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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在我国乃至世界都令人头疼,会计规范对会计信息的轨正作用不见增强,这其中不乏会计规范机制效率低下的原因。本文分析了会计规范机制的构成要素,对我国会计规范机制效率低下的形成、表现、会计规范机制的缺陷及原因等进行了剖析,并在最后探讨了防范措施。
【关键词】会计规范机制;缺陷;防范
一、会计规范机制
会计功能的实现必须依赖于会计规范机制的有效运行。会计信息之所以能取信于市场,是因为会计信息的产生过程有各项会计规范,如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信息披露规则、会计立法以及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等一系列旨在保证信息质量的具体机制。
什么是会计规范机制?会计方法的多样化和经济的有效运行从客观上要求会计表述是可靠的,这一要求产生了规范的需求,但会计规范特别是以条文形式出现的规范内容往往是众多利益关系人多次搏弈的结果或者是某一政治制度的结果,如果众多会计人能够自觉遵守,并能透彻理解和掌握,况且规范自身完善,那么,一般不会再出现会计信息失真。但由于人类的有限性使上述假设非真,因此必然出现第三方——监督者。在规范的制定者、执行者及监督者之间便形成了会计规范对会计理论的运用、会计规范对会计行为的指导制约及会计行为对会计理论的应用和实践等系统,这个系统由会计规范主体、内容、客体等几种要素所构成,各要素相互约束、相互调节、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会计运行系统。所以,会计规范机制是由存在于会计运行过程中的会计规范主体、会计规范内容、会计规范客体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的会计规范运行机理和制度的总和。
会计规范主体是指会计规范的制定者及引导实施、负责实施、监督会计规范实施者。如中国的财政部等。会计规范主体的性质、组织结构、功能及如何制定会计规范、制定程序及其权威性对会计规范机制调节约束功能的发挥起着重要作用。会计规范客体主要是会计人。会计人包括单位负责人、由会计人员构成的会计组织及组织的领导者以及会计人员。会计规范内容是引导会计行为、强化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会计实务工作的标准。从我国会计规范内容来看主要有三类:会计法律规范、会计行为规范和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目前我国会计规范体系中最核心的会计规范内容主要是由三个层次构成,最高层次是《会计法》,第二层次是《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三层次是38项具体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和各会计制度、条例及各补充规定等。
在众多会计规范内容中以会计准则最为受人关注、使用最为普遍,因此,在下文中用“会计准则”作为会计规范的代表讨论其机制问题。
二、我国会计规范机制缺陷释析
(一)概念解析
1.盈余管理。盈余管理是指在会计规范许可范围内,在构造业务交易和编制财务会计报告时做出职业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从一个足够长的时段来看,盈余管理并不改变实际盈利数额,但会改变企业实际盈利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反映和分布。企业一定期间利益总量是一定的,盈余管理可能损害投资者、债权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2.会计信息失真。根据会计信息是否具有真实性,应该以它与会计域秩序的一致性为标准。而不同时期和不同范围内的利益相关者存在差异,这就决定了会计域秩序因环境和主体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也具有相对性和动态性。
会计的初衷是“反映真实”。经济真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只要会计没有反映这个真实,信息就是失真的。在这种理解下,会计信息失真成为被限定“死”的概念——只要不符合经济真实,就是失真的。那么,真实的会计信息就成为类似于数学上的极限——只理论上存在,而且对这种真实信息的判断只需与经济真实比较,不需会计规范,不在笔者的课题研究范围之内,且不去谈及。但这种定位对现代环境下的会计职责而言相对苛刻,会计假设如会计分期、权责发生制等决定了会计必须依赖估计和职业判断,并受制于客观环境,要求会计完全反映经济真实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在职业会计师眼中,会计师根据业务发生时的具体情况,按照会计规范的要求,进行了适当的会计处理,会计信息就不失真。这样,会计信息真实又是一种“模糊”概念,若要进行数学赋值,则会有多种结果。这种理解下的信息真实是一种职业判断,判断的标准恰恰就是会计规范。
可见,会计信息的失真与会计规范的执行密切相关,客体可能会“故意违背”或“客观原因”而导致会计信息失真。鉴于以上分析,本课题引用吴联生教授会计信息失真的“三分法”,即规范性失真、违规性失真和行为性失真。由于规范制定者的有限理性使规范性失真是客观存在无法回避的,从实质上讲它与盈余管理相同,故下文对二者不再区分;违规性失真是“故意违背”所致;行为性失真是“客观原因”而产生,因为有限性是会计规范客体存在的构造性因素,而且人员更替又使这一客体不断变化,这就决定了会计规范不可能永远正确地得以执行。
因此,本文所谈及的会计规范机制效率低下的表现主要集中在“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上。
(二)我国会计规范机制缺陷分析
1.充分博弈的缺乏和程序性的不足。会计信息规范性失真是由会计规范本身引起的,原因直接而明显。但20多年来,我国会计规范正走向科学和完善,并与权威性日益提高的国际会计准则具有趋同性。潘琰、陈凌云等的实证研究表明,按照我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盈余比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会计盈余更具决策有用性。王建新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我国会计准则与IFRS本身形成的盈余管理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足以证明我国目前会计规范的高度国际化,并从一定程度上判定我国会计规范质量较高。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国会计规范机制完美。
由于相关利益集团充分博弈的缺乏和制定程序性的不足,使我国现行规范制定模式和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使盈余管理约束弱化。我国经济体制的历史积淀,使公司股权过于集中的顽疾很难在短期内克服,大股东以股权优势操纵董事会,监督经理层,中小股东等方面只能凭借公开的会计信息行使其所谓的权力。因此,我国大股东具有与公司更大的利益一致性,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信息供需双方的博弈已经转变为经营者(信息供给方)、大股东操控的董事会(内部利益相关者)及外部利益相关者三方的博弈。这一格局的盈余管理不仅仅是以经营者为核心,经营者与大股东合谋,损害外部相关者的利益已成为可能。公司治理的制衡作用下降,经营者的盈余管理更加隐秘,监督成本上升。但会计规范的合作性博弈,即会计规范主客体各方能完全按某种特定的策略行事的博弈,恰恰能够降低监督成本。因此,不难推断,造成盈余管理过度和盛行的原因之一是我国会计规范机制效率低下,不能遵照会计规范的意图使信息提供者按要求提供客观信息。
在合作性博弈中形成各方自愿遵循的会计规范,其在形成过程中的程序性要求必定要遵守,如果制定会计规范所要求的某个环节或者某个条件被忽略,原本就被认定为不完全契约的会计规范更加不易被各方所接受。由于外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合约当事人的机会主义和风险规避、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性,因此合约总是不完全的。由于这种固有缺陷使会计规范制定的“程序性要求”更加迫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一定程度上提高博弈各方对会计规范的认可度。
目前我国会计准则起草人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以及德勤咨询专家组提供的比较研究报告所起草的研究报告,没有向社会公众公开,会计规范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的时间也不够稳定。因此,目前我国会计规范的制定基本上是一种由少数人真正参与、相对于基层和民间层次几乎没有博弈的高端活动。
2.奖罚不对称。理性的个体主动遵守会计规范是有条件
的,即:违规成本大于收入。从我国目前被查处的会计信息失真案例来看,无一例外是其违规成本远远低于违规收入。吴联生教授(2001)曾运用模型对企业负责人和会计人员违规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结论为:我国对单位负责人的处罚口径过窄、力度不够,对会计人员的处罚则是有效的。监管存在成本约束,而处罚所引起的福利损失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相对很轻的。
(三)我国会计规范机制缺陷的进一步分析
1.博弈的动因不强。从技术属性分析,我国会计人员技术水平不高,缺乏充分博弈的能力和参与博弈的意识。从经济后果属性分析,国有股大股东缺位,关联方利用内幕信息获得暴利,公司内部缺乏制约机制,违反会计规范司空见惯,使会计规范本身的经济后果属性打了折扣。从政治化秩序属性分析,我国规范体现政府的目的更多,“强权博弈”表现突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现行规范是政府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一种未经博弈的选择。这不仅约束了规范制定的充分博弈,而且也不利于会计规范的有效执行。
2.博弈的机制不健全。首先,博弈人员代表性不足。会计规范既有方法、程序和技术性的评价与选择问题,又有利益的协调问题,因此其制定人员应是各种利益群体的代表。但我国规范制定人员代表性不足,所代表的利益主体比较单一,缺少执业经验。从起草小组到核心小组的所有成员,基本都是技术型的政府官员,他们仅仅是政府机构以及基于国有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代表,缺乏其他经济成分的代表参与,这些经济成分的利益没有在会计规范中得到重视,他们便会采取各种方式钻会计规范的纰漏,甚至不惜违规,使会计信息的合法性更加脆弱。
其次,博弈机制缺乏独立性。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为财政部会计司,这是未经博弈的结果,而且其官方身份可能对各方利益顾及不周,节约谈判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同时也提高了运行成本和监督成本。从过去的实践状况来看,准则制定征求意见难以得到重视,更难在规范中得以体现。虽然从2003年开始,会计规范制定机构出现了质的变化,成立了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CASC),其专家们分别来自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中国会计学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企业界、学术界、税务总局、中国银监会、中国保监会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等,比较广泛,他们在实质上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参与的人数也已达到几百人,使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代表性和专业性,但由于是政府机构,容易受传统政治经济体制、文化、法律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在研究和制定环节,事实上仍有大量政府官员直接参与,CASC专业委员会主席多数也由财政部的领导直接担任,这将影响会计规范制定的独立性。
2008年4月,在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的第33次年会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考克斯在题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符合全球投资者利益的透明度和可比性承诺”的演讲中指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成功的5个关键因素是:准则必须为投资者的利益而拟定、制定过程必须透明、制定者必须是独立的、制定者必须是负责任的、至关重要的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应参加到准则制定过程中以确保准则的成功。可见,会计规范制定机构的独立性以及参与代表的广泛性是会计规范机制高效运行的关键因素。
再者,会计规范约束力不够,规范表现的合作性博弈受到质疑。会计规范作为一种公共契约,及政府宏观制度的一部分,是具有约束力的,这种约束表现为合作性博弈。但我国规范制定的强权博弈及官方安排,使许多利益集团的利益没有得到反映,无法形成应有的约束力,违规性失真必然发生。
(四)会计规范机制缺陷原因分析
1.激励与约束的缺失和失衡。我国通常采取与集权式控制结构相对应的激励方法,比如精神奖励、行政手段激励及保障机制等,这些激励方法与约束是非对称的。而且对经营者的约束通常建立在一系列指标考核的基础上,当外部监督和约束乏力、内部制衡因经营者权力影响而失效时,经营者往往会采取“报表粉饰”的办法来规避风险。
所有者与经营者目标的不一致及信息的不对称使经营者有通过舞弊达到个人目的的动机。经营者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他未必会完全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去提供真实的情况。特别是当经营者权力不断被强化而约束和控制又比较缺乏时,企业会计价值取向将直接受制于经营者的利益,会计信息系统很容易成为经理人直接操纵和反映其意图的工具,使所有者利益的保障机制弱化。在经营者既能掌握和控制会计信息系统,又缺乏外部压力的局势下,会计规范的违背成为必然。
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货币史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同样会在会计信息中产生。经营者为避免被兼并以致自身被经理人市场淘汰而利用信息优势粉饰报表,夸大经营业绩,那么所有企业的平均业绩上浮,会计信息质量下降。原本业绩良好且提供真实会计信息的经营者,其账面业绩很可能低于平均业绩而遭到解雇;而原本经营业绩差但提供经“加工”的会计信息的经营者,其账面业绩很可能高于平均业绩而得以继续留任。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导致劣质会计信息驱逐优质会计信息,造成会计信息平均质量下降。
2008年9月份美国由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有经济学家分析其原因之一就是监管不严导致奖罚不对称,约束机制匮乏。道德风险在华尔街肆意盛行,导致投资银行破产、美国金融危机使经济衰退、全球金融危机使经济放缓。由此及彼,会计规范机制效率低下的原因不辨自明。
2.处罚力度不够。会计违规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会计规范客体对违规收益与违规成本的对比。根据期望理论,违规期望收益取决于违规成功的可能性和违规目标收益,违规成本取决于违规失败的可能性(即处罚力度)和一旦失败受到的惩罚。根据概率论的一般原理,违规者的违规收益等于目标收益与违规成功概率的乘积,违规成本则等于违规失败的概率与处罚金额的乘积。因此,监查、处罚力度和违规目标收益是影响会计违规的决定因素,同时也是会计监督的控制因素。增加监查和处罚力度,降低违规的目标收益,能有效控制会计违规。
我国通常以会计指标衡量企业业绩,以会计收益对上市、融资、退市等进行管制,如果能够拓宽衡量业绩的指标体系则可以达到分解目标收益从而降低会计违规收益的目的。我国以财政部和证监会为会计监督中心实施政府监督,研究表明,其监查和惩罚力度都表现出相对不足的状况。
3.会计信息有效需求主体的缺失。首先,政府的多重角色制约了其成为真正的信息需求主体。政府既是会计信息的最大需求者,又是国企所有者会计信息的提供者,这样的多重角色使政府难以成为真正的会计信息需求主体。特别是当政府作为国企所有者对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时,因为没有人格化的组织代其行使职能,缺乏根本的利益机制和动力机制,尽管有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实施监管,也不能真正成为会计信息需求主体。
其次,资本市场运行机制的低效不利于形成会计信息的需求主体。我国上市公司一般都有作为发起人的大股东,拥有公司的实质控制权。大股东理应是公司财务信息的最大需求方,但由于他们常常在实质上又是公司的内部控制人,也就是说他们同时又是公司会计信息的提供者。虽然股权的分散可以削弱其控股地位,同时,敌意收购者、代理权争夺等因素都会对其产生压力,使其兼顾中小信息需求者的利益,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会计信息的幕后操纵者,这时,他们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会计信息需求者。而且,中小股东的投机偏好使其对内幕信息的关注更甚于对信息真实性的关注,且往往指望能“搭便车”,当所有中小股东都有如此想法时,结果只能是会计信息需求的严重不足。
再者,债权人也不是真正的信息需求主体。债权人的主要代表当属银行等金融机构,他们对企业信用评估主要依据会计信息,因此银行理应是真实会计信息的需求者。但实践中,银行合理的信用风险控制机制相对不足,且中国特殊的人文环境,使银行在放贷决策时不可能确实以会计信息为基础,同时,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低下更加剧了这种恶性循环。
最后,以注册会计师审计为代表的社会审计尚未形成一种拒绝虚假会计信息的机制。我国会计信息的审计需求主要是由政府创造的,并非市场的内在机制。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企业验资、国有企业年检等服务的主要需求部门是政府管制机构,而非真正的市场。因此,获得政府主管部门的认可,并迎合这种需要就成为会计师事务所取得市场份额的关键。
三、完善我国会计规范机制的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会计规范的主要制定机构,不仅要充分吸收广泛代表真正参与到会计准则的制定中来,而且希望各方的利益都能被重视并反映到会计准则中来,逐渐建立起博弈机制,使会计准则制定过程透明,并尽可能脱离财政部等政府官员的干预。
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对会计准则的有效执行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能以各企业名称及其工商注册号为识别标志建立企业信用档案系统,由会计准则监督执行机构统一管理,将企业的会计准则执行情况等信息等纳入该系统,对有不良记录的企业在享受国家优惠信用政策、商业银行贷款等诸多方面给予限制。这样将对会计准则的有效执行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从目前我国逐渐建立起来的个人信用档案对个人在申请住房贷款及其优惠政策中所起的作用中可见一斑。
在法规制度不健全的环境中,加大监查和处罚力度是大多数专家所认同的,是能够加大违规成本、压缩违规利益空间,从而使法规有效执行的有效手段,会计准则也不例外。如果能够对已经查出的会计信息严重失真(什么程度是“严重”失真,需要由监督执行机构确定出量化标准)的企业进行严厉惩罚,更主要的是要进入并永久保留在上述企业的信用档案中,对企业及其会计人今后的行为进行规正,形成威慑力,也将是不错的选择。
培养会计信息的有效需求主体。我国会计报告目标的定位兼顾“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而且强调要满足投资人、债权人、政府监管部门以及企业管理层的需要。表面上看,是要满足多方关系人的需要,但关系人的增多,反而促成会计信息供方的顾此失彼、会计信息需方的彼此依赖“搭便车”的局面。虽然会计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但如果形成政府、资本市场、债权人、投资者多方真正依赖会计信息指导其今后的战略、决策、行为等,那么将自然形成对会计信息供方的监督。这种有效需求主体的形成需要“需求信息——信息可靠——需求加强——信息必须可靠”的良性循环和供需双方的相互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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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颁布的《中国企业会计办公准则》在进行正式的实施以后,人们最为关心的话题便是医院怎样才能有效的适应目前形势的发展以及相关内容管理的需要,以及如何对现行的《医会准则》实行有力的改革。笔者主要就目前医院财务相关的会计制度中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以及新的《中国企业会计办公准则》对医院内部财务会计制度所起到的作用进行简单的参数,并且就医院内部现行的财务方面的会计制度内容的完善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 财务会计 新会计准则 医院
一、目前《医会制度》中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自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完成,每一家医院都根据我国的《医会制度》为根据制定了相应的财务管理方面的制度,对医院内部相关表的财务管理工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加强。在实现对医院内部再生产的同时对相关的卫生事业的良性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绝大部分的医院相关的会计工作也实现了现代化以及现代化;个别大型医院还对总会计师责任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践行,使得会计工作逐渐向现代化以及规范化靠拢。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的会计制度中还有很多的纰漏以及不足。
(一)医院坏账准备相关的提取并不完善
医院的坏账准备会随着社会统筹病人的增多而不断增多,即使医院医保制度执行得很规范,也会以“超大盘”的形式而扣减,有时扣减率高达30%。虽然医院可以按会计制度计提坏账准备,但计提的坏账准备远低于可能发生的坏账。坏账准备按国家统一的比例提取,且已经发生的坏账损失须经财政部门批准后方可冲销,致使大量呆账、坏账长期挂在账上,妨碍了资金的周转,也使医院的流动指标、偿债能力失真,影响了投资者的决策。
(二)虚假增加了固定资产的实际价值
在医院对《医会制度》进行执行的过程中,对于固定资产方面并不依照折旧金计算。在医院的资产负债记录表上,对于固定资产项目数额的记录只是记录为原数额,并没有进行有效地折旧处理,使得实际资产数额与财务报表上的记录之间存在较大的出入。
(三)并不能将无形资产有效的资本化
对于医疗行业而言,其本身就是高风险以及高技术的行业,对于其无形资产而言,绝大多数属于精神财产以及知识财产。医院为了实现对自身发展需求最大的适应,一定会开展一部分有极大经济效益的科研项目,这些项目需要的费用支出较大,如果不能将其有效的资本化,将其有效地反映在财务报表中,那么对于后期开展的财务考核结果以及收支结余而言,将产生极大的不真实。
二、在新的《中国企业会计办公准则》下对医院财务会计相关的制度进行改革的必要性
随着医院改革的不断深入,出现了办医形式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趋势。会计总是依存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大环境而存在,具有发展性、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特点。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对原制度理论及相关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为日益扩大的医院经济活动提供了有用的计量和确认方法,因此,借鉴新会计准则完善现行医院会计制度,对医院经济业务进行核算、监督,实现不同类型的医院在会计核算、财务报告方面的趋同性势在必行。同时,根据新会计准则,借鉴国际通用报表体系,对医院的净资产科目、财务报告的列报等内容进行表述和修订,使各类医院发生相同或相似的交易及事项达到会计信息口径一致、相互可比。
三、新的《中国企业会计办公准则》对医院财务会计相关的制度进行改革的建议
(一)加强对医院内部无形资产的核算
对于医院而言,其无形资产的涵盖范围以及涉及面非常的广阔,并且绝大多数属于精神财产以及知识财产。比如每一家医院的临床研究结果、医院本身的社会形象或者是医院医疗信誉等等,所以,笔者建议医院在统计负债表中可以增加无形资产这一个项目,实现对医院资产实际情况的完整反映,使得医院的资产信息全面化,并且可以很好的切合医疗市场的实际需求。除此之外,应该对医院实际的无形资产进行准确的计量、核算,并且合理的确认,同时可以按照每一个时间段进行平均摊销,在记录是,可以归纳到对外医疗服务的成本项目中。
(二)做好提取坏账的准备
对于医院而言,其坏账主要便是与应收取医疗款项有管理,正是因为这样,在进行提取坏账的准备过程中不能将病人的医药费款项包括其中,必须以:应收取医疗款项+应该收取的在院病人应付医药费-预取的医疗费款项+其他类型的应收取款项作为整个坏账准备条件下的提取技术。针对某些并不能有效回收但是数额又相对较大的坏账而言,在对当前收支平衡不造成任何的影响的情况下,直接在支出中进行相关的数额冲销。
(三)对固定资产相关的折旧方法进行有效的完善
在新的《中国企业会计办公准则》中,并且将以可以对固定基金账户进行取消,增设一条累积这就账户条款,在医院资产的负债表中可以作为医院实际固定资产相关的备抵科目,使得医院本身的会计报表可以对医院的净资产、收支结余以及资产进行有效、真实的反映。根据我国目前所实行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而言,从实际来讲,医院对一些已经淘汰的设备或者是毫无价值的存货都必须确认为资产项目中的一项,正因为这一条使得企业财务报表与实际资产数量并不符合,而对于企业而言,使其提供的财务相关的信息也毫无可靠性与真实性可言。笔者建议此处可以参照我国《固定资产》中相关的规定,在医院财报表“固定资产”项目下在进行“企业固定资产维修资金”子项目。并且对医院病房、设备维护等所需要的资金进行核算,同时对固定资产专修所造成增加的价值进行可靠的反映,实现对资产价值信息的真实性以及可靠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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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采购法》关于“暂停”救济方法的规定只有一条,即第57条:“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事项期间,可以视具体情况书面通知采购人暂停采购活动,但暂停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三十日。”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该规定存在着以下缺陷:有权作出暂停决定的主体仅限于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由于暂停措施只能在投诉阶段使用,因此采购人无权决定自行暂停);“视具体情况”也说明是暂停是非自动的;另外,由于本条规定得过于简单,并没有说明何种情况才可以使用暂停措施。
暂停在整个救济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供应商费劲一切周折提起质疑、投诉乃至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无非是想争取一个商业机会,如果在这期间,采购过程仍然继续进行,采购合同很可能很快就履行完毕了,供应商即使艰难地获得了支持但商业机会早已不在,“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整个救济制度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暂停不可避免地会干扰到采购活动的向前推进,造成其他主体的损失。因此,笔者认为完善对暂停机制的规定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台湾地区《政府采购法》第82和84条规定:申诉审议委员会在必要时可以暂停采购程序,同时,招标机关在评估异议和申诉理由之后可以自行暂停。没有将暂停限制在投诉期限内,同时,也没有限制采购人自行作出暂停的权利。
美国《联邦政府采购规则》规定了暂停措施:当采购机构收到审计总署发来的受理异议立案通知后,一般情况下,采购机构应当立即停止合同的授予,除非,采购机构认为情况紧急而迫切并且严重影响国家利益从而不允许等待审计总署决定的作出,或者合同授予很可能在30天的书面调查期间作出。这些理由应当有采购机构书面向审计总署作出,并且在书面理由送达之前合同不得被授予。由此可见,美国采取的是自动的暂停措施,并且规定了暂停措施的例外适用条件。
《示范法》规定的是半自动暂停措施:如果投诉满足以下条件:该投诉不是轻率的,而且包括一项声明,该项声明的内容如证明属实,将显示不暂停采购进程,该供应商或承包商会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该项投诉很可能获得成功,而且准许暂停也不会给采购实体或其他供应商或承包商造成不成比例的损害。那么采购进程或采购合同的履行即应当暂停7天。之后采购机构或者行政审查机构可以决定延长暂停时间,最长不得超过30日。同时也规定了适用暂停的例外条件:出于紧急的公共利益的考虑,则不得适用暂停。
我国应当参考台湾地区的规定,赋予采购机构自行决定暂停的权利,引入《示范法》的半自动暂停方法,并明确只有在公共利益的考虑之下不适应暂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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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7月,教育部出台《关于加强依法建校的若干意见》后,依法治校的观念也逐步在各个高校中宣传开来。高校作为传播知识和教书育人的中坚力量其管理和行为的法制化理念对学生和教职工起着示范和指引的作用。高校管理特别是行政管理的法制化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校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是维持学校正常运作的重要保障,高校行政管理的法制化有利于学校行政管理职能的充分发挥。
有些学者认为学校和学生之间是一种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原因在于学校是国家委托的行使教育权力的机构与国家是委托和被委托的关系,所以理应高于学生行使管理人的职责。而有些学者认为学校和学生之间是单纯的民事法律关系。认为学生自费就读学校提供宿舍、食堂、师资双方实际上形成的是一种合同关系属于典型的民事法律行为。本人认为两者兼而有之,首先我们应该明确学校和学生的两队法律关系即行政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学校虽然不是行政机关但是法律却赋予了它一定的行政职权,受国家的委托对学校进行管理。其次,两者也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因为两者关系的订立是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的。而民法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平等自愿原则。那么明确了这两对法律关系就明确了学校和学生之间存在着行政关系和民事关系。以此就可以对存在的高校立法和高校内部规章制度进行梳理,明确界限,属于行政行为的由行政法调节属于民事行为的由民法调节,真正做到管理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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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事业单位分为国有事业单位和民间事业单位,不同的性质分类采用的会计制度也是不一样的,这也增加了改革的难度,由于标注的不同,评判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就导致两种事业单位之间毫无可比性,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也就无形地加大了国家对改革制度的制定和推广实行。对于单位内部,各个部门的标准也是没有统一化的要求的,对于单位内部对账和内部分析也是一大障碍,也不利于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改革。
虽然我国早已实行了集中支付的制度,但是事业单位自身的会计预算管理制度和相关的预算机制还有有所不同的,事业单位也存在管理滞后的问题,再加上会计预算管理分为对内和对外,这也增加了管理的难度。对于这种情况,国家虽然也采取了相关措施,也颁布了相关准则进行修补,但是仍然满足不了现在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改革的要求。
这几年,事业单位的会计制度改革一直都在进行,但是相关的财务报表却依旧在沿用之前的老模板,没有办法直观且充分地显示出来会计核算中的关键项目。因此导致相关数据的有效利用率大大减低。
基础操作非规范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外部环境而言,政府已经颁布和实施了收付的实现制,但是实际中的会计制度的实施背景条件不一致,因此操作人员会根据实际情况出现不同的操作标准,导致操作方式的参差不齐。其二,从单位内部来讲,实际操作部门和财务部门之间也没有统一的操作规范,导致单位账目混乱,收入和支出始终不平衡,严重的话,将直接影响到事业单位的发展。
中国有句俗话,叫“无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在制度上有所贯彻落实,才能在行动上有所约束。如今,我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事业单位想要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搭上市场经济发展的这班车。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改革原有的制度是必要的。实行相关的统一口径,取消行业内部的不同制度,实行统一管理,加强内部财务的管理力度。对于外部大环境,应严格遵照国家相关的规范制度,将总准则作为本单位会计工作的开展准则,消除本单位的跳跃性的基本操作,注重对整体管理的加强,不仅仅对单位推行新会计制度有帮助,也对国家进行制定统一的市场规范标准和考核制度有利。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行业都已经推行了新的会计制度,对于很多事业单位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仅仅是靠事业单位自己推进创新是远远不够的。事业单位应该结合自身的情况,参考和重新审核外部因素,认清市场发展的新环境,结合和参考其他做得好的单位和公司的改革方式,形成自己独立有特色且符合自身要求的新制度。也可以放眼于国际,借鉴成功的改革案例,再根据实际情况和我国现有政策进行调整和整合,以达到完善自身的不足,也为本单位晋升优先行列创造了机会。
报表不合理所带来的麻烦,是现在许多事业单位在会计改革中遇到的共同麻烦。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开始向多元化发展,涉及到的发展方向也会越来越多,如果没有合计的报表模板,就没有办法更直观地反映现在单位的经营状态,模板不合理,就会出来多、杂、乱的情况,既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去整理,也会消耗大量的成本去管理,得不偿失,增大了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量,费时费力。因此,要对报表模板进行统一的设计,保证设计合理,且符合本单位自身的实际情况,再进一步反映出问题以后,逐步进行改革和不断创新改革,以保证与时俱进的经济发展思想。
所谓的权责发生制度,就是权力连带责任发生。实际的收付现金,都在权责发生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记账。对于接触到公司现金的部门及其相关人员,给权的同时,也应该承担责任,通过这样的方式约束到操作方法,在出现收支不平衡的情况以后,也可以更快地找到相关责任人,也明确了责任,也不至于出现推脱找不到责任人的情况。也要明确地分清楚经营性项目和非经营性项目,非经营性项目是不需要进行成本核算的,只需要做好绩效考评。由于财务问题对于一个单位来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相关人员的素质问题一定要要求严格,进行不定时的培训,更新从业人员的知识储备的更新。从基础一步一步地抓好,把握住点点滴滴的细节,做到客观且全面的分析和管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如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竞争力也是日益剧增的,事业单位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严峻,因此事业单位的会计制度改革迫在眉睫,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满足事业单位相应要求的同时,也要体现出会计信息的质量,做到实用而有效,扬长且避短,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才能让事业单位更早地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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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很多出问题的政府采购往往并不是由于供应商提出质疑或投诉而被媒体曝光,而是网民在网上“溜达”发现之后曝光出来的。供应商往往对于质疑与投诉并没有很大的动力,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现有的救济体制未能起到保护供应商合法权益的作用。本文从制度层面上找出我国目前第三人救济制度的缺陷,并借鉴世界上先进国家或地区的制
关键词:第三人救济救济事由投诉受理机构暂停措施
从我国《政府采购法》“质疑与投诉”这一章的内容来看,我国政府采购规定的救济制度类型包括:询问、质疑、投诉、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从救济制度的类型来看,我国《政府采购法》规定得比较全面,但让人觉得过于追求面面俱到。”这种面面俱到多层次的制度类型真正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吗?
