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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的独立性要求内部审计部门开展内部审计活动不受其他组织部门和领导个人意志的影响和制约,保证内部审计部门的内审工作公正、客观地开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内部审计独立性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会计审计独立性的原因
1.单位大小的影响
独立性的影响多数是由名誉体制与“财大气粗”的空话在各个大小的单位所起到的效果。名誉通常是由熟悉度,美名度和可靠度所组成。独立审计市场名誉成本是可以为会计办事处增加财产与收益的,它也可被资本市场所认同。在中国当下比较稳定的市场体制中,单位的名誉对市场的认可有直接影响,单位名誉越好它的费用准则也增高,更有利于业务的实行。事实显示“,四大”凭借的名誉取得了额外的审计资费。但若是注册会计师不能遵守独立、客观的准则,一旦有投资商知道市场的漏洞而加以使用,就会极度破坏其名誉,且会以后的业务带来严重后果。所以,审计人员需严格遵守、并自觉维护企业名誉。越高的名誉,企业的好处越多,这就促成了良性循环。同普通的小办事处相比,大办事处更可靠,且在长期的努力后,良好的名誉已在顾客群中搭建起。它名誉带来的损失也会很大。
2.在道德方面,独立性起到的作用
会计不但要顾虑自己利益也要记着自己在家中或社会里所担负的社会义务。在道德发展介于这种两难地步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可能不同。道德认知进步的有名代表人同时也是美国心理家与教育家科尔伯格提出,道德认识是发自内心的,而人对道德认知的改变是被道义的冲突引发的,而且是在逐渐改变的。所以,在特定时段中,需人们按流程提升其道德有序的进步。他也强调了社会环境给道德进步带来的巨大推进效果。有人用DIT测验法对审计师实行各种审核,检测结果显示:越适合温和道德认知的专项审计师独立化准则,越难被隐藏性的规定和制度影响。所以,会计的道德认知不在职业规定范围内的可能性,综合各方面来看,是否是由不按照潜在准则所受到的惩戒。从而,就需要核查会计在道德进步过程中的行为,对每个过程采用的方法是不同的,这就有助于其提升独立的自主性。
3.专项准则与管理方法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
在审计过程中,由于专业判定被大量的需求与使用,会计工作者独立性的糟糕状况常常就会出现在它独立性与专门的判断性等这些方面,这些方面通常被会计用作推卸义务责任的托词。精确会计制度、审计制度,来降低使用空挡的独立减值。与此同时,专业机构和管理部门执业质量检验的独立性实行检测,特别是专门具有独立性的,会有积极的反响。另外,使用更严格的法律方法,会有一些的阻吓影响,但和有限责任公司的构建形式是紧密相关的。民事补偿责任的合伙形式下低于震慑。
二、维护审计独立性的方法
1.提高审计单位整治体制变革
在中国,上市企业都要建立单独的董事,而事实上,独立的董事起到的影响却很小。基于这点,独立的董事就该使用它的独立性,比如监管机构可要求独立董事对上市企业经营监管状况发表说明且可要求聘用的独立董事一定要具有相关的财务知识。同时许多上市企业虽具备内审机构,但内审会计师和外部审计的注册会计师不能及时交流和沟通。参照西方国家的审计组织(AuditCommittee),如果一些法规能够对内审部门的全力有更清晰的规则,如内审部门一定要独立于企业的董事会,且对公司的内部掌控的设定可以否决,这样不但能够使得公司的内部掌控更加完美也能够降低注册会计师外部审计的投资。
2.改善会计审计市场条件
通过以上对我国的市场条件的分析,首先要做的就是完善市场条件,让更多的投资商了解到会计报表通透度的关键性。如今中国的资本市场仅是西方资本市场的起始点,还有许多不完善的方面,但伴随市场经济的进步,基金公司的浮现,高含量审计报告的需要也逐渐增加。如今投资商投机欲念高于投资欲念,但这现象并不会持续很久。牢靠的投资条件不但需要管理者的维护,同时需要投资商的赞助。如果控制股票发行价和各项不合适准则的投机作为,就可能引领投资商更注意股票发行人的营销成绩和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其次,要严惩披露行为。如中国当前的财务报表明显低于比西方国家,我国企业很少披露监管层方向性和未来发展,对相关交易也满不在乎。监管会可以逐渐提出对财务报表的规定,提高对企业经营和监管的披露规定。在具体表露审计计费和非审计计费的同时,也要表露是否原审计人员在企业就职或是原公司员工升为审计工作者进而监管注册会计师是否具备了独立性。
3.提高管理制度,对审计违规进行惩罚
会计人员有了解一定法律,汇制和编制的责任感,可实现重要的体系的法律义务规则。“审计制度”、“企业法”、“证券准则”、“刑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互协调按照会计义务的不同来设定,让全部的会计可以相互衔接,从而处理当前水平的错杂性等有关的法律功效,内容彼此矛盾的状况,让法律之间的关联清晰化。
现阶段,我国部分企业的管理者对于内部审计的认识还存在着一定的偏差,相关规章制度并不完善。部分企业领导者仍将工作的重心放在扩大经济效益、提高生产上,将内部审计单纯的只用作监察。认为内部监督与鉴证无关紧要的同时还会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致使内部审计受到很大程度上的限制。与此同时,内部审计是设置于企业内部,内部审计人员切身利益直接控制于所在单位,即内部审计人员是在本单位领导者的直接领导下对本单位负责人负责并报告工作。由于内部审计的对象往往是本单位辖下各部门,内部审计与本单位属于利益共同体,某些情况下内部审计工作会受到单位领导者的影响,工作效率会受到制约。
内部审计人员业务能力不强在根本上影响力内部审计工作的独立性。通常,人员业务能力不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业务能力低下;二是职业道德低下。内部审计人员业务能力低下的原因主要由于企业领导者对内部审计的只能认识不足,未对其加以重视,导致内部审计部门人员的选拔并不慎重,多是直接由从事财务工作的人员胜任,这些人员虽然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术业有专攻,对于审计方面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并不足以应对其工作,因此造成了内部审计人员业务能力低下。而职业道德低下则会撼动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实施。少数审计人员自身缺乏职业道德观念,在各种胁迫或诱惑中不能坚持原则,不能认真履行内部审计的职能,不能对一些违规事项作出真实的纰漏,审计结果往往会流于形式。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受到限制跟其所处的大环境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目前,我国已颁发了有关国家审计的《审计法》,有关民间设计的《注册会计师法》,然而有关内部审计的就只有审计署颁发的《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的规定》,内部审计并未有明确的法律用以规范、约束,这使得内部审计不能够与国家审计以及民间审计拥有相同的地位。这一情况会迫使内部审计及其审计人员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而内部审计人员在工作中则会陷入无章可循的混乱处境。
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内部审计机构设置问题作出明确要求与规定,造成了企业中关于内部审计机构的设置没有一定的参照标准,情况不一。更有甚者,有些企业的内部审计机构并不是单独设立的而是将其并入企业的财务部门或纪检监察部门。这种情况往往会导致内部审计的职权不明确,在取得其他部门的配合上存在一定困难,有时甚至会遇到来自其他部门的干预,其审计结果很大程度上都是从公司的利益角度出发,所以内部审计机构的绝对独立性就变成了相对独立性。
加强企业内部审计独立性的建议
(一)提高经营管理者对内部审计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对企业领导者进行民主监督力度,完善企业内部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章制度的制定;规范内部审计机构设置,采用合理有效的管理模式,逐步提升内部审计在企业工作中的地位,保障其独立性,使内部审计的检验、监察、鉴证等职能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者对内部审计的重视是加强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重要前提。
(二)提高内部审计人员持业能力。内部审计人员应该不断加强自身的业务能力,在掌握传统财务知识及审计技术的同时应加强有关统计学、经济学以及法律等发面的相关知识的学习与运用。尽管内部审计不像外部审计一样需要执业资格证书,但也要保证自身的执业水平足以应对所面临的的工作。企业相关部门应尽量为内审人员安排培训机会,鼓励内审人员不断学习、进步。由于内审工作是一项十分严谨的审核监察工作,因此需要内审人员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操守,不对外来的一些诱惑动心,给出不公正不真实的审查结果。企业在人员的选拔上即应该选录一些责任心、原则性强的人来担纲内审工作。同时内审部门应注意树立一个良好的部门文化来影响及约束员工的行为,从而加强内审工作的独立性。
(三)完善内部审计工作的相关政策法规。俗话说,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人们对内部审计加强了解的同时也应该不断完善内部审计工作的相关政策法规,使内审工作同外审等一样拥有可以参照的执业标准,做到有法可依规范内审人员的行为,避免内审工作在无头绪的情况下进行,以便加强内部审计的独立性。
(四)建立独立健全的内部审计机构。随着内审工作效率被大家所认可,内审越来越受到了企业领导者的重视,领导者应意识到内部审计机构只有在又有较高的权限及地位的同时才能发挥其全部的只能效应。因此,内审部门应具有其独立性并直接隶属于公司法人,在工作中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不被任何外力所干扰,内审只对法人负责,保证了其独立性即保证了审计结果的公允效益。
随着市场经济日益发展,企业规模不断壮大,贸易交流日渐繁荣,企业对内部审计的需求就越来越大。内部审计的职能得以充分发挥的前提即是它具有独立性。内部审计的独立性越强,审计的公正性就越强,保障了审计工作的质量就便于更企业的成长。因此,我们应重点关注的仍是内部审计机构的独立性,以便内部审计能够充分的发挥其检验、监察、鉴证等重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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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审计独立性是企业审计的首要准则,是审计工作的灵魂和本质,是能否增加企业价值、改善组织运营的关键。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内部审计独立性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近年来国有企业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受到审计内容、范围、规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一系列的问题,使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上涨、管理水平提高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所以国有企业内部审计独立性保障机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国有企业内部独立审计的发展现状的分析,结合个人经验对国有企业内部审计独立性保障机制的加强提出建议,为促进我国国有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作出贡献。
[关键词]国有企业;内部审计;独立性;保障机制
内部审计是通过对组织内部业务和控制进度的独立评价,对组织是否遵守公认的程序方针,是否违背相关的标准,是否科学合理地利用有效资源,是否实现组织预定目标等方面进行判断的方法,由此可见对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既是对其经营活动的有效监督,又是保障其经营效益不断提升的重要途径,其独立性至关重要。
1国有企业内部独立审计的发展现状
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主要通过国有企业内部审计机构和参与审计工作的人员两方面体现,其要求内部审计机构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设置,并能够通过全面有效的审计工作规避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参与审计工作的人员不仅要具有全面熟练的审计技能,而且要有正确的思想,良好的工作作风,将国家的利益至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觉悟。但现阶段大部分国有企业在机构设置、人员结构方面并不能满足内部审计独立性机制的要求,大部分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机构隶属于财务部门或监管部门,使其独立性无法得到保证,审计的权威性受到威胁。如果参与审计的员工受权限范围的限制,在审计的过程中就不能全面获取审计相关数据,审计工作的全面性、科学性、独立性都会受到严重的冲击。结合现阶段内部审计独立性较差的国有企业现状可以发现,其独立性无法得到全面保证主要是因为现阶段国有企业审计部门在经济方面的独立性较差,审计工作开展所需要的物资会受到财务等相关部门、公司领导等多方面的约束,致使其开展过程中必须结合相关制约因素进行,所以独立性较差。另外,国有企业在开展内部审计工作的过程中缺乏科学有效的工作计划也是其独立性缺失的重要原因,审计工作的开展不得不因为其他职能部门的实际需要而不断地发生调整,加大其审计效果与预期不符的可能。某些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和追责往往还会顾及和碍于相关部门的关系,流于形式,导致部分问题屡查屡犯,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不大,不能很好地发挥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除此之外,缺少科学合理的审计工作程序也限制了其独立性,这主要受参与审计工作的人员专业技能、整体素养不达标的影响。
2加强国有企业内部审计独立性保障机制的建议
2.1从思想上认识到国有企业内部审计独立性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市场竞争逐渐激烈,国有企业要在市场中占有优势,必须保持内部审计的独立性,这对其持久发展至关重要,所以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等措施,使国有企业相关领导认识到内部审计独立性的重要性。另外,在国有企业内部必须对审计相关人员给予充分的尊重,为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公平、公正的实现提供良好的环境,从而不断减少审计过程中的违规、违章现象。
2.2建立健全国有企业内部审计独立性相关组织
首先,在国有企业内部通过激发相关负责人的责任意识,使国有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其不断健全的过程中,使国有企业内部职能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有章可循,为国有企业内部审计独立性实施营造整体良好氛围。其次,对国有企业内部审计部门不断进行优化设置,现阶段通常将国有企业内部审计组织构成划分为3种情况:一种是处于董事长和各职能部门之间,具有较强独立性的组织构成;一种是处于总经理与各职能部门之间,也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组织构成;另一种是处于总会计师或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之下,与其他职能部门同等级,独立性较弱的组织构成。我国国有企业应结合自身状况,通过不断地组织优化其内部审计的组织构成,使之向前两种形式发展。再次,尽可能保证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变化保持一致,国家及部分监管部门自身具有监督市场经济发展的职能,并要结合经济的发展变化程度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保证经济体制的持续稳定发展,其中包括对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规范,例如国有企业内部审计机构的设置标准、审计人员需要具备的综合素质等,如果国有企业内部审计与法律法规保持高度一致,其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得到保证。另外,还要不断提升国有企业内部审计相关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因为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技能对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产生直接的影响。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包括其在经济方面的独立,即与内部审计相关的物资,如薪金、福利的独立控制;心理和技能方面的独立,这要求对国有企业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技能展开定期、有效的培训,使其在技能上、心理上具有全面完成审计工作的准备,进而在实际落实审计工作的过程中保持公平公正,这是提升国有企业内部审计独立性最直接有效的措施。
3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现阶段国有企业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影响了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所以国有企业应结合其发展状况,对自身内部审计相关方面进行改进,进而提升其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保证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持续平稳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李晓洋.湖南省烟草公司内部审计独立性保障机制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1.
[2]刘朋.企业会计行为主体独立性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D].天津:天津财经大学,2013.
[3]肖柯.治理与管理融合视角下上市公司内部监控机制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4.
