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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公共危机;危机管理;管理机制
论文摘要:建立科学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是当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强化危机意识;建构完善的法律体系;加强官员问责制度,修正考核体系;完善信息沟通机制;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和管理机构。
美国学者罗森豪尔对于危机的界定是:“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危机是相对于人类生活中正常的社会关系秩序而引入的一个概念。它意味着在社会中,一系列终止和平进程和瓦解社会正常秩序的事件正在迅速展开,使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力大大超过了正常水平,迫使相关的系统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反应,采取控制或调节行为,以维持系统的生存,如果举措不当,就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及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笔者以为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强化危机意识
有效的危机管理需要全社会的危机治理意识,危机意识是危机治理的起点。各级政府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现阶段危机管理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公共危机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性,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大意思想,切实做好公共危机防范工作。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树立起危机管理不只是危机发生后政府的迅速回应和对危机局势的严厉控制,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有及时有效解决社会问题、防止危机爆发的意识。换言之,各级政府必须要有忧患意识,要能将危机管理于日常的制度建设和管理之中,优化政府常态管理。在日常的公共决策中,以广大群众利益为先导,采取科学民主的决策方式,在源头上降低危机事件发生的可能。
二、建构完善的法律体系
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战略,政府的所有管理行为,包括危机治理必须依法进行。法治是政府进行危机管理的必由之路。无论是常态还是危机状态下,政府行为法制化是政府实施有效治理的基本原则,政府在紧急状态下的行政应急权力也是法律授权的结果。公共危机管理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之一,是他们有比较全面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框架,在紧急事态面前,有法律依据,政府应该做什么,公民应该做什么,相关的社会组织应该做什么,法律有基本的甚至是详尽细致的规定。我国已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检疫法》《突法性公共卫生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体系尚不完整。一是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不统一,每个单行的法律只能适应一种紧急状态,一旦紧急状态产生的原因复杂,就很难有一统一的紧急状态下的指挥机制;二是有关紧急状态法对政府可以采取的紧急措施规定得不够清晰,特别是一些必要的行政程序缺乏,很容易为政府随意扩大行政权力或不作为留下法律上的漏洞;三是公民的权利很容易在紧急状态时期遭受各方面的侵害,但无法得到法律上的有效救济。因此,针对我国突发性公共危机的特点,亟须建立信息畅通、反应敏捷、指挥有力、责任明确的应急法律制度,满足法律体系中两个相互关联的标准:第一,法律体系的全方位内涵,囊括国家安全、经济、交通运输、福利保障、新闻舆论等宏观领域的危机立法,以及具体管理环节的实施细则。第二,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在全方位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宪法、部门法、地方的行政法规等法律条文不得相互矛盾冲突,发现问题能够及时纠错和补救。这样才能在法律上明确各级政府在危机处理中的责任,建立较为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体系,用法律保证应急减灾的胜利。
三、加强官员问责制度
修正考核体系公共危机治理是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和责任,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不容许出现不负责任的官员的。在“问责制”下,贪赃枉法、失职渎职与平平庸庸的官员必须引咎辞职或被免职,有利于促进政府官员的责任感、危机感和紧迫感,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在加强“问责制”的同时,要进一步修正考核体系,坚持以科学的发展观作为衡量政府绩效的重要标准,尽快按照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取向的政府业绩评价体系,强化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实现各级政府运作的公开化、程序化、透明化,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树立统一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坚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衡量政府绩效的最终标准。
四、完善信息沟通机制
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的特点,当社会面临重大危机时,人们必然会通过各种渠道去获取与危机相关的信息,当人们获取的信息不足时,就会出现各种流言。这时,政府应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众公开危机真相及相关信息,以官方的权威来稳定民心。只有及时地传递真实的信息,才能正确引导公众在危机事态中保持理性,不产生过激反应和行为。而且,及时公布信息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垄断和封锁信息则会导致公众对政府不信任,从而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并且会影响政府危机管理系统的运行效能。完善的信息沟通机制在公共危机管理的各个环节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提高危机管理的信息透明度,不仅有利于政府防治危机而且便于全民动员,群防群控,缩短危机周期。在公开危机信息时,要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面向群众开通信息网站以及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等多种渠道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确保公众及时、充分地掌握所需的有关危机的信息。
五、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和管理机构
由于危机事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此政府有必要建立科学的危机预警机制和常设管理机构,以搜集分散的各类信息,同时负责整个危机事件的处理。预警机制强化政府责任,从地方到中央分别制定出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建立突发事件的预警监测制度,定期、定点对可能的危机范围进行科学预测,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进行避害或将危害的发生减小在最小范围。在公共危机全球化的今天,危机管理机制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和考验,要充分认识其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以适应现代社会新的发展要求。
参考文献:
[1]左小麟.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角色[J].思想战线,2008.01
[2]欧子艳.公共危机管理中地方政府责任研究[J].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03
[3]何水,蓝李焰.中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与出路——一个宏观的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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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公共服务以合作为基础,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强调政府的服务性,强调公民的权利。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公共服务市场化与政府的作用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旅游公共服务是提升旅游业发展的基础,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其中良好地引入市场化机制能让当前相关设施应用适应民众和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提升经济。政府部门在偏向民众需求下有效地完成自身供给者和监督者的角色职能将最终促进旅游公共服务的可行性发展,为人民谋取真正的福利。
关键词:旅游公共服务;市场化;政府职能;供给者;监督者;旅游业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后,人们逐渐开始重视起精神文明的丰富。《泰?濉芬徊�电影就能�?起泰国旅游的大热足以说明,旅游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已经是一件极其普遍的事情。在节奏越来越快的当前社会,每个人所承受的压力也与日俱增,适当的旅行计划能更好地完善精神世界并放松心情、调剂生活。因此,在旅游如此普及的情况下,良好的旅游公共服务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1 旅游公共服务的状况
旅游公共服务是主要由政府供给安排的,以满足公众旅游和消费需求为核心具有公共特性的服务总称,是一种公共服务在旅游中的具体实践。这是属于一个公共服务项目的,但目前由政府所承担的大部分职责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无论是从种类上还是从数量上都无法满足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而日益上涨的需求,旅游公共服务的供需就是当前所存在的主要矛盾。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市场中不断涌现了科技旅游、农业旅游、电子商务旅游等诸多全新的旅游业态,这使得支持这些新业态发展的信息平台以及相关公共硬件设施的建设都有了一个全新的更高的要求,而目前状况完全达不到大众所期望的状态。
旅游需求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重视精神文明提升的一项重要需求。精神文明的建设是当前十分重视的一个话题,这将有效地促进提升个人的整体素质,从而使得社会能更加和谐发展,良好的旅游公共服务是所应具有的基本行为。这是作为公民的权利与诉求,政府有职责承担起旅游公共服务的建设。
1.2 政府部门所起的作用
政府部门终究是为人民服务、替人民办实事的部门,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满足公民的合理需求是政府部门所应尽到的职责。旅游公共服务是属于政府职能,良好的建设与改善是政府部门应该做到的事情。但是面对上述现象足以说明当前许多地方的政府部门并未做好这一点。
良好地促进旅游的发展能极大地提高当地财政收入,合理的开发固然重要,但配套的旅游公共设施也一定要跟上进度。毕竟来旅游的人都是来享受生活,来放松心情的,相应的设施条件跟不上,又怎么能有一个良好的口碑来吸引游客呢?最后即便来了,没有一个好的体验感,又怎么能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来增加收入,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呢?旅游业的兴起是能全方位地带动整个城市经济的,完善的公共旅游设施是最为基础的部分,也是政府部门所应该承担的部分,做好这一点才能更为有效地将旅游业发展起来,这才是真正地为人民利益着想,替人民办实事。
