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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促进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于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影响,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思想变迁、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规模扩展方面,很少论及具体的办学途径、层次,而且对辛亥革命在这方面的内在作用缺少实证分析。关于商人与近代教育事业发展的关系,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侧重于商人资助小学、中学教育,以及职业教育方面;对于大学教育方面,虽有所涉及,但大多作为商人个案研究中的资助教育活动事例而提及,缺少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关于近代的大学教育状况,也已不乏研究,主要集中于官办大学和教会大学,对于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亦有涉及,但对商人在私立大学教育兴起和发展中的作用,同样缺少较全面的专题研究①。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商人在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兴起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及其缘由和成就,透视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作用。
从1894年开始酝酿的辛亥革命,其精神实质在于革故鼎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所提出的主要任务除了创建民主政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之外,还包括发展新式教育。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体现。
一是体现于作为革命领导者的孙中山和革命党所提出的革命纲领和任务之中。孙中山于1894年在美国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时,提出的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②,体现了辛亥革命创建民主政治的任务。
1895年,他在成立香港兴中会时,手订章程规定:“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本会拟办之事,务须利国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材,兴大利以厚民生。”③ 这些规定表明,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党,不仅把发展新式教育作为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而且把“讲求富强之学”,“立学校”“育人才”作为领导这场革命,实现振兴中华目标的主要途径之一。
二是体现于作为革命目标趋同者的立宪派和开明官员的改良主张之中。开办新式教育是清末各地立宪和新政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各地的立宪派和开明官员,不仅开办了不少的新式小学和一些中学,而且开办了京师大学堂和北洋大学堂,并提出了扩办各类专科大学的主张。如其中的代表人物张謇,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就为中国自办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拟订办法,主张将大学堂分为初、中、上三等,并按不同专业分类设堂。
1902年,他与缪荃孙、罗振玉为刘坤一起草《学制奏略》和《兴学次第》,建议尽早兴办师范学校,用1年左右的时间,在各州县分别设立高等、寻常小学校,3年后各府设立中等学校,5年后各省设立高等专科学校,京师设立大学校①。1905年,他又联合一些立宪人士向两江总督建议在上海制造局附近创建工科大学,并由端方于1909年7~8月间上奏清廷②。此后,1909年12月,有出使义国大臣钱询奏请设立海军大学;1910年5~6月间又有署两广总督袁树勋,奏请设立广东大学,以造就宪政急需人才③。
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派集精力于推翻清朝的暴力革命,开办学校,特别是开办大学之事尚未付诸实践;立宪派人士和开明官员的扩办大学设想和建议,限于经费和时局,既无力自办,亦未获得清廷的支持和采纳。清廷的办学方针,将大学放在最次要的位置上。学务大臣唐景崇在1910年年末奏陈的《宣统三年筹办教育次第折》中,将全国学堂分为三项,第一项包括初等小学堂、初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第二项包括高等小学堂、中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初等农工商学堂、中等农工商学堂、高等农工商学堂、高等专门学堂、女学堂;第三项即为大学堂。并指出“以第一项为最急,第二项次之,第三项则在从缓之列”.所谓“从缓”,就是只就已设之大学进行整顿,议设之新大学均暂不开办,“应俟数年后次第增设”④。因此,终清朝之世,中国自办的完整意义上的大学仅有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三所,且规模较小,学生较少,办学范围亦较窄,均为官办。
辛亥革命成功后,到“二次革命”之前,革命党人在这短暂的政局相对稳定时段,便将兴学育才方针付诸实践。在指导思想上,孙中山于1912年4月1日正式卸去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除了提出要致力于振兴实业之外,还提出了“学问为立国根本”的主张,把振兴实业和发展教育作为建设民国的两翼,且以发展教育为根本。他认为“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以往倡导革命,“以至成功,皆得力于学说之鼓吹”;民国成立之后,“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当变求建设之学问”;若“使中国学问与欧美并驾,则政治、实业自有天然之进化,将来中华民国庶可与世界各国同享和平”⑤。欲求学问,必须兴学。因而,孙中山又声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专办振兴工艺,及改良社会之大设施”,并“注重教育”,要推动从小学“而至大学堂”的教育普及⑥。在实际行动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积极支持和率先创办大学。
1912年,孙中山支持宋教仁联合革命党人及原立宪派人士、开明官员开办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所大学---民国大学。该校于1912年10月12日获民国政府国务院批准⑦,1913年春正式成立,推黄兴为校长,转委彭允彝为校长;12月,与上海中国公学合并,改名为中国公学大学部;1917年,因上海中国公学停办,更名为中国大学。担任该校董事的共计85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有孙中山、胡汉民、姚雨平、李烈钧、孙拱伊、谭延凯、熊希龄、唐文治、汪大燮、陈锦涛等⑧。同时,孙中山还帮助了具有高等学校水准的复旦公学在辛亥革命后的复校,于1912年3月拨款1万元作为该校的复校经费;又于1913年年初,为支持和促进复旦公学的发展,与陈其美、于右任、唐绍仪、王宠惠等组成校董会,并亲任主席①。接着,孙中山又于1914年会同伍廷芳、唐绍仪、蔡元培,赞助了金陵大学农学科的创设②。此外,黄兴也于1913年春领衔发起在北京创办明德大学,聘章士钊为校长。该校到1916年停办,后迁回汉口复校③。除了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革命党的上层人物之外,还有普通的革命党人受到辛亥革命精神鼓舞而创办大学。
1912年,同盟会会员陈时,说服其父陈宣恺④、伯父陈朴生,捐田200石(约合1300亩)、白银3000两,官票5000串,书籍3000余部,折合银元共计3.9万元,在武昌创办大学,命名“中华大学”,取“振兴中华”之意。该校先办中学和大学预科,1913年4月改办大学,1915年3月呈准民国政府教育部立案,成为正式大学⑤ .该校的创办亦是辛亥革命精神的产物,陈时自述其办学动机是:“民国成立,以教育为陶冶共和国要图。”⑥在其所采取的校歌中又进一步表白说:“汉江汤汤,大别苍苍。武昌首义放出五千年历史的光芒,中华大学随中华民国同年诞降。达材成德三民大同与河山具永,与国族人类以无疆。”⑦复旦公学亦在辛亥革命精神鼓舞下,颇有将自己随即升格为大学的设想。当时正任该校校长的革命党人马相伯说:“民国光复,吾复旦亦光复矣。吾十余年来所梦想共和政府下的学校,今始遂愿矣。”并“呈准教育部照大学办理在案”⑧,使复旦公学开始成为一所没有大学之名而初具大学教育水平的准大学。
革命党人的这些举措,不仅推动了民国成立后第一所新大学的开办,而且具有引导民办大学新方向的意义。与此同时,民国政府在辛亥革命革故鼎新、振兴中华精神的影响下,日益重视大学教育,很快建立了一种集合政府、民间力量和利用外国资源兴办大学的机制。
1912年10月,中华民国成立不久,教育部就制定公布了《大学令》,不仅将政府开办大学作为一种法定责任,表明了政府提倡发展大学教育的政策意图,而且规定,“私人或私法人亦得设立大学”⑨,力图动员民间力量兴办大学,开启了大学教育的新天地。
1913年1月,教育部又专门颁布《私立大学规程》,系统规定了开办私立大学的程序和师资要求、教学设施等,为民间兴办大学制定了规范。
1914年,教育部公布的《管理留学日本自费生暂行规程令》中规定:“凡经本部认为合格之自费(留学)生毕业回国后,得与官费毕业生受同等之待遇。”鼓励学生自费到外国大学留学。这一系列的制度规定,使私立大学和自费出国留学,具有与国立大学和官费留学同等的地位。
1914年12月,教育部制定整理教育方案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允许开办私立大学的基本原则。该草案首先指出教育革新对继承辛亥革命事业及其精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凡一国政治之改革,不可不随以教育之革新。政治在于整理现在,教育在于整理未来。”“居今日而言教育,非施以根本治疗不可”.其次提出教育革新的基本方针,其中第一条规定:“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国家根本在于人民,唤起人民的责任心,而后学务能起色也。”这也就是说,要注重发展私立学校,发动民间力量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再次确定大学教育的位置及其发展路径,指出:“大学校为全国最高学府,其目的在培成富有理想之人物,以与世界之学术相应。”其办学的方法是:“国家择其需费较巨之科力求设备完美,如文科、法科等则听民间之私立而严格监督之;或各省互相联合创立公立大学,视其财力,考其学程,足以符大学之本旨者,准予设立,以广人才。”①从而确立了大学的三种办学模式:国立、公立和私立。
为了动员民间力量办学,教育部还制定了奖励捐资兴学者的办法。如1913年,教育部公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令》,规定:人民以私财创立学校或捐入学校及有关教育事业,捐资在100元至1万元者,均经由地方政府呈请不等级别的褒奖②。此后,多次修订这一奖励条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于1929年公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除重申1913年的奖励办法外,还将授奖的最低捐资额度提高到500元,对捐资在3万至10万元和10万元以上者,由国民政府给予明令嘉奖,对持续捐资者累计其捐资数额晋级嘉奖;并规定所捐资的动产或不动产均“折合银元计算”③。这些奖励条例所规定的授奖范围,既包括资助中小学教育者,更包括资助大学教育者。
民间捐资兴学,早就有之,但民间资助大学教育,则在辛亥革命之前尚未见及。在清末新政时期,虽有如张謇这样的个别绅商向政府和官员提出过开办大学的建议,也萌生过自办大学的设想,但均因时代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如愿。只有到了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在辛亥革命精神的影响下,政府所制定的以发展大学教育为重点,以发展私立学校为导向,以动员民间力量为重要途径的发展教育方针,才为民间的捐资兴学活动构筑了进入大学教育领域的新平台,使商人的兴学活动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民间捐资兴办大学,其捐资者当然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但是其中最主要的捐资者应属从事各种工商业投资和经营的商人,及商人化的具有官僚、军人等其他身份的人。这在中华民国教育部所编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中有足够的佐证,其所记录的出资1万元以上资助大学的总共有卢木斋、胡文虎、杜月笙、程霖生、陈芝琴等5人④,可以说全是商人。其中胡文虎是华侨大商人,程霖生是上海地产大商人,陈芝琴是天津买办大商人;而卢木斋,在晚清时曾官至提学使,民国后则广置地产,并投资于开滦煤矿、启新水泥厂、济安自来水厂、耀华玻璃公司、张家口电灯公司,已经明显地商人化;杜月笙则既是帮会老大,也是大商人。另外,1936年教育部公布的一份嘉奖捐资兴学3~10万元的人员名单中,捐助大学的有:海南籍广州彩票商人霍芝庭(捐资4.8万元),华侨商人胡文虎(捐资3.64万元),军人黄旭初、李宗仁、白崇禧(合捐4.8万元)⑤。这两则记录当然不够全面,有的资助者没有登记在内,不过下面的一些具体例证,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辛亥革命虽然建起了商人捐办大学的新平台,但是商人的捐办大学活动并非随之而至。捐办大学与捐办中小学大不相同,需要有大得多的资金,商人必须要有较大的资金积累才有能力捐办大学,必须要以工商事业的发展和稳固为基础,正如张謇所说:“父教育而母实业。”⑥在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年,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商人们主要是乘国内、国际的有利时机致力于兴办工商实业。
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不仅中国的工商实业获得较大发展,而且商人们的个人财富也获得了较多增加,加之世界格局被认为是进入了“和平竞争”的时期,商人们便迅速投入于捐办大学的活动之中。商人捐助大学教育的动机,主要表现为思想意识、培养后代和谋求救亡图存三个方面。
在思想意识方面,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振兴实业高潮的持续兴起和民族工商业的较快发展,特别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代”的刺激,使不少胸怀大志的商人日益意识到发展大学教育,以提高工商界的学识水平,进而促进工商实业更快、更好发展的重要性。
著名的南通实业家张謇,早在1905年向两江总督建议创建工科大学时,就指出了兴工以兴学为本的原则。他说:“苟欲兴工,必先兴学。”建立工科大学,将使中国“有完全之工学”,使“各省热心从事工业之处,得有相助为理之人”,避免以往的“瞎骑盲进”现象,“于国计民生,关系实重且要”①。辛亥革命后,张謇的这种思想理念更加坚定,并付诸于一整套的促兴大学教育的实践活动。
上海著名棉纺织企业家穆藕初,则更多地阐述了兴学与兴商、兴国的关系。他在1920年为资助北京大学优秀学生留学之事致函蔡元培说:“窃思吾国学术尚在荫芽时代,欲求高深之学,非求自欧美不可。”②把选送中国优秀学生赴外国大学留学,视为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科学知识,使中国得以弥补欠缺,跟上世界发展潮流的不二法门。
1922年11月,他作为东南大学代表出席太平洋商务会议秩序委员会会议,在讲话中指出:中国自1903年推行新教育制度开办新式商业教育以来,“甲乙两种商业学校之程度,仅足供初等商业之训练,未能培养高等人才,实不能应社会之需要”,“欲求有管理他人及组织事业之能力,足为工商界之领袖者”,则必需开办商业大学③。因此,他积极促成了上海商科大学的开办。
1928年11月,他又在为中华国货展览会开幕而撰写的文章中说:“余在我国工商业中不无痛苦之经验,故深感提倡国货之根本在科学教育。”并提出三条办法:“一面努力提倡科学教育,积极扩充科学教育之各种设备,在各大学设极完备之研究室,务以与各国大学研究室设备相等为目标而努力进行。一面提高科学教育之程度,务使在校学生,不仅以略知科学大意为满足,务必进求深造,以创造为己任。一面再择本国大学教授及毕业生之有专长者,资送国外专精研究,俾在本国设备未完之时,先造就可以应用之人才。”④上述两位著名企业家所指出的发展大学教育,以适应民国时期所面临的工商实业和学术发展之需要,可以说是不少杰出商人的共识。诚如穆藕初所言:“在此商业发展蒸蒸日上之时,举凡实业界之领袖人物,亦已公认需要一强有力之教育机关。不仅以之完成商业专门知识与学艺,抑须以之造成有管理之能力与领袖之干才者。”⑤ 穆藕初在此所说的这一强有力之教育机关,就是商科大学。在培养后代方面,民国成立以后,许多商人为使自家的工商事业后继有人,纷纷把自家的子弟送入国内外大学就学,成为大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
送后代上国内的大学学习,是商人们培养后代的一种主要选择。在民国时期的大学生中,来自商人家庭者占有多少比重,由于缺乏资料,难以统计。不过,有一则关于燕京大学学生来源构成的统计,可以作为一项佐证,1925年时该校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来自商人家庭。
送后代出国留学接受大学教育的商人,亦大有人在。其中的典型者,如火柴业大商人刘鸿生送4个儿子留美、4个儿子留英、2个儿子留日,送3个女儿分别赴美、英、日留学⑥。无锡的棉纺织业和面粉业大企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家族,除了送子女到国内的大学就读外,还有多人出国留学,“七儿、九女及二房两孙在美,每月共需费用1000美元;外孙中则五女所生美生、三女所生能伦,亦均赴美留学”.
以至于使他想到:每年耗此巨资,国内大学“如果办得好,较外国为便,且免漏卮”⑦。于是,决心自己集资创办大学。
在谋求救亡图存方面,把兴办教育作为中国救亡图存的一个重要方略,自晚清就已有之,民国成立以后,仍是商人捐资办学的一个主要动机。如华侨商人陈嘉庚于1919年创办厦门大学时,号召工商各界说:“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救亡图存,匹夫有责”;“众擎易举,众志成城,是所望于海内外同胞也”.使有的闽商感到:“如果不惟陈君是助,就不是人。”①其他捐办大学的商人,虽然没有像陈嘉庚那样直白的救国表示,但亦有同样的思想。如张謇建议创办工科大学时说:“棋劫将穷,河清难俟,权衡形势,而先其所至急”,则莫若于此②。穆藕初在促办上海商科大学时,也有同样的思想,旨在提高国货生产之水平以增强抵制洋货之能力。
商人对大学教育的投入,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创办和资助私立大学。商人在这一方面的举动,可谓建树颇丰。从1919年起,商人出资创办和资助私立大学,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举动,使20世纪20年代成为商人捐办大学的高潮阶段。其中最突出的是商人资助创办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以及南通大商人张謇的开办大学事业。
在私立南开大学的创办过程中,商人捐助居于决定性的地位。南开大学于1919年由南开学堂升格而成。南开学堂由张伯苓、严修、王奎章合作,于1904年创办。张伯苓说,南开学堂之创办,靠的是“严范孙、王奎章二先生之捐助常年经费,郑菊如先生之捐助南开地亩,以及袁慰亭、严子均二先生等之捐资起建校舍”③。此中的严范孙即严修,他虽是一介文人,当过清朝的学官,但他也是宁波慈溪籍大商人家族的后代,其祖、父辈是天津著名盐商,积有丰厚家资,使之能够给南开学堂捐资;王奎章是名列天津“新八大家”的钱庄商人,在创办南开学堂时,他不仅自己出银1万两,还带动天津盐商纷纷解囊资助,共计筹集捐款2.6万两;郑菊如是一亦绅亦商之人,拥有祖传的美庆成罗底铺;严子钧是上海的慈溪籍严家大商人,被严修拉来捐助;唯有袁慰亭(即袁世凯)是官员。
到南开学堂升格为南开大学时,得到商人及涉商人士的更多捐助。对此,张伯苓有较详细的叙述,他说:“民国七年冬,苓自美归国,壹志创办大学,得前大总统徐公(徐世昌)、黎公(黎元洪)及李秀山(李纯)先生之赞助,遂于八年春,建大学讲室于中学之南端隙地……九年,李秀山先生捐助遗产五十万为大学基金。十年,李组绅先生捐助矿科经费,于是大学又增设矿科。”“在大学部,有李秀山、袁述之、卢木斋、陈芝琴、李组绅、傅宜生(傅作义)、李典臣、吴达铨(吴鼎昌)诸先生,以及美国罗氏基金团等,或慨捐基金,或资助常费;或出资建筑校舍,或解囊充实图书。尤以吴达铨先生所发起之‘南大学生奖助金’运动,每生年得奖助金三百元,名额约三四十人,于清寒学生嘉惠尤多!”④ 此中,属于商人者5人:李组绅(5年累计捐助矿科经费15万元)、卢木斋(捐助图书馆建设费10万元)、袁述之(河南矿商,捐助理科经费7万元),陈芝琴(捐助1.5万元)、吴达铨(捐助学生助学金),他们的捐助额度均在1万元以上;其余5人均有军人和官僚身份,但除傅宜生、李典臣外,均在天津等地有大量的工商业投资⑤,已明显地商人化,且捐资数额较小,徐世昌捐1.67万余元,李纯所捐遗产50万元实际交付10万元,其余均在1万以下⑥。此外,王奎章之子王益孙捐白银十万两(约合银元14万元),并动员盐商富户捐地、捐物、捐款⑦。其他捐款在1万元以上的还有商人化的官员梁士诒、周自齐,各捐4万元⑧。
厦门大学是一所完全由商人捐资开办的私立大学。华侨商人陈嘉庚于1919年出巨资创办厦门大学,气势非凡。他“认捐开办费100万元,作两年开销,复认捐经常费300万元,作12年支出,每年25万元。并拟于开办两年后,略具规模时,即向南洋富侨募捐巨款⑨,以期学校的持续发展。后来,他曾于1927年和1935年两次在南洋募得基金20万元和30万元①,但”募捐巨款“之计划未能如愿,加之自己经营的企业不景气而最终于1933年停歇,无奈于1937年申请国民政府将厦门大学收归国立。至此,他对厦门大学的实际捐资数额,正好为其在开办时所承诺的400万元②。
张謇从清末起就在家乡捐办中小学校及师范和各种专门学校,并有创办大学的设想,从1919年起便将设想付诸实践。他于1919年因苏北农垦事业的迅速发展,急需更多的具有高深农业研究基础的专门人才,于是将自己前设的农业专门学校改制为”私立南通农业大学“,设有农艺、农化、畜牧等系。于1926年,将1912年由自家开办的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升格为”南通医科大学“.于1927年,将1913年联合一些纺织企业家创办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升格为”南通纺织大学“,除原设的纺织、染化两个系外,又增设了金工系。于1928年,将南通纺织大学与南通农业大学、南通医科大学合并,组建”南通大学“.
除了上述三个典型之外,还有面粉企业家荣氏家族于1947年创办江南大学,预算耗资200亿法币。学校设有文学院、理工学院、农学院,三院下辖九个系③。
至于商人们对私立大学的分散捐助,亦多有事例可举。如对复旦大学的捐助,潮州巨商郭子彬于1921年捐资1万两白银建造学生宿舍,又于1923年捐资5万两白银,兴建心理学院教学楼,称”子彬院“;后来又由其子郭辅庭捐助心理学院的开办费④。华侨商人黄奕住,于1921年出资1.5万元,建立”奕住堂“,用作图书馆和办公楼⑤。烟草企业家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于1921年捐资5万元建造”简公堂“教育楼⑦ .杜月笙亦捐助2万元⑧。又如1924年创办的上海大夏大学,其创办和扩建经费,除了由先后任董事长和校长的王伯群筹措11万余元,并以家产向银行抵押贷款外,也得到了商人们的不少捐助。杜月笙捐2万元、程霖生捐1.5万元,胡文虎捐1万元,乔鸿增捐0.6万元,戴培元、吴宽各捐0.5万元,李逖先捐0.3万元⑨ .简照南、简玉阶兄弟还分别对南开大学、武昌大学、暨南大学捐助了办学经费瑏瑠?。侨商胡文虎,还对广州岭南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捐助了办学经费。化工企业家吴蕴初对燕京大学、沪江大学有所捐助。
2.捐助国立和公立大学。民国成立以后,”政府曾有全国设四大学之议,其预定地点为北京、南京、武昌及广州,终因人力及财力关系,事未果行“,直至1921年以后才有新的国立大学的开设,商人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第一所新设国立大学是东南大学,于1921年正式成立?瑏瑣 ,是由商人助成的。
1920年,张謇联合一些著名的江浙商人集资支持东南大学的创办。张謇、穆藕初、陈光甫、钱新之、聂云台、荣宗敬等著名商人出任校董会成员;穆藕初、钱新之、聂云台还担任经济校董。这些校董都设法为东南大学筹措经费资助,穆藕初资助农具院建筑费6000元;以荣宗敬为首的上海面粉公会,补助改良小麦试验费每年6000元,又拟资助4.6万元购地40亩扩充小麦试验场;以张謇、聂云台为首的上海纱厂联合会,补助改良植棉试验费每年2万元;由上海合众蚕桑改良会,补助本年蚕桑试验费4000元。
紧接着,商人们又支持了第二所国立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的创办。该校于1921年由东南大学、暨南学校联合发起筹组,其合组委员会的15位委员中有黄奕住、史量才、聂云台、穆湘玥(穆藕初)、钱新之、张公权、陈光甫、简照南八位著名商人①。第三所新设国立大学才是完全由政府机构交通部创办的交通大学,于1922年正式在教育部立案②。此后,国立和公立大学逐渐增设。此外,还有商人们对国立大学的分散资助。如霍芝庭、胡文虎二人分别于1934年和1935年为中山大学建设石牌新校区捐资4.8万元和3.6万余元③。
3.资助和奖励大学生。商人对大学生的资助和奖励,除了个人提供资助的方式以外,还采取了集体提供资助的新方式,即使是个人提供资助亦出现了基金的形式。
在集体提供资助的方式中,最典型事例有:
浙江湖州南浔大丝商刘锦藻家族所设义庄,在20世纪20年代,将奖励资助族中子弟上大学及出国留学作为”义举“之一。在其规条中,有资助、奖励族中子弟上学读书的专门条文,有关资助大学生的条文规定:”省学毕业送考京师大学堂者支钱三十千,官费咨送出洋游学入高等专科者,东洋支钱四十千,西洋倍之。“有关奖励学业优异者的条文规定:”大学堂毕业分科列最优等者八十千、优等六十千、中等五十千,选科最优等六十千、优等中等五十千。“
以旅沪宁波商人为主体的宁波旅沪同乡会,则成立了资助同乡弟子上大学的基金会。1931年7月,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虞洽卿,在上海各团体为其莅沪50年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提出建立”四明大学“的倡议,获得旅沪宁波商人的广泛赞同,并开始筹备。在筹备期内,于1934年议定先设”四明大学奖学金“,资助和奖励在学之本籍优秀大学生,旨在”奖进甬籍优秀子弟研求高深学问“,由虞洽卿等宁波籍著名商人和少数教育界人士共25人组成委员会。基金会初定奖助名额为125人,每人每年400元。当年的第一届奖学金总额为5万元,由四明银行、三北轮船公司,以及虞洽卿、刘鸿生、王伯元等6人认捐。计划以后每年增加奖助学生125人、金额5万元,直至第四届的500人、20万元⑤。
在个人提供资助的基金中,最典型的事例有:
化工企业家吴蕴初,于1930年发起成立”清寒教育基金“.该基金由吴蕴初所办的天厨味精厂及其个人出资,”以资助家境清寒有志深造青年为宗旨“,资助对象以学习化学及化学工程的大学生为主,至1937年抗战爆发止,共资助学生200名,发放款项4万余元⑥。
旅沪宁波籍银行家王伯元,自己出资于1931年设立”伯元奖学金“,资助高中毕业,成绩优异,有志进入大学的学生。前后共资助学生90余人⑦。
4.资助学生到国外大学留学。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有:
穆藕初于1920年决定捐资5万两,设立基金,资助优秀学生出国留学⑧。先出资1万两,资助北京大学选派5名优秀学生”赴欧美大学求学“⑨。1921年,又捐赠1万银元,资助河南的4名学生去菲律宾留学。后来,又先后资助10多人出国深造瑏瑠?。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从1920年起由简氏个人及其所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设专项资金,资助优秀学生赴英美大学留学,计划每年选派15人(简氏个人资助5人,公司资助10人),连派三年,共计45人,最终实际选派37人①。
总的来说,捐资兴办大学可以说在商人中已形成一种相当的规模,尤其在捐办大学方面,其贡献更为卓著。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统计,1929~1937年全国获得教育部褒奖者及其捐资兴学金额总数为636人、32 327 645元﹡,人均捐资数额为50 829元。其中,捐资最多的年份为1936年,达到20 971 705元,占总数的64.87%;捐资者人数为60人,排在9年中的第6位,人均捐资数额为349 528元,位居第一,且大幅超过其余年份的人均捐资数额。在捐资总数中,捐资兴办专科以上学校的总金额为21 670 900元﹡,占各类捐资总数的67%;捐资最多的年份亦为1936年的20 262 240元,占该项总数的93.5%,占该年各类捐资总数的96.62%.其中还有捐作贫寒学生补助金者9900元,捐作教学基金者451 090元,捐作奖学基金者21 420元,其资助对象也包含专科以上学校及其学生②。这里所显示的资助专科以上学校的金额,无疑以大学为主要资助对象,而且有些年份数额特别巨大。当然,在这笔巨大的捐款中,捐助者会涉及各个阶层,但是商人无疑是最主要的一个阶层。
商人在民国时期捐办大学活动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民国时期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助成了民国政府所提出的三种模式办学方针,促进了大学教育规模的扩大。具体而言,这一作用的发挥主要有四个表现。
1.推动私立大学的兴盛。从国立、公立、私立三种大学的数量构成来说,据教育部公布的全国由国人自办大学的资料显示,国立大学,从清末时的3所,直至1920年无一所增设,而新设的私立大学则达11所之多,其中由商人出力甚多的有著名的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③,使私立大学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主流。即使到了1926年,国立大学增至17所,公立大学增至8所,私立大学亦已增至15所④,私立大学在数量上几乎与国立大学并驾齐驱。如果加上未获教育部批准立案的私立大学,其数量和所占比重就更大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虽然加强了国立大学的建设,有些私立大学被收归为国立大学,但私立大学仍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一年的1936年时,国立、省立(公立)、私立大学的构成状况是:学校数量,国立大学13所,省立大学9所,私立大学20所。在校学生数量,国立大学11 694人,省立大学4689人,私立大学13 033人,私立大学在校生数量超过国立大学的11.45%.岁入经费数量为,国立大学13 943 158元,其中财产收入27 610元、捐助收入150 000元、杂项收入156466元;省立大学4 408 542元,其中财产收入580元、捐助收入50 000元、杂项收入657 874元;私立大学9 025 834元,其中财产收入304 128元、捐助收入3 116 096元、杂项收入2 270 660元,捐助收入为国立大学的20多倍⑤。这一统计表明,私立大学除了经费之外,在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上均超过了国立大学,而且其经费来源中以捐助收入为最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受到严重挫折,私立大学受挫更重,国立大学日益成为大学教育的主体。抗战胜利后,经过恢复,私立大学之阵营虽已不及国立大学但仍有所发展。到1949年时,全国有国立大学39所,私立大学27所。私立大学较之1936年增加了7所⑥。
2.引起政府对私立大学的重视,使之走上了一条有规可循的制度化发展道路。从1919年起,各地相继设立私立大学,发展势头颇猛,难免鱼龙混杂,参差不齐,甚至出现”借办学以敛钱,以开办大学为营业者“①的现象。对此,民国政府教育部,除了不断完善私立大学法规之外,还迭次加以调查整顿,将学科设置和教学质量合格的私立大学予以注册登记,其余者或责成整顿,或指令停办。凡经注册登记的私立大学,不仅对其加强业务监督,务令符合大学规章,而且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使之规范而持续发展,有不少成为名校。
3.促进了国立大学的发展。商人捐办大学的领域虽以私立大学为主,但亦关注国立大学的建设。如上面所说的商人们对创办东南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的支持,以及对中山大学校舍建设的资助,对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的学生留学资助,都对国立大学的建设和教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帮助和导向作用。尤其是助成东南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的创办,由于该二校是民国后新设大学的第一所和第二所,其促动作用不可小看。
4.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学的学科建设。商人在捐办大学时,有的会根据自己所经营的企业行业,或资助某一大学开设相应的专业学科,或在自己集资开办的大学中设置相关的专业学科。
如旅津宁波商人李组绅是矿产企业家,所以与严修、张伯苓商定在南开大学创设矿科,并由自己独力捐助开办经费②。此举,不仅为南开大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专业,也为全国各大学所稀有。
又如助成东南大学的商人们,结合自己的行业设置相关的学科专业。穆藕初与自己经营棉纺织业,改良棉花品种,引种美国棉花相结合,委托该校农科负责华商纱厂联合会所设植棉改良委员会的棉种研究、改良和推广工作;并由华商纱厂联合会,在1921~1924年间每年提供经费2万元,在全国设立植棉试验场16处③。既有利于棉种改良,也有益于学校植棉专业的进步。
再如郭子彬父子资助复旦大学建设心理学院,使该校建立心理学专业的设想得以实现,成为中国较早设有心理学专业的大学之一。
面粉企业家荣德生,于1947年在无锡创办江南大学时,先设有文学院、理工学院、农学院。到1948年,又根据自己所经营的企业行业的需要,并得到面粉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的支持,增设了面粉专修科,成为国内外大学的独创④。
第二,对人才培养方式起到一定创新作用。主要表现在选拔资助对象时把学习成绩与品德、能力相结合,并委托有关专家管理。如穆藕初在捐助大学生出国留学时,所采用的选拔方式是”不限省份,不限科目“,以”道德、能力与学问并佳,日后堪为各界之领袖者为合格“⑦ .”委托蔡孑民(蔡元培)君以个人资格于国立北京大学毕业生中择优送之“.由其创建的”穆氏奖学贮金“,”委任黄任之、沈信卿、蒋梦麟三君为管理人“⑦,实现了选拔资助对象上的商人与教育家相结合,资金使用上的捐助者与用者相分离,从而避免了人情关系的干扰和个人意志的偏见。这种资助方式,使穆藕初所资助出国留学的人员中,大多成为杰出的人才。如第一次资送赴欧美留学的五名学生:
罗家伦,赴美国研究教育及比较文学。后继续游学英、德、法等国。返国后先后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新疆监察使,驻印度大使。段锡朋,赴美国研究经济政治学。回国后在武昌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干事,教育部政务次长,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等职。汪敬熙,赴美国研究心理学。归国后任中州大学(河南)、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1934年起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
1946年任联合国文教组织自然科学处国际科学合作组主任。周炳琳,赴美国研究社会经济,继入巴黎大学、伦敦大学学习。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武昌商科大学、清华大学等。
1937年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康白情,赴美国研究文学社会学。回国后先后任中山大学、文化大学、华南联合大学教授⑧。
又如第二次资送赴菲律宾留学的四名学生中,除了有两人情况不明外,还有两人:
韩朝宗,由菲律宾留学结束后赴美国留学,专修金属材料试验及冶金研究。归国后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冶金委员、军政部兵工研究委员。张纯明,由菲律宾留学结束后赴美国留学,主修社会、政治学。回国后任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系主任。抗战中任行政院秘书、河南省政府委员等职①。
此后,资送出国留学的学生中所取得成就的佼佼者有:方显廷,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主修经济学,后获纽约大学获经济学学士、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
1929年1月任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研究主任兼经济系教授。
1946任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
1947年年底,受聘参加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任经济调查研究室主任。
第三,对商人捐办教育事业的方式产生了提升作用。在商人捐办大学活动中,除了继续采用传统的个人直接出面的捐助外,日益增多地采用了基金会、董事会之类的有组织的方式。这些组织都订有自己的章程,一切按章程办事。从而使得商人的捐资兴学活动更趋于规范化和合理化。
第四,对商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商人通过送自己子弟上大学、出国留学,尤其是通过资助大学建设和资助非自家子弟上大学和出国留学,既使中国人的接受大学教育率得以提高,也使商人阶层的素质构成得到明显的提高。据徐鼎新的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能够统计的1108名新式企业经理、董事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为229人,占总数的20.7%,其中毕业于本国大学者129人,占总数的11.6%②。又据苏云峰的研究,在1912~1928年间,有案可稽的著名商人377名,其中受过大学教育者126名,占33.4%,内中88人有在国外大学留学的经历,占有大学学历者的69.8%③。
总而言之,辛亥革命启动了近代中国大学教育较快发展的进程,而在奠定大学教育基本格局的过程中,私立大学不仅具有引领潮流的作用,而且居有半壁江山的地位,其中的商人捐助既是私立大学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国立大学发展的援助力量。如果没有以商人捐办,没有私立大学的加入,那么近代中国的大学教育水平将大为降低,教学的现代化水平亦将会显得更加落后,商人队伍的现代化进程亦将严重滞后。由此可言,动员和利用商人捐资办学,是近代中国发展大学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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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29日~30日在西安召开了 管理学在中国 的学术会议。与会学者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对 管理学在中国 进行了学术上的研讨、反思和展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索人力资源视角下中国管理学教育教改新思路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对高校管理学教师的素质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这使高校教师培训工作既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也迎来了发展的良好时机。本文从人力资源视角出发,关注管理学教育教改中教师培训工作,主要引用人力资源培训的有效系统设计高校教师的培训,为促进高校教师培训工作提供了一些新的认识。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学;教育教改;教师培训
从中国第一个政治学系于1903年在京师大学堂建立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在当时全国200所大学中,有超过1/4的大学建立起了政治学系所或专业(陈辉,2003)。与此同时,公共管理学科也一同被引人中国社会科学界(Tong&Straussman,2003)。被誉为“中国公共管理学之父”的中山大学资深教授夏书章老先生曾于1946年在哈佛大学的Littauer公共管理学院)如今的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前身)获取了MPA学位。然而在1952年,政府决定“以苏联为师”,重新调整全国大专院校的院系设置。在这次调整过程中,中国的大学设置完全仿照“苏式”,将学科重点全部放在硬科学以及工程领域,忽略了对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这样的调整使其在完成之时,西式政治学科及其他社会科学专业遭受重创。
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所遭遇的一个特有的问题。一方面,第一股潮流中的老一辈学者以及公共管理学专家们或已逝去,或随国民党于1949年去了台湾。而留在大陆的老一辈学者在建国初期的30年间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固然在改革开放后,他们都在各自不同的领域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他们已近垂暮之年,很难在短期内将近30年的知识断层弥补上。而直到近10年,第二股潮流中的学者和专家才开始接触西方的社会科学以及行政管理的理论和技术,因此第一股潮流和第二股潮流间应当存在着一个将近30年的人力资源断层。谁将来填充这两股潮流间的人力资源断层?另一方面,中国的行政管理专业正在各大专院校蓬勃发展,短时间内全国就有超过100所大专院校开设了MPA专业。当前中国公共管理院系内的师资力量是否足以承担迅速扩张所带来的教学任务的需要和日益提高教学质量的需求?