一、引言
对于内部审计来说,其独立性的主要表现为:一是内部机构具有独立性,二是审查过程具有独立性,三是审计结论具有独立性。在企业中,内部审计是独立的职能部门,主要就是对组织内的相关业务以及控制加以审查与评价,从而确保其遵循相关方针与程序,保证其符合相关标准,对资源进行有效与经济利用,保证其朝着组织目标而努力,从而对成员提供一定的分析以及评价还有建议与咨询,保证其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对于内部审计机构来说,独立性主要包含形式独立以及实质独立。前者是指在组织形式方面,机构被资本所有者所委托,企业内部的组织机构不能对其构成束缚,实质独立就是指机构与人员在开展业务的时候只会受到资本所有者相关委托事项和法律规章的相关干扰,其他事项则对其不构成干扰。在企业中,对内部审计机构进行设置以及对人员进行配置的时候,一定要保证组织与业务具有独立性。
二、存在问题分析
1.认识存在问题。
由于传统思想造成的影响,很多企业中的领导没有对内部审计进行正确认识。这些领导以为内部审计实质上就是对经济问题进行检查,会对于企业内部团结以及稳定造成影响,还有的领导以为这样就会对自己的权力造成制约。所以,在内部审计工作进行的过程中,一些领导就会加以干涉,使得审计人员无法在工作中坚持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正是因为思想上存在问题,一些管理人员将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等同起来,在心理上产生了抵触心理,不能配合内部审计的相关工作,在经费上也无法得到保证,使得内部审计机构不能行使自己的职权,对审计工作的开展造成影响,有的领导还会对审计人员进行报复。因为,缺少独立性,使得内部审计机构无法发挥自身作用,内部审计人员工作积极性也得不到调动。
2.相关机构缺少独立性。
在企业中,内部审计机构的层次越高,其独立性才会越强。可是,从当前情况看,在我国很多企业中,内部审计的相关机构不具备独立性,这样在履行自身职能的时候就会被统计部门所抵触,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机构工作效率下降。另外,内部审计的相关人员是企业员工,其经济以及行政方面一般都要受到企业领导,这样审计人员在履行职能的时候就会存在顾虑,也有很多限制,使得企业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监督与评价,也就无法结合企业的具体经营情况提出合理建议。3.审计人员没有较强的业务能力。这一点会对内审独立性造成影响。一般情况下,主要的表现有:首先,业务能力比较差,这是因为企业中的领导人员没有对其进行正确认识,没有做好审计人员选拔的相关工作,很多审计人员以前都是企业中的财务人员,不能准确对审计知识进行掌握与运用。其次,职业道德比较低,这就会对内审独立性造成影响,有的审计人员缺少良好的职业道德,在遇到诱惑的时候没有坚持自己的原则,对于违规事项不能进行披露,使得审计结果失真。
三、提升内审独立性的措施
1.管理人员自身要对内审进行正确认识。
对于企业来说,提升管理人员对于内部审计工作的重视程度是做好内审工作的一个重要措施。对于企业中的领导人员,要对其开展民主监督,对相关规章制度进行制定和完善,对内审机构进行设置,利用科学管理模式,提升其在企业中的地位,确保其具有独立性,将检验以及监察和鉴证的作用发挥出来。
2.对内审的相关制度进行完善。
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对内审作用发挥有重要作用。一定要对内审制度进行建立和健全,确保内审工作实现制度化以及规范化与程序化,从制度方面确保内审工作具有独立性。首先,在企业章程之中,一定要对内审部门具体的宗旨以及权力与职责进行明确。企业章程可以在制度上给内部审计部门提供依据,保证其权力的行使,并要求企业中别的部门进行配合。其次,对内审机构的具体职责进行明确,内审机构和各个职能机构进行分工,确保工作的顺利开展。再次,对内审相关工作制度以及工作标准进行建立和健全,对内审的具体内容以及工作流程进行明确,对操作程序进行规范,使其工作效率得到提升。另外,还要对工作要求进行明确,将问责制度建立起来,依法进行审计,对于企业中比较重要的事项,要定期进行审计,提升工作质量。与此同时,还要将内控制度建立起来,内控制度的有效性会对内审独立性造成影响。
3.对内部审计相关机构进行建立并加以完善。
一定要依据企业相关制度要求,将内审机构和相关监督体系建立起来。对于企业来说,一定要有内审机构,并保证其独立性,主要由外部审计人员针对企业中的财务报表做好审计工作,确保其独立性,另外,还要对内审工作加以监督,对相关组织章程以及预算还有人事和结果等进行复核,确保其工作范围不会受到管理当局等限制,提升其独立性。对于大型企业来说,一定要依据企业治理结构的具体要求,将内审机构建立起来,确保其独立性。如果企业中设置了董事会,那么在董事会之下还要设置审计委员会,从而对内审工作进行指导与监督,如果企业中没有设置董事会,那么审计机构一定要对企业中的负责人加以负责,可是其财务报告一定要由注册会计师加以鉴证,并由税务部门进行认可,保证其独立性以及权威性。
4.对内审相关人员队伍进行建设,利用有效的制度对内审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
对内部审计人员做好后续教育,依据现代企业的相关制度,配备好具备财务以及经营管理等知识的人才。从我国内部审计的具体状况看,内审发展的历程比较短,而且人员素质比较差,因此,必须要做好后续教育工作。当前,对于内部审计工作来说,后续教育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组织支撑以及培训考核的先关体系还不明确。因为企业在职业道德以及技能培训方面还存在问题,这就对内审事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对内审相关人员进行后续教育的时候,要借鉴注册会计师在进行队伍建设过程中的相关经验,实行内部审计师的相关制度。企业中的内审人员一定要参加国家相关考试,同时还要有一定时间对其进行后续教育,在合格之后才可以通过年检。从实际情况看,内审人员专业能力以及技能水平是对内审工作造成影响的一个关键,只有确保人员专业水平和技能水平,才能确保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5.对于内部审计工作来说,要确保其外部化。
在企业中,内部审计工作不仅要确保内审机构以及人员独立性,还要实现外部化,这是确保内部审计工作具有独立性的重要方法。内部审计主要分为外包和合作两种。外包就是企业把所有审计工作或者是大多数工作外包给外部组织。合作具体指的是企业在进行内部审计的时候,依据工作中的具体需要,和外部审计力量之间一起合作,共同确保审计工作的顺利完成。在形式上确保内审工作独立性能够提升其实质独立性,内部审计在实现外部化之后,由外部审计人员开展所有内审工作或者是一部分工作,这样就能够坚持客观和公正原则针对企业中的具体财务状况以及经营管理情况和内控情况等加以监督与评价。所以,在条件合适的情况看,确保内部审计实现外部化能够提升其独立性。企业一定要把内审和外审进行结合,提升内审独立性,促进其不断发展。
四、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内部审计在企业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将其重要职能发挥出来,一定要确保其独立性。只有确保了其独立性,才能确保其公正性,保证其良好质量,促进企业不断成长。所以,要对内审机构独立性加以重视,使内审工作能够将检验以及监察还有鉴证等作用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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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税收立法权,是指国家的立法机关或者政权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享有的制定、修改、补充、解释和废止税收法律,以及调整税收征纳关系的权力。地方税收立法权则是指地方立法机关和地方政府所享有的税收立法权。目前,我国在税收立法权方面仍然强调税收政策统一、税权集中,《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中明文规定: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证中央政令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地方在法律上并不享有独立的、完整的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与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是我国法权高度集中、中央统揽全局并实施宏观调控的客观要求,对于提高中央财力、维护国家税收政策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度集中的税收立法权导致税收管理体制僵化,制约了税收调控作用的发挥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己严重影响了地方因地制宜配置资源、安排收支及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效果。因此,适当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宪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在不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从理论上讲,宪法在将立法权赋予地方时,并没有将税收立法权明确排除在外,地方作为立法主体应享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这是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根本法律依据。我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第9条规定,有关税收的基本制度,如果“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会有权做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制定行政法规”。可以看出,《立法法》既强调了全国人大及其会在制定税收法律方面的主导地位,同时也考虑到我国的税收法律关系具有复杂多变的特点,因此仅规定有关税收的基本制度和法律由全国人大及其会制定,一般的税收法律法规可以授权国务院及其财政和税收主管部门或者地方立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由此可见,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会进行立法规范,但是税收立法权涉及的内容很多,地方完全可以就其它事项行使税收立法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相关税收要素进行调整。
税收是对社会产品特别是对社会公共产品的一种分配活动。政府通过征税筹集资金,提供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因此税收立法权与公共产品的提供密切相关。由于政府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主体具有鲜明的层次性,而公共产品的受益群体又具有区域差异性,中央政府不可能了解每个地方政府和受众的不同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提供相同的公共产品不仅降低效率,还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较之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疑在对本地区发展情况的把握方面具有明显的信息资源优势,更了解本地经济发展情况,更了解本地民众需求,这就有利于向公民提供更有效和更需要的公共产品。同时,地方政府提供地方公共产品有利于政府权责的清晰划分,能够使公民更加便于监督地方政府,使其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更具有针对性和高效性,从而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和效益。这就要求地方政府担当起向本地区的公民提供最有效的公共产品的责任,也就需要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权,这样才能够使地方政府有充足的自有财政收入去提供有利于本地区发展的公共产品,而政府为了确保提供公共产品时的效率最大化,就必须拥有提供适合本地发展的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这也就要求地方政府拥有税收立法权。
目前,我国地方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依据和方式很不规范,地方没有独立、完整的税收立法权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为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管理社会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中央逐步下放了部分事权和财权,地方变成了一个具有相对独立管理和控制职能的层级主体,在决定和处理本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而政府履行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维护社会治安、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一切公共事务,皆必须以财政为基础。然而,地方在支出需求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却没有独立的取得财政收入的税收立法权,地方政府的财权无法和事权相配,各级政府在不能通过税收这个合法渠道取得足额财政收入的情况下,必然要通过其他非税收途径筹措收入,这其中一些变通的措施就应运而生,如以权代法,以费挤税的现象,不管这些收入的取得是否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它们在法律上都不具有正当性、合法性。法外收费行为的存在,严重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削弱了中央立法的权威,侵蚀了法定税基。赋予地方部分税收立法权,使地方能够通过税收立法权因地制宜地合法取得收入,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奠定财政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规范地方的财政收入行为。
税收立法权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权,其配置的效益如何直接取决于立法主体在立法决策过程中对相关信息的掌握程度。按照经济学上资源配置效率原理,一级决策主体的管理半径是有限的,超越范围之外,该主体获取的信息就不完全,所作出的决策便难以真实反映客观情况和实际需要,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也难以符合当地民众的偏好。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风情各异,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间资源优势和税源条件有很大差异。考虑这些客观情况,全部税法都由中央集中制定,就很难适应各地的现实要求。较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更贴近居民和社区,在充分掌握和收集地区经济信息上具有比较优势,能贴切的了解社会和个人的需求并及时准确地作出针对性的反应。因此,地方政府理应在地方资源配置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地方税是配置地方资源的重要经济杠杆,这就自然要求地方拥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允许地方根据当地经济、税源状况、财政收支需要、经济发展目标等客观情况,确定税基,选择税种,调整税率。通过地方税收立法权因地制宜地优化区域资源配置,使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协调发展,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国是实行单一制政治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税收上要维护国家税法的统一和完整,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统一协调全国各地区的税收活动,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所以涉及国家宏观调控,对整个市场环境和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税收立法权如中央税与共享税的税收立法权须集中于中央,以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中央权威,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考虑到我国各地经济发展和资源状况的差异,为便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处理一些地方性税收问题,更好地通过税收组织收入满足地方事权以及利用税收杠杆调控地方经济的需要,就要求赋予地方部分税收立法权。所以那些不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只对地方经济有影响,能够有利于地方因地制宜配置资源的税收立法权可以下放给地方。所以,既不能因为要确保中央的宏观调控而将税收立法权完全集中于中央,由此忽视地方的发展需要,也不能为了地方能够因地制宜地配置资源而过度地下放税收立法权给地方,由此影响到中央的宏观调控。
事权是基础,财权是履行事权的保证,税权是实现财权的手段。分税制财政体制使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逐渐明确,对于调控地方经济,发展公共事业的作用越来越大,而所需公共支出必须以财权为保障。因此,财权在这里不是简单的收入和权力问题,而是义务,包括利用财政杠杆调控经济的义务和利用财政收入支付公共需求的义务。但是,如果只规定中央或地方应尽的义务,而不赋予其相应的权利,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打击其主动性;反之,就很有可能成为权力滥用的源泉。由于税收具有的组织收入和调控经济的功能,特别是税收成为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税收管理权也就必然成为实现财政收入的手段。按照事权、财权与税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税收立法权,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以保证地方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调整税收政策,组织财政收入,按地方经济的特点和需求实施宏观调控。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保证各级政府履行自己的事权。
法定原则就是在确立地方税收立法权时严格依法进行,一方面,明确地方的税收立法权限,使其更为具体化、规范化,具体来说应该依法明确哪些是具有税收立法权的地方机关,然后确立相应机构享有多大范围的税收立法权;另一方面,地方税收立法的主体、立法的权限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应以法律的形式稳固下来。而税收立法权只是地方税收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地方税收法律体系和税制结构体系共同构成完整的地方税体系。因此,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有必要结合税收执法权和税收司法权的纵向划分问题,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的税收执法权和司法权,形成一个与分税制财政体制相适应的地方税收法律体系。有了法律的约束,地方有权立法的机关就能够受法律的限制在自己拥有的权限范围内依法正确并且合理的行使自己的税收立法权。法定原则清楚界定了地方税收法规、地方税收规章的边界,只有遵守税收法定原则才能有利于明确地方税收立法机关的立法责任,从而使立法能够有效地实施,法律监督也能有效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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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的会计核算制度已经进行了建国50年来从未有过的重大改革,这使会计核算更加合理、更加适应国际国内市场和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需要,和国际会计惯例更加接近,会计界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也迅速发展,这代表了我国的会计与会计核算方法的科学化、国际化发展进程。
2、机日益深人地于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工作中,使会计数据储存方式、会计核算手段和方法、会计部门的机构设置、岗位分工以及会计人员的素质、会计内部控制的方法和措施、所提供会计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财会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将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这代表了会计数据处理技术和处理工具的科学化、化进程。
3、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审计法、经济合同法、企业法、会计通则、会计准则及会计法实施细则等一系列与财会工作有关的制度、法规、条例的发布实施,代表了会计工作的法制化进程。
4、注册会计师事业的迅速发展,使对会计工作的审计监督体系逐步形成;代理记帐、会计软件市场等会计社会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完善,代表了会计工作的社会化进程。
目前我国会计工作的科学化、法制化、国际化、社会化进程已经开始,许多重大的改革措施已经实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变化代表了我国会计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其实质就是在逐步实现我国会计工作的现代化。而会计电算化正是实现会计工作现代化的最主要,是目前我国会计工作实现全面现代化的一项起先导作用的关键性工作。
会计电算化,是电子计算机在会计工作中应用的简称,就是把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现代化数据处理工具和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数据库以及计算机等新兴理论和技术应用于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工作中,以提高财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进而实现会计工作的现代化。
会计电算化改变了会计核算方式、数据储存形式、数据处理程序和方法,扩大了会计数据领域,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改变了会计内部控制与审计的方法和技术,因而推动了会计理论与会计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促进了会计管理制度的改革,是整个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的一次根本性变革。从表面上来看,会计电算化只不过是将电子计算机应用于会计核算工作中,减轻会计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会计核算的速度和精度,以计算机替代人工记帐。会计电算化决不仅仅是核算工具和核算方法的改进,它必然会引起会计工作组织和人员分工的改变,促进会计人员素质和知识结构的提高,提高会计工作效率和质量,解放会计人员的时间和精力,促进会计工作职能的转变,推动会计理论和会计技术的进步,提高整个会计工作水平大幅度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使会计理论和实务的方方面面都将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会计电算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国家、地区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制定一系列会计电算化管理制度、发展规划、技术标准和工作规范并颁布实施,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组织开发各行业适用的、具有多层次和类型的系列会计软件、审计软件,并对其合法性、正确可靠性进行评审,同时还要进行其他大量而艰巨的会计电算化宏观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备基层单位要进行大量而复杂的会计电算化的配套管理工作,主要是提高企业领导及其他管理人员的现代化管理意识,在整个企业管理现代化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做好会计电算化的长期、近期发展规划和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重新调整会计及整个企业的机构设置、岗位分工,建立一系列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提高企业管理要求。还要修改扩建机房,选购、安装、调试设备,自行开发或购买会计软件,培训会计电算化人员,进行系统的试运行等等工作。以上所列的各项工作必须做好,否则电算化会计系统将不能正常工作,有损于会计电算化的整体效益并使其不能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会计和企业管理现代化将无法实现。
会计电算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指整个会计工作由手工核算和管理,向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设备并运用现代化数据处理技术,进行现代化核算和管理的整个转变过程。
从国内外会计电算化的发展历程中,不难看出我国会计电算化将来的发展趋势。
国外会计电算化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①单项会计核算业务电算化;②会计综合数据处理的全部电算化;③建立了网络化的、以管理为重心的会计信息系统或企业管理信息系统;④建立了会计或企业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和专家系统。
决策支持系统是以计算机存储的信息和决策模型为基础,协助管理者解决具有多样化和不确定性的,以进行管理控制、计划和分析并制定高;层管理决策和策略。据统计,美国1983年,55%的新程序是用于管理控制、计划和分析,用于核算的仅占45%,这说明国外已进人了决策支持系统的开发和应用阶段。
国外的会计软件主要是面向市场的销售分析和预测系统、供货发票系统;面向生产的成本计算和分析系统、存货控制系统、应收几款管理系统;面向人事管理的雇员住处系统、工资系统、劳动力资源会计系统;面向现金管理的现金收支系统、支票核对系统;面向采购管理的采购与验收系统、应付帐款系统、固定资产核算系统;面向财务管理的财务报表系统、年度财务计划系统和预算控制系统等。
我国的会计电算化工作从70年代末期开始,;至今已20多年,基本上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缓慢的自发发展阶段”和80;年代末至今的“有组织的稳步发展阶段”。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软件产业,通过国家级评审的会计软件已达30多个,通过省级评审的会计软件也有200多个,据1992年底财政部调查,开展会计电算化工作的单位约占被调查单位的;20%左右,但地区、部门行业之间很不平衡,有;的地区和部门已达50%以上,可有的才刚刚开始会;计电算化工作。在已开展会计电算化的单位中,大部分单位开发和的是部分会计核算子系统,其中尤以工资、帐务、报表子系统为主,单机应用为主,只有很少的单位全部会计核算工作实现电算化;并彻底甩掉手工记帐。
我国会计电算化的总体发展趋势应经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会计核算电算化一、财会管理或管理机化一一决策支持计算机化。我国原来的会计工作基本处于手工和半手工状态,会计人员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被束缚在会计;核算等事务性工作上,财务管理工作则没有时间或很少去做。因此会计只能提供事后核算资料且简单粗糙,管理水平低下,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面对市场经济和繁重的核算工作双重压力,企业领导和会计人员迫切要求开展会计电算化工作。
因为我们有基本现成的会计核算模式,而财务或企业管理工作则比较复杂且没有成型的模式,会计核算的输入/输出数据比较规范且容易组织,我们已形成一套固定的会计核算过程和,所以设计并实现电算化会计核算系统比较容易,因此只能先搞核算电算化。
但核算电算化基本是模仿手工操作,所提供的会计信息范围、数据和质量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对满足企业现代化管理要求并迅速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核算电算化所节省的人工成本、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所产生的效益并不足以抵消建立并使用该系统的投人。因此,核算电算化只是整个会计电算化工作的准备阶段,其好处是为建立以管理为重心的、化的、完整的会计或企业管理信息系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主要是:①系统中存储了管理所需的会计核算基础数据;②解放了会计人员的时间和精力,使他们有条件逐步实现工作重心的战略性转移;③积累了宝贵的会计电算化工作经验;④使会计电算化人才迅速地成长起来。
