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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学生只有形成良好的价值观才能成就高尚的人生,才能为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我国大学生价值观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高校的大学生现在正在处于生理发育和心理发育的成熟时期和过渡时期,在此同时也是他们的思想和态度形成的关键时期。在此阶段思想容易受到波动,从而导致错误的人生态度形成。高校应该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指导才能有助于他们树立正确的爱恋观和婚姻观。如果要使高校大学生可以认识到他们的人生态度是一个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复合体价值,人生的意义不仅仅在对物质的索取和对精神需要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个体对社会和他人所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当代大学生 婚恋 价值
引 言
婚恋观,顾名思义即是对待恋爱方式和婚姻家庭问题的态度与观点①。高校大学生正处于青年时期的发展中期, 正是因为其所处的特殊时期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决定了他们对爱情和婚姻生活充满了无尽的期待和向往。婚恋价值观在高校大学生身上,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待双方恋爱的态度上、双方恋爱的动机、双方恋爱的方式、未来择偶的标准、家庭婚姻的基础、是否同意婚前性行为的评价等方面。恋爱、婚姻和家庭,不仅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健康、积极、正确的婚恋观,有利于高校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如何指导高校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婚恋价值观,不仅是对大学生个人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是一项对更好的推动整个社会前进的重大举措。
一、我国高校大学生婚恋价值观的现状
1.恋爱观存在的问题
(1)利益化的择偶标准。首先,当代的大学生最注重的择偶条件是其择偶对象的内在品质,相对于以往来说,外在的相貌和长相已经不那么的重要,对于年龄的差距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两个人在年龄上的差别已经从几岁增加到十几岁或者二十几岁,很多人把姐弟恋当做一种时尚。其次,利益化的择偶标准使双方开始注重经济实力,对方的经济实力或者是否有一份安定无忧工作已经成为了当下择偶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经济发展的今天,国人以往的那种讲究面子工程、爱虚荣的心理已经在当今的市场经济冲击下发生了改变,很多人在择偶时,开始注重"三实"原则,即实用、实在和实惠;经济实力的重量在恋爱过程中所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大。这也就意味着,当代大学生在恋爱和婚姻的基础上越来越务实,金钱的份额日益攀升。
(2)不健康的恋爱动机。在过去的年代里,谈对象的动机是为了什么,其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唯一的,也就是说找个人可以和自己携手共同度余生的人。可是当下,谈恋爱的动机再也不是和以往一样仅是为了结婚,真正为了找与其人生共度一生的人数只占了一部分,而剩下的人往往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和生理的需要、打发无聊的时间、填补内心的空虚,没有想过是否可以在一起一辈子。在谈恋爱时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肯定自己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最后能和自己走到一起。在上大学期间我们离开了父母的视线,想要去做什么也更加的自由了,在年龄方面普遍都已经成年,身心发育日益成熟,对男女之间的情感也有了心理和生理上的需要。
(3)不文明的恋爱方式。当代高校的大学生,在公共场合毫无顾虑的拥抱、接吻,这对他们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他们完全不会觉得害羞和不好意思。在高校的大学校园里,行为过分的情侣几乎随处可见,食堂、图书馆、课堂上、走廊里,他们肆无忌惮的搂抱、目中无人的卿卿我我,把共用场所当成自己的家,不顾及他人的感受。
2.婚姻观存在的问题
(1)对婚姻家庭的信心缺乏。当前的高校大学生普遍处于生活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之下,对爱情和婚姻没有足够的信心。他们带着全家人的期望,非常辛苦地把大学读完然而却找到一个只能勉强糊口的工作;并且现代人对结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结婚的时候不仅要买房,而且还需要买车。因此,在婚姻与事业的双重"矛盾"之下许多高校大学生延长了恋爱的时间,晚婚晚育的人将进一步增多。
(2)过分的强调感情,忽视对婚姻的义务。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中就有所谓的夫妻就是要共度一生的人,除非妻子有重大的过失即"七出三不去"者才可以解除婚约。而现在的高校大学生中,多数存在一种只顾着眼前的快乐,而没有对未来做一个长久的规划,这充分说明了高校大学生中对待婚姻中的责任感还没有达到一个强烈的地步,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主体意识和主体价值,即只考虑到自己而不去更多的考虑对方在感情生活中所应该受到保护的义务。
(3)草率的离婚态度。以前人们总认为离婚是一件难堪的事情、是及其不光彩的事情,所以有的夫妻即使离婚之后还一直进行隐瞒,怕别人知道也怕别人以此来取笑。可是现在的高校大学生中"闪婚""闪离"等现象层出不穷,他们把婚姻当作小孩子的游戏,不愿意承受婚姻和家庭的羁绊,敢于追求自身的幸福。
二、国外高校大学生婚恋价值观现状
国外对婚姻、恋爱、婚前性行为、恋爱的心理等相关课题的研究是从19世纪40年代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建立为起点,其中主要集中在对高校大学生的婚恋观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且大多是均为状态性的研究②。
1.普遍的国外研究中表明,在大学期间谈恋爱是一种被支持的。有关研究表明恋爱在高校中是非常普遍的,83%的从未结过婚的高校大学生表明自己现在正在和一个约会的对象进行着恋爱。
2. 对于婚姻的态度在高校大学生中大部分是健康的。相关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年青人表示对不健康婚姻的否定态度和把婚姻作为其一生责任的观点。在研究还发现女性比男性对于婚姻的积极态度更高一些。
3. 国外大学生在性观念方面表现的较为开放。在对800余名高校大学生进行了婚恋观方面的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出高校大学生对婚前的性行为无论是从态度上,还是从行为的本质上都更加开放。对旅美的大学生进行了一项关于婚前性行为的态度调查中表明有58. 7%的女生、33%的男生涉及了婚前性行为,60%以上的被试赞同出于爱情或定情的婚前性行为,且在容忍程度上是没有性别差异的。高校中有88%的男生和84% 的女生表示出了对婚前性行为的支持。在20世纪90年代, 也许是因为H IV发病率的不断上升,美国的年轻人较之以前减少了婚前的性行为,有过性行为的人从1988年的60%下降到1995年的55%,到2001年,大学生的性行为仍在下降,降至男生占48% 左右,而女生占43% 左右。这说明在高校大学生中间赞成婚前性行为的人仍然很多,而且男生的性观念较比女生更为开放。在性伴侣的选择上,研究发现持有不同性态度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 性态度开放的人,在选择性伴侣时更注重对方的外貌品质,而性态度较为传统的人,在选择性伴侣时更注重对方的个性品质③。
三、当代高校大学生恋爱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高校在校生总规模超过3000 万人,恋爱现象在校园来说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在这中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着积极健康的婚恋观态度。很多大学生都有着不健康的婚恋观态度。他们渴望找到理想的伴侣,去谈一场永远不会分离的爱情,这体现出了他们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和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在婚恋观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婚恋观呈现出许多有别于以往传统的婚恋观,诸如"爱无能"、"碳婚"、"双性恋"、"同性恋"等现象,高校大学生在婚恋观中所表现的出的更多的是责任感较弱,有较好责任感的占少数。
高校大学生,属于我国第二独生子女,他们是在几代人的呵护下长大的。这种成长环境又使他们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比较自私自利、个人主义倾向严重,不会顾及他人感受,特别是在恋爱过程中,不太会顾及对方感受,体会对方的处境和心情。
高校大学生己经慢慢脱离了传统贞操观的束缚,对婚前性行为持开放、默认态度,同居现象也较为普遍,虽然没有达到西方的性解放程度,但较之以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中国学生接受的性教育在时代的变迁中却没有跟上脚步。和国外性教育比较看出,中国目前的性教育存在很大缺口,教育内容单一、稀少,根本不能满足高校大学生对性知识的需求,加之他们性观念的不断开放,将会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四、如何使高校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
首先,学校的教育是树立正确婚恋观的核心力量,那么究竟如何使高校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呢?我认为应该在高校中加强正确婚恋观的宣传教育。不定期的举办相关婚恋观方面的宣传讲座,面对近些年我国高校大学生存在性道德偏颇和婚恋观困惑的严峻现实,我们必须致力于对高校大学生在婚恋观方面"尊重"、"责任"、"节制""信任"等品格的培养,使他们理解恋爱、婚姻和家庭的责任,树立积极健康和正确的婚恋价值观。
其次,学校应该建设积极融洽的校园文化。学校教育是除了家庭之外,最重要的教育阵地。学校教育不仅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更应该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地方。我们要充明确校园教育的重要功能,应该合理有效利用各种学校内部的资源,把握舆论和宣传的主要方向,教育高校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道德价值体系,引导高校大学生树立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
结 语
高校大学生形成正确健康的婚恋观不应该只是学校的事情,而是要联合多方力量,使家庭、学校、社会、个人可以一起齐力共抓,以学校教育为主要的核心指导方向,联合多方的力量,逐步的完善我们高校的教育课堂。不仅可以学到知识,更应该去学会如何做人,如何去做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从婚恋观入手,积极的倡导健康积极的婚恋观态度,可以更好的提升我国国民素质的整体水平。
注释:
①:祝玉芳,来秀明,万建华.高校大学生恋爱问题的探析. 《青年探索》.2007.3
②:苏红,任永进.国外大学生婚恋观研究综述.《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业教育版)》2008年第02期
③:苏红,任永进.国外大学生婚恋观研究综述.《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业教育版)》2008年第02期
参考文献:
[1]赵多辉.大学生婚恋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8.
[2]杨艳玲.当代大学生的婚恋观及其影响因素.东北师范大学.2007.
[3]车艳丽.对当代我国大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反思.运城学院学报.2004(2).
[4]《青少年价值观测评指标体系模型研究》课题组.当代大学生婚恋价值观研[J].中国青年研究,2011(5):42- 47.
[5]白光斌,李建英.当代大学生恋爱的心理分析及调适措施的研究[J].教育与职业,2009(5):96- 97
[6]程静. 浅析当代大学生的恋爱观[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3( 1): 95-97.
[7]方敏. 大学生的婚恋家庭观[J] . 青年研究, 1998 ( 8):2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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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和活动起源于欧洲,通过百年的保护实践经验积累和理论探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保护观念和方法,尤其是保护意识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性宪章和保护文件将他们的保护思想和修复哲学向世界范围进行传播,率先影响到了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此后,逐渐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吸收各国研究成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了世界性的对于遗产价值的普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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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当代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构成
论文关键词:普适性价值;文化多样性价值;战略性价值;边缘文化价值
论文摘要:针对当前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混乱的价值认识是保护观念不能得到统一的根本原因。以历史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多维度探讨当代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构成。提出以目前西方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真实性价值,情感价值,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总体认识为核心,以代表我国文化多样性的“中国传统和现实社会对遗产价值内涵的发展”为两极,形成当代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完整格局。
论文正文:
当前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矛盾和问题比较多,最主要表现为“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保什么,如何保”的问题。不同的观点实质上代表了看问题的不同角度,观点的冲突反映出利益与价值观的冲突。这些问题集中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两个维度,彼此交织,产生出当前比较混乱的价值观。尝试以价值判断的方法对当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现象进行发现并做出深入思考,能够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人类生活中的“多元化”,理解做出价值选择的重要性,从而确立起应对遗产保护多元化现实的健全心态,以更加科学严谨、宽容、求实的态度对待遗产保护中的困惑与矛盾。
长期以来,理论界从价值论层面探讨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结构并不普及,谈及历史遗产的价值,人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它的艺术美学价值,科学教育价值等客观性本体价值,基本回避了从人的角度,文化的角度以及社会、经济等外部环境对遗产价值取向的影响角度探讨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因此,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体系还缺乏一个完整的建构,在需要自觉运用价值判断以决策保护行为,平衡方法措施的“度”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或接受遗产价值的概念。这成为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理论研究中的缺憾。
在2002年《世界文化报告》中与会者普遍谈到,“在遗产保护领域的项目计划中,运用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方法正在不断地赢得支持。”以价值评价为基础的保护观正是支持西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和方法不断发展的基础。所以从剖析人类对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理解人手,探讨保护观念的发展与变化,对于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变得十分必要。
1保持我国传统遗产价值认识中的文化多样性特点
1.1以“普适的多元化主义”取代单一价值的普适性保护观念
当代,承认和尊重不同文化,要求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呼声越来越高。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就表达了这样的共识:“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独特的表现形式,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各地区,各民族对自身文化不同的理解和价值认识也是文化多样性的直接反映。
但是在普适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方面,我们还需要“文化的综合创新”。要超越‘排斥外来文化的传统主义’和‘抛弃传统的西化主义’两极性、单向度立场,理性诠释、多向度评价”。在对传统价值观的取舍方面,既不能盲目自大过高的评判中国传统文化,所谓“广谷大川自风气,岂能八表之外皆六经”;(引自l9世纪魏源的《海国图志》)也不可全盘西化,以西方价值观代替中国传统价值体系;而应该保留那些代表了传统文化价值观中优秀的、合理的、可发展的价值观。在理解和尊重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基础上,继而保留本民族地区传统保护观念和保护技术方面独特的内容,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历史遗产的情感需要,尊重不同历史,审美,民族及宗教背景人们的习俗。以“普适的多元化主义”以取代单一价值的普适性保护观念。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我国保护理论的推陈出新,一方面,摆脱对西方保护修复哲学体系的片面依傍和简单比附,构成自己独特的保护观念,在对西方保护观念的引进中做到“以中释西”;另一方面,弘扬中国传统保护观念的本土化、个性化特色,“以中释中”。
1.2传统文化体系影响下建筑价值观的主要特点
1.2.1“重道抑器”的实用主义建筑价值观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建筑属于“器”的范畴。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并不十分重视建筑物质实体,转而强调内部空间的功用性,它才是建筑的“大道”。重视实用功效的营造理念因而也成为我国工艺思想形成初期最重要的价值追求,战国技艺家墨子谓公输子日: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与建筑的器相联系的整个建造行为也就是“奇技”,它们不是人们追求的根本目标。在这种文化认知的指引下,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人们对于建筑价值取向一直是“实用主义占上锋”,保护、维修旧建筑的行为也多是实用主义的态度。
1.2.2“借物咏志”中历史古迹的审美与历史价值重叠再则,中国建筑的审美多与依附建筑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结合产生,体现出特有的美学价值与历史价值的重叠辉映。人文历史的积淀,一方面丰富了历史古迹蕴涵的历史信息,无形中高大了它们的艺术形象。这和西方以“真实”为美的基本价值观差异较大,可以说,西方社会崇尚通过实证获得对对象知性认识的“真”,而中国社会追求“道德、修养、心性”和谐的“真”。
1.2.3“体用二分”思想注重建筑文化价值的传承相比较西方建筑潮流的多变和建筑文化的“否定性思辩”,我们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的稳定性,建筑形态上的一贯性,也可以说是一种延续性保护方法。这样的特征来源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体用二分”的思想。中国人对待器物之“用”,往往是“喜新厌旧、除旧迎新或革故鼎新”;但是在文化方面,人们却“厚古薄今”,讲究文化思想体系的传承关系。
因此,建筑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换,而建筑的体系,与社会宗法礼仪制度的关系却通过“法式”,“则例”等不断传承下来。也就是说,中国人更加珍视建筑本身的文化价值。
1.2.4东方的物质观认同建筑自然更迭中的“生命价值”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谈到,“中国建筑有不求原物长存之观念。”从最初,中国并没有产生出象古埃及金字塔一样刻意求永存不灭的工程。并不想以人工建造物与自然比久长,而是以“新陈代谢”的自然主义物质观,看待物质的生与死。
在东方人看来,物质本身的意义就体现在“生生不息的循环”之中,而不是本身物质形态的留存。作为建筑的物就如同时常生活中的用具,并不担心原物是否永存,也无“使其永不残破之野心”。恰如国人心目中对自然生命的重视,“它要求为生命、生存、生活而积极活动,要求在这活动中保持人际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2吸收西方遗产价值体系的普适性成果
2.1普适价值: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共识
无论人类个体或群体之间,都是差异和一致性并存。一方面,彼此间特性和追求千差万别,呈现出天然的多样性,但又在基本特性和需求上有着一致性,在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上有着天然的共通性。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表现,同样是差异与共性并存。文化差异背后的共性建立在基本的人类共性上,这是人类不同群体以及文化间实现沟通的基础。这种共通性同样表现在一些基本的价值观、道德观方面,它们都是具普适性的人类价值,给人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共同目标和评价尺度。多种文化和价值观并存的前提是要尊重那些代表人类基本价值共识的公约。正是这种认同和尊重才使各种相异的文化独特性得以保持,并可能成为现代地球文化村的一部分。脱离普适性价值原则去追求独特性表现是无意义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率世界之先就人类诸多价值认识展开了深入探索。其他地区、民族的古老文明结合自身特点逐渐有与西方现代文明结合趋势,比如在对待西方文明的问题上,我国近代即开始了学习过程,魏源的《海国图志》中说,“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提出了中西一体的思想。当代,我国加入WTO,认同《世界人权宣言》,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等都代表了对人类普适价值观的认同。
2.2吸收普适性价值为建设本民族遗产价值体系提供基准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和活动起源于欧洲,通过百年的保护实践经验积累和理论探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保护观念和方法,尤其是保护意识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性宪章和保护文件将他们的保护思想和修复哲学向世界范围进行传播,率先影响到了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此后,逐渐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吸收各国研究成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了世界性的对于遗产价值的普遍共识。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通过专家学者的交往,不断的引进了当时西方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主要成就,从而摆脱了传统保护观念的局限,超越了传统价值观。但是在后来的40余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交流中断了,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期间,国际社会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资源价值以及历史价值的思考并没有被我们了解接受。我国的文物保护观念一直主要停留在对历史遗迹本身的艺术价值和教育作用,甚至政治作用的理解上。当代,随着交流的恢复和加强,加快学习吸收西方成熟的遗产价值体系成果,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全面理解。但是仍然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分清哪些成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值得其他民族学习和汲取;哪些是属于西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这才是我们在了解和审视西方遗产价值认识成果时应当抱有的正确态度。
3从发展生产力角度看遗产在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价值
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我们还要关注并发扬全球文化与地区与民族的多样性文化相结合所产生的时代价值观。张岱年先生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关于“文化选择论”的思想,即“肯定文化的可折取性和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通过彼此之间的广泛交流,产生文化的杂交,进而获得新的文化类型,这也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形式。”结合我国国情,从促进国家建设角度思考我国历史遗产的社会价值十分重要。
国务院温家宝指出:“国家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保护之间,不是相互割裂、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有机关联、相得益彰的。”只有积极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遗产才能有效促进城市现代化进程,历史文化遗产是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因素,是城市发展和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3.1发展文化产业,优化城市经济结构要挖掘遗产的文化产业价值
现代城市的经济构成,已从传统的以工业生产为主的模式逐步转变为多元构成的新经济形态。第三产业和新兴的文化产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大城市的指标评价体系中,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指标,同时也反映城市经济结构的优化程度。其中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是遗产价值市场化的最直接途径。
在国外,遗产大国无一例外都是旅游大国。例如:法国依靠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每年吸引7000万旅游者,旅游收入达299亿美元,是世界第一旅游大国。目前为什么“世界遗产”的品牌含金景越来越高,对这一品牌的竞争从国际到国内也日趋激烈,实际上反映出各个国家对遗产价值的探求“愈发具有一种资源博弈的性质”,“凯恩斯”决议背后是资源和利益的争夺。
到2020年以后,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旅游大国。其中,人文景观无论从构成旅游卖点,还是从保持持续强劲吸引力来讲,自然景观都是无法与其比拟和抗衡的。随着旅游业逐步从走马观花式的观赏旅游过度到体验、品味和参与型旅游,文化旅游正在成为旅游业的主体。而文化旅游的主要内容就是寻觅地方历史遗产踪迹。
不仅如此,以旅游业带动的相关服务业以及地区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对于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它表现在:历史文化遗产促进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文化产业是增加就业的重要渠道;是偏远地区传统产业结构整体调整的重要依托等等。
3.2城市形象营造与开发遗产的文化品牌价值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不是保护落后,完整地保护“昨天的文明”恰恰是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3.2.1它是构建现代城市良好人文环境的重要基础文化历史遗产是千百年来人类文化创造的精华,有其浓厚的不可再生的特定文化内涵,有其无法替代的美学情趣和韵味,是现代城市中最能引人人胜的文化景观,因而是构筑现代城市良好人文环境的宝贵遗产。城市公众素质的提高,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城市公众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它可以使城市公众产生潜在的历史责任感,激发醉心城市发展的热情,净化他们的心灵空间,从而自觉地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城市不断发展的新形势。
3.2.2它是城市综合实力的构成要素城市综合实力包括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城市强大的辐射和影响力来源于城市的这两大基础。目前我国大城市的综合实力还比较弱,即便是上海,2000年GDP总量只达567.5亿美元,是伦敦1987年的1/2,是东京1991年的1/9。对城市而言,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营造城市特色、提高城市历史文化底蕴、加强文化实力,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都会起到重要作用。2l世纪的城市面临竞争,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文化资本”,就是指城市的“文化传统、习俗,以及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一致的城市文化精神”。它是构成现代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就象城市的名片,勾勒出它给予人们的第一印象。文化品牌经营得好,可能会带来许多无形的有利影响。
4反思全球化社会背景下历史文化遗产的“边缘文化”价值
在2004年6月的《经济观察报》中有这样一篇报道“新天地——青砖和玻璃的双重神话”其中谈到“新天地的青砖意象和玻璃意象的交织性书写产生出两种事物——中产阶级的西方神话和海外游客的东方神话,它们在那个地点被双重地书写,这是它受到消费者广泛欢迎的原因”。文章强烈的传递出人们对于这样的历史遗产保护方式既困惑又充满兴趣的现实状况。而且伴随着类似“新天地”这种再利用式保护项目的不断推出,国内专家们的讨论和质疑声令我们必须面对现代建筑意念对历史遗产的“干预”。它们给我们的启示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历史文化遗产这个维护民族文化最直接,最稳固的领域,成了民族文化向外传播的“急先锋”,同时可能成为东西方建筑文化最直接碰撞的“实验田”。它仿佛就是张岱年先生所说“文化杂交”的现实版本,历史遗产文化价值的多元性在这个层面也需要我们做出解释。
由此,以目前各国基本达成共识的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真实性价值,情感价值,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普适性价值认识为核心,以代表我国文化多样性的中国传统和现实社会对遗产价值内涵的发展为两极,将形成当代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完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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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看,公平正义构成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核心价值。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则是保持人与社会和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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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儒家伦理思想;和谐;价值
论文摘要:“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在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方面都有所体现。在古代,这一思想体系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关于“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论文正文:
浅析儒家伦理思想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当代价值
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伦理思想与文化传统。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辩证思维和哲理智慧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文化。其中,追求和倡导“和谐”便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毋庸置疑,对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并且一直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来说,无论是从它所阐述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抑或是从它所追求的个人内在修养,还是从它所倡导的人际交往伦理上来看,都无不渗透着“和谐”思想。因而,“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成为儒家伦理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这一伦理思想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追求和实现“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可以从4个方面来审视,即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谐。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和谐无疑是儒家伦理思想最重要的方面。儒家伦理思想的智慧首先在于它把人看作是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人,从人与人的不同中求同,从对立中求统一。
