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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入世又标志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进入了重要的历史阶段。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对外贸易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协同作用理论依据
虽然,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和绝对优势理论都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规律性,说明了出口贸易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按照绝对优势理论原理,进口国可以借助对外贸易消除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行业短板,有效降低社会整体生产成本之后,国民经济总体水平会得到一定提高。因此,进口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和绝对优势理论作为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对于认清国民经济体系的运行规律,制定切实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只要是国家经济运行状况良好,开展对外贸易对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将启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协同作用实证分析
1.对外贸易与GDP依存关系
进出口额可以反映一国对外贸易的规模,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从2004年至2013年10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呈高速增长趋势,从2004年的货物进出口总额95539.1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货物进出口总额258212.3亿元,增长了近2倍。虽然在2008年前后由于受金融市场的影响再加上国际市场紧缩,对我国国际贸易总量的增长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在2009年金融动荡结束,我国国际贸易的总量继续增长,2010年增长到历史最高水平,所以这10年来,我国国际贸易几乎呈大幅度增长的态势(见图1)。同样2004年至2013年10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呈持续增长趋势,从2004年的GDP总额159878.3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GDP总额566130.18亿元,增长超过2倍,且每年持续增长,2013年增长到最高水平,所以这10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呈持续大幅度增长的态势。综合进出口总额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数据表明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当GDP的增长量下降时(2009年),对外贸易发展受制约,当GDP的增长量持续上升时,对外贸易呈持续上涨趋势。二者这种较为密切的依存关系表明国内经济持续增长会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国际贸易会在国内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发展。
2.对外贸易依存度与经济增长变动关系
对外贸易依存度(FTR),是指一国的进出口总额占该国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对外贸易依存度说明一国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关联程度,反映一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从2001年到2006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呈持续增长趋势,由2004年的59.767%增长到2006年的65.17%,增长了5个百分点。在2008年前后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紧缩,我国外贸依存度有所波动,但是在2009年金融动荡结束,我国外贸依存度开始回升,2010年继续增长,2012年开始回落,主要是我国经济转型政策的调整,更注重增长质量,数量上放缓。而同样的变化体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上,在2006年我国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在2008年前后增长的速度放缓。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和经济增长的变化说明了对外贸易依存度和经济增长存在着密切的依存关系,即对外贸易依存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变化一致,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经济的增长速度越快,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出口贸易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进口贸易可以引进先进的技术,吸引外资等等,所以国际贸易的发展对国内经济的大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3.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增长在价值形态上是指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的增加。其衡量指标可以采取总量形式也可以采取人均形式。总量指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或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增长率;人均指标一般采取人均国名生产总值或人均国内总值增长率,有时也采用人均消费数量增长率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从进出口贸易的近10年的变化我们发现,2004-2013年对外贸易出口额和对外贸易进口额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见图3)。