财务和企业管理计算机化是会计电算化最有意义的战略决战阶段,建立并实际运行以管理为重心的、网络化的、完整的会计或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将显著提高企业财会管理水平,会计电算化长期的、隐含着的经济效益和效益将大量地迸发出来,在这个阶段将实现财会和企业管理现代化。此时会计电算化已融人到整个企业管理现代化的洪流之中,可能称其为会计及企业管理信息化、计算机化等。
建立并实际运行该系统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其关键是;①会计和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系列软件的开发完善;②会计和企业管理基础工作的迅速提高,建立成型的管理模式;③企业领导等管理人员的现代管理观念的建立和巩固;④做好会计电算化和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配套改革工作;⑤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等等。
这个阶段的系统必然是网络化的。会计核算的众多子系统已经使单台计算机功能发挥到了极限,并且只能使用在较小的单位。而以管理为重心的会计信息系统或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其数据收集和信息使用不可能在同一地点、单位和部门,该系统数据处理的及时性、复杂性要求必须使用计算机网络、必须在最大范围内实现最大限度的数据共享和数据的综合利用。这不仅包括企业内部各单位和部门,也应该包括其开户银行、税务局以及指定的会计师或审计师事务所。
这个阶段的系统必须是以管理为重心的。这决不仅仅是会计帐簿和报表数据的总括,而其管理和分析的原始数据必须直接来源于生产经营的各基本环节,如材料仓库、每道生产工序和每个销售人员,因而是最明细和详尽的。因此,完整的、以管理为重心的会计信息系统必须与整个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共同规划、统筹设计。这样的系统与以往开发的核算系统不是并列的,而是以其核算功能为内核、以管理功能为重心;该系统不是以会计职能而是以业务类型来划分其子系统的。
会计电算化的高级发展阶段是建立并实际运行会计或企业决策支持系统,这个阶段是以管理为重心的会计信息系统或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进化或更高级的发展阶段,象国外那样用它来辅助解决那些数据不规范、变化因素多、具有不确定性的高级会计或企业管理决策。
(1)已开展会计电算化的单位、先进地区和部门,应尽快完善会计核算系统,彻底甩掉手工记帐工作,做好会计电算化的配套改革工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移工作重心,为进一步开发和使用会计或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作好准备。同时,尽快提高会计电算化的普及率,使尚未开展会计电算化工作的单位早日赶上来。
(2)从单机应用向计算机网络系统发展,提高计算机应用的档次,便于数据传输汇总,为进一步开发和使用网络化的会计和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做好准备;并为将来联成更大的计算机网络打下基础,便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以发挥会计电算化的总体效益、社会效益。
(3)抓紧开发以管理为重心的会计信息系统或企业管理信息系统软件,进而使我国的会计电算化工作从核算系统向管理信息、系统发展,进行我国会计电算化工作的战略决战。核算电算化后,摆在企业管理者面前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加强经济活动的事前计划、预测和决策、事中管理控制、事后分析评价,切实将企业财会管理水平从手工状态提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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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是指那些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具有一定政治远见和政治才干、掌握着政党或国家的两道权力并对社会历史发展起着重大影响作用的领导人物。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际政治家的肢体语言及其深层含义探相关讨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人类社会的交往是靠信息的传递得以实现的。一般来说,这种传递可分为语言和非语言两种形式。成功的交际不仅要理解语言行为,而且要理解非语言行为。肢体语言是人类交际中最常见的一种非语言行为,它包括眼神、手势、身姿、面部表情和体触等,它同语言行为相辅相成,共同完成交际过程,实现交际的最终目的。同样,在政治场合中,如果你想要辨别政治人物所说话的真伪,很大程度上不是听他说什么,而是观察他的行为。如果仔细研究一下那些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你便可以从他们的肢体语言解读出那些隐藏在他们无声肢体语言背后的真正含义。
本文旨在通过对肢体语言的解读,揭开隐藏在肢体语言背后的深层含义,从一种新的角度去理解大国间的交际关系。
(一)国外研究
关于肢体语言,国外早在1644年就有一个叫约翰·布尔沃的做过一些研究。他出版的《手势研究:手部的自然语言》,被视为肢体语言研究的开创性着作。
1790年,朱利叶斯·法斯特《体态语言》的问世,使得人们注意到肢体语言的重要性,并从此打开了人们研究肢体语言的大门。查尔斯·达尔文于1872年出版的《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一书,是20世纪以前最有影响力的一部作品。虽然这是一部以讲述理论为主的作品,适于学者阅读,并不适合大众阅读,但是,这本书却引发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关于面部表情与肢体语言的现代研究,达尔文的许多观点和观察结果最终也都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们的证实。
从那时起直至现在,研究者们已经收集并记录下了将近一百万条非语言信息及线索。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肢体语言的先锋人物阿尔伯特·麦拉宾发现:一条信息所产生的全部影响力中,7%来自于语言(仅指文字),38%来自于声音(其中包括语音、音调以及其他声音),剩下的55%则全部来自于无声的肢体语言。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心理学家、识谎专家艾克曼、福瑞森和瑟瑞森以生活在五种不同文化氛围中的人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其面部表情和动作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人类的七种基本情感反应,表现在表情上的时候是完全一致的。而现今对于肢体语言的研究也没停止,更多的是把肢体语言应用于实际生活。如享誉全球的身体语言大师乔 ·纳瓦罗就编写了《FBI教你解除身体语言》。他在美国FBI工作了25年,他多次通过身体语言侦破大案要案,是名副其实的侦探大师,其成果已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认可。
2007年出版的《身体语言密码》是享誉全球的英国人际关系大师亚伦·皮斯潜心30年研究的权威力作。编者尽量将生活中常见的、重要的肢体语言展现给读者,希望能带读者走进人类潜意识深处,解析人类最神秘的身体信号,解码无声世界最复杂的信息。
(二)国内研究
中国对肢体语言的分析和理解由来已久。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就详细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问道于老子的历史典故。据说孔子作《春秋》时遇到了一些难题,遂率弟子到楼观向老子求教。老子未讲任何语言,但孔子却从其简单的动作中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从民间流传的历史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出,早在遥远的古代,先哲圣贤们就已经运用肢体动作来传递思想和情感,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和哲理,同时,也早就懂得了如何准确理解他人肢体动作所传递的意义了。
现今国内对于肢体语言的研究,更多的是在实践中的应用。例如在教学中的应用。钱蓓斐认为,课堂中教师语言教学很重要,但肢体语言也不能忽视。教师正确恰当地运用肢体语言,不仅给学生美的享受,而且能增强课堂和谐气氛,激发学生的兴趣,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尤其是跨文化的交际。石弘婕认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际,相同的肢体语言在不同国家和民族当中会有着不同的含义。
在跨文化交际活动当中,如果肢体语言运用不得体,就可能产生误解,影响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肢体语言,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肢体语言的含义
心理学家赫拉别恩曾提出一个公式:信息传播总效果=7%的语言+38%的语调语速+55%的表情和动作(周增文,2008)。可见,肢体语言是多么的不容忽视。肢体语言学家安顿(Anton)在他的《魔力肢体语言》中给肢体语言这样下定义:“肢体语言是一种非言语交流沟通方式,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通过肢体语言与别人进行互动的。肢体语言又称身体语言,是指经由身体的各种动作,从而代替语言藉以达到表情达意的沟通目的。”广义言之,肢体语言也包括面部表情在内;狭义言之,肢体语言只包括身体与四肢所表达的意义。肢体语言在大多数时候比真正的语言更能使我们了解别人,包括别人的性格、情绪、思想等,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是我们在别人的语言里无法体察到的。虽然是无声的交流,但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肢体语言的功能
肢体语言的重要性是由其自身的功能所确定的。
非语言交际通常与语言交际结合进行,在不同的情况下起着不同的作用,“大致上起补充、否定、重复、调节、替代或强调的热烈握手。”(胡文仲,1999)对于肢体语言的功能,不同学者给出了自己的见解。美国学者洛雷塔·A·马兰德罗和拉里·巴克在《非言语交流》一书中指出:非言语交流 “至少包含言语交流可能具有的三种功能---补充言语信息、替代言语信息、强调言语信息”.而李克祥在《中日非语言研究》中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概括为以下三种:1)代替语言的功能;2)辅助语言的功能;3)表露情感的功能。通过学者们对肢体语言功能的总结,就不难发现肢体语言对人与人之间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推销、谈判、服务客户时,不论是微笑的点头,微微上扬的眉毛,还是轻咬嘴唇,抑或是昂首阔步走在众人面前,在不知不觉之间,隐秘的肢体语言都在帮我们收集有用的信息,让我们能准确地判断出对象的真实意图。所以无论你是政治家、谈判专家抑或是营销高手,在不经意间胜负之局已定。
肢体语言对政治家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曾在牛津大学工作的心理学家彼得·科利特教授在东吉利大学的科学研讨会中,具体解释了肢体语言对政治家的这一重要意义。他说,权力、权威和坚韧是政治家极力想要表现的特质,但同时,他们又希望自己强势的形象不至于让人反感,甚至还希望自己能传递出友好、亲切和真诚的信息。如今的政治家们都十分清楚,政治与公共形象和行为举止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绝大多数有头有脸的政治家都有自己的肢体语言私人顾问,从而帮助他们借助肢体语言使自己看起来显得真诚、正直、富有同情心,尤其是在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更是不可或缺。他们希望能够巧妙地运用手势、行为和面部表情等肢体语言来掩饰那些负面的蛛丝马迹。本文从政治的角度,通过对那些政治家们一系列的肢体动作进行分析和观察,较为真实、可靠地解码政治家们的肢体语言,从而使隐藏在他们肢体语言背后的深层含义被成功揭开,也更深刻地理解大国间的关系。
四、肢体语言在国际政治交际上的应用
全球着名作家阿伦·皮斯认为:“肢体语言是一种比说话更有效的交流方式。”目前,大多数研究者都已经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话语的主要作用是传递信息,而肢体语言则通常被用来进行人与人之间思想的沟通和谈判。在某些情况下肢体语言甚至可以取代话语的位置,发挥传递信息的功效。有些人由于身份特殊,他们的一言一行就随之全都暴露在公众的眼前,譬如说皇室成员、政治家、电视名人以及电影明星等等,他们都希望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公众。
而他们内心的情绪,或是心理,他们则希望能够藏得越深越好,不被任何人发现。所以,在公众面前他们往往以经过“乔装改扮”后的姿势来掩饰内心的想法,从而在面对观众时能够表现得自信、冷静、有控制力。
接下来我们通过几个例子来浅析政治人物肢体语言下的大国关系。
(一)亦敌亦友的美俄关系
随着被西方称为“鹰派”的普京再次上台,俄美关系可能就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詹姆斯·尼克西说的“将不平坦”.美俄因“棱镜”监控项目揭秘人斯诺登临时避难许可引起美俄关系紧张,现在又遇上美俄双方在对叙利亚问题上的对决较量。因此,国际社会近来都在关注今后美俄关系究竟会走向何方。
这些消息我们通过新闻可以得知,但是有一段视频,我们却也可以看出美俄关系。
在2013年召开的G8峰会上,普京与奥巴马有个单独会面。当时他们就叙利亚问题进行磋商,普京知道俄罗斯上上下下乃至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可是普京的举动却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与以往在公众面前神采飞扬的样子不同,在会话时,只要提到叙利亚问题,他就很不自然:经常搓手,低头看脚,频繁小动作,很少与人眼神交流。他的这种“异常”表现,值得我们思考。据研究人员发现,搓手、低头看脚、频繁小动作、很少与人眼神交流这些小动作意味着否定,审慎或是具有攻击性的态度。通常情况下,人们在低头的时候往往会形成批判的意见。所以,通过这些研究结果,我们就可以看出普京在叙利亚的问题上其实并不想多谈,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出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还是存在较大的分歧。尽管矛盾“阴燃”,但普京强调愿大幅推进与美国关系,前提是美国必须遵守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毕竟,经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和实力相对衰弱的美国,更需要的是合作而非对抗。就这样,通过对这种无声肢体语言的解读,一场无声较量清晰地展现。
(二)安倍和朴槿惠“握手难”---“冰冻”的日韩关系
参拜靖国神社、历史认识问题、领土问题等等掺杂而来,考验日韩关系的敏感度、脆弱度和容忍度。
朴槿惠和安倍晋三上任以来的一年里,两位领导人一直没有会晤。在韩国看来,日本对自己的战时行为悔意不足,而东京指责首尔采取死硬立场。通过新闻可以知道,由“岛”引起的冲突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外交协商、解决”层面。外交纠纷与本国政治因素纠缠错杂,外交问题也升格为政治问题,事件本身和决策、责任机制大为复杂化,以至于有评论认为,如今日、韩两国正面对自1965年建交后的最严峻局面。通过一段视频画面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日韩两国的紧张关系。
2013年10月10日,在文莱斯里巴加湾,参加东盟10+3(韩中日)领导人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在会议开始前合影留念。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握手这一幕被细心的摄影师捕捉到,画面变得意味深长。画面上朴槿惠始终未能和安倍首相“同时握手”.而安倍首相在离开日本之前,曾经向记者团表示,要在此次APEC峰会上寻找机会与中国和韩国领导人交换意见,努力改变双边关系。
握手这种肢体语言早在原始时期就存在了。握手礼源于西方人类半野蛮、半文明时期,在战争和狩猎时,人们手上经常拿着石块或棍棒等,作为防御武器。他们遇见陌生人时,如果大家都无恶意,就要放下手中的东西,并伸开手掌让对方摸摸手心,表示自己手中没有藏着什么武器,以证实自己的友好。这种习惯逐渐演变成今天的作为见面和告辞的“握手”礼节,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了解这些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拍照时,朴槿惠一时不知如何和其他人“同步”的深层原因。握手是为了证实自己的友好,但是日本却频频挑战韩国人民的容忍底线,而且丝毫没有悔改的迹象,这样的举动令韩国实在心寒。所以,这样尴尬的场面才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朴槿惠总统实在是没有看出安倍首相的诚意和真心,也许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醒安倍首相,只有正确面对历史,承认历史,真心悔改,才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三)普京牵狗迎安倍---俄日关系
俄日关系是近代以来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作为西方世界的经济强国和原超级大国的继承者,他们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举足轻重,日俄经贸关系的好坏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来说更是至关重要。两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战争。
1956年苏联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尽管两国关系在各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由于北方领土问题无法解决,俄日两国时至今日未能缔结和约。
当地时间2014年2月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牵着一条宠物狗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并一同逗狗作乐。普京特立独行,经常做出惊人之举,世人习以为常,而牵狗会见日本首相,却引人颇多联想。
首先,俄罗斯成功举办冬奥会是国家盛事、人民喜事。而安倍晋三此次主动出席开幕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真心诚意来祝贺,而是冲“北方四岛”而来,真心诚意给俄罗斯人民添堵。因此,普京便以“玩世不恭”的姿态“欢迎”.我们都知道作为政坛上的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多方的关注,而他们的举动也会引发外界的联想与深思。在摄影师镜头的记录下,我们看到安倍弯腰逗狗的画面,是引人联想的。弯腰鞠躬是尊重,是礼貌,是友谊,是谦逊,是感谢,是道歉,是表达内心思想的一种外在方式。鞠躬是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传统的、普遍使用的一种礼节。鞠躬主要表达弯身行礼,以示“恭敬”的意思。现在的日本,鞠躬礼是最讲究的。对日本人来说,鞠躬的程度表达不同的意思。如:弯15度左右,表示致谢;弯30度左右,表示诚恳和歉意;弯90度左右,表示忏悔、改过和谢罪。
了解这些知识之后,我们就能够理解安倍“弯腰逗狗”背后的含义。此次与普京会晤,非真心诚意来祝贺,而是另有目的。现在就日本的现状,可以用“四面楚歌”来形容。而且这一次,许多欧美国家领导人都未出席冬奥会的开幕式,所以安倍觉得机会来了,希望借此机会来就领土争议谈判的进展以及加强能源领域等经济合作进行确认。但是并未达到目的,可以说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大虚此行。普京的接待方式,也实在令人深思。
一个无心的眼神,一个不经意的微笑,一个细微的小动作,就可能决定你的成败。肢体语言的作用已经不言而喻了。它比我们想象传达出更多的信息,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在交际中如果只注意语言交际,忽视非语言交际,那就有可能是一种不完整的交际。因为这些复杂的信息、丰富而细腻的思想情感只有通过这两种手段的结合,才能得以充分的表达。一个简单的动作,一个无心的眼神,都有着神奇的魔力。我们可以通过那些不经意的语言去分析其背后蕴藏的含义。在这风云变幻的政坛上,一个微小的动作,都有可能引起轩然大波。如果我们把握好那些无声的语言,相信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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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公共产品根据受益范围的不同可以分为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受益范围遍及全国的是全国性公共产品;受益范围仅限于特定地域空间消费者的是地方性公共产品。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发行地方公债的理论依据及现实意义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发行地方公债的理论依据及现实意义
公债有国债和地方公债之分,前者由中央政府发行及支配使用,后者由地方发行和支配使用。地方公债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一种成熟的融资工具,也称市政债券,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作为政府缓解地方财政困难、完善财政分税分级体制、加强国有资本运营的重要手段,地方公债也正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关注。
由政府来组织管理社会再生产、调节控制国民经济运行,自觉依据基本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客观规律,主动引导制约经济发展,弥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缺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履行经济职能的主要特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具有四种身份,一是社会成员共同政治利益的代表(凭借行政管理权力),二是社会管理者(凭借社会管理权力),以国家主权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为物质实体,履行政治和社会的职能;三是国有资本所有者(生产数据所有者),凭借国有资本所有权(生产数据所有权),以政府投资所形成的生产数据或国有资产为物质实体,通过国有资本运营活动,履行组织领导经济建设的职能;四是宏观经济管理者,凭借宏观经济管理权,以全部自然资源和国有资产为物质实体,履行总体经济调控的职能。
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领导经济建设的职能和调节控制市场经济运行的职能是政府职能的必要组成部分。例如,通过组织水利、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通过国有资本的运营来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实施各种经济政策直接或间接地调节控制经济运行。
地方政府是国家政权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地方政府管辖范围内,地方政府同样要履行经济建设职能和地区经济宏观调控职能。例如,调整本地区经济结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我国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着重强调了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而对地方政府的职能并没有清楚界定,特别是没有明确地方政府是否具有地方经济建设职能和地方经济宏观调控职能。因而,并没有完全对应地划分地方政府的财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调节控制地方经济运行的责任越来越大,调整地方经济结构,发展地方主导产业,提高地方就业率已成为地方政府行政的主要内容。地方经济建设职能和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必要职能。因此,地方政府有必要通过发行地方公债筹集地方政府资本金,通过地方政府国有资本的运营来调节控制经济运行,以满足地方政府履行经济建设职能的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能的进一步划分,为建立地方公债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公共产品根据受益范围的不同可以分为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受益范围遍及全国的是全国性公共产品;受益范围仅限于特定地域空间消费者的是地方性公共产品。地方性公共产品在其受益范围内,无法排除他人从消费中受益,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具有排他性。虽然部分地方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其受益范围不仅局限于本地,但地方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基本上在一个区域之内,其供给着眼于满足本地居民的需求,成本也应由本地居民负担。地方公共产品也有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之分。纯公共产品包括用来满足地方社会公共需要的、为地方公众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环境治理、教育、公安和公共卫生保健等公共设施;准公共产品包括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如公路、铁路、机场、港口、大坝、给排水工程、电力、电信、环境卫生设施。此外,一些外部性较大、社会效益明显的基础性、主导性产业也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对于地方纯公共产品应当以税收等公共收入供应资金,而对于地方准公共产品则应当以地方公债、地方政府国有资本投入供应资金。
公共产品理论、特别是划分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的理论,为进一步界定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地方政府运用经济属性分配手段之一的发行地方公债筹集资金,履行地方政府经济建设职能,提供地方准公共产品提供了理论依据。允许地方政府举债可以为地方政府提供准公共产品开辟稳定的资本金供应渠道。
按照财政分权理论,政府的职责包括资源配置、经济稳定、收入分配三个方面。政府履行职责的方式是提供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但是在多级政府体系中,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受益范围的地域空间差异性往往会导致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在责权方面的矛盾。为了协调,中央政府常常在财政体制上实行分权,扩大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权和财权,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央政府着重提供那些直接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全国性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主要承担经济稳定和收入分配职能;地方政府在管理和调节地方事务的基础上,通过提供地方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来提高本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满足本地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之间相对独立,各级政府财政都有相对独立的收入作为行使事权的保证。
财政分权理论强调了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弥补市场缺陷、提高本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满足本地区居民对准公共产品多样化需求的作用,要求健全地方政府职能。而地方政府通过举债筹资将有助于提高地方准公共产品的提供水平,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的职能作用。我国地方政府履行职能总体上说是不够全面的,主要是由于财权划分与事权划分不对应,导致地方政府有事权需要,而无财权保证,许多地方政府只能维持基本的经费开支——“吃饭财政”,受财力制约难以发挥提高地方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弥补市场缺陷的调节控制作用。为健全地方政府职能,需要给予地方政府与事权相对应的财权。在目前分税制体制基本稳定、转移支付制度调节余地有限的情况下,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无疑是可行的政策选择。可见,财政分权理论也为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公债提供了理论依据。
