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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是促使整个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过程。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各个时期优化的内容是不同的,但一般而论,产业结构优化应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了经济的发展符合社会需要,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其最终目标应是实现旅游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高整个旅游经济的社会经济效益。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贡献的演变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伴随着经济发展,在人们物质水平不断升高的情况下,旅游行业开始逐渐兴盛起来,并且开始成长为一项经济产业,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本文深入的分析了旅游行业的整体发展状况,并针对相关发展指标的具体数据来源展开了探讨,并且分析了相关数据的研究方式,同时针对旅游产业优化进行了系统分析,探讨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关键词:旅游行业;产业优化;经济增长
前言:通过系统分析能够得知,旅游业的整体产业结构不仅影响着旅游行业本身的经济效益,同时还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变化,如果产业结构不合理将会对经济效果产生制约作用,不仅会制约到经济发展的速度,同时还会影响经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针对产业结构中的各项环节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将其对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以及整体变化的规律,做出详细明确的了解。
通过研究调查相关数据能够明确了解到,我国在2013年的整体国内旅游状况以及国外的整体旅游状况呈现出了持续增长势头,由旅游所拉动的经济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并且形成了1.45亿元的经济增长,相较于往年的平均增长增加了10%。在这种盛况下,旅游行业已经开始受到各个行业的关注,并且成为了舆论的焦点内容,但是受到地域性差异的影响,旅游行业会从整体上呈现出改革措施以及旅游资源方面的不同程度差异,除此之外,总体的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机遇也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区域在旅游行业中所产生的整体经济增长就会呈现出很大程度的差异。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旅游行业所产生的整体经济增长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很多时候由于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和影响,使得旅游行业呈现出很大程度的反差,具体来讲,我国的东部地区在所拥有的旅游资源方面并不十分丰富,可是却呈现出了十分显著的经济增长效果,在我国的西部地区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作为旅游资源,但是在整体经济增长方面,却因为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呈现出了疲软乏力的状态。从现有的旅游业发展历程来看,这一行业能够产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是市场化改革,这样一来就使得整个旅游行业从整体上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从而增加了经济增长的总体效率。
2.1数据来源以及具体处理措施
在继往开来的改革开放措施带动下,我国的经济体制开始进行市场化变革,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旅游行业的繁荣和发展,并且逐渐进入了发展的黄金阶段。在这时政府也不失时机的针对旅游行业进行了大力的政策扶植,推动旅游行业的进一步发展,针对旅游行业的具体状况出台了很多鼓励性政策,并且强化了针对旅游行业的投资,这一系列的举措在稳定住了旅游业发展趋势的同时,也使得整体的发展速度逐渐提升。
通过对相关数据的了解,时至今日,在我国境内进行旅游的游客,已经在数量上累计达到1.56亿人次,由此产生的国际性经济收益已经累计达到529.59亿美元,相较于往年的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提升趋势。在我国境内所产生的旅游人数流动量以及远远超出了32亿人次,由此产生的总经济收益累计达到2.63亿元,同比例情况下所产生的增长率已经达到15.7%。我国国内进行国际旅游的总人数已经累计达到9800万人次,同比例的增长概率已经增长了18.9%。与此同时,旅游行业的总体生产能力也呈现出了全面增长的趋势,并且在生产要素方面在持续性扩大着总体的规模,在此基础上,旅游行业的整体产业结构也呈现出了全面优化的效果。
2.2测度模型
产业结构的改变能够对区域旅游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对这方面内容进行测算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以生产函数为基本角度进行测算、以产业结构的相关具体统计数据作为依据进行测算、以投入和产出作为基本角度进行具体测算。生产函数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将经济生活中的现实状况大概反映出来,但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具体的测算很难找到拥有较强可比性的样本数据。
除此之外,尽管利用收入产出的方式进行具体测算,能够得出相对准确的结果,但是在进行具体的测算之前,需要做好详细的产出分析工作,否则将不能够进行具体测算,这样看来这两种测算方式都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利用产业结构中的相关统计数据来进行具体的测算,能够将以上两种方法中存在的局限性进行有效弥补,不仅能够得到客观准确的计算结果,还能够很容易得到相关统计数据。
3.1计算结果
通过具体的测算公式能够针对2005~2013年之间旅游行业的产业结构优化促进旅游区域经济的具体增长状况,如图1示。从图中的内容能够明确了解到,旅游业已经对我国的区域旅游经济的具体增长形成了强大的推动作用,有着明显的贡献。但是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所产生的推动效果以及贡献程度会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差异。以经济周期为基本角度进行问题分析,能够将图中的曲线以2009年为节点,分成两个阶段。
3.2旅游产业地位处于提升阶段的具体贡献
通过上一节内容能够明确了解,在前一个阶段中,旅游产业的整体经济地位正处于逐渐上升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旅游行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被逐渐认可。特别在2008年奥运会在我国正式举办的期间,外国人口入境旅游的人数总流量出现激增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我国的整个旅游业,使得整个行业得到了阶段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政府对整个旅游行业也进行了一系列政策性鼓励,使得整个行业得到扶植,同时也强化了整个旅游系统的各地管理机构的具体建设,使得整个管理体系能够更加完备和系统。在这一过程中,旅游已经成为各地区进行具体经济建设的支柱性产业,而且还在针对旅游的相关资源进行持续性的深度开发,在旅游产品的类型上推陈出新,具体来讲,如工业园区,还有农家乐,甚至是邮轮游等,这些新型的旅游产业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
3.3发展阶段的具体贡献
在后一个阶段,整个产业已经基本上趋于成熟和稳定,呈现出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国民经济的流通,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国民消费,使得区域经济在旅游带动下快速发展,从而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长。
结语:针对旅游行业的整体产业结构优化所能够形成的促进区域旅游经济总体增长进行具体研究,需要通过科学的测算方式,并能够依照测算的结果进行科学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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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结构是指信贷资金的投放与运用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以及不同期限上的配置与配比信贷结构是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运作的重要内容,其合理与否既关系到银行的资产安全、营运效益,也关系到银行业的稳健运行、国家信贷政策的贯彻及经济的协调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银行信贷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选取河北省2005年—2013年银行中长期信贷、短期信贷和总产出的季度数据作为变量,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分别从相关关系和动态影响角度实证分析了河北省银行信贷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研究表明,河北省中长期银行信贷相较于短期信贷对经济增长有更明显的贡献度(0.5974>0.2851)。
关键词:银行信贷;区域经济增长;Granger因果;VEC模型;
国外对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关系做了大量理论与实证分析。巴杰特(Bagehot,1873)最早发现,金融体系通过提供大型工业项目融资,在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伯南克(Bernanke,1992)和布兰德(Blinde,1992)对传统IS―LM模型进行改进,提出信贷市场替代货币市场的CC―LM模型。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银行通过信贷调节企业和个人的需求和支出水平,推导出货币冲击引起经济波动的结论。这些研究均认为,信贷与经济增长存在密切关系,信贷规模及结构影响经济增长。
在国外研究影响下,我国学者逐渐认识到信贷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性。林毅夫认为,金融结构及信贷结构对金融效率和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赵兴波以深圳市1979年-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对象,证明短期信贷与区域经济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中长期信贷与区域经济互为因果关系。崔小涛利用2000年-2009年的季度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对我国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测算。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银行中长期信贷相对其他类型信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最显著。唐涓涓、尹燕海和郑兰祥、涂苗苗通过分析青海省、大连市、安徽省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认为两者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信贷扩张则区域经济繁荣,信贷紧缩则区域经济萎缩。郭为通过分析我国各地区信贷与经济增长,认为银行信贷并不总是指向经济增长,相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经济增长,可获得一些其他东西,比如,政治稳定等。尽管已有研究存在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的正负关系之争,经济增长还是离不开银行信贷的支持。
目前,大部分研究以国家作为整体研究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作用,较少考虑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地方产业政策不同背景下,按期限分类的不同银行信贷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差异。研究银行信贷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对银行信贷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本文以河北省为考察对象,根据河北省2005年―2013年季度数据,从相关关系和动态影响角度实证分析了银行信贷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1.变量
本文以河北省为考察对象,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经济增长,银行短期贷款(ACRS)、中长期贷款(ACRL)说明银行信贷。由于时间序列数据的非平稳特性,进行对数化处理,各变量符号如下:LGDP、LACRS、LACRL。
2.数据
以河北省2005年―2013年季度数据为基础,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资讯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中国金融年鉴》、《河北省统计年鉴(2013)》。
3.基本模型设定
经济时间序列一般是非平稳序列,为更好地研究变量间的关系,我们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分析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相关性。并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研究银行信贷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检验模型采用具有如下形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1.平稳性检验
首先应用ADF方法对变量LGDP、LACRS、LACRL进行单位根检验。由表1的ADF检验结果可知,LGDP、LACRS、LACRL均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但一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表明这三个序列均是I(1)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表1)
2.滞后阶数检验
将LGDP、LACRS、LACRL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根据LR、FPE、AIC、SC、HQ等各检验准则综合判断,我们选择滞后4期。
3.Johansen协整检验
由前面的单位根检验得知,模型涉及三个变量均为I(1),对这三个序列协整检验,判断是否具有协整关系。运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6.0基于对应滞后1阶的VAR作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见表3)。结果表明,河北省经济增长与短期银行信贷、中长期银行信贷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建立VEC模型。
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所谓因果关系是指变量之间的依赖性,作为结果的变量是由作为原因的变量决定的,原因变量的变化引起结果变量的变化。Granger从预测的角度给出因果关系的一种定义,结果如下:
河北省短期银行信贷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中长期银行信贷也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GDP并不是银行信贷的格兰杰原因。且短期信贷与中长期信贷之间并无因果关系。综合检验结果得出结论,河北省银行信贷的增长并不因GDP增长而增长,相反银行信贷的增长却在推动GDP的增长。
5.建立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
(1)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存在较为稳定的关系。中长期银行信贷每增加1个百分点,产出GDP增长约0.5974个百分点;短期银行信贷每增加1个百分点,产出GDP增长约0.2851个百分点。
(2)不同期限的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存在显著差异。从信贷资金对河北省产值的贡献度来看,河北省中长期银行信贷对GDP的贡献度明显高于短期银行信贷对GDP的贡献度(0.5974>0.2851)。
