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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小说是到唐代才脱离历史记录而成为文学创作的。唐代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文人的思想也更加开阔,这时传奇应运而生,李朝威的《柳毅传》、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等,都是依照传说创造而成的。西方小说,则是在“文艺复兴”后快速的发展、成熟起来的。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中西方小说的比较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摘 要:通过对中西方孝文化的对比分析,认为中西方孝文化有着显著的不同。中国孝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博大精深,涉及方方面面;而西方孝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却没有得到发展,内容也很单一。这些不同主要源于文化差异。?
论文关键词:家庭;孝文化;文化差异;养老模式
论文正文:
中西方小说的比较
东西方最初的小说,是与历史紧密相连的,是作为史料的补充记载事件的。中国先秦散文中的寓言故事,汉代史书中的人物传记,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志人小说;西方古巴比伦的《吉加美士史诗》,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索寓言》等都属于这一类小说,这类小说已具有小说讲求虚构的特点,但仍不是文人的创作,是直接从民间搜集记录下来的,所以这类小说情节比较简单,文笔比较粗糙。班固所说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造”是对这类小说准确、形象的评价。
中国的小说是到唐代才脱离历史记录而成为文学创作的。唐代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文人的思想也更加开阔,这时传奇应运而生,李朝威的《柳毅传》、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等,都是依照传说创造而成的。唐代小说多为虚构想象而讲求文采,不仅仅是历史性质的东西了,但作为史的志怪志人小说也并没停止。传奇小说到宋代就逐渐衰落了,随之而兴起的话本,经过文人加工就变成了许多话本小说和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这类小说是文人采用民间创作而再创作的,以描绘精彩动人的情节场面和塑造生动活跃的人物性格见长,有明显的说书人的语言风格。由这里再发展,便成为文人的独立创作而不再加民间的东西来加工了,这一类代表作是《金瓶梅》,它开辟一条写平凡人和生活的道路,是现实主义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后的《红楼梦》更是把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推到了顶峰。“五四”以后,中国小说家开始借鉴西方小说的写作手法,逐步走出了一条新路。
西方小说,则是在“文艺复兴”后快速的发展、成熟起来的。中世纪的西方小说发展近乎停滞,14世纪末的“文艺复兴”推翻了教会对文学的控制后,15世纪末西方出现了提倡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以描写现实生活和刻画各阶层的人物形象为内容的人文主义小说,这类小说是为配合当时欧洲反封建而产生的,同时它也定下了西方小说以记叙凡人凡事为主的基调。意大利 伽丘的《十日谈》,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
随之出现是古典主义小说,其主张用典雅的民族规范语言去写作,这种小说在17世纪的法国发展得最完备。代表作为注 高乃依的《熙德》,古典主义小说的的兴起使西方小说语言得到了一次大幅的提高。18世纪开始流行以宣传科学知识,启蒙大众意识为目的的启蒙主义小说,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德国歌德的《浮士德》,英国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等,这类小说的出现是为了给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大造舆论。19世纪,浪漫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和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交替占据小说领域的主导地位。
浪漫主义小说如法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富于想象、构思奇特、语言奔放、感情炽烈。现实小说则着力反映生活的本质,描绘典型人物和典型生活现象,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都德为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家。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着力暴露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深刻批判现实的罪恶,法国巴尔扎克和莫泊桑,英国的夏洛蒂、勃朗特,。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美国的马克·吐温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都属于这一类。时值今日,这三类小说仍是西方文坛最主要的三类小说。
东西方小说发展史就大致如此。
除了小说的基本特点外,中西方小说还具有如下各自的特点:
1、中国传统小说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但性格单一,少变化,缺乏主体感。西方小说则多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强调挖掘人物内心的潜意识,善于写出丰满、变化、主体感强的人物性格。再《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只有通过人物的对话及动作引出矛盾冲突,但安娜·卡列尼娜卧轨前的一系列矛盾却只用他的心理描写就能够表达清楚;林黛玉在吟诗作对中表现她的才气,而保尔用内心独白表明他的理想;张飞只具有忠勇这一性格特点,但简·爱的性格却是由勇敢、坚强、热情、善良等许多性格揉和而成的。总
之,在人物描写方面中西方各有特色。
2、中国小说较之西方小说情节更加曲折,故事更为完整。情节曲折、故事完整是中国小说独特的艺术传统。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就具有曲折生动的特点。唐传奇中许多名篇的布局,异常宏伟,严谨而巧妙,故事情节发展富于戏剧性。明清的长篇小说内容参差错落,波澜起伏,错落有致,结构缜密,浑然一体。如《红楼梦》,处处设伏,回回转折,写尽贾府故事。西方于情节方面出众的作品虽也不少,但终不能与中国小说相比较。
3、中国小说语言简练生动,西方小说内容丰富翔实。中国小说吸收了民间艺人语言,同时继承了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常常寥寥数语便能勾勒出事件、人物。西方小说中包含着作者广博知识,涉及社会许多方面,因而内容丰富翔实,人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领域的知识。恩格斯就曾说过他在巴尔扎克小说中获得有关的19世纪法国国内的状况比他从任何报告中获得的都多。中西方小说有这样不同的特点,也与中西方的美学观念不同有一定关系。
4、中西方小说都曾受封建统治文化的压迫摧残。封建文化使得中国小说发展极为艰难,明清人士更以写小说为耻辱,以致许多伟大的作家生活、创作条件都无法保障,许多伟大的作品不知道作者是谁。封建文化使得西方小说在几乎整个中世纪中发展极端缓慢,许多有才华文学家被迫为教会服务,写一些宗教性质的枯燥空洞的文章。
清朝末年,中西方已开始系统的认识对方,中西方小说的优点也不断地被对方借鉴。当然,由于历史原因,中方借鉴的多一些。直到今天,中西方的小说家们仍不懈的努力研究者两方小说中的艺术魅力,虽然语言的不同对相互的艺术鉴赏有一定的影响,但美是相通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西方小说艺术最终会取长补短,融为一体,共同发展,到达新的艺术高峰。
《外国文学作品选》 上海译文出版社 周煦良
《当代文学概选》 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钟等
《中国文学发展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刘大杰
《欧洲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杨周翰 吴达远 赵萝蕤
《高中语文课本 三棗五》 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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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不断的发生着改变和调整。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关于合“礼”性与合“理”性之辨—中西传统伦理思想之比较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论文关键词】礼;理性;伦理
【论文摘要】在人文社会学科体系中,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在这两种不同的体系中,伦理思想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比较中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对于现实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文正文】
关于合“礼”性与合“理”性之辨—中西传统伦理思想之比较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发展脉络以儒学为主,表现出固定化倾向,正如董仲舒所言:“道之大,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其思想的集中体现便在一个“礼’,子上面。“礼’原是宗教祭祀仪式上的一种仪态,《说文解字》就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可知,“礼”原来并没有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方面意义,在阶级社会出现后,人类开始有等级之分,宗教祭祀也随之出现了身份的限制和区分,作为宗教祭祀仪态的“礼”便开始具有了社会身份区分的内容。礼在中国古代是指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国家领导者和贵族等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到了战国时期,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礼为“辞让之心”,成为人的德行之一。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不断的发生着改变和调整。儒家认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便“礼达而分定”,达到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境地。反之,弃礼而不用,或不遵守符合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便将如周内史过所说的:“礼不行则上下昏”,而儒家所鼓吹的理想社会和伦常便无法维持了。
显而易见,放弃礼和礼治,儒家心目中的理想封建社会便无法建立和维持了。
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发展是对传统西方经典伦理学的更新与延伸,在总体是依据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而建立起来的。无论流派多么繁杂纷纭、流派之间的观点差异有多大,根本来说,它们都是在西方经典伦理学思想的基础之上论述。从其复杂的理论发展中可以看出,“理性”是其一种不变的追求。在哲学的工具书上,理性通常被定义为一种人所具有的探索真理的能力,或达到真理认识的某一认识阶段。
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曾指出,由于自然的真理“躲藏’’在事物之中,唯有人的“思想’’而不是感觉才能获得真理,赫拉克利特的“思想”相当于“理性”,最早明确提出理性概念的是阿那科萨哥拉。他认为“物的‘种子’是存在物的始基”人的感官只能认识具体的事物,唯有理性是揭示“始基”的可靠工具。斯多葛学派把理性视为神的属性和人的本性。近代唯理论认为,理性是知识的源泉。18世纪法国哲学家将理性概念从认识论引申到社会领域,认为凡是合乎自然、合乎人性的就是理性。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社会存在的价值尺度。在现代形式合理性的意义上,合法性的成立通常需要有一个“讲理”的过程,而以“理据’’清晰为其自身成立的必要条件。就此而言,合理性就是合法性,合法性必以合理性为前提。
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与政治融为一体,西方传统社会的道德是与宗教结合的。“政治是伦理色彩的政治,伦理是以政治原则为中心的伦理。“礼’’最早就是政治规范,包含有道德内容。西方传统社会的道德,虽然也受它那个时代的政治影响,但道德与政治不是融合为一的,事实上,道德都是与宗教结合的。一定社会形态的伦理思想归根结底是一定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受到该经济结构以及由它决定的文化状况的重大影响。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特点是由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及文化状况决定,西方伦理思想的特点亦是如此。中西方传统伦理思想的比较向我们揭示出:伦理学作为正当生活描述的学科体系,伦理学家们的研究基础是在现实生活的感知中,关注人的内心生活,诉诸人的各种道德感情,是经验也是体悟。社会拥有一种理想的道德秩序,它就可以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幸福、自由、自我实现或全面发展的条件;个人一旦拥有主动遵循道德秩序的品质,就拥有了幸福、自由、自我实现或全面发展的内在依据。
当代道德的旨归应该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类幸福。伦理学家们孜孜以求恰当生活的思考,都是为他们所理解的尘世之幸福提供说明,以求生命于世的安恬与宁静,使生命更有价值,生活更值得一过。虽然幸福不是道德行为的目的,但如亚里士多德所希望的,有道德的人应享有幸福,有完整道德的人应享有一切可能的幸福,既有德性又享有幸福就是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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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时间观念来自何处? 简单地回答,来自人类观察感知到的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然而泛 泛地谈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只涉及到运动过程中的时间或运动速度中的时间。这样的时间流程是模糊不清的,难以分段和计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时间观念的解析及中西传统时间观的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何谓“时间”?时间的所谓“本质”是什么?何谓“时间意识”或“时间观念”?它们的所谓“本质”又是什么?这篇文稿并无这样的意图,对诸如此类既古老又“纯粹”的时间哲学问题进行求索和提供答案。
本文将集中研究以下几组同时间哲学有联系的理论专题。第一组是与人的“时间观念”相关联的理论专题。其中包括:如何“还原”出时间观念的问题;时间观念中的时间样式的划分 问题;时间观念形成的渊源问题;时间观念中的时间维度问题。附带说一句,此处提到的“ 时间观念”是超地域、跨文化的,对任何民族均一视同仁。因此,它可以为研究和比较中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时间观奠定一个普遍适用的理论基础。? 第二组理论专题是:首先纵览中西方时间观的概貌,然后分别介绍中国和西方传统哲学中的 几种有代表性的时间观。其中包括三个理论专题:
(1)综述中西方哲人对时间观念作出的 不同解释。
(2)综述中国传统哲学中从《易经》开端的某些学派的时间观,这个专题主要 涉及先秦时期的《易经》、儒家(孔子和孟子)、道家(老子和庄子)、墨家和《易传》中独具特色的时间哲学及其时间观,力求做到“见一斑而窥全豹”。既然只见“一斑”,战国后期的“诸子”,两汉以降的董仲舒、王充、魏晋玄学、中国佛教和宋明理学……的时间哲学及其时间观皆付之阙如。至于设定超越时间之流的时间观,如董仲舒所云“天不变,道亦 不变”的“天道不变说”的超时间观,又如《大乘起信论》标榜的“一心二门”论,其中涉及与“心真如门”相关的“真如不生不灭”的超时间观,由于篇幅所限,不得不或者割爱或者点到为止。
(3)综述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某些类型的时间观,重点介绍延续两千余年从柏 拉图、亚里士多德经圣·奥古斯丁到牛顿、康德等为数不多的几位先哲的时间哲学。比方说,基督教教义和基督教哲学涉及的某些时间问题,例如,是上帝在现成的时间流程中创造世 界万物?还是上帝既创造了世界万物,又创造了用来创造万物的时间流程和万物演变的时间流程?均在略加点染之列。
第三组理论专题是:对中国和西方传统哲学的时间观中几个发人深省的方面作一些对比研究 。笔者概括出了以下五个方面:
(1)观察时间与体验时间;
(2)时间之“体”与时间之“ 用”
(3)依存时间(相对时间)和纯粹时间(绝对时间)
(4)实在性时间和非实在性 时 间;
(5)线行性时间和周行性时间。要作两点说明:其一,为了设定以上五个可资对比的方面,笔者不得不自创了一组同中西方时间哲学有关的术语。
其二,中国和西方传统哲学中 各自的时间观的独特之处远不止以上几个方面,笔者不过是列举出其中的较为醒目者而已。
一、事象世界及其时间流程
时间是流动不已的。时间之流总是事象的运动变化中的时间之流。换言之,事象世界的动态 过程或行为过程中蕴涵着时间进程。既然探讨时间之流的问题牵涉到事象及事象世界,所以有必要对后者作一些简要的说明。所谓事象,包括有形体之象的各式各样的物体,有相状之 象的声音、气味、味道、硬度、温度、湿度等等,有动态之象的位移、运动、变化、发展、动作、姿态等等。凡事象皆有形象,都是可观察感知的。(参见拙文《事象·关系· 过程--兼论“物”、“心”和“人”》,载《思想战线》2001年第5期。〖ZW)〗从某种事 象哲学的视域去审视, 即可认定,事象及其形象均为“合成性”的,因此有可能在事象哲学的视域中对它们作出相应的“分解”。同理,从上述事象哲学的视域去审视,还能认定,事象世界内的时间之流也是“合成性”的,对任何样式的时间进程也能进行相应的“分解”。分解事象世界内的各种时间之流,需要寻找一组既相关又合适而且可操作的术语,笔者选择了胡塞尔在阐释现象学 方法时创立的“悬搁”、“还原”、“剩余”等可操作的术语。应该作一点声明:当我使用此类术语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离开了胡塞尔赋予它们的原义。?
事象及其形象在事象哲学层面上的分解可以采取几种方式,其中的一种方式只涉及事象的可 观察感知的形象。运用这种方式可将事象的形象中属于或被称为“物象”的方面“悬搁”起来,“剩余”的则是属于或被称为“实象”或“映象”的方面。倒过来讲,将事象的形象中属于或被称为“实象”的方面“悬搁”起来,“剩余”的就是属于或被称为“物象”的方面。打个比方,如果事象及其形象是个硬币,其一面是“物象”,翻过来,另一面就是“实象 ”。说到底,“物象”、“实象”云云,不过是同一形象的两个不同的“显示面”或两种不同的“说法”而已。?举个例子,被我们叫做“书桌”的那个事象有形体之象,桌面是长方形的,有四条桌腿…… 如此种种,从一个方位去审视,这里有一个名为书桌的事象及其形体之象的“物象”,至于它又是视觉之内的“实象”就不作考虑了(已经“悬搁”起来了)。换一个方位去审视,我们看见了一个名为书桌的事象及其形体之象,在视觉中有一个关于书桌的形体的“实象”,至于这个“实象”是否来自它之外的“物象”则勿须过问了(已经“悬搁”起来了)。
对事象世界内蕴涵于各种形象中的时间之流,也可运用上述方式作出相似的“分解”。还记得古希腊哲人赫拉克里特说过的一句名言:“你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河水中的水是不断更新的”。其理由是,一切都在变动,河水也潺潺流动,第二次涉足的河水不 再是第一次涉足的河水了。河水流动暗示时间流动,时间流动潜藏于河水流动之中。时间之流像河流一样滚滚向前,因此第二次涉足的时间段已经不同于第一次涉足的时间段。流动的 河水之象以及相关的时间之流,从一个方位上讲,它是“物象”中的时间之流。
换个方位讲,它又是赫氏观察感知着的“实象”中的时间之流。其实,事象的形象中的时间流程在传统 的本体论意义 上是“中性”的。区分“物象”中的时间流程和“实象”中的时间流程,区分“客观时间” 和“主观时间”,不过是按照事象哲学的要求,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同一个事象世界及其形象中的时间流程而已。这种区分并不包含传统的“唯物”或“唯心”之类的本体论或认识论的预设或承诺。之所以对“中性”的时间流程作出上述区分,是因为笔者筛选了“实象 ”中的时间流程作为思考与时间有关的哲学问题的基石。?感觉知觉的“实象”经常潜入记忆之中,在回忆活动里转化为与“实象”对应的“心象”。
同理,“实象”中的时间流程也经常转化为回忆中的与“心象”相关的时间流程。“实象” 和“心象”中的时间流程,再加上想象着和思考着的时间流程,构成了“时间意识”或意识到的时间流程。时间意识经过提炼、整合萌生了“时间观念”。时间观念是笔者选取的研究某些时间哲学问题的起点和支点。古今中外的哲人直接面对的是自己的或他人谈论着的时间 意识或 时间观念,然后推演并建构他们的时间观和相应的时间哲学。正因为如此,由事象世界中的时间之流“还原”而成的时间观念,同样可充当对中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时间观进行比较研究的起点与支点。
时间观念中的时间样式的划分,是我长期反复思考的有关时间哲学的理论问题之一。我考虑 的是,最基本的时间样式到底是二分的、三分的、还是四分的。“二分法”是研究者对时间样式进行分类的最常见的模式。麦克塔嘉特(J?M?E?Mc Taggart,1866~1925)的模式 颇 有代表性,他提出将时间划分为A系列和B系列。时间的A系列以先后为标志;时间的B系列以现在、过去和未来为标志。这样的“二分法”模式颇有道理,而且简便可行。不过,此等时间流程的二分模式,尚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我也考虑过“三分法”的问题,这就是自然时间、人文时间和心理时间。物理时间推广一步就是自然时间;人文时间的核心部分是历 史时间;心理时间的核心部分是体验时间。把上列时间划分的“二分法”和“三分法”模式结合起来,不难形成如下的看法:所有的时间流程都有个先后的问题。心理时间或体验时间 ,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除了有个先后问题之外,还包括有“现在”、“过去”、“未来” 的问题。? 何谓“物理时间”、“人文时间”和“心理时间”?在何处起步去划分时间观念中的三种时间样式?用什么方式才能在时间观念中凸显出这三种时间样式?回答上列问题之前,先讨论 另一组更具有基础性的问题。
? 前文已经谈到,事象哲学认定,事象或事象世界是“合成”的,因而可以进行“分解”。另外还谈到,用某种方式将事象的形象分解为“物象”方面和“映象”或“实象”方面,是切实可行的。 除此之外,还能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对“合成”的事象或事象世界进行有别于前一种方式的“ 分解”。
二者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种方式针对事象的形象,第二种方式直指事象本身。运用第二种方式对事象进行分解必须设立两个前提:其一,任何事象或整个事象世界都是由“物 ”的要素、“人”的要素和“心”的要素化合而成的,所以有可能从事象或事象世界内分解出物理事象、人文事象和心理事象。其二,对三类事象的“悬搁”与“还原”,仅仅涉及审视方位的转换,而勿须作出传统的一元论,二元论或多元论的本体论预设。(为了节省篇幅 ,有关如何分别“悬搁”与“还原”出三类事象的过程问题,姑且存而不论。)?前文亦曾谈到:事象世界的时间流程同样是“合成”的,同样可以进行“分解”。现在有条件来讨论本节开头部分提出的问题了。根据刚才列举的两个前提,我们也能按第二种方式对 进入观念中的事象世界的时间流程进行“分解”,分解出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心理时间或体验时间。“分解”的步骤可作如下的简述。
其一,将事象世界的时间流程中的物理时间和人文时间“悬搁”起来,不加考虑,可“还原 ”出心理时间,即心理事象中的时间流程。时间观念中的心理时间是时间哲学或心理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所谓心理时间大体上涵盖以下几个方面:⑴感知到的与“现在”有关的时间流程;⑵回忆中的与“过去”有关的时间流程;⑶预期中的与“未来”有关的时间流程;⑷ 想象中或思考中展现的时间问题。
其二,将事象世界的时间流程中的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悬搁”起来,不加考虑,可“还原 ”出人文时间,即人文事象中的时间流程。时间观念中的人文时间是时间哲学或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所谓人文时间大体上涵盖以下几个方面:⑴人的行为或人的实践活动中含有 的时间流程;⑵社会生活、历史发展和人生经历涉及的时间流程;⑶人的说写活动谈论着的时间问题。?
其三,将事象世界的时间流程中人文时间和心理时间“悬搁”起来,不加考虑,可“还原” 出物理时间,即自然事象中的时间流程。时间观念中的物理时间是时间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重
要研究领域。所谓物理时间大体上涵盖以下几个方面:⑴物体运动的时间进程;⑵光、电磁、热量、声音等等物理事象的辐射或传播涉及的时间进程;⑶生物进化、地质演化、板块漂 移等等自然事象含有的时间进程。? 不论是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不论是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不论是心理时间或体验时间,都有个怎样分段和如何计量的问题。或者说,都有一个以什么为划分标准?以什么为计算单位 ?对时间流程进行分段和计量的问题。这就意味着还有一种作为时间段落划分和数量计算的时间样式。这个时间观念中的第四种时间样式可以叫做计量时间或标量时间。我们日常运用 的年、月、日、时、分、秒等等,都是计量时间或标量时间。自然时间和相关的物理时间、天文时间,人文时间和相关的历史时间,心理时间和相关的回忆过去的时间、展望未来的时 间,无一不需要用标量时间来分段或计算。因此,我又倾向于观念中的时间样式的“四分法 ”:(1)标量时间,(2)自然时间(含物理时间和天文时间);(3)人文时间(含历史时间和 人生历程);(4)心理时间(展望未来和回忆过去)。
人的时间观念来自何处? 简单地回答,来自人类观察感知到的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然而泛 泛地谈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只涉及到运动过程中的时间或运动速度中的时间。这样的时间流程是模糊不清的,难以分段和计量。原始人或上古人几乎不可能从这种模糊不清和难以计 量的时间流程中形成明确的时间观念。严格地讲,人类的时间观念主要来源于观察到的自然运动(含天体运动)和人文运动(含历史进程)的有序性,来源于此等有序运动的节律性或 律动性。可观察感知的事象世界的有序性运动及其周而复始、循环渐进的节律或律动,才是人类形成时间观念的真正源泉。? 人人都可以在观察中印证,有些事象的运动是有秩序和有规则的。在有秩序和有规则的事象 运动 中,又不乏有节律的律动或脉动。
在节律化的律动或脉动中,每一个环节都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比方说,人们观察感知到的世界之内,太阳一起一落,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 周而复始。视域中太阳运行的起落是有序的、节律均匀的。人类就把太阳每次升落、无限循环往复中的每一往复的环节叫做一天、一日或一昼夜;“天”、“日”或“昼夜”就是太阳在空间运动中的一次循环或一次往复。每一天或每一日,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移动同样是均 匀有序、节律分明的,于是,人类又把一天划分为早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和夜间。又如,春、夏、秋、冬自然物候的运动变化也是均匀有序的,同样是节律分明的。人类把物 候的每次显著变化和下一次物候变化之间的时间流程划分为季节。春、夏、秋、冬四季合起来也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一个四季过去了,又来一个四季,每个四季合成一年。在一 个四季之中,从居住在北半球温带地区的人看来,太阳有时候偏南,有些时候当顶或基本当顶。太阳在天空中的“偏南”和“当顶”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其有序性和节律性是显而易见的。太阳如此这般地循环一次,就称为一年。再如,月亮在人的视域中运行和变化,从圆 到缺,从缺到圆,从盈到亏,从亏到盈,从朔到望,从望到朔,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也是均匀有序、节律分明。
从一次月盈到另一次月盈,从一次朔到另一次朔,凭着观察月亮运动 变化的秩序和节律,节律中的一次周而复始,人们把它叫做一个月。? 把年、月、日联系起来就形成了标量时间中的历法时间。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历法和历法时间。一年划分为12个月或10个月,1个月又划分为30日、31日或29 日(阳历的2月份除外)。年、月、日这种历法时间已成为最基本的标量时间。中国传统的历法,把60年定为一个甲子。西方中世纪之后的历法则把一百年叫作1个世纪。古今中外为 了计时的方便,还进一步把每日划分为若干时辰或小时。在中国传统的计量时间观念中,把一日划分为12时辰。在西方传统的计量时间观念中,则将一天划分为24小时。在小时之下, 根据需要又划分出分、秒、毫秒和微秒,等等。? 自然时间中的物理时间是用标量时间去计算的。标量时间可用来计算物体运动的速度或加速和减速。物理学家总是用小时、分、秒等等标量时间使运动的速度全部量化。自然时间中的 天文时间,也是用标量时间去计算的。例如,光运行一年所需时间可用“光年”来量化,天文学家还用“光年”来计量恒星、星团、星系、星系团……相互之间的距离和它们与地球 之间的距离。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当然也需要依靠标量时间或历法时间去分段,去计量。
中国古代,从《春秋》三传开始,就是以年、月来划分和计算历史时间的,形成了世 界上最古老的编年史之一。在古希腊同样出现了以年为计量单位的编年史,如《希波战争史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等。心理时间或体验时间,除非不分段,若要分段,也离不开标量时间或历法时间。打个比方, 我回想一下,昨天做了哪些事。我记得那件事发生在十年前,发生在1991年的10月份。又如 ,我计划明天下午去参加那个会。我期待着明年的生活会过得更充实。总之,自然界的时间 流程或天文时间、物理时间等,人文领域的时间流程或历史发展、人生经历等,心理活动的时 间流程抑或回忆往昔,期待来者等,只有经过标量时间的标准或规范的处理,各种样式迥异 的时间流程才能得到比较精确或明晰的量化与区分。
人人都关心时间问题,人人都具有某些时间观念,人人都以为他对什么是时间了如指掌,并 能作出明确的回答。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物进化论者、地质进化论者,都牵涉到时间问题。人文科学家,尤其是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更是处处要引入时 间观念。心理学家、思维学家,也需要研究心理活动和思维活动涉及的时间流程。上述学科的研究者大多认为,他们熟知所研究的领域中的时间问题。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更是从不同 审视方位对时间哲学(即专门研究有关时间问题的哲学)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形而下或形而上的思考。不可否认,研究时间哲学是哲学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什么是时间?表面看来,很 好回答,若加深究,就会感到极难回答。正如大家所熟知的奥古斯丁的一段名言:“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便茫然不解了。”(奥古斯丁:《 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2页。)
自然时间,特别是物理时间,只过问物理事件发生的前后问题,物体运动或能量运动其速度 中的时间问题。也就是说,只涉及到A系列的时间,而不涉及到B系列的时间。物理现象的观测和实验是可重复的,物理世界大约没有“现在”、“过去”和“未来”的问题。自然科学中的生物进化史和地质演变史,虽然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生物进化和地质演变中的“现在 ”、“过去”和“未来”的问题。然而,他们不会去追问:“现在”意味着什么?“过去 ”和“未来”又意味着什么?人文科学研究者,如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等,当然关心各种历史过程,文化模式或社会形态的过去、现状和将来走向,不过,他们也未必对“ 现在”、“过去”和“未来”作出哲学的研讨。心理学或思维科学,虽然关心指向过去的回忆活动,或针对未来的期待活动,然而此等学科,一般也不会对“现在”、“过去”和“未来”作哲学的解析。?从人文的角度和心理的角度都能观察和体验到“现在”、“过去”和“未来”,都能确认三者之间的联系和三者之间的区别。空间有三个维度,即长、宽、高。其实,时间也有三个维 度,这三个维度就是“现在”、“过去”和“未来”。离开了时间的三个维度,就谈不上时间流程和时间观念。
人文时间和心理时间都有个“现在”、“过去”和“未来”的问题。就人文时间中的历史时间而言,可以划分出古代(包括上古、中古和近古)、近代和现当代的 时间间隔。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不但涉及“过去”和“现在”,而且还提到“未来”。比如说,此等学科都对历史、文化、社会的未来有所预期或进行预测。新兴学科“未来学” 更是以预测时间进程的“未来”为己任。就心理时间而言,“现在”往往同当下、目前、此刻的观察感知活动和生成的映象等相联系。心理时间的“过去”往往同回忆、回想、回顾、怀念或缅怀之类的心理状态或心理活动的意向性对象有关联。心理时间的“未来”又同预测、期待、期望、企盼、展望、憧憬,甚至预知、先知等心理活动的意向性对象息息相关。( 本文将书稿纲要中有关探讨“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哲学内涵的部分全删除了。)
五、时间哲学的面面观
时间问题,有关时间流程中的哲学问题,是古今中外历代哲学家都很关注的问题,是哲学界 历久而弥新的问题。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或道德哲学家,无论是儒家或是道家,还是墨家或法家,都对时间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也对时间问 题或时间哲学作了多侧面的阐释。古印度婆罗门教的哲学和佛教的哲学,魏晋以降中国化的佛教哲学,古希伯来的犹太教哲学,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对时间问题或时间哲学同样 是倍加关注,各抒己见。中国的宋明理学,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更是把时间问题视为重大的哲学课题。西方近现代的自然科学家、自然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 ,对时间问题和时间哲学怀有强烈的兴趣,作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探索。