1.创造一个学习的环境
在人力资源培训中, 为了确保员工在培训课程中获得一定的知识和技能, 并且将在培训中所得到的信息运用到工作当中去, 培训计划须包括一些具体的学习原则。教育和工业心理学家以及培训设计指导专家总结出了保证员工能够最好学习的八个条件: 第一, 告知教师培训的目的, 如明确说明学校期望教师通过学习达到怎样的绩效; 第二, 用培训的独特性质来对教师进行激励, 如在教材中用表格或者图形的方式来强调培训特征; 第三, 限定学习内容的数量, 如删节过长的培训资料; 第四, 提供学习指导, 如用图表或模型来展示概念之间的关系; 第五,详细描述需要学习的内容的数量, 如将新学习的材料与过去已经学到的信息联系起来; 第六, 提供回忆的线索,如提供有助于回忆培训资料的线索; 第七, 强化培训内容的持续保留以及学习成果的转化, 如设计出与实际工作环境有共同之处的学习环境; 第八, 提供绩效改善的反馈信息, 如提供关于绩效的准确率和执行时效性的反馈。
在这里, 我们也要特别注意教师在接受培训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有以下六点: 第一, 接受学校不够重视, 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都远远不够正常培训标准; 第二, 培训的相关服务水平低, 例如图书馆资料缺乏、后勤服务差和日常管理不到位; 第三, 指导教师的水平比想象的差, 且态度不认真; 第四, 培训方式不当; 第五, 教学或者研讨内容陈旧; 第六, 硬件落后。
2.促进培训成果的及时转化
培训成果转化是指把在培训中所学到的知识、技能和行为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去的过程。培训成果的转化受转化氛围、管理者的支持、同事的支持、运用所学能力的机会、技术支持以及自我管理技能等方面的因素。就拿同事的支持来说, 高校可以通过编印时事通讯的方式来通告大家教师培训者是如何处理各种培训成果转化问题的。这种时事通讯可以刊载对某位将培训内容成功转化为工作经验的受训教师进行访谈的记录, 然后再将它分发到所有的受训教师手中。管理者还可以为每一位受训者配置一名导师―――一位原来参加过同样培训且工作经验更为丰富的雇员。这位导师可能是受训教师的一名同事, 他会向受训者提供如何将培训成功转化为工作实践的建议和支持。
3.选择培训方法和形式
在人力资源培训中, 帮助员工获取新的知识、新的技能和新的行为, 就需要不同的培训形式。在高校教师培训工作实践中, 我国从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发展需要出发, 结合教师队伍的实际, 创造了十几种内容不同、目标不同、时间长短不一、适合不同职务教师进修提高的培训形式, 它们分别为: 岗前培训、单科进修、助教进修班、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教师进修班、骨干教师进修班、国内访问学者、高级讨论班、社会实践、短期研讨班和出国进修。就拿单科进修这种培训来说, 其目的是为了让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和急需开课的教师熟悉教材内容、重点及难点, 并为此进行以提高教学水平为主的进修期限一年的培训。
再以出国进修这种培训方式来说, 其目的是为了选派中青年骨干教师由国家或所在高校派遣、校际交流、合作研究以及自费留学等方式, 攻读学位、做访问学者、做博士后研究、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等。从培训形式来说, 对新时期高校教师培训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和师资培训网络体系的综合优势, 积极探索新的培训模式,不断更新教师培训的技术手段, 在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提高教师培训效果等方面; 应有所突破和创新。
主要的培训形式很多, 有以下六种:
第一, 课题研究法。以研究课题的方式进行培训, 目的是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第二, 案例教学法。这一方法与讲授法对立, 以具体教育教学情境引导学员进行讨论。第三, 专题讲座法。请某一专家对某一专题进行系统讲授, 侧重理论传授而期望引起教师观念变革。第四, 导师带教法。让教师学员跟随专家教师学习或直接担任其助手, 导师在带教过程中发现受训教师的不足, 提出改进措施和努力方向。第五, 远程式培训法。远程式培训是受训教师利用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进行自学, 并通过这些高新技术与培训者交流, 同时接受培训者的指导。第六, 读书指导法。专家结合教师小组情况, 列出读书的篇目和要求, 定期组织教师进行沙龙式的交流,或直接请专家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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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颇有争论的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人物。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关于袁世凯的近代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我对袁世凯的看法,最起初是看某部电影,对他有深印象是因为饰演袁世凯的演员很是帅气,以致前不久在图书馆看见袁世凯传记便借来翻了翻,还算对袁世凯有了个完整的认识.
袁世凯,字慰亭,号容庵,汉族,河南项城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争议的是戊戌告密事件,与日签署《二十一条》,洪宪帝制等。他是北洋军阀首领,在辛亥革命后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在位期间积极发展实业,统一币制,捍卫国土,维护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新式陆军,创立近代司法和教育制度。期初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并修改《大总统选举法》等,后悍然称帝。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没有了首领,从此中国陷入了数十年民不聊生的军阀混战状态。虽然袁世凯有过,但其功劳不能被过失掩盖。
1.兴办新式教育
1905年,由袁世凯领衔,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 两江总督周馥等奏请朝廷停止科举考试,推广西式学校,得到批准。清 政府谕令从 1906 年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这样,延续了 1000 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为新式学校的发展扫除了障碍。袁世凯还积极兴办新式学校,他建立了以“北洋六镇”为首的现代化陆军及“保定陆军学堂”“军医学堂”等一大批军事院校;他还是百年名校山东大学的建校元老,于1901年上书光绪帝,创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所官立大学堂,即现在的山东大学(时称山东大学堂),对当时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统计,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 ,直隶办有专门学堂12 所,实 业学堂 20 所,优级师范学堂 3 所,初级师范学堂 90 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 30 所,小学堂 7391 所,女子学堂 121 所,蒙养院 2 所,总 计 8723 所,是整个洋务运动期间兴办新式学堂最多的省份。当时直隶有学生16.4 万多人,位居全国第二,但学务资产有四百八十万两,名列全国第一。直到民国初年,直隶教育仍保持优势,这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
2.大力支持出国留学并重用海归
1901 年 8 月,清政府发布上谕: “前据湖南、湖北、四川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用意甚善,著各省督抚, 一体仿照办理” 。 袁世凯积极响应清政府号召,在他任内,积极派遣留学生出国。为 解决对新式军官迫切需求,在筹建和扩编北洋新军期间,他从自己每月 薪金中取三分之一(200 两)作为奖学金,来资助由北洋所创办新式军 事学堂中学生。后来,还从这些被培养出的军官中选送一些人去日本留学,其中著名的有孙传芳、张士钰、张树六、刘洵等人。因为新式学堂师资严重缺乏,也促使袁世凯在任直隶总督后,不断选派人到日本经纬 学堂速成班学习, “以期多获教员” 。当然,他也清醒认识到速成之师是 “急于造就师资起见,不能备将来之用” ,主张“择优续派赴日,留学广岛高等师范,以备教员之选” 。1903 年,袁世凯就在北洋大学堂中选出王宠惠等 8 人赴美留学,这是新政期间中国派出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同年,他从举人或秀才中选拔吴鼎昌等 20 人赴日留学。此外,他还积极鼓励人们自费出国,以解当时因财政窘况而无法扩大留学规模的现状。他在直隶整饬吏治期间,命令一些未赴任之州县实缺官员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日本行政、司法、官署及学校、实业,回省后才能赴任新职。他认为“此项官绅游历为目前行政改良之渐,即将来地方自治之基” 。
学有所用,是大多数出洋留学生的愿望。如能回国得以重用,几乎 没有留学生愿意不回国的,这与国家的贫富无关。袁世凯也认识到:日本明治初年,重用出洋回国学生,遂有今日富强之效。所以他主张重用归国之士,使他们能学有所用。在他任驻朝鲜总督之时,就把早年留学美国的唐绍仪收在幕下,且不断重用。后来,袁世凯回国被提拔后,唐绍仪还在袁手下主管对外事务,特别是有关筑路交涉。在天津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就大胆提拔曾经留学国外的军事毕业生, 其中最著名就是后来成为直、皖军阀代表人物的冯国璋和段祺瑞,以及马廷亮、 陈恩涛、金邦平、黎渊、李士伟、詹天佑等人。
3.创建新式军队
在袁世凯的努力下,与旧式军队有着明显进步的新式军队得到组建。 军队编制由单一制向多兵种协同作战转变。袁世凯从士兵的选募着手,严格挑选,以保证军队质量,并采用新式武器。新军一改湘军、淮军以营为单位的单一作战体系,在营的基础上仿照西方军队,内设军、镇、协、标、营、队、排、棚,层层节制;在兵种上,除步兵外,还有炮队、马队、工程、辎重等,多种兵协同作战,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世兵制向义务兵制过渡。清初八旗兵、绿营兵都有兵藉,世代相袭,是世袭兵制。湘军开始,改暂兵制,袁世凯军队也是如此,并充分发挥其效能。暂兵制的长处就是军队能随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挑选素质优异的人员入伍,可以不断吸收社会有生力量,军队时刻处在生生不息的运动发展状态,这对于保持军队旺盛的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大有益处。袁世凯还在原来常备兵的基础上增设了续备兵、后备兵制,这就保证了兵源,避免了乌合之众,这也是后来义务兵役制的开端。同时,在军官的选拔方面,摒弃了军官出自行伍的旧制,废除武举而采用了新式的武备学堂培养将官,且在军官中实行优胜劣汰,保证了军官队伍的年轻化。
4.辛亥革命后称帝 对于袁世凯称帝,历史上几乎都是一边骂倒。袁世凯称帝是其一手造成的, 是咎由自取。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洪宪乃自己造机”, “洪宪之举, 迹近儿戏, 背叛民国, 夫复何辞?”袁世凯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为实现其皇帝梦,就先后废弃《临 时约法》、暗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接受“二十一条”等。尤其在制定 《大总统选举法》时,不仅规定大总统能够连选连任,而且连继承人也得由现任总统推荐,推荐办法却是用“嘉禾金简”密藏于“金匮石室”,这与封建帝王的做法又有何明显区别?对此,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我们否定袁世凯,不仅是因为他做了皇帝,更重要的是他为了做皇帝而不择手段。”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有很多过失,如戊戌变法中的告密,对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等。袁世凯当年就是在一片唾骂声和讨袁枪炮声中结束了他的一生,他的身后也留下千古的骂名。 袁世凯谢世之日,有人在他的书案上发现了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 看中国再造共和。”可见,袁世凯并非一面的自私自利,心中还是抱有爱国之心。
说到北洋军阀不得不说的一个人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父祖多为地方名流。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也是淮军重要将领,其家族成员对袁世凯的思想境界有深刻影响。袁世凯名字的由来也是十分的巧合。袁世凯出生的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寄书到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大喜过望,因此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 企文绍武”①的排行,给婴儿命名“世凯”。而袁家的“保世克家 企文绍武”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喻着这个家族的爱国思想,同时正如上文所说其家族成员对袁世凯的思想境界有着深刻影响,袁世凯从小耳濡目染,也一定有着爱国保家的思想。
袁世凯从小学习四书五经,但自己偏爱武术、兵法,从小立志,经常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他的豪气在他的诗中也有所表现。这也为他今后一生的戎马生涯奠定了基础。袁世凯参加过数次科举考试,但因为种种原因都没得到成功,这也因此更加坚定了他投笔从戎的决心。他仰慕李鸿章,决心效法李鸿章的淮军。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这也表现出了他的爱国思想。
袁世凯23岁那年,朝鲜发生了军乱,当时的朝鲜为大清的附属国,于是清政府派遣袁世凯率领军队支援。他作战勇猛并且极具智慧,最终帮助朝鲜平定了这场军乱,并在之后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1884年朝鲜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为“事大党”及闵妃所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奔赴清营求助,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他的这一举动打退了日本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从而推迟了中日战争爆发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中国。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间接的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中国的作用。
袁世凯回国后组建新军,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他们的部队也在中国之后的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辛丑条约》签订后,袁世凯极力拥护新政,废除了在中国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并在山东创建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说明他高远的眼光。这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北洋新军成为清室唯一可以抵抗革命的力量。袁世凯一面以武力压迫南方革命,另一方面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革命党人也认为袁世凯是能领导中国的政治领袖。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停止。这也使中国进入了相对民主的时代。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之后,维持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维护了中国的统一。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而日本的这些要求侵害到了欧美列强在华的利益,袁世凯则努力争取欧美列强的干涉,尽可能的维护中国的利益,减小中国的损失。
袁世凯是推动中国发展的有功之人。袁世凯从1903年起在中国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6个师的新军,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他先后雇佣了德国、日本的教官,并且办了步、炮、骑、工兵,甚至设立了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北洋系军事人才济济,有5个先后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袁世凯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巡警制度的人。袁世凯推行新政支持创办实业、发展商业,地点主要在天津。而1900年以前,天津民族资本企业不过四五家。袁世凯重用周学熙,创办直隶工艺总局,几年后发展到一边办厂,一边办相关学堂,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实业中心,其中机器造纸、织造、电灯、自来水、烟草企业,特别是年产水泥20万桶的启新洋灰公司,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袁世凯自己更是新式工业的直接投资者和参与者,他投资了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并拥有股票。史学家唐德刚曾断言:尽管有私利交织其间,但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比孙中山做得多。
由上可知,袁世凯的爱国思想是不容质疑的,他做得许多事情也对维护中国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他的作为对推动中国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总之,他是爱国的。
下面是张作霖。
张作霖身份卑微,没有袁世凯那样显赫的家庭背景。他的道路十分的不寻常。虽然是土匪出身,但他很守规矩,讲义气,最看不惯欺压百姓的土匪。并且治军有方。
同时他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虽依附日本,但他痛恨日本人,没有做过卖国求荣的事情。人们都说他是最有骨气的大军阀。张作霖是绿林出身,识字有限。一次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也一直流传到现在,正是因为这些生动活泼听来过瘾的故事让张作霖的名字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家喻户晓。这件事正表现了张作霖的爱国思想。
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②之际主动接近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作霖宁肯逃亡也不依靠日本人,当他知道日本人要趁机让她签署条约的时候,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全是下圈设套骗人。”并对部下说:“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我是卖国贼。”尽管东北长期受制于日本,张作霖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这是北洋军阀中很典型的两位,除此两位之外的其他北洋军阀也有各自的传奇故事,但他们都是比较爱国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参考文献
① 百度百科 袁世凯 人物生平 5月5日 更新。
② 《北洋军阀史》 下册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五章 第四节。
摘要:清末时期,袁世凯为了发展北洋集团的势力,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他重视人才的重要性;广泛收罗,兼收并蓄;广泛兴学,推广新式教育;吸收新式人才,从而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人才思想。
关键词:袁世凯 人才 人才思想
袁世凯(1859―1916年)字慰庭,别号容庵,因其为河南项城人,故称袁项城。他是清末民初的一位历史重要人物,他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活动二十余年,叱咤风云。从当初的一名纨绔子弟发展到清末政坛显赫有名权倾朝野的重臣,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但这并非是偶然之事。他作为一名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首领,有着自己的一套用人思想,从而使他的势力得以发展膨胀。因此,人才思想是研究袁世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本文就从袁世凯的人才思想去进行探析。
一、论述人才的重要性
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人才的多少关系到社会的兴与衰,这是古往今来一切有识之士的共识。从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四伏,上至朝廷、达官显贵,下至知识分子、庶民百姓,朝野上下都从“天国上朝”的迷梦中醒来,看到了中日对决中的惨败,深刻的认识到人才短缺所带来的一系列恶果。此时袁世凯继承和发扬了李鸿章的把培养新型人才看作是“自强根基”的思想,特别的强调人才对于国家的繁荣富强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于是袁世凯发出了“人才之难,古今一致”的感叹并体会到西方列强之所以强盛,人才优势才是取胜的关键。他在给朝廷中的奏折说:“世变不足以因人才,而人才固尚足以弭世变也”;“无人才则救贫救弱徒属空谈”;“有人才则图富国强易入反掌”。这都表现了一名朝廷大员从国家的强弱来衡量人才,同时也可以看出袁世凯对人才的渴望及重要性的理解多了份更深刻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袁世凯进而提出:“治国之要,人才为先”,“立国之本,要在得人,而得人之难,进昔同概。方今列强环伺,国用日艰,外交内治之纷乘,世道人心之浮靡,非广罗人才,使之同心戮力,不足以持危局而至富强”。袁世凯的这种主张既迎合了清政府挽救危局,办理新政对于人才的迫切需要,也反映出了袁世凯为什么能够得到清政府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从而迅速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集权于一身,为以后推翻清政府而埋下了伏笔。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面临的严峻形势迫使洋务派起用袁世凯,而袁世凯也没有辜负清政府对他的信赖,一方面继承了洋务派前辈的思想,倡导各类军事人才的栽培,提出西法练兵的主张,他说:“差此次军兴,往往以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有调度之无方,实有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他的这种积极态度与战后清政府及全国人民的心理是一致的,因而他赢得了主政者的赞誉和支持,授予编练新军的重任。另一方面,袁世凯拓展了知识人才的外延,积极去倡导行政人才的革新。他在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标准方面,主张学粹评优,体用兼备。在培养新式人才的过程中,主张唯才是用,知人善任。袁世凯在任督抚期间,不仅重视官员的选拔任用,主张以才干做为选择标准,建立一支现用的、备用的、储用的、陪用的人才梯队,对各类人才各取所长,进行合理的利用与调控。
可见,袁世凯在人才认识上已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在人才理论的认识上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有着自己的原则与主张,通过培养多层次人才,来顺应新时代的要求。
二、广泛搜罗,兼收并蓄
兼收并蓄,广泛搜罗是袁世凯援引人才的一个显著特点。北洋集团从小站练兵到袁世凯出任清坛的重要人物,时间也不是很长。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北洋集团由地方走向中央,由一个不出名的道员而成为清政府权威的重要官员。这里面最重要的因素,恐怕是他与其吸收人才的广泛性和其能力的强弱有关。在袁世凯统治期间,他任命的将领非常广泛,军事上有王士珍、冯国彰、段祺瑞,后来在历史上人称“北洋三杰”,他们在小站练兵期间,为使袁世凯的练兵更富有生机,在袁世凯的主持下,他们把小站练兵的经验给予总结,将一些规范制度进一步规范化、条理化,而合编了《新建陆军兵略录存》,从而成为近代著名的军事著作。可以说这些成果与袁世凯的知人善任有关,在行政上,袁世凯又任命了徐世昌、唐绍仪、赵秉钧,使这些人都成为他的幕僚,而他们也都是有文化类型的人,具有新知识、新头脑,而且都还具有一种锐意进取而甘冒风险的精神气质,使袁世凯能够运筹帏幄。
可见当时袁世凯用人思想的独特之处,为袁世凯在北洋军事政治集团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济上有张骞、周学熙、梁士诒等人,这些人都是著名的实业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们在政期间制定了经济法规,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较快发展,各种实业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这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时局稳定,经济发展,国家的财政有好的转变,这都与当时的统治者领导有关。行政、军政、教育、外交人才无所不包,涉及到北洋集团的各个方面。这些人为袁世凯所用,那么袁世凯也舍得投资,以礼相待,礼贤下士,只要有才干,不问资历出身,都给予提拔。这表明了一个重要情况,即袁世凯爱才,特善于笼络人才。
袁世凯幕府的人才济济,能量巨大,而且随着其幕僚的出仕,他的势力也得到扩张,渗入到各个部门。袁世凯任用的人才之所以范围广泛,这与袁世凯当时所处的客观局势和自己的意愿有关,纵观袁世凯的奏疏、传记,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即他的抱负和野心非常大。袁世凯从一个纨绔子弟再到军旅生涯,使他意识到要想出人头地,必须建功立业,看到自己袁世家族中的袁三甲办团练,高官厚禄,及曾国藩创建湘军,李鸿章的的淮军,萌发出要想成为清王朝中一位权势显赫的人物那就要自己有一支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军事集团。纵观袁世凯的传记中,从青年时代,袁世凯就有这样的志向和抱负,以至在他以后的十几年生涯中,广泛搜罗人才,逐渐建设和扩大自己的人才队伍。
袁世凯敢于广泛搜罗和任用人才,敢于用金钱作为资本。只要是有用人才,能为自己所用,花多少钱也不吝啬,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袁世凯是一个干大事,有思想、有魄力之人。此外,袁世凯结交广泛,待人友好亲善,对待自己的官僚,态度不粗暴,能够礼贤下士,这在当时的晚清官场上是极为罕见的。袁世凯有一个特点“所用无私人,族戚来求食者,悉以已俸食给月廪,不假事权”。这表明如无才,即使亲戚也不用。就是在这些人才策划和帮助下,北洋集团才得以发展和膨胀。
三、广泛兴学,推行新式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下,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又加上清末统治危机的日益恶化,袁世凯不得不承认人才难得,认为造就人才,实为当务之急。为了适应时代发展人才的需要,他认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原于学校”。因而他主张除旧布新,废除科举制度,积极倡导创办新式学堂。科举制度的废除,打破了一千二百多年来以科名选拔官僚体制的格局,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制度,为新式的近代学校教育在中国扎根扫清了障碍,它是清末教育制度的一场革命,也是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必然。此时的袁世凯在这种局面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袁世凯不仅是旧教育制度的批判者,也是新式教育的倡办者,他组建了教育行政领导机构,创办新式学堂。他本人认为,学校教育应该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在给清廷奏报过程中说“考各国学制,必先由小学而后升入中学,由中学而后升入大学,此通例也”。主张赶紧兴办小学,而且拟于直隶州各府设中学堂一处。这就改变了初期以少数学堂取专才的偏差,逐渐设立了大、中、小学堂,为系统的教育体制的形成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兴办学堂的过程中,袁世凯尤其重视师范教育,看重师范学堂的建设,谓“课士之道,师范最难。”“兴学莫重于的师。如师道不讲,学术即不免分歧,人才将因以败坏,此各国师范学堂直之设,所以为意美法良也――故造就师范,诚为刻不容缓。”可见,袁世凯将师资的培养放在首位。为了解决新式学堂的师资问题,广开门路,聘请外国人担任教习,并选派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归国后充实师资队伍。截止1907年,直隶共办学堂8000多所,直隶地区的教育初具规模,这都表明了袁世凯的兴学是成功的。尽管入学人数于全省人口2000万相比,为数还很少,但在学堂初兴的情况下,几年时间里能办出如此成绩还是可观的。
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财力十分窘迫,远不能满足办学的处境,袁世凯为兴办学校,普及教育,尽力设法筹集公款,并劝导地方出资办学,以补官方之不足。同时袁世凯本人亲自带头捐款,对捐资兴学者,均以上奏,,给予鼓励。可见,袁世凯在倡导除旧布新的育才模式上花了很大的心思,这种教育新气象,不得不归功于袁世凯兴学育才的思想和实践。作为一名官吏,袁世凯之所以废除科举、兴办学堂,不仅因为他确信学堂才是培养新政人才的摇篮,而且也看到了学堂对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袁世凯顶着旧的官僚体系的巨大压力,倡导了这种新的育才教育,解除了旧式科举对人才培养的束缚和障碍,对培养中国新人才,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开启明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吸收新型人才
在北洋集团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袁世凯在广泛吸收人才,大胆任用人才的基础上,还注重人才的质量,吸收懂得时务的新式人才。这是因为传统的治国安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与生存发展。要想一个国家强盛,必须要有人才创新意识,他认为:“人才登进,向重正途,究之释褐之初,用非所学,类学娴于文艺,拙于政事。拟请在京师设立课官院,简派明达王大臣督其事,由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门,精选品学敦实、才实名通者入其中,分延教习,课以本国吏学、掌故、政治、各就性质所近,学之所习,分别门类,各专其业,严定课程,考其殿最。其优异者,即按其所执之业,而试以所宜之事。其志趣远大者,或派令出洋游历,以验其造诣而求其精实,回华之后,优予奖擢。”
由此可知,袁世凯所认定的新式人才,要懂得本国吏学、掌故、政治、律例以及各国约章公法。只要是有用之人,袁世凯就加以重用,在他任北洋大臣期间,重用留学生和洋人,认为日本明治初年,重用出洋回国学生,遂有今日富强之效。因而,他不拘清末依然重视科举功名的陈规,对没有功名的留学生礼敬有加。因此在清末新政期间,袁世凯举荐并任用了大量留学生。如当年的詹天佑毕业于美国的耶鲁大学,后来被袁世凯任命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局务。邝荣光,美国矿务大书院毕业,被袁世凯任命为矿政调查局、华总勘矿师,这些人都是科技人才,回国都被袁世凯所用,让他们安心为北洋集团服务。詹天佑、邝荣光的科学精神在那一时期名闻中外。同时袁世凯还发展了李鸿章任用外人的思想,聘用外国教员,对外国的洋顾问非常重视,不仅体现在聘请的洋人数量上超过前任,而且待遇也非常优厚。
可见,袁世凯在任用新式人才上花了很大的心血。不过,纵观北洋集团的大多数人员不是毕业于国内各军事学堂,就是留学于国外。他们毕业后为袁世凯,北洋集团努力工作,这也是北洋集团在清末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历史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新旧斗争尖锐激烈。袁世凯生活在这种特殊复杂的社会环境里,成为我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他的人才思想反映出晚清社会巨变、人才匮乏的事实,又体现了袁世凯有一种独特的用人手腕。他极为重视人才建设,并在人才的目标、培育和任务上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人才思想。袁世凯提出了维新战略,作为思想主体,它紧扣时代脉搏,大力倡导革新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但袁世凯本身的思想夹杂着许多阴险狡诈,有关于其人才思想的认识也并非完全正确。
参考文献:
[1]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上、中、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2]张华腾.袁世凯与近代名流.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3]张一麟.心太平室集(卷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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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叶的近代中国,辛亥革命打碎了旧的封建统治秩序,但新的秩序没有有效建立起来。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中国革命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摘要]近代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社会弊端积重难返,人民的思想严重落后于西方列强民众的思想,而且,我认为暴力革命对旧制度的打扫更为彻底。近代中国想要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必须从根本上尽可能的排除旧制度的影响,所以,暴力革命对于中国更有利。另外,如何评价革命和改良,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和重视的问题,对于革命,改良的得与失,必须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关键词:近代中国;革命;改良;论战;民主革命;封建清王朝
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取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走资本主义道路,革命派与改良派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革命派在论战中论述了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进步性。 这次论战涉及的范围很广,但主要有三个方面。
要不要“反满”和用暴力推翻清王朝,是这次论战的中心。为了论证“反满”与暴力革命的必要,革命派揭露了满族贵族实行民族统治政策的罪行,旗帜鲜明地提出只有用暴力推翻这个反动卖国的政府,中国才能独立富强走向进步。改良派争辩说,“反满”与政治变革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应当以政治变革为目标,而不应以“反满”为目标;并认为暴力革命势必引发内乱和招致帝国主义瓜分,最后导致亡国。对此,革命派指出革命虽不免流血,但可“救人救世”;他们正确地宣布,推翻清王朝后将以民主原则对待满人;并强调民主革命是有纲领、有组织的运动,认为革命可以有秩序的进行,而不会发生内乱和招致瓜分。
政治革命的目标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是这次论战的又一重点。 改良派反对共和革命论,鼓吹“渐进论”,说封建专制必须经过君主立宪阶段才能实行民主共和;借口“民智未开”,诬蔑中国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 根本没有享受民主权利、当“共和国民之资格”,宣扬这种资格只有在开明专制时代和君主立宪时代才能养成。革命派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用“取法乎上”批判改良派的“循序渐进”,认为自由、平等是人的本性,一旦破除禁锢,就会沛然而出。他们指出,那些 说“中国之民族,贱民族也,只能受压制,不能与以自由”、“吾民族万古不能有能力,惟宜永世为牛马为奴为隶者”等言论,是帝国主义和民贼的语言,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诬蔑 ;并认为中华民族有实行民主共和的能力,革命后的中国一定能成为世界上最完善的“共和政体”。
双方对封建土地制度是否应当改革的问题也展开了争论。 改良派为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反对“平均地权”,认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都是由“劳动”或“节约”而来,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在历史上有其必然性,是“现社会一
切文明之源泉”。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就是“掠夺人民勤劳之结果”,打击人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革命派鲜明有力地予以回击,指出虽然从中国的具体状况来看,马上“绝灭竞争废去私有财产制”是不现实的,但“加之制限与为相对的承认”则是必要的。 革命派认为土地应由全民所享有,少数地主垄断土地,不仅陷亿万贫民于苦难深渊,而且是工商业发展的一大障碍。认为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必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平均地权”或“土地国有”,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论战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经过这场大论战,进一步划清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界限,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实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革命派批判了封建文化思想,使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壮大。但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革命派对中国民主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却未能作出完全正确的回答。他们轻信列强不会干涉中国革命;他们并不想发动群众从根本上废除广大农村的封建土地制度。革命派的这些严重弱点,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表明他们无力把民主革命引向彻底胜利。
首先,我认为,不管是革命与改良,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时代要求。也就是说,革命与改良,不是某一部分人主观地造成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造成的。近代开启以来,中国遭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身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文化遭到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国内的腐朽势力愈益抬头,并与侵略势力结成联盟,阻碍中国的发展壮大。中国只有改变现状,奋发自强,才能自立于世界。那么革命与改良就成了改变现状的两条不同的道路。
改良应该是首选之法。因为改良可以在不流血的情况下,通过逐步的、有序的制度改革,使一个国家和平地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强国。改良可以使传统与现代不完全脱节,也可以使变革更持久有效。相反,革命要流血,要带来民众的苦难,还可能造成国家民族的分裂。革命后,可以实施较大规模的变革,但是变革的效果却往往因为传统的阻碍势力、因为革命的不彻底而变得微不足道。当然,改良也有它的不利之处,但从长期来看,改良是比较可取的。
但是,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却使它偏向了革命的道路。首先,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太紧太深,它们不希望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所以它们也不会真正希望中国通过改良而改变现状;其次,统治阶级中的顽固势力太强大,不甘心在改革过程中丧失其原有的利益。于是,他们便千方百计地阻挠或延缓改革的步伐;再次,改良者本身的弱点及改革过程中的失误,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改良的流产。因此,革命形势不是天然的,也不是革命者人为造成的,而是由中国近代各种主客观条件造成的。
维新变法与洋务运动相比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但是它的妥协性与软弱性使之必然会失败。经过前后两次的改革,说明改良在中国行不通,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或许可能比较的勉强。但后来的清统治者实行的“新政”也是以失败告终的。变法的失败,中国失去了一批倾向在原有体制内下实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亦画上句号。纵使是清王朝为挽救自己的统治所做的无用改革,依旧不能改变清朝的统治结束的结局。
康有为的改良没有成功、梁启超的改良也没成功。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看到和了解到,当时的根本病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能相适应。改良已经无法满足生产力的与生产关系的适应。他只能做到在一定范围内调解,但是当时社会,在调和的作用下也不可能改变现状的。
所以,只有革命!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但是,改良也有它积极的意义。在那个时期,有很多新的思维渗透到当时的社会当中。为后期的革命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而革命则是彻底的打碎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体制和部分封建文化,但不是全部的,很多封建残留的腐朽文化至今还有。但是革命也是有弊的。就是在跟命中我国丧失了很多优良的文化传统和净化文化,使之没有很好的传承。以至于中国像在国美的思想根基的混乱。以至受外来文化腐蚀的程度如此之大,都是与此息息相关的。
其实看待两者的地位作用,都不能太片面的否定全部或肯定全部。要实事求是且辩证的看待。改良造成了一种思想解放运动,更新了人们的思想,动摇了封建思想的根基.革命是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也让民主思想更深入人心,没有改良就不可能革命,要革命就应先改良,改良为革命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历史证明,在旧的中国社会里,改良道路是走不通的.因为,那时的国家从根本上是腐朽的,尤其是在其统治阶级中的腐败最为严重!康有为的改良没有成功、梁启超的改良同样不会成功,因为他们都试图保护腐朽的清王朝统治,这对当时倍受压迫、但已经接触到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人民来讲,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同时,清王朝为其自身考虑,也不会接受其他阶级浸透于他的统治之中;在和平的方式下,洋人们同样不会接受一个“不听话”的统治阶级!所以,那时中国人需要的不是改良,而是革命!历史告诉我们,妥协是没有用的,相信腐朽的清王朝和一心想要把整个中国做为他们众多殖民地之一的列强们是可笑的.所以,真正为我们带来现在美好生活的,正是溶入中国人血脉里的革命精神!