6.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解河北省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情况,我们应用前面的VEC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观察银行信贷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对GDP的影响。信贷扰动对GDP冲击的脉冲响应轨迹如图一、图二。 GDP对来自短期信贷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有较强反映,第2期(即第二个季度)时影响达最大值,GDP增长率增加了4.28%,随后影响急剧减弱,到第4期(即第一年底)时影响达到最低值0.0015。后期影响有一个缓慢的上升,但长期呈现下降趋势,到第20期(即第五年底)影响基本消除。GDP对来自中长期信贷一个标准差新息也有较强的正向反映,第2期(即第二个季度)时影响达最大值,GDP增长率增加2.99%,随后影响稍有减弱,第4期(即第一年底)时影响达到最低值0.0123后,正向影响一路高升,最终长期保持约2.8%的正向影响,且影响时间也很长。综合两图得出结论:两个季度内短期信贷对GDP有较强影响,但随后中长期信贷影响作用凸显。整体看河北省中长期银行信贷相较于短期信贷对经济增长有更明显贡献度。冲击图所反映的现实与VEC模型的结论基本吻合。
通过分析,银行信贷结构对河北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中长期银行信贷贡献度远大于短期信贷的贡献度(0.5974>0.2851)。原因如下:
1.银行信贷结构不合理
信贷结构上,短期信贷基本稳定略有小幅增长,而中长期信贷增长率从2006年的16.67%高速增长到2009年的39.98%,随后出现急剧下降,2012年增长率仅为8.84%,形成不合理的信贷结构。
2.河北省产业结构水平较低
由于中长期信贷一般投向工业等实体经济,短期信贷一般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所需资金。2013年河北省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为12.2:53.4: 34.4,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10.1: 45.3: 44.6,说明河北省的“二三一”产业结构仍处在较低水平,第二产业等实体经济的较高投入带来GDP总量的提升,表现为中长期银行信贷的高贡献度。
3.银行中长期信贷投放不合理
在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中长期银行信贷投放存在潜在风险。银行等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实际投向数据显示,银行中长期信贷大部分投向了六大高耗能行业。2012年中长期银行信贷投向中,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占17%、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占1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占8%;而食品制造业仅占1%、医药制造业占2%、通讯设备、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制造业共占6%。鲜明的投向反差影响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使得环境污染PM2.5问题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阻力。
对此,银行应积极优化银行信贷结构,防止信贷投放极端化。秉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信贷原则, 合理制定中长期信贷投放领域,抑制高污染、高能耗和产能过剩,在保证信贷效率的前提下确保经济稳步健康发展;实施区域化信贷管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施分类指导的差别化区域信贷政策,在不同产业实行差异化的业务授权和产品准入条件,关注重点去产能区域及行业的信贷投放,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产业链之间的梯度分工;
建立针对中小企业的风险准备金制度,比如,建立中小企业的社区信用协会和社区担保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以加入协会为前提。并建立一项专门用于中小企业现金流无法偿债成本的统筹资金池――发展风险准备金,由国家、地方政府、相关企业与银行共同承担风险,采取发行优先股的形式,实行有偿使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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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写作的理论研究表明:学术论文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表现形态,是衡量研究者学术造诣及水平高低的最重要、最公正、最客观的尺度。毋庸置疑,学术论文的写作越来越受到广大学者的重视,对这种特定的书面语篇的研究也已经展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学术论文作者结构的统计分析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学术水平和科学研究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实现二者之间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而作者在实现这个转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对中美两国论文作者结构进行抽样调查,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国家经济实力发达的美国的作者结构较为合理,学历层次明显高于经济实力稍微落后的中国,且学术水平高于后者。最后,针对我国学术现状和存在问题,就如何搞好我国学术工作、提高学术质量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作者结构;学术水平;国家经济实力;统计分析
科技发展到今天,必然是在继承、借鉴和积累的基础上得到揭示和发展的。科研人员的创新与发展是以论文的形式来表现,而论文质量的好坏代表着学术水平的高低,反过来学术水平也将影响科学研究。因此,学术水平和科学研究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在中国,学术质量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研究表明,国家经济实力与该国的科研水平密切相关,科研水平受学术水平的影响。国家要发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推动科技进步的,正是科研人员,即学术界的作者。论文作者,作为从科研能力到学术水平转变的重要角色,其结构的好坏直接决定了能否顺利完成这个转变。所谓作者结构,是指学历和职称等评价作者能力的相关指标。虽然学历和职称不是一个人工作能力、科研水平的全部反映,但对于评价作者能力来说,是直观而且较为客观的指标。目前,关于中国作者群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1-3],该类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范围内,其目的是为搞好期刊工作、提高期刊质量。同时,关于学术水平问题,仅停留在定性评论阶段[4,5],没能从定量角度研究现状和问题的成因。
本文从研究作者结构入手,探询该结构对学术水平的影响,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揭示我国学术现状及其存在问题。根据经济实力不同,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种类型,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作为对比,选取经济实力发达的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通过对中美两国学术期刊的作者群进行抽样调查,统计出两国作者结构情形和各自特征。对两国作者结构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得出结论:作者结构与国家经济实力存在依存关系。文中最后,针对揭示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试图为搞好学术工作、提高学术质量提供建设性启发。
在对学术作者群进行抽样调查时,采用分类抽样法(又称分层抽样法),即把总体按一定标准先行分类或分层,然后按类层抽取一定数目的对象。此法比单纯随机抽样法的代表性要强。根据分类抽样法,首先进行作者群分类处理,根据学科类别,将作者群主要分为理工农医和文史经济两大类;其次,由于作者通过期刊发表文章,在对作者群统计时,要通过调查期刊获得数据,因此将期刊按照级别划分为重点和普通两类。所谓期刊级别,是按期刊在国际上影响程度区分,本文依据是否为国际上发行,将调查期刊分为国际期刊和国内期刊两种级别。
根据上述分类,分别对2000年和2005年的学术期刊调查,以获取两国作者群结构的数据。针对每类作者群,各选取10种学术期刊,统计两国作者发表文章数量和作者结构。数据来源于图书馆藏书和网络资源,随机抽取各类期刊论文作为样本。调查时,将学历分为博士、博士研究生和其他三类,其中其他类别主要由硕士学历构成。虽然在读的博士研究生尚未获得博士学位,应归属硕士学历,但由于其数量众多,所以将其单独列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进行统计。职称包括教授、副教授和其他三类,其中其他包括讲师(相当于国外助理教授)、工程师和尚未取得职称的在读研究生。对样本数据整理,以各类期刊统计篇数作为权重,将各年份不同种类期刊作者构成进行加权平均,得出如下资料(以下资料中作者是指第一作者)。
(一)美国学术作者群结构
根据表1对美国作者群进行抽样调查,统计出作者结构在表2.2中列出。在统计美国作者群时,发现许多国外学者(包括中国),在美国求学、工作,并得到美国资金支持,其发表论文归属于美国,因此把该类作者归类在美国作者群中。
1.美国作者群抽样调查表
2.美国作者构成表
(二)中国学术作者群结构
对中国作者进行抽样调查时,在数据处理上,将未注明学历、职称为教授的作者都假定为博士学历。因为历史原因,最初中国没有实行学历制度,因此职称为教授的作者,其学历已达博士水平。
3.中国作者群抽样调查表
通过统计分析,得到作者构成如表2.4所示:
4.中国作者构成表
(一)美国学术作者构成特征
通过抽样调查,发现美国作者构成有以下几个特征:
(1)作者学历层次高: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作者构成中,91.74%的作者已经获得博士学历,在读博士生发表论文情况较少,仅占6.54%。
(2)作者来源广:在对美国作者群进行调查时,发现作者来源广泛,且来自于该领域落后的国家,到较为领先的美国求学,并工作在美国。
(3)跨国合作情形多:除了对第一作者情况统计,对第二作者情形也给予关注。发现跨国合作情形较多,一篇文章的作者可以来自于不同国家。而且合作大多在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之间进行。
(二)中国学术作者构成特征
中国作者构成特征如下:
(1)作者学历构成分散:作者学历构成三分秋色,博士学历稍占优势,其次是博士生群体,从2000年到2005年增幅较大。
(2)合作情形特殊:教授之间合作极少,多数合作出现在学生和导师之间;跨国合作情形较少,基本上都出现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时,中国作者常和国外学者合作。
(3)作者流失现象严重:在对美国作者进行统计时,发现有许多中国籍作者,为美国做贡献,此类作者所占比例不容忽视。
(4)部分领域国际领先:在对部分国际期刊调查时,发现中国在理工类较为领先,如模糊控制等领域,在该领域的国际期刊中,中国作者发表论文占据比例较高,作者群层次明显高于其他类别作者群。
(三)两国作者结构比较分析
把表2.2和2.4中的加权平均数据用柱形图3.1中,从图中可以直观的看出两国作者结构的比较。从图中和以上两国作者结构特征可以看出:
图1中美两国作者结构图
(1)美国作者的学历水平远高于中国。美国学术作者基本上已获得博士学历,然后才进入研究阶段,其作出学术性论文,具有较高质量。而在中国,在读的博士研究生逐渐成为论文作者的一支主力军,要在读书期间完成理论学习、试验和论文创新,时间显得较为紧张,同时,中国高校要求完成论文发表任务后才可获得博士学历,因此论文数量上去了,质量却值得置疑。
(2)美国论文作者职称稍高于中国。美国作者结构中,教授比例稍高于中国。在对第一作者结构调查时,对合作者构成也予以关注,发现美国合作者职称也较高。
(3)中美两国论文合作情形类似。虽然图中显示,两国合作情形不分伯仲,但是对数据研究分析发现,中国学术论文基本上是由博士生导师和学生共同完成,影响了文章内容的丰富度。美国学术论文大多由本领域内的教授合作完成,且不同国家之间也进行合作,拓宽了论文思路,丰富文章内容,同时提高论文质量。
(4)美国作者群来源广泛,尤其是在美国领先的领域内,汇集了世界各国学者。而中国作者群来源过于狭窄,基本上很难看到国外作者。“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从这一个层面上,就可以看出美国学术水平明显高于中国。
(5)中国论文数量统计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发表论文篇数平均增幅为56.63%,远高于美国的13.27%,幅度比为4.27:1。有资料表明,这5年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66.53%,美国增加幅度为29.45%,幅度比为2.26。根据学术水平高低受国家经济实力影响这个观点来看,中国虽然发表论文数量较多,增长幅度比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比,但是论文质量却没有同比例增长。
(6)中国作者构成以博士研究生为主,有关科技人才成才因素研究表明,研究生阶段不仅培养和提高了青年科技人员分析问题的能力和科研能力,其研究经历和工作积累,也使其更具有自信心和独立科研能力,研究方向和目的更加明确。因此,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博士生将担负起国家科学研究的重任,经过学生时代的积累和锻炼,必将推动学术和经济加速前进。
根据统计调查结果和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学术作者结构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此影响学术水平难以到达高层次。为此,针对以上学术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以下建议,为提高我国学术水平提供建设性启发:
(1)鼓励跨学科合作。比如新近涌现出的金融数学和金融物理学,就是融合数学、物理学知识于金融学,因为学科之间是相通的,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不是单一领域的,一般都是跨领域的研究学者。博采众长,才能有所进步。
(2)完善研究生教育制度。学术论文创作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反复的过程,因此需要较长时间的反复,如果一定要求博士生在完成论文创作任务后才能获取学历,就要面临研究生为毕业而做文章的质量风险。
(3)规范学术论文内容。论文者,学术之重要载体。为提高学术水平,必要规范论文内容。要追求论文内容新颖、观点鲜明,坚决杜绝抄袭现象。
(4)控制杂志论文数量。盲目追求数量增加,实际上是建立在牺牲质量的基础上。虽然中国论文作者数量增加,但是该作者群质量有待于提高。只有发表精品论文,才对学术水平有促进作用,进而推动经济发展。
目前,关于如何提高我国学术水平引发了众多学者的讨论和研究。在这里,笔者在对作者结构统计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揭示出的问题,提出一些浅薄建议,以抛砖引玉。
以上建议的提出只是针对数据分析揭示的问题,此外,透过表面现象,发现目前我国学术界存在严重危机:(1)在国际期刊论文中,中国作者结构较为合理,基本上和美国一致,这就说明中国作者重视用外文写、在国外发表的文章,那些较好的研究成果纷纷向外输出,读者或受益者多为外国人。中国出版业地位受到重大冲击,学术界骤然出现信心危机。长此以往,中文的地位在学术界亦将自动消失,因为举国学者都以英文为学术语言,而13亿人口用的中文只是“方言俚语”,难登大雅之堂。
(2)近年来,研究生扩招速度惊人。从1999年高校连续扩招以来,研究生教育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招生规模年递增的速度是平均26.9%。大规模的研究生扩招,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培养出来的研究生质量下降。而研究生作为未来科研人员的基础力量,其质量下降意味着科研水平将受到冲击,同时影响学术水平难以达到较高层次。
(3)在对中国国内期刊中作者群结构调查时,发现有些作者重复出现频率较高,或作为第一作者,或作为第二作者,这不排除其在该领域具有权威地位和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等可能。但是存在的问题是,国内有些期刊对文章进行审查时,对该领域权威作者的文章较为推崇,而对新鲜面孔的论文比较排斥,这样就形成一个期刊一个作者圈,圈内作者发表文章较容易,圈外作者想冲进圈内需要加倍努力。这种不良现象影响了出版业的健康发展,同时把高质量文章推向国际期刊,阻碍中国学术水平的快速提高。
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学术质量和科技发展,当然,这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经阶段。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学术界起步较晚,存在问题是必然的。只有正视问题、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找出对策、加以改正,才能提高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进而推动经济发展。
[1]郑美莺,从作者结构变化谈高校学报改革[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4,6:657-649.
[2]刘庆文.研究生――科技期刊值得关注的作者群[J].编辑学报,2004,1:54-55.
[3]杨志清.我国科技论文作者群统计分析.中国信息导报,2003,5:8-11.
[4]李大鹏,刘云.美国研究生培养的资助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9:86-89.
[5]张意忠,开展学术批评,提高学术水平[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6,2:9-11.