古往今来,中外历代的诗人、作家和艺术家也在各自的创作中展现了自己的时间观。? 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涉及形而下的、经验性的即事象领域中的时间问题。这样的时间, 毫无疑问依存于人们经验着的万事万物,依存于自然事件、生活事件和历史事件,依存于整个事象世界。这样的时间,只能是相对性的时间和依存性的时间。热衷于本体论和形而上学 的哲人们,当然不会满足于此,不会满足于只对时间流程作出相对性和依存性的解释。不少哲学家都竭力追问时间的本质是什么?时间的本原是什么?时间的本体又是什么?除了自然 界和生活中的相对时间之外,有没有超越性的绝对时间?在计量时间和历法时间的相对标准外,有没有衡量一切时间的绝对标准?一句话,这些哲学家认为必须把时间流程或时间观念 划分为形而上的时间和形而下的时间。因而他们十分关注下列问题:怎样出离于形而下的时间领域?能否以及如何营造时间哲学的形而上学?他们还坚信,形而上的时间哲学能够揭示 时间的本质,追溯时间的本原,确认时间的本体。
惟有形而上的时间才是绝对的时间,纯粹的时间,本质的时间。惟有形而上学的时间,才是绝对真实可靠的,绝对确定无疑的。反之 ,形而下的时间,自然界的时间,日常生活中的时间,社会历史的时间,只能是相对的时间,依存的时间,非本真的时间,只有相对的真实性和确定性,甚至可能是模糊不清,虚幻不 实的。? 有些哲学家和多数自然科学家、自然哲学家,标榜客观时间和物理时间。另一些哲学家和不少宗教哲学家,则张扬主观时间或心理时间。以西方哲学为例,前者以亚里斯多德为代表, 后者以圣奥古斯丁为代表。前者十分重视对外在时间、显性时c涞目疾煊氩?汀?凸鄣奈锢?时间一般都与空间相关联,与物体的空间性运动相关联,因此也可以称之为空间化了的时间。
这类时间,一般地说,都是可计量的,可量化的。至于主观时间或心理时间,则另是一番 面目。它们是内在的时间,隐性的时间。它们是“表象流”或“意识流”中的时间流程,只能凭体验和领悟去把握。一般地讲,主观时间或心理时间同外部物体的运动和物体在物理空 间中的位移,并无直接的关联,所以是非空间化的时间。进言之,主观或心理时间是难以计量、难以量化的,至少不能精确计量或精确量化。? 中外历代的哲学家,对时间的延绵性、连续性抑或间隔性、中断性展开了而且不断进行着激 烈的争论。有些哲学家强化时间的延绵性和连续性,他们认为,时间之流是延绵不断、连续进行的时间流程,没有间隔,也不会中断。与此相反,也有些哲学家强化时间流程的间隔性 和中断性。他们认为,所谓延绵的时间流程或联贯的时间流程,是由一个个无限多的“刹那 ”、“瞬间”或时间之“点”连缀而成的。前者关注的是时间之流,后者关注的是时间之“ 点”。
时间的可逆性与不可逆性,以及时间的可重复性与不可重复性,也是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 问题。西方传统的物理学和经典力学,认为物理时间是可逆的、可重复的。与此不同,生物进化论出台后,它所描述的时间有确定的前进方向,是不可逆的,不可重复的。相对论所描 述的时间,即同光的运行和光速相关的时间,是有方向性的,不可逆转不可重复的。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则具有千古一贯的特性,古今中外的哲人从来认为,此等时间流程,有确定 的方向与箭头,不可逆转、不可重复。因此人们常说“人生一去不复返”,“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心理时间是否可以逆转,可以重复,历来是个疑问。回忆和追思一类的意识活动,能把过去“在场”和“即时”的事件“拉”回来,使它们进入现在,在当下的追忆活动中 “在场”和“即时”。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可以把回忆、追思、缅怀等意识活动中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看成是可逆的、可重复的时间。
六、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时间观
中国传统的时间观,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历法时间与历法观。西方传统的时间观中,也有一套很有特色的历法时间与历法观念。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涉及中西方的天文学和历法学, 而同中西方时间哲学中的核心部分关系不大,所以置而不论。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时间哲学从主流上看,侧重于研究同自然界和宇宙万物相关的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中的哲学问题。中国 传统哲学中的时间哲学从主流上看,偏重于研究同社会生活和人文领域相关的人文时间和历史时间中的哲学问题。? 阐释中国哲学的时间观或时间哲学,应当追溯到《易经》这部古籍。我以为,诞生于西周初 年“成康之世”的《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传统哲学的一个独立的源头。它早于儒家和道家的问世,儒家和道家都从《易经》中吸取了思想和养料。因而,《易经》不 能被说成是专属于儒家的经典,抑或专属于道家的经典。历代的专家对《周易》的书名作了不同的诠释,指出“易”有三义,其中的一个含义是:“易,即变易也。”
“变易”就是运动、变化,其中包含着时间的流程。专家们对《周易》中的“周”,也众说纷纭。“周”既可以指“周朝”之“周”,也可指“周流”之“周”。从“周”即“周流”出发,它告诉人们:事物和生活的变易是周流不已的。像“变易”一样,“周流”中也蕴含着时间之流程,蕴含着时间周而复始之流程。撇开“卦” “爻”符号不谈,仅就卦、爻辞而论,大多是一 些占卜、算卦即预测今后将会怎样的记录。正如朱熹所说的:“《易》,卜筮之书也。”作为卜算和预测记录的卦、爻辞,其间包容了中国上古人朴素而丰富的时间观念。既然是卜算 或预测,当然是卜算或预测“未来”,这里边已经有了关于时间流程的“未来”的观念。《周易》的作者群体非常关心未来的情况,尤其是未来将会发生的事件。卦爻辞记录的是一些 与社会生活、人生经历相关的内容。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祖先关心的是人世和生活的时间,关心的是人文领域中的未来。? 卦爻辞中不断出现“吉”、“凶”、“有吝”、“无吝”、“有咎”、“无咎”、“悔”、 “无悔”等字样。这些字样都用来预测未来,预测人文领域中人们的行动或所做所为指向的未来,以及未来可能的遭遇,包括吉凶或有吝无吝等等正反两面的功利意义和价值取向。
它 再次证明:从殷周时代起,我们祖先关注的是生活的时间流程和人文事件的未来走向,关注的是未来的功利内涵和价值内涵。不少卦爻辞记录了周成王和周康王时代的历史事件,以及 成康之前商代和殷周之际的历史事件。并用这些历史事件已有定评的有吝、无吝、有咎、无咎的功利性或价值性,来预示或测算现在发生的事件,以及它对未来的吉凶之类的功利性或 价值性的取向。从上述卦爻辞中还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周初的人们已经有了“过去”的和“ 历史”的时间观念。这些观念,都是有关过去已经发生的往事或历史事件的观念,都与人文时间息息相关。不仅如此,这些卦爻辞中还暗示着周代初期的人们已经萌生了“以史为鉴” 的思想,有了后人所说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时间观或时间哲学的雏形。
《周易》的时间观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维和传统时间观的影响,可谓大矣深矣。中国传统的时间观或时间哲学向来认为,所谓时间就是指依存时间而言,即依存于社会生活或人文 事件的时间。它非常关心时间流程中的“现在”、“过去”、“未来”的社会生活和人文事件,以及相关的价值或功利的意义。这种时间观或时间哲学很重视时间的“未来”,很重视预测个人、家庭和社稷的“未来”。也很重视时间的“过去”,很重视个人、家族和国家的历 史,于是,“以史为鉴”成了一句格言。上述种种中国传统的时间观或时间哲学的形成与发 展,从渊源上讲均来自不朽的名著──《易经》创立的时间观念。?沿着《易经》开了头的探索时间奥秘的思路,儒家、道家、墨家以及诸子百家,均创立了各 有特色的时间观或时间哲学,建构了许多描述时间流程的术语或概念。“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在这句话中提出了“逝”的概念。
“逝”,就是时间的流逝。从表面看,这是作为自然事象的河水在时间进程中流逝。深入一层就不难看出,它涉及的 却是人文时间的流逝。“逝”,暗指人生的流逝,人的生命的流逝。依存于人生和人的生命等人文事象的人文时间,同样是川流不息的,像河水一样不分昼夜地流逝着。? 老子创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发生论的时间观,还提出了时间的“周而复始”的命题。他发展了时间流逝的概念,认为依存于万事万物的时间是周流的、周行的。在周流、周行中,时间之流总是循环前进,往复不已,经过每一次循环又重新开始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个时段中,在每一时间段落的循环圈中,时间之流有个开始,也有个终结。就终结又成为新的开始而言,时间进程是无限的。“周而复始”意味着,从时间的一个循环圈到时间的另一个循环圈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在老子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中,一方 面,时间之流是周行循环,有始有终的。
另一方面,周行或循环不断进行下去,时间又是无始无终的,于是时间有了自己的无限进程。? 庄子丰富了时间的“周流”和“周而复始”的哲学思想。他从“顺其自然”的哲学理念出发,进一步创立了“安时”的概念。人应当顺应其自然而然的生命历程,还应当安于蕴含在人 生历程中的自然的时间之流。孔子提出:为人处事必须在矛盾的双方或事象的两端之间“执其中”,即“执中”的思想。《中庸》在“执中”的前提下,进而标榜“用中”的思想。所谓“用中”,就是利用矛盾的两端,不偏不倚地“用其中”。孟子又在“执中”和“用中” 的基础上,提出了“时中”的思想。“时中”的“时”就是指时间而言。准确地讲,这个“ 时”,有“顺时”和“适时”的含义。也就是说,要顺应时间的进程,要抓住时间进程中适当的时机,“执中”和“用中”应当有个适时性,有个时机感。强调“时机感”、“时运感 ”和“适时性”,是中国传统的,尤其是儒家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 “安时说”和“时中说”涉及的时间哲学问题,后文还要详加论述。)
据许多专家考证,《易传》诞生于战国中晚期。《易传·系辞》的上篇和下篇,提供了一套 比较完整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易传》或《十翼》是一部阐发《易经》的著作,它吸纳了儒家和道家的哲学思想。此处不可能对《易传》或《系辞》的时间观作全面的诠释,我只想 就“生生之谓易”和“一阴一阳之谓道”作一点简略的说明。“生生之谓易”,意思是,变化发展就意味着万事万物的生生不息。从时间哲学或时间观上看,变化发展是在时间过程中 进行的,这样的时间过程同万事万物的发生、萌生、创生是一脉相承的。既然时间流程依存于事 象世界中的各种事象发生、萌生和创生的过程,因此,时间过程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 系辞》把发展变化的时间过程同宇宙的生命、历史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接上了轨,把时间流程和生命流程合为一体。这样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即“生生不息”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也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中国传统的时间哲学和传统时间观的另一个特色。
从周幽王时代的史伯 提出“阴阳对偶”的概念以降,中国传统的时间哲学中的阴阳观和时间观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一阴之阳之谓道”,意思是,阴和阳相对相关的矛盾运动是最基本的运动过程和运动规律。换言之,一切运动变化的时间过程,都依存于“阴”和“阳”这两个矛盾方面的相斥相济 、此起彼伏、相互消长的过程。“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命题也把时间看成是依存时间,把 时间的流程视为阴阳消长的过程。这个命题同样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的特色之一。? 墨子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也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墨经》中提出“久”这个独树一帜的时间概念。《墨经·经上》写道:“久,弥异时也。”“久”,通于“宙”,都是指时间流程的悠久和无限。这句话的意思是:“久”这个时间概念,是从事象的变化过程中有先后秩序 概括出来的。《墨子·经上》还写道:“……久,古今、且(旦)莫(暮)。”意思是说,
“久”(时间)包容了古往今来和朝朝暮暮。(参见方孝伯:《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 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墨子对跨越于人文事件和自然事件的高度 概括的时间进程作了全面的界定和阐释,此等时间观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并不多见。正因为墨子的包括其时间观和时间哲学在内的理论模式是独特的,所以在战国时代,曾经一度是显学 的《墨子》及其时间哲学,自秦汉之后的两千年来,却成了长期被埋没的“隐学”。直到清末民初,由于西学东渐,《墨子》才从沉沦中获得了新生。
? 讨论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时间观,决不能撇开中国历代的史籍中提供的同历史相关的时间观和 时间哲学。早在春秋初期,孔子著《春秋》一书,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是一部历时性的按编年秩序撰写的史书。解释《春秋》的三传,《左传》、《公羊》和《谷梁》也是有清晰 的历史时间秩序的编年体史书。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以及后来的《前汉书》、《后汉书》等等,虽然将编年体改为纪传体,然而在纪传史书中,每一篇有关帝王将相及其他历史名 人的本纪、世家和列传,无例外地都是按年代顺序编撰而成的。人们常说:“中国是史书的天国”,不妨补充一句,中国也是十分重视历史时间的“天国”。?中国化的佛学也有一套独具一格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一方面,从印度佛教中引来了“刹那 ”这一概念。“刹那”是指极短的时间间隔,也可以指时间的最小单位。“刹那”或“一刹那”这类概念是用来表明时间之流有间隔,时间之流是由无数“刹那”组成的。中国化的佛教更强调时间的延绵性。比如天台宗经常说:“一念三千”,在“现在”的“一念”之间,可以把三千世界都呈现出来。天台宗又强调:“念念相续”,这就是说“现在”的“一念” 和“过去”无数的“一念”、“未来”无数的“一念”,是相续的,延绵不断的;
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谈论的时间大多是相对的时间,即社会生活或人文实践中或长 或短、忽快忽慢,可以相互比照的时间流程。这样的时间流程,均为依存的时间流程,依存于社会、历史、生命的时间流程,依存于事象世界的时间流程。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和时间哲 学(佛教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除外),一般都肯定了历史上的和生活中的这一类形而下的相对的和依存的时间,具有实在性和真实性。到了“五四”前后,由于受西方哲学的熏陶,现代新儒家如冯友兰等人,才力图建构时间的形而上学。冯友兰将世界分为两个层面:形而上 的“真际”世界和形而下的“实际”世界。“真际”世界的时间或形上的时间,才是本体性和绝对性的时间,至于“实际”世界中的时间,只能是非本体的、现象界的时间,只能是相 对性的时间。可以肯定地说,冯友兰的时间观或时间哲学,接受了西方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上学时间观的影响。?
七、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时间观
西方传统哲学家把主要的视线投向另外两类时间样式和时间系列,一是自然界的物理时间,二是精神生活中的心灵时间或心理时间,前者是主导方面。重视自然科学的哲学家或自然哲 学家,经常关注前一类时间样式;重视人文、心灵的哲学家或宗教哲学家,则经常关注后一类时间样式。前者发端于亚里斯多德,亚氏前的哲学家包括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虽然也 触 及到了时间问题,但并未作全面而深入的研讨。后者肇始于奥古斯丁,在奥氏之前,很少有哲人专门研究生活中的心理时间。?
就前一时间系列而言,亚氏明确指出:“时间是对运动的量。”意思是说, 时间是个自然哲 学和物理学的概念,它的实质是对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移的计量。用后来的自然科学的术语来说,时间是物体运动速度的量化。不难看出,物理时间是空间化了的时间,是一种关于物体 运 动和运动速度的量化时间。西方近代经典力学的奠基人牛顿继承发展了亚里斯多德的时间观,干脆把时间视为与空间化的物体运动、运动的速度和加速度相联系的计量标准。不过,牛 顿不满足于仅仅确认物理世界只具有相对意义的形而下的自然时间和物理时间,他进而提出了形而上的绝对时间。绝对时间是一种永远匀速地进行的时间流程,它是一切物理时间的本 源和本体,又是衡量一切物理时间的绝对标准。
牛顿前后的自然科学家或物理学家,如伽利略、开普勒、哈雷、拉普拉斯等也像牛顿一样只关注物理时间,并持有与牛顿相同或相似的 时间观。西方近代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和理性主义哲学家,他们关注的大多也是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比如说,在物质实体涵盖的领域中,笛卡尔关心的只是物体运动中的物理时间。值 得一提的是康德的时间哲学。应当说,康德过问的时间仍然是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他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哲学不同,他认为人的时间观念,物理世界的时间秩序,不来源于经验 ,也不是人的理性固有的天赋观念,而是来源于先验的即必须在逻辑上预先设定的时间的直观形式,这就是康德创立的时间哲学的先验论或先验的时间哲学。? 在牛顿等人的时间观中,物理时间或力学时间并没有固定的方向性,在标志时间的符号之前 ,加上一个“+”(正号)也罢,或加上一个“-”(负号)也罢,并不影响物理学或力学的 时间度量的正确性和可靠性。这就意味着,经典力学中的物理时间是可逆的。物理学家进行 物理观测或物理实验,这样的观测和实验可多次重复进行,同时间的箭头毫不相干,它暗示出时间过程同样可以不断重复。到了19世纪中叶之后,达尔文、拉马克与华莱士创立了生物 进化的学说。
生物进化过程中,有“时间之矢”,时间有确定的前进方向,与时间相关的生物进化过程是不可逆转、不可重复的。格劳秀斯提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他指出,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热的运动总是趋向于平衡和无序,“熵”逐渐增大,这个过程有时间之矢,是不可倒逆的。魏格纳创立了“大陆漂移学说”,后人把它发展成“板块结构学说”。魏氏认为,陆地或大陆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地球表面漂移,大陆漂移过程中蕴含的时间流 程,既有方向性,又不可逆转、不可重复。地学或地质学对地质年代作出如下划分:从古生代到中生代,再到新生代,地质演变的历史同样有时间之矢,不可逆,不可重复。“宇宙大 爆炸”理论所描述的宇宙演化过程,星系的形成和演化过程,恒星的形成和演化过程,这些过程都包含着宇宙尺度的时间进程。上述时间进程,当然有时间之矢,在现存的宇宙中同样 不可逆转、不可重复。爱因斯坦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他抛弃了牛顿的形而上学的绝对时间,对物理学意义的“同时性”作了有别于牛顿的新的阐发。“同时性”不是绝对的,它与光的运行和光速有关,与观察者的参照系或坐标系有关,它只有相对性或相对的意 义。?
就后一时间系列而言,奥古斯丁指出,时间是与上帝创造万物同时创造出来的。他还强调,时间是一种延伸,一种主观性的延伸。他说:“我认为时间不过是伸展。但是什么东西的伸 展呢?我不知道,如果不是思想的伸展,这更奇怪了。”〖ZW(〗奥古斯丁:《忏悔录》, 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3页。〖ZW)〗奥古斯丁之后,西方 中世纪的宗教哲学家很少像他那样从人的主观方面、心灵方面深入探索时间哲学的问题。?刚才已经谈到,西方近代以来探讨自然界的时间流程中的哲学问题的取向,已经成了西方传 统时间哲学的主流。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才有了转折性的变化,以自然时间、物理时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时间哲学,转向了以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和心理时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时间哲 学。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狄尔泰和胡塞尔等哲人的著作先后面世,上述转折才逐渐完成。20世纪的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时间哲学,很能说明这种转折的历史意义。
海德格尔否定了亚里斯多德以来的时间哲学或时间形而上学。他的视角从与自然时间、物理 时间相关的时间哲学或时间形而上学,移到了与人文时间、人的存在的时间相关的时间哲学或时间形而上学的领域中来。海氏在《存在与时间》这部巨著中,把时间性同自我、人类、 人的存在相关的“此在”联系起来。他确立了“本真时间”或“本真整体性存在的时间”这组概念。他指出,“此在”的存在总是面向死亡的存在,总是整体性的存在。“本真的时间 ”或“本真整体性存在的时间”,离不开“此在”作为面向死亡的存在,离不开“此在”作为整体性的存在,也离不开“此在”作为“到时”的存在。所谓“到时”,是将来、曾在和当前,本真地统一性的“到时”。与此不同的是“非本真的时间”或“非本真整体性存在的时间性”,这种时间同逃避死亡、沉沦在世,“此在”作为非整体性的存在,作为将来、曾在和当前的非本真、非统一的情况一脉相承。
假如说,海德格尔的时间哲学或时间形而上学其特点之一是,以人的存在或“此在”的存在为基石;那么伽达默尔的时间哲学或时间形而上学则是以人们的理解和阐释活动或自我的理 解和阐释活动为基石。假如说,海德格尔把时间与时间性同“此在”的面向将来和“此在”
的面向死亡挂上了钩;那么,伽达默尔则把时间同“过去”,同历史,同传统,以及和它们相关的“先见”或“前见”挂上了钩。不妨这样说,海德格尔的时间观更偏重于“将来”,偏重于将来 的可能性,偏重于将来必然的死亡。与此相异,伽达默尔的时间观却偏向“过去”,偏向已经 成为过去的历史,偏向于进入“先见”的历史和传统。伽氏非常重视阐释活动中的时间问题 ,非常重视读者的阐释活动与被阐释的文本之间的历史性距离。他也十分关注文本阐释者的有时间内涵的传统性“先见”,十分关注阐释者“视域”中被阐释的同样有时间内涵及传统性的文本,以及两者之间的“视界融合”。
八、中西传统时间哲学中的体验时间和观察时间
分别考察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时间观和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时间观之后,我们还要对两者作一 番比较研究。这个比较研究将以中国传统的时间哲学为主,为坐标系,以西方传统的时间哲学为辅,为参照系。? 本文开头部分将时间划分为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心理时间或体验时 间,这个时间三分法的模式,也可以简缩为另一种时间的二分法模式,即观察时间和体验时间。观察时间可以包含被观察着的物理时间或自然时间在内,体验时间可以包含被体验着的 心理时间或记忆时间在内。人文时间既是观察时间也是体验时间。同理,作为人文时间组成部分的历史时间,也是观察时间和体验时间的合成。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外部世界,观察自然 界或物理世界,观察社会现象或人文事件来获得时间感。同这一类时间感相关的时间流程,可称之为观察时间。人们也可以从体验内心世界,体验意识流程或记忆活动而获得时间感。 同第二类时间感相关的时间流程,可称之为体验时间。
? 中国传统的哲人,既看重观察时间,也看重体验时间,而且十分关注观察时间和体验时间的汇流交融。人文时间、历史时间以及人生的时间历程,就是观察时间与体验时间汇流与交融 的时间模式。因此,也可以说,中国的古人或中国的传统哲学十分重视融通观察时间和体验时间的人文时间、历史时间和人生经历的时间。相比之下,不太重视单凭观察就可以把握的 外在的物理时间,或单纯的物体运动和运动速度的时间过程。儒、道、释三家的哲人莫不如此,惟有墨家是个例外。
《墨子》一书关注的是观察时间,即自然时间。前文已经提到,该 书创建了“久”这个时间概念,“久”与“宙”相通,所指的主要是自然万物中的时间过程。? 与此有别,西方传统的哲人关注的焦点是观察时间,即无需内在的体验活动介入的外部时间 。他们认为,这种时间是自然界或物理世界固有的时间进程,物理时间仅仅是同物体运动相关的时间,同物体运动的速度和加速度相关的时间。亚里斯多德把时间定义为“物体运动的 量”。伽利略和牛顿把时间看成是用来计算物体运动的速度和加速度的时间数量。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哲人也是这样,笛卡尔、洛克、康德,也把他们的心力用在自然时间和物理时间 的观念如何形成之类的哲学问题上。与此相应,西方哲学的主流,从亚里斯多德一直到康德,均很少关心人的体验时间或心理时间,很少关心这样的时间从何而来,其基本特征是什么 之类的哲学问题。当然,西方从古代、中世纪到近代,也有少数哲人关心由观察时间和体验时间结合而成的人文时间,以及人文时间中的历史时间和人生经历的时间。这类哲人的突出
代表是欧洲中世纪的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他把注意力放在人的内在的心理时间或体验时间上,他特别关心人们体验到的和人生经历着的时间之流从何而来的问题:是来自上帝的启示 ,还是来自人自身的感受
中国传统哲学讲求“体”和“用”的关系,讲求“道”和“器”的关系。借助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讲,“体”就是现象的本原或本体;“用”则相当于现象及其属性的效用和功能。“道 ”就是不可观察、无形无相的本质规律或根本法则;“器”则类似于可观察感知的、有形象的具体事象。中国传统的哲人多是“体用”的统一论者,他们强调即“体”即“用”,“用 ”不离“体”,“体”在“用”中,没有超越于“用”的“体”。中国传统哲人也是“道器 ”的统一论者,他们主张“道”不离“器”,“道”在“器”中,没有出离于“器”的“道 ”。“体”和“道”是形而上的,“用”和“气”是形而下的。形而上的“体”和“道”,总是体现在形而下的“用”和“器”之中,形而下的“用”和“器”,总是蕴含着形而上的
“体”和“道”,形上和形下是相融的、统合的。?中国传统的哲人,虽然有时也分别考虑到时间的“体”和时间的“用”,或者分别考虑时间的“道”和时间的“器”,然而他们一般都认为时间的“体用”和“道器”是相依相待、相融相合的,是浑然统一的,所以很少离开时间的“用”和“器”去深究时间的“体”和“道 ”。他们侧重研究的是时间的“用”和“器”,而时间的“体”和“道”就包含在时间的“ 用”和“器”之中。他们认为,只要认真掌握社会生活、人生经历和历史进程中的时间之流,就可深入领悟时间的本体或时间的规律。中国传统的哲人很少去思考和建构时间的本体论 和时间的形而上学,理由是,时间的本体就隐含在时间的现象和效用之中,形而上的时间就隐含在形而下的时间进程之中。?
中国古代的众多哲人十分关注时间进程的即“体”即“用”和“体”、“用”结合中的时间之“用”。进言之,他们都下大功夫去领悟和捕捉各种时间流程的功能和效用,提出了不同的“适时观”。他们不断追问:怎样适应自然时间、人文时间和心理时间的进程?怎样把握时间之流转瞬即逝的机遇?力图找到合理的答案。道家或庄子提出了“安时”的问题。道家倡导顺应自然,顺应自然而然的时间进程,力图做到“无为而治”。庄子创立了“安时”说,主张“安于时”,安于或顺应于时间的自然而然的流程,主张每个人都应当安于或顺应于从生到死、听其自然的生命流程。既然人生的时间进程其终点是死亡,所以每个人都不必对 死亡怀有恐惧,勿需逃避死亡,而应该用达观的态度去对待死亡。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田园诗 人陶渊明曾在《形、影、神》的组诗中写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显而易见,陶渊明深化了和诗化了庄子的时间观,以及由这种时间观引申生发而成的生死观。?
儒家则讨论另一类“适时”的问题。不论做什么事都要讲究“时机”和“时运”。假若不能准确地把握住社会、历史和人生中合适的“时机”或“时运”,那么大至天下和社稷的事,小至家庭和个人利益的事,都无从下手,无法做成,至少是劳而无功。孔子提出“执中”说。在家庭的、社会的或历史的进程中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或冲突,面对矛盾的两极, 若想做成任何事情,决不要偏向两极中的任何一极,而应当执其中,把握住矛盾两极间的“ 适中”之处。《中庸》一书进而提出“用中”说。“用中”说发展了“执中”说,并指出,在矛盾的两端之间,不但要坚持“执其中”,而且还要灵活运用“执中”的原则。在“执中说”和“用中说”的基础上,孟子再跨出一步,提出“时中”说。“时中”说的要点是,必须在社会、历史、人生的时间流程中抓住“执中”、“用中”的时机。
在各种矛盾运动的时间流程中,矛盾双方的相推和相济、相斥和相容都是变动不居的,所以矛盾的两极之间没有固定的“中”或“中间”地带,我们应当根据矛盾运动及其时间进程的不同情况,适时地抓住时机地去“执”其中,“用”其中。惟有如此,才能不偏不倚,灵活多变,把大小事情办好,使家庭敦睦、社稷兴盛、天下太平。“执中”、“用中”尤其是“时中”之说,不仅成为儒家哲学的基本原理,而且也成为历代帝王治国守成的准则,成为普通小民立身处事的规 范。
运用中国传统的哲学范畴去审视西方传统的哲学,就会发现,后者的理论模式中,“体”范畴往往超越于或独立于“用”范畴,“道”范畴也经常超越于或独立于“器 ”范畴。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以降,西方传统的哲人,大多坚持“体用”相分,“道器”相离的观念。用西方的哲学术语来说,西方传统的哲人大多强调,本体界与现象界两相分离,形而上和形而下 不能融合。甚至认为,本体与现象之间,形上形下之间,相互隔绝,如天壤有别。由此起步,西方传统的时间哲学大多热衷于深究“时间从何而来”?“时间的本质是什么”?诸如此类的时间本体论问题。这种倾向的哲学,当然会偏爱于去营造时间的本体论和时间的形而上学。从古罗马以来,西方哲人的时间观虽然各各不同,但如何对时间作出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阐释却是他们中多数人共同关心的题目。
奥古斯丁虽然偏重于反思内在的和体验的时间, 但仍然要营造与基督教创世学说相关的时间本体论和时间形而上学。连当代西方哲学大师海德格尔也倾心于求索时间的“体”和“道”,营造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符合“生存论”宗旨的时间本体论和时间形而上学。在“体用”相分和“道器”相离的前提下,西方传统的哲人总是把时间之“体”和时间之“道”放在第一位。他们主张,本体的时间或形而上的时间,必然超越于现象领域中的时间和形而下的时间,必然凌驾于具体的时间的流程之上。或者 说,时间之“体”或时间之“道”必然支配着和决定着时间之“用”或时间之“器”。西方传统哲学的时间观,注意的焦点是时间之“体”,即时间的本质、本体。对时间之“用”,即时间的功能和效用往往不太注重,所以历代哲人对时间之“用”中的“适时”性很少作深入探索。不论是道家提出的“安时说”,还是儒家提出的“时中”说,以及与此相关的“执中”、“用中”的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中不说找不到,至少很难找到相应的观点抑或相对的理论模式。?
十、中西方传统时间哲学中的依存时间和纯粹时间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把鉴赏判断或审美判断分作两大类。一类是纯粹鉴赏判断或纯粹审美判断,这类判断是纯之又纯的,不涉及或不依存于认识的、道德的内容和计较利害的 功利目的,它仅仅与由纯粹形式引起的纯粹愉快有关。另一类是依存鉴赏判断或依存审美判断,这类判断依存于具体事物和现象,依存于认识的、道德的内容和各种功利目的。纯粹的 鉴赏判断或审美判断的确立,是为审美之为审美提供一个基本原则。依存的鉴赏判断或审美判断,既然也名之曰鉴赏判断或审美判断,毫无疑问,它也应当符合上述基本原则。笔者准 备借用“纯粹”和“依存”这两个术语,将它们引入时间哲学的领域,把时间也区分为“纯粹时间”和“依存时间”。
我所说的“纯粹时间”,是指不牵涉也不依存于任何经验内容和具体事象的时间进程。纯粹时间不依存于和不涉及任何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心理时间或意识流 动的时间进程,它是纯而又纯的时间进程。纯粹时间是一种具有绝对意义的时间,它超越于一切相对的时间,超越于一切日常生活中的时间流程。我所说的“依存时间”,是指涉及并依存于各种经验内容和具体事象的时间进程。依存时间理所当然地牵涉并依存于自然时间或 物理时间,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心理时间或意识流动的时间进程。依存时间是只有相对意义的时间,是日常生活中人人都能观察到和体验到的种种具体的时间流程。如果说,纯粹时 间或绝对时间,是一切时间之所以为时间的根本原则,不言而喻,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只能是依附于事象世界的各种时间样式,它蕴含着纯粹时间和绝对时间,服从于时间之所以为时 间的根本原则。? 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就是时间之“体”;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就是时间之“用”。前文已经讲述,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的是“体用”相合,即“体”即“用”,“体”在“用”中。由此推导,作为时间之“体”的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作为时间之“用”的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二者是不可分离,合二而一的,前者就包含在后者之内,并呈现在后者之中。
人们无 须撇开或抛弃日常生活中的时间流程去寻觅超越性的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也无须为确立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而去建构什么时间的本体论或时间的形而上学。? 中国传统哲学的时间观,其注意的焦点集中在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上。这样的依存时间究竟 依存于哪些只具有相对确定性的经验内容呢?其中包括,依存于自然事象的时间流程,特别突出的是,它包括了依存于社会生活的时间流程,历史发展的时间流程,人生经历的时间流 程,以及依存于一切生命演进的时间之流。总之,中国传统哲学力图把握的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是一种延绵不断、变动不居、生生不息的时间流程,是一种阴阳相推相济、刚柔既相 分又相合的时间之流,也是一种笼括整个宇宙、社会、人事的“大化流行”的时间进程。
我们也曾说过,西方传统的哲学把“体”和“用”截然分开,“体”出离并超越于“用”。由此推导,作为时间之“体”的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同作为时间之“用”的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是不相侔的。前者虽然能通过后者部分地呈现出来,但它具有绝对确定的独立性和 超越性。人们必须撇开日常生活中的依存性或相对性的时间流程,才能直觉到超越性和绝对性的纯粹时间,因而就有必要为张扬和阐释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去建构时间的本体论和时间 的形而上学。西方传统哲学的大师们,大多全力以赴地去提炼纯之又纯的衡量时间的根本原则,时间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就是为确立和阐释这样的原则服务的。西方传统哲学的时间观 ,既然十分重视物体运动的时间度量,重视自然时间中的时间哲学问题,因而也极为关注如何确立自然界或物理界的绝对时间或纯粹时间。这种时间不依存于物体运动的时间进程,也 不依存于物体运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中包含的时间度量。
牛顿在他的名著《自然哲学》中就是这样做的。他在物体运动和运动的速度或加速度之上或之外,明确地设定了绝对时间。这个 绝对时间为自然界或物理世界各种依存于物理运动的物理时间,制定了一条使这些物理时间之所以为物理时间的根本原则,这就是独一无二的时间本体。
时间流程有没有实在性?标举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的西方传统哲学,皆认为纯粹时间或绝对 时间有确定的实在性,是绝对可靠的、真实的。至于现实生活中的或事象领域、经验领域中的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有没有实在性?中西方不同流派的传统哲学,中西方坚持不同时间哲 学或不同时间观的哲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则是各抒己见,众说纷纭。?
