”起来,充分发挥学生“主人翁”地位。
(2)课外校内的实践即第二课堂,如“沱江潮”,每月邀请专家学者就近期有关教学内容或社会热点等问题进行演讲,即“每月一讲”,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实现外延扩展;充分利用网络,让网络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我校建立了大学生思想政治实践网通过网络为大学生课外学习提供服务,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拓展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和空间;大力建设校园文化,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体育、艺术和娱乐活动,开展特色鲜明、吸引学生的主题教育活动,把德育与智育、体育和美育有机结合起来,寓理论教育于文化活动中。
(3)校外实践,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建立了八个社会实践基地,主要有新农村建设基地、红色文化教育实践基地、企业文化基地、国防消防看守所法制教育基地等,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参观访问、调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认识。
(三)参与上缺乏普遍性
实践教学作为教学的必需环节,应该像理论教学一样,面向全体学生,使每一名学生都能参与到其中去。但多数高校存在这种问题,由于条件不具备,便采取以点代面的方式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只有少数学生能参与到实践活动中,而多数学生的实践活动缺乏具体有效的措施,这就达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要求。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要求全体学生都参与其中,对象具有普遍性。
由此可得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与一般的社会实践是有区别的,它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联系的,全体学生能参与到实践中、可操作性强的、思想政治教师能胜任的一种实践活动。
为了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有效性,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化与外化的目的,使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相互呼应、相互补充,形成合力,广大教师必须改变观念,认识到实现实践教学实效性,使单纯地为了实践而实践的教学模式转化为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紧密结合的模式,使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理解、深化、践行所学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从而对理论学习更加感兴趣。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理认教学具有一致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是区别于理论教学而又与理论教学紧密相联系的一种方法,其作用是为了加深理解所学理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更加重视和感兴趣,进而达到在实践中践行所学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实践教学中与理论教学内容结合起来,不断钻研实践教学内容,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的精髓,就理论课的某个内容、观点、热点、难点和疑点而进行的实践活动,二者具有一致性的,要防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脱节。
(二)规范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教学环节规范化是提高实践教学质量、保证实践教学有进行的重要保证上。
(1)规范实践教学对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的对象是全体所有的大学生,不是少数学生,这是由该课程的性质决定的。
(2)规范实践教学计划与目标。在实践教学之前,教师做好实践的计划与目标,只有教学计划与目标明确了,教学过程才自觉。
(3)规范实践教学内容。教学内容必须要按照思想政治理论的教材要求为基础,把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相结合。
(4)规范实践教学过程。在实践过程中,应让大学生铭记就某些内容观点或其内涵外延进行的实践,保证实践活动有序、有效地进行。
(5)规范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价。实践结束后,学生反思在实践过程中自己的所感、所想,对其以后有什么样的影响、应当怎样解决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形成某种成果,对学生的实践态度、过程、成果进行规范化评价。
(三)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长效机制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并不是一两次的社会实践活动,而是一项长久的教学过程。这就要求教师深刻理解理论教学内容的精髓,时刻关注社会热点、难点,不断丰富实践教学内容,形成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多样化的实践教学中接触多样化的实践内容,更好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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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劳动主力军和技术中坚力量,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状态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大建设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我国民族素质的提高和社会文明的进程。目前,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和普通中学生一样,整体上思想道德素质情况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但这些学生的年龄较小,各方面还不成熟,不稳定,容易受到外界不良环境干扰;部分同学在中学时成绩不理想,学习习惯不好,行为习惯更差;平时被老师忽视,普遍特点是自卑心理严重,自暴自弃,思想道德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职生思想道德素质的调查分析与对策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采用自编网络问卷,就江西省崇仁师范学校中职一至三年级132名学生作为调查研究对象,调查结果表明:中职生思想道德素质评价的重要性得到肯定,评价过程注重学生自身的行为表现,但评价中存在诸如思想道德素质评价中的主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思想道德素质评价方式单一等问题。在一线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思想道德素质评价制度化、确定中职生的评价主体地位和建立中职生思想道德素质评价系统等方面提出了评价对策,以期为中职生思想道德素质评价提供理论依据。
中职生思想道德素质应如何评价?该课题组成员就江西省崇仁师范学校中职一至三年级132名学生展开调查,从而掌握中职生思想道德素质评价的基本内容和方法,并分析出在评价中存在的不足,以便提出相应的对策。
1.1 实施现状
首先,中职生肯定思想道德素质评价在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中的重要性。
如图1所示,78.03%的中职生在涉及思想道德素质评价重要性上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没有学生回答“一般”或“不重要”,这说明思想道德素质评价的不可或缺性。
其次,评价过程注重学生自身的行为表现,思想政治成绩和参加集体活动为辅助因素。
从图2可以看出,评价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的主要途径是学生的日常行为表现,班级/校职务、思想政治课成绩和参加集体活动的次数为辅助评价因素。
1.2 存在的问题
首先,中职学生在思想道德素质评价中的主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图3是“对所在班级/学校对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评价的内容及方法的了解”项。
从图3可以发现,在132份有效问卷调查中,“很了解”和“了解”的仅占34.8%,“不怎么了解”和“不了解”的总共占64.16%,这说明大多数中职生对思想道德素质评价的内容及方法处于缺失状态,大多数中职生没有参与到思想道德素质评价中来,其实中职生应该是思想道德素质评价的重要主体,在调查中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图4。
从图4可以看出,选择“学生本人”和“同学”最应该是中职生思想道德素质的主体的占大多数,但在实际的评价中,往往是教师说了算,学生根本没有参与到思想道德素质评价中来,造成中职生评价主体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影响评价的准确性。
其次,思想道德素质评价方式单一。
如图5所示,中职生评价的方式目前多数为互评,其他方式比如自评和社会评价占极少比重,事实上,要全面评价中职生的思想道德素质,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评价,对于大多数中职生来说,自评也可以作为参考指标,当然自评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另外,社会评价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因为这更具有客观性,能真实地反映中职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因此,中职生思想道德素质评价方式单一化,也会使得评价的结果出现误差。
图6是中职生对思想道德素质评价方法是否满意问题的调查。
从图6可以看出,132份有效调查问卷中,“非常满意”的有11人,占有效问卷人数的8.33%;选择“满意”的有40人,占有效问卷人数的30.3%;选择“比较满意”的有45人,占有效问卷人数的34.09%;“不满意”选项的有32人,占有效问卷人数的23.48%;“不关注”的有5人,占有效问卷的3.79%;从调查的数据可以看出,中职生对思想道德素质评价方法达到“满意”总共占72.72%,这表明大多数中职生对学校或是班级思想道德素质评价方法是满意的,但是也应该看到不满意的比例也不小,这说明我们的思想道德素质评价方法还有待于改进。
2.1 中职生思想道德素质评价制度化
如上文所调查结果所示,中职生思想道德素质评价存在问题的方面,其根源是没有进行制度化建设,那么如何把中职生思想道德素质评价制度化?课题组在参考历年相关方面研究和一线调查的基础上,认为应建立中职生思想道德素质评价工作制度和建立专业的评价组织。在中职生思想道德素质评价工作制度方面,要贯彻评价过程动态性思想,注意评价结论的科学性;在建立专业的评价组织方面,要建立一支由理论研究人员、专业评价人员和评价管理人员组成的队伍,并保持该队伍的稳定性。
中职生思想道德素质评价制度化使中职生思想道德素质评价具有实践可操作性,改变了以往只是停留于认识或思想层面的思想道德素质评价,有利于减少中职生思想道德素质评价的盲目性、随意性。
2.2 确定中职生的评价主体地位
如该调查结果所表明的,中职学生在思想道德素质评价中的主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确定中职生的评价主体地位,发挥中职生的主体能动性,让中职生积极参与到思想道德素质评价中来,是确保评价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
在实际评价的开始阶段,要让中职生参与到思想道德素质评价方案的设计中来,设计出符合中职生实际的评价方案;在实际评价的实施阶段,应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法,除采取互评、师评、自评、学校评价和社会评价方法外,还可以采取一些适合学生的评价方法,比如心理测试等实验方法,这样可以使评价定量化,也可以提高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增强评价的效果性。
2.3 建立中职生思想道德素质评价系统
在中职生思想道德素质评价过程中,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工作是极其重要的,可以说,信息的收集全面性和信息处理方面科学性与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呈正相关性。首先,应构建中职生思想道德素质评价网络信息平台,通过网络信息平台实现家庭、学校和学生本人信息共享,实现实时互动,以便及时了解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等;其次,要建立中职生思想道德评价的电子信息档案,这样够保持整个评价过程信息记录,做到今后有据可循,同时可以积累经验,形成理论化的评价,使中职生思想道德素质评价朝着系统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总之,该课题组基于中职生思想道德素质评价的一线调查和相关的文献研究,发现中职生思想道德素质评价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评价对策,以期为中职生思想道德素质评价机制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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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老舍作品;文化批判;现代化思考
论文摘要:在20世纪的大半个世纪里,老舍持续地进行着自己对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思考,自觉承担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建设新文化的历史重任,他曾探讨过的许多社会文化问题,如“文化激活”、“文化失落感”、“道德失范”、“文化传承”、“文化更新”等等,直到今天仍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与学术价值,值得我们认真去梳理和阐发。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老舍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他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格外关注,他的作品承受着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的审视”,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许多学者也对此多有具体的探讨,诸如老舍与中国传统文化,老舍与北京地域文化、与旗人文化、与__文化等等,都曾是人们探讨过的热门话题,这些探讨成果丰硕,深化了人们对老舍这位作家丰富的思想文化蕴含的认识。然而,这些探讨多是从老舍作品中提取某些文化类型,进行印证演绎和意义诊释,并未能深人到老舍所处的时代语境中,揭示老舍文化批判思想生成与发展的复杂诱因,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从中了解到老舍何以要选取文化批判的独特视角来展开他的文学主题提炼和文学想象。而这些,就是本文要试图完成的研究课题。
一
老舍是携带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于192b年正式登上文坛的,他的文化批判视角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初露端倪,随后延续和深化加强,并逐渐形成其小说鲜明的主题特点。而实际上,老舍在走上文坛之前的20年代初,即已立志从事文化批判和新文化建设了。那时,他曾表达过这样的志向:“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蔽,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从这段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老舍此时已经有了清醒的文化批判意识,一方面,他立志要对传统“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进行“破坏、铲除”的去弊工作,另一方面,他又决心要“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推动中国文化的更新。事实证明,老舍这段话决不是一时冲动的激情表白,而是切实落实到了他以后的文化活动中了的,包括他的从教与从文。