学术论文作者结构的统计分析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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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国债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点,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换句话说,影响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我国国债规模国际比较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规模急剧膨胀。本文引用国际上国际上公认的衡量国债规模的四项指标,并结合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指标状况,对我国的国债规模进行了理性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了关于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一些基本结论。
【论文正文】
我国国债规模国际比较分析
自1994年以来,我国的国债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近两年来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国债规模进一步膨胀,因此,不免使人们产生了一些担心:现有的国债规模是否过度了?这样的国债规模是否会造成沉重的偿债负担从而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发展?这是学术界和实际决策部门普遍关注和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要对此作出理性而准确的回答,不但要对中国现在的财政经济状况及其未来的走势作出准确的分析,还要通过对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经济指标的国际比较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下面,本文就通过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来分析一下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及合理走势。
国债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范畴,它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断与确定一国的国债是否适度不能仅仅看国债本身的绝对值,它不能准确的反映一个国家的应债能力与财务负担状况,而必须用被国际上公认并经常使用的指标和经验数据来对各国的国债规模进行考察,并依此对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断。而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国债规模的指标主要有:
(1)国债负担率=当年国债余额/年度GDP;
(2)借债率=当年国债发行额/GDP;
(3)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
(4)偿债率=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前两个指标是从国民经济大局角度考察国债规模,而后两个指标是从财政收支的角度来考察国债规模的。对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具体比较分析
(一)对国债负担率的比较。
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国债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点,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换句话说,影响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那么,考察国债的相对规模最有意义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国债负担率。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都有大幅度的扩大,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国债负担率)都几乎翻了一倍,不过,在经济发达程度相近的国家中,债务规模有很大差别。有的国家的债务规模只相当与GDP的22.5%(如1995年的瑞士),而有的国家超过了120%(比利时)。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债负担率则大都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
正确分析和认识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并在与国外的这一指标进行比较时,不能仅看数量上的对比关系,还必须把握如下重要因素,否则有可能对我国的国债取向产生误导:
其一,随着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国债负担率亦出现了较快增长的趋势。1980年仅为1%,1990年为4.8%,1995年为5.6%,到1998年已上升到8.2%,增长的势头非常的迅猛。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基础之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应债能力比较强。而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发展与国外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国家的财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1999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2.6%,即使加上政府部门的各种预算外收入,也仅为20%左右。因此,从整体上讲,我们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比国外要相对弱一些,债务负担率不能简单的和国外进行对比。
其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的累计规模之所以年能达到今天这样高低水平,是上百年累计下来的结果。而我国举债的历史不长,从1981年发行第一批国债至今,也不过20年的历史,但我国的国债规模按目前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余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0%左右)就很可能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甚至会赶上有着较长举债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
其四,各个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债务管理机制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进行债务规模的国际比较时要充分考虑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一般的,证券市场越发达,对国债规模的承受能力也将越强。一美国为例,1995年的国债余额约为3.6万亿美元,国债负担率达51%,但由于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政府债券市场,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一直较为通畅。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政府债券是证券市场中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数证券中介机构和美国居民都青睐政府债券,而不是其它金融工具。因此,虽然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到1998年仅有8.2%,但考虑到我国的财力集中程度和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因素,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在近期内不易过高。
(二)、对借债率的比较。
国债借债率是指当年国债发行额与当年GDP的比率。它反映了当年GDP对当年国债增量的利用程度。西方发达国家的借债率一般在3%…10%,而中国的借债率1994年是2.5%,1998年是4.09%,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使与借债率较低的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等相比,也要低2-3个百分点,这说明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国的年度国债发行规模还是存在一定的空间的。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从1994年起,中国的国债增长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大体在25%--30%,远远超过了GDP8%左右的增长速度,所以,借债率这一指标肯定还将不断攀升。而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指标多年来基本保持稳定的状况,维持在8%左右,只有日本、英国和西班牙等少数财政陷入困境和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在90年代初出现了较快的增长。
(三)债务依存度的比较。
国债依存度是任何一个国家考核国债规模是否适当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值财政支出依靠债务收入来安排的程度,用公式表示为国债依存度=国债年度发行额/财政支出。就法律或制度的意义看,至今为止我国国债只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不能发行公债的。这样,依靠国债满足财政支出需要的只能是中央政府,即国债依存度这一指标对中央财政才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在作比较分析时,实际上是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年度国债发行额与中央财政支出之比)与西方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来作对比。我国的债务依存度是非常高的,1998年度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高达29.65%和71.12%,几乎高出日本、英国和美国的3-10倍。目前各发达国家的债务依存度一般在10%-20%之间,日本政府即使在最困难时期债务依存度也不过37%。显然,我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体格局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一半以上要依赖发行国债,不仅与政府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长此以往,恐怕难以维继,其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各国的财政体制和预算编制方法不同,在对国债依存度进行比较是,一定要注意其可比性。尤其要注意的是:
第一,在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这个计算指标中,“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仅包括政府预算内支出,而在当前政府收支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占相当大比重的政府收支游离在政府预算之外,保守的估计,预算外收支至少占全部收支的一半,而且中央预算在整个政府预算中的比重也偏低。因此,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是被低估了,具体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则被高估了。
第二,我国的财政预算编制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完全相同,比如债务利息的规模已越来越大,但尚未编列在预算支出中 ,使帐面上的中央财政支出小一块。又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被高估了一块。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就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严重偏高就得出要立即压缩国债规模的结论。但不管这个指标被怎样高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则是不争的事实,应该引起警觉,绝不能掉以轻心。
(四)偿债率的比较。
国债偿债率是指一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债务收入的有偿性,决定了国债规模必然要受到财政资金状况的制约。因此,要把国债规模控制在与财政收入适当的水平上。这一指标,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是8-10%,我国在1994年以前,由于国债的发行规模不大,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债务支出的也就不多,偿债率较地,如1990年不过是6.5%。但从1994年起,国债的发行规模剧增,由此导致的债务支出总额迅速上升,国债偿债率从1994年的9.6%迅速攀升到1998年的22.4%,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
通过以上对四个指标的对比分析,关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
1、西方国家国债依存度较低,国债负担率较高,与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西方国家年度国债规模发行绝对量较大,但与其年度巨额财政收入相比,相对量显得较小。以美国为例,1993年的财政收入高达11535亿美元,而同期我国财政收入仅有4398亿元人民币。若按现有汇率计算,相当于我国财政收入的22倍。
二是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比较长,因此,国债发行时间也早,尤其是以发行中长期(10-20年)的国债为主体品种,因此,历史累计额较大,比较起来,其国债负担率自然比较高。
2、从上面判断国债规模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很难简单讲,中国国债规模是大了还是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一个让人们较易接受的事实是,中国国债规模处于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宽松而财政债务重负的矛盾当中,即既有宽松的一面,也有严峻的一面。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既要充分发挥国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反周期调节作用,又要防止国债规模过大对财政收支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避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因政府债务问题而陷入信用危机和财政危机。
3、从动态趋势看,中国国债发行规模经历了自1994年以来的以30%多的速度急剧扩张,正面临者巨大的压力和与日剧增的风险。今后的若干年内,只要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突变,对国债发行规模进行增长中的“微调”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政策选择。考虑到国债总量政策的惯性作用,未来几年要压缩国债发行规模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客观要求,但国债发行规模要想连续保持这几年的增长势头也是难以维继的。
所以,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增长中的“微调”,而且,这种“微调”只能建立在“振兴财政”和“优化国债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即要在提高“两个比重”的或国家可支配财力水平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国债规模。同时,要继续调整国债政策,规范国债市场,优化国债结构,是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得到较好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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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总债务是居民、企业和政府三部门债务的加总,也有的加上了金融部门债务。居民部门的全部债务都是贷款,没有债券。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有两部分,除贷款之外还有企业债。金融机构不考虑通货和存款,剩下的主要是金融债,分政策性金融债和其它金融债两部分。政府部门加总了中央政府内债和外债。
中国总债务率攀升速度较快,从1994年的78.6%一路升至2012年的167.4%。不过从跨国比较来看,我国还不算债务水平过高的国家。虽然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水平比较高,但居民和政府的债务水平相对偏低,且上升势头较为温和。
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极高,构成中国债务结构的突出特点。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金融结构特征密切相关。我国是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绝大多数金融资源配置通过银行中介来完成。由这种金融结构决定,中国企业的负债率必然高悬,在经济平稳增长的时期,银行贷款构成企业主要的负债来源,有成本低、风险小的好处,但若经济出现大幅度波动,经济增长率出现趋势性下降,则企业负债的相当部分就可能形成不良资产,从而损及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健康。
令人担忧的是,越是在高资本投入时期,债务扩张所能换来的边际产出越是下降。2009和2010年,我国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债务需要增加3个百分点。而在此前十年,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债务只需增加1.5个百分点左右。由于经济增长是一国偿债的最终保障,随着债务扩张的产出效应下降,整个国家的债务水平自然不断抬升。
可见,如果还是因循“外需不足内需补,消费不足投资补,民间投资不足政府投资补”的增长老路,那么我国整体债务率将不可避免地一路抬升。
本文采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2011年债务结构及总杠杆率的数据。债务结构主要包括居民债务占GDP的比例、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金融机构债务占GDP的比例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总杠杆率是总债务占GDP的比例。数据如下:
本文将用债务结构的各个数据构建如下模型:
Y=β1+β2X2+β3X3+β4X4+β5X5+u
利用Eviews软件,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得出如下结果:
模型估计结果为:
Y=35480.98+359.8058X2+17.55605X3-499.7271X4+273.0479X5
模型估计结果说明,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居民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增长359.8058万亿美元;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增长17.55605万亿美元;金融机构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减少499.7271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增长273.0479万亿美元。
但就统计检验来讲,由表3中数据可得R2=0.25904,说明样本的拟合效果不是很好。针对H0:β2=β3=β4=β5=0,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在F分布表中查出自由度为k-1=4和n-k=6的临界值Fα(4,6)=6.16,大于所得结果,说明回归方程不够显著。
以上不足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数据采集时产生了误差;各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同,如我国是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而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是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这就导致了债务结构的差异化;各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不同,发达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该国的债务水平及债务结构,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其这类债务对该国的经济影响也不同。
据此可以看出,居民债务的比例对一国GDP正的影响最大,在中国,自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各项个人贷款业务以后,我国家庭负债增长非常迅猛,截止2010年12月底,家庭各项贷款余额已达到112586亿元,其中消费信贷75107亿,短期消费性贷款9600亿,中长期消费性贷款65507亿元。居民债务占比越高,表示居民的可利用资金越多,私人投资越大。一国内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马车之一,根据所得结果,要保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增加内需,如降低居民贷款利率,减轻税负等,以刺激居民的负债需求,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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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总债务是居民、企业和政府三部门债务的加总,也有的加上了金融部门债务。居民部门的全部债务都是贷款,没有债券。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有两部分,除贷款之外还有企业债。金融机构不考虑通货和存款,剩下的主要是金融债,分政策性金融债和其它金融债两部分。政府部门加总了中央政府内债和外债。
中国总债务率攀升速度较快,从1994年的78.6%一路升至2012年的167.4%。不过从跨国比较来看,我国还不算债务水平过高的国家。虽然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水平比较高,但居民和政府的债务水平相对偏低,且上升势头较为温和。
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极高,构成中国债务结构的突出特点。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金融结构特征密切相关。我国是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绝大多数金融资源配置通过银行中介来完成。由这种金融结构决定,中国企业的负债率必然高悬,在经济平稳增长的时期,银行贷款构成企业主要的负债来源,有成本低、风险小的好处,但若经济出现大幅度波动,经济增长率出现趋势性下降,则企业负债的相当部分就可能形成不良资产,从而损及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健康。
令人担忧的是,越是在高资本投入时期,债务扩张所能换来的边际产出越是下降。2009和2010年,我国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债务需要增加3个百分点。而在此前十年,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债务只需增加1.5个百分点左右。由于经济增长是一国偿债的最终保障,随着债务扩张的产出效应下降,整个国家的债务水平自然不断抬升。
可见,如果还是因循“外需不足内需补,消费不足投资补,民间投资不足政府投资补”的增长老路,那么我国整体债务率将不可避免地一路抬升。
本文采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2011年债务结构及总杠杆率的数据。债务结构主要包括居民债务占GDP的比例、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金融机构债务占GDP的比例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总杠杆率是总债务占GDP的比例。数据如下:
本文将用债务结构的各个数据构建如下模型:
Y=β1+β2X2+β3X3+β4X4+β5X5+u
利用Eviews软件,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得出如下结果:
模型估计结果为:
Y=35480.98+359.8058X2+17.55605X3-499.7271X4+273.0479X5
模型估计结果说明,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居民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增长359.8058万亿美元;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增长17.55605万亿美元;金融机构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减少499.7271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增长273.0479万亿美元。
但就统计检验来讲,由表3中数据可得R2=0.25904,说明样本的拟合效果不是很好。针对H0:β2=β3=β4=β5=0,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在F分布表中查出自由度为k-1=4和n-k=6的临界值Fα(4,6)=6.16,大于所得结果,说明回归方程不够显著。
以上不足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数据采集时产生了误差;各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同,如我国是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而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是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这就导致了债务结构的差异化;各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不同,发达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该国的债务水平及债务结构,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其这类债务对该国的经济影响也不同。
据此可以看出,居民债务的比例对一国GDP正的影响最大,在中国,自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各项个人贷款业务以后,我国家庭负债增长非常迅猛,截止2010年12月底,家庭各项贷款余额已达到112586亿元,其中消费信贷75107亿,短期消费性贷款9600亿,中长期消费性贷款65507亿元。居民债务占比越高,表示居民的可利用资金越多,私人投资越大。一国内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马车之一,根据所得结果,要保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增加内需,如降低居民贷款利率,减轻税负等,以刺激居民的负债需求,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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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国债,就是以国家财政承担还本付息为前提条件,通过借款或发行有价证券等方式向社会筹集资金的信用行为。国债在现代经济中的功能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弥补财政赤字;筹集建设资金;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近年来大量发行国债,拉动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对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起了重大作用。那么我国国债发行额到底是多少才是适度的,深入探讨我国经济的这个问题,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方便起见,选取如下一些主要影响因素:GNP、城乡居民储蓄额、财政赤字、国债还本付息额、基本建设支出。为了了解这些因素与国债发行规模的影响关系,采用多元统计的因子分析方法,测定各因素对国债发行规模的影响(见表1)。
因子分析:从宏经济的角度出发,选取六项指标分别为y-国债发行额、X1-GNP、X2-城乡储蓄额、X3-财政赤字、X4-国债还本付息额、X5-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X6-5本建设支出,原始数据如上表。
在第一因子中,X1、X2、X4三项指标有较大的载荷,这些都从国债信用的角度描述国债情况,所以称为国债信用因子;‘在第二因子中,X3、X5有较大的载荷,这主要是从国家财政住处的角度描述国债,所以称为国债支出因子。根据因子得分系数和原始变量的标准化值可以计算每个观察量的各因子的得分数,并可以据此对观察量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旋转后的因子表达式可以写成:
Factorl=0.886Xl+0.829X2+0.588X3+0.907X4+0.362X5
Factor2=0.328X1+0.472X2+0.647X3+0.411X4+0.921X5
我们运用SPSS软件对上面数据进行逐步回归分析(文后图形是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得到了影响国债规模的显著因素是X4和X5,得到的回归模型是:Y=1.015X4+1.034X5-12.575
由回归分析可以知道该模型用于预测还是比较好的。
衡量国债规模是否适度有三个指标:1)债务依存度。它是指当年的债务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比例关系。一般认为的国际警戒线为15-20%,而中国的为25-30%。2)国债偿债率。它是指一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可用公式表述为:国债偿债率=(当年还本付息支出额÷当年财政收入总额)×100%。偿债率的国际公认警戒线为22%。3)国债负担率。它衡量的是一定时期的国债累积额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情况。可用公式表述为:国债负担率=(当年国债余额÷当年GDP)×100%。这是衡量国债规模最为重要的一个指标。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国债累积额最多不能超过当年GDP~45%,这是公认的国债最高警戒线。
我国目前国债规模的综合评价:负担能力指标看,我国的国债规模并不太高,仍有进一步增发的空间,而从偿债能力指标看来,我国的国债规模已经过高,如果不控制国债规模的话,将会带来很大风险。所以,必须及时压缩,以防范财政风险。不同指标之间存在矛盾的原因主要有:
1.我国现阶段存在着大量以政府财政信用潜在担保,最终必须由政府偿还隐性债务。因此,计算国债负担率时如果考虑隐性债务,我国的“综合负债率”将会大大提高,实际应债能力需要向下调整。
2.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都明显偏低。这是导致我国国债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偏高、债务承受能力相对弱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以上分析可见,我国国债规模的总体水平仍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是其增长速度过快,需要加以控制。为了防范债务风险。缓解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过高的压力,应该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同时严格清理各种预算外收入,优化国债结构、缓解近期偿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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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英汉两种语言被动结构的几个典型方面的比较论述来分析和比较英汉被动结构。
【关键词】被动结构 英汉被动结构对比
被动结构是语言表达的一种十分常见的结构,不论是在英语表达中还是在汉语表达中,被动结构都占有其一席之地。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英语和汉语的被动结构进行简单的分析和比较。
一、应用的广泛程度比较
在英语中被动结构用的要比在汉语中广泛,尤其是在科技英语中,被动结构的使用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同一个语境,同样的含义,英语往往用被动语态表达,汉语却习惯于用主动语态,主要原因是英文考虑的重点是事情,即受动者,而汉语考虑的重点则是人,即施动者。虽然汉语中有“被”字可用来表示被动,但是在更多情况下我们并不执着于主语与谓语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因而一般使用主动形式。比如,我们时常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我们从来不说“人不可被貌相,海水不可被斗量”,因为我们知道动作的执行者是人。而英文要说:As a person cannot be judged by his appearance , so can the sea not be measured with a bushel.