一般而论,中国传统的儒家学派、道家学派、墨家学派以及除佛家学派之外的其他哲学家大多肯定了依存时间和相对时间的实在性。他们认定,自然界、社会生活、历史发展和人生经 历中的时间进程是实在的和真实的。惟有佛家哲学的不少宗派对上述时间观提出了相反的见解。在他们看来,自然界、社会生活、历史过程和人生经历及其时间流程全是非实在的、不 真实的和虚幻的。从主流上看,佛教哲学的时间观其特异之处还在于,它不仅否定了现实中的依存时间的真实性和实在性,而且还否定了所谓的超越性的纯粹时间和绝对时间。他们强 调,一切时间进程都是不真实的和虚幻的,惟有不生不灭的、永恒不变的“真如界”或“涅 ?”才是实实在在、真实可靠的。因为“真如界”或“涅?”出离于一切“无常”,一切有生有灭,一切变动不羁,而且高踞于所有的时间流程之外。概言之,佛教哲学家对依存时间 乃至纯粹时间都持否定态度。?
中国现当代的新儒家接受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影响,大多十分重视时间之“体”。他们也同西方传统哲学家一样,从时间进程中分离出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热衷于营造时间的本体论和 时间的形而上学。冯友兰把世界一分为二:一者是“真际”世界,另一者是“实际”世界。不难想象,在冯友兰的哲学视域中,“真际”世界的时间是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它们是 时间之“体”,这种时间是绝对实在、绝对真实的。而在“实际”世界中的时间进程,即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当然只有相对的实在性和相对的真实性了。或者说,相对于“真际”的纯粹时间而言,“实际”的依存时间并非是绝对实在和绝对真实的。熊十力的哲学理论也从宇 宙万象中区分出“体”的层次和“用”的层次,形上界和形下界。
不难推测他的时间哲学也不例外,也应该划分为“体”的方面和“用”的方面。按我的话来说,时间领域的“体”、 “用”之分,也就是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同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之分。值得注意的是,熊十力是“体”、“用”统一论者,他主张“体”在“用”中,“体”不离“用”,所以他应当不仅肯定时间之“体”或纯粹时间是实在的和真实的,而且肯定现实生活中的时间流程,即 时间之“用”或依存时间的实在性和真实性。他强调“体”、“用”相合,即“体”即“用 ”,因此时间之“体”和时间之“用”或纯粹时间和依存时间二者理应相辅相成。依此类推,一者是,实际生活中的时间之流或依存时间,另一者是,依存时间充分地体现着的时间之 “体”或纯粹时间,两者在“体”和“用”的统一中均为实在的和真实的。?西方的先哲们,只要他们缔造了时间的本体论和时间的形而上学,标举超越性的纯粹时间或 绝对时间,几乎无例外地都强调时间之体或纯粹时间的绝对性,绝对的实在性和真实性。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直到牛顿,莫不如此。降至康德,他论证了时间的直观形式的先验性, 这种先验的时间直观形式其实在性和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
到了现代,连否定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上学的时间观的海德格尔也不能完全超脱西方的传统,依旧要建立一种新的形 而上学,新的形而上学的时间观。海氏提出了形而上的“本真时间”,“本真时间”当然是实在的、真实可靠的。? 形而下的依存时间,即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时间进程是不是实在的和真实的?中西方传统时间哲学的主流性见解是大相径庭的。柏拉图否认了现实世界的实在性和真实性。理由是自然界和现实生活中的个别具体的事物只是部分地分有了形而上的理念世界中的理念,它们不 过是理念的影子而已。不难猜想,在柏拉图的心目中,同个别的或具体的物体运动、历史事件、人的行为相关的时间流程,即依存时间不过是部分地分有了形而上的时间理念,是时间 理念的影子,它们是非实在的,不真实的。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则另辟蹊径,不但肯定了形而上的本体世界即“最高实体”具有绝对的实在性和真实性,而且还肯定了自然界和现 实生活中个别具体事物即“第一实体”的实在性和真实性。在上述哲学理论的框架之内,亚氏既认定物体运动中的时间之量即依存时间之量的真实性和实在性,又认定显示于可经 验到的时间流程中的形上时间或纯粹时间的实在性或真实性。奥古斯丁把视域从外在的、客观的观察时间移向内在的、主观的体验时间,张扬了上帝超越一切时间进程,上帝又创造一 切时间进程。因此,我们体验着的内在的和主观的时间之流,当然也是上帝创造的,它的实在性和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康德一方面强调先验的时间直观形式的实在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与先验的直观形式相结合的具有经验内容的时间进程,即我们感知着、认识着的自然界和生活中的时间进程,抑或依存于现象世界的时间进程,同样是实在的和真实的。
柏 格森创立了生命哲学,认为生命的进程就是时间的进程,时间的绵延体现在生命的创造之中。在他看来,依存于生命的创造性进化的时间绵延,毫无疑问是实在的和真实的。海德格尔 在认定形而上的本真时间的实在性和真实性的同时,并不否认形而下的非本真时间的实在性和真实性。?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西方有些哲人只认定形而上学的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之真实性和实在 性,而认为形而下的依存的或相对的时间进程不具有实在性和真实性,甚至是虚幻的影子。另一些西方哲学家,虽然也把时间分为形而上的和形而下的,纯粹的和依存的,绝对的和相 对的,本真的和非本真的,不过,他们却认为,这两个层面的时间不分轩轾,两者都是实在的和真实的。西方传统哲学中泾渭分明的两种时间观,很难区分出孰主孰次,似乎可以说, 两者都是主导性的思潮。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道家、儒家和墨家一致认为,时间之流,依存的或相对的时间进程,是实实在在和真实可靠的,这是中国传统的时间观的主流。
时间观念中的时间流程的线行性与周行性是以时间的不可逆性为前提的。为了确定不可逆的 时间之矢中的历法时间,中外传统的历算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往往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他们看到了时间之流像江河一样滚滚向前,时间之矢沿着虚拟的直线从过去经由现在 奔向未来。另一方面,为了给时间流程划分阶段,确定和计算时间单位,他们又注意到很多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在运行过程中或时间历程中经常周行不已、循环往复,并有固定的周期性 。太阳、月亮、潮汐、物候等等,其运行变异的周期性是相对确定的。历法时间或标量时间,就是凭这些自然事象运动变异的周期性去划分时间的段落和8妨⑹奔涞牡ノ弧T灯鹩谏瞎?的历法时间观念及其计算单位向哲人们作出了深刻的提示,时间之矢或时间之流不可逆的前进轨迹有两个特点:一是时间进程的线行性特点,二是时间进程的周行性特点。? 自古以来,先哲们针对时间之矢前进轨迹的两个特点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见解。一者认为,时间之矢行进的路迹是线行性的时间流程,在线行性的路迹上,时间流程一去不复返。
另一种见解是,时间之矢行进的路迹是环行性的或周行性的,时间流程在周行性的路迹上,经常 是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 有关时间进程或时间之矢的两种见解给古代中国哲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将线行性时间的观念和周行性时间的观念从自然领域引入社会生活和人文历史的领域。中国传统哲学和 历史哲学中的时间观一般都认为,时间进程既是线行性的进程又是周行性的进程。从时间进程的线行性特征而言,哲人们普遍强调时间的流动性、延绵性和一去不复返性,即线行性时 间 川流不止、生生不息的特性。从时间的周行性特征而言,哲人们同时还强调时间进程的周流性和周行性,即周行性时间阴阳交替,往复循环,周而复始的特点。孔子所说的“逝者”凸显出了线行性时间进程的川流不息和一去不复返。从《易经》、《老子》等等经典中,不难
看到人生经历的时间流程中穷通、逆顺、吉凶、祸福……的互相转换。从儒家的座右铭“君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可看出人生历程中“达”与“穷”的相互更替。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经常提到:“兴衰往还”、“治乱交替”,以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等等,也充分体现了周行性时间和时间进程的周行观。在中国传统哲人的心目中,时间流程的 线行性和周行性又是融会贯通的。在线行性时间的绵延性与流动性中含有周行性和周期性;在周行性时间的周流性或循环性中,也含有流动性和延绵性。? 西方传统的哲学和自然哲学从总体上看,虽然也重视西方传统的历法层面上的周行性时间观 ,相比之下似乎更加强调线行性时间观,强调线行性时间中的流动性和延绵性。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等哲人既过问线行性时间,也过问周行性时间。然而在西方近代的笛卡尔等哲人的 思想中,大多突出了线行性的时间观。在牛顿等人的自然哲学中,虽然涉及到了物理时间的可逆性,不过这种时间的可逆性仍然以线行性的时间观作为其前提。古希腊的某些先哲亦曾
言及朴素的辩证法和矛盾运动中隐含的时间进程,然而严格地讲,到了黑格尔才全面深入地阐述了辩证运动过程中时间进程的周行性或周流性。他还进一步指明了周流或周行中的正、 反、合,即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指明了自然界和历史发展中的辩证运动及其内在的时间进程。更可贵的是,他提出了在循环往复中出现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观和相应的时间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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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来已久。《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大,重视、尊重;一统,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周天子。后世因此称封建王朝统治全国为大一统。孔子心中的理想帝王就应握有一统天下的权威,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儒道墨法等各派思想中都潜藏着大一统的身影。老子主张以“一”为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42章)。大一统从此有了本体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之比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之比较全文如下:
摘 要:中西方历史上,随着地域辽阔的帝国的建立,都曾产生过“大一统”的理念,但各自的发展结果则不尽相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不仅变成了无数次的事实,而且深入人心到如此地步,以致在国家处于政治分裂之时,地不分南北,人不论民族,人们都以实现政治统一为己任。相比之下,欧洲的“大一统”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始终处于理念思维的阶段,很少将之变成政治现实。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人们在历史上同样怀抱着“大一统”的观念,但结果却是如此之不同,确实值得深思。本文力图较系统地考察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的形成、发展和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异同,以便对上述问题做一解答。
关键词:大一统; 帝国;连续性
从辞源学上说,中国“大一统”一词的正式提出,始见于《春秋公羊传》的第一句话,即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东汉经学家何休在注解《公羊传》时,将其解释为:“大”乃为“推崇、重视”之义;“一统”乃“元始”之义,是根基、基础的意思。“大一统”就是强调受命改制的根基,即重视重建政统和法统的根本。也就是说,“大一统”一词最早主要是解释王朝更替的理论,是对王朝由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所做的说明。后来,更进一步引申为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
中国和欧洲古代史上,在经过长期的战乱和纷争后,都曾经建立过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大帝国不仅给后来的政治家以无限幻想的空间,也给了军事家们以驰骋疆场的追求目标。中国人长期生活在美丽的“大一统”光环之下,欧洲人也不时地为欧洲的一体化而构思。各自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大一统”的光环所带来的结果也迥然不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理念到现实,经过无数次的政治上的锻造,早已是深入人心。而在欧洲,自罗马帝国灭亡后,“大一统”的思想一直处于理念思维的阶段,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直到现在欧洲联盟的产生和发展才使我们看到“大一统”的欧洲的现实可能性。 一
中国的“大一统”观念可谓源远流长,自国家形成初期就萌芽,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而日臻完善,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王权的政统和法统观起源于我国的夏商周三代。自夏启继其父禹为帝建立国家,到周朝的君统与宗统的合一,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国家管理体制,王统观念日趋成型。其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原始社会的氏族血缘关系凝聚而成的王朝世系,即在某一王朝内王统是靠父子相继的嫡长子继承制来延续的,“当最高权力是掌握在一个特定的王室成员手中的时候,人们可以、也才会认为这个最高权力是合法的;反之,人们便可以指责它为非法。”[1](P.321)而且整个国家的管理也都纳入到血缘关系极为浓厚的宗法关系之中。例如周人通过分封制将他们的宗族组织扩大为政治组织。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而兼天下的共主,诸侯以一国的大宗兼一国的共主,卿大夫在其封土内也是如此。“血缘上称‘宗’,地缘上称‘君’,一身二任,既是族长又是君主,恰好体现了族权与政权的合一”[2] 二是王朝更替时的有德者得天下的王统理论。如果说夏启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夺取政权的话,那么商汤灭夏时,人们对王则作了德行方面的规定。即王的行为不合理时,人们有权推翻他另立新王。商汤起兵反夏时就是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相号召的,而且历数夏王罪行“率遏众力,率割夏邑”,以至“有众率怠弗協”,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商汤才振臂高呼“夏德若兹,今朕必往。”[3](汤誓,P. 78)周朝的建立也如同商朝代夏一样,商王帝辛(即商纣王)的“暴虐”成为其失去帝位的原因。对地方势力商纣王滥加杀戮,如醢鬼侯、脯鄂侯、禁文王;对王室成员和贵族也肆意迫害,如杀比干、囚箕子、废商容。这一切的倒行逆施致使商纣王众判亲离,如纣王的庶兄微子在周武王灭商时便降周了,太师疵、少师彊、内史向挚则直接投奔了周人。“这再次表明,关于国家统治合法性的观念,在中国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已经融进了关于统治者德行的评价内容。”[1](P. 400)三是与特定地域相联系的国家正统观。夏朝建国后,由它所控制的地域逐渐成了标志国家主体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在我国历史上造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即建立一个真正的、被承认的国家,就必须占据特定的地域,并有相应的中央权力。[1](P.393)这一特定地域便是“中国”即中原地区。占据中原地区便获得一种强烈的自尊意识,就可以向四周发号施令,进行征伐;未取得中原居住权的,千方百计跻身中原,希望得到中原文化的认同。只要中原统治势力稍弱,四周势力强者就会相继侵入,攫取中原主宰权。商代夏、周替商都是在取得了中原之后才赢得正统地位的。这三者的有机结合便是“大一统”。但是,三代时期的“大一统”观念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所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卷第十三之一,P.797)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的夸大。其天下的概念是有时代局限的。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虽然动乱,却造就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时代。诸子百家身处乱世却在规划着未来的“一统”天下。他们不仅将原有的“大一统”观念系统化理论化,而且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在上述三方面的基础上诸子百家更加强调国内政治秩序的统一问题。春秋末年,孔子针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和“陪臣执国命”的混乱局面,提出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此后,孟子说:君仁臣义,君民同乐,风尚淳朴,百姓亲睦,天下“定于一”,[5](梁惠王章句上,P.12) “天无二日,民无二王”。[5](万章章句上,P.215)荀子道:“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6](王制篇第九,P.163)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是祸乱的原因。《吕氏春秋》言:“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7](执一,P.590)管仲说:“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尧舜之民非生而治也,桀纣之民非生而乱也,故治乱在上也。”[8](P.229)管仲甚至还提出了具体制度上的大一统,即“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8](P.194)墨子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9](尚同上第十一,P.68-69)显然这都是对国内政治秩序的“大一统”观念的不同表述,强调自上而下的政令统一。
这一理念最终由“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10](秦始皇本纪)的秦朝变成了现实。从秦始皇开始,“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10](秦始皇本纪)直至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朝,这一传统从未断绝。[11](P.218) 大一统的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最终表现为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即使在分裂时期,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也多视统一为己任而为之作不懈的努力。农民起义军在建立政权后,其领袖也同样志在统一全国。“大一统”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竟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凝聚力,至今还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统一起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二
西方的“大一统”观念,萌芽于古希腊城邦制衰落时期的公元前四世纪,是作为挽救城邦危机的理想提出来的,昙花一现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将其变为现实,罗马帝国将其打造成挥之不去的长期萦绕欧洲人的观念。但是,这一理念在欧洲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众多的希腊人被逐出了传统城邦。“过去,在旧城邦,生活比较简单。法律、道德、宗教和义务全有明确规定,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定形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在希腊化城市常因种族、文化以及阶级的分裂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以后。”[12](P.223)在新的生活环境中人们感到不知所措。面对乱世,思想家们提出了各自的济世良方。伊壁鸠鲁提出真正的幸福在于避免一切痛苦、烦恼和忧虑,使心身安宁;西诺普的第欧根尼则认为明智的人应当是完全自我满足的,除了道德品质以外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显然,伊壁鸠鲁和第欧根尼的哲学都是放弃一切,只是后者是禁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这可视为在动乱中无奈的人们的叹息。亚里斯多德则极力宣传城邦制的优越性,要求人们回到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很明显,这是一种倒退。
在思想家们争论不休的时候,政治家却在行动。亚里斯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将希腊人重新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后,立刻挥师东进,志在建立一个希腊人、马其顿人和波斯人彼此不分的“联合的共同体”。[13](上册,P.178-179)尽管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帝国是短暂的,但是,“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文化融洽和民族的混同,完成了把希腊人在公元前5至4世纪黄金时代许多的理想推翻掉的任务。一种以合希腊和东方因素为基础的新型的文明出现了。”[14](第一卷,P.263)正象英国著名作家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所说的:“亚历山大去世以前,尤其是在他去世以后,人们有时间对他进行考虑时,关于一个世界性的法律和组织的想法在人们心目中已是一个切实可行而可以吸收的概念了。”[15](P.403)斯多噶学派的“大一统”思想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斯多噶学派是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该学派认为,宇宙间本来不存在人们之间的等级差别。任何人(不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野蛮人还是文明人)只要顺从天命,安于自己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淡然处之,那么他就能够得到幸福。国家能够为行善的智者保证幸福的到来。······既然人类是一个整体,那么就应该只有一个国家,即世界国家;只有一种公民,即宇宙公民。而这个国家应当由智慧的君主即各族人民的牧师来统率。[16](P.66)这种超越城邦和民族界限的世界主义适合帝国统治的需要,在罗马帝国时期颇为流行。[13](上册,P.191)“从斯奇比奥经西塞罗、凯撒、奥古斯都一直到图拉真以后诸帝,都或多或少按斯多葛派的哲理阐述其统御万民的理想。”[17](P.220)
在欧洲历史上,随着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建立所确立的“大一统”观念,即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生活在其土地上的人们仍不愿离它而去。每当一个强有力者登上欧洲政治舞台,几乎都要抬出罗马帝国的亡灵来为己正名。
首先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始终以罗马帝国皇帝自居,到查士丁尼统治时期(527-565年在位),试图铲除西罗马帝国版图上日耳曼人所建各国,实现真正的一统。
其次是罗马教皇,千方百计争取罗马帝国的世俗统治权。罗马教皇为此采取了两方面措施:
一是从理论上大造舆论,将自己塑造成西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拉丁教父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年)在其《上帝之城》中提出:天地间有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并存,地上之城是不完善的、暂时的、会毁灭的,由于魔鬼撒旦之故,充满罪恶;上帝之城则是完善的、永恒的,教会是上帝之城在世上的体现。只有通过基督建立的教会才能得救,获得永生。世俗国家只有在宗教上服从教会,为教会服务,才能成为上帝之城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教权是至高无上的。第一任罗马教皇格雷戈里一世(Gregory I 约540-604),虽然本人对__神学缺少创见,但却把奥古斯丁的教义传遍西方。尤其是他坚持教皇是上帝指派的全部教会的首脑,在西方大胆行使皇帝的职责和世俗君主的权力,与东罗马帝国皇帝分庭抗礼。到9世纪时,教皇更是不惜盗用君士坦丁一世皇帝(306-337年在位)的名义伪造《君士坦丁的赠礼》这样一份文件,声称:远在四世纪时,君士坦丁一世就把西罗马帝国的统治权转交给了罗马主教。此时,教皇权力的维护者还编造了“伊西多尔教令集”,从这本伪教令集中人们仿佛觉得从基督__初纪元开始,帝王就隶属于教皇,而教皇则是基督和使徒彼得的继承者。
二是与法兰克王国相勾结,利用法兰克人的力量对付不断入侵罗马的伦巴德人的同时,展开与东罗马帝国的抗衡。751年在法兰克王国握有实权的矮子丕平,在教皇的支持下顺利完成了政权的交接,建立加洛林王朝。为报答教皇,丕平率军两次出兵意大利打败伦巴德人,并将获得的土地献给了教皇,为日后教皇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754年教皇斯蒂芬亲往高卢为丕平行涂油礼并授予罗马贵族称号,而这一称号的授予当时只能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799年,教皇利奥三世受其政敌迫害逃往法兰克,第二年查理亲自护送其回国复位。为报答查理并取得进一步的保护,800年圣诞节利奥三世趁罗马人聚集圣彼得大教堂为查理之子路易一世加冕之机,为查理加冕为“奥古斯古”和“罗马人的皇帝”。皇帝与教皇联手从东罗马帝国皇帝手中夺回了罗马帝国的继承权,作为日耳曼人国家的法兰克由此也纳入到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之列。从当时的欧洲形势看,教皇是将自己难以获得的权力或者是自己难以维持的权力授予了查理。这是一箭双雕的做法,一是将西欧范围内势力最为强大的法兰克王国与自己紧紧绑在一起共同对抗东罗马帝国;二是为自己日后的权力扩张留有了余地,因为这次加冕越来越被解释为天上的权力高于世俗的权力的象征,是教皇运用他的神权把帝国从拜占廷人手中收回,授予了法兰克的国王。罗马教皇俨然成了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世俗国王的合法地位必须视教皇的认可而定。
此后,法兰克人的查理大帝在罗马加冕称“罗马人的皇帝”;德意志国王在罗马加冕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以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131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世君临意大利时,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最后的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8](第一卷P.269)的但丁,出于维护和加强帝国在意大利的地位这一动机,以极大的热情写了《论世界帝国》一书。全书从古罗马历史论证了帝国存在的自然合理性,主张用“罗马皇帝”作为君主的尊号,把首都设在罗马。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人所灭,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与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的侄女索菲亚结婚,自认为是东罗马帝国事业的合法继承者。每逢举行隆重仪式,伊凡三世总是身着象征皇权的披肩,头戴东罗马帝国皇帝遗留下来的皇冠,坐在玉石宝座上。而且,伊凡三世还将先是古罗马、继而是东罗马帝国的双头鹰国徽作为莫斯科公国的国徽。到伊凡四世时,更以“凯撒”自称,遂有“沙皇”之名。直到欧洲中世纪后期,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新的“欧洲观”逐渐取代了以罗马帝国为号召的大一统观念。
所不同的是,欧洲历史上的这些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们都没有遂其心愿,真正建立起如同中国一样的大一统国家。反倒是,谁获得了这一称号,便为其民族和国家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如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为建立统一的罗马帝国耗废了一生的精力,到头来搞得国库空虚难以为继。他死后,帝国的统一梦便烟消云散了。查理曼帝国也是昙花一现,查理曼死后不久便一分为三。神圣罗马帝国就更加不幸了,其历代皇帝不仅没有建立过真正的罗马帝国,连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都没有实现过。当伊凡四世称“沙皇”时,欧洲已进入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新时代,罗马帝国的号召力已趋衰落。三
通过粗略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中西方“大一统”理念的发展结果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两者的政治实践上的差别。中国历史上,自秦帝国建立之后,虽经无数次的分裂、割据,但政治统一一直是发展的主流。即使按照葛健雄先生的计算,中国在历史上真正统一的时间并不比实际分裂的时间长,甚至分裂的时间更长一些,但与欧洲相比,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次数和统一的时间长度也要比欧洲多得多和长得多。这种政治实践上的差别反过来又严重影响着各自文化的发展,致使中国文化发展呈现不间断的、稳定的连续性(即Continuous),而欧洲文化发展明显地表现为间断的、不稳定的连续性(Continual)。
按照刘家和先生的观点,文化的连续性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即文化赖以流传的工具或其重要表现形式的连续性;一是学术本身(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哲学和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即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19]
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从未发生断裂现象,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发展状态,而且在应用范围上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从甲骨文到现代简化汉字之间,是一个循序见进的过程,而且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大变化,新字的构造和旧字字义的拓展,其基本原则是相对不变的,即所谓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19]而且在世界文明的古典时代(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中国人便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往。”[12](上,P.278)之后,汉语和汉字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影响也日益深远,直到今天。
与此相比,古希腊文、拉丁文在西方世界虽没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但其影响却是日渐削弱,没有发展成为西方世界的共同语言。亚历山大东征建立亚历山大帝国及其以后其部将建立的希腊化国家,使得从亚得里亚海到印度河的广大地区,只要懂希腊语就可以畅通无阻,但希腊语却没有发展成为这一地区的通用语。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罗马人的拉丁语成为地中海世界使用得最为广泛的语言,但也没有发展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通用语。希腊语发展至今只限于为数不多的希腊人使用,而拉丁语到中世纪的西欧已经不是人们口头的活生生的语言文字了,仅在宗教和学术领域里保存着。15、16世纪,随着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语言日益发达,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更谈不上什么通用语言了,尽管西欧各国的民族语言都是拉丁语系,但其间的差别还是主要的。
从学术传统来看,中国文化的不间断连续性和稳定性更加明显。作为中国文化学术思想之根源的《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皆形成于春秋时期,[20](p.122, 218)对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思维定势造成深远而又常新的影响。”[21]因此成为华夏文化的核心内容。春秋战国之后,华夏文化曾多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但其核心内容并没有变,它像滚雪球一样,历时愈久,愈显博大,愈益精深。如,汉儒经学日趋僵化之时,随之兴盛起来的魏晋玄学和外来佛学大有取而代之之势,但儒学并没有在这场文化撞击中消声匿迹,而是焕发了生机,形成体系更加完备的宋明“理学”。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是以“六经”贯通古今的。对于西方文化的学术传统,美国学者伊迪丝·汉密尔顿有着较为恰当的评价,她认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是以其平衡性见长的,希腊人“坚信眼睛看得见的事物,也坚信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但是,“自从古希腊时代以来,这种平衡的观点,很少能够继续受到人们的重视与保持。西方世界既没有完全接受精神方式,也没有完全采纳理性方式,而是动摇在它们两者之间,一会儿依附于这一方,一会儿又倒向那一边,从来没有抛弃其中的一方,也没有能力把两者协调起来。”随着希腊城邦体系的崩溃,社会动荡使人们失去了安全感,世人的注意力便由外部世界转向人的内心世界,斯多葛派的盛行和后来__的流行都是这一现象的鲜明写照。现世生活的艰难激起人们对现世生活的愤恨,一切眼睛看得见的东西不仅被视为无足轻重,而且被看作是邪恶的。文艺复兴一扫中世纪的沉闷,人们开始尽情地颂扬生活,但又出现反其道而行之的倾向,“人们把眼睛看不见的东西统统抛在一边,认为它们是无足轻重的,置伦理道德于不顾,谋求自己的利益”。宗教改革运动,虽然强调了道德观的重要性和人们独立思考的权利,但又否定了人们对生活和美的追求。到19世纪后期,人们为科学真理而奋斗,宗教、艺术和精神作用又被抛弃了。[22](P.290-291)
所以,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这种间断性和不稳定性使西方政治发展史上的“大一统”失去了文化上的底蕴。反之,政治统一的迟迟得不到实现,也使西方文化的发展没有了依托。 四
面对中西方文化上的上述特征,是由中西方政治实践的差异所决定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史有着世界任何国家所不可比的连续性。毫无疑问,政治史上的连续性往往可以成为文化史的连续性的保证。但是,各自文化所具有的内涵特征上的差别,尤其是各自文化与政治的亲合力上所存在的差别对政治史的影响也是重要的。
首先,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政治思想要优于希腊罗马古典学者的政治思想,[23](P.101-102)使得中国文化与政治的亲合力远远强于西方。
中国古代思想家几乎无一不是政治家,对政治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关注。哲学家们谈天论道都是以人道、人类社会为目的的,其理论明显带有政治色彩,如孔孟的“德治论”、韩非的“法治论”、老子的“无为而治论”、墨子的“兼爱论”等都是他们根据时代的要求从自身所处的阶级利益出发而开出的“济世良方”。与此同时,他们又都是各自理想的伟大的实践家,如孔子声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24](卷第十三,P.174)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5](公孙丑章句下,P.109)强调“法、术、势”的韩非子,其思想直接来自对战国前期李悝在魏国、吴起在卫国、商鞅在秦国变法活动的总结,其在政治上的实用性从秦王不惜发动一场战争来获得他这件事上可见一斑。墨家弟子直接参加宋国的反侵略战争,在秦国积极研究守城的军事技术。即使是“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的道家,也并非与政治无涉,老子曾为楚国史官,只是在其理想实现无望的情况下才归隐的。先秦诸子这种学以致用的经世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无非是要给世人留下一面镜子。宋代“事功派”的陈亮、叶适对于改革现实的实事实功的重视自然更是经世的鲜明例证,就是程朱陆王等所讲的“存天理,灭人欲”,其目的也是“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5](P.320)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更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
西方的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虽然是前后相继的,但并不完全相同,各有侧重。前者以思辩的哲学和浪漫的文学以及深遂的科学思想而见长,后者则以较为系统和健全的法制思想以及实用主义精神而著名。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家的理论虽然也不乏政治思想方面的内容,但从总体上来说,他们侧重于自然观方面的研究。希腊哲学家的政治思想体系往往带有神学的色彩,如柏拉图理想国中哲学家当国王、共产共妻思想;亚里斯多德的关于中等阶层治理国家的思想等都是不现实的。古罗马的思想家在“共和”与“帝制”的问题上陷入了泥潭而不能自拔,其政治思想多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翻版。欧洲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完全为__神学所笼罩,思想家们对天堂的关心远胜于对现实社会的重视,整个欧洲“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所以说,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内容是贫乏的,大多是不现实的,不能为西方社会提供长治久安的理论依据。
其次,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所提倡的儒家文化来说,儒家思想家大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具有积极的进取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感。而且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儒家思想以其兼容并包的特性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寻找到了一条稳定发展中国文化的道路。儒士们一直遵循“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24](卷第八,P.104)的原则,以孔子为榜样,“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5](公孙丑章句上,P.63),“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24](卷第十九,P.259)。身处太平盛世,知识分子们便身体厉行地实践儒家的理想。如逢乱世,他们并不悲观失望,而是积极寻求通向“治”的途径。“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有之,子弑其父有之。孔子惧,作春秋”[5](滕文公章句下,P.155),以特有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所以,无论“治”与“乱”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寻找实现的道路。由此使得儒家的政治思想体系相当完备,成为历代统治者所不可缺少的得力的统治工具。中国自秦汉以来,虽然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也都曾对中国文化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但对儒家文化而言,它们一直处于依附地位。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传统是儒、释、道三家并重的,如果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而作为统治者公开地长期提倡的却只有儒家文化。汉高祖刘邦马上得天下后,治天下时就不得不求助于儒家文化了,赵宋政权在用半部《论语》得天下后,为谋求长治久安也不得不接受赵普的建议再用另半部《论语》“治天下”。由此看来,作为统治经验的载体,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须臾而不可离的。这是由儒家文化与政治的亲合力所决定的。
与此相反,欧洲社会历史上,学者们对政治的热情远不及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古希腊的哲学家在世人心目中是倍受青睐,也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如德谟克利特生前就受到他的家乡阿布德拉人的敬重,并为他立了一尊铜像。他死后,国家又出资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苏格拉底曾被选为雅典“五百人会议”的成员。柏拉图曾被西西里的叙拉古王三次邀请前去做实现其理想国的实验。亚里斯多德也曾被聘为亚历山大的老师。但是,他们的学术兴趣主要并不集中在政治理论上,一旦远离政治,便转而以学术作为谋生的手段了。这与“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故内省而不疚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26](让王,P.765)的孔子形成鲜明对照。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垄断了文化教育,学者的研究远离现实政治,对神权体系合理性的论证要多于对王权合理性的论证。只是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才以“主权在民”的思想彻底挣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直接研究现实的政治问题,资产阶级理论与资产阶级政权之间才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认为,西方古代社会,其文化与政治长期处于脱节的状态,致使欧洲政治史一直处在相对任意发展之中,显出极大的随意性。
综上所述,中西方古代社会,“大一统”思想源远流长,都寄托着人们无限美好的理想,其结果的不同,是各自的政治实践上的差异所致,但与中西方思想家们对人类社会的关注程度和关注角度不同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以往人们多注意政治发展对思想发展的影响,而忽略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的考查。人类的思想文化并不是社会现实的被动的反映者,而是能动的反映者,这不仅表现在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改造世界,而且也表现在人们在认识和反映世界时也是有选择的,这种选择上的差异必然带来后人社会实践上的不同和实践结果的不一样。
[1]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2] 王均林.先秦山东地区宗法研究[J]. 历史研究. 1992, (6).