探究老舍这一时期文化批判思想形成的原因,无疑与近代以来的文化启蒙运动分不开。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便艰难迈上了现代化的道路,那时的思想先驱们外鉴西方列强的先进富强,内审国家的积弱积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自尊心,努力探索并推动着中国迈向现代化。在先后历经“技术现代化”与“制度现代化”道路探索失败之后,他们纷纷将目光聚集在思想文化层面上,试图从中找到阻碍我们民族现代化的深层病根和推进我们民族现代化的新的动力资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就是近现代思想家们这一思想行为的显著体现。这场运动高扬西方“科学”与“民主”的启蒙精神大旗,对中国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否定。并以“民主”与“科学”为新文化建设的价值目标,以更新国民的价值准则和伦理道德观念,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其历史意义巨大,影响至今。
家居北京的老舍,那时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处在同一个时空,近距离的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耳闻目染,常见习闻,自然而然从中获取到思想话语资源,并由此形成他文化批判的思想视角和话语表述的基本形式。
《老张的哲学》较早显示了老舍对“封建有毒文化”的现象观察与本质揭批。赵姑母与老张分别作为传统文化的两个载体得到了较为生动的表现。作为封建礼教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执行者的赵姑母,虽然慈祥、善良,但思想陈旧,格守古训,在温情脉脉中将侄女迫害致死却并不自觉,这是一个很令人痛心的可悲可叹的人物;而老张则是一个十分令人可憎的人物,他是一个拜金主义者,凶恶狡诈,欺压良善,投机专营,可谓封建专制制度文化的典型体现。老舍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描写,对其背后蕴含的封建伦理与制度文化的弊病进行了暴露与批判,虽然这种批判还欠缺某种理性自觉的深度和高度。
老舍第一次自觉地进行有深度的文化批判,当是1928年创作的长篇《二马》。这部作品意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并重在揭出其“背后几千年的文化”的遗留。老马自尊自傲,自私自利,因循守旧,懒惰成性,不思进取,无所事事,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是老一代中国人的代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象征。老舍对此感到担忧,并予以批判嘲讽,老舍指出:“完全消极,至少可以产生几个大思想家。完全积极,至少也叫国家抖抖精神,叫生命多几分乐趣。就怕像老马,像老马的四万万同胞,既不完全消极,又懒得振作起精神干事。这种好歹活着的态度是最贱,最没出息的态度,是人类的羞耻。”而反观英国人,他们务实、懂科学、爱国、进取,尽管有些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但有更多值得欣赏和肯定的地方。通过中英两国民族性格、文化心理与文化价值观念的比较,老舍对民族精神老化和产生“出窝老”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剖析和批判,肯定了英国文化和英国民族精神。
这部作品对中英两国民族性格的比较极易使我们联想到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大论战。如何评估东西文化,如何革新东方文化,这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文化主题。陈独秀和梁漱溟各自作出了不同解答,并引起争论。比如陈独秀认为中西文化性质迥异,绝不相容,须输人西学以革新中国文化。而梁漱溟也认为中西文化有别,指出,西方文化“意欲向前”,中国文化“意欲自为调和持中”;西方文化是一种既进的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待进的文化等。但梁漱溟不认为中西文化这种差别有优劣之分,他们只是中西方民族生活不同样式而已。因此梁漱溟坚信,尽管目前中国文化存在弊端需要改革,但世界文化的未来必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老舍对中英两国民族性的比较,毫无疑问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评估中西文化思潮的延续。但不同于陈、梁二人的评估显得那样的抽象和理性,老舍以小说形式表述的这种比较更让我们觉得真实和生动。在比较中,老舍将重点放在对老马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病态的暴露和批判上,由此产生的想象和叙事成为这部小说最耐人寻味的部分。而在文化理想的构建上,老舍则与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六点希望接近,他把懂科学、爱国、进取、务实等作为理想的国民精神,认为“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老舍尤其着重对“国家观念”的强调。由于传统家族制的中国社会结构导致我们的国民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国民意识”和“国家观念”,这也是导致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日渐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老舍特别注重对国民国家观念的塑造。老舍曾在多部作品中暴露和批判了我们国民“国家观念”的缺乏,他曾明确指出,“我们的人民没有国家观念”,并认为“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民和一片野草似的,看着绿汪汪的一片,可是打不出粮食来”,因此,他把“引起中国人的爱国心,提起中国人的自尊心”视为“是今日最要紧的事’,。老舍对国民劣根性及其背后隐藏的传统文化弊端的暴露批判无疑是准确深刻的,他的那些主张也很具有时代针对性,有许多时代的合理的成分,甚至有超越时空的思想价值。
二
到了30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走何种现代化道路的战略研讨以及由此引起的中西文化之争又热闹起来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已在当时报刊上被较多地使用。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纪念创刊一周年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结果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现代化趋向问题的大讨论。随后不久,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十位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号召开展文化建设运动,又引发出新一轮的文化论争。这次论争无论是讨论的深度和广度,都可以说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超越,是中西文化、现代化道路理论探讨的新阶段。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已大大超出了以往争论的范围,即使是一些老问题,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语境的诱发下,老舍在30年代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又有了深人拓展。他写的好几部作品直接就是“借故事说文化”。1934年,老舍就曾计划写部长篇《二拳师》,拿武侠故事表达对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思考,如他所说:“内中的主角是两位镖客,行侠仗义,替天行道,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可是到末了都死在手枪之下。我的意思是说,时代变了,单刀赴会,杀人放火,手持板斧把梁山上,都已不时兴;大刀必须让给手枪,而飞机轰炸城市,炮舰封锁海口,才够得上摩登味儿。这篇小说假如能写成的话,一方面是说武侠与大刀早该埋在坟里,另一方面是说代替武侠与大刀的诸般玩艺不过是加大的杀人放火,所谓鸟枪换炮者是也,只是显出人类的愚蠢。”。显然,老舍计划中的这部作品意在表达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必然性事实的清醒认识和对现代化带来的负面问题的普惕。遗憾的是老舍这部作品未能写成。但以这部作品的材料浓缩成的短篇《断魂枪》则继续着他对文化问题的思考。
《断魂枪)反映的是文化转型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小说一开头,就将世界正在发生的剧变形势简要的勾画了出来: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热着。他们的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质,都有什么用呢;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灵全不灵了啊!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德的镶旗,绿笠皮箱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慈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它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
这段时代速写把近代末期西方强势文化对落后的东方文化的强烈冲击生动准确表现了出来,这里有军事侵略,面对西方的洋枪洋炮,东方的长矛毒弩与厚盾不堪一击,东方被迫成了殖民地。这里有西方先进科技文明的涌人,击垮了东方的农业文明,并导致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火车“穿坟过墓破怀着风水”,沙子龙的镶局被迫改成了客栈,“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流行。这就是近代末期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东方与中国。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自然有着严重的文化失落感,如 镇师沙子龙曾经以一条“五虎断魂枪”横走西北为年无敌手,那曾是何等的威风八面!可如今,镰局改成了客栈,沙子龙的五虎断魂枪也没了用处,“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了,这是何等的伤感与无奈!而另一个问题也立即浮现了出来,那就是沙子龙那套没了现实用处的绝技“五虎断魂枪”还有没有传承下去的必要呢?这却是个令人颇费思量的严肃问题,“传”还是“不传”,在沙子龙和他的徒弟与孙老者那里有不同的看法,孙老者和沙子龙的徒弟们希望沙师父传授绝技,可沙子龙却死了心,宁愿被世人耻笑和遗忘也坚决不传。对此,老舍批评道:“许多好技术,就因个人的保守,而失传了”。。总之,这部小说借一个武侠故事将近现代时期社会文化转型的诸多问题与信息记录了下来,并传达着老舍对此进行的严肃思考。
此外,《老字号》这部作品也从另一个方面演绎着他的文化批判主题。《老字号》写一老字号商铺三合祥死守老规矩,在时代已变的情况下经营方式却一成不变,结果将铺子经营垮掉的故事。小说反映的是现代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所带来的人们思想观念与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问题。钱掌柜死守旧规矩经营着铺子,结果将老字号三合祥弄垮,而周掌柜则积极改革,虽然他的做法不合“规矩”,却能实实在在的挽救铺子的颓势,后来,“周掌柜上天成领东去了”,并最终吞并了老字号三合祥。钱掌柜经营的老字号的垮掉和周掌柜经营的天成的成功,充分表明了在社会转型期,只有积极改革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因循守旧必遭淘汰。这正应了老舍在(大地龙蛇·序)中的一句话:“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有它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
另外,老舍还在这篇小说中反映了社会现代化中出现的道德失范问题,并表现出几分反感和优心忡忡的心情。老字号三合祥“官样大气”颇有“君子之风”,不愿意使用那些下三烂手段赚取买卖,虽然最终被挤垮了,但它讲规矩,有气度,令人欣赏和敬佩。而新起的两家商铺正香村和天成却不然,它们不讲规矩,没有气度,只要能赚钱,便使尽手段,虽然它们在竞争中最终取胜了,但却很令人厌恶和鄙视。一个经营作风正派,却赚不了钱,一个经营作风不正,唯利是图,却能赚钱,如何处理这样一对矛盾,实在是一个问题。这部小说虽然重在形象演绎唯改革才能发展这个理,但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道德失范的问题,直到今天都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确实需要认真探究。虽然,老舍并未能在小说中提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这也不是他这篇小说探讨的重点),但他的感情倾向还是偏向于传统的。
三
抗战时期,老舍站在文化的高度来认识抗战的意义。他认为:“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将文化的价值看得高于国家和民族的范畴意义,高于个体的存在,这是老舍此时所持的一个基本的文化价值观。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老舍认为“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我们必须看到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也因此,抗战将老舍对文化的反思批判推向了高潮。探讨“抗战与文化”的关系也成为了老舍抗战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他留下了两部集中探讨“抗战与文化”关系的作品供我们今天解读,这就是《大地龙蛇》和《四世同堂》。
创作于1941年的三幕话剧《大地龙蛇》,是老舍接受东方文化协会委托,要他以“东方文化”为题写成的一个作品。在这个剧本中,老舍试图对“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将来是什么样子?”以及“抗战与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作出自己的解答。老舍一方面肯定了我们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固有的精神价值,认识到了我们“固有文化的力量”,认为“我们的大字不识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是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文化在抗战背景下存在许多弊端,如重“修身齐家”却忽视“治国平天下”,“重气节,同时又过度的爱和平”,以及诗词书画等文人文化对民族精神的消沉麻醉作用,使人丧失行动能力等等。《大地龙蛇》中的赵摩垛就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典型体现。
为此,老舍主张对我们的文化进行转换更新,一是激活传统文化的积极因子,消解病态苍白的“静”的传统文化,增强文化的“动”的力量。赵摩垛的走出家庭,服务抗战,实际就是老舍这一思想的形象注解。二是建设刚强自信的文化,如老舍所说:“必须不再以隐忍苟安为和平,而应挺起腰板,以血肉换取真正的和平。”剧本中的赵兴邦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典型。《大地龙蛇》尽管在艺术表现上有些欠缺,但老舍在其中表达的关于“抗战与文化”命题的思考却是绝对不应忽视的,它显示老舍对文化的理性思考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写于抗战后期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继续着老舍对“抗战与文化”命题的思考。基于“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清了自己的垃圾”的考虑,这部作品处处透露出老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意味,可谓老舍文化批判之集大成之作。小说中许多人物形象如祁老人、钱默吟、祁瑞宣、马老寡妇等都分别是某种文化的符号载体,他们背负传统文化的重荷,在日寇铁蹄蹂蹄下屈辱痛苦的生活着,经受着抗战的检验与淘洗。通过抗战的“爱克斯光’,老舍从他们身上照出了我们传统文化的许多不足,如祁老人的只知有家、不管国家,在北平都快沦陷了的时候,他还想着怎么过好自己的八十大寿,在他心中,家庭是中心,比国家更重要,“只要咱们俩能活下去,打仗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这种狭隘苟安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普遍性,可谓中国家族制度文化的典型体现;钱默吟则是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典型体现,他注重自我修身,消极隐逸,整天沉醉在诗词书法和种花养草中而不能自拔;祈瑞宣则折中敷衍,在忠孝不能两全之间痛苦仿徨;马老寡妇奉行“忍”字哲学,说什么‘旧本人厉害呀,架不住咱们能忍”,这种“以德抱怨”的中国伦理文化在抗战时期显得是多么的可悲可笑。所幸的是,抗战最终激活了他们身上传统文化的“固有力量”,残酷的战争现实使他们最终丢掉隐忍苟安的幻想,由愚昧走向觉醒,由怯弱走向坚强,由隐忍走向抗争,并迎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这部小说一方面基露和批判了传统文化的诸多弊害,另一方面也着意地表现了传统文化的积极因子经过现代转化呈现出的强劲生命活力,如钱默吟在九死一生之后发生惊人的转变,成为一个有很强行动力的除奸杀寇的复仇大侠,祈老人和祈瑞宣等人也最终抛下精神重负,走向抗日的道路。这无疑是融合了老舍许多的文化理想的。