只是在2009年出现了拐点,这主要是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的贸易都产生了影响,导致我国2009年进口和出口额下降,但我们也可以看到经过1年的调整,2010年全球贸易环境变好,我国的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又恢复了大幅度增长的趋势。对外贸易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而对外贸易包括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可以直接增加国民收入,从而实现GDP的增长,而进口贸易可以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原材料,大大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本国产品的研究开发能力和生产,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我国进口贸易规模远小于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间接的,所以我们在扩大出口的同时也不要忽视进口,进口的产品不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会有所不同,应适度增加资本、技术等的进口,把进口技术和设备放到主要位置,避免重复进口,发挥对外贸易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实现经济和贸易的均衡和谐发展。在注重出口贸易增长的同时,重视进口贸易规模增长,形成双向对流的贸易增长格局和动态贸易平衡,充分发挥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升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三、结论
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下,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对外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繁荣发展。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出口贸易在增加GDP的同时,进口贸易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对外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考虑资源、环境等因素,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为实现经济发展服务。因此,为加快经济发展,在加大投资和消费的基础上应合理的发展国际贸易,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使国际贸易最大限度的为经济发展服务。
一、公司股利分配理论及政策
股利分配是上市公司对盈利进行分配或用于再投资的一项重要政策,按照国际惯例,公司要按照盈利的一定比例,分配给投资者。股利分配是公司经营重要的组成部分,关系到公司未来的长远发展。合理的股利分配政策一方面可以为企业规模扩张提供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可以为企业树立良好形象,吸引潜在的投资者,因此,上市公司非常重视股利分配政策的制定,通常会在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后,对各种不同的股利分配政策进行比较,最终选择一种符合本公司特点与需要的股利分配政策予以实施。股利分配重要的“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公司股利分配政策不仅是一种分配方案,同时还是一种有效的信号传递工具。股利分配政策的变化往往是公司经营状况发生变化的信号,这些信号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市场影响”。“资本市场的效率性越强,这种传递方式越有效、成本越低。因此,上市公司在发布股利分配政策时,相当慎重。以免投资者误读,造成不必要的投资损失。
二、我国主板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概况与特征
目前我国主板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基本形式有两种,即现金股利与股票股利,在此基础上又派生出了两者兼有的分配模式。由于我国上市公司通常在公布股利分配方案的同时公布转增和配股方案,使得转增和配股也带上了分配的色彩,也常被看作是股利分配的一种形式。主板股利类型可划分四种。
1、配发股本:配股股票是指上市公司以一定的价格向原股东配售新股。配股实际上相当于增发股票,它并不影响本期收益,由于所有股东以低于市价同比例配股,股票将被稀释,股票价格将相应下降。
2、转增股本:转增股本是指上市公司将公积金转作股本。转增股本只是在公司权益结构不同项目间的内部调整。因此与送红股一样,转增股本后每位股东拥有的股票价格总额不变,而拥有的股票绝对数增加,从而股价将下降。
3、派发股利:上市公司所派发的股利具体又可分为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现金股利是指上市公司以公司的留存收益向股东发放现金作为投资回。现金股利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采用的最普遍的一种形式。股票股利是公司将留存收益以发放股票的方式发放给股东。股票股利并不减少公司的股东权益总和,只是在减少留存收益科目的同时,增加了股本科目。
4、不分股利:不分配是指上市公司不进行留存收益的分配,由于我国历史遗留的股权分置问题的影响,很多国有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都凭借其绝对控股地位,拒绝进行股利分配。为了改变这种现象,2006年5月8日起实施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治理办法》规定,希望此举改变我国上市公司以前普遍存在的不分配现象。
三、我国主板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特征