[3] 王世舜. 尚书译注[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4] [汉]毛亨. 郑玄.[唐]孔颖达.毛诗正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5]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6]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7] 张双棣等. 吕氏春秋译注[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8] 石一参. 管子今诠[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8.
[9] 孙诒让. 墨子闲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0]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11] 冯天瑜. 中华文化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12]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13]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等. 政治学说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14] [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 世界文明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15] [英]赫·乔·韦尔斯. 世界史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16] [苏]K·A·莫基切夫. 政治学说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17] 朱龙华. 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9] 刘家和.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J]. 东西方文化研究, 创刊号.
[20] 熊十力.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熊十力卷[M].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1] 冯天瑜. 辛亥革命对原典精神的发扬[J]. 湖北大学学报, 1991, (6).
[22] [美]伊迪丝·汉密尔顿. 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M].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23] 张开城. 中西哲学述评[M]. 北京: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90.
[24] [魏]何晏. [宋]邢昺. 论语注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25] 张载. 张载集[M]. 北京: 中华书局,1978.
[26]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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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是十八世纪在欧洲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是封建主义解体之后的16~17世纪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反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古代中西方重商政策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古代中西方重商政策比较研究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许多人都认为重农抑商政策是西汉的主导政策,而古希腊、罗马则是商业社会,实行的是重商主义。本文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实际上,西汉也实行了重商政策,而古希腊、罗马也实施了抑商政策,之所以这样做,这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能维护其统治。通过从两者不同的原因、措施及其所产生的不同的效果等方面,对两者的重商政策作对比研究,剖析两者的重商政策。
【关 键 词】重商政策/对比/西汉/古希腊/罗马
古代中西方的统治者面对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从维护其统治出发不得不改变长期以来实施的重农抑商政策,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但两者的重商政策又各有其特色,具体讲来如下:
(一)地理环境对当时中西方的统治者决定实施重商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众
所周知,希腊境内石山居多,水源不足,不但森林覆盖面小,矿藏资源缺乏,而且土地不甚肥沃,可耕地不足土地总面积的1/5,在帖撒尼亚,拉哥尼亚,美塞尼亚虽有些小红土平原,但大多是些贫瘠的土地,粮食产量不高。但同时它却有着优良的港口和金融环境。为了生存的需要,它必须从海外进口粮食以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进口金属制品和木材以充日常生活之用。因此,希腊人几乎一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就对海外贸易具有很强的依赖。如希腊本地产谷物不多,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所产谷物也不能补充不足,希腊人每年要从埃及和黑海北部的西徐亚平原等地运来大量谷物在雅典外港拜里厄斯卸下,希腊产的羊毛也不够用,必须从吕底亚,夫利基亚和黑海沿岸诸国输入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城是羊毛的主要市场。
总之,希腊工业原料不能自给,工业原料输入希腊,工业品则从希腊输出,这种情况迫使希腊的上层统治阶级采取重商措施。希腊人为了生存的需要还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殖民地的类型有二:一是农业性,二是海运和商业性的。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重要性,为了确保他们能够自由航行,便在欧亚两岸设立了塞斯托斯,兰浦沙考斯,拜占庭,白林托斯和加尔西顿等殖民据点,以作为停靠港守护站和贸易站。农业性的殖民据点,最初,希腊移民也要从事农牧业,但不久他们就与邻近的国家和部落发生了贸易关系,工商业日趋繁荣,逐渐由农牧业为主的殖民据点演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殖民据点,特别是那些位于道旁和出海口的殖民据点,这种变化更快。
西汉的地理环境是与古希腊、罗马截然不同的类型。中国的地貌是广袤的中原,这种地理环境,同样也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观念形态。为了满足自己统治、享乐的需要,他们需要从各地搜刮,所以也采取了重商政策。
(二)在封建社会中,商业的发展受农业生产力的限制,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作为生产力中较为活跃的商品生产必然突破政策的控制。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作为专制主义政府只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必然执行者。西汉经济经高祖、惠帝、吕后时期的经营,逐渐进入恢复阶段,特别是文帝、景帝时期,采纳贾谊、晁错的建议,实行轻谣薄赋、减轻田租,汉武帝征收的商税仅为商贾获利的6%。与此同时,人民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些人抛弃了传统的“礼教”而被本趋末,即“多去文学而趋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求富热潮。他们认为:“富者,人之惰性,所不学俱欲者也。故壮士从军,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灾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理,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1]一些穷人皆“学事富家”,一些读书人则“去文学而趋利”,社会上对商贾的羡慕和追求其最本质的即是“财”和“利”,极大地冲击了封闭形的封建自然经济思想,在这种情形下,西汉政府也只能顺应这种历史潮流,引导人们,从而对商贾采取了“惠商”、“宽商”政策。
为了强国富民和扩大财源,古代西方社会对商业的发展也采取了宽松政策,如希腊人对出口货和进口货只征收从价税2%。为了保证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还建立了强大的海军。
(三)商业资本的发展给国家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中国的封建政权尽管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但封建统治者却不能不依赖于商业资本提供的财政收入。在古希腊、罗马这样的商业国家,财政收入的决大部分更是依赖于商业资本,商业资本在国家财政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统治者绝没有理由对其等而下之。
(四)西汉政府实行宽商、惠商政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西汉商贾的强大势力强烈地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拟于“一国之君”,连郡国、政府都要向其借贷,人们对其蹑足侧目,由于其经济地位的提高,西汉政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妥协,如废弛商贾之律,开关梁,弛山泽之禁,除罪,甚至入粟拜官。
面对蓬勃发展的经济,古代中西方采取了各种重商措施,其共同之处表现为:鼓励支持贸易的发展。古希腊罗马的贸易活动得到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积极的军事活动的支持:奥古斯都派出一支远征军深入阿拉伯半岛南部,为罗马商人占取了一些最重要的港口;在科普托斯和贝雷尼切之间的沙漠上修通了一条大道,沿途掘井引泉,开设屯或驿站,每队沙漠商队均有罗马官方的武装部队保镖,对于西南绿洲与法尤姆之间的商旅以及法尤姆与埃及之间的商旅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予以保障。
对于尼罗河和各运河上的船只航行,有一支组织健全的河道考察队予以监护,帝国皇帝们还积极为改善航运和港口建设创造条件,克劳狄在奥斯梯亚开筑了一个人工港,尼禄将其加以扩建,图拉真也重修过它,使之成为输入罗马城所需的粮食和其它货物的一个最大的进口港,克劳狄对罗马的海路贸易和造船事业也深感兴趣,尼禄和图拉真曾改过安提阿姆,奇维塔维其亚、安科的诸港。安东.庇护曾修过特拉西港口,建造基泰的灯塔,并对普提奥利港口加以改进,商人的和船主的帮会首先得到了帝国政府的承认、保护和特权。克劳狄曾把某些特权赐给船主和粮商团体中的一部分。“雅典有特别法庭(dicai empoikai)专门处理商务海事案件”[2]。比雷埃乌斯港口和雅典城市的市场各有5位抽签年选的市场监督,以保证货真价实、保障公平交易;粮食市场的零售,要由专门的官员(sitophylakes)负责监督,确保价格平稳,避免有人囤积居奇。
西汉王朝也主张对外贸易,尤其是在汉武帝时,这一政策措施得到了最为有力的支持。汉武帝积极开通西域,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他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结果为西汉政府对外贸易开辟了一条新的,极为重要的陆上通道,即著名的丝绸之路,西汉王朝派使者携带丝绸织物西出远的到达当时属于罗马的埃及亚历山大城,曾廷伟的《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史初探》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据《三辅黄图》记载,当时长安城藁街设有“蛮夷邸”,属大鸿胪掌管,就是供这些外来的人使用和商人居住的地方。同时,西汉政府为了维护商旅的往来,汉宣帝时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
两者在重商措施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更多的则是相异性:
(一)古代西方主要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减少国家干预。早期罗马帝国时期,除了赋税而外,我们简直找不出政府推行的任何其它经济性措施。奥古斯都在击败安东尼之后,在埃及推行了一些经济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减少国家干预,这一政策被他推广到整个帝国,并为其后继者们所沿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时代是一个贸易几乎完全自由的时期,是一个对私人创业发家机会最好的时期,不管是在共和时期或是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领导下,罗马都不曾承袭过某些希腊化国家,特别是埃及所推行的工商业国有化政策。在意大利的工业受到外省工业的冲击并逐渐落后于外省工业的情况下,帝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意大利的工业。因此,在帝国成立以后,商业情况有日益依循经济供求规律而自行调整的趋势。银行业亦是如此。正是由于罗马政府给予银行以自由,在埃及各城市中才会兴办那么多私人银行。
西汉初期,政府实行了相当自由的商业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可以自由“周游天下”,从事商业贩运活动,到汉武帝以后,西汉政府在总体上对商品经济加强了宏观调控,推行工商业国有化政策、重官商。如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把有关国计民生的盐铁由国家垄断经营,由中央在各地设盐铁官,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和国家资本控制盐铁生产的生产流通,此时,中央和地方官多由富商担任。“除故盐铁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3]其实质是国家调节工商业结构,利用国家资料对经济宏观调控是发展商品生产的有效措施,而且还改变了汉初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吏的规定,商人正是由于盐铁官营的政策实施而步入仕途,获取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对于不法豪商,汉武帝则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使国家商业资本上升,并不断分割富商大贾的商业利润,加强国家财政收入,维护中小商人和小农的利益,较好地调节了农商比例关系,把商品经济发展引向正常轨道。
(二)古希腊、罗马为了发展商业,采取了推进城市化运动的措施。奥古斯都在东方各省沿袭共和国时期的政策,继续推进城市化运动,在许多村落和寺院土地上建立起新的城市,使罗马帝国成为一个自治城市的联合组织,在西方各省,他不以建立罗马公民新屯市为满足,而是竭力向高卢和西班牙的克勒特人灌输城市生活方式,在阿非利加原先的迦太基国境内恢复城市生活。一世纪时所有的皇帝们都或多或少地推进城市化的发展。克劳狄就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他建置了许多新屯市,使城市化运动在他统治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弗拉维王朝和安东尼王朝,这种发展并未停止,韦帕芬也和其前人一样对城市化运动持积极态度,他对于那些多少已罗马化的行省,特别是那些主要的征兵地区,那些驻扎有罗马重兵的地区西班牙、日耳曼尼亚和多瑙河流域诸行省加速其城市化运动,或是建立新的城市,或是把城市的权利赐给土著的市镇。
而西汉政府则是主张把农民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通过农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汉武帝时采取了均输、平均的财经政策。均输是指由国家统一管理、以便远上之贡,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具体办法是由中央在地方设置均输官,地方应缴纳的贡赋“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即便,而官有利。”[4]要求地方均输官借鉴商贾转贩的经验,将地方所缴纳的贡赋按照当地市价折合为商人所贩运出境的丰饶而价廉的土特产品,再由均输官将这些物品运往价格较高的地区出售,换取中央政府所需求的物资。平均则是指国家利用经济手段管理市场,从市场机制出发,调制市场,其实质是稳定物价,防止富豪巨贾投机囤积,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引起市场混乱,而使市场成为按商品价值规律正常运转的有效市场。
(三)对于商品经济发达的标志之一的货币,古希腊、罗马采取的仍然是自由、放任的政策,虽然有些银行是由市政当局办的,但是银行这种企业同所有其它行业一样,大多数由个人经营。而且,他们的银行已有了现代银行的许多职能,如放款,活期存款和发放信用证明等。
与此遥相对应的西汉王朝,初期由于社会经济尚未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币制紊乱。到了汉武帝时期,封建政权对币制进行了调整,改革币制,把铸币权重新收归中央,禁止私人铸币。在元鼎二年,汉武帝下令成立专门铸币机构,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把先前全国各地所铸铜钱运到京师销毁,统一铸造“五铢钱”,作为法定货币。国家统一铸造的五铢钱,由于质量上乘,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信赖,使货币的职能得以充分发挥,打击不法豪商,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个巨大的推动。
在不同的重商措施下,其效果也明显不同:
1.古代西方在这种自由放任的商业政策下,许多上层官吏也加入到了商品生产者的队伍,周一良、吴于谨主编的《世界通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宗贸易都操纵在大商人的手里,出生于元老的奴隶主,以授产和委托经营的方式,也投资到商业中来。”
2.使得农业商业化。一方面,它使得土地商品化。在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的土地就已归个人所有,柏拉图明确指出:法律允许每个市民随意处置他的财产。另一方面,政府奖励商品农业。例如:梭伦劝告和奖励公民建立葡萄园和果木园。同时,农业商业化还表现为市镇走向工业化。M.罗斯托夫采夫在其著作《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讲:“蓬佩伊这个市镇走向工业化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出现了一种新型住宅,它的四周都环绕着商店,这些商店一部分由住宅主人亲自经营,而另一部分租赁给工匠和零售商贩,似乎从很早开始,各种料子和羊毛衣服就是蓬佩伊的特产之一,这些毛织物有一部分就在本城染色。”
3.重商政策促进了商业的蓬勃发展。当时罗马的许多大商人深入波罗的海、斯堪的那维亚、爱尔兰、北非、东非和西非沿岸,向东与帕提亚、巴克特利亚、中国辗转相通,又从海路同印度到达孟加拉湾,马来半岛,并由此进入中国。M.罗斯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意大利那些讲究饮食的人毫不费力地就可以弄到每个季节里所有的primeurs〈新上市的蔬果〉和从遥远地方来的特产。Delicatessen〈美味〉。这也可以看出交易情况是多么发达。他们还用不着专门费力去定购这些东西,有着转为此而开设的大商店,其中储积了大堆这类货物。在奥古斯都时期,意大利在帝国商业生活中占据突出的地位,甚至比公元前一世纪时还要突出。他们的这种重商政策在政治、文化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它推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三等公民也可以当选为执政官,打碎了贵族对这一最高行政官职的垄断。同时,它还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在希腊城邦中,凡是维护重商主义的城邦,文化教育事业都很发达。雅典的卫城是冠于希腊城邦的一个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博物馆”。雅典城邦的富裕和宽松自由的民主环境,还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如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但由于重商政策的实施,使得贫富分化、奢侈之风盛行,社会矛盾十分严重,最终导致了罗马共和国的覆灭。
对西汉政府而言,重商政策的实施引起诸多社会变化。
1.导致了西汉社会人们思想的转变,普通百姓也逐渐改变观念,掀起了整个社会的“求富”热潮,形成了喜好商贾的民俗同一性。波及封建王公贵族,如吴王刘濞等亦参加其中,同时还使得官商勾结,大贪官王根不但接受商人巨额贿赂,他还在第宅中设立西市,自营商业。故有人指出:“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5]官吏经商和商人做官,使非法商业活动借助于封建政治特权而通行无阻。
2.促进了西汉王朝的商业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商人阶级,他们有的“周流天下”,有的“废居居邑”;商品范围之广泛,“用事童仆”数量之大,市场之繁荣,是当时世界上其它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就连在军屯驻屯的地区还设有“军市”,如《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载冯唐的话说:“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赏士卒。”
3.西汉的海外贸易更发达。汉代的对外贸易分官营和私营两种,而准许私人参与海外贸易是古代“重商”的重要特征之一。汉代政府经常派使团到各国进行贸易。如汉武帝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除丝绸之路外,还有和南方领海诸国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海外交通的都会是番禺,船由合蒲郡徐文县出发,大约可到达马来半岛,斯里兰卡和印度。同时,外国商人也纷纷来到中国,他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来广州贸易,一种以“贡献”为名向皇帝贡土特产,换取远大于所贡的赏赐。
4.商业大都市的出现。秦朝为削弱地方势力,曾采取隳名城的措施,加上秦末战争的破坏,城市比较萧条,汉初,对名城进行修复,而后,由于商业的发展,大大小小的商业都市遍及全国,并且形成了号称“五都”的全国性商业大都会,即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然而商业的发展,也造成了社会贫富不均,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1]史记.货殖列传[M].中华书局,1959.
[2]P Garnsey.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Response to Risk and Grisis[M] Cambridge,1988:139.
[3]汉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62.
[4]汉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62.
[5]晋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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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指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在此之前的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与发展的中西比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与发展的中西比较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 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潮,但它基本上没有比较系统的理论形态,因此,对它的界定也颇多争议。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民族主权与人民主权之间的一种互动过程。由于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所以民主政治与民族国家的发展较为平衡。而中国则由于传统的文化主义的历史积淀,再加之恶劣的政治环境,不仅要为民族主权而战,还要创造一个民族国家,作为民族主义的载体,从而集聚人民的国家认同感。这样,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的实现就不能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而有着时间的先后。民族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当今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以及自由、民主、人权等普适性的政治理念都有着相应的影响,这些也决定了民族主义的走向。
关键词:民族主义 民族国家 人民主权 文化主义
民族主义在当前学术界已渐受青睐,也引发了相应的思考和无休的争论。尽管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对民族忠诚和民族团结的强调由来已久,但作为一种近现代的理论形态和社会运动,它的出现是在民族国家之后,某种程度上讲,是法国大革命的政治产品。中国与西方有着异质的政治文化、思维理念、历史传统和社会基因,在近代民族主义分别与之相结合,便演绎出不同的发展进程和行进轨迹。理清这一历史脉络,对于我们理解时下全球民族主义的复兴以及进一步深入探讨民族主义在当今民主化大潮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而预测民族主义的走向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
民族主义是一个不太系统的理论形态和政治思潮,因而它的含义较难把握,对它的界定自然也层出不穷。这里简单介绍几种当下较为流行的观点。
一些学者沿用政治学中"民族主义"这个概念的创始人(诸如黑格尔等人)的定义,强调一种基于民族意识之上的民族主义,这里的"民族意识"是指作为一个国家的价值,这种价值对这个国家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它包含着精神上、道德上、理念上对国家的认同。这里民族主义实质上就是"民族国家主义"。(1)这些学者认为,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就意味着自己要热爱这个国家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种族团结,并承担起保卫它们的责任。
一些学者认为18世纪未在欧洲形成的民族主义思潮或情绪,是指对以相同文化、语言、种族为基础的国家、社区或集团的忠诚。(2)这种民族主义纯粹建筑于文化、语言及种族的同质、同种性上,把政治理想或政治制度的形态看作是次要的,或者是从属于民族(或国家)利益的因素。只要是基于国家或民族的利益,哪怕是独裁专制或是无道昏君,也不能背离这种忠诚。这种界定明显是带有贬低意味的,相应地,这些学者很自然地认为民族主义一般总是为君主、专制或独裁政权所提倡或宣扬。
一些学者犹以自由主义大师伯林为代表,提出了"两种民族主义"的理论,即进攻性民族主义、非进攻性民族主义。(3)基于一种归属感和同自由相平衡的认识,非进攻性民族主义关注文化的自决,强调民族的归属情结和民主精神,(4)赫尔德把此称为"文化民族主义";而进攻性民族主义在狂热捍卫自身文化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则轻视、拒斥、压制,甚至欲先毁之而后快,它在思想上表现为种族主义、大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伊朗神权政治等。"在人文主义大师辈出的德国,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富于进攻性的民族主义――纳粹主义。在后共产主义的世界中,民族主义演变为不同民族精神之间的流血战争。甚至在自由民主的国家里,不同民族文化的冲突,也对个人的自由造成了威胁。"(5)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一种理论简单、力量强大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6)它在理论的系统性上是薄弱的,因而最易为人们掌握。这种民族主义的理论核心是承认并伸张每个民族的自决权,认为每个民族都有权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这里,我从政治的角度把民族主义界定为民族国家的产生、发展及人民对该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实际上,这就包含着两层涵义:第一个层面是客观的制度层面,即民族国家制度,这是民族主义的载体;第二个层面是主观的心理层面,即民族成员的民族意识、政治认同及爱国情绪。它表现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忠诚,促使民族成员不惜为民族国家的生存而献身。当民族主义获得载体,即民族国家形成后,第二个层面的民族意识便上升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民族国家建立一种民族主义的价值体系,意在培养民族成员的民族自我意识、态度和行为取向,以推进和保卫民族利益为已任。所以,民族国家制度下的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民族主义的第一层面与第二层面即民族国家制度与人民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是相互关联的。人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及程度是同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密切相关的。不同的民族国家有着不同的形成过程,自然,人们对其的认同感也不尽相同。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近代社会发展进程是不同的,因此,民族主义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景观。
简单地说,西方民族主义(即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是两种主权即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的互动过程。(7)
民族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作为一种催发民族国家诞生的政治力量,民族主义却是近代的产物。这里尤其要提的是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存在民族问题,但法国革命把一种全新的因素引入民族问题,从而使各种民族因素得以重新结构、分配、组合,构建成一种全新的主义,这一新因素就是民主因素。在民主因素成为民族主义的一大要素之后,民族主义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少数政治精英的专利了,而成为千千万万普通人民的事。从此,民族主义与人民主权不再分离。也就是说,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人民从一个被动的政治角色转变为积极的主动参与者。
从这一角度来说,民族主义同自由主义是同一的。作为一种政治观念,民族主义为两种自由提供了原动力,一个是集体自由(民族自由),一个是个人自由。个人自由是民族自由的先决条件,而民族自由仅仅是个人自由在国际舞台上的集体表达而已。原本用来保障和支持个人自由的政治与法律被应用到民族问题之上。人民的意志可决定该由谁来统治他们及其如何来统治。一个民族应该属于哪个国家的统治也是这一决策的一部分,所以民族自决原则的实现就是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实现。
民主国家可以摆脱另一个民族国家的统治而得以独立,这一思想发端于16、17世纪。当时国家面临着两个主要敌人,一是封建秩序,二是帝国体制。两者分别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地阻碍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两种制度在王朝和宗教战争中不堪一击,证明了它们在组织上的无效性。在封建和帝国体制解体后,随之兴起的是地域国家,其政治形式表现为王朝主权,君主掌握着国家最高的世俗权力。这样,王朝国家更有能力保卫其所控制的领土,提供国内秩序,防范外来的侵略。这种能力是王朝国家实行统治的道德与合法性的基础。(8)16世纪和布丹和18世纪的莱布尼兹对君主专制合法性的论述无疑提供了最好的佐证。
但不久,君主王朝政体也暴露出了弱点。到18世纪未,君主王朝已经没有能力再保卫自己的民族国家了。在欧洲,一些国王为了自身的私利,勾结外国力量来反对自己的国家。国王的一已私利已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代表和伸张民族大众整体利益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诞生了。民族开始自觉地起来保卫和维护自己的利益。
法国大革命后,民族主义成为一种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并迅速走上国际、国内政治舞台。就国内政治而言,人民主权意味着君主专制、贵族政体等传统国家统治主体失去了统治合法性。民族主义强调的是国内公民一律平等,有权利参与国家的政治过程,而不能被排斥在国家的政治过程之外。无论哪一个阶级或政治阶层都无法代表整个民族来组织和管理国家政治。这时的"民族"概念近似于"政治主体"和"民主"的概念。民族主义强调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参与国家政治过程,即国家的权力基础是人民。这当然是一种理想,把理想转变为一种政治现实,或者说把政治理想外化为一种政治制度,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过程。民族国家通过这一过程,把民族主义体现在民主的制度之中。这一过程也就是人民主权原则制度化的过程。
实际上,人民主权原则制度化的过程就是人民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过程,是各种政治力量角逐的过程。首先是资产阶级。资产者利用自己的经济权力利用不同的路径(或改革,如英国;或革命,如法国)取得了分享政治权利的胜利并最终成为权力的主体。其次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的崛起也造就了一个工人阶级。与资产者利用经济权力参与政治不同,工人阶级参与政治的基础是其组织和人数。最终,普选实现,工人阶级成功地进入了国家政治过程。从形式上看,工人阶级进入政治是人民主权"平民化"的过程,(9)而实质却是人民权力与民族权力的一次联结和融合。
民族主义发端可追溯到宗教改革,在英国清教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中得到发展。于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进入高潮,持续约为一个半世纪,其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10)
在18世纪未到19世纪中期的第一阶段,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爱国主义。欧洲联盟的干涉使"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法兰西爱国主义的旗帜,在其他欧陆国家引起巨大的反响。随后这种爱国主义演变为拿破仑帝国主义,使欧洲民族主义进一步高涨。其思想代表如德国的费希特、意大利的马志尼等,均颂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描绘民族复兴的前景,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民族优越感。但总的来说,要求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是这个时期的主流,并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40年代的第二个阶段,西欧和北美的民族独立基本实现,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渐渐转为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其思想代表如德国的特莱奇克、法国的巴雷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等,大多吹嘘本民族的文化优势,随意贬低其他民族,并主张依靠战争向外扩张。德国纳粹党的民族主义最为极端,已同疯狂的种族主义熔为一体,追求日耳曼人对世界其他种族或民族的主宰和奴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民族主义迅速衰落。总结这段历史断面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民族主义一旦超出爱国主义的合法性范围而走向极端,便可能成为破坏性的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70年代后,世界政治经济图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金和技术、商品和劳务、人员和思想文化跨国界流动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经济国际化和企业网络化,已成为许多国家生活中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对近代发展而来的民族主义也提出了深刻的挑战。(11)到了80年代,由于受经济因素、意识形态以及宗教情绪的诱发与催化,民族主义又走上了复苏的道路,或者更确切地说,"民族主义不是在复活,它根本就不曾死。种族偏见也不曾死。这些都是当今世界上取强势的运动。"(12)尤其到80年代未,强大的苏联和东欧在更为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冲击下风雨飘摇,再一次证明了民族主义的强力与韧性。伯林曾描述这种特殊情境下的民族主义,他称之为"受了伤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就像被弯下了的树枝,因为是用强力硬压下的,一旦放开就会猛然反弹。"东欧和苏联,现在就像一个裂开的大伤口。"(13)
在传统中国中,人们强调的是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共同的信仰之上的文化主义,它与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之上的民族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自秦汉以来就包含着一种政治上的民族优越感和忠诚感。但中国人的基本认同感是针对中国文化的,中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不能把文化和民族区分开来。就是说,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不是国家。对中国人来说,没有任何理由去放弃或改变自己的文化来强化国家忠诚感。
中国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文化主义,这与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14)较近,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其一,文化主义包含有这样一种信念,即中国是惟一真正的文明,其文化的优越性是无疑的。其他民族可能会在军事上比中国强,构成对中国的威胁,但它们不是中国真正的竞争者。除非它们接受中国的文化,否则它们就无法长期统治中国。中国人没有民族主义的概念是因为一直没有遇到任何竞争者或挑战者,也就是说没有外来的压力。其二,统治者必须受儒家教育,并根据儒家原则来治理国家。因此,大一统的儒家思想具有普遍性。因为统治者的合法性取决于教育,其他民族如果接受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即儒家精神,也可以合法地统治中国。政治家们的忠诚是对儒家文化而发的,而非针对某一特定的政体或民族。这种文化主义也反映在中国人的国际政治观上。它不承认国家的平等性。文化主义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优越性,而非物质财富方面的进步性。到了近代,中国人才意识到中国文化不能应对西方人的物质进步,于是,放弃了文化主义而转向了民族主义。
西方国家侵入中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到西方世界。他们很快发现中国人的文化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之间的差异。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指出,中国人有深厚的文化主义,但无欧洲人的民族主义,中国人视中国为世界而非国家。梁漱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文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别,他认为传统中国政府的特征是统而不治,基本上不履行现代国家的功能。
西方国家入侵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迫使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民族主义。但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已经论述,在西方社会,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与人民主权两种主权互动的过程。民主是国家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没有民主就很难说会有现代民族国家。但是民族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由于历史条件与社会因素的变化,两种主权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两种主权被分离开来,民族主权渐渐占据最主要地位,而人民主权变成国家主权,民主主义变成了国家主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而非民主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条件。
这种转型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也不是某些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是决定于当时中国国家建立与发展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即处于民族国家中的后发展国家的地位。当中国人开始探求民族国家建立之路时,中国已经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因此,首要任务是要争取民族主权。没有民族主权和国家主权,国家建设就无从谈起。其次,在争取到民族主权以后,如何进行民族国家建设则是中国政治精英所面临的问题。而中国人认同的是文化而不是民族。就是说,即使在争取到民族主权以后,还要用政治方法来建立一个政治民族国家。换句话说,"从传统文化主义到现代民族主义的转变是一个政治过程,这个政治过程产生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15)
中国对民族主义的追求最主要的特征是对主权的追求。"主权"意味着国家的独立、自主,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平等,它是国家现代性的首要象征。这个概念一进入中国的主流话语,就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的政治精英,尽管他们有不同的政治理想,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及其组织民族国家的方法有着不同的设计和方略,但他们对这个民族国家应该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却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对民族主义的追求具有共性,但对如何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民族国家却有着不同的认同和策略。西方民族主义不仅影响着中国人的民族主权观念,而且也影响着他们的人民主权观。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不容许用自由主义的方法来建设民族国家,所以他们又都诉诸于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的最终表现形式是国家的政治体制制度。中国人对制度形式的西方民族主义的认识有个复杂的过程。首先认识到的是西方的军事制度,然后才认识其政治组织的重要性。从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到中日战争的失败,政治精英们从历史的波折中认识到政治制度以及加强国家和人民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一方面认为中国如果想赶上西方国家,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另一方面,也强调国家强大的基础在于人民。王韬认为要把两者结合需要有制度性的改革,而且必须用政治的方法才能做到。康有为在强调皇帝的权力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认为皇帝的权力基础需要革新。
五四运动时期,很多中国人意识到政治改革已不足以使中国强大,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已是必要的,于是各种革命性的主义纷纷出炉。改革之路已经不可能,而革命在很多方面是与国家建设相矛盾的,因为在革命的含义上,拯救国家意味着首先要摧毁国家。五四时期出现的种种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联邦主义等都因为不能给民族国家的建设提供操作性的方案而渐渐消失。只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初生的民族主义存在下来,并日益成熟和制度化,最终为国家建设提供了有效的组织构架。
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强调用民族主义来拯救中国。他们的第一努力就是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所谓现代民族国家意味着国民把民族感情依附于国家之上。就是说,民族主义情感必须有制度化作为依托,或者说民族主义必须制度化。而要国民产生国家认同感或者忠诚感,首先就必须创造出一个国家,只有作为一种组织的国家才能把民族主义制度化。这样,如何组织中国民族主义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中国政治精英人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课题。孙中山最初强调较多的是人民权力,后又转向了民族国家和组织方面,并基于此的考虑,在1960年提出建国的三大方略,即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后又受苏联影响,认为改造国家的内容很广泛,不限于政府,而建立一个新型的政府则是首要任务。他主张建立党,以党改造国家。这是全新的思想,把这一思想应用于民族主义,含义极其明显,就是说,中国首要的任务是要组织各种政治力量,或把政治力量制度化,然后再去改造,甚至重建新的民族国家。这样,组织和党成了孙中山建设中国民族国家的最有力的武器。
中国共产党也致力于以党治国。从国家结构来说,国共两党并没有多大区别,但国民党最终被共产党所取代,主要是因为国共两党使用民族主义的方法和策略不同。国民党使用的是精英策略。蒋介石依靠的是地方精英,而非民众。相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是在中国的边缘地带成长起来的,多数地方精英已经为国民党政权所吸收,共产党能动员的资源主要是人民大众,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建国道路。(16)正如惠特尼所指出的,更重要是的国民党没有能够发展出为普通人民所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国家思想。就是说,国民党的思想是针对各阶层精英人物的,而非普通人民大众的。作为一个统治党,国民党只强调权力的集中性,不容许来自下面的政治参与。再者,国民党政府因为走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建设道路,缺乏有效的工具把其国家建设思想传达到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和国民党不同,共产党通过干部下乡等方法成功地把国家建设思想传达给了人民。
从以上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展过程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互动的复杂性。民主主义本来就是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政治发展过程中,只是当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后者才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因为在西方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具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的建设相对说来一直在平衡发展。在民主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原则以后,西方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反而促进和强化了民主原则,因为统治者必须通过民主的原则来动员民间资源。
中国则不同。因为面临恶劣的国际环境,政治精英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力量就变得重要起来。没有国家的力量,民族存在就会受到威胁。不仅如此,因为传统中国社会盛行的是文化主义,人民认同的是文化。这个因素更强化了政治精英的权力角色,他们不仅要为民族主权而斗争,而且要创造一个民族国家,创造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力量超越了人民的力量。所以我们说,人民的主权的位置被国家主权所取代,就是说,集体的权力超越了人民个体的政治权力。因为只有在国家的组织下,人民个体的力量才能聚集成为集体的力量,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权。由于人民是由国家来组织的,国家自然高居于社会之上。