解放后,老舍在未竟之作(正红旗下)中继续进行着他的文化批判工作。他暴露批判了旗人文化在清朝末年的蜕变与腐朽,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的旗人们把全部聪明才智都用在了吃喝玩乐这样一些“小刺激与小趣味”上,结果玩物丧志,最终导致了清朝的灭亡。由此教训的反思,老舍其实在提醒我们要时时更新文化,让它永葆活力。
综上所述,在20世纪的大半个世纪里,老舍持续地进行着自己对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思考,自觉承担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新文化建设的历史重任,其所具有的高度文化使命感和清醒深刻的文化认识,为许多现代作家所不及,值得我们高度肯定。他曾探讨过的许多社会文化问题,比如“文化激活”,“文化失落感”,“道德失范”,“文化传承”,“文化更新”等等,不但在当时具有时效性,即便在今天也依然有着积极的思想价值。一些是他过去发现但未能找到对策的文化问题如“道德失范”等,至少也给我们今天以某种启示。这,足以显示老舍思想的敏锐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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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对当今时代的组织管理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泰勒科学管理思想分析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 在管理学的发展史中,泰勒的地位无人能替代。百年之后,其科学管理思想仍闪烁着光辉,对于经济较落后,管理水平不高的我国,尤其有深刻的现实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就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谈谈该原理与中国的实践以及泰勒的实践精神对当前学术科研活动的启迪。
[关键词] 泰勒科学管理理论实践精神
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与中国实践
1912年,弗雷德里克・ 泰勒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人管理实践,提出了科学管理原理,使管理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其所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被尊称为“泰勒制”。泰勒提出,必须把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系统的内容用于管理实践,科学地挑选和培训工人,科学地研究工人的生产过程和工作环境。并据此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合理的日工作量,采用差别计件工资制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实行管理的“例外原则”。劳资双方进行一次“心理革命”,以友好的合作代替对立斗争。泰勒认为“所有的日常活动中,不注意效率的行为都在使整个国家资源遭受巨大损失,而补救效能的办法在于科学的管理。”
泰勒将知识用于工作,不出几年企业的生产力就开始以每年3.5%~4%的比率提高,这意味着每18年左右翻一番。自从泰勒开始以来,所有先进国家的生产力提高了大约50倍。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展之上,发达国家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方面都有了提高。
百年之后,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仍然闪烁着光辉,其思想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管理水平不高的我国,尤其有着深刻的现实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发展,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然而总的来说,从政府到公司,效率不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企业,普遍存在着管理混乱效率低的现象,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和经营管理质量,导致了资源不应有的损失浪费。而有的企业主认为雇员与老板是对立的,想方设法卡员工,如珠三角前段时间频繁见报的劳工荒现象就是 “重企业经济发展、轻工人权益保护”,最大限度地剥削廉价的劳动力导致的结果。
因此,在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深化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完善目标责任制,广泛开展各种科学的分工和合作,建立新型的激励机制,采取强力措施,逐步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进行标准化、计量化作业管理,使经营管理尽快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并且企业主与员工之间应进行一次伟大的“心理革命”,以友好的合作方式共同做大饼,从而得到双赢的结局。
笔者大学毕业后曾在一家国营企业工作过一段时间,亲眼目睹了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在该企业带来的巨变。该企业是一家压力容器生产企业,起初厂里工人与管理人员的关系就是一种对立关系,厂级领导来巡视时工人们就各就各位干起来了;管理人员一走,工人便漫不经心地组装着零配件,时不时聊天看报。还不到下班时间,众人就都早早挤在厂门口,只等铁门一开就夺门而出。新厂长上任后开始实行计件工资制,后来笔者才知这是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经过开会讨论,计件工资制正式实施,不到一个月就显成效,原来总不能按时完成的任务很快就完成,工人们不再视管理者为监工,而是积极主动地完成工作,甚至加班加点。共同努力的结果是蛋糕做大了,工人的平均收入大幅提高,有的甚至比管理人员高出四五倍,由于企业效益改进,订单增多,整体员工的收入都比原来提高。员工与管理者双赢的局面出现。
泰勒的精神令人感动
泰勒出身于美国一个富裕的律师家庭,长大后他立志继承父业,考入了哈佛大学法学院,但由于视力严重减弱不得不中途退学。他并没有怨天忧人,抱怨命运的不公,更不像今天我们脆弱的 “天之娇子”,动不动就做出要跳楼的呻吟,而是先在一个小厂踏踏实实当学徒,后到米德瓦尔钢铁厂当机械工人。由于工作努力,表现突出,很快先后被提升为车间管理员、小组长、工长、技师、制图主任和总工程师,并在业余学习的基础上获得了机械工程学士学位。泰勒的经历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不屈于挫折,与命运做斗争的典范。
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几乎都是经自己亲自试验和认真研究提出的。他的探索主要反映在他的三个最有名的试验:通过搬运生铁的试验,摸索出工人的日合理工作量,从而为实行定额管理奠定基础;通过铲具试验,探索铁锹多大铲物效率最高,从而为工具标准化奠定基础;在金属切削试验中,泰勒前后共花了26年,15万美元,写出了3万多份试验报告,仅形成的切屑就达80万磅,最后,取得了有关车床、刨床、钻床、铣床在车速、进刀、材料等方面的丰富资料,为制定各种机床进行高速切削和精密加工的操作规程提供了科学依据。这些实验将他的科学管理思想理论深深地扎根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从他进行的多种实验可以看出他个性中的很多值得学习的品德:
具有独特的创造个性特征,坚毅,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不怕失败和挫折,努力克服各种障碍和困难独立性;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以自己科学的独立思想去认识分析研究对象;不迷信权威,好奇,对不了解的事实有新奇感和兴奋感,这是求知欲和潜在的创造力的具体表现;严谨,认真,任何事情都要用实验和数据去说明。
尽管岁月已经历百年,泰勒的品德对今天的我们进行学术科研活动仍有着深深的启迪。它启示我们,对于任何问题,如在对待科研工作中的论据和论点的科学性方面,注意实事求是问题,不能浮夸,不能掺入半点虚假。
在当今学术界,浮躁之风盛行,很多人都是急于求成,热衷跟踪模仿,不愿做深入的研究,评价和宣传浮夸不实,追求论文数量和不讲质量。少数人中还出现弄虚作假、包装炒作、抄袭行骗等学术欺诈和不端行为;也存在着文人相轻、论资排辈、近亲繁殖等毛病。当然,形成这样的情势,甚至愈演愈烈,不完全是个人的原因,有社会上的原因,也有管理体制上的原因,如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缺乏学术民主和学术争鸣等。
笔者深深地感到,对于教育科研工作者,学习泰勒的品德,提倡他这种认真执着的精神十分重要。在科学研究中,要力戒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要甘于寂寞,准备长期坐冷板凳,对待科研工作中的论据和论点认真执着,并注意理论与实践结合,以指导实际。急功近利,浅尝辄止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只有不浮躁的人,一旦确立了自己的志向而终生追求无悔的人才能有所成就。对于青年学人来说,应该耐得住清凉和寂寞,在科学道德上有正确的认识,识别什么是良好的科研实践;什么是科学道德和良好的学风,什么是学术欺诈和不端行为,从而为世间真正做些贡献。
摘 要: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发表至今已有100多年了。时至今日,其管理思想仍然闪烁着光辉,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管理水平不高的我国,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科学管理理论没有过时,深入研究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不仅可以为我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还能为我国企业的实践与发展提供方向性价值。
关键词:科学管理;泰勒;我国企业
1.泰勒科学管理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追溯泰勒科学管理传入我国的时间,甚至早于欧洲。早在1914年,我国民族工业家穆藕初先生意识到科学管理的巨大价值,不远万里到美国向“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当面求教,而后开始着手翻译包含“泰勒制”精华思想的《科学管理原理》[1]。遗憾的是,20世纪复杂纷乱的中国环境,并没能使科学管理扎根结果。纵观我国企业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我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总是不断地被政治变故和战争所打断。以市场经济算来,我国企业真正迈入市场化,在按照企业规律运营的历史短短的二三十年中,科学管理被一些更新潮的管理概念和术语所湮没,很多企业还没有夯实基础就盲目地追求管理前沿;未形成严谨有序的职业化团队就开展企业文化等。时至今日,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内部仍然带有一定的经验主义等原始色彩。从普遍意义上讲,当前我国企业的管理还处于一种“草莽管理”的状态,然而,并非所有的我国管理者都认清了这点。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企业经营管理的水平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具体地说,管理缺乏严谨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延续性,其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科学管理。
2.泰勒科学管理的基本内容
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和管理制度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1)用科学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泰勒写道:“人的生产率的巨大增长这一事实是文明国家和不文明国家的区别所在……如同节省劳动的机器一样,科学管理的最核心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2]。
(2)提升效率的有力工具是标准化与工时研究。在科学管理诞生之前,工人的操作方法和工具都是根据师傅的经验制定的,作息时间和机器设备也由管理人员依据以前的记录来确定。为改进这种方法,泰勒选择熟练的工人,记录他们的每一项生产动作,每一道工序。通过分析来去除不必要的部分,再加上必要的休息时间以及额外的延误时间,就是该工作所必需的总时间。据此得出一个工人的合理对策日工作量,这就是著名的“工作定额原理”。
(3)培养“第一流的工人”。这里说的第一流的工人并非劳动模范,而是指在其适合的工作岗位上从事其适合的工作的人。泰勒认为,培养第一流的工人,主要是管理者的责任,使员工的工作能力和优势与其本职工作相配,并且要使员工乐于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
(4)实行薪酬激励制度。泰勒提出新的计件工资方案,其中包括由管理层制订以工时研究和分析为基础的定额标准,在此基础上采用按工人完成定额的情况确定工资报酬的“差别计件制”的激励性薪酬制度。另外,泰勒特别强调,薪酬支付的对象并非职位,而是工人。也就是说薪酬激励的重点在于生产工作的效率,而不在于工作的类别,这样能够克服“磨洋工”的现象,最大限度地激发工人的工作积极性。
(5)在工人与企业之间,要停止过去的敌对关系,开始新的合作关系,即“精神革命”。过去,企业更关心低成本,而工人更关心高工资,这就产生了矛盾和冲突。泰勒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需要工人与企业的合作。“精神革命”的目的就是使双方意识到提高效率对方法都有利。泰勒将这种企业与工人之间的合作关系称为科学管理的实质。
(6)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相分离。泰勒认为,工人仅凭经验无法找到科学的工作方法。因此,这些工作应交由计划管理部门去做,而执行职能则由一线管理者和工人来承担,并且在组织机构的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这也与我国古代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殊途同归。
3.现阶段研究泰勒科学管理的意义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农耕时代,有过辉煌的农业文明,但是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不曾经历西方工业革命的洗礼,无法形成真正的管理科学。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此历史条件下,机器大工业生产不可能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中国也不可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转为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社会化大生产,就无法形成标准化的作业流程,也就无法形成标准化、流程化、精细化这些体现工业文明精髓的要素。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尽管有了高速的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拥有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硬件设施,然而我国在企业管理方面仍然有待于提高。