2009年,我国经济第一个走出金融危机,率先引领世界经济走上复苏之路。我国的证券市场也一路高歌猛进,至20009年11月上证综指摸高到3465点。各上市公司赚得锅满盆满,业绩整体大幅度上升。上市公司派现极为慷慨。具不完全统计,在全部的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年中,有近百分之七十实现盈利。我国主板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1、重“高送”“高转”,轻现金分红:随业绩增加,不分配的上市公司所占的比例逐年减少。我国主板上市公司股利分配以转增、同时派现和送股、三种形式为主,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派现和转增、转增和送股、派现和送转多种形式。不过我国上市公司中有相当多公司,不重视股民的现金回报,除了不分配股利外,也有的上市公司不注重现金股利的发放。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投机气氛浓厚、喜好炒高送配题材的股票,跟这种理念有很大关系。而在成熟的证券市场,现金股利比较受欢迎,投资者把现金股利视为最直接、最稳定的投资收益。我国上市公司为了股本扩张或者“圈钱”需要,在股利分配方案宣布的同时,往往伴随着配股、公积金转股等扩张行为,从理论上讲,“转股和配股不属于股利分配范围。而现金股利作为给上市公司投资者超过国库券利率的较高现金回报,是上市公司对投资者承担较高风险的一种补偿”。
2、股利政策缺乏稳定性: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是比较稳定的。一般来讲,连续的、稳定的股利政策,是对股民负责,是对广大投资者利益回报预期的指向,是上市公司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的展示,也是企业形象的一种体现。在西方较为成熟的股票市场,上市公司一般都会尽量保持现金股利的稳定性,保持鼓励政策前后的一致性,以便企业有一个良好的市场形象。只有在管理层确信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企业的盈利会发生变动时,才愿意改变股利政策。但我国上市公司在制定股利政策时,短期行为严重,随意性较大,不仅在现金股利分配原则上缺乏稳定性,而且分配方式也会发生改变,上市公司很少考虑随意性的股利政策给公司形象带来的损害。上市公司忽视股利政策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缺乏远见卓识。
3、不参与股利分配:近几年,证监会加大了对上市公司的治理力度,对上市融资提出了许多硬性条件,做出了不分红上市公司不允许融资的规定,扭转了过去很多上市公司不分红的局面。但是现在仍有部分公司甘当铁公鸡,令投资人失望。我国上市公司一直不注重现金股利的发放。但是个别上市公司常常以假账的形式欺骗投资人,为其不分红制造借口。这些“铁公鸡”仍然有一定的市场。具不完全统计,我国主板市场每年仍有近百分之十的上市公司,一毛不拔。而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不参与股利分配是很少见到的。
四、创业板上市公司高送转动机分析
随着创业板企业年报的相继披露,在”高转送”噱头的刺激下,创业板个股气势如虹。一时间,高送转成了“印钞机”。
1、高送转乱像
(1)“惊艳”第一幕:2010年1月26日,同花顺公布了10转10派3元的分配方案。创业板高送转大幕正时开启,当日该股开盘即被封至涨停。在此股带领下,创业板气势如虹。许多投资者也蜂拥跟盘,在高送转光环之下,同花顺出现一轮上涨行情,股价一度摸高至100.10元。短短的两个月,同花顺股价大涨31.19%。
(2)史上最“牛”公司:2010年3月18日,创业板新贵神州泰岳推出A股史上最耀眼的分配方案——“10转15派3元”。这一方案令其他高送转上市公司黯然失色,当年西飞国际10转12的分配方案与之相比相形见绌。其股价更是一路爬升到200多元,时间也只有仅仅两个多月,涨幅高达百分之四十多。这一股价超过茅台,成为A股最高的股票。在其带领下,A股中共有143家公司推出10转5以上的分配方案。
(3)“蝴蝶”效应:创业板风生水起,至2010年4月16日,创业板大部分股票采取了高送转分配方案。大都推出10转5以上的分配方案,还有二十多家公司推出10送5以上的分配方案,包括九州电器、华谊兄弟在内的18家创业板公司,均推出了10转10以上的高送配方案。网宿科技、汉威电子、日宝通带、也紧跟其后。
(4)黑色“滑铁卢”:高送转方案虽千差万别,但股价大幅跳水的结果却相同。同花顺除权除息日,当日大跌6.11%。而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汉威电子和宝通带业,除权除息日,两支股票均大跌百分6%,汉威电子成交额也被放大至近3亿元的历史第二高位,仅次于该股上市首日的成交额5.16亿元。而当日该股换手率更是达到了32.25%。而此后一日,宝通带业迎来除权除息日,在当日该股勉强以0.53%的微红收盘,但次日则股价大跌,跌幅高达9.53%。
2、高送转动机分析:
毋庸置疑,在创业板的一百多家上市公司中,科技含量高,业绩突出,发展潜力巨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秀公司还是存在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有许多上市公司质地和经营都不突出,鱼龙混杂。却都采取高送转分配方案,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动机。
1、主力为了出货:”高送转”并非创业板的专利,热衷参与者,也不仅仅是业绩优良的公司。难道真的是高额回报投资者?这里隐藏着什么秘密。今年沪市送转冠军新安股份是一家经营管理都不是令投资者满意的公司,从公布的资料看,今年的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近百分之九十,盈利能力大减,抗风险能力较差,但就是着么一只公司也采取了大比例的”高送转”方案,同样情况的还有美都控股,该公司整体毛利率为8.8%,比2008年略增长0.23%,该公司3月27日公布的10转12派0.3元的分配方案远超市场预期,基本每股收益0.29元。但其盈利能力并没有明显改善。美都控股的高送转显然没有基本面的支撑。美都控股”高送转”预期的炒作始于2月份。具内部人士透露在公司发布高送转之前,就有超大户资金潜伏在其中,从大智慧大户资金买卖盘可以看出。在推出高送转预案的次日,主力资金就大举卖出流通盘的0.84%。当日该股大户和超大户均呈减仓之势,而从3月30日至4月21日,美都控股资金净流出1.81亿元,占到流通盘的6.3%,这一比例在同期地产上市公司中高居第一位。
2、为限售股解禁提供契机:定向增发有一定的锁定期,长期持有相关股票的系统性风险比较大,而利用”高送转”,博得市场的欢迎,使得参与增发的投资者有机会实施退出机制。上市公司适时推出”高送转”就是为限售股解禁提供契机。在创业板的一百多家公司中,以九州电器为例,自该公司在推出10转10派1元的诱人分配方案,随即该公司行情的启动,股价一路飙涨,在此后的不到一个月,九州电器就有近百万股此股份解禁上市流通。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建峰化工。该公司在3月3日公布10转5的高送转方案。但公司2009年的业绩难言理想。2009年建峰化工实现营业收入20.8亿元,同比增长43.75%。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亿元,同比下降25%,每股收益0.6元。这或与该公司2009年的增发有关。
3、为获取高额回报:一些基金公司为了获取高额回报,不惜花重金买消息,第三大基金公司对中国卫星的参与就足以说明。也可见机构资金对高送转行情的踩点精准。在去年的十一月份,中国卫星的股价就表现出异常的兴奋,这家基金在低位加仓,不久,中国卫星发布10转10派0.5元的分配方案。当日中国卫星尾盘被持续大单封至涨停,全天成交总额为2.86亿元。而从当日龙虎榜可以看到,4家机构席位位于买入榜的前五位,累计买入6126.6万元。而卖出榜只有一家机构席位,卖出2200万元。而这与当日超大户增仓4121万元大致相符。而此后中国卫星涨幅已经达到52.75%。其间踩点精准的,获取高额回报是有着广泛背景的三只基金。