这样,人民主权就自然而然地演变成国家主义,人民主权居于次要地位。但很显然,把人民主权(或民主)和民族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忽视了两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西方,民族国家是人民主权的外化,而在中国无法用人民主权的原则来创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所以,如果说西方民族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是统一的过程,在中国它们两者的发展就有个时间上先后的问题。就是说,先用政治方法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再来调整国家和人民主权的关系。至于,国家是如何改革自身来体现人民主权则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的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潮,它必然对其他社会发展趋势如民主浪潮、社会发展、公民社会等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那么民族主义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我觉得首先应该把民族主义与相关的问题做以考察。
民族主义对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尤为引人关注,因为民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着中心的地位。它首先意味着,这些发展中国家应该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传统和生活方式自由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有着正面的作用。因为,这时民族主义所要求的是国家的独立、经济的自治、本国生活方式的维系,这就是一个国家的真正解放,赢得了解放的发展中国家不必再效仿别的国家或模式了。但不可回避的是民族主义是具有二重性的。当民族主义强调和捍卫一个国家的文化、宗教或语言上的和谐时,它也应该接纳外部的多样化和多元化,接纳一个国家内的多元化的思想文化、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语言等。(17)作为一个文化统一体的国家,应当允许其某些国民有权作出选择,允许他们不支持那种理想化的文化统一理念,而保留自己的看法。
民族主义不必然会成为一种对民主化的抵制力量。这个观点的论证实际上取决于一个民族国家中民族意识是如何被诠释的。民族是由一致赞同团结、而不赞成分离的社会成员构成的;而所谓的国家,则来源于在同一历史背景下、同一生活环境中的社会成员对共同利益的认知。如果这样来理解国家和民族,那么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成员应该能分享共同的政治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意识和同属于一个共同的国家的认知,应该是支持民主政治的。因为,民族意识可以成为使社会成员团结一致的精神源泉。实施民主政治的基础是社会成员的团结一致,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缺乏团结一致的意识,民主政治是无法运作的。没有社会成员的团结一致,一个政府也许仍然可以运作,但是民主政治肯定会运转不良。
根植于地区性文化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对人权、自由、民主和正义等政治价值观的全球化趋势的自卫型反应,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但绝不是一种最好的回应。而最恰当的反应应该是在每一种文化传统的范围内重新诠释人权、自由、民主和正义等政治价值观。比如,可以按照中国文化的理解,来重新诠释自由的含义,并设法在中国的历史记忆中找到关于自由的某些论述。发展中国家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一味地把西方的价值观引进到本国的文化中,或把西方政治准则强行介入自己的传统之上,而是要从自己的文化传统的角度,重新创造出或重新诠释自由、人权等这种理念。当然在人类社会中,也有一些起码的价值观和权利,是不需要在各自的政治言语中重新解释的,是应该在任何社会都被保障和尊重的。例如,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就是如此。
对于当今的世界与各国的社会现状而言,民族主义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同样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出路不是要不要民族主义的问题,而不是要多少民族主义和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的问题。
在当代,可取的民族主义应该是温和的、开放的、理性的、尊重个人自决权的民族主义。伯林曾把这种民族主义称之为"自由的民族主义",它的理论根基是自由理念和价值多元论。它对其他观念价值是开放的,并通过相互补充来提供行为准则,对内它也接受多元的价值和文化,它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内发挥作用,因而不致变成盲目的排外主义。民主国家的民族主义不易走极端,就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受到了法治的限制。民族主义被赋予的重要功能就是提供民族凝聚力。(18)但这种凝聚力往往以游离于两个极端的形式存在,要么微乎其微,要么过于强大,以致在社会中集聚成专横的权力,甚至动员人们作出愚蠢的举动。因而,在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获得凝聚力时,应非常慎重。
总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开放的今天,一族一国和闭关的政策不仅不可能,而且对国家和民族利益有害。而要想发挥民族主义的作用,就必须在承认其客观存在的同时,用民主法治的制度和自由、权利、正义等价值和对外界的全面开放来约束民族主义。我们承认在实现民族利益方面,最有效的政治手段是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经济手段是自由市场经济;文化手段是尊重多元与宽容异端。但我们也不应忽视民族主义对当今社会的潜在的影响和作用,我们应该就是寻找民族主义与当今现实的结合点,使其为我们的社会发展提供能量与资源。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1、 程笑:《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及现代化――维罗里教授访谈录》,《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5月版,第176页
2、 商戈令:《读维罗里<关于爱国: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5月版,第195页
3、 顾昕:《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公共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11月,第237页
4、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5月,第141页
5、 顾昕:《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公共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11月,第237页
6、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2000年1月,第251页
7、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在这里忽略了近代民族国家诞生前的构成民族主义的种种要素,因为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论述民族主义本身。
8、 郑永年:《中国民族和自由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5月版,第209页
9、 关于人民主权的"平民化"问题这里不能加以详细阐述,但这不等于这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10、 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1997年3月版,第125页
11、 张谦:《民族国家、全球网络与经济民族主义》,《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公共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6月,第262页
12、 《民族精神再兴:论民族主义之善与恶――与伯林对谈》,《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公共论丛),第213页
13、 同上文,第215页
14、 相应的论述参见顾昕:《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公共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11月,第237页
15、 郑永年:《中国民族和自由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5月版,第213页
16、 相关论述见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69页
17、 程笑:《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及现代化――维罗里教授访谈录》,《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第177页
18、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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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所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正式提出于2012年11月29日。习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初中历史学生论文范文:近代以来各阶级阶层的中国梦实践比较。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梦是当前中华民族奋进的航标,也是每个中国人之心系所向。同志说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 '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习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论述与高校思政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讲述的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有紧密的关联。可以说,中国梦是两大历史任务的延续,而两大历史任务是中国梦的曾经。近代以来,各阶级、阶层先进的中国人都曾有过梦想,乃至有过逐梦的实践。
农民阶级的梦过于理想,流于虚幻。在近代中国亦步亦趋被强拽进现代文明社会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人仍做着农民心中那个延续了千百年的大同之梦,希冀建立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虽然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社会,农民阶级也不自觉的濡染了变局下的新色彩,炮制出了 《资政新篇》,但在社会经济领域未出现深刻变化,新的社会阶级产生之前,单靠农民自身走不出封建王朝时期农民起义千年颠沛的循环,而且,农民阶级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下所养成的小生产思想和意识层面的局限性往往使他们并不能明确地分清朋友与敌人的界限,社会改革的方向与目标也并不十分明朗,至少已经疏离了时代的要求。对此马克思有过精辟的论述: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 ( 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 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他们所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有当权者的惊惶还更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于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对应。"[2]
继起的义和团运动再次说明农民阶级思想的落后、愚昧与偏执。
在近代以来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中,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以军事恫吓为主武力打压为辅的策略下,晚晴社会处在裂变和风雨飘摇中。
现实的危机促使地主阶级的分化,一部分士子从空疏的理学和琐屑的考据中惊醒过来,面对现实政治的衰弊,他们主张因循时势,讲求实学,力主变革,使得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想在新的时代环境下进一步彰显和发展。洋务运动 "自强"、"求富"的汲求践行了这部分士子的变革心声。很遗憾,在中体西用的架构下洋务的发展始终冲决不了封建制度的樊篱,运动被限定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内,随着运动的深入,体制的羁绊对运动的束缚越来越明显,逐渐成为一种桎梏,到最后竟窒息了运动的生机与活力。地主阶级匡扶社稷,挽救危局的美梦,一下子被甲午的硝烟摧的粉碎。事实证明,在保存现有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之下的任何变革都是一厢情愿的臆想,初衷虽好,梦境虽美,但醒来后是落寂与苍凉。
维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将近代先进中国人的逐梦实践推向了深层。他们把洋务运动对西方物质技术层面的学习深化到政治制度层面的仿效。康梁等维新志士以俄、日为师,追慕西方政治文明,希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列强环伺的危局。他们变革的疾呼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百日之间,维新之诏,联翩而下,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3]但维新知识群体的变革缺乏深厚的社会土壤,根基不稳,加上寄希望于一个孱弱的皇帝,面对顽固派的反扑显得惊慌失措,六神无主,曾经喧嚣一时的变法倏忽归于阒静无声,近消于无形。维新志士的这次流产变革再次昭告世人,大清王朝并不是五官四肢犹存而关窍不通的病人,而是身患膏肓之疾,已然无可救治矣。与维新派有着某种传承关系的孙中山等人吸取以往失败的经验教训,逐渐从改良走向革命,并成为坚定的革命志士。他们希望欧风美雨可以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用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舶来品涤荡封建制度的沉渣烂滓,使中国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先进文明的国家。这个梦最后虽然实现了,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却并没有在国民党的手中得以实现。
满清覆亡,民国初兴,整个社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气。不过好景不长,孙、袁的权利交替,特别是袁世凯称帝的闹剧草草收场后,中国社会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时期。军阀各自为政,互相攻伐,民不聊生,使得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徒有虚名,更遑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孙中山之后,国民党政权经过一系列争权夺利的斗争戏剧性地落在青年新贵蒋介石手中。
为解决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问题,蒋氏国民政府采用苏联党治国家经验并融入中国民族主义资源,创设政治制度,以期实现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统治。但蒋氏政府只是名义上统治了中国,其真正权力实际上只限于沿海、沿江的江苏、安徽、浙江等数省,而且其统治权威遭到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地方军事实力派和日本这三个方面的严重挑战。[4]
国民党很难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加上其阶级基础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举措不可能使代表国内大多数人利益的工农阶级受惠。所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也很难完成。
相比国民党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复兴之梦有厚实的基础、坚实的土壤,因而具有实现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确定了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问题,其中有两个关键点: "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和帝国主义财政经济的统治"与 "被军阀统治和官僚政治的压迫所加重了的封建残余的压迫"[5],并且将中国革命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前后相继的步骤,这两个步骤的完成也就是中国梦的实践过程。
相较国民党重军事化控制,轻政治动员而言,中国共产党不但重视军权和军治,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而且重视党治和党务组织建设,使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群众路线齐头并进,这与蒋介石的单纯军事路线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深入到骨子里和血肉中,在实践中真正能够为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奋斗终身。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意识的虔诚信仰,及把这种信仰化为现实中矻矻以求的事业,保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最后实现。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遭受了百年的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命途多舛,苦难深重,但自强不息的先进中国人一直没有放弃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忧思与追求,民族复兴成为一代又一代人中国人奋进的标的。中国梦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凝聚了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期盼。正如习总书记所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景。"[1]
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我们要梳理和解读好中国梦的线索,要让学生铭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7 -11.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7: 136.
[3] 黄洪寿。 清史纪事本末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486.
[4] 许纪霖、陈达凯。 中国现代化史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2006: 357.
[5] 斯大林。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 [M]. 天津: 联合出版社,194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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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无论是赞美抑或贬低,是承认抑或否定,总之,在短暂却不失灿烂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都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在上一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赵树理横空出世,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称雄文坛,独领风骚,高举起一面民族文学的大旗,其创作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1](P475),甚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阵容的“山药蛋”派作家群。物换星移,大浪淘沙,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变。相对于昔日的轰动与风流,今日之文坛,赵树理“显然是个陌生人,至多,模模糊糊有个土里土气象山药蛋似的印象……足以使放眼世界的人们微笑着敬而远之”[2](P452)。往昔名重一时的赵树理,在当今之文坛,难道真已成了“隔日黄花”了吗?赵树理的小说果真如某些新潮评论家所言,既无高雅之艺术品位,亦无宏深之思想涵蕴,充其量只不过因其创作上的大众化成就而在当年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侥幸获一时之殊荣吗?窃以为,赵树理的出现,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赵树理的小说模式,不仅在当年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意义,即便在当下及日后之文坛,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本文旨在拔开当前赵树理研究的迷雾,解构、颠覆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不公之论,还之以本来面目,站在历史的了望台,锁定赵树理小说的历史意义,用发展的眼光,预见赵树理小说模式之于当下及日后文坛的重要借鉴意义。
名不正则言不顺。要界定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首先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赵树理小说模式。在此,必须把赵树理小说和赵树理小说模式这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容混为一谈的概念区分开来,正如马克思著作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一样,赵树理小说也不等于赵树理小说模式。
赵树理小说独树一帜,概言之,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从文本内容看,赵树理小说是典型的“问题小说”,其小说十有八九是为问题开药方。“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3],“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4](P30)。由此可见,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归宿点,为问题而创作成了赵树理小说内容上的一大显著特点。二是从艺术形式看,赵树理“把中国传统的评书改造成为现代小说,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小说形式,推进了‘五四’白话小说的民族化”[5](P519)。赵树理的小说故事情节完整,有头有尾,单线发展,环环相扣;人物塑造主要运用传统手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展示其性格特点,栩栩如生;文本语言去粉饰,勿卖弄,善用白描手法,清水出夫蓉,“熔大众化和艺术化于一炉”[6](P259),“一方面从人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予以充分地加工,一方面借鉴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文学或戏曲的语言及表达方式,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从而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6](P259)。此外,在“绰号”艺术的运用、民情风俗的描绘等方面,赵树理的小说均颇具民族风味。总之,“赵树理的创作把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推进到新的阶段,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7](P379)。
与赵树理小说的特点相适应,赵树理小说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有两个方面,就内容而言,文学作品应在不损害其审美功能前提下,积极张扬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充分发挥文学“干预生活”的职能。作家应义无反顾地走出象牙塔,成为时代生活的弄潮儿,而不是做一个远离尘世的冷漠的生活旁观者,无关时代气息的风花雪月,与赵树理小说模式是绝缘的;就艺术形式而言,赵树理小说模式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应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过于“洋化”的,仅为极少数“知识贵族”所欣赏的艺术形式与赵树理小说模式同样是无缘的。简言之,内容上的“干预生活”,艺术上的本土风味,构成了赵树理小说模式的经纬之网。
赵树理的登场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之果。一代大师鲁迅先生曾痛心疾首作如是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8](P80)。正是基于这样的远见卓识,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才高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面向载封建之道的旧文学猛然开火,一面窃得外国文学的圣火,着力创建全然有别于传统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致力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遗憾的是,在长期闭关自守状态下,本来就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文学革命的发展又极迅猛,人们无暇对西方各种思潮进行消化,鉴别,再加上文学革命中的主干分子多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多为年轻气盛的“新青年”,思想方法上难免有偏激和走极端的弊病,这就使文学革命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的特点:“在否定传统时,就往往否定一切,而在学习西方新思潮时,又容易肯定一切”[5](P42)。新文学的缔造者们救国心切,矫枉过正,几乎是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学,全盘接受西方文学的情况下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9](P980)。这就使得刚呱呱坠地的新文学一开始诞生就带有了严重的“西化”倾向,而这种严重“西化”现象的存在,又势必导致新文学与本邦民众的疏离,致使本属进步的、先进的新文学,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与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群众相脱离,这种脱离甚至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当年在长冶省立第四师范求学的赵树理,深深为新文学所陶醉,迫切想把新文学介绍给他的农民兄弟,然而,令他惊诧的是,当他满怀激情地给自己的父亲——当地颇有声望的说书能手朗读鲁迅先生的不朽之作《阿Q正传》时,“刚念到阿Q与小D在钱府的照壁前展开‘龙虎斗’,父亲就失去了恭听的兴趣”[2](P44),扛上锄头下地去了去,临走还顺手揣了本《秦香梅吊孝》,“赵树理不甘心,又向别的农民兄弟宣读了一些新文学的优秀作品,“但是同样遭到冷遇,无论他怎样吹嘘,农民就是听不进去,却拿来《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书请他念,一个个听得茶饭不思”[2](P88)。
一种新诞生的文学样式,能否得到本民族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接受,这是至关重要的。倘若不被大众所欣赏,那么,无论其思想怎样宏深,形式如何新颖,也会因缺乏适宜的生长土壤而夭折。在现代文学史上,别开生面的现代派文学之所以始终只是以涓涓细流的形式出现于中国文坛,终究难以形成万马奔腾之浩荡之势,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对西方文学生吞活剥始建而成的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面临一个严峻使命——民族化、大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一部新文学如何走向民族化、大众化的历史,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贯穿着整个现代文学的始终,新文学界的有识之士,从来就未曾松懈过这方面的努力。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人高举起“平民文学”的大旗,“左联”成立伊始,就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积极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欧化’倾向及革命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倾向的纠偏,目的在于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1](P199)。
因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学大众化的理论探讨比较肤浅,创作中也未能真正成功地加以贯彻,“左联”对文学大众化的努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1940年前后,再次掀起了民族形式的大讨论,这是“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积极影响”[7](P31)。令人扼腕的是,文学前辈们筚路蓝缕的艰辛努力,仍未能真正彻底解决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直至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号召作家们“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才真正从理论上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指明了正确方向,真正促成了文学创作实践从“贵族化”向“平民化”,从“西化”向“民族化”的根本性转变。正是在《讲话》精神哺育下,新一代作家在解放区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学,民族文学之花在解放区争奇斗艳,形成了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壮观局面。
文学大众化、民族化问题是新文学建设中一个根本性问题,若不能实现新文学从“欧化”到“民族化”、“大众化”的根本性转变,就不仅不能使新文学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而且也难以实现新文学开拓者们借文学改变国民之灵魂,借启蒙以救国强民的一片苦衷,正因如此,民族化、大众化才成了窃得西方文学圣火创建起来的新文学的必由之路。历经20余年的不屈努力。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终于在上一世纪40年代解放区作家的手中得以圆满实现了。鹤立鸡群,赵树理正是实现这一根本性转变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性作家,其小说“不光为普通农民读者所欢迎,而且也让整个文坛包括知识分子圈子中的读者耳目一新”[1](P478),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1](P475)。也正鉴于此,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才向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10]的庄严号召。就艺术品位而言,赵树理的小说因其民族化、大众化方面的杰出成就而永具审美价值,就其思想涵蕴而论,“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1](P479),在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实现的思想翻身时,其作品不乏精深宏富之处,从而使“赵树理的作品具有了同类农村题材小说所难达到的思想高度与深度”[1](P480)。
从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必然趋势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的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乃是时代的必然,世上即使没有“这一个”赵树理,也必定还会有“另一个”赵树理来实现这一必然趋势的。仅此而言,赵树理英名不朽,赵树理小说百世流芳,赵树理无疑是当年解放区文坛的一面灿烂大旗而令人眩目。
楚人和氏,得荆山之玉,奉而献之厉王、武王,皆被目为石块。世人一方面责怪厉王,武王太过草率,致有遗珠之憾,另一方面,不知不觉间,自己又常常步其后尘,重蹈覆辙。赵树理的小说在当年解放区的文坛是独领风骚,名动天下,但在当今文苑,却显得格外的沉寂与落漠,放眼天下,试问尚有几人识得赵树理?甚至连研究赵树理的人也被嗤之以鼻,看低三分,被目为不识时务!有果必有因,无风不起浪,赵树理由当年的辉煌而落魄为今日之沉寂,自有其深刻缘由。
其一,文学由工具复归自我。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即浸染了庄严而崇高的使命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显示出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趋向,显示出新文学是以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为其主要任务并使之不断强化的历史发展轨迹”[11](P8)。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尽管呈现出以开放性的眼光接纳世界文学新潮,在创作方法上也形成了多元探索的风气,但就其主导方面而言,新文学把反帝反封建作为自己肩负的重大使命,并表现出对于人性解放的执着探索和强烈的忧国忧民精神,显示了新文学一开始就在人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不断前进的趋向;第二个十年的文学基本上沿着第一个十年文学开启的方向前进,弘扬人的解放依然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调之一,但本时期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化了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意识,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对于人的解放的要求,左翼文艺运动乃是30年代最重要的文艺运动,其作品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和鲜明的政治色彩,第三个十年的文学处在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环境里,时代对文学提出的使命要求远比过去更为迫切崇高,作家们的使命意识也愈加自觉强烈,抗战文学是对此前民族解放主题的延伸与发展,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均以笔为武器为抗日尽力,接踵而至的三年解放战争,使文学的主体依然沿着承负社会的历史使命的道路前进,为推翻黑暗的旧中国而不懈奋斗。与上述文学态势相一致,党对新文学的领导也呈现出逐步深入、不断强化趋势
。第一个十年中,主要是对新文学实现思想意识上的领导和影响,努力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阵地,在各思潮流派的自由竞争中,使马克思文艺思想渐趋主导地位;第二个十年中,“左联”的成立,标志着党对文学实现了从到组织上的领导,而在第三个十年中,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发表,则显示了党对文学不仅实现了思想组织上的领导,而且实现了党对文学方向的规约,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得以进一步密切。总观30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文学与政治联姻,文学紧紧依附政治,忠实地为政治服务,甚至出现了为参加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而创作《子夜》这样的极端个例。文学忠实地为政治服务这一现代文学的传统,在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中得到承续,而在“”十年中则更是被推向极端,致使文学完全丧失了其个性特点而彻头彻尾地沦为政治的工具、奴仆,中国文学陷进了十年黑暗期,塑造工农家兵英雄人物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三突出”成了最高创作原则,八个“样板戏”包打天下。““””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被确定为新时期文艺的总口号,文学真正从工具论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复归其文学本位,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迎来了又一个文学的春天。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历史上文学与政治的过分亲和,政治对文学的过分规约干预,一度使作家与读者产生了逆反心理,一时间,政治成了令人讨厌的东西,无论是作家,抑或是读者,唯恐避不及,从而导致了文学与政治的不正常的疏离与规避,从这一极端倒向了另一极端,作家的创作纷纷远离政治,弱化政治;读者的欣赏、审美也千方百计地拒绝政治,排斥政治;批评界的评论也力贬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品,力捧无政治色彩的作品,在这样一种汹涌澎湃的创作背景、阅读背景、批评背景之下,当时名重一时的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家、作品诸如茅盾、郭沫若这些现代文学大师及其作品普遍失去光环效应,显得“门前冷落鞍马稀”,与此相反,沈从文、穆时英及张爱玲此类远离时代风月的作家、作品倒是身价倍增,门庭若市,颇受青睐。此等现象,不唯一般的读者、评论家趋之若鹜,就连一些资深人士,也作如是观。曾风闻当代的一名教授,为20世纪中国作家重排座次,在前十把交椅中,茅盾、郭沫若均被逐出,而沈从文、张爱玲倒是榜上有名。在这样一种文学大气候下,赵树理创作的旨在“干预生活”的问题小说遭受冷遇,这是理所当然了。
其二,文学审美观念的巨变,由向往、追求崇高转向消解、亵渎崇高。如前文所论,中国现代文学从呱呱坠地之日起,即负载着庄严崇高的使命意识,这种视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一直延续至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甚而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仍可见其流风遗韵,直至上一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到了90年代初期,当代文坛的文学审美观念才出现了深刻而巨大的嬗变,创作的关注点由为人生蜕变成为生存,由写人生理想和集体(阶级、民族)的历史命运转而写一地鸡毛式的普通人的烦恼人生,用原生态的琐碎生活与充满折磨的生存处境来消解崇高,视文学创作如“玩”,如“游戏”,用戏谑与调侃去亵渎崇高,《子夜》、《保卫延安》、《创业史》、《红旗谱》等高雅严肃之文学被束之高阁,而《顽主》、《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等以玩和侃为旨的消遣文学则风靡全国,韩东、朱文、陈染等90年代登上文坛的青年作家名噪一时,其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均是“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远离具有公共性的事物和意识形态性的话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问题等这些在80年代具有社会公共性的大问题已经不是个人化写作关注的重心,它所观注的只是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具有‘私人性’、‘隐密性’、‘世俗性’和‘自我暴露性’……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化叙事。”[12](P136)总之,80年代中后期之后的文学审美观念与现代文学及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审美观念大异其趣,崇高被彻底的消解和亵渎,在此情形之下,赵树理创作的那些充满崇高意识,热切关注社会现实、积极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小说失去往昔的轰动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三,文学由一元独尊走向多元共存。从五四开始的将近大半个世纪的文学行程所形成的文学格局,基本上是从多元走向一元的文学格局。现代文学创建伊始,总的来说是多元并存的,它全方位地接纳世界文学新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重要文学思潮都在中国找到了其知音,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自由天地,但因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迫切需要,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始终处于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地位,并逐渐形成一元独尊,独霸天下的局面,浪漫主义思潮虽曾在五四时期盛极一时,蔚为壮观,但不久即被现实主义思潮所淹没;现代主义思潮因在现代文坛缺乏适宜的生存土壤,更是难与现实主义思潮一决高低。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发表,更使本应多姿多彩的文学走向模式化。在此一元独尊的文学背景下,当年的赵树理红遍整个解放区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读者根本没有选择的可能。进入新时期的当代文坛,由于文学挣脱了政治的樊篱,复归了文学自身,致使“我国文学的总体格局筑成了一个吸纳多元、展示多元、标准多元、互补多元、发展多元的开放体系”[13](P4),在这样一个姹紫嫣红的文学百花园里,读者、评论家有了充分的选择余地,一枝独秀的历史已是一去不复返了。当此背景,赵树理的小说不能说完全没有市场,但要再现当年之风流,实比登天还难。当今之文坛,只能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谁也别想独霸文坛,谁也没有那种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魅力与魄力,因此,赵树理在今日的落魄与沉寂,倒也算得上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各领风骚三五年”,有论者以此来描述新时期文坛之文学现象,细思量,确有一语中的之深刻与尖锐。新时期文学伊始,各种五花八门的文学现象便纷至沓来,先是伤痕文学一鸣惊人,再是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紧跟其后,紧接着又是寻根文学、先锋派文学、新写实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粉墨登场。异彩纷呈的各文学现象一方面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另一方面则又是昙花一现,即生即灭,缺乏顽强的生命力,表面的繁荣与热闹之下,显现的却是极度的虚弱与贫血。“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冷酷现实昭示人们,这是一个缺乏经典的文学时代,是一个需要伟人并呼唤伟人的文学时代。文学从工具论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之后,按理更易产生传世之作,更应有文学大家的脱颖而出,竟何以反步入了文学发展的一个相对低谷时期,出现了90年代初文学整体的、大面积的滑坡?文学反失却了往昔的轰动与辉煌?探其缘由,自是纷繁复杂,但笔者认为,如下两条原因是十分关键的。
其一是在“写什么”问题上,新时期文学与政治的过分疏离,文学由往昔崇高之云端一头栽进了现实之庸俗泥淖。如前文所论,出于对往昔文学与政治一鼻孔出气的逆反与叛离,自80年代末以降,文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文学对政治的有意疏离与躲避,文学对崇高的刻意消解与亵渎。正因为这种有意的疏离与躲避,刻意的消解与亵渎,使得转型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充满理想和崇高精神的撼人之作迅速减少,虚无迷茫的情绪在文坛大行其道”[14](P73),题材上有意弃“大”就“小”,刻意用“私人性”取代“公共性”,将史诗丰富多彩的宏伟叙事变成了“一地鸡毛”的大拼贴,一度沉迷于展现那赤裸裸的欲望,堆砌那些寻欢作乐或偷鸡摸狗的具有观赏价值的欲望化表现,“对表象的书写和表象式的书写”[15](P163)成了创作的基本法则,文学所关注的只是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化叙事,“作家不再把自己作为民众的代言人和思想的启蒙者……
作为代言人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大‘我’退场了,走到前台的是对于金钱和肉体有着浓郁兴趣的小‘我’”[12](P137)。更有一些作家甚至“以及时行乐的态度描绘生活……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理想价值弃之如敝屣,而让欲望的宣泄与满足置于人生追求的峰巅”[16],总之,转型期的文学创作“都将欲望的宣泄作为作品叙写的主要内容,而缺乏对于精神世界的探索与追求”[16],因而显得“有肉而无灵,有欲而无神”。显然,这种刻意脱离政治,有意消解崇高的文学作品是难以持久的,因为,人毕竟生活在社会之中,毕竟不能离群索居,而社会中的人就不能不与政治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疏离政治行为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一个健全的人,除了吃喝拉撒之外,必定还会有所精神追求。因此,完全脱离政治的作品,完全流于欲望化表现而缺乏精神上的审美提升的作品永远都成不了经典之作。
其实,在“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庸俗化,文学的快餐化、文学的颓唐化”[17]笼罩20世纪最后一些年头的中国当代文坛时,倔强生存着的讴歌时代主旋律,甘为群众鼓与呼、颇带几分政治味的作品依然博得了亿万读者的热烈欢呼,现实主义依然是当今文坛之主潮,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代山西籍著名作家张平。张平把自己的创作定位为:“站在人民的立场,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面向时代,深刻地揭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尖锐复杂矛盾与问题,反映老百姓的心声,做普通群众的代言人”[18]。张平的作品以“反腐败”称誉文坛,他们创作的《天网》、《抉择》、《十面埋伏》等作品赢得了读者和论者的普遍好评,遂有了文坛上的“张平热”。反腐败不正是当前我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吗?可见,一部作品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它是否与政治密切相关。把文学当成政治的工具,这自然是错误的,但要使文学与政治完全相脱离这也是不可能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关键是看你怎样通过文学去表现政治。
鲁迅是世人公认的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但鲁迅曾明确坦言自己的文学是“遵命文学”,是“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可见,鲁迅的作品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为什么新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坛长期在低谷中徘徊,为什么难以产生不朽之杰作,文学对政治的刻意疏离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依法治国是对人的素质的基本要求,而以德治国则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好比鸟之双翼,有此双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方能成真,江泽民曾屡屡强调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概括出四项主要任务: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此可见,在今日之中国,文学依然肩负着神圣而庄严的使命意识,文学依然不能与政治分道扬镳,因此,无论是当下还是日后之文坛,赵树理那直面现实,勇于干预生活的文学精神仍然是我们珍贵的思想财富,在“写什么”这一点上赵树理的创作实践仍值得今日作家的认真借鉴!