儒家“人和”思想由来已久,它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文化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成己及人、宽和处世等贵和尚中的和谐友爱精神。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仁”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仁’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伦理学说的根本。在《论语》中,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105个”。“仁”的本意就是指人与人之的相互关系,因而儒家的“仁学”就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儒家把“仁”解释为“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阐明了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际和谐。对于以“仁”为核心处理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要求,即是说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更不能把不希望加之于自己的要求加之于别人;另一条是“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要求,即是说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要求发挥人的善性,要“善群”、“利群”、“乐群”,也就是要成己及人。从“忠恕之道”出发,儒家伦理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了需要协调的5种人际关系,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等,即所谓“五伦”,强调要以仁、义、礼、智、信、宽、勇、忠、恕、孝等伦理规范来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儒家正是以“忠恕”之道为途径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从而实现人际和谐的。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往会愈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更加重要,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借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人们个性化意识的觉醒和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趋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现出冷漠和淡化的境况。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某种程度的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破坏了自身存在的人际交往生态,破坏了社会的和谐。而儒家强调“和”、“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己及人的思想,倡导仁爱、谅解和宽容,这对于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非常有益。因此,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宝贵财富,这些思想并不因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失去生命力和合理性,其内涵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所追求的新型人际关系有着一致之处。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活动的实践者,因而在“人和”基础上形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是一种“群”的存在,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只有群体才能够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只有把个体融入群体之中,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正是基于此,许多学者曾指出,儒家伦理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整体或群体主义思想。
从一定意义上看,公平正义构成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核心价值。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则是保持人与社会和谐的关键。儒家关于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思想,主旨就是在“民为邦本”的基础上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结构与体制,其主要思想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儒家伦理思想认为社会和谐的前提是实现政治和谐,即统治者要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政治环境。儒家认为社会的稳定运行,在于统治者实行“王道”,即“保民而王”,行王道的核心在实施“仁政”。“仁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德政”,即“修德为政”和“以德治国”,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汉代贾谊则认为:“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二是以民为本,即“民为邦本”的重民尊民亲民爱民思想。如荀子认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进一步指出:“民为贵,社租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仁政”的这两方面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儒家伦理思想将社会利益和谐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内容,核心在于“均贫富”。孟子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意思就是必须让百姓拥有固定的收入才能使社会变得稳定和谐。在财富分配方面,儒家强调“均”。孔子说:“有国有家者,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儒家反对“富者地连吁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现象,认为这是社会动荡的根源;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表现是社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即生产活动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社会生活要老有所终、皆有所养。这是一幅人无后顾之忧、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生活图景。
儒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伦理思想,把构建和睦和谐的人与社会关系、公平正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作为社会协调的价值尺度。这些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在借鉴的同时,仍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封建性的因素,比如强调统治者对人民大众施行“仁政”,这仍然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的。现代民主社会在吸收儒家这方面的思想时,应当进行现代转换,使其融入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价值观。比如公民权利义务观、政府的服务意识。因为在现代社会,政府、官员与公民不是臣与民、官与民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要为公民利益服务,而公民也应该为社会尽责。
儒家认为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因而天、地、人之间就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思想的和谐生态伦理思想。
首先,儒家关于天、地、人之间辩证关系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朴素认识。例如,儒家关于“天地生万物”及“仁民爱物”、“物我相亲”的观点就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儒家在强调自然对人类影响的同时,提出了人也可以利用自然、影响自然。孟子就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署不入口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只要充分地利用自然条件,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可见,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通往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其次,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天人合一”是其重要的一个命题。儒家早期的思想家虽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但不能说他们没有这种思想。张岱年先生就认为:“孟子没有直接提出‘天人合一’观念,但他的‘性夭同一’的观点是宋明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渊源。”董仲舒认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天人感应”的理论。张载则明确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朱熹也认为:“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地,即生此人,则又在天矣。”王阳明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虽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内涵和旨意上远远超过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而指向人与世界关系的精神层面,但它本身所蕴涵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追求却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构成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在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绝对人类中心论、相对人类中心论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到动物解放一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不断转换。虽然这其中也出现了对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统一关系的论证和认识,但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某种倾向,总是逃脱不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对立认识。在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受其影响,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都影响着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儒家人文精神中“天时、地利、人和”、“天人合一”以及民胞物与、尽物之性的生态伦理观念里所闪现出的哲理与智慧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了廓清思维的烛照之光。它不仅有助于消解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二元对立思想,而且还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实践方法。儒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伦理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关系。一方面,人是具有主体精神的,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另一方面,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不能违背自然固有的发展规律,应该注意保护和尊重自然,最终就可以做到“天人合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摒弃那种将人与自然绝然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辩证思维,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
注重修身在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儒家伦理思想非常重视人的身心和谐与个体的人格完善,并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人、自然三者和谐统一的基本途径,它也是儒家“和谐”伦理价值观的基础。“如何培养‘仁且智’的理想人格,是孔子伦理思想所要解决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对此,孔子根据自己长期的教学实践总结出一套道德修养即所谓‘修己’的理论与方法”。儒家一直强调要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身心和谐。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精神生活,特别是在于人有道德。孔子以“仁爱”为中心,推演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把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完善人格的人作为根本,认为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基。
可以看出,儒家和谐社会的理想是建立在个人道德与人格修养提高的基础上,它通过提高个人自身的道德与人格修养来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和谐,从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的理想社会。孔子曾这样总结自己仁德修养的发展历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夭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还特别强调“自省”对修身养性的重要意义。《论语·学而》中记载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里仁》里也强调“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因而,孔子所阐述的身心修养方法,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为仁由己”、“修己安人”则是他所倡导的修养方法的基本原则。孟子也同样认为:“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夭下平。‑荀子则提出在礼的制约下“治气养心”,他提出达到善的方法有:“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勇胆猛庆,则辅之以道顺”、“狭隘蝙小,则廓之以广大”、“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这种治气养心术也是一种体现内心和谐的修养方式。通过治气养心,实现善的目的,使主观同客观要求相和谐。而《大学》中则有云:“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身;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强调了修身、正心在人的修养中的辩证关系。因而,儒家非常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对人的身心发展所产生的激励作用,强调它能够使人产生崇高的神圣感,内心产生和谐的体验,实现主观和客观的和谐,知、情、意、行的和谐,从而达到道德客观要求同主观修养、主观追求的和谐和统一。
以“修身养心”为道德准则的儒家身心和谐思想对现代人的心志调节、培育社会主体理想人格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当代社会,由于市场经济过度膨胀,利益原则逐渐成为主导,人们无顾忌地索求,失去了修己与内省的精神,导致个人欲望膨胀,人格异化,心理失衡。因而,超越自我的束缚,正确处理义与利、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培养现代人的高尚人格,提高精神修养,是造就一代身心健康现代人的必然要求。儒家伦理思想重视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强调通过“修己”、“内省”而化除私欲,以义利统一作为修身的基本原则,以道德自律作为修身的基本途径,使人生脱离物欲满足的低级趣味而进入理想人格追求。修身克己,实现道德自律和内在超越,从而达到身正心和。很显然,儒家伦理思想这种通过道德修养实现人身心和谐的追求是与和谐社会对人的素质期待、要求相一致的。这对于当代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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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党依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群众路线主体的时代性这一特征,总是根据时代的变化科学地界定人民群众的范畴。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党的路线的当代价值相关的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在追求上体现了规律性,为我们坚持党的远大理想奠定了思想基石;在主体上体现了时代性,为我们巩固党的群众基础提供了历史启迪;在立场上体现了坚定性,为我们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树立了光辉典范;在实践上体现了全面性,为我们推进党的伟大事业创造了根本方法。
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它萌生于建党前,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成熟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展现出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的巨大威力。它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根本保证。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背景下,在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迎来了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进一步挖掘和弘扬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深刻内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论文正文:
党的路线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群众路线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他坚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坚信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它最终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人类社会必然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由低级到高级演进,由原始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从人民群众的美好追求中,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广泛群众基础和丰厚实践基础,为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执着地追求革命理想高扬起了一面伟大的思想旗帜。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正是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以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伟大追求,自觉践行群众路线,才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又一个惊人奇迹。
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矛盾、问题、困难错综复杂,异常突出,考验和挑战十分严峻,精神懈怠、理想动摇、人心涣散的问题更加突出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一些党员干部抵挡不住五彩缤纷诱惑,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究其思想根源,都同丧失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有关。如何从价值追求、客观规律的高度引导人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把精神振奋起来,把人心凝聚起来,把真善美弘扬起来,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毫无疑问,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是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思想基础,我们要从中汲取智慧、汲取力量、汲取方法,结合新的实践,创造性地加以运用,教育和引导人们树立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炼就金刚不坏之身。
抽象地说,群众路线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但在毛泽东同志那里,人民群众的范畴和外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随着革命和建设任务的转化,随着阶级阶层的分化,处于相对的变动之中,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比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甚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成为革命的依靠力量。这些变化都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科学地界定了革命和建设的依靠力量,为扩大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强大的敌人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党依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群众路线主体的时代性这一特征,总是根据时代的变化科学地界定人民群众的范畴。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年,就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力量,他还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大到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江泽民同志面对新的社会阶层的大量出现,提出了两个先锋队的重要思想,明确界定了六种人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胡锦涛同志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针对在人民群众问题上存在的模糊认识,科学论证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性问题。当前,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落实党的提出的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中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形成和凝聚实现中国梦的浩浩荡荡大军。
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内含着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正是有了“三观”的高度和深度,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无论从理性上还是感性上,都充满着对人民的坚定信仰和深厚情感,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同志坚定的人民立场不仅体现在他的著作中,而且躬身实践,为实现人民的利益、谋求人民的幸福奉献了一生。
当前,我们在贯彻群众路线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是立场问题,一些党员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愿望、诉求、困难和疾苦不闻不问、不理不管,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更有甚者,攀权贵,傍大款,被利益集团左右、被黑恶势力绑架,俨然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成为祸害百姓的元凶,损害党的形象的败类,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道而驰。为此,只有像毛泽东同志那样,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对人民群众存敬畏、怀感恩、有忠心、真热爱,才能真正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最高评判标准,始终不渝地为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
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是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也是组织路线,是认识论,是实践论,也是方法论,它管方向、管根本、管全局。毛泽东同志对他的群众路线思想有一段十分经典的阐述,讲道:“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体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都对党领导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建设,以及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历史反复证明,在党领导人民实践中,凡是坚定正确地贯彻了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党的事业就前进、就胜利;凡是偏离或背离了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党的事业就挫折、就失败。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国内形势千变万化,波谲云诡,困难矛盾、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把好方向、统筹兼顾、凝聚共识、取得实效,如何在经济社会转型中调结构、稳增长、保就业、促发展、惠民生,如何在群众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中坚持公平正义,保障公民权益,促进社会和谐,都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落实和弘扬践行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坚持群众路线实践的全面性,我们就能够发现群众的创造,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保证实践的有效性,为更好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稳中求进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根本支撑和动力。
马克思指出,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对本质和规律的揭示和把握。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思想,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想,它一产生和形成,就显示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他反复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革命的主体”是“上帝”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他还指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告诫全党:“只要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纳天地之正气,聚古今之精华,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在理论上的深刻性、彻底性,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成为毛泽东思想贯穿的一条红线、精髓和灵魂。
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风险是脱离群众。当前,党面临的作风不正的问题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危害巨大。突出表现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群众深恶痛绝、反响强烈,损害着党群关系,败坏着党的形象,侵蚀着党的执政基础。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要把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作为锐利武器,向“四风”宣战,坚决克服工作不实、知行不一、不求实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的形式主义,坚决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的官僚主义,坚决克服及时行乐、精神懈怠、不思进取,追名逐利、贪图享受,讲究排场的享乐主义,坚决克服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大兴土木、节庆泛滥,生活奢华、骄奢淫逸,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的奢靡之风。以解决“四风”问题为突破口,全面解决党风不正的问题,关键看我们在坚持以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为指导上坚定不坚定、自觉不自觉、深刻不深刻、全面不全面、彻底不彻底。只要我们始终保持理论上的清醒、自觉、坚定、彻底,就一定能实现为民务实清廉的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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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精神支柱,奥林匹克运动赛场的竞技是国家民族精神的竞技;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谈奥林匹克精神人文价值对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启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论文关键词:奥林匹克精神 人文价值 人文素质教育 大学生
论文摘要:从人文价值的角度,探讨奥林匹克精神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包括:促进世界和平,人们在竞争中实现自我超越,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奥林匹克的人文精神是现代社会“以人为本”?民族和爱国主义精神?理想主义精神?公平竞争意识等方面的集体体现?奥林匹克的人文价值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有重要的启示,奥林匹克精神树立了大学生爱国奉献和集体主义观念,重在参与?积极进取的精神,公德意识和公平精神,激励当代大学生拥有健全的人格,充实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推动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
浅谈奥林匹克精神人文价值对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启示
《奥林匹克宪章》中指出,奥林匹克精神就是互相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指导下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而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从奥林匹克思想体系的整体结构来看,奥林匹克精神是这一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了互相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思想就不可能得到贯彻,奥林匹克运动也就无法实现其促进世界和平和建立美好世界的目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迅速推进,不仅给我国经济领域带来了深刻的改变,社会的大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代大学生是备受社会关注的群体,他们思想活跃,很容易接受新观念?然而,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对大学生的教育过程中,如何建设好大学生的精神家园,利用当前大学生高度关注并积极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契机,开发对人类文明与进步具有重大影响的奥林匹克思想,探索大学生教育的有效方法与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促进世界和平,建立更加美好的世界
和平的实现,离不开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但是向往和平?追求美好生活却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奥林匹克运动试图通过体育运动竞赛沟通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建立起友谊,促进世界和平,减少国际间争端和战争威胁?因为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与人类社会进步的正义事业的追求目标相一致?目前促使奥林匹克运动成为世界和平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体育外交成为国际关系交流的重要手段?