总体来看,在资本经济关系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的核心观念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所以,他的理论和实践能够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取得成功。国外有研究指出,根据劳动生产率的数据,当时完全推行科学管理方式的大多数工厂,的确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例如最先应用并取得成功的美国通用洗车公司以及福特公司等等。而科学管理方式的精髓及其在泰勒之后的不断被完善,更是历史性地提高了西方国家的生产力,为人类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把科学管理评价为生产力发展的一次巨大革命[3]。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企业面临科学思想缺乏、经验色彩浓厚等严重问题,很多企业仍然停留在家族式企业的阶段,管理还没有走上正轨,这正与当年一战后刚刚开始学习科学管理的欧洲的市场环境极为相似,而在此程度上探讨“人本”、“文化”、“战略”等显然是不现实的,其普遍缺少科学管理所提倡的规范化、流程化管理作为基础。在西方企业忙于进行企业流程再造、企业文化等环节时,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并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也不是这些概念,而是从最基础的理念出发,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建立起标准的企业运作流程,所以当代中国企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科学管理,实现从原始化、粗放化、经验化管理的管理模式向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的管理模式转型。因此,从现实情况来看,科学管理是当前我国企业最薄弱、最亟待提高的环节。科学管理也是企业管理发展的必经阶段。回归科学管理,首先就要根据我国企业所处的背景和实际情况,倡导科学管理精神,回归管理起源,踏踏实实地学习科学管理的精髓,理解和掌握科学管理基本方法和原理。泰勒的科学管理源于工厂的流水线作业,但是其方法、原理和理念决不仅限于流水线的管理,而是广泛的应用于各行各业的管理领域。从本质上讲,泰勒的科学管理是一场革命,把人的小生产思维方式转变为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思维方式,如果没有这场革命,就不能真正地进入现代文明社会。而泰勒自己也承认,科学管理不是固定不变的,应该结合不同企业的不同阶段、不同情况来探索和制订科学的管理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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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泰勒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是一个以人机和谐为基础、以劳资和谐为灵魂、以社会和谐为终极追求、以科学方法为实现路径的、在内容上和谐统一的理论体系,对当今时代的组织管理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科学管理 和谐管理 劳资合作 生产效率
和谐是客观世界的普遍法则,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和谐管理是管理中各项职能、各种资源、各个方式方法之间的协调与互补所达成的组织整体状态和良性运行机制。通过和谐管理实现组织和谐,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基本追求。早在100年前,和谐、合作就成为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W·Taylor,1856—1915)创立科学管理理论、实施科学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前提。重新研读泰勒1911年发表的标志现代管理理论诞生的《科学管理原理》,真切回顾100年多前泰勒所从事的艰苦卓绝的科学管理实验,都可以发现蕴含在科学管理理论中的深刻而丰富的和谐管理思想,这些思想依然是对当今时代的组织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的思想遗产。
从1878年到费城米德维尔钢铁厂做一名普通的机械工到1911年发表《科学管理原理》乃至1915年不幸染病去世,泰勒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大型企业不断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频发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冲突加剧,企业内部的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特别是劳资之间的冲突引发泰勒对工厂管理问题的思考,并致力于通过科学研究和试验探索协调劳资冲突、提高生产效率的科学方法。基于先后在米德维尔和伯利恒钢铁厂持之以恒进行的搬运铁块、铁砂和煤炭铲掘、金属切削等管理实验,泰勒冲破了工业革命以来传统的经验管理方法,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创立了科学管理理论,首开20世纪作为“管理的世纪”之先河。“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泰勒最重要的贡献是创造性地把管理当做一门科学”。[1]但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绝不仅仅是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科学方法或管理制度,如工作研究、时间分析、工具标准化、职能工长制、差别工资制等,“科学管理主要包括一些广泛意义上的原则和一些可用于很多方面的理念。”[2]克劳德·小乔治就曾指出“科学管理中,概念和哲学的成分大于技术的成分”[3]。和谐管理就是这些原则或理念中的核心内容,也成为科学管理理论的重要特征。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就认为,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包含着与流行的认识(如效率工具、忽视群体、视工人为机器、强调等级控制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就是他的管理“和谐观”。[4]泰勒的和谐管理思想既是科学管理理论的总体特征,也表现在人机和谐、劳资和谐、团队合作和社会和谐等方面,这些正是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当代价值之所在。
1 “整合的统一体”: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总体特征
在泰勒之后不久,有“管理学先知”之称的女管理学家玛丽·帕克·福列特(Mary Parker Follet,1868—1933)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整合”管理观,强调企业管理是一个“所有部分相互协调,步调一致,紧密结合,各自的活动得到调整,从而互相锁定、相互关联,形成一个运转的整体——不是各个部分的简单堆积,而是一个功能整体或者整合的统一体(integrated unity)”[5],而管理者就是要通过“找到一种方法”来“整合”企业各方(工人、消费者投资者等)利益 [6]。对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也应该从这种“整合的统一体”,也就是从其内容构成的和谐统一中来理解和运用。
提到科学管理,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就是一套旨在提高生产效率的科学方法或控制工人劳动过程的工资制度,即所谓“泰勒制”。实际上,泰勒时代的许多企业和追随者正是从这方面来认识科学管理,把它作为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工人产出的方法来应用,结果却事与愿违,导致工人的不满和劳资之间的冲突,甚至引发美国国会就企业应用科学管理问题举行听证会。泰勒当时就对这种片面理解科学管理思想的做法提出过警告和批评,强调从经验管理过渡到科学管理,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作,不是简单的管理工具或管理方法的应用问题,而是“以一套根本原则替代了另一套完全不同的原则,以一种管理思想代替了另一种管理思想”[7]。除非认识到实行科学管理的复杂性、系统性,否则“就不要尝试从过去的管理变革到新的管理”[8]。因为科学管理理论是一种系统化的管理理论、一套整体性解决生产效率和劳资冲突问题的方案(在布兰代斯提出“科学管理”这一概念之前,泰勒称自己创立的理论为“任务管理系统”)。正如泰勒指出的:“各个要素的集成,而非个别要素,构成了科学管理,可概括如下:科学,不是单凭经验的方法。协调,而不是分歧。合作,而不是个人主义。最高的产出,而不是有限制的产出。发挥每个人的劳动生产效率最大化,富裕最大化,而不是贫困”[9]。这表明,科学管理理论是一个由管理的理念、制度、方法和操作程序等不同要素构成的“整合统一体”。科学管理“就其实质而言,包含有一定的管理思想”[10],泰勒反复提醒当时的人们,“一定不要误解这一机制的实质和基本原理”[11]。这里,劳资之间相互合作的“精神革命”是科学管理能够取得实效的根本前提,而科学的管理方法又是实现劳资双方利益和谐共赢的有效途径。科学管理理论在内容构成上的整体性,实质上意味着科学管理的实践是一种系统的、程序化、规范化的管理过程。具体地说,通过深入的动作和工时研究,建立科学的操作程序和适当的绩效标准,确定每项工作任务的“最好的方法”;然后选择、培训“第一流的工人”,在职能工长的管理下,工人按照标准化的规范主动地、积极地工作,生产效率得到提高;最后,根据工人完成的工作量情况参照绩效标准支付有差别的报酬,使劳资双方各有所得。而要达成这一完整管理过程的基本前提就是劳资双方形成真诚合作、互利共赢的和谐理念。生产流程系统化、生产工具标准化、工作任务标准化、工资激励差别化、组织结构职能化等,都只能在这一和谐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或步骤。也只有从科学管理理论各项要素的和谐整体中,才能理解泰勒科学管理理论所实现的管理思想的“革命性”变革。[12] 100年后的今天,无论是继承和借鉴,还是反思和批判,都必须充分认识到泰勒科学管理理论在内容构成方面的这一总体特征,才是准确合理把握科学管理理论的真谛。
2 人机和谐: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基础
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中心问题是提高生产效率,是“提高每一单位劳动力的产量”。而工业生产中的效率主要涉及两个因素:一个是机器,主要是生产设备、劳动工具、劳动环境等;一个是人,是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和劳动技能、劳动方法。但是,生产效率的最大化,不是机器方面的生产效率和工人方面的生产效率的简单相加,而是机器与工人和谐搭配所形成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这正是科学管理理论在技术、方法层面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机器方面,泰勒通过精确的工作研究和对以往工作情况的总结,提出了生产工具、生产要求、生产条件的标准化,这就是泰勒所说的“建立科学的劳动过程”;[13]在工人方面,泰勒提出选拔“第一流的工人”,即那些愿意工作并且有能力工作的人,并强调对工人的职业培训,教会工人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根据对生产工具和工人劳动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动作分析和时间分析,通过合理确定工作定额、科学安排工作程序、训练工人使用正确工作方法,找到既能发挥机器最大效率和工人劳动积极性,又能降低生产成本和减少工人付出的有效方式。这就是作为科学管理理论主要内容的工作任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通过工时研究确定工人使用特定工具或从事特定工作的标准工作量,培训工人掌握必要的劳动技能(工人操作规范化),据此实行“有差别的计件工资制”,就可以“促使科学的劳动过程和经过挑选和训练的工人结合起来”。[14]这样,人—机之间的和谐运行局面形成,泰勒所期望的生产效率最大化的结果就可以经由工人积极性的发挥而源源不断产生出来。据测算,20世纪初,泰勒的科学管理使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了20-30%。这种人机和谐运行所形成的高生产率在随后福特汽车厂的标准化、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中得到生动体现,成为现代工业生产的典范形式。
3 劳资和谐: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灵魂
泰勒时代,由于经济发展程度、法律规范、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约,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突出,加上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先后发生5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劳资关系处在相对紧张的状态之中。据统计,1881年至1905年,美国共发生了36757次罢工运动,参与运动的工人达几百万。劳资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促进人们从企业内部探寻合理利用资源、提高生产效率、协调劳资关系的有效方法。这一时期的美国工业界掀起了一场广泛的“管理运动”,涌现出一大批的像麦卡勒姆、亨利·汤、泰勒、亨利·甘特这样的“效率专家”、“管理专家”,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就是这场美国管理运动的系统总结和最大成果。
劳资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关系,只要利益分配合理公正,雇主与工人各得其所就可以形成和谐的劳资关系。但是,当时美国工业界的现实是,无论是雇主,还是工人,普遍都认为劳资双方“不可能协调到利益完全一致的地步”,永远都是“残酷斗争多于真诚合作”。[15]泰勒则认为,科学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使雇主的财富最大化,同时也使每一位雇员的财富最大化”。他坚信,“雇主与雇员的真正利益是一致的,除非实现了雇员的财富最大化,否则不可能永久地实现雇主的财富最大化,反之亦然”。[16]劳资双方利益共识的基点就是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之上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财富最大化只能是生产效率最大化的结果”。所以,实行“科学管理时涉及到的一个真正问题,是所有管理者(包括工人)的精神状态和习惯的彻底改变”,这就是泰勒特别强调的“工人对他们自己和雇主的职责的看法”和“雇主对他们自己和工人的责任的看法”进行一场“彻底的心理革命”,[17]即劳资双方应该把关注的重点从分配生产剩余的问题上转向如何增加生产剩余上来,通过友好合作,“共同努力创造尽可能多的价廉的产品”,[18]最终使工人所得和雇主所得都有增加。这样,“利益一致、为完成共同目标而整天并肩工作的劳资双方就不再发生争吵”。[19]因此,泰勒明确提出:“管理人员和工人亲密无间的个人之间的协作,是现代科学或任务管理的精髓”。[20]“没有这种双方的心理革命,科学管理就不能存在”。[21]这样,工业进程中劳资双方从“对抗和斗争”的敌对关系转变到友好合作的和谐状态,才能保障科学管理的各项措施或方法取得成效。
基于和谐劳资关系的建立,泰勒强调企业内部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了雇主或管理者要“承担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新的职责”,[22]“必须真正把工人们的利益放在心里”,[23]要尊重、同情和关心工人,重视工人提出的建议,帮助工人提高工作技能,给予工人以“特殊的诱导或激励”,充分调动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克劳德·小乔治正确地指出:“在对待工人方面,科学管理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它把劳资双方看成是在一起工作的一个集体。它倡导并号召一种新的和谐和衷心的合作精神以代替早期的拓荒者典型的强烈个人主义”。[24]简言之,建立和谐劳资关系、实现双方友好合作,首先在于雇主或管理者的主动责任,而不是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工人身上。
4 科学方法:泰勒和谐管理思想的实现路径
泰勒创立的管理理论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个是科学性,他首次全方位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用科学研究替代单纯的个人经验,把管理发展为一门精确的科学;二是实践性,他的理论来自于他亲自参与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并强调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有应用价值。为了探索最佳的工具使用方法,泰勒及其助手就金属切屑工艺所进行的实验就长达26年,详细记录了3—5万次实验,花费了15—20万美元,把超过80万吨的钢铁切成了碎屑。因此,泰勒科学管理的任何一项制度、一个措施、一种方法,都追求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而不单纯是一种理念的倡导。同理,蕴含在科学管理理论中的和谐管理思想也是如此,无论是劳资合作、人机协调,还是计件工作、工人培训,泰勒都看成是“科学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努力以科学方法探求其实践中的具体路径。以劳资和谐为例,在传统的经验管理模式下,不论是雇主还是工人,对于一个工人一天的工作量都心中无数,仅凭感觉判断,结果是:工人认为工资偏低,多劳不能多得,以“磨洋工”方式加以消极应对;雇主则认为工人工作量偏低,任意压低工资标准或增加工作量,以强制手段压制工人。这样,雇主与工人之间互不信任,自然引发矛盾和冲突。泰勒认为,这里的关键是要在合理确定“每日工作量”即劳动定额的基础上实行有效的激励机制,为劳资双方的合作提供一个“客观的标准”,从而避免因为相互猜疑而产生的矛盾。为此,泰勒通过对工作、时间、工具等的实验研究和分析,制定出一个每日工作量的标准,采用差别工资制,即按照工人是否完成定额而采用不同的工资率,如果工人达到或超过定额,就按高的工资率付酬;如果工人没有达到定额,就将全部的工作量按低的工资率付给,如再不改进就考虑解雇工人。这样,劳资双方在生产效率最大化的基础上,通过利益共享就可以实现相互协作,泰勒为工业生产中劳资和谐找到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和合理的制度基础,“正确的方法只能是科学管理”[25]。 5 社会和谐: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社会哲学意蕴