2.1 市场化机制的引入有利于促进提升竞争力
对于公共服务决策问题其实就是对于公共物品均衡配置在公共服务领域内的具体体现。虽然公共物品供给配置问题绝不可能通过一个机制就能彻底解决,但市场化机制的引入能够良好地促进竞争力的形成和体现。
我国现有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体制中,是以一种以政府为主导和控制,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也就是说,市民的需求、旅游公共设施的建设全都由政府部门来自行决策,这也就导致了大量地区出现了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单一落后、更新缓慢的现象,达不到旅游时游客的自身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公众永远都是一个被动接受的群体。特别是在资金条件的限制下,旅游公共服务所表现出来的往往更多地偏向于政绩的提升而非实际群众的真实需求偏好,这就导致了在经济的一定支出下却起到了反效果,让旅游公共服务并未达到具体的现实效果。因此,良好地引入市场化机制就是改革当前决策机制的根本方案,这样才能让旅游公共服务的相关建设能真实地体现消费者的需求偏好。
2.2 让旅游公共服务真正地适合当前消费者需求
在旅游公共服务中合理地应用市场化机制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组织旅游公共服务的生产方向和具体实施。通过在旅游公共服务部门的内部合理引进竞争机制,从而达到让公众有自由选择公共服务的机会,并提供了多元化的参考模板的效果,让公众作为监督,达到适应当前旅游消费的相应需求。
通过绩效的引入和评估对旅游公共服务部门进行一个良好的监督和促进,让具体建设和工程实施的真实效果反映在绩效中,能更好地了解到群众对于旅游公共服务的真实反响。良好的监督和合理的竞争机制的推进将更为有效地促进当前旅游公共服务适应消费者的需求,这样才能真正地帮助推广和发展当地的旅游业,从而提升经济水平,为人民真正谋取福利。
3.1 建设服务中的供给者
在结合了当前民众和消费者的一定综合需求之下,政务部门依然不能忘记自身的根本职责,就是旅游公共服务的最终供给者。旅游公共服务同样是属于公共设施范畴,也就属于了政府部门的建设管理范围之内。
即便引入了市场化机制后,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决策时更加偏向于公众和消费者的需求,对于决策的实施和管理,同样需要政府部门的负责完善和规范化操作。按照民众的最终需求偏向来进行相关建设将是政府部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竞争机制此时也能起到一个良好的推进作用。合理的竞争将更好地推进整个旅游公共服务的进程。项目的完成度和与预期的符合度通过绩效加以显现,让政府内部的工作人员能够更加认真地对待当前工作,良好地以民众为需求的旅游公共服务实现才是最为符合消费者利益的,也才能更好地体现政府为民办实事的真正职能。
3.2 生产现实中的监督者
在完成了供给者角度的任务的同时,不要忘记自身的监督职责。公共设施是需要政府部门进行维护和管理监督的。在进行建设维护的同时,也需要良好的监督才能促进旅游公共服务的正常发展。放任自流或者仅以民众自行监督是难以将一个好的旅游公共服务流程一直走下去的。政府作为权威部门,也是建设实施的供给者,要更有效地监督和管理旅游公共服务的正常发展。不完善的监督最终只会导致旅游公共服务的虎头蛇尾,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在缺少完善的监管机制下,大都难以长期地维持下去,一段时间后又变回原样,使得经济的投入难以得到相应的回报率,这一点是非常不可取的。
公共设施属于公共和国家的财产。从维护国家和公民的利益来看,政府部门的有效监督就是在公众财产安全的具体保障,这才是对人民、对国家真正负责。
政府部门只有结合民众和消费者的需求来制定旅游公共服务的相关决策,才能更好地贴近人民自身的生活利益,达到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最终目的。政府在了解人民的需求的基础上也要严格履行好自身供给者和监督者的建设监管任务,有效地让旅游公共服务运行下去,从而让人民利益得到真正的维护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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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以其深奥的哲学思想和凝练的言语风格,赢得了哲学诗的美誉,并使得海内外众多不同层次的读者为之折服。2500多年来,仅在中国已有700多部《道德经》的注疏问世,更多的评注还在不断涌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论《道德经》的英译及其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道德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了解《道德经》即是了解中国文化。《道德经》英译可以帮助西方学者了解中国文化,起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本文主要从《道德经》的主要内容及价值、《道德经》的英译概况和《道德经》的英译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作用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道德经》;翻译;中国文化
《道德经》,又名《老子》,由战国时期道家学派整理而成,记录了春秋晚期思想家老子的思想和主张。《道德经》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学科,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道德经》主要阐述了“道”和“德” 的深刻含义,多层次剖析了宇宙万物及人类的内涵,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仰。”[1]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评论《道德经》一书:“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鲁迅曾说过:“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现代学者萧?j焘谈到:“老子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道德经》是一部不朽的哲学全书。”[2]
《道德经》英译本最早见于1868年伦敦图伯纳出版社出版的沾约翰牧师翻译的《老子玄学、政治、道德伦之思辩》。此后译过《道德经》的西方译者有里雅格、韦利等。胡子霖在1936年出版的译本是中国第一个《道德经》英译本,此后初大告、林语堂、汪榕培、辜正坤、称鼓应等也纷纷将《道德经》译成英语。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道德经》的帛书版,给英译《道德经》带来了挑战,刘殿爵等中国翻译家开始英译帛书版《道德经》。据不完全统计,从1868年至今各种《道德经》英译版已有182多种,几乎每年都有一两种新译本问世。
(一) 英译《道德经》对中国哲学思想的传播
《道德经》仅有五千余言,但文约义丰,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鲁迅说:“不读《道德经》,就不知中国文化。”。[3]《道德经》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也越来越显示价值。《道德经》中的哲学观点也引发了人类对自然万物的思考和探究。《道德经》通篇渗透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人该效法天道,包容一切,处事公平,只有天下归从,才能长久。
《道德经》的英译,传播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唤起了西方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也引发了西方学者对自然哲学的思考。黑格尔的辩证法、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莱布尼兹的“二进制”、物理学的“宇宙大爆炸”理论等也都有《道德经》的痕迹。[4]老子的哲学思想也影响了文学界,例如托尔斯泰把老子的“道”和“无为”思想发展成为“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成为托尔斯泰主义的重要内容。
(二) 英译《道德经》对中国教育思想的传播
《道德经》对中国教育思想作了如下阐述,“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老子)”。此话之意为学习不是逼出来的,而是施教者以身作则,正确引导学生树立兴趣与爱好,而不是一味地通过测试分数、评比等硬性指标束缚学生的学习行为,要以“不言之教”达到“不教而教”的效果。在中国教育史上,老子这一教育理念很少得到运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教育也向着“不言而教”发展。英译《道德经》使老子“不言而教”的教育观点传播到西方,“不言而教”在西方教育理念中的体现十分明显。西方学校主张张扬学生个性,鼓励创造和独树一帜,在教育方法上,强调学生的学习过程应当是基于学生兴趣和自发努力的自身行为,教师通过有技巧的提问激发学生潜在的观念和意识以及仿效典范等。[5]英译《道德经》影响帮助中国教育理念广为传播。
(三) 英译《道德经》对中国养生处世思想的传播
英译《道德经》使老子的养生思想和处世之道传播到西方社会。通过《道德经》的英译本,西方国家了解老子对待名利?p钱财?p成功?p失败的态度,及如何做到谦虚谨慎和顺其自然的处世原则。英译《道德经》把中华民族的养生处世思想精髓传到世界各地,有利于中外的交流与合作。
《道德经》英译数量的增加可以看出其重要性。从里雅格到韦利,从胡子霖到林语堂,《道德经》的英译不断地深入和进步,这些译本也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随着时代的发展,《道德经》和老子思想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道德经》的研究和翻译必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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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守信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大学生作为社会的栋梁肩负着传承美德的重任,可是现实不尽如人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校大学生诚信危机及其对策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近年来,学院很多学生对作弊问题的反应比较强烈。作弊是道德观念上的缺失,缺失的就是我们做人最根本的东西——诚信,诚信危机已经成为很多大学生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人物访谈、专家咨询等方式对学院理工科学生诚信教育的现状进行调研,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坚持推进学院“严抓考风”、“促进学风”、“构建诚信”的长期教育机制的同时,从大学生政治、经济、学习、交往、就业和网络等六个方面,提出构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新思路和具体策略,以提高学院大学生诚信教育工作的实效。
大学是当代大学生处在一个形成自己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处世观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阶段的大学生大多数是没有主见、没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于是他们就会喜欢、接纳那些自己向往领域的名人的一些言论.以代替自己的思想、思维方式以及看待生活的角度。从高校管理的视角,以培养全面发展的大学生为己任,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学生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处世观,而各种正确观点的形成,要以诚信作为一个基础。诚信是我们做人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赖以存在的一个道德基础,当代大学生的诚信是中华五千年优良文化的一个传承,也就成了我们重中之重的教育管理任务。
本文以宿迁学院理工科学生为例,从政治、学习、经济、交往、就业和网络六大方面进行问卷调查,就此发现,以下方面问题:
(一)政治方面。
学院多次开展诚信教育相关课程以及运用讲座、征文和辩论等多种模式,向在校大学生们传播诚信的精神和意义,可据调查数据显示,仅有64.8%的学生端正态度认真学习,相反,即35.2%的学生从思想上不重视学习诚信教育的精神理念,没有达到学校预期开办多种教育模式的效果。
(二)学习方面。