按照规定,我国财政弥补赤字的工具只能是发行国债。1998年-2002年,我国累计发行国债27500亿元(其中增发基础设施建设国债6600亿元);2003年发行1400亿元人民币建设国债,其中1150亿元纳入中央预算,250亿元代地方政府发行,国债发行规模达到6280.1亿元。2004年国债发行总规模进一步增至7022亿元,虽然长期国债比2003年减少300亿元,财政赤字也没有变化,但总国债发行规模仍比上年多出700多亿元。2001年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为26.5%,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为42.5%.2002年,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为25.79%,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为40.23%.这表明我国年度债务发行规模较大,尤其是中央财政作为直接债务主体负债过高。
同时,在我国财政收入总量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反而日益凸现。这说明我国财政方面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赋予地方政府自主举债的权利,显然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之一。通过逐步建立地方公债制度,允许地方财政根据需要发行公债筹集资金,既可以有效解决地方公用事业建设的资金来源,增强地方政府组织经济建设的责任,让地方财政“把该管的事管起来”,又可以缓解中央财政债务负担压力,真正实现地方政府“自己的事自己做”。
城市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是经营城市的主体,市政基础设施一般被认为是准公共产品,因此,建设市政基础设施是地方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城市化战略的实施,中国正处于新一轮城市大开发的起点。城市化进程意味着对市政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的巨大需求,地方政府如何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就显得十分急迫。
完全由政府包揽基础设施投资几乎无法实行。目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于中央和地方财政、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以及资本市场。而眼下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来源都很有限;资本市场应是市政建设筹资的重要渠道,并且我国已经开始利用国际资本市场为基础设施建设筹措资金,但国内资本市场还远未有效地利用起来。
因此,改变我国基础设施落后、投入不足的现状,必须设计高效、灵活、多层次的融资体制,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其中。而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公债筹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无疑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举债权是规范化的分税制体制下各级政府应有的财权,这是所有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国家长期实践得出的经验。在划分政府间事权的基础上,赋予地方政府包括举债权在内的应有财权,是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
分税制下,各级政府间有明确的事权范围,政府事权是与政府财权相对应,地方财政要相对独立于中央财政,在既定的收支划分基础上自我承担收支平衡的责任。
一般而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几个部分:一是地税收入,由中央政府授权归地方政府拥有的与其事权相适应的税收收入;
二是非税收入,主要是各种规费收入;
三是地方政府从共享税中分享的收入以及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
四是地方政府资产收入和基金收入;
五是地方政府公债收入。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是当今世界实行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国家的通例。无论是财政集权程度较高的单一制国家,如法国、英国、日本等,还是实行财政分权的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德国等,地方公债均在其财政收入和公债体系中占居重要地位。
各国实践证明,地方公债已成为保证地方财政独立性的重要条件。没有地方公债制度,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就难以真正确立和实施。
我国于1994年实行了分税制改革,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与财权的界定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但分税制在制度规则的配套方面还不十分完善。其中,地方政府公债制度的缺位,使得地方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互相匹配的关系存在极大的制度隐患。一方面,分税制促进了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重的提高,明显地强化和改善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资金缺口在拉大,地方财政赤字扩大的趋势进一步加剧。在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够及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我国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越来越庞大(由于我国省以下各级政府实行的是平衡预算,财政赤字通常以隐性赤字的形式表现)。如果没有相应正规性的收入弥补,地方政府要么不得不减少本应由其提供的地区公共产品,导致该区域内居民总体福利的降低;要么不得不通过制度外的非正规渠道获取收入以弥补赤字。这将导致对一系列业已确定的制度安排的破坏。
缓解我国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困境的突破点,无疑将是更多地着眼于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允许地方政府拥有通过灵活的信用融资方式自我调剂的权力,有利于在地方税收入不足或不均衡及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不足或暂不到位的情况下,扩大地方财政履行自身责权和收支平衡的回旋余地,保证地方政府职能的顺利履行。
在地方政府存在合理融资需求的前提下,尽管中央政府禁止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但是客观上已经形成了地方政府融资体系,并且产生了变相的甚至是隐蔽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行为。地方政府为了筹集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建设资金,普遍采取“多元化融资、多头借款”的政策。缺乏规范管理,地方政府借债随意性大,形成了无序、失控的局面。
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了变相发债形式,我们可称为准地方债券。
第一种形式是中央财政发行国债再转贷给地方,用于地方项目建设。
第二种方式是根据国家统一安排,由地方政府举借的大量外债,包括直接承借和担保的债务。这种方式下地方政府面临着较大的汇率风险。第三种方式是通过开发银行贷款的方式形成变相的债券。地方政府以财政收入等为还款来源,把所建的项目进行打包,由地方政府的代理人——城市建设投资公司(通常是国有独资公司)作为借款人统一向开发银行借款。
第四种方式是信托方式,通过规范后的信托投资公司的介入,地方政府变相发行债券。比较典型的有上海外环隧道资金信托项目,自项目开始建设起,上海市政府将按照总投资额的9.8%对投资商进行补贴,补贴年限是25年,之后项目将移交给政府市政工程信托计划。第五种方式是以企业债的形式发行地方债。以企业债的形式发行地方债目前最为常见。为绕开有关限制,一些与地方政府有密切联系或本身即政府下属部门的机构,往往是当地的城市开发公司和专业投资公司,发行名义上的企业债券为市政建设筹资。
以上各种形式基本上是在国家政策许可的范围以内采取的变通方法。此外,还有地方的非法集资、摊派等等。大部分融资方式脱离了财政体系的监督,实际发生时却不得不从财政中列支。虽解决了现实问题,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管理分散,不利于建立有效的偿还机制和决策责任机制,不利于强化地方政府的债务约束,容易酿成债务风险。同时,这种低水平的融资方式限制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使中央部门和地方人大无法对这种债券发行实施有效的监管和制约。
建立地方公债制度,用地方政府的规范融资替代传统的向银行借款等间接筹资渠道,整个投融资过程受市场机制的约束,可以保证资金筹措和使用的效率,构建与市场体制相适应的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体制。使得地方政府的一切活动都在法律的规定范围以内,极大程度地减少地方政府行为的随意性,从而为微观市场主体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随着我国“分级代表,分层管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建立,地方政府公债的运营管理已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国有资本运营主体的重要工作内容。政府投资企业通过公债资金的筹集、投资、耗资、收入与分配活动,实现保值与增值,通过公债资金收益的上交维护政府出资人的合法权益。地方政府公债的运营要求打破地域概念、行业概念、产品概念,有助于得到政府公债资金投入的企业面对整个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自主经营,壮大国有经济实力。
地方政府公债资金的运营要求投入资金必须保全与完整,同时也要求取得收益。以地方政府公债收益分配为前提,才能实现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益。地方政府公债资金的运营要求最大限度地支配和使用资本,以较少的国有资本调动支配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实现对地区国民经济运行的调节和控制。地方政府公债资金的运营主体不仅关注地方政府公债资金的投入方向和优化配置,而且还要考虑作为宏观调控手段对总需求的扩张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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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领域作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前沿性概念和问题,它本身既有其独立于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规定性,又有其独特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发展逻辑,可以说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学术独立性的政治哲学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宪政民主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关键词: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范式;宪政民主
伴随着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热潮的兴起,学术界陆续展开了对公共领域问题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就。但是,由于人们大多是在市民社会的话语系统内而不是自觉地把“公共领域”从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研究,既影响了对它的纵深探讨和通约性把握,也遮蔽了它的学术价值,这就导致对它的研究总是停留在不同学科各取所需的简单应用层面,而缺乏学术通约性的把握和旗帜鲜明的理沦定位。正是基于这种学术背景,本文尝试把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话语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学理建构性的专题探讨,试图形成一个属于公共领域本身的理论话语系统,并据此探讨其政治哲学意义。
公共领域的历史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公共生活,但作为一个现代理论话语则是肇始于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和以卢梭为代表的近代共和主义的理论分歧。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理论强调的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维护,欠缺的是对公共利益、公共美德、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的追求。它在宪政实践上的建制化容易导致政治合法性危机。而以卢梭为代表的近代共和主义理论试图以建立共识为前提来解决这一问题。它强调对公共利益和公共善的追求,认为公意代表了全体公民的普遍的、最高的公共利益,它既是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也是社会整合和道德认同的基础:但卢梭的公意说缺乏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度化维护,无法在现实社会中独立地建制化,因而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以公意取代私意、以极权取代民主、以道德认同取代利益认同、以“心灵共识”取代“辩论共识”。所以,它并没有真正解决现代多元社会的公共认同问题。
从理论上看,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公共性问题。学术界对它的理论解决经历了一个逐渐明确化的过程。可以说,它开始于康德对启蒙的反思,中间经过阿伦特的发展,再通过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而渐趋成熟。
康德对公共性的追问源自他对启蒙问题的思考。他认为,启蒙是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就个人而言,启蒙是一种自我反思的主体性原则;就全人类而言,启蒙是一种通过人类理性而迈向绝对公正秩序的客观趋势。因此,“无论是哪种情况,启蒙都必须以公共性为中介”。因为,人类摆脱不成熟状态而达至启蒙的唯一途径是理性的公共使用,即“一个写作和出版的问题。康德解释说,按照我的理解,理性的公共使用就是任何人作为一个学者(celehner)在整个阅读世界的公众面前对理性的运用’。这就是‘公共的’这个词的最真实的意义’”。这是一个与各种阅读群体、舞台、信件的出版交流等联系在一起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们的言论是公开和自由的。所谓公开就是学者公开说话、公开传授真理,所谓自由就是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批判。在康德看来,“公共的”世界是一个在广泛的市民阶层中形成的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的世界。“各色人等混杂组成的群体”相互讨论、争辩和批判,享有使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权利,同时也是“理性的公共运用”。这意味着权力不是无限的,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循先验公意原则。只有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政治权力才是合法的。这是由人类自由地运用理性的天然本性所决定的,也是人类自由地进行意愿表达和自由决定自己行动的天赋权利。这样,与卢梭的公意产生过程只有公民的喝彩而无公众的公开批判与辩论相比,康德强调的是学者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批判,通过公共性过程产生的共识是辩论的共识。这就为“公共性”的发展开拓了一个自由辩论与公开批判的新空间。但是,康德的这种建立在人类公开运用理性的天赋权利基础上的先验公意,也并没有真正解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通过公共领域理论来解决就有了说服力。
阿伦特是最早明确提出“公共领域”并对之进行思考的哲学家。在阿伦特的视野里,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所确立的市民社会或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相分理论范式已经不足以解释20世纪的政治现象,因此,要想说明和解决20世纪复杂的政治问题就必须建构新的理论范式。为此,她对人类的活动及其相对应的社会领域作了三分,提出一个“劳动—工作—行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私人领域一社会领域一公共领域”的三分理论框架,以取代以国家与社会二分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理论范式,并据此建立起来了公共领域的理论话语系统。她认为,劳动(私人领域)是人消耗体力、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工作(社会领域)是人利用工具制造耐用品的活动,是一个由目的或手段所决定的无意义世界;唯独行动则是人们既不受必然性的约束也不受功利考虑的制约而进行直接交往的真正自律的人类活动。这种作为行动的活动的范围,就是公共领域。其特征在于:它是一个排除了任何仅仅维持生命或服务于谋生目的,而以公开自由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的空间。在公共领域里,独立个体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然后汇总选出代表,进入更高一级的协商讨论中去,最终达成多元共识,形成公共意志,并以此为基础决定一般的公共规则和特殊的公共决策。这样,在公开的、“持续”的“行动”中社会的多元共识得以形成并随之持续发展,从而为权力的合法性提供“持续性’’的政治热情和共识基础,这就为解决西方社会宪政危机确立了一条新路。
康德对“公共性”的追寻和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共和主义解读,为哈贝马斯在更宽阔的理论视野上建构公共领域的话语系统提供了厚实的理论平台。事实上,以康德的启蒙理性(自由观)和阿伦特的共和主义(政治自由观)为理论基础建立的“公共性”理念,不仅成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核心理念并使之彻底概念化和理论化,而且还成了贯穿哈贝马斯思想发展的一条潜在主线。从早期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公共领域理论的系统论述,到中期的“语言学”转向对“交互主体性”的讨论,再到晚期的程序主义民主对当代全球政治的关怀,无不体现了哈贝马斯对康德“理性的公共运用”和阿伦特积极的“公开政治行动”的遵从和发展。并且,在公共领域功能的拓展、公共领域概念的确定以及公共领域理论的建构上,哈贝马斯都超越了前两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有了哈贝马斯才有了公共领域的理论话语。尽管哈贝马斯在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完成了对公共领域理论的创造性研究之后,因“另有理论关怀”而没有继续就这一理论本身进行深入研究,但公共领域问题始终像一个影子一样或明或暗地不离他的左右。无怪乎哈贝马斯会在1989年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一个英译本问世而举行的“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主题研讨会上,首次公开声明该书是他思想体系的“入口”,舍此别无其他进路。所以说在哈贝马斯这里,“公共领域”已经从市民社会的话语中独立了出来并发展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这表明,“公共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话语系统获得了自己的理论域,如果继续把它放在市民社会的概念下势必会遮蔽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公共领域”本身具有独立于“市民社会”或“政治国家”的理论规定性,它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思想品质和理论内容。从学术特征来看,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是随着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而发展起来的中介场域,它本身就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一个张力场,占据着一个不同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理论空间。
首先,“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独特内涵和外延的社会科学范畴,它具有自己独立的理论规定性。所谓公共领域,“指的就是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依托市民社会又独立于政治国家、介于公共权力和市民社会之间并联结沟通二者的社会中间地带;是由享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权利的私人组成并向所有社会公众自由开放,通过对话商谈、公众舆论、社会压力的形式对公共权力和其它社会势力进行监约,并能够推进国家与社会实现互动的民间自治领域;它是以参与者、沟通媒介和(达成)社会共识为内在结构,以能够形成公共伦理和公共理性的公共场所、公共传媒、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公共空间为外在形式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这表明,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蕴涵了一种价值追求,而这种价值追求是由一组理念提供的,而这些理念的形成和存在则又是依托一定的现实形式作为载体的。也就是说,由公共场所、公共传媒、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公共空间所构成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是公共领域观念描述的现实对象,也是蕴涵公共领域理念及其价值性意蕴的现实寓所;这是一个向所有公民自由开放、由交往和对话组成并介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社会性存在。而理念层面的公共领域则被用来指称这些感性现象的抽象性本质,是一个蕴涵和表征公共伦理、公共理性的精神系统。它是对以实体形式存在的公共领域的一种理论描述。它与公共领域的实体性形态相契合构成了一个内涵和外延统一的完整概念并孕育了公共领域概念的价值性意蕴。可以说,公共领域概念代表着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内容、以公众自由平等参与为形式、以理性商谈和理性批判为目的的社会交往空间。它是一个具有实体性、分析性和价值性存在的复合性范畴,它占据的是一个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理论空间。
其次,“公共领域”是一个与“市民社会”有着显著不同的理论范畴。尽管人们对“市民社会”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但其基本含义却难以离开黑格尔和马克思所确定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个范畴,即不能把经济活动排除在“市民社会”之外。从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来看,它应该是由各种形式的资本所主导的社会因素运动中形成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的各种向度和深度的互动关系的总和。这是一个没有公共权力属性而完全个体化的活动空间。与之不同的是,公共领域作为社会与国家的中介虽然也具有一些私人性特征(如自治、自愿、非强制等),但它却既把经济交往领域排除在自己之外又与公共权力直接相连,成为私人(或私人性团体)与公共权力互动的平台,并且具有公共性特征。在其作用上,公共领域既可以整合和表达民间的要求,又能促使公共权力接受来自民间的约束。因此,它是一个不同于“市民社会”的独立概念。这表现在:从实体形态上看,公共领域虽然依托于市民社会,但它只是属于市民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虽然与“市民社会”有交叉,但却有着自己的独立空间。它既与市民社会中的私人个体和家庭不同,也与市民社会中的经济交往领域有异;既不会把手伸进个体的私生活之中,也无兴趣于干预市场交易和经济活动。
再次,“公共领域”又是一个与“政治国家”不同的概念。公共领域的内涵和本质决定了它是一个独立于政治权力的领域。从政治上看,公共领域不是政府权力的延伸,也不会参与或受制于政治权威,而是社会公众表达自己意愿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它既不以追求政治权力为目的,也不受政治规则的左右,即便是具有政治追求目的的传媒和其他社团组织,当它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并参与其活动时,也就脱去了其政治外衣回归了它的本真状态——公共性追求。所以,公共领域不具有强制性、主权性和普遍约束力,也不会去“统一思想”和压制言论自由,而是作为“私人”的“公众”自由地在他们所共同关心的“普遍利益”方面交换意见、形成共识、产生压力的“场所”,是人们独立自由地交往、沟通的共同活动空间。可以说,公共领域既是独立的私人之间的联合,又与政治权力保持着适度的关联,是沟通二者的中介和平台。
总之,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之间并独立于政治国家又依托于市民社会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它既不同于公共权力,也不同于市民社会,而是有其特定本质的社会存在和理念形态。
从政治理论发展来看,公共领域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之外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自由主义民主(间接民主)理论所要解决的是如何通过限制公共权力的不当行使来保证个人权利的实现的问题。为此,它通过设计一套形式化的权力分置、制衡和监约的法治机制来确保个人基本权利的实现。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过分追求容易导致个人政治参与热情的降低,诱发公民的政治冷漠症,进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出现危机。而共和主义民主理论则从解决这一问题出发,强调如何落实公民的政治普遍参与并赋予公共权威以充足的合法性。在它看来,政治合法性只能来自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普遍的直接参与。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就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政治、按照公共意志的指引决定公共事务的社会。但是,这种建立在“在场的”直接民主形式在现代社会已失去其存在基础,它无法独立地建制化——如果离开了法治、宪政和个人权利,其独立建制化的结果只能是极权主义暴政。这样,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自由主义的间接民主虽然是“弱势的民主”,但却被证明是唯一可以建制化的制度安排;而“在场的”直接民主虽然可以使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厚实起来,但却无法在整体上替代代议制民主。那么,怎样才能克服这两种民主传统的各自局限性而找到二者的结合点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够既可以保证公民的普遍政治参与避免政治冷漠症,又能够使公共权力制衡建制化防止极权主义暴政呢?