泰勒以宗教般的热情和执着从事科学管理研究,是因为他认识到工业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如贫困、低收入、劳资冲突等)源于资源的浪费和生产效率低下,而致力于通过科学管理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呼应当时的“全国性效率”运动,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科学管理原理》前言中,泰勒指出:“根治效率低下的良药在于系统化的管理”,通过提高生产率、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让人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就使他的科学管理理论具有了超越企业、工人和利益层面的社会考量,成为一种社会哲学。泰勒说:“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单个产品的产量的增加”、“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异导致了文明与不开化、富裕与贫穷困扰之间的区别”。[26]泰勒要求人们特别是管理者、工人从社会进步、社会和谐的角度来认识科学管理,认识科学管理所带来的生产效率和利润的提高。第一,实行科学管理除了雇主和工人这两个利益方可以合理分配经过协作产生的利润外,“这一管理方法的唯一目标在于保证全体第三方的利益(指“作为消费者的全体人民”)”,[27]“这些人的利益比管理者或工人的利益要重要得多,第三方应从全部收益中得到其合理的份额”[28],因为科学管理如同机器生产一样,通过增加产品供给、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价格等方式,使“最大的收益还是落到全体人民头上”,最终使“今天的工人比300年前的国王生活得更好”。[29]第二,通过实行科学管理,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成倍地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对整个社会来说,这意味着“工作时间缩短了,而人们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都实现了增长,教育、文化和娱乐的机会大大增加了”。而这些又意味着“整个世界由于这种增长而受益”、“意味着增加财富、减少贫困。受益者不仅仅是这些工人,而且还有与他们近邻的整个社区”。[30]所以,泰勒真诚地相信“只有劳资双方协作在所有共同工作中应用科学方法,才能使整个社会得到最大的福利”。[31]这就使得科学管理理论“由不引人注目的中产阶级工程师的妄想变身为吸引人的、广为流传的、治愈社会痼疾的秘方,它几乎变成一场社会运动。美国民众热情拥抱泰勒的哲学,即清楚浪费不仅是道德责任,还是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的关键”[32]。这种以科学管理寻求社会问题解决的人文情怀使科学管理理论超越了单纯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层面而具有了社会哲学的意蕴。
也许“泰勒调和阶级利益的药方十分天真”[33],也许是初创时期的科学管理论尚有不完善之处,更是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原因,“泰勒曾经许诺过的企业和谐从来没有实现过”[34],无论是劳资合作,还是社会和谐,在泰勒时代的美国社会尚未得到充分而普遍的实现。在泰勒去世大致10年以后,因为有了工业民主、集体谈判、劳动立法、社会保障等社会性条件的支持,科学管理理论的全面运用才不断逐渐产生出劳资合作、社会和谐的积极成果。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泰勒和谐管理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毕竟泰勒认真地思考了这些问题,并身体力行地探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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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是我国古代已有之。然而,直到现代,人们对于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还是各有不同。其一,狭义的法制,认为法制即法律制度。详细来说,是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其二,广义的法制,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其三,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与邓小平法制思想的一致性与不同点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毛泽东与邓小平法制思想的一致性与不同点分析全文如下: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法制思想,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制理论的宝贵财富,是指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思想之一。由于历史背景等诸多原因,两者既有其广泛的一致性,也有其众多的不同点。加强对两者的比较研究,既有利于我们从总体上和更深层次上把握邓小平理论的实质,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的法制思想。
(一)立法理论出发点的一致——都主张立足中国实际,同时积极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十分重视立法工作,并把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法律、法规作为立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毛泽东提出立法工作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要从我国法制建设的水平出发。早在1953年他就明确指出:“应该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有些法律条文要真正实行,也还得几年。”(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6页。)1954年,他在组织领导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时指出: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他反对立法中的绝对化、机械化,强调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我国各地、各民族间存在的差异。他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力求达到切实可行。
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指出立法必须从我国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法律缺乏的实际出发,必须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1978年,邓小平在谈到民主与法制建设时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147页。)
立足中国实际的同时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在立法方面的经验,这是毛泽东立法思想的另一个方面。1954年,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指出:“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济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注:《邓小平选集》第5卷,第127页。)同毛泽东的主张一样,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168页。)1992年他再次强调,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立法工作的发展,正体现了从本国实际出发与适当借鉴别国立法经验的相结合。
(二)法制目标在许多方面的一致——都认为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促进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建国初期,旧的国家机器被砸碎,旧的法律制度被废除,新形势迫切要求以法制确认国家的性质,制定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和保障社会稳定的新秩序。为适应这一要求,毛泽东十分重视法制建设。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讨论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各方面的大政方针。此后,陆续制定出了第一批重要的经济、民事、行政、选举、组织等方面的法规,并于1954年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国家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概括了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了“国家意志”的威力,打击了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实现了党和国家对工农、财贸、税收、文教、卫生、交通的有效管理,巩固了民族团结,保卫了国家安全,保持发展了良好的社会秩序。
邓小平和毛泽东在建国初期追求社会稳定这一目标上是一致的。粉碎“_”以后,中国正处在一个拨乱反正的时期,邓小平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明确指出,中国的最高利益是稳定,这是中国压倒一切的问题;能否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仍是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国家的法制建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从1979年后颁布了新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等大量的重要法律法规,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已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可见,邓小平为了达到社会稳定而通过制定和实施各项法律来调节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肯定、促进、发展积极的有利因素,促进社会变迁稳定正常地进行。
毛泽东邓小平主张法制的另一个目标就是促进民主政治的建设。毛泽东曾指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能巩固,政权就会不稳,而人民民主的实现必须有法律保障。为此,从1952年到1953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批判蔑视人民民主权利的旧法观点为主要内容的司法改造运动。1954年以后,通过的宪法和一系列法令给予人民的民主权利是广泛的,包括民主施政、民主议政、民主参政、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等等。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十分重视民主政治的建设。他始终把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看作是关系国家发展方向的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长期任务,他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他深刻认识到:只有民主政治提供的渠道,才可容纳下公民源于经济利益冲动和观念更新而不断主张的政治热情避免因政治参与的危机而引发的动乱;只有民主政治提供的制度,才可形成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得以真正实现。
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是毛泽东邓小平共同追求的法制目标之一。一个国家有无法制,法制是否健全,一方面要看其法律体系是否完备,另一方面看它是否能做到有法必依,是否举国上下一体遵行。我们决不搞封建社会“刑不上大夫”那一套。毛泽东历来坚持这一原则,早在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就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指出:各抗日阶级的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毛泽东尤其不能容忍干部破坏法制的行为,1937年延安抗大六队队长黄克功枪杀女学员刘茜,被判处死刑;原天津地区负责人、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刑就是实例。毛泽东主张对那些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分子“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注:毛泽东:《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1951年11月—1952年3月)。)为了切实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毛泽东还指出“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注:《毛泽东思想选集》第4卷,第1476页。)
邓小平历来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说:“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为了实现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邓小平对特权持坚决的鲜明的反对立场,他说:“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判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因此,邓小平号召人民运用法律武器同特权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1986年,他在谈及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时说:“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2页。)这种敢于碰硬充分显示了他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制原则的决心。
(三)执法守法观点的一致——都主张严格执法、重视加强政法干部队伍的建设、强调领导干部带头守法