英语中结构被动句用得广泛,汉语中结构被动句用得少. 英语中结构被动句用得广泛主要是因为不必说出主动者、不愿说出主动者、无从说出主动者或便于连贯上下文等原因。汉语中结构被动句用得少, 是由于汉语往往将宾语提前作为说话的主题, 而在动词上暗示被动语气, 即用词汇的手段表示被动, 从而呈现为意义被动句。另外, 汉语使用结构被动句时,大多数情况下要求施动者同时出现, 否则用主动句结构。
二、时态比较
英语被动语态有时态的变化, 是时态清晰句, 它的时态主要体现在助动词to be 的不同变化形式中。汉语是时态模糊句, 即汉语在“被”字句中, 没有特定的时态变化形式, 它的时态关系主要靠时间副词或上下文来体现。例如:
我没有被邀请, 但我还是来了。
I wasn’t invited, but I’ve come anyway.
英语时态很清楚“我”是过去(wasn’t) 没被邀请的, 但“现在”我已经来了。汉语句的时态就不如英语句那样清楚了, 只能根据句义: 既然已经来了,“没被邀请”肯定发生在过去。
三、语义含义比较
汉语中“被”是从“承受”“、遭受”的含义演变而来,因而曾经被认为是“不幸语态”(ineffective voice) ,主要用以表达对主语而言是不如意或不希望的事, 如“被捕”、“被剥削”等。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这种含义已逐渐淡化,“被”字句也可用来表达主语所希望发生的事情, 如“她被评为三好学生”。尽管如此,大多数情况下被动意义仍然不使用“被”字句, 按照汉语的习惯, 如果句中无须指出施事,主动意义与被动意义又不致发生混淆, 一般就不用结构被动句,而用当然被动句。试比较:
It was done. 这件事已做了。
It was well done. 这件事做得好。
It was poorly done. 这件事做得不好/ 这件事搞坏了/ 这件事被弄坏了/ 这件事给弄糟了。
英语中,以上三个句子都可用被动句来表达,但汉语却可以用主动式,只有第三种意义才用被动句式。与汉语相比,英语中的被动语态几乎没有情感意义上的限制,它所注重的是形式上的合乎规范。英语的主动句和被动句所表达的是对同一件事的两种看法,强调受事者,使它处于中心位置,但并不涉及说话人和当事人对整个事件的评价和受事者是否遭遇不幸。例如:
John ate three apples just now.
Those apples are eaten by John just now.
第一个句子侧重的是当事人的动作和状态,它是对“What happened to John just now ?”这一问题的回答“, 约翰刚吃了三个苹果”,而第二个句子的信息重点就发生了转移,它应该是对“What happened to those apples ?”这一问题的回答,询问的重点是苹果的状况,“苹果刚被约翰吃了”,只是在讲述一个客观事实,并不夹杂说话者的主观感情。
四、翻译上的比较
一些英语学习者在做英汉互译时,往往认为汉语中带有“被、遭、受、由”等字的句子,应该译成相应的英文被动句;而英文的被动句则应译成汉语的被动句,但实际并非如此。英汉互译时未必都与其相应的形式来表示,这是因为中英两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模式) 不同。试比较下列句子:
Ⅰ 汉语被动句译成英语的主动句
① “把”、“将”句型译成英文的祈使句
把门关上。
不说The door is closed.
而说Close the door.
②“把”句型译成英文的SVO 结构
小王把衣服洗了。
不说The clothes have been washed by Xiao Wang.
而说Xiao Wang has washed the clothes.
③ “把”、“受”、“被”句型译为英文的其他主动句型
他应该受到责备。
不说He is to be blamed.
而说He is to blame.
Ⅱ 英语被动句译成汉语的主动句
① 英语被动句中的主语在汉语译文中做主语
He was fully occupied in writing letters.
他被写信充分占据了。(直译)
他忙于写信,一点空儿也没有。(意译)
② 英语被动句译成汉语的无主语句
Nothing can be done without money.
没有钱就无法做事。
③ 英语被动句译成加主语的汉语主动句,如:“有人、大家、我们、人们??”
A woman was heard moaning after midnight.
有人听到一名女子午夜后呻吟。
④ 英语被动句译成汉语带“希望、据报道、据推测??”等字的无主语句
It’s reported that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s were seen over our town last night.
据报道,不明飞行物昨夜在我市上空出现。
⑤ 将英语被动句中的主语译作汉语译文中的宾语
He was advised by the doctor to take up golf.
医生建议他打高尔夫球。
五、结论
本文通过论述及列举实例,对英汉被动结构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与对比。英语与汉语的被动结构之间既存在着相同的方面,也有着不同。作为英语学习者,只有熟悉和掌握两者的异同,才能更好地理解与掌握两种语言。
参考文献:
[1]章振邦. 新编英语语法教程[M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3.
[2]唐燕玲. 英语动词被动语态初探[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
[3]胡曙中. 英汉修辞比较研究[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
[4]刘重德. 英汉语比较研究[M]. 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
[5]王福祥. 对比语言学论文集[M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2.
[6]陈定安. 英汉比较与翻译[M ].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7]范晓. 汉语的句子类型[M ]. 太原: 书海出版社, 1998.
[8]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C] .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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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的社会总收益 (TSB) 指人们对享用财政支出所得到的公共物品总的满足程度。财政支出的社会总成本指提供社会为提供公共物品而付出的成本,即税收。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中部地区财政支出规模效率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中部地区财政支出规模效率分析
自2008年国家发改委下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之后,中部六省利用中央政策支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积极吸引投资,经济快速发展。表1显示中部六省GDP快速增长,尤其是2010年以来,中部六省GDP增长速度远超全国GDP增长水平。
同时,中部地区财政支出规模也快速扩大。2008至2012年,中部六省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都远高于同期的全国财政支出增长速度:28.11%(25.74%)、26.38%(21.90%)、20.76%(17.79%)、27.38%(21.56%)、17.94%(15.10%)①。中部的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的快速增长有多大关联性?财政支出规模扩张是否在宏观上产生了规模效率?值得研究。
促进中部崛起,重点要加强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三个基地、一个枢纽”)的建设。在粮食生产、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方面,河南省无疑是中部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省份。2011年河南省GDP总量达27232.04亿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1721.8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完成4248.8亿元,此三项指标都位居中部六省之首,所以,河南省的财政支出在经济崛起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是否具有规模效率,在中部六省中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财政支出规模效率研究公共部门应该占有的资源总量的问题。根据帕累托效率的理论,存在一个可以使财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的规模,在这个规模上,政府财政支出是最有效率的。
以社会总收益和社会总成本来分析财政支出的规模效率。财政支出的社会总收益(total social benefit, TSB)指人们对享用财政支出所得到的公共物品总的满足程度。财政支出的社会总成本(total social cost, TSC)指提供社会为提供公共物品而付出的成本,即税收。图1反映了财政支出的社会总收益(TSB)和社会总成本(TSC)的关系。其中,社会总收益曲线(TSB)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即在财政支出的初始阶段,财政支出有效地弥补了市场缺陷,单位的财政支出带来的社会价值较大。随着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逐渐完备,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挤出逐渐显现,TSB曲线也由陡峭逐渐平缓。不考虑间接成本的情况下,社会总成本曲线(TSC)是由原点出发呈45度角的直线,原因在于财政支出的成本是社会成员为此付出的税收,每增加一个单位的财政支出就需要社会增加一个单位的税收付出。
TSB曲线和TSC曲线相交于M点,在M点左边TSB大于TSC,社会净效益为正;在M点右边TSB小于TSC,社会净效益为负。OQ2是财政支出的适度规模,即在OQ2之间的财政支出规模都能够带来正的社会收益。A点上,TSB曲线的切线与TSC曲线平行,即在A点上TSB与TSC曲线的斜率相同(因TSC是45度角直线,所以斜率同为1)。由于两曲线的斜率分别是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所以A点是财政支出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点,在A点上TSB减去TSC所得的净收益是最大的。按照最大社会收益原则,社会收益应该最大限度地超过社会成本,OQ1是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
图1 财政支出的适度规模和最优规模
现实经济中,财政支出很难达到帕累托最优规模,经常存在的状态是处于适度规模中,逐渐向最优规模改进。
从现有文献看,多数文献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财政支出占国民产值的比重,来研究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
巴罗(Barro)在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引入了“公共部门”,建立了以公共部门支出为核心的内生增长模型,推导出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Futagami(1993)进一步深化了巴罗的模型,引入“政府资本”,以分析财政支出的流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内文献研究了财政支出的绝对规模效率和相对规模效率,其中相对规模效率主要以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分析政府公共支出规模效率。侯荣华(2001)运用横截面法和时间序列法分析生产函数模型,测算财政支出占GDP和财政收入的比重,来分析财政支出规模和财政收入规模的关系。马拴友(2000)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确定最优规模,得出结论我国最优政府规模为26.7%。马树才等(2005)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对生产函数中的各变量进行估计,得到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确定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郭庆旺等(2006)在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框架下分析两类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表明政府公共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政府公共物资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的正影响更显著。刘振亚等(2009)在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下分析最优政府规模,发现政府规模(经济的宏观税率)与平衡增长率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认为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宏观税率(政府规模)有待提高。
根据巴罗的内生增长理论,假设国民经济总产出的生产函数为: Y=F(N,K,G)(1)
其中,Y是实际产出,N是就业人数,K是期初的(私人和公共)资本存量, G是政府支出。
对生产函数求关于时间的导数,有:
Y′=YNN′+YKK′+YGG′ (2)
两边同除以Y,有:
Y=YNY+YKY+YGY(3)
设g为财政支出的增量,则G′G=g′gG′=g′gG,代入(3)式,整理得:
Y′Y=YNNYN+YK Y′Y+YGGYg′g(4)
设a=(YN)(NY)是就业产出弹性,MPK=YK是资本的边际产出,MPG=YG是财政支出的边际产出,代入(4)式,得:
Y′Y=a(N′N)+MPK(K′K)+MPG(GY)(g′g)(5)
财政支出最优规模的条件是财政支出的边际产出(MPG)为1。图1中A点为财政支出最优规模,其斜率为1,也意味着该点上财政支出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边际产出)是MPG=YG ,在不存在税收扭曲的情况下,公共部门最优规模的条件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等于1(MPG=1)。当MPG大于1时,政府提供的财政支出不足;当MPG小于1时,则是财政支出规模过度。
由此,可以推导出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若γ=(YG)(GY)为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s=GY为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可知MPG=γS。所以,当MPG=1时,s=γ,财政支出达到最优规模,将γ代入(5)式中,得到产出方程:
Y′Y=a(N′N)+MPK(K′Y)+γ(g′g)(6)
其中,γ的估计值就是以财政支出占国民产值的比重(相对规模)表示的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
中部六省中,河南省的经济总量和财政支出规模都是最大,选择河南省财政支出分析具有一定代表性。
(一)假设估计模型
本文运用简单的“AK”生产函数对河南省财政支出规模进行分析。设生产函数方程为:
Y=AKαNβGγ(7)
其中,Y代表河南省国民产值;A代表一定的技术水平,是常数;K代表河南省资本存量;N代表河南省就业人数;G代表河南省财政支出规模。α、β、γ则分别代表“资本存量”、“就业水平”和“财政支出”的边际产出弹性。
对(7)式两边取对数得:
lnY=lnA+αlnK+βlnN+γlnG(8)
其中γ=(YG)(GY)=MPG(GY),当MPG为1时,γ表示的财政支出占国民产值的比重就是河南省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相对规模)。
(二)样本数据选择
对河南省财政支出规模效率(相对规模)的分析,本文选择《河南统计年鉴》中1990年~2011年的数据。
财政支出的样本数据,采用《河南省统计年鉴》中1990年~2011年的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在分析模型中以“G”表示。
国民产值的样本数据,选取河南统计年鉴中1990年~2011年的河南省生产总值(GDP)数据。分析模型中,以“Y”代表河南省实际GDP数据。
资本存量的样本数据,选取河南省统计年鉴中“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分析模型中以“K”表示。
就业人数样本数据,选取河南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城镇就业人员数量。分析模型中以“N”表示。
数据主要来自2012年《河南省统计年鉴》,文中为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对财政支出、国民产值和资本存量的数据进行了平减。
(三)单位根检验
生产函数分析时所选择的几组经济变量均属于时间序列,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经济变量经常是不平稳的。如果时间序列不平稳,分析中可能出现“伪回归”,分析结果则失去意义。所以,对经济变量进行协整分析前,需要先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经济变量的平稳性。对上述四变量取对数(文中以“ln”表示对数符号,以“D”表示差分符号),得到lnY、lnK、lnN、lnG,再对对数值进行一阶差分,得到DlnY、DlnK、DlnN、DlnG。本文使用eviews6.0软件,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其中滞后项的确定采用使AIC和SC最小的准则。检验结果见表2。
(四)协整检验
一些时间序列本身是不平稳的,但几组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的,这个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即是协整关系。对多变量的协整检验,可以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本文使用eviews6.0软件对各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得到表3。
由表3可知,lnG、lnY、lnK、lnN四个变量在5%置信水平下可以表达3个协整方程,反映河南省财政支出与河南生产总值关系的四个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考虑仅有一个协整关系的经过标准化的协整系数,得到表4。
表4表示包含河南省财政支出各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将表中的协整关系写成数学表达式,得:
lnY=0.299373 lnG+0.544102 lnK+0.455818 lnN
分析河南省财政支出规模效率分析各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lnG的系数0.299373即为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系数 ,即当MPG=1时,河南省财政支出占河南省总产值的比重为29.94%,是河南省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
对lnG、lnY、lnK、lnN进行协整检验,结果验证河南省总产值与包括财政支出的经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得到结论:当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等于1(MPG=1)时,河南省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是占河南省总产值的29.94%。
图2显示1990年~2012年河南省财政支出占河南省总产值的比重呈上升趋势,最高达到2012年的16.79%,但距离29.94%的最优规模尚有较大差距,表现为财政支出规模不足的不效率。
四、中部地区财政支出规模效率不足的表现及政策建议
河南省财政支出规模效率问题是中部地区的一
图2 河南省财政支出占河南总产值的比重
个典型代表。虽然近年中部地区财政支出规模快速增长,但规模仍然不足,具体表现在:
第一,中部地区财政支出总体规模不大,人均财政支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人口总量占全国人口的28.1%,财政支出却只占全国地方财政支出的17.56%(2011年)。表5显示,2011年中部地区人均财政支出5360.568元,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882.672元,更低于东(北)地区,甚至远低于西部的人均7563.62元。全国最低的河南省人均财政支出只有4525.80元。