我国的询问与质疑制度近似于GPA(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的磋商机制(GPA第20条第1款规定:“对于一成员方做出的有关影响本协定实施的任何表现,每一成员方都本着给予友善考虑和充分给予机会的立场进行磋商。”)均是鼓励供应商与采购人/代理机构双方和平友好地解决争端,这有利于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同时这种友好的方式不易给双方带来精神负担,特别是供应商一方。但是这种制度需要双方之间存在着和平友好的环境,因此,GPA也规定,供应商可以选择磋商来进行救济,也可以直接选择质疑制度进行救济,也就是说GPA的磋商制度并不是必经程序。我国《政府采购法》并没有明确指出质疑程序是否为投诉的前置程序,关于这个问题学界有两种观点:以曹富国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持肯定观点,以谷辽海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持否定观点。笔者认为通过研读《政府采购法》第55条:“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投诉。”,应当认定立法将质疑规定为投诉的前置程序。《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第7条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首先依法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明确将质疑作为投诉的前置程序。但这样的明确规定并没有打消理论界的争议,谷辽海先生始终认为“行政规章前述所明确规定的质疑前置程序,与我国《政府采购法》的内容相冲突。”并且,学者们一致认为,将质疑作为前置程序有着不妥之处:这使得供应商不得不先经过质疑才能走到投诉这一步。之前笔者阐述过,无论是GPA的磋商机制还是我国《政府采购法》的质疑制度,均是基于和平友好的环境才有可能获得令人较为满意的解决结果。但是这种和平友好的环境并不时时存在,那么,对于供应商来说,采购主体对自身的审查往往也意义不大。也有学者说“一个寄生于体制内的监督程序,是无法根本性的起到体制监督作用的,寄希望于自查自纠是体制软弱的表现。”这样一来,供应商向采购人/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即等同于做无用功的现象频繁出现。质疑程序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过程走完,即使获得了支持,采购合同可能早已经履行完毕,这样的救济程序并没能够为供应商带来好处,相反还会造成更多的经济损失,这些极大地损害了供应商提出质疑与投诉的积极性。
笔者认为,多层次的救济制度设计本身就是要方便提出救济方根据现实情况和自身的利益自由选择。规定质疑前置不可取,一定要先经过此程序才能进行下一程序,无疑是给供应商强加了更多的义务。我国《政府采购法》应当改变现有的做法,允许供应商在质疑与投诉之间进行自由选择,甚至二者可以并行不悖。这样更符合救济程序从供应商角度出发,体现出保护弱势一方的权益。
《政府采购法》第52条以及《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第7条都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权益受到损害时,方能提起救济。也就是说,我国法律将供应商提起救济的事由限定为这几项。
GPA没有对质疑的范围做出具体要求,只是抽象的规定供应商可以对与其存在或者曾经存在利害关系的整个采购活动中可能违反GPA的任何情况提出质疑。相较之下,我国《政府采购法》中对供应商救济事由的规定采取的是列举式方法并且是穷尽式规定。“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这几项可能涵盖了整个采购活动的大部分内容,但是在实践中可能会发生各种出其不备的情况。笔者认为,以前没有发生过不代表将来不会发生,法律条文是滞后的,可是现实却是不断推陈出新的,立法应当给这种新情况的出现留一个豁口,而不应采用穷尽式规定将其封死,特别是在赋予供应商提起救济之权的立法中,采用这样的立法方式显得尤为不妥,很可能会限制供应商提起救济的权利。
在这里,我国可以借鉴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通过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的规定,《示范法》第52条先抽象规定:“任何声称由于采购实体违反本法对其规定的责任而受到、或可能受到损失或伤害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可按照要求进行审查。”之后又规定将“采购实体对采购方法以及评标程序的选择、对供应商国籍的限制和拒绝全部投标、建议、报盘或报价的决定”排除于救济制度的适用。这种先概括后排除的立法方式显然要比一一列举的方式更能保护供应商的权益。
GPA第18条规定,“每一成员方应当建立或者指定至少一个独立于采购实体的公正的行政或司法当局,接受并审查供应商提起的异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55条规定投诉需要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而我国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则是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虽然《政府采购法》同时规定:“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不得设置集中采购机构。”表面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与采购代理机构是各自独立的,但是“从目前集中采购机构的设置情况来看,采购机构还是与财政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我国供应商投诉的受理机构在事实上并不独立。
从目前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处理供应商投诉的工作,一般都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来受理。美国和日本均是GPA的成员国,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做法。
在美国,对于合同授予争议的处理,可以向采购机关、联邦会计总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GAO”)或联邦赔偿法院提起。GAO由多名律师组成,他们都是资深的政府采购法律专家,直接向国会负责,因为GAO的独立性,高效和专业性,GAO成为美国供应商提起救济的首选机构。
日本成立了两个政府采购审查机构:政府采购审查办公室和政府采购审查局。政府采购审查办公室的职责是制定并监督实施申诉的审查程序。政府采购审查局是独立运作的单位,主要负责处理申诉案件,其成员均是专家、学者和政府采购官员。
对比之下,发现我国目前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笔者建议,应当借鉴这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尽快建立我国的独立公正的第三方来受理供应商的投诉,以符合GPA的要求。
我国《政府采购法》关于“暂停”救济方法的规定只有一条,即第57条:“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事项期间,可以视具体情况书面通知采购人暂停采购活动,但暂停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三十日。”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该规定存在着以下缺陷:有权作出暂停决定的主体仅限于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由于暂停措施只能在投诉阶段使用,因此采购人无权决定自行暂停);“视具体情况”也说明是暂停是非自动的;另外,由于本条规定得过于简单,并没有说明何种情况才可以使用暂停措施。
暂停在整个救济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供应商费劲一切周折提起质疑、投诉乃至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无非是想争取一个商业机会,如果在这期间,采购过程仍然继续进行,采购合同很可能很快就履行完毕了,供应商即使艰难地获得了支持但商业机会早已不在,“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整个救济制度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暂停不可避免地会干扰到采购活动的向前推进,造成其他主体的损失。因此,笔者认为完善对暂停机制的规定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台湾地区《政府采购法》第82和84条规定:申诉审议委员会在必要时可以暂停采购程序,同时,招标机关在评估异议和申诉理由之后可以自行暂停。没有将暂停限制在投诉期限内,同时,也没有限制采购人自行作出暂停的权利。
美国《联邦政府采购规则》规定了暂停措施:当采购机构收到审计总署发来的受理异议立案通知后,一般情况下,采购机构应当立即停止合同的授予,除非,采购机构认为情况紧急而迫切并且严重影响国家利益从而不允许等待审计总署决定的作出,或者合同授予很可能在30天的书面调查期间作出。这些理由应当有采购机构书面向审计总署作出,并且在书面理由送达之前合同不得被授予。由此可见,美国采取的是自动的暂停措施,并且规定了暂停措施的例外适用条件。
《示范法》规定的是半自动暂停措施:如果投诉满足以下条件:该投诉不是轻率的,而且包括一项声明,该项声明的内容如证明属实,将显示不暂停采购进程,该供应商或承包商会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该项投诉很可能获得成功,而且准许暂停也不会给采购实体或其他供应商或承包商造成不成比例的损害。那么采购进程或采购合同的履行即应当暂停7天。之后采购机构或者行政审查机构可以决定延长暂停时间,最长不得超过30日。同时也规定了适用暂停的例外条件:出于紧急的公共利益的考虑,则不得适用暂停。
我国应当参考台湾地区的规定,赋予采购机构自行决定暂停的权利,引入《示范法》的半自动暂停方法,并明确只有在公共利益的考虑之下不适应暂停措施。
有一句法学谚语是这么说的,“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良好的救济制度可以保护参与政府采购的供应商的合法权益,同时供应商通过合法有效的渠道进行对政府采购活动进行“挑刺”还可以起到监督的作用。我国加入WTO时承诺会加入GPA,目前也正在进行加入GPA的谈判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不断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尽早对我国现有制度进行完善以符合GPA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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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人民概念由民主和民众组合而成的社会政治秩序和规则,但是民主制度也有一些缺陷。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相关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浅谈美国的民主制度缺陷》
谈及美国,必然会谈到它的民主制度,它包括三权分立,两党制和公民的自由权等方面。的确,美国让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社会契约,人民主权等政治哲学层面的理念第一次转变为为现实,并且在此基础上带领美国人民成为现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实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美国梦。
不过,即便如此,美国的制度也远非完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从世纪之交的美国大选,后患无穷的伊拉克战争,举步为艰的医疗改革,到不断暴光的官员腐败等等这些事例,都真实反映了美国政体中存在的弊病。这些问题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反思,似乎历来以稳定标榜自身的美国政治体制对时代发展的适应能力也越来越力不从心,政治体制在某些方面的变革计划也被放到了国会的提案之中。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将试图从三权分立,新闻媒体的监督,利益集团的参政等几个侧面为例来论证美国式民主的一些问题。
1.三权分立:效率与稳定的抗衡?
为了防止权力失控膨胀,制度设计者们将洛克和孟德斯鸠等政治哲学家的分权思想引入美国,使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部门彼此联系分立并彼此制约。但是三权分立原则在具体施行过程中的制度设计要远比理论层面上复杂得多。设计者必须充分考虑各种权力滥用的可能性,设计一系列复杂的程序,一方面要保证立法,行政,司法之间的相互牵制,哪一方都不能将自身的权力无限扩张,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它们之间能够合作,不至于因过分制衡而阻碍政策的顺畅运行。
美国的制度设计将这两方面都考虑在内,力图最大限度的调和制约与合作之间的矛盾。例如,美国宪法赋予国会以立法权,其他两部门不得干涉,但与此同时,总统拥有对法案的否决权,联邦法院拥有违宪审查权,这样的安排使得行政和司法部门在不妨碍立法独立的前提下事实上参与了立法过程并起到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进行监督的作用。但是,事实上,权力的分配不可能是均等的,当权力总量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之时,各部门就存在着争夺权力的博弈,这使得美国政治在“大国会”与“大总统”之间摇摆。
很多时候,这一钟摆现象造成各部门该制约时不能发挥积极作用,该协作时效率又不高的功能错位现象。这些现象反映了制度中的漏斗,一旦被有意的加以利用,影响将是巨大的。在制衡失效方面有很多例证。美国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双重身份代表,一旦权力不能受到有力的限制,其影响力甚至能和专制君主相提并论,如果不是更大。布什总统显然很善于发现和利用制度中的漏斗为己所用,在任命官员,财政投入,军事国防等各方面推行自身的主张。至于合作的低效率,更是不胜枚举。在外交领域,权力的失衡就更加明显了。对此,美国学者比较隐晦的评价说“美国总统几乎主导着美国对外事务的大政方针,而国会被看做实现美国国内多元化民主价值的政治平台”
1中国学者则更加直截了当的评价“一旦涉及外交事物领域,国会所扮演角色几乎千篇一律被描绘成无足轻重的沉默羔羊 ”
2 当然,近年来国会逐渐和总统争权,想要在外交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趋势也是明显的。不过其效果往往是负面的。在国际交往中,美国的双重外交体制在很多时候导致外国的不信任,削弱了美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威尔逊总统怀着满腔热情呼吁国际联盟的建立,却因为国会反对而不能加入其中。总统签署的很多双边,多边协议都得不到国会批准使得总统外交的效力大打折扣。在国内,以最近金融危机为例,国会与总统的分歧使得美国应对危机的反应不够迅速,终于加重了危机的破坏程度。
美国的民主制度
《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曾高唱民主与市场经济凯歌的弗朗西斯.福山先生最近也开始重视中国式的“负责任的权威体制”发展模式,认同集中体制的高效性和巨大的动员能力。加之作为新保守主义势力的代表,福山先生对“美国目前在强调武力推行民主过程中走火入魔3”的批评体现出美国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对自身政治体制国内、外交两个层面的反思。
2.新闻媒体:监督的有效渠道?
一个好的制度得以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离不开监督这一环节。在美国,新闻传播媒体被形象的称之为第四权力。美国宪法的第一条修正案就是关于保护新闻和出版自由的,足见新闻媒介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由于体制上的保障,美国媒体有着充分的言论自由,很多电视节目都敢于对政府的政策措施大胆直言,甚至对当政者进行直接批评。然而,是否可以由此说美国的媒体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对政府作为进行监督呢?答案是否定的。
显然,媒体做不到完全的价值无涉。即使是不做任何评论的新闻节目,其播报内容选择本身也带有了主观色彩,对观众的关注点起到导向作用,进而决定国会的议事日程。此外,媒体往往与政党支持挂钩。虽然媒体获得了足够的自由,美国的传统媒体几乎由ABC,CBS,NBC三大广播公司完全掌控4,加之CNN,FOX两家网络传播媒体,构建起新闻行业的主体。而这几家公司都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以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为例,在这一美国人民心目中最大的民主盛世进行过程中,各大电视台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全力以赴对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宣传,而不惜不顾事实的抹黑另一方。
电视是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对美国人的行为甚至价值观都存在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举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由于竞选期间收看不同电视台的节目就可能导致选民手中那张神圣的选票上的名字不同。这就涉及到了代议制民主的一个困境。在对候选人情况不能完全知晓的情况下,究竟什么才能让选民判断出谁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显然在美国有相当一部分人以舆论的导向为最重要的参照标准。
另一方面,不管媒体被怎样称赞为社会的良心监督政治体制的运行,作为盈利机构,其首要目的是利益最大化。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里,各大媒体公司为了收视率往往刻意播出刺激人眼球的节目,而逐渐脱离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层出不穷的官员丑闻,犯罪案件不是加强了民众对政治的关注,反而是对政治越来越失去信心,造成对政治的冷漠态度。美国各种选举的投票率在所有西方民主制国家中位列后端。近些年来,开始有学者意识到对媒体的过分信任导致的问题。
如果说在内政方面,美国的媒体还发挥着重要的监督作用,那么在外交方面,媒体则毫不犹豫的与政府保持了一致的立场,构筑起一道意识形态的铜墙,塑造着美国人的对外认知。在这个充满优越感的国度,民众对外界一直知之甚少,仅有的一点认知,多半也是来自于媒体丑化了的他国形象。从某种程度上,美国媒体在外交方面配合政府实行了“愚民政策”。这对增加多元文化国家的政治凝聚力固然有好处,但剥离了民众知情权的外交宣传,将民主理念置于何处?
3.利益集团;民意表达与利益整和的有效渠道?
利益集团是多元民主所推崇的一种民众参政方式。不同于一般民主制简单多数原则,多元民主观点认为为保证自由和个人财产所有权,必须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在一个复杂的多元社会中,个人直接参政是不可能的,只能以其所在组织或机构的成员的身份出现,因此允许不同利益团体表达自己的诉求是民主的体现。最终的决策将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这就保证了政策的公平性。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活跃的利益集团的竞争是否真的既防止了多数暴政又防止了少数暴政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各个利益集团也是由官僚体制模式组织起来的,每个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领导,一般是那些社会杰出人物,很少是普通民众。可以说,“美国的社会现状是知识界,媒体界,城市精英,自由派的声音压倒一切”
5这种组织模式实际上使政治精英垄断了接近政府权力的途径。各种利益集团的存在反而减少了普通民众直接反映自身意志的机会。其次,各利益集团间的实力是不相等的,因此在角力过程中并不能保证公平。尤其是涉及到经济利益的竞争上,往往那些实力雄厚,在总统竞选中能够提供大量“政治献金”的组织能够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地位。这是政党政治的一大弊端,而美国大量的院外集团游说现象的存在加剧了这一弊端。
此外,利益集团,特别是工会等非盈利性,旨在促进公众福利的组织对本团体的过分保护也会造成一系列过犹不及的后果。例如,始于60年代的平权运动,是对日益增多的妇女运动和黑人运动的回应。这一政策旨在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让他们在历史中遭受到的痛苦用现实利益加以补偿。具体的措施包括扩大学校,公司等录取黑人和妇女的比例。这一政策的出台,当然得到了美国公民的支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这一政策实际上造成了一种“逆向歧视”
6,即对于除了这部分人外的大多数人来说,此政策使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再比如美国的工会,作为保护工人权益的社会组织,美国存在着大大小小无数个工会组织,例如汽车工人工会,清洁工工会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工会编制成了一张网,将工人有机联系起来。但是出于对民主的珍视和对弱视群体的保护,美国人对工会的纵容使其产生了很多问题。例如工会出于对工人基本权益的保障,不断要求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以至于塑造了一个高工资率,低效率的工人群体。
美国的劳动者竞争力不足,美国传统制造业的衰退都与工会对工人的过度保护有关。当一个群体的利益被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时,原本对民主捍卫的初衷也就随之消逝了。在具体的政策选择是,究竟是应该遵循“机会平等”还是”补偿性平等”是民主面临的一大挑战。美国政治运作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反映了选择时的困境。
《试论美国式民主制度的成因》
摘要:美国式民主制度的形成与其独特的移民政治文化、开国初期制宪者们的政治觉悟以及殖民地时期的契约劳动、自由经济具有密切关系,因此,它的政治制度也是具有不可模仿性。
关键词:美国式民主;政治文化;契约
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确立起来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民主意义。又经过无数调整与变革,已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稳定和成熟的国家管理体制,其中许多构成要素与变革经验,对我们不乏启示与借鉴作用。但如果就此认为美国式民主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制度,是所有的国家必须模仿的榜样,还有点儿言过其辞。因为美国式民主所以发展到今天这种状况,是有其背后原因的。本文试图从以下三点进行分析:
一、美国的移民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居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主要族裔群体,而且,美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自认为是“熔炉”,“美国是上帝的坩锅,一个伟大的熔炉,欧洲各种族得到冶炼和重铸。德国人和法国人,爱尔兰人和英吉利人,犹太人和俄国人——都来投入上帝的坩锅中吧!上帝在制造美国。”在移民狂潮的吸引下,向往独立、追求民主、勇于创新、敢于探险等具有上述性格的人来到了北美大陆,聚集在一起,在新的起点上开始了新的命运。
(一)个人主义与集团主义
富兰克林最初提到了实用精神,就是提倡个人主义道德。他认为中世纪的封建教会道德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防碍了资本主义的自由成长,而个人主义正符合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的经营方式。美国人相信个人竞争,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利来满足个人的意愿,个人奋斗的目标就是获得成功。因此,美国人把这种价值取向又称为个人主义价值观念,认为个人竞争,满足个人是美国人占主导地位的行动哲学。这种个人主义反映在政治制度上就是有意的造成多重性制度。美国的民主制度设计不是以效率为目标,而是以保障自由为目标。
共和国离不开关心公共利益和以参与公共生活为幸福的公民的存在,他们把责任与承诺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这就是一种集团精神。早在清教徒的圣约思想中,就意识到理想的、垂直的、与神之间的圣约重要性。如果做不到这些,就意味着圣约的破裂,上帝将会惩罚人们,如果人们做到了团结、相互关心,上帝就会实现他的赐福应许。因此,美国著名学者R·贝拉说,“提到一种超政治的权威,提到高踞政府之上,其目的成为判定政府的标准且惟有以其为根据政府只存在的正当性方能得到证明的上帝,便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永恒的特征。”
(二)多元主义与契约精神
美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不断容纳和整合外来文化的过程。美国的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而印第安文化并没有成为主流文化,美国的主流文化是外来文化与文明在在全新的大环境中酿成的,其文化的原精神具有鲜明的欧洲性,但绝非欧洲文化的翻版。美国文化是开放的文化,其间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追寻到世界各种文化的因子。在这里,“融入”绝非完全失去原有的特性,从而消失了自己,而是在保持自己的传统与文化的前提下,积极适应北美大陆,使自己成为北美大陆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美国没有封建主义的羁绊,美利坚及时地从英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加之地处两洋之间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等,美国多元文化得以迅猛发展,现代美国神话才得以诞生。
多元文化必然带来各民族间的分歧,而国家的稳定必然要求人们思想认识上的统一,于是社会契约思想在美国得以上演:由自由独立的十三个州的代表坐在一起,起草复杂的纵横制衡机制,构建照顾人民权利和州权的立宪国家,然后和平地说服一个个州投票认可——在增加了确保人权的修正案后。这几乎就是在历史中唯一一次大规模地、成功地上演活生生的“订立社会契约”事件。
二、美国制宪者们的政治觉悟
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独立之后,各自形成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而非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国家。但是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通货膨胀及1786年爆发的谢司起义,使联邦政府一无钱,二无兵,束手无策。这种情况引起当时美国的政治精英们的忧虑与思考。在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推动下,各盟国的代表决定集会讨论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有力的中央政权的问题。在这些人中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人:
独立战争时担任北美陆军总司令的华盛顿被推举为会议主席,他是作为弗吉尼亚的代表出席会议的,时年55岁,正当年富力强。他尽管讲话不多,但对维持会议的正常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最长者富兰克林来自宾夕法尼亚,当时已是81岁高龄,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享有盛名。他善于用充满哲理又幽默诙谐的语言打破僵局,在调和不同意见的分歧,促成最终达成妥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毕业于新泽西学院,学习哲学、历史和希伯来语。1776年弗吉尼亚宣布独立时他才25岁,就参加了起草弗吉尼亚宪法工作,并开始研究宪法和法律问题,后成为大陆会议代表,出席制宪会议时也只有36岁。汉密尔顿是作为纽约的代表参加会议的,年仅30岁,他原从西印度群岛来到北美,独立战争期间他担任华盛顿的秘书,《邦联条例》通过不久,汉密尔顿就极力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制定新宪法的最积极鼓吹者。
总之,这些人才华过人,富有创造精神,思想敏锐,其中许多人做过律师,熟谙法律,对启蒙时代以来的政治思想和法律理论有深刻的理解,洞察邦联政府的积弊,积极主张修改《邦联条例》,制定新宪法。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美国制宪者们在制定宪法时,很清楚他们自己是当权者,他们制定的宪法实际上是制约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深知“人人都不是天使”,重重的权力束缚是他们自己强加给自己的,这种精神在当今也不能不令人感慨。
三、殖民地时期的契约劳动、自由经济
在独立战争之前,北美应属殖民地是以公司殖民地和契约殖民地为主要形式的。1606年,伦敦弗吉尼亚公司由英王詹姆士一世特许成立,目的在于开发北美东海岸北纬34°至41°之间的殖民地,其股东都是伦敦人。公司成立不久,1606年12月就派出了120名殖民者,分乘3只船前往北美。1607年5月,他们到达弗吉尼亚,并在詹姆斯河口建立了詹姆斯镇,这里就成为英国在北美的第一块殖民地。1620年,一批在荷兰逃避宗教迫害的英国分离派教徒乘“五月花号”船来到科德角(今马萨诸塞州普罗文斯敦),于圣诞节后第一天在普利茅斯地方上岸,他们在抵达北美大陆之前,由41名成年男子共同签署了一份契约,其内容为:组织公民团体;拟定公正的法律、法令、规章和条例,奠定了未来殖民地的政治基础。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也被看作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治契约。这种契约劳动不大可能形成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使美国南部的经济是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它也不同于古代的奴隶制经济,因为,这些庄园的产品也是面向世界,畅销海外。这样的一个经济基础,对美国的政体设计具有深远的影响。
美国式民主既是美国先哲们精心设计的产物,也是北美殖民地当时所处历史条件的必然结果。美国的社会发展历程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的政治制度也具有不可模仿性,所以,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民主,终究是徒劳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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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民主制度输出》
美国的国际战略,始终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把美国民主制度推向“普天下”,力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是美国建国伊始就一直做着的梦。即使面对美国“神话”日益破灭的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也仍然没忘这一梦想,其在就职演说中就宣称,要让美国梦重放光芒。当前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矛盾和冲突,几乎都同美国的民主制度输出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认清了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根源和实质,就能抓住国际问题的核心,对了解当前整个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特别是中美关系的症结和发展趋势都有重要意义。
(一)
对外进行民主制度输出,并不只是美国某些统治者的癖好,而是由其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有着深厚的民族信仰、民族理念和制度根源。它贯穿于美国整个对外关系的历史。建国伊始,美国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在进行领土扩张、经济扩张的同时,也进行着制度扩张。美国学者承认,对外扩张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永恒的主题”。特别是在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之后,采取先军事占领,后进行移植的办法,强行向国外推行美国的民主制度,这几乎成了美国的一贯做法,这也是美国帝国主义与世界其他帝国主义的最大不同之处。
人所共知,美国是个崇拜上帝和《圣经》的国家,自认为是上帝的宠儿和使者。在1983年世界《圣经》年的时候,美国《新闻周刊》做了一篇《圣经》和美国建国的封面报道,报道中做了这样的叙述:现在的历史学家们发现,比起联邦宪法来,也许《圣经》才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圣经》是美国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强有力的思想来源。美国的社会制度是以《圣经》精神建立起来的特殊、神圣、典范的民主制度,是世界的灯塔。这一论述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信仰根源和美国民主输出的思想根源。
在美国统治者看来,既然上帝造就的美国民主制度是典范的民主制度,那么余下来的事情就是把这种民主制度普世化。所以,美国的历来统治者,都以“天定命运”的使命感,把向外输出美国的民主制度,把美国民主制度“辐射”或“延伸”到“普天下”,作为上帝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
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内涵,是按照美国的面貌创造出一个美国的世界,并使其永久化。这里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要亲美的所谓民主派上台执政,完全接受美国的控制,服从美国的利益和全球战略;二是要利用执政者的力量移植美国的民主制度,一般是要先移植美国的宪法,即接受美国的人权和价值观念,然后按照美国的宪法,建立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并逐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实现“美国化”。
美国作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其在全球进行的民主制度输出,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形势,也影响到各国的形势。当前世界几乎所有的重大国际问题,特别是国际间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几乎都与美国的民主制度输出有关系。所以,抓住了这一课题,就抓住了当前国际问题的核心。
毋庸置疑,在至今的世界上,能对资本主义制度做出系统、透彻、深刻、令人信服分析,并在此分析基础披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历史地位的,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理论大师马克思。美国是不带有封建痕迹的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美国发展的历史实践,在各方面都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研究和认清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实质、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对认清美国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实质和特征,认清当前整个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势,认清中美关系的症结和发展趋势,都有重要意义。
(二)
建国初期,美国民主输出主要表现在对周边地区和国家“同化”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实行“门罗主义”战略,主要的输出对象是拉丁美洲,重点是加勒比海地区。在亚洲的主要目标是菲律宾。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美国民主输出提供了机会。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宣称:“新的自由民主”将是美国重要输出品之一。“就在把战争提案送交国会的同时,总统就开始采取了确保由于美国参战而改变整个战争导向的措施,这场战争不再是野心勃勃的列强相互争夺权势的传统争霸战,而应当被定义成一场十字军东征、一场‘确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无阻’的战争。美国不应当对帮助欧洲恢复战前形状感兴趣,它不是为了这种旧日的过时目标而战,更迫切在于为重塑未来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并为之带来真正的改变。为此,‘民主’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国内政治秩序,由此当然也能普及于国际秩序”([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两次大战期间,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重点逐步由拉丁美洲扩大到亚洲和欧洲,二战后的重点是日本和德国,以军事占领的方式迫使这两个国家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体制,被称为美国民主输出的“成功典范”。
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其在与世界其他列强争霸的力量所限,在全球输出美国民主制度,推行世界美国化方面,只是限于部分地区和部分国家。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也进入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即后帝国主义时期。此时期,美国成为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其经济和军事实力,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与其相比,它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全球性的大帝国。美国的统治者自认为已经具有了足够的在全球实现“美国历史使命”的力量,所以自克林顿政府开始,就把民主制度输出,推行世界“美国化”,作为其全球战略的基本内容。
“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借反恐战争之名,在推行民主制度输出这一全球战略中,可以说是使尽浑身解数,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其在推行这一战略中,还依据世界总的形势,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的不同特点,采取了不同的手段。比如,美国在中东的民主制度输出是以战争的方式开场的。2003年,美国用残酷战争的方式,军事占领了伊拉克,现正紧锣密鼓地强行向这个国家全面“移植”美国的民主制度,想以伊拉克为据点,然后向其他国家辐射或延伸。美国在东欧和中亚的民主输出正在以“颜色革命”的方式推动。从2003年开始,美国用政治渗透和支持亲美势力利用和平运动上台执政的方式,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取得了所谓“比较满意地进展”。美国在全球的民主输出现正以亚洲为重点,以中国为主要目标,进行着新的部署。所有这些“进展”,都似乎使美国对在全球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推行,增强了信心,称“美国民主潮流正在世界兴起”。
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上台之后,其在就职演说中就强调,美国民主是美国民族信念和精神的体现,是美国永恒的力量。把美国民主推向全世界的美国梦,仍然放着光芒,仍然是美国的不懈追求。不过,面对狂妄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在战争中的狂暴行为使美国光环扫地的局面,特别是面对由华尔街引爆的世界金融危机的打击,面对美国“神话”的日益破灭,奥巴马政府被迫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宣称要改变布什单边单极霸权主义和单纯依赖军事力量的做法,要重建传统的同盟关系和采取多边行动。从奥巴马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一系列的言论和行动中,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这一重建传统的同盟关系和采取多边行动的真正含义是:在美国力不从心的情况下,想借助盟国的力量,帮助它完成向世界推广美国民主的使命,帮助它实现美国梦。比如,奥巴马政府积极向他认为对其扩展美国民主有利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政治渗透,公开或秘密派遣特种部队;肆无忌惮地插手亚洲事务,利用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挑拨离间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公然威胁中国在南海的核心利益,在中国的大门口大搞军事演习,耀武扬威等。这都说明,奥巴马政府不仅无意改变或放弃向全世界推广美国民主,使世界“美国化”的根本战略,而且还在积极推行这一战略。
从今后的长远战略看,美国民主输出的终极目标是俄罗斯和中国。因为谁都看得出,依据当前的世界格局和形势,只要像控制日本那样控制了俄罗斯和中国,就控制了整个世界。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虽然走上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了美国以和平演变方式改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的目标,但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却没有完全照搬美国的模式。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大国和强国,不仅不愿意受美国的控制,而且在中东、中亚还成为与美国争夺利益的对手,这是美国不能容忍的。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目的,在这些国家显然还没有完全达到,因此才采取“颜色革命”的方式再次对这些国家进行民主输出。从布什政府频频向俄罗斯领导人施压,要俄罗斯实行美国式民主制度,以及下大力量和本钱在俄罗斯培植亲美势力的事实,就不难看出,俄罗斯是美国在独联体国家推行“颜色革命”的最后一个目标。