1.2重在参与,永不言败,在竞争中实现自我超越
“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充分表达了奥林匹克运动不断进取?顽强拼搏?永不满足的奋斗精神?它也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高度概括,在奥林匹克赛场,它永远激励着运动员去攀登体育运动的高峰,不断地超越自我?超越他人?运动健儿靠的正是这种精神,在顽强拼搏的体育赛场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世界纪录,或是在日复一日地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中,努力实现着对美好目标的追求,甚至绝大多数运动员明知希望渺茫,仍在付出辛勤的汗水实现着自我极限的超越?
1.3体现了人类社会对“真?善?美”追求的统一
“友谊?团结和互相了解”的奥林匹克精神,是在公平竞争的精神原则下,让世界人民通过奥林匹克运动来寻求一种互相了解?友善待人?平等交流?团结共进的文化方式?奥林匹克运动寓意人类的团结?友谊与和平,她的产生与发展带给人类的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奥林匹克运动精神体现了人类对“真?善?美”追求的统一,是人性本质的反映?奥林匹克运动的“真”,是对人类本质的特有表现,它表现为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体育运动禁止“兴奋剂”,统一规则,维护裁判公正,就是体育运动追求“真”的体现;“善”表现为体育文化的国际性与无国界化,它不受国籍?种族?民族的影响,远离政治的奥运创始原则,并通过奥林匹克运动为世界人民,提供了一个平等交流?友善待人?增进友谊?追求和平的理想环境,其表现为人类向往和追求“善”意的终极关怀;“美”不仅表现为集体竞技的和谐美?个人竞技的竞技美,而且表现了人类对完美的精神的追求?奥运赛场重在参与?永不言败,只有强者?没有弱者的拼搏精神,正是人类对“美”的永恒追求?
2.1奥林匹克精神是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集中体现
百年奥运,风云变幻,不变的是始终如一的人文精神?为了生存,人必须具有强壮的体魄?健全的心智和钢铁般的意志?奥运人文精神强调以人为本,人是作为目的,而非工具出现在这一活动过程中,是人类的自我实现与自我肯定?奥林匹克主义给竞技运动设置了一个理想主义的目标和方向,它强调体育的人文价值,强调体育应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进而促进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的社会的建立?
2.2奥林匹克精神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
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精神支柱,奥林匹克运动赛场的竞技是国家民族精神的竞技,它与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变迁?国力的增强或民族复兴密切相关?国运盛,体育兴,一个国家在奥林匹克运动实力的强弱是其经济实力和民族精神的重要反映之一?正是从这个窗口,全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一个国家国力的强弱?在那里,国旗的升起?国歌的奏响,代表了国家的荣誉,体现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健儿强烈的爱
国主义精神?每当此时,唤起的是整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振奋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此时,在人们的心中,祖国的利益和荣誉高于一切?这种精神不仅在体育赛场激励着运动健儿的顽强拼搏,而且提高了国家全民族的凝聚力?奥林匹克运动精神,既是推动奥林匹克运动蓬勃发展的精神动力,更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动力?
2.3奥林匹克运动精神之魂反映理想主义精神
“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思想,也是运动健儿不断进取?顽强拼搏和永不满足的奋斗理想?这种理想主义精神不仅是体育赛场的精神动力,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更快?更高?更强”奥林匹克思想的精义是超越?是创新,它要求人们不断进取?不断创新去追求新的完美?正是源于这种理想主义精神,人类社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2.4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运动精神反映出人类的道德与追求
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是奥林匹克运动竞赛的理想准则?奥林匹克运动倡导的“费厄泼赖”(fair play),是一种人道礼让的平等精神?其意义之一,是寻求一种奥林匹克赛场在条件相同状态下公正?公平的竞赛;其二,是通过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来实现无种族差异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虽然,今天的奥林匹克赛场存在着许多违背体育道德的不公正因素,但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运动精神,却是人类对体育道德的永远追求?
人文素质包括文化素养?艺术修养?思想道德素质等诸多因素?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主要体现在文化素养?审美情趣?理想追求?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而奥运精神人文价值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有多方面的启示?
3.1引导大学生树立爱国奉献精神和集体主义观念
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主题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奉公守法,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多做贡献?作为社会栋梁的当代大学生,应该通过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了解和学习,更加热爱祖国,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克服和抑制与社会伦理准则和法规制度相悖的不正当的个人利益和狭隘的小团体利益?把个人理想追求与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鼓励他们挖掘自己的最大潜力,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从而主动地提高社会责任意识?
3.2培养学生重在参与,积极进取的顽强拼搏精神
“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号召人们在思想上要达到一个新境界,不断追求进步,不断克服障碍去争取更大的胜利,体现奥林匹克的教育价值?而高校体育教学课程改革,主要是培养学生3个方面的能力,即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因此,借用奥林匹克“格言”的理念,是培养学生进取精神的有效途径?
高校体育教学也应对学生加强素质教育,培养学生探究式的学习方法,形成终身学习和终身体育的习惯?因此,应从“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出发,科学?合理地制定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既要考虑到学生当前的实际情况,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又一定要有“超前”意识,使学生在体育教学中始终能保持一种不断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人类的一种内在力量,是人类社会自强不息?发达昌盛不可缺少的高贵品质?并把这种高贵的品质迁移到今天的学习生活和以后的工作中去,不论有多少艰难困苦,遇到什么阻力?障碍?艰险,都要拥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英雄气概?
3.3提高大学生公德意识和公平竞争精神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竞争精神在不断增强,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唯利是图思想作祟?缺乏诚信友爱?公平竞争意识淡化,甚至丧失民主与法制观念,不利于和谐社会发展?因此,矫正大学生的这些思想偏差,可利用奥林匹克运动的“公平竞争精神”教育大学生?在奥运会上,运动员是在一套被国际社会共同承认的“规则”下进行实力对抗,不论种族?国籍和宗教信仰,参赛者在比赛场上都是公平的,谁也无法享受特权,任何人都不能逾越和凌驾在规则之上?奥运会的这种精神在向社会传达公平竞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为人类社会树立一套公平竞争和规范竞争的模式,对引导大学生提高公德意识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3.4激励当代大学生拥有健全的人格
人性的完满?身心的和谐发展一直是奥林匹克精神人文价值的集中体现?在教学中要特别注重学生的人格教育,教师要认真贯彻“利他取向”的教育原则?这种教育原则是使学生学会换位思维,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体验他人的内心感受,从而产生助人行为,最终形成具有良好道德品行的人格特征?高校体育教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活动,激烈的对抗竞争,频繁的人际交往和多种形式的身体活动,都为实施“全人格教育”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教师要给学生提供多种社会角色的尝试机会,要使学生的个人行为适应群体的需要,与同伴建立协调一致的关系,学会主动关心他人,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也就是要教育学生如何做人,既要使学生能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又要有团结协作精神?有责任心,这样才能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才?
高校的体育教
学活动不仅要给学生传授竞技运动知识,更要注重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文化的解读,充分发辉奥林匹克精神中的人文价值?这样不仅可以纠正长期困扰高校体育教育中的种种误区,又推动中国体育教育的革新,推动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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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当代美学的文化特质表现为题材选择上的强烈念意识,呈现出对当代美学现象的极度关注,从大众美学的角度剖析人们的心理生存空间。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西方当代审美视角下的浚县社火的美学价值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随着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封闭的小农经济状态下村落生存结构虽然已被打破,但其根植于乡间的社火活动中所蕴含的美学价值并未随时代的变迁而消融。与此同时,面对西方当代艺术的价值评价标准的渗入,笔者认为探讨当下浚县社火与西方当代美学的共通之处,将更有利于建立我们自身的美学评判标准,促进“社火”这一艺术奇葩的保护与利用。浚县社火在其绘画语言方面所体现出的平面意识,以及在美学题材中所体现出的大众意识,都与西方当代的审美倾向不谋而合,为艺术创作中展现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可能性。
论文正文:
西方当代审美视角下的浚县社火的美学价值
西方当代美学在演进过程中始终伴随对艺术媒介的论证,形成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自律性艺术实践美学。其平面意识作为美学意义中最本质的媒介特征之一,越来越得到肯定与重视,当代架上绘画尝试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言阐释着平面意识的回归,从平面走向简化的视觉意味状态,又从简化走向材料的原始物质状态。
与之相对应的浚县社火本身就沿袭着创作的平面化美学倾向,往往不采用完整的三维视觉效果,主张强调形象的外轮廓,不强调物体的实体感,捕捉物体的典型特征,创造自然简洁的画面语言。
西方当代美学的文化特质表现为题材选择上的强烈念意识,呈现出对当代美学现象的极度关注,从大众美学的角度剖析人们的心理生存空间。题材的观念化是因为绘画的叙事性与记录性特征在社会发展中逐渐被照相机的发明与普及所取代,对绘画是否还应具有社会美学意义的争论从未停止,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抽象形式化追求后,人文精神的回归使艺术家们更趋于关注当下的即时的大众的美学现象,更贴近大众的美学接受层面,如波普艺术与涂鸦艺术就是将绘画贴近生活,贴近大众,表达对当下社会的直观认识。浚县社火表演作为大众美学的一种,在表演的过程中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大众美学概念的传达,从浚县社火表演中折射出当代社会的一些人们文化心理上的变化,体现出当下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审美接受的变化。
以西方当代美学为参考系,将三个不同时期较具有美学意义上平面特质的艺术流派与浚县社火做平行比较,以期更深入的认识浚县社火表演的当代语言特征,将认识转化为绘画手段。
其一是印象派塞尚的画作中传达出主题结构的二维平面性。如《圣维克多山》这幅名作中将山的形体进行三维空间压缩,用山本身“形”上的平面特征来组建画面基本结构,产生画面韵律感与节奏感。
对应浚县社火语言也是通过形的重复,将视觉感受指向平面形式,用或明或暗的主线将视觉感受连接起来,形成具有旋律感的静止画面。如挑花篮表演中,将每一个表演者想象为独立的平面元素,先将人物想象成具有块状结构形式,藤条想象成具有线状结构形式,花篮想象成点状结构形式,然后再将这些单独的形象组建为具秩序美感的整体画面语言,按其运动态势结构为统一的画面效果。
其二是立体主义把体积分解成暗示几何形立体的平面。如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用多面体平面的技法,将物体的局部用平面化的语言构建起整体知觉性的画面形象,通过画面重叠和并列的平面体系,使画面呈现零乱与穿插的视觉效果,有时甚至运用实物拼贴的方法来张显平面与深度的矛盾特质,向平面化演进。画面呈现的是结构的整体,而非生活原型的整体。在画面中将动物头部与身体扭曲,五官在面部作错位排列,体现了一种扭曲的平面美。
对应浚县社火的表演形式,始终伴随着穿插走动,形成的视觉印象本身就是具有真实的片断感和虚拟的整体感共同作用下的意识形象,这种感受吻合立体主义的多面体平面构成语言,可以将人物与背景融会为虚幻的富有童趣的平面语言。在材料的应用上浚县社火本身就是就地取材,显露材料本身特质已成为当代审美趣味追求之一,浚县社火往往就是选择生活中的实物来进行表演和装饰,比如有些舞狮的狮身就是用家里常用的粗布线头等缝合而成,形象塑造也随性而至,有时难免有所失实,但却具有质朴而富于生活气息的美学意味。
其三是构成主义和至上主义认为画面必须完全由纯粹造型要素构成,那就是平面和色彩,认为线形与色都是画面的本质存在,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如杰克逊·波洛克的《秋天的节奏-编号30》中,将颜料随意地泼溅在帆布上,在画面上显现出自然的流淌线条、滴落的色点,线与线、色与色相融合在一起形成的画面。绘画品格具有令人动容的大自然品质,产生视觉纯粹的愉悦美,强调人为拼凑的主观性,强调随意性和偶发性趣味。并且在画面中有一种特殊的技法即分形法,所谓分形,就是让画面某些局部与画面整体呈现同样的形状。
对应浚县社火表演的画面形式,处处显露着这种自然的随意性的构成语言,往往用琐碎的凌乱的造型拼接成整个的视觉形象,如在耍狮舞龙中为了渲染热闹喜庆的气氛,将少则三四只,多则十数只狮子集中在一起,上下攒动,熙熙攘攘的舞作一团;在舞龙中,往往又十数人共同舞动一条大龙,表演时龙身下的表演者,随着鼓点迂回游走,形成纷乱的视觉感受,在不经意间却突然发觉巨龙已然盘绕腾空而起,像座山似的矗立在你的
面前,震撼力不言而喻,体现出随意性与偶发性共存的艺术趣味。其分形法则在浚县社火表演中也是有所体现的,无论是跑旱船还是秧歌舞或是挑花篮等舞蹈性的表演中,在整体与局部的形体表现上始终都是有所暗合的,扭动的秧歌表演者本身形体姿态往往就与整个舞蹈走动穿插的形态具有相近性。
浚县社火表演与西方当代美学关注的都是人的生存空间与心理状态,对大众美学精神内涵的追寻,是伴随着本我意识的崛起,在题材的大众化表现语言中折射出社会大众当下的特殊心理状态。
其一是对乡土的眷恋,中国长久以来就是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作为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土地的眷恋是自然而然的生发出来的,即使在都市生活的新的一代年轻人,用浚县当地的一位老百姓的话说,“往上查祖宗三代谁不是农民。”我们的根在土地,虽然久已疏远但一旦再次相遇心里依然能激荡起层层涟漪,这应该是大部分中国人都有的乡土情结。
其二是对情绪的宣扬,民间艺术延续至今,一直都有饱满的生命力,其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与表达,隐含在喧闹的表演之中。长时间细心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表演中挥洒的不仅仅是汗水,还是一年里积蓄的情绪,或是事事如意的高兴之情,或许是流年不利的积郁之情。在当代都市人们的教育程度越高,承受的心理压力就更多,心灵的束缚往往也更大,对情绪的宣扬使得人们心灵得到慰籍,也许这就是都市人往往不远千里来参加浚县社火的原因之一。
其三是对温情的期盼,传统的人伦在当今社会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人们逃脱了“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道德枷锁,但又容易走向另一个人伦的陷阱,繁忙的生活节奏使得人们对亲情的冷漠成为当代人的普遍心理状态。而在浚县这个乡族村落中联系人们的往往就是血缘关系,通过社火表演将这种亲情关系加强与维系,朋友亲人之间除去生活的重担,在那一天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走在一起,心灵得以贴近。
总之,当代西方在美学演进中呈现出一种内省式的发展,无论绘画语言的平面意识还是美学题材的大众意识与浚县社火中所呈现的美学价值,正是这种在经济高速发展下带来的人们心理的紧张、生活空间的压缩、交流沟通的需要,在美学鉴赏上就反映出对质朴美与童趣美的追求。相对于都市的冷漠,乡间充满的是热闹,笔者在浚县社火表演中体验到了这种温暖的人性光辉,发现了隐藏在内心的对乡土的眷恋,对情绪的宣扬,对温情的期盼。
[1]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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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在实践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一定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我们在解决问题时要抓住主要矛盾,同时也不能忽略次要矛盾。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价值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价值全文如下:
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实质,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对其的发展,对于我们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的指导地位,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由邓小平加以实践和阐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它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拨乱反正,彻底结束了“左”的思想束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根据我国建设实际做出了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心的重要决策。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这标志着作为一个有整体构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这个理论是邓小平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长期历史经验、全面分析当代国际关系形式,深刻认识世界经济、政治发展趋势和历史走向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的提出,极大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它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基础性地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正活化了,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短短几年的实践和探索,中国共产党不仅迅速改变了中国的落后面貌,而且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形成是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思想飞跃,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成功结合。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其实质和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变革,但他们并非从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变革的起点上,相反,他们在“进入”理论时还深刻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起点,就如他们后来揭示的人们不能选择自己创造历史的条件一样,但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看到了实践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这使得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同样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人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人的实践的深度及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与核心,也从没有停止过发展,一直处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是与时俱进的。它包含着深刻的自我批评,也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清算”自己的信仰。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而束之高阁,顶礼膜拜,也不能因为马克思已经做出的部分结论的“过时”而怀疑甚至抛弃它。
江泽民在建党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把“与时俱进”看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2]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写道:“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3]能否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它揭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科学认识。
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在实践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与时俱进,在理论上不断地拓展新视野,并做出新的概括,党的思想理论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着理论创新。就是这种与时俱进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也正是因为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走在时代的前列。中国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下,我们根据国家建设的实践需要,不断进行着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科学发展观就是我党在总结各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建设实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可持续发展经验观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重大战略思想。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了新的特点,结合新特点、新问题的出现,我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强调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我们在实践中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要从全局着眼,统筹兼顾地实现各个方面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同时,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个重要指导思想,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小康。而坚持科学发展观来进行小康社会建设,就是在实践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者是紧密联系、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的。 社会是个庞大的综合体,各种要素相互交织共存于社会之中,我们只有坚持和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所含有的科学性和逻辑来理解它们,对待它们,才能处理好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才能真正地、充分地发挥它的巨大功能。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条件,都会孕育新的时代内涵。中国梦思想是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顶层设计,是源于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过程中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历史和现实自信的一种体现,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追求,是中华民族要实现的奋斗目标。中国梦的时代内涵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个梦不是虚幻不实的空想,不在遥不可及的彼岸,而是必定能够实现的理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中国梦的实现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紧密结合起来,从哲学高度明确中国梦提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深刻认识到在中国梦实践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进而积极推动中国梦伟大构想的实现,是我们必须要阐明的问题。