第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公共产品的历史欠账太多,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缺口太大,需要政府加大支出力度来保障。比如“医疗机构床位服务人数”这一指标,2008年中部地区每床位服务410.94人(全国平均是377.94人)。2011年中部地区每床位服务人数提高到269.47人(全国平均是261.12人),中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近年中部地区的财力虽有所增长,但用于弥补历史欠账的支出较多,所以在短期内财政支出没有明显的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鉴于中部地区财政支出规模不足,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大对中部地区“均等化”转移支付的力度。均等化转移支付是无条件的,是增强地方财力的转移支付。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财政收入能力较弱,并且在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中部地区很难自主地提高财政能力,只能依靠中央加大对中部地区的均等化(无条件)转移支付的力度,以增强地方财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2.加大对中部地区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专项”转移支付只能专款专用,用中央补充的财力解决中部地区公共产品的历史欠账问题,地方新增财力可以更好地用于促进中部崛起。
3.在“营改增”背景下调整中央地方的分税比例,增强中部地区自身财力。
“营改增”最终会将属于地方税的营业税并入中央地方共享的增值税,将会进一步削弱地方财力。现行的改革暂时保留地方对新改增值税的收入权力,但毕竟是权宜之计,长期的措施应该是重新划分“新增值税”的中央地方分享比例。在“营改增”的改革中,为了维持、甚至是扩大财权,中部地区可以积极争取重新划分分享比例的试点,力争更有利的分享比例,比如由现行的中央对地方的75∶25改为45∶55。如果能够争取到试点,增值税分享的提高能够有力地提高中部地区的财力,提高财政支出的规模效率。
另外,中部地区需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提供效率最高的公共产品,全面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①中部六省财政支出增长速度由各省财政支出汇总后计算而得,括号中为各年全国财政支出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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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秘书人才培养是秘书学研究的新课题。在秘书创新能力、秘书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途径等问题上,有关的研究虽然已取得了许多成果,但由于创新型秘书人才培养研究还是一个新领域,需要学者们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继续探索。运用耗散结构的产生机制分析秘书工作的创新思维特征,有利于启发创新型秘书人才培养的新思路,对于秘书教学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创新型秘书人才培养的耗散结构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耗散结构论作为一种非平衡系统的自组织理论,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从系统论角度看,创新是思维活动从无序逐渐向有序的演化,进而突变、升华的过程,与耗散结构的形成规律相似。因此,根据耗散结构的产生机制分析秘书工作的创新思维特征,有利于启发创新型秘书人才培养的新思路,对于秘书教学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耗散结构;创新思维;系统;秘书;教学
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1]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素质差别,主要表现为运用各种知识进行创新能力的强弱。创新能力是检验各类人才素质高低的一个重要尺度,也是知识经济时代对秘书素质的客观要求。
决策是各级领导的主要工作。随着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的转变, 领导者对秘书的辅助要求越来越高, 不仅要求秘书提供信息、办文办会,而且要其参与政务、出谋献策。秘书工作为了顺应时代潮流而产生的变化, 必然要求作为秘书工作主体的秘书人员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现代秘书要有创新的意识、创新的胆略和创新的思维, 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参谋作用。因此, 创新能力还是秘书职能的变化对秘书素质的迫切需要。
显然,深刻解析创新的机制和过程,对于我们在教学工作中自觉地对文秘专业学生进行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有着积极意义。但创造性思维带有非逻辑特点的自发性,使人们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操作和把握。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创造性思维的发生特点进行深入研究,弄清它自发形成的机制,从而为学生在今后的秘书工作中运用创造性思维提供可循的途径和有效的方法。
耗散结构理论是著名物理学家、布鲁塞尔学派创始人普利高津于1969 年针对非平衡态热力学的有序化问题而首先提出来的。其具体内容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当外界输入的能量流、质量流和信息流达到一定的阈值时能够进行自发组织,导致熵减少,从系统原有的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它所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系统如何自发地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即“耗散结构”。通俗地说,就是研究系统如何由比较简单、比较低级的结构产生出更加复杂、更加高级的结构的问题。
该理论对于整个自然科学以至社会科学产生了划时代的重大影响。它不仅在流体、激光、核反应过程等自然科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而且在生态、经济和社会等领域也取得了许多显著的成果。尤其是耗散结构理论提供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已经跨越了学科的界限,具备了哲学层面的指导意义。创造性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求新、求异的活动。它是作为创造活动主体的人突破传统思维的惯性,在原有的知识水平和思维层次上创造出具有新颖、独特、有社会价值的产物,这也是形成新的有序结构的问题。因而,耗散结构理论所揭示的原理对于我们探讨创新型秘书人才的培养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
本文试图借助耗散结构理论, 用新的背景知识来研究秘书创新思维的形成机制, 并通过这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使用在传统上不属于秘书学研究的的新方法来探索创新型秘书人才的培养途径。
在系统分析中, 熵是对混乱和无序的度量,熵值越大,混乱和无序的程度越大。当系统达到平衡态时,熵达到最大值。此时,系统最为混乱而无序。因此,系统要形成一个有序的结构,必须努力克服熵的增加。根据普利高津建立的系统总熵变公式dS=deS+diS 可知, 系统的总熵dS 是由系统和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产生的熵deS(称为“熵流”)和系统内部混乱性自发产生的熵diS(称为“熵产生”)两部分组成,当从外界获得的负熵流(deS<0) 足够强, 就能够在抵消了系统的熵增加(diS>0)之后,使系统的总熵值减小,从而使系统进入相对有序的状态[2]。由此可见,系统开放是耗散结构得以形成、维持和发展的首要条件,系统只有不断地与外界进行信息和能量交换而引入负熵流,才能抵消自身的熵的增加,才有可能实现从无序向有序的演变。封闭的系统不可能出现减熵运动,也就不能形成耗散结构。
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技术层出不穷, 对秘书工作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作为现代秘书, 首先必须时刻跟踪社会动向的新趋势,当一种新观念、新事物刚刚出现的时候,能及时发现它所隐含的巨大价值,迅速产生认同感和向往欲,并将其融入秘书工作之中。其次, 应主动将接受的新知识和信息和头脑中已经储存的知识形成对照, 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别, 不仅会使人产生一种因吸收了新的知识与信息而带来的愉悦心情, 也会激起一股弥补这种差别的创造冲动,即产生创造的意识与欲望。这种创造意识, 是在秘书工作中进入创造状态并调动所有创造力发挥的前提条件。因此,思维的超越性是所有创意的来源, 而思维开放是思维超越的基础, 也是创新型秘书人才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学生学习的心理过程来看, 新知识是通过接受、领会、思考、顿悟等过程将存在于头脑中的混沌模糊的知识、想法、认识和理解综合为一个有序的知识信息结构而建立的。这种对已有的知识、经验进行加工整理,以使其产生新的认识飞跃的演变, 正反映了知识系统由混沌无序到形成耗散结构的过程。因此,我们在教学中要强化培养学生思维活动开放性的意识。
首先,在教学内容上充分体现开放性。要密切跟踪秘书工作内容的变化,不断地推陈出新,把与环境的多方位信息交流作为教学原则, 向经济、语言、管理等相关学科吸收营养,并借鉴其方法论精髓。充分调动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以课堂教学为中心向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开拓、延展,全方位地把学生的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引导他们去探索更新的知识,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其次,要培养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 以保持其知识结构的开放性。据统计,人的一生中,学校阶段只能获取所需知识的10%, 而其余的90%的知识要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地学习才能获得。所以,作为未来的秘书人才应该不断接受吸纳并主动地去搜集与之相关的新知识与信息, 开阔视野扩大知识面,不断从外部环境引入“负熵”流,吐故纳新,使自己的知识结构始终处于更新状态, 进而有效地促进思维的开放, 为在今后秘书工作中的创新创造条件。
思维的开放只是为创新准备了基本的条件。根据耗散结构论可知, “非平衡是有序之源”,创新的过程还必须要通过“非平衡”才能得以实现。所谓“非平衡”是指系统远离平衡态。因为在平衡态和近平衡态线性区, 系统是处于稳定状态或趋于稳定状态的, 其总的倾向是趋于无序或趋于平衡, 小的涨落和扰动很难改变系统的这种状态,系统不可能出现新的有序结构。只有当系统远离平衡态时, 才有可能通过涨落或突变进入一个新的稳定有序状态, 从而形成新的稳定有序结构。
这对我们的启发是,要创新就要远离平衡态,造就一个有差异的、非均匀的、非平衡的思维系统。这样才能通过各种非平衡产生的势差推动思维活动朝有序的方向演化。要想成为具有创新能力的现代秘书, 就要努力扩大自己的知识面,特别要注意异质知识的补充,这将有利于头脑中原有知识系统的失稳,从而为产生新的设想或思路提供条件。一般来说,同类的知识、相同的观点积累得越多,传统的系统就越稳固,容易产生思维定势,新的思想就愈难以产生。创造性思维的本质就在于发现原来以为彼此并没有关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研究对象或设想之间的联系。因此,知识面越宽,越容易在各种知识的交融和综合中产生灵感。经验也告诉我们,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具有多样性知识和经历的秘书,更具有对工作中未知因素的探索和预测能力,也更容易产生新的设想和独特的见解。
因此,我们在教学中要更新教育观念,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努力培养出具有交叉知识结构的复合型秘书人才。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呈现出综合化、整体化的趋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融是我们时代特征之一。新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手段和方法往往是解决复杂问题的有力工具,这就要求学生必须具备多学科的丰富知识和合理的知识结构。文秘专业的学生从高二起因文、理分流便很少接触理科知识,传统的文秘专业的课程设置又几乎是清一色的文科内容,所以在文秘专业的教学中适当引入理科知识,将特别有助于开拓学生的视野。作为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通识教育的意义,我们不应该把引入理科知识看做是补充的应用性工具,而是在以创新的理念、站在方法论的角度去扩充学生的思维方式,在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造条件[3]。通过文秘专业课程的文理交叉,让学生在接受各种类型知识的过程中构建和完善智力结构,使得学生的思维活动倾向于多元化,促使学生产生丰富的联想,形成立体的想象空间,从而使创新成为可能。
耗散结构理论认为,系统充分开放,远离平衡态为系统发生自组织演化创造了必要条件,而复杂系统内部诸要素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是推动系统向有序发展的内部动力, 是形成耗散结构的重要机理。
一个系统在若干输入信号的作用下, 总输出信号为各输入信号单独作用时系统输出信号之和(具有加和性);并且输入信号倍增时,系统输出信号就以相同的倍数增加(具有齐次性)。则称该系统满足叠加原理(线性性)[4]。不具备叠加原理称为非线性,用以表示对象间的复杂关系。如果系统中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仅仅是线性的,那么其综合作用效果只会产生量的变化,不可能有任何质的飞跃。而系统各要素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能使系统产生自组织、混沌等非平庸行为,使系统在演化和发展中呈现新的整体涌现性效应,引起系统新的质的产生,这是系统演化和发展的真正根源。
人脑的思维活动极其复杂,人们还远远没有掌握大脑思考的机制。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对于信息的处理显然不是简单的线性过程。这给我们的启示是, 处于较高层次的思维境界的创新思维,是对诸如辩证思维、逻辑思维、直觉思维、逆向思维、收敛思维和发散思维的综合与提高,要在这多种思维的非线性作用下才有可能得以实现[5]。作为创新型秘书人才,就应克服那些可能产生单向思维、单线联系和彼此孤立、互相隔离的不利因素,采取多种措施,有意识地发掘各种渠道,造成多向思维、多点联系和彼此协同、互相合作的局面,使存在于头脑中的各种经验、知识和信息在彼此汇聚与交叉中,发生多层次、大范围、全方位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 在由此产生的相干效应中促进自己创新能力的形成。在秘书工作中,对信息的综合能力和对职能的概括运用都是秘书创新思维水平的具体表现。
我们在教学中要注意教学方法的改进,努力创造有利于多种思维交融的机会。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拥有彼此相对独立的八种智能,而且每种智能有其独特的认知发展过程和符号系统[6]。这些智能因素来自于不同的生活习性和思维习惯。所以,我们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就应该根据教学对象和教学内容而灵活多样,全方位地来挖掘每一个学生的智力潜能,让学生的各种思维能力都得到提高,在多种思维碰撞中产生创新灵感。
首先,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某种思维优势, 而每门课程又具有各自的内容和特点。教师在教学中既要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授课方法, 也要根据不同的学生智力特点运用不同的教学手段。例如,对于动手能力较差的学生,教师可改变教学环境,加强实践训练,帮助他们提高实际操作的能力。其次,注重发展学生的优势智能, 促进各项智能的全面发展。帮助学生将自己优势智力领域的特点迁移到弱势智力领域中去,是教师的责任和义务。一要注意鉴别并发展学生的优势智力领域, 引导学生将自己从事优势智力领域活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智力特点和意志品质迁移到弱势智能领域,
二要帮助学生看到自己的优势智力领域和弱势智能领域之间的联系。例如, 在教学实践中, 对于语言文字能力较强但社交能力偏弱的学生,应鼓励他们参加各种辩论、主持等活动,培养其成就感和自信心, 并将其迁移到与人交往能力的层面。第三,构建多元化的学习环境,多角度开发学生潜能。教师和学校的任务就是创造一个能够创造多重知识切入点、适应不同认知方式、并且结构不断优化的多元化的学习环境, 以调动不同智力思维因素在教学工作中的各自作用。根据人脑的左右半球分别司职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特点, 针对文秘专业课程注重形象思维能力的倾向,在教学中要重视逻辑思维训练,注意丰富学生的抽象推理能力,努力促使学生的左、右大脑均得到刺激与发展,引导学生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并用。这样才有可能通过左、右脑内部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实现学生认识上的新飞跃。
在所有的宏观运动中都存在一定的与宏观轨迹的偏离。比如,火车运行中的颠簸;室内温度在任何瞬间都存在不停的变动; 人的大脑中总是不停地出现各种偏离正常思维的想象等等。在耗散结构理论中,这种偏差就叫做涨落。它的发生是随机的,而且在系统的不同状态下,它的作用存在着差异, 它是一切系统的固有特征。普利高津认为,对于已达临界稳定状态的系统, 随机的微小涨落有可能通过非线性的相干作用和连锁效应被迅速放大, 使系统由不稳定状态跃迁到一个新的有序状态, 从而形成耗散结构。
创造型思维的自发形成过程也是自组织过程, 与其他任何系统新的有序结构的形成一样,都需要有诱因和契机的诱发和推动。当思维的状态逼近到创新突破的临界点之时,需要有某种因素的诱发导致灵感产生,才能完成这个突破。“诱因”和“契机”就是耗散结构理论中说的“涨落”。常言道,机遇只属于有准备的头脑。我们虽然无法得知涨落何时出现,但却可以创造条件,力求在涨落到来时提高抓住它的概率。在秘书工作实践中,尤其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不能守旧。当今社会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实践,身处其中的秘书工作者要与这一社会实践相适应,就必须具有勇于否定旧思想、旧事物的批判能力。要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对现存的事物,要既有所汲取又有所扬弃,力求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超越前进。二是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秘书人员要在辅助领导决策中发挥参谋作用,关键要看他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能不能提出自己的见解。一个具有创新意识的秘书,必须克服从众心理,凡事都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和分析后再作出判断,这样“灵感”和“直觉”才有可能产生,进而使秘书工作在机遇与挑战面前跃上新的台阶。
在人的思维系统中, 涨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人们接受了来自外部客观环境的信息,在头脑中各种因素的非线性作用下,形成相干效应,使自身的意识受到某种启示,从而产生新思路或新见解。这样的思维涨落称之为外涨落。二是由于自然的长期进化,个体积淀于潜意识系统的先天性遗传信息的作用, 使主观心理意识受触发而灵光闪现,导致思维突变,产生顿悟。这样的思维涨落称之为内涨落。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创新能力通常是通过后天的直接观察或间接学习而获得的, 这也是目前被大家所普遍接受的观点。而对于潜意识系统先天积淀的遗传信息的作用, 一般不易被人们理解与接受,但它的存在却是客观事实。许多创造性思维的确不是直接来自现实生活经历, 而是源于思维的内省体验。