严格执法,这是加强法制建设的决定性环节,对此,毛泽东作了深刻的阐述。其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执法必须严肃、慎重,严禁执法中的草率从事偏向。在镇反运动中,毛泽东指示各地政法部门必须纠正草率从事偏向,对反革命分子要打得准,不要杀错。他指出:“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唯独草率从事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页。)1951年5月,他又一次强调指出,要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二是执法必须严格、严明。1951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报中指出,判处死刑要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并告诫公安战线的同志必须严格把握政策界线,“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页。)1957年又针对执法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出:“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当捕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捕处,这是不对的。轻刑重罪不对,重罪轻刑也不对。”(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9页。)这些观点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指导意义。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首先,他强调严格执法是社会主义法制基本要求。1975年,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指出: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不起来。其次,他还提出严格执法的重点是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并且重申严格执法的关键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毛泽东很重视加强政法干部队伍的建设,他在很早就说过,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政法干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又是打击各种犯罪、执法法律的主体,他们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法律的实施。邓小平对政法干部队伍建设也相当重视。他多次指出要努力建立一支政治可靠、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政法队伍。他说:“现在我们能担任政法工作干部,包括法官、律师、审判官、检察官、警察,起码缺一百万,可以当法官的,当律师的,学过法律,懂得法律,而且执法公正,品德合格的专业干部很少。”“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考法官、考警察,条件很严格,我们更应该严格,除了必须通晓各种法律、政策、条例、程序、案例和有关的社会知识以外,特别要求大公无私、作风正派。”(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因此,要大力加强政治、公安部门的建设和工作,提高这些部门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政法干部队伍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就,是与实践邓小平这种理论、观点分不开的。
就我国的法制建设来说,虽然立法任务很重,严格执法又与政法干部队伍的素质有关,但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法律得不到普遍的遵守。怎样才能使全社会公民都自觉地去守法,关键又在于领导干部能否带头守法。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反复告诫党的各级干部,必须带头守法。1954年,毛泽东在谈到宪法的实行时说:“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9页。)
俗话说:官要清,民则正;贪官炽,盗贼兴。为此,邓小平把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以身作则,作为反腐倡廉举措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指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又说,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很大。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他还说:“只要高级干部带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人民群众反对特殊化,首先是对着我们这些高级干部的。但是,不只是对着高级干部,还有中下层干部。人民群众对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满意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6页。)除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守法外,邓小平还号召领导干部学会用法律办事。因为这是现在和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过程中,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学会处理的新课题。
(一)对法制本身的理解有所不同
首先,对法制功能理论的理解不完全相同。在毛泽东的法制思想中,他把法制的功能主要局限于对敌斗争、惩治犯罪和维护统治的范围,过分地强调法律的制定主要是服务于权力的巩固,把法律仅仅作为实现政治统治的必要工具和手段,而忽视了在新的形势下法律对社会生活,尤其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组织管理的职能;他总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出发思考民主问题,导致他单纯强调国家对法制的完善和强化权力的必要,而没有把人民民主内涵中的公民权利义务,在法律思想上予以阐明;他只重视人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而忽视了人民应有的基本权利。因此,当他在宣告人民当家作主的时候,留给人民的是义务主体的法律角色,结果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留下缺口,最终导致无视宪法、法律、无法无天的无政府局面,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民民主形同虚设。他所期望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社会局面终未如期到来。
邓小平在吸收和继承毛泽东法制功能思想中的积极因素的同时,又纠正了毛泽东的一些失误。他在强调法律对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定的同时,特别重视法律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作用和功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宣布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我国被消灭,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也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在新形势下,邓小平强调了法律调整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功能。1978年邓小平就要求国家立法部门为适应当时经济建设形势的需要,集中精力制定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他指出,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他迫切地要求法制要在执行中完备起来。法制基本功能理论的及时调整,是我国实现“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尤其是现阶段,对依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对法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认识不同
对法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毛泽东指出:法律是上层建筑,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在这一基本思想指导下,党的八大提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但毛泽东在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过程中,并没有显示出对法制的强烈要求,使法制对经济建设的促进和保障作用未得到充分体现。他以阶级斗争为动力,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国有化程度;发动群众运动,用“人海战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法律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变得可有可无,造成1959年在全国撤销司法局后,“有事办政法,无事办生产”的令人费解的局面。结果经济立法工作裹足不前,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诸多关系无法规范、调整,以至在“”中使得政治斗争严重地冲击了经济建设,导致国民经济步入崩溃的边缘。
与毛泽东有所不同,邓小平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用,将法制建设提到了自建国以来的从未有过的高度,将法制作为影响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邓小平在众多的讲话中都反复强调加强法制建设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重要思想,从而首先确定了加强民主与法制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其次提出并论证了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的著名观点,他认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此外,他十分重视法制对经济建设的作用,多次强调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并且要求“两手都要硬”。在他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经济立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踏步前进。从1979年以来,我国颁布的经济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达700多个,涉及到计划、财政、金融、审计、会计、自然资源、能源、环境保护、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经济合作、知识产权、涉外经济关系等诸多方面,从而使我国的法制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积极作用。
第三,对民主与法制之间的关系的理解程度不同
由于对法制的功能作用理解的局限,毛泽东对民主与法制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不深刻的。他认为,法律的作用集中表现为:它是保护统治阶级镇压敌对阶级的工具。他说:“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一切东西……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8页。)在谈到民主时,毛泽东主要的是把它同集中联系。他认为,民主集中制不仅是我们党的基本的组织原则,是我们党正确的群众路线,而且是有效的政府组织形式。他在《论联合政府》中,高度赞扬民主集中制,指出“只有这个制度,才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生活。”(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7页。)毛泽东虽然在立法、执法问题上一贯坚持群众路线,比如1954年宪法的出台,先是起草委员会提出初稿后,组织了800多名各界人士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和修改,才将草案予以公布,接着发动全民进行两个多月的讨论,做了许多修改补充;在执法方面他经常召开座谈会,听取情况汇报,并且创立了调解制度和管制刑种等。但他始终没有从更深层次弄清民主与法制之间的密切联系。
邓小平不仅继承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民主法制的一般原理,如:坚持民主与法制的阶段性,坚持民主与专政的统一,坚持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坚持民主与法制同步加强,坚持依法严厉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等等。而且对民主与法制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首先,他提出和论证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著名思想,从而首次确定了加强民主与法制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其次,他反复强调民主与法制的统一。他指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两方面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因此,“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0页。)
第四,对“人治”与“法治”的看法不同
“人治”与“法治”是相对而言的两种不同的治理国家、规范整个社会生活的管理模式,其界定标准在于人的权力和法的权威最终的相互服从,即人的权力最终服从法律权威,或者是法律的权威最终服从于人的权力。“人治”往往推崇领导者个人的能力,甚至发展到个人崇拜的程度。实行法治意味对“人治”的否定,反对个人权力的扩张,崇尚法律的权威性,强调运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调整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成为处理国家事务,规范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社会成员的行为的最终标准。
建国初期,毛泽东虽然对法制建设相当重视,但却未能从根本上认识到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要求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必须依法治国,更没有采取措施把民主和法制制度化,使已有的成果固定下来。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随着党内“左”倾指导思想逐步发展和泛滥,以法制治理国家的方法受到冷落,法律虚无主义日益抬头。到了“大跃进”时期,轻视法律的思想更在全党上下泛滥开来。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上层建筑问题时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他甚至认为,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决议、开会、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由于毛泽东及党中央对法制认识的倒退,导致了1959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议撤销司法部和监察部,原司法部主管的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管理。随后,我国的立法工作趋于停滞,司法工作实践也偏离了正常的法制轨道。比如,我国刑法的起草工作在建国不到一年就拟定了大纲草案,到1957年6月已经写出第22稿,准备在同年7月由一届人在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予以公布,但是由于反右斗争正进行得轰轰烈烈,法律虚无主义思想迅速滋长,致使刑法“公布试行”的希望化为泡影。
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后,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议政时谨小慎微,不敢大胆发表意见,更不敢轻言法律方面的议题,导致了我国从1959年直到““””时期,基本上没有什么立法活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后,同生产建设“大跃进”一样,1958年“司法工作大跃进”也以追求高速度、高指标为基本特征。如云南各级法院指出:“若干十昼夜扫除积案”、“拼命大战一月,争取实现安全地区”。黑龙江省一些地方提出:“苦战二十天,清案一千件”、“猛攻七尽夜、所有的案件不过月”。四川省某法院则浪漫地提出:“一天当二天,晚上当白天,起早睡晚当半天,不过星期六,消灭星期天,苦战两年实现安全县”。
为了追求高速度、高要求、高指标,全国的司法实践活动严重地偏离了法制轨道:首先是把加强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理解为由党委直接包办代替法院的业务工作,从而在实践上破坏了“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宪法原则。例如,在青海,有些县把案件审批权限竞下放到了区、乡党委;而在广州,涉及对工人的批捕、起诉,则要先经工厂党政领导同意,量刑问题也要事先与工厂党政领导商得一致意见;其次是由于片面理解群众路线,部分法院无原则地附和、追随群众意见,不能客观公正地依法审判案件。例如,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用组织职工讨论、听从群众裁决的办法,来解决盗窃案判决上的分歧等等。第三是对已经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司法工作制度和必要的程序,作了削足适履的任意修改、废弃或约简,结果使建国初期朝着正规化方向迈进的司法制度建设发生了严重倒退。““””期间,毛泽东推崇“人治”、轻视法律与法制的倾向更加严重,当时的红卫兵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口号的鼓动下,以“四大”为内容进行“反修防修”、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无法无天,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结束以后,邓小平认真总结了我国二十年来法制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坚决地否定了“人治”的治国思想,主张“依法治国”。为了避免““””一类历史悲剧重演,邓小平强调首先要加强制度建设,他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和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他提出了“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政治原则,要求把政治体制改革与法治联系起来,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