其二是在“怎样写”问题上,当代文坛仍面临着外来创作思潮,创作方法的本土化考验,新时期作家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积极“从异域吸取养料,象征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等等,世界近一百年的文学思潮、流派,创作方法、形式、手法,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几乎都有所表现”[7](P440),80年代是我国20世纪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活跃期,激变期,正如有的论者所断言的,我国这十年的文学道路大致走过了西方文学一百年的演进历程。以马原、莫言、残雪、格非、孙甘露、余华为代表的先锋派小说的崛起,曾是80年代文坛一道格外亮丽眩目的风景线,先锋小说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探索三个层面上所作的努力在文学史上写下了极为厚重的一笔。“1987年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跌入低谷的时间标志”[19](P395),然而,也正是在1987年,先锋派崭露了头角,独领风骚。且不说这究竟是一种巧合,抑或是一种讽刺?事实是,先锋文学恰如一颗流星划过文坛上空,虽灿烂夺目,却转瞬即逝,曾经那么耀眼的文学奇观,却是如此的短暂,原因之一就在于先锋派远离现实而在艺术探索的道路铤而走险,而这种铤而走险的艺术探索又很大程度上流于对外来文学手法的生吞活剥,缺乏咀嚼消化,没能实现外来形式的民族化、大众化,从而失却了其生存发展的适宜土壤,夭折的命运也就势所难免了。
90年代的转型期文坛,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三足鼎立的格局发生了显著倾斜。以思想上的异质性和艺术上的前卫性为显著特征的精英文学开始了悲壮的衰落,尽管仍有少许知识精英仍然坚守着精英文学的立场,抵抗着世俗文化的侵蚀,但已有不少精英作家却从原先精英文学的格局中分离出来,迎合大众社会的需要,开始倒向大众文学之阵营,还有一部分精英作家则是退入象牙之塔,“告别革命”,埋首于比较规范、精致的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从原先的政治文化激进主义变成了文化守成主义。带有强烈的中心意识形态色彩,作为国家权威意志和利益、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在文学上之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总以一副不苟言笑的严肃面孔出现在大众面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种以政治宣谕为职能的主流文学也是步履维艰,难与汹涌而至的大众文学分庭抗礼。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以实现娱乐性功能为主旨的大众文学以“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锐不可挡之势,迅速抢占了文坛,占据了主流文学的地位,堂而皇之地充当了文坛的“一代天骄”,使90年代成了“大众文学年代”。
赵树理高举起大众文学、民族文学的大旗,立志做一名文坛文学家,誓为广大民众而写作,创作了大量富有中国本土特色,深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较好地实现了传统形式的现代化以及外来形式的民族化,在“怎样写”这点上,赵树理的创作实践在日后文坛仍大有可鉴之处!
五、结语
“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早在一千多年前,杜甫即以此诗高度评价了“初唐四杰”的文学伟绩,今日,笔者聊借此诗以赞颂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历史上,赵树理为解放区文坛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为现代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立起了一座丰碑,今天,赵树理的作品恰如尚未被雕琢的荆山之玉,因不被凡人所识而一时蒙尘,但笔者坚信,在不久的将来,赵树理的价值必定重被世人所惊叹!
[1]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戴光宗.赵树理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
[3]赵树理.也算经验[N].人民日报,1949—06—26.
[4]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A].三复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
[5]黄修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6]郭志刚.中国现代文学史(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7]吴宏聪.中国现代文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8]鲁迅.呐喊·自序[A].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百家·鲁迅(下)[C].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9]鲁迅.中国杰作小说·小引[A].吴子敏.鲁迅论文学与艺术(下)[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0]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N].人民时报,1947—08—10.
[11]王嘉良.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1990.
[12]李茂民.个人化写作的背景、成就与局限[J].东岳论丛,2000,(3).
[13]李复威.世纪之交文论·总序[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4]吴秀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
[15]陈晓明.剩余的想像[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
[16]杨剑龙.文学应该如何跨入新的世纪[N].文艺报,2001—01—02.
[17]张学昕.站稳我们的立场[N].文艺报,2001—06—09.
[18]杨品.做公众的代言人[N].文艺报,2001—03—27.
[19]杨匡汉.共和国文学50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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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育的本质是人文素质教育,在素质教育中起着人格养成和文化熏陶的基础性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高中历史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历史知识是人的素质教育的重要基础
历史学科教育具有很很重要的德育作用。因为历史长河涵盖了很多不同的社会现象,这些都是极好的教材,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政治和阶级观点教育;还有仁人志士的英勇事迹都可以用来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关于思想教育,历史教育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全部历史课程中都渗透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历史学习,将有助于加强学生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还有助于学生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的运用能力的锻炼和提升。
二、历史教育在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方面的作用
在人文素质教育中,历史教育所承担的作用是非常重要且独特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历史教育的本质。也就是说,相对于哲学提供的是具有价值理性的思维逻辑,而文学提供的是具有价值理性的情感体验。而作为人类以往实践的集体记忆的历史,它为人们提供价值理性累积经验就更加全面和综合。在历史上发生过由于价值理性缺失而造成的失衡,这里主要是指社会发展的失衡,人们由此产生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学习这样的历史也让我们明白了“以史为鉴”所具有的价值和作用。历史教育也可以称之为一种人文素养教育,其具有综合性。学史有助于明智,历史是有生命的,其具有的现代价值就是能够让人们站在更高的起点,继往开来,高瞻远瞩,更好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三、历史意识的培养,有助于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等多方面素质的提高
“思想政治素质包括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政治意识。”[2]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和传统。历史教育中关于本国史的教育,可以借助对本民族形成和发展历程的学习来促使学生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形成和进一步强化,有助于促使其民族自豪感和责任心增强,从而增强其对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责任心。历史学科到了十九世纪才开始在学校课程中被重视起来,而其中一大重要原因就在于响应那时兴起的民族主义号召。可见一国的历史也就体现了一国国民的意志。通过历史教学便能促使学生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形成,使其成为“国民理想”的拥护者。就道德意识的培养而言,历史一直以来都被用作道德教育的手段。孔子的《春秋》体现了对历史的道德作用的最大限度地发挥。杜威认为历史学科作为促进人的道德品性形成的学科来说,无疑使最优良的。他始终相信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是有历史可以追溯的,很多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中都涵盖了类似的典范,同时得出了历史是永恒的道德遗产的结论,并且是具有建设性的。历史学科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丰富的内容。历史教科书中蕴含了丰富的材料,尤其是历史人物的道德形象,关于其品格高贵、情操高尚、意志坚强等方面的素材都是可以拿来借鉴,从而帮助学生获得美好、高尚的情感体验。另一方面是较强的感染力。历史教学过程中展现出来的道德形象是生动具体的,道德精神更富有感染力,有助于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这样学生会更容易接受,同时也更容易引起学生内心的情感体验。
四、结束语
就21世纪的新人培养要求而言,当前的历史教育状况还有不小的差距存在。其中的问题主要体现有,没有对历史课进行准确的定位;长期的应试教育造成教育目标的偏离;教育功能没能真正发挥出来。所以,现在我们要对历史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予以高度重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将历史教育的功能和作用发挥出来。
教育是人的教育,然而在以“读书—考试—上大学”为学生奋斗目标的今天,知识的教育、专业的教育被强化,而人文教育却出现严重缺失。近年来“马加爵惨案”“药家鑫事件”的频发给人们敲了警钟,也让人文教育越来越引起关注。历史学科富含人文性,作为人文学科的核心学科之一,不仅承担传承历史文化知识的重任,而且理应成为人文教育的重要载体,理应成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重要载体。有感于当下历史教学存在严重的人文教育缺失,本文试从人文教育的意蕴和界定出发,对中学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缺失的缘起和人文教育重建策略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的意蕴和界定
教育的本质特征就是“培育人”。随着教育的专业化发展及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人”的教育逐渐被忽视,人们逐渐忘掉了教育的最初根本。从教育人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可以这样界定历史课堂中的“人文教育”:人文教育是指历史课堂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的旨在促进其道德品质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人生、价值观实现的教育。其本质特征就是对人的教育,其核心是培养人文精神。这种教育既重视由外而内的文化修养的养成,更强调自我体悟与心灵觉解。归根结底,是使人理解并珍视人生的意义,并给社会多一份人文关怀,在根本上体现素质教育的本质。
二、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缺失的缘起
1.教学情感目标的虚化导致人文教育的迷失
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的缺失与教学设计中情感目标的虚化有着直接关系。在历史教案的编写中,教师尽管写上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但这种目标大多是历史知识与能力目标的附带物。在实际课堂授课中,教案内容通常是讲授知识的行进秩序,情感目标自然无从落实。受传统的历史教学观念影响,许多教师只注重历史知识点串讲而忽略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致使情感教学目标人为性缺失。教师受这种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形成了一种以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为主的固定课堂教学模式。对教案中设置的情感目标熟视无睹,从而导致了人文教育在历史教学中方向性的迷失。
2.教学内容的泛化导致人文教育效能低下
长期以来,受传统教学评价和“高考成败论英雄”思想的影响,知识目标也就成了课堂教学的唯一诉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只要把相关考试内容直接灌输给学生,就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在这种课堂教学中很轻松,只需课前把知识结构备好,无需为了情感教学而精心设计教学情境。然而,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考对知识的多元性、答题能力的综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过去依靠单一学科知识的做法已不能适应这一新的要求。因此,现在的历史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关注历史基础知识,而且还要重视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的联系,重视新材料、新语境的实际运用。由于历史教材实行“一纲多本”编写模式,这就需要教师有很强的重组与创新历史教材的能力,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学目标对教师的能力也提出了很高要求,这些都容易造成传统教学思维下的教师教学自我能力感下降,对新时期课堂教学感到无所适从,致使人文教育在历史课堂中的效能低下。
3.课堂模式的单一化导致人文教育开展困难
受传统教学思维影响,历史课堂教学长期遵循一种“教师讲,学生听”的单一课堂模式。随着多媒体课件的广泛使用,课堂引入了大量的音频、视频资源,课堂教学内容变得丰富了,然而师生的情感交往也逐渐被课件所“屏蔽”。教师与学生缺乏互动,教师成了课堂的主宰,这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仍然显得有些僵化。随着素质教育的实施及新课程改革的全面开展,小组合作、自主探究的教学模式备受关注,“师生互动、追求达成率”成为课堂普遍追求的目标。这种课堂教学模式“是在课堂特定的生态环境下,利用生成的动态资源创造性地组织教学活动,使凝固的课堂场景变成一幅幅鲜活的、生动的画面”。[1]然而教师很难摆脱原来课堂教学模式的影响,由于教师指导不当,小组合作中大多数学生无所事事,没能达到理想教学的要求,因此在新课程背景中依然无法开展有效的情感教学。
4.教学评价单一化导致对人文教育的排斥
教学评价作为学校工作的基本环节,旨在比较目标与结果的差异,从而提高教学质量。长期以来,评价者往往以学生学习成绩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虽然提倡多元化评价体系,然而在当前教育大背景下,教学评价主要还是沿袭传统模式。为迎合当前中国单一化的人才选拔制度,为适应单一化的教学评价,教师不得不在课堂教学中唯知识化,从而排斥了课堂教学中的人文教育。
三、历史课堂中人文教育的重建策略
传统历史教学思维与新课程改革背景下人文教育新模式之间的冲突,不仅使教师陷入教学困境,而且严重阻碍了人文教育的顺利推进。那么在历史课堂中如何才能重新构建人文教育的模式呢?我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在教学设计中正确定位人文教育目标
传统教学模式下,虽然很多教师在历史课堂中看到了“重智轻情”导致学生厌学和教学效果低下的弊端,但或出于提高升学率的急功近利的思想,或由于未能真正认识到人文教育的价值,最终这些教师都未能深入探讨和挖掘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的功能。而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应把情感教学活动作为推进人文教育的载体。教师在设计教案时应依据课程标准,围绕三维目标要求(不能流于形式),对情感目标重新定位和思考。比如在设计《抗日战争》教案时,可以利用视频、图片等多媒体材料充分刺激学生感官,使学生进一步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本性,从而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明白只有奋发图强、自强不息、走富国强兵之路,才能远离战争,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2.在课堂情境创设中实现知识教育向人文教育的迁移
在历史教学中开展人文教育,要注意有意识地对学生的意志、情感等心理品质进行培养。课堂教学是由师生共同进行互动的过程,所以“教学不能仅停留在传递知识或培养学生的智力方面,而应当在此基础上提升学生的精神世界”。[2]教师通过设置恰当的课堂情境,可以实现知识目标向情感目标的迁移,知识教育向人文教育的迁移。例如,在学习《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中有关“渡江战役”的内容时,教师可让学生背诵毛泽东的诗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不仅活跃了整个课堂的氛围,而且也让学生感受到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气概和豪迈精神。同样,在讲解《改革开放》一课时可以让学生唱《春天的故事》这首歌,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不仅记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关键年代和事件,而且也让他们切实感受到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3.通过构建新型师生关系促进人文教育的开展
俗话说“亲其师,信其道”,在历史课堂开展人文教育,教师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从思想上认识到新型师生关系的重要性。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作为历史教师,必须摒弃过去那种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的师道尊严的封建观念,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不能过于强调自己作为历史知识传授者和传播者的身份,居高临下,忽视学生的感受。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教师都要关心、尊重、理解、信任和宽容学生。通过爱与民主感染学生、教育并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增进师生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在教学过程中,要尊重学生,从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出发,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尽可能地让学生发挥其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做自己学习和行动的主人。
总之,人文教育对于社会与个人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广大历史教师一定要认清自己肩负的责任,努力在历史教育中渗透人文精神,重视人文教育,使学生学历史的兴趣得以提高,使其人格也得到较好的培育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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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教学倡导有效性提升是当前的潮流,有计划地建立起有效性高的初中历史课堂,完善初中历史教学体系已经成为历史教师的热议话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初二历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前言:
历史插画是历史教材中常见的模块,这些插画图片对文字进行了补充和说明。然而,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却很少有人能够重视对历史插画的讲解,教师往往只是关注文字部分的讲解,而学生一般也只是跟着老师的思路在书上记着笔记,划着重点。但其实,历史插画存在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如果我们能够在教学中充分利用插画,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就可以提高教学质量。
一、初中历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教学中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非常少,通常情况下都是教师在讲台上不停的讲课,不停的向学生灌输着知识,而学生就在下面不停的记着笔记,生怕漏下教师口中所谓的考试重点。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方式,非常不利于学生对于历史的学习[1]。首先,这种教学模式导致课堂的学习氛围非常压抑并且沉闷,这让学生很容易产生疲惫或者头晕的状态,不利于学习;其次,即便是没有走神的学生来说,这种不停歇的学习方式也会导致学习效率的降低。教师为了赶学习进度,提高教学效率而不停歇的教学方式反而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因为学生没有时间去对问题和知识点进行深入的思考,这样只能通过大量的课余时间去消化和吸收,远远没有在课堂上的效率高。久而久之学生会因为繁重的课业压力导致对历史学习进一步失去兴趣,也就导致了历史学习成为初中生心目中乏味无聊的代名词。
二、初中历史插图的应用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对所学内容感兴趣,才会“主动学习”,才能学习好。如果我们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就能够提高学生对于历史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进行历史知识的学习,那么将会从很大程度上缓解学生学习的压力,并且可以提高历史学习的成绩。与此同时,养成一个对于知识的渴求欲望以及独立自主获取知识的习惯可以给学生今后的学习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使学生能够更好的发展,因为毕竟我们不能教学生一辈子,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终究是要独立面对生活。初中历史插图恰恰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初中生对于历史学习的态度,因此我们要探究初中历史插图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1.提高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积极性
过去我们在教学中忽略了插图的作用,导致学生对于枯燥的文字产生厌倦的情绪,不利于历史的学习。如今我们要改善这一现象,将历史插图与文字结合起来。比如,初中历史人教版八年级下册中有一张图叫乔冠华开怀大笑,我在讲到这一课的前一天,将图片放大通过投影仪展示给学生们并布置家庭作业:找出有关头像的相关信息,比如图片中的人在干什么,他为什么要开怀大笑,照片中的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这个事件说明什么等等。这些都是一些简单的小问题,但是却几乎涵盖了这一章节的知识点,并且这些小问题并不会耗费学生几分钟。然而,就是这短短的几分钟有时候甚至会比一堂课要来的有价值[2]。因为,这是学生自主的去寻求答案的过程,这期间学生会积极的思考以及归纳总结,其实这都是学习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够养成一个习惯,会让学生一看到图片就会想到这些问题,这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2.通过历史插图加深历史知识印象
研究表明,我们人类对于文字的记忆是最弱的,而图片向我们传达的信息要高出文字很多倍,并且其占用的空间却相对小很多。这就意味着,学生们看到一幅图片之后可以联想到很多东西,然而看到一个字的时候却只会局限于这个字。因此,我们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加入对插图的描述来加深学生对于历史知识的印象。如上文所述,如果我们只通过文字来描述1971年10月,第二十六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相信如果不进行复习,下次上课会有大部分人忘记这段话。而如果是通过这些文字来描述上述图片,那么会加深学生对插图的印象,而图片总是比文字更容易牢记。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方法,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历史插图的应用,来增加学生的印象,强化识记。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不能完全依赖于插图,否者会导致学生对于历史框架的掌握出实现问题,这同样不利于学生学习历史。
3.通过插图让学生更好的复习备战考试
通过上文的叙述我们已经了解了历史插图在教学中的应用,但是可能会有很多教师仍然觉得这样不利于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目前我们的教育中仍然十分重视分数和成绩。其实我认为,通过历史插图能够帮助我们学生进行更好的复习。如果有可能,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些插图统一到一起,然后根据插图来复习知识点。学生看到一个图片之后,会联想到很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都能够一一得到答案,那么就可以换到一下张,如果想到了什么问题却没想出答案,就去找出答案将答案写在图片旁边。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极大的避免浪费时间,对于看到图片就能想到的知识点说明已经完全掌握也就不需要进行反复的识记,这是我们在复习文字内容的时候所不具有的作用。另外,在考试前学生们通常是很紧张很焦虑的,这个时候如果再去看厚厚的笔记资料等只会加重焦虑的情况,而这个时候我们使用插图来复习检验学习成果等都显得容易的多。
4.举办历史插图比赛
我们还可以利用课余时间来丰富校园文化生活,通过举办历史插图比赛来提高校园学习历史的热潮。既给历史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同时也激励了学生们学习历史的兴趣,我相信只要我们有兴趣去做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将会变得有意义,变得轻松容易,甚至还可以鞭策自己克服懒惰的心理。比如,我们可以面向整个校园学生来进行报名,还可以以年级为单位单独举行,按照参加报名的人数的多少来决定是否需要进行初试,一般初试只要笔试就可以,可以设置选择题和判断题,这样可以节约时间[3]。另外,通过初试的学生就可以继续参加比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就可以是多种形式的了。比如我们可以在每个环节中学生固定回答题目之外设置抢答环节,通过这些附加题可以很快的拉开分数距离,并且这种竞争形式会带动现场观众的情绪。因为,无论是插图的应用还是竞赛的举办,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学生们对于历史学习的兴趣,提高初中生历史成绩,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另外,我们还要注意题目的选择上不宜选择过难的题目,这样会导致观众不能很好的融入比赛氛围当中,对于比赛的关注度降低,甚至会影响对历史的兴趣。
三、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在历史教学中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严重的阻碍了初中生学习历史兴趣和效率,导致初中生对于历史的学习兴趣越来越低,这也导致了学生学习历史的效率变低,长期以往非常影响学生的学习和发展,甚至会影响学生未来的生活和发展。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历史插图,那么可以很明显的改善和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加深学生对于历史知识点的印象,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下获取知识的同时也保证了历史成绩。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教育事业也在不断改革和创新。在教学法的应用实践中,不断追求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如今的课堂教学中,学生已经成为学习真正的主人。情景教学法是实现学生主体作用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初中历史的教学中,根据初中历史教材的知识框架和结构,采用情景教学法,能够进一步深化学生对历史情节的理解和接受,相对于传统教学方法和模式,情景教学法能够更好地丰富课堂教学气氛,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一情景教学概述
传统教学方式通常是教师讲述占用大部分的时间,而学生只是负责听和记,相对于情景教学法来说是比较枯燥的,不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情景教学法的最大特点就是将情与景有效地结合起来,即情、景、理、辞等达到共鸣,运用情景来激发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兴趣,这也是基于学生兴趣教学的有效途径。归根结底,情景教学法不仅仅适用于历史这一学科,在各个学科的教学中都是比较适用的,这也是情景教学法被广泛应用的重要原因之一。教师可以充分创设情景,将教材中的知识要点进行归类总结,并且根据相关情节创设出不同的情景,这不仅为课堂教学增添了乐趣,而且还能够进行生动形象的展示,让学生对知识要点有更深刻的理解。另外,历史是集复杂性和社会性以及过去性于一身的综合性学科,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巧妙地设置情景,让学生对历史有更好的认识和理解,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因此,说这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建议教师在教学中积极应用情景教学法。
二情景教学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1.充分利用多媒体,吸引学生眼球
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多媒体技术的广泛使用,为教师在教学中创设情景提供了有力保障。充分利用多媒体信息技术创设情景,将过去的历史形象生动地展现在学生的面前。让学生的视野和思想得到更好的扩展,并且能够有效地带动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例如,在学习“原始的农耕生活”这一节课时,在课前,我利用多媒体,把本节课的相关内容制作成课件,在讲解的过程中按照一定的顺序展现在学生的面前。如原始农耕所用的工具:石锄、石刀、石铲等,这些在当今社会已经很少见了,学生看到这些原始的农耕工具,不仅能够深刻认识到社会发展以及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对本节课的知识要点也会有更深刻的印象,便于学生记忆。
2.创设引人深思的问题情景
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能够根据相关的历史问题提出创新的答案。那么这一能力的实现就要通过教师创设出引人深思的问题情景,让学生在情景中体会历史,教师尽可能地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也是促进学生思维发散的有效方式。例如,在学习初中历史“鸦片战争”这节课时,我会在第一时间把本节课所有的知识要点讲解清楚,让学生在理解教材的基础之上,进入情景。我会设计以下几个问题情景:
(1)如果你是林则徐,处于当时的情况,你也会这样做么,为什么?
(2)若你身处当时的社会背景,你会做些什么?