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测算数据,学院理工科学生在“对学生考场作弊行为所持态度”上,39.6%的学生持有放纵的态度,认为考场作弊的行为是可以理解,不被抓就好甚至是无所谓的,40%的学生承认曾在“考试中作过弊”。在对“是否抄袭过他人的作业或论文”调查中发现,从来没有抄袭过他人的学生占比仅为40.8%,也就是59.2%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抄袭作业,比重很大。更有82.3%的人,对“大学生为了完成课程作业和毕业论文,出现抄袭行为”的看法是,认为抄袭是正常的事情,或者态度不明晰。
(三)经济方面。
在对被调查者问及“您有过欠费(学费、信用卡、手机费)的情况”时,75.9%的调查者表示从未发生欠费现象,也就是大约24.1%的人发生了欠费现象,相当于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拖欠费用。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还发现,理科生还存在骗取贫困生困难补助、恶意欠费、不催不还的情况,这让我们很震惊。
(四)交往方面。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您在生活中是否有过以下某种形式的不诚信行为”的人际交往中诚信缺失选项占调查者比例的16.6%,更有75.8%的调查者在其他方面缺乏诚信,这直接表明,诚信缺失的现象在人与人接触的方方面面之间很常见。在本次问卷调查中,我们发现,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也体现了理科大学生诚信的缺失,我们没有设置的选D,却有学生选择D。
(五)就业方面。
在被问卷调查的理工科大学生中,“在应聘时,您会如实填写个人简历吗”,11.9%的学生选择会为了求职制造虚假履历;“您如何看待毕业生存在的随意毁约现象”中,除了56%的学生认为这是很不应当的,其余的学生都是认为毁约是可以理解的,各种辩护,其中甚至有1.9%的学生认为这是无所谓的情况,大学生诚信不得不让人质疑。
(六)网络方面。
“您上网注册时用的是真实姓名吗”的调查结果是,71.4%的学生并非是一直使用真实姓名,而与51.9%的学生在上网时用QQ聊天时不知道对方真实姓名时有安全感的调查结果产生了矛盾。也就是在网络网络上,理科生更要求他人诚信,而非自己。
当代大学生诚信危机体现在方方面面,应对诚信危机也该从多方面着手。
第一,将诚信教育贯彻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
在校大学生忽视诚信教育的学习,主要是因为从小学的思想品德教育到大学的马哲等学科,都是作为副科学习,学分少。从思想态度上,大多学生都是蒙混过关,草草了事,不像学习正课那样投入时间和精力。我们应当全面加强学科建设,全面重视每一门课程的教育,让学生认识到,每一门课程都是一样重要,对于大学生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单独设立学生分数评价体系。评价学生不仅仅是从学习上,还要从思想上,将诚信教育相关课程设置独立评分体系与专业课等学科评分体系划分开来,让学生真正明白学没有正、副科目之分,想要真正出色,只有诚信课程方面和专业课方面都做的好才行,努力发挥学院课堂的作用。
第二,将诚信教育贯彻到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
相关的思想教育政治课内容十分呆板,让大学生没兴趣去学习它们,也就在学习过程中敷衍了事。我们应当从多方面发掘各类专业课程的诚信教育资源,并结合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大学生喜爱的方式传达诚信教育,达到预期效果。例如:我们可以多多开展名人进校园活动,各种名人都可以进入校园,经济类、娱乐类等名人统统可以,以各种身份的名人的视角来诠释诚信,大学生在上大学期间,是一个形成自己人生观、世界观和处世观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的大学生多数没有主心骨,喜欢那些自己喜欢领域的名人的言论,这更多的影响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以及看待问题和生活的角度,每次的名人进校园活动也是反响热烈,我们应当为大学生们多多创造这样的机会,让他们在获得专业课领域顶尖人才传授知识的同时获得思想教育。
第三,将诚信教育贯彻到大学生的经济生活中。
从调查结果知道,大学生们的经济方面发生问题,主要是大学生抱有贪图小便宜的心理所导致的,恶意的情况少之又少。我们作为高校教师,应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将我们所学的专业知识传授给我们的学生。同时,也要结合大学生们大学阶段的身心发展以及教育的规律将我们所学的心理学方面应用到大学生的心理教育中。我们可以通过与大学生们的谈心活动,针对性的传教有关经济的案例,引发他们的感悟,指引他们树立正确金钱观。
第四,将诚信教育贯彻落实到大学生的交往生活中。
大学生们在交往中的不诚信,源于他们对诚信理解的过于狭隘,他们将诚信置于一些特定的领域,而忽略诚信是体现在方方面面,不仅仅是特定领域。我们应当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诚信的意义,帮助他们打开新视野,激发他们潜在的对不诚信的排斥感。我们可以通过班级分小组讨论、开班会和班级心理团体训练等等,让学生们讲述自己在交往中不诚信后自己的心理故事,或者是讲述遇到他人不诚信后,你的观点态度。我相信,以故事形式讲述大学生身边人和身边事,可以令大学生反思合反省,自我教育,将他人的错误行为引以为戒,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有效培养大学生的处世观。
第五,将诚信教育贯彻大学生的就业指导中。
大学生就业所存在的许多问题源自于他们没有正确的意见和建议。虽然学校对大学生就业有就业指导课程,但是,学生们的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就业课程仅仅是选修课程,仅仅部分同学能选到课,无法普遍的给学生提供有效的意见和建议。调查报告研究过程中,询问过部分大三学生,“有关就业,希望学校提供哪些帮助”,他们认为,老师讲述的都是年代久远的,与自己即将面临的择业时代、方式方法、遇到的情况都是不同的,实质性帮助少之又少。甚至学校花大价钱请名人指导我们择业就业用处也不是很大,反而他们更愿意更希望接受到新一届毕业生给的意见与建议,真正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作为老师,应帮助解决难题,我们应当多多邀请优秀毕业生进校园,给学弟学妹们指导意见、建议,当然不乏通过优秀毕业生传达我们在就业方面的诚信教育精神。
第六,将诚信教育贯彻到大学生的网络指导中。
网络是虚拟的世界,形形色色的人抱有不同的目地,大学生还是非常单纯非常稚嫩的一个群体,很多情况下的网络不诚信,是在一个整体的不好的氛围下的一种自我保护。针对大学生喜爱玩网络游戏的特点编写一些反映诚信理念的网络游戏,寓教于乐,使学生在玩游戏中,潜移默化的接受诚信道德观念,形成网上网下诚信教育的合力。我们应当从保护大学生的角度出发,提醒他们要有警觉意识,如何自我保护,在自我得以保护的情况下,诚实守信,改善虚拟网络大环境下的不良氛围。
总的来说,当代大学生的诚信状况是良好的,是积极健康的。当代大学生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学院,随着各方面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对于国家的政策方针是十分拥护的。在学习上,他们努力进取,在与人的交往过程当中也是努力能够做到诚实守信,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学生也存在着很多不诚信的行为,如助学贷款到期不还,作业论文互相抄袭,随意和签约单位毁约和求职简历弄虚作假等等。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希望,是高级的知识分子,是民族的未来,是国家的栋梁,是不可多得的国家宝贵人才。
随着我国目前越来越重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逐渐深入人心,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我们更加应该重视大学生的诚信行为,更加重视大学生的诚信教育,一个人的诚信是这个人的立足之本,假如没有了诚信,这个人便失去了社会交往当中最基本的条件,诚实守信向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把大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对于我国实行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
高校大学生诚信危机及其对策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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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领域作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前沿性概念和问题,它本身既有其独立于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规定性,又有其独特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发展逻辑,可以说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学术独立性的政治哲学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宪政民主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关键词: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范式;宪政民主
伴随着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热潮的兴起,学术界陆续展开了对公共领域问题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就。但是,由于人们大多是在市民社会的话语系统内而不是自觉地把“公共领域”从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研究,既影响了对它的纵深探讨和通约性把握,也遮蔽了它的学术价值,这就导致对它的研究总是停留在不同学科各取所需的简单应用层面,而缺乏学术通约性的把握和旗帜鲜明的理沦定位。正是基于这种学术背景,本文尝试把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话语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学理建构性的专题探讨,试图形成一个属于公共领域本身的理论话语系统,并据此探讨其政治哲学意义。
公共领域的历史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公共生活,但作为一个现代理论话语则是肇始于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和以卢梭为代表的近代共和主义的理论分歧。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理论强调的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维护,欠缺的是对公共利益、公共美德、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的追求。它在宪政实践上的建制化容易导致政治合法性危机。而以卢梭为代表的近代共和主义理论试图以建立共识为前提来解决这一问题。它强调对公共利益和公共善的追求,认为公意代表了全体公民的普遍的、最高的公共利益,它既是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也是社会整合和道德认同的基础:但卢梭的公意说缺乏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度化维护,无法在现实社会中独立地建制化,因而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以公意取代私意、以极权取代民主、以道德认同取代利益认同、以“心灵共识”取代“辩论共识”。所以,它并没有真正解决现代多元社会的公共认同问题。
从理论上看,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公共性问题。学术界对它的理论解决经历了一个逐渐明确化的过程。可以说,它开始于康德对启蒙的反思,中间经过阿伦特的发展,再通过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而渐趋成熟。