早在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之前,美国就做着中国梦,就想独自控制中国,把中国变成“美国的姊妹共和国”,使中国成为其控制太平洋,“把太平洋变成美国的内海”的基地。在同中国的关系中,美国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梦。现在,中国不仅是发展中的大国,而且是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日益发展和强大,这自然成为美国的心腹大患。美国学界和政界都承认,美国不是不想用武力的方式改变中国的政权性质,从而控制中国,而是因为考虑动武代价太高,而且没有把握取得成功,所以才不得不采取“遏制”加“接触”的政策。众所周知,“遏制”、“接触”都是手段和策略,最终目的依然是改变中国的政权性质,为其控制全世界扫除最后的也是最大的障碍。
无论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和变化,美国坚持对中国进行民主输出从而改变中国的政权性质这一战略是不会改变的。这正是中美关系发展中产生一切矛盾、摩擦和冲突的症结,是台海问题的症结。对于这一点,中国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比如现在美国一面说要“接触”,要发展中美关系,一面却大力炒作“中国威胁论”,在中国的周边国家挑拨离间,紧锣密鼓地进行围堵中国的军事部署;在人权、政治制度、民族和宗教政策、能源和金融政策等方面,进行“妖魔化”中国的宣传;特别是近来公然扬言中国如何处理南海问题涉及美国的利益,并同韩国在中国大门口黄海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耀武扬威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在不动武的情况下,利用军事威胁、政治孤立、文化渗透等方式,促使中国走上向美国民主制度和平演变的道路。
(三)
不能否认,美国的民主制度与封建专制制度、军事独裁制度相比,有着历史进步性,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它也被称为是“最好的民主制度”,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被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所借鉴,也被世界上一些人所崇拜。然而,由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美国想以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让世界所有国家都接受美国的制度,从而使美国式资本主义制度永存,使美国在全球惟一大帝国和单极霸权主义地位永存,是绝难实现的。美国不顾客观现实,逆历史规律,强行推广美国的民主制度,只会引起它与大多数国家发生更多的摩擦,使世界更加动荡,甚至引起更多的流血、冲突和战争。
一是就民主理念和体制来说,任何国家的民主体制的形成,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理念,都是在自己本土上生长和发展起来的。以自由、人权、人人生而平等为核心的美国民主观念,以公民选举和三权分立为特征的美国民主体制,都是在美国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具有强烈的民族理念和民族性。从美国而言,这种制度只能影响别的国家,而不可能全盘移植到别的国家;从别的国家而言,同美国一样,现在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也都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强烈的民族理念与民族性,都是在本民族发展的具体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发展水平下产生和发展的,都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和规律性。各国根据本国的具体实际,在不受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制度,这是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尤其是新生的、正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其充满生机的发展,正在世界产生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现实世界的民主制度应当是具有多样性的。由于民族信仰、文化传统、民主理念、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等方面的不同,世界所有国家,都只能依据本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点,吸收和借鉴美国民主制度的优点,而不可能完全照搬照抄,更不能直接移植这种制度。
二是就民主制度的内容来说,由于美国民主制度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其自身是有缺陷和弊端的。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和观察美国的民主制度,就不难发现,美国的民主制度仍然是建立在权利不平等基础上的,
因而它不是人类理想的民主制度。美国的民主制度的要害,是它借以建立的基础——经济权利的不平等性。因为这种基础的不平等的存在和发展,使美国民主制度的灵魂——人人生而平等就成了有名无实的空话,借此树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的大厦就失去了根基,成了空中楼阁,无论用多少美妙的辞藻来装饰它,无论把它与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平等如何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都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它实质上所体现的是一种不平等权利,只是少数富人的平等权利,而不是广大民众的平等权利。对广大民众来说,它是一种虚假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其所得到的只是空泛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在富人们设计好的“契约”上签字的平等权利。如美国学者塞缪尔·鲍尔斯在《民主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所承认的:“今天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合理地称为民主社会”。所以,这种民主制度不仅不会被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接受,而且其自身也只不过是一种过渡性的民主制度。从美国的实践看,这种民主制度缺陷的不断暴露和发展,越来越证明: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历史过渡性,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规律,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三是就美国民主制度的进步性来看,这种进步性毕竟是历史的进步性,只是在人类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才表现出的进步性。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从产生到现在,已经有200年的历史。在这200年的发展中,它不仅创造了梦幻般的各种先进科学技术和巨大的生产力,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而且适应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也得到了不断的变革。美国发展的历史,就是这种不断革命化的历史,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所有进步和奇迹,都来自于这种革命化。而美国民主制度的进步性,就集中体现在它作为上层建筑,能为这种不断革命化创造比较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能促进这种革命化。然而,由于这种不断革命化的必然结果,是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所以它的这种进步性只能局限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范围之内。一旦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新的与资本主义性质不同的生产关系与其相适应,它就不仅不再具有进步性,而且必将成为这种不断革命化的桎梏,而被迫退出历史舞台,被一种能为新的革命化创造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民主制度所取代。
四是从美国的法定权力结构来看,美国权力结构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对公民权的忽视。在联邦宪法中,只规定了议会的权力、总统的权力、最高法院的权力、州的权力,惟独没有规定公民的权利。号称坚持“人民主权”的国家,在自己的最高法律——联邦宪法中,却只字未提人民的权利,这是令人惊讶和不可思议的,所以它一开始就遭到公民的不满和抗议。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并得到法律的保护,广大公民不得不发动各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抗议这种法律的不公。虽然在这些大规模社会运动和抗议下,后来不得不补充了一些有关公民权利的法律,但这并不能充分反映和表达公民的愿望,在美国法定的权力结构中,公民权利被忽视,这始终是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
五是从美国200多年的实践来看,美国的现实对美国开国元勋的理想,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和挑战。1782年,美国一位军官致信华盛顿,建议他当国王。华盛顿回信说:“这个请求孕育着可能使我国蒙受最大的灾难”,而坚决拒绝。开国元勋们在制定联邦宪法时,主要考虑的是三个问题:一是如何保证政府不成为专制的统治,总统不成为经过选举的君主;二是如何保证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的议员,不背叛选民的意志;三是如何防止为不正当情绪及不法利益所左右而造成政策的失误。而财产的私人占有和这种占有的不平等,是出现专制统治的根源。美国财富私人占有的不平等,与上面的理想存在着内在的根本性的矛盾。正是由于这种不平等的恶性发展,美国的现实离这种理想似乎越来越远。现实的美国,的确如马克思所说的,“金权政治”使“自由私有制”变成对财富的垄断;使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权”变成了“特权”。当前,美国财富不平等的积累,使财富集中和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都令人惊讶。据美国政府的统计,当前占美国总人口5%的最富的人的收入,占美国总收入的近50%以上;而占总人口1%的最富的人的财富,占美国财富总量的38%。而占总人口80%的一般家庭的财富,只占美国财富总量的17%。美国前总统卡特在2005年11月14日《洛杉矶日报》撰文《这不是真正的美国》中,就猛烈抨击了布什政府,指出:“我们的政府通过减轻富人的财政负担对富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保护,对美国的劳工阶层则没给予足够的关心。国会议员将他们自己的年薪提高了3万美元,却将每小时的最低报酬冻结在5.15美元上。这属于工业化国家中的最低标准。”经济是基础,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带来政治、教育、卫生等社会各个方面的不平等,在所有这些方面,巨富和穷人之间,哪有什么平等可言。
(四)
美国民主制度的致命缺陷和虚伪性日益暴露,其在世界上的吸引力已经日益下降。西方不少学者都指出:各种政治和腐败丑闻一个个被披露,庞大的军事、情报、外交部门在“秘密”的掩盖下失去了民主监督,国家权力日益向总统集中和金钱选举、金钱政治的恶性发展,议会权力的失散和在许多重大问题决策中成为“橡皮图章”等,这些都违背了美国人的意愿,在破坏着美国民主制度,使美国民主制度日益变成“老牛破车”,“有名无实”了。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又一次打破了美国神话,打破了美国民主的神话,打破了没有美国民主经济和社会就不能发展的神化。美国制度的本质,美国制度的矛盾,在这场危机中,都暴露无遗。美国的民主制度不是人类理想的民主制度,美国的民主制度不具有普世性,这已被世人看得更清楚。从发展趋势看,不管采取何种方式,美国的民主制度向更高、更理想的民主制度发展和过渡的时期似乎不会太久了。
2003年6月,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英国《卫报》发表的《输出民主的危险》一文也得出结论:“输出民主是布什危险的幻想”。他指出:“由于美国的革命传统,它一直拥有着狂妄和幻想。如今,美国的科技和军事优势是毋庸置疑的。它确信本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而且自1989年以来,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它想起自身物质力量的局限性。和威尔逊总统一样,今天的空想家认为美国拥有一个始终有效的模范社会。剩下来的事情,就是照着这个‘自由社会’的样子改造世界。”
如埃里克还强调:“由于美国用战争手段输出其民主制度使世界许多地区重新陷入流血冲突和无政府状态的情况比比皆是”,“在共同价值观构成威胁的同时,传播民主的运动并不会获得成功。20世纪证明,一个国家是无法改造世界或简化历史进程的。它们不可能通过向境外输出制度,轻而易举地影响社会变革。1989年以后‘传播民主’的活动,都加剧了民族冲突,导致多民族和多种族地区的国家分裂。”因此,美国想通过“‘传播民主’来建立世界秩序的想法,不但不符合实际,而且十分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推行,一场新的世界性的社会变革和新的力量组合的时代,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英国学者哈米尔·麦克雷认为,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美国现有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必然要爆发一场革命,并预测这场革命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爆发。他说:由于美国社会各种矛盾的积聚,“到某个阶段,最有可能是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政治制度会发生一次巨大的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将类似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这可能在现有政治制度内以温和的方式发生。这不是政界驱动的革命,而是自下而上的价值的改变。”关于这一点,的确有待我们认真研究和观察。
就当前来说,如布热津斯基在《大抉择》一书中所说,是继续坚持民主制度输出,坚持主宰世界的霸权主义战略,还是放弃这种战略,充当“全球安全的保证者和共同繁荣的振兴者”,美国正站在十字路口,面临着战略抉择。对世界其他大国来说,如何防范美国的民主制度输出,特别是防范因美国民主输出活动而出现动乱,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美国有一本影响很大的教科书《国家间政治权力与和平的斗争》,是美国学者汉斯·莫根索写的。书中提出:现在的新的帝国主义在对其他国家控制上,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政治帝国主义,二是经济帝国主义,三是文化帝国主义。作者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控制作用予以特别的重视。他认为,现在文化帝国主义政策是最微妙、最成功的政策。因为它是以征服和控制对方国家人们心灵,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意识、价值观念能征服另一个国家所有决策者和民众的心灵,那么它就赢得了比军事征服和经济控制更彻底、更永久性的胜利。这种征服心灵的手段,实际上就是和平演变的手段。对这种手段,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确应当特别提高警惕,并加以防范。
这里还应当提及的是,冷战后,美国用战争、和平渗透和“街头政治”的手段,强行在全球推行其民主输出战略,不仅加剧了与世界很多国家的矛盾,而且使其民主制度的固有缺陷日益严重,从而也加剧了美国国内矛盾。这也标志着包括美国在内的新的世界性的社会变革和新的力量组合时代的开始。
《浅析美国民主制度与大众传媒的关系》
摘要 美国的民主是本大书,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所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似乎还不能就此确定,它是一种飘忽不定或者虚幻的“观念共同体”。政治学家对美国民主的规范或实证研究是在两个前提下进行的:一是宪法设计的三权分立与制衡、联邦主义制度框架;二是民主的政治文化。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认识美国民主,将研究定位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大背景之下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传媒既是社会的一部分也是政治的一部分。当我们对民主的社会起源了然于心的时候,传媒与民主的关系也就显山露水了。
关键词 民主 民主制度 大众传媒 媒体
1 美国民主制度的内涵
在美国社会传统文化的信条中,我们认为至少有两条基本原则能够解释民主制度。一个是个人自由,另一个就是社会自治。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人尊重传统的习惯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得以变革和延续至今的保证。
美国人对个人自由的信奉与追求是与他们受传统专制的迫害程度分不开的,因为由于深受宗教的迫害原因,早期移民到北美大陆的欧洲移民,他们把大陆看作是人类自由的避难所,在整个的十七、十八世纪,人们维护自由的方式一般是通过诉诸暴力来实施的,在那段血与火斗争的年月中,个人自由深入人心最终转化为美国人民的普遍权利,并且以政治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在美国个人自由的社会原则实际上阐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那就是,自由高于民主,民主必须是自由的。
美国的社会自治是从个人自由中引申出来的另一项权利,它说的是社会共同体的治理原则。这项原则被美国公民视为对抗一切专制政府的保留权利之一,更重要的是,美国公民把社会自我管理和自我治理看作是民主国家统治的前提。美国人民坚信,凡是依赖于他人的人必然缺乏自我意志,从而没有能力参与、解决公共事务。理查德·普莱斯指出:“自由基于一个通行的思想之上,即自我管理或自我导向的思想,那些连自己的生活都主宰不了的人自然不应在管理国家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美国社会自治这个原则后来在州与联邦的宪法中都以“自由结社”的权利得以体现。
2 美国媒体的功能
美国的大众传媒形成有着相当长的历史与学术积累,他们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关注选举过程中媒体的功能,另一个是民主的意义上批评媒体,试图说明媒体如何使民主衰落。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观点,媒体作为政治角色其结构性地位及其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媒体的功能。美国媒体的结构性地位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媒体的组织属性,二是媒体在美国宪法中的历史地位。我们认为美国媒体的社会独立性是彰显其民主功能的前提条件,媒体从其组织属性上讲,它首先是社会组织,然后才具有政治组织的特点。宪政基础上的新闻自由是媒体民主功能的最重要的政治条件,这正是美国民主逻辑的起点。美国媒体的民主功能除了特殊的政治制度和宪法作为基础外,公共舆论救市民主媒体的社会条件。
一般而言美国媒体影响政治都是通过公共舆论进行的,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媒体影响力,其实是公共舆论在发挥巨大的作用。政治说服是美国媒体的另一个功能。在美国,政治说服的主体通常是政治家和大众,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并且相互有很深的影响。如今美国民主制度中的政治说服主体已经逐渐向大众传媒转移,媒体既是政治说服的中介,同时它本身也履行着政治说服的功能。美国的媒体就像是政治说服的“代理人”一样,利用自己无处不在的社会渗透力和独特的传播效果,将政治家的说服目的与公众的说服目的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美国社会与政治的良性互动。
3 美国的大众传媒与民主制度的关系
大众传媒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实际上是一个中介机构,它影响政治的过程可以简单表述为:政治影响公众通过媒体进行,而公众影响政治也通常借助媒体实现。在美国,大众传媒不仅仅是一个以赢利为主的利益集团,它同时还是一个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公共机构。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大众传媒实际上起着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连接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与政治的共存是通过大众传媒才得以实现的,特别是在人类越来越依赖于高科技的时代更是如此。正是因为大众传媒具有两种社会组织的特性,它是一个置身于政治与社会的“两栖”组织,当传媒被某些政治权利或者社会权利所控制时,它的先天功能必然部分或者全部丧失,这正是美国社会不愿意看到但是却无法避免的事实。
美国的民主社会中,政治行为的运作离不开巨大社会力量的支持,政治合法性是以世俗化的法治权威为基础的。这种权威建立在大众认同的基础之上。怎样维持公众的“一致”与“同意”就成为了当下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在美国,大众民主学习的过程一般不是由政治机构主导的,它通常由家庭、学校、教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承担的,将民主社会的政治文化、社会文化代代相传。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传统社会组织的政治教育功能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大众传媒无与伦比的社会穿透力和影响力。它将分散的社会信息整合为一体,从而使政治信息的传播成为可能,媒体超强的渗透性和独特的传播效果为民主社会大众的政治学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如果以媒介的方式传播,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建立起牢固的民主信仰,民主秩序也会因此而建立。在美国,民主价值的延续,政治秩序的维系,大众传媒的作用功不可没。
4 结语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当今的美国,媒体对民主而言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民主秩序的维持离不开媒体各方面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一旦媒体沦落为权利和金钱的“俘虏”时,它就会与民主背道而驰。大众传媒在美国社会的发展,事实上说明它并没有逃脱这样不堪的命运。尽管媒体宣称所谓的在经济上独立于政治,但是,在媒体与政治两者之间,天平似乎始终向政治倾斜,政治的依附性仍然存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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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从1992年起陆续颁发的行业会计制度,包括以下几个部分:总说明;会计科目,包括会计科目表、会计科目使用说明;会计报表,包括会计报表种类和格式、会计报表编制说明;主要会计事项分录举例。会计制度属上层建筑,是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规章。随着经济体制,财政、财务、税收制度的改革,会计制度也会作相应的改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小企业会计制度简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小企业会计制度简述全文如下:
如何界定一个小企业,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企业是否公开筹资,二是企业规模大小。所谓的“公开”是指面向社会大众的,任何人或机构都可以自由地参与,无须审批或特殊资格认证。一般来说,小企业是不公开筹资的。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内部积累、金融机构或私人借款、风险投资,筹资方式不采用对外发行股票或债券。
企业的规模主要考虑企业资产价值和股东以及投资人的数目。但在具体的数目规定上需要考虑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企业的特点。举个例子来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制定的126号准则适用于不公开的、并且资产在1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但资产100万元的工业企业规模不算大,而商品零售企业就不同了。如果仅从投资人的数目来考虑,国有独资公司即使只有一个投资人,规模也有可能是非常大的。
(一)会计信息使用者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把会计信息使用者分为七类,不同的使用者对企业关注的焦点不同,程度也不同。一般而言,大企业的投资人更关心企业盈利及回报,政府更关注企业在解决就业、环境保护以及资源利用等方面的情况;而小企业的投资人及管理层关注企业利润增长情况,政府主要关心小企业遵循准则、制度及照章纳税的情况。在小企业中,债权人作为小企业主要资金供给人,他们对小企业的关注不亚于投资人。
IASB的“财务报表的编制和列示标准”说明了财务报表的目标是提供关于企业的财务状况及其变化,为广泛的使用者用于经济决策。编制的财务报表满足了大多数人的一般要求,但是,它不能提供使用者在经济决策中所需的全部信息。财务报表也通过对受托资产的会计计量变化来反映管理层的业绩,在做经济决策时,比如持有或卖出公司股票,使用者可以利用相关会计信息。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委员会(IFSH)在前言中也说明了以上要求。不同国家标准都明确了财务报表的目的是满足使用者的要求,它们都意识到管理层和税务部门并不是典型的财务报表使用者。从宏观角度来说,容易取得财务资料应该是一个社会的目标。
(二)对会计信息的要求
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最重要、最基本的是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它取决于相关性和可靠性。
1.相关性。相关性通常是指与决策相关的特性,根据财务会计准则说明(SFAC)第2号的规定,会计信息只有具备“导致差别”的能力,才能确定它与某一决策相关。“导致差别”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在原来提供的信息基础上,既可增加也可减少信息,以减少经济事件的不确定性,一般来说,只有当会计信息同时具备了及时性、预测价值和反馈价值时,才能说会计信息具有了相关性;这就要求财务报告应尽可能地满足使用者的信息需要,而信息需要由使用者决策目标、决策手段和条件所决定。
2.可靠性。这是制约会计信息提供的另一基本条件。如果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不真实,那么它对使用者来说,不仅没有用,甚至可能起负作用。可靠性,从使用者角度讲,指使用者对信息的可信赖程度做出的估计;从信息提供的角度来看,是指会计信息应能如实表述所要反映的对象,尤其要做到不偏不倚地描述经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为使用者提供通用目的的信息。另外,可靠性还包含可验证性,这是由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决定的,尽管在会计信息的加工过程中,不排除主观判断,但是应保证不同的提供者采用相同的计量方法都能得出同样的结果,这样可以减少对信息人为的干扰、操纵,从而保证信息的可靠性。
从会计信息提供的角度来看,要从纷繁芜杂的信息中提炼出对使用者有用的信息,在会计账务处理中要坚持遵循以下几项重要原则:充分披露原则、重要性原则、成本效益原则。
目前,世界各国所采用的会计制度针对的主要是大中型企业。我们知道,小企业财务报表的使用者与大企业是不同的,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是否和大企业相同呢?一般来看,小企业会计信息使用者需要如下信息:用直接法编制的现金流量表;支付给股东的款项,包括预付的薪金、分配的股利和其他支付款项;与关联企业交易的信息;企业流动性和灵活性的信息。
小企业及其财务报表的使用者和有关咨询服务人士对于财务报表的标准以及要求由来已久。很多人认为为大企业设计的标准不适合小企业。美国执业会计师协会(AICPA)1976年专门发布了《关于小企业根据公认会计原则提供的报表》。1994年,新西兰的特许会计师研究会发布了不同财务报表的框架,包括在确认、计量及信息披露方面针对小企业所做的特别规定。1996年,FASB发布了第126号公告“非公众公司在金融工具方面的例外规定”。
1997年,英国会计标准委员会首先发布了“小企业的财务报告标准”,通常指小企业财务报告准则(FRSSE),FRSSE主要介绍了根据现在的公告而做的一种简化方法,主要包括对披露资产和负债以及简化计量的一些例外性规定。斯里兰卡的特许会计师研究会正是以FRSSE作为小企业的会计标准的起点。在1999年,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CICA)发布了《小型企业的财务报告》,在2001年7月,加拿大会计标准委员会又发布了在六个方面关于确认、计量和披露的例外性会计处理。
综上所述,尽管各国会计界都认为目前的会计制度不适用于小企业,而现在通常的做法就是给予小企业会计一些例外性的规定,或是小企业按简化标准提供财务报告,但这又常常导致另外一类问题,那就是由于会计处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根据量变到质变原理,简化的会计标准可能会因它对特殊的交易和业务没有反应而失去作用,这就必然影响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信任。
四、最新进展
2000年7月,英国政府专家工作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中小企业的会计核算方法和报告,提出了在报告方面渐进发展的思路。在该会议上,讨论后规定了提出的框架中应该有以下特征:
简单,容易理解,使用者易于接受;能提供对管理有用的信息;尽可能的标准化;有灵活性,可以随着商业的发展以及中小企业(SMEs)的潜在增长而调整,以适应国际会计标准的变化;根据征税的要求,易于调整;应该是适宜SMEs操作的环境。
国际政府工作组的专家们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的赞助下,已经开展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工作,以便更好地管理中小企业,更容易地获知财务信息,更准确地确定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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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会计制度应包括:会计凭证的种类和格式以及编制、传递、审核、整理、汇总的方法和程序;会计科目的编号、名称及其核算内容;账簿的组织和记账方法;记账程序和记账规则;成本计算方法;财产清查办法;会计报表的种类、格式和编制方法、报送程序;会计资料的分析利用;会计检查的程序和方法;电子计算在会计中的应用,会计档案的保管和销毁办法;会计机构的组织;会计工作岗位的职责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评新会计制度中的分部报告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评新会计制度中的分部报告全文如下:
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以下简称“新制度”)在充分参照国际惯例的基础上,对分部报告的编制原则与方法作了较详细的规定。本文拟通过新制度与原准则制度以及国际相关惯例的比较,来阐述新制度中分部报告所具有的拓新性及尚存有的一些缺陷。
(一)拓宽了分部的划分标准,并将主要报告与次要报告的概念引入准则
1.、我国证监会于1997年12月 17日发布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二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准则二号”)对分部信息的划分只要求披露分行业信息,不要求披露地区分部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中虽然界定了地区分部的定义。却将其表述为公司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一规定明显太过狭隘和不合理。而对主要报告和次要报告两个概念,上述两项规定中都没有涉及。
2、.分部的划分,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是产业(产品和服务)和地区分布标准。1997年发布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4号文件以下简称为“IAS14”)对产业分布的定义是:一个企业可区分的组成部分,该组成部分提供单项产品(或劳务)或者一组相关的产品(或劳务),并且承担着不同于其他产业分部所承担的风险和收益;对地区分部的定义是:一个企业可区分的组成部分,该组成部分在特定的经济环境内提供产品或劳务,并且承担着不同于企业经济环境中经营的组成部分所承担的风险和收益。在选择分部报告的主要、次要报告形式时,IASI4规定当产业和地区不是企业内部报告的基础时,企业的董事会和管理层应决定企业风险和收益是较多地与产业相关,还是较多与地区相关,从而决定以产业分部还是地区分部作为主要的分部报告形式,而将另一种作为次要报告形式。
3、新制度对分部如何划分的规定充分体现了与IAS14接轨的精神。制度规定:分部报告是指在企业对外提供的财务会计报告中,按照确定的企业内部组成部分(业务分部或地区分部)提供的各组成部分有关收入、资产和负债等信息的报告。从定义可知,新制度对分部的划分建立在业务、地区两项基础上。其中,业务分部是指企业内部提供单项产品(或劳务)或者一组相关产品(或劳务),并且承担不同于其他业务分部所承担的风险和回报的部门,可以看出新制度中所提及的业务分部与IAS14中的行业分部是同一概念。地区分部是指企业内部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下提供产品或劳务,并且承担不同于在其他经济环境下经营的组成部门所承担的风险和回报的组成部门。
在确定分部报告的主要报告形式和次要报告形式时,新制度确立了两个原则:一是以经营风险和回报的主要来源确定主要报告形式;二是考虑企业内部组织和管理结构确定主要报告形式。一般情况下,这两个原则是一致的,但是如果出现企业内部组织和管理结构不以业务或地区为基础时,新制度规定企业应以第一个原则为主,即分析确定企业的风险和回报是较多地与其生产的产品和劳务的提供相关,还是较多地与其经营所在地相关,在此基础上来确定主要和次要报告形式。这与IAS14的精神也足一致的。
(二)增加了可报告分部的确定标准
1、.我国原有制度准则中对如何确定可报告分部只确定了一个单一指标,即“经营涉及到不同行业业务的公司,若其行业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10%(含10%)以上,应按行业类别披露有关数据”。单一指标的弊端是指标片面、可变性强,不利于报表编制者筛选可报告分部,也有可能造成管理人员的内部操纵。
2、.对可报告分部的确定,各国多采用的是若干个相对指标配合使用的方法。IAS14规定:①分部取得的来自外部客户和分部间的销售收入,占所有分部外销和内销总收入10%以上;或②分部取得的经营成果,不论是利润或亏损,占所有盈利分部合并成果或所有亏损分部合并成果(取绝对数大者)的10%或以上;或③分部的资产占所有分部总资产的10%或以上。
美国的《财务会计准则说明》第131号(以下简称SFAS131)对此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①对营业额、利润或可辨认资产占全公司的营业额、净收益、总资产的10%的行业分部应该披露;②对营业收入或可辨认资产占全公司营业收入或总资产的10%以上的国外经营部应予披露;③如果某一分部不符合上述条件,但管理者认为需要单独报告以提高各期报告之间的可比性时,该分部仍可予以单独报告。
为了更充分地体现重要性原则,上述两个准则都规定,所有报告分部的外销收入合计应不低于一个公司合并总收入的75%,否则应增加可报告分部的数量,但可报告分部的数量一般不应超过10个。
3.、新制度对原制度准则中关于可报告分部的确定所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改进,规定了确定报告分部的三个标准:“重要性的标准——10%”、“报告分部75%的标准”以及“报告分部的数量不超过10个”,并对“重要性的标准——10%”给予进一步详细说明,即:①一个分部的营业收入达到企业各分部收入总额的10%以上;或②一个分部的营业利润占所有盈利分部的营业利润合计的10%或以上,或者分部营业亏损占所有亏损分部的营业亏损合计的 10%或以上;或③分部资产总额达到各业务分部资产总额的10%以上。可以看出,在如何确定可报告分部的标准上,新制度已充分表现出与国际惯例靠拢的趋势,多重标准的运用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可靠性和有用性,也降低了操作上的随意性。
(三)对分部信息内容的重新界定
1、“准则二号”要求企业披露行业分部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毛利的上年与本年对比数,《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则规定分部信息应包括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毛利、折扣与折让、税金及附加、存货跌价损失、期间费用、营业利润、资产总额、现金流量等指标。前者规定的披露信息过于狭窄,无法向投资者提供充分的信息;后者又过于宽泛,加大了信息披露成本。
2、对分部信息内容的界定,lAS14作了如下规定:对重要分部企业必须揭示收益、经营成果、资产现值、负债、取得资产的成本。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成本与折旧、每股收益、合资企业投资情况,对次重要分部则要求揭示收益、资产和取得资产的成本。
SFAS131要求分部揭示如下信息:①收入。包括向外界客户的销售,分部之间的销售或转移,该销售或转移的核算基础,核算基础变更的性质及其对分部营业利润或亏损的影响,分部收入调节为合并损益表上的收入;②获利能力信息。包括各分部的营业利润或亏损,分部之间营业费用分摊方法变更的性质及对分部营业利润或亏损的影响,分部营业利润或亏损调节为合并损益表上的税前收益必可辨认资产信息。包括折旧、折耗及摊销费用总额,资本支出,按权益法计账的投资.会计原则变更对分部营业利润或亏损的影响。
3、新制度对分部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如下:以业务或资产所在地分部为主要报告形式时应披露:①分部营业收入,分为对外部客户的营业收入和与其他分部交易的收入;②分部销售成本;③分部期间费用;④分部营业利润;⑤分部资产;⑤分部负债;①披露的分部信息与在合并会计报表或个别会计报表中总额信息之间的调节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要求披露的收入、成本、费用、资产、负债等项目并不同于通常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中所呈现的数据,而是加以适当调整后得出的。例如披露的资产仅指可辨认资产.负债也必须是与经营活动有关且可以直接归属于该分部的经营负债,不包括借款、与融资租入资产相关的负债以及其他为非经营目的而承担的负债。与“准则二号”及《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相比,新制度的规定更为合理,一方面能为外部投资者提供合理的信息量;另一方面也使信息披露成本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
(四)明确了分部报告编制的格式以及披露形式
“准则二号”和《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对如何编制分部报告未作明确规定,令编报者无从下手,编制出来的分部报告也往往是五花八门,缺乏统一性。而新制度则明确规定了编制分部报告的具体形式,列示了分部报告的标准格式,并对各项目作了具体说明,大大增强了报告编制的可操作性。并且将分部报告作为会计报表附注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披露的规定也是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
新制度下的分部报告体现了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趋势,信息更具相关性,操作难度较以前也大大降低。但仍存在以下一些不尽完善之处。
(一)业务分部的确定标准过多
新制度对业务分部的确定列示了五种方法,除了与IAS14一致的按产品或劳务的性质以及客户的类型划分业务分部的方法外,还增加了按“生产过程的性质”、“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所使用的方法”以及按“生产产品或提供劳务所处的法律环境”三种方法划分业务分部。但对后三类标准如何确定,制度中缺乏明确说明,行业中也没有通行的标准,这导致企业分部的划分带有较大随意性,同类企业相关信息的可比性大打折扣,报告信息也容易被企业管理当局操纵。另外,从企业的角度考虑,由于目前大多数企业内部组织机构的确立通常都以产品或劳务的性质以及客户的类型为标准,并以此为基础编制内部财务报告,出于节省信息披露成本的考虑,企业往往也会只按照此类标准来对业务分部进行划分。所以笔者建议:对业务分部的划分只按产品或劳务的性质以及客户的类型来确定即可,另外为了减少实际操作中分部划分的随意性,应尽快出台相关指南,明确规定各类划分标准。
(二)分部报告的信息披露范围尚显狭窄
1、新制度规定,“(某一分部)在正常情况下不符合报告分部的定义,而由某一特殊信息而导致其达到10%的标准但预计在以后会计年度不会达到上述标准时,在该会计年度也不应将其作为报告分布披露其会计信息。”笔者认为这样的处理会使企业财务报告无法充分披露企业真实财务状况,也有可能误导投资者。例如某个分部因本年出现异常情况导致大幅度亏损,亏损额度已达到10%的重要性标准,如果仅因为以后年度不会再发生而对这种情况不予披露,无疑是对外部投资者掩盖了企业真实经营状况。所以笔者建议对此类异常情况在分部报告中应予体现,如果出于谨慎性和一致性的考虑在分部报告正文中不予披露的话,可以借鉴SFAS131中的处理方法即对其单独报告,或在分部报告附注中以体现。