公共领域理论的提出,可以说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
首先,公共领域理论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思想起到了某种纠偏与修补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共领域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着合法性基础。公共领域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商讨机制,它既是形成公共理性的社会根基,又是公众广泛认同、真诚信仰和积极参与的组织平台、制度支撑和实现途径。公共领域理论主张,凡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必须在公共领域里由公众进行充分自由的公开讨论、协商以达成共识;公共权力的行使不再是少数官僚或政治精英的专利,而是诉诸经过公众讨论、协商和共同认可而形成的法律(宪法)。因而,这种具有法理型权力合法化形式的政治体系就获得了牢固的合法性基础。第二,公共领域作为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它能够在国家和公民之间架起一座理性沟通的桥梁,从而缩小公民与国家的间距,增强公民的民主参与热情,进而对自由主义民主所无法克服的公民的政治冷漠症起到某种医治或纠偏作用。这是因为,公共领域把国家与公民既隔开又连接起来,这既减少了由于国家直接面对公民而出现政治冲突的概率,又增加了国家与公民沟通的多元通道,从而使公民与国家的联系紧密起来。再者,公共领域的社团组织、传播媒介和社会运动等中介机制为公民提供了广阔的公共交往舞台,促使社会公众能够走出私人生活的一己空间,积极参与到广阔的社会交往领域之中。这些公共领域的媒介机制提供了公民表达言论、参与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以及实现自主性的舞台,从而为公民进行独立自主的社会政治交往活动提供了适当的资源、组织便利和合法性保障。第三,以公共领域的机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话语民主模式修补了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缺陷,从而丰富了当代西方社会的宪政民主理论。公共领域理论所提出的协商性民主,并不是建立在正式的受宪法调节的协商和决策的基础上,民主过程必须依赖于不具有正式形式的公共意见的供给,这种公共意见在理想情况下是发生在一个未受颠覆的政治性公共领域的结构之中的。它主张,凡是涉及重大的公共决策,在政策实施之前须由公民进行充分的讨论和争辩,通过不同意见的对话,最后达成妥协或共识。这种通过交往网络而发生的理解过程,体现了一种高层次的主体间性。公共意见的形成过程、建制化的选举过程、立法的决定之间形成了交往之流,这种交往之流的目的是确保能够通过立法过程而把舆论影响和交往权力转移为行政权力。
其次,公共领域理论又修补了共和主义民主的理论欠缺和落实难题,并确立了一个异于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新的民主方向,从而为宪政民主的发展增添了新的理论活力。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共领域为公民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模式。公共领域理论所提供的公民政治参与模式,主要不是通过自己直接掌握公共权力或直接选举公职人员,而是通过自由形成的中介组织以公众舆论或社会压力的形式对公共政策的产生、公共权力的取得与行使、法律的制定与执行等方面形成若明若暗的压力来实现的。这与共和主义理论所主张的直接民主有很大不同,并且容易在代议制的宪政框架内得以建制化,从而避免直接民主的乌托邦性。第二,公共领域通过把“话语民主”形成的“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权力而实现了对公共权力的监约。在公共领域的话语里,人民主权被分散在了民众的自由交往和理性沟通之中,公民正是通过这种自由交往,以自由言论和自由结社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以此影响公共权力的运行,进而把话语交往权力转换成制度权力并与其一道形成强大力量发挥其宪政民主作用。第三,公共领域对公共权力具有强大而切实的监督制约功能。公共领域理论通过肯定并强调社会中间力量在政治运行机制中的作用而彰显其宪政民主功能,从而对共和主义民主的建制化弱势起到了修补作用。公共领域中的各种社团组织构成了建设民主社会的基础,是防止“民主的暴政”的重要机制。
总之,公共领域作为存在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它能够把独立个人间的相互承认和自主交往关系升华为一种普遍关系,形成公共伦理,达至公共理性。因此,它虽然似乎具有某种私人性,但却通过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架起理性沟通的桥梁而把旨趣指向了公共政治领域,产生了具有政治价值的公共性。一方面,政治国家通过公共领域获得公民的政治见解,也赢得他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另一方面,公民通过它也获得发表政治意见和参与政治的更多途径和机会,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对公共权力的监约,从而推进民主、法治和人权的实现。因此,探讨公共领域问题,既能够为当今中国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拓展新的理论空间,也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探讨开辟新的视域,同时在实践上对于我们把握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促进宪政民主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建设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都具有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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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中国理论界翻译、介绍了许多文学作品及其批评著作。这一流派的思想、文学批评对中国的文学及其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女性”的具体含义却很少给以明确的内涵。只把“女性”的含义做一个普遍的概化概念来应用。文章力图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阚下,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各个国家、重要流派中的“女性”的具体概念,给予一个明确的解释。以达到对“女性”内涵的多样性的充分认识。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概念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而产生的。是女权主义运动波及到文化、文学领域的结果,也是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结果。它是一种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包括文学作品的女性形象、女性的创作、女性阅读等一系列问题,是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界一股重要的理论思潮。
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理论界翻译、介绍了许多文学作品及其批评著作,而且这一流派的思想、文学批评,对中国的文学及其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在众多的著作中,“女性主义”只是一个概括性的概念,几乎所有涉及女性主义的批评及其论著中,都是以一个限定词加“女性主义”出现的,例如:“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批评”等,这样似乎就明确了“女性主义”的概念,明确了它是哪个流派、哪个领域、哪个方面的女性主义,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运用,大有大而化之的趋势,而对“女性主义”这一概念中“女性”的具体含义却很少给以明确的内涵诠释,只把“女性”的概念做一个普遍的概化来应用,但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诞生,并非在一个国家,也不是在一个地域,对于“女性主义”中“女性”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同一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对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流派中对“女性”概念的理解有所模糊,对女性主义只是有所指,却没有很好的限定它的能指,当把“女性”这一概念具体化时,就没有很明确的概念了。这样对“女性”概念的具体所指的模糊性,就很容易造成具体内涵的含混不清,也就不能很好的理解各个国家、各个流派关于“女性主义”的介绍。那么对于一些问题的把握也就很容易限于表面化、肤浅化而不能达到深层探究。本文力图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阈下,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各个国家重要流派中“女性”的具体概念,给予一个明确的解释。这样对于更好的理解女性主义批评视阈下,女性创作、女性阅读、女性心理、女性形象等一系列问题以及对于梳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学研究。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产生在一个国家,也不是统一的文学评论流派,所以“女性”的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对“女性”这一概念的内涵也是很值得研究、探讨的。学术界对女性主义的划分,主要包括“英美派女性主义批评”、“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另外还有“其他的女性主义批评”,其代表就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批评”。笔者也是以这种划分为依据,分别给“女性”的具体所指以明确的内涵。
首先,是“英美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学术界把英国和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放到一块讨论,并不是因为地域的原因,而是因为:一方面不约而同地对女性问题中的社会因素给予格外的关注;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英语国家,女性主义者寻找的文学传统和艺术形象都集中在相仿的经典之中。从总体上看,英美女性主义批评派形成了一种特色鲜明的批评方法,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关注社会与文化的语境,发展基于女性经验的理论和方法,谋求理解作者及人物的女性主体;奉行女性美学的原则,研究妇女作品的特殊性,妇女作家的传统和妇女文化要求文学反映妇女的现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奉行明确的性别路线。笔者从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特征可以概括出,她们关于“女性”的具体概念:在“英美女性主义批评”这里的“女性”基本上是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女性,她们重视妇女的实际经验,并以将妇女定义为主体的方式克服男性文学批评将女性贬损为对象的理论。对女性的内涵主体实现是由英美国家的现实决定的。英国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国家,她们的女权主义革命,在斗争中,更注重女性具体实际利益的获得,包括女性在革命中,获得多少可以实现的利益和权利。例如,工作的权利、工资的提高、福利的保障等,是以行动代替文学作品,对女性是切合实际的要求,采用本土化的方法。美国是以实用主义为理论传统的国家,注重“女性”的实践性效果,注重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因此,她们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从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家那里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
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自己的屋子。”在这里,“钱”和“屋子”不仅是指他们的本身,还是一种象征。女性要进行创作,首要的是经济基础,强调经济的作用,而且还要有自己的创作时间、空间,这些都是决定女性创作的必要条件,重视女性创作的实际决定因素,社会生活中的女性只有具备必要的经济基础,拥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才有进行创作的可能。
标志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式诞生的重要著作是米勒特的《性政治》。在这本书中,作者将社会、历史、文化等外在因素,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认为性别与“种族、阶层和阶级”一样具有“政治的”属性。这部作品从男女生理差异出发,重点揭示男性中心文学对女性形象的歪曲,抨击传统的“阳物批评”,进而批判男性的父权制社会,确立了女性的主体性,充分重视了女性作为生物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女性的阅读与创作,区分了性别的差异。
吉尔伯特和格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l9世纪的文学想象》中,分析了西方l9世纪前男性文学中的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和妖妇,揭露了这些形象背后隐藏的男性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而且以一种新的女性主义视角重新阅读,并阐释了l9世纪一些著名女作家的作品,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完善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诞生,是在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之后产生的,法国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这场革命的爆发,女性也参加进去。但革命结束后,她们发现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是男人的权利,女性的地位根本没有什么改善,于是,她们要求实现女性的权利,得到应有的地位,爆发了女权主义运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因此受到女权运动的重要影响。因此,她们的思想非常激进,并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比较深刻,相对于英美来说更理论化,注重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的分析和其他话语系统中的女性构成,注重妇女与语言的关系,她们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不再是生理意义上的妇女,也不再是妇女的经验与历史,而是文化语境中的女性符号。她们认为女性是一种存在方式和话语方式,代表社会内部的一种反抗力量,而体现出一种浓郁的解构主义和心理分析的色彩,把女性作为父权制社会下的一种解构力量,是一种他者的符号化概念,而不是实体意义上的“女性”。法国女权主义代表人物克利斯蒂娃“认为‘一个人是女人’和‘一个人是男人’几乎同样荒谬,并且具有同样的蒙昧主义色彩”,“因此,我对‘女人’的理解是‘女人’无法预约、无法言传,存在于命名与意识形态之外。”“在更深的程度上,女人不是一个能‘成为’的某种东西。”这段话,用女性不可界定的符号学意义,模糊了男女的界限,目的是消解父权制度下的男女二元对立。法国另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苏认为,在男女二元对立的社会中,男性代表正面价值,而女性是排除在中心之外的“他者”,只能充当男性存在及其价值的工具、符号,男性为了维护二元对立,极力压制女性。为了消解这种二元对立,西苏提出了“身体写作”理论,以一种全新的女性的语言,创造今天和未来的世界,注重重新建构一种女性的语言,利用女性的语言而不是女性自身,作为解构二元对立的男权社会的武器。
伊瑞格瑞是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又一位批评家,她对父权制社会中,坚持男女的二元对立做了尖锐的批判,指出社会中,人的肉体被符号化了,人的生物学、生理学结构被赋予了不合理的文化意义。“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人类的自身已经被符号化设置于社会网络之中,在文化中,并被赋予意义,男性被认为是雄性和阳具,女性则被动和被阉割的,这不是生物学的结论,而是自身的社会心理学意义。”
最后,其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黑人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谓他者妇女,就是我们看得到形象,却听不到声音的女性,黑人和女同性恋妇女长期以来就处在他者的地位上。”但是她们的理论思想,对于丰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作为黑人女性,一方面,她们要与黑人男性一起受到种族歧视的压迫;另一方面,她们还要受到种族内男人的压迫。因此。从她们自身所受的压迫来看,她们关于“女性”概念的理解,不同于英美、法国的女性主导概念,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经验不能概括到黑人女性的概念中,她们关于“女性”的具体概念,是与种族和阶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黑人女性本种族内部,有别于自人女性经验的;是黑人女性意识的产物,她们关于自身的概念,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巴巴拉·史密斯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萌芽》中指出:“承认黑人妇女创作中性政治与种族政治和黑人妇女本身的存在是分不开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女性”概念的阐释,是以种族性和政治性为依据的。
在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女性”概念的理解,可从什么是“女同性恋”的概念中得到启示。到底什么是“女同性恋”,费得曼说:“‘女同性恋’描述了一种关系,就是一种两个女人之间保持强烈感情和爱恋的关系,其中可能或多或少有性关系,抑或根本没有性关系。共同的爱好使两位妇女花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起;并且共同分享生活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对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中,“女性”的理解是,从恋爱双方的性别角度来理解的,这里的“女性”完全不同于父权制度下,以男女爱情为主要感情下的女性,而是以同性作为自己爱恋的对象,并与之共同生活,共同分享生活中的经验。关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的基本概念,就是以同性之问的爱为基础,并与同性共同生活的女性,这一关于“女性”的概念,彻底消解了男权社会中男女二元对立关系。
综上所述,英美派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比较现实,他们更多将对女性文学的揭示,同女性生活觉悟和女性社会实践相联系,因此,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社会学和生物学上的实体女性的理解;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比较大,以语言为目标。试图通过颠覆男性的话语权利来实现女性主义的任务,因此,他们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女性”是作为一种反抗社会的力量而抽象的存在;在黑人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概念,是对女性主义思想具体运用的结果,关于“女性”具体概念多体现出阶级、种族和个人经验,而非普遍意义上的概念,他们关于“女性”概念充分体现了共性基础上的个性要求与运用。
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含义的具体理解,在已有的基础上,对女性主义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中,有关涉及女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握。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下,“女性”的理解和阐释,我们也应该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1.对“女性”概念的理解,坚持共性基础上的个性研究。以后现代主义理论视角进行解读,提倡它多元共生性,既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身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那么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也不应是以一用之,而应是多角度、多元化的。
2。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不能仅从抽象概念出发,而应当把它放到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解读,与有关女性文学中,作家、批评家生活的具体社会生活相联系,有时候还要涉及到她们的阶级、种族等特征,对“女性”的概念做具体回答,使“女性”这一概念在所指层面,不只是就概念丽论概念,而应使它更加丰富和生动。
3.坚持文艺学、美学的研究视角,对“女性”概念更有学术上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方面,坚持这一概念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理论美学追求;另一方面,要注重女性概念的实践运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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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领域作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前沿性概念和问题,它本身既有其独立于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规定性,又有其独特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发展逻辑,可以说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学术独立性的政治哲学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宪政民主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关键词: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范式;宪政民主
伴随着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热潮的兴起,学术界陆续展开了对公共领域问题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就。但是,由于人们大多是在市民社会的话语系统内而不是自觉地把“公共领域”从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研究,既影响了对它的纵深探讨和通约性把握,也遮蔽了它的学术价值,这就导致对它的研究总是停留在不同学科各取所需的简单应用层面,而缺乏学术通约性的把握和旗帜鲜明的理沦定位。正是基于这种学术背景,本文尝试把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话语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学理建构性的专题探讨,试图形成一个属于公共领域本身的理论话语系统,并据此探讨其政治哲学意义。