这说明,近代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社会弊端积重难返,人民的思想严重落后于西方列强民众的思想,而且,我认为暴力革命对旧制度的打扫更为彻底。近代中国想要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必须从根本上尽可能的派出旧制度的影响,所以,暴力革命对于中国更有利。
另外一点,伟人曾经说过: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尊重人民的选择和现状。近代中国是需要革命的,试想当年,饿殍千里,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中,和平改良已经无力改变社会现状,历史的实践也向我们指出,只有暴力革命的道路才会创建一个崭新的中国。
所以,只有革命!才能达到从实质上改变生产关系、推动当时的社会向前发展的目的。
太平天国运动 民主革命 农民战争
民主革命,即“以反封建为目的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太平天国运动是以反封建为目的的革命吗?纵观太平天国的历史,恐怕不然。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它可以看作是农民阶级反抗清政府压迫的起义,但在定都天京后,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与其说太平天国运动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倒不如说它是在构建一个新的封建王朝。
一、太平天国运动没有废除封建经济关系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于1853年冬颁布了—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天朝田亩制度》 ,提出了按人口的多寡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首先,这种类似于井田制的改革方案,背离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废除商业,取消城市只是把生产力禁锢在封建时代的水平上”,它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其次,“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可见,《天朝田亩制度》的经济根源与其经济主张是相悖的。因此,《天朝田亩制度》只能是农民阶级脱离实际的空想,根本无法实施。不久,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洪秀全宣布农民必须照旧交粮纳税,事实上承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天京事变后,洪仁玕辗转来到天京,提出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主张发展近代工业,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提出开办学校、报纸等效仿西方的改革措施。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可惜困于当时的条件,也未能付诸实施。
二、太平天国的政治体制突显了封建等级关系
太平天国自永安建制开始封王拜相,直至这个农民政权的灭亡,册封的王达到2700多个。“它为了维护王和家族的既得利益,还非常讲究王爵的等级制,所以即使后期广封王爵,裂土分疆,仍是据家族宗族血缘圈、准血缘圈来划定尊卑高下的”。太平天国不仅王爵是世袭的,所有的职官也是父子世袭,这实际上就是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的翻版。
“每年颁布的《太平礼制》,就是强化世袭制、等级制的天国法律,它再现了嫡长子的合法继承地位。”太平天国政权为强化等级制度,从玺印、朝仪、衣冠、仪卫舆马、称呼等方面着手,设计出了一套严格的礼仪制度。如“天王轿夫六十四人,东王轿夫四十八人,以次递减,至两司马轿夫四人而止。”对称呼的规定更是细致具体、繁琐无聊,如:“贵岳母与贵岳母两相称,自因其等职,譬如,七千岁贵岳母见九千岁贵岳母,则称东贵亲嫂;又譬如,七千岁贵岳母会六千岁五千岁贵岳终,则称北贵亲婶、翼贵亲婶,如此则为嫂婶相称也。国岳母与九千岁七千岁六千岁五千岁贵岳母会见八千岁贵岳母两相称,自因其长次,同称亲家嫂、亲家婶也。”看上去虽眼花缭乱,但体现的是等级差别。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农民领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比之清廷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网罗人才,太平天国起义不久就开始了开科取士,并且对传统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或许是自身多次应举不中的原因,洪秀全将3年一次的乡试改为一年4次京试,此举可谓惊人。考试的内容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四书五经变为上帝教教义。“太平天国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最为失策,它几乎拒绝了所有知识分子”,考试内容的改革成为太平天国覆灭的重要原因。虽然是对科举制的改革,但这种“新科举”完全是参照封建科举取士;即使体现了“参考权平等”的原则,那也只不过是政治的点缀而已。太平天国宣扬“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帘一家”“尔等官民人等,亦皆是天父之子女”的平等思想。但事实上,官员上下级之间是不平等的,男女之间也是不可能平等的。在强调男权的中国传统社会,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太平天国家族宗族圈里的政治女性,也只是天王和诸王等高级官员的属员,如东王府的女丞相,女营的女军帅、女师帅,在官阶前冠以女字,本身就是一种性别不平等,何况,天国女官没有独立的主体人格。”平等对太平天国而言,只是自欺欺人的幻局。
三、拜上帝会只是太平天国的工具
洪秀全起义的动机,据说是源于马礼逊所著的《新约圣书》 。在接触了____思想之后,洪秀全加入了朱九畴创立的上帝会,而上帝会是一个图谋反清复明的组织。后来,洪秀全就以拜上帝教的名义来组织农民。“太平天国的宗教,既不是纯粹的天主教,也不是纯粹的耶稣教,各取其所长,更羼以中国的宗教仪式,成为一种新的宗教”。然而,这个新宗教是能为洪秀全所用的宗教。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主要是利用宗教来树立自己的权威。洪秀全称耶和华为天父,称耶稣为天兄,诡称自己为上帝的次子,从而确立了洪秀全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同时,拜上帝会也沦为天平天国领袖之间权力斗争的工具,杨秀清和洪秀全之间就多次上演“借尸还魂”的闹剧。
为了维护自己所炮制的宗教,他们甚至对中国的一些民俗加以否定。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指责洪秀全“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洪秀全之所以横扫一切的“神”,无非是为了抬高自己的“神”。洪秀全在宗教问题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对孔子以及儒家文化的否定。后期,洪秀全看到拜上帝教不足以支撑其政权,于是则要求“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者亦多。即蒙真圣主御钦定,皆属开卷有益者”。可见,拜上帝教实在只是个牢笼愚民的工具罢了,而蕴含其中的西方民主精神早已被舍弃。
总之,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农民起义的最高峰,虽然提出了一些反封建的主张,但较多的是对封建制度的延续。因此,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更趋向于旧式农民战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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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太平天国印书(下).江苏人民出版社.
【摘要】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人物选择的道路、革命策略决定了他的立场、成就和历史功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历史命运。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使中国这个备受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关键词】近代中国 历史命运 革命策略 社会主义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从鸦片战争开始,就由其性质决定了,那就是要反帝反封建,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富强。对此,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仁人志士似乎都没有异议。尽管他们都怀抱着这样的理想,但基于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所选择实现理想的道路、方法和谋略也是大大不同。
不同的救国道路
林则徐在封建皇帝的支持下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又在失去封建皇帝支持的情况下无奈承认其失败。洪秀全则继承了林则徐反对帝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以其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宣告了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阶级是不甘于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命运的。但不同于林则徐的是,洪秀全完全和封建皇帝站在了对立面,在反对封建皇帝的同时反对帝国主义,洪秀全和他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既反帝又反封的革命,对以后的革命开启了极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孙中山就称自己为洪秀全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在方式方法上、在谋略方略上也很明显受到过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影响。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其反帝反封建的目标错了,而是其用来反帝反封建的路线、方法、谋略方略还不能够把这一历史任务更加彻底、全面地完成。而从戊戌变法开始,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所进行的维新、变法,在反帝反封建这两个方面都显得畏首畏尾得多,甚至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是反封建有力,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敢明确反帝的目标。到了孙中山的后继者蒋介石则更是沦落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虽然蒋介石也想靠一种力量来摆脱这种附庸地位,但由于其政权的性质是反人民的,是建立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他始终不敢,也不愿发动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
蒋介石缘何失败
德国哲学家曼海姆曾说,“法西斯主义有它自己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看法。总的说来,它是行动主义的和非理性的。”蒋介石政权的失败,还在于它有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及其法西斯纳粹党同样的极端非理性。对照来看,中国的蒋介石在反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在坚持自己的“知易行难”时,在热心地用权谋周旋于军阀混战时,在高叫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时,与法西斯的以上特点极为相似。蒋介石甚至在1931年的“国民会议”的开幕词中公然宣称,当今世界所有的三种理论――法西斯蒂、共产主义、自由民治主义中,“唯有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依据,以工农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①,而共产主义则“不适合中国产业落后的情形,及中国固有的道德”,至于自由民治主义更是“各据议席”,“众难塞胸”,“今岁不征,明岁不战,使共产主义军阀坐大于中原也”②。言词之间对自由民治主义充满了不满。
由于蒋介石毕竟是主要投靠英美势力的,尽管他倾慕法西斯主义,也还不得不有所顾忌,所以,他在鼓吹了一番法西斯主义后,并没有忘记为自己粉饰。他首先拉出国民党最大的权威、国父孙中山来为自己掩饰说:“总之,每各国各有其客观环境,世间决无可以完全移植之政治,此总理之必须融汇中外学说,研究国内实况,而后可以定医国之不易良剂也。主权属于全体人民,系总理所亲定,最后之目的在于民治,而所以致民之道,则必经过训政阶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③。接着又贼喊捉贼地说:“领导素无政治之民族,自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况既明定为过渡阶段,自与法西斯蒂理论有别。至民族主义必与民权民生相提互证,则绝无流于国际侵略的危险,而以大同为鹄的可知矣”④。这样,蒋介石就自以为得计地把自己的法西斯主义偷梁换柱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了。
蒋介石从根本上不懂得法西斯主义不仅是最非理性的,而且还是侵略性最强的一种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国内制度,还和世界范围的侵略扩张同步,二者不可单独存在。蒋想在国内实行此制度,如果没有对外扩张,是绝没有可能成功的,即使世界上的其他法西斯在国内一时成功了,也还要面临在世界上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的较量,他们只有在这一场帝国主义的大战中取胜,才有可能延续其寿命,而如果战败,则一定彻底破产。蒋在国内实行法西斯主义,在国际上依附更强大的帝国主义集团,虽然能在国际帝国主义战争中生存下来,但由于其不能采取对外扩张之策略,则中国人民所受的压迫必定非常沉重,这就使得蒋的政权面临国内外的强大压力,非常脆弱。事实也正是如此,蒋在抗日战争后由于坚持独裁、坚持法西斯,很快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唾弃。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
因此,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这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被历史选择的结果。法西斯主义不被历史选择,前已阐述,资本主义不被历史选择,则在于其是一种对内实行民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主义,对此,马克思早就深刻地揭露过,马克思认为:“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毫不掩饰了。资产阶级自命为财产的捍卫者,但是难道曾经有什么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革命吗?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纯用贪污不能满足自己掠夺欲望的时候,难道不是都象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凶恶的勒索手段吗?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家公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所应得的股息吗?当它们以保护‘我们神圣的宗教’为口实反对法国革命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禁止宣传____吗?他们为了从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香客身上榨取钱财,难道不是把扎格纳特庙里的惨杀和卖淫变成了一种职业吗?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面目!”⑤
因此,中国唯一选择只能是社会主义。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对出现的各类弊端进行改革甚至变革的问题。也许现在我们仍有许多方面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这不是社会主义造成的,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遗产,需要一个清除过程,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允许资本主义发展,并且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好处,对中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也有好处。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我们走了弯路,但改革开放以后,经过这样的一段约三十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前列,世界上也开始有很多人在热烈讨论中国的崛起问题,这都有力地证明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终选择社会主义的救国方略的正确性。但尽管如此,仍可能会有许多国人不满足于这个成就,不满足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程度。不过,如果我们放弃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采取历史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我们就会认识到,社会主义毕竟使我们这个备受欺凌的将要亡国甚至灭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成为了一个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更何况,社会主义为中国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即使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优势,这就为中华民族实现进一步的伟大崛起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当然,要彻底、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潜力,还需要我们以极大的智慧、勇气和毅力去探讨、去思考、去发现。(作者分别为线状书局第一编辑部主任,克莱姆森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
注释
①②③④蒋介石:“致国民会议开幕词”,见《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纪事》转引自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72、573页。
⑤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4页。
⑥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083~10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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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近代史既是让人印象深刻,又是一段让人心痛不已的屈辱史。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中国屈辱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为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民族奋斗史。民族民主革命是他的主题,旧、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他的内容。回顾中国近代史,探索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历程。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民族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族主义革命。
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中国人民饱受列强的欺压与凌辱,深受国弱民贫的危害。鸦片战争的屈辱、联军侵华的无奈、日本扩张的悲惨遭遇„„但同时,就其本质与主流上来说,中国近现代史又是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民族民主革命、艰苦探索的历史。 1840年,英国发动了世界知名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了巨大的转折。鸦片战争以前中过是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鸦片战争以后,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破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社会矛盾也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革命任务也发生变化,由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转变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任务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鸦片战争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也拉开了中国革命的序幕。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祖国,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
中国革命的目标是争取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革命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因为前后期的领导阶级分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族主义革命两个时期。
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国家实现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明末清初开始出现了民主政治的启蒙思想;鸦片战争后, 随着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 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建立民主政治的探索, 都以失败告终。
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革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79年,即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然而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却对此置若罔闻,甘当“洋人的朝廷”,使得国人对清政府更加失望,国内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等一系列的变法革命运动爆发,一位位爱国主义分子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 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受启蒙思想的影响, 一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发动了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却惨遭清政府的屠杀。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牺牲让我们认识到,想通过改良的方法来救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不能依靠清政府,而是要依靠人民大众。于是伟大的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世界闻名的辛亥革命,要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来救中国。辛亥革命成功了,但它也是失败的。不可否认,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居住专制制度,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是中华民国却错误地将帝国主义列强当作了朋友,孙中山先生甚至发表了《告各友邦书》,承认各个不平等条约的有效,期望换来帝国主义的支持。这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妥协性。
尽管如此,中国的历史通过这次革命被改变了。我国的社会性质虽然没有改变,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政府,为中国的未来带来了希望。但毕竟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导致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事实证明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然而就在这时,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西主义,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无产阶级是革命性最彻底的阶级,也因为如此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于是,又一批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必须拥有一个新的救国阵营,有一场新的、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民主革命,这样,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其本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将“三民主义”取代的革命斗争,也是中国社会制度进步的象征。此次革命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27)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并直接促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拥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此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发起工人暴动,反抗北洋政府统治。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实现第一次合作,促成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1927年,在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中共内部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接连出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大革命宣告失败。
第二阶段(1927~1937)
这一阶段被称为“土地革命”时期。
由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秋收起义后,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辟了以井冈山为代表的无数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成功粉碎国民党数次“围剿”。1933年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开始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陕北,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
在此期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并虎视眈眈、不断向南推进。中共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战;而国民党为了稳固政权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最终导致国土沦丧。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结局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1937~1945)
这一阶段被称为“抗日战争” 时期。
以“七七事变”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时期。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代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独立,极大地提高了国际地位。中国在此后称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第四阶段(1945~1949)
这一阶段被称为“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进行重庆谈判,签订关于和平建国问题的协定(即“双十协定”)。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解放战争最终获得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台湾、西藏以及港澳以外全部的大陆领土(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1999年回归祖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史的结束,也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是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又凭借坚船利炮,把中国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却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中国人民为了自由、民主、独立和统一整整奋斗了一个世纪,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此,劳动人民成了新中国的主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我们从中吸取了宝贵的经验。
1只有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中国近代以来,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农民阶级的义和团运动还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 , 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也失败了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也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最终失败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领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的走向胜利,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历史时间证明,只有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
2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成立后 进行国共第一次合作 建立黄埔军校,进行国民大革命 基本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取得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七七事变后,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3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时间相结合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走人民路线中国才有希望
4国共两党 合则两利 分则两伤 团结就是力量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胜的法宝 5落后就要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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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近代的进程,并且随之发生了众多的变化。两次战争之后,广大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侵入的不断深化,几近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权利的不断扩大,带给了古老中国无休止的战火。这两次战争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响了中国?中国的社会进程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本文重点描述了这些。
关键词: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自然经济、洋务运动、海关
一、两次战争,一种命运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以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同时这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走私贸易,让接连遭受1825年和1837年经济危机的大英帝国尝到了不小的甜头,源源不断地白银流入大英帝国的国库,正如梭伦所说:“财富催生饱腻,饱腻催生暴行”,大英帝国迫不及待的将侵略的坐标插入了中国的版图之上。与此同时,国库的亏空严重地影响了大清帝国的收入,军备海防废弛,政治腐败,清廷不止一次的下令查禁鸦片,但英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利用行贿和走私等手段,继续罪恶的鸦片贸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官员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1]
1839年6月3日至21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英、 美等商人呈缴的鸦片21298箱[2]。英国殖民主义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4月英国国会正式通过,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G.Elliot)统率4000侵略军,乘舰船40余艘到达广东海面并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此时,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无疑,统治阶级中的妥协派占据了主导,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查办;沙角、大角、虎门炮台相继失守,定海、宁波、镇海相继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让战火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持续燃烧了两年零两个月,最终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自此中国不再享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中国社会开始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09年水深火热的日子!
当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法两国在美俄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侵略战争,并以此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广东水师在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12名海盗,英国侵略者借口此事件进行干涉并伴以武装挑衅;同年,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派葛罗(Baron.J.B.L.Gros)率军来华,暗中与英国侵略者结盟并联合美俄构建了四国联合战线。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者攻陷广州;1858年5月,侵略军攻陷大沽、天津,此时侵略军的炮筒直指紫禁城!腐朽的清王朝急忙派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1858年6月26、27日,清廷分别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11月8日,英法又逼迫清政府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如此顺利而不加条件反对的签订条约,让英法侵略者的贪欲无限的膨胀,1859年6月20日,英法联合发动大沽战役,这场突如其来的没来由的战役,让清军措手不及,只能被迫还击,马克思在论述这场战役是指出:“中国当局不是发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驶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入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3]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人性的贪念让他们将圆明园洗劫一空,并放火焚烧。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将“万园之园”化为一堆堆败瓦颓垣。参与焚烧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4]
1860年10月,无力抵抗的清廷由奕?出面与英法侵略者签订《北京条约》,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
两次鸦片战争,古老的东方国度——中国,在清朝统治者的带领下,驶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千万万中国人民都面临着一种命运——用枪炮和鲜血来换取国家的主权独立与民族自由!
二、两次战争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两场久远的战争,中国耻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阵阵枪炮声,一声声呐喊声中拉开了。
此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的各类成果来到了中国,从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海关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变化
两次战争用武力叩开了中国的国门,在此便不得不先谈一下清代海关的变化。
早期,清政府对西方各国基本上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当英皇派遣使团出使中国,试图与清政府建立相对开放自由的贸易关系是,当时执政的乾隆皇帝一口回绝,理由倒也简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5]
可是现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用武力口开中国国门,而且用凶残的暴力将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硬生生地剥离,更有一些殖民主义者敏锐地察觉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列强共同争夺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完全殖民地性质的海关机构,事实上是很难行得通的。”[6]咸丰九年(1859),在海关司税李泰国的紧逼下,清廷将总税务司升格为中国海关行政的最高首脑,并委任李泰国为近代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这位大英帝国的海关代表,不仅“霸占”了中国海关的最大权利,还在其任期内将司税改为税务司,税务司的实际地位就相当于各地海关行政之最高长官。此外清廷的海关系统还包括:海政局、同文馆和邮政局。
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武力、利诱官员等手段进一步控制了清廷海关大权,为其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提供了便利。
(二)、清政府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国封建政权。英、美、俄、法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此时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适应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关系更密切的买办化官僚产生了,即所谓的洋务派。他们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开展各种洋务活动。
前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所谓的“自强新政”。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由因国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但这些企业大都工作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即筹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师)。
后期,从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以供应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以“求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创立的轮船招商局,1876年筹办的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派所办新式企业均为官僚商办企业,也是北洋系买办官僚所凭借的经济体系。洋务派兴办这些企业的目的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来维护封建统治,并增强本集团的实力和财富。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实际上就包含着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7]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这些企业中缓慢的成长。
(三)、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自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到清朝也延续了两千多年,并在国家的整个经济部门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因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衰落的状况;另一方面表现为外国资本入侵的冲击下,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8]
1840年后频繁的国内国外战争,不仅耗空了国库,而且让各省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依赖着大量土地的小农经济发展迟缓,而耕种技术长期的落后,更加速了其衰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曾在最初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有过顽强的抵抗,但时间短收效差。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各国的权益扩大和侵略活动的加强,陈旧的封建经济难以抵抗强大的新兴的的资本主义,开始了普遍解体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是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9]
其解体的具体表现为:
1、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与农业的分离。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手工业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轻笑开始广泛解体。(小生产与机器大生产难以竞争)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以耕织结合为主的自然经济解体。“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堵死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是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10]
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农业产品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茶、桑、烟草、豆类和罂粟等种植的扩大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罂粟为例: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合法化,腐朽的清政府完全丧失了禁烟能力,却鼓动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1856年,罂粟在云、贵、川三省已经“连畦接畛”了;苏皖浙省,年产烟达73万担,烟田2303亩;山西几乎“无县无之”;东三省“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
[11]粮食商品化程度,是考察自然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后,地区经济作物的广泛扩种占用了原有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该地区对于外地粮食的需求大量增加;并且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商埠经济的发展,粮食的需求量也同时大增,“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40-1894),全国粮食商品率友10%增长至16%;然而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却是外国资本主义破坏城乡手工业和加紧掠夺农产片,尤其是所需要经济作物原料的结果。”[12]
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中国农业经济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四)、其他方面
以上着重分析的几个方面,是两次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历史影响较为长远和深刻的方面,下面来描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依然存在的几个其他方面。
在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如:1866年的上海发昌机器厂,1873年的继昌隆缫丝厂,1878年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这些企业构成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端。
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得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形成了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
另外在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效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后逐步发展为维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五、结束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饱经了109年战火纷争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远的战争不是只能活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谨记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尊自强,从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
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 著:《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页。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3】马克思 恩格斯 著:《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39页。
【4】贺翼柯,《戈登在中国及苏丹》,见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48页。
【5】《熙朝纪政》卷六,《纪英夷入贡》附《敕谕英吉利国王二道》。
【6】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7】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8】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9】毛泽东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626页。
【10】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11】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8-464页。
【12】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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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汉学家,1936年生于英国, 1965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史景迁研究中国历史,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写作,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高手。主要著作有《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人,1620-1960》、《追寻现代中国》、《康熙与曹寅》、《王氏之死》、《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等。
史景迁在中国受到了明星一样的追捧。一有空就有读者围着他要签名,旁边的朋友经过跟他说:“是你啊,我以为他们在围着梅丽尔•斯特里普。”中国人似乎有太多的问题要问他。
层层包围之中,很难有机会和他详尽地讨论。但是一旦他开始回答问题,就会不由自主地发散、联想,自己再讲出更多的问题,举更多的例子,讲更多的故事。他笑着说:“我太太总是说我说话太多了,这可能是教师的职业病。”但是不管面对多少赞誉,他一直很认真地说,“中国的历史如此庞大,我们知道的都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1.“我从来没写过虚构作品”
首届中美文化艺术论坛上,史景迁造访中国,正好赶上他的《太平天国》重新出版,在书架上卖得火热。在他讲述的太平天国里,洪秀全与神棍无二:做的是近似招摇撞骗之事,最大的本事就是以“朕”的名号下谕,把平时的一切纲常条规、律令指示都镀以他的学说。史景迁将太平天国的宗教成分强调得更多,这又是一次让中国人耳目一新的历史描述,史料被细细揭开铺展,文字构成的画卷细腻翔实。
一直以来关于史景迁的争议有二:一是他著史学就像讲故事,但是传统的“故事”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差异让执拗的人心生疑窦。例如《王氏之死》来自1673年的《郯城县志》、官绅黄立鸿于17世纪90年代写的有关县府的私人回忆录和笔记,以及《聊斋志异》的部分,通过一个小县城里妇女和情夫出逃最终死去的故事展现17世纪中国郯城的地震、兵灾、饥荒、土地的暴力争夺、乡权冲突、贞妇烈女的事迹。记录来自《聊斋志异》似乎已经有“不真实”之嫌,而史景迁行文之间甚至有“她看见冬天的山上布满了鲜花,房间里金光耀眼,一条白石路通向门口,红色的花瓣撒落在白石上,一枝开着花的枝头从窗外伸进来”这样梦幻般的描述,和所谓的“历史严谨”似乎并不搭界。第二个争议就是虽然是“史学大家”,但是从来不见史景迁提到任何学术名词,只有对历史细节一再的描述,甚至没有像黄仁宇一样在小处着手叙事的时候强调“大处着眼”。在《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中,全文用第一人称讲述,一段段细节并列铺陈,甚至相互之间并无逻辑联系,难免会得到“观点欠奉”的负面意见。这些争议倒过来看恰恰就是史氏著书令人耳目一新之处。推崇者谓之曰“人性”、“人文关怀”、“感知历史细节和图景”;批评者则冠之以“主观想象”、“缺乏理论”的评判,甚至有传言说钱钟书称史景迁是“失败的小说家”。
史景迁本人这样概括自己的工作:“我从来没有写过虚构作品(I have never written fictions)。”不管中国人是将伟大的意义赋予他,还是将主观臆想的评价加给他,他一再强调史料的重要,保护史料和研究史料是第一要义:“中国从17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用很少的钱就维持了600万数量的史料—也许是出于偶然,有些留在北京,有些留在台湾—都是保存得非常完好的。我觉得我是守护这些历史秘密的卫士,我有很多朋友、学生都会问我,‘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了’?因为相关的记录已经找不着了。但这正是我们历史学家需要去探寻、追问的问题。历史就在那里,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需要仔细地研究,所有关于历史的资料都需要被认真地保存。我在伦敦第一份工作就是公共档案整理工作,我就发现有些文件是编造出来的,我们必须小心防范出现这样的情况。”
史景迁认为,中国的史料叙述本身就很接近说故事,并用最新发现的中国史料举例:“我认为中国过去的史料就像故事一样有意思。就在两周之前,我们发现在印度也有一些和中国相关的新闻,在印度发现了中国的一些古沉船,时间大约是乾隆时期。一位利物浦学者研究沉船里的资料发现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和下西洋时,有一个船队成员和一个当地人结婚了,‘二战’之后他的后裔举家搬迁到了伦敦。中国古代的史料都非常有意思,像是说故事。”史景迁对于历史中的“故事”的兴趣也许是一种天性,不管谈到什么,他总是用自己研究过的历史人物经历来举例,言谈之间充满同情和代入感—正是他自己首先身陷其中,感同身受,才能写出更多让中国人动容的历史片段。
记者转告他种种中国人给予他的盛赞,他很认真地说:“关于中国的史料太多了,那么的复杂、广博,我所做的事情真的只是庞大历史当中非常少的一部分。”话虽如此,但他的涉猎实在是非常广泛,他在谈话中一直引述各种中国史料,用英伦口音说出那些偏门的中国史料名称听起来虽然略显荒诞,但足见其功底。
外界传说史景迁根本不会中文,他的中国学生郑培凯也曾经澄清过,史景迁会直接采用真实的中国史料。史景迁本人说,他觉得中文很难,但是阅读中文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对于西方人来说阅读中文是非常难但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曾经学习基础的书法课,一,二,三,四……(用手比画)非常有趣。”
2.学术生涯为了更好理解中国
时代周报:你认为两种不同文化、文明的国度之间要达到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沟通的话,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障碍和困难在哪里?
史景迁:我一生的工作都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我出生在英格兰,在美国学习中文,后来又到澳大利亚去学习更高级的中文,之后到台湾进修。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来到了大陆,在那之前我还去过香港研究。
我研究了20多年的中国语言以及历史,我发现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和复杂的实体。我们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在我的美国大学教学生涯中,发现阻碍两种文化理解的最大问题就是对社会多元性的理解和认同,中国是一个地理上非常复杂的国家,其复杂性和不均衡性比欧美表现得更为强烈。
在美国,懂中文的人不多,如果要研究中国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国土安全问题—就要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多因素构成的巨大实体的复杂性,以及它和美国之间的差异所在。我在西方教中文、中国历史文化的时候,发现中国人编的课本有一个缺陷,就是当他们讲述中国近代历史的时候,总是从19世纪中国受的屈辱和侵略开始切入。40年前我在开始教授中国历史时就觉得这非常不合理,如果要更好地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应该从十七八世纪的中国开始研究。因为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表现出一种更自信的姿态。我们应该研究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中国在明朝之前的这种蓬勃发展和增长。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怎样导致了中国在19世纪末的衰落,我想这可能是更好的一种研究方法。
时代周报:像你一样,这几年,很多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学者都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什么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反而能获得更多的关注?
史景迁: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历史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视角进行,我并不是要在这里批评中国的研究者或是读者,也许他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更有兴趣,只是因为这些研究给了他们全新的视角,让他们能从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角度来解析同样一种现场。
我最初的历史研究由英国、欧洲史开始,后来才对中国历史有了兴趣。如果说我的作品在中国引起了很大反响的话,首先要归功于中国的翻译。是中国学者的翻译才使得我的作品可以被介绍到中国,还有中国历史学家做的许多工作。中国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前段时间我和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郭廷以的孙子会面,当时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简直是和过去的一部分,和一部活的历史书会面。
我整个学术生涯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我的理解还只是像管中窥豹一样少,我的研究主要是在康雍乾阶段,因为我觉得这个时期的中国还面对着很多问题,包括内政外交、权力分配等方面,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我的另一个兴趣所在是民国早期,清朝灭亡之后,因为当时的中国面对许多不同的可能性,我们都知道中国最后选择了哪条道路。
3.从资料中寻找历史真实
时代周报:中国人都会惊讶你对史料的掌握,你是怎么找到这么多史料的?怎么判断这些史料的真实性呢?
史景迁:就17世纪而言,我认为最有用的是《朱批谕旨》(又作《硃批谕旨》,雍正朝政务活动的记录)。在大陆和台湾都可以找得到。但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都没有全部史料,因为在1948年,由于战败,民国政府将很多档案带走,去了台湾。后来人们试图将两岸史料整合起来,但台湾说“这是我们的中华遗产,这是我们的东西”,例如陈列在台北故宫的字画。你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很多书画保留在了故宫,还有很多去了台湾,此外尚有不少在美国,被来自中国的商人频繁地交易着。至于原始档案,我们有着极为丰富的收藏,尤其是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馆,此外还有抄本、影印本,使如今的阅读更加容易。至少在西方,学者们试图将所有的史料整理出来,但是这个数量太庞杂了。仅仅是清代,不包括明代,不包括民国就有650万字的资料—我指从早期的清代开始,一直到光绪年间。但是相反的结果是,即使借助现代的电脑技术,想要翻译如此之多的资料仍然是不可能的。
当我们说到“这个事情是真的”的时候,有些有趣的故事很可能会显得很离奇。在我的一本书里我提到了蒲松龄。蒲松龄不是历史学家,但是他有惊人的想像力。
时代周报:你判断史料真假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史景迁:我最近一本书写的是明朝的张岱(《前朝梦忆》)。我很喜欢张岱的《陶庵梦忆》,想使用部分该书的内容,但是难以决定应该取信哪一部分。然后我发现,张岱在书里提到过六个用天干地支表示的日期,虽然次数不多。当张岱有想法形成时,他就将之记载于纸上,并加上日期。于是我从别的材料,譬如《大清实录》(应为《清实录》,又名《大清历朝实录》),及其他人推荐的资料中去核对张岱提到的这六个日期,发现这六个日期和其他史料都吻合。这是一个飞跃,使得我能够倾向于相信,张岱书里的其他内容也是可信的。如果这六个日期是错误的,我只能说“这本书是胡扯,我不能用它”。但是这六个特定的日期和其他史料也是吻合的,这就让我有勇气用更为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张岱,并使用(源于他的)更多不同的信息。
我会自由地选择不同的材料。当然我会倾向于选择比较有想像力的人、质疑社会的人的故事,例如张岱。他对于明清的朝代更迭深感悲伤并加以判断,他甚至替自己的子孙决定是否应该参加清朝科举考试。一开始他认为不应该参加科举以反对清朝。但是在清朝统治20年之后,张岱开始让他的孩子们去杭州考试,还中了举人。自那时起,他开始宣称人们需要变通,需要更加实际。在明朝刚刚灭亡的时候,人们或许深陷于悲痛之中,但是过了20年、50年、70年、80年……张岱和蒲松龄一样活了很长时间。这些前朝遗民们越来越老,他们需要自己养活自己,需要维持家族。在前朝灭亡的时候,他们通常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或许他们可以将地产买回来,但是张岱买不起,不得不租种自己原有的土地,过着很清贫的生活。但是他和他的孩子们生存下来了。类似的故事一定有很多很多,但是我没有读到。
此外,清代的法律文献也很重要。这些文献在美国被广泛使用。但是在大陆研究似乎很少提到这部分。这些文献提供了关于当时社会非常多的信息。它们都是关于那些在法律上遇到了麻烦的人,读完之后会觉得,看上去似乎清朝有如此之多的异议者,这些人其实可能都是好公民。但是当我有机会使用这些法律文书的时候,就真正能够依靠这些资料来构建我的整本书。这些关于法律的史料也使得我的研究的内在就与明、清或者是民国有了联系。
民国的资料比较麻烦,因为当时没能建立一个组织,国民党没有赢,军阀没有赢,共产党的胜利某种意义上是由于其他人的失败。这也是我《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该书由康有为、鲁迅、丁玲三个人延伸出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的情况)一书的主题。
4.“第一个到伦敦的中国人”
时代周报:历史研究给了你什么?你工作的动力是什么?