康德对公共性的追问源自他对启蒙问题的思考。他认为,启蒙是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就个人而言,启蒙是一种自我反思的主体性原则;就全人类而言,启蒙是一种通过人类理性而迈向绝对公正秩序的客观趋势。因此,“无论是哪种情况,启蒙都必须以公共性为中介”。因为,人类摆脱不成熟状态而达至启蒙的唯一途径是理性的公共使用,即“一个写作和出版的问题。康德解释说,按照我的理解,理性的公共使用就是任何人作为一个学者(celehner)在整个阅读世界的公众面前对理性的运用’。这就是‘公共的’这个词的最真实的意义’”。这是一个与各种阅读群体、舞台、信件的出版交流等联系在一起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们的言论是公开和自由的。所谓公开就是学者公开说话、公开传授真理,所谓自由就是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批判。在康德看来,“公共的”世界是一个在广泛的市民阶层中形成的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的世界。“各色人等混杂组成的群体”相互讨论、争辩和批判,享有使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权利,同时也是“理性的公共运用”。这意味着权力不是无限的,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循先验公意原则。只有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政治权力才是合法的。这是由人类自由地运用理性的天然本性所决定的,也是人类自由地进行意愿表达和自由决定自己行动的天赋权利。这样,与卢梭的公意产生过程只有公民的喝彩而无公众的公开批判与辩论相比,康德强调的是学者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批判,通过公共性过程产生的共识是辩论的共识。这就为“公共性”的发展开拓了一个自由辩论与公开批判的新空间。但是,康德的这种建立在人类公开运用理性的天赋权利基础上的先验公意,也并没有真正解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通过公共领域理论来解决就有了说服力。
阿伦特是最早明确提出“公共领域”并对之进行思考的哲学家。在阿伦特的视野里,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所确立的市民社会或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相分理论范式已经不足以解释20世纪的政治现象,因此,要想说明和解决20世纪复杂的政治问题就必须建构新的理论范式。为此,她对人类的活动及其相对应的社会领域作了三分,提出一个“劳动—工作—行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私人领域一社会领域一公共领域”的三分理论框架,以取代以国家与社会二分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理论范式,并据此建立起来了公共领域的理论话语系统。她认为,劳动(私人领域)是人消耗体力、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工作(社会领域)是人利用工具制造耐用品的活动,是一个由目的或手段所决定的无意义世界;唯独行动则是人们既不受必然性的约束也不受功利考虑的制约而进行直接交往的真正自律的人类活动。这种作为行动的活动的范围,就是公共领域。其特征在于:它是一个排除了任何仅仅维持生命或服务于谋生目的,而以公开自由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的空间。在公共领域里,独立个体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然后汇总选出代表,进入更高一级的协商讨论中去,最终达成多元共识,形成公共意志,并以此为基础决定一般的公共规则和特殊的公共决策。这样,在公开的、“持续”的“行动”中社会的多元共识得以形成并随之持续发展,从而为权力的合法性提供“持续性’’的政治热情和共识基础,这就为解决西方社会宪政危机确立了一条新路。
康德对“公共性”的追寻和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共和主义解读,为哈贝马斯在更宽阔的理论视野上建构公共领域的话语系统提供了厚实的理论平台。事实上,以康德的启蒙理性(自由观)和阿伦特的共和主义(政治自由观)为理论基础建立的“公共性”理念,不仅成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核心理念并使之彻底概念化和理论化,而且还成了贯穿哈贝马斯思想发展的一条潜在主线。从早期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公共领域理论的系统论述,到中期的“语言学”转向对“交互主体性”的讨论,再到晚期的程序主义民主对当代全球政治的关怀,无不体现了哈贝马斯对康德“理性的公共运用”和阿伦特积极的“公开政治行动”的遵从和发展。并且,在公共领域功能的拓展、公共领域概念的确定以及公共领域理论的建构上,哈贝马斯都超越了前两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有了哈贝马斯才有了公共领域的理论话语。尽管哈贝马斯在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完成了对公共领域理论的创造性研究之后,因“另有理论关怀”而没有继续就这一理论本身进行深入研究,但公共领域问题始终像一个影子一样或明或暗地不离他的左右。无怪乎哈贝马斯会在1989年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一个英译本问世而举行的“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主题研讨会上,首次公开声明该书是他思想体系的“入口”,舍此别无其他进路。所以说在哈贝马斯这里,“公共领域”已经从市民社会的话语中独立了出来并发展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这表明,“公共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话语系统获得了自己的理论域,如果继续把它放在市民社会的概念下势必会遮蔽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公共领域”本身具有独立于“市民社会”或“政治国家”的理论规定性,它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思想品质和理论内容。从学术特征来看,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是随着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而发展起来的中介场域,它本身就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一个张力场,占据着一个不同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理论空间。
首先,“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独特内涵和外延的社会科学范畴,它具有自己独立的理论规定性。所谓公共领域,“指的就是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依托市民社会又独立于政治国家、介于公共权力和市民社会之间并联结沟通二者的社会中间地带;是由享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权利的私人组成并向所有社会公众自由开放,通过对话商谈、公众舆论、社会压力的形式对公共权力和其它社会势力进行监约,并能够推进国家与社会实现互动的民间自治领域;它是以参与者、沟通媒介和(达成)社会共识为内在结构,以能够形成公共伦理和公共理性的公共场所、公共传媒、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公共空间为外在形式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这表明,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蕴涵了一种价值追求,而这种价值追求是由一组理念提供的,而这些理念的形成和存在则又是依托一定的现实形式作为载体的。也就是说,由公共场所、公共传媒、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公共空间所构成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是公共领域观念描述的现实对象,也是蕴涵公共领域理念及其价值性意蕴的现实寓所;这是一个向所有公民自由开放、由交往和对话组成并介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社会性存在。而理念层面的公共领域则被用来指称这些感性现象的抽象性本质,是一个蕴涵和表征公共伦理、公共理性的精神系统。它是对以实体形式存在的公共领域的一种理论描述。它与公共领域的实体性形态相契合构成了一个内涵和外延统一的完整概念并孕育了公共领域概念的价值性意蕴。可以说,公共领域概念代表着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内容、以公众自由平等参与为形式、以理性商谈和理性批判为目的的社会交往空间。它是一个具有实体性、分析性和价值性存在的复合性范畴,它占据的是一个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理论空间。
其次,“公共领域”是一个与“市民社会”有着显著不同的理论范畴。尽管人们对“市民社会”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但其基本含义却难以离开黑格尔和马克思所确定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个范畴,即不能把经济活动排除在“市民社会”之外。从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来看,它应该是由各种形式的资本所主导的社会因素运动中形成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的各种向度和深度的互动关系的总和。这是一个没有公共权力属性而完全个体化的活动空间。与之不同的是,公共领域作为社会与国家的中介虽然也具有一些私人性特征(如自治、自愿、非强制等),但它却既把经济交往领域排除在自己之外又与公共权力直接相连,成为私人(或私人性团体)与公共权力互动的平台,并且具有公共性特征。在其作用上,公共领域既可以整合和表达民间的要求,又能促使公共权力接受来自民间的约束。因此,它是一个不同于“市民社会”的独立概念。这表现在:从实体形态上看,公共领域虽然依托于市民社会,但它只是属于市民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虽然与“市民社会”有交叉,但却有着自己的独立空间。它既与市民社会中的私人个体和家庭不同,也与市民社会中的经济交往领域有异;既不会把手伸进个体的私生活之中,也无兴趣于干预市场交易和经济活动。
再次,“公共领域”又是一个与“政治国家”不同的概念。公共领域的内涵和本质决定了它是一个独立于政治权力的领域。从政治上看,公共领域不是政府权力的延伸,也不会参与或受制于政治权威,而是社会公众表达自己意愿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它既不以追求政治权力为目的,也不受政治规则的左右,即便是具有政治追求目的的传媒和其他社团组织,当它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并参与其活动时,也就脱去了其政治外衣回归了它的本真状态——公共性追求。所以,公共领域不具有强制性、主权性和普遍约束力,也不会去“统一思想”和压制言论自由,而是作为“私人”的“公众”自由地在他们所共同关心的“普遍利益”方面交换意见、形成共识、产生压力的“场所”,是人们独立自由地交往、沟通的共同活动空间。可以说,公共领域既是独立的私人之间的联合,又与政治权力保持着适度的关联,是沟通二者的中介和平台。
总之,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之间并独立于政治国家又依托于市民社会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它既不同于公共权力,也不同于市民社会,而是有其特定本质的社会存在和理念形态。
从政治理论发展来看,公共领域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之外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自由主义民主(间接民主)理论所要解决的是如何通过限制公共权力的不当行使来保证个人权利的实现的问题。为此,它通过设计一套形式化的权力分置、制衡和监约的法治机制来确保个人基本权利的实现。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过分追求容易导致个人政治参与热情的降低,诱发公民的政治冷漠症,进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出现危机。而共和主义民主理论则从解决这一问题出发,强调如何落实公民的政治普遍参与并赋予公共权威以充足的合法性。在它看来,政治合法性只能来自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普遍的直接参与。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就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政治、按照公共意志的指引决定公共事务的社会。但是,这种建立在“在场的”直接民主形式在现代社会已失去其存在基础,它无法独立地建制化——如果离开了法治、宪政和个人权利,其独立建制化的结果只能是极权主义暴政。这样,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自由主义的间接民主虽然是“弱势的民主”,但却被证明是唯一可以建制化的制度安排;而“在场的”直接民主虽然可以使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厚实起来,但却无法在整体上替代代议制民主。那么,怎样才能克服这两种民主传统的各自局限性而找到二者的结合点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够既可以保证公民的普遍政治参与避免政治冷漠症,又能够使公共权力制衡建制化防止极权主义暴政呢?