从政治理论发展来看,公共领域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之外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自由主义民主(间接民主)理论所要解决的是如何通过限制公共权力的不当行使来保证个****利的实现的问题。为此,它通过设计一套形式化的权力分置、制衡和监约的法治机制来确保个人基本权利的实现。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过分追求容易导致个人政治参与热情的降低,诱发公民的政治冷漠症,进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出现危机。而共和主义民主理论则从解决这一问题出发,强调如何落实公民的政治普遍参与并赋予公共权威以充足的合法性。在它看来,政治合法性只能来自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普遍的直接参与。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就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政治、按照公共意志的指引决定公共事务的社会。但是,这种建立在“在场的”直接民主形式在现代社会已失去其存在基础,它无法独立地建制化——如果离开了法治、宪政和个****利,其独立建制化的结果只能是极权主义暴政。这样,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自由主义的间接民主虽然是“弱势的民主”,但却被证明是唯一可以建制化的制度安排;而“在场的”直接民主虽然可以使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厚实起来,但却无法在整体上替代代议制民主。那么,怎样才能克服这两种民主传统的各自局限性而找到二者的结合点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够既可以保证公民的普遍政治参与避免政治冷漠症,又能够使公共权力制衡建制化防止极权主义暴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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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阶段资本市场对高独立性的审计服务需求不甚旺盛的情况下,首先要培育和完善对高质量审计需求的支撑环境。要通过证券市场监管政策的改进、公司产权制度的改革以及政府各项配套改革政策的推进引导和培育信息使用者对论文格式高独立性审计服务的需求。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弱化的成因与对策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高独立性审计服务市场需求不足和审计委托关系的缺陷是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弱化的经济动因和制度根源,而审计违规成本低则助长了审计独立性弱化。应从培育注册会计师高独立性审计服务入手,构建合理的审计委托关系,加大审计违规处罚力度,加快改善市场环境,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相关法律责任体系,以有效提高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
关键词: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弱化;成因与对策。
论文正文:
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弱化的成因与对策
独立性是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灵魂,如果注册会计师在其审计业务中缺乏独立性,就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将直接影响审计质量。近年来,随着国内外一系列会计造假大案的相继曝光,一些会计师事务所的违规事件也纷纷浮出水面,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倍受质疑。本文试图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弱化的成因及相应的解决对策进行探讨。
1、高独立性审计服务市场需求不足是审计独立性弱化的经济动因。
从审计服务的需求方来看,我国审计市场上各需求主体对较高独立性审计服务的有效需求不足。审计服务的需求主体包括投资者、债权人和政府管理部门等,其中投资者又具体包括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投资者。
首先,从投资者需求来看,我国上市公司国家股在总股本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约40%),但在国家股股东缺位的情况下,国家股对较高独立性的审计服务无法形成有效需求。对法人股投资者而言,由于法人股股东可以派代表进入上市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并对上市公司的重大决策有所影响,因此,法人股股东没有必要通过上市公司对外发布的财务信息来了解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没有必要选择较高独立性的注册会计师审计服务对其财务报表的可靠程度加以监督,也就是说,法人股股东对较高独立性审计服务不构成有效需求。个人股理论上是较高独立性审计服务的真正的需求者,然而,由于处于转轨经济时期的股票市场具有高度的投机性,广大公众投资者并非进行价值型的投资。因此,公众投资者对高独立性审计服务的需求并不旺盛。
其次,从债权人的需求来看,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仍是上市公司融资的主渠道,而国有银行同样面临商业化程度不高、所有者缺位、借贷行为易受行政干预等问题,且巨额贷款即使收不回来,最终还会有国家买单。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不太重视企业(特别是大型国企)的还贷风险管理,相应地对企业真实会计信息的了解愿望也不是很强。因此,众多上市公司的主要债权人对较高独立性审计服务的需求同样不强。政府作为企业财务信息的外部需求者和监管者,对较高独立性的审计服务存在有效需求,但是仅仅依靠政府的外部需求很难让高独立性的审计服务市场健康快速的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审计市场上各审计服务的需求方对较高独立性的审计服务需求严重不足,这将直接导致注册会计师在提供服务时对于保持独立性缺乏内在的经济动力,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2、审计委托关系的缺陷是审计独立性弱化的制度根源。
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起源。按照委托代理理论,审计三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审计人员接受所有者的委托对经营者的受托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审计,并将审计结果报告给委托人。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委托应由代表所有者的股东大会批准决定,或由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主导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的聘任。然而在审计实务中,由于现代股份公司的股权分散,使真正意义上的审计委托人即全体股东行使委托权并不现实,实际的审计委托权往往是由大股东控制的董事会乃至董事会控制的经理人行使的。尤其是我国多数上市公司都是由原来的国有企业通过“改制”上市,改组中与生俱来的大股东、董事会和总经理三位一体的格局以及国有资本的所有者缺位,使得经营者的权力被无限放大,经营管理层能够轻而易举地操纵董事会,形成严重的“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现象。
其结果是,在审计关系的三方当事人中,由于委托人的缺位而使公司的经营管理层既是被审计人,同时又是委托人,正常的审计关系发生了变异,管理层不仅最终决定着注册会计师的聘请、聘请费用的多少以及审计费用的支付,还决定着注册会计师为公司提供的审计、咨询等服务费用的结构,这既不符合审计关系理论,也不符合代理理论。这种变异的审计委托关系对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则是致命性的打击,是审计独立性缺失的根源。另外,在现行公司治理结构下,一些公司往往因为会计师事务所不能按照公司要求提供审计报告而解聘为其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而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真实原因又往往得不到合理的披露,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上市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独立性的影响。
3、审计违规成本低助长审计独立性弱化。
我国《注册会计师法》、《会计法》、《证券法》和《刑法》等都涉及了与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有关的规定,主要以行政责任为主,辅之以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总体而言,处罚力度较轻,且这些法律中涉及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条文存在不少矛盾之处,可操作性差。从我国当前对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缺失案件的查处情况看,也表现出重行政责任,轻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的特点,且民事赔偿制度尚不健全。虽然最高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审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作了系统性解释和规定,其中提及了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赔偿责任。
但上述规定和通知将受理对象限定为虚假陈述,且只对已被证券监管部门做出生效处罚决定的案件进行,并只有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这些前置程序增加了投资者维权的成本和难度,使得注册会计师审计民事赔偿的起诉率、结案率和获赔率低,而不接受集团诉讼,则使赔偿金额从天文数字缩小为“屈指可数”,客观上导致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极低。我国法律对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违法违规行为在行政、刑事及民事责任方面的处罚力度不够,使注册会计师违规成本大大缩小。注册会计师违规获得的不当利益远远超过其承担违规责任的预期成本,客观上助长了注册会计师舍弃独立性的投机冒险冲动。
二、提高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的对策。
1.改善市场环境,培育高质量审计服务的有效需求。
在现阶段资本市场对高独立性的审计服务需求不甚旺盛的情况下,首先要培育和完善对高质量审计需求的支撑环境。要通过证券市场监管政策的改进、公司产权制度的改革以及政府各项配套改革政策的推进引导和培育信息使用者对论文格式高独立性审计服务的需求。比如现有的股票发行机制下的新股中签率极低,投资者只要能够申购成功,上市当日抛出即可获取丰厚的利润,这容易激发其投机欲望,对股票发行者的经营业绩及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不甚关心。若变更股票发行的审核制为注册制则可引导投资者将注意力转向关注股票发行者的经营业绩及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其次,要培育成熟的投资者。成熟的投资者是促使被审计单位自愿聘请高独立性审计师的最大动力,亦能够监督审计师在提供审计服务的过程中是否能够保持独立。再次,要加大披露力度。一方面要详细披露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性质、理由等事项,以便信息使用者辨别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是否通过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去购买审计意见;另一方面要详细披露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与注册会计师的分歧,以便信息使用者持续跟踪并监督分歧的最终解决方案,进而监督注册会计师是否保持了独立性。
2.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构建合理的审计委托关系。
一是要持续推进国有股减持。自1994年以来,证监会、体改委等部门已经围绕国有股减持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此基础上,要通过持续推进国有股减持调整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积极发展机构投资者,允许和引导基金、保险、养老金机构持股,使公司产权得以明晰,来自资本市场的外部监管力量得以强化,以真正解决现有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削弱管理当局的权力。从而改变注册会计师受聘于经营者,又要监督经营者的弱势地位。
二是要把审计委员会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要素,提升到上市公司法定审计监管机构的地位,改革现行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委托聘任机制,以构建合理的审计委托关系,提高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可借鉴美国萨班斯法案的做法,规定审计委员会是上市公司法定的审计监管机构,由审计委员会直接负责注册会计师的聘用、审计费用的数额等重要事项,注册会计师直接对审计委员会负责。
同时,审计委员会必须完全由外部独立董事组成,并至少包括一名财务专家,且拥有独立的财务权限,以保证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此外,独立董事除担任独立董事职位可以获得薪酬外,不得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获得任何形式的其他报酬,以保证组成审计委员会的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3.完善相关法律责任体系,加大审计违规处罚力度。
首先,要通过相关法律的清理、汇编和编纂实现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相关法规的系统化,协调《注册会计师法》、《公司法》、《证券法》、《刑法》等法律法规对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不同规定,尽量使之趋同,以解决当前我国注册会计师相关法律效力等级复杂、内容相互矛盾的问题,理顺相关法律间的关系。其次,要强化刑罚,加大处罚力度。一方面要合理增加刑事责任中的罚金与行政责任中的罚款数额,
另一方面要保护广大投资者的权益,做到罚金和罚款不影响民事赔偿。再次,要健全民事赔偿法律体系。应尽快出台有关注册会计师审计民事责任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调整诉讼程序,取消诉讼对象等方面的前置程序,积极推动建立集团诉讼制度,以降低投资者的举证难度和诉讼成本、增加投资者的诉讼动机,从而在民事赔偿方面提升注册会计师的违规成本,使其因独立性缺失而获得的收入不足以赔偿其损失,进而在法律层面上保证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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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已成为全球瞩目的关键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以中国的储蓄为根本出发点,分析了中国经济的“过去式”,结合人口结构发生的变化指出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最后从杠杆率、债务水平、利率等方面分析全球发达经济体的特征,并提出中国将面临的挑战。
一、中国经济的“过去式”
要分析中国经济的“新常态”,首先不妨描述一下它的“过去式”。中国经济的“过去式”可以理解为是2007年以前的状态,总体来讲有三个特征: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二是通货膨胀率很低;三是资产价格上行压力持续存在。理解这一现象以及中国经济过去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诸多宏观经济现象的重要出发点就是中国的高储蓄。如果假定中国储蓄给定的话,实际上使用方式只有三种:第一是形成境内有形资产,第二是形成境外有形资产,第三是形成境外金融资产。因此,在给定储蓄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三种资产类别中分配的问题。
在境内,储蓄自然会形成境内有形资产。中国的高储蓄造成了较高的境内有形资产,也就是较高的投资水平,而高投资会形成高增长,但是在中国高经济增长伴随的不是相对较高的通胀而是相对较低的通胀,这与经济学经典教科书上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可以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框架来考虑,当投资扩张时,总需求曲线向右发生移动,自然会带来经济的扩张以及通货膨胀压力的上升,但投资一旦形成就会形成产能扩张,总供给曲线也会向右移动(这一点是中国经济跟其他成熟经济体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正是由于总供给的快速的反应速度和反应能力造成了中国经济高增长伴随的相对较低的通胀。所以,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时,不能简单地假定总供给曲线是不变的,甚至是垂直的,即使是在中短期。
关于另外两类资产,虽然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一直鼓励对外投资,但是由于获得境外有形资产的难度较大,所以储蓄更多地体现在境外金融资产上。在外汇资本账户管制的情况下,中国对外金融资产集中体现为外汇储备的积累,这从国家整体来讲是对外金融资产的积累,但同时也形成了对内流动性的创造。换句话说,从国家整体来讲有对外金融资产,但是就每个居民个体、企业个体并没有形成境外金融资产,而是把手中美元卖给央行然后由央行进行对外投资。所以,一方面国家整体形成对外金融资产,另一方面对每个个体不形成境外金融资产,这就造成了内部流动创造,产生流动性过剩的现象,具体体现在货币的增速很快。
同时,我们的资本市场并不发达,尤其体现在证券化产品供应比较弱(无论股票还是债券市场),这就形成了资产价格的上升压力,因为多出来的流动性需要寻找投资机会。但是,种种金融性质的投资机会由于不发达市场的存在形成了不对称,于是中国经济的“过去式”的根本特征表现在较高经济增长、相对较低通胀和资产价格上行的压力。但这并不是说资产价格短期内必然上行,因为短期压力形成资产价格泡沫,泡沫到一定程度会破裂,而这种压力并没有消除,也许随着泡沫的破裂进一步压力产生,或者压力从股市转移到债市或者房地产市场以及其他类资产商品价格上,包括大宗商品、古董等等(见图1)。
之前的分析都是假设储蓄是给定的,但实际上它并不是给定的,影响储蓄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结构。人口结构在很多国家都可以用来解释储蓄,但在理解中国经济系统以及对储蓄的影响时,可将其作为政策变量或外生变量,这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相当于在中国社会中执行了一个伟大的深远的社会实验,这个实验改变了人们基本行为,改变行为必然表现在人口结构变化和宏观层面上表现出对储蓄率的影响。这个变化以至于人口结构的演进在中国比在其他国家快很多,其他国家人口老龄化要花几十年上百年的过程,中国三五十年就完成了。此外,人们消费习惯难以改变,尤其体现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受益最多的群体,我们这一代以及父辈们的经济实力收入增长很快,但是消费行为变化比较慢,这也是造成高储蓄的一个重要因素。
再加之经济增长本身就带动高储蓄,所以高储蓄是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由此可见,高储蓄很重要的解释变量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在这样一个宏观经济特征和政策制度环境中,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为“金融压抑”。政策制定者面对这样一个环境,实现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胀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难事,难点在于如何抑制资产价格上升的压力以及可能产生对金融系统的威胁,于是产生了“金融压抑”。具体体现在通过对利率、汇率、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的管制,使得资金使用上受到严重限制,以至于防止由资金使用自由化引起的对资产价格上行压力必然带来的泡沫,以及泡沫可能对金融系统的影响,这既是中国经济的“过去式”特征,也是政策制度的特点。
二、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是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形成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政策带来人口结构的拐点已经在出现,进而造成储蓄率停止上升甚至下降(见图2)。储蓄率下降自然会引起境内有形资产、境外有形资产、境外金融资产积累放缓、投资增速放缓、GDP增速放缓。投资扩张本身会形成需求增加和通货膨胀压力,但是供给反应不再那么迅速,使得经济出现相对较低的增长伴随着相对较高的通胀,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的储蓄和劳动力不那么充裕了,这都是跟劳动人口结构有关,因而由它解释中国供给反应速度变慢从而产生了相对较低的增长相对较高通胀“新常态”的组合。 在境外金融资产积累方面,储蓄率下降会减缓境外金融资产积累,加之资本账户管制,外汇储备的积累和流动性创造也会相应减少。过去两年我国外汇储备积累速度明显放缓,2012年几乎没有新增长,由外汇占款产生的流动性创造也很少。同时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 发展,有价证券供给大幅度增加,使资产价格上行压力减弱。
所以,中国 经济“新常态”主要特征就是GDP增长速度放缓,相对较高通货膨胀率,资产价格上行压力减弱。此外,造成储蓄率下降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新一代人的消费习惯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所谓“月光族”一代。这是我所理解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根本出发点还是来自于中国储蓄率可能发生的拐点,储蓄率拐点来的这么快是因为储蓄的变化本身很大程度上是人口结构的函数,人口结构又是政策变量的函数,从而使得政策变量变化比较大。
由于宏观经济变量发生上述变化,使“金融压抑”不再成为必要条件,同时在储蓄率放缓、投资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要实现同样速度经济增长必须提高投资质量,这就要提高金融中介的效率,这种效率在原有“金融压抑”下是无法实现的,于是就有了“金融创新”的需要,从而出现了对利率、汇率、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创新的要求。“金融创新”主要体现为在金融中介的多样化、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也会表现在金融资本价格的上升,也就是利率的上升,最近两三年信托产品的出现使得资金价格已经在明显上升了。由于“金融创新”管制放松,资本市场价格管制越来越松,资金将逐渐开始体现它的机会成本,这也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见图3)。
三、全球发达经济体的特征
如果中国经济表现这样一个“新常态”的话,那么全球发达经济体又会有什么特征?