史景迁:研究令人兴奋,非常有意思,有时也令人沮丧。我从没写过虚构作品。我是说,现在的写作是我唯一的写作方式。电脑让人们有了很多写作的新方法,但是我做不来那些,我不喜欢用电脑写作。我喜欢手写,虽然这意味着过后要打字,但这没关系。每当文字落在纸面上,我都感到愉悦,感到我确实能够围绕着我的点子建造出整本书。
时代周报:你最近研究什么呢?
史景迁:我最近的研究是康熙年间一个来到欧洲最终落脚巴黎的中国人(指沈福宗, Shen Fu Tsong,2010年史景迁曾做过一次关于他的演讲),他给了我们一些非常不同的画面。这个中国人旅居欧洲却完全不能理解西方文化。通常我们喜欢描述来到欧洲的人们多么喜爱西方文化,不过这本书里的中国人憎恨西方文化,憎恨欧洲,憎恨鹅肝酱,憎恨牧师,这就突然给了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画面,可能你觉得不可信,想否定这些资料,试图寻找其他来源的资料。比如同时期巴黎的警方记录,正如故宫里的法律文书一样,以及法国的资料、英国的资料……我则使用当时英国的资料,以研究这个在康熙年间—1686年—第一个来到伦敦的中国人。当时他居然有能力和英国人交谈。我的问题是:为何当时一个中国人居然能够和英国人沟通?答案是:因为他们讲拉丁文。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教一些中国父母拉丁文,而他们的孩子就此学会了拉丁文。而在当时的欧洲,在学校里、大学里,人们同时学习英语和拉丁语,老师也必须有能力同时讲授英语和拉丁语,这就使一种语言共通成为可能,而这是我们如今的社会做不到的。我们是有在线字典,但是字典并不能真正地“说”。
因此,奥巴马总统致力于推动在小学增加更多中文课程,但是这无疑成本昂贵,并且上哪里找那么多老师?
无论如何,所有这些(上述例子中的史料来源)叠加起来,你总能完成一些研究。所谓的“美国社会历史学”,我们就是这样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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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传统意识的觉醒与民族文化比较问题密不可分。艺术史中的国粹主义者、传统主义者正是在东西方文化对比的历史语境中确立了自我的身份。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美术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秘色瓷 摘要:本文阐述一种瓷器—秘色瓷,和简述什么是中国工艺美术,中国工艺美术之一的金属工艺在中国工艺美术中的地位,发展和金属工艺在当代有哪些需求的市场,以及金属工艺在设计、艺术中的一些可行性的创造。
关键词: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景泰蓝烧瓷花丝镶嵌斑铜工艺锡制工艺、金属工艺用途、秘色瓷额等等。"秘色瓷"是我国唐宋时期浙江上林湖地区越窑烧制的一种青瓷。越窑青瓷创烧于东汉时期,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的发展,越窑青瓷成为我国最先形成的窑场众多、分布地区广阔、产品风格相近的瓷窑体系。制瓷工艺基本摆脱了东汉晚期承袭陶
器和原始瓷器工艺的传统,形成了自已的特色。由于烧制技术的日趋成熟,故瓷器大多呈现出青润的光泽,称为"漂瓷"。唐朝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鼎盛期,越窑青瓷被列为七大名窑之首,其釉色细腻纯净,均匀润泽,深受社会各阶层的青睐,还率先进入宫廷,成为皇家喜爱的器皿。
"秘色瓷"一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诗人用青翠欲滳的千峰秀色,贴切地描述越窑青瓷的釉色,令古陶瓷专家和收藏爱好者叫绝。五代人徐夤的《贡余秘色茶盏》更是极尽遣词造句之能事,用一连串的比喻把越窑青瓷的釉色描绘得犹如美女簪花:"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宋人赵德麟有"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的记载。前蜀王王衍的赞美:"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则对金棱秘色瓷碗作了生动描述。
古人记载颇多,但后人却从未见过实物,究竟什么是秘色瓷,长期以来一直成为陶瓷界悬而未决之迷,自唐以降,宋、元、明、清历代文人对它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观点有两种: 一、庶民不得用,故称"秘色"。《中国陶瓷史•越窑》:"五代十国时,割据两浙、苏南十三州的吴越国王钱氏利用越窑成熟的制瓷技术,采取唐代贡窑的办法,在余姚上林湖一带建立官窑,烧造宫廷用瓷和贡唐 、贡晋、贡辽、贡宋等的贡品,因为这些窑专门烧造宫廷用瓷和进贡用瓷,臣庶不得用,故称秘色瓷。"这种看法与宋人对秘色瓷的理解相同。二、民间相传其烧造工艺、釉料配方秘不示人,故称“秘色瓷"。
1987年,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了13件瓷器,其形状规整,造型精美 ,晶莹凝润。釉色有湖绿、青绿、青灰、青黄和淡黄,其中两件为银棱金银平脱鸟纹瓷碗。另有碗5件,盘4件,碟2件。这批瓷器,地宫《物帐碑》有明确的记载:"真身到内后,相次赐到物一百二十件。……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格……"。这是迄今所见惟一能与实物相互印证的有关"秘色"瓷器的记载。清楚说明这批瓷器的来源、件数以及唐人对其称谓。可知秘色瓷至迟在咸通十五年(874年)地宫封闭以前已烧制成功。专家确定,这就是千百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秘色瓷。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是中国人民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采用各种物质材料和工艺技术所创造的人工造物的总称。它是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了工艺美术的一般本质特征,在内涵和形式上保持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又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自身所具有的鲜明个性。中国工艺美术以其悠久的历史、别具一格的风范、高超精湛的技艺和丰富多样的形态,为整个人类的文化创造史谱写了充满智慧和灵性之光的一章。工艺美术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又重属性,尽管它不是纯艺术,创作不以震撼人心或道德说教等为宗旨,但它对人的影响又绝不小于纯艺术。因为,人可以不去欣赏纯艺术,却不必去专门欣赏它,而它却永远在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形式语言,潜移默化地培育起人的基本审美意识,如影随形般左右了人的终极审美判断。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夙享盛誉,长期是中华文明传播的承载体,域外人士在使用中国工艺美术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认知了中华文明。(参考《天公开物》)
工艺美术这个词,就具有悠久技艺传统的,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反映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传统工艺美术,其主要门类有烧造、煅冶、染织、编扎、雕刻、木工、髹饰工艺等等。而金属工艺就是其中一项中国优秀的传统民族技艺。金属工艺是中国工艺艺术的一个特殊门类,主要包括景泰蓝(景泰蓝是用细扁铜丝掐成图案的,焊在铜胎上,再填点上彩色釉料,经烧制而成)、烧瓷(又名“铜胎画珐琅” ,与景泰蓝的区别在于不用掐丝,而是在以铜制胎之后,在胎体上敷上一层白釉,烧结后用釉色进行彩绘,经二、三次填彩、修正后再烧结、镀金、磨光而成。)、花丝镶嵌(又叫“细金工艺”。它是用金、银等材料,镶嵌各种宝石、珍珠,或用编织技艺制造而成。)、斑铜工艺(斑铜工艺品是云南独有的民间传统工艺品, 它采用高品位的铜基合金原料,经过铸造成型,精工打磨,以及复杂的后工艺处理制作而成,它"妙在有斑,贵在浑厚",褐红色的表面呈现出离奇闪烁、瑰丽斑驳、变化微妙的斑花而独树一帜,堪称金属工艺之冠。)、锡制工艺、铁画(也称铁花,是以低炭钢为原料,将铁片和铁线锻打焊接成的各种装饰画。)、金银饰品等等。
中国金属艺术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技艺精湛,风格独特,是中华民族璀璨的瑰宝,亦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结晶。我认为中国金属工艺在从古至今的岁月变迁中,是处在半消亡半沿袭状态的下的。这相对于其他中国工艺美术门类的发展情况看来,是趋于一个悲哀而并不绝望的状态,一种发展的涌动的状态。
金属工艺在当今,也占有非常大的需求量。这不会象我们在现在的生活中,去更多的去用塑料代替漆器,用玻璃代替了陶瓷,用工业印染的面料代替了传统织物等等。我们现在有许多酒吧、别墅、环境雕塑、绿化景观围栏等等,这些都需要去用到许多传统金属工艺的沿袭手段的,并且将金属工艺加以发扬光大,再设计再创造,使其与传统形式又有所区别,使得金属工艺更花样百出,更为当今的产业,人文,大众审美,或艺术家的创造所提供材料与技术的服务。但是,当今的金属工艺纯手工的几乎灭亡,这些内容也只是通过工业手段完成,利用机器,科技。我们能看见的传统的,废功费时的纯手工制作的金属工艺制品或许只有在一些艺术院校,或金属手工工作室内产出。
纯科技带领的金属工艺的大量浮现,这样的情况势必使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有关金属工艺的商机出现,商机出现会带动这个种工艺的的需求量,也会增加这种工艺本身的种类变化。达到我们以前通过手工艺无法达到的目的。古时候,我们祖先基本只用金属制作兵器和餐具,或者是女子装饰物和居室装饰物。如今,金属工艺大到被用做建凿高楼大厦,航天航海工具,小到肉眼无法看到科学仪器。电器需要它,店面装饰需要它,城市雕塑要它,房屋中的旋转楼梯需要它„„
中国古代人就对冶金技术很是着迷,他们迷恋于发现金属工艺能创造出不同性质的物体所带来的装饰性。但是,中国古代金属技术的成就及其在科学技术上的地位,并未为世界乃至包括中国人自己所充分了解。中国的青铜器早已举世闻名,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商周青铜器的冶铸技术仍被视作是难解之谜。中国的古人更乐忠于金属工艺的装饰。而如今,我们生活中的金属工艺更简洁,更注重它的性能方面,如有:黑色金属的两瓣式发夹,简洁大方从小姑娘到老奶奶都可以使用。弹簧式的发夹;圈套丁字形发夹等等;
除了在这些金属工艺的使用方面以外,我们更可喜的是能看到,金属工艺被我们所创作和设计。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喜欢使用金属做为他们艺术创作的材料。如,著名北欧家具设计IKEA,也喜欢利用金属工艺做一些金属家具,如,床。在中国我们个大美术院校也力在培养大量的金属工艺沿袭者。并且还有专门的当代金属艺术作品展览。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建院五十周年,美院工艺美术系于10月26日至11月5日在美院举行了金属艺术展。在他们学院,金属艺术专业随着他们美术学院特艺系的建立,经过了几十年的逐步完善和发展,目前形成了金属艺术和首饰艺术这两个有特色的专业方向。他们的作品,这些金属艺术作品也从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参考《现代艺术设计丛书》——《金工艺术》)
21世纪高端的科技引领金属工艺手段,可以说是“加工型”的金属工艺,这需要我们通过大脑和手工艺实践,所谓的“创意型” 相互的结合,并且是后着影响牵引前者发展。那么随着人们的艺术修养的提高,金属工艺从古至今会越走越好。并且创造出更灿烂的金属创作的未来。
摘要:本论文针对我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的整个社会文化风气和学术流派演变对书法风格及书体发展趋势的影响作出分析与探究。在这两个时代由于分别处于史学上的“乱世”和“治世”,人民生活条件与社会政治经济方面产生了极为剧烈的变化,加之学术思想、士族阶层的兴起也在随民族迁移、战争等因素不断地变化与产生、消亡。这些综合因素使得处于这一时期的中国书法在形式内容、题材、艺术性、文学性、独立性、综合性方面有了很显著的提升和进步。地域和时代的书风差别也同样较为明显。因此本人认为对这一时期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历程研究是很有必要的。这对整个中国美术史的影响也相当深远。
关键词:魏晋时期 隋唐时期 书法变革
1 前言
中国书法艺术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影响正在一天天的扩大,书法艺术的魅力也逐渐引起了世界艺坛的兴趣,原因何在呢?
究其原因,我认为存在主要的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汉字的特色,二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本质。
我中华民族祖先,早在5000年前,就已开始创建自己的文字工具。既非依据外人摹仿,也非在别人已有的文字基础上加以改造。乃完全独立依靠自身民族智慧,创本民族文字,并形成一套完整的造字法则——六书。以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方法来创造新字。在不断发展之中,中国文字也渐渐形成以形表意的特点,这便于将不同语种不同方言的各民族统一起来。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本身语言相对复杂。然而政令通讯却畅通无阻,中国字在此作用功不可没。最关键一点,将本民族文字发展成为一本独立高雅之艺术者,为中国所独具。中国书法由日用文字引导出来,经千年的发展变化,内涵与特色极为丰富。
除了上述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所铸成的汉字特色而外,我国汉字还具备实用和欣赏的两重性。既是纪事的工具,同时带有装饰美、艺术美的成分。此种功能是其他字种所不具备或很少具备的。
然则中华书法艺术其本质是什么?
根据名家归纳总结,大致看来有这样的几点:
1.方块字的形式美——“外松内紧”和“内松外紧”两大类型与六种结构模式对方快性的变化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2.概括性的意象美——经过漫长的岁月,早期汉字不断趋向简化,于先民的智慧勤劳中,删繁就简,概括为一些简练的形符。使书法也成为了一门抽象性的表现艺术。
3.笔法的节奏美——有弹性的兽毛笔书写汉字,能够从运笔的过程中,显示出节奏美。赋予笔触以不同质感和笔意。夹以技法与墨色变化,便可表现出多种内涵,使每一笔具有生命力,而且令观者体验出动感甚至弦外之音!
既然已说到书法艺术的众多关键性的理论细节,那么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
1 前言
书法艺术到底于何时产生?又于何时产生了各门书体书风?在历史上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这门艺术在未来还将会怎样持续下去?
这就不能不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待,自殷商时期开甲骨文之先河,历春秋秦汉而变大小篆、隶,至魏晋而真草隶篆皆备,隋唐时五大书体均已成熟,书法在历史高度上也达到了一个顶峰。名家名作辈出,后代无不推崇备至。以后宋元明清虽有不少继承发展,但已逐渐走向衰退。及至近现代,书法地位被重新提上民族艺术的道路,今后的发展正向一个新的高度不断攀登。
而对于书法史上,不能不提到至关重要的两个时代——魏晋和隋唐。不论是对于书体变革还是笔法提炼,抑或是书法家与书法作品的流传,这二朝均是首屈一指的。历代书法大家和书法理论家,都相当看重这两个时期。不用多说,原因就是有太多的碑帖可供临摹,有太多的理趣可以从中体会揣摩,有太多的神秘可以等待后世去发掘。那究竟这两个时期产生了何种变化导致了书法艺术如此剧烈的革命?这个书法史上辉煌灿烂的巅峰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它究竟带给后世以怎样深远的影响?这些问题,我将做一个全面深入细致的分析帮您解答„
2 魏晋至隋唐时期我国书法艺术风格的转变
2 魏晋至隋唐时期我国书法艺术风格的演变
2.1 魏晋风韵与北魏朴质
2.1.1相似的时代及玄学清谈之发展
我国历史上有两个极其相似的时代:战国后经秦统一而汉朝得一个较长时的长治久安;汉末经隋统一使唐朝又得一较长时间的长治久安。秦统一混战多年的春秋战国近10余年,为汉王朝所代替。此间书法发生了隶变,结束了约1000多年的篆书,而以隶为通用的标准字体。
汉末王室失驭,军阀混战,形成三国鼎立。跟着便是两晋南北朝,中间出现了玄学与清谈新思潮,约40年时间,隋朝统一约30年后,为唐王朝所替代而稳定下来。书法上从隶书经真书形成唐楷。
稍加比较即可发现,这两个时期是多么的近似。大汉与大唐之间,间隔着魏晋、南北朝,有似一个哑铃形。汉唐疆域辽阔,国威远扬,科技、文学及艺术三者都是彪炳辉煌。反之,魏晋、南北朝则疆土缩小,国力不振。但其科技文学与艺术方面却并不逊于汉唐,尤其是书法艺术更有其独到之处。然其原因何在?
一.老庄之学乘虚而入
汉末王权旁落,老庄之学乃乘虚而入,出现了玄学和清谈两个特有的意识形态,并风靡一时。
老庄之学乘虚而入的原因,约有四点:
a. 秦始皇焚书坑儒,书籍残缺,于是而有章句、训诂之学,读书人死啃书本,皓首穷经,在纸堆里讨生活,不断地重复着老一套,成为了死水一潭。 b.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人的思想圈在了儒家思想里,进一步禁锢了学术发展。
c. 新莽篡位,大搞复古活动,毫无新意。
d. 东汉时刘秀虽是中兴之主,却迷信名教之说,进一步加强人的思想僵化。 由于上述四点原因,人们思想僵化,知识范围狭隘。士大夫觉得老庄中所谈乃是另一个天地,主要探讨宇宙奥妙与人生观求索,不涉及一般的世教。
2 魏晋至隋唐时期我国书法艺术风格的转变
万物等观点;重性灵美,而轻外相,重虚而轻实,即遗形骸而重性灵;说真心话,有真感情,不搞虚伪。
二.由玄学发展为清谈的概况
曹魏的正始年间,何晏、夏侯玄和王弼三位学者对《易经》、《老子》和《庄子》三书,都有深厚的研究。以往人们这三本书本有“玄学”之称,有了王弼的新注解后,士大夫争相阅读、讨论,蔚然成风。引起的玄学讨论,鉴于汉末党锢之祸,乃只谈哲学问题。意旨玄远而立意新颖,探究宇宙之奥妙及人生观等。
西晋后,陷于“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晋室只得偏安于江左的建康。士族阶层更觉失落潦倒,玄学也逐渐发展为清谈。老庄仍为主旨,唯内容已大有改变。概括为唯美主义或唯情主义。偏重于情感,多谈人的仪容、举止和服饰方面。及至南北朝,因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凋零、人民苦难。清谈之风虽存在,但已缺乏内容,成了形式,流为笑谑。
这是当时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集中表现在士大夫阶层。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在文学艺术上大都有一技之长。于是在有意或无意识地将老庄之虚玄澹远之风带入了文学艺术之中,形成一种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这就是“江左风流”。
除吸收了老庄思想而外,也融入了荆楚文化。因荆楚文化是重情主义而具有浪漫色彩的,这与江左的名士风流是密切相关的,也必然要影响到这些清谈之士。
2.1.2 南北书风与书法艺术的独立
书法,自从秦汉之际的隶变后,东汉后期趋于衰落,逐渐向新兴的真书过渡。这一改变在三国时魏与吴有明显的表现,而偏远的蜀汉找不到实物的证据。
曹魏的真书以钟繇的“五表”(《宣誓表》、《贺捷表》、《荐季直表》、《调元表》和《力命表》)最具代表性。其后便有卫铄、王羲之父子等。东吴故地出土的《谷朗碑》和《葛府君碑》,都是很好的真书。北魏可说是集真书之大成,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东北的高句丽有《好大王碑》,云南有“云南四古石”之瑰宝。
一.魏晋书法的韵致美
一般书法史及通常说法,只提魏晋书风或晋代书风,而且常说晋书之“韵”。如果不加说明,则有失粗略,并遗漏了延续时间长和范围广的北方地区。人们常说书法之“晋韵”主要是指西晋和东晋的150年间。“晋韵”不论是真书还是草书,皆有书法艺术的明显特色,它代表了中国书法的又一高峰。晋韵的特点是笔
法的从容不迫,结构上疏朗宽博,形有尽而意无穷,笔与笔之间的牵连顾盼,部首与部首的映带超脱以及波磔等摇曳多姿,显示出一种难以言表之气象,有天然雅澹之致,这就是晋书的韵致之美。
我国书法艺术在近代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其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两点:
一是老庄思想的渗入和清谈的影响。此派之人往往养成一种举止安详,辞让有节,雍容不迫的行止区处之度,而表现在书法的行笔布局上,为具有特致的“韵”。
二是书法本身的笔法有了新发展。隶变之后,制笔技艺上大为改进,隶之体式与篆相比在用笔上很不相同,破弧曲为方折,以基本笔画代替形符,某些笔画出现了挑势,故笔法上与篆书很不一样。魏晋以来,制笔技艺又有新的成就,有些书家本身就能制笔,相应的笔法也有了新的内容。
隶笔一般在一笔之内粗细是一致的,只某些笔画如悬针竖及有雁尾的和长竖出现了提按有别。现在真书在一个笔画之内有提按的不同,可以先提后按,或先按后提,甚至两头按中间提等等。各画之间也可有提按的不同。
经上两大因素促成了魏晋书法艺术出现了独具风格的韵致美。但时间出现得较短,仅150年。
二.北方书法的朴质美
西北的拓跋氏向中原内移后接触到了华夏文化,但还未染上那种士大夫之习,仍保持了西北大草原的风度。所谓江左风流,以及玄学、清谈等,由于历史地理、人文及政治的不同,,未能把这股腐靡之气吹到北地。故北方文化基本仍保持着比较古朴的风气。书法上虽也遵守从隶向真转变的轨迹,只不过在风格上,与江左大异其趣,表现为一种宽博雄浑之气,又具有朴质稚拙之真纯。在阳刚的豁达中,却透露出几分天然之稚气。当时之所以能取得这种真趣,大致原因有:
a. 中原的文化影响。
b. 五胡未染中原的不良腐习,仍具北地犷悍之气,刚毅豁达。
c. 二者结合,遂得凝成既刚毅,又天真淳朴,于是表现为书法上的朴质美。
三.书法艺术独立成为一门学科
在摆脱了汉代经院式的陈陈相因和正统伦常束缚之后,书法艺术得以老庄思想为指导,超脱于世俗,崇尚自然,保持个人精神自在。这超脱是一种崇高的闲情逸致和与之相适应的美的追求。这是书法艺术真正超然独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表现。
2.2 唐楷整饬与狂草意象
从李唐开国之初,其书法艺术本应表现为阳刚之美,具雄强之势的。但在初唐所见,却并非如此,原因何在?
我们应知道,书法艺术,要形成一种风格,代表一个时代的气象,绝不是在一个短的时间里所能办得到的。它必然经过一定时间,使生活在本时期内的人们,特别是从事于书法的人,有充分的时间接触、认识、消化之后,才能表现于书写而形成当时的风格。
李世民上台后,他清楚当务之急是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经过400年的劫乱,人都是久乱思安,所以他采取措施,让人心安定下来。可当时的书法,新的还没有,只好将前朝留下的善书者请出来。初唐四家就是这样成了典型人物。欧、虞、褚、薛都是经历过陈、隋之人,又都走的是钟、王一路。而李世民又特别推崇王羲之,大树其书圣之形象。书法理论方面也基本是张扬魏晋之风韵。
唐代是以楷书为标准书体,其他四体也都在应用,且都有能手,篆有李阳冰及韩择木,隶书则有蔡有邻及唐玄宗,草书有张旭、怀素及高闲上人。行书则有李邕和颜真卿,楷书就更多,初唐四家,中晚唐有颜、柳等。
唐楷是在真书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化而形成的。初唐几位大家仍保存有真书的意味,欧、虞、褚、薛诸人之作,看起来都有飘逸潇洒之感,丝毫也不觉板涩,只见气度雍容,有温文尔雅之慨。中唐后颜、柳之作就很不相同,志在革新,富阳刚之气。却使人觉得有板实塞逼之感,而无活泼之意,法度多而生气少,丝毫看不见有奇致跌宕之趣。一般常说的唐人尚“法”,主要是指楷书,而草书、行书、都没有那么多的“法”。由于“法”一多,框框条条从各方面来把人的手眼限制得死死的,会显得毫无生气。
不过,唐代仍继承了汉魏以来的阳刚之美,书作都表现了雄浑奔放、劲健飞动的审美风采。唯有时过于重于形式而遗神情。
颜真卿、张旭、怀素、李邕在楷、草、行三种不同书体领域表现了唐代的阳刚之美。他们都挣脱二王之羁绊,减少传统影响,成为独辟蹊径的革新人物。和韩愈一样,他们都是“起”往代之“衰”的命世大才。
颜真卿的楷书,笔力雄强浑厚、壮丽沉穆。他摆脱二王之藩篱,另辟蹊径,自成一格,世以为法。阳刚之气,凛然不可干犯之像,具有旺盛勃郁的精神力量。唐楷是颜真卿所开拓出来的一代新风。他那种横轻直重,循规蹈矩,可谓是整饬美。
张旭与怀素在草书方面表现了时代的新风貌,一变自魏晋以来那种娴雅恬澹、雍容尔雅之风,重在阳刚之美,奔放豪迈,富于动感。他们创为狂草,较为张芝、二王又有发展。在书法上怀素能“以狂继癫”,以更为迅疾继之笔意字势,达唐代狂草的极致。与张旭相较,他更突出行笔之速度,“迅疾骇人”的程度。
他们的狂放,从总体上看,并未超越书法形式美的范畴,而又具意象之美,体现的是情感力度和强盛德阳刚之气。
李邕和颜真卿的行书,放弃了魏晋以来二王的规范,另自冶铸而成,李邕从北魏的碑意,取其浑厚强劲,顿挫起伏,转折提按分明,大胆取侧势为险绝胜。其风格对宋代苏、黄、米及以后之书家,都产生过深厚的影响。
唐之行书,李、颜二家皆不依傍前人,自铸器识,摆脱了数百年之积习,独辟蹊径,为后世立法,这种革新与开拓之精神,实足为我们学习的良好典范。
3 结语
可以看出,我国在这几百年的时间内书法艺术经过了极为丰富的神奇变化,使得书法真正得以独立于中国的艺术之林,而成为东方文化中一道灿烂辉煌的艺术胜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与政治变化,造就了成就非凡的书法与其他文学艺术。
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灿烂的文化,是由各个时期各民族的互相融合交流之后,逐步形成而来。在中国美术发展上,先民创造出伟大的独有的中国书法,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今后的中国艺术将如何去走?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很艰巨,对于绘画界、书法界来说,将中国特色的艺术之路怎样传承发扬,创出有民族特点的时代风格,仍是任重道远。或许,历史的经验可以为今天的困惑与迷茫指出一点传承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黄源.书法讲座[M].广西:广西大学出版社,2007.10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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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汽车的诞生和发展是科技的发展史,也是中国人类进步的足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汽车发展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进入近现代以后,交通工具的更迭加快了速度。轿子,马车,帆船,等传统交通工具逐渐被人力车,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新式交通工具所代替。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也加快了通信建设的步伐,邮电通信设施逐渐完善。
关键词:交通工具,邮电通信,近现代
交通工具的进步,人力车是近代城镇中重要的交通工具,民国时期,仅北平、天津、上海三市便各有数万辆之多。自行车是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一直流行至今,19世纪中后期传入中国。20世纪初,自行车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有了自己的自行车制造厂,自行车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代步工具,以至于有“自行车王国”之称.
中国有铁路始于清朝末期。然而清政府腐败、保守、专制,唯祖宗之规是从,不肯接受新生事物。他们把修建铁路、应用蒸汽机车视为“奇技淫巧”,认为修铁路会“失我险阻,害我田庐,妨碍我风水”,因而顽固地拒绝修建铁路。 1888年底,慈禧同意了李鸿章的试车奏折。在试车时,慈禧被震耳的汽笛声和蒸汽机车巨大的排汽声吓得不轻,但是为了保持自己太后的尊严,她又不便直说,最后以火车的动静太大会破坏皇城的龙气,以及火车司机坐在她前面有损皇家威仪为理由,下旨不准用烧煤的火车牵引大清皇家专列。但是这条铁路和列车却可以使用,所以就出现了世界铁路史上最为可笑的闹剧。每天早上慈禧到勤政殿上朝及下朝时就乘坐这条铁路上的火车,但是火车开行时却没有牵引机车,而是使用大量宫内太监挽着黄缎子织成的绳索拉着这六节火车车厢跑。慈禧在乘坐专列出发时和她坐轿子一样,很多人前呼后拥,专列前有两队太监手持幡旗在铁道两旁引导,另有多名太监用黄缎拉着火车前行,列车后还跟随着一些侍奉的太监。虽然这条铁路上的火车没有使用蒸汽机车,但却是北京历史上出现最早的铁路、车站以及列车。
人力车、三轮车、自行车(自行车19世纪中后期传入中国;20世纪初,自行车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50年代以后,中国有了自己的自行制造。火车(第一次工业革命)。沪淞铁路:中国出现最早的铁路(外国商人修筑)。唐胥铁路:中国人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出现“马拉火车”的天下奇闻)。京张铁路:中国人自行设计并修筑的第一条铁路(詹天佑)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收回包括铁路在内的权利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的铁路建设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③电车,公共汽车(第二次工业革命)电车:1906年,天津创办了有轨电车交通系统。公共汽车:上海在1924年出现,北京则是在1935年开始有。1956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第一批12辆“解放牌”载重汽车,标志着中国汽车工业的诞生。
空:飞机
中国的民航事业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30年代中期已形成覆盖大半个
中国的航空网。(3)现代(1949年后)交通工具发展的特点:发展快,多层次,范围广,不平衡(具有多层次性原因: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同时也受具体环境的影响。)
2、邮电通信设施的逐渐完善
(1)邮政通信。①开始:1866年,海关开始试办邮政。②1896年改为正式办理,通信范围囊括了全国各主要商埠和中心城市。③辛亥革命后,大清邮政改称中华邮政,邮局邮路进一步扩展。④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成立,开创了邮政和电信合一的新时代。
二、邮电通信设施的逐渐完善
落后的邮政通信方式:
烽火台
飞鸽传书
驿站——旧时公文和文书的传递靠驿站,驿站靠驿马民信局——是由私人经营寄递信件、物品、经办汇兑等业务的赢利机构。明代永乐年间由宁波帮商人首创。
(2)电信事业
电报:
①有线电报:1877年,丁日昌在福建架设电报线,成为中国
人自办有线电报的开端
②无线电报:1906年创设。到 1932年底,除了国内无线电报外,还开设了国际无线电报业务。
参考文献:
高一历史教材
《中国近现代交通与通信工具的进步文献》
《历史发展史》
人类历史的发展已经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几千年历史,而在这厚重的历史中积淀着人类先祖们的辛劳和智慧,同时留给了后人无尽的知识和财富。使用工具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征之一,我们的祖先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铁犁牛耕到机械收割,人类不断地创造着新的工具,不仅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更是不断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加速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当今社会,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系统,节省了往返时间,方便了人们的联系,增加了企业效率,带来人们历史性的变革。社会财富不断增长,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用地规模不断扩大,同时间接性的促进了城市交通的发展,因此城市立交桥,地铁,不断外扩的环城路等等成为城市新的风景线。随着经济的发展,加之民工潮的涌动,城市中的人口不断持续上升,熙熙攘攘的人群加剧着城市生活的节奏。公交,地铁~总是人满为患。当然汽车是很多普通人打拼的梦想。大街上,各种品牌型号排量的五颜六色的汽车,成为城市中流动的风景线。于是都市中有着那么一个群体,他们如此如醉的关注着喜欢着汽车,对各种汽车参数,配件,性能指数等了如指掌,对汽车企业文化如数家珍侃侃而谈。虽然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还不能拥有自己的座驾,但仍然在关注着。
汽车自上个世纪末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一百多年。可以说,汽车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方便了人们,更带给人们无尽的乐趣。在经过汽车常识与鉴赏选修课的学习后,对于汽车有了新的进一步的认识。“读史使人明智”,车轮转动着汽车百年的发展史,车的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给我们留下了点点滴滴。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五大汽车强国之际,让我们一起来回望汽车的发展历史,体会汽车给我们带来的种种欢乐与梦想„„
首先有必要要谈谈汽车的远祖。远在在原始社会,人们发明了一种简单的工具,将圆木置于重物的下面,然后拖着走,重物即可由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被称作为早期的木轮运输。后来人们发现用直径大的木轮运输速度较快,于是木轮的直径越来越大,逐渐演变为带轴的轮子,这便形成了最早的车轮雏形。车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首先发明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车辆,也是在我们祖先灵巧的双手和智慧的开拓下,最早驶上了历史的舞台。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有黄帝造车之说,故黄帝又号称轩辕氏。轩是古代一种有围棚的车,辕是车的基本构件。所以可以认为车辆应当是黄帝首先发明的。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留下了各个朝代车 的更替演变史。
十六世纪的欧洲已经进入了"文艺复兴"的前夜,欧洲的马车制造商风起云涌,马车的制造技术有了相当的提高。中世纪的欧洲,大量地发展了双轴四轮马车,这种马车安置有转向盘。车身方面,出现了活动车门和封闭式结构,并且在车身和车轴之间,实现了弹簧连接,使乘坐之人感觉极为舒适当然上面这些还不能称作汽车,真正的解决了车的动力问题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汽车。
于是,工业革命带来动力的革新,人类历史进入‘蒸汽时代’。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随着生产力大幅度地增长,要求用于交通运输的工具也要有相应的发展。
世界汽车的发展历史大约经历了110年,19世纪末期开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约20-30年间,便形成了一个汽车的发明家时期,也是发达国家汽车工业的初步形成时期。这个时代涌现出的许多著名的发明家,引领了工业革命的大潮。
1769年法国人NJ居纽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辆蒸汽车驱动三轮汽车。1804年脱威迪克设计制造了第一辆蒸汽汽车。 1879年德国工程师卡尔 本茨首先试验成功台二冲程试验性发动机。1886年真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德国人卡尔·奔驰研制的0.9马力的三轮汽车取得了帝国专利证书,同年,另一名德国人戴姆勒也试驾了他发明的四轮汽油汽车 1986年国际汽车产业界推举德国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主办国际汽车百年圣诞庆贺的盛典,并公认国际汽车产业界汽车发明家是创办奔驰汽车公司的卡尔?本茨先生。所以人们一般把1886年称作为汽车元年。,从此,汽车开始改变这个世界。
从德国人奔驰和戴姆勒于1886年制造的第一辆汽车开始,各国都争相发展汽车,使汽车工业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法国制成第一辆汽车的时间是1890年;美国是1893年;英国是1896年;日本是1907年;俄罗斯是1910年。
老牌德国从1886年开始,就已经将眼光转向了汽车生产的阵容中来。诸如缝纫机制造厂,享歇尔铸造机械厂,布兴厂等,原是生产火车信号装置的,此时均已改为汽车制造厂。到了1901年,德国已有12家汽车制造厂,7年以后,汽车厂又猛增至53个年产汽车5547辆,不仅能供应国内市场,而且已把大量的产品销往到国外及世界各地。当然,最有名、最老、最大的汽车厂,仍是奔驰和戴姆勒两个厂家。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德国汽车工业已基本形成一个独立的工业部门,在美国,杜瑞亚兄弟于1893年共同制造第一辆美国汽车,3年以后,有了更多的人从事汽车制造业,其中比较有名的代表人物有亨利.福特和瑞.奥兹。
福特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他造出第一辆车的时间是1896年,售价是200美元,年产量600辆。到了1902年,美国汽车产量已达9000辆从卡尔·奔驰制造出的第一辆三轮汽车以每小时18公里的速度,到现在加速到时速100公里只需要三秒钟的超级跑车,一百年来,汽车业经历了三次变革:1914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安装汽车装配流水线,带来了汽车工业史上的第一次变革;50年代战后的经济繁荣使汽车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给汽车带来了第二次变革;到60年代末,日本汽车工业出现奇迹,物美价廉的汽车使汽车工业发生了第三次变革伴随着汽车的发展史,汽车工业也造就了多位巨人,他们一手创建了通用、福特、丰田、本田这样一些在各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著名公司,也形成了世界上著名的四大汽车城。
第一, 底特律:美国汽车城。垄断美国汽车工业的通用、福特和克莱期勒汽车公司的总部均设在底特律城,全国1/4的汽车产于这里,有91%的人以汽车工业为主。
第二, 丰田:日本汽车城。丰田公司有10座汽车厂,
生产几十个系列的轻重型汽车。此外,它还有1240家协作厂。全公司每个职工平均年产值13万美元,居世界之首。
第三, 都灵:意大利汽车城 菲亚特公司,现在已发展
为世界第七、欧洲第二大汽车公司。
第四, 斯图加特:德国汽车城。是生产世界第一辆汽车的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所在地。
历史没有终点,人类时时刻刻都在书写着历史。回首汽车一百多年的发展史,人们可以捋顺汽车发展的脉络,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在继承前人成果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推动着技术的革新,而最终科技的发展会惠及民众,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水平,获得更大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畅想未来,每个人的心中应该都有自己对于汽车的理解,都有自己的设计蓝图。而理想照进现实,只有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推进人类科技水平才能创造机遇与条件,去把梦想变成现实。下一个百年,由我们来见证!