五、创业板上市公司“高送转”效应分析
1、题材炒作:“高送转“作为一种炒作的题材,只具有炒作的投机价值,并不具有投资价值。由于信息不对称,在公司公布”高送转“之前,主力资金会提前布局,再借助高送转炒高股价,吸引散户追涨。所以普通投资者在投资高送转股票时还是要慎重。而市场对于创业板的“高送转”现象,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有市场人士认为,创业板公司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高成长下的高送转方案是众望所归,企业和投资者都需要高送转
2、缺乏监管:从现有的法规制度看,似乎还找不硬性指标的监管规定,一般来说,如果上市公司出现莫名其妙的“高送转“,交易所等相关部门可能会电话上市公司询问理由,但是在法律法规上还没有明确说法需要禁止,而上市公司采用资本公积金转增等方式也比较隐蔽。虽然”高送转“常常在市场掀起风浪,但相对而言却并无太多约束机制,从长运发展来讲,适当的监管利于股市的更加健康的成长。
3、数字游戏:让投资者了解“高送转“背后的数字游戏,表面上投资者手中的股票多了,实际上不会给投资者也不会给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现实中,公司之所以能够“高送转”,往往是因为其高溢价发行积累了丰厚的资本公积金,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质就是把从广大投资者手中募来的资金,用于扩张股本而已,公司的经营状况不会因此发生任何改变。因此,“高送转”往往并不意味着上市公司高成长需要将利润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高送转”本身并不会给投资者带来额外的回报。创业板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高比例转增预案主要是IPO超高价发行所致。而这些钱实际上都是二级市场上投资者自己的钱,现在这些多出来的资金只是又被重新分配了。现金分红才是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真正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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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持续、稳定的发展,无论从贸易规模的扩展上还是在贸易结构的优化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对外贸易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关于提高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途径
(一)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着力优化进出口结构
着力优化进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扩大高新技术产品、服务产品和农产品出口,进一步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出口商品价格要全面反映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和资源环境代价。鼓励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规范出口秩序,遏制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低价竞销和恶性竞争。进一步优化进口商品结构,抓住当前国际石油价格回落的有利时机,适时扩大原油进口,充实国家石油战略储备。进一步提高进口的便利化程度,适当减少进口自动许可目录产品。抓紧研究进口信贷、进口融资担保等政策,为促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创造条件此外,实施科技兴贸工程,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增强。科技兴贸工程是商务部13项重点工程之一,通过建设一批科技兴贸出口创新基地,运用政府相关的特殊政策,如典型的技改贴息以及新型产品的研发和资助等,在最大程度上的鼓励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以及再创新,进而使得企业能够获得属于自己的高新技术产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二)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对对外贸企业的扶持和管理
就目前的形式而言,我国外贸经济效益的提高不外乎是外贸企业利润的提高,因此,在我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转变期职能,即是必从过去的外贸经营者转变为外贸宏观调控者,从直接的行政干预转变为通过汇率、关税等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控,进而通过对外贸企业的扶持和管理提高产品在国际的竞争力,简单而言,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职能必须有所改变,必须要与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简单来说,政府在改变职能后可以起到以下的作用:
1、树立正确的经营指导思想,明确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将一切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2、转换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要逐步推行股份制,朝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使外贸企业真正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道路。
3、开展工贸、技贸、农贸结合,走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道路。
4、抓紧出口生产企业的技术改造,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出口成本;提高出口商品质量,增强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增加适销对路产品的出口,提高外销价格,从而提高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益。
5、加强经济核算,节省费用开支。
6、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7、提高企业素质,特别是提高外贸工作人员的素质.