(一)中国梦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体现
“马克思实践范畴具有历史性和动态性,从《德意志形态》中可看出关于实践多层次性特征的阐述”[4],它为我们寻找中国梦提出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中国梦的提出满足了人民群众进一步进行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的需要,以更好地改善和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产生于西方,却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个东方大国有着如此重要的价值。因为我们懂得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同中国的具体国情联系起来,而不是教条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原理。马克思不仅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范畴,而且把实践和理论纳入同一个范畴体系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告诉我们:人们的思维、任何一种理论是否正确可行,是不是客观真理,归根到底只能由实践来检验。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及认识论,中国梦作为一种新的思想认识,首先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次,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知道,只有在积极的实践基础上中国梦才能真正展现出理想的光辉,才能得以最终的实现。
因此,我们走的路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道路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走,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特殊情况和问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努力进行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才能真正实现我们的中国梦,为中华民族的腾飞插上翅膀。
(二)中国梦的提出是当代中国人民伟大实践的需要
中国梦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梦。中国梦的提出符合中国建设的实际情况,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是当代中国人民伟大实践的需要。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5]我们必须也只能从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去找出中国梦提出的必要性。
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以物质资料生产为根本的实践活动,想要实现社会的发展,就必须在实践的过程中寻求发展规律,找出促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任何真理性的认识必定来源于实践,并通过实践得以检验。我们伟大的祖国在近代遭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残酷侵略,曾一度陷入苦难的深渊,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让中国人重新站了起来。现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没有现成的套路可以借鉴,我们只能在实践中摸索着前进。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面临着经济发展落后、贫富差距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党的作风建设需要加强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什么?如何去解决?是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难题。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任何时候都不容置疑和颠覆的原则性问题。而中国梦的提出正是基于我们当前建设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明确了我们具体的奋斗目标。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适时提出中国梦的伟大构想,既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需要,也符合人民实践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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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创造宗教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幸福,宗教是人类获得短暂解放和心灵慰藉的手段和方式,从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人类对“现实苦难的抗议”,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是无法逃避和更改现状的无奈。那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怎样的?它又有什么样的价值呢?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当代价值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当代价值全文如下:
从人本主义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理论的终极目标是消灭宗教,实现人的自由和彻底解放。宗教消亡是不可扭转的历史趋势,但宗教的自然消亡和人为消灭有着很大区别。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理论,对于中国宗教问题的处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人类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产生的社会现象。它既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观念,属于文化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从人本主义出发,透彻地研究了宗教的起源、本质、功能及消亡等问题,形成了关于宗教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1.宗教是人本质的异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一种颠倒的社会意识,在泛神论中和“创世说”中,是宗教创造了人类和万物,人类应该崇拜自然和神以满足自己身体和精神的需要。事实上,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反之是人创造了宗教,恩格斯认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1];它是“支配者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1]。人把自己的力量、智慧、高贵、价值衡量尺度等品质和特点赋予这至高的“善”,也就是神;宗教的本质是人本质的对象化,神所表现的不过是人本质的彼岸性,是人一切美好和愿望的集中体现。人在创造宗教的同时,将自己的美好愿望赋予在神的身上,以一种神圣的、虚幻的的形式,表达着自己的本真。妄图通过宗教摆脱自然的枷锁和对现实的失望,得到解放和幸福,在这种超验的观念的引导下,人由此失去了对自我价值和自我力量的肯定,逐渐使“神的本位”代替了“人的本位”。
2.宗教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不论是哪种宗教,最基本的特征是对神灵的崇拜,是对虚幻美好的向往。作为人们观念上的东西的宗教,以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形式存在着,是由特定的物质条件即生产方式决定的,而神灵是虚幻的和超验的,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对于宗教的多样性和宗教崇拜现象的差异性也只能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中去寻找答案了。“因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在天上,而是在人间”[2];“如果他真的想谈宗教的‘本质’,即谈这一虚幻的本质的物质基础,那么,他就应该不在‘人的本质’,也不在上帝的宾词中去寻找这个本质,而只有到宗教的每个发展阶段的现成物质世界中去寻找这个本质”[1]。
根据不同宗教产生的基础,大体分为自然宗教和人为宗教两种,它们产生的基础分别为自然异己力量的压迫和社会异己力量的压迫。自然异己力量源于人类为满足自身的原始需要,从大自然中获得足够的食物,自身力量弱小的前提下对变化无常的大自然的一种恐惧和崇拜,以祈求丰收、繁衍生存。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对自然适应性的增强,社会统治力量的压迫逐渐代替了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将人民大众推向了苦难的深渊,宗教作为“人民的鸦片”承担起了在物质上不能得到解放的被压迫阶级的精神慰藉角色。这是社会异己力量对人为宗教产生的推动,恩格斯说:“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在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就像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受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3]这同样说明,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不到合理调节和处理的时候,社会关系还没达到完全和谐之前,宗教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
3.宗教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发展趋势同样不可忽视
人们创造宗教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幸福,在人类生产力历史的不发达阶段,宗教是人类获得短暂解放和心灵慰藉的手段和方式,从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人类对“现实苦难的抗议”,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是无法逃避和更改现状的无奈。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只看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样的负面作用,他指出宗教不能给人类带去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它的作用是有限的,要达到摆脱异己力量统治的目的,必须通过对自然异己力量和社会异己力量的变革、消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灭,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1]。只有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运动,消灭阶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才能实现人们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成为自由的人。社会物质基础的和社会物质生存条件的积累,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完善和改进,必将促使宗教走向不可挽回的消亡道路。马克思的宗教消亡观是其宗教思想的闪光点,具有不可磨灭的战斗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直言不地的指出,宗教和国家一样是异化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世俗土壤会逐渐失去供给宗教产生和生长的营养,宗教即自行消亡。
1.马克思主义宗教消亡观唤醒了人的主体意识
宗教作为一种精神意识,除了是对现实世界的虚幻反映之外,还是对现实世界的无声的反抗。宗教对人精神的麻痹,并不能帮助人从现实的苦难里得到解脱,它给人的只是“幻想的幸福”,而对宗教的批判,并不能仅仅瞩目于它麻痹人们意识的负面作用,还要看到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探索走出宗教辖制困境的途径。在这个过程中,人要占主导地位,认识到人的主体价值,重新唤醒人的主体意识,把对神盲目崇拜的目光转向自身主体性,承认自己有改变世界的实践能力,人民大众才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主力军。
对世俗世界的批判和改造,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生产力发展,消灭宗教产生的世俗基础,推翻自然异己力量和社会异己力量,进行彻底的革命,使人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实现人的主体价值。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犀利批判的目的在于给工人阶级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号召千万信仰宗教的工人、农民群众正视造成自己悲惨处境的真正原因,积极投身于争取阶级胜利的伟大斗争中。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战斗性的一面。
2.马克思主义宗教消亡观提出了人解放的手段和途径
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目的在于帮助人认识到自己的主体价值,唤醒主体意识,并指出改变现状的有效手段是实践活动,鼓励工人阶级和农民大众积极投身于取得阶级斗争胜利的浪潮中。通过揭开蒙在宗教表面的神秘面纱,看到宗教虚幻的本质及其负面作用,使人从对宗教的盲目崇拜转向对自身实践力量的确信,摆脱宗教的虚幻辖制。
要实现人的解放,达到宗教消亡的目的,需要在实践上和思想上同时作出变革。科学实践是战胜有神论的锐利武器,理性主义是战胜信仰主义、愚昧迷信的有力工具。通过科学实践活动,推动社会变革,实现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使人对自然力的崇拜转向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信仰。在思想上用“人的本位”取代“神的本位”,正视自己是改变和支配自己命运的主体,用对改造此岸世界取得幸福代替对彼岸世界超验的虚幻想象,使人确信要实现彻底解放只能依靠生产力发展、无产阶级革命等改变人类处境的现实实践活动,将宗教社会根源的消亡同无产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宗教作为人自身的异化,随着自然异己力量和社会异己力量的消除,会随着人的彻底解放而消亡。
3.马克思主义宗教消亡观中宗教的自行消亡和人为消灭
随着人的彻底解放,宗教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宗教的消亡“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这说明,宗教的消亡是过程化的,不是确定式的,它的发展状态具有客观性、过程性,不受人主观愿望的影响。宗教的消亡和宗教的消灭是不同的,宗教的消亡是在理性和科学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在物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得明白和合理的条件下自行发生的,是不可更改的历史必然;而简单的宗教的人为消灭是一种不可取的方式,它针对的仅仅是宗教本身,消灭的仅仅是宗教的崇拜仪式和宗教的信仰木偶,它所扑灭的仅仅是迷信宗教的狂热火焰,而不是宗教产生的外在条件和实际根源。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战斗力的机械运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问题处理势必会造成不良后果,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1.依据时代背景,科学对待和适当处理宗教的存在
宗教的存在与发展和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相联系,在新时期的中国,宗教赖以存在的阶级根源虽已不复存在,社会主义生产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并未充分发展;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的力量还是弱小的,对自然崇拜的现象并未完全消失。并且在巨大的社会竞争压力下,宗教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减轻社会发展带给人的心理失衡方面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因而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自然根源依旧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对于达到宗教的自行消亡还有一定的差距。
由此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之前,仍有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必要和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活动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社会主义国家,宗教在民族中的影响不可忽视,重视和尊重民族和宗教问题也将是我党和国家长期坚持不变的价值杠杆。昆明的“3?01”事件说明,愚弄信教群众,鼓动民族冲突的不安定事件并未消失,我们在尊重人民信教自由的基础上,更要提防各种反华势力利用宗教问题不断地对中国的内政进行干涉。这种行为严重的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党和群众要认清这些非法活动背后的实质,提高警惕,不断增强防自我范意识。
党的报告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是凝聚各方面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重要法宝。”[4]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促进宗教关系和谐,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事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事关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在党的持政工作上,在宗教与社会关系和谐方面,积极引导信教群众、宗教界人士和宗教团体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中国宗教的发展符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避免类似令人痛心的事件再次发生。
2.准确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是开放的、随实践不断发展完善的科学体系,因而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精髓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创造性的使用,以保证其始终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发挥积极的理论、实践指导作用。
宗教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将影响到国家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等社会的整体发展,这同时也是对执政党执政水平的考验。由于宗教的存在取决于它的世俗基础,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基本任务就是消除这一世俗基础,因而要将消灭宗教世俗基础的任务与无产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恩格斯指出:“仅仅用嘲笑和攻击是不可能消灭像____这样的宗教,应该从科学方面来克服它,也就是说从历史上来说明,而这一任务甚至连自然科学也是无力完成的”[5]。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要把宗教问题的处理融入到一切工作当中,以科学的方法对待宗教,团结信教群众,增强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获得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消除宗教存在的世俗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在强调无神论的基础上,注意宗教的心理调试作用、道德约束功能、文化交往功能等正面作用,尊重人民信仰自由,依法保护信教群众。
3.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妥善处理中国的宗教问题
今天,中国顺利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国家在许多领域用法治代替了人治,中国社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转变。但在宗教领域,由于种种原因,改革进程相对滞后。现有宗教法律体系中存在的最关键问题乃是宗教基本法的缺失、相关法律不完善等。正是因为这些体制性的原因,导致近年来尽管国家一再加大对宗教管理的投入,但现有宗教管理体制低效、僵化、无力应对宗教方面问题的被动状况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改变。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是指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精髓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依法治理宗教事物,消除宗教人士对有关国家宗教政策的不解和疑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宗教界爱国人士和信教群众爱国爱教、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对待宗教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宗教活动受法律保护,把宗教信仰作为人民的私事不乱加干涉。国家应“保障公民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承认一切公民有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必须避免伤害教徒的宗教感情”,“禁止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对待教徒群众”[6];“恩格斯同时也多次谴责那些想比社会民族党人做得更‘左’或更‘革命’的人,谴责他们企图在工人政党的纲领里规定直接承认无神论,既向宗教宣战”[5]避免人为的消灭宗教。
但从另一方面,同样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无神论的思想,辩证运用无神论的战斗力,无神论思想对于批判现代迷信、推动中国向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7]尊重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理性看待宗教存在的同时,积极进行社会建设,促进宗教的自我消亡,是无产阶级政党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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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无论是赞美抑或贬低,是承认抑或否定,总之,在短暂却不失灿烂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都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在上一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赵树理横空出世,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称雄文坛,独领风骚,高举起一面民族文学的大旗,其创作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1](P475),甚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阵容的“山药蛋”派作家群。物换星移,大浪淘沙,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变。相对于昔日的轰动与风流,今日之文坛,赵树理“显然是个陌生人,至多,模模糊糊有个土里土气象山药蛋似的印象……足以使放眼世界的人们微笑着敬而远之”[2](P452)。往昔名重一时的赵树理,在当今之文坛,难道真已成了“隔日黄花”了吗?赵树理的小说果真如某些新潮评论家所言,既无高雅之艺术品位,亦无宏深之思想涵蕴,充其量只不过因其创作上的大众化成就而在当年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侥幸获一时之殊荣吗?窃以为,赵树理的出现,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赵树理的小说模式,不仅在当年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意义,即便在当下及日后之文坛,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本文旨在拔开当前赵树理研究的迷雾,解构、颠覆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不公之论,还之以本来面目,站在历史的了望台,锁定赵树理小说的历史意义,用发展的眼光,预见赵树理小说模式之于当下及日后文坛的重要借鉴意义。