这就为建立完善的制度,强调法律权威,实现“人治”到“法治”的重大转变,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其次,邓小平还坚决反对个人崇拜,他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他反复强调:“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77页。)因此,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邓小平否定“人治”;主张“法治”思想的另一侧面的体现。
(二)对实现法制所采取的方式不同
首先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过分相信群众运动的作用与邓小平重视制度建设,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的区别
由于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的影响,在1957年9月到10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完全改变了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提出的,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人民日报》。)的结论,而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
特别是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越来越忽视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越来越重视阶级斗争,并且为全党制定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选择了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种方法来解决矛盾,希望用这种办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到了晚年,他把矛盾的斗争性的地位提到了不应有的高度。在指导国家开展各项建设时,毛泽东特别喜欢“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那种动荡、火红的场面,善于采用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法,以至于最后采取“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方法。
““””结束以后,邓小平对当代中国国情、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作重新认识和深刻反思。他明确地意识到:“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1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为了实现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当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且提出了如何从制度上来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等一系列措施。其中提到:“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家的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9页。)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在谈到廉政建设时,邓小平也指出: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其次是毛泽东依靠个人魅力、高度集权与邓小平搞政治体制改革,尽可能下放权力的区别
毛泽东在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明确地阐述过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从哲学高度指出:“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法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注:《毛泽东著作选续》(下),第762页。)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某些人搞个人专断,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因此,他号召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倾向。1957年,毛泽东还提出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要达到“六有”局面的构想,即“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页。)
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些思想,由于他在晚年个人崇拜和没有形成严格完善的领导制度而受损害。1959年8月17日,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默许了刘少奇包含有提高某些个人威信、搞“个人崇拜”内容的发言。196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建设》中认为: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这之后,毛泽东对党内日趋严重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现象持基本肯定态度。例如1965年1月,中央军委提出“毛泽东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象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毛泽东批示说:“完全同意,照此执行。”从此,进一步容忍了林彪大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以致发展到个人说了算,“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个个崇拜导致了个人专断,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使民主集中制的制度难以建立和健全,集体领导原则受到削弱以至破坏,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失。““””之所以能够发生并持续10年之久,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党长期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防止个人崇拜现象滋长。加上其他因素,以致在广大党员和群众中,个人崇拜狂热,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使党失去了纠正自己领袖错误的手段。
痛定思痛,为了避免““””一类历史悲剧重演,邓小平指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从组织上和制度上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他强调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始终把自己看成是集体的一分子,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他说:“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践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我是出了力的,但不只是我一个人。所以,不能把九年来的成绩都写到我个人的账上,可以写我是集体的一分子。过分夸大一个人的作用并不有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8页。)
为了总结““””的沉痛教训,规划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要向三个目标前进: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围绕这三个目标,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其次是“权力要下放”;第三是“精简机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177页。)邓小平吸取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的教训,进一步提出要着力解决监督制度问题,用法律和纪律来规范和保障人民的监督权,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他认为:“在当前新的长征中,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下,实行互相监督,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对于增强和维护安定团结,共同搞好国家大事,是十分重要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5页。)
第三是毛泽东晚年轻视法律文化的传播与邓小平把法律知识交给人民的区别
任何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具备一定的思想文化条件。在建国初期的法律文化体制中,毛泽东注意到了法律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他以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为内容,召开了各种代表会、干部会、群众会、座谈会,通过电影、幻灯、戏曲、报纸、传单、小册子、控诉、展览罪证等多种方式,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同时,建立了政法院校、新法学研究所等法学教育机构和团体,培养我国的高等政法人才,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毛泽东对西方法律文化政治性的过分强调和过激认识,使他在批判反动法律学说和传统司法思想中,滑向了否定法律文化遗产的极端,使法学成了禁区,导致刚刚起步的法律文化建设出现停滞。
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认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是社会主义的潜在威胁。1966年,他在“五七指示”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全国仅有的几所政法院校不仅没有扩充,反而由1957年的4所院校和6所综合大学法律系调整为““””前夕的4院4系。““””中,除吉林大学、北京大学法律系保留外,其余均被撤销,到1975年,全国在校法律本科生总共才269人。(注:甘绩体:《法学教育的成就及改革》,《政法论坛》1989年(2)。)法律文化几乎成为一片空白,严重阻滞了法制建设。
邓小平认真地吸取了““””时期对个人盲目崇拜的深刻教训,他深刻地认识到:发扬民主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他指出:只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
从而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此他提出“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8页。)他要求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根据他的主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把法制教育规定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措施,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法制教育和法制宣传。同时,邓小平把法学教育作为法律文化建设的百年大计来抓,恢复了一批政治院校。到90年代我国已经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培养人才的法律教育体系,从而为我国健全法制,实现法治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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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代诗歌大师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1963)诗人一生历经坎坷,大器晚成,可以说是集勇气、责任、智慧和艰辛的一生。他的诗歌是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完美结合,简洁的语言背后常常语含讥讽,窝意深长,隐含了对现代性的反思,这是受到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宗教的影响下出现的。本文旨在通过对弗罗斯特的传记、散文及文本分析,探讨宗教伦理思想对弗罗斯特及其诗歌的影响,这是促成弗罗斯特诗歌现代性反思的重要因素。是宗教伦理思想给予他坚定的信念,在混乱的现实世界以自己“悲而不怨”、积极面对的方式走出时代的困惑,在诗的海洋里不断地探寻人的自身价值和艺术的真谛,引领同时代的人们寻找理想的精神家园。
我们说到宗教伦理思想对弗罗斯特诗作的影响时不能忽略了两个人:一个是诗人的母亲,另一个是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诗人在青少年时期深受其母亲和爱默生的影响,在他的诗歌里蕴含着深刻的宗教伦理思想。弗罗斯特的一生主要居住在新英格兰,那里的文化是宗教性的,文人在某种意义上仍是上帝的儿女。弗罗斯特的母亲是苏格兰人,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她自己写诗,也给弗罗斯特读苏格兰的文学作品和华滋华斯、拜伦及爱默生的诗。清教伦理注重个人和家庭生活,严守道德戒律;为了上帝的荣耀而竭力劳作,努力完成白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样就能达到善功赎救的目的。
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所提倡的乐观主义态度也体现在弗罗斯特的诗作里。在新英格兰,爱默生时代的浪漫主义主要带有道德和哲学色彩。它的道德成分扎根于经久不衰的清教理想主义,而其哲学成分主要来自爱默生的著作及其思想。爱默生在他的著述里声言:人和世界之间存在着完美的和谐;他号召人们跟随心中的上帝,时时刻刻用一种堪与清教始祖的宗教狂热相比的热情来生活。他的训导是愉快和乐观的,在精神上找到了努力的方向,这种理想主义有助于丰富人们的精神。弗罗斯特在他的散文《关于爱默生》里这样写道:“我自己的语言在一定程度_L与爱默生有关;关于对自由的焦虑,我多半得归因于爱默生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爱默生的一生都被誉为诗人哲学家或哲学家诗人,而这两者都是我最喜爱的。他是一个乐观的一元论者,在一元论者看来,邪恶并不存在。悲观的二元论是唯一的正统……我自己的非正统有一段不寻常渊源,除了母亲及父亲的原因外,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受惠于爱默生。这一切都与爱默生有密切关系。”正是受到爱默生的乐观主义精神的影响,弗罗斯特在诗中不象T·S艾略特那样流露出对现实的绝望情绪,而是表现为“无论多么悲痛也不抱怨,悲而不怨”,以自己的方式走出困惑,引领同时代的人们寻找理想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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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它的构成涉及到血缘基础、心理基础、人道主义、个体人格和实践理性等因素,具有利弊共存的特征,对后世的中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对孔子伦理思想中“仁”的建构进行分析。也是对“仁”的形象予以立体还原的一种较好办法。