摘要:我国整车市场销量稳步攀升稳居全球第一,但增速放缓明显。本文主要从宏观经济形势、需求市场、消费者偏好、供给侧分析、外商投资影响因素等方面对国内整车销量增速放缓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汽车销量;货币贬值;政策影响;供给侧改革
一、国内整车市场销量及趋势
国内整车市场销量稳步攀升,2015年国内汽车产销量超过2450万辆,再创历史新高,连续七年蝉联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销售势头强进,但自主品牌汽车市场仍未能有所突破表现一般,数据显示2015年上汽、东风、一汽、长安车企四大巨头整车销量达1264.84万辆,但其中自主品牌整车销量仅211.01万辆,占比不足20%,合资品牌乘用车仍占据市场主要份额。同时数据显示2011年至2015年虽然中国市场汽车销量逐年上升,但增速在2013年达到最高点后于2014年开始跌落,2015年增速放缓。
二、宏观经济环境对整车市场的影响
(一)国际经济形势及结构影响整车进出口及对外投资建厂
以2011年至2015年历年6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数据行统计,人民币呈升值趋势,于2014年小幅下跌。人民币升值后使汽车制造成本上升,导致我国汽车出口价格上涨,影响了我国整车销售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出口量回落;另一方面人民币持续升值,使我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出口受到重创,造成我国自主品牌汽车发展滞后。
外币贬值及消费者倾向变化使我国汽车进口量呈上升趋势。外币贬值为我国合资汽车企业发展提供较好发展环境,多数零部件进口价格下降,这样一来整车制造成本下降,造成在国内市场上打压我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的环境。数据显示我国汽车进出口增速与汇率走势基本一致,汇率因素影响较为客观。
在相关政策方面,国际国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7月在《世界经济展望中》将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于3.5%下调至3.3%,导致2015年上半年新兴经济体形势不佳,直接影响了汽车市场需求增长。我国主要整车出口区域中东、东亚及俄罗斯等汽车市场销量受次影响分别出现幅度不等的下滑。同时海外汽车市场门槛不断提高,比如印度政府提出更为严格的尾气排放标准,俄罗斯政府目前正在探讨进口汽车价格限制标准,伊朗工业部则对外商投资车企设立条件进行探讨,且已提出禁止进口整车。以上国际环境变化造成我国汽车出口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影响了我国汽车出口量。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自贸区(FTA)建设及BIT谈判,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跨国并购及海外建厂。同时为支持中国企业跨国业务的发展,国家在金融政策支持体系也做出相应完善,如扩大了出口信用保险服务范围,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规模等等。此外,为鼓励技术引进,2011年《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将拥有自主品牌作为对汽车合资企业的硬性要求提出,异地建厂需满足“自主品牌”及“新能源汽车”两个必需条件。可见国家对汽车产业在海外业务扩张在资本和制度建设上已提供相关扶持政策,并已指明了提升自主研发能力及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方向。
(二)经济形势改变国内消费者收入结构,影响其购买力
2015年中国经济下滑开始从过去“新常态”潜在增速回落主导的模式转化为“趋势力量”下滑与“周期性力量”回落并行的格局。另一方面,工业企业供给能力持续低迷,生产领域的萧条与股票市场的泡沫、传统制造业的困顿与新型产业的崛起同时并存。[1]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内2016年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第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619元,同比名义增长8.7%,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6.5%。近年来国内居民虽实际收入有所增加,但经济下行诸多因素已逐步造成消费者资产及收入结构改变,且居民实际收入增速有所下降(指比上年度实际收入,已扣除价格因素)。消费者资产及收入结构直接影响个人消费倾向及购买能力,居民实际收入增速放缓,以上因素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汽车销量增速放缓。
三、需求市场的影响因素
(一)政策影响
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地相继推出限购、限行等政策,使得汽车销量在以上城市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严控三公经费支出及其中针对公务用车改革也对消费需求造成一定程度冲击,有数据显示2015年三公经费支出同比2014年有所下降。由于新能源汽车废气排出量相比传统汽车可减少92%-98%,对实现环境保护及能源替代等问题都具有较为可观的意义。因此国家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在摇号及补贴等政策上进行了大力扶持,使得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显著提高:2015年新能源汽车销量达33万辆,同比2014年增长3.4倍,其中纯电动车同比增长3倍。但目前续航里程及配套设施等仍是遏制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的瓶颈,同时也是影响及限制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若能在以上方面对产业战略有所布局,将会迎来汽车产业的新格局。
(二)消费偏好及互联网对整车销售及运营模式改变
价格偏好分析:由2015年统计数据可见25-40万、40万以上价格较高车辆消费比例同比2014年有所下降,结合上文中提到的居民资产及收入机构改变体现出高收入人群对高价格车型的需求弹性较大,25万以下中档偏低价格车型需求较为稳定且同比2014年份额有所增长。
级别偏好分析:由2015年统计数据可见MPV继续风靡,SUV增势强劲,继续挤占A型汽车及更小车型,受消费者青睐。受收入结构影响,紧凑型及小微型车辆需求较为稳定,仍是目前国内市场的主流销售车型。[2]
互联网的极速发展催生了滴滴、神州等国内目前发展势头较为强劲的利用汽车产业平台搭建运营模式的公司。资源共享的理念对汽车行业未来结构能做出如何改变和影响还是未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传统汽车销售行业的运营模式将会随互联网及信息产业发展受到较大的挑战。但传统运营模式的改变需要依赖国内法制和社会信用管理的不断完善,因此过程可能较为平缓。 四、供给侧的影响因素
(一)外商投资影响
自1990年起,汽车产业的全球化及巨型跨国汽车企业的联合与重组使国际汽车产业发生了较大变化。外商直接投资对我过汽车产业在规模化、结构合理化、技术水平提升、国产汽车出口等方面体现了巨大价值,但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状况也暴露出若干问题,如国产汽车自主品牌的缺失、核心零部件的严重进口依赖、外商在华投资重生产轻研发现行普遍,造成我国汽车产业缺乏高素质研发人员。因此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战略调整应为更注重技术引进和国际合作,培养自主开发能力,同时大力发展自主品牌,开发高端和新能源汽车市场,同时注重发展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能力,摆脱进口依赖。[3]
(二)供给侧改革
07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下滑。从需求侧分析,外部需求中,全球出口增速10年见顶回落,且过去三年持续零增长,中国并未能独善其身,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国低成本优势不再,令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内部需求中,2011年人口结构出现拐点,2013年地产销量增速持续下行,工业化步入后期,投资增速持续下行。我国在刺激需求效果并不显著的情况下,在进一步认识到供需错配实质后,发起了供给侧改革。
从本世纪上个10年开始,中国汽车产能过剩的声音不断出现,直到2011年中国汽车产销增幅减缓,同时,各大集团纷纷公布十二五规划,规划产能合计超过5000万台,汽车产能过剩再次被关注。据了解,去年中国汽车工业年鉴做了一个统计,综合各大集团的汽车产能,全国汽车产能在3500万台左右。[4]中国汽车产能是否真的过剩?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对产能过剩的理解并不能简单停留在数量的过剩,而是要从关注结构性过剩等方面进行考虑。如我国汽车消费市场表现出的转型升级需求,相对于传统微车、低端乘用车,以及某些自卸车、改装车等结构性产能过剩产品表现出不匹配性。国家主管部门已在诸多方面采取行动,如排放法规更加严格、燃油限值的考核等,通过这些手段淘汰缺乏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车企,逐步改善汽车产业结构性过剩的现状。供给侧改革的推进,为汽车产业从大到强、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刘元春,闫衍.当前宏观经济特点分析与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2015,8.
[2]郭博.2015年中国汽车市场消费趋势及用户洞察[EB].易车网,2015,11.
[3]抛开结构性谈汽车供给侧改革就是伪命题[EB].中国汽车报网,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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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史实践论文,供大家参考。
李宗仁先生(1891年~1969年),著名爱国人士、前国民政府代总统、历经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北伐战争,台儿庄大战的指挥者,中华民国时期桂系势力领袖。
1965年决然从美国归来,其率先创举在统一大业中占有重要一页。1948年4月至1949年11 月,李宗仁返桂在此居住。1966年3月14日,李宗仁先生重返官邸。游览李宗仁官邸、故居,可以感受李宗仁先生起落不一、扑朔迷离的历史生涯;回归祖国的征程;一个前国民政府代总统的府邸陈设、家居生活、政治生涯的终结;其“青春戎马,晚节黄花”传奇人生。在他的故居,蕴涵着奇趣玄妙的民间风水论理与哲学、以及多姿多彩的桂北民俗文化。
桂林作为李宗仁生长的地方,留有不少他的遗迹,尤以官邸为最佳。
从中山中路的百货大楼处进文明路不远就是李宗仁官邸。这是现已不多见的民国建筑院落,占地4000来平 李宗仁官邸方米。建筑的色彩基调为橙黄色,中式屋顶,主楼及依傍两侧的副楼和家眷楼屋檐下饰一圈红砖墙,红点缀黄,庄重大方。环绕建筑的是整齐划一的冬青树带、草坪,随意的几株花木,间或几只鸟儿窜出,婉转鸣叫。 1948年4月官邸落成,正是李宗仁成为前国民政府副总统之时,故又被称为“桂林总统府”。人们常说乔迁为喜,但府邸的建成并没有给李宗仁带来喜悦和荣耀。1949年4月23日离开南京回到桂林,是他居住在官邸最长的时光。就在主楼会议室,他接见了强烈要求和平的广西民主人士和学生代表,二楼的会客室里,他一声不语,任由桂系高级人员对“战”与“和”激烈争吵,在历史抉择关头,他茫茫然,无所适从。
李宗仁毕竟是李宗仁,虽然在历史大势面前虽如张治中将军所说的“毫无定见”,但在这里,他作出了让蒋介石眦目的决定:离开蒋,远离权势。1949年11月9日,他携妻带子告别这座仅住了50天的官邸,赴美寓居。李宗仁还是李宗仁,居然在晚年还书写自己历史的辉煌篇章,回归祖国。1966年3月14日,他站在官邸,对当地官员一再说:“我对此已不以为然。”可面对陶铸特为他夫妇到后面就餐方便而架设的风雨桥,感受的那份关爱,涌上心头的就是:“我回来的路走对了。”
故居是一个有5000多平方米的家园,由安乐第、将军第、学馆和三进客厅组成,散布7个院落、13个天井、113间房。偌大的空间,徜徉其间,尽可以让时间慢慢流淌。故居的选址颇有讲法,宅地正好对着靠近天马山的穴位,引进山上的泉源,可谓风水宝地,为李宗仁成名找一些祖荫的原由。走进故居,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平和感觉,没有精巧的雕梁画栋、流光溢彩,就按桂林北部民居,用木头建成两层楼,取五开间、四开间,一进二进三进,求大、高、深,有气势就成。同样,求安祈福的要素是不能少的,安乐第老宅的厢房设计前宽后窄,有5厘米的差距,是想“光前裕后”,希望后代富足。堂屋的屋顶不得封死,是让“五福降临”,后代能出人头地。李宗仁6岁随父开蒙,一直到14岁,四书五经,之乎者也,自然是描红、死背硬记了不少,那戒尺、长鞭也挨了许多,从此他便有了文化的底子和坚毅果敢的禀赋。那使故居有几分儒雅气的学馆是李宗仁为实现乃父在家设馆教书的愿望修建的。
故居的房间太多,但有两处应顿足停留一下。一间是安乐第后一进李宗仁的婚房,新婚之夜,他教新娘认“李”字。另一间是将军第的堂屋,1940年12月4日,蒋介石夫妇以李宗仁把兄名义到此拜见李母。故居作为农家大院,随处放置的农家活计,鼓风车、脚踏的舂米器、蓑衣斗笠以及粮仓、大火灶等等,一一回访当年的热闹。最让人赏心悦目的地方应该是后院,那眼为李家带来瑞祥的泉眼就从一米来深直径不到二尺的土坑里清清冽冽地涌出,从不停息过,掬起一捧,如玉般的润软腻人,入口甜心。
历史不会淡忘李宗仁先生。他的官邸、故居1996年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弘扬爱国主义成为这里永恒的主题。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我们知道自从1840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
20世纪的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此时,袁世凯、张勋等复辟帝制;军阀割据混战,民不聊生;而后又遭遇法西斯的日本的入侵„民族危难关头,以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代表的两派爱国人士正积极的投身革命,意图变革中国这种混乱的局面和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由此就有了后来两次两党合作美好的局面。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像世人宣告了它是多么觊觎中国的野心。但此时我们的人民还未觉醒,他们正忙着安内,国共在经过第一北伐合作之后,国民党意识到共产党将会成为以后的大对手,在 蒋介石 的领导下就无故开始叛变并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士,他可能吸取了近代为了富国强民所做的先大力增强国内实力即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我们忙着肃内,而日本正全力的为侵略中华做着充分的准备呢!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即将面对的灾难。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的序幕。因为蒋的坚持不抵抗政策使得日本迅速侵占了中国东北,从而加快了日本侵华的进程,加深了日本嚣张的气焰,加强了日本侵华的部署,加紧了横扫亚州的动作。共产党站在时代的高度分析了当时的时局,做出了团结全国,共同 抗日 的主张,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 抗日 根据地相继建立和巩固;游击小分队陆续组成并发挥作用; 抗日 统一战线慢慢的壮大;中国军队英勇的开始阻击日军„而此时 蒋介石 也无力顾及安内的事情,也加紧投入到抵抗外来侵略的战略上来。
我们都知道, 蒋先生 小时后深受入学的熏陶,青年时代是去日本留过学的,是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而且在民国成立后追随孙先生,它在军事、政治、文学才能和素养也是相当精明的。所以在孙先生逝世后,中华民国在他领导下也具有相当的战斗力的。
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动荡时期,这就为后来全面团结 抗日 奠定了社会基础,也让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暂时性的安定。还有,蒋先生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民党政府的团结,以致国民党没有在党派林立的时期而走向崩溃。同时,在他执掌黄埔军校的时候,注重严格的军事训练,培养了大量的军事指挥人才,为以后抗日输送了大量的 抗日 指挥官。而且正是由于 蒋先生 在正面战场上对日军所做的大规模的阻击,使得日寇在中国战场上吃了很多亏,消灭了大量的日军主力,也就减慢了日军侵华的进度。 在 蒋先生 的全力抗战中,我们慢慢赢得战争的主动权,在这长久的战争中,日军由于资源的匮乏也变得军心涣散,以致在最后一击中,彻底打垮了日军的主力。蒋先生 多次利用天险对日军进项阻击,从而阻止了日军的西进,使得中原地区又多守了六年而没有沦陷,保证了大后方的安全;又使得日寇迟迟不能打通“大陆交通线”,迟滞了日军军事调动和战最终顺应了民心,联合中共以及包括华侨在内的社会各界力量积极 抗日;为抗日战争曾在全国设立了十个战区,投入了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的全国兵力进行抗战;命令国民革命军正面对敌,与日军进行了多次会战,对日军造成了巨大的创伤,有效阻止了日军的入侵积极寻求外援,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驼峰航线的开辟就是最好的见证;派远征军到缅甸与日寇作战,消灭了一部分日寇,打通了中印公路;943年11月, 蒋介石 出席开罗会议等国际会议,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对日联合作战方略及战后和平条件。
抗日战争期间,在华日军人数最多时有近200万,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最多时超过100万(整个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约为210万)。面对那么多的敌寇,我们的国军从未畏惧过,来看这里有一些数据,关于国军在正面战场迎敌时所消灭的日军数目。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后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4万人。(不包括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和美英协同歼灭的约16万日军。)抗日战争中,中国国民革命军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28931次。国民革命军陆军死亡、失踪321万1914人,空军阵亡4321人、损失战机2468架,海军几乎全灭。加上因病减员等非战场损失,国军总损失400多万人。不过,亦于大小会战中,让日军损失48万3708人,而伤者更达193万4820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共有126名日本将官阵亡于与国军会战中。(中日战争中,共129名日本将官阵亡,只有其中3名是阵亡于与八路军会战中。)
除此之外,由共产党领导的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及 抗日 根据地民兵在内主要以在日本占领区内游击战为主。据统计,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总共歼灭日军52.7万,此外还歼灭118万伪军。远远超过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八路军、新四军〕的歼敌数量。相比之下,八路军、新四军人数较少,条件较差。国民革命军作为当时中国正规的政府武装,战绩突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由此看来, 蒋先生 在 抗日 战争正面战场上大大牵制了日军,其对消灭日本 法西斯 的贡献是很伟大的,这是历史的事实,我们不应该视而不见的。
我们只知道, 蒋先生 是大独裁者,这个我觉得历史自有公论,我就不去多说了,但是它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是他领导全国人民奋起 抗日 ;是他沉重打击了日寇,把日军赶出了中国的领土;也是他一步步阻击这日军的对中华国土的蹂躏;是他争取了大量大物资援助,使得抗日战争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是他联合国际社会决定对日军合作作战和成立联合国;也是他将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的提高了;也是他让当时的中国物质生活得到提高;也是他让涣散的国家团结在一起;是他把台湾等地给收回来了„„是他让我们取得了中国的主权,是他,是他。我们应该感谢他,应该佩服他,他是不朽的人。
在整个 抗日 作战中, 蒋介石先生 为中国的独立可谓是倾尽全力,如果不是他的全力抗战,可想而知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会如何,或许我们就只能称臣于小日本了。虽然他起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是他后来可真是全身心的抗日的啊,为此,他付出的代价可谓是巨大的啊。他对日军的正面阻击可是对抗战起到的是主要作用。“中正自守,其介如石” 蒋先生 的名字就是他的人生作为,他的坚守是我们应该铭记的,历史是诚实的,真相就是一个,他对抗日战争的贡献是不朽的。 参考文献:李敖《蒋介石研究》,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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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兴起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经过晚清、民国初年两阶段的缓慢发展,到20世纪30、40年代,迅速壮大,而初具规模。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每次看到有关中国外交的新闻都给我一种中国一点都不强势的感觉,或者说有些软弱,像韩国,日本,美国等国经常“欺负”中国,而中国却没有给出有力的回应,像渔民被拘事件,日本政府对二战侵略的态度等。都让我为之不解——到底为何中国外交如此软弱? 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蓬勃发展,国力日益强盛,已逐渐由一个封建落后的弱国成长为一个开放的经济军事强国,其成长的速度让世界为之震惊。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其近几十年来的外交却让我十分疑惑。在中国国力不强,被列强欺负的时候发展和平外交,对美国等经济强国采取谨慎的外交策略还可以理解,但如今中国已经不是那个人人都可以欺负,各国都想分一杯羹的穷国,弱国了,还对其他国家那么“敬畏”就让我十分不解了。
日本问题由来已久,自二战结束后就一直争论不断,在德国公开道歉还有德国两任跪倒在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更是让我们对德国肃然起敬,而对日本更加深恶痛绝。对于德国发动二战对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如今的多数德国人都有着强烈的忏悔意识,战后德国的表现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称道。而反观日本却不思悔改,在全世界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时,全世界的媒体都在竞相报道时,而在日本的各大媒体上却找不到相关新闻。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教课书篡改历史,美化侵略。这些对于中国——一个遭受侵略的受害者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赤裸裸的轻视与侮辱。而中国政府却并没有采取什么有力的措施来反击,这让我们国民感到十分愤怒与不解。而近来发生的中国渔民被拘事件也是如此,韩国海警以“非法捕捞”和“抗拒执法”为名围攻中国渔民时遭遇反抗,演变成流血冲突,9名渔民被扣。在韩国“强烈抗议”后,中国外交部不是要求释放渔民而是表示要“教育渔民”。还有 现代地图标示已上百年属于中国主权的南沙群岛,已叫越南占领了29个岛屿、菲律宾抢占9个、马来西亚则占领5个,还有文莱也凑热闹,它们大肆开采海底石油,催迫中国渔民,为了所谓的大国形象,中国“默不做声”。
而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下中国的外交为何如此软弱,在我看来原因有几个,其一是历史问题,中国清末时期饱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中国清政府不作为,签署了许多卖国求荣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在列强面前一直处于劣势,如今虽然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但这种民族自卑感还没有完全消除,所以中国外交才会一直不够强硬。其二近代中国一直以和平外交为外交原则,中国一直实行和平和发展的外交策略。在面对外交问题时中国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和平与发展,中国经济如今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国不想因为一些不会影响到中国根本的外交摩擦打破如今的发展形势。其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好面子,而为了维护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形象,中国可能认为表现得宽容一些会让中国在国际上的评价加分,当然这也是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以求中国在国际发展中占一个有利位置。
这许多事件都证明中国外交太过软弱,只顾所谓的大国形象和和平发展的口号,却置大国尊严于不顾,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深思到底该如何去让中国向世界展示真正的大国的风采和尊严,让世界看到一个真正的强国!
摘要: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重要近邻。中日友好交往绵延两千年,中日两大民族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古代中华文明灿烂辉煌,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近代中国也通过日本学到了许多西方先进文明的重要成果。通过中国古代与现代外交关系的论述,来说明中国古代的外交政策与现代的外交政策有哪些继承和发展,及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原因。中国对日的外交策略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因。
关键词:中国 日本 外交
古代的中国是东方的一颗璀璨明珠,经济与文化高度繁荣,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 不仅在农业、工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在文化、科学、医学、等方面遥遥领先与世界各国。比如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的发明就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的发展进程。中国古代的领导者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不断地与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同各个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中国高度繁荣的经济与文化不仅给周围各个国家而且给世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日两国在地理上的位置相距很近,受中国的影响更为深刻。
古代的中国社会较为稳定,国家经济实力雄厚,是东方大国;文化繁荣;对外交通便利(早在汉朝时期就开辟了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同东亚,西亚,南亚之间的交往便利);从汉朝时期开始领导较为开明实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加上马车,船,等先进交通工具的使用。
在汉武帝时期,国家经济实力雄厚,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同周边国家交往频繁。早在汉武帝时期一些部族小国与汉朝已经有了通史关系汉光武帝时,光武帝赐予印绶,在这以后倭国又遣使来汉,中国的水稻种植技术和冶铁技术传到日本,促进日本农业的发展。
589年隋王朝统一中国,为了加速移植中国先进文化,圣德太子于公元7世纪开始向中国派遣使节及留学生、学问僧等。从此两国使节往来不绝,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各新的阶段,隋炀帝也遣使到日本,日本方面给隆重接待。
唐朝时,我国经济与文化高度发展给周围各国以积极影响。从630年至894年,日本遣唐使的任命次数19次。日本也频繁遣使来唐。大量的日本人为中国的先进文化所吸引,留学生、学问僧在长安城里随处可见。这些留学生回国以后进行了大化改新以唐朝的制度为蓝本,采用中国先进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官吏的选拔和考核;推行租庸调制;建筑;教育;语言文字;宗教;人们的生活方式等方面。奈良时期的建筑受唐朝的影响极大。首都的建设完全仿照长安城的建设。促使日本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中心独具特色的新文化和以汉语位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改变了东亚地区的文化格局。鉴真东渡弘法,传播了盛唐文化,对日本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北宋时中日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日本由腾原氏统治,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严禁日本人私自渡海来华,宋王朝侧实行相反的政策大力支持民间对日贸易。直到南宋日本改变拉保守政策。中国的钱币和先进的建筑术,纺织术,医药术,以及种茶,吃茶术等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对中日双方的经济,文化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汉朝中日开始来往到北宋中国一直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中国对日本的影响远远大于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大国行列。在中日交往中国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日本为了本国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发展,也积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但是到了元朝后期,日本进入南北朝的割据时期,诸侯相互攻战,争夺土地的权利,在内战中失败的一方,就组织武士,没有生活能力的流浪人,商人和海盗勾结,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掠夺财物。
明朝前期,郑和七次下西洋,积极同各国交往。但是到了明朝后期国家衰弱明朝实行闭关锁国的的政策,更多的日本人侵入倭国东南沿海,戚继光领兵抗倭,取得胜利。
到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严格限制对外贸易。清朝后期,英国发动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由闭关锁国到被迫对外开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日本进行明治维新,为了满足国内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实现大国的愿望。1894年日本借口朝鲜东觉党起义,枉然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开始对中国进行野蛮式掠夺,给中国人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直到1945年才结束了对中国的统治。
从明朝到1945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逐渐下降,日本为了本国的利益不断的侵害中国的利益。对中国的态度与先前截然相反。说明了国家利益是实行外交政策的根本依据。弱国无外交。要想不受别的侵略必须让自身强大起来。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1972年10月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美国对华政策也发生变化。日本被迫与中过实现邦交正常化。中日关系得以逐渐发展。两国藉此重新确立外交关系,把双边关系推进到了一个全面发展时期。历史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中国迅速崛起,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苏东剧变和美国对话政政策的改变,中日之间进入准冷战时期,这一时期表现的特点,人们称之为“政冷经热”,这一时期中日矛盾全面爆发,成为双方外交政策在政治领域的主色调。今年来日本不顾人民的反对三番五次参百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 歪曲侵华事实,关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南京大屠杀予与否认。对中国钓鱼岛虎视眈眈。
由于从1894年到1945年日本对中国实行野蛮的掠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给中日之间的正常交往留下了阴影。但是经济全球化使因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各个国家只有合作才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以中日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政冷经热“。
落后与闭关政策,导致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新中中国成立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所以中国在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应更加注重自主创新,走独立发展的道路,和平崛起。当今处于经济全球化阶段,中国面对各方面的挑战和威胁。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不断提高,但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在铭记与吸取历史教训的同时以发展经济为主,不断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何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同时中国人民素以友好交往、和平共处著称于世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是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条件,是对外开放的保障。所以中国对日采取“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杜民喜:《试述唐朝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 北方丛1999年第2期
汪向荣 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北京 中华书局 1984年
毛子和李著 《中日关系》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著名小说《官场现形记》中的“制台见洋人”一段,生动描述了晚清官员对洋人的畏惧场景。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晚清官员多数既不敢拒绝,又应对无策,从而惧怕不已。例外的是,张之洞担任晚清总督23年,极力维护国家民族主权、利益,演绎出了与《官场现形记》中截然相反的情景,今日回首仍令人感慨万千。
严辞拒绝法国领事无理要求
张之洞于1884年中法战争失利的背景下,走马上任两广总督。上任后,张之洞多方筹措,在镇南关――谅山大捷中居功至伟。战后法国传教士、领事返华,要求赔偿战争期间被毁坏的教堂财产。张之洞此时痛斥法国无理、法军残暴,指出法军已激起众怒,但在此情况下,中国并未伤害法国商人教士,反而加以保护,“试思去岁贵领事官,如不挈商民等离粤,所有教堂房产,如不由官封守,万一变生不测,何从保卫?何今日不以为德,反以为怨乎?”对于领事师克勤多次提出会见的请求,张之洞始终拒绝。
不得已之下,法国更换领事。新任领事法兰亭发起外交照会,要求中国赔偿损失38万。张之洞书面答复“无可议办”“以众怒所萃之物业,而居然幸获瓦全,即小有遗落,仅如纤芥,所全于法国者实大且多”。如果法国一味索赔,张之洞则先请法国赔偿中国损失,“查中国自光绪九年办理海防以来,以至十年六月基隆开战以后……损耗银数,约计三百八十余万两。按照万国公法,自应以举兵至人之国生衅者认其咎,贵领事官须先言明,将此项银三百八十万两若何查办?若何归结?筹有妥善切实办法,与本部堂议明办妥,再为查办教堂损失零星物件可也”。张之洞拒绝接见法兰亭,仅以上述书面答复据理反驳。上述内容被记者获悉,刊载见报。登时民心振奋,一纸风传。
在张之洞的强硬之下,法国外交部陷入窘境,不得不再次更换人员,任命白藻泰担任广州领事。白藻泰曾任天津领事,与李鸿章颇有交往。到任之前,李鸿章致电张之洞,请张之洞接见白藻泰,强调法国“系修好之意。白谨慎,必无此等恶习,嘱北洋一语为介”,也想通过缓和局面为北洋外交争得空间。然张之洞外交主张与李鸿章不同,回电陈明,“美素睦,英渐谦,德无嫌谊,当款接。法无礼,故不能不以此折之,非得已也”,指明要刻意整治法国领事的骄横无理,并请李鸿章转告法国公使,“言定以后永不再提此等索偿之谬论,即当见之”。
李鸿章和总理衙门都不认可张之洞的举措,“若必先与说定不提此事方可接见,转若示之以怯,恐彼更多借口,不如坦然相见,最为得体,倘彼再申前语,仍可严驳”。张之洞并未照总理衙门指示,仍拒见白藻泰。总理衙门为此专上《请饬粤督照章接见法领事》折,后上谕斥责张之洞,上谕如此,张之洞不得不表示“自当钦遵”。但此后白藻泰未再请见,张之洞亦未主动约见白藻泰,索赔问题也再无交涉。经一年三个月,连续三任法国驻广州领事都没得到两广总督接见,张之洞成为令洋人头疼的制台,也成为总理衙门眼中最不会与洋人打交道的总督。
奏折陈明利害减少损失
随后广州再次发生各国领事要求开通“沙路”而引发的外交纠纷,此事处理中鲜明体现了张之洞的外交立场。当时海路进入广州分南支“沙路”和北支“渔珠”。中法战争期间“沙路”封锁,只留“渔珠”行船。如不开沙路,则外国船只欲进入广州,必须先后通过牛山、长洲、渔珠各炮台;“沙路”封闭超过三年,则流沙淤积使军舰不能进入。各国领事以战事结束,提出开通“沙路”。张之洞出于广州海防角度一一拒绝各国领事。诸领事遂通过驻京公使向总理衙门照会,转而向张之洞施压。在此情形下,张之洞上奏折陈明,领事提出的方便通商、通航等理由,已经在“渔珠”解决,“沙路”封闭实际上并不影响通商、通航,反而方便海关管理,而且从广州长远海防角度看,“此事所关甚巨,不得不再行详切沥陈,仰恳敕下总理衙门立案,永远不予曲从,粤防天下大局幸甚”。
内强其国外御其辱的外交原则
随后,因诸多事情得不到总理衙门支持,张之洞直接上奏广东洋务状况,指出来华洋人多有贪利小人,给以小利则可以为我所用,“年来有英人谢耳仕,美人士边臣,皆为厘局作线引拿私货私土”。本来可以占据的主动局面,只因历任官员怕生事端,对洋人无理要求也一概迁就,而形成被动局面,“向来于交涉之件过形迁就,是以愈久愈肆,渎扰不休,每隔数日,必来一见,骄蹇不逊,要求无厌”。
张之洞对此陈明自己的原则,“所求事件有理者力任办妥,不必推诿,不待催促。无理者直言拒驳,亦不周旋,若再渎扰,则竟置之不理,百折不回”。更为重要的是,张之洞认识到外交根本在于国力:“日夜孜孜经营战守,讲求船炮,使彼知我时时有不忘战事、不甘隐忍之志,则可省无数口舌波澜。此尤无形之折冲,探源之因应。”随即张之洞在广东即投入洋务自强实践,经后来一生之努力,成为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最为系统的洋务实践。
两广总督之后,张之洞历任湖广、两江总督和军机大臣。连战连败,国势衰落之下,外交更不堪言。然张之洞在殚精竭虑之中,仍坚持“有理者力任办妥,无理者直言拒驳”的原则,在外交压力下推动清廷完善中国财政、货币、税收、法制等方面建设,又极力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并成为令洋人又敬又怕的清朝高官。1909年,张之洞逝世,“各国驻京公使皆奉其国命致哀悼之意。受吊之日,各使均于几筵致敬”。被称为“最后一个儒臣”的张之洞,在晚清衰落的局势下书写了中国近代外交上的异样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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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音乐史 的教学思路和教学要求,通过理清历史发展脉络,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针对作品的艺术表现,提高学生的审美品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音乐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____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____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____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
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摘要: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 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____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____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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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至今,许多国家都对教育进行了改革。我国也不例外。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教育改革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在当前的高等教育领域当中,广播电视大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新时期广播电视大学的发展当中,计算机教育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新时期的社会当中,对于社会需要的综合型人才来说,计算机能力是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素质。因此,应当对新时期广播电视大学计算机教育进行有效的改革与优化,同时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实践,使计算机教育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新时期;广播电视大学;计算机教育改革;探索与实践;
一、引言
在广播电视大学当中,计算机教育看似较为简单,然而在实际的教学当中,却往往难以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在新时期广播电视大学的发展当中,对于计算机教育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思考。针对当前广播电视大学计算机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对于教学改革的研究和实践,应当对课程与课程体系自我完善的思维方式进行超越,协同研究和实践各个教学环节的改革,从而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教学内容。因此,在新时期广播电视大学计算机教学的改革研究与实践过程中,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二、提高与完善教材体系的质量
在广播电视大学当中,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看似简单,但在实际教学活动当中所取得的效果却十分不理想,这其中存在着很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对于这一问题,教育领域的相关专家和人员组织了大量的经验交流会议,以期能够寻找到全新的思路和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入手,解决广播电视大学计算机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在新时期的发展中,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学效果与社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联系,而社会发展对于广播电视大学教育也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要求。对此,应当着眼于将传统的思维局限打破,站在高于课程体系自我完善的角度之上来看待和解决问题。这样,才能够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广播电视大学计算机教育课程体系[1]。而要得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对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在计算机教育改革的研究与实践当中,教材的改革是重要的部分之一。广播电视大学计算机专业在编写和选取教材的过程中,应当能够满足相关的要求,符合学校学生实际的学习特点和性格特征。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十分迅速,因此计算机教学活动也应当努力跟上发展脚步,对于选用教材的内容也应符合时代发展的特点和要求。同时,还应当确保教材中拥有系统性、基础性的教学内容知识,重点强调计算机专业的技术、方法、概念等要素。在教学过程中,应当考虑到学生作为初学者的认知水平,兼顾到学生的学习接受能力。此外,还应当编写和选取适当的实验教材作为教学辅助,对学生进行良好的实践训练。
三、合理设置和更新教学模块和内容
在编制教学大纲的过程中,应当以当前计算机的实际发展水平为基础,结合社会对于计算机人才的实际需求来进行。在明确了以上的因素条件之后,就可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模块的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更新。为了能够更加合理的进行教学模块的划分,不但要涉及到计算机软硬件、操作系统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也应当引入数据库、多媒体、网络等相关领域中的基础知识[2]。对于教学内容的设置和更新,应当突破传统计算机领域的局限,充分认识到新时期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适当的多引入一些实践操作的内容,从而体现出计算机技术的实践应用特点。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以计算机的应用为主,充分融合的计算机理论知识和扎实的计算机技术基础,形成科学的计算机教学体系,从而为广播电视大学计算机教育提供更为良好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
四、提高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建设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是重要的主体,综合素质较高的教师,能够使教学效果得到一定的提升。针对新时期广播电视大学计算机教育的现状,学校应当培养和建立专业的计算机教师队伍,引入竞争机制,确保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和能力水平。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或资深的教师从教学艺术、教学方法、教学技巧等方面来进行培训和指导。同时应鼓励教师不断进行研究创新,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与素质。
五、对教学方法进行优化与改进
在计算机教育当中,教学方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要素。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在实际教学中能够产生出事半功倍的良好的效果。在新时期广播电视大学计算机教育当中,应当对教学方法进行准确、恰当的选取和应用。针对学生不同的特点和需求,在课堂教学当中对学生进行高效的面授。通过教师的面授,能够让学生更好的吸收和接收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从而形成通俗化、大众化的独特教学风格[3]。在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应当对每一名学生都给予充分的重视,对于个别学习差的学生,应当主动关注其学习情况。同时,还应当注重组织教学内容,并通过合适的教学方法,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加以调动,从而提高计算机教育的效率和效果。
六、结束语
在当前社会中,计算机已经成为人们工作、生活和学习当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设备。对于综合型人才来说,计算机技术已经成为了一项不可缺少的素质与技能。在广播电视大学当中,计算机教育长期以来都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对综合型人才的培养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对此,在新时期广播电视大学的发展中,应当积极的进行计算机教育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从而进一步提高计算机教育的水平。
参考文献:
[1]赵亚静.大数据和媒介融合环境下广播电视大学向开放大学战略转型研究[D].北京印刷学院,2015.