名不正则言不顺。要界定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首先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赵树理小说模式。在此,必须把赵树理小说和赵树理小说模式这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容混为一谈的概念区分开来,正如马克思著作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一样,赵树理小说也不等于赵树理小说模式。
赵树理小说独树一帜,概言之,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从文本内容看,赵树理小说是典型的“问题小说”,其小说十有八九是为问题开药方。“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3],“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4](P30)。由此可见,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归宿点,为问题而创作成了赵树理小说内容上的一大显著特点。二是从艺术形式看,赵树理“把中国传统的评书改造成为现代小说,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小说形式,推进了‘五四’白话小说的民族化”[5](P519)。赵树理的小说故事情节完整,有头有尾,单线发展,环环相扣;人物塑造主要运用传统手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展示其性格特点,栩栩如生;文本语言去粉饰,勿卖弄,善用白描手法,清水出夫蓉,“熔大众化和艺术化于一炉”[6](P259),“一方面从人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予以充分地加工,一方面借鉴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文学或戏曲的语言及表达方式,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从而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6](P259)。此外,在“绰号”艺术的运用、民情风俗的描绘等方面,赵树理的小说均颇具民族风味。总之,“赵树理的创作把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推进到新的阶段,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7](P379)。
与赵树理小说的特点相适应,赵树理小说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有两个方面,就内容而言,文学作品应在不损害其审美功能前提下,积极张扬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充分发挥文学“干预生活”的职能。作家应义无反顾地走出象牙塔,成为时代生活的弄潮儿,而不是做一个远离尘世的冷漠的生活旁观者,无关时代气息的风花雪月,与赵树理小说模式是绝缘的;就艺术形式而言,赵树理小说模式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应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过于“洋化”的,仅为极少数“知识贵族”所欣赏的艺术形式与赵树理小说模式同样是无缘的。简言之,内容上的“干预生活”,艺术上的本土风味,构成了赵树理小说模式的经纬之网。
赵树理的登场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之果。一代大师鲁迅先生曾痛心疾首作如是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8](P80)。正是基于这样的远见卓识,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才高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面向载封建之道的旧文学猛然开火,一面窃得外国文学的圣火,着力创建全然有别于传统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致力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遗憾的是,在长期闭关自守状态下,本来就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文学革命的发展又极迅猛,人们无暇对西方各种思潮进行消化,鉴别,再加上文学革命中的主干分子多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多为年轻气盛的“新青年”,思想方法上难免有偏激和走极端的弊病,这就使文学革命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的特点:“在否定传统时,就往往否定一切,而在学习西方新思潮时,又容易肯定一切”[5](P42)。新文学的缔造者们救国心切,矫枉过正,几乎是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学,全盘接受西方文学的情况下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9](P980)。这就使得刚呱呱坠地的新文学一开始诞生就带有了严重的“西化”倾向,而这种严重“西化”现象的存在,又势必导致新文学与本邦民众的疏离,致使本属进步的、先进的新文学,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与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群众相脱离,这种脱离甚至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当年在长冶省立第四师范求学的赵树理,深深为新文学所陶醉,迫切想把新文学介绍给他的农民兄弟,然而,令他惊诧的是,当他满怀激情地给自己的父亲——当地颇有声望的说书能手朗读鲁迅先生的不朽之作《阿Q正传》时,“刚念到阿Q与小D在钱府的照壁前展开‘龙虎斗’,父亲就失去了恭听的兴趣”[2](P44),扛上锄头下地去了去,临走还顺手揣了本《秦香梅吊孝》,“赵树理不甘心,又向别的农民兄弟宣读了一些新文学的优秀作品,“但是同样遭到冷遇,无论他怎样吹嘘,农民就是听不进去,却拿来《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书请他念,一个个听得茶饭不思”[2](P88)。
一种新诞生的文学样式,能否得到本民族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接受,这是至关重要的。倘若不被大众所欣赏,那么,无论其思想怎样宏深,形式如何新颖,也会因缺乏适宜的生长土壤而夭折。在现代文学史上,别开生面的现代派文学之所以始终只是以涓涓细流的形式出现于中国文坛,终究难以形成万马奔腾之浩荡之势,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对西方文学生吞活剥始建而成的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面临一个严峻使命——民族化、大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一部新文学如何走向民族化、大众化的历史,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贯穿着整个现代文学的始终,新文学界的有识之士,从来就未曾松懈过这方面的努力。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人高举起“平民文学”的大旗,“左联”成立伊始,就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积极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欧化’倾向及革命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倾向的纠偏,目的在于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1](P199)。
因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学大众化的理论探讨比较肤浅,创作中也未能真正成功地加以贯彻,“左联”对文学大众化的努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1940年前后,再次掀起了民族形式的大讨论,这是“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积极影响”[7](P31)。令人扼腕的是,文学前辈们筚路蓝缕的艰辛努力,仍未能真正彻底解决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直至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号召作家们“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才真正从理论上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指明了正确方向,真正促成了文学创作实践从“贵族化”向“平民化”,从“西化”向“民族化”的根本性转变。正是在《讲话》精神哺育下,新一代作家在解放区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学,民族文学之花在解放区争奇斗艳,形成了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壮观局面。
文学大众化、民族化问题是新文学建设中一个根本性问题,若不能实现新文学从“欧化”到“民族化”、“大众化”的根本性转变,就不仅不能使新文学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而且也难以实现新文学开拓者们借文学改变国民之灵魂,借启蒙以救国强民的一片苦衷,正因如此,民族化、大众化才成了窃得西方文学圣火创建起来的新文学的必由之路。历经20余年的不屈努力。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终于在上一世纪40年代解放区作家的手中得以圆满实现了。鹤立鸡群,赵树理正是实现这一根本性转变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性作家,其小说“不光为普通农民读者所欢迎,而且也让整个文坛包括知识分子圈子中的读者耳目一新”[1](P478),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1](P475)。也正鉴于此,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才向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10]的庄严号召。就艺术品位而言,赵树理的小说因其民族化、大众化方面的杰出成就而永具审美价值,就其思想涵蕴而论,“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1](P479),在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实现的思想翻身时,其作品不乏精深宏富之处,从而使“赵树理的作品具有了同类农村题材小说所难达到的思想高度与深度”[1](P480)。
从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必然趋势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的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乃是时代的必然,世上即使没有“这一个”赵树理,也必定还会有“另一个”赵树理来实现这一必然趋势的。仅此而言,赵树理英名不朽,赵树理小说百世流芳,赵树理无疑是当年解放区文坛的一面灿烂大旗而令人眩目。
楚人和氏,得荆山之玉,奉而献之厉王、武王,皆被目为石块。世人一方面责怪厉王,武王太过草率,致有遗珠之憾,另一方面,不知不觉间,自己又常常步其后尘,重蹈覆辙。赵树理的小说在当年解放区的文坛是独领风骚,名动天下,但在当今文苑,却显得格外的沉寂与落漠,放眼天下,试问尚有几人识得赵树理?甚至连研究赵树理的人也被嗤之以鼻,看低三分,被目为不识时务!有果必有因,无风不起浪,赵树理由当年的辉煌而落魄为今日之沉寂,自有其深刻缘由。
其一,文学由工具复归自我。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即浸染了庄严而崇高的使命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显示出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趋向,显示出新文学是以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为其主要任务并使之不断强化的历史发展轨迹”[11](P8)。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尽管呈现出以开放性的眼光接纳世界文学新潮,在创作方法上也形成了多元探索的风气,但就其主导方面而言,新文学把反帝反封建作为自己肩负的重大使命,并表现出对于人性解放的执着探索和强烈的忧国忧民精神,显示了新文学一开始就在人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不断前进的趋向;第二个十年的文学基本上沿着第一个十年文学开启的方向前进,弘扬人的解放依然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调之一,但本时期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化了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意识,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对于人的解放的要求,左翼文艺运动乃是30年代最重要的文艺运动,其作品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和鲜明的政治色彩,第三个十年的文学处在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环境里,时代对文学提出的使命要求远比过去更为迫切崇高,作家们的使命意识也愈加自觉强烈,抗战文学是对此前民族解放主题的延伸与发展,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均以笔为武器为抗日尽力,接踵而至的三年解放战争,使文学的主体依然沿着承负社会的历史使命的道路前进,为推翻黑暗的旧中国而不懈奋斗。与上述文学态势相一致,党对新文学的领导也呈现出逐步深入、不断强化趋势
。第一个十年中,主要是对新文学实现思想意识上的领导和影响,努力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阵地,在各思潮流派的自由竞争中,使马克思文艺思想渐趋主导地位;第二个十年中,“左联”的成立,标志着党对文学实现了从到组织上的领导,而在第三个十年中,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发表,则显示了党对文学不仅实现了思想组织上的领导,而且实现了党对文学方向的规约,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得以进一步密切。总观30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文学与政治联姻,文学紧紧依附政治,忠实地为政治服务,甚至出现了为参加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而创作《子夜》这样的极端个例。文学忠实地为政治服务这一现代文学的传统,在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中得到承续,而在“”十年中则更是被推向极端,致使文学完全丧失了其个性特点而彻头彻尾地沦为政治的工具、奴仆,中国文学陷进了十年黑暗期,塑造工农家兵英雄人物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三突出”成了最高创作原则,八个“样板戏”包打天下。““””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被确定为新时期文艺的总口号,文学真正从工具论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复归其文学本位,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迎来了又一个文学的春天。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历史上文学与政治的过分亲和,政治对文学的过分规约干预,一度使作家与读者产生了逆反心理,一时间,政治成了令人讨厌的东西,无论是作家,抑或是读者,唯恐避不及,从而导致了文学与政治的不正常的疏离与规避,从这一极端倒向了另一极端,作家的创作纷纷远离政治,弱化政治;读者的欣赏、审美也千方百计地拒绝政治,排斥政治;批评界的评论也力贬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品,力捧无政治色彩的作品,在这样一种汹涌澎湃的创作背景、阅读背景、批评背景之下,当时名重一时的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家、作品诸如茅盾、郭沫若这些现代文学大师及其作品普遍失去光环效应,显得“门前冷落鞍马稀”,与此相反,沈从文、穆时英及张爱玲此类远离时代风月的作家、作品倒是身价倍增,门庭若市,颇受青睐。此等现象,不唯一般的读者、评论家趋之若鹜,就连一些资深人士,也作如是观。曾风闻当代的一名教授,为20世纪中国作家重排座次,在前十把交椅中,茅盾、郭沫若均被逐出,而沈从文、张爱玲倒是榜上有名。在这样一种文学大气候下,赵树理创作的旨在“干预生活”的问题小说遭受冷遇,这是理所当然了。
其二,文学审美观念的巨变,由向往、追求崇高转向消解、亵渎崇高。如前文所论,中国现代文学从呱呱坠地之日起,即负载着庄严崇高的使命意识,这种视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一直延续至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甚而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仍可见其流风遗韵,直至上一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到了90年代初期,当代文坛的文学审美观念才出现了深刻而巨大的嬗变,创作的关注点由为人生蜕变成为生存,由写人生理想和集体(阶级、民族)的历史命运转而写一地鸡毛式的普通人的烦恼人生,用原生态的琐碎生活与充满折磨的生存处境来消解崇高,视文学创作如“玩”,如“游戏”,用戏谑与调侃去亵渎崇高,《子夜》、《保卫延安》、《创业史》、《红旗谱》等高雅严肃之文学被束之高阁,而《顽主》、《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等以玩和侃为旨的消遣文学则风靡全国,韩东、朱文、陈染等90年代登上文坛的青年作家名噪一时,其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均是“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远离具有公共性的事物和意识形态性的话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问题等这些在80年代具有社会公共性的大问题已经不是个人化写作关注的重心,它所观注的只是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具有‘私人性’、‘隐密性’、‘世俗性’和‘自我暴露性’……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化叙事。”[12](P136)总之,80年代中后期之后的文学审美观念与现代文学及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审美观念大异其趣,崇高被彻底的消解和亵渎,在此情形之下,赵树理创作的那些充满崇高意识,热切关注社会现实、积极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小说失去往昔的轰动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三,文学由一元独尊走向多元共存。从五四开始的将近大半个世纪的文学行程所形成的文学格局,基本上是从多元走向一元的文学格局。现代文学创建伊始,总的来说是多元并存的,它全方位地接纳世界文学新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重要文学思潮都在中国找到了其知音,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自由天地,但因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迫切需要,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始终处于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地位,并逐渐形成一元独尊,独霸天下的局面,浪漫主义思潮虽曾在五四时期盛极一时,蔚为壮观,但不久即被现实主义思潮所淹没;现代主义思潮因在现代文坛缺乏适宜的生存土壤,更是难与现实主义思潮一决高低。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发表,更使本应多姿多彩的文学走向模式化。在此一元独尊的文学背景下,当年的赵树理红遍整个解放区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读者根本没有选择的可能。进入新时期的当代文坛,由于文学挣脱了政治的樊篱,复归了文学自身,致使“我国文学的总体格局筑成了一个吸纳多元、展示多元、标准多元、互补多元、发展多元的开放体系”[13](P4),在这样一个姹紫嫣红的文学百花园里,读者、评论家有了充分的选择余地,一枝独秀的历史已是一去不复返了。当此背景,赵树理的小说不能说完全没有市场,但要再现当年之风流,实比登天还难。当今之文坛,只能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谁也别想独霸文坛,谁也没有那种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魅力与魄力,因此,赵树理在今日的落魄与沉寂,倒也算得上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各领风骚三五年”,有论者以此来描述新时期文坛之文学现象,细思量,确有一语中的之深刻与尖锐。新时期文学伊始,各种五花八门的文学现象便纷至沓来,先是伤痕文学一鸣惊人,再是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紧跟其后,紧接着又是寻根文学、先锋派文学、新写实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粉墨登场。异彩纷呈的各文学现象一方面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另一方面则又是昙花一现,即生即灭,缺乏顽强的生命力,表面的繁荣与热闹之下,显现的却是极度的虚弱与贫血。“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冷酷现实昭示人们,这是一个缺乏经典的文学时代,是一个需要伟人并呼唤伟人的文学时代。文学从工具论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之后,按理更易产生传世之作,更应有文学大家的脱颖而出,竟何以反步入了文学发展的一个相对低谷时期,出现了90年代初文学整体的、大面积的滑坡?文学反失却了往昔的轰动与辉煌?探其缘由,自是纷繁复杂,但笔者认为,如下两条原因是十分关键的。
其一是在“写什么”问题上,新时期文学与政治的过分疏离,文学由往昔崇高之云端一头栽进了现实之庸俗泥淖。如前文所论,出于对往昔文学与政治一鼻孔出气的逆反与叛离,自80年代末以降,文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文学对政治的有意疏离与躲避,文学对崇高的刻意消解与亵渎。正因为这种有意的疏离与躲避,刻意的消解与亵渎,使得转型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充满理想和崇高精神的撼人之作迅速减少,虚无迷茫的情绪在文坛大行其道”[14](P73),题材上有意弃“大”就“小”,刻意用“私人性”取代“公共性”,将史诗丰富多彩的宏伟叙事变成了“一地鸡毛”的大拼贴,一度沉迷于展现那赤裸裸的欲望,堆砌那些寻欢作乐或偷鸡摸狗的具有观赏价值的欲望化表现,“对表象的书写和表象式的书写”[15](P163)成了创作的基本法则,文学所关注的只是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化叙事,“作家不再把自己作为民众的代言人和思想的启蒙者……
作为代言人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大‘我’退场了,走到前台的是对于金钱和肉体有着浓郁兴趣的小‘我’”[12](P137)。更有一些作家甚至“以及时行乐的态度描绘生活……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理想价值弃之如敝屣,而让欲望的宣泄与满足置于人生追求的峰巅”[16],总之,转型期的文学创作“都将欲望的宣泄作为作品叙写的主要内容,而缺乏对于精神世界的探索与追求”[16],因而显得“有肉而无灵,有欲而无神”。显然,这种刻意脱离政治,有意消解崇高的文学作品是难以持久的,因为,人毕竟生活在社会之中,毕竟不能离群索居,而社会中的人就不能不与政治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疏离政治行为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一个健全的人,除了吃喝拉撒之外,必定还会有所精神追求。因此,完全脱离政治的作品,完全流于欲望化表现而缺乏精神上的审美提升的作品永远都成不了经典之作。
其实,在“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庸俗化,文学的快餐化、文学的颓唐化”[17]笼罩20世纪最后一些年头的中国当代文坛时,倔强生存着的讴歌时代主旋律,甘为群众鼓与呼、颇带几分政治味的作品依然博得了亿万读者的热烈欢呼,现实主义依然是当今文坛之主潮,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代山西籍著名作家张平。张平把自己的创作定位为:“站在人民的立场,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面向时代,深刻地揭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尖锐复杂矛盾与问题,反映老百姓的心声,做普通群众的代言人”[18]。张平的作品以“反腐败”称誉文坛,他们创作的《天网》、《抉择》、《十面埋伏》等作品赢得了读者和论者的普遍好评,遂有了文坛上的“张平热”。反腐败不正是当前我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吗?可见,一部作品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它是否与政治密切相关。把文学当成政治的工具,这自然是错误的,但要使文学与政治完全相脱离这也是不可能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关键是看你怎样通过文学去表现政治。
鲁迅是世人公认的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但鲁迅曾明确坦言自己的文学是“遵命文学”,是“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可见,鲁迅的作品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为什么新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坛长期在低谷中徘徊,为什么难以产生不朽之杰作,文学对政治的刻意疏离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依法治国是对人的素质的基本要求,而以德治国则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好比鸟之双翼,有此双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方能成真,江泽民曾屡屡强调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概括出四项主要任务: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此可见,在今日之中国,文学依然肩负着神圣而庄严的使命意识,文学依然不能与政治分道扬镳,因此,无论是当下还是日后之文坛,赵树理那直面现实,勇于干预生活的文学精神仍然是我们珍贵的思想财富,在“写什么”这一点上赵树理的创作实践仍值得今日作家的认真借鉴!