论文关键词:孔子;伦理;仁;孝悌;礼;
一、“仁”的结构因素
孔子伦理思想中的“仁”是由五个方面的因素组成.诸因素相互依存、渗透或制约.从而具有自我调节、相互转换和相对稳定的适应功能。正因为如此.它就常常能够或消化掉或排斥掉外来的侵犯干扰.而长期自我保持延续下来.构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思想模式和文化心理.在塑造汉民族性格上留下了重要痕迹.而构成这个思想模式和“仁”结构的因素分别是血缘基础、心理基础、人道主义、个体人格和实践理性。
1、血缘基础。孔子心目中的“仁”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孝”、“悌”通过血缘从纵横两个方面把氏族关系和等级制度构造起来。这是远古到殷周的宗法统治体制即“周礼”的核心。这也是当时的政治.“是亦为政”.亦即儒家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春秋时代和当时儒家所讲的“家”.不是后代的个体家庭或家族.而是与“国”同一的氏族、部落。所谓“平天下”,指的也是氏族——部落(诸侯)——部落联盟(天子),整个系统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孔子所谓的“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意思,它们都是要恢复原有的氏族部落国家。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把“亲亲尊尊”作为“仁”的标准.以维护氏族家长传统的等级制度.反对“刑”、“政”从“礼”、“德”中分化出来.都是在思想上缩影式地反映了这一古老的历史事实。恰如恩格斯所说:“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
2、心理基础及人道主义。“礼自外出”。“礼”本是对个体成员具有外在约束力的一套习惯法规、仪式、礼节、巫术,包括“人则孝.出则悌”等等,本也是这种并无多少的道理可讲的礼仪。例如.为孔盂所强调的“天下之通丧”、“三年之丧”,可能便是一种由来已久、要求人们遵守的礼仪传统。从而,在“礼坏乐崩”的时代浪潮中.很自然地发生了对这套传统礼仪亦即氏族统治体制的怀疑和反对。当时.对“礼”做新的解释的浪潮已风起云涌.出现了各种对“礼”的说明。
孔子把“三年之丧”的传统礼制.直接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把“礼”的基础直接诉之于心理依靠。这样.既把整套“礼”的血缘实质规定为“孝悌”.又把“孝悌”建筑在日常亲子之爱上.这就把“礼”以及“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柬解说成人们心中的内在要求.把原来的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神秘性的东西变为人情日常之用,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溶为一体。“礼”由于取这种心理学的内在依据而人性化.因为上述心理原则正是具体化了的人性意识。由“神”的准绳命令而变为人的内在欲求和自觉意识.由服从于神变而为服从于人、服从于自己.这一转变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并没有高深的玄理,也没有神秘的教义。孔子对“礼”的规定解释.更平实地符合日常生活.具有更普遍的可接受性和付诸实践的有效性。在这里重要的是。孔子没有把人的感情心理引导向外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而把它消融满足在以亲情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而不必去建立另外的神学大厦。这一点与其他几个要素的有机结合.使儒学既不是宗教。又能替代宗教的功能.扮演准宗教的角色。
这一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表明“仁”是与整个社会(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亦即大夫——诸侯——(国家)——天子(天下)的利害关联相互制约着,而成为衡量“仁”的重要准则。
在上述礼坏乐崩、周天子也无能为力、原有外在权威已丧失其力量和作用的时代,孔子用心理原则的“仁”来解说“礼”.实际就是把复兴“周礼”的任务和要求直接交给了氏族贵族的个体成员,要求他们自觉地、主动到、积极地去这一历史“重任”.把它作为个体存在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和义务。孔子再三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远乎矣,我欲仁,斯仁至矣;”“当仁不让于师;”“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等等.表明“仁”即非常高远又切近可行。而这一切外在的人道主义、内在的心理原则以及血缘关系的基础,都必须落实在个体人格塑造上。
3、个体人格和实践理性。儒家强调“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固然仍是要求保持氏族首领遗风.同时却又把原来只属于这种对首领的要求推而广之及每个氏族贵族.从而.也就使所谓“制礼作乐”不再具有神秘性质.“礼”不再是原始巫师等的专利.而成为成员均可承担的历史责任和至上义务。这当然极大地高扬了个体人格.提高了它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历史责任感。而所谓的“实践理性”,作为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与当时无神论、怀疑论思想的兴起是一致。孔子对“礼”作出"C-”的解释.在基本倾向上符合了这一思潮。不是某种神秘的狂热的压迫,能够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和传统;不是禁欲或纵欲式地放任情感,而是用理智来引导、满足、节制情欲:不是对人对己的虚无主义或利己主义,而是在人道和人格的追求上取得某种均衡。对待传统的宗教鬼神也是如此.不需要外在的上帝的命令.不盲目服从非理性的权威.却仍然可以拯救世界(人道主义)和自我完成(个体人格和使命感),不厌弃人世,也不自我屈辱.一切都放在实用的理性的天平上加以衡量和处理。
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践的特点.即它不存在理论上去探讨、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并不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辩的抽象。重要是在生活中如何妥善处理它。所以.儒学才如此现实。
如前所述,作为结构,部分之和并不等于整体。五因素机械之和不等于“仁”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具有由五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反过来支配它们的共同特性。
#p#副标题#e#
二、孔子伦理思想中“仁”的特征
1、“爱有差等”。是孔子“仁”的第一个特征,对传统的超越必然要求对传统的清理。“爱有差等。这是儒家伦理思想中最荒诞、最黑暗的思想。”孔子的“仁”推崇的是那个有差等的、不可普遍化的爱.是“一种特殊的爱”。“亲亲互隐”只是“亲亲”间的“互隐”,绝对不会“隐”到“亲亲”之外去。也即说不可能推及每个人,否则“亲亲互隐”就没有意义了。“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小人”是没有资格成为“仁人”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阳货》)女子也不可能成为“仁爱”的对象的.或去“仁爱”别人的:甚至于“夷狄”连人都算不上.大概想“杀身成仁”的可能都没有。
2、无违关系伦理,是“仁”的第二个特征。所谓“无违”.在下者对在上者的爱,往往表现为对后者的顺从,孝顺便是如此:而在上者对在下者的爱,则往往被看成是恩惠,所谓恩从上来。“养民也惠。”(《公冶长》)普遍的仁爱原则受到“爱有差等”的阻隔,血缘关系的亲情至上压抑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的博爱思想,“为仁由己”的自由意识演变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的强制。因此。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所谓的“人情”实际上是关系伦理的作恶运用.不得不说.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行为是与之有关的。李泽厚先生在他的《论语今读》的前言中这样讲到:“孔子和儒学一直强调以‘亲子之情’(孝),作为最后实在的伦常关系以建立‘人’——‘仁’的根本,并由亲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五伦’关系辐射交织而组成和构建各种社会性——宗教性情感”。
3、维护等级制度的人性之爱。是“仁”的第三个特征。儒家的仁”是一种人性的,道德的爱.并且不象__那样是神性的博爱.“仁”是具有现世意义的。“人皆可为尧舜”.成名成圣的途径是可以通过完善道德来实现的。这样.就鼓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死于儒学的祭台。举个例子.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氛围中.若公公和媳妇私通.作为儿子。即使知道自己的妻子是被逼迫的,但也要牺牲妻子,为其父隐。这。就是儒家的伦理!儒学不具备普世伦理.其所宣扬的“仁”爱亦是有局限性的。尽管孔子提出了“四海之内,的博爱。在孔子那里.爱人是有亲疏、厚薄、远近之分的。首先,便要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及其家族,所以。与耶稣所主张的要离间父子之爱等亲情之爱来实施人人平等的博爱不同。“仁”是维护氏族等级制度的。是带有阶级性的。
儒学的宗教信仰不是全民性的.做错事的时候首先要对祖先忏悔.中国人以人学代替神学.以祖先崇拜代替上帝崇拜。儒家崇拜生殖,在《易》和《礼》里,发挥得很详尽。他们认为天地是宇宙问之最伟大的阴阳两性;天地之所以值得崇拜。不在天地单独或分离存在时之“体”。而在天地合作时之“用”,即所谓的“生生”,用应同一的理由,所以儒家主张祖先崇拜,因为祖先无异与吾人的天地。所以孔子的“仁”以“孝”为先务.“孝”是修“仁”的入门方法。儒学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终极关怀.而它所关注的是现实意义上的。西方人向上帝追求真理以弥补自己的有限和不足.而儒学从血缘代代相传(更具现实意义)来突破人类自身生命的有限而达到无限。同时。祖先崇拜强化了宗法制的社会结构.有利于专制主义的实行。造成中国人的一种奴性性格。
4、服务于政治的非宗教文化。是“仁”的第四个特征。何谓“宗教”?宗教之“宗”。乃心灵的归依。“教”乃“教化”的意思。宗教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产物而非迷信.宗教世界观要求人们过着禁欲生活,物质欲望是罪恶之源。中国没有自己的宗教.尽管许多的学者或从民族主义的情绪出发提出了儒学即儒教的观点。
但是,我们认为研究事物的本质状态,必须不带一丝主观色彩。虽然中国没有自己的宗教.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宗教明显的特征就是具有普遍伦理。普遍伦理强调人人平等,关注人人都关注的问题,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无可厚非,西方的__和印度的佛教具备这一特征__的教堂象征神圣的理想天国.佛教的庙宇象征庄严的西方净土.与西方和印度从人类以外追求真理(西方人从自然中做文章.印度人转向了灵魂与肉体)不同,中国人从自身出发.建立了一套“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孔子的“仁”思想成为一种文化信仰,尽管既无教堂又无庙宇.连“慎终追远”的祖先也和“民德归厚”的社会价值相提并论.而这种文化信仰的创始人孔子也与宗教之主的命运不同.耶稣在__里是上帝的独生子.人类的救世主,永恒生命、绝对真理、唯一道路的赐予者;释迦牟尼在佛教里是惟我独尊的圣人.是体现一切生灵的最高智慧的觉者,揭示四大真谛的如来。相形之下.孔子只不过是个忠信的饱学之士,说到底也只是个凡人而已。然而,自西周时周公做《礼乐》以德服四方而成王之后,中国文化便融人政治中,中国人关注人与人的关系,同时局限于政治领域.与统治者的治术相联系。中国两千多年的哲学问题均是由政治中衍生出来的.为其服务。“仁”作为一种道德以及一种施政理念.正是从意识层面服务于政治.只不过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人们信仰的文化。
三、“仁”对中国的影响
孔子而后,儒分为八,以后有更多的发展和变迁.例如。曾子也许更着重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使他在《论语》中的形象极端保守和愚鲁。颜回则似乎更看重追求个体的人格完善.“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终于发展出道家庄周学派。然而道家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始终是作为儒家的对立的补充物有其强大的生命力的。苟子突出发挥“治国平天下”的外在方面,使“仁”从属于“礼(理)”。直到法家韩非把这套片面发挥到极致,从而走向了反面。而又在汉代为“仁”这个母结构所吸收消化掉。子思孟子一派明显地夸张原则,把“仁”、“义”、“礼”、“智”作为先天的人的“本性”和施政理论:“仁.人心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并以此为基础,既重视血缘关系,又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人道原则。以及“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行,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类的理想人格,这就比较全面地继承和阐发了孔子的思想.成为孔门“仁”之正统。孔孟后世并称也就不是偶然。但所有的这些派别,无论孟、苟、庄、韩,又都共同保持着对人生的一种清醒、冷静的理智态度.就是说。他们都保存了孔学的实理理性的基本精神。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在长久的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广大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物、关系和生活的指导性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不管你喜不喜欢.这已经是一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它经历了某种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特征.它有其不完全不直接服从、依赖于经济、政治变革的相对独立性和自然发展的规律性。一方面。它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非历史的先验结构.而历史地建筑在和制约于农业社会小生产的经济基础上.这一基础虽然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和半封建半殖民地各个阶段而并未遭受重大的破坏.宗法血缘关系及其相应的观念体系也长久保持下来这正是使孔学这一文化心理结构长久延续的主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它既已成为一种比较稳定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就具有不适应于各种不同阶级内容相对独立的功能和作用.否认这一点,是很难解释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思想、艺术具有的继承性、共同性种种问题。历史主义固然不能脱离阶级分析,但阶级分析、阶级观念又并不能等同或替代整个历史主义.阶级性并不能解释历史现象的一切.有些东西特别是文化现象(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包括语言等),尽管可以有某种非阶级、超历史的性质,它们仍然是~定社会历史的产物.虽然并非某个阶级或某种阶级斗争的产物。孔子的“仁”范畴诞生在氏族统治体制崩毁的时期,它所提出的具体的经济、政治方案,是不合时宜的保守主张。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民族民主遗风、原始人道主义和氏族崩毁后才有可能出现的个体的人格追求.又是具有合理因素的精神遗产。
后代人们由其现实的阶级利益、需要和要求出发。各取所需,或夸扬其保守方面.或强调其合理性的因素。来重新解说、建造和评价它们,以服务于当时的阶级的、时代的需要。于是。有董仲舒的孔子。有朱熹的孔子,也有康有为的孔子。有“绌周王鲁”、“素王改制”的汉儒公羊学的孔子.也有“人心唯危.道心唯微”的宋明理学的孔子。孔子的面貌随着时代阶级不同而变异。离原型确乎大有差距或差离。孔子明明“述而不作”.却居然被说成是“托古改制”:孔子并无禁欲思想,在宋儒那里却变成“存天理灭人欲”。但所有的这些偏离又依然没有完全脱离那个“仁”的母体结构。以实践理性为主要标志的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状态始终延续和保持下来。
正是这个君主主义、禁欲主义、等级主义的孔子,是封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人格化的总符号.它当然成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直到今天.也仍然有不断地彻底肃清这个封建主义的孔子余毒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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