(三)以竞争优势导向为主的平衡型发展战略
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式来看,出口导向战略是我国的现行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战略,由于该战略使得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并没有与对外贸易数量同种程度增长,这也使得粗放型经济贸易增长方式容易出现,从而影响了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因此,实行平衡型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战略是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我国的基本情况来看,我国的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等资源稀缺,因此,必须要充分利用国外的优秀资源。同时,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正在加强,我国对世界各国的依赖性和竞争性也在逐渐加强。所以,我国还要将竞争优势作为自己的导向,通过增加对外经济贸易,增大就业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国要根据目前国家的经济的以及国情,因地制宜的制定提高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也即是应该实际努力的去发挥出我们所具有的资源优势,通过优势导向,吸引国际投资,进而达到发展金融等相关行业的目的。不仅如此,我国政府应该鼓励各企业及个人去培植资本优势,从而去尽快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拉动内需,促进我国的国内消费水平的提高,实现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现状
1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结构分析
从历年统计数据来看,浙江民营企业中以劳动密集型企业所占的比重相比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大,这证明了浙江民营企业出口商品的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尤其应加大技术密集型企业比重。2010年浙江出口额居前十位的商品见下表[1]:表2.22010年浙江出口额居前十位商品从表2.2可以看出,浙江省的出口商品以轻纺、服饰、鞋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约占总出口量的31%。这类商品主要是靠其低廉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国际化程度低,使其容易受到进口国反倾销等措施的限制。从下图2006-2010年浙江省主要商品出口情况看(数据来源:浙江省统计年鉴),各类主要商品出口额均有上升趋势,且机电产品所在比例较大。虽然机电产品比重有较大增加,但所出口的机电产品产业链比较短或处于产业链终端,附加值比较低。因此,总体而言,在浙江民营企业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低附加值的产品占较大比重。
2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贸易方式分析
贸易方式主要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方式。与全国及江浙沪等贸易大省有所不同的是,浙江对外贸易形成了以一般贸易为主导的独特贸易方式结构。浙江省出口贸易中一般贸易额的比重如下表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1993年至2010年,在浙江省出口贸易中,出口额和一般贸易额都呈上升趋势,一般贸易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75%~82%。一般贸易为主导成为浙江贸易的主要特征。因此,以一般贸易为主导的贸易方式结构体现了浙江拥有发达的区域经济结构,也体现了长期以来浙江外资比例偏小的特点。一般贸易的产品附加值较高,出口企业的利润也比较多,同时有利于创立与推广出口品牌。从收益与成本分析来看,一般贸易更有利于出口企业的创利于发展。目前,浙江民营企业出口模式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从出口产品发展到输出企业再发展到输出产业集群,已经有许多同行业企业组团前往国外投资,在国外形成了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样不仅可以及时了解当地市场的需求,也能绕开出口国的贸易壁垒。
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
受国际环境因素和国内人民币升值压力、企业融资困难、贸易方式、管理模式落后等问题的影响,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局面更加严峻,压力和风险也逐步上升,严重制约了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发展。
1浙江民营企业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品牌效应低
浙江民营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依靠廉价劳动力,控制产品成本以获取竞争优势,真正具有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很少。出口产品大多是档次低、科技含量低的产品,在越来越精细的国际分工面前处于产业链的末端,如机电产品、服装及衣着附件、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鞋类、家具等均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不少民营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产品科研和技术的投入,只计较眼前利益而忽视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同时,浙江民营企业产品品牌效应弱,竞争力不强。世界品牌实验室评估,2005年《中国最具价值品牌》中,浙江有45个,品牌总价值为1463.17亿元,而青岛海尔一个品牌价值就达626.43亿元[2]。雅戈尔品牌价值为28亿元,是浙江省品牌价值最大的。在一些消费者眼中,浙江产品就代表着价格低廉,质量低下的产品,浙江的块状经济产品绝大部分还属于大路货甚至低档货。另外,在世界品牌实验室2007年《中国最具价值品牌》的评估结果中,虽然浙江品牌上榜率为48个有所增加,成为全国第三,但是在品牌价值排行前65名中却没有任何浙江民营企业的品牌。浙江民营企业只顾降低成本,不重视其品牌建设以及品牌意识不强的现象普遍存在。目前,浙江许多民营企业都存在对品牌文化建设资金投入少,品牌文化设计推广度和深度不够,并且缺乏对企业品牌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定位。另外,在品牌文化推广过程中推行的“重广告轻品牌”的营销手段,在生产过程中不能传输品牌文化,造成品牌推广手段单一的局面。以上几种误区,均不利于提高品牌的国际竞争力。
2浙江民营企业资金周转不足、融资困难
浙江民营企业一般都规模较小、资金不足,融资手段和工具还不规范和稳定,银行出于风险考虑,一般来说都不愿意对民营企业提供综合授信服务,并且往往实行业务分批审批,这样以来就很容易导致出现延误民企的商机,“融资难”已经成为制约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难关。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主要还是服务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和政府项目,不能满足民营企业的融资要求。调查数据表明,有80%的浙江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有不同程度的资金缺口。其中11.15%的企业表示“有很大资金缺口,急需融资”[3];在通过对企业现有融资主要渠道及各渠道的重要程度调查表明,银行贷款和自有资金仍是目前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民间借款正逐步成为企业融资的一个补充。另外从重要程度来看,“自有资金”仍是企业融资的最为主要的途径,其次是银行贷款、民间借款。“银行贷款”虽然是对于企业来说最为重要的途径,但并非是企业的“第一选择”,可见“贷款难”的问题在民营企业中仍属于普遍现象。
3浙江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浙江民营企业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但是其盈利模式还是过于传统,依然是“四低”打天下,即低成本、低价格、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大,浙江省大多数企业在开发新产品时都是以仿造为主,遏制了企业的研发能力、创品牌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取。有句话说的好,“一流设备、二流质量、三流价格”,企业投入大量的研究开发和装备改造费用,有制造优质产品的能力,却无法在高端市场竞争,只好以中档产品立足于中端市场,最终导致“奔驰轿车拉黄沙”的现象,这就是浙江许多民营企业的现实写照。由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产品科技含量较低,极大地降低了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促进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发展的对策