2、分部报告编制的目的是为了向投资者提供重要分部的财务状况,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除了经营性业务活动外,通常会涉及到一些非经营性活动,如投资、筹资等。对这类信息,如果金额不大,不予披露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企业为此投入了大量的物力人力,且该项活动的结果对该分部最终的经营成果产生了重大影响,则编制分部报告时忽视对此类情况的披露,对投资者而言无疑会遗漏重要的财务信息。SFAS131在规定分部应揭示的信息时也提到应披露“资本支出、按权益法计算的投资”等。因此,笔者认为企业披露分部信息时应加上对这部分信息的反映。
(三)分部信息的具体披露存在遗漏
1、缺少对分部间转移价格进行披露的要求。
分部间收入的计量上大量采用内部价格标准,因此不能排除某些企业会根据自身需要,随意调整内部价格水平,为企业谋取利益。为此,IAS14和SFAS131都要求在分部报告中对内部价格定价基础加以明确揭示。而我国新制度中对分部间收入的披露却仅考虑了对金额的披露,忽视了对分部间定价基础的披露。内部转移价格的定价方式一般有按“公允市价”、“成本”以及“成本十利润”等方式,不同方式对企业各分部利润状况的影响大不一样,因此披露企业以何种定价标准对分部间收人进行计价是完全有必要的。新制度中应规定企业在编制分部报告时对分部间转移价格加以披露。
2、缺少对费用分摊标准进行披露的要求。
新制度指出“分部期间费用是指某一分部在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并可以直接归属于该分部的期间费用,以及能按合理的方法分配给该分部的期间费用。”什么是合理的分摊方法?新制度对此没有明确说明。一般认为,合理的分摊基础,应由企业管理当局根据公司整体及分部个别情况,进行专业判断与主观认定。通常作为合理分摊基础的有:分部工资、分部收入、分部资产等。由于期间费用的分配可能存在主观性以及不能为外部投资者理解的可能性,为了更好地揭示企业的财务信息,笔者建议在分部报告附注中披露费用分摊标准。
3、没有明确如何披露次要分部的财务信息。
新制度提到,企业在编制分部报告时,应结合企业实际情况确定是以业务分部还是以地区分部为主要分部报告形式,不作为主要分部报告形式披露的分部信息属于次要报告形式。次要分部报告形式对企业对外披露的财务信息起着重要补充作用,可以帮助投资者从另一方面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新制度中仅规定了如何编制主要分部报告,却忽视了对次要分部报告编制的规定。企业是否应涤编制次要分部报告,如何编制次要分部报告,最终以何种形式在企业对外财务报告中得以体现,这些问题都是现行制度尚待补充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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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制度(accounting system)是对商业交易和财务往来在账簿中进行分类、登录、归总,并进行分析、核实和上报结果的制度,是进行会计工作所应遵循的规则、方法、程序的总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深化会计制度改革,促进会计行业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深化会计制度改革,促进会计行业发展全文如下: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特别是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中国会计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会计行业得到了长足发展。1992年“两则”、“两制”的发布,完成了我国会计模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随后又发布并实施了16项具体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等,初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会计标准体系;积极加强会计法制建设,先后修改和制定了《会计法》、《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等法规,使会计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发布实施了46个独立审计准则项目,基本建立起了中国独立审计准则体系;逐步开放会计服务市场,允许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在国内建立合作所和代表处等等。这些都表明中国会计改革和会计行业的发展与开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
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之后,标志着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从而将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换,为中国会计改革和会计行业的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难得的发展机遇,从而有助于全面提升中国会计的整体水平。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加入WTO之后,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国际经贸往来和国际投融资活动将大大增加,会计信息在企业管理决策和投融资活动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对我国会计标准建设、会计监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我们需要在会计标准、会计监管、会计服务市场等方面做出适应性变化,并作好应对准备。
我们将一方面继续密切关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深入研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业务和新问题,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将一如既往地推进我国会计标准的国际化步伐。加入WTO意味着我们必须遵循国际通行的贸易规则,会计作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是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媒介。随着大量外国企业和外国资本涌入国内,大量国内企业到境外从事投融资活动,对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惯例之间的协调要求将更加迫切,为此需要我们加快会计改革步伐,进一步缩小我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惯例之间的差异。财政部作为中国会计标准的制定部门,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将侧重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一是根据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经济业务,及时制定新的会计标准。我国加入WTO后,许多成熟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经济业务将在我国涌现,需要制定新的会计标准规范其会计处理。比如,在国际资本大量流动的情况下,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将不可避免,需要我们研究制定与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和报告有关的会计标准;在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之后,企业竞争将更加激烈,有些企业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有些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将作大规模的重组和购并,需要制定企业终止营业、破产清算、企业合并和重组等会计标准来规范有关会计问题;
再比如,随着我国企业改革的深入、政府职能的转换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企业为安排职工福利、养老金计划的支出将逐步增加,也需要制定相应的会计标准,规范其会计处理等。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国际上许多国家都制定有衍生金融工具、企业合并、养老金计划等会计准则,我国也已将这些项目纳入到了未来几年的会计标准制定计划中。
二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修改和完善我国现行会计标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会计核算制度作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现行会计准则、制度从内容上看已经与国际会计惯例非常接近,但仍然存在一些差异。存在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市场环境尚不完善。比如,我国国有股和法人股产权交易市场尚未建立起来,因此,难以取得相关资产的公允价值。但是,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将大大提高,有关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将比较容易取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不断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对现行会计标准作相应修改,以进一步实现我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惯例之间的协调。
加入WTO之后,政府宏观调控和维护公众利益的职能将加强,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将减少,政府将致力于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由于会计信息影响到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投资者、债权人的经济决策,关系到千千万万公众的利益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加强会计监管,维护公众利益和市场经济秩序,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将继续依法加强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和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监督检查,切实治理会计信息失真,整顿会计工作秩序;继续推进会计师事务所的体制改革和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提高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整体水平;继续敦促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强化内部会计监督;继续完善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企业经营行为的透明度;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尤其应当发挥媒体和公众在会计信息质量监督方面的作用,为政府监管和司法介入提供有益线索。
加入WTO之后,我国会计服务环境将进一步改善,会计服务的需求量将迅速增加,这既有助于注册会计师独立、客观、公正地提供专业服务,也有助于会计服务品种的创新和升级,为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带来良好机遇。我们将严格履行我国入世协议和有关承诺,认真贯彻国民待遇原则,在今后若干年内逐步放开会计、审计和簿记服务市场,在市场准入、业务范围等方面除了个别限制的情况之外,外籍和港澳台人士只要取得中国执业许可,即可和境内注册会计师一样在中国境内执业。我们将按照WTO原则,修改、完善《注册会计师法》和独立审计准则,加快行业管理体制改革,强化行业自律和监督管理,促进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和国际会计公司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合作和竞争,努力为注册会计师创造一个独立、客观、公正、规范执业的环境,以全面提升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执业质量和社会公信力。
加入WTO之后,需要大批懂外语、讲诚信、熟悉国内外法律法规的高级会计审计人才,这对我国广大会计审计人员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它既为那些高级会计审计人才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也对我国会计审计人才的技能、素质和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我们将继续完善企业会计人员、注册会计师等的资格管理和后续教育制度,除了要求财会人员和注册会计师掌握新法规、新知识、新技能之外,还将增加诚信教育、职业道德和国际惯例等方面的内容。要创造条件,完善法规,按照WTO的要求和我国的实际情况,使广大财会人员和注册会计师的资格管理和后续教育系统化、规范化;要坚持诚信为本的原则,加强对企业单位负责人和总会计师等的会计知识培训,提高业务素质和管理才能,以积极的姿态迎接加入WTO后对我国会计、审计人才和企业会计管理的挑战。
总之,加入WTO对于我国会计改革和会计行业的发展来讲,挑战与机遇并存,但从长远看,发展机遇大于挑战。我们有持续、稳定增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环境,有20多年的会计改革和10余年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会计标准、审计准则制定经验,也完全有理由相信,通过进一步深化会计改革、强化会计监管以及全国广大会计审计人员的共同努力,我国会计业能够经受得住考验,能够抓住加入WTO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使我国会计审计工作和管理水平更上一个台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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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依靠群众解决民间纠纷的,实行群众自治的的一种自治制度。它是人民司法工作的必要补充、得力助手。现在该制度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以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规劝疏导,促使纠纷各方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自治活动。。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的缺陷与完善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的缺陷与完善全文如下:
摘要:文章阐述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的背景情况, 并对该制度在我国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介绍了德国和日本的具体做法; 提出增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公信力的建议: 通过评鉴程序认清事实、建立调解基础, 依靠医学、法律专家处理纠纷, 同时建立听证、专家库等监督制约机制, 完善医疗纠纷处置办法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关键词:医疗纠纷; 人民调解; 缺陷; 完善。
为了有效解决医疗纠纷, 自 2000 年起北京、南京、合肥、山西、宁波等地陆续出现了形式不同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据 2010 年的统计, 全国有 16 个省区市的 56 个地市建立了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 1]
山西、海南、广东等地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医调委), 经司法厅批准成立, 运行经费由医疗机构缴纳的医疗保险基金解决。医疗纠纷发生后, 由医调委组织医学、法律、人民调解员、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的专家组成医疗责任保险事故鉴定委员会和合议委员会, 按照/ 七名五票制0集体裁定责任并作出赔偿决定。保险公司根据医调委的调解进行赔偿。山西省医调委2006 年成立, 对其后全国许多地方医疗纠纷调解制度有较大影响[ 2]。
山西省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实践多年, 但一直难以推广。广东省从 2007 年左右开始筹备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2010 年 10 月正式成立, 2011 年 6 月广东省卫生厅开始推动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全省统保。但是截至 2012 年 7 月仍然只有少数的地市成立了独立的分支机构, 绝大部分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然挂靠在司法行政部门。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难以推广的原因在于机构本身存在不足, 与之配套依法处理的法治环境、医疗责任险制度没有建立。
2012 年 6 月 12 日羊城晚报载, 广东省医调委通过媒体呼吁广州医学院第一、第三附属医院配合调解。报道中指出, 一位患者到南海第二人民医院就诊时突发休克死亡, 家属打伤院方 6 人, 广东省医调委医疗评鉴认为患者死于主动脉夹层破裂, 院方无过错, 但是院方仍然给予 6. 7 万元的人道主义赔偿。这样的做法只是在和稀泥, 所以有三甲医院不买账[ 3]。广东省医调委的工作程序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不足, 降低了公信力。
1.1 事实认定不清, 调解缺乏基础
人民调解法草案第一稿中曾明确/ 在当事人认可事实、分清责任、互谅互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提出纠纷解决方案0, 也就是说事实清楚、焦点明确, 才能找准问题症结, 便于有的放矢地开展调解[ 4]。医疗纠纷的调解应该建立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 然后就应该如何赔偿等民事问题进行调解。基于相同的事实认定, 通过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处理或者诉讼解决其预期结果应该一致,或者说医疗机构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应该给予患者及家属多少赔偿等问题应该具备一致性。医疗纠纷发生后, 患方漫天要价动则要求赔偿上百万, 没有对事实的基本认定, 调解无法开展。广东省医调委对争议较大、涉及经济赔偿、医方购买医疗责任险的案件启动评鉴程序, 这种做法大大限制了评鉴程序的适用范围, 容易造成其他案件事实认定不清。
1.2 评鉴程序需要进一步规范
虽然在部分案件中启动了评鉴程序, 但评鉴程序缺乏有效的监督。评鉴会实行/ 七名五票制0, 这样的设计不够合理。原因之一是保险公司作为赔偿责任的负担方, 在评鉴的表决环节不应该享有表决权。
原因之二是缺乏对评鉴过程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机制, 难以保证评鉴公平、公正进行。原因之三是人员的专业性难以保证。广东省医调委设立了专家库, 但是有的调解员从社会招募, 素质参差不齐, 无法保证调解的专业性。
2.1 德国的仲裁所和专家鉴定委员会
在德国, 对医疗事故引起的纠纷当事人最多采用庭外解决的方式[ 5]。20 世纪 70年代, 德国各州医师协会创设了 4 个仲裁所( 调停所) 和 5 个专家鉴定委员会用来处理医疗纠纷。仲裁所只对那些医师参加了责任保险的医疗纠纷进行仲裁, 裁定赔偿责任及损害赔偿额。而专家鉴定委员会仅对医师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 专家鉴定委员会实行异地鉴定[ 6]。
仲裁所的设立大同小异, 仲裁中应成立仲裁委员会, 由 1名有医师资格者担任委员长、2 至 3 名医师和 1 名法律专家组成, 专业医师必须与纠纷医师从事相同的专科。仲裁委员会有权组织医师会专家或者外聘专家进行医学鉴定, 根据鉴定意见判断当事医师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医患双方可以要求询问鉴定人, 对鉴定结论发表意见。特点: 第一是纠纷处理效率较高。通过诉讼处理纠纷平均需要 4 年左右, 而仲裁所处理纠纷一般 10 至 12 个月可以结案。第二是仲裁所不向医患双方收取费用, 运营费用由保险公司负担。第三是纠纷处理公开。医患双方有权在任何阶段陈述意见和查阅审理记录; 仲裁所通过发行年度工作报告或者记者招待会公布年度仲裁案件的情况。第四是裁定书没有法律约束力, 一方当事人不服时可以提起诉讼。不过, 90% 的案件当事人均能遵守仲裁结果[ 7]。
专家鉴定委员会的程序也有差异。如北莱茵鉴定委员会, 人员组成包括作为法律人士的退休法官 1 名, 内科、外科、普通医生、妇产科、眼科、病理科、麻醉科等专业的医生,共计委员 26 人。鉴定需要形成书面的鉴定意见, 内容包括经查明的案件事实、是否存在医疗过错、是否应该承担责任等;法律专家负责分析所涉及的注意义务等法律问题。鉴定分为初次鉴定和最终判断, 医患双方当事人在收到初次鉴定意见后 1个月内可以提出异议, 由鉴定委员会全体人员统一认识后作出最终判断[ 8]。
德国没有专门处理医疗纠纷方面的法律, 仲裁所( 调停所)和专家鉴定委员会的意见没有法律拘束力, 其效力仅相当于劝告。但由于具备任意性、免费性, 相关医师与医师协会保持人事上的独立关系, 并且实行回避制度, 其独立性、中立性得到了肯定[ 8- 9]。
2.2 日本的 JMA 和医师职业责任保险制度
日本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有三种, 即协商, 法院调解和诉讼, 日本医学协会调解。日本医学协会(简称 JMA)是一种行业自治组织, 全国范围成立社团法人即日本医学协会, 都道府县设医学协会47个。注册医生自由选择成为都道府县医学协会的会员。医师职业责任保险制度为解决医疗纠纷建立了一种类似仲裁的调解处理机制, 这一制度 1973 年在日本得到建立。日本医学协会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 对会员医师的医疗过失承担赔偿风险, 47 个都道府县的医学协会还提供一种补充责任保险。据统计, 不到一半的医生拥有 JMA 保险[ 10- 11]。
医疗损害发生后, 患方向参加保险的医生提出损害赔偿请求, 由参加保险的医生向都道府县医学协会提交处理申请, 经判断符合条件者提交纠纷委员会处理。纠纷委员会与保险公司联合对医疗纠纷进行调查处理, 处理意见由赔偿责任审查会议审查, 每月审查一次。处理纠纷提交材料采用匿名方式( 包括医疗机构名称、临床医生姓名等信息) , 实行回避制度, 保证审查公正性。审查会议由医学专家 6 人和律师4 人参加, 对审查经过进行表决, 表决过半数通过。审查结果的内容主要包括经查明的事实、医疗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是否存在过错, 以及责任比例, 其他医学和法律建议。对医疗纠纷的最终处理则以审查结果为基础进行。
日本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实际是 JMA 和保险公司联合处理模式。有人认为这样的程序不够公正, 并且只有不到一半的医生拥有 JMA 保险, 赔偿程序可能由于不限制重复使用而被滥用。但是相对于诉讼高昂的诉讼成本、成倍的审理周期, JMA 赔偿程序在医疗纠纷处理程序中的使用率还是较高的[ 11- 13]。
3.1 作好事实认定, 规范评鉴程序
医疗纠纷的调解必须建立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 因此评鉴程序应该对所有案件适用, 除非医患双方已经就事实部分达成一致, 而争议的仅仅是如何赔偿的问题。对于重大案件, 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启动独立的医疗技术鉴定程序, 相关费用由保险公司预先垫付。2013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的5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6第38 条规定, 索赔 10 万元以上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医疗纠纷案件应当先行鉴定。这样的规定是合理的, 独立的医疗损害鉴定无疑更具备专业性。同时, 应该保证双方当事人对技术鉴定种类的选择权, 虽然司法鉴定存在设立门槛低、司法鉴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等情况[ 13], 但是这是司法行政部门的管理问题, 不应该以此为由剥夺当事人选择权。
3.2 重构医疗纠纷处理委员会
从德国、日本的经验来看,委员会主要由医学、法律方面的专家组成, 德国设立了首席专家。广东等地调解机构的委员会由医学、法律、人民调解员、保险公司代表、保险经纪公司代表组成。这样的作法应该改变, 应该主要由医学、法律专家组成委员会, 并且聘请深法官等人员担任首席专家, 增强医疗纠纷处理委员会的专业性。程序设计上, 可以包括两部分: 一是医疗机构是否应该对医疗损害承担责任, 二是根据5侵权责任法6等法律规定拟定赔偿方案。医疗损害鉴定工作主要由医学专家完成, 法律适用主要由法律专家完成, 当然专家类别应该适当搭配,甚至增加部分社会人士, 增强监督效果。
3.3 加强对委员会组成专家的监督
其一, 引入听证程序。可以参考德国的做法, 赋予双方当事人在程序任何阶段充分发表意见、查阅资料的权利。双方当事人可以充分咨询专家意见, 专家必须一一解答。其二, 建立医学、法律专家库, 医学专家具备从事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的资格, 法律专家具备法律职业从业资格。其三, 司法行政部门建立评价体系。司法行政部门应该对调解人员进行培训和指导, 建立医学专家、法律专家的评价体系, 严防徇私舞弊情形的发生。司法行政部门接受社会对专家的投诉, 若发生违法鉴定的情形应当依据规定予以处罚。其四, 实行回避制度、异地评鉴制度, 尽力保证评鉴程序的公正性。对当事人一般信息, 如医疗机构名称、医生姓名等予以隐蔽, 最大限度降低同行庇护的风险。其五, 司法行政部门完善法律援助服务, 法律援助律师为患方提供无偿服务, 参与调解过程, 为患方争取利益。
3.4 建立与之配套的法治环境
其一, 出台医疗纠纷预防处置办法, 将公立医疗机构与患者及家属的/ 私了0纳入规范渠道。如宁波规定这一权限为 1万元。5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6第29 条第 3 款规定 , 索赔金额在 1 万元以上的, 公立医疗机构不得与患方自行协商。这样规定可以避免因闹而赔情形的发生, 将医疗纠纷处理引导向理性处置的轨道, 也才能够将医疗纠纷处理引导到医院外部。其二, 尽快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已经成为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重要制度。由于我国存在医疗纠纷处理法律不完善, 医疗责任保险业务数据缺乏, 保险公司提供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学界对医疗责任险应该采用自愿投保抑或强制投保等理论问题也争执不下[ 14]。但是, 医疗责任险有利于化解医患矛盾, 应该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同步推进已经成为一个共识。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本身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设置不够合理也缺乏有效监督, 与之配套的立法、医疗责任险也没有配套, 限制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发挥作用。目前对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缺陷以及完善的讨论尚不多, 能否推论其他类型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希望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与研究, 促进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
[ 1] 阮友利。 论调解与医疗纠纷的解决[ J] . 中国卫生资源, 2010, 7( 4) : 171.
[ 2] 林文学。 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M] . 法律出版社, 2008: 51- 60.
[ 3] 下载自人民网 htt p: / / opinion. people. com. cn/ G B/ 18186931.ht ml, 2012 年 8 月 8 日下载)[ 4] 王胜明, 郝赤勇。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释义[ M ] . 法律出版社, 2010: 72- 74.
[ 5] 陈翰丹。 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完善[ J] . 医学与哲学,2011, 7( 7) : 70.
[ 6] 张滨, 胡亚林。 国外 ADR 处理医疗纠纷模式介绍及启示 [ J] . 医学与哲学, 2011, 6( 6) : 49- 50.
[ 7] 陶建国。 德国。 法国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及启示[ J ] . 中国卫生法制, 2010, 7( 4) :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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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系统而全面、科学和合理,它对于促进增产节支、加强经济核算,改进企业管理,提高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具有重大意义,也对铂略咨询Linked-F重点关注的企业财税难点有重大帮助。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企业物流成本管理缺陷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国企业物流成本管理缺陷分析全文如下: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物流在企业中的的特殊地位日益突出,更被誉为企业的“第二利润泉”,因此找出现阶段物流成本管理中的缺陷成为企业管理层的新课题。本文首先介绍了物流成本管理的涵义,然后描述了我国物流成本管理现状,最后重点分析了我国物流成本管理中存在的缺陷。
关键词:物流;成本管理;核算方法。
物流成本管理(Logistics Cost Management)是指企业物流活动中所发生的管理费用方面工作的总称,具体来说,是指从物流设计到物流运行再到物流结算的整个过程中,对物流成本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监督、控制以及对物流活动结果的评价。物流成本管理的内容具体包括:物流成本预测、物流成本决策、物流成本计划、物流成本控制、物流成本核算、物流成本分析和物流成本检查六个方面。
物流成本管理是物流管理的核心,其实质是依据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目标和客户的需求,以成本为手段管理企业物流,最终目标和最基本的研究课题在于利用成本指标控制物流活动,实现物流活动系统合理化,进而降低物流成本,改善服务质量,以最具经济效益的物流活动达到预定的服务水平。物流成本管理能够有效地把握企业物流成本的内涵和构成,合理利用物流的效益背反规律,科学、高效地组织物流活动,有效控制物流活动中发生的费用支出,从而降低物流总成本,提高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
我国对物流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物流概念最初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物流成本的复杂性以及其极强的关联性,我国尚未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建立出一套适合国情的物流成本管理理论体系,而对物流成本管理理论的研究大多在于介绍国外物流成本管理的研究成果,尚未能认识到物流成本管理理论的战略重要性,也未能从企业竞争需求战略层面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物流成本管理。随着现代物流及其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作为企业“第三利润源”的物流成本已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陆江在答记者问时指出,2008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高达89.89万亿元,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为18.1%,而发达国家社会物流费用与GDP的比率一般在9%~10%左右,我国高出发达国家将近一倍。这种状况表明,我国企业有很大的降低物流成本的空间,因此,加强物流成本管理,降低物流成本势在必行。
目前,我国企业在对物流成本管理中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来说,可以表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物流成本账务单独核算难度大。
长期以来,我国尚没有成型的物流成本计算标准,物流成本核算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对物流成本的计算和控制,每个企业都是分散进行的,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来把握物流成本。2006年9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了国家标准《企业物流成本构成与计算》,该标准明确了物流成本的构成和核算方法。
但是,由于物流成本构成的复杂性以及其核算的实际操作难度大,目前我国真正全面贯彻落实2006年新颁布的物流国家标准对物流成本单独分类核算记账的企业为数不多,大多数制造企业仍没有在财务会计报表中单独设立物流成本项目,而是将企业的物流成本列在制造成本和其他费用一栏中,因此,企业仍无法掌握物流成本的构成,也较难对企业物流活动发生的全部费用做出确切、全算与分析,造成物流成本信息的失真,形成“经济黑大陆”和“物流冰山”增加了物流成本管理的难度。
同时,在我国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等其他会计制度中没有专门的物流费用项日,或是有的几个项日不能全面概括物流费用。一方面,物流活动在企业会计制度中没有单独的项目,一般所有成本都列在费用一栏中,费用被归集为诸如工资、租金、公共设施和折旧等。这种归集方法存在的问题是无法确认和分配运作的责任。如果将一个企业的报表细分为发生在管理责任领域的费用和发生于组织领域的费用两部分,以获得组织与各个单位相关的财务信息,这也只能是有助于而仍不能满足总成本分析的需要。而企业的损益表,更是沿着组织预算的思路,对费用进行分类和归集。它无法克服许多与物流绩效相结合,而通常又跨组织单位发生的费用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在通常的企业财务决算表中,物流费核算的是企业向外部运输业者所支付的运输费及向仓库支付的商品保管费等传统的物流费用。对于企业内与物流中心相关的人员费、设备折旧费、固定资产税等各种费用则与企业其他经营费用统一计算。据有关资料,先进国家企业的实践表明:实际发生的物流成本往往要超过外部支付额的5倍以上。
由此可见,仅靠常用的会计方法,难以取得所需的足够数据来核算物流成本。从现代物流管理的角度来看,企业难以正确把握实际的企业物流成本。
(二)物流成本核算方法不合理。
正是因为我国企业会计制度中没有对物流成本设立单独的会计科目来进行核算,而是将与物流活动相关的各种支出列示于企业的各项费用内,或者仅仅将部分的物流成本随材料、制造费用等计入产品的制造成本中。另外,人们往往比较重视运输费、搬运费等显性成本,对于物流环节所消耗的资金利息、设备折旧、人员培训等隐性成本特别是物流活动组织不当所导致的风险和由于效率低下而增加的时间成本,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日常采用的标准会计成本法一般没有将与库存有关的成本,诸如保险和税收、租金、存货占用的资金及建设仓库所需的资本费用等计算在库存成本内,导致其被低估或模糊。而先进国家的实践证明,对于自营物流的成本支出而言,实际发生的物流成本远远高于外部支付额数倍以上。所以,从现代物流管理的角度来看,企业还没有真正把握实际的物流成本,决策者也很难从现行的会计系统中获得物流成本数据。
一方面,我国企业对物流的核算,从范围来看,着重于核算采购环节的物流成本,而忽视其他物流环节;从核算内容看,大部分企业只列物流费用,即支付给企业外部的运输或仓储的物流费用,而忽视企业内部物流费用,并将企业内部发生的物流费用与企业的生产费用、销售费用等混在一起,这使得企业不能从外部准确地把握其实际发生的物流成本。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企业之间一般是分散计算和控制物流成本,各个据本企业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来把握、核算物流成本。由于企业之间的物流核算没有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就无法比较分析企业间物流成本,无法真正体现企业之间的相对物流绩效,进而不能对企业之间物流进行统一的管理。
(三)物流成本管理不够系统。
中国由于纵向行政体制的影响,物流研究和信息数据分析处于一个个“孤岛状态”。在物流统计方面,分别有物资统计、商业统计、市场统计、交通运输统计、储运统计等,行业划分过细、核算口径不一,与现代物流成本的概念差距较大,无法综合反映宏观物流活动。就宏观物流成本而言,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有基本的货物运输量和货物周转量的统计,其他相关指标均没有公开的统计资料,或零散、分散在众多的机构组织当中。同时各研究机构和职能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缺乏科学合理的宏观物流成本分析框架,各研究机构的低水平重复,统计口径相互矛盾,这就使得国内大多数企业对物流成本的概念和核算方法了解不多,少数先进的企业虽然知道物流成本的重要性,但却没有掌握正确的核算方法,即使勉强算出来,也不能有效地为企业所用。
企业的物流活动是由供应物流、生产物流、销售物流、回收物流、废流等子系统共同组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各个物流子系统间以及系统个要素间往往存在着相互联系、此消彼长的“效益背反”关系。目前,我企业的物流活动存在着没能从物流整体这一系统性的角度出发,只是片面某一单个物流职能部门的成本或某一职能部门的某一项物流费用,违背了物流整体系统和“效益背反”规律,从而引起物流总成本的增加或降低物流服务水平,导致降低企业的利润和整体竞争力。
(四)物流成本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
企业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生产成本的控制上,制定了许多管理措施与方法并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但对于物流过程中的费用却研究较少,缺乏物流成本意识,看不到物流成本的作用,因而物流成本管理基础工作薄弱,很少研究降低企业内部物流费用的途径,特别是对物流活动的全过程缺乏有效和全面的控制,造成此低彼高,物流系统整体效益不佳。目前,我国大多数制造企业仍然对企业物流活动中存在的“第三利润源”视而不见,粗放地进行物流成本管理,既没有设置和配备正规的负责物流管理的机构和人员,也没有制订培养物流管理工作人员的计划和机制,有的企业甚至想把降低物流成本的工作完全寄希望与他人。这导致了整个社会物流成本的专业管理人员相对比较缺乏,物流管理水平较为低下。
企业计算物流成本只是单纯地想了解物流费用,没有达到怎样利用已知的物流成本信息进行有效的物流管理,也就是说要利用物流成本核算会计这种内部管理会计的思想和方法为企业的决策服务。企业的物流成本核算管理不只是企业物流管理部门的事情,应该贯穿于企业每位员工的思想中,涉及到企业的每个生产环节、生产阶段、生产工序等角落。
(五)物流成本管理对供应链应用不够。
现阶段,我国企业只停留在依靠企业内部物流活动的分析,寻求降低物流成本的方法和措施,注重单个成本的降低,很少注意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不考虑从整个供应链的角度去增加绩效,诸如与生产和销售部门共同去研究物流成本问题,解决机构之间的壁垒问题,仍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内部决策支持系统。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必将面临多变的市场环境和更大的生存风险,有些企业重业务发展、忽视风险防范,增加了风险防范的成本。
同时,在成本信息交流、反馈以及监督评价中,重视有形成本动因,忽视无形成本动因,不能完整地反映新形势下企业的经营活动及战略思想。现今在我国制造企业内部,一方面缺乏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的机制,部门经理很可能为了本部门的利益而做出损害企业整体利益的选择,从而导致企业内部物流运作效率低下;另一方面,物流供应链上下游间也缺乏沟通、协调与合作,不能利用物流供应链的整合效益来提升企业流运作的效率和效益,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企业物流运作效率低下,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企业整体运营成本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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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霍尔茨认为,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是为取得、开发和重置作为组织的资源的人所引起的成本的计量和报告。按照弗兰·霍尔茨的定义,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是从人力资源投入的角度出发,对企业人力资源的事后核算,以后的研究者们突破了他建立的人力资源成本框架,将人力资源的工资部分作为使用成本也纳入了人力资源成本的范围。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制度的完善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论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制度的完善全文如下:
摘要:随着人力资源问题不断发展,人力资产作为一种可以创造价值的资本,必然会在使用过程中产生一定的成本,即人力资源成本。人力资源会计作为一门新学科,以人力资源为研究对象并反映人力资源在企业发展中的战略位置。伴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人力资源会计单靠会计学知识已难以解决,必须进行学科交融,研究人力资源成本问题也是重要环节。因此,在当今多变的经济环境下,研究人力资源成本会计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制度完善。