其二是在“怎样写”问题上,当代文坛仍面临着外来创作思潮,创作方法的本土化考验,新时期作家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积极“从异域吸取养料,象征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等等,世界近一百年的文学思潮、流派,创作方法、形式、手法,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几乎都有所表现”[7](P440),80年代是我国20世纪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活跃期,激变期,正如有的论者所断言的,我国这十年的文学道路大致走过了西方文学一百年的演进历程。以马原、莫言、残雪、格非、孙甘露、余华为代表的先锋派小说的崛起,曾是80年代文坛一道格外亮丽眩目的风景线,先锋小说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探索三个层面上所作的努力在文学史上写下了极为厚重的一笔。“1987年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跌入低谷的时间标志”[19](P395),然而,也正是在1987年,先锋派崭露了头角,独领风骚。且不说这究竟是一种巧合,抑或是一种讽刺?事实是,先锋文学恰如一颗流星划过文坛上空,虽灿烂夺目,却转瞬即逝,曾经那么耀眼的文学奇观,却是如此的短暂,原因之一就在于先锋派远离现实而在艺术探索的道路铤而走险,而这种铤而走险的艺术探索又很大程度上流于对外来文学手法的生吞活剥,缺乏咀嚼消化,没能实现外来形式的民族化、大众化,从而失却了其生存发展的适宜土壤,夭折的命运也就势所难免了。
90年代的转型期文坛,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三足鼎立的格局发生了显著倾斜。以思想上的异质性和艺术上的前卫性为显著特征的精英文学开始了悲壮的衰落,尽管仍有少许知识精英仍然坚守着精英文学的立场,抵抗着世俗文化的侵蚀,但已有不少精英作家却从原先精英文学的格局中分离出来,迎合大众社会的需要,开始倒向大众文学之阵营,还有一部分精英作家则是退入象牙之塔,“告别革命”,埋首于比较规范、精致的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从原先的政治文化激进主义变成了文化守成主义。带有强烈的中心意识形态色彩,作为国家权威意志和利益、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在文学上之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总以一副不苟言笑的严肃面孔出现在大众面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种以政治宣谕为职能的主流文学也是步履维艰,难与汹涌而至的大众文学分庭抗礼。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以实现娱乐性功能为主旨的大众文学以“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锐不可挡之势,迅速抢占了文坛,占据了主流文学的地位,堂而皇之地充当了文坛的“一代天骄”,使90年代成了“大众文学年代”。
赵树理高举起大众文学、民族文学的大旗,立志做一名文坛文学家,誓为广大民众而写作,创作了大量富有中国本土特色,深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较好地实现了传统形式的现代化以及外来形式的民族化,在“怎样写”这点上,赵树理的创作实践在日后文坛仍大有可鉴之处!
五、结语
“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早在一千多年前,杜甫即以此诗高度评价了“初唐四杰”的文学伟绩,今日,笔者聊借此诗以赞颂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历史上,赵树理为解放区文坛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为现代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立起了一座丰碑,今天,赵树理的作品恰如尚未被雕琢的荆山之玉,因不被凡人所识而一时蒙尘,但笔者坚信,在不久的将来,赵树理的价值必定重被世人所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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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作者是李大钊,李大钊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当代价值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对当时和现在的中国都有着及其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篇文章并未引起太多人的重视。文章通过分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当代价值,试图使更多的人重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价值,以弥补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这一缺陷。
【关键词】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当代价值
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第一个扛起社会主义大旗的人物。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成熟与深化,是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
文章一经发表,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篇文章在当下并未引起太多人的重视。因此笔者在此将主要论述《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当代价值,以唤醒人们对它的重视。
李大钊早在日本留学时就接触了早稻田大学具有社会主义进步思想的安部矶雄教授。但“安部矶雄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可以称作宗教社会主义,其特点是注重从精神方面观察社会主义”。因而,可以想象,李大钊从他那儿不可能接受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李大钊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及其人并为其深深吸引,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在他欢呼庶民的胜利后不久,他得到了日本学者河上肇于1919年1月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社会问题研究》第一期上连载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起了李大钊浓厚的兴趣。随后便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潜心研究。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一些引用的文字,李大钊会标明“以上的译语译从河上肇教授”,甚至开头部分与河上肇的一篇文章中的内容也很相近。可见李大钊在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河上肇的文章及相关学者翻译的著作等。
因此,《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殊路径――日本先于俄国。以前我们往往认为早期的知识分子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以俄为师”。但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日本的近代文化对李大钊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相比较而言,李大钊不懂俄文,很少接触列宁的著作,直到1924年,他才开始撰写关于列宁和苏俄的文章。”所以,通过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分析,可以找到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源头,只有这样才能对最初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题目首先突出的是“我”。“我”字体现了李大钊的主体意识和“反奴性的理性精神”。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导致近代中国人的奴性十足,主体意识非常薄弱。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深入人心,五四运动的爆发则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反奴性的理性精神。
学术界有学者认为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对河上肇著作的“二次翻译”。但通过对文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在写作的过程中,李大钊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河上肇的文章。“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参考文献远非全河上肇一家,其背后有着更为丰富的文献资料作为支撑。”这一现象也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在接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并非仅局限于日本一个国家,还关注着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及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从中吸取经验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种吸纳国外先进知识的过程中体现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意识对今天我们认识文化的地位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李大钊首次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了初步的提示。“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李大钊强调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怎样运用于中国今日政治经济情形’的思考”。李大钊十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主张知识分子要积极投身到人民中去。正因如此,在五四之前李大钊就在工人中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积极引导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介绍唯物史观的同时还详细介绍了阶级斗争说并且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可见,李大钊当时就认识到了阶级斗争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理解之上的。
正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头指出的“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说明此时的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已经意识到了应当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所以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行的强调对今日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作为向中国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其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都是极其深远,不容忽视的。这篇文章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思想理论活动的历史见证,可谓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的奠基之作。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们遗憾地看到,这篇文章并未引起过多的重视。“这恐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大缺失”。因此今天的我们更应该充分认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价值,认真思考其对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并从中吸取经验以努力弥补我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这一重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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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作用。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密切,有利于大学生文化认同和健康人格形成。当前在大学生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将传统文化内容与时代紧密结合,改进传统文化教育形式,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是汉文化圈的源头和中心,在宽广的中华大地上,孕育出了博大精深、独树一帜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经过世世代代几千年的继承和发展,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对世界、社会、人生的看法,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有道、佛等思想的多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大学生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保证,是党的要求,社会的需要,也是大学生个人成长的必须。教育大学生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思想教育资源,与当今时代相结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1.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
文化具有连续性,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一经诞生,就对人发生作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个人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接受文化熏陶,形成与特定文化一致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过程。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经过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或多或少接触到传统文化理念,已经初步完成了社会化,具有朦胧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思维行为取向。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其已形成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
2.传统文化是抵制不良文化渗透的屏障。
社会不良文化是侵蚀、腐化人们思想,对社会发展进步起阻碍、破坏作用的文化。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成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社会不良文化具有存在传播的土壤。社会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诋毁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宣传物质享乐,奢靡浮华;讲求个人中心,崇拜权势和金钱;放弃道德操守,崇尚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抵御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渗透,最根本的是弘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3.传统文化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归根结底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性文化,核心部分是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具有明显的育人功能。它关爱肉体,关心生命,不自虐,不极端,讲中和,讲奉献,设置了提高自身修养,为国家集体服务的人生价值。传统文化认为,个人生命由父母给予,同时承担延续祖宗生命的重任。因此,个体是生命链条中的一环,是生命之树上的枝叶,其价值在于更好的促进大树繁茂。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契合,具有内在统一性。
1.有利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与欧洲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相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集体主义。集体是价值的主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原有宗法制集体主义存在各种弊端,完全无视个人利益的极端集体主义已经被否定,但集体主义不会过时,它滋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爱国志士,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是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生动的素材。
2.有利于大学生基本道德规范培养。
儒家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和”,最高理想的实现,依赖每个社会个体知礼守规,道德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后形成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等道德标准。依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我国现阶段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内容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脱胎于传统文化,扬弃了传统道德中等级、忠君等封建糟粕,发扬了爱国、勤俭等内容。传统文化为大学生提供了道德的生动解释,以“诚信”为例,流传着许多关于诚信的名言和故事。
3.有利于大学生健康人格养成。
心理学上的“人格”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可以笼统的称之为“个性”。目前对于健康人格的评价标准一般为: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正确的自我意识;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大学生处于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刘洋泼熊”“马加爵行凶”等校园案件,凸显了当前大学生群体人格障碍问题。大学生中常见的不良人格倾向有妒忌、偏激、自卑、自我中心、孤僻等。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现实完美人格的典型“君子”,为大学生提供了目标。
1.近代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开始了近百年的屈辱历史。中国思想界痛定思痛,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传统文化,力图引进西方文化,寻找救亡图存的出路。在批判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内容被放大,甚至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在这种批判多于继承的历史背景下,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认同程度不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自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在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根据时代发展赋予新的内涵,通过营造校园文化环境、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等传递给大学生。
2.受教育者大学生喜新求异的群体特点。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大学生处于人生智力发展的高峰时期,思维独立性和批判性显著增强。进入大学校门后,大学生脱离了家庭的呵护,学业压力减轻,开始独立面对社会,并思考人生问题,成人意识增强,渴望证明自己的成人地位。大学生不迷信书本,不拘于传统,相对于已有结论,他们更倾向于经过自身思考,提出新的见解。传统文化作为自古流传的内容,本身并不具有吸引大学生的新奇特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提高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充分利用班会年级会,开辟第二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3.学校教育体系中传统文化内容缺失。
我国教育体系重技能轻人文、重“成才”轻“成人”的倾向依然非常严重,升学率依然是社会衡量中学教育的绝对标准。在就业率考量标杆下,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越来越向应用型靠拢,绝大都数高校都没有传统文化教育体系。大学生面临就业的激烈竞争,学习的重心大都放在过级、考证、考研等更有实际效用的内容上,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仅限于兴趣爱好或消遣。各类学校应提高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传统文化素养。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植根民族土壤,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养料,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民族品格,自觉抵御不良文化渗透,开拓向前,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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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指人们对幸福的根本看法。幸福是指人们在创造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的实践中,由于目标和理想的实现而感到精神上的满足。幸福观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反映。由于人们的生活价值目标不同,人们的幸福观也就不同。尤其是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幸福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当代价值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幸福是人生价值的最终体现,是人类千百年来永恒不变的追求。马克思的幸福观是一种健康科学的幸福观,它指引人类不光要追求物质幸福,还要追求精神幸福。马克思的幸福观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幸福观,它对社会发展起重大作用,马克思的幸福观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进一步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马克思的幸福观理论在新时代、新背景下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幸福观;当代价值
追求和拥有幸福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当今社会,幸福对于人们来说,更多的是感官上的需要与满足。于是,人们深思,幸福到底是什么?关于幸福,有没有明确的定义,这些都是在探讨幸福观时存在的问题,幸福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抽象意义上的心理的愉悦、精神的舒适,是一种自身需要被满足时的感受。
马克思曾说过:“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幸福观的概念很复杂,它是人们对于幸福的整体感知的观念,由于个体不同,所以幸福观也不尽相同,有的幸福观易实现,个人就比较容易获得幸福,反正则相反。
马克思认为,幸福是在一定的经济历史条件下,主体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通过创造性的生产劳动,使人类主体的欲望、需要以及目的得到满足,并且可以使人类获得美好生活发展的快乐心理体验。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为幸福是多方面的辩证统一,首先,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他说:“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②马克思肯定人的正当的物质享受。幸福是需要和欲望的满足。如果人的基本需要即生存需要都得不到满足的话,人的幸福就是一句空话。所以一定要强调幸福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同时也非常注重精神生活在幸福中的地位,生存需要满足了,也会有精神方面的需要,并且精神上的满足所获得的幸福要更持久、更深刻。只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统一起来,人类才能获得完整的幸福。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的统一。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任何时候,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个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的幸福内在的包含着个人幸福和社会集体幸福,个人幸福和社会集体幸福是辩证统一的相互依存关系。个人幸福是社会幸福的基础,社会集体幸福是个人幸福的条件和最高表现。个人幸福的实现是以社会集体幸福为前提的; 相对的,个人幸福的实现扩充了社会集体幸福的内容,并使其更加生动具体。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创造幸福和享受幸福的统一。马克思认为幸福要靠劳动创造来实现,只有劳动才能创造幸福,同时又使人享受幸福,实现劳动和享受的统一。幸福是需要和欲望的满足,随后人类就要享受这种幸福。当今社会,我党也大力提倡人民通过勤奋、诚实和创新劳动创造和实现个人幸福。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是科学的幸福观,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是多方面的辩证统一的幸福观: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是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是创造幸福和享受幸福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是无产阶级的幸福观,它建立在“人是社会的”这一论断的基础之上。人民的幸福观应该是正确的、健康的、积极的幸福观。
科学的幸福观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精神富足、身心和谐发展是个人幸福的基础。当今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同时,不能忽略精神生活在幸福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为精神上的满足所获得的幸福要更持久、更深刻。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是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第二,人的生产劳动是追求幸福的途径。如果没有生产劳动,就无法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人类社会也无法丰富。如果人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人类的幸福也就无从谈起。当然,当今社会,也存在许多错误的幸福观,“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屡见不鲜,针对这种思想误区,更要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全党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第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以增强幸福感。自然环境对于提升人的幸福感具有极大影响,中指出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基于这一点出发的。在我国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由于没有充分注意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新时期,为了更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就要从环境保护入手,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
曾经这样说过:“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中国人对于幸福的向往和追求,我们正在实现幸福的路上努力着。只有准确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深层含义,才能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指导作用。真正实现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幸福。
【浅析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当代价值】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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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多年以来,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文献之一。尽管160多年来,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作为经典之作的《共产党宣言》中所蕴涵的理论,对于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仍然具有许多现实价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共产党宣言》的当代价值与运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标志马克思主义作为成熟的科学理论正式诞生了。这部有着深刻历史意义的宣言不仅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和斗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指明了方向。在中华民族奋发崛起的革命历程中,《共产党宣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产党宣言》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基石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问世标志马克思主义作为成熟的科学理论正式诞生了。从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从人类文明史上看,虽然有过许多传世名著,但没有哪一篇能够像《宣言》这样牵动全世界最广大人民的心魄。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论述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未来社会创造者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成为引导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一个光辉起点。这部有着深刻历史意义的宣言不仅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和斗争进行了深刻地分析,而且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在中华民族奋发崛起的革命历程中,《宣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们分析和理解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以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十分深刻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正是不断在实践中进步的《宣言》精神让我们不断地改进思想,从毛泽东思想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浓缩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斗发展的辉煌历程,是中国共产党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创新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共产党宣言》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宣言》是我们坚持道路自信的思想源泉
从民族独立到人民解放,再到国家富强,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引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坚定理想信念。《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也是我们党始终坚定三个“自信”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更是指导我们不断总结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支撑。通过《宣言》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长期性和曲折性,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这一点也在共产主义的发展史上得到了印证。因此,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无论任何时候,都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理解贯彻党的提出的“我们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深刻道理,始终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决捍卫和坚持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