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在发展中存在诸如对外贸易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品牌效应低、融资困难等制约和限制性因素。为了进一步促进和优化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1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实施品牌战略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高新技术向产品转化的速度明显加快,新产品不断涌现的今天,要在竞争空前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保持优势,最重要的在于加快科技进步、发挥科技在产品生产中的关键性作用。与此同时,为了提升国际竞争力,实施品牌战略更是浙江民营企业最有效的途径。浙江民营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主要依靠的途径,一是“借船出海”,接受国外企业的委托加工,从事贴牌生产(OEM);二是主动出击,从事直接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品牌优势。但是,企业不能只停留在贴牌生产上,因为贴牌生产只能获得低廉的加工费。浙江民营企业要不断地做大做强,必须得主动出击,从事直接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品牌优势。
2扩大融资渠道,提高企业实力
浙江民营企业要解决融资困境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力量,整合各方面的资源。首先要加强和改进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风险管理,在强调防范风险、明确责任的同时,建立相应的贷款激励机制,对信用等级优良的小企业可适当发放信用贷款。因此,民营企业必须认识到诚实守信是增加民营企业贷款、融洽银企关系最好的办法,要在社会上树立起守信用、重履约的良好形象。同时,政府也应该为保障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对外贸易构造一个完善的资金扶持系统。只有构建完善的资金扶持体系,同时注重浙江中小型民营企业资金的积累,才能更好地保障其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浙江民营企业过度依赖间接融资渠道,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来看,结构单一的间接融资方式在民营企业自有资本不多、经营风险较大的环境里不仅限制了民营企业的融资规模,而且难以规避企业的道德风险,增加企业的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使企业的破产风险增大,所以要想方设法拓宽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渠道[4]。
3转变贸易方式,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浙江省科技厅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年底组织人力到省内各地企业进行了调研。其结果表明,那些常年致力于科研开发的创新型企业受经济周期变化影响不大,在经济大环境不利的形势下有着稳定的发展速度。这也验证了科研投入与产出,是呈正相关关系。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拥有世界先进的管理和控制手段,也拥有世界一流的技术,如果我们走出去主动与他们合作,实现企业之间的技术优势互补和整合,形成新的技术开发能力,这是发展跨国经营的必不可少的环节。浙江民营企业应改变主要依靠加工贸易和出口廉价的贴牌商品来取得微薄利润的现状,增强技术自主开发能力,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产品质量档次,打造国际品牌,制订品牌发展的长远规划,抓好产品的提质创新。为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浙江民营企业必须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拥有属于自己的产品以及核心技术,不断加大科研开发投入,增强技术自主开发能力,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打造国际品牌[5]。
小结
改革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的深度发展,使得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效率大大提高,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对外开放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这为浙江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逐步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在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面前,当前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仍旧面临诸多困难与问题。例如,营企业出口渠道不畅,缺乏产品竞争力,浙江民营企业资金周转不足、融资困难,品牌效应弱等。鉴于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应稳中求进,优化产品出口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努力克服困难。同时,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也应该着眼于长远,实现外贸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速贸易方式的转变,增强对外贸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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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教学的一线教师应当积极地探索如何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作用的问题,可以通过目标、内容、方法、路径等方面的梳理,归纳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基本路径和原则,为在实践中推进二者的结合提供理论借鉴。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政课程教学中的传播机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播和文化整合的过程,其文化本性要求思想政治课程教学必须按照教育目的,同时遵循文化的规律,进行正确的文化选择。作为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语境,也为思政理论课程的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传播机制建设,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和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其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即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教育,但同时,思想政治课程教育学生的过程也是一个使其由“自然人”转变成“文化人”的过程――“文化化人”的过程,充分地表明了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具有文化属性的学科。本文尝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展开讨论,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思想政治课程教育的辩证意义及其在教学过程中的传播机制。
几千年以来,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主张的仁爱、诚信、爱国、奉献和自强等美德,作为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前仆后继,奋力拼搏,推进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息繁衍中形成的具有稳定的共同精神、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精神成果的总和”,那么“它已经深深地内化为人们的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2]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进行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美德的教育,是思政理论课教学研究与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提升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及效果的必然要求。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语境。人总是存在于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之中,当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把传统文化内化为人的精神基因时,便赋予了个人主体以一定的思想、观念和国民性。