人力资源会计的一般目的是提供人力资源变化的信息,以满足人力资源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为企业或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服务。它的具体目的是通过提供社会人力资源需求的信息,使国家有关部门,企业做出正确的人力资源投资决策,以实现整个社会对人力资源的总需求和人力资源总供给之间的平衡。
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是从企业对人力资源投入的角度出发,对企业人力资源的取得,开发和替代成本进行核算,它是按历史成本进行的事后核算。从本质上说,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主要是以财务会计方法为手段,将人力资源的取得,开发,使用成本和为提高人力资源素质而进行的投资单独予以反映的过程。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特点是单独计量人力资源的取得成本,开发成本,使用成本和替代成本。它将人力资源成本中属于资本性支出部分进行资产化处理,在受益期内分期摊销,这对企业来说很有必要。
1.1 人力资源成本的内容。
按照人们赋予人力资源会计的任务,凡是涉及人力资源的取得,开发,使用,保障和离职等投入成本的都应加以反映,人力资源的投资作为人力资源会计的反映对象,具体依据人力资源进入企业到最终退出企业的时间顺序,以及企业对人力资源投资的不同目的,可将这项投资确认为五个成本:
1.1.1 人力资源的取得成本。
人力资源的取得成本是指为取得一名新员工的人力资源而付出的代价,是企业在招募和录取职工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它具体包括四项:招募成本、选拔成本、录用成本、安置成本。
1.1.2 人力资源的开发成本。
人力资源的开发成本是企业为提高职工的生产技术能力,为增加企业人力资源的价值而发生的费用。从本质上看,人力资源的开发成本是企业对人力资源进行的投资。具体包括以下三项:上岗前培训成本、岗位培训成本、脱产培训成本。
1.1.3 人力资源的使用成本。
人力资源的使用成本是企业在使用职工的过程中而发生的成本。从本质上看,人力资源的使用成本是人力资源的产权主体因企业运用人力资源的使用权而从企业获得的补偿,它是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的体现。具体包括以下三项:维持成本、奖励成本、调剂成本。
1.1.4 人力资源的保障成本。
人力资源保障成本是保障人力资源在暂时或长期丧失使用价值时的生存权而必须支付的费用。具体包括以下四项:健康事故保障成本、劳动事故保障成本、退休养老保障成本、失业保障成本。
1.1.5 人力资源的离职成本。
人力资源的离职成本是由于职工离开企业而产生的成本。包括以下三项:离职补偿成本、离职前业绩差别成本、空职成本。
2 人力资源成本会计计量过程中的困难
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在人力资源与非人力资源合约的企业组织中,人力资源的价值比重越来越重要,使得一度沉寂的人力资源价值计量问题再度呈现。但是,目前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困难重重。
2.1 人力资源会计计量实施的障碍首先来自人的观念。
对非人力资源的计量,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要把人力资源确认为资产并对之计量,便认为是对人格的侮辱,人怎么能与物一样论质论价。人的价值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永远只能反映在人的心目中。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观念必将随之改变,确认人力资源为资产,并不是对人本身的论价,而是对其拥有的知识、对企业的贡献大小的评价。企业也对人力资源的取得、招聘、使用等成本反映为一项资产。[论文网 LunWenData.Com]
2.2 目前的计量方法都带有片面性。
目前我国人力资源会计的计量方法有一定的片面性,其计算结果都不能涵盖人力资源价值的全部。因为企业的正常利润同其超额利润一样也含有人力资源价值的一部分不容忽视。此外,按照这种计算方法,当某企业的实际利润等于或低于同行业正常利润时,该企业人力资源就没有价值,显然这是不合理的,这大大低估了人力资源的价值,违背了人力资源是一种重要经济资源的原理。12.3 人力资源载体的不确定性。
人力资源的载体是劳动者,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者,其生产能力的变化和实物资产、无形资产受各种因素影响有增减值变化一样,人力资源的价值会因管理水平、个人努力、科技进步、教育培养等出现增值、减值变动。人力资源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产,是要给企业带来现金流入的。2但人力资源对企业所提供的未来利益无法确定,且无储存价值,即人力资源具有不确定性。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确定性的影响,关键是必须且能够对人力资源的增减量进行计量。
当然,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问题并不一定要在短期内解决,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辿一步到位,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新问题,只有不断总结、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理论才能日益完善,人力资源会计才能全面推行。
3.1 人力资源成本核算账户设置。
人力资源会计是将传统会计作为当期费用处理的与人力资源有关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并将其中的资本性支出进行资产化处理。而有关的人力资源成本的数据都是以原始记录为依据,都可以根据发生的结果直接获得,因此将人力资源成本纳入传统会计账内进行核算是简便可行的。
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应在传统会计账户设置的基础上,增设“人力资源成本”、“人力资源成本摊销”、“人力资源损益”、“待摊人力资源费用”账户进行人力资源成本核算。
3.1.1“人力资源成本”账户。
核算企业所发生的人力资源成本支出的增加,减少及其余额。账户的借方登记取得,开发和使用人力资源时所发生的人力资源成本的增加额,贷方登记作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而转出的人力资源的使用成本和人力资源退出企业时所冲减的该人力资源的取得成本、开发成本。期末账户借方余额为企业目前所拥有或控制的人力资源的取得成本和开发成本的总额。该账户按人员或部门类别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因为人力资源成本业务大都在借方,所以设置的专栏只反映借方金额,当期末结转使用成本和人力资源退出企业时登记的贷方金额可用红字在借方栏内登记。
3.1.2“人力资源成本摊销”账户。
人力资源取得成本和开发成本的摊销期限和每期摊销金额的确定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属于资本性支出的人力资源取得成本,开发成本及其摊销可以按人员或部门类别设置明细进行。
因此人力资源成本摊销相应的也有个别摊销或集体摊销两种方式:a. 按人员进行人力资源成本明细核算的,成本摊销应个别进行。b. 按集体进行核算的人力资源成本,在摊销时应进行集体摊销。
3.1.3“人力资源损益”账户。
核算因企业员工变动而产生的损益。该账户借方登记人力资源退出企业时企业在该人力资源身上所发生的取得成本和开发成本尚未摊销的数额,以及企业辞退员工时发放的遣散费,贷方登记人力资源退出企业时向企业交纳的赔偿金(例如,该人力资源在合同期内违约离开企业,按合同约定影响企业交纳的赔偿金)。期末时,如果借方发生额大于贷方发生额,则将其差额从该账户的贷方转入“本年利润”账户借方,冲减本年利润;如果借方发生额小于贷方发生额,则将其差额从该账户的借方转入“本年利润”账户的贷方,增加本年利润;期末结转后“人力资源损益”账户无余额3。
3.1.4“待摊人力资源费用”账户。
核算企业属于收益性支出的人力资源取得成本和开发成本的增加,减少及其余额,借方登记属于收益性支出的人力资源取得成本和开发成本,离职成本的增加额和人力资源投资本期摊销额,贷方登记结转至本年利润的人力资源费用及有关人员离开企业时所冲减的与其有关的这部分成本尚未摊销完的数额。期末账户借方余额为目前属于收益性支出的人力资源取得成本和开发成本尚未摊销的数额。该账户按人员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
3.2 人力资源成本披露。
首先,是人力资源成本对内披露。人力资源的对内披露,对内报告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非货币信息,主要是企业现在的人力资源组成,分配及利用情况,特别对于一些高成本引入的重要人才,应重点揭示。另一部分是货币信息,主要是企业责任中心人力资源的现值。人力资源投入产出比,对于一些高成本引入的重要人才,应单独分析成本与其创造的效益,以确定其投资收益率。
其次,是力资源成本对外披露。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目前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可以将“人力资源成本”,“人力资源成本摊销”列入在资产负债表的无形资产之后。其二认为应将人力资产列示长期投资和固定资产之间。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因为人力资产的列示应使管理者注意到人力资源的价值问题,为提高人力资源而设计并执行最佳的管理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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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术论文是以教育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文章。教育论文是学术论文的一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教育论文相关范文:我国会计制度改革不足与完善。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我国会计制度改革不足与完善全文如下:
[摘要]会计改革是一个内涵丰宫、外延广泛的范畴,其中会计制度改革是会计改革的实质和核心。我国会计制度改革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行业会计制度的具体行为规范不适应企业改革的要求,现行会计制度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国际化进程缓慢,规范的协调性差等方面。应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构建企业会计制度,按“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完善会计制度,加快我国会计规范的国际化进程,强化约束和监督机制。
[关键词]会计制度;改革;不足;对策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在会计领域迈出了改革的步伐。会计改革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范畴,它包括会计制度的改革、会计手段的改革、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会计教育的改革以及会计观念的变革等,其中会计制度改革是会计改革的实质和核心,它不仅是会计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反映着会计改革成效的优劣。
(一)行业会计制度的具体行为规范不适应企业改革的要求
1. 不能适应企业经营多元化发展的要求。随着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和风险机制的日益形成,多元化经营将成为企业经营的必然趋势和战略选择。多元化经营必然使企业涉足于各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而执行现行会计规范要求企业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分别设置账户,并采用不同的会计程序与方法进行会计处理,这不仅增加了多元化经营企业会计核算的工作量,影响核算效率和质量,而且难以保持口径一致与反映综合的财务会计信息。
2. 不利于会计信息的行业比较和分析。执行行业会计制度,使得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会计处理所依据的原则、程序、方法各不相同,这就必然导致会计信息在行业、企业之间失去可比性,不便于投资主体对潜在投资对象的比较、分析和选择,最终不利于资金的合理流向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3. 不便于投资主体对企业实施有效的财务监督。企业各投资主体对企业实施财务监督的主要依据是财务会计信息。然而,一方面各投资主体出于增加投资收益、回避投资风险的考虑,会不断的改变投资对象,使资金经常性地从一个行业转向另一个行业,或同时分布于若干不同行业;另一方面不同行业又执行不同的财务会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主体要实施财务监督就必需熟悉不同行业的会计处理原则、程序和方法,这无疑加大了财务监督的难度,影响财务监督效率。
(二)现行会计制度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
完整性和系统性是现代会计制度应具备的基本特征。所谓“完整性”是指会计制度应包括和覆盖全部会计实务,使每一会计行为,每一会计事项都有相应的制度予以规范;所谓“系统性”是指现代会计制度应是在会计目标统一约束下,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多分支、分层次的会计制度构成的有机体系。然而,我国现行的会计制度基本上是围绕企业常规会计事项由国家统一制定,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 一些现代会计分支尚未纳入会计规范体系。近年来,随着会计领域的改革开放以及会计理论研究的深化,一些新的会计分支,如人力资源会计、质量成本会计、物价变动会计、金融工具会计等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然而,有关这些会计分支,我国目前尚无具体的制度或准则规范,使得现行会计规范在内容上残缺不全,尽管一些企业认识到需要通过会计系统确认和计量人力资源的耗费,需要核算与报告物价变动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影响,也需要核算和报告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及其对股东权益的影响等等。但由于缺乏这方面的准则、制度,使得企业会计人员力不从心,或只能按各自的需要作出不规范的会计处理。
2. 许多企业缺乏健全、完善的内部核算制度。完善的会计规范体系不仅包括国家统一制定的各个层次的会计规范,而且还包括企业根据其经营特点和管理要求制定的内部核算制度和办法、会计核算的基础管理制度与办法、成本核算制度与办法、内部财务成本的分析考核制度及办法等。然而,目前许多企业只执行统一层次的会计规范,而无完善的内部核算制度与办法,不但损害了会计制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且往往导致企业成本不实、账目不清、数据不真。
(三)会计制度改革的国际化进程缓慢
《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会计在国际化进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其进展不尽人意。现行会计规范在许多方面与国际会计准则尚未协调,甚至差异较大。例如有关固定资产折旧、存货计价等会计方法,国际会计准则规定在保持一致性的前提下,企业可以自行选择,而在我国的会计准则和制度中,有关这些方法的选择作了较严格的限制,因此,一些在国外被广泛使用的会计程序和方法,在我国尚未应用或受到严格限制。
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我国的会计信息缺乏国际可比性,不能充分发挥其“国际性商业语言”的功能,这正如我国的涉外企业需要按照我国会计准则与上市地或子公司所在地会计准则编制两套口径不同的会计报表,并分别由不同国别的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这充分表明,由于会计规范的差异,一方面使我国涉外企业的会计工作量增大,会计信息成本上升, 不利于这些企业的国际性竞争,另一方面有碍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国际化发展和企业经营的国际化拓展。
(四)现行会计规范的协调性差
在我国,自《企业会计准则》出台后,分行业、分所有制颁布了一系列会计制度,对相关事项的核算与报告作了许多规定。如《公司法》第六章对公司制企业的财务会计作了一系列规定,《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第三章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编制和披露作了若干规定。这些规定从基本面看,与会计制度的规定是一致的,但也存在诸多不协调的方面。以报表种类的设置为例,工商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应编制的财务报表主要是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利润分配表和主营业务收支明细表(商品销售利润明细表),而《公司法》规定企业除编制几个基本财务报表外,还应编制财务情况说明斗书,对主营业务收支明细表(商品销售利润明细表)则没有明确要求。新近出台的假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变则规定企业须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股东权益增减变动表、应交增值税明细表、利润分配表以及分部营业利润和资产表等。由于相关法律规定不一致,导致企业会计人员在实务操作中无所适从。比如一个从事产品制造的股份有限公司,是应执行《工业企业会计制度》还是按《公司法》规定处理,是无从明确的,结果可能导致同一类型企业按照不同的规定进行处理,损害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五)会计制度的严肃性受到损害
会计制度作为指导各企业进行会计处理的规范,具有强制性和严肃性,即各企业会计人员均应自觉地按照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核算和报告。但在现实中,一方面,由于监督措施不力,导致一些企业为了自身局部利益而在会计处理上“各尽所需”,主要表现在一些企业的会计人员置会计制度规定于不顾,完全按厂长、经理的意图进行会计处理,导致核算不实、数据不真,或设置“两套账”以应付财政、税务等机关的审查。更为甚者,一些审计部门和审计人员,在执行业务时,为了不得罪客户,不顾执业规范而按客户意图进行审计,提供虚假审计报告。另一方面,由于执法不严,纵容了违规违纪行为,比如一些企业虽然在审计或财务检查中查出了不少问题,但在处理上大多是“限期纠正”、“下不为例”,对负责人从轻处理或不予处理,这就纵容了会计上的违规违纪行为,致使一些企业违规行为屡查屡犯,屡禁不止。
(一)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构建企业会计制度
1. 建立能适应各个行业的统一的会计规范体系。为适应这一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应改革以行业会计制度规范企业会计处理的状况,尽快制定和颁布能适用于各行各业的《具体会计准则》,以使企业能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按统一规定进行会计处理,简化企业的会计处理程序和处理方法,提高财务会计信息的综合程度和可比性。
2. 制定和完善各项资本经营业务的会计处理规范。随着企业集团化经营战略的逐步实施,每个企业都可能发生各种形式的资本经营事项,这就要求有关部门改革过去那种针对企业常规经营业务制定会计制度的状况,为各种形式下的资本经营事项制定出相应的会计处理规范,并纳入统一的准则体系。
(二)按“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完善会计制度
现代会计在构成上具有横向多元、纵向多层的特点。横向多元即指现代会计除传统意义上的企业会计、预算会计外,还包括人力资源会计、金融工具会计、租赁会计、通货膨胀会计、破产清算会计等若干分支;纵向多层则指现代会计是由宏观会计、社会责任会计、企业(单位)会计、内部责任会计等若干层次构成。以上各个分支、各个层次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完整的现代会计内容体系。与这一体系相适应,现代会计制度应按“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予以构建和设置,这里的“横向到边”就是会计制度的构成在广度上应具有全面性,既要包括对传统财务会计事项的规范,又要针对各现代会计分支,制定出相应的准则和制度,如通货膨胀会计准则、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租赁会计准则、人力资源会计准则等。“纵向到底”就是会计制度的构成在层次上应具有完整性。它包括两方面含义:其一,与会计构成的层次性相适应。现代会计制度既要包括宏观会计、社会责任会计等方面的准则或制度,又要包括企业(单位)的刽十准则与制度;其二,与会制胶制定主体的层次性相适应。会计制度既要包括国家统一制定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又要包括各企业(单位)根据统一会计准则或制度,结合企业(单位)实际情况制定的内部核算制度。
无论是“横向到边”还是“纵向到底”均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过程,从辩证的观点看,这里的“边”和“底”均是无止境的,理由在于:其一,随着我国会计改革以及会计理论研究的日益深化,将会不断拓展新的会计领域,形成新的会计分支,进而需要有新的会计制度来规范这些会计领域的会计行为,这表明会计制度在“边”的扩展上具有无限性;其二,随着集团化经营的进一步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增多,进而使得企业内部核算制度与办法的层次不断增加,这表明会计制度在“底”的延伸上具有无限性。
(三)加快我国会计规范的国际化进程
1. 按照国际会计规范的构成构建我国会计准则的结构框架。包括:(1)加快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颁布和实施,尽早实现从行业会计制度向具体会计准则的转变;(2)参照国际会计准则体系的构成,补充和完善我国会计准则的相关内容,如物价变动会计准则、施工合同会计准则、租赁会计准则、外币汇率变动影响会计准则、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等等。
2. 参照国际会计准则有关会计处理程序与方法的规定,修正和完善我国会计规范中有关会计程序与方法的选择范围和原则。如将成本与市价孰低法、现值计量法等纳入会计准则,并允许企业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自行选择。
加快会计规范的国际化进程这一命题并非否认会计规范的国家特色。不容质疑,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特征决定了我国会计规范应在加快国际化进程的同时,体现国家化特色。具体说,其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会计制度的制定应能体现会计主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协调的要求,特别在目前我国财力尚十分薄弱的环境下,更要首先考虑所执行的会计制度对国家宏观利益的影响;其二,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因此,会计制度的制定不仅要满足会计主体核算与报告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的需要,而且要满足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
(四)强化会计制度执行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1. 各会计主体强化自我约束机制。相对于外部监督而言,自我约束具有防范性和能动性的特点,因而是确保会计制度正常执行的主要措施。从目前情况看,强化会计主体的自我约束,主要是各会计主体应根据国家统一准则和制度的要求,制定出与本会计主体生产经营特点及管理要求相适应的内部会计制度,以规范内部会计行为。同时,各会计主体的管理当局应从增进局部利益、维护国家利益这一双重利益观念出发,督促会计人员严格执行制度规定,必要时应将会计人员对制度的执行和遵守情况纳入业绩考核,以促使会计人员自觉遵规守法。
2. 强化外部监督机制。主要是外在于会计主体的各有关部门,如财政、税收、银行等定期对各社会主体的会计核算情况实施跟踪检查和监督,经常性了解各会计主体对会计制度的执行情况。对于能严格执行会计制度的会计主体给予各种形式的嘉奖或信贷优惠,而对违反会计制度、损害国家利益的会计主体则视情节轻重、违纪金额大小等给予相应的处罚(如通报、罚款等),以督促各会计主体从维护自身的形象和利益出发,自觉遵规守法。同时强化审计部门的监督职能,即审计部门应在对社会主体的审计业务中严格按照执业规范的要求执行审计业务,出具审计报告,对于审计中发现的有关制度执行方面的问题,应予以指出,并督促企业限期纠正,企业不予纠正的,则应在审计报告中如实披露,以促使会计主体从维护其社会形象出发,自觉执行会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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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通常是指在17世纪至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一个新思维不断涌现的时代,与理性主义等一起构成一个较长的文化运动时期。这个时期的启蒙运动,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等。启蒙运动同时为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框架,并且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与音乐史上的巴洛克时期以及艺术史上的新古典主义时期是同一时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近现代两次启蒙运动的缺陷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启蒙的实质是作为个体的人获得“成为自己”的自由,它涉及自我与自性、个性、共性等定位坐标点的关系。如果以自性、个性、共性作为个体自我定位的三个醒目的坐标点,那么,从自性到个性再到共性,反映的是角色意识统合功能次第加强的运动态势,反之,从共性到个性再到自性,则划出了主体意识分化倾向日益明显的运动轨迹。
就此而言,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分合大势至为简单明朗,虽然历经无数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为表相的政权更迭和治乱循环,但角色意识代表的统合趋向和功能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亘古未变,个体自我的主体意识一直没有孕育、催生的机会,这是由拒绝分化、敌视个体的文化、政治的大环境、大气候所决定的。因此,趋于分化、多元的以自性定义个体的角度几乎被挤压成边线重合的直线---一个未经开启的平面,定义的问题被置换为定位的问题,“我是谁?”的本体追问转变为自我的身份认同的问题。
联系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现实,这种问题的置换既显示了文化惯性作用的强大,也受制于不得不如此的客观情境。具体而言,需要重新确认的不仅是个体的自我认同,更涉及社会、民族、国家、文化等为个体自我认同提供资源和定位坐标的对象,两种认同的调整、变化呈互动关系,后者因其数量和规模优势对前者具有更大的统摄和裹挟效应,在重要性排序上,从学理和现实两方面都明显向后者倾斜,这种倾斜有其伦理正确性、历史合理性和文化必然性。
从学理的层面而言,它反映了黑格尔“伦理总体性”的要求,这一要求源于“个别与一般的一体性”.具体表现为,“一个通过认知而与自身建立关联的主体,会同时面对两个自我: 一个是作为普遍的主体,它是作为一切可以认识的对象的总体性世界的对立面; 另一个是个别的自我,它在世界中是个别的自我,它在世界中是众多实体当中的一员。如果绝对者被认为是无限的主体性( 它不断产生客体性,以使自身走出僵化,而进入绝对知识的神圣王国) ,那么,一般与个别这两个环节就只有在独白式的自我认识框架中才能被认为是得到了统一: 因此,在具体的普遍性当中,作为普遍性的主体始终优先于作为个体的主体。在伦理领域中,这一逻辑的结果则是更高层次的国家主体性优于个体的主观自由。”[1]( P. 47)从现实的层面而言,“重建新的意识结构是和重建新的社会结构同步的。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重新确认自己不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自然事件,而是一种集体命运。”[2]( P. 1 -2)因此,“寻找认同的过程就不只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而是一个直接参与政治、法律、道德、审美和其他社会实践的过程。”[2]( P. 2)“对现代认同问题的探讨,不仅会涉及到自我、个人的观念,而且会涉及社会、民族、国家和自然等观念。”[2]( P. 3)也即,单数的主体在复数的主体的缠绕和包裹下,其浮出意识的水面并凸显其重要性的过程必然要经历更多曲折。从文化的层面而言,亦支持这种整体、群体对个体的置换和凌驾,而且它对人类普遍本质、意义、价值等的探寻先天薄弱,也是造成个体人格不成熟及其无权、弱势之现实境况的主因。
个人主体确立的问题遭遇置换和滞后的宿命境遇与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息息相关,由于同样的深陷误区的命运,“五四”启蒙运动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新启蒙”运动存在重要的逻辑和历史的联系。
众所周知,中国的个人( 本位) 主义和个人( 性) 话语始于清末危机、特别是以“五四”启蒙运动为主的新文化运动。此前,个人主体作为“具有内在深度的自我”处于缺席和地位模糊的状态,个人意志淹没在伦理架构、道德体系、集体荣誉感、角色规范之中,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套牢的工具、一个失去挣扎欲望的溺水者。
诚如汪晖所言,“个人的自我归宿感是一个现代事件”,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被赋予一个基本固定的“角色”和“位格”,他的归属意识非常明确,因此,很少发生“魂不知所寄,情不知所衷”的漂泊无依感和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惶惑和焦虑情绪,每个具体的人的“痛苦”自觉局限于被给定的角色体系内部。个人主体的建构诉求是现代社会的一大表征,因此,它必然与中国的现代化诸问题纠结在一起。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其动力并非首先来自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是被动的、后发的、学习型的,遭受侵略的事实使这种要求表现得十分竣急,且带有无暇从容选择的盲目,大致而言,走过了一条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不断深化的“师夷”之路。为谋求“制夷”之策,为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这种“学习型”的现代化道路带有极强的功利的特征甚至急功近利的特征。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和富国强民的主观热望使中国的主体建构重心很快由个人转向民族、国家等更大的主体,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提供话语支持和认同引导,建构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在争夺政治和文化主导权的斗争中充分发挥其动员和宣传的职能。在此过程中,个体之“小我”在“大我”的支配下填补进新的等级角色,拥有新的责任和义务。正如一个美国人的观察,“在有组织的等级体制中按照规定的角色行事,这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实质。……在中国,个人的权利就是整个地分享群体的权利,而不是个人想为所欲为的通行证。”[3]( P. 4)可以说,这一原则并未因现代化的转型要求而失效,它积淀于文化结构和社会心理的层峦叠嶂之中、至为幽深之处,深埋于群体的个体以及始终在角色意识浓重阴影下沉睡的主体意识,很难在一两次激进的急功近利目的导引的革命或运动中被彻底唤醒和拯救。
从“五四”时期“问题小说”中的“叛逆角色”的遭遇可知,个体从“家”中出走和逃亡的那一刻,碰到的是“国”这一“厚障壁”,个体自觉和个性解放使冲击和反叛家长制成为“五四”时期的一种社会新气象或说新时尚,但个体并没有获得充分的合法性以及成长的社会空间和动力,民族国家作为取代宗法制社会父君之权的更大主体,成为个体皈依的沉沦之所。当鲁迅在《伤逝》中以子君之口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个人主权宣言时,正切中了主体确立“依自不依他”的要害。然而,壮怀激烈、振聋发聩的个人主体诉求迅速在“娜拉走后怎样”这一现实境遇面前碰壁,鲁迅亦无法将子君的合理要求和生命自由向着胜利的喜剧结局进行到底。
虽然子君的悲剧被置于爱情和婚姻的叙事框架内,很多论者也习惯于从性别压迫的角度立论,但不可否认这首先是一个社会和时代的悲剧,它也属于涓生,或者说涓生的悲剧性更为深刻,因为这一悲剧标志着“启蒙”和“启蒙者”的失败。子君的“觉醒”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涓生的“启蒙”,然而,“启蒙”塑造的“新女性”子君并没有完成相对于“启蒙者”涓生的真正的自我确立和个体独立,这种“依附”既是经济的和身份的,也是人格的和精神的,正是以“( 自由之) 爱”的名义确立的不平等的“依附”关系导致了他们的最终分离。可以说,个体分化的不彻底、主体意识的不明确是制造类似人生和爱情悲剧的一个最大的原因,个体无以负起全部的责任,制约这种“分化”的巨大阻力仍然来自特定的文化结构和社会建构。因此,类似子君和涓生这般以爱情的悲欢离合为表现形式的个人主体困境具有必然性和代表性。
与之类似,鲁迅的“立人”理想一方面表述为“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性主义诉求,一方面又建立、落实在“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立场上,呈现出深刻的内在分歧和两难困境。“国民性”话语及其“劣根性”诊断是针对“国民”的“共性”,且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理论上说,它与每个人有特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难以作笼统概述,在凹凸不平的“相关性”之上,是其作为宏大概念和宏大叙事脱离个人、凌驾个人的本性。这一宏大概念和宏大叙事是“我们”的一个分支和别名,它希冀以“改造”的路径作用于每一个具体的“我”.对个体而言,这种否定性的界定与此前已经固化的肯定性界定一样都是外铄的,是以新的“共性”改写旧的“共性”,无法抵达“个性”,更不能召唤“自性”.
所以,以反思和改造“大我”角色来实现的国民主体的建构,与西方启蒙运动所宣叙的个人主体的自由有所不同,它首先需要民族国家主体的政治主权和制度运作的支撑。于是,“立人”的迫切性让位于“立国”,“救亡”压倒了“启蒙”,“文学革命”的个人( 性) 话语变异为“革命文学”的阶级话语,等等,便成了在文化制约和危机胁迫下顺理成章的历史选择,这种必然性与其说受制于逻辑推衍,不如说源自根深蒂固的文化惯性和基因遗传导致的不自觉选择。现代社会的分化功能在内忧外患的中国终于被提起,却又迅速转向别样名目的统合,个体再次被许以在群体利益实现后依其在群体中的“角色”地位而拥有等级化的分享的权利。伴随以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来实现民族国家建立的道路,个体和社会陷入更为致密的“一体化”的深渊,直至 20 世纪八十年代重提“启蒙”话题。
关于启蒙运动在中国的曲折历程,很多学者做过历史资料的梳理和学理上的深入探究,其中不乏深刻的洞见和创见,值得详细剖析。
周策纵对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的“五四”运动的相关历史有过扎实的研究,并试图给出“一个仅供参考的阐释”.关于其时的“个人主义”的兴起以及后来的“国家主义”的演变趋向,他作了如下的分析: “‘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思想和社会政治相结合的运动,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来实现民族独立、个人解放和社会公正。……‘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维护民族的生存与独立,这实际上是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所有重大改革及革命的目的。……在‘五四’时期,特别是其初期,个人解放是主流意识之一。
1915 年以后,多数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改革者开始认识到要振兴中华民族,就必须从陈腐的传统伦理和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将所有个人都从旧的被动思考的模式中解放出来,打破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自给自足的家长制的家族制度,势必会增强民族的实力。……讲到批判传统的束缚,他们认为个人自由比循规蹈矩更为重要。……但这种个人解放的潮流并不等同于西方所宣扬的个人主义,而自由主义的意义也与西方所提倡的有所不同。对于救国的目的来说,中国许多年轻的改革者认为个人解放和维护个人权利相差不大。‘五四’时期虽然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个人价值和独立判断的意义,但又强调了个人对于社会和国家所负的责任。这种情况不同于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主义的诞生,因为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中国的问题还是民族国家的独立。因此中国对个人从传统中特别是从封建大家族制度下解放出来的需求很快就被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与国家从而建立一个强大政府的要求给抵消了。……这样,‘五四事件’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两股势力兴起,压倒了个人主义潮流。”[4]( P. 500 -502)在指出这一历史演变趋向和事实时,周策纵点到了中国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西方的不同,但未就此深入展开论述。
刘禾曾对中国“个人主义”话语进行过谱系学的梳理,她指出,“‘五四’式的个人观念总是与民族、国家及社会的观念密不可分。”[5]( P. 115)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以一种极不平衡的方式表现出来,尽显“个人”主体的不成熟和无力感,“其关键就在于‘国家’、‘种族’的思想以‘集体’的名义取消了人的独立性和自我意识,从而陷入了一种人的无主的盲目状态”[2]( P. 322),自我意识的匮乏、主体的盲目状态等很容易使个人落入被动的工具化的生存方式,刘禾借对杜亚泉一篇题为《个人与国家之界说》的分析,说明了“个人”的历史功用和“个人主义”话语的历史价值。“杜亚泉的隐喻和辩证式的论述都集中呈现了一点,即,现代性所做的事情乃是在普通的个人与国家之间建立一种直接的、毫无中介可言的关系。文章作者从维护个人的角度批评国家的绝对权威,但他的批评并不妨碍他全盘接受这种个人/国家的概念性黏结。
他对个人与国家之间辩证关系的阐发本身就是对这种概念黏结的一次再生产。个人必须首先从他所在的家庭、宗教或其他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以便使国家获得对个人的直接、无中介的所有权。
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个人主义话语恰好扮演着这样一个‘解放者’的角色。”[5]( P. 122)这也正是周策纵的看法,“旧伦理的解体或许多多少少把个人从家庭与宗族的纽带中分离出来,但同时也为国家、党派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对个人的控制清扫了道路。”[5]( P. 122)刘禾在将“中国‘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口号”以其认知和阅读视野为前提“置回它所处的具体历史上下文”之后,得出结论: “个人主义的话语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它与民国早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大叙事之间有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像当时流行的其他话语一样,它以自身的方式参与了现代意识形态和权力重组的重要进程。这种参与方式不能冠之以任何简单的结论( 如真/伪个人主义的结论) .个人主义并不总是构成国族主义的对立面,启蒙运动也并非是民族救亡的反面。”[5]( P. 117)但这一结论本身显然也具有相对性和局限性,对“启蒙”、特别是作为“启蒙”的重要内容的关于个人主体及其自由的不同认识,会使这一结论发生价值判断上的分歧。比如,汪晖在历史描述和事实认定上,与周策纵、刘禾无甚差异,也认为“‘人及其个体性’的命题终于淹没在‘民族主义’的命题中”是“五四”启蒙运动达成的一个“现代性的后果”,但他将“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视为“‘五四’启蒙思想家抨击和否定的对象”,因此导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启蒙”是失败的、导致了“启蒙的自我瓦解”这样的价值判断。尽管持此看法,他仍然承认其历史必然性,并以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说明这种必然性有其巨大的文化背景和支持力度,即“以集体性和文化的普遍性为其特征的民族主义与以个体和思维的独立性为其特征的‘个体意识’之间的冲突,从一开始就无法构成实质性的对抗,后者在那个时期仅仅是前者的历史衍生物,而无法成为一种独立的现实力量。”[2]( P. 324)由此看出他们的侧重点的明显不同,刘禾从“立国”的角度肯定“五四”启蒙运动中个人主义话语的积极作用,汪晖则基于“立人”立场质疑和批评因启蒙的不彻底导致的个人主体的不确立。
“五四”启蒙运动中,个人主体诉求迅速被阶级主体、民族主体、国家主体和民族国家主体等宏大诉求、集体诉求所取代,既是中国现代化转型之初特定历史际遇所决定的,更重要的,这种转向的柔顺易行也反映了历史趋势与其背后的文化基因存在协同一致性,后者发挥了深隐而巨大的惯性作用。中国文化重视群体甚于个体、群体高于个体、“大我”凌驾“小我”,是一以贯之的原则。“像个人主义一样,国族主义和‘群’的概念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中也占有自己针插不进的地盘。”[5]( P. 127)而且,后者常常拥有针对前者的全包含的绝对优势。对于胡适将“小我”置于“大我”之下的主张,刘禾认为是“现代主体性理论的逻辑引申”,此处的“大我”被视为“社会性的聚集和增生”,特指“有机的现代社会”,在此前提下,“把个体整合成民族国家的公民”、“现代社会的成员”才有可能性和主体合法性的保障。显然,当时的中国从国家主体的确立和社会的性质而言,都不具备“整合”的前提条件,而且,个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地位是以“公民”的身份作为社会“有机”分子的必备要素,因此,坚持群体对个体的统摄,实际走向了现代性的反面,这样的“启蒙”必然导致皈依传统的“反启蒙”效果。
诸多个人主义话语的歧义杂陈表明,“五四”启蒙运动只在否定的意义上具有“态度的同一性”,“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批判和怀疑”这种批评对象的高度一致几乎是其唯一的共同点,而在“启蒙”的内涵、目的、途径、方法等方面显得混乱且空洞,缺乏肯定意义上“逻辑的一致性”.