坚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源于《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它永葆生命力的根源。在历史上,脱离历史条件、脱离实际机械运用马克思主义,就会走弯路,就会付出巨大代价。我党历史上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大跃进”“两个凡是”等错误,一定程度上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时脱离了当时历史条件产生的沉痛教训。党的以来,以为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新时期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总纲与关键、方略与思路,为处于改革发展新阶段的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是我们党坚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有力见证,也充分说明只有我们党才能够领导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巍巍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之巅。
运用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
躬身实践理想是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现实选择。重温《宣言》,不是学习它的某一句话或某一个结论,而是把自己置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之中,结合时代特征和地方实际,用以指导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增进人民福祉。
始终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来看,从我们党90多年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光辉成就来看,都从实践上证明了《宣言》理论分析的正确性――共产党的领导是取得一切成就的根本,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党承担着实现全面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亟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为之努力奋斗。从达川区实际来看,在区一届二次党代会上,我们积极响应中央、省委、市委号召,提出了“深化改革、依法治区、从严治党,深入推进三大战略,加快实现五区目标,为与全省全市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幸福达川而努力奋斗”的美好愿景。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依靠全区广大人民群众和4万余名党员紧密团结、众志成城、攻坚克难,才能让美好的愿景变成现实。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宣言》中提到,“要把全部世界历史看成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要求我们要关注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活动。也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这就告诫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党的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明确要求到2020年实现7000多万贫困人口如期全部脱贫,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不变情怀与责任担当。达川区作为全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以农业农村为主的市辖区,更需要把扶贫开发作为核心任务,回应人民群众期盼,力争到2019年提前一年实现全区3.69万户、9.95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任务,切实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千方百计为贫困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的旗帜,它的思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培养了千百万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党员干部。传承和坚守共产主义信仰,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每一名中国共产党人的永恒使命。
(作者为四川省优秀干部人才递进培养计划第五期培训班学员、中共达州市达川区委书记)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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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反思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学术探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整体性思想,而且其理论自身的创立、形成和发展又是对这一整体性思想的应用。然而,在马克思主义1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这种整体性经常被遮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当代价值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必须与时代同步,体现当代中国的价值理念。马克思整体性研究是为了更好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想路线上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必须与社会实际相结合,与社会需求相结合,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影响。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整体性 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者都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表现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进步。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深入总结,全面发展,不断进步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系统而科学的研究方法。它不仅仅是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叠加”,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实践过程检验和理论方法学习来进行研究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需要不断的补充新鲜的理论养料,汲取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合理成分,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向跟高层次发展。长期以来, “三分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路,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进速度,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途径。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溯源。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需要我们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去认识和研究。联系和发展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长期发展的不竭动力。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价值的体现方式之一,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重要表现。协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根本任务,也是扩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力的实践途径。
越来越多的研究事例证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直接分类的研究方法不利于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价值观念,也不能真实地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发展状况。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直接分类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在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之中,必须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的重要性,深入细致地开展研究工作,从理论出发的同时,也要注意理论的回归问题,合理规划研究路径。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中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工作,需要在开放的学术氛围之中进行,采纳各种学术观点当中的优秀成果,来推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长期经受历史的检验,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方法起到了很大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增长下行阶段,扩大内需,提高消费水平,带动生产力发展势在必行。发展经济必须要解放思想、打破常规,必须要统筹各方面的经济增长因素,全面细致地分析遇到的问题,才能够有效地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问题的解决必须从源头出发,从源头出发就必须要重视思想理论工作,从思想重视问题,用行动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正是基于此点,从而能够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氛围。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对我国社会的现状进行深入研究。
人类的活动与实践,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推动意识形态的探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就根源于人类实践活动中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与人类实践活动息息相关,马克思整体性研究亦如此,它直接面对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的研究必须注重多渠道和多元化的调查研究,注重对社会现状和人类实践活动的观察探索。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必须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基础,深入研究人类实践活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指导人类的日常生产实践活动。人类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问题,需要在思想上进行指导与启发。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正是为了解决生产劳动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关注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实际状况而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当代价值是在不断实践探索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的,在与社会现状的结合中进步和完善的。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当代价值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的发散功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道路上,它不仅仅是对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正确批判,也是对将来社会理论框架的合理规划。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方针路线上的领路人,它关注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正如尼尔森所谈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吸引力在于他表现了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对未来更美好社会的向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正确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它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创新高度总结,必将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繁荣昌盛。
推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要求,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战略任务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这两项战略任务都需要加强理论的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为这两项战略任务的完成提供了保障,同时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能够上升到更高层次,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保障奠定基础。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整体性研究是为了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保障马克思主义能够长久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也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等问题的解决找到现实的理论途径,使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矛盾问题变的简单和清晰。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也是为了进一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路线的指导地位,也是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支持和推动。
任何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结合产生的作用,正是对这些具体的复杂因素的深入分析中,我们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发展路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困难,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下去,深入的研究学习,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当代价值最终也能够完美展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蓝图之中。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和发展的,期间经历了多重的磨难与考验,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形成体系,不断深入发展。今天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当代价值时,也应当继承和发扬这种优秀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当代价值是在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是在与人类的生活实践联系的过程中传播开来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当代价值的完美表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的方法创新。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宏图伟中,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必将起到重大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当代价值必将得以充分体现,彰显时代发展的繁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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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当中的精髓,在我国历史发展长河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儒家文化是我国两千多年传统文化中最为耀眼的瑰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儿女在沧桑巨变中无悔追求的崇高志向。二者在中华民族漫长历史中发展形成的智慧结晶。本文将梳理儒家传承的文化精髓,并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探讨如何将二者更好地培育与发展。
【关键词】儒家文化 核心价值观 培育
核心价值观是区别一种文化或多种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它在价值观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统领和支配着一般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灵魂的表现,它为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提供了价值原则。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特征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既导致了人们价值比较选择和整合上的困难,又催生了国人在转型期间面临的文化困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三个“倡导”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如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全社会及全体公民的共识和自觉追求,是当前学术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党的以来,以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推向了历史新阶段。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条件”、“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基础和主流意识形态,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是我们民族在长期文明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传统。传统具有时间性。然而时间并不是一个容器。时间是自为的存在过程。①作为自由意志存在物具有时间性。在时间中,有了家园与归属,有了生命本根。传统的时间性,既有其绵延性,亦有其当下性。其绵延性是指其民族精神,其当下性是指其时代精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传统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的发展方向,就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儒家文化就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说,一种思想,而是一种文化。从文化发生学角度看,任何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于该民族核心价值观的生成具有基础和源泉性作用,这是世界文化发展的一种共有现象或普遍规律。基于这种理论前提,一个民族的精神必具备历史向度的与向下向度的。历史向度的,在民族历史发展中作为出发点的那个东西;向下向度的,这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内在地包含两种价值目标,对内凝聚本国人民的力量;对外树立中国文化形象。二者共同构成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体系。因此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本的任务还在于如何在本国人民内部凝聚力量、形成共识,得到本民族广大人民的认可。而要想得到本民族广大人民的认同,就必须深入本民族认同价值形成的文化价值之中,即必须扎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因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抛开儒家文化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其最具活力和最具特色的部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既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成分,也有传统文化的成分,两者缺一不可。马克思主义是核心价值观倡导和培育的指导思想,而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则是它重要的思想来源和基础。
(一)弘扬儒家文化,重在传播孔子和儒学的人格教育意义。
1923年,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梁启超先生在《为创办文化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中曾指出:“启超确信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派之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②梁启超先生对于“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的确信,是基于对“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论题深入思考而得出的③。梁启超对儒家思想的精神特质和中心论题有个概述:“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起来,其用功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至于就健全或理想的人格而言,“孔子尝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自儒家言之,必三德具备,人格才算完成。”对于这种智仁勇“三德具备”的人格,我们应该从儒家核心价值观里面的“仁”出发来加以理解:孔子所谓学,其实就是教人养成人格。何为人格?孔子用一个抽象的名来表示它,叫做“仁”;用一个具体的名来表示它,叫做“君子”,君子是一种崇高优美的人格,所以内容包含得很丰富。儒学之教,有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人践行君子的标准,人人有士君子之行。
(二)传播儒家大同思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大同思想是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儒家的社会观。它主要是儒家关于理想社会的描述和追求。内在地包含了人与他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等思想。
1.仁者爱人:人与他人和谐相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而人与他人的相处就是“和谐”的一部分。因为人与他人的和谐相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在当今社会由于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膨胀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儒家处理人与他人和谐相处的原则是“仁者爱人”思想。孔子认为“仁”的表现就是爱人,而在爱人的众多表现中首要的就是对父母亲人的爱。儒家认为,人际关系的和谐应该从家庭内部开始。“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室家大凶。”④所以首先应“和于室人”⑤在家庭中做到“父慈子孝,兄爱弟敬。”但是,人还应该考虑到除了自己父母兄弟之外的人际关系。因此,儒家在亲亲的基础上,又认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⑥的“推己及人”的更广泛的爱。所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大力宣传“仁者爱人”精神,“仁者爱人”精神对于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自我主义、道德冷漠等现象无疑是一剂思想良药。若想要解决问题,需先从意识层面入手。
2.仁民爱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必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19世纪中期,恩格斯曾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大量论述,其基本观点在今天看来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有些话已经成为经典言论。例如恩格斯就曾明确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随着自然科学的大踏步前进,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⑦”
我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提倡“仁者爱人”的精神,这是人所共知的。同时儒家也非常重视“生态道德”,要求人们“爱物”,从而使得儒家的仁爱精神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孔子热爱自然、热爱生命。孟子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意思是说,对于万物只是爱惜而不施以仁德,对于人民要施与仁德而不当亲人看待,亲爱亲人而仁爱人民,仁爱人民因而爱惜万物。由此看出,孟子认为爱己爱人是不够的,还应进一步把这一爱心施与万物,应该由己及人,由人到物。荀子明确地把生态道德(外节于万物者也)与人际道德(内节于人)看成道德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并将它们的关系规定为“外”与“内”的关系。这说明,儒家不但重视人际道德,而且还把道德由人际道德扩展到宇宙万物。虽然儒家把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看成是道德的两个方面,但就重要性来讲,儒家基本观点是人际道德重于生态道德。因为在儒家看来,人是万物之灵,在万物中最为可贵,爱人应大大超过爱物。
3.克己以成人:人与自身的和谐
人与自身的和谐也是社会和谐的一部分。人是社会中的一份子,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如果人自身的道德修养都不符合标准,那么何谈整个社会的道德素质呢?因此说,人自身的和谐,即道德修养的提高不仅关系到个体的道德价值,更关系到整个社会道德素质的提高。儒家处理人与自身和谐关系的思想。即“克己以成人”思想就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儒家认为,个体具有道德完善的自主性。人努力使自己的主观思想“和”于客观世界的过程,就是人的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过程。因此,人们要正确处理在道德修养提高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如义与利、情与法、言与行等。
人们所希望达到的理想人格实际上就是对所有关系的超越和发展。实现与天地和、与人和,使自己成为完美的人。儒家对道德修养的价值予以了高度肯定,讲“克己以成人”,以追求人内心的自我超越。这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有着积极的意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荣辱思想是以个人的道德素质为前提的。儒家的德性修养思想启示我们,个人的道德修养的提高与完善的重要性。这为荣辱思想的培育提供了指导方法。一方面,因为道德修养具有自主性,所以,个体道德素质的提高是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自主追求过程。另一方面,每一个个体思想道德的素质的提高都是成人的基础,拥有社会价值。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中,要把个体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放在首要位置,发挥个人的道德价值,进而为全社会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奠定基础。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立足于时代发展,把握时代特征,必须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升华与超越。因此,只有扎根于历史传统并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才能凝炼出符合中国实际需要,反映世界发展潮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形成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引导社会前进方向,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
(一)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科学理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主导政治价值指导下进行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意识形态风云激荡的今天,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统一人们的思想,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方向以及社会主义性质。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顽固的教条,而是开放的理论和行动的指南,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产生,无不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吸收和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才形成的。
明确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以中华文化繁荣为条件,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是根本,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这就把中华文化与民族复兴、社会主义道路高度统一起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优秀文化交融的过程,以赋予其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条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是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有机统一,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力量,又尊重文化多样性,追求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的隐形的,柔和的教育是核心价值观教育努力的方向。
(二)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物质财富的历史积累和精神价值的高度凝聚,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面貌和外在影响力的集中体现。“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最深沉的力量,它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共同的价值追求和共有的精神家园,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持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即主要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更要合理地吸收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有益的文化成果。
就文化本身而言,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封闭静止的系统,也不是民族性的凝固化、纯粹化、绝对化和狭隘化,而是一个开放、包容、交融和革新的动态过程,总是在交流与融合、兼容与渗透中发展与进步,体现着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性和统一性的辩证联系,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具有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视野和博大胸怀,总能不断地从外来文化中汲取营养,丰富自身以求发展进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弘扬这种文化态度,既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彰显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又要具备全球视野,吸纳其他文化中的优质成分,特别是西方文化中崇尚民主法治、追求自由平等、讲求科学理性等一些信念和准则,可以弥补我国传统文化之不足,将这些优秀思想整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使其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世界特色。(作者单位:海南大学)
①萨特:《存在与虚无》,陈章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93页。
②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2页
③朱贻庭编:《儒家文化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 与孔子对话》,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145页
④说苑?敬慎
⑤礼记?昏义