因此,人们在行动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带着一定的性格倾向和的隐性文化素质。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隐性地支配着中国公民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这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对于中国的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优秀传统文化是用之不尽和取之不竭的源泉。作为一门培育四有新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功效,必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张祥浩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塑造人和培养人的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与马列主义,与现代化并不冲突,而且可以相互融合。”[3]王东莉也主张,“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必须植根于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厚土壤中,对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的价值吸收和开发利用,进行重新开掘、认识和评价,……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4]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经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成为中国国情的基本组成部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能离开社会整体文化发展环境的制约,不可能游离社会文化发展的格局来进行封闭工的教育,而只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上进行。”[5]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课程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素材。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内容,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教学素材。比如说,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教育的重要目标。而中华民族无疑有着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为公”、“克己奉公”等精神,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不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就能不断地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再如,孝道教育历来是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传统文化及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古代,有所谓“百善孝为先”的说法,它要求我们尊敬师长,孝敬父母,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品德,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然而,当下社会出现了一些极为不好的现象和风气,如不孝顺父母,甚至辱骂父母、伤害父母等事情也时有发生,这些都是同中华民族传统和美德相悖的。因此,在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传统的孝道教育,是非常必要的。还有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自强教育等,都是培养“四有”新人以及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也都需要我们认真的进行传统优秀文化的教育。
当然另外一方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自身包涵的不好元素,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去粗取精,去除糟粕。初文杰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历史积淀,难免会带有时代的局限性。”[6]因此,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当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避免其腐朽文化内容对学生思想的负面影响。比如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整体主义原则是其最重要的道德准则。它崇尚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远远高于个人的利益,个人在国家整体利益面前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就是要求人们遵守三纲五常。总而言之,“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对影响人们思想建设的落后的传统文化进行严肃认真的清算,批判和改进其中的不良传统,开创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7]
历史和传统是文化的源泉,如果脱离了历史与传统,文化便失去了自己的根基。因此,继承与创新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两大难题,没有继承就会迷失方向,而没有创新只会重蹈旧辙。“儒家文化之所以绵延数千年,是因为它拥有一套独特的文化传播机制,主要包括教育考试选拔机制、排斥异端邪说的抑制机制、以注经为主线的损益机制、儒道佛互补机制等等。”[8]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传播机制建设,就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首先,加强顶层规章制度与原则的建设,规范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求同存异”与“思维借鉴”的文化选择问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传统文化既能保持中华民族特色,又能彰显时代精神。中央与地方政府,特别是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处理好“一元与多元”的协调关系,尽快颁布关于渗透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政策文件,对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如何具体落实作出明确的规定,积极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进人心。同时坚持“求同存异”与“思维借鉴”的原则对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选择,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对于与国家主导价值和核心价值体系完全对立的部分,如封建迷信、等级制度等,应坚决地予以抵制。
其次,进行教学改革,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加大课程改革的力度,增加传统文化教育在整个课程与教材体系中的比重。通过思政理论课的教学,将传统文化积极内容传授给学生并转化为学生的精神追求。通过一些措施,激励研究哲学的教授和学者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述”或“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导读”之类的选修课和必修课,规定所有的大学生必须修满有关传统文化的学分,否则不得毕业。在课堂日常教学中,要灵活地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培养青年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文化渗透的实际效果。另外,利用课外实践教学活动,广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些有重大意义的传统节日上,要让大学生到社会上举办纪念活动,激发他们热爱民族文化,培养其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一般来说,实践教学活动比较生动有趣,大学生也比较有兴趣参加,是很不错的传播方式。
再次,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网站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新一代大学生可以说是生在一个网络化的社会中。学生通过发贴与回帖、短消息回复、社区论坛等网络方式推动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播。但总体而言,高校思政理论课的网站建设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因此网站的建设一定要有特色和吸引力,通过开辟一些有影响力的传统文化栏目,吸收大学生参与进来讨论或交流。也可以有计划性地播放一些经典的反映文化传统的红色影视作品,让学生写出自己的观后感在网络平台上交流和分享,以此加深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当然,还可以以其他多种方法通过网络这个平台定期、不定期地向青年大学生传输中国民族精神教育等,以此提高青年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课中的广泛传播。