[2]刘莉.开放大学:战略转型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中国远程教育学术论坛”综述[J].中国远程教育,2012,06:5-20.
[3]陈江鸿,邱娟,汪维富,沈建华,钟志贤.开放大学的“学导结合”教学模式与实践探索[J].远程教育杂志,2012,06:58-64.
[4]訾新建.在开放中深化广播电视大学内涵建设[J].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01:1-2.
摘 要: 我国的高职院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以规模求发展,高职院校成了招生的主力军,不过,大批的高职院校毕业生却和社会需求存在较大的差距,高职院校教学中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不断凸显,因此必须进行教学管理改革,以确保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 高等职业教育 实践教学 理论教学 素质教育 创新精神
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下的产物,它不同于西方把高中之后的教育统称为高职的概念,也不同于普通的高等教育。它以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为根本任务,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以“应用”为主旨,注重实践教学,是职业技术教育的高等阶段。然而,无论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工作者,抑或是人才需求单位,都不难发现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和毕业生现实状态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毕业生素质普遍低于普通高等教育学生,他们缺乏系统的理论知识,实践动手能力也不能完全满足企业的需求,而且,他们习惯模仿和适应,没有自己独立成熟的想法创新……所以如何通过改革,培养高素质、职业性、专业性的人才,是高等职业院校一直以来都在思考而且迫在眉睫的问题。作为高等职业学校的一名教师,我谈几点想法。
一、提高高等职业教育地位,吸收高素质学生加入。
一直以来,我国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一般是达不到普通高校录取分数线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和中专、职高、技校的“对口生”,很多进入高职院校的学生高考成绩只有200多分,甚至专业成绩只有10几分,高职院校一定意义上成了“落后生”“差生”的聚集地。由于学习基础差,接受能力不高,很难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很多人只是为了混文凭,所以教师很难做到高标准、高要求培养。大部分学生毕业后专业知识有限,技能不足,素质不高,很难成为社会需求的人才。所以想要提高高职教育水平,首先必须打破“工字不出头”的传统价值观,全力打造全新的职业技术教育,强化政府的主导地位,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一定程度向高等职业教育倾斜,鼓励能力强素质高的学生加入;同时为了加强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高职院校应该积极搭建高职本科一站式培养链,多举措,多渠道培养,明确学生的学习方向,解决学生的后顾之忧。
二、适度加强理论教学。
高职教育是培养学生应用能力为主的教育,所以,无论是哪一个专业,在课程设置、教学安排上,基本上都采取了理论知识和实际应用5∶5或4∶6的比例。重视实践,固然可以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但是过度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对理论知识不够重视。尤其是商务日语、应用韩语、旅游法语等专业,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零基础专业,而且,这些专业的任何课程和实践,都必须以学生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这门小语种为依托展开。所以理论教学对于这些专业的学生来说尤为重要。如果过度强调实践,会导致理论层面、知识的系统性方面较差,他们在进入企业以后一般也不能适应企业需要。加强理论知识教学,才能更好地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让理论知识更好地指导实践,才能培养更职业更专业的技术人才。高职学生和高职院校想要有一个持续成长发展的空间,就必须在重视动手能力的同时提高知识的系统性和先进性,重视理论知识的补充和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拥有强劲的竞争力。
三、加强素质教育,提高职业素养。
现代社会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不仅要懂技术,而且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乐观向上的心理素质。实施素质教育是时代的呼唤,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迎接国际竞争的迫切需要。21世纪已经到来,我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我们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我们要在21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国民素质的提高必须依靠教育。因此,只有优先发展教育,而且必须实施素质教育,才能实现发展教育的根本任务,提高民族素质。这也是把我国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条必由之路。大部分学生进入高职学习之前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平时缺乏老师关注和同学尊重,导致自由散漫、不守纪律、自律意识差、缺乏责任感、心理素质不高,如何引导高职人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职业素养,是学校要深入思考的新课题。
四、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应用能力人才。
2009年,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地毯大王”李成日感叹:“月薪8000元也难求一名合适的技工!”当然,这不是李成日一个企业的感慨,很多企业,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发达地区的企业都面临着严重的用工难问题。一方面是企业“用工荒”,而另一方面,高等职业学校技术人才就业难,很多学生一毕业就失业,就业的学生流动性大,造成人才流失。矛盾的根源在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实际操作运用能力和企业需求存在较大差距,无法对接。为了切实提高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必须开拓多种途径加强学生实践能力。首先,学校应尽可能创立专业对口的校内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比如涉外经济类专业,需联合集装箱公司及海关设立实习基地;旅游类专业,需加强和旅行社合作,设立实习项目,同时校内可设立旅游相关的实训课程。其次,开拓校企联合办公,校企合作、校地合作、校产合作途径,通过订单培养、工学结合、产学结合,加强职业性的培养。此外,鼓励学生创业,适度发展创业基地。学校可以提供包括创业指导、资金落实、客户联络、社会沟通等比较规范、适用、系统的创业教育,建立有效的导向机制、激励机制和帮扶机制。通过创业有效实现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
五、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高职教育是以适应市场需求为发展目标的教育,一定程度上过度强调市场的主要地位,将高职教育无形中置于被动追随者的角色,学生毕业之后,一味地适应社会的要求、企业的现状,缺乏创新精神和主动性,很难得到发展和提升。要想让学生具有市场竞争力,在企业中具备长久的生命力,必须加强创新能力的培养:包括技术的创新,企业管理的创新,思维的创新……同时,创新也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大的活力和效益,实现互助双赢。
参考文献:
[1]李宗尧.迈向21世纪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M].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405.
[2]高彩霞.高职院校文化素质教育体系研究[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10-01.
[3]贺亮明.企业参与高职教育发展的有效机制研究[M].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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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高职教育观念的转变是高职教育事业发展的先导,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创新型人才是高职教育改革的重点,重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是改革的核心,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保障,校企合作教育是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现代大学制度是创新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动力等方面阐述了对高职教育改革、建设与发展的深度思考。
关键词: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校企合作;改革创新
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培养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换代迫切需要的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的主力军,成为高等教育发展不可替代的半壁江山,在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高职教育事业的改革、建设与发展进行认真思考。
一、教育观念的转变是高职教育事业发展的先导
教育观念是存在于教育工作者和其他人头脑中的对教育及其如何实施的看法。人类社会自有教育活动开始,就有教育观念,而它的具体内涵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更新和丰富,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特征。在高职教育事业迅猛发展的今天,高职教育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和完善。对高职教育而言,我们应该特别强调教育的市场观念、平等观念、国际合作观念、依法办学的观念、人才观念、质量观念、教学观念。
1.关于教育市场的观念
高校转变教育观念的动因来自于受教育者的选择权,也就是市场竞争机制。存在选择,才会有竞争,高职院校才会有生存的压力和危机。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事业不断发展,高职院校数量不断增加,适龄就学人数锐减,院校之间招生和就业的竞争形势也日趋激烈。因此,作为高校的决策者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必须建立教育市场的观念,即为国民经济服务的观念。
2.关于教育平等的观念
教育平等不仅是指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而且也包括在教育活动中师生平等的观念。这一点,对于高职院校的管理工作者和广大教师尤为重要。我们要摒弃传统教育观念,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树立一切为了学生的价值观、高度尊重学生的伦理观和全面依靠学生的行为观。
3.关于国际合作的观念
国际高职教育已经逐步成熟,我国高职院校应制定相应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战略,探索国际化办学之路。教育部也提出,在未来十年形成一批具有国际水准、中国特色的高职院校,这就要求我们,加大国内外合作力度,特别要注重专业合Oct.20,No.5作、校际合作、校企合作,初步实现国际知名的目标。
4.关于依法办学的观念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加快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作为高职院校,要在高教法、职教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框架内,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发展策略和战略,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确保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5.树立正确的知识、质量和教学观念
(1)21世纪新的知识观。首先,明确知识的分类。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权威分类是经合组织关于知识的4W分类。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Knowledge-BasedEconomy)的报告中,将知识划分为四种类型:(1)知道是什么(Know-What)-关于事实的知识;(2)知道为什么(Know-Why)-关于自然原理和科学的知识;(3)知道怎么做(Know-How)-关于如何去做的知识;(4)知道谁有知识(Know-Who)-知道谁拥有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根据知识获取的方式,知识管理理论进一步将上述知识的分类分为两大类:显性知识(Explicitknowledge)和隐性知识(Tacitknowl⁃edge)。四种类型的知识中,前两类知识可以通过语言、书籍、文字、数据库等编码方式传播和学习,属于显性知识,人们可以通过口头传授、教科书、参考资料、期刊杂志、专利文献、视听媒体、软件和数据库等方式获取和学习。后两类知识通常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获得的知识,与个体的体验和经验紧密相关,往往不易用语言表达,也不易通过语言和文字等传播方式来学习,属于隐性知识。隐性知识是“所知超过所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需要实践与体验才可获得,与人的社会活动、科学实践相关,存在于员工、师生、社会全体成员的头脑或组织的结构和文化中。其次,两类知识如何实现转移和迁移。途径一是要对传统的教学方式方法进行改革。途径二就是要走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教育之路。
(2)高职教育的质量观。所谓高职教育质量观,就是用什么标准来评价高职学生的培养质量和教育效果。高职教育根据自身的特点应从几个方面评价教育质量:一是高职教育专业设置与社会行业需要相适应的程度;二是高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行业企业职业岗位群的针对性和适应性;三是高职教育毕业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与专业培养目标要求的吻合程度相适应;四是高职院校办学的基本条件和教学组织管理的水平和效果相适应;五是社会行业企业参与专业人才培养的程度与实际效果相适应;六是高职毕业生的合格率、成材率、就业率、就业质量;七是用人单位对高职毕业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总体评价;八是毕业生对学校教育质量的评价。
(3)高职教育的教学观。高职教育教学观主要应体现出以下一些基本原则:一是体现出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基本出发点;二体现出“知能并重,手脑兼修”的教学原则,在教学过程中,正确分析和设计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协调好知识教学和能力训练的关系;三是体现出“因材施教,个性发展”的原则,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根据个人特点、就业趋向和职业岗位标准设计具体的培养方案,鼓励学生扬长避短,成为某方面的技术应用性人才;四是体现出工学结合的原则,将行业和企业的新技术、新信息、新工艺、新标准和新的管理规范引入到教学中,及时调整和完善教学内容,以加强教学的针对性,增强学生对未来工作环境条件的适应性,使高职教育教学与行业企业技术进步相适应。
二、培养创新人才是高职教育改革的重点
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是一种综合性人才,应该拥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科技智能、社科人文修养以及良好的身体素质等,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创新素质。培养创新人才是今后我们高职教育改革的重点。
1.要提高学生创新能力
一是要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和教育模式、教学方式。按照基础知识牢固、强化专业、加强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培养的思路设计人才培养方案。要改变过去专业教学内容划分过细,各专业过分强调各自的系统性、完整性的状况,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学生不但在选修课中有选择权,在核心课程和专业课中也应有选择权。他们可以在一定的学科范围内,选择自己需要的课程。二是在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改革方面,要注意从单一传授知识的教学型向关注创新的研究型教学转变,要将多元的教学模式结合教学内容灵活运用,如以问题为本位、任务驱动、案例教学、项目导向、工学交替、顶岗实习等多元教学模式,并普遍运用讨论式教学和启发式教学等教学方法,合理开发设计具有研究性的项目、任务和问题,布置具有研究性的项目、任务和问题,从而初步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提高学生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和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养成创新素质。三是要改革教师评价体系。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首先必须建立一支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教师队伍。应该建立相应的制度来鼓励教师积极投身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教学工作中。四是改革学生评价体系。建立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的综合素质测评体系,改变以考试成绩作为衡量教学成果的唯一标准。对学生的评优、选优活动,都要突出创新因素,要把勇于开拓创新和获得了较好的创新成果作为最重要的考核和评估标准。
2.塑造学生创新人格
从主观方面来说,要提高大学生的主体意识,这是培养与塑造大学生创新人格的前提;提高和丰富大学生的知识水平;培养大学生的批判和探索精神;培养大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增强激励大学生成就感的力度。从客观方面而言,要努力做到营造民主、自由和开放的氛围,使大学生的主体性和个体性得以充分发挥;营造支持创新的氛围,使大学生的创新思想和创新行为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解和支持;营造激励创新的氛围,使大学生始终保持良好的创新态势。
三、高职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是核心
1.树立基于学生行动为导向的教学指导思想
随着高职教育理念深入研究及高职教育实践不断总结,高职教育的新模式也不断涌现,现在各高职院校普遍认识到并能接受的模式就是“基于学生行动为导向”的教学组织模式。职业教育的教学过程应在着眼于“为了行动而学习和通过行动来学习”的“行动体系”中进行,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行动体系”的课程体系,这也是符合职业教育定位和特点的基本教学指导思想。基于学生行动为导向教学思想指导的教学改革涉及观念创新、教师素质、课程设计、教材开发、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考核等方面,只有按其逻辑关系依次解决好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基于学生行动为导向的教学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2.构建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开发体系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针对传统职业教育与真实工作世界相脱离的弊端以及企业对生产一线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提出的,并成为德国职业教育改革的理论指南。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在德国推行的“学习领域课程方案”就是该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与以行动为导向的教学思想一脉相承,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思想,打破了传统的学科体系的职业教育模式,建构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体化的全新的职业教育模式,为深化我国职业教育的教学与课程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首先,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体系符合高职教育课程的基本特征。高职教育的培养定位要求高职教育的课程目标应该具有定向性,课程内容应该具有应用性以及课程实施与评价应该具有整体性,而传统的学科课程已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即使从单一学科课程整合后形成的综合课程,学科形式也依然存在。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界探索、倡导的诸如模块课程、主题课程和项目课程等课程类型都是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都在力求体现工作过程要素,努力反映高职教育课程的基本特征。其次,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体系源于职业工作过程又高于职业工作过程。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体系是从职业群中归纳整合出典型的职业工作过程,是对实际的工作任务进行分析、整合后,转换成学习性的工作任务,是设计工作过程系统化、组织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资源建设。在课程开发中,充分关注了认知的心理顺序和态度因素。第三,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体系为高职教育的实施提供了科学模式。课程开发遵循“资讯、计划、决策、实施、检查、评估”的六步法,符合基于学生行动为导向的教学指导思想,可以确保课程开发和实施的正确性、完整性、有效性。教师按照六步法设计教学过程,学生通过六步法学习“专业知识,掌握职业技能,从而主动地、独立地获取经验并构建应用知识体系。
四、师资队伍建设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
高职院校师资问题始终是关系到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大问题。没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就不可能有高水平的职业教育。教师队伍是高职院校重要的教育资源,也是高职教育目标实现、教育教学改革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高等职业院校教师应具备五种能力。
1.教育教学理论研究能力要强化职教教育理论的学习,即学习与职业有关的基本的教育理论,通过职业教育学和职业教学论等相关理论的学习,促进教师教育理论水平的提高,强化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特征和规律的认识,尤其是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对象、专业、课程与教学过程的特征的认识,并掌握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法。
2.专业实践能力要具备行业领域的知识和方法,包括行业发展、职业标准与职业资格要求等;要强化企业职业实践的训练,即直接参加与职业有关的企业实际工作的训练,通过下厂实习、职业考察等多种方式,熟悉并掌握相关的典型的职业工作任务和职业工作过程的经验和知识。这种企业实践训练应贯穿于从职教教师入职初期的适应阶段到多方面积累教学经验的成长阶段,直至专业素养趋于稳定的成熟阶段的全过程并以此促进教师专业工作能力的增强。
3.教学实践能力在现代的教育理念、思想指导下,要参加与职业有关的教育过程的设计与实施,通过在具体的职业领域的教学活动中,在熟练掌握职业工作任务和职业工作过程实践的基础上,运用职业教育学和职业教学论的理论,开发职业教育课程,成为驾驭职业教育教学过程的能手,并能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开展教学研究,以促进职教教师教学行动能力的提高。
4.科研能力通过参加教学方面的教研和本专业领域的科研,提高自身的教学研究能力和本专业的业务能力,积极参加企业的技术攻关,为企业和社会服务。
5.提高学历层次能力要努力重构自身的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待问题,从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校企合作教育与工学结合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寻求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健康机制,开辟校企合作教育的创新之路,也是实现隐性知识迁移的必由之路,更是关系到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1.校企合作教育的产生背景从世界范围看,校企合作教育形式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的德国。高等职业校企合作教育最早产生在美国。我国的高职教育起步较晚,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开始引入德国的“双元制”教育制度,引发了职业教育的改革,然而由于缺乏相同的土壤,“双元制”在我国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校企合作模式的问题日益突显,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下,各高职院校也在积极探索和实践校企合作教育的各类模式。
2.校企合作教育模式的比较分析
(1)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主要模式。按照十几年来在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进行的校企合作模式的归纳总结,有人把我国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主要模式概括为九种:“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2+1”、“2.5+0.5”、“3.5+1+0.5”培养模式,“学工交替”模式,全方位合作教育模式,“实训——科研——就业”模式,双定生模式,工学结合、校企双向介入模式,结合地方经济全面合作模式和以企业为主的合作办学模式。这些合作模式成了全国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的主流,也是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校企合作教育,“2+1”、“2.5+0.5”、“3.5+1+0.5”特色人才培养模式,破解了学校关起门来办学、培养出的学生与市场脱节的难题,与企业零距离对接,实现“毕业即就业,就业即上岗,上岗即顶岗”的培养目标。但如何发挥学校、企业这两个办学主体的作用,特别是企业参与培养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真正把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实现校企全方位的、深层次的合作,达到校企双赢,仍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2)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主要模式比较分析。目前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模式,从参与主体来讲,大都还属于以学校为主的校企合作模式;从实现形式上讲,大多数院校还是处于浅层次合作阶段和中层次合作阶段,校企合作的深度和效果还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虽然各高职院校已经建立了校企合作教育长效机制,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没有实现校企深层次的合作,也就是另一个办学主体——“企业”这个办学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还没有调动起来,还往往是学校剃头挑子一头热,学校主动,企业被动,或者企业的积极性不高。究其原因,“2+1”的“1”,还做得不到位,企业认为学校派学生实习是给企业添麻烦,影响企业的生产,安全。大部分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学生顶岗实习的任务;另外学校管理还不到位,有的时候是把学生放到企业,学校疏于管理,部分学生处于放羊状态。全方位的、深层次的校企合作教育是指校企之间在技术交流、教育教学、招生就业、企业人员培训、教师培训等方面的合作实现全面、深入、稳定的经济共同体,形成事实上的、紧密型的利益共同体,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校企双赢。
(3)实现校企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一是请进来,让企业全程参与学校办学的全过程,实现深层次的校企合作教育。二是充分发挥企业办学主体的作用,实现全方位的、深层次的、真正意义上的校企合作办学。一方面政府和职能部门应建立健全校企合作的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消除企业的后顾之忧。校企合作必须建立在互惠互利互动的基础之上,既要通过特色吸引企业,通过利益驱动企业,更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消除企业的后顾之忧。三是成立职教集团,打造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平台。为了培养学生动手能力,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竞争力,高职院校应按照“真实性、生产性、示范性、开放性”及“教学、培训、鉴定、服务”功能四位一体的建设思路,为实现“校内基地生产化、校外基地教学化”的目标,与企业联合建立全过程、全实景、全方位的“校厂一体”的职教集团,引进、共享企业生产设备、技术人员、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为学生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实习实训基地,进一步实现校企深度融合和校企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目标。四是构筑校外校企合作基地,保证实习就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六、现代大学制度创新是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动力
大学作为一类社会组织,大学的理念和目标必须在一定的治理结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建立良好的大学治理结构有助于使大学内外部的各利益相关方在权利、责任和利益上相互制衡,实现大学内外部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我们需要探索大学的外部治理结构,包括政府与大学新型关系的建立;更新教育资源配置模式,拓宽教育资金来源渠道;引进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治理,提倡社会参与等。在内部治理上,大学治理应强调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强调大学法人的办学自主权;应实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要重视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应当创设一种授权和参与的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大学管理者的潜能;应当明确和保护作为教育服务消费者的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大学治理结构的完善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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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推动一个国家和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而高等教育区的建设与发展,大大促进了高等教育发展与科技创新的发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高等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1网络工程专业及发展
网络工程专业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与工程的蓬勃发展而迅速成长壮大起来,2001年被正式列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目录外专业(080913W),2011年首次被列入目录内的专业(080903),与计算机(080901)等专业同属工学计算机类。专业的建设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发展迅猛,其专业知识体系及内涵也逐渐成熟和完善。自2008年起,全国高校网络工程专业研讨会每年召开一次,对课程体系、知识结构、实验教学、教材建设、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2011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高等学校网络工程专业培养方案》,2012年,教育部计算机教学指导委员会发布《高等学校网络工程专业规范(试行)》(目前网络工程专业由计算机教指委兼管)。至今,全国开办网络工程专业的高校已多达400所,对人才的培养必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于网络工程专业起源于计算机专业且大多数教师也毕业于计算机专业,因此网络工程专业的基础理论课与计算机专业重叠较多,主要偏重于网络系统的开发、管理与应用,工程性、系统性与实践性较强,许多重点高校尤其是985研究型重点高校仍然将网络技术或工程作为计算机专业的一个方向在加强建设,而将更深的网络理论及技术的学习和研究放到硕、博阶段。因此,计算机早已是我国第一批试点认证专业,但网络工程现在还不是教育部公布的可认证专业。也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网络工程专业更适合也更需要用工程教育认证的理念及标准加以规范和建设,尤其是与网络工程密切相关的网络空间安全已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可以确信,在加入《华盛顿协议》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教育部高等教育职业化改革的推动下,全面推广我国工程教育认证工作必是大势所趋。今年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申请并已接受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专家的审核,通过参加该过程中对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的相关培训活动,笔者就如何以工程教育认证的标准加强网络工程专业的建设谈几点体会。
2依托认证标准的专业建设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由专业性认证机构针对高等教育机构开设的工程专业实施的专门性认证,是认证机构颁发给高校专业的一种标志,证明其现在和在可预见的将来能够达到办学宗旨和认证机构规定的办学标准[3]。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核心是认证标准,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试行)》包括通用标准和专业补充标准。通用标准规定各工程教育专业应该达到的基本认证要求,共包含七大指标(19小项),分别是学生、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支撑条件、持续改进。补充标准是针对各专业不同特点提出的更加明确具体的认证要求。笔者认为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应从3方面强化专业建设:一是指标的量化、相互支撑及确信达成,这是关键;二是工程性、实践性,这是根本;三是闭环反馈、持续改进,这是活的灵魂。
2.1指标、相互关系及达成
工程教育认证不是质量水平评估,而是合格性认证,通用标准的七大指标都是围绕这个目的求证,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其中,学生是中心,高等教育专业开展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合格”学生。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是衡量合格与否的标杆和准则。课程体系、师资队伍以及支持条件是实现目标、达成要求的手段和保障,而且必须有可量化的数据予以佐证。持续改进是提高质量、不断完善、持续发展的必需措施。通用标准对培养目标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应公开、符合学校定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并建立必要的制度定期评价达成度。据此,各专业在制订培养目标时,向上应面向社会和市场,向下应考虑自身实力以确保达成。以网络工程专业为例,由于社会对网络人才的需求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各高校首先应客观认识和评价自身的办学历史、行业背景、学校层次、资源条件、毕业生深造及就业等要素,合理进行专业定位,然后再确定培养目标。部队院校通常应培养学生具有在军事领域从事网络系统开发、维护、安全保障、组织管理等的初步能力。研究型重点大学应强调科技素质和创新精神的养成,不但培养学生具有在网络工程领域胜任实际工作的能力,还要培养其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和创新能力。培养目标通过达到毕业要求实现,毕业要求是培养目标的具体体现。通用标准给出人文素养、职业道德、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及应用、工程设计和实验、创新精神、文献检索、组织管理、国际合作交流与竞争等方面的素质、知识或能力基本要求,各高校可根据自身实力和特色制订更高目标,但必须提供相关机制及证据以保证达成,尤其是在课程体系、师资队伍以及支持条件这3方面都需有所贡献并有据可查。例如,国防科技大学网络工程专业为达到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要求,除了在课程体系建设中采取研讨式小班授课、增加设计和创新型实验比例、从部队实战需求中提炼毕业设计课题等措施以外,还在一定机制上鼓励学生参加校或院举办的“银河之光”文化节、“新星杯”大学计算机基础竞赛、程序设计竞赛、信息安全竞赛、校Android手机软件设计大赛等活动。在师资队伍建设中,除了定期邀请国内外名师来校授课、作学术报告外,还积极选派教师出国留学访问或培训;新进教师则都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和博士学历。在支持条件建设中,我们具有军队重点实验室及“十二五”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并自行开发NetMagic网络实验平台和Net-Demo网络辅助教学系统,可进行路由器、交换机及相关协议的设计、开发、测试、功能验证和演示。图书馆除了存有大量的纸质书刊和论文外,还建成包括80多个大型综合数据库和140多个专题数据库的数字图书馆,实现SCI、EI、ISTP三大系统及其他各类外文文献数据库的国际同步检索等。这些措施和平台都为创新意识和能力要求的达成提供了有力支持和保证。
2.2工程性和实践性
培养学生具有相当的工程实践能力是工程教育认证的根本,也是出发点,是毕业学生能否具有国际水准的关键。通用标准的7项指标中都重点突出对工程实践性的要求,主要包括:
①必须具有“工程”职业道德,能正确认识“工程”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②具有从事“工程”工作所需的数学等基础理论、工程基础和专业理论知识;
③应设置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学分至少应占总学分的20%;
④具有系统的“工程”时间学习经历,应与用人单位合作开展实习实训及建立实习基地;
⑤教师应有“工程”背景和经验,并应聘请用人单位专家作为兼职教师。可见,要达到对学生的工程实践性培养要求,一是高校应具有培养学生良好工程素质、知识以及能力的课程体系、实验环境及教师队伍;二是高校应与企业相结合,设立实习基地并根据企业需求设置课程体系及实践环节。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是产学研一体化教学科研单位。为了加强网络工程专业的工程实践教学,我们从多方面开展教学实践改革。
(1)积极推进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项目的实施。
(2)设置多种实验教学环节,包括课内实验环节、见习环节、综合性课程项目设计环节、创新设计环节以及毕业设计环节等。其中,见习环节由任课教师带领学生现场参观校园网和办公专网,并请网络中心技术人员讲解网络规划与部署情况;综合性课程项目设计环节针对典型的应用需求完成网络的规划、设计、组网与测试;毕业设计环节根据网络工程系和网络与信息安全研究所导师所从事的网络相关科研项目,指导学生开展毕业设计和科研训练;创新实验与设计环节依托学院在计算机网络领域的优势科研项目,积极将科研项目转化为教学实验项目,引导学生深入学习高水平的技能,自主开发网络应用系统。
(3)我们与部队有关基地、技术局、自动化站等密切合作,共建本科专业实习基地,使部队用人单位需求和网络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实现无缝对接,既可以锻炼学员的工程实践能力,又有助于解决部队信息化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4)许多教师来自于学院其他研究所并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部队相关科研项目。为提高科研与教学水平并与国际接轨,学院有计划地派遣所有教师到国外知名大学访学或培训,也邀请国外名师全程英文上本科生实验课和新生研讨课,同时也安排教师到一线部队代职实习锻炼,了解部队现状和需求,形成教学、科研、部队反馈相长的良性循环。
2.3持续改进
持续改进是保证专业建设持续发展的关键。标准要求:从招生、毕业生反馈到其他各项指标都必须有必要的制度或措施保证定期评价。评价结果和反馈信息必须用于持续改进,并且整个过程必须要有用人单位专家参与。例如,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必须定期评价达成度;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制订与修订、授课与考核、教材选定、评教、专业与社会实践实习、创新能力训练、毕业设计等教学环节都必须有明确的机制进行监督、评价和质量控制;教师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参与学术及教改活动;实验设备和图书资源必须定期更新与维护等。为了保证持续改进的达成,可以采取的措施有:建立教学督导组,对教学全过程进行监督控制并定期发布监督结果和改进意见;建立学员评教机制,每门课程授课结束后,由学生根据调查表进行网上评教,只有参与评教,才能查看考试成绩;教室和实验室等教学场所安装摄像设备,可实时监视全程授课过程;定期走访用人单位,与用人单位专家及毕业生进行座谈,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并通过网上调查获取反馈信息;根据反馈信息定期开展教学研讨活动和修订培养方案;对教师参与教改活动及发表相关论文制订具体要求等。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有明确的机制及数据予以保证。
3结语
高等工程教育是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工程技术人才的重要渠道,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保障工程教育专业质量的重要手段。作为工程实践性较强的专业,网络工程应当以加入《华盛顿协议》为契机,对照认证标准,深化教学改革,加强工程实践能力建设,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高。
1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内容探讨
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是为了有效调配高校人力、物力、财力,整合学校资源、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与科研任务的专业化管理工作。这项工作的开展将直接影响到高校的培养目标的实现、关系到高校的发展。按照现代高校组成可以将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分为校级行政管理以及院系级行政管理两部分。校级行政管理工作主要是统筹高校的各项行政工作,指导院系级行政管理的开展。其中还包括高校的基础建设以及后勤管理等工作。院系级的行政管理主要工作集中在对院校教学工作的开展以及相关科研工作的管理。了解各部分刑侦管理的内容能够使我们更好的对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及其对高等教育工作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论述。