公共领域理论的提出,可以说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
首先,公共领域理论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思想起到了某种纠偏与修补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共领域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着合法性基础。公共领域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商讨机制,它既是形成公共理性的社会根基,又是公众广泛认同、真诚信仰和积极参与的组织平台、制度支撑和实现途径。公共领域理论主张,凡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必须在公共领域里由公众进行充分自由的公开讨论、协商以达成共识;公共权力的行使不再是少数官僚或政治精英的专利,而是诉诸经过公众讨论、协商和共同认可而形成的法律(宪法)。因而,这种具有法理型权力合法化形式的政治体系就获得了牢固的合法性基础。第二,公共领域作为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它能够在国家和公民之间架起一座理性沟通的桥梁,从而缩小公民与国家的间距,增强公民的民主参与热情,进而对自由主义民主所无法克服的公民的政治冷漠症起到某种医治或纠偏作用。这是因为,公共领域把国家与公民既隔开又连接起来,这既减少了由于国家直接面对公民而出现政治冲突的概率,又增加了国家与公民沟通的多元通道,从而使公民与国家的联系紧密起来。再者,公共领域的社团组织、传播媒介和社会运动等中介机制为公民提供了广阔的公共交往舞台,促使社会公众能够走出私人生活的一己空间,积极参与到广阔的社会交往领域之中。这些公共领域的媒介机制提供了公民表达言论、参与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以及实现自主性的舞台,从而为公民进行独立自主的社会政治交往活动提供了适当的资源、组织便利和合法性保障。第三,以公共领域的机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话语民主模式修补了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缺陷,从而丰富了当代西方社会的宪政民主理论。公共领域理论所提出的协商性民主,并不是建立在正式的受宪法调节的协商和决策的基础上,民主过程必须依赖于不具有正式形式的公共意见的供给,这种公共意见在理想情况下是发生在一个未受颠覆的政治性公共领域的结构之中的。它主张,凡是涉及重大的公共决策,在政策实施之前须由公民进行充分的讨论和争辩,通过不同意见的对话,最后达成妥协或共识。这种通过交往网络而发生的理解过程,体现了一种高层次的主体间性。公共意见的形成过程、建制化的选举过程、立法的决定之间形成了交往之流,这种交往之流的目的是确保能够通过立法过程而把舆论影响和交往权力转移为行政权力。
其次,公共领域理论又修补了共和主义民主的理论欠缺和落实难题,并确立了一个异于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新的民主方向,从而为宪政民主的发展增添了新的理论活力。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共领域为公民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模式。公共领域理论所提供的公民政治参与模式,主要不是通过自己直接掌握公共权力或直接选举公职人员,而是通过自由形成的中介组织以公众舆论或社会压力的形式对公共政策的产生、公共权力的取得与行使、法律的制定与执行等方面形成若明若暗的压力来实现的。这与共和主义理论所主张的直接民主有很大不同,并且容易在代议制的宪政框架内得以建制化,从而避免直接民主的乌托邦性。第二,公共领域通过把“话语民主”形成的“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权力而实现了对公共权力的监约。在公共领域的话语里,人民主权被分散在了民众的自由交往和理性沟通之中,公民正是通过这种自由交往,以自由言论和自由结社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以此影响公共权力的运行,进而把话语交往权力转换成制度权力并与其一道形成强大力量发挥其宪政民主作用。第三,公共领域对公共权力具有强大而切实的监督制约功能。公共领域理论通过肯定并强调社会中间力量在政治运行机制中的作用而彰显其宪政民主功能,从而对共和主义民主的建制化弱势起到了修补作用。公共领域中的各种社团组织构成了建设民主社会的基础,是防止“民主的暴政”的重要机制。
总之,公共领域作为存在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它能够把独立个人间的相互承认和自主交往关系升华为一种普遍关系,形成公共伦理,达至公共理性。因此,它虽然似乎具有某种私人性,但却通过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架起理性沟通的桥梁而把旨趣指向了公共政治领域,产生了具有政治价值的公共性。一方面,政治国家通过公共领域获得公民的政治见解,也赢得他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另一方面,公民通过它也获得发表政治意见和参与政治的更多途径和机会,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对公共权力的监约,从而推进民主、法治和人权的实现。因此,探讨公共领域问题,既能够为当今中国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拓展新的理论空间,也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探讨开辟新的视域,同时在实践上对于我们把握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促进宪政民主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建设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都具有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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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全国人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我国在应急管理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要求"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但目前我国行政应急起步较晚,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不完善,在应急管理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些问题,何以应对是当前我国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
面对上述政府在应急管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以及新公共管理在我国政府改革中的借鉴意义及适用性,文章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完善政府应急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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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领域作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前沿性概念和问题,它本身既有其独立于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规定性,又有其独特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发展逻辑,可以说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学术独立性的政治哲学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宪政民主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关键词: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范式;宪政民主
伴随着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热潮的兴起,学术界陆续展开了对公共领域问题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就。但是,由于人们大多是在市民社会的话语系统内而不是自觉地把“公共领域”从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研究,既影响了对它的纵深探讨和通约性把握,也遮蔽了它的学术价值,这就导致对它的研究总是停留在不同学科各取所需的简单应用层面,而缺乏学术通约性的把握和旗帜鲜明的理沦定位。正是基于这种学术背景,本文尝试把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话语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学理建构性的专题探讨,试图形成一个属于公共领域本身的理论话语系统,并据此探讨其政治哲学意义。
从政治理论发展来看,公共领域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之外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自由主义民主(间接民主)理论所要解决的是如何通过限制公共权力的不当行使来保证个****利的实现的问题。为此,它通过设计一套形式化的权力分置、制衡和监约的法治机制来确保个人基本权利的实现。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过分追求容易导致个人政治参与热情的降低,诱发公民的政治冷漠症,进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出现危机。而共和主义民主理论则从解决这一问题出发,强调如何落实公民的政治普遍参与并赋予公共权威以充足的合法性。在它看来,政治合法性只能来自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普遍的直接参与。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就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政治、按照公共意志的指引决定公共事务的社会。但是,这种建立在“在场的”直接民主形式在现代社会已失去其存在基础,它无法独立地建制化——如果离开了法治、宪政和个****利,其独立建制化的结果只能是极权主义暴政。这样,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自由主义的间接民主虽然是“弱势的民主”,但却被证明是唯一可以建制化的制度安排;而“在场的”直接民主虽然可以使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厚实起来,但却无法在整体上替代代议制民主。那么,怎样才能克服这两种民主传统的各自局限性而找到二者的结合点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够既可以保证公民的普遍政治参与避免政治冷漠症,又能够使公共权力制衡建制化防止极权主义暴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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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社会发展的常态下,媒体的主要功能是传播信息、引导舆论、舆论监督等。而在发生公共危机中,媒体的功能则细化为预警、沟通、参与等等,并承载着重要责任和使命。本文通过分析公共危机事件的涵义和特征,针对媒体在公共危机中应具备的功能及责任进行探讨。
关键词:公共危机;新闻媒体;社会责任;功能
一、公共危机事件的涵义和特征
“危机”从字面上理解即危险和机遇,是组织命运转机和恶化的分水岭。危机通常指决策者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威胁或挑战、有关信息很不充分,事态发展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需要做出决策的事件。在我国,公共危机事件一般指突然发生并且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社会危害和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包括突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事件和公共卫生事件。