对群体利益的重视,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很难将“个人作为家族、群体、民族、国家、伦理观念的对立物,从而把个人的自由解放视为首要的任务”,总要给个体找一个皈依和从属的“大我”,“阶级”和“民族”在中国人创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过程中成为个人认同的两个重要类属“主体”,两者联手形成互补和互渗的关系。杜赞奇这样阐述“阶级”和“民族”的关系: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认为有必要把阶级视作建构一种特别而强有力的民族的修辞手法---一种民族观。在中国,李大钊就是以阶级的语言来想像在国际舞台上的中华民族的: 中国人民是一个被西方资产阶级压迫的无产阶级民族,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部分。……革命家诉诸阶级――这个阶级包括整个人类或者所有被欧洲资产阶级剥削的人们。我们可以称之为阶级民族主义,但其中仍然保留了政治的和文化的民族主义的若干动机……国际舞台上的阶级――民族在国内也有相应的表达方式。
某个阶级的所谓的特征被延伸至整个民族,某一个人或群体是否属于民族共同体是以是否符合这个阶级的标准为转移的。中国共产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尤其是旨在清除不受欢迎的阶级或剥夺他们的公民权,从而以理想化的无产阶级形象塑造中国的‘“”’时期。这里,民族的观念成为具有超国界诉求的革命语言与民族确定性之间的张力之所。以阶级斗争的革命语言界定民族的另一种手法是把阶级斗争的”普遍“理论置入民族的语境中。30 年代后期毛泽东上升为与列宁和斯大林齐名的最高理论家的地位,以及‘中国模式’的革命运动的诞生,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民族特性便体现在由中国人领导的独特的阶级斗争的模式中。”
[6]( P. 10 -11)这一经由阶级认同、力量集结、暴力争权从而组建民族国家所“拯救”和建构的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也即从“五四”启蒙运动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在文学表述上的最大特征是个人主义话语( 个性话语) 向阶级话语的转变、顺役和沉沦,“人”或“人的解放”等抽象和具体的个人主体性的诉求作为与“阶级性”对峙的“人性论”遭到批判,以“阶级”为认同标准的“人以群分”体现的是“敌我之辨”,多半个世纪的历史时段内,中国人寻找和证明的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群体归属,“朋友”以政治意识形态的远近亲疏划分出更加细化的以“我们”为中心的涟漪圈子。以阶级( 政治意识形态) 为核心的伦理架构在实质和形态上都十分接近以血缘远近为亲疏划分标准的宗法制伦理架构,几乎毫无变化的分合诉求及其原则贯穿于整个历史进程。
这在文学叙事中体现为清晰的人物设置的原则,以王小波的作品为例,在《寻找无双》中,作者借用坊吏---所谓的“基层工作者”---王安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名目变动不居、实质亘古不变的二元对立原则: “创世之初,世间就有两种人存在。一种人是我们,一种人是奸党。到了大唐建元年间,世上还有两种人存在,一种人依旧是我们,另一种依旧是奸党。……到了今天,世上仍然有两种人,一种还是我们,另一种还是奸党。
……在这个世界上,冰炭不同炉,正邪不两立。一个人不是我们,就必然是奸党。”[7]( P. 532)几乎同样的一段话出诸《我的阴阳两界》中的“李先生”之口---“自从创世之初,世界上就有两种人存在,一种是‘我们',还有一种是’他们‘.现在世界上仍 然 有 这 两 种 人,将 来 还 是 要 有 这 两 种人。”[8]( P. 390)这种“人以群分”造成的你死我活的对垒阵营和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可谓其来有自、渊源颇深。它的消极作用十分复杂,一方面,对“阶级”和“党派”的上下分等、内外有别的类似传统伦理格局的狭隘认识,使前者很容易成为后者的现代“别名”,阶级的伦理秩序塑造、编排了新的不自觉、不自主、不自由的个体。进而言之,随着两个阵营、两种观点不断审时度势、分合重组,使个中成员难以持守“自我”,或是暧昧、两栖的“蝙蝠”,或是失去“自我”定义能力的“变色龙”,而且,“这两种人活在同一个世界上,就是为了互相带来灾难。”所以,只要个体面临此种“两分”的选择,便难免落入自我分裂的窠臼,如同《我的阴阳两界》中王二对小孙的存疑: “现在我才发现,她最起码不是个坚定的’我们‘,甚至将来变成’他们‘也不一定。”[8]( P. 390)同样的怀疑也发生在《红拂夜奔》中李靖对其暗中充当官府“间谍”的“情人”李二娘身上。显然,与动趋无极的“变”相比,个体的可变向度十分狭隘,可供来回跳荡的无非已经设定的两个阵营、两个圈子而已。
应该说,从多元选择到二元对立,从众声喧哗到双声叫板,与其说是启蒙的结果,毋宁说是启蒙被误解和扭曲的结果,是启蒙的失败,它呈现出明显的“反启蒙”的特质。于是,历史绕了个实属必然的圈子,又回到“启蒙现代性”的起点,它的吊诡也在于 20 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与“五四”启蒙运动一样,存在“态度的同一性”和深刻的内在分歧。关于二者的相似性,基本已成共识:
“在( 二十世纪) 80 年代,最值得重视的是 80 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运动,其上承 70 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下启 90 年代,成为当代中国的又一个’五四‘.90 年代以后思想界的所有分化和组合几乎都可以从中寻找到基本的脉络。新启蒙运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想运动,既有渴慕西方现代化的同质性诉求,又有对其进行批判和反思的潜在性格。文化态度的同一性与思想内涵的异质性,构成了新启蒙运动混沌的表象和复杂的内在分歧,成为 90 年代中国思想界分化的渊源所在。”[9]( P. 3 -4)当“新启蒙”的倡导者们在 20 世纪 90 年代走上“利益的分化”、“知识结构的分化”、“目标诉求的分化”等等歧途时,也表现出大致相同的对人( 既指抽象意义上的类属名词“人”,也指具体的“个人”) 的主体性追求的偏移和背离。而“肯定人的主体性”曾经是“新启蒙”的起点,它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五四”启蒙运动的原初任务相接。“80年代中国的启蒙者所理解的人”是一个“典型的启蒙运动所理解的人”,具体而言,“人,既是一个理性的存在,又是情感的存在,充满了各种合理的自然欲望。这样的人,是一个所谓’大写的人‘,人就是其目的本身,具有不证自明的本体论地位,在人之上没有更高的目的。这样的人,超越于家国、阶级和各种自然社会关系,内含着普遍的人性,他具有自主的意志和无限的自我创造能力,唯一需要的是要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归自我的本性。
这是在审美和哲学意义上的人,是被抽离了具体历史语境的人。这样的抽离,不是偶然的,正是为了突出人的至高无上的主体性,突破传统的集权体制套在人身上的各种枷锁。”[9]( P. 26)但是,80 年代以高扬主体性为核心内容的“新启蒙”运动在其任务很难说完成的情况下,迅速“解体”,个人主体的重要性再次在现代化转型和全球化浪潮冲击下让位于国家主体,由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意义和集体认同日益重要”,个人获取“身份”( 包括政治身份、社会身份、职业身份等) 较之“主体性”显得更为实用和迫切,而个人主体自由的问题也相应置换为“获得合法的、平等的身份资格”.于是,对如何获取才属合法、怎样的身份设置和利益分配方能体现平等原则等等问题的不同回答,又成为划分“我们”、“你们”、“他们”等“圈子”、派别的原初依据和聚讼焦点,个人主体的确立再次被身份问题所裹挟、延宕以至于日渐模糊、趋于消解。
个人主体的困境折射出中国两次启蒙的缺陷和不彻底,也是以启蒙为发端和主要动力的现代化转型的困境,缺陷和困境的根源可追溯到康德对启蒙的定义和阐释,当我们将康德所谓的“启蒙”与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加以比较时,便很容易看出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十分明显。换言之,正是在康德之“启蒙”的意义上,我们发现了中国的两次启蒙运动的“反启蒙”特征。“五四”启蒙运动的中断以及八十年代启蒙话题的重提,一方面表明中国曾经偏离甚至背离了启蒙的轨道,另一方面更说明中国在谋求人类意义上的发展和进步时最终无法绕过启蒙的阶段和任务,一切发展的前提必然倚赖启蒙的成果---“人”的确立。
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 “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开宗明义谈道: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0]( P. 23)他继而指出,“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10]( P. 23)产生“无能为力”状况的原因可归咎于两种,一是“自己”理智的薄弱,一是对运用“自己”的理智缺乏自觉导致的怯于表达和行动,两者可归结为理性思考的能力及进行理性的思考的意识和意愿。显然,康德之“启蒙”的着重点在于后者---“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10]( P. 23)因此,他大声疾呼: “Sapere 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0]( P. 23)由此可知,康德的“启蒙”所追求和达成的是人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实现既有赖于主体相对于客体的理智---理性认知的能力,也有赖于自我相对于他者的运用理智进行思考作出判断的勇气。康德强调了“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是启蒙唯一重要的成果。取得这样的自由,实现启蒙的目的,需要克服人性中的“懒惰”和“怯懦”,“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之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已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了以后( naturaliter maiorennes 由于自然方式而成熟---译注) ,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的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10]( P. 23)“懒惰”和“怯懦”的人大量存在表明“运用自己的理智”是一件充满艰难和危险的事情,寻求安逸、规避危险的本能使他们选择放弃和交托自己“无可避免”的“自由”,而“自由”的复归恰有赖于启蒙运动,这是一种从“保护者”那里“赎回”自由的自我启蒙,“公众要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 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哪怕是在为广大人群所设置的保护者们中间,也总会发现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 他们自己在抛开了不成熟状态的羁绊之后,就会传播合理地估计自己的价值以及每个 人 的 本 分 就 在 于 思 想 自 身 的 那 种 精神。”[10]( P. 24 -25)从个别有独立思想的人向全体公众蔓延的“启蒙”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不是依靠爆发的集体激情和暴烈的革命洗礼能够一蹴而就的,所以,康德对此特别强调,“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可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 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10]( P. 25)这一提醒证诸中国的历史,显示了康德这位“启蒙哲学”“最卓越的代言人”有着怎样令人惊叹的预见性和敏识力。
“五四”启蒙运动正是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情境下发生社会政治重心的“转向”,在国民“思想方式”远未产生根本变革的情况下被迫中断; 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之发起的现实必要性和迫切性隐匿于“五四”启蒙运动的缺失和教训之中,是其复杂的“未完成”效应引发了这一“轮回”现象。其间,国人饱受新旧偏见编织的“圈套”束缚,普遍的“缺少思想”和缺乏勇气使“不成熟状态”成为一种占绝对优势的社会常态,盲从的愚众成为制造现实劫难的巨大的传导和助推力量,也是历史悲剧的最直接的受难者。但基于对十年浩劫的反思而继起的“新启蒙”运动只是在缓解社会和政治危机的过程中扮演了一种“拯救”的角色,依然没有( 或说无法) 贯彻康德的启蒙宗旨,“不成熟状态”依然是大多数人的常态,并潜在影响、制约、主宰着社会生活的诸般表相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当现代化转型和全球化趋势覆盖了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时代的最大主题时,“启蒙”的话题再次被压抑,显然,很多人会认为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启蒙了的时代”或“后启蒙的时代”,似乎可以将“启蒙”扔在脑后或扫入历史的尘埃,但恰恰由于我们以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心态曲解了“启蒙”的本义,过早且过于轻率地告别了“启蒙的时代”,阻断了完成“启蒙”之艰巨任务的进程,造成一些弊端和症候难以根除,在相异的时空不断上演“轮回”的悲剧。
启蒙运动在西方是现代社会发端的先声和保障,启蒙的目的---养成摆脱了“不成熟状态”的崭新个体---也是现代化的核心要求,质而言之,现代化的出发点和归宿皆以人类( 包括抽象的“人”和具体的个人) 为中心,两者在根本诉求上极为一致,所以,以现代化转型替代和消解“( 新) 启蒙”的主旨任务,再次暴露了中国“启蒙运动”的致命缺陷。
知识分子的“反启蒙”心态是导致“缺陷”的重要原因,他们“以民众的监护人”自居,视民众为“未成年儿童”,因此,“不需要运用自己的知性来判断是非,只需跟着他们行动就能成就伟大事业,推进历史的发展。”[11]
显然,这不仅不是民众“脱离”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恰是将民众置于那种“不成熟状态”.因此,知识分子的启蒙观念和选择直接影响着“启蒙”的结果,更决定着个人主体自由能否真正实现。
对于知识分子身份职责的反思和批判亦不可避免地围绕主体建构的问题,这在作为“自由思想家”的王小波的文学创作中有生动形象的展现,堪称以“故事”阐释“问题”和“理念”的典范。在《万寿寺》中,作者分别给“老妓女”和“小妓女”冠以“学院派”和“自由派”( “现代派”) 的命名,显然,其间蕴涵着针对二十世纪 9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斗争的揶揄和讽喻。小说写道: “在唐朝,妓女这个行业分为两派。老妓女所属的那一派是学院派,严谨、认真,有很多清规戒律,努力追求着真善美。……另一派则是小妓女所属的自由 派,主 张 自 由 奔 放,回 归 自 然,率 性 而为。”[12]( P. 147)二者的“门派之争”主要表现在“老妓女”不断挑起并始终占据优势的“道德论争”,“自由派”的“小妓女”沉浸在个人生活的自由建构和优美想象中,不仅对“道德”上的输赢不以为意,而且对“论争”本身极端蔑视,但也正是这种单纯、幼稚的态度使她陷入了“老妓女”设置的“谋杀”圈套,她的生命以及“率性而为”的生活方式面临致命威胁。不难发现,《万寿寺》的主人公与其创作的小说《红线盗盒》中的“小妓女”有着极为相似的命运际遇,身处“学院派”的包围中,“我”的一些“现代派”特征和“自由派”作风受到无情攻击和严密监管。显然,在《万寿寺》叙事的时空维度中,“我”与“表弟媳”属“小妓女”的“自由派”,而在“万寿寺”上班的“白衣女人”与“表弟”和“学院派”的“老妓女”有着一脉相承、并未稍减的保守和冷漠。
从“学院派”的观念、立场、态度等方面,依稀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新启蒙”中的两种倾向---“尊德性”和“道问学”,二者分歧的实质在于“知识探求”和“道德实践”能否统一和如何统一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当代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事实是二者在 90 年代日益明显地分裂和分离了: “学理的探求不再拥有实践的指向,日益变成一种游离公共生活的精英知识; 而道德实践所赖以存在的意识形态旗帜,因其学理空疏,又无法获得知识精英的认同。”[9]( P. 21)但我们在《万寿寺》中的“学院派”---“老妓女”、“白衣女人”、“表弟”---身上,看到的却是分化之前“尊德性”和“道问学”的一种契合传统的纠结,换言之,这些人将“道德”---其主要形态是束缚人性自由的怪诞“教条”,比如“老妓女”对“小妓女”反复宣讲、要求其恪守的诸般从业箴言,“表弟”不时拿来修正“表弟媳”言行的教养准则,“白衣女人”喋喋不休地戒斥“我”不要做有违身份之事的处世原则,等等---转化为一种不证自明的“真理”,掌握或把持这一“法宝”式“资源”的所谓“学院派”,便以“知识精英”和“道德精英”自居,并以“道德知识”
的持有人身份自傲,进而据此衡量、监管、规训一切有违于此或对之不屑的“另类”分子。“学院派”代表了中国两次启蒙运动中与传统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的一类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不仅找不到启蒙所蕴涵的“宽容”原则,而且他们思想和灵魂深处的好斗和“不宽容”必要上升到道德杀伐和政治惩戒的高度,热衷于把一切问题---诸如生活方式、个人习惯、人际关系、两性交往、学术争论等---都变成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以外在的“掌控”力量剥夺了卢梭所谓的每个个体生而相伴的“自由”.这鲜明地体现在“学院派”对“自由派”的一系列迫害上,“小妓女”所受的鞭打等酷刑将种种“迫害”的方式和效果具象化了。在派别斗争中,个人主体,包括各派中人,再次遭受重创,在“恶”的重力作用下,向着“反启蒙”的漩涡沉沦。
从王小波关于“学院派”和“自由派”的论争叙事,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倾向性在于后者,但我们并不能据此认定王小波就是文本和现实中“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员。王小波对于“我们”和“他们”之类“派”的皈依始终持质疑和拒斥的态度,他总是站在个体的立场“运用自己的理智”对公共领域的问题发表看法,无意代表某个群体、团体、派别等发言,亦不充当他人的“保护人”,但常常对弱势群体,比如,丧失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和面临社会歧视和舆论围剿的“同性恋者”等,发出声援。王小波是一个自我启蒙了的知识分子,他身上具有萨义德所谓的( 隐喻意义上) “流亡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回应的对象是旅人过客,而不是有权有势者; 是暂时的、有风险的事,而不是习以为常的事; 是创新、实验,而不是以威权方式所赋予的现状。”[13]( P. 57)显然,个人主体仍处于“不成熟状态”,改变这种状态的努力不断被群体诉求和身份认同转移,加之角色意识的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程式化”的思维方式和表演模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习性,寻求共性的和合意向使个性消泯、自性沉睡,自我持存和自我实现的“行动能力”和“自由空间”都极度受限,个人的主体诉求始终处于“休眠”状态,等等,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启蒙仍将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启蒙之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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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陶土烧制的器皿叫陶器,用瓷土烧制的器皿叫瓷器。陶瓷则是陶器,炻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粘土为原料,经过配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都可以叫陶瓷。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陶瓷的缺陷肌理及其对雕塑介入环境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我们是谁?我们象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①--这,亚历克斯·柯尔维尔不可言说的焦虑,也是当今人类对现代生存环境的焦虑。技术与理性为人类筑起工业化的都市环境,人们在理性的庇护下躲避了自然的危害。然而,技术与人造物的增值则严重地阻隔了人与自然的生命联系。人们久违了阳光、砂石。草木和新鲜的空气。污染、噪音、单调、沉闷、冷漠高节奏等现实因素或心理感受无时不在搅拢着人们。这一切动摇和破环了人类建基于对抗自然之理性基础上的自信、乐观和幸福感。一种忧虑于人自身逐渐丧失的危机感在迅速加强。
事实上,我们已经降临并生活在这种令人忧虑和沮丧的空间环境中。拯救这个环境也是拯救自我。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都有义不容辞。而环境艺术家们(建筑师、园艺师、工业设计师、雕塑家和画家)则肩负着更大的责任。 陶瓷雕塑作为环境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本文试图从现化环境要求出发,着重对陶瓷股理自身特点的分析。以寻求陶瓷雕塑艺术适应现代环境要求和新途径。
当今,西方正流行着一种"徒手攀崖运动"运动员不用任何器械和保护措施爬上海拨几百或几千英尺的悬崖峭壁。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冒险行为。仅仅是为寻求刺激。其实不然,这种动动包孕着一种正在全球范围迅速扩展的新观念--它以为人与自然不应该是对抗的关系。这种运动与其说是寻求刺激。宁说是为求人和自然的亲近。成功的攀登意味着征服。但这种征服并不是赁借人类的理性力量和延长肢体--工具,而是凭借人类的自然力量实现的。这种近于原始谋生行为的运动。在险恶的背景上将二种自然力相协调的可能性和审美内函鲜明地凸现出来:人在悬崖峭壁上获得对自我的观照。自然亦通过主体显示对人类的永恒承托。
这俯身即拾的事例,深刻反映现代人正在寻求失落的自我。壳求与自然的新的连接点。
人与自然本身是协调的,心灵实体观念是现代心理学最重要的成就。著名心理学家龙格认为我们切身体验的内心动向即心灵实体物。即有针对物质世界的动向。又有针对精神世界的动向。在原始人那里二种心灵动向混沌一体。对物的观照于主体的自省是没有区别的。主体与客体交融互渗。原始世界的解体造成心灵实体物的分裂。即精神与自然的分裂。于是人们在日益增长的对物质世界实在性的信仰基础上。建立起与人的心灵世界对立的理性文明。偏执于物质世界的内心动向孕育了十八世纪中叶的产业革命,推出了人类理性的结晶--现代技术。现代技术产品的无以伦比的物质效用曾鼓舞和慰籍过千千万万的人,以致工业进步观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永恒真理。然而,现代技术力量在不断扩展生存空间,提高人类生存能力的同时却上升为一种超越人类控制力的外在力量。
人们慢慢觉察到现代技术强迫自然交出无它寻的物质和能量的行径。不仅破坏了人类的物质生态平衡,也影响了人类的精神生态环境:田园变成了郊区、郊区成了商业中心;大批的森林、土地被蚕食,括静,优美的自然风光离都市远去;简洁、明快、方整的包豪斯或建筑空间形象替代了参差错落的田园式古典城市形象。从简陋却生机盎然的平房乔适到"火柴盒"式塔楼的人们,在欣喜之后很快就发现自己被闭锁在一个与人、与自然和社会隔离的狭小空间里,失去了与外界交往的机会和条件,而时常接触到的则是那些宠然大物投射过来的冷漠轻蔑的"目光"。产业革命的成果使传统造物的原生材料为工业再生原料(如塑料、化纤、橡胶、合金等)所取代;个体手工制作为机器生产所取代;充满人情味的手工痕迹为充斥技术理性精神和加工痕迹所取代--造物的内在品格和外在形态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受制于工业技术规定性的工业制品日益趋向单调、简洁、规整、精确和冷静。理性和物用因素的编执发展削弱了建筑式日用造物中的审美情感成份。
不断扩大的工业化,打破了前工业时代宁静和谐的世界秩序。技术理性淹没了人的性灵,遮蔽了主体的精神世界。现代技术控制自然,占有自然的力量愈强大,物的价值就愈增值,而人的价值愈贬值。这种历史的二律背反,使现代人由失望进而恐惧,于是疏离社会,厌恶机器文明的心理情绪在当今世界普遍蔓延滋长。
敏感的卢梭早就发出了拯救人的自然情感的呼喊,"回归自然"。也许人们那时还对新生的工业文明充满热情和幻想,卢梭在他们看来不过是神经过敏。然而,命运和观点,却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将这种"神经过敏"转形为披糜全球的文化反省势力。人们开始将批判的眼光投向工业进步观:投向标准、精确、规矩的工业造物;投向远离自然的现代生活环境。且不说工业技术发达的西方国家该有何等强烈的反映,即使是在外在工业起步阶段的我国,对现代生活环境的批判意识和相应的抗争行为亦已初露势头。国内近几年出现的"旅游热""交谊舞热""音乐茶座热""花卉鱼宏热""集邮收藏热""体育热""民间美术热""家庭手工制作热"便是现实的表现。
人们似乎已从离异状态中醒悟过来,他们不再迷恋和沉溺于完善的物质功能的享受,而期待和要求对物的全国占有:从物质到精神,从功用到审美。这标志着新观念的崛起,它要求校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它主张人与自然亲和融合;主张人与人消除隔阂相互交流和依赖;主张人自身的灵与肉,理智与感情协调平衡;这一切便是现代文化反省意识的主题,简而言之就是"回归自然"。
现代文化反省意识孕育了新的环境观念。唤起了新的环境要求。人们期待和要求一种置身其中能感受到人的价值和尊严,保持身心平衡的全国占有式的空间环境。--从建筑到用品摆设。这种期待和要求无疑要靠艺术来实现,换句话说,只有艺术才能改善人类的生活环境经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艺术的介入。因为,即然高技术的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那么,它必然会引出另一种补偿性的必然。即环境的高情感。只有艺术能够使空间环境充满人类的情感;只有艺术的情感表现力和情感激发力能够使造物不只在物质功用上而且在精神审美上给人以慰籍和关怀,使之成为一个向人向自然开敞的环境。
陶瓷雕塑作为环境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也必须分担改造现代环境的历史重任。它应该在一种新的意义上介入环境。这种意义并不是说它会客观地构成一种环境。而是说它要是以新的态势展示新的环境艺术观念,满足现代人的审美要求。换句话说,介入环境的陶瓷雕塑应该具有高度的适应弹性,使审美主体能获得感受和联想和充分自由。
诚如人类接近自然的途径是多向的那样,陶瓷艺术介入环境的方式也是多样的。西方的一些雕塑家已积累了
许多成功的经验;如卡得尔的活动雕塑以自由运动的客体造成时空变幻的视觉效应,使审美主体产生丰富的体验和自由的联想;苏联马马也夫高地的《祖国--母亲》以群体空间的综合造成一种特殊的空间机制,令人产生身如其境的现实情感体验;史密斯的雕塑把造型要素抽象到最低限度,使它融合到自然中去;里伯曼的雕塑的空间形体构造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使审美主体在对同构于自然性状的空间形态的观照中产生愉快的心理效应。
上述诸例都是可资陶瓷雕塑家借鉴的经验。但我们说陶瓷雕塑还有属于它自己的介入环境的途径,其中之一便是它作为泥与火的艺术所特有的魅力和品质--肌理的充分显露和利用。这种可能性曾被某些偏执的观念遮蔽,以致陶瓷雕塑在趋新的环境要求面前,显得窘迫和拘谨,本文试图探探这种途径。
肌理(textwre)一般指物体表面诉诸视觉或触觉的组织构造,它包括材质,信理等内容。肌理作为陶瓷艺术术语,一般指陶瓷作品采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制作手法和烧成阶段所造成的表面信理组织,它是材料、制作、火炼等因素的综合表现。
在艺术作品中,肌理一般有二种主要形态:(1)自然肌理,指不经艺术家之手已存在着的信理组织,如:石纹、木纹、布纹或纸纹。(2)人工肌理,指由艺术家的人为作用而产生的纹理组织,如笔触、墨迹、水痕、刀迹、凿痕等。由于陶瓷雕塑在艺术家手中成型后均需烧制方才完成其全部制作过程,是故就烧制的人工性而言、陶瓷雕塑表面的纹理组织均属人工肌理,这是陶瓷艺术与其它造型艺术的不同之处,故?quot;火的艺术"之称誉。
就陶瓷肌理产生的人为性我们说它是人工肌理,但从陶瓷肌理自身的决定因素,传统技术标准权衡,我们可进一步划分其形态:
陶瓷肌理(人工肌理)自然性肌理(材料性肌理)人工性肌理(制作性肌理)合技术肌理反技术肌理合规范肌理反规范肌理"完善"肌理"缺陷"肌理
自然性肌理(或称材料性肌理)主要受控于工艺制造特别是烧造中的技术因素而产生的纹理组织,如泥釉料化学成份,坯体釉层物理指标(如干燥系数,体量厚度,坯釉结合度等)窑温气,冷却速度等。一般胎釉表面效果都属这种形态的肌理。人工性肌理(或称制作性肌理)主要受控于操作者即陶艺家,由操作主体有意识地作用控制品表面而造成的纹理组织,如刻划、镂雕、堆贴、刮削、揉捏、战戳拍击,挤压、摸印、打磨、彩绘、浸淌等。二者相比较,前者取决于陶瓷材料和工艺,不为陶艺家直接作用或左右,故带有自然性;后者则取决于陶瓷艺家的直接作用,故显示着人工性。
上述二种肌理形态都具有实践性,也就是说都是人为实现某种目的的实中产物即人工产物。因此,为判断这种实践产物的合目的性程度,形成就有一定的作为判断准绳的技术指标。根据即有的技术指标自然性肌理与人工肌理又分别可以划分出合技术,合规范肌理和反技术,反规范肌理二种形态。作为物质性实践活动,其成功与失败取决于是否合规律性。长期的实践使人们掌握了陶瓷材料和烧成技术的科学规律,根据这种规律人们采取合规律的技术措施并建立反映这种规律的科学的技术参数指标。产品表面符合技术参数指标的便是合技术肌理,反之象釉泡(釉面凸起呈现的破口泡;不破口泡和落泡)针孔(釉面分散和集群的小孔),缺釉(局部表面无釉),缩釉(釉面聚缩局部表面无釉),裂釉(釉面开裂),斑点(釉面不和谐的色点)釉色不正(不合技术理想的呈色)等等都属反技术肌理。陶瓷自古以来便以实用为目的,因此传统陶瓷装饰规范主要以维护陶瓷的实用机能为其内容,是故这种规范要求:(1)装饰合于器体;(2)装饰制作效果,合于实用要求。按这种规范只有吻合于器体与之协调统一的装饰肌理;光滑平整和细腻均匀的制作肌理效果,(这些肌理效果有利于实用和洗涤)才属于合规范肌理,相反象淹没器体而过分突出的肌理(精糙、凹凸、肌理)不合器体性格的装饰肌理效果(如造型纤弱秀丽可表面肌理精泗雄强)不在规范部位的肌理效果(如刻式点戳肌理效果出现在器皿口沿)破坏规范空间形体的肌理效果(如坯体未干燥前造成的扭曲变形或不合实用的空洞缺失或装饰制作不慎造成的肌理效果(如刻划纹样时在线沿造成的崩缺)等都属于反规范肌理,反技术和技规范肌理都属于不合技术规范的缺陷。故可称为"缺陷"肌理。
除以上肌理形态外,还有一种特殊的肌理形态--复合肌理。这种肌理并不来自陶瓷材料和工艺技术的规定性,它由非陶瓷材料和工艺产生。它即有自然形态(如竹藤、棕草、金属等的肌理效果)又有人工形态(如打磨、刻削、编织肌理效果)。尽管它不在陶瓷肌理之列,但用于创作中会对陶瓷肌理起衬托作用。把握陶瓷肌理与复合材料肌理的关系,也是陶瓷雕塑应该重视的。当然,本文不能专门讨论它。
雕塑是雕塑家借助特定的物质媒介和制作手段将内在观念情感物化为三度空间形态的艺术。它诉诸视觉或触觉的感性肌理构成艺术作品的外部艺术,成为表现创作主体观念情感的有机成份。因此,肌理在陶瓷雕塑创作和欣赏活动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当然,物质性的肌理本身并不具备审美的价值,它对于艺术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在于它有自己的规定性,而是在于创造或欣赏主体的内在现实的外在投射,即人的审美理想,审美情感及品格情操的外在投射。肌理效果的审美意义和审美价值,它完全取决于主本的人,取决于它感性的形态特征与主体的观念情感的交融互渗。因此,肌理的审美本质根本地在于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情显现。造成肌理审美价值的心理机制便是"心物同物"。格式塔心理子派认为,知觉对象的"形"不是容体本身的性质。而是一种具有高度组织水平的知觉整体即格式塔(From)性质的力的结构形式。在心(心理)一种(视觉容体)之间的"场相互作用"下。同构的张力样式被激活而产生审美知觉。于是这种心物同构便赋予视觉客体的审美意义和价值。
如前所述,作为具有物质性。但就是的审美本质而言却根本不是物质,而是审美创造主体观念情感的凝聚和反射。就这利审美的意义上说,肌理本身不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完全取来自人的价值和意义的赋予。是故肌理本身也无所谓高下优劣。
但是,在现实生活甚至在艺术生活中却常常能看到将陶瓷肌理强分尊卑优劣的不公平态度。似拿一些陶瓷肌理品质天生就是优劣的。从而被人们精暴地剥夺了参与艺术表现的权利和资格。人们尚和追求的是含技术、含规范的肌理。而将反技术,反规范的肌理视为陶瓷艺术的大敌。恐其沾污了艺术的纯洁和光彩。显然,这是那种反人生性的技术理性在陶瓷艺术创造和欣赏活动中心的反映,是离异于人的自在力量对审美意识的遮蔽和对艺术力量的征服。这种技术理性在陶瓷艺术创造和欣赏中已成为一种固定的知识。即唯技术观念,它表现在对陶瓷肌理的认识和评价上就是唯技术肌理观。
受这种观念的支配和影响,人们采用各种技术手段努力将陶瓷制品的表面肌理提高到合技术、合规范的境界。在泥料上,为改进原始的粗糙朴质而不断追求高纯度、高细度或高白度。釉色上,尽最大可能地避免缺陷,追求釉质釉色的纯净、光洁、平整和细腻。装饰上,一味强调表面处理的细腻的刻划和塑造。尊守高度理性,冷静的装
饰规范。追求装饰操作的完善和造型的规矩、严整、烧成上。囿于技术规定,保持稳定的烧成温度和气氛。
当然,若把陶瓷作为一种追求物质性目的的活动看,强调技术规范按陶瓷生产规律办事绝没有可指责之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处部世界"。自然界的规律及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基础"(2)人的社会活动只有在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的情况下才能获得成功。实现人的目的。而且,美作为人改造世界的能动创造的生活表现,与真(合规律性)有着离不可分的联系,因为人的能动创造性表现为人能够认识和掌握客观世界的规律、规整、光洁、匀静的釉面肌理美与人们对陶瓷材料和工艺的把握直接相关。它所依赖的高技术正是人对客观世界规律认识的结晶,但是,合规律性之真本身并不就是美只有当它"为人所创造性地加以掌握和运用的时候,它那与人的目的性相一致的感情具体的存在形式。具有了体现人的创造智慧,才能和力量的意义。因而唤起了人的美感,成为审美的对象"(3)可见,合规律性的技术必须为人创造性地掌握运月并按人的目的创造出与之一致的感性存在形式即技术产品时才有可能转化为美。因此,技术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就陶瓷生产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而言,以合规律的技术理性来规范制品肌理。判断其价值这是一种合目的要求。是必要的。这样的肌理也是美的,但就陶瓷生产还是一种精神实践活动,硬确切些是人的审美活动而言。仅仅从合规律的技术理性选择和规范肌理。势必使肌理失却它适应人的多样审美需要的可能性。势必使人的审美观囿于技术理性所圈定的樊篱之中。显然这是反主体目的性的,因为人们期待于审美活动的是从中获得自由的情感表现和丰富的情感激发。倘若我们说日用陶瓷主要是提供实用效能满足实用要求的话。那么,用技术理性选择和规范表面肌理还不致于完全背离人的目的。但是同样地要求陶瓷雕塑,将技术理性作为其表面肌理的最高价值标准。那就严重地与人的审美目的相博。这势必使陶瓷雕刻艺术沧为纯粹的技术产品。成为处在陶瓷于人的客观规律的形象展示。对陶瓷雕塑而言。以技术理性为核心的肌理对实质上是要让人的趣味形式。这无疑是反人性、反审美的削足适履。 可悲的是,我们仍在受这种反审美的肌理观支配和影响。这种肌理观在帮助人们有效地把握制作活动合规律地进行的同时,却上升为一种超越人的控制力的自在力。它只要求人的心灵去适应它的规律性。而不去考虑适应造物主义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正是工业技术理性恶性膨胀的结果。也是工业进步观在陶瓷艺术领域的表现。 倘若我们反顾一下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会使人们对唯技术肌理观的反思和对现实离异状态的认识获具一个理想的参照系。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农耕生活环境中成长的。长期的循时序、观天象、种五谷,使人们体认到人与自然的神圣意义和审美价值。于是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主张"天人合一"。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合一"是一个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的思维模式二知与行,内与外、阴与阳、理与气、形与神、文与质、情与理、道与器………它强调对立双方相互的融合,沟通和不确定性。因此,所谓的"天人合一"就是主体融入客体或者客体融入主体。坚持根本同一消除一切显著差别,从而达个人与宇宙不二的状态?(4)这是一种纯粹的审美精神,它所放射的是心凝形与万化冥合的诗意的光辉。
中国古代的陶瓷肌理观受这种文化精神指引和影响。主张物我同一。能动地从物的感性形态中感受人的价值和尊严。这种肌理观使主体对物理的选择不囿于它的合规律性而强调合自我目的性。因此这种肌理规不受理性遮蔽,而充满人性的光彩。
可以看到,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就展示了中国传统肌理观的先。人们完全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感受在器表面上创造丰富的肌理(如绳纹、划纹、席纹、纹钉纹、点戳纹等)而不抹去粗糙的痕迹。进入封建社会层,这种肌理观目渐成熟。从原始青瓷到唐代的越瓷。宋代的官瓷,汝瓷和龙泉青瓷,?quot;如冰似玉"、"釉若凝脂"之肌理品质的逐渐完善,显然是有意识地追求"玉"的肌理效果。而"玉"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则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和审美理想的比附象征,基于自我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而不是技术理想和技术要求的肌理观。使人们不技的限制和难度。一遍遍地挂釉,以求在含蓄沉静的肌理品质中观照自身。正是这种肌理观,使人们能够放弃胎釉洁自如雪的形瓷而代之以乳白如象牙的定瓷和隐青有如假玉的景德镇窑。正是这种肌理观使人们能放弃唐代高光泽的铅釉而代之以宋代的长石釉。也正是这种肌理观才使人们不会失去发现和利用那些仅技术,反规范肌理的价值并发展其审美特质的机会?"黾裂"与"冰裂纹""鱼子纹""百极碎""柳叶纹":气泡与"油滴"橘釉"钓釉",缩釉与元代青花,庇点与明乐宣德青花………也正是这种肌理观,使人们对陶瓷肌理的评价是审美的而非技术质量的评价。如炉均的光泽和呈色指标远甚于带有针孔。棕眼和气泡的宗均,泥均和宣均,但所得评价却远低于后三者。
最关键的一点是,中国传统肌理观从来没有立却大写的"人"字。人们能动地创造,欣赏着肌理。人们自由地从中获得"干峰翠色""秋水澄""嫩菏涵露"等与自然美色相比附的审美联想和审美感受。物与人,自然与人生,肌理与理想的交融同一在这种肌理中得到强调和肯定。
与中国传统肌理观相比,现代的唯技术肌理观显然缺乏那种心疑形。与万化冥合的诗意光辉和人情意味。它既背离了中华文化的传统精神。又背离了现代人的审美要求和审美理想。现代人对于环境的期待。根本上是对主体融入容体。容体融入主体的审美环境的期待。而唯技术肌理观崇高技术理性,以不带主观感情色彩的技术标准来评价和规范制品表面的肌理效果。排斥反技术和反规范肌理的倾向,一方面使创作者在观念上囿于工艺技术的规定性,不敢超越其外去自由地选择和开掘肌理语言;另方面则使欣赏者在观念上囿于技术的创造审美形象。
这一切都影响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交融对话的自由性和丰富性。 现代生活已提出了反思和批判唯技术肌理观的要求,而现代艺术的实践已在应诺言它的要求,现代陶艺便是应现代审美要求揭竿而起的艺术实践。它的艺术成就和审美特征很大程度是在逆反唯技术肌理观的前提下获得的。在材料方面,它不问粗细优劣,而强调和关注质地个性;在工艺方面,它不重技术的规定,而重技术的肌理效果。
常常有意识地利用反技术的缺陷肌理;在装饰制价方面,追求肌理效果的随机性和偶然性。保持并显露手工制作痕迹;在造型方面,它不完全强调规整有序,对称比例,而重视发掘委员长中空间形态的潜能甚至有造我扭曲,变形和透空的空间形态。总之,陶瓷肌理的丰富性潜能在现代陶艺中被充分地显露在展示出来,使作品本身获具内涵的多义性和高度适应弹性。现代陶艺为主体的人提供了丰富的开敞的审美环境,为主体的人提供了观照自身,观照自然的对象。
且不说唯技术肌理现在现代社会为人扬充的必然性。其实它那种囿于技术理性追求完善的倾向本身就内在地潜伏着一种危机。因为就美字意义说,艺术的完善就意味着艺术的死之。一位诗人曾感慨?quot;然腊人以他的完美技巧使我们屡见则厌"(5)为使陶雕塑艺术不让人屡见则厌,我们实有必要对追求完善目标的唯技术肌理观作深刻的批判和审思。
唯技术肌理观使人们将工作热性和注意力投注于表面肌理的完善化。胎釉质地均匀、平整、细腻或光洁;釉色纯净、鲜明、透亮;装饰表面合于形体,完整园熟,不露手工痕迹。总之完善化就是对高技术之秩序的追求。秩序的实现所呈现的秩序性便是合技术合规范肌理的审美品质。如果不是为技术的目的而是为着审美的目的的活,陶瓷表面纹理组织的秩序性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它符合格式塔心理学所揭示知觉的"筒化"倾向和贡布里希所阐明的知觉主体的"内在秩序感"。
但一味追求高技术的肌理效果,单纯追求秩序性肌理效果,容易使人注重于技术本身也容易使陶瓷艺术品流于单调乏味缺少刺激性而且,高技术自身的规定会使合技术肌理失去有助于显露和强化其技术肌理自身的审美物质和能照映衬物。就这些意义,我们说技术理性甚至遮蔽了合技术肌理自身的审美品质。
当然,为技术理性所遮蔽的更多的是为反技术反规范肌理所具有的品格--自由性。"缺陷"肌理的自由性品格表理为纹理组织反秩序的偶然性、随机性。对于技术理性要求,"缺陷"肌理不存在其它潜能,它唯有的价值便是作为含定性参照对象帮助人们修正技术方案,使技术手段更趋完善。对于审美感性要求,"缺陷"肌理不存在其它潜能,它唯有的价值便是作为含定性参照对象帮助人们修正技术方案,使技术手段更趋完善。对于审美感情要求,"缺陷"肌理的自由性品格却显示了它丰富的指向审美的潜能。这些潜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陶瓷"缺陷"肌理的偶然性、随有性,便具直接形态具有超越模似的抽象性和象征性,可为欣赏者提供广阔的再造想象的余地和充分的参与创造的机会。一群庇点、 一组裂纹、一片缩釉或一丛手工留下的痕迹都有可能引起审美主体自由联想或想象--或许是翠色的山峰。清澄的秋水,风姿卓约的少女或双花白的老夫;或许是扩张之力度,疾驰之速度,忧郁之情绪,奔放之然情的贴切的物化形态………造成审美欣赏主动性的客观机制在于"缺陷"肌理视觉形态并不明确指向现实事物而有着不确定性。把现实生活保持的一定距离,可客得欣赏者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把自己心中的意象投射到空灵的审美对象中去,使艺术的观赏活动变成对照自我的创造活动。非摸拟的视觉肌理形态。引导诱发观赏者穿过物理领域并忘记它的存在从而达到心理领域去体悟和感受纯净的自我情感。总之,由内涵宽泛多义,形态抽象无序?"缺陷"肌理所构成的视觉媒介。可为审美主体提供对话的机会并造成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融合同一。
2)陶瓷"缺陷"肌理的偶然性和随机性所造成的非平衡结构摸式的视觉样式,会具有更强烈的形式意味和激活力,有效地唤起审美主体的心理活动。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人的知觉具有一种以"需要"的形式存在的"组织"倾向即"简化"倾向。知觉的这种对简洁完美的"形"的追求,构成"完形压强"即构成知觉主体内部的一种能动的自我调节倾向,它最大限度地追求内在的平衡。每当外部刺出现时,特别是那些具有非平衡结构模式的刺激物出现时就会破环知觉主体的内在平衡,引起改造刺激物使之与主体内部状态达到同一或同型的活动,使知觉的心奋程度大大提高。(7)可见,陶瓷"缺陷"肌理的非平衡结构摸式的刺激,会造成观赏者心理内部的紧张或"完形压强"。虽然这不太"愉快",但会引起进取,追求的内在紧张力。于是审美主体便会投入积极的组织活动,当这种活动完成即将非简洁规则的纹理组织同构于审美主体内部状态时,开放的紧张消失。显然这种内心体验较之那些规则简洁的纹理组织所造成的愉快体验更富有起伏性,因而更符合审美欣赏的刺激力,强化审美主体的情感体验。而"缺陷"肌理的品质恰恰具备了心理学所揭示的刺激潜能。 3)陶瓷"缺陷"肌理的偶然性,随机性所造成的丰富视觉样式常常能启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陶瓷肌理作为人类情感的物化形态往往隐含着与人类心理对应的同构契机。艺术家对表现媒介的选择并非对物质客体的选择,而是对同构于自我心理情感的投射对象的选择。人与物同构默契的关系,虽由主体的人能动地建立,但物也常常以它具有表现潜能的表面纹理组织启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而"缺陷"肌理的偶然随机性所造成的丰富的视觉样式,无疑会使这种启发的可能性更大更多。
一位雕塑家曾告诉我一个"秘诀",他说:"当你拿起一块瓷土的时候,你并不要去想着表现什么,你把泥土在手上来回捏着、捏着不时停下来看看你的泥块,通常你可以发现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构图形式。当一个形式最打动你,激起你创作灵感之时,很快你的雕塑构思就出来了?quot;当然这位雕塑家告诉的并非真是解决一切造型问题的"灵丹妙药"但他道出了一个深刻的艺术道理:物虽是人选择的,但物也可以启发人的选择,启发人的创造灵感;艺术家应该重视物质媒介的特性,重视从中发掘各种潜在的表现因素、使物充分地为我所用,为我而存在。
可以说包括陶瓷"缺陷"肌理在内的一切客观对象都有丰富的富于表理力的潜能,它们等待着,盼望着来自审美创造主体心灵的碰撞--它将在这种撞击中向人奉献审美的,充满奇丽色彩的火花。当然这需要审美的敏感也需要观念上的准备。倘若艺术家信奉唯技术肌理观,首先在观念上排斥轻视某些肌理(特别是"缺陷"肌理)用于艺术表现的可能和潜能,而不是用自己的心灵去现实地发现开掘它们潜在的审美品质,他就会失去世很多走向成功的机会,也会使自己的表现语言流于单调平庸,乏味呆板,使整体的艺术作品缺乏审美的灵性。
以上三方面是由"缺陷"肌理的自由性品质所显示却为技术理性所遮蔽的指向审美的潜能。它们共同地表现出一种似乎是客观的适应弹性,即可以使审美主体自由地融贯其中与之默契同构的属性。这不正是趋新的环境要求所期待的那种审美质吗?这不正是欲图介入环境的陶瓷雕塑可资利用的质素吗?我们肯定这一切,我们相信从技术理阴影里突现出的"缺陷"肌理会将它的适应弹性奉献给陶瓷雕塑,增强共形态的开敞性和内涵的多义性,造成审美主体感受体验的丰富性和诠联想的自由性。
在讨论反技术反规范肌理向审美肌理即肌理美转化的机制之前,我们需要提出一个认识前提--基于审美和艺术表现要求,我们必须扬弃唯技术肌理论,将它改造为艺术肌理观。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将反技术反规范的肌理,纳入合技术的轨道,即采用技术手段再现"缺陷"肌理,因此也就需要首先在观念上承认反技术规范肌理的存在价值。这种新的肌理观不唯技术,但主张借助技术手段有效地呈现现那些合乎审美的艺术表现要求的各种肌理效果。
反技术反规范肌理固然有指向审美的潜能和品质,但我们不能否认它的确是一种缺陷。不过这里的缺陷并不是基于技术理性判断的缺陷,而是基于审美和艺术表现要求判断的缺陷,即"缺陷"肌理作为艺术媒介的不利性因素。它表现为二个方面:(1)非秩序性;(2)偶然随机性。事物总是辩证的,肌理也不例外。这二个方面即是"缺陷"肌理的优点又是它的缺点。这里我们需要分析的是如何转化"缺陷"肌理的不利性因素,使之涉向审美成为有效的表现媒介。
贡布里希认为人有一种"秩序感"存在,而且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发展了这种"秩序感"。"人类不但喜欢根据同异性来安排各种成分,而且还喜欢重复
和对称的结构。"⑧从贡布里希所揭示的人有追求秩序的倾向看,反技术反规范肌理显然是反秩序的。在创造主体不能有效地控制它们的时候,它们常常表现为自在的多样性和无目的的多样性:零乱,无条理、非对称。多样性固然是人所需要的,诚如西方近代美学家贺加斯指出的:"人的全部感觉都喜欢多样,而且同样讨厌单调",但他接着指出这种多样性是"有组织的多样性",因为杂乱无章的和没有意图的多样性,本身就是混乱如丑。"⑨可见,贺加斯所出的人的多样性要求与贡布里希所说的人的秩序感是一致的,即人需要条理,需要知觉对象条理化。
如果说现在有二件花瓶,一件是釉面上不均匀地呈现着大大小小的气泡,另一件釉面上的气泡则是均匀地呈现的。现在要你选择共中一件你所想要的,我敢肯定无论你对艺术的了解是深是浅都不会选择前者。因为它的的确确是有缺陷的。无秩序的气泡与观赏者内在的秩序感相冲突而预先产生的排斥力必须会影响人对花瓶的欣赏态度,大大降低它的审美价值。从审美主体的内在要求出发,反技术规范肌理只有构成一定的有秩序的排列,形成一种整体气氛,它才能使人获得美的感受。这就是反技术反规范肌理涉向审美,转化为艺术表现媒介的机制之一--条理化。
条理化表现有二:
1)有对有序的排列组合:此种条理多由人有意识地构成。如采用其它有纹理的材料如麻袋、布面、编织物或事先做好的有纹理的印压模具,以不同的方式把纹理均匀或有规律,有重点地压印在陶瓷坯体表面的效果。另如,采用不同的色泥按一定秩序或均衡地排成色彩交坯体表面肌理。
2)无序而均匀的排列组合
总之,条理化作为"缺陷"肌理涉向审美的机制,它要求"缺陷"肌理的纹理组织无论是有序还是无序的都必须符合形式美的法则,即保持对比与调和,第奏与韵律,对称与平衡的辩证统一。
要实现条理化,也就必然依赖于"缺陷"肌理涉向审美的另一个机制--规范化。所谓规范化就是克服偶然性随机性可能产生的不利因素,有效地控制或预见肌理效果。使之成为贺加斯称之?有意图的多样性。
艺术是有目的创造活动,陶瓷雕塑固然有人工艺上的特征,但也可能放弃合目的性的追求,那种盲目上去,带着狡幸心理从事陶瓷雕塑,将出现奇迹的希望寄于"窑神"的态度和行为都不是艺术的。虽然偶然随机生存的肌理效果可能符合审美要求,但总是在偶然的期待中待火的创造,那艺术家的自我在那里呢?艺术家怎么能表现自我呢?