2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分析
2.1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总务管理职能对高等教育的影响。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的后勤管理是对高校整体后勤工作的规划、实施、指导以及监督的过程。其对后勤工作的开展、校园基础设施的运营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现代高校的经营与发展中,后勤工作对高等教育活动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中,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工作在现代高校扩招的今天显得极为重要。这一工作将影响高校学生的住宿与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影响到大学生的基本生活。扩招后造成的学生人数快速增加使得现代高校必须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教学、住宿的需求。这就凸显了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的后勤管理职能对高等教育的影响。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的采购监督职能对高等教育实践课程的开展、科研活动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高校的院系实验课程、科研项目的开展中,相关器材与试剂等材料的采购权多划归为院系采购。而在进行院系采购中更多的是依据实验室教师或科研项目负责人所提出的采购清单以及供应单位进行采购。由于科研项目负责人或实验室教师虽然能够按照具体需求进行采购质量与需求的控制,但是由于这部分人员缺乏足够的市场经验,常会造成预算资金的超支,影响到后续工作的开展。针对这样的情况,现代高校所采用的采购管理与监督方式能够有效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教学与科研活动的开展。通过负责人提出品牌、型号、数量、详细要求等清单后,由高校行政采购部门进行统一谈判、采购,极大的降低了采购成本,为教学与科研活动经费的有效使用、教学活动的科学开展奠定基础。
2.2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的安全管理职能对高等教育的影响。高校的安全管理工作是保障高等教育教学工作开展的重要工作,对高等教育教学工作开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现代高校扩招扩建的过程中,高校的开放向进一步增加。这也造成了高校校园内外部人员的增多。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加强行政管理工作中的安全管理职能将直接影响了校园的安定与学生的人身安全。因此,在现代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开展中,应加强安全管理工作的建设,以此促进高校教学工作的开展,为大学生提供一个安全的、安定的校园环境,为实现高等教育目标奠定基础。
2.3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的人事管理职能对高等教育的影响。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的人事管理职能对高等教育工作的开展、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的影响。人事管理工作不仅关系到师资力量的构建与调配更关系到高校师资力量的合理理论、关系到高校教学工作的开展。人事管理工作的科学开展能够促进高等教育工作人力资源的整合优化、促进教学工作的开展,实现高等教育的教学目标。
3新时期下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开展的重点
新时期下的高校行政管理工作重要性体现了高校发展的重要需求。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应针对学校的发展战略进行相应的体系建设,为实现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科学开展、促进高校的发展奠定基础。积极借鉴企业管理模式进行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以此有效避免传统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机构膨胀、人员臃肿的现象;避免高校各部门间缺乏密切配合影响教学工作的开展;避免由于缺乏体系内竞争造成的工作惰性。通过借鉴企业行政管理方式,实现高效的行政管理效率、实现高校行政管理的目标。
4结论
综上所述,在现代经济环境下,传统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也应针对新时期的要求进行相应的改革。通过完善高校行政管理体系、加快行政管理体系的调整、加快管理方式的改革,实现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与时俱进。通过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科学开展保障校园的安定、保障各项教学工作的开展,通过完善的行政管理体系促进高等教育工作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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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创新科学技术、服务社会的重要途径,高等教育在社会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见重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国高等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1成人高等教育开展教学督导的意义
目前,在普通高等教育中开展教学督导已成为一个普通现象,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有必要在成人高等教育中也开展教学督导,行使监督、检查、评估、反馈、指导的职能,以保障、提升教学质量为目的,进一步促进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使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及考试形式均符合成人业余学习的特点,进而提升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
2成人高等教育中教学督导的职能
(1)监督
在教学过程中,督导人员要对成人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监督,即使用各种方式(如随堂听课、随机抽查等),对教学管理、教学组织、教学实施、教学保障等进行监督,以减少成人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随意性。
(2)检查
检查教师的授课计划、教案讲稿,以及课堂教学组织、教学方法、教学设备使用等情况。通过定期与不定期检查,了解情况,发现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评估
教学督导人员要能够对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教学水平进行科学的评估,能够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出有益的教学经验等等,为成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重要的参考。
(4)反馈
教学督导人员要能够将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情况进行总结、分析,提出合理化建议,并反馈给相关教师与管理部门,从而不断提升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
(5)指导
教学督导人员在工作过程中,要能够针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教师提供相应的指导,帮助教师了解学生、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3加强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督导
3.1成立专门的督导机构
(1)成立专门的机构
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很多高等院校开展的成人教育中,还未开展教学督导,教师的教学工作只是根据任课老师的个人经验开展,要开展成人高等教育教学督导工作,就需要成立专门的机构,专门负责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督导。
(2)配备专职的督导人员
成立专门的督导机构,还需要配备专职的督导工作人员,督导队伍应该按照合理的专业结构、经验水平来组建,一般情况下督导队伍在专业水平、经验水平、年龄、职称等方面都要有一定的优势,能够发现整个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并能提出改进意见,以便能够充分发挥督导的监督、检查、评估、反馈、指导等职能。
3.2督导的工作内容
成人高等教育的学生大多数为成年人,他们大都有自己的工作,主要以自学为主,集中课堂学习为辅,并且集中教学也多在业余时间进行,因此,督导工作人员除了日常的听课、评课,还要根据成人高等教育学生的特点和学习方式,不照搬普通高等教育中督导的工作内容。
3.2.1对教学的督导
督导人员一方面对课堂教学过程中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组织等进行监督和指导,具体的形式则通过听课、评课,检查教师教学计划、教案、讲稿、教学总结等来开展。另一方面,还要了解课程的教学目标,对学生的作业完成、老师的任务指导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以保证学生在业余时间的学习效果。
3.2.2对考试的督导
(1)考试的形式
对考试的形式进行督导,改变以往成人高等教育考试中考试形式单一的情况——即无法对学生学习过程、操作能力、职业素养进行考核,更多的是考查成人学生的记忆力,通过督导,促进成人高等教育考试形式的多样化,使考试内容、方式更加符合课程标准、成人学生的特点等。
(2)考试的内容
对考试的内容进行督导,改变以往成人高等教育考试中考试内容片面的情况——即无法对学生操作能力、综合应用能力进行考核,更多的是考察理论的知识点,死记硬背的知识性内容偏多,通过督导,促进成人高等教育考试内容的丰富化,如依据不同课程对人才培养所起的不同作用、目标不同,有的放矢地选取恰当的考试内容。
3.3制订督导制度
制订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督导制度,在制度中明确督导的组织机构、职责、分工等,明确督导工作的主要方式、工作内容,并制订详细工作实施步骤,还要明确督导工作的激励与责任追究等,使教学督导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反馈有章可循。
近几年来,毕业生人数急剧增长,但就业岗位有限,两者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高校毕业生供大于求,造成了结构性矛盾,例如:从专业结构上看,有些急缺专业的毕业生供不应求,许多高校专业设置比较落后,一些新兴的交叉学科专业较少,尤其是适应我省经济发展需求的专业稀缺,影响了地方经济建设。例如,甘肃境内土地、矿藏等自然资源丰富,依托这些资源因运而生的农业、中草药、水能、电能、冶金、石油、机械、地质、外语等学科在我省高校依旧发展迟缓滞后;从发展速度与质量方面来看,我省高等教育与东部地区差距日益拉大;从教育条件来看,我省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办学条件较差,教学设备、实验室的数量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结构和布局方面来看,我省大部分高校设在省会城市兰州,高校过于集中,不利于其他城市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从人才留用方面来看,高校毕业生流失现象比较严重,大大减缓了甘肃省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地方经济建设的速度。我省高等教育发展滞后成因如下。
从客观方面看:一方面,我省近现代教育起步较晚,发展较慢。例如我省最早的国立大学兰州大学在1909年建立,比国内其他省份同等高校建校时间晚10-20年;另一方面,相对滞后的经济无力支持高等教育发展。
从主观方面看:一方面,我们的观念和行动迟缓,没有积极顺应宏观经济政策增设以石油、化工、机械、冶金、地质为特色的高等院校;另一方面,国家对中东部高校的投资支持力度大于西部高校,因此在资源配置方面,我省高校均低于国内其他同等院校。
加快甘肃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
我省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应受当地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源需求的调控和引导。我省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目前对人力资源类型的要求也相应地有所调整。由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制约,长期以来,我省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也是自上而下受到政策性影响的。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省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相对自主,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日益突出。美国高等教育界学者伯顿•克拉克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高等教育发展的“三角协调模式”[1],即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受到政府、市场力量的影响。例如:在市场体制下,随着“市场的主导作用愈发凸显”[2],政府不再起主导作用,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公平原则同样适用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这是由其经济属性所决定的。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调节的作用也在加大。因此,高校的发展应该是注重市场形式,激发具备专业知识的教师的能动性,拓宽高等教育多样化的需求。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认为,高等教育多样化的一种表现就是高校规模的扩大,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意味着入学机会的增多,而且高等教育的内容也应当尽可能适合人们的需要。然而,学生在选择高校时往往会衡量其历史声望、地理位置、教师素质、学科建设等要素。在更加理性化的教育思想引导下,我省高校面临着更多的挑战。高校在很长时期内并不是仅仅将传授知识作为其主要责任,而是将技能培养置于中心地位,研究和开发工作也格外受到重视。例如:高等院校都积极投入研发创新活动。身处知识经济时代,甘肃省高等教育系统如何改变传统观念,发挥自身在知识应用方面的轴心作用,是我们必须解决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甘肃高等教育发展的动态平衡分析
首先,通过调查以往的教育资源分配情况,我们发现,我省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现状日益成为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往往流动性很大,而且人才流动性与人力资源的层次成正比,这是由人才自身对更优质的生活工作环境的向往所引起的。我省高素质人才流入发达经济区域的不是少数,令一些企事业单位陷入人才短缺的尴尬境地。多年来,我省高校都面对着人才流失这一难题。曾有数据表明我省人才的流出量是流入量的两倍。因此,用动态的眼光来看,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是否合理与我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经济变化会导致教育资源分配的变化,而教育资源又反过来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故应调整我省高等教育资源结构,优化高等教育层次,在办学模式上注重地方特色,针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专门人才,以实现我省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
其次,高等教育类型应与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联系。学术型高等教育与技术型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定位、目标上有很大的差异。高校的专业设置应当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明确自己的教育目标。高等教育应首先确定是培养学术型、理论型、研究型人才,还是科技型人才。合理的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可以为我省经济进步提供有效的人力资源支持。例如,兰州大学的发展定位和目标主要是“内涵提升,创新驱动,质量优先,结构调整”,增强高等教育领域“国家队”意识,走“有特色,高水平”的发展道路,注重学科建设、科技创新与国际合作,结构优化、总体协调等;甘肃政法学院秉承“崇德明法、弘毅致公”的校训,坚持“稳定规模,提升内涵,突出特色,提高质量”的办学思路和“法学创品牌,公安学办特色,法商结合,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建设思路,努力向高水平教学研究型政法公安大学迈进。从这两所高校的办学目标来看,我省高等教育已经开始向以当地需求为导向,注重高校教育资源结构优化的方向平衡发展。因此,为了提高我省在西部地区的经济技术实力,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各个高校应当秉持先进教育理念,不断提高我省高等教育事业综合竞争力,逐渐步入“高等教育国际化”[3]的道路。发展特色办学,积极调整自身结构。
再次,我省地方高校要适度调整专业设置。总体来看,我省各个高校的专业设置与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但是,为了满足我省经济创新型发展的需求,作为人才培养和输送的基地,高校应提前储备高、精、尖的人才。目前,我省各高校所培养的大部分学生在刚就业时还不能尽快适应岗位要求,对所学专业理论知识还不能完全应用。因此,推进我省高等教育改革,就必须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根据岗位要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教育部关于公布2011年度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备案或审批结果的通知》提出新增43个专业,例如:风能与动力工程、材料物理、采矿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能源工程及自动化、土木工程、安全防范工程、景观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交通运输、国际商务、资产评估、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等。此通知还提到撤销32个本科专业,保证教学质量的相关事宜。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还要充分考虑我省教学质量、资源占有及资金投入等方面的现状,如果盲目设置专业、建设学科,那么教学质量、设备仪器、图书资源等都很难得到保障,最终只能导致我省高等教育生态发展承载力达到极限,甚至破坏教育生态环境。
结束语
布洛芬布伦纳提出的关于人的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理论被广泛地应用到高等教育发展的生态分析当中。其中最主要的观点就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教育质量与教育环境和教育系统是相互适应、相互调整的[4]。生态学的平衡观、系统观与动态观加深了我们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解,使我们将诸如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纳入了分析范畴。在大众化教育阶段,我省高等教育发展应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发展方向偏重于社会,也应更关注教育产品,即毕业生能否适应经济发展需求。依据我省经济结构现状,要实现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其一,高校应当走上高等教育地方化,为当地经济服务的道路;其二,改善高校基础设施条件,例如多媒体、网络教学平台、数字图书馆以及实验室的建设与应用;其三,依赖我们现有的教育教学资源,调整结构,培养我省以及西部经济发展所需的紧缺人才,制定优惠政策,最终实现促进我省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目标。
中国高等教育论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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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科技发展,社会经济、文化全球一体化趋势加剧,高等教育国际化正成为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主要潮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高等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我国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现状
在经历了“”十年后,从1977年到现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走过了30多个念头,教育制度的不断变革和教育模式的转变,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从最初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到如今的普及,我国成为世界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最多的国家。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的教育事业在30年中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成就,其所培育出的无数人才,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高等教育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而其中最主要,也是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高等教育培养出的学生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社会和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量极其巨大,而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则面临毕业即失业的情况,造成严重的人才过剩。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培养模式进行分析,其始终是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对于相关理论知识的教育十分重视,其理论学习的成果也通过考试成绩或者论文的形式来进行评价和表现,属于学术型的人才培养方式。这与社会要求的技术型人才存在严重的不符,也是导致以上怪现象的根本原因,按照市场规律而言,就是企业生产出的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需要对高等教育的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
二、对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就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由于高等教育的招生机制和培养机制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和缺陷,对所有高等院校进行改造,使所有大学都成为研究型大学,很明显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也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无法进行统一的安排和干预,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高校管理人员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引进和学习国内外先进的教学经验,对自身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首先,要树立创新观念,确立多样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在高等教育中,管理人员和教育人员必须坚持创新理念,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重新定位,确立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质量衡量标准。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得知识和信息成为左右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也促使国家和社会对于人才的基本观念及认识发生了改变。新时代的人才,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而且必须拥有广博的基础学科知识,同时还要具有良好的思想文化素质,具备较强的创新和实践能力,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和敬业精神。在这样的前提下,高等教育的教育理念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确立多样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其次,要建立多元化的人才考核和选拔制度。就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我国对于免试入学的学生的招收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对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但是考试分数仍然是最重要的参考依据,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高校可以逐渐进行改变,可以首先改变以总分作为录取标准的做法,将平时成绩或单科成绩也计入统计范围,提高对单一专业专精学生的录取率;同时,从长远看,要改变过分强调考试分数的一票否决制,建立以考察学生的学习经历和能力,以及是否具有学术和实践潜能为主的选拔机制,在学生中挑选理解能力强、潜力巨大的可塑之才进行定向培训。最后,优化课程体系,突出个性化的培养方案。教师要对课程内容进行细心选择,通过重新整合和改革,构建适应创新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使得课程的设置具有专业性、全面性和连贯性,可以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尽量减少知识结构的断层,使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同时,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鼓励学生进行个性化发展,帮助学生自主设计符合自身知识结构和特点的学习方式和培养方案,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分类培养,既可以使学生获得更好的发展,增加学生对于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可以解决人才培养与实际需求相矛盾的问题,可以说对于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结束语
当前高等教育的主要缺陷在于高校毕业生掌握的专业技能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这也是导致人才严重过剩而企业人才缺乏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一问题,高校管理人员和相关的教育工作者必须充分重视起来,对高等教育的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为学生就业提供有利支持。高等教育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随时对市场需求进行了解和关注,以应对市场对于人才种类的需求,从而保证高等教育可以真正为社会的发展服务。
一、现代教育技术的定义与相关理论
教育技术的研究对象是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教育技术分为有形技术和无形技术两大类,教育技术就是应用高科技的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人类学习问题的过程,教育技术依靠开发、利用所有学习资源来达到教育目的。现代教育技术目的是吸收现代科技成果和系统思维方法,使教育技术更具有时代特色,更加科学化、系统化。系统科学是指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三论,它们从总体上深刻地揭示了事物运动的特性和规律。系统论具有整体性、全面性、结构层次性、相关性、动态平衡性和综合与分析统一的特点,对教学技能的训练和应用有着方法性的指导作用;信息是指人们在适应外部环境时与外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内容的总称。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是信息论的催化剂;控制论的思想和方法已经渗透到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并对信息的再输出产生影响,起到控制的作用。
教学理论是研究如何组织教学过程中的各中要素,使教学达到最优化的理论,学习理论是探究人类学习本质及其形成机智的心理学理论,建构主义产生的心理学基础是认识主义心理学内部的反思,提出了“意义建构”,学习是一种社会性活动,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地利用感觉吸收并建构意义的活动过程,学习是在一定情景中发生的,是学习者同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视听教育理论对现代教育技术的指导作用概括为是最直接最具体的经验,越往上层,教育应从具体经验入手,逐步过渡到抽象。位于经验之塔中层的视听教具更能为学生提供较为具体,易于理解的经验,使各种视听教育媒体在学习中起到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必要性与作用
培养高级人才的高等教育目前是国家重点支持的对象,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于高等教育是形势需要,通过外部环境和宏观政策的推动培养出更多高、精、尖人才,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可以从理论和实践方面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指导和支持。要想不断地提高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以学生学习的情况为评价标准的方式是适应教育现代化发展;是终身教育的需要,学习者可以利用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等手段随时随地地学习知识,与同行业专家进行交流,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近年来光缆和卫星通信技术的发展,整个地球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全球化的大学,探索现代高等教育的模式,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理论与先进的教学手段,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可以得到相应的信息;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为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持,要提高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首先要提高教学效率,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在有限的时间里给学生感官的刺激,加速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三、现代教育技术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应用的方法及对策
教学的多媒体课件是基于计算机技术,并与软件开发技术相结合,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包含大量多媒体信息、教学内容、生动形象的教学系统。运用多媒体课件的优点是使教学内容与形式变的多样化,信息量大、速度快、课堂效率提高,有利于实现个别化教育,有利于开展研究性学习。
网上多媒体教材。它具有多媒体化、资源全球化、学习自主化、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等特点,网络教育的应用已经成为现代教育技术在教育应用重要的方面。网络教育是远程教育的现代化表现,远程教育是一种同时异地或异时异地进行教育的形式。计算机辅助测试,它有许多优点:计算机具有强大的数据保存系统,为计算机系统能支持在线测试,通过计算机辅助测试可以更快速地给出标准答案,日常的计算机测试练习可以有效地避免考试的紧张感。网络信息资源的应用。信息就是当今世界最宝贵的财富,主要包括文字、声像、电子信息、数据库等,高校需要利用这些网络信息资源,为学生提供互动的空间,加速学生知识化的进程。
当然,这其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在应用观念上存在差距,资金不足影响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缺乏对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效果评价,教师应用教育技术的观念、能力方面存在差距,详细的说,就是缺乏计算机应用能力、缺乏现代教育技术理念应用能力、缺乏课件开发的能力造成低水平上的大量重复。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原则必须遵循目的性原则、主体性原则、创造性原则、反馈性原则,加强教学互动与交流,根据现代教育技术的要求转变教师传统观念,现代教育理念强调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要担负起引导监督学生的责任,先进的教学手段只被应用于辅助教师的教,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培养学生的个性发展。
加强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加强对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和教学组织的改革,努力探索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导下的教学模式,突出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应用到课堂的优势,大力倡导多媒体课件开雀使用和网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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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大众化作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改革方向已经被人们逐渐接受和认可,在规模扩张的基础上如何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高等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和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各组成部分经过发生、发展,形成了一个与环境相适应的较为稳定的统一整体。高等教育系统也是由众多要素构成的系统,其各级各类子系统都分别具备特定的功能、相互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任何网络环节的缺失,都会降低系统的能力和稳定性。按照生态学观点,任一生态因子总要与周围环境经常不断地处于相互交换之中,高等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环境之间也存在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与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的关系[2]。因此,高度教育系统是多种教育形式的统一体,高等教育形式的多样化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各种教育形式相互依存存在必然性。
高等教育生态系统能够通过自我调节达到动态平衡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恢复稳定状态的能力,生态系统成分越复杂,生物种类越多,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越复杂,自动调节能力就越强。高等教育与社会环境之间也是相互作用的。高等教育要根据目前的社会状况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及时调整自身的内部结构,努力适应并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高等教育系统的稳定与平衡是相对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达到了平衡,一旦周围生态环境中的各种社会因素发生变化,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必然要随之变化而变化。
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具有遗传性与变异性严格来讲,生物更加注重周围小环境的变化,通过自身的调整来达到与周围环境的适应与平衡。生物自身的调整通常是通过基因的改变来实现的,也即基因的遗传与变异。遗传保持了物种的基本特性,而变异则是对物种的“异化”。高等教育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保持自身已形成的结构与体系,各生态要素在时间流程上承先启后、在结构功能上的彼此一致;另一方面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进行判断、识别,通过对体系结构的改进、变化和“基因”重组,达到高等教育系统的“变异”,实现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大众化教育与多样化人才培养
根据美国社会学者马丁•特罗提出的“精英”、“大众”、“普及”三段教育阶段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低于15%属于精英教育阶段,界于15%和50%之间为大众化阶段,大于50%为普及化阶段[3]。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是15%,2011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提高到了26.9%,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其中北京、上海的入学率超过50%,已进入普及化阶段,中国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大国,正在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但是高等院校的教育发展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却仍然与“精英教育”相适应,大学教育定位趋同和培养理念类似造成了人才培养的同质化和模式化。按照“循环再生、协调共生、持续稳生”的生态调控原则[4],我们应该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进行调节与控制,优化教育资源的分配,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以保持高等教育系统生态平衡和实现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
(一)构建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体系教育系统是多种教育形式的统一体,教育系统必须构建多元化高等教育体系[5]。现代大学涵盖了教学、研究和服务三个功能领域,但并非所有的高等学校都必须履行这些职能,大学可以结合自身的条件和优势在多样化分类形成的网络交叉体系中选择自己的定位和侧重点,形成办学思想的独创性和学校定位的前瞻性,进而在国际教育市场竞争中掌握主动。
(二)动态地调整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体系古人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实际上,高等教育系统应在差异性和多样性基础上达到平衡、协调与统一的“和”之境界,才能实现持续地发展。这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1.教育系统要与社会环境等外部关系保持协调。高等教育系统要随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采用不同的内部结构[6];同时,结合社会发展的需求调整教育产品类型、层次、学科和专业、入学方式、培养方式等,从而维持其内在生态平衡。例如,随着产业分工的细化和岗位的细分,社会急需大批具备职业素质的专业人士,高等教育系统适时调整了专业设置。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企业对外交流的增多,社会对小语种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高校新增专业的列表中增加了不少小语种专业。另外由于政府下决心大力扶持动漫游戏民族原创产品的发展,扩大对动漫游戏方面人才的培养,近年来相关产业发展迅速。但是,这种平衡只能是相对的,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平衡不断地被打破,新的动态平衡又将重新建立。2.教育系统内部构成要素之间要实现协调。高等教育系统应合理调配同类高等学校的地理分布及不同类教育形式在数量上的比例,这样不仅有利于实现地域性教育资源的均衡性发展,而且能够使各种教育形式的作用和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同时,高等教育系统内各种教育形式蓬勃发展,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成人高等教育有重点地适度发展,各种教育形式之间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功能发挥才能达到极致。3.各高等院校不同教育层次之间保持协调。我国高等教育处于大众化教育的起步阶段,入学人数多,生源跨度大,多种办学形式和办学层次并存[7]。这种情况下,再用精英教育阶段的单一的学术性质量标准来要求高等教育,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必须树立多样化的质量观和质量标准。对于一些基础较好、水平较高的大学,在大众教育背景下可以考虑分层次办学问题:既要推进大众教育,又要顺应部分优秀学生高层次的教育需求,适度保持部分精英教育的特色。同时,根据人才成长的特点,部分符合条件的高等院校可以实施在纵向上专-本-硕或本-硕-博的一体化培养模式以及成教-普通间的有机互换与结合;在横向上则可以打破专业间的壁垒,实现人才的交叉复合培养。
多样化社会需求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提高教育质量是各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面临的共同问题[8]。当前,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兴起,正逐渐把高等学校从社会的外围和边缘推向社会的中心。学科间的相互交叉与渗透将高等院校不断推向综合化、大跨度的发展趋势;再加上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社会新技术、新工种、新行业的不断涌现,改变着社会的产业结构和社会分工,促成传统产业和行业的解体,也促成新的产业和行业的诞生,社会的人才观以及对人才的能力要素的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高等教育系统应针对社会的多元价值期待,通过分层、分割将自身分化为与各类价值期待相对应的“多”种功能单元,应和、满足各类价值期待之“多”。分类管理将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
(一)构建高等院校的创新教育体系创新教育系统的构建与发展应融合内外资源,在继承传统教育和自身历史沉淀的精华基础上,不断吸取外界养分,实现系统内、外的动态平衡。因此,创新的教育体系不仅包括教学过程各环节的创新,还包括观念创新、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技术方法创新和校园文化创新等各个方面,强调尽可能将各种教育要素、教育资源、教学和教育环节整合成一个大的创新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既培养出优秀的创新型学生,又能够打造出一支优秀的创新型师资队伍;既要增强学校的整体创新能力,促进学校的快速持续发展的内部功能;又要辐射社会,促进社会创新活动的发展和社会繁荣的外部功能,充分展示当代高校的科研、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的功能,实现与社会环境的共存共进。
(二)制度创新高等教育体系的创新离不开制度的支撑和保障。对具体的一所高校而言,在构建多样化的人才教育体系时,可以实施弹性学制,拓宽学习时间与空间,通过提高学生自主管理的意识,实现学生的自主发展和自主培养;将学习自由的思想转化为可操作的学分制,通过院系间或院校间课程互选、学分互认,打破高校在不同专业、不同层次、不同类别间的壁垒,实现学生的畅通流动。在培养模式方面采用“刚柔相济,方圆无碍”的方式,即在人才培养方面坚持“基础性、适应性、创造性”等基本能力方面实施“刚性”的教学要求;同时,根据学生的个性、兴趣和爱好等诸多需求,设计多样化的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软性”发展空间,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实现多种专业知识交叉复合,让各型各类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通道。