涨落的作用虽然如此重要,但它的随机性却使我们无法对其进行完全的把握。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可能将其变成确定性的存在。然而,对于涨落的理解和领会,却有助于我们认识创新思维的产生机制。不仅能够让我们在涨落出现的时候能够作出明智的选择,也能够使我们积极主动地去设置更加合理的教学情境,人为制造一些有利于内、外涨落产生的条件,让秘书教学向有益于学生创新思维的方向发展。
在学生创新思维的自组织过程中,尽管教师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却是不可替代的。作为教师,应该深刻理解涨落导致有序的论断,充分意识到涨落对创新思维产生的决定作用。我们在教学工作中的所作所为,并不仅仅是对学生的专业知识的传授和灌输,还应该看作是在刻意地利用和促进某些涨落的出现,并通过涨落而使学生的创新思维产生。
在教学中, 教师首先要培养学生积极思考的习惯。思考的过程其实就是对头脑中存储的知识和信息梳理和重组的过程。只有把头脑中的知识都调动起来,才有可能形成“涨落”。在教学方式上, 我们应提倡研究式教学, 把待解决的问题提出在前, 让学生研究探索, 强调过程。注重培养学生的“体会式”学习方法,增强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秘书专业课程极强的实践性还提醒我们, 不仅要使学生勤于动脑, 而且要让他们善于动手。创造作为一种探索性活动, 绝不是能够唾手可得的。动脑或动手并不必然导致创新活动的成功, 但缺少了这些应有的锻炼是肯定不会得到成功的。历史经验提醒我们, 许多创新劳动都是在实验中完成的。因此, 强调实践教学不仅可以培养学生观察、判断、抽象思维能力、总结表达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而且能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融知识、能力、素质教育于一体的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最有效的手段。
其次,要培养学生持之以恒的顽强作风。创新是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有所拓展或进步,必然是要在艰苦的奋斗和顽强的进取下才有可能获得,要有踏实、开拓、向上的精神及优良的心理素质和知难而进、勇于创新的坚强意志。这样一种意志品质不仅有益于学生在校期间的秘书课程学习,对于今后从事的秘书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教师自己的素质必须过硬。让一个没有创新意识的教师去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学校教育中,一个创新型的专业教师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必要条件。而懂得现代科学的方法论知识,熟悉各种教育心理学理论, 掌握多媒体教学技术,拥有秘书职业资格证书又是成为一个创新型教师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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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使用“商业银行”这个概念,是因为这类银行在发展初期,只承做“商业”短期放贷业务。放款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放款对象一般为商人和进出口贸易商。商业银行发展到今天,与其当时因发放基于商业行为的自偿性贷款从而获得“商业银行”的称谓相比,已相去甚远。今天的商业银行已被赋予更广泛、更深刻的内涵。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银行业竞争的加剧,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多功能、综合性的“金融百货公司”。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与风险承担关系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我国18家商业银行2005-2012年的数据,就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与其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与其规模呈U型结构。把银行性质考虑进来之后发现,国有商业银行风险与其规模仍然呈显著的U型关系,其规模值已经到达U型的右侧,有可能会诱发“大而不倒”问题。而非国有商业银行的规模与其风险之间则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规模目前还处于U型结构的左侧。
关键词:风险承担 银行规模
商业银行规模一直是金融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规模经济则是学者们最早关注的规模效率目标之一。Freixas和Rochet(1997)从存款成本及设立成本的角度分析了银行规模效率。Krasa 和Villamil(1992)及Sun(2007)则通过考虑银行监督成本和分散风险两方面的权衡推导了最优的银行规模。随着我国四大国有银行陆续股改上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的情况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徐高、林毅夫(2008)研究了我国的最优银行结构怎样随着经济中资本的积累而变化。之后邹朋飞(2008)又利用我国1995-2005年商业银行的数据得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系数随着时间的变化呈“U”型结构。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对大型商业银行的救助使其入不敷出,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引发了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美国次贷危机由此演变成一场全球金融危机。于是,大型商业银行的规模问题成为政府和相关监管单位必须解决的问题,规模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受到重视。
大型商业银行的倒闭很可能使金融体系面临崩溃,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在大型商业银行面临高破产风险时,政府通常会对其采取保护措施。但保护措施会鼓励其追求高风险的投资项目,进而承担更高的风险。如此进入恶性循环之后,政府入不敷出,最终大型银行仍然逃脱不了破产的结局,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如果银行风险随着规模增大而升高,当规模大到一定程度时,会陷入一方面银行风险很高,另一方面因为其规模太大政府不得不对其进行保护的两难境地。因此,解决大而不倒问题的根本在于预防,即如果出现银行破产风险随着规模增大而升高的情况,监管当局应该做好预防措施,限制银行规模的增长。2010年7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其重点之一是限制商业银行的规模,以此来限制商业银行的增长和合并,从此美国争论已久的大而不倒问题也将得到解决。
在我国,是否需要借鉴“限制商业银行规模”这一政策还有待于研究。因为在国内研究结果中,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是否会随着其规模的增大而升高还未得到统一的结论。徐东明和陈学彬(2012)把银行规模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得出银行风险承担与资产收益率、资产规模呈负相关关系。江曙霞和陈玉婵(2012)用三种不同变量来衡量银行风险,实证结果均显示银行规模与其风险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曹廷求和朱博文(2012)、邹飞和王宗润(2013)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然而谭政勋(2013)则把银行规模作为解释变量和交叉变量带入模型,得出:随着银行规模的扩大其风险也将上升,且通过承担高风险银行能获得较高的收益率。牛晓健和裘翔(2013)得出银行规模滞后一期值与银行风险成弱正相关关系。宋清华、曲良波和陈雄兵(2011)把16家银行的规模数据一同带入模型,认为银行规模与风险之间并非呈简单线性相关关系,而是呈U型关系。
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验证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是否会随着其规模的增大而升高,从而确定我国是否需要借鉴“限制银行规模”这一政策。Delis和Kouretas(2011)指出,不同性质的银行会因为其自身情况而采取不同的风险承担策略,本文将创新性地把我国商业银行根据其性质分类,分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三类。然后分别讨论其规模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并对三者的结论进行比较。最后根据结论给我国银行监管当局提出相应的建议。
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大型银行的破产风险是否会随着其规模的增大而升高,因此参考Laeven,Levine(2009)、Thierno,Barry(2011)的方法,采用Z值来衡量银行风险。Z值是用来衡量银行破产风险的指标,它将破产风险定义为净资产无法抵补亏损的可能性,或者说是资不抵债的概率,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ROA为资产收益率,CRA为资本与资产的比例。下标i表示第i家银行,t表示年份。u表示ROAit的期望,σ 表示ROAit的标准差。Z值越大,破产风险就越高。从Z值表达式可以看出,Z值取决于银行的资产收益率、资产收益率的波动和资本储备水平。当银行经营偏好和资产结构不变时,Z值与资产收益率ROA呈负向关系,这一点也已经得到了徐东明和陈学彬(2012)的验证。
Barrell、Davisd和Tatiana等(2011)将银行持有资产的成本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获得资产的成本(OC)和监管资产的成本(MC)。Krasa 和 Villamil (1992)发现,在通常情况下前者(OC)的操作成本会高于为负债和资产所付出的利息成本l×A ,他们将所高出的部分称之为行政成本,是资产额的函数,且其平均成本f(A) 随着资产的增加而减速下降。银行获得资本的平均成本oc(OC/A)即有:
以上表明,由于规模增大的过程中,银行获得资产的平均成本oc降低,银行将向着无限大的趋势发展。但Krasa和Villamil认为由股东承担的平均监管成本mc(MC/A),将会随着资产规模增加而加速上升,因此银行的边际成本将会随着规模的增加而上升。即:
由于,因此当时,平均总成本为最小值。此时A取A1,当AA1时,银行运营的平均成本随着资产规模的增加而增加,资产收益率ROA则刚好相反。而Z值又与资产收益率ROA呈反向关系,因此当银行经营偏好和资本结构控制不变时,Z值首先会随着规模的增大而减小,当资产规模达到A1时,Z值又会随着规模的增大而增大。即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与其规模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U型结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与其规模呈U型关系。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16家A股上市银行和2家H股上市的银行作为样本,共计18家银行。其中有5家国有银行、8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5家城市商业银行。样本考查期为2005-2012年,除去异常值和缺失数据,共得到136个观测值。银行数据均来自wind数据库和各银行年报,其它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本文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使用stata10.0作为计量软件。
(二)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根据已有文献,用来衡量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指标主要有:Z值、不良贷款率、预期违约频率、风险资产占比和特许价值权等。本文参考Laeven、Levine(2009),Thierno、Barry等(2011)的方法,采用Z值来衡量银行风险。Z值越大,银行风险越高。
解释变量。为验证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是否与银行规模之间呈U型关系,本文参考了国内外主流方法,以滞后一期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以及它的二次项作为被解释变量。由于银行风险对银行规模的反应具有时间滞后性,因此采用了滞后一期的银行规模来解释其风险。
控制变量。为了全面控制其它因素,本文从三个方面来选择控制变量。分别为宏观经济层面,银行特征层面和公司治理层面。各变量的名称、符号及定义如表1所示。
(三)研究方法与模型
由于银行风险具有持续性特征,银行当期风险承担水平会受上期风险水平的影响,所以本文把滞后一期的Z值也列入控制变量。参考Delis和Kouretas(2011)的模型设定,设定动态面板模型1(不考虑银行性质约束)来检验银行规模与风险承担的关系。模型1如下所示,其中β是回归系数向量,vi 是常数项,ui,t 是随机扰动项。
然后本文把商业银行分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三类。建立模型2,分别把三类银行的值带入模型2进行估计,通过对比分析来考察银行性质对银行规模与风险之间的关系的影响,模型2如下所示:
由于各模型中均含有因变量的滞后项,通常的固定效应模型和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均为有偏估计,因此本文采用GMM动态面板估计方法。且模型1中的BC1、BC2变量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所以运用差分GMM与水平GMM相结合的系统GMM估计方法,既能提高估计效率,还能估计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银行性质变量。为确保模型估计的有效性和稳健性,本文做了两个重要检验:一是扰动项自相关检验。二是过度识别检验。
(四)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因为只有当Z值为正时,才符合本文对银行破产风险的定义,所以本文将负的Z值作为异常值除去。由表2可知Z_score最大值为 0.1181,最小值为0.0017。用来衡量是否上市的哑变量List的均值为0.7794,说明观测值中有77.94%为已上市银行,22.06%为非上市银行。
(一)不考虑银行性质约束
表3为把所有观测值都带入模型1中所得出的估计结果。在自相关检验中,显示扰动项的差分既不存在二阶自相关,Sargan检验显示工具变量的选取合理。从模型1的估计结果来看,银行规模一次项的估计系数β1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银行规模二次项Size2的估计系数β2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可以得出银行规模与银行风险之间呈显著的U型关系,且计算可得最佳规模为19.03。
在银行资产规模达到最佳规模19.0313之前,银行风险先随着其资产规模的扩大呈下降趋势,达到最佳资产规模之后,银行风险则随着其规模的扩大而上升。与普通公司一样,在规模较小时期,公司发展并不成熟,管理和运营能力都有待加强,获得资产的平均成本也普遍偏高,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而随着规模的扩张,银行各项指标都得到改善,风险也随之降低。但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规模继续扩张会导致管理混乱,运营成本也开始升高,各项指标都呈恶化趋势,风险随之升高。
除此之外,滞后一期银行风险系数的估计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值为0.4144,介于0与1之中,表明其风险具有一定持续性。银行的核心资本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银行核心资本占资产的比例越大,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就越小。货币流动性MG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货币的流通性提高有利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降低,可能是因为货币流通性增加了银行业之间的竞争程度。从某些方面来看,银行业的竞争能促进银行提高其风险管理能力和经营效率,从而使银行的破产风险降低(徐东明、陈学彬,2012)。
(二)考虑银行性质约束
本文把银行性质作为约束,把三类银行的值分别运用系统GMM方法带入模型2进行估计,由于城市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分别估计的结果非常相似,因此本文把这两类银行归为“非国有银行”一同进行估计和分析。自相关检验与过度识别检验显示:两次GMM估计均不存在扰动项二阶自相关,且接受了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
如表4所示,国有银行规模的一次项与二次项变量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不为0,其中一次项系数为负,二次项系数为正,由此可得:国有银行规模与其银行风险之间仍然呈显著的正U型关系,最佳规模为20.42。由表4国有银行一栏与表2的估计结果相比较,可以看出国有银行的最佳规模比不考虑银行性质时的最佳规模要大。国有银行Z值滞后一期的系数变得不显著,相比于其他银行,国有银行每一期都能够迅速地调整其风险。货币流通性变量系数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并没有太大区别,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系数大小相近。除此之外,是否上市、第一股东持股比例和董事会独立性对国有银行风险的影响都变为显著,分别在1%、5%、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国有银行上市之后,对其抑制风险有较显著的作用,而其他银行上市后对其风险影响不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其他银行上市前后的股权结构变化并不很大。
第一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能够使其风险下降,因为大股东更倾向于银行的稳健性,股权的集中能够使大股东对风险提高关注。董事会的独立性也能够抑制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独立董事由于被要求关注存款人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能有效地控制国有银行的风险。表4的非国有银行一栏显示,非国有银行规模的一次项与二次项系数均不显著,且模型拟合情况欠佳。由于非国有银行的规模普遍偏小,并根据其规模与Z值的散点图来看,推断我国目前的非国有银行规模还处于U型结构的左侧,即银行风险承担水平随着其规模的增大而减小。为此,本文把模型2中Size的二次项除去,重新对模型进行估计,且证实了假设。即在非国有银行中,其风险承担水平与规模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本文实证研究了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与其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会先随着其规模的增大而减小,但当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时,银行风险反而随着规模的增大而升高,可能会诱导大而不倒的问题。把银行性质考虑进来之后发现,国有银行风险与其规模仍然呈显著的U型关系,且最佳规模比不考虑银行性质时大。但非国有银行的规模与风险之间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建议银行监管部门,除了把资本充足率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纳入监管指标外,还应对银行的规模加以控制。可借鉴多德――弗兰克法案,限制商业银行的增长与合并,防止或抑制大而不倒的问题。除此之外,在对银行规模进行控制时,还应把银行性质考虑进来。国有银行的最佳规模大于非国有银行,所以允许的规模上限也应该大于非国有银行。目前非国有银行还不存在风险随着规模的增大而升高的情况,因此当前监控重点可以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但为防范非国有银行未来规模过度增长带来的风险,同样需对其制定一个规模的上限。