(3)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怎样的?让学生带着问题将自己的思维发散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自己的想法或见解。在这一问题情景的学习过程中,不仅激发了学生的想象力,同时还能够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他们有效地学习和掌握了本节课的知识要点,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3.创设生动逼真的历史情景
带领学生学习历史时,已经发生并且学生没有亲眼见过的事实,让学生学习和想象是比较困难的。那么图片和视频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将历史事件和图片结合起来,让学生参照逼真的图片或视频来了解和学习历史,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这就需要教师在使用多媒体时熟练掌握使用的方法和技巧,将搜集到的图片和视频制作到多媒体幻灯片中,根据教学的需要逐一播放出来。图片或图画的教学方式是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手段,如人物图片、历史遗址图片以及纪实类的图片等等,让学生通过观看图片更好地体会当时的历史背景,以便于更好地学习。例如,讲析“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时,这一单元包括“难忘九一八”“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血筑长城”三节课时。九一八在历史上是比较轰动的大事件,有必要让学生深入了解其发展的全过程,所以我会以动画的形式播放给学生,看完之后让学生谈谈自己的感想,这样的方式要比教师口述的方式效果好很多。对于“血筑长城”这节课,我将会把更多的图片展现给学生,每一张图片都是非常形象的,让学生认识到血筑长城的人坚毅的精神。整堂课的过程不断穿插着教师的讲析、图片以及动画等,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亲身感受的情景应用
虽然历史事件的发生已经是过去时了,但是有些文物和遗迹仍被保留至今。学习历史的过程中,有计划地带领学生参观历史文物对学生学习历史是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的。教师在带领学生参观文物的过程中,要及时对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事件进行讲析,让学生了解文物被保留的价值以及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便于学生对本节课知识要点的理解和记忆。历史教学就是让学生对历史事件进行了解,并且能够从中总结教训和经验。例如,在学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一课时,我将会带领学生去参观历史遗址和人物雕像,把课堂教学改为室外教学。首先向学生介绍八国联军侵华发生的社会背景,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西方列强更加对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然后随着学生们的参观,讲析每个文物的来历,也就顺理成章地理清了八国联军侵华事件的全过程。学生在参观中了解历史事件,并且观看历史文物,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还能够更好地提高历史教学效果,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三总结
在新课程改革的推动下,各种新的教学模式和理念已经不断地融入到教学中,为教师创新教学方法提供更多的参考,对于历史这一学科,学科的内容是比较复杂的,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的理解和学习,教师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是非常重要的。本文所谈及的情景教法,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法,有利于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建立在学生兴趣基础之上的教学内容,有利于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让学生不仅掌握了科学的文化知识,还能够独立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不断学习先进技术,提高师资队伍的教学素质和水平,更好地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初二历史论文范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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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初中历史教学中,很多初中学生往往视历史课为 副科 ,认为初中历史不如数学、语文、英语等学科重要,课上表现不积极,极大影响了初中历史的教学效果。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初二历史小论文,供大家参考。
初中历史课程是我国素质教育的一门基础课程,是通过历史基本知识与技能,对学生进行各方面的素质教育,尤其是人文精神的培养,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打下基础。当前我们提倡主体性教学,让学生在教学中处于主体地位,而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态度就是其学习主体性的基础。素质教育提倡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和终身发展,提倡创新精神,而学生的学习兴趣就是他们发展的根基,是他们求知、探索的原动力。那么,作为历史教师如何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一种艺术。
一、多措并举,提高学生参与学习的热情
首先,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学生对教学过程和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性,采取多种方式,使学生乐于探究,勤于动脑。注重学生的思想活跃,态度积极,使其主体地位得以充分体现。例如,通过阅读、演示、辩论、竞赛、用第一人称介绍历史人物事迹等方式,使学生投入其中,直接参与教学活动,并乐于积极配合教师教学活动,通过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共同完成教学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学生的参与,绝不是仅仅几个个别学得好的学生参与,而是全班同学的参与。其次,努力提高业务素质,培养善于驾驭课堂能力,与学生进行平等对话,沟通心灵,也可以像央视《百家讲坛》栏目里的大师一样潇洒自如,妙趣横生:在非智力素质方面,通过教师的风格、气质、表情、眼神、手势、姿势等,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使学生一提到这个老师就信心百倍,激情饱满,以此来吸引学生要比浅层次的兴趣教法更为有力。再次,加强自身师德修养,以人格魅力感化学生。作为一名历史教师,熟悉教材,扩大知识面,增强自己的业务技能是最基本的。但是要提高学习的积极性,不能仅仅停留在兴趣上。教师往讲台上一站,这种客观存在要产生既有形又无形的一种力量、一种威势、一种信心,这就是一种人格魅力。在智力素质方面,要有深厚的业务功底,驾轻就熟教材,旁征博引知识及简洁、生动、准确的语言表达能力。教无定法,同样的课题、同样的课堂,不同的教师,其精彩度、影响力绝对不一样。
二、灵活教学,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首先,教师应采取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增加教学的趣味性,引发学生的兴趣。例如,在课堂教学开始时的导入,我们应运用多种多样的方法,复习旧课式的导入、提出问题式的导入、图片赏析式的导入、讲述故事式的导入、引用诗词式的导入、播放乐曲式的导入等等,由导入创设情境拉近教师与学生的距离,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使学生尽快投入到历史学习的情境中。其次,由于历史包罗万象,涉及中学的所有科目。所以要温其他科之“故”而知新(联系各学科的知识)。如数学方面,有圆周率的计算者祖冲之等。语文的课文背景是历史,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的发展的历程。再次温课外知识之“故”而知新。这个“故”不是所有学生都了解,但恰恰是这一点是最能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积极性,最让学生有自我实现的空间,而且更容易让学生理解历史与现实不可分割的联系。
三、勇于创新,培养教育教学新理念
教学可以说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既然是科学,就有规律可循;既然是艺术,就要不断创新。在教学中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和不同的学生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如:讨论、问答的方法、模拟、竞赛、游戏、角色扮演、历史课本剧编演等方法进行教学活动。此外,课堂上可以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直观性、动态性的还原历史。科学的、适当的教学方法,是新的教育教学理念的具体体现,是达成教学目标的具体途径。教师应在充分掌握本学科特点的基础上,利用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日开展活动,指导学生参观相关地点,或上网查找有关资料等,使学生自觉的、多方面捕获历史信息,增强学生的兴趣和提高学生的积极性,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承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打下良好的基础。四、加强历史与实际的联系,是学习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有效途径可以联系当前国内国外的发展形势,联系本地区的具体实际等。例如,要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先通过商鞅变法的例子来分析。商鞅变法得到多数人的支持的史实,使学生体会到商鞅变法是时代发展的需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古今同理,结合当今我国的改革开放宏伟大业这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支持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措施。因此,历史教学要贴近社会,贴近现实,贴近人生,贴近学生,这样才会有生命力。总之,在教学方面,教师要切实把握初中生年龄特征和心理特征,改进教学。创设问题情境,培养学生积极思维,鼓励学生大胆质疑,主动探索问题。教师要针对初中生的特点,加强兴趣引导,培养学生特长。在教学中充分重视学生主体地位,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更好地展示出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的艺术性。
历史是一门人文性很浓的学科,其视点主要聚集在人的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中,需合理引导方能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本文也主要探讨了情感教学的理念,以期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深化情感体验,健全人格品质,进而再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培养学生珍爱和平的情感
邓小平通知曾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其中,和平是基础,发展则是关键。要想发展经济,首先需要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在历史教学中,历史教师有义务对学社渗透追求和平、珍爱和平的教育意识。例如,在探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一节内容时,笔者指导学生合作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影响,先是让学生出示了课前收集整理到的有关二战影响的数据,接着再让学生根据数据表展开讨论,做好相关的记录工作,最后再由小组代表在班上交流。通过讨论,学生深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与损失。另外,笔者还提议让学生各抒己见,谈谈战争给和平时代的我们带来的启示。很多学生都结合了最近难民潮谈到“战争是残酷的,我们要反对战争、珍爱和平……”本节教学有效唤醒了学生追求和平、珍爱和平的强烈感情。
二、挖掘教材中的情感因素,营造历史氛围
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推进与深化,情感教育逐渐成为了初中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过程。因此,教师在输入知识信息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给学生输入情感信息。例如可以通过富有情感的活动拉开课堂教学的序幕,然后再牢牢把握住学生的情感脉络,把教材中的情感因素充分挖掘出来,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机。结合学生实际,从学生现有的水平出发,实施鼓励性评价,营造民主平等课堂气氛,让师生处在情感交流的友好氛围中。教师只有积极投入情感,才能更好地带动、感染学生,促使学生快速进入角色,创造出鲜活的历史情境,然后再营造出感人的历史氛围。例如,在分析《中英鸦片战争》这节知识时,在备课环节,教师就应把握住不同的情感因子:第一,对清政府妥协的痛恨,对琦善、弈山、牛鉴等贪生怕死之辈的愤慨;第二,对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以及三元里人民爱国精神的敬仰。结合正反两点,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合理发挥,让学生沉浸在情感的洗礼当中,或愤怒,或感动,或欢呼,这样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会情绪高涨。
三、善用语言激发学生的情感
语言可以说是所有学科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对情感的交流、知识的传授以及学生认知能力的提高等都依赖于语言的发挥。要想培养学生良好的情感,首先,历史教师就要充分发挥语言的作用,以此来带动学生的情感。具体要做到:授课时,保证语言的准确性,这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认知程度。另外,要仔细观察学生在情感交流过程中的措辞,既要加强教学内容的感染力,同时也要给予学生一定的关心,在丰富教学内容、输入历史知识的同时,能够促进学生健康快乐的成长。其次,教师也要掌握好语速、措辞等细节。由于初中阶段学生正处在情感转型期,对外界一切新鲜事物都非常好奇且敏感,因此,教师在实际教学时,一定要避免因语言应用不当而伤到学生的自尊。要科学合理地使用语言,只有这样,才能感染到每一位学生,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除此之外,历史教师还要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向学生传授丰富的历史知识,在教师声情并茂的讲解下,学生自然会集中注意力认真听讲,课堂教学效率自然也就提高。
四、借助社会热点让学生关注历史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学生吸收信息的渠道也在逐渐加宽。学生都希望及时了解最近发生的社会热点新闻以及大家都比较关注的热点现象,都渴望倾吐、交流。历史教师在教学时,就要培养自己的新闻敏感度,想方设法将教学内容与热点问题联系起来,通过巧妙的教学设计将这些有价值的问题引入到课堂中。这样,既能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展开激烈的交流,还能使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学习。另外,还可以以热点问题作为媒介,促进学生对与之相关的一些历史现象与问题的积极探究。情感教育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渗透情感因素,开展情感教学,主要是以对全体学生和注重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观为指导思想与教育目标的。在实际教学中,要突出“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讲究策略,慢慢调动学生的情感,让每一位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培养学生积极思维、大胆创新以及不断探索的精神。正如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在情感之间的调节与启发中使学生了解其意义和方法,使其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且努力奉行。”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唯有真正达到情感教学的“情意合一”,才能真正体现出情感教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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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多媒体技术已在社会、生活、教育等诸多方面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学历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现如今,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的发展,教育工作者也在教学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去使用多媒体网络。因为多媒体具有信息量大并且兼具视频的特点,它能够创造出更好的教学情境,直观形象,有声有色。这样能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进一步营造出更好的学习氛围。对于初中学生来说,历史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它可以使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了解更多的事情,提高自己的修养和能力。使学生能通过这些历史故事和知识,更好地接触社会。对于历史这门学科,在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师应该怎样提高学生的兴趣,使他们的学习能力是每一位历史教师比较关心的问题。
一、初中历史教学中多媒体技术的教学优势
(一)多媒体技术应用到初中历史教学中,可以调动学习积极性,激发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初的老师,一旦有了兴趣我们就会积极主动地去努力去尝试。初中历史课内容有一定的时代和背景,如果教师只是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很可能提不起学生的兴趣。而且由于学生们生活经验不足,简单的教学对于他们也会过于抽象,无法体会理解学习的内容。多媒体的应用,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历史内容描述的情景以更直观更立体的形象展现出来,在视觉和听觉上让学生更融入,身临其境,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相对于传统的教学,多媒体集图文声像于一体,改变了以黑板加粉笔的教学媒介,主要以图片、声音、文字、视频和音频来传递信息,更加符合初中学生的心理特点,激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和学习兴趣,在历史课堂中的应用具有很大的优势。多媒体教学可以再现色彩鲜明的音频视频,极大地活跃历史课堂气氛,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在乐中学。同时,在历史教学中可以使用多媒体创设情境,采用情境教学法可以更快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充分调动他们的参与的热情,更好地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将抽象问题形象化、具体化,不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二)多媒体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能够加深学生的记忆,突出重点
在以前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给学生传授知识主要是靠教材,而多媒体教学就可以减少教师备课本的难度,利用多媒体课件给学生讲课,同时还可以将课件分享给学生,在课后如果学生有不懂的问题还可以通过自主学习进行理解,加深记忆。多媒体还可以帮助学生再现历史物质,对一些凭借想象无法理解的分子、原子等历史物质,通过多媒体的形式进行模拟。使学生能特别轻松地掌握物质之间的关系,使学生理解透彻,从而优化了学习方式,提高了教学效率,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教学内容里面的重点和难点的讲解,是课堂教学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历史事件和内容是在某段时期某个背景下的综合产物,而课本中的知识一般都比较抽象,这就是一个难点。而多媒体的使用,能够更充分、更立体、更全面地展现历史内容,分解难点,强化重点,让复杂的内容更直白简单,从而突破难点,突出重点。同时,还能够极大地鼓舞学生的学习自信,最大化地优化教学效果。
(三)多媒体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可以激活学生的思维
以前的教学,学生一直扮演着被动跟从的学习者,都是在教师的严格控制下获取知识。教师们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压制了学生们的个性,禁锢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学生都是通过死记硬背获取知识,对知识的运用也是机械式的,毫无灵活性,完全限制了学生的思维。而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完全能够改变这一局面。多媒体能够创造出良好的学习环境,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消除紧张,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帮助他们进入思维学习的最好状态。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能主动地学习,积极思考,彰显他们的个性,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四)多媒体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促进师生的共同提高与发展课堂教学不但要促进学生的学习,教育工作者也要在课堂教学中不断地改进和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这也是新课程改革的理念要求。所以,初中历史的课堂教学中多媒体的应用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多媒体具有丰富的资料和资源,可以不断深化历史教学的密度和容量。多媒体网络技术还能够实现师生间的协作学习,促使师生形成双向参与和平等协作的关系。这种良好的关系,学生能够充分自由的发问,表达自己观点,教师也能够更直接、更全面地帮助学生。良好的互动和交流,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成绩。教师也能够在更好地发现自己的教学短板,不断地改进和提高教学方法。
二、总结
总之,多媒体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不但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模式,还能够在根本上提高老师与学生的热情参与,构建积极轻松的课堂气氛,让学生融入到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人翁地位。作为初中历史教师,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多媒体在教学中的利与弊,加强学习与实践,勤于实践和总结,不断提高运用多媒体课件的能力,使其真正地优化初中历史教学课堂,实现素质教育的目的。
摘要:
心理学对于教学质量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笔者以历史课为实验课堂,把情景教学融入到课堂、心理暗示运用到导课等理念,通过课堂实践来加以阐述。
关键词:情景教学心理暗示;自主逆反;激活
社会在发展,教学的重点早从知识灌输的框架中跳出来,现代研究证明把心理学原理渗透、升华到教学中,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如何将心理学运用到历史这门课中去呢?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试图找到这一突破口。终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突然悟得:教学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过程,师生通过语言、情感、动作、眼神互相传递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交流的过程,这需要教师具有架起沟通桥梁的能力,在课堂中根据学生知识结构、接受能力、个体差异、情感需要创设情景,激发、唤醒学生主动求知、主动接受的意识,使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人。实现这种情景,达到这种境界也就实现了将心理学运用到教育教学中的目的了。
一、将情景教学融入到课堂教学中
情景教学是在教育教学中给学生创设一种情景,将教学内容与情景联系起来,找到教学的切入点,对课堂教学起到提升。我在上第18课《全民族抗战的兴起》时,讲到“南京大屠杀”这一环节,对课堂气氛有意进行了渲染,尤其是讲到日本人残杀中国人的手段之“日本军官进行杀人竞赛时”,我让一个学生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宠物猫放在讲台上,让他们做个心理测验,当问及学生谁能将宠物猫亲手杀死的时候,在场的所有孩子几乎异口同声:“老师,那么残忍的事儿,我们做不到啊!”由于巧妙地创设了情景,学生的心理感受增加,自然唤醒了对日本法西斯行为的痛恨,以至于学生在回答问题时把残害中国老百姓的日本兵用“这群”“这头”来称呼。
二、在导课中运用心理暗示,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求知欲
历史教学中导课非常重要,导课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学生一个心理暗示,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主动精神,为上好课做一个良好的铺垫。在讲《社会生活的变迁》一课时,我问学生谁看过《西洋镜》这部影片,学生便如啁啾学语的麻雀一般立刻热闹了起来。我用一部影片开启学生想象力的大门,用心理暗示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这就是导课的意义所在。接着,我便很巧妙地将学生引导到这节课的第一部分“照相与电影的出现”,告诉学生当时的电影都是无声电影,用电影《猫和老鼠》、《摩登时代》加以论证和比较。由于初二的学生童心未泯,玩心尤重,一提到《猫和老鼠》这部家喻户晓、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儿童成长的影片,也就找到学生共同关注的话题,捕捉到适合学生年龄特征、心理发展的共性东西。如此便激发出学生对该门课的学习兴趣,进一步拓宽了他们的思路,引导他们找到知识点之间的关联,并顺应了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更易于理解和把握。
三、巧妙利用学生的自主逆反,适时唤醒学生重新调整情绪的意识
自主逆反,指主体地位、尊严受到威胁时,为了维护自尊心所产生的逆反心理。当外界的压力使受教育者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他就会反其道而行之。在教学中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学生在课堂表现较以往下降了许多。起初我以为是我上课的原因,于是赶快调整状态和上课方法,可效果并不明显,班里几个“困难户”仍然我行我素,睡觉、说话、做小动作。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这几个孩子在我的课堂以前一直表现很好,虽然成绩原地踏步,可课堂上的反应还不错,其中一个孩子的历史课外知识还很广博。通过调查发现,这两个孩子在评选班级先进个人的时候由于某些原因落选了。他们很不服气,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于是通过这种方式在维护自尊心和发泄不满的情绪。针对这种情况,我给他们一人一个钉子,让他们想办法钉在任何地方,只要固定住就可以了。两位学生虽觉得莫名其妙,但还是照做了。一名学生很快把钉子钉在一本书上,另一学生拿来一把锤子用力把钉子钉在墙上。钉完后他们来找我,我又交给他们一个任务,把刚定的钉子拔出来,前者很快拔出来了,可后者使出浑身力气也没拔出钉子,反倒把钉子弄弯了卡在墙上。我拿起那本受损的书告诉孩子,不良情绪就好像这把钉子,虽然找到书和墙泄了愤,可书、墙、钉子都被损害了。因为受挫,随意发泄不良情绪最终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自己,书和墙本来是光滑的,但当钉子拨出后,伤疤却永远留了下来。要学会适时地遏制不良情绪的蔓延,否则周围的人也会受到伤害。此后,他们逐渐又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四、充分利用教学素材,激活学生思维的灵动性
在教学中不仅需要利用学生的心理特点创设情景,还需要培养学生把握运用素材的能力,在把握和运用中思维被不断激活,灵感被不断激发。如此,历史课堂的教学就会变得轻松高效。把历史教学和心理学知识巧妙柔和,是在历史教学中发现问题,根据学生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心理疏导方法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的完美结合。这需要教师具备将学科知识和心理学知识相结合的能力。以历史课堂为载体,我不断地做了一些尝试,终于悟得:教书的本领不在于传授多少知识,而在于对学生的激励、唤醒和鼓舞。作为现代化的教师,要学会激励学生的上进心,并能够唤醒学生的自觉心,然后鼓舞学生的进取心,使学生具备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疏导的能力。实现这种情景,达到这种境界也就实现了将心理学运用到教育教学中的目的了。
参考文献:
[1]林崇德.发展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
[2]陈琦,刘儒德.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3]桑标.当代儿童发展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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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教学以其特有的直观性与趣味性,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学历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素质教育是针对中国当前的应试教育提出来的,宏观上来说当前对于教学评价的过程仍然是以考试分数为主的,来自应试教育的阻碍仍是制约现代素质教育发展重要的影响因素,我们所要探索的历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除了来自应试教育压力,还有着非常多的影响因素。本文就从近几年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的实际工作出发,探索素质教育真正实施到教学过程中的制约因素。
一、对于历史学科的认识
当前很多教师对于历史学科的认识不足是制约素质教育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历史学科相对其他的学科来说有着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教师所讲述的历史都是确实发生过的事件,如果教师对历史学科的认识不到位,就会将历史的教育变成了历史史实的教育过程,这样的话学生在历史学科中也就仅仅学到了历史学科的基础知识,并没有获得能力的提高,这种教育的思想和过程是制约当前历史学科中素质教育实施的重要制约因素。对于历史学科的认识,我们应该充分的理解历史的教育意义,历史的教育应该是贴近生活的,从历史教学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学生去思考,历史事件背后的发展成因、过程和规律,只有引导学生在历史学习中积极主动的思考才能促进学生能力的提高,这就需要我们提高对历史学科的认识,重视历史在素质教育中的教育意义,从课堂改革出发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提高历史学科与素质教育融合的方法。
二、历史教学方法和手段
由于当前中国教育中教学评价的制约,对于历史教学的评价仍然是分数论英雄的应试教育方式,因此尽管我国已经实行素质教育多年,但是很多教师仍然选择采用沿用多年的陈旧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而不会“冒险”使用新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学方法和手段从根本上制约了素质教育的开展过程,特别是现在很多的历史教学课堂上仍然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教师一讲一节课,学生则需要进行大量的笔记以及习题的联系来完成历史学习。落后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是当前应试教育和教学评价机制的必然结果,它对于学生的主观能动以及自主学习能力都有着极大的阻碍,对于学生的学习兴趣的激发,主动探索和思考方面引导作用的缺失是制约学生素质提高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就要充分认识到新课改对于历史教学的需求,转变教学思想以学生为主体,并且积极使用多媒体技术和设备改善教学方式和手段,结合学生的认知特点,积极尝试新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不过鉴于当前应试教育的背景,我们也可以通过创新手段提高学生对于试题的解读能力,也可以尝试从解题的过程提高学生主观思考能力,进而促进素质的全面提升。
三、历史教材的认识
在我国对于素质教育的不断重视下,各个学科都开始了新教材的改编工作。但是由于历史学科的特殊性,对于素质教育的强烈要求下的历史教材的制定和编写过程让很多历史教学难以理解和掌握,这种对于新教材理解的不到位,对于以教材为中心所开展的历史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素质教育的提高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对于教材的理解不到位,使得很多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评价的过程无法很好的把握。历史课程是一门传统课程,无论是旧版教材还是新教材,历史教师都应该充分认识到历史教学的内容和教材的关系,吃透教材,同时不过分的依赖教材,以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教学的主要目标,辅以教材的帮助开展并设计具体的教学过程,通过科学的安排纵向扩展教材内容,突破教材限制提高教学活动的探索性和全面性。
四、历史教师的素质
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对于教师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历史教师的综合素质是影响当前历史学科素质教育的重要制约因素。历史教师的水平也直接影响了历史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当前历史教师素质制约素质教育的开展主要表现在:科研意识、知识结构、创新思维三个方面。首先历史教师的科研意识是教师对历史学科的追求和探索,这也是历史教师专业性的重要体现,在全面开展素质教育的今天,教师的科研意识尤为珍贵,这种积极的探索和专研能够给学生树立榜样,引导学生提高对历史探索过程。其次完善的知识结构,系统的历史知识的框架能够给教师开展素质教育提供丰富的素材,教师能够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发现与素质教育相结合的点,从而安排具体的教学过程。最后是创新思维,创新思维具体的表现就是新型的教学方法和观念,创新也是当前历史教师素质中最为匮乏的部分,很多教师固守成规,封锁了自己对于历史教学和知识的认识,从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忽略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阻碍了素质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
教学实践证明,在历史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能够将抽象的内容转变为具象的内容。且能够使学生从多个角度获得信息,有助于提高历史课堂教学的效率。另外合理运用多媒体技术,有助于激发学生内心的求知欲望。调动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兴趣,从而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活动中。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下面是笔者根据自己教学经验谈。谈了一下多媒体技术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一、运用多媒体技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有效性
长期以来历史作为小学科备受冷落。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学生对于历史学科没有多大兴趣,甚至们根本没有有一点兴趣。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学生根本就不能够集中注意力或者是不能够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俗话说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但是兴趣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需要后天慢慢培养。因此作为一线的历史教师,我们必须要掌握学生的认识能力和学生的心理状况。然后巧妙地将多媒体技术运用到历史教学中,努力为学生创设出和谐愉悦地学习情境。从而激发学生内心的求知欲望,使学生自主,自觉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活动中。逐步培养学生对于历史学科学习的兴趣。最终达到提高历史教学的效率。
二、运用多媒体技术,有助于有效突破教学的难点以及重点
历史教材中涉及到的内容,往往离我们现实的生活很遥远。使学生产生陌生感,不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自觉主动性。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又不能够直接运用生活的经验加以验证。因此在教学中单单是教师运用语言传授很难实现教学的目标。更加不用说有效的突破教学的内容的难点与重点多媒体技术。运用于历史教学中可以将抽象的事物具体化。把枯燥乏味的文字转化为有声的文章,大大地增强学生对事物与过程的理解与感受。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能够更加深刻的了解知识掌握知识。而且还有助于减少教师运用到讲述知识上的时间。比如八年级上册《难忘九一八》一课,教学难点和重点是说明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原因。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就必须要把西安事变前后的复杂形势分析清楚。假如,我们只是单单凭借教师的讲解根本就不可能是学生真正理解清楚。怎么可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呢?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运用多媒体技术,把当时复杂的形式呈现到学生面前。学生不仅能够充分分析,还能够通过自己的感受理解通过自己的不断分析和探究,在国破家亡的民族危机面前,西安事变只能和平解决。
三、运用多媒体技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多媒体课件能为学生提供生动逼真的教学情境。丰富多彩的教学资源为学生营造一个色彩缤纷,能动能静的教学情境。使学生眼、耳、口、手、脑多种器官同时接受刺激,促使学生手脑并用思维集中,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有利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运用和提高,从而有效的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例如在讲述甲午战争的时候。我们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将甲午风云中的几个镜头播放给学生看。邓世昌等北洋军师官兵海上奋勇抗敌、壮烈列国。李鸿章下令北洋水师避战自保。慈禧太后筹备六十大寿庆典大肆铺张,北洋军师在威海卫车全军覆没,进而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北洋军师在短时间里就毁灭在日本侵略者手里呢?学生积极的思考联系李鸿章退缩避战,慈禧太后铺张浪费的镜头得出结论,清政府腐朽统治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战败的根本原因通过不是考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四、运用多媒体技术陶冶学生情操,实现历史教学的德育功能
新的历史课程标准要求通过初中历史课程,增强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作为一名当代的历史教师我们必须能够准确的把握教材,将蕴含的思想内容挖掘出来,从而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在传统教学中。教师往往是越用简单的语言对知识进行阐述不能够给予学生亲身体会的机会。因此学生不能够真正领悟其中精髓和其价值所在,往往不能使学生产生共鸣。而在多媒体教学中我们就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运用文字图像和音响来展示历史的风云变幻。从见难忘的历史时刻展现中华文化的精彩斑斓。以强烈的感染力和表现力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去感受历史,了解历史,发现历史,领悟历史。将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精神渗透到学生的心灵中去,增强课堂教学的生机与活力,引起情感共鸣,自觉地接受熏陶,例如我在讲到南京大屠杀的有关内容时播放。精剪辑的南京大屠杀等电影片段。当同学们感受到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看到国共双方紧握的双手时,同学们个个满怀豪情,甚至发出誓言与日军周旋到底的呐喊,当镜头上交替出现日军将南京青年当做刀疤练习刺杀,看到日军活埋南京普通居民,日军在南京郊外集体屠杀,人民群众流离失所,同学们个个义愤填膺进而转为低泣。这时,学生的情感已完全融入了影片中。生动的画面鲜明的色彩,能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本文的知识。从而感染和熏陶学生的思想感情。总之,让历史教师与时代接轨,与时俱进。更好地完成素质教育。培养实用型人才,需要我们对多媒体技术不断的学习。充分发挥多媒体课件的优势,补充传统教学的不足,这是中学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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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生进行历史教学,有助于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观念端正。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大学历史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本文通过介绍历史的重要作用,指明了进行历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提出将历史与文学相联系、将讲历史变为说历史、进行启发性学习三种历史教学的重要形式,最后呼吁新时期历史教学的改革,实现历史教学的新发展。
关键词:大学历史;影视教学;学习方式
自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以来,历史课就一直是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旧唐书?魏徵传》中曾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史为鉴,是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十分重视的传统之一,由此,中华民族形成了历朝历代重视修史的惯例。目前国内的大学也非常重视历史的教学,一些大学还专门设置了历史系或者历史学院,历史的教学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教学也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历史是史书上那些干巴巴的名字,距离他们很遥远,听上一节课还可以,一直听下去便会觉得索然无味;其次,虽然高校的历史专业教材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但是也只是版本不同、时间早晚而已,在其内容设置、体系编排等方面都没有什么明显变化,教师也不容易提起激情。最后,历史教学的方法基本上维持在满堂灌的形式,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老师在上面写,学生在下面记,等到下课老师走了,学生也合上笔记不再翻看。这样必然导致大学历史课堂学习效率的低下,学生历史综合能力的降低,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
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多媒体进入教学,大大丰富了大学课堂的形式。对于历史学科的教学来说,多媒体引入教学,可以改变以往死气沉沉的教学模式,实现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的突破,最终促进历史教学效果的提高。
一、 历史与文学相联系,活跃课堂,掌握多种知识
在教学工作中,教师们一直就有一个共识“文史不分家”。然而,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往往是语文老师将文学的教学与历史联系起来,通过历史背景来讲授文学,使学生们更好地理解文学,而历史老师则很少在讲历史时提到文学,就是提到也是在讲该历史时期所取得的文化成就。笔者认为,在历史的教授过程中,适当加进一些文学作品的熏陶,可以增强历史课程的效果。例如在讲授世界历史时,提到欧洲,教师就可以适当介绍一些当时的文学作品,文学与历史是相映发展的。在介绍中世纪时,由于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中世纪的政治特点就表现为,政教合一、神学取得万流归宗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进行禁欲主义,与之相应,此时的文学就表现出四种类型,即教会文学、骑士文学、城市文学、民间英雄史诗,中世纪的文学除了但丁的《神曲》之外,就没有其他可圈可点的了,由此可见中世纪的黑暗。再如讲到轰轰烈烈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教师就可以将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相关文学作品进行介绍,将雨果、司汤达以及他们的文学作品进行相关介绍,使同学们在欣赏影视作品的同时,可以在视觉上对此有一个更为宏观的把握。这样相互借鉴,既可以使历史的把握更准确,也可以使同学们欣赏一些世界名著,拓宽视野,同时,也可一改过去历史课堂死气沉沉的场面,使历史课堂变得生动有趣。
二、 讲历史变为说历史,历史人物走下来
历史人物在大多数同学的心目中一直是躺在历史书中的名字,毫无生气,让历史人物从冷冰冰的书本上走下来,走到学生们中间,这样就可以激发同学们学习历史的兴趣,这样历史也就成为了活着的事物。采取这种办法教学可以减轻老师的负担,同时可以使学生在学习时轻松很多,现在就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百家讲坛》最初就是由厦门大学历史教授易中天的《品三国》而被观众迅速熟知的。《品三国》的出现,使得一些普通人也对于三国时期的故事日渐熟知。由此可见《百家讲坛》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的强大魅力。通过这种方式,历史人物从死气沉沉的书本上走了下来,带着历史的厚重感走到了普通人的身边,这也使历史走向了大众,不再呆在厚重的书本里。又如,借助博客讲明史的当年明月,洋洋洒洒七本书,将明朝的历史通过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讲了出来,在他的笔下,历史人物一个个向我们走来,向我们讲述着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一直不被普通人了解的大明王朝逐渐向我们揭开了他神秘的面纱。在这种方式之下,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就会随之而来,他们在闲时娱乐的时候就可以掌握自己本该掌握的知识,既放松了心情,又学到了知识,可谓一举两得。