首先,在这场危机过程中是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日发达经济体去杠杆化的过程,但是三大经济体杠杆率是上升的,各国非金融机构负债水平持续上升(见图4)。我们说的杠杆率去杠杆化是非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的杠杆率停止上升甚至有所下降,但是整个经济系统本身杠杆率在上升,因为公共部门杠杆率上升速度非常快,所以整体负债水平是在上升的。从利息支出占GDP的水平和利息支出占整个债务规模的比例来看,发达国家整个系统负债水平在上升,但是负债单位成本在下降,也就是利率水平有长期的下降,此种下降尤其是在危机以来更为迅速,这使得在负债水平上升的同时,负债成本在下降(见图5和图6)。
但是我们看到,在整个发达国家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杠杆率上升,杠杆率上升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公共部门的杠杆率上升。图7显示出发达国家中 财政融资需求,主要有两块,一块是财政赤字,另一块是借新债还旧债。深色部分是借新债还旧债部分,浅色是财政赤字,这意味着每年这些发达国家通过市场融资的规模非常大大。以日本为例,每年通过市场融资相当于55%以上GDP的规模,其他国家这一比例也超过了20%。这些融资都是市场化行为,如果市场利率上升的话,将会使这些发达国家的财政状况迅速恶化,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在财政问题危机中挣扎。
所以,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系统最重要的特征表现为:一是负债率很高,尤其是公共部门的负债率更高;二是无法承受利率上升可能带来的负担。如果利率上升,财政将出现严重问题,将会再度开始新一轮危机。所以利率是不能上升的。观察欧美日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走势(见图8,日本以1992年第2季度为起始,欧美以2008年第2季度为起始),给我们一个启示,未来欧美国家的长期利率很可能会寻着日本这样一个利率的趋势,也就是说欧美国家在后危机时代如果有常态的化,最明显的特征是利率将长期走低,因为它们无法承受高利率,高利率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尤其是财政问题。
现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欧美日国家都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但笔者认为三五年内并不会出现高通胀和恶性通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引起通胀的话,也应该是短期行为,如果短期内引起不了通胀,现在货币发行对未来通胀这个判断没有必然 联系。如果是通胀了,一定是经济发展起来了,那么彼时货币政策一定已经做出了反应。日本是个很好的例子,日本这么多年来经济起不来,通胀起不来,尽管发了很多货币,利率保持非常低的水平。所以,货币发行对产生通胀之间的关系,中间一定要引起经济增长才行,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很难引起通货膨胀。
国际经济特别强调利率和结构性逆差,很难想象中国利率和外国利率会很快趋同,这样一来就有好多问题,比如资本管制等。前文提及,因欧美利率不能高,所以也就不会高。不能高是指不愿意让它高,但是它就一定不会高暗含的就是它的政策不仅能控制短期利率,还能够控制长期利率。这些东西现在确实是这么假定的,美联储和其他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假定的。这是否有理论依据?或者说这个意图长期来讲是否能够很好地实现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此处举两个极端例子。例如新兴国家中像巴西、印度这样的国家,显然是没法控制长期利率的,因为存在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它们的边际融资成本是靠国际市场来决定的。国际资本市场对其风险定价就决定了国内的经济水平,它的央行是控制不了的。它们当然希望利率降低,但是很难降下来。另一个极端是日本,日本能够长期保持低利率,更多原因是日本长期以来经常账户顺差、国际收支账户顺差。作为国家整体来讲自有储蓄和资金能够满足本国经济,所以经济不受国际融资条件的限制。
对于美欧等发达国家来讲,它们比日本控制长期利率的能力弱一些。美国存在经常账户赤字,需要对外融资,所以它的融资条件是受国际市场条件约束的。相对于日本,美国想长期控制低利率比日本更困难。笔者认为金融机构本身的发达或者银行制度发达形成的货币在全球的特权地位加上其“金融压抑”,包括现在央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政策直接干预资本市场、直接参与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压低利率,这些加在一起可以使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面临经常账户赤字的情况下能够实现新兴市场国家无法做到的措施。它可以发货币,货币完全可兑换,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一些“金融压抑”手段,笔者的判断是能够实现的。如果一直这样做下去,持续十年或者十五年,美国的货币的霸权地位就会削弱,时间再长以后就无法维持,但是现在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美国在吃老本。
四、中国经济面临的政策挑战
当前以及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的外部政策 环境就是发达国家依赖“金融压抑”维持的低利率。鉴于这样深刻的结构变化,中国将不得不依赖“金融创新”来提高金融中介的质量,然后提高投资质量和经济增长质量,甚至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这必然意味着利率水平要走高,这就形成了挑战。
从政策上来讲,这将使得央行上调利率空间变小,否则的话会形成进一步的资本流入压力以及汇率上升的升值压力(这将不得不依赖于进一步的资本账户管制来解决);从对市场的影响来看,境内金融创新必然带来金融成本上升,尤其是中长期利率上升,同时由于外部 环境这样一个约束,又抑制了中央银行调整利率,尤其上调利率的空间。从而在资本市场中将会体现在中国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的陡峭化,这会带来很多投资交易机会,由于中国资本市场不发达,不能直接通过这个判断做投资,但是这样一个变化对于判断市场变化甚至个人投资都是有帮助的。如果短期利率持续偏低,长期利率走高,一般情况下应当做空短期负债、做多长期负债。
摘 要:生产成本上升、技术进步方式变化、投资收益率下降、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可持续,这几个因素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长率下降、“滞胀”隐患出现、就业压力减小、消费占比提高、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换,以及对自主研发的需求增加。在“新常态”下,我国应该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目标,深化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实行供给和需求双扩张的政策组合。供给管理应以改革为主;需求管理应以财政政策为主,主要体现政府的产业政策、区域经济目标等,货币政策以定向降准为主,在需求管理中起到辅助作用。
关键词:新常态改革动力创新驱动力宏观调控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约20年,世界经历了一个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大稳定”的时期。尤其是2002―2007,是世界经济增长少见的高度乐观的“黄金时期”,除了日本等少数国家,各类经济体包括美欧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大都实现了较高速的经济增长。那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有力引擎。这过程被2007-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打断。到2011年前后,中国开始认识到,从过去的两位数高速经济增长,下行到7%―8%的速度,主要并非周期性因素所致,而是一种结构性减速,即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发生了历史性的实质变化,巳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或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发展将走上新轨道,依赖新动力,政府、企业、居民都必须有新观念和新作为。这一切可以被要概括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
2014年11月10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所做的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中,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问题,认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将视野延伸到更久远的历史,即从中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走势来认识当前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代方位及其基本特征。
1、经济增长率将下降2、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将成为常态,通货膨胀的结构性特征将更为明显。3、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就业压力将减轻。4、消费占比不断提高。5、产业结构将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换。
三、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
1、调低经济增长目标,围绕新常态进行调控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面临供给、需求双紧缩的局面,经济增长率下滑不可避免。所以,在宏观调控中,就应该适度调低经济增长目标。
2、深化改革,由于改革可以在多个领域展开,而不同领域的改革对经济有不同的影响,有的改革措施刺激需求,有的刺激供给,所以深化改革有助于兼顾宏观调控的多个目标。(1)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2)促进有效供给。(3)刺激需求。改革可以提高投资收益率,从而刺激投资需求。
3、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既可以增加有效供给,也能够刺激需求。
4、加强自主创新。提高投资收益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刺激需求和供给。
四、经济发展战略思维
经济常态不仅是一种客观形势,而且是一种战略思维和战略心态,即以何种主观意识来判定经济态势的正常和合意与否。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社会心理会更具战略平常心,更倾向于长期理性、公共思维和持久耐心。这也许是一个不易做出“立竿见影”、“惊天动地”的辉煌政绩的时代,却可以获得国泰民安的长久昌盛,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中国复兴之梦。创新型国家需要全民族的持续耐心和长期专注精神。这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能否实现创新驱动的一个深刻问题。总之,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规模扩张和GDP竞赛,摆脱了中国极度物质贫乏和活力不足的状况,获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现象的经济发展阶段之后,进人了以中高速增长、结构调整、创新驱动、素质提升和公平分享为主要特征的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过程中的一个更需要历史耐心和持续奋斗的年代。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国家发展将更加体现战略思维的“平常心态”:长远眼界、长效目标和长治久安。
五、总结
生产成本上升、技术进步方式变化、投资收益率下降、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可持续,这几个因素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长率下降、“滞胀”隐患出现、就业压力减小、消费占比提高、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自然转换,以及对自主研发的需求增加。在“新常态”下,我国应该降低经济增长目标,深化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实行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双扩张的政策组合,在需求管理方面,实行货币稳健或小量紧缩、财政扩张的政策组合供给管理应以改革为主;需求管理应以财政政策为主,主要体现政府在产业政策、区域经济目标等;货币政策以定向降准为主,在需求管理中起到辅助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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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岩:“‘新常态’能否带领中国经济走出怪圈?”,中国新闻网2014年06月17日,
【摘 要】 本文分析了宏观政策新常态的理论背景,阐述了宏观经济政策新常态的特征。其特征是: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的供给侧管理;注重结构调整;强调战略规划,扩大宏观政策视野;重新制定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基准;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实施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尊重市场规律,正确认识宏观政策的局限性;创建宏观政策的基本框架,推进制度建设等。我国宏观政策的新常态不是针对宏观经济新常态的简单的被动调整,而是取舍得当,积极应对,从而引导经济迈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新常态;特征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过程中经受了许多波折和教训。但从整体来看,却一直处于积极的改善中。从最初的模仿成熟市场经济体系的做法到今天西方学者掀起学习“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学”的热潮,中国的宏观政策已取得来之不易的成就。然而,中国的宏观政策体系仍不完善,机制和手段仍需改进。尤其宏观政策需要更加密切的配合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
“了解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理念。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必须有新型的宏观经济政策与之相适应。因此,宏观政策创新必须以新常态作为基本的背景和讨论的出发点来进行。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以经济增速回落、增长动力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为主要特征。与此相适应,宏观政策基础、主体、目标和方法也必须同时转变。从宏观政策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被动地适应新常态,而必须在新常态下主动作为。因此,基于同经济发展新常态相兼容的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被建立起来,此即本文所讨论的出发点。
一、宏观政策新常态的理论背景和现实思考
基于中国宏观政策新常态的背景,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作为出发点来展开讨论。
从理论上讲,主流西方经济学已经开始重新正视中国宏观政策的独特价值,这使得我们在施行宏观政策时更加自信。本文列出了中国宏观政策经验几个高度相关的方面。
首先,货币政策不再以利率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而是采用“利率+其他工具”的政策组合,来实现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的目标。
其次是回归产业政策。在发达国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眼中,产业政策过去常常被认为是扭曲市场机制的政府干预而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批判。然而,最近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西方主流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产业政策。他们逐渐认识到产业政策不再专属于发展中国家,它同样可以作为发达国家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的秘密武器。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第三个有价值的特征是对结构调整的重视。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背后的重大政策失误是主流经济学者专注于总量指标(如通货膨胀、产出、就业和资产价格)而忽视了对结构性指标(如产出的结构、杠杆率和外部失衡暴露的风险)的重视。后危机时代的反思突出了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上述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新方法,反映了主流学术界关于结构调整的共识。
从实践上讲,宏观政策新常态来源于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现实需求。为了保持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平稳和健康态势,必然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创新以及监管方式的改进,以匹配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下滑、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变的现实。
二、宏观经济政策新常态的特征
1、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的供给侧管理方法
新常态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结构性减速。因此,未来宏观政策最重要的任务是稳定经济增长和应对潜在增长减速。新常态之前,宏观政策更侧重于对潜在产出和实际产出之间缺口的管理。通常情况下,经济过热(正产出缺口)时应当抑制需求,经济疲软(负产出缺口)时应刺激需求。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最大不同在于所遇到的问题与潜在产出的下降有关。因此,宏观政策应侧重于稳定潜在产出或防止其显著下跌,而针对潜在产出的管理应更侧重于供给侧管理方法,而不是用于针对产出缺口的需求政策。
中长期的经济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更凸显了供给侧管理方法的重要性。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人口和劳动力、资本和金融、资源和产权、技术与创新以及制度体系和分工等方面存在着各种“供给约束”。为了消除“供给约束”,提高潜在产出,可以采取放宽计划生育、降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门槛、减少资本和金融管控、优化土地资源所有权结构、推进低效率部门(如国有企业)机构改革等政策方法。
当然,强调供给侧管理方法并不意味着忽视需求政策。短期内对于稳定宏观总需求它仍然是必要的。然而,实现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和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目标常常不可兼得。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需要各国政府谨慎解决。
2、注重结构调整
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由经济的不均衡和增长的不平衡导致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可以概括如下:一是涉及国有和私营部门、制度变迁和双轨过渡、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和市场角色等多重关系的体制结构;二是包含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分配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多重经济结构。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体制结构上的问题将会逐步解决,但经济结构问题将继续长期存在。因此,结构调整是中国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坚持结构调整将是宏观政策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
3、强调战略规划,扩大宏观政策视野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由发改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来组织实施。其中,国家发改委是最主要的职能机构,其职能范围涵盖了经济运行的大部分宏观和微观领域。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时都受到发改委的指导和约束。经济政策必须符合国家战略规划,未经发改委批准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不得实施。
宏观政策的新常态要求,必须努力加强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宏观指导作用,协调好各项职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在政府预算安排、财政资金使用、土地开发和资源合理配置等政策措施中的作用。
4、重新制定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基准 2015年初,中国地方政府异乎寻常地下调GDP增长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新的宏观政策不再将GDP增长作为政府绩效的唯一基准。但是如果不将GDP作为地方竞争的基准,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呢?本文认为,在新常态下,地方竞争应从GDP竞争转变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将诸如市场监管、就业水平、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作为地方政府绩效的新基准。
5、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宏观政策的各种利益相关者都是具有利益冲突的相对独立的实体。宏观经济政策通常具有扩张和收缩两种类型。无论采取哪种类型的宏观政策,各利益相关说客总是会提供他们自己的分析和建议,进而影响政府决策。然而,普通老百姓的声音却永远很少被听到。因此,应以谨慎的方式制定和实施公平有效的宏观政策,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改善人民群众的福利为最终目的。
6、实施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政策的新常态要求在制定发展规划和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考虑对外部世界的潜在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将给其他国家创造更广阔的市场以及更多的潜力,给世界经济带来更积极的溢出效应和正能量。因此中国的宏观政策必须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同时负责。同样,其他国家也应该考虑本国经济对中国的影响,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
7、尊重市场规律,正确认识宏观政策的局限性
宏观政策其本质是一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须建立在尊重、遵守和信任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而不是相信宏观政策是万能的。这是理解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前提。宏观政策新常态要求以市场规律为基本出发点来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巩固宏观政策的微观基础,完善政策传导机制,依托市场手段调节经济。
8、创建宏观政策的基本框架,推进制度建设
经济制度需要遵循一套标准和规则来建立,以创造稳定的市场预期。如果没有标准和规则,任何部门可能采取任何政策工具,随意的宏观政策将带来不利后果。一些学者建议制定宏观政策法来推进制度建设,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向。
三、结束语
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应相应调整。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宏观经济政策新常态的理解总结如下:
首先,宏观政策的新常态的提出来源于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反思,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迫切要求。其次,宏观政策新常态不是针对经济新常态的简单的被动调整,而是应该明确哪些政策应被纠正或逐步淘汰(如宏观政策的泛化和非市场手段的广泛使用),哪些政策应被坚持(如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时俱进,从而积极引导经济走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使劳动分工日益细化,经济结构趋于合理。
【参考文献】
[1] Tiebout,Charles M. 1956.“A Pure Theory of LocalExpenditures.”Th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64(5)416-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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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对已发现的违约行为进行报告或披露的概率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相对于客户的独立性。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注册会计师保持独立性的机制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注册会计师保持独立性的机制分析
根据契约理论,企业与注册会计师之间是一种由特定合约确定的委托代理关系。双方的利益有统一的一面,更有对立的一面。注册会计师在对企业执行审计业务时,往往遭遇客户的不正当要求以及解聘的压力,使注册会计师处于维持客户与保持信誉的两难境地。因此,必须建立一套相应的机制,保护注册会计师的利益,保证社会审计的公正性。本文试图对此加以分析。
按契约理论的观点,企业是一个有效的契约(文字的和口头的、明确的和隐含的)组织,是各种要素投入为了各自的目的而联合起来缔结的一种具有法人资格和地位的契约关系的网络,它的组织形式可以由它所设计的一系列契约来描述。契约是界定各方产权的工具,各种要素的投入者作为契约的一方或权益持有者,必然会尽量攫取自我效用的最大化,这必然会造成各方的利益冲突,为了减少这种冲突,人们便在签订的契约中具体规定各种可能情况下每个人享有企业产出的特定权利并规定了如何分配企业活动所创造的现金流量。这些契约大多数都与会计计量有关。
也就是说,在契约中引用会计数据来作为分配财产的依据。为了使契约得到严格的执行与遵守,就必须对这些契约的执行进行监督。出于经济的原因,企业往往会聘请独立于企业之外并已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土—一注册会计师,来担任此职务。对于证券市场而言,注册会计师的服务并不能给企业带来现金流入,但如果这种行为可以降低代理成本,同样可以使企业价值增大,使企业可以以较高的价格来发行股票。可见,对注册会计师服务的需求主要车出于报告企业当事人的违约行为,降低代理成本的要求。
不过,值得说明的是,作为规范企业会计信息的会计准则可能会减少客户对审计业务的需求。为了规范对会计信息的披露,防止证券市场对股票价格的高估,政府部门要求制定会计准则来规范会计信息。会计方法的标准化,可以成为注册会计师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在诉讼中,注册会计师只要证明损失是由于企业管理当局会计处理违反了会计准则而造成的即可免除责任。由此可以看出会计的规范对注册会计师执业的重要性。
然而,会计准则对可供选择的会计程序实施了某种限制,迫使企业采取了较高的订约技术,这不仅降低了以会计为基础的契约在减少代理成本方面的有效性,而且也降低了企业对这种契约的要求。这反过来又降低了对作为一种监督手段的审计的需求,即减少了企业对审计契约的需求。会计准则对会计师事务所有利的影响是拓宽了其服务的范围。
本来注册会计师的职责主要是报告违约行为,由于会计准则的颁布使事务所也可以通过为客户提供有关准则的信息以及为客户进行会计培训而增加财富。
注册会计师在检查之后,可能会建议改变一些会计数据、方法或披露企业管理人员的违约行为。如果这些建议未被接受,则隐含着注册会计师发表反对意见审计报告的威胁。这往往是企业管理当局所不愿意看到的。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企业管理当局会采取各种方法来迫使注册会计师屈从,从而形成了企业管理当局与注册会计师之间的冲突。面对冲突,注册会计师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一是屈从压力,不要求企业调整报表,也不报告违约行为;