【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与风险承担关系分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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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利用沪深两市2003-2007年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对房地产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房地产公司资本结构及盈利能力与公司价值正相关、市场周期对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影响不显著的结论.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房地产公司资本结构公司价值
一、研究目的和背景
房地产行业资金的使用和供给和制造业、公共事业企业相比,房地产公司资本结构有下列显著特点:第一,资产负债率很高。第二,房地产行业融资主要依赖银行贷款,直接或间接占用的银行贷款占企业资金来源的60%以上。第三,流动性负债比重大。房地产企业贷款主要为短期贷款,贷款到期后再采用借新贷还旧贷的方式继续使用原贷款。第四,房地产行业受政策影响大。资本结构相关理论研究杜兰特、迪格莱尼和米勒等人。MM公司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无关;代理理论认为债务不仅会减少股东和经理人代理成本,还会增加股东和债权人的成本,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成u型关系;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债务融资是向外界传递公司高质量的信息,债务水平和公司价值正相关;优序融资理论认为企业融资偏好次序为内部融资、债务融资、股权融资,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并不能确定。
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外的研究大多表明公司价值与资本结构正相关。如米勒(1966)、罗斯(1977)、马勒斯(1998)、柏格(2005)等人的研究结果均表明,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正相关。国内相关实证研究并未得到统一结论。张勉、陈共荣(2005)、陈文浩和周雅君(2007)认为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负相关;沈艺峰和田静(1999)、曹廷求(2007)等人研究表明,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正相关;李义超、蒋振生(2001)、林伟和李纪明(2007)研究结论是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成u型相关;韩庆兰(2005)、靳明(2008)等认为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不相关。国内学者对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实证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是以制造业、公共事业等上市公司数量较多的行业等为主,或者是多行业总体研究,由于房地产上市公司数量稀少,涉及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专业研究数量不多,而且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探讨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并未考虑到房地产行业预收款等特殊因素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也未涉及市场冷热等周期性因素对房地产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深度不足。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假设提出。假设1: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相关。我国房地产行业国家股比例低、流通股比重高更符合西方资本结构理论假设。假设2:资本结构在淡季和旺季时对公司价值影响度不同。当房地产市场处于市场销售旺季时,成交量放大,由于需求旺盛,房地产公司会加大房地产投资,增加对负债的依赖程度,负债比重会增加,而到了淡季,对房地产投资会减少,负债比重降低。
2、研究垂量本文采用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公司价值的衡量指标。净资产收益率,该指标反映了单位股东权益投资回报。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股东权益有关资本结构的衡量,本文采用国内学者使用较多的总资产负债率来表示,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国内外学者研究证明,公司规模,公成长性,盈利能力,股权集中度等指标对公司价值有显著影响,因此,将它们引入回归模型中,这些指标采用国内学者普遍使用的方法描述。股权集中度: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前十大股东持股总数/公司总股数。公司规模:公司规模=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公司成长性:公司成长性:(本年主营业务收入一前一年主营业务收入)/前一年主营业务收入。盈利能力:销售净利率=公司当年的净利润/当年营业收入。
3、模型建立。模型1:KOE=a+bDebtl+r(controlvariable)+e,模型2:ROE=a+bDebt+r(controlvariable)+season+seasonDebt+e。Debt是总资产负债率;模型中1是检验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关系;模型2中加入市场繁荣度虚拟变量,当市场处于繁荣期时,season取1,否则season为0,该模型是检验市场周期性因素对资本结构和公司价值相关性的影响。
4、样本选择。本论文的样本数据来自于巨潮资讯网2003年至2007年5年间上市房地产公司年报。我按照以下原则甄选样本:剔除样本期间发行B股和H股的公司;剔除样本期间被ST或ST类公司;剔除样本期间因重组导致主营业务发生变更的公司、剔除极端值、缺失值,最后得到的样本数量为200个。
三、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由表1统计缮果可以看出,公司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0%,标准差为7%,说明行业整体净资产收益率分化较小;资产负债率为54%,标准差为15%,这表明房地产行业资产负债率非常高,且行业内部分化明显;净利润率均值为12%,最高达60%,标准差为10%,说明行业内部分化明显;公司成长度均值为45%,标准差为1.19,这说明房地产行业发展迅速,但行业内公司差异明显。股权集中度为56%,说明房地产行业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行业内部差异不大。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回归结果分析(见表2、表3)。
其一,方程整体通过F检验。方程的判别系数为0.32126,这表明方程的拟合度很高,方程显著成立。其二,盈利能力是影响净资产收益率的主要因素,总资产负债率是其次最影响净资产收益率的主要因素,盈利能力和总资产负债率都通过了t检验,且两者与公司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假设1成立。其三,公司成长性对ROE影响显著,成长性指标通过了t检验,它与ROE正相关。其四,公司规模与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没有通过t检验,这两个指标对ROE无统计意义,它们的影响不能确定。
本文按照房地产市场成交水平将市场分为繁荣期和调整期。繁荣期为2003年、2004年和2007年,调整期为2005与2006年。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资产负债率的回归模型整体通过F检验,方程拟合度是0.33,但是交叉项的乘积没能通过T检验,无法说明市场变化对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关系的影响程度。
四、结论和建议
根据前述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正相关。由本论文实证结果可以看出,资产负债率与ROE相关系数为0.30,回归模型1通过F检验,方程拟合系数R方为0.32,资产负债率的回归系数为0.15,说明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正相关,假设1得到验证。第二,市场周期对公司价值影响不显著,假设2不成立。我按照房地产市场销售情况将市场分为销售火爆的繁荣期和销售相当萎缩的调整期,并检验市场不同冷热程度下,资本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度变化程度,但模型交叉项未通过T检验,无法确定市场变化对它的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可以有以下途径:其一,提高股权融资成本。首先,制定股权融资制度,提高股权融资门槛,增加对管理层约束力度,减少管理层对股权融资的依赖,同时,制定相应监管政策弱化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其次,财政部门加强对公会计制度的监管力度,改进公司经营业绩的考核指标,减少管理层盈余管理空间,改善会计核算体系。最后,加强立法力度,通过立法加强对公司股东的保护力度,改善股东对管理层监管力度,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其二,促进债券市场健康发展。第一,扩大债券融资额度,增加公司债券供给。我国目前公司上市门槛高,上市公司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发行债券要求比发行股票要求更高,而且公司债券融资批准额度较小,这些限制了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第二,放宽公司发行债券的自主权,提升债券价值。目前我国对公司债券利率限制较多,债券利率低,对投资者吸引力小,有必要放宽公司债券利率的发行自主权,增加对投资者的吸引力。第三,努力培养二级市场,增强债券的流动性。我国债券市场起步较股票市场要晚,二级流通市场培育也远不如股票市场便利,这增加了投资者债券投资的风险,反过来又抑制了债券市场的发展,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改善债券在二级市场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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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11个沿海省市在产业结构发展阶段上具有一定的差别。上海市和广东省的第三产业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江苏省、山东省等的第二产业基础良好,实力雄厚,并呈现出向第三产业发展的趋势;河北省则以第一产业为主导产业,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缓慢。辽宁省目前的发展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第一产业具有一定的优势而第三产业尚未成熟。可见,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将成为辽宁省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我国11个沿海省市产业结构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科学合理地分析产业结构是区域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基础和起点。文章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通过对我国沿海11个沿海省市的产业数据处理,比较分析了辽宁省的产业结构状况,指出了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剖析其内部各行业的优势和劣势,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辽宁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沿海省市;辽宁省;产业结构;偏离-份额分析
论文正文:
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产业部门之间的相互组合关系。合理的产业结构是区域健康发展的前提,从区域经济理论出发,产业发展在区域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通过对微观经济的组合演变对区域经济发展变化起着直观重要的作用。产业结构的协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区域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要求。
辽宁省作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建国初期为全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世纪90年代以来,辽宁省的经济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在总体竞争力上却逐渐落后与部分发展较快的沿海省份,尤其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方面进展不大。如今,辽宁省面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的双重机遇,研究省内产业结构的基础和未来发展趋势,明确与其他迅速发展的沿海省的产业结构方面的差距,将有助于辽宁省抓住机遇,促进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和升级,使全省的经济能够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本文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11个沿海省份的产业结构进行量化分析。偏离-份额分析法(简称SSM),是由美国学者于20世纪60年代相继提出的,1980年代初Dunn集各家之所长,总结成现在普遍采用的形式。SSM分析法把区域经济的变化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以其所在区或全国为参考系,将区域自身经济总量在某一时期的变动分解为三个分量,即份额分量、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并据此解释区域经济发展和衰退的原因,评价区域经济结构优劣和自身竞争力的强弱,找出区域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进而确定区域未来经济发展的合理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
该模型假设区域i在经历了时间[0,t]之后,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都已发生变化。假定区域i在基年和末年的经济总量分别为bi,0和bi,t,并用bij,0和bij,t分别表示区域i第j个产业部门的基年和末年的产值;用B0和Bt分别表示所在大区或全国的初期和末期的经济总量,并用Bj,0和Bj,t代表所在大区或全国在初期和末期时第j个产业的产值。
区域i第j个产业部门在[0,t]时间段的变化率为:
所在大区或全国j产业部门在[0,t]时间段的变化率为:
以所在大区或全国各产业部门的份额按下式将区域各产业部门的产值标准化得到:
在[0,t]时间段内区域i第j个产业部门的增长量Gij可以分解为Nij、Pij、Dij三个分量,用公式表示为:
Gij=Nij+Pij+Dij
Nij=b′ij.Rj
Pij=(bij,0-b′ij).Rj
Dij=bij,0·(rij-Rj)
PDij=Pij+Dij
其中Nij为份额分量,表示标准化的j产业部门按所在大区或全国的平均增长率增长所带来的变化量,反映所在大区或全国该行业的发展对区域该行业发展的拉动作用。
Pij为结构偏离分量,表示区域i第j个产业部门比重与所在大区或全国相应部门比重的差异引起的偏差,反映了部门结构对增长的影响和贡献。Pij为正且越大,说明j部门结构素质越好,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越大;反之,说明部门结构素质较差。
Dij为竞争力偏离分量,表示区域i第j个产业部门增长速度与所在大区或全国的相应部门增长速度的差别引起的偏差,反应区域第j个产业部门相对竞争能力。Dij为正且越大,说明j部门的竞争力越强,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作用越大;反之,说明j产业部门优势不明显,在竞争中处于弱势。
区域i的总经济增量Gi可以写为以下形式:
Gi=Ni+Pi+Di
本文选取我国11个沿海省市进行产业结构分析,以探索辽宁省在沿海省份中的竞争力,这里以2005年为基期,2009年为末期,以全国为参考系,查阅相关统计年鉴,运用上述模型公式计算得到11个沿海省市产业结构偏离份额分析结果表(见表1),并经过进一步的整理得到产业结构聚类分析表(见表2)以及产业结构偏离份额分析明细结果表(见表3)。
(一)区域间产业结构偏离份额的比较
1、从经济增长总量来看,考察期内各沿海省市的的国内生产总值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其中广东省、江苏省和山东省的经济增长总量最多,分别为17116.02亿元、16151.64亿元和15379.76亿元,表明这些省份经济整体规模较大;相比之下,海南省的经济增长总量最小,仅为759.64亿元。辽宁省的经济增长总量为7203.48亿元,位于11个沿海省市中的第6位,处于中间位置。
2、份额分量表示标准化的产业部门按全国的平均增长率增长所带来的变化量,反应全国发展对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在我国11个沿海省市中,河北省、上海市、浙江省、山东省和东省的份额分量大于经济增长总量,说明这些省市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全国的经济增长的拉动,是全国经济发展效应作用的结果。辽宁省的份额分量为6783.12亿元,占经济增长总量的94.16%,在所11个沿海省市中位于第9位,说明全国的经济增长对辽宁省的拉动作用一般。
3、结构偏离分量忽略了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与全国的差异,而单独考虑区域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分析结果来看,广东省和上海市的正向偏离值最大,表明这两个区域的整体产业结构良好;相比之下,河北省和广西的产业结构较差,影响了区域整体经济的发展。辽宁省的结构偏离分量为17.24亿元,表明辽宁省与全国的产业结构趋同,产业结构比较合理。
4、竞争力偏离分量反映的是区域产业竞争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体现区域未来的发展趋势。河北省、上海市、浙江省、山东省以及广东省的竞争力偏离分量为负值,分别为-1260.01亿元、-2254.19亿元、-2052.45亿元、-265.31亿元和-2265.45亿元。其中广东省、山东省和浙江省的经济增长总量均位于前5位,说明我国沿海经济规模较大区域的竞争力普遍偏弱,其增长主要依赖于全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以及区域目前良好的产业基础。辽宁省的竞争力偏离分量为402.95亿元,位于11个沿海省市中的第3位,说明辽宁省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总体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5、依据结构偏离分量、竞争力偏离分量以及总偏离分量值得正负性可以将11个沿海省市进行聚类分析(见表3)。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出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劣程度以及经济发展的类型。分析结果显示出我国沿海省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地理集聚,即相邻省市往往更容易具有相近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类型。如天津市和辽宁省同属于产业基础好,竞争力强的优势地区,福建省、广西和海南省都具有产业基础差,但竞争力强的特征。由此可见,区域经济的发展对于地理环境具有一定的依赖性。
(二)区域内部产业结构偏离份额分析