(三)创造创新的文化氛围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创新的土壤、创新的文化氛围[9]。高等院校应该努力营造与个性化发展、多样化教育相适应的,以激发师生创新潜能和创新热情的、民主的、自由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鼓励学生参与交流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鼓励学生提出新思想、新问题和新方法;同时,高等院校应该将教育思想观念由封闭型、趋同型向开放型、个性化转变,积极开展以各种创新活动为本质的新型教育活动;教学方式由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主题的教学方式转变,努力创造宽松、愉快的教学情境。
(四)技术方法创新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突出淡化专业、通才培养等教育理念。在培养方案的制定上,要打破原有的学科、系科的壁垒,开设有利于学生综合发展的课程,形成通识教育、学科基础和专业课三个层次课程组合,减少必修课程的数量,对于学科门类相同或相近的各专业,统一设置公共基础课程和学科基础课程,允许学生调换专业或辅修、兼修第二专业。为求学欲强、有特殊能力或特殊发展要求的学生提供一些科学研究训练、素质拓展教育、专业深化教育、工程实践教育或职业培训教育,将其参加上述活动取得的成果纳入教学管理,允许学生暂时停止学业教育参加实践。在教学方法与手段上,强调探讨性教学、研究性教学、指导性教学、讨论式教学,旨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考核检测上把创新素质、创新能力作为最重要的内容,在质量评估上,把创新素质、创新能力作为评价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加强国内外合作与交流,让学生在交流中提高创新能力水平。
(五)创新师资队伍建设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既是决定一所大学核心竞争力也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所在[10]。在人才培养方面,教师应树立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自主学习的引导者,以发现、培养创新型人才为己任的观念。在科研方面,建立二元性学术组织模式,即从事传统的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的稳定型组织和从事科技创新的开拓型学术组织的协同。采取跨学科的松散联合,组成开拓型学术组织,专门从事探索性、突破性创新活动。除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外,教师还应在推动国家或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高等学校应该鼓励教师与科研人员向企业流动,创办高科技企业,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
结论
教育是立国之本,民族兴旺的标记。一个国家有没有发展潜力看的是教育,这个国家富不富强看的也是教育。而教育的多样化则体现了人类教育发展与创新的规律。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高曾说过:“创新是任何一个国家未来繁荣与安全的关键”。高等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基础,创新是近代大学与生俱来的职能。大学是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的结合点,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肩负着不可替代的历史责任。因此,高等学校必须采取多样化的发展方向,结合自身的条件和优势选择定位,最终构成全社会多样化网络交叉的高等教育体系,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更多高质量的、创新型的杰出人才。
高等教育是综合性教育,基于其教育资源与教学方式手段的特殊性,与以往小学或者中学那种单一式的教育已经大不相同。因此,由于大学生参加考试种类相当繁多,因此考生作弊的场合或者机会也随之增多。在高等教育过程中,既包括了传统的考试场合,比如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平时测验、补考、重修考试等,还包括各种证书和资格考试,比如四六级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医师资格考试、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等等。考试种类多了,因而在这些考试中,难以预料地会出现一些考试失信现象。从这些考试中,我们不难发现,比起以往单一涉及学期考试和学业结业的考试场合,高等教育考试本身的多样化导致了作弊场合的增多,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高等教育考试诚信的严重缺失。
高等教育考试诚信主体上的特殊性高等教育考试作弊与其他考试作弊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主体的特殊性上,即高等教育作弊的主体或者参与者必不可少地会有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就个人的能力来说,能够顺利进入高等院校进行学习,其智力与学习能力应该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形却是,正是这群人他们却成为了高等考试作弊中的积极参与者。就笔者了解到的信息来看,重庆市某高校的学生不仅自己四六级英语考试寻求他人替考,而且还从中汲取了经验教训和获得灵感,通过欺骗方式考上研究生之后,积极组织本班和外班同学帮助他人替考英语四六级,按照三七分成,规模颇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获利不少,但是最终因举报而被监考组查觉,自己和同学也被学校强令退学。细析其原因,我们会发现,高等教育与社会的接触较为紧密,在一种相当开放的教育过程中,社会上的不良因素总是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不少学生。另外,由于这段时间的需求比较多,由于家庭背景的不同,不少学生经济比较拮据,而自身又缺乏收入来源,易受他人的诱导而步入歧途,成为“枪手”也就较为自然了。
高等教育考试作弊手段的多样化如今考场上的作弊手段可以统分为两种,传统作弊手段和现代化作弊手段。传统的作弊手段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方式,最常见的包括携带小抄、夹带书本、偷瞄别人的试卷、交头接耳或者通过传递小纸条给对方提供答案,另外,还有在考试过程中打手势或者替考的等等。传统的作弊手段,都是通常能够想到的一些方式,利用的是考试过程中某些监考疏漏环节而实施的作弊行为,它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仅仅依赖于外在的人或者物作为载体就能实施并达到目的。而现代化的作弊手段则是最近几年来才出现的,它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涌现出的新兴作弊手段。比如,携带通信工具进行短信或者电话传递答案,或者夹带微型耳塞通过语音远程系统传递答案,还有在网上通过交易买卖答案。较之于传统的考试作弊方式,其形式更是多种多样,难以枚举。现代化的作弊方式,性质更加恶劣,对考试制度的挑战性更大。从实际情形观之,这种情况已经相当普遍,稍微留神一下就会发现,在大学校园里的厕所门上,随处都可以看到那些“提供答案”或者“助考”之类的电话与联系方式。(四)高等教育考试作弊呈现重大的危害性可以说,高等教育考试中的作弊简直是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但是,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的教育考试失范现象,我们也同时感受到了由考试作弊而带来的重大危害后果。由于高等教育的考试往往带有一定的竞争性与选拔性,但是由于作弊现象的客观存在,这些通过考试而取得的最终成绩却已经难以分辨出高等教育质量及其人才素质的高低。比如,就笔者所在的政法性院校来看,司法考试被认为是“天下第一考”,但是,在考试前夕,有不少学生就告诉我,他们收到了可以花一定费用获得真题及答案的短信,而且不少学生还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这些内容的真实性;而且,在司法考试考完之后,他们又同样地收到了可以改分或者提分的短信,并且有无效退款的承诺。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么,旨在建立法律共同体的司法考试必将失去其存在的真正意义,由此而进入司法队伍中的毕业生,必将对司法的公正性心存疑虑,既不能胜任自身工作所必需的专业技能,同样也会因为品德修为的惯性而在司法实践中步入泥淖之中而难以自拔,对司法体制的公信力与司法权威的树立都将是极其不利的。
高等教育考试诚信缺失的原因
“诚信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不可或缺,但现实生活中诚信现状之‘实然’和人们对诚信的期待即诚信状况之‘应然’存在着极大的反差。”〔2〕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必然的原因。对于高等教育中出现的考试作弊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并且有日益严重之趋势主要有以下这些原因:
(一)考生自身方面的原因
1.通过考试作弊来弥补学习上的不足是普遍心理。考生作弊的主要原因是“平时没有学好,想通过作弊来弥补其不足”,这是笔者在学生中间走访时得到的信息反馈。与以往的中学应试教育模式不同的是,现在的大学教育往往是开放性的教学模式,大学课堂宽松了很多,许多大学生逃课、旷课,迟到、早退甚至有些学生对于自己不喜欢的课直接不去,或者一学期或者一学年都在外打工、兼职,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学业。就算是去上课的学生,在课堂上不听老师讲课,玩手机、打瞌睡的现象也随处可见,不难想见,由于缺乏对课堂知识的汲取以及平常对知识的巩固和积累,一到考试的紧要关头,能够想到的方式只能是采取各种作弊方式来蒙混过关。
2.对待考试作弊的态度有了较之以往的很大不同。众多考生认为,“作弊并不丢人,作弊能成功也是个人能力的展现”。从最开始的只有少部分人愿意作弊,发展到后来越来越多的考生选择作弊,这里明显体现了考生对作弊一事心理态度的转变。就进入高等院校的学生来说,其自身的智力都没有什么问题,考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通过考试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对于那些通过作弊就能取得高分的同学,努力学习的考生总是难以接受,认为自己辛苦学习取得的成绩还不如作弊的来得轻松,导致了“辛苦学习一辈子,不如作弊一阵子”,继而产生了一种不公平感,于是在此心理的引导下也会慢慢选择作弊。正如学者所言,“考生作弊的心理态度也从以前的侥幸心理转变到预谋心理”〔3〕。在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考试时通过作弊来完成求学任务的情形下,可想而知,整个学校的教学与学习风气就会急骤下降,作弊会成为一种常态而被不知不觉地加以接受,对考试和学习的态度会变得更为随意化和轻率化,只要能够达到目的,至于采用何种手段都将不是他们考虑之列的事项。
(二)社会环境方面对诚信失守的不良引导与感染
1.社会诚信失守是高等教育考试诚信不佳的重要社会原因。高等教育考试诚信度低,与社会环境诚信不无关系。“任何个体的道德行为准则和价值目标,既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也是对历史上沿袭下去的社会道德的不断内化。”〔4〕就当前来看,我们已经很难保证社会生活中什么是能够得以诚信保证的,什么东西是能够让人放心接受的。毫不讳言,我们生活中相当多的物品,都是造假与售假的一条龙服务,时不时出现的伪劣食品药品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在道德防线不断退却,诚信机制不断受到质疑的当下,高等教育考试作弊也就自然成为其中的“重要一员”。另外,受此影响,在公务员考试中,时不时地会出现“萝卜考试”(事先按照“一个萝卜一个坑”进行了人员预设)之类的质疑之声,还有在笔试之前就有通过关系拿到试题和答案的,也有在面试中通过关系直接内定的,还有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事后递补与顶替的。我们常常感叹,在这样的各种选拔性考试的场合,面试中的“潜规则”似乎也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以至于任何人听到这些内容时也并不感到有太多的惊讶与诧异。市场经济的大门打开之后,追逐经济利益成为了中国人的共识,“以经济为中心”的口号充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多数人都认为老实者会吃亏,在这个社会讲诚信无用。依此进行下去的恶性循环,整个社会的诚信度不断下降就可想而知,这样的社会氛围也必然会潜移默化影响到高等教育诚信的遵守与否。
2.家庭因素是导致高等教育考试诚信失守的重要原因。考生作弊,学生的父母具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一方面,父母的言行举止都会映射到学生身上,对学生从事行为选择时具有极强的参照作用。有些父母在孩子考试成绩不理想时,鼓励自己的孩子去给老师送礼,或者提前打点以获得一个好的成绩。这样的举动必然会给学生起到一个极强的心理暗示,即单纯的努力学习是无用的,关键还在于人际关系的疏通。另一方面,中国父母都关心孩子的成绩,认为成绩代表了一切,既是孩子能力的显示,也是自己的光荣与骄傲,更是自己在其他家长和朋友面前炫耀的资本。在“唯成绩论”的观念引导下,父母只关心结果,而不太看成绩取得的过程,这样一来,对于考试诚信与否,父母根本缺乏或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面对有些孩子对自己诚信考试的辩解,父母不仅不加以正面的表扬与鼓励,反而以“他人能做到的,你为什么做不到”加以反刺激。在此情形下,父母的言行无疑会促使孩子走上考试不诚信的道路上来。
3.监督工作未落实到高等教育考试的实质环节中去。从总体上来说,考试监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考试之前的监督;其二是在考试之中的监督;其三是考试完成之后的监督。从现有的考试环节来看,整体的考试监督仍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力,致使监督机制没有体现其自身价值。就笔者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老师的监督不力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本校考试主要是本校老师监考,对于本校学生的作弊行为,老师对于那些细微的作弊动作更多采取包容的态度,或者仅仅提示一下,有时老师甚至会“同情”那些参加补考的同学,放任作弊不管。在其他的社会考试之中对于作弊行为也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再者,对考试之后的监督没有坚持到底,致使有些学生可以在考试之后通过寻求关系来进行改分或者提分。实际上,无论是考试前、考试中还是考试后,都是存在作弊空间的,既然有这些空间或者漏洞存在,我们的监督工作就要有对应性的措施予以应对,遗憾的是,现有的监督与处罚机制还没有真正辐射到整个环节,致使高等教育考试作弊之风仍有屡禁不止之势。
(三)教育体制自身方面的原因
1.教育评价体制存在弊端。近年来,我国一直强调教育体制的改革,但是收效甚微。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即便是在大学校园,我们的教育体现的仍然是应试教育的评估方法,老师和学生都把分数看作一切,分数成为评选优秀与多种资格的基本依据。比如多种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学生等称号都离不开成绩这一重要参考系数,甚至是贫困生补助的给予,也同样附加有学业成绩方面的硬性要求,达不到这一条件,贫困性补助的申请是不可能通过的。尽管现有的学校评价学生的标准融入了其他的因素,但是考试成绩总是占据首要位置和绝对高的比例。不难想见,这必然导致学生的注意力会放在考试成绩的取得之中,为了获取高分,往往会铤而走险去选择作弊。
2.考试方法显得过于单一。就大多数学校和大多数的科目考试来看,笔试和闭卷考试仍然是主流模式。基于此方式,考虑到学生的知识接受能力及上课教学的要求,考试内容仍然是以教材作为基本参照物的,很多答案仍然出自于教材及其上课讲授的内容。这样一来,因为答案是固定的,单纯凭借自己的想象与创新根本不可能完成此次考试,也根本不可能获得相应的分数。因此,有些考生必然就要在考试过程中做文章,通过不诚信的方式来帮助自己来通过考试。另外,很多学校都有试题库,试题来源于这些试题库存,这些题目僵硬死板,加大了考生作弊的欲望,通过事先抄写好这些试题的答案,以备考场上的急时之需。
3.学校的道德教育需要进一步完善。诚然,每个高校都开设有关德育与基本素质方面的课程,“但是当代大学校园的德育课程越来越趋于简单化,形式大于内容”〔5〕。长期以来,大学德育教育课程的内容总是过于空洞,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也缺乏因人施教的方式与手段。学校只重视书本层面的德育教育,完成上级单位交代的任务,而对于学生的具体人格品质的完善和提高往往轻描淡写,难以深入和触及实质,缺乏具体可行的办法来塑造和提高学生的人格品质。由于高等院校与社会接触的面与点较多,深受多元因素的影响,学生的诚信品质不但没有得到提升,反而会在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之下慢慢缺失。很显然,在缺乏自我道德约束与内心自律的前提下,高等教育诚信失范也就不是一件稀奇之事了。
4.与学校教学管理存在密切关系。学生学习成绩不好,在考场上之所以不会做题,其与高等学校管理工作不够严格有相当的关系。比如,很多学生上课逃课,要么在寝室里睡觉,要么出去打游戏,要么在外打工谋生,有些去上课的学生也往往是在课堂上讲话、玩手机、看视频等,而上课老师与辅导员往往听之任之,放任自流。基于“高等教育重在自学”的这一理念,教学成为了学生自由听课的场所,愿者即来,不愿者不强迫。这样下去,学生对自己所学的课程不能有深入的体会,缺乏系统的理解与掌握,难以得到老师的提点与正确指导,致使成绩不理想,到了考试时自然就会选择作弊。反过来,因为有些同学上课讲话,玩手机,甚至课堂中逃课,这些也都会影响到老师上课的积极性,影响教学质量与效果,而且也间接影响到其他同学的听课质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人的学习,间接导致课堂教学的形式化,促使考试作弊的加剧。
高等教育考试诚信机制的现实对策及其确立
高等教育考试作为检验考生综合能力的一种方式,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看到高等教育考试存在诸多弊端,仍然需要在正视它的同时,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对策和完善建议。
(一)完善考试考核模式,从源头上杜绝考试诚信不佳的现状
1.改变传统的依赖卷面书写内容评定学生成绩的方式。“考生愿意冒险作弊,主要是学校和考生都把分数看得太重,几乎分数就是一切。”〔6〕而这些分数的取得,往往与卷面成绩的好坏是直接挂钩的,即卷面内容会决定学生成绩的多少。显然,这种方式具有不合理性,因为可能存在多种原因致使学生所学的内容难以通过卷面反映出来,这大大抹杀了学生的积极性与创新性。因而,我们应当改变传统的“一卷定终身”的成绩评定方式。对其综合能力的测试,理当加入其他方面的评定因素与方式,比如,学生在课堂上的问答表现,随堂进行的小测试,课外参加的学校实践活动,以及各种课题参与、论文发表和竞赛获奖等方面,都应当纳入到成绩的最终评定之中。我们需要探究和完善的是,如何把这些内容转化为最终的量化分数,以激励学生主动性学习。只有把学生的注意力从书本转移到个人能力的培养上来,减少学生对卷面分数测评的依赖,考试作弊的动机也会随之降低。
2.通过加强上课来反助高等教育考试制度改革。学生之所以会作弊,仍然与平常知识所学的充分性与理解度不够存在较大关系,因而加强高等教育的知识传授与课堂纪律是自然要求。对于此,老师应当保证上课的质量与水准,在了解学生所需的基础上,认真扎实地完善课件设计与知识亮点,通过学生能够接受并易于理解的方式来进行有效知识的传授。另外,对学生而言需要加强课堂上纪律的约束,对于那些不认真听课而在课堂上随便玩手机、讲话、看小说、睡觉的学生,老师应当严厉制止,对情节严重者或者勒令不改者要做好记录,以通过最终成绩予以反映。对于逃课、旷课的学生,更应该从严打击,达到一定次数,可以通告家长或者要求退学,以强硬的内部政策重振课堂氛围。如果学生能在课堂上的有效时间内充分汲取知识,考前进行一定程度的复习与准备,所谓的考试作弊也必将随之烟消云散。
3.改善单纯依赖书本知识的封闭和僵化的出题模式。从高等教育考试作弊的实际情形观之,绝大多数作弊仍然是带小抄、带书翻答案等,其原因在于,他们都知道考试题几乎都能在书上找到答案,或者在学校的复印店就能买到往年试题的答案,而且他们也明白这些试题都是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复度的,只要考前几个小时的时间“花点功夫”,一切都能“搞定”。基于此情形,试卷的制作者应当改变一成不变的出题套路,把死板僵化的题型作为活题予以呈现,给学生以灵活的选择与裁量权。我们考虑,有些试题必须需要通过转化与吸收,而不是简单通过书本就可以复制过来的现成答案,以让学生省却作弊的任何想法。另外,学校也不能一直使用试题库的现成试题,应该更多地融入一些社会事件与更新案例让学生分析,这样既能提高学生关心时事的态度,也能减少高等教育考试作弊的不规范行为。
(二)通过加强高等教育考试监督手段来保障诚信机制
就现有的高等教育考试制度来说,缺乏有效的监督是考试诚信度不高的因素之一。首先体现在没有明确和可执行性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可以说,作弊现象在考场上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当前法律法规的不完善,考生和老师都无所忌惮。因此,应当明确法律法规中关于高等教育考试作弊惩罚的规定,使得各高校拥有统一的处罚依据。笔者认为,通过法律武器来加强考试作弊的惩罚力度,可以使考生知难而退,更加自律,这样考试的诚信度就会有所提高。另外,我们还必须加强考试监督机制。加强考试监督机制是指,既要对考生的监督力度加强,同时也要监督老师的规范行为。监考老师对于考生的作弊行为不管不顾,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同情考生、帮助考生作弊、事前漏题、事后改分等行为,都是严重偏离当前高等教育考试的应有轨道的。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毫无疑问只会助长考试作弊的歪风邪气,也不利于考生自身能力的提高,无法营造公平竞争与人才选拔的诚信氛围。因此,加强考试监督机制,并不仅仅只是对学生的单向行为,而是要辐射到考试过程的方方面面,保障高等教育考试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实施。
(三)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考试诚信档案制度诚信应当是有记录的,并且是能够对个人的日后生活带来或好或坏的影响的。基于此考虑,诚信档案制度的建立就有其可行性,而且能够辅助高等教育考试制度的顺利开展,以督导在校大学生对自己诚信的尊重与重视。所谓诚信档案制度是指,根据个人在校期间的各方面诚信表现而建立的独立数据库,并将大学生在校期间的诚信或者非诚信行为记录其中,从而可以备案可查的制度。“诚信档案的好处在于该档案是跟随本人一生的,不仅是学校,包括用人单位和其他单位都可以查看该考生的诚信记录。”〔7〕建立诚信档案,就是要引导学生对个人诚信的重视,加强他们对品德方面的修为。这样一来,在工作岗位或者奖学金等的竞争之中,诚信记录较好的学生就会处于优势;反之,有违反诚信行为的学生就会失去很多机会,为自己先前的不诚信行为付出代价。诚信档案不仅仅是要建立,而且重点是要落实,在进校之初就要进行宣讲,通过个案方式或者讨论方式事先让学生了解,并在教学过程中贯穿进去,督导学生树立诚信氛围。
(四)校园诚信教育应当作为高等院校的必修科目
加强高等院校诚信教育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即对学生加强诚信教育和完善师德师风的诚信教育。就传统的高等教育而言,过于强调专业知识的传授,而疏于对个人品性方面的引导与要求。因此,正如学者所言,“要改变传统的重智轻德的现象,把对学生的诚信教育贯彻落实到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8〕。尽管有些高等院校也会强调大学生的德育工作,但是这些教育仍然显得太过表面化,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在形式大于内容的过程中,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是敷衍了事,致使诚信教育被人为地遮掩了。鉴于此,必须改变当前说教式的诚信教育方式,在诚信教育中加入更多的实质性内容,相关内容要贴近学生的思想实际,围绕身边的事例进行循循善诱,多举办一些诚信课堂与诚信公益活动。而且,笔者认为,我们不仅仅是在德育课上,而且在专业课和平常生活中都可以融入诚信教育,把师生的诚信信息反馈到业绩考核中去。学校应该组织学生和老师多参加有关诚信的社会实践活动,促使诚信理念真正能够深入人心。随着诚信必修课的有效开展,笔者相信,学校的诚信氛围一定能够得以逐渐建立,高等教育考试的不诚信行为也就会逐渐消失。
(五)营造社会诚信是确立高等教育考试诚信的重要社会因素
高等教育考试诚信的提高有赖于整个社会诚信的有力引导,可以说,当前社会诚信疲软是高等教育考试诚信不佳的重要诱发因素。具体来说,首当其冲的应当是政府公务人员诚信力的提高。作为社会权力支配者与社会活动的管理者,公务人员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社会中的广大民众,如果他们都不能以身作则地自觉树立诚信,则很难要求下层民众对诚信的遵守与信赖。就当前来看,权力滥用与权力腐败不可谓不严重,其根本原因仍然与个人诚信失守关系莫大,加强权力监督的关键仍然在于探究良好的诚信运行机制,通过对政府行为加强诚信监督,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减少腐败和各种不诚信行为的发生。“政府信用是最大的信用。如果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能切实恪守诚信原则并率先垂范,那么人民群众就会从心底里信任党和政府,积极追随效仿。”〔9〕另外,我们必须依靠法治力量来引导社会民众的诚信确立,对严重非诚信行为,比如制假售假者,应当一追到底,严惩不贷;对那些诚信记录不良者,应当彻底杜绝他们加入该行业的机会,防范非诚信行为的再度发生。对诚信模范与道德楷模,我们要大力宣扬,让诚信文化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成为我们的主流文化,以引导整个社会进入“诚信至上”的氛围之中。高等教育考试诚信是社会诚信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够从大环境上解决了诚信失守的问题,那么受此影响与感染,高等教育考试诚信问题也必将不再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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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其规模的扩大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高等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1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相关内涵
(1)批判性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的批判性和可证伪性决定了后现代知识观是不能用经验证实的,换句话说,科学知识具有猜测性、假设性和可错性等特点。此外,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可证伪性,决定了知识的内在批判性。它认为,知识不再是真理,知识的发展也不再是单向性的线性积累,最重要的在于批判和创新,在于对原有知识不断修正乃至全部抛弃的过程。学习知识的过程,更是怀疑和批判的过程。
(2)多元性
多元是当代世界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一种多元的存在,而这种多元性又使得边缘知识的存在具有了合法性,赋予了一些原本人们不屑的知识形态以合法性。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竭力压抑边缘知识,它主张,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除了要竭力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还要努力发表自己的意见。后现代主义对缄默性知识进行了分析,认为“恰恰是这些为现代知识观所不屑的意会性知识,是人类科学进步和文化进步的重要源泉”。
(3)情境性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不是个人的认知结构,而是随着时间而发展的社会团体的创造,它存在于一定情境中,与特定环境的认识模式、理论规范、价值观念相符合。正如尼采所说:“有各式各样的眼睛,因而有各式各样的真理”。罗蒂曾说过:“认识的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认识与外界实在相符合,而是依赖于它与隶属的社会集团的认识规范与行为方式是否一致。”
(4)价值性
“知识只能是人的知识,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产物。”所有知识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的价值需求的展现,这是后现代知识观的另一个论点。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根本不存在纯粹的事实,只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带有特定文化立场、价值立场的概念和范畴,譬如历史。因此,绝对客观的知识并不存在,任何知识都不过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在一定的文化体系中的认识结果。
(5)动态性
从认识的主体来看,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人的认知不可能是无限的,人的认识能力会因为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而顺势提高;从认识的对象看,认知客体总有其安生立命的外在空间,外部空间的不断变化,使得人类追溯到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感受到一个静止又处于绝对运动中的奇妙世界。因此,在后现代知识观看来,既然知识是认识的结果,那么它必然会是动态发展的。
2后现代知识观对我国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
教育就是根据一定的价值立场和价值需要对人类历史上已有的知识进行筛选以传授给学习者。课程作为高等学校教育的有力载体,其改革的发展趋势与知识观的转型密切相关。后现代知识观对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贯穿到每一个环节,如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等。
2.1课程目标的变革
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人类历史不断积累的结果,在这种视野下所制定的教育的目的就是将这些通过实践积累而得到的知识一代代地传承。在高校,多年来以专业、学科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关注的重点是给学生传授了多少知识和学生到底获取了多少知识,并以此作为评价学生好坏的核心标准。在这种单向灌输式的评价模式下,学生的学习仅是像U盘一样为了存储更多的知识,而知识贮存得越多,学生自身作为一个认知主体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就丧失得越多。与此相反,强调知识情境性的后现代知识观否定了绝对真理的存在,认为在这个,尤其是这个知识爆炸、物欲横流的信息时代,学生应该学习的知识和能够学到的知识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而知识更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在高校的教学中更应该教会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思维能力,这也就要求高校课程设定的目标,要摒弃先前仅仅重视知识累积的观点,要更加注重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学习能力的提升。在保护学生求知欲的基础上,不断开发提升学生批判精神。高等教育的课程目标应旨在使学生通过各种学习获得知识与能力,体现知识生成性和创造性的特点。
2.2课程内容的变革
随着后现代“文化性”“价值性”“情境性”知识观的确立,人们开始突破传统重新意识到知识的多样性。人们开始意识到,对知识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在科学知识体系内,这个仅仅是知识很少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叙事性知识,某个地区所拥有的本土化知识以及那些不能为人们所言明但是却实实在在存在的缄默性知识,这些种种都属于知识的范畴。狭隘的知识认知显然是对学生有害的,只有全面认识知识范畴,学生的身心才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目前普遍而言,我国高校的课程内容设置还是比较狭隘的,集中在科学知识的教学,这使得学生对知识的认知范畴也产生了偏差,其他知识明显被高校教学所忽视。由此出发,课程改革首先就是要打破科学知识垄断的现有局面,充分使课程内容形成包容、开放的面貌,不仅包括科学知识,还包括叙事性知识、缄默知识以及本土化知识等等。正如爱因斯坦在文集里说:“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以由数学的公式组成。我们试图创造合理的世界图像,使我们在那里面就像感到在家里面一样,并且可以获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达到的安定。”从微观角度看,在后现代知识观的视野下,人文课程应被纳进课程体系,人文知识作为一种“反思性知识”具有明显的“个体性”“隐喻性”和“多质性”,在现有知识氛围下,呼吁人文精神则有助于高校的受教育者完整人格的培育。课程内容的改革应该朝着加强知识的整合、平衡课程结构的方向发展。
2.3课程实施的变革
后现代知识观特别注重个人经验的赋予,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应该把学生的这种独特的个人经验看作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在课堂上鼓励学生大胆思考,表述自己的观点。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应该努力探究用什么样的方式将学生的个人经验融合到无限的知识探索中。如果强调了知识的建构性和情境性,知识权威存在的合理性就应当受到质疑,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按照所谓的课程计划按部就班进行教学活动是不合理的,需要师生相互交流与协作,激发出思想的火花,使得整个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是知识灌输的强权者,而是学习活动的引导者,乐于面对学生提出的质疑,同时能与学生一起共同反思每个人的理解,以达到共识。这样教师享有“话语霸权”的局面得到彻底瓦解,形成的则是一种教学相长、师生共进共生的局面。这样和谐的师生关系在高校里尤为重要,有利于教者与学者更好地进行学术探讨。
2.4课程评价的变革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认识对象无论是作为一种事物、一种关系或一个问题都不是“独立的”“自主的”和“自在的”,它们与认识者的兴趣、利益、知识程度、价值观念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根据后现代本体论上的平等原则,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为真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知识是有一定的“文化限域”、价值取向,而不是现代知识观所认为的“超文化”或者“价值中立”的,知识的多元性弥补了现代知识观所强调的客观的、单一的课程评价所带来的不足。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应该将课程评价看成是对学生的一种学习状况的反馈,这样的观念在高校的课程评价理念的形成过程尤为重要,在充溢科学研究氛围的高校,应该将课程评价看作是一个过程而不能作为某一过程的终结。
3结语
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而言,要想成功地进行课程改革,我们不可小觑知识观对课程改革的影响。知识观是课程改革的基础。正如课程设计的基础不能仅仅是哲学,只有对课程基础学科研究成果及课程关系全面了解基础上,才进行明智的课程决策。然而后现代知识观现在仍备受争议,但它对课程改革大致发展方向的指明作用不可忽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课程改革并不是仅仅受后现代知识观的控制,它不可能成为课程改革的全部,因而在高校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也不可能仅仅凭借知识观建立一种课程体系。总之,课程改革应综合知识论、社会因素、学生发展规律等各种要素的考虑。
1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相关内涵
(1)批判性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的批判性和可证伪性决定了后现代知识观是不能用经验证实的,换句话说,科学知识具有猜测性、假设性和可错性等特点。此外,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可证伪性,决定了知识的内在批判性。它认为,知识不再是真理,知识的发展也不再是单向性的线性积累,最重要的在于批判和创新,在于对原有知识不断修正乃至全部抛弃的过程。学习知识的过程,更是怀疑和批判的过程。
(2)多元性
多元是当代世界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一种多元的存在,而这种多元性又使得边缘知识的存在具有了合法性,赋予了一些原本人们不屑的知识形态以合法性。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竭力压抑边缘知识,它主张,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除了要竭力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还要努力发表自己的意见。后现代主义对缄默性知识进行了分析,认为“恰恰是这些为现代知识观所不屑的意会性知识,是人类科学进步和文化进步的重要源泉”。
(3)情境性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不是个人的认知结构,而是随着时间而发展的社会团体的创造,它存在于一定情境中,与特定环境的认识模式、理论规范、价值观念相符合。正如尼采所说:“有各式各样的眼睛,因而有各式各样的真理”。罗蒂曾说过:“认识的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认识与外界实在相符合,而是依赖于它与隶属的社会集团的认识规范与行为方式是否一致。”
(4)价值性
“知识只能是人的知识,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产物。”所有知识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的价值需求的展现,这是后现代知识观的另一个论点。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根本不存在纯粹的事实,只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带有特定文化立场、价值立场的概念和范畴,譬如历史。因此,绝对客观的知识并不存在,任何知识都不过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在一定的文化体系中的认识结果。
(5)动态性
从认识的主体来看,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人的认知不可能是无限的,人的认识能力会因为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而顺势提高;从认识的对象看,认知客体总有其安生立命的外在空间,外部空间的不断变化,使得人类追溯到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感受到一个静止又处于绝对运动中的奇妙世界。因此,在后现代知识观看来,既然知识是认识的结果,那么它必然会是动态发展的。
2后现代知识观对我国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
教育就是根据一定的价值立场和价值需要对人类历史上已有的知识进行筛选以传授给学习者。课程作为高等学校教育的有力载体,其改革的发展趋势与知识观的转型密切相关。后现代知识观对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贯穿到每一个环节,如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等。
2.1课程目标的变革
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人类历史不断积累的结果,在这种视野下所制定的教育的目的就是将这些通过实践积累而得到的知识一代代地传承。在高校,多年来以专业、学科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关注的重点是给学生传授了多少知识和学生到底获取了多少知识,并以此作为评价学生好坏的核心标准。在这种单向灌输式的评价模式下,学生的学习仅是像U盘一样为了存储更多的知识,而知识贮存得越多,学生自身作为一个认知主体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就丧失得越多。与此相反,强调知识情境性的后现代知识观否定了绝对真理的存在,认为在这个,尤其是这个知识爆炸、物欲横流的信息时代,学生应该学习的知识和能够学到的知识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而知识更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在高校的教学中更应该教会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思维能力,这也就要求高校课程设定的目标,要摒弃先前仅仅重视知识累积的观点,要更加注重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学习能力的提升。在保护学生求知欲的基础上,不断开发提升学生批判精神。高等教育的课程目标应旨在使学生通过各种学习获得知识与能力,体现知识生成性和创造性的特点。
2.2课程内容的变革
随着后现代“文化性”“价值性”“情境性”知识观的确立,人们开始突破传统重新意识到知识的多样性。人们开始意识到,对知识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在科学知识体系内,这个仅仅是知识很少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叙事性知识,某个地区所拥有的本土化知识以及那些不能为人们所言明但是却实实在在存在的缄默性知识,这些种种都属于知识的范畴。狭隘的知识认知显然是对学生有害的,只有全面认识知识范畴,学生的身心才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目前普遍而言,我国高校的课程内容设置还是比较狭隘的,集中在科学知识的教学,这使得学生对知识的认知范畴也产生了偏差,其他知识明显被高校教学所忽视。由此出发,课程改革首先就是要打破科学知识垄断的现有局面,充分使课程内容形成包容、开放的面貌,不仅包括科学知识,还包括叙事性知识、缄默知识以及本土化知识等等。正如爱因斯坦在文集里说:“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以由数学的公式组成。我们试图创造合理的世界图像,使我们在那里面就像感到在家里面一样,并且可以获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达到的安定。”从微观角度看,在后现代知识观的视野下,人文课程应被纳进课程体系,人文知识作为一种“反思性知识”具有明显的“个体性”“隐喻性”和“多质性”,在现有知识氛围下,呼吁人文精神则有助于高校的受教育者完整人格的培育。课程内容的改革应该朝着加强知识的整合、平衡课程结构的方向发展。
2.3课程实施的变革
后现代知识观特别注重个人经验的赋予,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应该把学生的这种独特的个人经验看作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在课堂上鼓励学生大胆思考,表述自己的观点。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应该努力探究用什么样的方式将学生的个人经验融合到无限的知识探索中。如果强调了知识的建构性和情境性,知识权威存在的合理性就应当受到质疑,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按照所谓的课程计划按部就班进行教学活动是不合理的,需要师生相互交流与协作,激发出思想的火花,使得整个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是知识灌输的强权者,而是学习活动的引导者,乐于面对学生提出的质疑,同时能与学生一起共同反思每个人的理解,以达到共识。这样教师享有“话语霸权”的局面得到彻底瓦解,形成的则是一种教学相长、师生共进共生的局面。这样和谐的师生关系在高校里尤为重要,有利于教者与学者更好地进行学术探讨。
2.4课程评价的变革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认识对象无论是作为一种事物、一种关系或一个问题都不是“独立的”“自主的”和“自在的”,它们与认识者的兴趣、利益、知识程度、价值观念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根据后现代本体论上的平等原则,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为真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知识是有一定的“文化限域”、价值取向,而不是现代知识观所认为的“超文化”或者“价值中立”的,知识的多元性弥补了现代知识观所强调的客观的、单一的课程评价所带来的不足。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应该将课程评价看成是对学生的一种学习状况的反馈,这样的观念在高校的课程评价理念的形成过程尤为重要,在充溢科学研究氛围的高校,应该将课程评价看作是一个过程而不能作为某一过程的终结。
3结语
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而言,要想成功地进行课程改革,我们不可小觑知识观对课程改革的影响。知识观是课程改革的基础。正如课程设计的基础不能仅仅是哲学,只有对课程基础学科研究成果及课程关系全面了解基础上,才进行明智的课程决策。然而后现代知识观现在仍备受争议,但它对课程改革大致发展方向的指明作用不可忽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课程改革并不是仅仅受后现代知识观的控制,它不可能成为课程改革的全部,因而在高校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也不可能仅仅凭借知识观建立一种课程体系。总之,课程改革应综合知识论、社会因素、学生发展规律等各种要素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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