另一种是不屈从压力,要求企业调整报表,并报告违约行为,否则发表反对意见审计报告。每一种选择都会使注册会计师面临不同的成本或损失。注册会计师如果选择了第一种方案,则会面临或有诉讼赔偿及信誉降低,从而失去提高收费以及吸引更多客户的机会成本。但如果作了第二种选择,企业管理人员会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求而更换注册会计师。注册会计师被企业更换则意味着不仅会失去客户,失去了未来收益的机会,而且会丧失其“准租金”。
所谓“准租金”是注册会计师在第一次接受客户委托时,为了解客户基本状况与内部组织结构、内部控制状况而支付的筹备成本。这些筹备成本会给注册会计师提供大量相关信息,减少注册会计师在以后的审计工作中时间与金钱的支出。在以后的审计中审计次数越多,时间越长,注册会计师由于“准租金”而获得的收益就越大。“准租金”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在注册会计师通过竞价来招揽业务时,可以压低服务费报价,来获得竞争上的优势。
出于成本一效益的权衡,注册会计师会比较两种方案的成本,选择成本较小的一种。但是,需注意的是,社会对审计的需求,是以报告违约行为为前提的,如果注册会计师对方案一的选择过多,就会使公众认为注册会计师所提供的服务是无效的,从而会威胁到整个注册会计师执业。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注册会计师就必须努力保持其独立性,并极力抵制管理当局的压力。
既然注册会计师的任务是要报告违约行为,那么他们对违约事件报告的概率就不能为零,否则就会让公众认为审计服务无助于降低代理成本而失去对此行业的需求。并且,支付给审计服务的费用也取决于报告违约的概率。这一概率的大小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
1、审计时发现某一特定违约行为的概率。
这一概率取决于注册会计师能力的大小和在审计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即注册会计师对审计的重视程度。企业的违约行为往往是隐蔽的,其会计信息加工处理包含一定的技术性,如果注册会计师执业能力较低,或者对某项审计业务不够重视,投入不足,都可能造成不能发现企业的违约行为。
2、注册会计师对已发现的违约行为进行报告或披露的概率。
这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相对于客户的独立性。进一步又取决于注册会计师自身的执业道德水平和相关法规制度的健全与否。如果注册会计师不报告违约行为面临诉讼的可能性较大,行政处罚较重,则其权衡利弊,较大可能选择披露违约行为,否则相反。
为了激发对审计服务的需求,注册会计师就必须向证券市场证明他们就有一定的执业能力,即发现违约行为的概率不为零,并且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独立于客户的形象,即报告违约行为的概率也不为零。
由以上的论述可知,注册会计师必须要保持独立性并要抵制来自企业管理当局的压力。注册会计师保持独立性与抵制压力的机制有:
1、维持信誉而不屈从压力。
注册会计师的信誉是通过多年细致的质量控制而建立起来的,这也是衡量其提供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为了树立发现和报告违约行为的业绩与信誉,注册会计师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些代价包括雇用素质比较高的业务人员而支付的较高的工资,为了获得充足的信息而支付的信息成本,为了提高执业能力而支付的培训费用以及质量控制费等等。但是,这种信誉一旦建立起来,就可增加注册会计师与客户讨价还价的能力与对其业务的需求,从而增加了注册会计师的财富。信誉对注册会计师业务的影响使其会加倍小心地维护他们的信誉。
2、强化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作用。
如前段所示,单个注册会计师要树立起富有独立性和执业能力的信誉,代价是十分昂贵的。注册会计师协会不仅可以降低这种代价,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和执业能力的信息,而且会维持执业信誉。
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方法有:
(1)负责资格鉴定。为了维护信誉,协会要求其成员在人会前参加入会考试,只有考试合格者才能获得相应的称号,从事与称号相应的业务。
(2)进行执业培训。为了保持和提高执业能力,协会要求其会员必须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后续教育,学习新发布的会计准则和相关法律。
(3)成立执业道德委员会,监督会员的行为。当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表现低于协会标准时,协会可取消其审计资格。协会的会员资格起着一种约束作用,就像注册会计师的信誉一样,失去资格就意味着失去收入。
3、坚持合伙制的组织形式。
会计师事务所是由无限合伙制演化而来的。这种形式在两方面对促进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能力和独立性做出了贡献。一是通过无限责任来实现的。无限责任意味着注册会计师以自己的财产对审计失败负有责任,如果注册会计师出具了不负责的审计报告就会面临失去财产的危险。这使得注册会计师不得不保持独立性。二是合伙人之间的相互监督。会计师事务所本身作为一套契约,要求其合伙人选择符合他人期望的行动。由于客户不能监督审计人员的投入,合伙人不得不自我监督,以确保一个合伙人不能通过低标准的工作收取高额的费用来获利。
此外,如果发生审计失败,审计失败会被广泛宣传,不仅犯错误的个人要受到信誉的损失,它的合伙人及事务所也会因此而降低信誉。由于合伙人都有相互监督的动机,这会增强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能力,降低某一注册会计师屈服于企业经理压力的概率。我国目前许多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的是有限责任的组织形式,这对维持信誉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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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人类社会,尤其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它或多或少反映了人类社会内在的规律性。按照自然法学派的观点,法律本身便来自于自然,是自然的产物,因而法律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是具有一定共性的。但是,法律制度的概念性安排却是人为的,是由不同的法学家们对法律现象作出的人为的解释,这些法学家们从哲学、社会、经济和历史等不同的前提出发,就可能对法律作出不同的安排,从而产生不同的法律部门划分结果。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国际商法独立性之刍议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摘要:长期以来,国际商法被包容在国际经济法或者国际私法学的学科体系中,是对国际商法自身属性认识不够,判断失误所致。在事实上,由于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国际贸易的迅速增加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此时,国际商法从国际经济法或国际私法中分离,对不断发展的国际商事贸易活动进行独立的调整,是对现实诉求的回应;在理论上,国际商法有自己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基本原则,完全可以将之归结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同时,从国际商法起源、发展及根本目的来看,其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合乎逻辑的,有其正当性基础的。
关键词:现实诉求;调整对象;调整方法;根本目的。
国际商法独立性之刍议
吴经熊先生在其《法律三度论》一文中指出:每一个特殊的法律均有三个度,即时间度、空间度、事实度。这里的事实度是指所有法律均与事实有关,在逻辑上,有什么是关于这件事的法律?询问“什么是法律”这一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每一法律均统制一定的事件,或一类的情事[1]。事实上,吴氏先生的事实度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给我们指引了一条研究法学问题的路径,即对法律问题的探究必须回应现实的诉求,基于现实的语境来对法律样态予以多维度的考量和解读。因此,笔者认为,在论证国际商法独立性①这一法律问题上,有必要从事实的维度考察其独立性之现实诉求。据此,下文拟从三个事实维度对此问题展开分析:
第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国际商事活动的频繁发生,客观上要求一套独立能够规范商事活动的法律。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飞速的发展,各国之间的商事活动频繁发生,国际贸易不断的增加,据统计:二战后,国际贸易迅速发展, 1950年国际贸易仅为607亿美元,到2000年世界商品贸易总额达70000亿美元,并且,当前的国际贸易的规模还在继续不断扩大,伴随着各国间商事交往和合作密切程度的日益提高,使得各国从一国内部的商事领域逐步步入世界性的商事领域,这样必然打破一些原先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封闭性的地区商事法律、法规(实际上,早在11世纪,地中海沿岸区各国的商人团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即开始自行制定一些规约,即所谓商人法;
这种商人法就是商人们长期从事商业活动的习惯做法,这种习惯性的做法一开始只流行于一定的地区和行业,随着国际商业的不断发展,其影响也不断发展,有的发展到今天已在全世界范围内通行),迫切需要产生一部能在全世界统一的大市场内能够适用的商事法律、法规。因此,鉴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国际商事活动的频繁发生,在客观上必然要求诞生一部能够在国际商业社会领域内,调整平等的国际主体从事各种国际商业活动的统一实体法律规范,即我们所称谓的国际商法。
第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贸易市场的形成,为国际商法走向独立化提供根本性的动力支持。经济全球化作为全球化进程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深刻背景和根本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促使世界范围内的国与国之间的商事交易活动空前的频繁与活跃。从事国际商事活动的商人们迫切的希望能够像从事国内商业一样,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套统一的规则,从而摆脱因适用不同国的民商法而给国际商法带来的障碍。
因为法律规则的不同一,不仅将增加国际商事往来的不确定性,使商人在交易中缺乏预见性和安全感,而且还会造成交易成本极大增加和效率显著的降低,这是其一;其二,由于商业活动本身固有的与生俱来的扩张性、同一性与世界性以及国际商事关系的发展,要求减少或消除各国商法法律的歧异,避免法律冲突,以便利交易的进行的需要,客观上要求一套统一的国际性商事法律体系[4]。因此,可以这么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世界贸易市场的形成,客观上为国际商法走向独立、构建一套独有的调整国际商事领域的法律体系提供内在性的动力支持。
第三,现行诸多的国际商事条约、国际商事组织、国际商事惯例的存在,为国际商法成为独立部门法提供技术支撑和保证。为了推动国际商事领域法律的趋同,实现法律的统一,减少国际商事交易的障碍,产生了诸多的国际商事条约,这方面的重要条约包括: 1913年的《统一海难救助若干法律规则的公约》、1913年的《统一船舶碰撞若干法律规则的公约》等、1930年的《统一支票法公约》《统一汇票及本票法公约》、1946年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78年的《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公约。
这些国际商事条约一方面在调整现行的国际商事活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积累了诸多的经验,为国际商法统一立法,走向独立性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另一方面,一系列旨在推动“商法一体化”的国际商事组织存在,比如国际海事委员会、国际法协会、国际商会、国际商事仲裁法院、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联合国的国际贸易法律委员会,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这些组织的存在为国际商法的统一化、独立化提供有力的资源保障。与此同时,国际商事习惯的大量存在并被司法适用,以及它在国际商事活动领域所具有的独特的规范作用,使其成为国际商法的重要法律资源,并为国际商法从国际经济法或国际私法分离提供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法律是人类社会,尤其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它或多或少反映了人类社会内在的规律性。按照自然法学派的观点,法律本身便来自于自然,是自然的产物,因而法律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是具有一定共性的。但是,法律制度的概念性安排却是人为的,是由不同的法学家们对法律现象作出的人为的解释,这些法学家们从哲学、社会、经济和历史等不同的前提出发,就可能对法律作出不同的安排,从而产生不同的法律部门划分结果。
从法理学而言,判断一类法律规范是否从整体上构成一个法律部门,需要考察这类法律规范是否有自身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但笔者认为,除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两大重要范畴外,基本原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范畴。国际商法能否从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中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法,实现其独立性,关键看其是否拥有独立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和基本原则。
笔者通过考察国际商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以及基本原则,可以得出国际商法符合一个部门法应有的基本属性的结论,即国际商法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符合法律部门和法学学科划分规律。
其一,国际商法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国际商事关系(私人间的跨国商事关系和跨国商事组织关系)。
国际商法,国内有学者译为现代商人法、新商人习惯法、跨国法、国际贸易法等。它是指调整平等主体间国际商事交易以及国际商事组织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7]。以商事关系作为调整对象,决定了国际商法的私法性质,以此将国际商法与国际公法予以区分。当然这里的商事关系,即为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包括商事代理关系、物权关系、知识产权关系和债权关系,而婚姻家庭、收养和继承等民事关系不属于国际商法所调整的商事关系的范围,以此可以将国际商法与国际私法予以区别。(当然,尽管目前在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对于国际司法的调整对象,虽然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主流观点将之概括为“国际民事法律关系”或者“涉外民事法律关系”)。
与此同时,在国际经济法学界,对国际经济法学的调整对象,理论界一般认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总称。笔者认为,尽管国际商法所调整的国际商事关系可以说是一种经济关系,但是,国际经济法学中所谈及的经济关系是一种经济管理关系,有别于商事关系中所述的经济关系。而且,由于近代以来我国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并不区分商事关系与经济关系,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在国内法上也区分了经济关系与商事关系。因此,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商法调整对象的区别在理论上已得以证成。
其二,国际商法有自己的调整方法,即直接调整方法。
国际商法的直接调整方法是国际商法区别于国际私法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毋庸置疑,国际私法是以解决法律冲突为中心任务,以冲突规范为基本规范,而冲突规范本身并不是直接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实体权利与义务,其作用在于确定国际民商事关系所适用的国内法。因此,国际私法乃一种特殊的规范,其所运用的调整方法是一种直接调整方法,而国际商法则直接规定商主体在国际商事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直接规范国际商事领域商主体的行为,其调整方法是一种直接调整方法。
其三,国际商法有其独立基本原则。国际商法的基本原则作为国际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国际商法的基本原则并不是对传统商法基本原则的再继承,也不是对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复制,而是国际商事交往自身特点与属性的必然要求,包括全球性原则、国际经济主权原则、平等双赢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安全原则、发展原则。根据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目前,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经济主权、非歧视、互惠互利和适度开放的市场原则。
根据国际著名贸易法专家施米托夫的观点,关于国际商法的起源、发展应分三个阶段: 11—17世纪是中世纪商人法时期; 18—19世纪是商人法被纳入国内法时期;当代是新商人法时期[7]147;很显然,根据施米托夫教授的划分,11世纪乃是国际商法的产生时期。在11—17世纪的中世纪商人法时期,所形成的一系列商业惯例、规则,在几个世纪里成为西方世界商事交往的基础,并且也成为跨国性商事交易关系的支柱性力量,直到18世纪被各国的商法所吸收,并纳入其国内法。正如学者所言,这种做法使得商人法在性质上所具有的“世界性”、“统一性”、以及内容上的“公平”、“灵活”和“便捷”的特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并不能适应商业活动本身固有的与生俱来的扩张性、同一性和世界性,商人法开始出现衰落。
但是到了19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商品贸易活动迅速增加,国际商事法律关系日益复杂。此时,单纯依靠各国的国内法来规范跨国性的商事交易活动,其缺陷日益暴露,弊端日益显现。从而在客观上要求一套统一的规则来规范国际商事交易当事人的商业活动行为,保障其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商事关系的正常运转。
有鉴于此,国际商会、联合国等组织以及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于1919年到1965年,为各国民商法的统一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各国商事法律逐步走向国际化,比如通过采取国际多边条约、示范法等方式,最终使得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商法领域内对立的部分逐渐趋于统一。与此同时,当前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向深度和宽度上的扩展,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商法的迅速发展,并为国际商事规则在全球范围内的统一,使国际商法从国际经济法或国际私法中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提供了根本性的动力支持。
综上述及,商人间的商事实践活动是国际商法得以产生的内在根源,它记录着国际商法产生、发展并且逐渐走向独立的历史轨迹。同时,国际商法的独立化、规范化、体系化,对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活动,规范国际商事行为,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要顺应全球化之浪潮,经济一体化之趋势,专门制定一套适用于国际性的商事交往规则,打破国界之划分,使其在全球范围内能统一规范各国的国际商事活动行为,以此消除因各国民商法的差异而给国际商业造成的障碍,从而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活动的规范化、法制化。
因此,国际商法走向独立化、体系化是国际商法起源、发展和根本目的的必然要求,于理论、于实践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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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制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会对我国民间审计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CPA审计独立性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建议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独立性是审计的本质特征,也是对审计师品行的要求,是审计职业取信于社会公众的必要条件。我国CPA行业起步较晚,其审计独立性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指出了影响CPA审计独立性的因素,并对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增强CPA审计独立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字:CPA;独立性。
CPA审计独立性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建议
1、非审计服务。
非审计服务是相对于审计服务而言的,是会计师事务所向客户提供除审计服务以外的多种服务的总称。非审计服务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会计、薄记服务,税务服务等内容。笔者认为非审计服务对我国民间审计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首先,提供审计服务是CPA的主要业务,但是近年该服务的边际利润却不断下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会计师事务所非审计服务边际利润的却不断提高,致使会计师事务所更乐于接受和提供非审计服务。
当非审计服务所取得的收入超过一定界限后,人们就会认为注册会计师更注重非审计服务,外界的利益相关者会担心会计师事务所为了获得提供非审计服务的机会,忽略甚至是纵容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在会计报表中的错误与舞弊,审计的独立性受到了损害。其次,随着越来越大比例非审计服务的提供,越来越多审计诉讼案的曝光,使公众对注册会计师产生了信任危机,注册会计师行业已形成的职业准则和法律责任体系受到公众的质疑。第三,由于非审计服务的多样性,很难在该领域内建立职业准则和责任体系,从而使注册会计师独立、客观、公正的声誉受到损害,而良好的声誉恰恰是注册会计师能够更好发展有利保证。
2、内部人控制制度。
内部人控制制度会对我国民间审计产生负面影响。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是从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公司股权高度集中“一股独大”,控制股权的主体是国家或法人,有效持有主体缺位且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监控机制有名无实。这种情况导致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现象十分严重,来自于发起人或控股股东的经营管理者往往集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于一身,在这种模式下,传统的上市公司审计中存在的股东、经营管理者、CPA三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实质上已简化为经营管理者与CPA二者之间的关系,经营管理者由被审计人变成了审计委托人,并决定着审计者的聘用、审计费用的多少等事项,从根本上破坏了传统委托代理理论下委托人与CPA之间的平衡关系,而注册会计师又明显处于被动地位,甚至迁就管理当局,从而破坏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3、监管机制和法律法规。
监管机制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会对我国民间审计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首先,我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是财政部下属的行政部门,由于其行政事务繁多且专职人员不足,很难对众多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进行全面检查和控制。其次,虽然我国已经颁布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和《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准则》,但是,从目前从业人员的素质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构成及总体的执业环境来看,仅仅通过行业自律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1、鼓励会计师事务所发展非审计服务并对其充分披露。
非审计服务有利于会计师事务所拓展业务和扩大规模,论文格式增强经济独立性,提高财务安全保障系数,从而加强注册会计师独立判断能力,以独立、客观、公正的心态发表审计意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拓展非审计服务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审计独立性,因此要求我们在加大CPA非审计服务力度的同时也要对其实施监控,最好的做法就是对非审计服务进行充分的披露。
当会计师事务所对同一家企业即提供审计服务又非审计服务时,被审计企业应该在其财务报告中披露该事务所提供非审计服务的类型、程度及支付的相关费用,同时会计师事务所也应公开披露因提供非审计服务而增加的收入及审计师轮换的情况,只有这样,投资者才能判断CPA提供的非审计服务是否恰当,是否保持了应有的职业道德和独立性,才能确保注册会计师没有提供会引起社会公众怀疑其独立性的非审计服务项目。
2、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鉴于上市公司多存在“内部人控制”的现象,要求公司中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必须要充分发挥其作用,严格执行《公司法》中所规定的由审计委员会提议或者决定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职权。
同时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或者解聘由独立董事来决定,如果发现事务所出具的财务报告存在弄虚作假应立即向中国证监会报告。这样,既可以在较大程度上遏制上市公司通过独立聘用或者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来达到造假的目的,又有效地改善了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环境。
3、建立健全民事赔偿法律制度。
CPA频频违背审计独立性原则参与上市公司会计造假事件,尽管原因有很多,但最终的驱动原因还是利益。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加大法律惩罚力度,尤其是要建立健全民事赔偿法律制度。虽然现行我国有《证券法》、《公司法》、《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规范,但其内容均是侧重行政和刑事处罚,而对如何处理虚假会计信息中的民事赔偿问题几乎没有涉及,事实说明,只有民事赔偿才具有救济受害人和维系投资大众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功能。
法律制度的缺失,直接导致了CPA屡屡违规操作,做出有损审计独立性的事件。因此我们要加快建立民事赔偿法律制度,完善民事赔偿实体规范,加大处罚力度,对公司造假造成的法律责任,要追究涉案CPA与相关人员法律责任,不能以对公司的处罚代替对犯错的董事和经理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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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含义理论一直是语用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该理论的研究为确立语用学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地位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牛保义,2002:6),标志着“对人类应用语言的研究从专注语言符号本身引入了意识参与的成分”(程雨民,2009:53)。
在其经典之作Logic and Conversation (1975) 中,Grice 从自然语言和哲学逻辑的关系入手,论述了会话含义的概念及合作原则的四条准则,区分了规约性意义和非规约性意义、特殊会话含义和一般会话含义,并在结尾处总结概括了会话含义的五大基本特征,并由此引发了众多学者对会话含义特征的探讨。本文试从会话含义的产生及推导机制出发,对会话含义的基本特征做进一步解释说明。
即除了背景知识外,说话人所说的话的内容而非它的句法形式在产生会话含义中起作用。一个人不可能通过改变同一内容的不同讲法来改变会话含义。例如,第一次约会后,介绍人问女方是否喜欢男方:
A:你觉得对方怎么样?
B:他穿衣打扮还挺有水准的。①
B:他说话做事还挺有水准的。②
B:他说话做事挺风趣幽默的。③
B:他眼光还不错。④
无论B在实际的会话中采用了①~④中哪句,B 想传达的会话含义都是一致的:对方还不错,很有好感。可见,一句话所具有的含义是以这句话的整体语义内容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剧中的某一个单词或语言形式为基础的(何兆熊,1999:163)。这也强调了话语内容在推导话语含义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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