1、从第一产业来看,辽宁省该产业的份额分量、结构偏离分量以及竞争力偏离分量分别为495.06亿元、-26.08亿元和63.51亿元,说明辽宁省第一产业的发展主要源于全国效应的拉动。从结构偏离分量方面来看,河北省和广西占有优势,第一产业发展基础良好,而在竞争力偏离分量上,山东省作为农业大省,占有绝对优势。以全国为背景来看,辽宁省第一产业基础较差,竞争力优势也不明显,但是以11个沿海省市为背景来看,辽宁省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分量及竞争力偏离分量分居第四位和三位,说明在沿海各省份中辽宁省的第一产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辽宁省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尤其是近年来加大农业技术投入,实施精品农业发展战略,大力完善商品粮生产基地和副食品生产基地,这些措施都促进了辽宁省第一产业的平稳较快发展。
2、从第二产业来看,辽宁省该产业的份额分量处于中等水平,与第一位的广东省差距较大;结构偏离分量为24.48亿元,位于第七位;竞争力偏离分量为568.78,位于第二位,与第一位的广西差距甚小。说明辽宁省第二产业虽然发展基础一般,但具有较强的竞争实力。由于历史原因,重工业一直是辽宁经济的主体,其重化工业并没有经历以轻工业为中心的漫长转变,而是借助非经济因素跳过以轻工业为主的阶段,工业结构体现出“轻工业过轻,重工业过重”的局面。然而,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快以及大连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国内外具有先进技术的产业的转移使辽宁省的产业链逐步完善,尤其是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争日益增强。在结构偏离分量上,江苏省和山东省具有明显的优势,其次是浙江省和广东省。在竞争力偏离分量上,上海市、浙江省和广东省的负向偏离值较大,说明这些省市的第二产业处于衰落阶段。
3、从第三产业来看,辽宁省该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全国该产业发展的拉动作用,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分居第八位和第七位,可见辽宁省的第三产业发展尚未成熟。辽宁省一直以来以第二产业为发展的中心,忽略了产业的优化和升级,而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将决定区域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竞争力的强弱,可见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将成为辽宁省未来发展的重点。上海市和广东省的结构偏离分量位于前两位,分别为944.82亿元和736.95亿元;相比之下,山东省的结构偏离分量为-1267.45亿元,劣势比较明显。在竞争力偏离分量上,江苏省、天津市和山东省的正向偏离值较大,产业升级趋势明显。
4、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11个沿海省市在产业结构发展阶段上具有一定的差别。上海市和广东省的第三产业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江苏省、山东省等的第二产业基础良好,实力雄厚,并呈现出向第三产业发展的趋势;河北省则以第一产业为主导产业,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缓慢。辽宁省目前的发展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第一产业具有一定的优势而第三产业尚未成熟。可见,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将成为辽宁省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
2005年以来,我国多数沿海省市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全国性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带动区域发展的主要力量。从产业结构角度来看,第二、三产业的比重逐渐增加,而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渐下降,产业结构升级趋势比较明显,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对于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其中多数沿海省市处于工业化的后期,竞争优势明显,工业经济的增长内含着产业技术的升级。把第二产业做强做大,以及向第三产业的过渡将成为多数沿海省市未来发展的趋势。
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调整,辽宁省的产业结构在整体上得到优化,尤其是大量外资的引入促进了第二产业内部的技术升级,使传统优势产业重新焕发活力。但是,由于第二产业固有的优势以及政策上的倾斜,使得辽宁省经济形成了对第二产业的过分依赖,陷入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优势陷阱”,从而使得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上落后与一些先发省市。在未来的发展中,辽宁省应该巩固第二产业优势地位,同时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一方面以高新技术武装传统产业,利用既有优势提高产出附加值,从而提高整个区域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抓住大连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机遇,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技术转移,以沿海地区为突破口,实现现代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从而带动区域整体的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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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入世对我国外商投资结构的影响及相关效应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关键词:WTO 外商投资 效应
入世对我国外商投资结构的影响及相关效应分析
加入WTO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两方面。外商投资结构,将出现一些合理的变动趋势,并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某些有利的效应。
三次产业引资结构的变化及效应:外商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将大幅增加,对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投资比重将逐步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很低,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也相对偏低。在外商协议投资中,1979一1990年,第二产业的比重为60.3%,第一产业的比重只有2.9%,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6.8%;1991一1998年,外商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上升为65.4%,其中工业的比重高达62.4%,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为1.7%,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也降低为32.9%。在外商实际投资中,1997-1998年第二产业的比重高达70.4%,其中工业的投资比重高达66.6%,而第一产业的比重只有1.4%,第三产业的比重也只有28.2%。在1998年底注册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外方注册资本,第二产业的比重为64.1%,其中工业的比重为61.3%,而第一产业的比重只为1.5%,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4.4%。显然,外商投资结构向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倾斜的特征很突出。
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倾斜,与我国产业的对外开放度有关。随着我国加入WTO之后第三产业开放领域的扩大,外商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将增长较快,投资比重将逐步上升,而对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投资比重将相应下降,从而引起三次产业投资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十五”期间将明显地表现出来。
从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看,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自80年代以来迅速上升,第三产业的投资在国际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中的比重由70年代的不足30%提高到90年代以来的50%~60%。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大体稳定在20%,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由70年代的55%以上下降为90年代以来的不够50%,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由低于25%上升到高于30%。也就是说,与全球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动趋势一样,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第三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大幅度高于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外资增长率也高于第二产业,其中工业或制造业的外资比重和相对增长率都明显降低。可见,我国第三产业外商投资比重上升而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外商投资比重下降的发展态势,也是符合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
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十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要求,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提高其比重,相应地降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比重。从这个角度看,外商投资产业结构的变动态势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是一致的,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进程的推进。
工业引资结构的变化及效应: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引资上升,制造业引资比重相应下降;原料工业引资上升,加工业引资比重下降;技术密集的加工业引资上升,一般加工业引资比重下降
至今为止,外商对我国工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对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电力、煤气和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投资比重很低。1996-1998年,在外商对工业的协议投资中,制造业的平均比重为88.9%,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为1.9%和9.1%;在外商对工业的实际投资中,1997-1998年,制造业的比重也为88.9%,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比重分别为2.5%和8.7%;在1998年末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中,外方注册资本,制造业的比重为93.3%,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比重只有0.9%和5.9%。随着加入WTO之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在“十五”期间,外商将较大幅度增加对采掘业的电气水部门的直接投资,对这两个领域的投资比重将逐步上升,相应地,对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将有所下降。
在制造业中,外商投资企业至今主要分布在加工工业,对原料工业的投资至今相对较少。从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据看,从1993年到1998年,外资工业占轻加工业的增加值比重和产品销售收入比重分别由13.3%和13.0%,上升到29.0%和33.1%,占重加工业的比重分别由9.9%和9.7%上升到27.0%和29.2%;而占原料工业的同样比重只由0.3%和3.1%上升为10.2%和9.6%。可见,外资工业对我国加工工业的投资和影响远远大于原料工业。加入WTO之后,外商对原料工业的投资比重会较快上升,影响将明显增大,从而引起对加工工业与原料工业的投资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变化。
外商企业在制造业的投资中,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深加工行业占有较高比重,但同时在一些一般性加工工业的比重也较高。一般来说,外资工业中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多数为国外跨国公司或大型企业的投资,而一般加工工业则大部分为港澳台的中小企业所投资。加入WTO之后,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将较快增长,其投资比重将持续上升,同时外商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也将获得较好的条件,因而会导致外商对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的迅速增长及其比重的较大幅度提高,相应地,外商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比重会逐步下降。
外商对采掘业、电气水部门、原料工业、以及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投资比重的上升,将对这些技术水平、经营效率和国际竞争力较低的产业以及其中的民族工业带来较大的冲击。同时有利于促进包括多数民族工业在内的整个行业较快提高技术水平和经营效率,较快增强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外商对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投资比重的上升和对一般性加工工业投资比重的下降,符合我国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要求,将对我国工业结构升级的进程起明显的推动作用。
第三产业引资结构的变化及效应:房地产业和一般服务业的引资比重下降,其他许多亟待发展的服务业引资上升
目前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其次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而对其他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的投资比重很低,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十分突出。在外商对第三产业的协议投资中,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比重80年代为60%左右,90年代以来上升到约70%;从外商对第三产业的实际投资看,1998年房地产业占47.4%,社会服务业占21.9%。在1998年底登记注册的第三产业外商投资企业中,外方注册资本中房地产业占了53.6%,社会服务业占了18.9%。
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结构的高度倾斜,与我国第三产业内部对外开放度的差别有很大关系,除了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以及商业、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之外,其他的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目前的对外开放度仍较低。随着加入WTO之后我国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外商将较大幅度增加对目前投资比重很低的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一些重要的服务业部门的外商投资比重在“十五”期间将明显上升,相应
地,外商对房地产业和一般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会逐步下降。也就是说,在加入WTO之后的5年左右时间内,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直接投资的结构过度倾斜的状况会明显改变。
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结构的变化,将产生以下效应:
第一,改变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结构的过度倾斜,可以减少由此带来的外商投资产业结构的周期性波动。
外商直接投资过度集中于房地产业和一般服务业,导致了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比重的较大波动。在我国经济扩张时期,外商对房地产业和一般服务业的直接投资高度扩张,往往导致整个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在我国经济紧缩时期,外商对房地产业和一般服务业的直接投资迅速收缩,则导致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降低。例如,在外商协议投资中,房地产业和一般服务业的比重由1991年(治理整顿时期)的12.6%上升为1993年(经济高速扩张时期)的39.3%,就使外商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由16.7%提高到49.5%,而到1996年(经济紧缩之后),房地产业和一般服务业的比重降低为17.5%,则使外商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下降到26.8%。而在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结构的过度倾斜逐步改变之后,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的周期性波动会明显减小,由此带来的对整个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会相应下降。
第二,外商增加对很多目前发展滞后的第三产业部门的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这些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推动我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
第三,外商对一些薄弱的第三产业部门增加投资经营将给这些部门带来较大的冲击,但同时也有利于促进这些部门经营效率的较快提高。但挑战本身也是一种机遇,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国有非国有经济的较多进入,将逐步打破这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加强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从而将带动这些产业相对生产率的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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