⑥礼记?礼运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⑧《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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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其中红色文化就是主阵地之一。以红色文化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了解、挖掘红色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经验,进一步提炼和升华红色文化,赋予红色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与特征。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红色旅游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价值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党重申的战略任务,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面临诸多困境,传统的宣传教育方式已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心理特点及需求。而随着中国进入到大众化的旅游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和课堂通过旅游来获取知识、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特别是红色旅游的发展,既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新契机,也为中国梦的实现增添了正能量。
(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普及辐射面狭窄
我国主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课程或者培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普及,这样就导致受教育群体基本局限在党员干部和学生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存在的范围广泛,并且拥有不同的认知能力、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人格特征。因此,局限于课堂和培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必然不能辐射范围广泛的大众群体,局限于党员和学生等群体的宣传必然很难让其他群体产生共鸣和认同。此外,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客体的同时,又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当客体认知并认同理论的时候,就会完成由客体向主体的转化。因此传统的理论宣传普及所形成的辐射面狭窄困境必然导致传播主体不足的问题。
(二)传统的单向灌输式使受众对理论的接受被动消极
广大人民群众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体,是具有独立思想及情感的,不可能完全接受和认同被动的灌输式教育。想要大众积极消化理论、接受教育,必须让人民群众在深刻了解理论内涵,并从情感上认同理论价值。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教育所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手段,虽说这种方式在短期内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方式并未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长此以往必然造成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消极的抵抗情绪。
(三)抽象的理论宣传使大众感到空洞虚渺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真正为大众所掌握及运用,究其根源是由于传播的理论内容过于学术化、空泛化,没有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没有转化成百姓喜闻乐见的话语内容。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从书斋走向生动的生活实践、不能指导广大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面临的具体问题,就会成为空泛的、枯燥的说教,如此,更无法谈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发展及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要充分考虑广大群众特别是城乡基层群众的实际理解能力、文化习俗和思维方式及生活习惯”。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和行为准则,必须实现精英式理论到大众话语的转换,必须实现理论由抽象到具体的转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随着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更为强烈。人们既需要通过文化来启蒙心智、认识社会、获得思想上的教益,也需要通过文化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旅游的核心和灵魂则是文化,旅游可以让人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接受文化熏陶,可以让人们身临其境地感受文化的魅力。特别是红色旅游,能使旅游者在游玩和审美过程中获得知识、升华民族意识。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在《国务院关于旅游业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已进入大众化旅游时代。据统计,2013年我国红色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7.86亿人次,同比增长百分之17.3,在纪念场馆免费开放的前提下,红色旅游综合收入达1985.6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19.1。就旅游资源方面,到2013年底,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达到4A级以上103个,其中5A级14个,接待人次超过100万的有82个。据报道,2014年国庆期间,仅四川省的27个红色旅游景区就接待游客107.56万人,累计实现门票收入1974.72万元;陕西接待游客3288万人次,红色旅游成其亮点;赣州市红色旅游接待人数93.44万人次,同比增长33.42%;红色旅游收入2.32亿元,同比增长32.37%,大众化旅游时代的到来无疑可以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提供新契机。
(一)红色旅游的快速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拓宽了受教群体的范围
我国主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课程或者培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普及,这样就导致受教育群体太过局限。而旅游活动是全民参与的活动形式,无论旅游者来自哪个行业、受过何等教育、年龄高低都可以参与其中,这就极大的拓宽了受教育的客体范围。
(二)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史料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红色旅游资源中的每一件文物、每一处遗址、每一个事件、每一位先烈、每一种精神,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展示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光辉历史。从井冈山到西柏坡,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工作重心由农村转为城市”,每一处红色资源,每一条道路的抉择,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都展现了中国道路的必然性。只有置身其中,直观地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的历史,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和科学性,才能自觉将其作为指导自身实践的强大理论武器。
(三)红色旅游的寓教于旅游功能极大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性
从旅游活动的过程来看,红色旅游是一种具有很强参与性的旅游活动形式。人们通过体验红色旅游活动,可以亲身接受到生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此外,旅游活动所具有的娱乐性特点,可以让大众在“游中学,学中游”,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隐性普及方式。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思想及心理存在“自身免疫”效应,即当外界思想进人人的头脑时,人自身的原有思想会形成一个防护层,抵制外来思想。因此通过发展红色旅游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寓教于乐、寓教于游”的方式进行理论传播,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特征,能够产生“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有效提升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和认同。 (四)红色旅游的生动讲解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建构了通俗的传播途径
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为大众所认同,必须将抽象的理论通俗化、具体化。
列宁直接用一个公式,简洁而直观地强调了通俗化的重要性:“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可见,马克思主义要掌握群众,必须从书斋走向生动的生活实践。通过红色旅游,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了语言的通俗化和形式的多样化。
(五)红色旅游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正确的价值观导向
《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指出:“红色旅游作为政治工程、文化工程,必须突出强调其在加快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刘云山强调:“发展红色旅游,用党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启示人,用党的辉煌成就和奋斗精神鼓舞人,有利于增进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认同,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决心。”在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中居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本质体现。红色旅游资源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人民幸福的价值观及其伟大实践。在参与红色旅游的过程中,游客能够深化爱国情感,学习红色精神。当游客真正从情感上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游客心中,就能形成有效地引领社会思潮和群众意识的良好氛围,进而实现理论为群众所掌握并成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一)加强对红色旅游的监管和审核,确保红色旅游社会效益的实现
要确保红色旅游始终成为凝魂聚气的民心工程,就必须始终遵循红色旅游发展的基本原则,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随着大众化旅游时代的来临,我国旅游市场逐步形成和壮大,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红色旅游完成了市场化转型。这就使得一些红色旅游景区的发展重视经济效益而忽略了社会效益。例如一些旅游景区为了提升经济效益,大搞商业开发,不仅违背了红色旅游发展的原则,更破坏了红色旅游的教育意义。尹卫国在《红色旅游不要变了味》一文指出:红色旅游的本质与灵魂有“三贵”,即贵在苦、贵在真、贵在教。红色旅游是出于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和思想道德教育基地的建设的目的来打造的。因此发展红色旅游首要做到保护红色资源的原汁原味,让游客了解到革命前辈吃苦受难、艰苦救国的伟大实际,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洗礼和心灵的净化。
(二)挖掘和升华红色旅游资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及价值
挖掘和升华红色旅游资源所蕴含的理论内涵及价值,是发展红色旅游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当前我国红色旅游的发展虽然已经有所成绩,但仍存在产品开发单一和雷同的问题。红色旅游的开发及讲解基本都是历史史实的简要介绍,或者是爱国主义革命精神的宣扬,忽视了红色旅游资源本身所蕴含的深刻理论价值。挖掘红色旅游资源的思想内涵和理论价值,不仅仅能使资源蕴含的理论内容普及给广大人民群众,而且也是解决红色旅游产品单一雷同问题的有效途径。因此,我们要在牢牢把握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主题的同时,深刻挖掘红色旅游资源的理论内涵及价值,让群众能在游的过程中掌握理论,并将其转化为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三)增强红色旅游的规划者和开发者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普及意识
增强红色旅游的规划者和开发者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普及意识必然是当今发展红色旅游的关键。规划者和开发者只有增强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才能在其规划和开发的实践活动中发挥其意识的主观能动性。旅游规划开发是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当规划开发者具备了强烈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普及意识和责任感,才能在规划开发过程中挖掘出红色旅游资源的理论内涵及其价值,才能在开发的同时实现对红色旅游资源的综合利用和保护,并平衡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协调好红色旅游开发与红色文化传承的关系,确保红色旅游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四)加强对红色旅游讲解人员的培训,建设高素质的理论传播队伍
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队伍,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在红色旅游活动中,讲解人员是传播理论的主体。我国红色旅游讲解人员普遍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知识,这就导致了他们不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真正主体。当前我国红色旅游的讲解,大多停留在历史遗迹和人物事迹的简要介绍上,甚至有一些讲解人员为了吸引游客,虚构历史、歪曲事实,这样不仅有损红色旅游的尊严,而且对大众产生了误导。因此,培养高素质的理论传播队伍,不仅仅是发展红色旅游的关键,更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一方面宣传、文化、旅游、文物等部门要组织编写高质量的红色旅游培训教材,要加强对解说词、导游词的审核把关,杜绝编造野史的错误做法。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讲解人员的培训,丰富其党史知识,提高其理论素养、增强其社会责任感,使解说人员能够准确把握历史事件的真实内容和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高尚情操。这样就能确保讲解人员解说的真实性、权威性。此外,要加强讲解人员相关技能的培训,使其能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将理论知识普及到大众,而且能让大众在情感上产生共鸣。认知发生的内在动力则是情感。列宁曾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情感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吸收和转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是认识理论的过程,更是情感介入的过程。因此,声情并茂的生动讲解能够有效提升群众情感认同,能使人民群众的认知与情感达到协调统一和良性循环,能让大众主动将理论认识转化为一种政治信仰,积极地、自发地变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力量,进而积极投身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践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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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宗教与人类文明同步,对人类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曾经有过巨大的影响。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还在继续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对宗教的认识缺乏历史性和科学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当代价值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宗教的起源、本质、功能、发展趋势及宗教消亡等问题的研究,指出了宗教产生的世俗基础,重新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并明确了实现人自由和彻底解放的正确途径。在新时期的中国,准确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对解决宗教问题和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从人本主义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理论的终极目标是消灭宗教,实现人的自由和彻底解放。宗教消亡是不可扭转的历史趋势,但宗教的自然消亡和人为消灭有着很大区别。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理论,对于中国宗教问题的处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人类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产生的社会现象。它既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观念,属于文化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从人本主义出发,透彻地研究了宗教的起源、本质、功能及消亡等问题,形成了关于宗教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1.宗教是人本质的异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一种颠倒的社会意识,在泛神论中和“创世说”中,是宗教创造了人类和万物,人类应该崇拜自然和神以满足自己身体和精神的需要。事实上,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反之是人创造了宗教,恩格斯认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1];它是“支配者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1]。人把自己的力量、智慧、高贵、价值衡量尺度等品质和特点赋予这至高的“善”,也就是神;宗教的本质是人本质的对象化,神所表现的不过是人本质的彼岸性,是人一切美好和愿望的集中体现。人在创造宗教的同时,将自己的美好愿望赋予在神的身上,以一种神圣的、虚幻的的形式,表达着自己的本真。妄图通过宗教摆脱自然的枷锁和对现实的失望,得到解放和幸福,在这种超验的观念的引导下,人由此失去了对自我价值和自我力量的肯定,逐渐使“神的本位”代替了“人的本位”。
2.宗教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不论是哪种宗教,最基本的特征是对神灵的崇拜,是对虚幻美好的向往。作为人们观念上的东西的宗教,以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形式存在着,是由特定的物质条件即生产方式决定的,而神灵是虚幻的和超验的,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对于宗教的多样性和宗教崇拜现象的差异性也只能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中去寻找答案了。“因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在天上,而是在人间”[2];“如果他真的想谈宗教的‘本质’,即谈这一虚幻的本质的物质基础,那么,他就应该不在‘人的本质’,也不在上帝的宾词中去寻找这个本质,而只有到宗教的每个发展阶段的现成物质世界中去寻找这个本质”[1]。
根据不同宗教产生的基础,大体分为自然宗教和人为宗教两种,它们产生的基础分别为自然异己力量的压迫和社会异己力量的压迫。自然异己力量源于人类为满足自身的原始需要,从大自然中获得足够的食物,自身力量弱小的前提下对变化无常的大自然的一种恐惧和崇拜,以祈求丰收、繁衍生存。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对自然适应性的增强,社会统治力量的压迫逐渐代替了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将人民大众推向了苦难的深渊,宗教作为“人民的鸦片”承担起了在物质上不能得到解放的被压迫阶级的精神慰藉角色。这是社会异己力量对人为宗教产生的推动,恩格斯说:“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在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就像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受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3]这同样说明,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不到合理调节和处理的时候,社会关系还没达到完全和谐之前,宗教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
3.宗教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发展趋势同样不可忽视
人们创造宗教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幸福,在人类生产力历史的不发达阶段,宗教是人类获得短暂解放和心灵慰藉的手段和方式,从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人类对“现实苦难的抗议”,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是无法逃避和更改现状的无奈。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只看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样的负面作用,他指出宗教不能给人类带去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它的作用是有限的,要达到摆脱异己力量统治的目的,必须通过对自然异己力量和社会异己力量的变革、消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灭,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1]。只有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运动,消灭阶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才能实现人们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成为自由的人。社会物质基础的和社会物质生存条件的积累,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完善和改进,必将促使宗教走向不可挽回的消亡道路。马克思的宗教消亡观是其宗教思想的闪光点,具有不可磨灭的战斗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直言不地的指出,宗教和国家一样是异化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世俗土壤会逐渐失去供给宗教产生和生长的营养,宗教即自行消亡。
1.马克思主义宗教消亡观唤醒了人的主体意识
宗教作为一种精神意识,除了是对现实世界的虚幻反映之外,还是对现实世界的无声的反抗。宗教对人精神的麻痹,并不能帮助人从现实的苦难里得到解脱,它给人的只是“幻想的幸福”,而对宗教的批判,并不能仅仅瞩目于它麻痹人们意识的负面作用,还要看到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探索走出宗教辖制困境的途径。在这个过程中,人要占主导地位,认识到人的主体价值,重新唤醒人的主体意识,把对神盲目崇拜的目光转向自身主体性,承认自己有改变世界的实践能力,人民大众才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主力军。对世俗世界的批判和改造,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生产力发展,消灭宗教产生的世俗基础,推翻自然异己力量和社会异己力量,进行彻底的革命,使人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实现人的主体价值。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犀利批判的目的在于给工人阶级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号召千万信仰宗教的工人、农民群众正视造成自己悲惨处境的真正原因,积极投身于争取阶级胜利的伟大斗争中。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战斗性的一面。 2.马克思主义宗教消亡观提出了人解放的手段和途径
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目的在于帮助人认识到自己的主体价值,唤醒主体意识,并指出改变现状的有效手段是实践活动,鼓励工人阶级和农民大众积极投身于取得阶级斗争胜利的浪潮中。通过揭开蒙在宗教表面的神秘面纱,看到宗教虚幻的本质及其负面作用,使人从对宗教的盲目崇拜转向对自身实践力量的确信,摆脱宗教的虚幻辖制。
要实现人的解放,达到宗教消亡的目的,需要在实践上和思想上同时作出变革。科学实践是战胜有神论的锐利武器,理性主义是战胜信仰主义、愚昧迷信的有力工具。通过科学实践活动,推动社会变革,实现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使人对自然力的崇拜转向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信仰。在思想上用“人的本位”取代“神的本位”,正视自己是改变和支配自己命运的主体,用对改造此岸世界取得幸福代替对彼岸世界超验的虚幻想象,使人确信要实现彻底解放只能依靠生产力发展、无产阶级革命等改变人类处境的现实实践活动,将宗教社会根源的消亡同无产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宗教作为人自身的异化,随着自然异己力量和社会异己力量的消除,会随着人的彻底解放而消亡。
3.马克思主义宗教消亡观中宗教的自行消亡和人为消灭
随着人的彻底解放,宗教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宗教的消亡“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这说明,宗教的消亡是过程化的,不是确定式的,它的发展状态具有客观性、过程性,不受人主观愿望的影响。宗教的消亡和宗教的消灭是不同的,宗教的消亡是在理性和科学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在物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得明白和合理的条件下自行发生的,是不可更改的历史必然;而简单的宗教的人为消灭是一种不可取的方式,它针对的仅仅是宗教本身,消灭的仅仅是宗教的崇拜仪式和宗教的信仰木偶,它所扑灭的仅仅是迷信宗教的狂热火焰,而不是宗教产生的外在条件和实际根源。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战斗力的机械运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问题处理势必会造成不良后果,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1.依据时代背景,科学对待和适当处理宗教的存在
宗教的存在与发展和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相联系,在新时期的中国,宗教赖以存在的阶级根源虽已不复存在,社会主义生产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并未充分发展;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的力量还是弱小的,对自然崇拜的现象并未完全消失。并且在巨大的社会竞争压力下,宗教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减轻社会发展带给人的心理失衡方面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因而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自然根源依旧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对于达到宗教的自行消亡还有一定的差距。由此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之前,仍有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必要和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活动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社会主义国家,宗教在民族中的影响不可忽视,重视和尊重民族和宗教问题也将是我党和国家长期坚持不变的价值杠杆。昆明的“3?01”事件说明,愚弄信教群众,鼓动民族冲突的不安定事件并未消失,我们在尊重人民信教自由的基础上,更要提防各种反华势力利用宗教问题不断地对中国的内政进行干涉。这种行为严重的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党和群众要认清这些非法活动背后的实质,提高警惕,不断增强防自我范意识。
党的报告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是凝聚各方面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重要法宝。”[4]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促进宗教关系和谐,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事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事关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在党的持政工作上,在宗教与社会关系和谐方面,积极引导信教群众、宗教界人士和宗教团体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中国宗教的发展符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避免类似令人痛心的事件再次发生。
2.准确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是开放的、随实践不断发展完善的科学体系,因而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精髓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创造性的使用,以保证其始终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发挥积极的理论、实践指导作用。
宗教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将影响到国家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等社会的整体发展,这同时也是对执政党执政水平的考验。由于宗教的存在取决于它的世俗基础,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基本任务就是消除这一世俗基础,因而要将消灭宗教世俗基础的任务与无产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恩格斯指出:“仅仅用嘲笑和攻击是不可能消灭像基督教这样的宗教,应该从科学方面来克服它,也就是说从历史上来说明,而这一任务甚至连自然科学也是无力完成的”[5]。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要把宗教问题的处理融入到一切工作当中,以科学的方法对待宗教,团结信教群众,增强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获得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消除宗教存在的世俗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在强调无神论的基础上,注意宗教的心理调试作用、道德约束功能、文化交往功能等正面作用,尊重人民信仰自由,依法保护信教群众。
3.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妥善处理中国的宗教问题
今天,中国顺利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国家在许多领域用法治代替了人治,中国社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转变。但在宗教领域,由于种种原因,改革进程相对滞后。现有宗教法律体系中存在的最关键问题乃是宗教基本法的缺失、相关法律不完善等。正是因为这些体制性的原因,导致近年来尽管国家一再加大对宗教管理的投入,但现有宗教管理体制低效、僵化、无力应对宗教方面问题的被动状况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改变。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是指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精髓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依法治理宗教事物,消除宗教人士对有关国家宗教政策的不解和疑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宗教界爱国人士和信教群众爱国爱教、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对待宗教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宗教活动受法律保护,把宗教信仰作为人民的私事不乱加干涉。国家应“保障公民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承认一切公民有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必须避免伤害教徒的宗教感情”,“禁止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对待教徒群众”[6];“恩格斯同时也多次谴责那些想比社会民族党人做得更‘左’或更‘革命’的人,谴责他们企图在工人政党的纲领里规定直接承认无神论,既向宗教宣战”[5]避免人为的消灭宗教。
但从另一方面,同样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无神论的思想,辩证运用无神论的战斗力,无神论思想对于批判现代迷信、推动中国向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7]尊重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理性看待宗教存在的同时,积极进行社会建设,促进宗教的自我消亡,是无产阶级政党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当代价值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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