公共危机事件具有四大特征:第一,突发性和紧急性。即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难以预测,常常超出人们的惯性思维和社会正常的运行秩序。第二,后果难以预料性。由于信息时代事物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且呈多元化趋势,易引起事物间的连锁反应而把危机的影响逐渐扩大。第三,广泛的社会性。危机事件所涉及的主体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对广大民众有着越来越多的互动影响。第四,具有可控制性。危机是可以控制的,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甚至在危机爆发的过程中,相关部门与人员都可采取有效的方式控制危机的发生、发展并尽可能消除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公共危机事件中,信息的传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活动。2001年的9?l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和媒体团结一致,及时、准确地发布信息,在积极引导公众的同时也塑造了政府形象。而在2003年的“非典”事件之初,我国有些地方政府没有对事件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隐瞒事实真相,媒体也未能及时、准确的报道,最终在社会上造成恐慌,以致出现了抢购抗非物品的狂潮。信息传播与政府和民众之间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所以,面对公共危机事件,只有政府、媒体和民众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才能有利于及时消除危机,维护社会稳定。
二、公共危机中媒体应具有的功能
危机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因其迅速、准确地报道而在业内和公众中确立自己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也在为社会有效地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而赢得公众的认同和赞誉。新闻媒体在公共突发事件应对和控制中具有如下重要功能:
(一)新闻媒体在突发事件控制中具有实现群众知情权的功能
人民群众既是灾害的受体,也是抗御灾害的主体。灾害发生后,要及时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让群众了解灾害发生的实情,让公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这是新闻媒体积极参与抗灾救灾的重要前提。
(二)新闻媒体在突发事件控制中具有输导群众情绪的功能
危机事件发生后,媒体可以充分发挥独特的舆论功能,正面引导危机事件所影响的区域之内的广大群众的情绪,使之趋利避害并朝着有利于抗灾救灾的方向发展,为政府有效处理突发事件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三)新闻媒体在突发事件控制中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
政府、传媒和公众是大众传播系统的三个角色,传媒在公众与政府之间架起信息畅通的桥梁。政府是社会公民权利的代表,代表人民管理社会公共事物,代表人民利益对发生的灾害进行应急处置。新闻媒体可以通过设置舆论焦点塑造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良好形象,并在满足公众信息需求的过程中保持社会正常运转。任何突发事件发生时,总会形成一定的舆论焦点,影响人们的观念。新闻媒体在不知不觉中传达政府的声誉,在潜移默化中树立政府的形象,在正确引导中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
三、公共危机中媒体应承担的责任
(一)媒体要做“安全阀”不做“助燃剂”
在危机传播的过程中,受众最关心的是有关危机信息的内容、发布者和传递的方式。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后。大众媒体在信息传递、知识介绍、信心鼓励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大众传媒的危机信息传播需要注意下面四个方面问题:信息失真、报道失衡,重复传播、急功近利,造成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和受众趋向不稳定的局面。同时,也需注意受众面对危机信息传播的媒介素养水平不高,缺乏理性判断各种传播渠道的客观性和可信性的能力,不知道如何接触公共信息源,如何判断大众传媒报道的真伪,对得到的危机信息缺乏科学判断和理性分析,导致轻信来自人际传播渠道的流言。
由此可见,在传播危机事件时,新闻是柄“双刃剑”,媒体既可能是“安全阀”也可能是“助燃剂”。媒体作为舆论的工具,具有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功能,及时、真实、准确地传播危机事件信息,让公众尽快了解事实真相,大众传播就是“安全阀”。如果瞒报谎报危机事件信息,大众传播就可能是“助燃剂”。
因此,对公共危机,媒体首先要做好全面报道,尽可能及时地将真相告知公众,廓清谣言,稳定人心。其次做好舆论引导。当危机来临时,由于社会有较大变动和震荡,导致刺激意见的出现并汇集为舆论,而舆论又反过来影响着公众的意见和情绪。此时,如果进行正确引导.舆论就有助于危机的解决,而如果引导不善,舆论就有可能形成阻力。
(二)媒体要树立大局意识,善于信息的取舍
一旦危机事件发生,媒体就要积极面对,把社会公众对危机的舆论引导到有利于危机解决的正确方向上来。如何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正确引导舆论,需要媒体树立全局意识和大局意识.全面配合危机处理者,二者达到完美的结合,共同促进危机的解决。
公共危机是对媒体的一场大考验,既是新闻敏感性的考验,也是政治敏感性的考验,更是综合业务能力的考验。2008地震灾害涉及到方方面面,但始终有一个聚焦点——抗震救灾,包括受灾状况、救人和重建工作。紧盯聚焦点是媒体的本能。但怎么盯、盯什么,却反映了媒体自身的素质。每一场公共危机,对媒体来说,都是一场战斗。这场战斗不仅仅说要“在场”,在场只是起码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打好责任牌, 是最大程度地为化解危机出力。在报道中不渲染灾情,以稳定人心,维护稳定,减少些对民众产生恐慌心理的信息传播。这是责任媒体在报道中大局意识的体现。
危机传播,不同于一般的新闻传播,它是在极大时间压力下对不确定状态做出的无章可循的传播。媒体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树立大局意识,努力提高危机传播的引导水平。
在此次地震灾害面前,各媒体积极介入,纷纷派出记者奔赴抗灾第一线,为读者带来了各地第一手材料,但这其中仍然存在着各种复杂因素,只要稍一处置不当,就有可能进一步激化危机。这主要体现在媒体对信息的取舍上。
面对这么多信息,公开什么不公开什么,就对媒体造成了考验。如果不加判断,有什么就披露什么,哪怕信息是真实的,也有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在这样的公共危机面前,传媒责任不仅是派记者奔赴抗灾第一线,更关键的是需要有大局意识和高度的政治家办报的理念,帮忙而不添乱。
结束语
新闻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现。因此,政府在危机管理中,要充分重视新闻媒体的作用,制定有效的媒体政策,及时向公众公开信息,提高决策透明度,引导公众共同克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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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线是美术用语。在写生过程中,画具有对形体称特征的物体时,为了把该物体形体结和结构关系画准,所虚设的一条中轴线。尤其是画 人物头像,“中线”显得更为重要。中线把人的头部分成左右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的形体和解剖结构是完全对称的。有了中线,可以避免把形体划歪;可以把握不同角度头部形体透视的变化;可以掌握不同动态的头部的结构特点。当然,“中线”对于静物的造型也是很重要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漫谈美术中线的作用及其特征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线条在美术作品创作中线条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艺术家们常常运用简单的线条来勾勒出心灵的契合点,进而清晰的传达出作品的创作意图。在现代美术创作中,线条依然深受艺术家们的认可与喜爱,创新挖掘线条的审美特征与作用以丰富作品的审美意境,提升美术作品的审美价值。
线条是美术领域中的一种表现语言与表现方式,艺术家们往往运用不同的线条来勾勒形态各异的艺术形象,以突显出美术作品的简洁性与朴实性。虽然中西方存在着社会形态、审美文化的差异,但对于线条美却有着相同的认识,艺术家们积极发挥“线”在美术创作中多样性的表现张力与广阔的意趣空间等作用,以线条的力度美、意象美等审美特征来营造美术作品的意境,进而增强美术作品的艺术渲染与张力。
(一)散发多样性的表现张力
线在美术创作中充当着一种表现工具,一种形象化的表现形式,是点与面之间不可缺少的过渡工具,发挥着其本质的艺术作用与表现张力。艺术家们为了尽可能多的挖掘线条的艺术表现张力,常常采用人工表现方法与手法来灵活变化线条的表现形式,进而赋予线条人工的气韵,使得美术画作能够在“线”的作用下更加富于艺术表现力以及艺术意趣。总体来说,美术中“线”的作用之一在于其散发多样性的表现张力,而这种表现张力也脱离不了人工创作意识的牵引。艺术家们以或柔或刚、或拉或提等创作手法来运用线这一表现工具,以极具审美性的线条来勾勒出心中的理想意境,以线条美来丰富画作的整体意境,创作出具有强烈表现张力的美术作品。
(二)营造广阔的意趣空间
线作为一种视觉上的表现形式,具有简单、多变的表现特征,艺术表现形态丰富多样,能够满足艺术家营造广阔意趣空间的创作需求。不同的线条可以表现不同的视觉效果,营造不同的视觉意趣,如直线给人一种正规、严肃的视觉感受,而斜线、曲线则给人一种动态、多变的视觉感受,流畅的线条给人以愉快感,而断断续续的线条则给人以压抑感等等。虽然在美术创作中,画作的空间还可以通过色彩、块面等表现方式来区分体现,但若是缺少了线条这一辅助工具的衬托,画作的空间感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缺失理想中的审美性。尽管线条本身的表现方式较为简单、朴实,不过若将线条与色彩、块面等表现形式有机结合时,则更易于营造出丰富多样的画面意境。于是乎,营造广阔的意趣空间是“线”在美术创作中又一大作用,利于增强美术作品多变、绚丽的视觉审美力。
(一)力度美
力度美是美术中“线”的一大审美特征,在中西方美术创作中,其以不同的表现方式来体现作品中线条的力度美。西方艺术家在最初的美术创作时期,常常将线条这一元素运用在雕塑艺术上,因雕塑讲究立体性,所以在雕刻的过程中需要重点把握线条的力度,从而以恰到好处的线条来雕刻出作品的块面,以达到光与影的最佳视觉效果。而在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创作中,线条的力度美特征表现得更加显而易见,线条力度美在山水画创作中为作品添加了气势上的审美表现张力。
在山水画家用笔创作的过程中,笔的着力与勾勒都会影响线条的表现与审美,或浓或淡、或细或粗、或刚或柔的线条取决于用笔的力度、速度与笔墨含量,而线的韧性与审美性往往就体现在这些方面。此外,山水画家所掌握的“折钗股”绘画基本功也会影响着线条的力度美,圆润、饱和的线条转折才利于山水画呈现出自然的审美性。线条的表现方式简洁、清晰,艺术家们可以通过不同力度的线条来突显作品的审美性。
(二)意象美
如上所述,线条在美术创作中具有营造广阔意趣空间的艺术作用,线条那丰富多变的艺术形态可以为美术作品渲染更为抽象性的意象审美感觉。在艺术家的眼中线条已超越了绘画元素的普通意义,而是一种承载艺术家丰富想象与情感的表现体,从而为艺术家勾勒极具意象美的画作奠定创作基础。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往往从现实生活中获得,他们擅长将生活中的具体物象进行线条的抽象化提炼,而后根据创作需求对这些抽象化的线条元素进行再创造,充分的利用抽象线条来勾勒出心中的感性意境,以呈现出画作内容丰富的意象美。线条意象美的审美特征最可贵的地方就表现于此,线条的意象化表现形式往往反映了艺术家创作过程中的思想与情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艺术家的创作意向以及创作风格,而具有意象美的作品更易于得到欣赏者的注意与共鸣。
线条以其独特的审美特征成为美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丰富美术作品审美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线条所具有的力度美与意象美两大审美特征,以及线条在美术创作中所体现出的多样性表现张力、广阔性意趣空间的艺术作用。这利于艺术家们更加熟练的运用线条,并积极发挥线条的最大化功能,从而创作出更多极具张力与意趣性的美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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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加速转型,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马克思对社会总产品中满足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同需要的部分进行了阐述,从整体和供给的角度研究了社会总产品的分配问题。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研究及其当代启示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研究及其当代启示全文如下:
目前进入改革发展攻坚阶段,在城乡居民享受公共产品与服务差异日趋扩大的严峻形态下,探讨我国转型中公共产品理论的政策制定问题提上日程。加上目前西方学术界对公共产品的偏颇之见,使得考察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尤为重要。本文系统梳理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公共产品理论,力图达到真正理解,使之引导当代公共产品研究的新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资料再生产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与物质资料相结合的劳动者要使社会再生产继续下去,必须源源不断的输出劳动力。劳动力再生产有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两种手段。全社会的消费与社会再生产是同时运行的过程,要使得社会发展正常运行,国家管理必须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蓄水池,必须在社会生产中在消费资料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进行扣除。
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马克思对社会总产品中满足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同需要的部分进行了阐述,从整体和供给的角度研究了社会总产品的分配问题。马克思明确表述了对集体的劳动所得的这部分社会总产品,应先做出两方面的扣除:一是进行再生产方面的扣除,包括劳动者的生产资料部分、追加生产的部分和应付不幸事故部分。二是满足社会共同需要部分的扣除,包括学校、医院、保健设施等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和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由此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公共产品理论,是以社会总产品的分配问题作为公共研究的逻辑起点的。
从唯物史观角度,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以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同需要为基点,强调要在一定生产关系下考察公共产品的本质及其核心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满足社会共同利益需要是公共产品区别于其他产品的根本属性
目前,西方学者萨缪尔森把公共产品定义为: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减少的产品。于是,人们习惯性的把是否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作为判断公共产品的标准,认为公共产品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产物。殊不知,这些特征只是产品所具有的物质技术特性,它抛开了公共产品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混淆了决定公共产品的根本原因与其外在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公共产品的根本属性在于其能满足社会共同利益需要,即能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或大部分成员的需求,实现他们的共同目的并使他们共同受益的这类事务,因此才在其消费过程中体现非竞争性等特征。这种消费特殊性不是市场失灵产生的,而是来源于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共同免费享有的以人为本的理念。
(二)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体供给是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条件
有些私人产品也具有一定的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性质,那它们是公共产品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共产品不仅需要具有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这一根本性质,还要以整体形式供给。只有那些既满足社会共同利益需要,又满足整体供给条件的产品和服务才叫公共产品。
政府通过财力形式直接供给,是整体供给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马克思以水为例进行说明供给方式与生产力发展密切相关。在西方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用水不仅是生产也是工业发展的共同需求,因此其供给方式可由政府和私人企业家组成联合的市场手段形式供给。而在亚洲一些国家,政府不得不执行经济职能调节用水问题。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整体供给的形式会更加多样化。
(三)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共产品的供给量具有质的规定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共产品的供给量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大小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经济制度所想获得的利益大小有关。在供给量上,马克思主义认为限制社会成员共同需要的决定性因素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即社会总产品中所能用来满足共同需求量的份额,所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说到“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显著的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同时,在特定历史阶段,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为实现特定目的而作出的财政支出在某个方面的倾向性,也会影响公共产品的供给量。至于其他因素只能影响,但不能改变这种规定性。
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虽未直接使用公共产品一词,也没有专门论述公共产品的专著,但曾在不同场合对包含有公共产品蕴意的那部分社会总产品的本质特征、范围、供给来源和供给方式及政府责任等问题做了论述。加上后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的这些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公共产品的内涵及其本质特征
马克思未直接提出并界定公共产品,但对其供给目的做了相关阐述。首先,立足于国家职能、社会稳定和政治统治的角度解释了公共产品的供给目的。认为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政治统治才能持续,社会才能稳定。其次,立足于满足社会共同需求方面来揭示公共产品供给目的,认为除了直接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对社会总产品进行扣除是为了满足社会共同需求,造福人民。最后,立足于社会发展规律角度揭示公共产品供给目的。认为无产阶级运动坚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可见,公共产品能够满足社会共同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并促进社会进步使人得以全面发展不难看出,公益性是其本质特征。 (二)公共产品的范围
马克思指出在社会总产品分配之前要进行必要扣除,用来应对一些意外发生的事故、灾害的后备及保险基金,以及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的基金,还有与生产关系不直接的一般管理费用,例如学校、医院、运输业、保健设施等共同需要。同样,毛泽东也认为,政府应当体恤灾民,建立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同时兴修水利、绿化荒山、修建道路和发展电话网络事业也应在公共产品供给范围的发展规划当中。其实,社会主义公共产品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仅限于上述公共服务、公益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三)公共产品资金来源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公共产品是资产阶级吸干了无产阶级最后一滴血所做的对剩余价值的扣除,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社会主义公共产品的供给资金则是通过税收、公债、社会捐助等手段筹集来的,是对社会总产品的必要扣除,最终被用作了社会主义的后备基金、国家保险以及一般管理费用,达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功效。
(四)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及政府责任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家的铁路条件,阐明了公共产品通过“国家让国家承包商来经营”的方式。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文章中,马克思分析比较了东西方节约和共同用水的供给方式,阐述了“私人企业家联合供给”和“政府举办”两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总之,马克思提出了三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即政府供给、政府和资本家混合供给、市场供给。此外,马克思还揭示了资本家自愿供给的慈善虚伪性。基于国家职能,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府在实施社会保障,维护社会稳定的公共产品供给中担负主要责任。
新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加速转型,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制定正确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问题无疑尤为重要,而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恰恰为实践中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直接方法论的指导,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有助于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处理好政府公共产品供给,保持供需平衡
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生产力水平与公共产品服务水平密切相关。公共产品依据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三个阶段,也相应定位为满足生存的公共产品、满足发展的公共产品和满足享受的公共产品。因此,经济是丰富民众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基础,而充分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也会反过来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应致力于经济建设,通过宏观调控和公共政策等手段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健发展。
其次,在经济飞速发展背后,收入差距拉大、医疗和社会保障体制在部分地区与人群中缺失等问题也影响着社会公平的实现,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政府应通过社会调查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征求人民的真实需求偏好,作出合理的公共产品政策规划,使公共产品资源发挥最大功效。