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要在很大程度上使各种肌理有意图,使肌理的多样性有意图,使肌理的多样性有意图,对"缺隐"肌理也是这样。这就要求陶瓷雕塑家对材料,工艺的规律性有所把握;对所技术、反规范肌理的生成原因有所认识。而从因势利导,将反技术反规范的失误作为一种技术和规范,?"缺陷"按创作要规范地产生,即均匀、重复、规则或按特定要求地出现,达到条理化。这既是一种控制也是一种预见。总之,要使肌理效果有意图,有秩序、合规范地多样化。如斑点导因与泥釉料中的某些金属成分,我们可对症下药,将错就错使某种金属的含水量量均匀地混入泥釉或有重点地施于器表;表面粗糙不匀导因与泥料颗粒大小不均或所含水量成份烧成温度不,那么我们可有意识地将这些因素均匀地或接某种要求组合在泥料中,使器表产生均衡或特殊的粗糙肌理效果;制作不填造成的塌陷,歪扭,划道,落渣等缺陷我们也可以有意识地利用,使之合于韵律。 总之,我们应该把握缺陷产生的规律性,并借助相应的技术手段云再现它,让缺陷按我们的意图显示呈现在雕塑的表面,成为我们观念情感的表现媒介。在这一点上,我们并不片面地反对技术理性,相反我们重视和强调技术理性。但这种重视和强调不是唯技术为目的,只不过择它为手段。我们主张的是唯技术肌理观所遮蔽的指向审美的肌理品质和潜能充分地挖掘出来,借助技术的手段合目的地显示这些品质,放这些潜能,创造丰富多样的肌理效果,使雕塑艺术在审美观照中具有高度的适应弹性从而真正构成为人的美的环境。
艺要主需要创机关报,这种创新不只是题材、内容上的创新,同时也必须是形式上的创新,必须是包括肌理在内的材料,技法的创新。陶瓷雕塑作为环境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常态观念基础上的创新,显得更为重要。对陶瓷助理的新认识,实际上就是对陶瓷材料的一个重新认识过程,也就是陶瓷艺创新和介入环境的要求。既然"在自然方面的因素(阳光、树木、花草、山河、砂石)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因素融合起来成为"人类环境的联系者"⑩已是现代环境艺术的趋势和要求,那么我们就应该顺应这种趋势和要求,高度重视陶瓷艺术方面的自然因素。而陶瓷助理正是陶瓷艺术所特有的自然性因素,陶瓷肌理所显示的指向审美的品质和潜能正是改造和美化现化环境所需要的。因旋风,人类企图把失落了的情感追寻回来,返回自我。人们需要能动的审美的占有,需要充满情情感的创造。与是天然材料为人们所钟爱。砖、石块和木材先进不加修饰地暴露与众,草抑,竹藤的手工艺品越来越多地进入现代家庭,它带给空内空间的更多的人情味。
陶瓷雕塑作为室内环境艺术的一部分,将越来越显示它的重要性,并以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影响着人们的情感,给人们以精神舒适和美的享受。
陶瓷雕塑介入环境的途径和方式是丰富的,如造型、色彩、尺度、题材、材料的表面处理(肌理)等等,但在笔者认为,对陶瓷雕塑肌理美的发掘是陶瓷雕塑与现代环境相吻合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之一。前面我们已经对陶瓷肌理作了分析。这一切都表明了陶瓷肌理特别是缺陷肌理与现代环境要求的适应性以及满足要求的丰富潜能。
人作为大自然本身的产物,具有向往自然、接近自然的心理要求,这是人的天性。因此,我们认为充分发挥材料的特征,发掘陶瓷肌理美的审美属性,是陶瓷肌理介入环境的重要途径。
陶瓷雕塑与室内环境
莫里斯曾经断言:艺术和美不应该局限在绘画和雕塑的范围中,所有的人都能采取高尚而普遍的装饰产品来布置我们的生存环境,应当消灭艺术和生活的界限,使生活艺术化。
环境艺术,也是美化人的室内环境的艺术,它的任务就是创造一个为人的环境,使它具有某种特定的气功,情趣和丰富的艺术感染力,随着工业技术的高度发展,各种现代材料被广泛地运用于室内,形成了一个趋于"硬化"的环境。人们生活在一个为冷漠的机械制品包围的世界中: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现代化的组合家具、灯具等,所构成的室内环境与人仅仅是物质的实用的关系,人们只是享受着一堆有物形的实用体,而不能在精神上享受与物的对话和理喻。继60-70年代的"回恒"自然风之后,80年代人掀起了"追求原始味"的更多的审美质素。对于这种室内环境要求,陶瓷肌理是称职的。
陶瓷雕塑与室外环境
任何室外雕塑都应该作为景观艺术去感染人,在世界性的美化人类生存环境的艺术潮流中,雕塑日益受到重视,而且,材料肌理的发掘创新成了雕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就目前陶瓷雕塑在环境中的地位来看,仍然囿于室内而没有气宇轩昂地走向室外,这种阻力主要来自艺术家头脑中的陈旧观念:认为陶瓷雕塑本该属于室内,而且只应呆在
博古架上;它的工艺性决定了这种命运,在他们的眼中陶艺家成了艺人。翻开雕塑艺术史,我们将不难找到大量惊人的和真正标新立异的大型陶瓷雕塑作品,但长期以来,陶瓷--这种似乎失去重要性的艺术手段,在环境艺术的创造中仍然表现的更为明显。其次是来自工艺技术上的局限;由于陶瓷雕塑在制作中有一个较复杂的工艺过程,在设计较大型的雕塑中易产生"缺陷",不尽人意。这也是陶瓷雕塑未能介入环境的一,具有自然品格或具有启发自然性状之力量的造型艺术是现代环境迫切需要的。在一个新型建筑的客厅,幽雅舒适的卧室及一个组合式的现代家具的环境中,放进一个表面粗糙、朴质、风格古拙自然的陶瓷雕塑作品,再配上灯光,整个环境的气氛就会大不相同。在众多?硬性物"的衬托下,它们具有欢快活跃的性格,使室内环境充满自然,欢闹的情趣,从审美的作用来看、形、质、色是视觉领域同一层次的三大信息维量。质即肌理,是感受美的重要形式因素,在整个室内环境中,肌理不仅具有悦目性,而且富有情感性。丰富的肌理变化会激起审美的联想和想象,并伴随强烈的情感体验。
现代室内环境的单调,冷漠的气氛可以靠艺术陈设的材质变化来协调,通过质地的光细与精糙,挺括与柔软,无光与闪光,透明与不透明,天然和人工纹理的协调来取得整个环境气单调与丰,冷漠与热烈,窄义与多义的协调统一,从而?quot;硬化"的气氛召回人性,赋予个重要因素。
陶瓷雕塑是"火的艺术",我们不可否认在构造室外景观环境中有一定的局限性,的确,陶瓷雕塑的创作必须虑及制坯、成型、施釉和烧成等工艺程度中的技术要求。但实际上这些工艺要求都是按技术肌理目的提出的,也就是技术工艺标准化。因为超越这种技术标准和要求就意味着"缺陷"肌理的出现。既然,我们并不以为肌理"缺陷"就是缺陷,那么这工艺上的局限也就不成其为局限了。而恰恰是这种"缺陷"肌理构成了陶瓷雕塑艺术独特的艺术语言,成为它介入现代室外环境的重要艺术媒体。 前面我们已经对陶瓷的"缺陷"肌理作了分析和研究,也对存在于某些艺术家心目中对陶瓷的陈旧偏激观念作了批评。从而找寻到了"缺陷"肌理在陶瓷雕塑构造室外景观艺术的重要途径。现在我们来探讨陶瓷雕塑在室外环境中应有的出路。
有人认为陶瓷雕塑要介入环境,首要的问题是解决作品的尺度问题,认为只有作品在构成一定的体量时,才能作为景观雕塑出现。笔者不完全赞成这种看法,从某种角度来说,提出这种看法的人,多多少少受制与唯技术观的影响,表露出了他们对缺陷的恐惧。雕塑尺度取决于所处外部空间的尺度,并与所处环境的性质有关。一般说外部空间尺度大,雕塑尺度也大,反之亦然。就目前国内陶瓷生产的条件来看,烧制大件的陶瓷雕塑作品不是没有可能,笔者在考察了全国的主要产资区后发现很多厂家就能完成。江苏宜兴就有个能烧制三米内的陶瓷推板窑,可见这并不是件困难的事。另外,还可以采用分段烧成法,组合成型,雕塑的尺寸可以无限发展,至于说组合后遗留下来的缝隙,我们就不能按传统的规范去看待了,这种形式往往会给人更多的视觉共鸣。
诚然,现代建筑的外部空间与园林,庭院的外部空间是特定的环境和背景。园林、庭院迁回曲折的道路、自由的绿地,高大建筑轮廊线与直线构件构成的体量与质感,对陶瓷雕塑也提出了特定了要求。陶瓷雕塑在构造室内外环境中与室内雕塑,室外空旷纪念地雕塑应有区别,它的主要特点是:1)题材广泛,位于建筑与建筑之间,街道二旁的绿地、园林、庭院等外部空间的雕塑,要求题材有生活气息,轻松活泼,生动自然。大千世界的人物、动物、植物和抽象构成物均可为题材。而这些恰恰是陶瓷雕塑最有利的表现题材。2)尺度适宜,造型富现代气息,一般来说位于街道旁、园林、庭院绿地中的雕塑尺度不宜过大,大体上与人的比例接近,利于在人们的观赏时创造与日常生活欣赏实物时相似的视线。3)富于变化的材质、色彩,与周围环境相比,雕塑是局部,为了平衡整体,协调整体给人的感受,作为重要局部的雕塑往往对对比手法强调自己,强烈的色彩与周围环境的用材不同利于创造鲜明的不被环境"淹没"的形象,也利于烘托整体。陶瓷材质的丰富性表现和肌理的内在品格,在构筑此类环境时可谓天之骄子。陶瓷肌理的丰富性表现,即能够体现其身的材质特色,又具模仿其它任何材质的可能。
另外,应该指出的,陶瓷室外雕塑的表现肌理与室内雕塑肌理要求不同,不能太细腻,要显眼,要强调光影效果,在制作工艺上的要求要比室内雕塑宽松些,对缺陷肌理更不惧怕,甚至要夸大缺陷。
现在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陶瓷雕塑在构造现代环境的优势所在。我们不仿假设这样一个环境,在由四周高大建设物形成的一个半封闭的空间内,设置一件异型的略带长形或园型的陶瓷作品,表面色彩华丽且粗犷。材料上即打破了空间内的由钢筋混凝土造成的平整墙面的,单调冷漠气氛,造型上又可避免轮廊线上与建筑物垂直线条的重复。造型表面处理上又带给人视觉上轻松自然之享受,显得宁静;安定,使这半封闭环境幽美文雅。假如在这样的空间中,置设一尊金属或水泥的雕塑则显然显现出二种不同的气氛。容易产生单调呆板甚至不稳定的感觉,材料的类似,使得雕塑作品的艺术效果很容易被高大建筑物所吞没,可以陶瓷雕塑在某些方面较之金属,水泥更多地具有"软"的情感因素。
陶瓷肌理有着极宽的表现邻域和丰富的潜能,可以称它是构筑环境艺术中的钢琴。它可以华丽也可以淡雅,可以凝重质朴也可以晶莹璀粲,它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可以是"致广大"也可以是"尽精微"。但尺管它们奉献如此丰存,其内在品格和潜能仍未受到重视和开发,新的环境,新的观念,新的要求,迫使我们对传统的老观念提出反思。
陶瓷雕塑介入环境是艺术发展的必然,相信它必将在构造环境艺术的创造中显示它强大的生命力。
(1)墨哲兰《在返回感觉之据的途中》9页
(2)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页、200页
(3)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32页
(4)《哲学研究》85年9期
(5)美国诗人罗埃尔丁·语
(6)参见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视觉思维》
(7)参见可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视觉思维》
(8)贡布里希:《秩序感》 9页
(9)威廉·贺加斯:《美的分析》26页
(10)丁·波特曼语:引自《美术》85,11期,布正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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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业,由于运输方式和对象的不同,通常分为不同的快递服务种类,与普通的运输方式相比,它们有很大不同:快递的运费一般大大高于普通运输方式,是由于其追求时效性而使得成本的增加,和满足客户对时间需求而增加的增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物流快递业发展缺陷及其矫正措施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快递业是我国现代物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我国的物流配送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快递业也成为了物流发展的崭新力量,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周期,呈现出迅猛的态势。然而在快递行业如此快速发展、给消费者及社会带来服务水平增长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其发展的瓶颈和缺陷。本文就我国快递行业现状及存在缺陷进行分析阐述,并提出了相应的矫正措施。
关键词:物流快递业;发展;缺陷;矫正.
国外快递业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美国,中国第一家快递企业成立于 1979 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要求社会能够提供更加快捷、安全的物品传递服务,同时不断改善的交通状况及信息管理技术不断进步也为这种需求提供了可能,我国快递业由此应运而生。1980 年中国邮政开办全球邮政特快专递业务(EMS),随后国际快递巨头也纷纷通过合资、委托代理等方式进入中国市场;1986 年颁布的《邮政法》规定:“信件和其他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的寄递业务由邮政企业专营,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但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邮政企业已经无法满足外贸行业对报关材料、样品等快速传递的需求,民营快递企业因此迅速崛起;
1993 年,顺丰速运和申通快递分别在珠三角、长三角成立;1994 年初,宅急送在北京成立等;2005 年 12 月,中国按照 WTO 协议全面对外资开放物流及快递业。2007 年 9 月,《快递服务》邮政行业标准发布为快递业提供了规范服务行业标准;2008 年 7 月,《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正式实施;2009年 10 月 1 日,《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和新修改的《邮政法》同步实施,首次在法律上明确了快递企业的地位,并提出了快递业的准入门槛;2013 年 3月 1 日,交通运输部制定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对快递市场做出进一步规范。我国快递业虽然起步较晚,但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其迅猛的发展速度、快速延伸的营业网点、急速增长的营业额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新加入者,使得该产业不断壮大:据统计,2010 年全国规模以上快递服务企业实现快递业务收入 574.6 亿元,同比增长 20%,占到了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的 45%,比上年末提高 2.7 个百分点,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23.4 亿件, 同比增长25.9%,比上年末提高 3.1 个百分点;2011 年我国快递市场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快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了 36.2%和 20.2%,分别达 36.7亿件和 757.9 亿元(国家邮政局数据),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表明,2011 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471564 亿元,比上年增长 9.2%,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的增速接近 GDP 增速的 2.2 倍。2011 年我国网购快件在快递业务中占比日趋增大,网购产生的快件量占快递业务的比例已从 2010 年的 42%左右(国内快递)上升至 2011 年的 58%,网购产生的快件量收入已占快递总收入的 46%,网购快件已经成为驱动快递业务增长的主要力量。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快递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2010 年以来我国日均快件量已接近 1000 万件大关(以工作日计算),这使得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第三个快件大国。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已达4898 家,从业人员 70 多万,他们为广大的企事业单位及个人消费者提供前所未有的便捷服务,逐步成为我国又一新兴的朝阳产业,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电子商务规模的持续扩大和网络购物的兴起,推动着快递业的不断成长,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在需求的拉动下,我国快递行业表现出了非常强的活力。快递企业在人员、资金、设备上的投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不断拓宽运营的覆盖区域,提高作业处理能力,在门到门投递、限时送达、跟踪查询等服务功能上日趋完善,在社会服务、解决就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目前快递行业快递业成为我国物流发展的崭新力量,发展非常迅速,逐步成为了社会经济中积极的元素,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制约着该行业的标准化、规范化的进程。
(一)快递行业市场管理不到位.
鉴于我国快递行业早期自由发展的无序性,出现了一些问题,国家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新《邮政法》
和《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力图对快递市场进行规范管理。但是未能对快递行业的具体业务、市场监管、延误损坏的赔偿细节和统一规范的赔付标准等进行明确的规定,标准针对性不够强且在执行过程中也较难落实,直接导致出现业务纠纷时客户利益受损,消费者维权困难,致使客户利益受损害,也严重影响了自身形象。
(二)市场准入及监管力度不够.
快递公司一般开始在一、二线城市开展同城或跨城快递业务,继而向三线及普通市县地区发展营业网络。由于需求的拉动,快递网络发展较快,营业网店激增,加之市场准入及监管力度不够,于是一些快递公司很难也不想花费足够的精力逐一严格考核网点的经营资质和实力,有的快递公司,由于财力等因素的限制,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去壮大营业网点,于是依靠吸收加盟商的形式来发展业务,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大营业网络,另一方面也可以收取相当可观的加盟费。这些加盟商大都经济实力较弱、技术能力不强、且管理不够科学,快递企业没有对其进行严格的加盟资格考核就草草吸纳,结果导致服务质量得不到保证,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整个企业来乃至整个快递业的声誉及形象。
(三)快递服务质量受到严峻考验.
通过连续四年来的快递服务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快递服务整体水平呈逐步提升态势。其中,受理和乱收服务满意度提升明显,投递和售后服务满意度提升幅度不大,快递服务“重前不重后”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快递不快”问题仍较突出,快递服务质量堪忧。2011 年,在快递业务激增的同时,消费者的投诉案件量成倍上升,据国家邮政局的统计数据表明,2011 年我国快递业消费申诉案件量同比增长 344.3%,是快递业务量增幅(36.2%)的 9.5倍。而 2010 年的申诉案件量相比 2009 年的增速为97%,是当年快递业务量增幅(25%)的 3.9 倍。在2011 年消费者众多投诉案件中,服务态度差的申诉案件量同比增长 822.1%、延误的申诉案件量同比增长 366.2%、违规收费的申诉案件量同比增长305.7%,申诉案件量同比增幅之高实属罕见,我国快递服务质量受到严峻考验。
(四)快递从业人员结构不合理.
2010 年,我国快递行业从业人员达 70 万人以上。
其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占从业人员的 95%以上,男性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的 85%以上,30 岁以下人员占从业人员总人数的 90%以上。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快递业从业人员普遍素质不高,结构也不合理。这是由于用工的紧缺型和快递业的迅猛发展对从业人员的急剧需求,致使快递公司招聘从业人员时为了招到员工,往往对学历无要求、对从业资格无要求、员工入职后没有提供正规的岗前培训,导致员工业务素质不过关,服务较差。另外该行业暂未能为员工提供优厚的福利待遇,工作比较辛苦,且30 岁以下的年轻人较多,致使员工频繁离职,流动性强,也给企业也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五)快递企业整体综合实力较弱.
截止 2010 年 9 月 30 日,全国已经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达 4898 家,其中 85%以上为25 家快递知名品牌企业,特许加盟模式民营快递企业数量占到 70%左右。这些快递业主要体现在国有、外资和民营的三大阵营,国际快递以外资为主,国内快递则以国有为主导,民营为主体。城市内快递,民营约占 90%,省际间快递民营约占 50%。从实力来看,快递行业内存在“四方势力”:四大外资(DHL、FedEx、TNT和 UPS)、中国邮政、内资大企业、民营公司。民营快递企业成为国内快递市场的主力军,他们占有国内快递行业(同城、异地)80%左右的市场份额和 85%左右的从业人员,但是,除顺丰速运外,其余均有“大而不强、小而差”的特点,并且整体呈现“两低”状态,即市场集中度较低,产业化程度较低。自 2010 年来,尤其是 2012 年表现出来的由于国内网商借助圣诞节、春节、“双十一”、“双十二”和“2.14”等节日提前大搞商品促销活动,推动了网购量暴增,大大超过了快递企业的承受能力,最终导致快递“爆仓”频发,引起消费者的不满。
(六)快递企业经营模式落后.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民族快递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经营模式落后,多数民营快递企业采取特许加盟模式,还处于家族治理结构状态,法人治理结构尚未建立。总体表现出市场集中度较低、同质化竞争突出、服务产品单一,缺乏品牌优、实力强和标准化快递服务产品体系完善的快递企业,不能适应快递业一体化、标准化、集约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如目前国内快递市场由中国邮政部门控制 40%份额,其余由民营和港资快递企业占据。
民营企业中,一批像顺丰、“三通一达”、宅急送等已具有影响的大中型优秀快递企业为数尚少,大多数民营快递企业则表现出小、散、弱等问题,互信度和协调性较差,以地区性快递业务为主;在国际快递市场上,虽然中国邮政 EMS 控制了一小部分国际快递市场,但民营快递企业以间接方式将国际快件转入 DHL、FedEx、TNT 和 UPS 四大网络,仍依赖四大网络的渠道,难以进行创新。
鉴于我国现阶段快递行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缺陷,相关政府部门应不断建立健全行业法律法规,规范管理行业行为,引导其健康、有序和可持续的发展。同时,快递企业本身也应积极创新科学管理方法、提高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严格把关营业网络的延伸,通过自身进步带动整个行业的科学、规范发展。
(一)规范快递行业市场管理.
政府应该从改革开放的长远着眼,尽快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快递行业市场管理,建立合理高效的快递监管体制,以保障快递企业的合法权益,为快递业发展扫清政策性障碍;另外,政府也要重视快递行业监管部门,为维护快递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正确引导快递业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快递竞争环境。通过相关法律规定不仅能够规范行业、抬高入行门槛,也是一种对使用快递服务客户的保护措施。
(二)加强快递企业自身建设.
我国快递企业要真正做大做强,既要靠外力,更要靠内部因素,要有长远眼光,敢于投入现代化的物流设备技术,积极采用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模式,既要抓好硬件建设,又要抓好软件建设,把提高人员素质、开展规范化作业培训、加强内部管理和提高服务质量有机统一起来。对国有快递企业而言,应该加快改革步伐,深化改革力度,使其能够摆脱沉重的束缚,自由快速发展;对民营快递企业而言,要从基础设施,技术,人才等方面不断壮大自己,加强信息系统投入,增强自身竞争力。不仅如此,我国邮政快递、国有快递和民营快递应与时俱进,加快与快递运送的源头企业及大型电子商务网站展开合作,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加强对快递客户的争夺,在竞争中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苦练内功,提高竞争能力和管理水平,定能在快递市场中取得一席之地。
(三)推进快递企业联合发展.
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复杂,任何企业很难单靠自身的力量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快递企业也不例外。随着外资快递大鳄 (DHL、FedEx、TNT 和UPS)的大规模进入和一批民营快递企业的迅速崛起,国内快递市场竞争将更加白热化,而此时快递行业整合优势也将在竞争中凸显出来。因此,推进快递公司之间的相互合作、强强联合,发挥各自优势,互惠互利,取长补短,共同开拓市场,是快递企业把业务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当前,快递行业应抓住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机,促进快递服务与电子商务产业紧密结合,融合发展;推动快递企业与电子商务网站合作,不断优化业务结构,提升服务水平,实现互利共赢。
(四)创新快递行业经营模式.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代快运快递业的服务对象日益多元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将广泛地服务于整个的社会和经济领域,满足消费者日益增加的快运快递服务需求,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发展壮大,必须创新经营模式。如我国快递行业应拓展服务领域,将服务范围向上游产业延伸,统筹协调快递基本业务与电子商务配送、供应链管理等新业务的发展,加速推进传统服务方式向现代服务方式转变,充分发挥快递协会等中介组织作用,研究电子商务快递中代收货款、签收方式、快件保险等问题,组织拟定相关服务规范。国家也应鼓励引导快递企业加快进入制造业供应链服务领域,承接电子商务配送服务,大力发展信息流、资金流、实物流“三流合一”业务,推进快递服务和电子商务融合发展,鼓励快递企业提供企业对个人(BtoC)、个人对个人(CtoC)、企业对企业(BtoB)的配套快递配送服务。
(五)优化快递行业人才培养.
做好快递业的工作,关键还在于人。政府要用到快递人才培养走向正规化,加强快递物流人才需求预测和调查,制订科学的培养目标和规划,发展多层次教育体系和在职人员培训体系。利用社会资源,鼓励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合作,编写精品教材,提高实际操作能力,强化快递职业技能教育,开展快递物流领域的职业资质培训与认证工作。鼓励各地高校按照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开办、设置相关的专业和课程,校企深度合作,共育快递人才。鼓励快递物流企业和快递咨询机构、科研院校等进行多种形式的资本与技术融合,充分发挥社会各种优势,实现快递物流产学研一条龙发展,优化快递人才培养,满足快速发展的快递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1]国务院关于印发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通知.国发[2009]8号,2009(3).
[2]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2009 年 4 月 24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
[3]快递市场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08(4).
[4]成希瑶.我国快递行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中国市场,2011(32).
[5]李散绵.我国快递业发展的机遇及对策探析[J].物流工程与管理,2012(4).
[6]宁凯,许晓军.我国电子商务快递物流发展问题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2(22).
[7]王峰杰等.我国物流快递业缺陷及其发展趋势分析[J].物流技术,2011(1).
[8]王静坤等.浅析我国快递行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J].现代经济信息,2011(18).
[9]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物流年鉴(2012).中国财富出版社,2012(10).