三、 启发性学习,以专题进行演练,进行研发性教学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历史课的习惯认识是历史就是死记硬背,并且要背过这些大量的、无聊的东西。其实,在世界上,许多国外的大学,背诵几乎就从来不是历史系学生们的一个基本功课。学生们更多的时间是围绕一些历史专题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写论文。在他们看来,历史学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探索和进行实践的过程。历史系的学生们所要做的,实际上就是围绕一个个专题,去寻找相关的信息资料,进行梳理,然后再写成一个个可以给读者看的东西。这就是说历史的事实虽然很重要,但是毫无疑问历史的方法更重要。笔者十分赞同国外同行的观点。在将以上两部分内容落实好后,学生们会对于历史学有一个宏观而全面的把握,这时就需要教师根据学生们的总体状况来设立一些专题进行训练。比如将全班同学分成几个小组,再让小组决定要研究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时间就可以交给同学们自己来支配了,由于大学生们的空闲时间相对更多,他们就可以利用课外时间去图书馆查资料,制作课题。等到教师约定的时间,学生们就可以拿着自己的研究成果,走上讲台,将自己小组的研究状况向同学们进行展示与讲解,运用这种教学方法既可以锻炼学生们自己的讲演能力、组织能力,也可以促进老师和同学们之间进行学术交流,同时还可能会让老师学到不少,所谓教学相长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同时,为了进一步拓展历史学学生们的知识面,历史系的教师们还应当充分利用自身的科研优势,来为学生们开设一些相关历史选修课程,如《四大家族专题》《中国婚姻家庭与社会》《中国文化专题》《世界文化史》等课程,使得学生在学遍必修之后,利用选修来调节学习状态。
总之,大学的历史学习是一个更为放松、更为开放的课程,可以利用各种合适的方法来探索历史学科的教学方式方法,将历史与文学相联系、将讲历史变为说历史、进行启发性学习都是探索新时期历史教学的重要形式。我们呼唤新的历史教学方式,我们期待着高校历史教学的改革,由此来培养出既具有深远的历史眼光同时又具有宽广的世界眼光的历史学本科毕业生,使他们能够经受住市场经济的挑战。
摘要:“授――受”教学模式在历史教学中一直占据着垄断地位,这种历史教学模式的主要缺陷在于“去问题化”。教师通过“糊涂”教学可以变“去问题化”的灌输式教学为探究式教学,其核心在于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导他们自己去探索问题并解决问题,从而把历史学习从“接受式”学习转变为主动探究和积极建构式学习。
关键词:历史教学;去问题化;探究式学习
历史教学中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一直受广大师生的诟病,被认为是“去问题化”的“授――受”式教学,扼杀了学生的质疑精神和探索热情。但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这种教学模式在历史教学中都一直占据着垄断地位,课堂教学的基本方式是单向的“刺激――反应”。以大学历史教学为例,大学历史教师喜欢以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学养使课堂教学成为教师的“独舞”。有研究表明:知识不是通过教师讲授获得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并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来获得的。大学历史教学如何体现这种理念,超越传统教学的困境,突破灌输式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潜能,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作为一位大学历史理论课教师,笔者深刻理解问题意识、独立思考、意义建构等对于学生成长的意义。在大学历史理论课教学中,笔者试图尝试一种与“授――受”式教学不同的教学方式,即变“去问题化”的灌输式教学为探索研究性的“糊涂”教学。
一、大学历史教学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差异
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是典型的“去问题化”的“明白”教学,即教师通过教学让学生弄清历史发展,解答学生的疑问。学生的历史学习越“明白”,教师的历史教学越“成功”。在中学阶段,历史教学的目的是为学生打下历史知识基础,对学生进行历史教育启蒙,所以基础性和确定性是中学历史知识的基本特点。历史知识的基础性决定了其确定性,对学生来说,知识的范围是确定的,知识的性质也是确定的,因为具有争议的历史问题是难以进入中学历史课本的。这种确定性对学生来说就是一种权威,留给他们思考与选择的空间很有限,所以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与记忆。
在中学历史学习中,跨越知识的边界去探索新知被认为是多余的,挖掘知识背后的问题被视为“钻牛角尖”。很多中学历史教师在教学中经常问学生的是“知识都掌握了吗”“内容都理解了吗”等问题。学生带着问题进教室,带着知识出教室,“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以转化为知识而结束。在这样的教学中,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促进学生形成对问题的独立见解成为“副产品”。尽管中学历史新课程对内容的编排与教学要求有了很大改变,但由于教学目标的艰巨性和学生历史知识基础的薄弱、学习时间有限等,教师在教学中很难真正解放学生的思想,仍然是以“授――受”式教学方式把历史知识灌输给学生。这样,学生的接受能力与思维空间都被限制了。
大学的历史教学与中学的不同。中学历史教学以打基础为主要目的,以边界明确、内容确定的知识为教学内容,重在让学生受到历史启蒙教育。大学历史教学以学生独立思考为主要目的,重在帮助学生拓展历史视野,开拓自我发展空间。因此,突破中学历史教学局限性,改革“授――受”教学模式,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探索、独立解决问题,成为大学历史教学的重要方面。
二、“糊涂”教学法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糊涂”教学法是指教师在教学中让学生从“明白”到“糊涂”,再从“糊涂”到“明白”的一种教学方法。首先让学生认识到在“已掌握的”“没有问题的”知识背后存在着巨大的“没掌握的”空间,存着无限“有问题的”视角,变“我明白了”到“我糊涂了”。其次要让学生从“糊涂”中明白过来,积极探索通向“明白”的途径与方法。学生在质疑状态下积极探索学习,独立思考,用心论证,形成自己的见解。
“糊涂”教学法的第一步是帮助学生突破中学历史知识的界限,把学生大脑中封闭的历史知识“外壳”击碎,变封闭的知识体系为开放的结构核心,即变“明白”为“糊涂”,变“已知”为“未知”。大学历史教学已突破了基础性的局限,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具有了巨大的发挥空间。一方面,教师通过扩大知识量突破学生大脑中历史知识的边界,让学生认识到历史的无限丰富性和无限复杂性,引导他们理解历史世界对每一个人来说永远都是无限的,因此在历史学习与探索中永远不存在“我已经掌握了”,只存在“我又进步了”。大学历史教学要帮助学生突破原有知识的界限,引导他们积极探索无限的历史空间。另一方面,教师在教学中要把阐释不同的学术争议作为重要内容,把相互冲突的观点与认识展示给学生,让他们认识到历史知识不存在绝对的确定,只有相对的确定。在探索历史过程中,无论是深度的拓展还是角度的变换,都可能影响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确定性认识,因此,培养学生多层次、多角度思考历史问题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大学历史教学的基本要求。
“糊涂”教学法的第二步是教师在教学中要“授人以渔”,即引导学生在“糊涂”中去追寻“明白”,这是“糊涂”教学法的关键环节。当学生固有的知识结构和体系被打破后,必然会出现一定的“糊涂”时期。在这一时期,学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这些问题对于有一定知识基础和强烈求知欲的大学生来说是求知与探索的诱因。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大学教师习惯于在学生面前展示其较高的知识水平和良好的口才,把学生的疑问置于其“权威”论断之下,在“解决”学生疑问的同时也击垮了学生的质疑精神。这样的教学仍然是中学“明白”教学的延伸,学生依然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在能力上难有大的提升。
“糊涂”教学采取的策略是:当学生“糊涂”时,教师对学生的问题也采取“糊涂”策略,即不直接以知识传授的方式解答问题,而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和寻找答案。教师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帮助学生寻找解决问题的切入口,教给学生怎样形成假设、怎样查找资料,然后尝试论证,形成自己的观点。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必然会接触到其他人的思想与观点,教师则引导学生学会吸收但不盲从、尊重但不迷信,坚持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
敢于承认“糊涂”,勇于面对“糊涂”,是科学探索的前提。大学教师常会把自己的探索成果拿出来与学生分享,这样学生不仅能从中获取丰富的知识,也能受到学科前沿研究的启发。教师正在探索的问题往往是学术前沿问题,与学生一起分享可以把学生的研究触角带进学科前沿。教师提出问题后,可以与学生共同探索,而学生在与教师共同探索中也可以学到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步骤,学会查阅资料、收集有用信息,学会提炼观点和论证方法等。
三、“糊涂”教学法在教学实践中的运用
下面笔者介绍一个运用“糊涂”教学法的案例――“亚细亚生产方式”教学。
在大学历史教学中,教师讲授唯物史观历史规律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难以回避的教学内容。从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算起,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含义的争论已逾百年。在20世纪,中国学者也曾对此展开过三次大规模争论。一大批著名的学者都曾参与争论,提出的观点非常丰富,涉及的理论基础与政治现实也极为复杂。教师在教学中很难通过讲授把问题讲透,而学生仅听教师的讲授也很难真正理解问题。对师生来说,最困难的还在于有关争论最终没有一个统一结论。面对这样一个理论问题,笔者在教学中采用了“糊涂”教学法。
在上课之前,笔者首先引导学生回顾他们在过去的历史学习中了解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他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然后,笔者按时间顺序分三个阶段分别讲述了中国学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随后,笔者打破时间顺序,把各种观点进行归类。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阶段论,即把它定位为五种生产方式的一个阶段,或是原始社会,或是奴隶社会,或是封建社会等;二是特殊论,即把它视为特殊的东方社会形态;三是放弃论,即把它视为马克思后来放弃了的一个不确切的概念。讲述完之后,笔者开始接受学生提问。不出所料,学生对于如此众多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释与论述感觉“糊涂”,于是疑问也就随之产生。
当笔者停止讲授时,学生立即踊跃提问。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可以看出,学生们是想从笔者这里直接获得一个确定的答案,这显然是他们常用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于是,笔者告诉他们笔者自己也还在探索与思考之中,没有形成最后的看法。对于笔者的“糊涂”,学生们显得很诧异。
也许是笔者的“糊涂”让学生失去了“说错”的压力,也许是这样的确刺激了他们的思维。笔者期待的情景出现了:学生们开始踊跃地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令笔者感到兴奋的是,有学生提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追寻马克思的本义;还有学生提出,理解各位学者的观点不仅要看他们立论的理论依据,还要看他们提出这一观点的时代因素……为了不使问题过于宽泛,笔者引导学生们集中精力探究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义。这样,笔者和学生们一起思考进一步探究的方案。
笔者告诉学生,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起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一段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五个时代。”学者们对这句话的不同理解就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争的理论源头。有学生立即提出,序言是对正文的说明,要理解序言的内容,首先要看正文,即查阅《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笔者和学生们都认为这是个正确思路,于是就确定了探究的第一步。在探究过程中,学生们很快发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写作前后,还发表了关于东方社会(主要是印度和中国历史与社会)的多篇文章,他们认为这些文章也是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关键。
在共同探究过程中,笔者提醒学生:《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是《资本论》第一卷的底稿,应把《资本论》也联系起来看。19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对社会所有制进行了大量研究,晚年他还写了大量“人类学笔论”和“历史学笔记”,其中关于公社的论述也是理解马克思晚年“亚细亚生产方式”思想的重要参考。
学生们的探究热情超乎预料。大部分学生都认真查阅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形成了自己的认识。最后,笔者组织了一次课堂讨论,让学生积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在学生讨论过程中,笔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学生还与笔者一起讨论。当然,这正是笔者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糊涂”教学法作为大学历史探究式教学的一种尝试,在学生中的反响是超出预期的。从学生们的课后感想中,笔者发现他们对历史学习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一是他们不再把记忆视为学习历史的唯一目的;二是他们开始认识到历史学习是需要探究与思考的,真正的收获来源于探究与思考;三是他们不再迷信权威的观点和结论,开始学会独立探究、自我论证,从而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四是他们对研究性学习有了深刻体悟,逐渐学会了研究问题,学会了分析与鉴别问题。
综上所述,“糊涂”教学法的核心在于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导他们自己去探索问题并解决问题。这样,学生把历史学习从“接受式”学习转变为主动探索、积极建构的学习。
参考文献:
[1]庞维国.自主学习――学与教的原理和策略[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摘 要:我国传统的课堂主要是使用一本书、一本教案、一块黑板、一盒粉笔等工具进行教学,教师通过使用这些工具向学生传授知识。然而在现代社会,网络技术的不断应用和多媒体技术的出现给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时代的不断进步,人类教育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目前大学使用最多的就是多媒体教学。本文主要讲述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带来的利与弊并分析其弊端的修正对策。
关键词:大学历史 多媒体教学 教学策略
1 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带来的益处
1.1 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
在以往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比较重视历史知识的逻辑性,而对历史的形象性有所欠缺,这样容易使学生只学习了知识,思维方面却处于休眠状态,这样只会让学生觉得课堂枯燥无味。多媒体教学可以从各个方面开发学生的感觉器官,促进大学生在思维能力方面的发展,使学生的整个大脑都可以活跃地运动起来,通过这种思维的促进和感性的理解,学生在课堂上的思维状态将会变得更加积极,很好地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1.2 节省教学时间,扩大课堂容量
大学历史课的课本信息容量非常大,主要提纲也是繁多,如果采用原始的口述教学只会让师生之间厌倦疲惫,课堂效率较低,而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例如,教师在讲述中国近代史不平等条约时,如果是原始的口述教学,那么教师则是按照每个条约在课本上出现的先后顺序开始讲述,当要拿来比较时,还需要又重新返回查看,如果采用多媒体教学,那么可以在屏幕上直接列出各个不平等条约,学生可以清楚地看出每个条约的主要内容和差别,对知识的印象也更加深刻,同时也节省了教师的教学时间。
1.3 营造历史氛围,提高学生兴趣
在历史课堂上,营造历史氛围,激发学生兴趣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方式。多媒体可以播放许多形象生动的画面,感人肺腑的配乐,恰当的解说,鲜艳的色彩,可以直接刺激学生的大脑皮层,引起兴奋,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更加深刻。学生要想掌握好知识,就必须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并对知识点产生浓厚的兴趣。原始的教学模式就是教师讲述,学生听课,虽说这种教学模式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但是它毕竟也是有弊端的。历史本身是十分漫长且复杂的,仅靠教师的讲述与学生的想象,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通过多媒体这个教学工具,将书本上静态的知识转为屏幕上的动态画面,使学生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1.4 提高记忆效率
多媒体可以刺激学生的视觉和听觉,学习历史知识,需要对知识记忆进行巩固,不能学了前面忘了后面,所以巩固知识和掌握知识非常关键。经心理学家分析,多个感觉器官一起工作会提高记忆的效率。在历史教学课堂中,利用多媒体播放多姿多彩的历史视频画面,直接在学生的大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加上一些视觉和听觉的刺激,更是加强了记忆效果,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2 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给大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
2.1 不利于师生间直接交流
在科技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原始的教学方式就是教师面对面地跟学生教学,互相交流和沟通知识,学生在学习的时候,通过教师的阐述,也知道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做些什么,明白自己要如何让去学习历史这门课,学生只有知道了学习这门课的主要目的,才能将其恰当地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大学的历史教师必须跟学生清楚地解释这些内容,并给予指导。如果通过多媒体历史教学方式,让学生与计算机打交道,缺少沟通,师生间面对面交流的时间也少了,师生关系越来越疏远。
2.2 教师的教学主导地位被削弱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是占主导地位的,而在多媒体教学课堂上,网络已取代了教师的地位,成为了教育界的主角。有部分大学历史教师,直接就将自己放在次要地位,而将播放多媒体视频作为整个课堂的核心,这就完全颠倒了主次,毕竟多媒体只是教学的一个辅助工具,根本不可能取代教师的工作。历史教师不仅要交学生学习历史知识,还要教会学生学习的手段和方法,教学生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观察问题,规范学生的价值观,而多媒体不可能教会学生这些课本以外的知识。
3 完善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的对策分析
大学历史教师应该把传统的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结合在一起,多媒体教学生动形象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学习兴趣,再结合历史教师的口头讲述,中间还可以参杂小组讨论等教学环节,有利于师生之间沟通交流,提高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效率。另外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必须精细,内容简单明了,有针对性,学生一眼就可以看懂,对于不同的历史知识点,应该采取不一样的多媒体模式,不能古板不变,应该因课而变,像逻辑不强的知识点可以通过一些讲述一句带过,而对于逻辑性比较强的知识点,就可以加入一些视屏播放,增强记忆。例如,当讲到《北京条约》这种逻辑不强的,就可以直接将条约内容列出,像《重庆谈判》就可以加入相关视频,为学生播放视频,使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整个历史内容,同时也加强了学生的记忆力,学生的眼界得到了开阔,激发了学生对历史这门课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4 结语
大学历史多媒体具有形象生动的特点,学生能够直观地看出历史的画面,通俗易懂,它打破了原有的黑板粉笔式的教学模式,使用多媒体可以使历史场景更加生动,通过一些图片更是渲染和营造历史氛围,大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通过直观的观看图片可以节约教学时间,从而扩大了教学课堂的内容。与此同时,多媒体虽然给教育界带来了飞快的进步,也出现了一些弊端,毕竟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带来利与弊,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多媒体教学的弊端,不能过于盲目地追求多媒体教学,要做到扬长避短,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的历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王芳,徐明.多媒体教学的利弊分析及相应对策[J].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2002,(9).
[2]孟展.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利弊分析研究[J].中国科技信息,2006,(10).
[3]王旭旭,王存年.多媒体教学的利弊分析[J].宿州师专学报,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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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即历史发展的前提性和规律性,历史发展的选择性即历史主体的选择性。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大一历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素质教育的概要
素质教育的内涵正式话题说是在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升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说明:素质教育是为了提高整个民族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根据国家教育法规订的国家教育方针,朝着社会以及受教育者的长远发展目标,以全面学生来提高其综合素质,为了培养受教育者的能力,态度,精神,促进其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素质教育,不仅包括外在的素质还包括内在的素质,外在的素质为学生行为能力所取得的成绩等,内在素质包括学生的精神世界也就是对局整个世界人生环境的看法与理解,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这两种素质相互交融、影响、互为表里,体现为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初中教学中的素质教育是相对于应试教育而言的,在不单纯关注学生的卷面成绩基础上培养学生正确的三观气质与胸怀,引导学生朝着塑造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与建设者,在初中历史课堂上对于学生素质教育的渗透有利于培养民族使命感与责任感责任感,激发爱国热情与民族正气,具有历史大局与观念的学生,所以本文以下将重点说明怎样在历史教学课堂上进行素质教育的渗透。
二、历史课堂上的素质教育的渗透
1、具体、明确教学目标。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明确教学目标是历史教学的灵活与生命。明确的历史教学目标对于教学效果起着决定性与关键性的作用,是提高历史教学课堂效率与质量的关键一步,所以在历史教学课堂上,首先教学工作者要以素质教育为教学的目标,掌握教学的总目标就是在教授固定的历史知识过程中要以心理教育与思想教育为主要目标,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科学研究能力、以及审美观点等,然后在每一个课时上要把总目标具体为一个个小目标,相应总的教学目标,要求的层次是从较低的水平发展到搞较高的水平,从了解的少到了解的多,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目标最后在保证掌握教学内容与教学大纲的基础上,从让大多数学生初步掌握教学的技巧上市时增加情感目标、智能目标等内容,实现质的优化与培养学科的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综合素质的目标。
2、突出教学关键,优化教学内容,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教学内容中,可以按照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军事等方面,将具体的内容分解成一个个小模块,也可以按照认知的层面讲,历史知识分解成历史规律,历史概念,历史表象等等。这样实现了既有具体的历史事实,也有上层次的抽象历史理论,在每一节历史课堂上,由于教学内容的千差万别,每一节课的重难点也不相同其教学目标也有侧重点。教学工作者应该在素质教育的目标下,根据教学内容来优化教学目标,应该遵照以下几个注意点,首先,在数学教学内容明确教学目的的基础上以适应学生的理解能力与智力水平适当选择教材与辅导书,其次,再梳理教学系统大纲的基础上,抓住教学重难点,最后,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定时回忆与巩固在传播教学内容过程中渗透道德情操与历史技能训练。
3、创新历史教学法,活跃学生思维再确定完善教学目标突出教学关键点之后,作为实现课堂素质教育的核心与关键是科学选择教学的方法与其与手段。创新历史教学的方法应该本着降低历史教学难度,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课堂素质为目标,应该优化组合与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从历史教学的课堂上的各个环节来创新优化,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与学习能力,然后再进行课堂的学生提问时应该注意问题的层次与深度水平深入浅出,使得学生在掌握已有的知识水平之上,开拓思维进行积极的回答与思考,最后在设计课后练习时候应该明确联系目的,难度适当,设计分层次思维的问题,兼顾使得所有学生有完成训练有完成练习的机会与世道拔高水能力水平高的学生的问题。
4、创造民主、和谐的课堂环境,让学生成为主人公创造了良好和谐的师生关系和学习环境,可以引导学生发挥出原有自然最佳的学习欲望状态,应该多鼓励学生大胆的说出自己的观点想法,怀着包容与创新的胸怀与观念,反之,如果学生在历史教学课堂上说每句话都怕说错,生活学习于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中,与老师的关系也就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下,处处害怕被训斥与绩效那么学生的开拓思维与积极关念又谈何说起呢,所以,创造积极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与学习环境是培养学生的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素质教育作为用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的补充点一级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步骤是不容小视与忽视的一个教育范畴,在初中的教学阶段,也是素质教育实施的最为关键的阶段,历史课堂上的素质教育应该从具体、明确教学目标,突出教学关键、优化教学内容、创新历史教学方法,活跃学生思维,创造民生和谐的课堂环境,让学生成为主人翁等几个方面来贯彻落实学生的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让学生有清晰的历史全局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也将是当今历史教学工作者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与任务。
素质教育是针对中国当前的应试教育提出来的,宏观上来说当前对于教学评价的过程仍然是以考试分数为主的,来自应试教育的阻碍仍是制约现代素质教育发展重要的影响因素,我们所要探索的历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除了来自应试教育压力,还有着非常多的影响因素。本文就从近几年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的实际工作出发,探索素质教育真正实施到教学过程中的制约因素。
一、对于历史学科的认识
当前很多教师对于历史学科的认识不足是制约素质教育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历史学科相对其他的学科来说有着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教师所讲述的历史都是确实发生过的事件,如果教师对历史学科的认识不到位,就会将历史的教育变成了历史史实的教育过程,这样的话学生在历史学科中也就仅仅学到了历史学科的基础知识,并没有获得能力的提高,这种教育的思想和过程是制约当前历史学科中素质教育实施的重要制约因素。对于历史学科的认识,我们应该充分的理解历史的教育意义,历史的教育应该是贴近生活的,从历史教学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学生去思考,历史事件背后的发展成因、过程和规律,只有引导学生在历史学习中积极主动的思考才能促进学生能力的提高,这就需要我们提高对历史学科的认识,重视历史在素质教育中的教育意义,从课堂改革出发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提高历史学科与素质教育融合的方法。
二、历史教学方法和手段
由于当前中国教育中教学评价的制约,对于历史教学的评价仍然是分数论英雄的应试教育方式,因此尽管我国已经实行素质教育多年,但是很多教师仍然选择采用沿用多年的陈旧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而不会“冒险”使用新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学方法和手段从根本上制约了素质教育的开展过程,特别是现在很多的历史教学课堂上仍然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教师一讲一节课,学生则需要进行大量的笔记以及习题的联系来完成历史学习。落后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是当前应试教育和教学评价机制的必然结果,它对于学生的主观能动以及自主学习能力都有着极大的阻碍,对于学生的学习兴趣的激发,主动探索和思考方面引导作用的缺失是制约学生素质提高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就要充分认识到新课改对于历史教学的需求,转变教学思想以学生为主体,并且积极使用多媒体技术和设备改善教学方式和手段,结合学生的认知特点,积极尝试新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不过鉴于当前应试教育的背景,我们也可以通过创新手段提高学生对于试题的解读能力,也可以尝试从解题的过程提高学生主观思考能力,进而促进素质的全面提升。
三、历史教材的认识
在我国对于素质教育的不断重视下,各个学科都开始了新教材的改编工作。但是由于历史学科的特殊性,对于素质教育的强烈要求下的历史教材的制定和编写过程让很多历史教学难以理解和掌握,这种对于新教材理解的不到位,对于以教材为中心所开展的历史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素质教育的提高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对于教材的理解不到位,使得很多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评价的过程无法很好的把握。历史课程是一门传统课程,无论是旧版教材还是新教材,历史教师都应该充分认识到历史教学的内容和教材的关系,吃透教材,同时不过分的依赖教材,以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教学的主要目标,辅以教材的帮助开展并设计具体的教学过程,通过科学的安排纵向扩展教材内容,突破教材限制提高教学活动的探索性和全面性。
四、历史教师的素质
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对于教师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历史教师的综合素质是影响当前历史学科素质教育的重要制约因素。历史教师的水平也直接影响了历史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当前历史教师素质制约素质教育的开展主要表现在:科研意识、知识结构、创新思维三个方面。首先历史教师的科研意识是教师对历史学科的追求和探索,这也是历史教师专业性的重要体现,在全面开展素质教育的今天,教师的科研意识尤为珍贵,这种积极的探索和专研能够给学生树立榜样,引导学生提高对历史探索过程。其次完善的知识结构,系统的历史知识的框架能够给教师开展素质教育提供丰富的素材,教师能够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发现与素质教育相结合的点,从而安排具体的教学过程。最后是创新思维,创新思维具体的表现就是新型的教学方法和观念,创新也是当前历史教师素质中最为匮乏的部分,很多教师固守成规,封锁了自己对于历史教学和知识的认识,从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忽略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阻碍了素质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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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高中历史教育过程里实施有效的人格教育方法,培养具有健全人格、适应时代发展的人才,是历史教师立足的专业点,也是高中新课改、培养合格人才的需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高中历史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历史知识是人的素质教育的重要基础
历史学科教育具有很很重要的德育作用。因为历史长河涵盖了很多不同的社会现象,这些都是极好的教材,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政治和阶级观点教育;还有仁人志士的英勇事迹都可以用来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关于思想教育,历史教育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全部历史课程中都渗透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历史学习,将有助于加强学生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还有助于学生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的运用能力的锻炼和提升。
二、历史教育在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方面的作用
在人文素质教育中,历史教育所承担的作用是非常重要且独特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历史教育的本质。也就是说,相对于哲学提供的是具有价值理性的思维逻辑,而文学提供的是具有价值理性的情感体验。而作为人类以往实践的集体记忆的历史,它为人们提供价值理性累积经验就更加全面和综合。在历史上发生过由于价值理性缺失而造成的失衡,这里主要是指社会发展的失衡,人们由此产生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学习这样的历史也让我们明白了“以史为鉴”所具有的价值和作用。历史教育也可以称之为一种人文素养教育,其具有综合性。学史有助于明智,历史是有生命的,其具有的现代价值就是能够让人们站在更高的起点,继往开来,高瞻远瞩,更好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三、历史意识的培养,有助于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等多方面素质的提高
“思想政治素质包括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政治意识。”[2]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和传统。历史教育中关于本国史的教育,可以借助对本民族形成和发展历程的学习来促使学生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形成和进一步强化,有助于促使其民族自豪感和责任心增强,从而增强其对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责任心。历史学科到了十九世纪才开始在学校课程中被重视起来,而其中一大重要原因就在于响应那时兴起的民族主义号召。可见一国的历史也就体现了一国国民的意志。通过历史教学便能促使学生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形成,使其成为“国民理想”的拥护者。就道德意识的培养而言,历史一直以来都被用作道德教育的手段。孔子的《春秋》体现了对历史的道德作用的最大限度地发挥。杜威认为历史学科作为促进人的道德品性形成的学科来说,无疑使最优良的。他始终相信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是有历史可以追溯的,很多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中都涵盖了类似的典范,同时得出了历史是永恒的道德遗产的结论,并且是具有建设性的。历史学科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丰富的内容。历史教科书中蕴含了丰富的材料,尤其是历史人物的道德形象,关于其品格高贵、情操高尚、意志坚强等方面的素材都是可以拿来借鉴,从而帮助学生获得美好、高尚的情感体验。另一方面是较强的感染力。历史教学过程中展现出来的道德形象是生动具体的,道德精神更富有感染力,有助于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这样学生会更容易接受,同时也更容易引起学生内心的情感体验。
四、结束语
就21世纪的新人培养要求而言,当前的历史教育状况还有不小的差距存在。其中的问题主要体现有,没有对历史课进行准确的定位;长期的应试教育造成教育目标的偏离;教育功能没能真正发挥出来。所以,现在我们要对历史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予以高度重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将历史教育的功能和作用发挥出来。
教育是人的教育,然而在以“读书—考试—上大学”为学生奋斗目标的今天,知识的教育、专业的教育被强化,而人文教育却出现严重缺失。近年来“马加爵惨案”“药家鑫事件”的频发给人们敲了警钟,也让人文教育越来越引起关注。历史学科富含人文性,作为人文学科的核心学科之一,不仅承担传承历史文化知识的重任,而且理应成为人文教育的重要载体,理应成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重要载体。有感于当下历史教学存在严重的人文教育缺失,本文试从人文教育的意蕴和界定出发,对中学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缺失的缘起和人文教育重建策略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的意蕴和界定
教育的本质特征就是“培育人”。随着教育的专业化发展及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人”的教育逐渐被忽视,人们逐渐忘掉了教育的最初根本。从教育人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可以这样界定历史课堂中的“人文教育”:人文教育是指历史课堂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的旨在促进其道德品质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人生、价值观实现的教育。其本质特征就是对人的教育,其核心是培养人文精神。这种教育既重视由外而内的文化修养的养成,更强调自我体悟与心灵觉解。归根结底,是使人理解并珍视人生的意义,并给社会多一份人文关怀,在根本上体现素质教育的本质。
二、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缺失的缘起
1.教学情感目标的虚化导致人文教育的迷失
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的缺失与教学设计中情感目标的虚化有着直接关系。在历史教案的编写中,教师尽管写上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但这种目标大多是历史知识与能力目标的附带物。在实际课堂授课中,教案内容通常是讲授知识的行进秩序,情感目标自然无从落实。受传统的历史教学观念影响,许多教师只注重历史知识点串讲而忽略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致使情感教学目标人为性缺失。教师受这种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形成了一种以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为主的固定课堂教学模式。对教案中设置的情感目标熟视无睹,从而导致了人文教育在历史教学中方向性的迷失。
2.教学内容的泛化导致人文教育效能低下
长期以来,受传统教学评价和“高考成败论英雄”思想的影响,知识目标也就成了课堂教学的唯一诉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只要把相关考试内容直接灌输给学生,就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在这种课堂教学中很轻松,只需课前把知识结构备好,无需为了情感教学而精心设计教学情境。然而,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考对知识的多元性、答题能力的综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过去依靠单一学科知识的做法已不能适应这一新的要求。因此,现在的历史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关注历史基础知识,而且还要重视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的联系,重视新材料、新语境的实际运用。由于历史教材实行“一纲多本”编写模式,这就需要教师有很强的重组与创新历史教材的能力,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学目标对教师的能力也提出了很高要求,这些都容易造成传统教学思维下的教师教学自我能力感下降,对新时期课堂教学感到无所适从,致使人文教育在历史课堂中的效能低下。
3.课堂模式的单一化导致人文教育开展困难
受传统教学思维影响,历史课堂教学长期遵循一种“教师讲,学生听”的单一课堂模式。随着多媒体课件的广泛使用,课堂引入了大量的音频、视频资源,课堂教学内容变得丰富了,然而师生的情感交往也逐渐被课件所“屏蔽”。教师与学生缺乏互动,教师成了课堂的主宰,这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仍然显得有些僵化。随着素质教育的实施及新课程改革的全面开展,小组合作、自主探究的教学模式备受关注,“师生互动、追求达成率”成为课堂普遍追求的目标。这种课堂教学模式“是在课堂特定的生态环境下,利用生成的动态资源创造性地组织教学活动,使凝固的课堂场景变成一幅幅鲜活的、生动的画面”。[1]然而教师很难摆脱原来课堂教学模式的影响,由于教师指导不当,小组合作中大多数学生无所事事,没能达到理想教学的要求,因此在新课程背景中依然无法开展有效的情感教学。
4.教学评价单一化导致对人文教育的排斥
教学评价作为学校工作的基本环节,旨在比较目标与结果的差异,从而提高教学质量。长期以来,评价者往往以学生学习成绩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虽然提倡多元化评价体系,然而在当前教育大背景下,教学评价主要还是沿袭传统模式。为迎合当前中国单一化的人才选拔制度,为适应单一化的教学评价,教师不得不在课堂教学中唯知识化,从而排斥了课堂教学中的人文教育。
三、历史课堂中人文教育的重建策略
传统历史教学思维与新课程改革背景下人文教育新模式之间的冲突,不仅使教师陷入教学困境,而且严重阻碍了人文教育的顺利推进。那么在历史课堂中如何才能重新构建人文教育的模式呢?我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在教学设计中正确定位人文教育目标
传统教学模式下,虽然很多教师在历史课堂中看到了“重智轻情”导致学生厌学和教学效果低下的弊端,但或出于提高升学率的急功近利的思想,或由于未能真正认识到人文教育的价值,最终这些教师都未能深入探讨和挖掘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的功能。而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应把情感教学活动作为推进人文教育的载体。教师在设计教案时应依据课程标准,围绕三维目标要求(不能流于形式),对情感目标重新定位和思考。比如在设计《抗日战争》教案时,可以利用视频、图片等多媒体材料充分刺激学生感官,使学生进一步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本性,从而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明白只有奋发图强、自强不息、走富国强兵之路,才能远离战争,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2.在课堂情境创设中实现知识教育向人文教育的迁移
在历史教学中开展人文教育,要注意有意识地对学生的意志、情感等心理品质进行培养。课堂教学是由师生共同进行互动的过程,所以“教学不能仅停留在传递知识或培养学生的智力方面,而应当在此基础上提升学生的精神世界”。[2]教师通过设置恰当的课堂情境,可以实现知识目标向情感目标的迁移,知识教育向人文教育的迁移。例如,在学习《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中有关“渡江战役”的内容时,教师可让学生背诵毛泽东的诗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不仅活跃了整个课堂的氛围,而且也让学生感受到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气概和豪迈精神。同样,在讲解《改革开放》一课时可以让学生唱《春天的故事》这首歌,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不仅记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关键年代和事件,而且也让他们切实感受到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3.通过构建新型师生关系促进人文教育的开展
俗话说“亲其师,信其道”,在历史课堂开展人文教育,教师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从思想上认识到新型师生关系的重要性。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作为历史教师,必须摒弃过去那种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的师道尊严的封建观念,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不能过于强调自己作为历史知识传授者和传播者的身份,居高临下,忽视学生的感受。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教师都要关心、尊重、理解、信任和宽容学生。通过爱与民主感染学生、教育并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增进师生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在教学过程中,要尊重学生,从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出发,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尽可能地让学生发挥其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做自己学习和行动的主人。
总之,人文教育对于社会与个人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广大历史教师一定要认清自己肩负的责任,努力在历史教育中渗透人文精神,重视人文教育,使学生学历史的兴趣得以提高,使其人格也得到较好的培育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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