(二)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马克思强调要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公共需求,必须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应有的责任和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而服务型政府就是以提供纯粹的基本公共服务作为自己主要职能。我国人口众多需求巨大,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再者,某些民生问题令人堪忧,福利性安排弱化,教育住房成本逐年增加严重,这些都意味着公共需要供给远远不够,公共需要制度远不合理,因此政府职能的转变已成为当务之急,政府“退出不该管的领域,进入该管领域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行为更是刻不容缓。
(三)有助于我们做出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补充的公共产品模式的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并非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并且有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与当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相差甚远。因此应在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国情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来选择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社会主义秉着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的宗旨,能够以人为本,集中财力办大事,而政府恰恰就代表着公共利益且有足够财力来提供满足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实现马克思提出的“整体性供给”。因此,维持社会存在的共同利益部分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共同需要部分的这类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同时充分发挥市场供给的重要作用,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总之,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不仅科学阐明了公共产品的发展规律,还与社会主义市场紧密结合,对构建当代中国特色公共产品理论体系和正确做出公共产品决策方面有着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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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监督过失作为一种新类型的过失犯罪形式,本质上是为解决在重大公害类过失犯罪中负有监督或管理责任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为避免监督过失责任被任意扩大适用,必须明确该种责任的构成要件。当符合几种特定情形时,应排斥监督过失的适用。
关键词:监督过失;构成要件;适用限制
一、引言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科学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期,各种科技成果被研发出来并广泛应用于生产领域,在促使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的同时,其所创造出的巨大财富大大满足了民众的物质生活需要。但是,科学技术本身即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应用不规范不谨慎,则极易引发各种社会风险,导致各种灾害事故。近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也开始步入重大恶性事故高发的风险社会时代,食品药品事故、煤矿事故、火灾事故、医疗事故、环境污染事故等频繁发生,危害巨大。考察可以发现,这些重大事故的发生是多方面原因共同引发的:首先是直接作业人员或从业人员,他们违反注意义务的过失行为往往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和主要原因;其次是在生产或作业过程中负有监督或管理义务的人员,他们负有监管职责但却怠于监督、不善管理甚至错误监管,其本身也是可罚的过失行为。但以往,过失犯的刑事责任,多数情况下仅仅论及惹起直接结果的行为人(直接行为人)的责任,而不涉及负有监督义务的行为人的责任。显然,这种“地位越高,离现场越远,越没有责任”的现象是不正义的,不但使对结果负有责任的人逃脱了制裁,而且最终不利于防范和遏制类似风险事故的再度发生。
基于实践和抗制社会风险的需要,近期,刑事司法实务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在诸如重大火灾、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公害事故、矿难等重大事故发生的场合,不单单要追究现场的作业人员、从业人员的过失责任,而且还要追究相应的监督者、管理者的过失责任。这种由监督者或管理者承担的过失责任即为“监督过失”。
二、监督过失的构成要件分析
(一)行为主体
监督过失应予承认,同时也需限定其存在的范围,首先即应对监督过失的责任主体加以限定。从国家有关的法律规定和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监督过失犯罪的主体必须具有监督者或管理者的身份,一般主体不能成立。在简单的监督管理关系中,认定监督过失主体应非难事。但是,商业组织的高度发展和多重利益主体的存在使得监督管理关系的参加者众多,各自的法律地位有别,给确定监督过失的责任主体带来了很大难度,要想不枉不纵实非易事。为解决这一难题,有学者经过研究提出了确定监督过失责任主体的三个原则:第一,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凡是以法律成文形式明确规定哪些人员对于业务负有监督职能的,其理所当然地就应当成为监督责任的主体;第二,按照行业规则及劳动分工,具有相应的监督、管理职责的人员;第三,在具体的工作中,掌握实质的监督、管理权限的人员。根据上述原则,监督过失的责任主体只能是基于职务或业务活动而形成的监督者或管理者。
(二)实行行为
一般以为,实行行为是犯罪构成的必要组成部分,是认定犯罪的基础。对于过失犯,传统理论是否认过失的实行行为的,但近年来学界已基本承认过失实行行为的存在,并且其形式上也包括作为和不作为。
由此,监督过失的实行行为是否也应当包含作为和不作为呢?关于监督过失行为的性质存在以下几种观点:(1)不作为说。认为监督过失只能存在于不作为中;(2)作为说。监督者先前的行为,尤其在于其管理、监督过程中;(3)折中说。监督者行为有时是作为、有时是不作为,如危害发生之前的作为和危害发生之后的不作为。笔者认为,监督过失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不作为,即负有特定监督或管理义务的监督人、管理人怠于履行监管职责或错误进行管理,并导致实际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在认定不作为时,只有对结果的发生负有相当的作为义务的人,才可能承担监督过失的责任,即在不作为犯中,行为人的不作为具有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性,与作为具有同等价值时,才能承担过失责任。
(三)注意义务
监督过失作为共同过失的种类,其犯罪的成立必须以违反了共同注意义务为前提。而且监督过失的注意义务不是预见到自己的行为直接惹起危害后果,而应采取措施规避危害结果的义务,而是预见到自己怠于监督或错误管理的行为会惹起具体作业人的过失行为,进而可能惹起危害后果,应当采取措施规避该危害结果的义务。由此,监督义务的注意义务的内容包括结果预见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
在近现代刑法中,过失犯罪被规定为结果犯,一般要发生法律规定的特定危害结果才可以认定构成犯罪。基于此,一般过失犯罪的注意义务,应为尽力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即结果回避义务。
监督过失注意义务的内容与一般过失犯罪的注意义务内容基本一致,但在监督过失情形下,由于危害结果的发生并非监督者的行为直接导致,因此,监督者的注意义务并非是直接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预见与回避,而是对被监督者的过失或其他不当行为的发生可能性的预见与回避。而由于被监督者的过失或其他不适当行为与危害结果有直接因果关系,监督者的过失行为与危害结果有间接因果关系,因此有学者认为,监督过失的注意义务具有双重性,包括直接注意义务和间接注意义务。对直接作业人不法行为的发生可能性的预见与回避是其直接注意义务,对危害结果的不安感与畏惧感是其间接注意义务。
(四)因果关系
在传统刑法理论中,犯罪不分故意、过失,皆要求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监督过失作为过失犯罪的一种,自不能外。惟需注意的是,一般过失犯的因果关系是直接的因果关系,易于厘清和判断,但监督过失则由于被监督者行为的介入,即监督过失行为与结果的关系沟通必须以他人行为为媒介。因此,探究监督过失责任,则必须肯定监督者的过失行为与被监督者的行为共同导致危害结果,与结果间存在因果关系。
如前所述,监督过失行为的表现形态主要是不作为,但也不排除作为形式。在作为形态下,行为人通过积极主动的行为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故此形态下的因果关系判断甚为明了,此不赘言。在不作为形态下,监督过失的因果关系又因不作为的形态不同而有区别。在纯正不作为犯情形下,要求监督者履行特定监督或管理义务而行为人却违反,进而引发犯罪,其依据已明确,因果关系判断甚为明确。在不纯正不作为犯情形下,其因果关系的判断只能是“如果采取了妥当的避免结果的措施的话,就能避免危害结果”的附加条件的可能性判断#p#副标题#e#
三、监督过失的适用限制
现代企事业单位的组织机构异常复杂,监督者和管理者所处的地位和承担的职责多有差异,对责任事故的发生施加的原因力各有差别,因此事故中并非所有的监督者或管理者都成立监督过失,其范围应受到一定限制。
(一)犯罪行为导致损害的境域
考查可以发现,有些危害结果的发生是由于监督者的监督过失和被监督者的过失行为共同引发的,此时监督者应承担监督过失责任当无疑问。但是,实践中也存在监督者有监督过失,而具体作业或生产人员实施故意犯罪行为并最终产生危害结果,此时监督者还应承担监督过失责任就成为疑问。笔者认为,这种情境下监督者或管理者是不能成立监督过失犯罪的,理由是:第一,监督过失乃是过失犯类型之一,而过失犯的通说则认为过失犯必须是结果犯,即必须发生了构成要件的特定危害结果才可成立犯罪,且过失行为与危害结果间必须有因果关系。而此时监督者虽有监督过失,但是危害结果的发生是被监督者的故意犯罪行为所致,因此监督过失与危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不能成立过失犯;第二,从司法实践角度考量,现代企业规模日益扩大,监督者需要监督和管理的人员众多,当危害发生时,要求监督者和管理者对下属的超出监督范围的犯罪行为也承担责任,似有结果归责之嫌。
(二)无实质监督义务的境域
应该看到,组织机构内部业务分工的细化和职责划分的复杂化是企事业组织发展的当然结果。在公害事故发生时,一部分监督管理者对作业和生产负有实质的监督和管理义务,他们有能力也有必要防范危害结果的发生,因其不尽注意义务最终发生危害结果的,自然需要承担责任;但是也有的监督者和管理者基于分工而处于监督管理岗位,但对特定事故的发生仅具有形式管理义务,则其不能成立监督过失责任。
(三)适用信赖原则的境域
信赖原则是指在数个人参与行动,参与该行动的人具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其他参与者会遵守规则、采取适当行动的场合,其他人有不遵守规则的不妥当行为,即便该行为和自己的行为一起引起了构成要件结果,也不能根据该结果追究自己的责任。信赖原则是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重要原则,其功能是限制过失犯罪的范围和空间,在过失犯罪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人权保障价值。但是,信赖原则能否适用于监督过失呢?对此,理论上存在肯定论和否定论的对立。肯定论者认为,监督过失作为过失犯的一种,本身即应遵循过失犯的一般限制,理应适用。持否定论的学者认为监督过失和信赖原则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应排除信赖原则的适用。对此,笔者赞同肯定论者的观点,毕竟在现代企事业单位中,监督者和管理者不必也不可能事必躬亲,其监督或管理义务的实现仍需依赖于实际的作业人员,由业务分工而产生的对具备相当技术和经验的作业人员的信赖是合理和必然的,基于此种信赖自应阻止监督过失的成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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