[1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物流年鉴(2011、2010).中国物资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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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诉讼的内容和形式不同,诉讼活动可以具体分为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部分。其中,刑事诉讼是指审判机关(人民法院)、检察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侦查机关(公安机关含国家安全机关等)在当事人以及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定程序解决被追诉者刑事责任问题的诉讼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的立法缺陷和完善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又可称为刑事诉讼专家技术顾问,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受被告人、自诉人( 被害人) 和司法机关委托就鉴定结论涉及到的专门知识提出意见的掌握特定科学理论和专门技术知识的人。2012 年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增设了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相关规定。该法第一百九十二条明确规定: “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这是我国首次在刑事诉讼立法中明确规定了专家辅助人制度,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从宏观的角度出发,专家辅助人在诉讼中的最重要作用就是协助一方当事人就鉴定意见内容提出意见。但是,从现行立法来看,刑诉和民诉对专家辅助人“提出意见的内容的对象”是作出了有区分度的规定的。2012 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 “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也就是说,民事诉讼法中专家辅助人不仅可以就鉴定意见提出意见,还可以就专业问题提出意见,而没有局限于鉴定意见中,这就意味着民事诉讼中专家辅助人提出意见的范围是要比刑事诉讼中的广泛。
在刑事诉讼当中,专家辅助人的存在到底能为整个诉讼带来怎样的正能量以及发挥出怎样的价值呢?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使控辩双方在质证过程中得到平等的武装。由于刑事诉讼立法中早已明确了鉴定人制度,鉴定人也拥有“科学的法官”的称谓,曾经的“鉴定结论”到如今的“鉴定意见”仍旧属于法定的证据种类之一。可见,鉴定意见在诉讼中的仍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鉴定意见无论如何也只是属于一家之言,其正确与否仍旧要经过推敲,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要经过质证。质证属于庭审当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倘若没有专家辅助人的存在,那么针对鉴定意见的质证的意义也显得微乎其微。显然,这对于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一方是不公平的,其相关的权利得不到周全的保障。再者,在刑事诉讼中,鉴定意见的作出一般属于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内部的鉴定机构作出,在诉讼力量的角度来看,公权力一方的优势是明显的。因此,为了保障控辩双方力量的相当,使原本属于弱势一方的被告人的权利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刑事专家辅助人的设立极为必要。
第二,维护司法公正,重塑司法权威。根据当下司法实务中出现的相关当事人对于鉴定意见不能信服从而引发重复鉴定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刑事案件当中,由于涉及到人身自由权甚至生命权,这就使得被告人一方或者是被害人一方的情绪反映激烈,对司法不信任,甚至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安定。以此,从维护司法公正以及重塑司法权威的角度出发,在刑事诉讼中建立专家辅助人制度则显得尤为有意义。因为,专家辅助人参与到诉讼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接受询问、对质,帮助当事人对鉴定人进行询问,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也是对鉴定意见的一种外部监督方式。如此,可以增强当事人对于鉴定意见的接受程度,减少甚至消除抵触司法的心理,从而促进司法程序的顺利进行。
第三,完善刑事诉讼的司法程序的需要。从国外的相关立法来看,各国都建立了相关的制度从而保障刑事诉讼立法的完整性。法、德等大陆法系刑事诉讼中同时存在着司法鉴定制度和技术顾问制度。为解决案件专门性问题,法官有权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并由法官选任的鉴定人提供鉴定意见。同时又对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人制度加以改革和借鉴,设立了技术顾问制度。从刑事诉讼程序的完整性出发,理应对刑事专家辅助人制度加以规定。
( 一) 现行立法过于原则化、抽象化,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
从现行的刑事诉讼立法来分析,关于专家辅助人制度的条文数量显然是过于单薄的,且笼统地将相关程序规定为“适用鉴定人的相关规定”。从制度设计的层面来说,稀少且缺乏明确操作规范的立法是无法支撑其整个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过于空洞化的立法只会让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饱受诟病,而得不到良好的运行效果。
( 二) 对“专家辅助人”的具体资质尚未作出明确的界定
抛开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其他细节性规范,从其定义出发,我国立法就从未对其作出具体的界定以及具备何种资质的人才能在诉讼中被称为是“专家辅助人”这一最基本的定位尚未明晰,这在实践中是存在巨大的风险的,最为明显的就是会让不具备相关资质的人进入到诉讼当中,妨碍诉讼的正常进行,甚至浪费司法诉讼资源。
( 三) “专家辅助人”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尚未作出清晰的规范
可以说,专家辅助人在现行的刑事诉讼立法中的诉讼地位是模糊的、不明确的,也是有待进一步规范的。以此同时,其权利义务在诉讼中也是缺失的,这会导致的问题就是,专家辅助人在诉讼中的行为得不到具体的规范,在“可为”和“不可为”之间找不到界限,不利于对其作出约束。( 四) “专家辅助人”制度在具体的诉讼中运行程序缺失除了上述几个前提性要件出现立法空白之外,作为制度运行的细节程序法律也缺乏具体的规制,显然这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就微乎其微了,甚至还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和混淆的局面,长远来看,是不利于制度的健康发展的。
( 一) 明确专家辅助人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具备的资质条件
因为专家辅助人存在的最主要作用就是针对鉴定意见提出质证意见,这就要求专家辅助人必须要具备相关的知识才能对鉴定意见作出较为准确和科学的解读。因此,其资质和条件应当和鉴定人相当且要作出具体明确的规范,以保证专家辅助人参与诉讼的质量。因此,我认为,可以比照2005 年《全国人大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对鉴定人的资质作出的规定,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专家辅助人的资质进行规范:
首先,应当是具备相关专业领域的相关经验、知识或是技能,或者是在行业领域具有相当的从业资历且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比如说设定一定的年限门槛。但是总体来说,专家辅助人的门槛的设立应当低于鉴定人。毕竟专家辅助人在诉讼中的作用是辅助聘请其的一方当事人从而让更多有能力的人加入到专家辅助人的行列,促进诉讼程序的运行。
其次,专家辅助人应当是自然人且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除此之外,还应当设立相关的禁止性规范: 第一,因诚信问题受到过相关处罚的人( 包括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 ,不得担任专家辅助人。第二,在同一案件中一个人不得同时具备专家辅助人和鉴定人两种身份,从而避免“自鉴自质”的局面的发生,才不会让该制度的设计愿景落空。
( 二) 规范专家辅助人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
根据刑诉法的规定,鉴定人在刑事诉讼中是属于诉讼参与人的范畴。但是,现行立法却未对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以及诉讼权利义务等一系列的基本问题作出清晰的界定。首先,专家辅助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应当和鉴定人并行,纳入诉讼参与人的范畴。其次,在刑事诉讼中,由于专家辅助人的质证对象是针对鉴定意见,要想让专家辅助人真正在诉讼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明确其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和义务是首要的基础,有了权利义务的规制才能让专家辅助人在诉讼中有底气。因此,在未来的立法完善中,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
刑事诉讼中的专家辅助人依法享有以下诉讼权利: ①有权查阅鉴定意见以及了解与鉴定事项有关的案件事实。就该项权利的满足的前提是刑事诉讼中应当对公安机关等部门作出的鉴定意见实行强制公开制度。因为就目前的司法实践而言,当事人往往不能获知鉴定意见的相关内容,那么,自然也对其在诉讼中的其他权利义务的实现产生了相当的阻碍。②对鉴定意见拥有质询权。③庭审阶段与鉴定人对质的权利。④获得报酬的权利等。
刑事诉讼中的专家辅助人依法承担以下的诉讼义务:①帮助、协助当事人针对鉴定意见所涉及的专业性问题提出质询的义务。②出庭作证的义务以及在庭审阶段接受法官和诉讼另一方的询问义务。③如实作出陈述,不得故意作出虚假陈述的义务。④保密义务。⑤遵守法庭纪律,听从审判人员的指挥等。
( 三) 完善专家辅助人的相关具体程序规范
由于现行刑事立法并没有就专家辅助人出庭的程序作出具体的规范,为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造成适用的混乱,同时也是为了规范诉讼程序以及保障程序正义的迫切需要,在未来的立法完善中,势必要花费相当的笔墨对专家辅助人的出庭程序作出详细且明确的规定,以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保障司法程序的顺畅运行。
从启动的理由来看,为了防止当事人滥用该制度从而造成不必要的司法诉讼资源的浪费,当事人在申请启动时,应当向法庭说明理由,但法庭不应对此作高要求的规定,只要说理成立,对鉴定意见的异议即可成立。
从启动的主体来看,由于当前刑事诉讼的立法并没有将刑事诉讼启动鉴定人制度的主导权赋予当事人一方,而是控制在公权力一方。那么,从刑事诉讼控辩平衡的制度设计出发,应当将专家辅助人的启动权明确赋予当事人一方,由其自行聘请委托,当然地,所支付的费用也由其承担。
从启动的时间范围来看,笔者认为,只要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知晓鉴定意见内容并且对其存有疑问的时候,即可以提出启动专家辅助人制度,以此来保障自身的相关权利义务。此外,针对出现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情形时,也可以针对鉴定意见出现的新内容提出新的专业意见。
从专家辅助人的出庭程序来看,应当对专家辅助人的出庭作出强制性的规范,使其真正地在庭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于在鉴定人制度设计之初并没有规定强制出庭制度,这就导致鉴定人出具书面证言的情况远远高于其出庭说明的比例,使鉴定人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价值大打折扣,反而对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带了负面影响。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出发,在未来立法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时,为了防止出现类似的情形,则在制度设计之初,就应该作出强制性的规定。除此之外,专家辅助人也应该和鉴定人一样,同样地适用回避制度。
总而言之,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纳入,对于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来讲,是有利而无害的,专家辅助人的纳入弥补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的缺陷,也为实现刑事诉讼本身价值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但是,立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势必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变化中加以完善和改进。
【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的立法缺陷和完善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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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作为社会经济干预制度的主体,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政府干预不是万能的。政府失灵的出现,国家与社会二元化分离以及构建现代服务型政府的紧迫任务都使得在市场与政府之外寻找第三方社会经济干预力量成为必然。第三部门则以其特有的优势成为这一力量的最佳承受主体。但是,作为政府干预的重要制度补充,第三部门干预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有必要对其干预的空间维度进行探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政府干预的制度缺陷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为在蔬菜价格高涨的现如今,切实减轻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负担,太原市政府于2013年5月,对全市6大连锁超市的59个门店及34家平价商店进行直接补贴,推出“一元蔬菜”惠民活动。文章就该项活动切实以及可能存在的制度缺陷进行分析并给予论证,对于政府在相关政策的制定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一元蔬菜”政策 政府干预 制度缺陷
从2008年起,山西省蔬菜价格持续上扬,至2013年,蔬菜零售价格上涨57.60%,城市平均低保上涨93.40%,从2008年的178.41元/月,上升至2013年的345.04元/月。加之收入分配比例相对不协调,低收入群体生活保障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2013年5月,太原市政府推出在全市开展“每日四种蔬菜一元钱”(简称“一元蔬菜”)活动,全市6大连锁超市的59个门店及34家平价商店根据各自情况,每日选取不少于四种蔬菜,以低于每斤一元的价格优惠销售。太原市政府专门调拨1000万元价格调节基金,对商家进行直接补贴。
“一元蔬菜”的提供者由于政府补贴没有减少收入,而市民因“一元蔬菜”的推行而降低了生活成本。这种看似完美的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是否真的如此对第三方不产生影响?
蔬菜作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其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其他同类或非同类商品价格的影响。反过来蔬菜价格的波动,也会影响同类或其他商品的价格。政府以补贴方式干预蔬菜价格,能否消弭由于蔬菜价格变化而带来的一系列供求双方受益的此消彼长所引发的城乡间收入差距问题,以及这一政策可能产生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确乎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1.基于“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思考。自古以来就有“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说法,早在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李悝就已明确价格对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的基本关系,他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亦劝。”因而,在古代即便灾害发生时也不提倡政府控制物价。反观现如今,若将“农“和“民”作为对立的两方,那么如何为蔬菜这一商品进行定价,即如何从中找到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的均衡点,才能使得在该点上,任意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方的收益增加而又不使另一方的收益减少,实现分配的帕累托最优,值得我们思考。
2.理性人与消费人群。俗话说:“谷贵之时,何人不愿得。”在宋代,当饥馑发生之时,饥民为了自身利益一般都会选择政府提供的无偿赈济,因而非政策性救济的饥民便趁机从中获利。而由于宋代户等制度不实,无法作为赈济的依据,如果重新核实户等,行政投入浩大,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这些都是政府无力支付和救荒所不能允许的,这是北宋救荒活动的一个症结所在。
从上述经济思想进行思考,太原市政府开展此次活动的目标群体是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者,但对于任何一个市场中的理性经济人而言,都会做出使自己效益最大化的选择。因此,“一元蔬菜”这种远低于其市场销售价格甚至成本的商品,不仅满足了低收入消费者的需要,也是中等收入及高收入消费者的最佳选择。基于此,我们不禁要进一步思考:若高收入群体采取搭便车的行为去购买“一元蔬菜”时,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可能性有三:
正效应:如果在“一元蔬菜”的投放量足够大,并且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者购买量足够小的情况下,会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该项政策实施的目的,在惠及广大低收入群体的同时,能够缩小太原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有利于太原市整体经济的正常运行。
负效应:如果在“一元蔬菜”的投放量足够大,并且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者购买量足够大的情况下,不仅会使该项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而且会进一步扩大太原市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太原市整体经济的正常运行。
零效应:如果“一元蔬菜”的投放量在一定临界值以内,并且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者购买量在一定临界值以内的情况下,其对该项政策的实施效果基本无影响,对于调节太原市的收入分配,缩小太原市居民的收入差距的作用基本为零。
与此同时,若政府对于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者购买“一元蔬菜”进行监管,则会使政府的投入增加,这样一来,该项政策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而其收益如何则有待考量。
有关于财政补贴特别是蔬菜补贴的制度缺陷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立足新的视角,从财政补贴的制度缺陷进行研究,通过提出合理假设,运用所掌握的有关数据进行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其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干预经济,市场失灵及制度完善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其论证结果值得政府在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进行参考。
“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对于相关经济主体(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影响是什么?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1.消费者收入隐性增长。此次“一元蔬菜”活动的目标群体主要是低收入消费者。太原市政府希望在物价高涨的现如今,通过政府的财政补贴和商家让利,切实减轻低收入群体的日常生活负担,使其能够购买到价廉质高的蔬菜。对于消费者而言,在其收入不变的情况下,蔬菜价格的降低意味着其收入的隐性增加。对此,我们不禁要思考:“一元蔬菜”这项活动最终能否真正实现政府惠及广大低收入群体的目的,使得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实现隐性增长,其覆盖面能达到多少?
据太原市物价局统计显示,从2013年5月15日“一元蔬菜”活动开始至2013年8月31日,太原市已累计销售大白菜、黄瓜、白萝卜、土豆等“一元”蔬菜1157万斤,直接让利百姓700万元。其中,政府价格补贴约占一半,超市、平价商店等企业让利一半左右。“一元蔬菜”活动开展三个半月以来的日均销售量为10.71万斤。有资料表明,2010年太原市居民共消耗蔬菜80万吨(160000万斤),全市总人口为420.16万人,那么,太原市人均每日的蔬菜消费量为1.04斤。由此,“一元蔬菜”的日均销售量能够满足10.30万人日均蔬菜需求。 2013年,太原市城镇人口为359.84万人,那么,“一元蔬菜”的日均销售量能够满足的低收入群体数占全部低收入群体的比重(本文按低收入群体总数占全市城镇居民总人口的20%的标准进行划分)为14.31%。由此可见,“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对于整个低收入群体的覆盖面并不大,仅占低收入群体的十分之一左右。
2014年,“一元菜”惠民活动政府补贴增至2500万元,剔除CPI的影响,政府补贴的实际增长额为1469万元。那么,按2013年政府对“一元蔬菜”的财政补贴额能够满足的需求人数计算,2014年政府对“一元蔬菜”活动的实际补贴增长额能够惠及的新增人口数为15.1307万人。
如果政府每年按这一覆盖人口数增加对于“一元蔬菜”的财政补贴,那么,达到能够覆盖所有低收入群体人口时还需要一些时间。
根据自“一元蔬菜”活动开展以来太原市物价局所公布的推荐优惠蔬菜销售品种以及结合六大超市及数十家平价商店实际优惠蔬菜销售品种,走访太原市蔬菜零售市场进行实地调研。从2013年5月“一元蔬菜”活动开展至2014年4月,太原市蔬菜零售均价为1.95元。那么,在2013年5月至2014年4月这一年时间中,若按蔬菜零售价购买蔬菜的太原市低收入人群人均蔬菜消费支出为740.22元。(由于2013年1―4月与2014年1―4月的低收入人群人均蔬菜消费支出差别不大,本文统一将2014年1―4月的低收入人群人均蔬菜消费支出用2013年1―4月的低收入人群人均蔬菜消费支出来取代)若按2013年全年消费“一元蔬菜”计算,那么,太原市低收入人群人均蔬菜消费支出为375.804元。
由此,可以计算出“一元蔬菜”的开展对于低收入群体中的个体的蔬菜支出的影响,即购买“一元蔬菜”比按零售价购买蔬菜所减少的蔬菜支出的比重为49.23%。可以说“一元蔬菜”的开展对于低收入群体中的个体的蔬菜支出的影响显著。但对于整个低收入群体而言,其惠及面较低。
2.生产者收入政策性损耗。参与此次“一元蔬菜”活动的生产者,是实现农超对接、农店对接的部分菜农。这不禁让人思考:那些未参与此项活动的菜农的利益是否会受到影响?还应做进一步猜想:同样,对于那些参与到“一元蔬菜”活动中,实现农超对接、农店对接的菜农而言,是否正如政府所期待的那样,在实施此项惠民活动的同时,不会伤及其利益?
通过走访开展“一元蔬菜”活动的多家超市和平价商店进行实地调研可以发现,各家门店的“一元蔬菜”品种的销售量在活动开展前后的变化幅度很大。
根据对太原市十大开展“一元蔬菜”活动的厅店调研数据看出,太原市在“一元蔬菜”活动开展后,各大超市和门店的“一元蔬菜”品种的日均销售量是活动开展前的15倍左右,涨幅巨大。在调研过程中还了解到,自从“一元蔬菜”活动开展后,同类蔬菜按市场零售价销售的其他蔬菜柜组前几乎无人问津;而“一元蔬菜”特别是远低于市场零售价的蔬菜品种的销量,在“一元蔬菜”专柜中涨幅最大,远高于其在“一元蔬菜”活动开展前的销售量。这一现象,让我们看到了“一元蔬菜”对于百姓“菜篮子”的吸引力外,也不禁使我们陷入深思:这一惠民政策是否会使得未参与此次“一元蔬菜”活动的生产者,即未实现农超对接、农店对接的菜农的蔬菜销量减少,进而利益受损?答案是肯定的。此次“一元蔬菜”活动中的优惠蔬菜品种,是太原市物价局根据季节情况,从市民常用蔬菜中选取而来,以每斤低于一元的优惠价格进行销售。一般情况下,菜农都会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生产和种植,即菜农所种植的蔬菜都是居民常用蔬菜,大多与“一元蔬菜”种类相同。作为市场中的任何一个理性经济人而言,在蔬菜品种、品质相同的情况下,都会选择价格更低的蔬菜。因而,“一元蔬菜”会热卖,而按市场零售价出售的同类蔬菜则会受到冷落。所以,我们不难得出,那些未参与到此次“一元蔬菜”活动中的菜农,其蔬菜销量会大幅减少,进而利益受损。
那么若进一步思考:“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会对蔬菜市场的零售价格造成多大影响?进而会使得未参与其中的菜农的利益受到多大损失?
我们知道,从2013年5月“一元蔬菜”活动开展至2014年4月,太原市蔬菜零售均价为1.95元/斤,那么,蔬菜零售均价与“一元蔬菜”均价的差额为0.96元。太原市城镇居民每日蔬菜消费量为374.2336万斤。
那么,在已知每日政府和商家对于所供应(销售)的“一元蔬菜”做出的让利的情况下,将其分摊到全市城镇居民蔬菜总需求量(除去“一元蔬菜”的消费量)时,“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使得蔬菜市场零售均价下降的幅度0.028元/斤。
在已知太原市蔬菜种植面积和菜农人均占有土地的情况下,不难得出太原市菜农总人数,因而,菜农人均日销售蔬菜量为22.91斤。那么,如果“一元蔬菜”活动开展一年,未参与到此次活动中的菜农人均损失为234.1402元。
那么,在已知2013年太原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情况下,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2.07%。同时,在已知2013年太原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情况下,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0.98%。
(由于2013年1―4月与2014年1―4月的农民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别不大,因而,本文统一将2014年1―4月的农民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用2013年1―4月的农民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来取代)
理论上讲,由于存在城乡差异,使得菜农人均纯收入略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而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因而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其纯收入的比重近似等于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即约等于。由此,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其纯收入的比重与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的差额为1.09%。由此可见,未参与到“一元蔬菜”活动中的菜农年人均损失对于收入远不及城镇居民的菜农来说,着实为一笔不小的数额。又由于此次“一元蔬菜”活动的政府价格补贴金额为1000万元,即政府与商家让利总额为2000万元,因而不难得出,所有未参与其中的菜农的总损失为2000万元。对于菜农这一收入较低的群体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而在无形中,该项政策其实是将菜农的利益转嫁到了消费者的身上,因而,这无疑是对菜农收益的削减,使得“伤农”成为必然。 若政府增加财政投入,使得“一元蔬菜“活动能够满足所有低收入群体的需要,那么,此时该项活动对于未参与其中的菜农而言,其受到的损失将会达到多少?
假如要使“一元蔬菜”活动能够惠及所有低收入群体,那么,政府的财政补贴将达到6988.12万元,此时,政府与商家让利总额为13976.24万元。那么,在已知政府投入增加后每日政府和商家对于所供应(销售)的“一元蔬菜”做出的让利的情况下,将其分摊到全市城镇居民蔬菜总需求量(除去“一元蔬菜”的消费量)时,“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使得蔬菜市场零售均价下降0.24元/斤。
由上文可知菜农人均日销售蔬菜量,那么,如果“一元蔬菜”活动开展一年,未参与到“一元蔬菜”活动中的菜农年人均损失为2006.916元。那么,政府投入增加后,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17.78%。同时,政府投入增加后,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8.36%。
同理,政府投入增加后,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其纯收入的比重与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的差额为9.42%。由此可见,当政府投入增加,“一元蔬菜”能满足所有低收入群体时,未参与其中的菜农年人均损失惨重。又由于此时政府与商家让利总额为13976.24万元,即所有未参与其中的菜农的总损失为13976.24万元。对于菜农这一收入较低的群体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因而不难看出,此时该项政策严重伤害到了菜农的利益。
当发现“一元蔬菜”活动会使得未参与其中的菜农利益受损时,我们不禁要进一步思考:对于那些参与其中的菜农,其利益是否会受到影响?虽然政府开展此项活动的初衷是惠民的同时不伤农,因而选择对商家进行直接补贴,但事实是否真能如政府所愿,使得“一元蔬菜”在惠及消费者的同时,不伤及菜农的利益?答案是否定的。“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吸引了广大市民争相购买“一元蔬菜”,这种对部分蔬菜销售价格以大幅偏离市场零售价格所进行的强行打压,势必会波及整个市场同类蔬菜的零售价格,引起同类蔬菜的市场零售价格下跌,进而使得整个蔬菜生产销售链条上的各个环节都会受到影响。传统蔬菜的运营模式是菜农――小菜贩――大菜贩(批发市场)――分销商(二级批发市场)――终端市场(超市、菜市场、零售店等)。由此反推,当终端市场的蔬菜零售价格不得不下跌时,从分销商手中购买蔬菜的终端商会对分销商进行压价,使其以与在终端市场上蔬菜零售价格下降的同等幅度下调出售给自己的蔬菜价格以弥补自身销售蔬菜的损失。以此类推,为获取与之前相同的利润,弥补自身损失,分销商也会对大菜贩压价,大菜贩又会对小菜贩压价,小菜贩进而对菜农压价。
在经过各个环节的层层压价后,最终,菜农不得不以低于“一元蔬菜”活动开展前的售价,甚至以低于种植成本的价格将蔬菜卖给小菜贩。因而,到最后菜农的利益受到了损失。与此同时,当仍然存在于传统蔬菜运营模式之中,而未参与农超对接、农店对接的菜农被迫降价出售蔬菜时,其这一举动又会对参与“一元蔬菜”活动,实现农超对接、农店对接的菜农产生直接影响。当蔬菜售价更低的菜农存在于市场时,作为市场中的理性经济人――超市、平价商店有两种选择:(1)直接与售价更低的菜农进行合作;(2)与现同自己合作的菜农进行谈判,压低价格,若不成,选择售价更低的菜农进行合作。此时,与超市和平价商店进行合作的菜农为尽可能的保证自身利益,势必会做出让步,压低蔬菜价格,最终,使得自身利益受损。因而,我们不难得出,“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不仅会使得未参与此次活动的菜农利益受损,同时,也会使得参与其中的菜农蒙受损失。长此以往,这种违背市场规律,强行以远低于蔬菜市场零售价,甚至低于蔬菜成本价进行销售的“一元蔬菜”活动,会促使整个蔬菜行业陷入不良竞争的恶性循环,使得农民的利益受到伤害,导致蔬菜生产难以为继,而最终为这一惨痛后果买单的却恰恰是消费者。可见,本着“惠民不伤农”的初衷推出的“一元蔬菜”活动,若是长期执行下去,将会是“伤民又伤农”。
我们知道,对于任何一个市场中的理性经济人而言,都会做出使自己效益最大化的选择。因此,“一元蔬菜”这种远低于其市场销售价格甚至成本的商品,不仅满足了低收入消费者的需要,也是高收入消费者的最佳选择。基于此,我们不禁要进一步思考:“一元蔬菜”被不同收入等级的群体购买(低收入户、高收入户)会造成什么影响?
考虑到2013年太原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平均上涨3.1%,因而,2013年山西省城镇居民收入等级划分情况如下。
我们用基尼系数来考察“一元蔬菜”被不同收入等级的群体购买(低收入户、高收入户)造成的影响。假设总人口数为100人进行计算,将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划分为:低收入户(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上收入户,高收入户(最高收入户+高收入户)五个等级,每个等级人数为20人,即均占总人数的20%。通过有关统计数据计算可得:低收入户总收入为17859元,中下收入户总收入为302240元,中等收入户总收入为411540元,中上收入户总收入为552300元,高收入户总收入为861410元,全部人口总收入为2306080元。各组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分别为:7.74%,13.11%,17.85%,23.95%,37.35%。根据计算山西省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28024。由于太原市城镇居民各收入等级群体的收入占太原市城镇居民总收入的比重与山西省城镇居民各收入等级群体的收入占山西省城镇居民总收入的比重大体相当,因而,本文用山西省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来代替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即2013年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28024。
那么,如果“一元蔬菜”被不同等级收入的群体(低收入户、高收入户)购买,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又如何呢?
1.低收入消费群体。如果“一元蔬菜”全被低收入者购买,即相当于将政府与商家共同让利的2000万元作为额外收入均摊给低收入者,则有555.80元分摊给20个低收入者。那么,此时的基尼系数为0.27996。由此,当“一元蔬菜”全被低收入者购买时,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较之目前的山西省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的减少量会降低0.00028。 若政府增加财政投入,使得“一元蔬菜”能够满足所有低收入群体的需要,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元蔬菜”全被低收入群体购买,即相当于将政府与商家共同作出的让利13976.24万元作为额外收入均摊给低收入者,则有3884.02元分摊给20个低收入者。那么,此时的基尼系数为0.27844。由此,当“一元蔬菜”能够惠及所有低收入群体时,若全被低收入群体购买的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较之目前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的减少量会降低0.0018。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对于整个低收入群体的效益微乎其微,趋于零。
2.高收入消费群体。如果“一元蔬菜”全被高收入群体购买,计算方法同上,则此时的基尼系数为0.28036。由此,当“一元蔬菜”全被高收入者购买时,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较之目前的太原市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的增加量会提高0.00012。
同样,若政府增加财政投入,使得“一元蔬菜“活动能够满足所有低收入群体的需要,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元蔬菜”全被高收入群体购买,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提高0.28112。
由此,当“一元蔬菜”能够惠及所有低收入群体时,若全被高收入群体购买的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较之目前的太原市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的增加量会提高0.00088。
由此可见,“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对于太原市整体经济影响甚微;同时,其对于调节太原市收入分配的作用基本为零。即使该项活动能够惠及所有低收入群体,其对于太原市整体经济的影响依旧微不足道,同时,其对于太原市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依然可以视为零。
太原市政府此次开展的“一元蔬菜”惠民活动,旨在物价高涨的现如今,通过财政补贴来减轻低收入群众的生活负担。然而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虽然该政策能使低收入群体中的个体获益较大,但从长期来看,由于制度的不完善使得此项政策难以实现政府惠及广大低收入群体的初衷,同时,也会使得某些相关经济主体(菜农)利益受到巨大损失。因此,该项政策的最终结果则是“伤民又伤农”。另外,该项政策对于太原市整体经济的影响并不大,特别是对于调节太原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微乎其微,基本为零。因而,总体来看,该项政策的弊大于利,收益为负;换言之,政府财政支出的1000万元最终的效果是成本大于收益。
在分析了“一元蔬菜”活动存在的制度缺陷后,我们也应看到政府此举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效果却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虽出于惠民的初衷,但却是政府职能的越位,不仅对商家进行直接补贴,而且为其指定蔬菜按照远偏离市场价格的价格直接定价,违背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对经济的过度干预。那么,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现如今如何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划分二者职能?政府此次给予“一元蔬菜”活动中的(下转第25页)(上接第21页)财政补贴1000万元,花到什么地方,怎么花,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惠及低收入群体的作用等问题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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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升,对于交通工具的消费正出现“倍增式”增长状态,作为汽车生产厂家代理商的汽车4S店如雨后春笋般繁荣起来,为消费者提供专业的销售服务、优质的售后保障、充足的零配件供应和及时的产品意见反馈渠道,为消费者购车、保养、维修等提供一条龙服务,大大满足了消费者多元化需求。当然,汽车4S店的剧增也产生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亟需强化管理尤其是财务管理来增强汽车4S店的竞争力。本文正是基于此,探讨汽车4S店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缺陷与优化方案,为实现汽车4S店财务管理的优化提供借鉴。
(一)成本控制不到位
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里认为:“人类一切行为其实都蕴含着效用最大化的经济性动机,都拥有以尽量小的成本换取尽量大的收益要求。”这就是经济学中“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的尽显,然这一定律不仅适用于经济学,同样适用于汽车4S店财务管理中。毋庸置疑,汽车4S店主要承担为消费者提供专业的销售服务、优质的售后保障、充足的零配件供应和及时的产品意见反馈渠道。在此过程中,必将产生与之相适应的诸多成本类型,主要包括人力资源成本、汽车采购成本、广告宣传成本等等,在实际成本控制中,经常存在成本控制不到位的情况存在,导致“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经济学原则未能体现,弱化了汽车4S店竞争力。
(二)财务管理机制不完善
能否构建一整套完整的、规范化的财务管理制度,是汽车4S店实现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而一套系统化的财务管理制度,理所当然涵盖了财务管理制度的制定、实施、评价、反馈等各个基本环节,假使离开了其中某一个环节,汽车4S店所建立的财务管理制度必然存在制度缺陷,并严重危害财务管理实施的结果,导致不利局面的出现。但在当前我国汽车4S店财务管理制度建设过程中,只强调在制度制定上“做文章”、即制度制定看似合理,实际上却存在操作性不强的不足,更有甚者,很少有人过问财务管理制度实施的评价和后果。
(三)财务内控文化有待完善
文化作为一种企业精神的沉淀和传承,是企业运营管理运转过程中的精神要素,对于汽车4S店实施有效的财务内部控制发挥着前提性的作用。对于汽车4S店而言,虽说其风险系数与运转的业务与一般企业不同,但财务内控文化的构建原则、意义、理念却是相通的。但在笔者对一些汽车4S店的调查中发现,其财务内控文化有待进一步完善,表现为在财务内控意识和理念上缺乏创新。
(一)实现财务管理机制的系统化
汽车4S店又好又快发展的实现,理应是以财务管理制度的优化为前提,然在一些汽车4S店中,至今仍然存在财务管理制度不完善的局面,只讲制度而不顾执行,在执行时又不对所制定的财务管理制度进行评价、反馈,致使所制定的财务管理机制效果不明显。对此,必须对财务管理制度在制定、实施、评价和反馈等各个流程进行完整的监控,以保证其效能的实现。在制度制定上,必须以国家的相关政策以及汽车4S店的实际状况为依据,制定一整套包括人力资源成本、汽车采购成本、广告宣传成本、汽车销售成本等内容在内的系统化财务管理政策。在财务管理政策实施上,必须以严格有效地评价机制和反馈机制为基准,通过相应的企业内部审计来完成对所实施的财务管理政策进行评价和反馈,保证将财务管理政策在事前、事中、事后各个环节中都纳入到审计部门的监督之中,做到监督中有管理、管理中有监督。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所制定之财务管理政策操作性强、效果明显。
(二)实现财务内部控制人事管理的科学化
推动人事管理的科学化,坚持“科学、合理、精简、效率”的原则,实现职责相称、岗位明确,来对汽车4S店的财务内部控制人事管理进行重新定位和设置,是汽车4S店财务内控制度优化的有效保证。对此,要对财务部门的职责分工进行职能定位,以事权为基本依据,明确岗位的管理范围,分工明晰,避免出现职责混乱、职责重叠的情况,保证财务部门人事管理的科学化,以发挥其最大的效能。要通过合理的人事制度安排,保证部门间、职能间的信息交流无缝隙化,通过建立汽车4S店信息传播平台,实现在信息传导过程中的“扁平化”管理,保证每一位员工能及时了解汽车4S店的动态,进而促进自身业务素质的提高。
(三)实现财务内部控制文化的进一步完善
针对汽车4S店在财务内控文化建设中缺乏创新的不足之处,笔者认为,汽车4S店财务内控文化建设必须做好以下几点:首先要管理者重视,然管理者的重视必然来自于管理者对财务内部控制重要性和意义的了解。为此,必须加强管理者的财务内控意识强化,管理者还要亲自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进行设计,并成立专门的项目小组,才能保证汽车4S店财务内部控制制度具有权威性。其次要在财务内控文化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通过科学化、制度化的考核方式来强化员工的财务内控意识的提高。最后,要实现对财务员工培训的常规化,以培训层次的提高和培训渠道的多样化来促使财务员工的业务能力提升,并对汽车4S店财务内部控制文化产生一种文化自觉,实现业务能力和职业素养的提升。
2.试论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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