除以上述几个方面,还可以组织一些以传统文化传播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如通过举办校园论坛、开设专题研讨和支持学生社团开展学术活动等多种方式,营造出一个注重传统文化教育的浓厚校园文化氛围。当然,思想政治教育中传统文化融入的过程,就是将事物中的传统文化元素渗透进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实践的进程,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中传统文化的传播机制建设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蹦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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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以其深奥的哲学思想和凝练的言语风格,赢得了哲学诗的美誉,并使得海内外众多不同层次的读者为之折服。2500多年来,仅在中国已有700多部《道德经》的注疏问世,更多的评注还在不断涌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论《道德经》的英译及其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道德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了解《道德经》即是了解中国文化。《道德经》英译可以帮助西方学者了解中国文化,起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本文主要从《道德经》的主要内容及价值、《道德经》的英译概况和《道德经》的英译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作用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道德经》;翻译;中国文化
《道德经》,又名《老子》,由战国时期道家学派整理而成,记录了春秋晚期思想家老子的思想和主张。《道德经》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学科,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道德经》主要阐述了“道”和“德” 的深刻含义,多层次剖析了宇宙万物及人类的内涵,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仰。”[1]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评论《道德经》一书:“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鲁迅曾说过:“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现代学者萧?j焘谈到:“老子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道德经》是一部不朽的哲学全书。”[2]
《道德经》英译本最早见于1868年伦敦图伯纳出版社出版的沾约翰牧师翻译的《老子玄学、政治、道德伦之思辩》。此后译过《道德经》的西方译者有里雅格、韦利等。胡子霖在1936年出版的译本是中国第一个《道德经》英译本,此后初大告、林语堂、汪榕培、辜正坤、称鼓应等也纷纷将《道德经》译成英语。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道德经》的帛书版,给英译《道德经》带来了挑战,刘殿爵等中国翻译家开始英译帛书版《道德经》。据不完全统计,从1868年至今各种《道德经》英译版已有182多种,几乎每年都有一两种新译本问世。
(一) 英译《道德经》对中国哲学思想的传播
《道德经》仅有五千余言,但文约义丰,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鲁迅说:“不读《道德经》,就不知中国文化。”。[3]《道德经》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也越来越显示价值。《道德经》中的哲学观点也引发了人类对自然万物的思考和探究。《道德经》通篇渗透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人该效法天道,包容一切,处事公平,只有天下归从,才能长久。
《道德经》的英译,传播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唤起了西方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也引发了西方学者对自然哲学的思考。黑格尔的辩证法、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莱布尼兹的“二进制”、物理学的“宇宙大爆炸”理论等也都有《道德经》的痕迹。[4]老子的哲学思想也影响了文学界,例如托尔斯泰把老子的“道”和“无为”思想发展成为“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成为托尔斯泰主义的重要内容。
(二) 英译《道德经》对中国教育思想的传播
《道德经》对中国教育思想作了如下阐述,“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老子)”。此话之意为学习不是逼出来的,而是施教者以身作则,正确引导学生树立兴趣与爱好,而不是一味地通过测试分数、评比等硬性指标束缚学生的学习行为,要以“不言之教”达到“不教而教”的效果。在中国教育史上,老子这一教育理念很少得到运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教育也向着“不言而教”发展。英译《道德经》使老子“不言而教”的教育观点传播到西方,“不言而教”在西方教育理念中的体现十分明显。西方学校主张张扬学生个性,鼓励创造和独树一帜,在教育方法上,强调学生的学习过程应当是基于学生兴趣和自发努力的自身行为,教师通过有技巧的提问激发学生潜在的观念和意识以及仿效典范等。[5]英译《道德经》影响帮助中国教育理念广为传播。
(三) 英译《道德经》对中国养生处世思想的传播
英译《道德经》使老子的养生思想和处世之道传播到西方社会。通过《道德经》的英译本,西方国家了解老子对待名利?p钱财?p成功?p失败的态度,及如何做到谦虚谨慎和顺其自然的处世原则。英译《道德经》把中华民族的养生处世思想精髓传到世界各地,有利于中外的交流与合作。
《道德经》英译数量的增加可以看出其重要性。从里雅格到韦利,从胡子霖到林语堂,《道德经》的英译不断地深入和进步,这些译本也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随着时代的发展,《道德经》和老子思想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道德经》的研究和翻译必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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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双方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以此为契机,在1956年双方又签订了《苏中文化合作协定》,目的是推动两国间广泛的文化交流。这一时期在文化艺术领域中,苏联音乐文化对中国音乐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苏联音乐文化在中国建国初期时的传播与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立足于新中国成立至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的音乐文化,从音乐文化思想和传播在中国的苏联歌曲两个方面研究这一时期苏联音乐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苏联音乐文化;中国音乐文化;1950-1960
(一)社会主义在音乐上的创作:1933年的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词进行了分析,认为该称谓具有文学色彩。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民族主义形式方面的文化。诞生于文学领域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丰富多样的文学创作手法变成了迎合时代的单一创作。强调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原则来创作音乐是有一定哲学理论思想基础的,可以保证音乐为无产阶级服务。
(二)批判资产阶级音乐:1950年,苏联代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争霸,形成了两极对垒的世界格局。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军事上、在经济上,甚至在文化上都视彼此为宿敌。苏联对20世纪出现的音乐――以勋伯格为代表的表现主义音乐、序列音乐、印象派音乐以及偶然音乐等现代音乐门类都进行批判。苏联音乐的创作目的决定了苏联音乐代表了资产阶级形式主义音乐的对立面。
(三)对传统音乐风格的继承:苏联音乐要想发展,必须紧紧依靠传统民族文化,但只是在形式上的继承,而在内容上则是要以人民群众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等政治问题为主。对音乐创作的要求是要承认古典音乐文化遗产,尤其是俄罗斯音乐文化进步的作用,以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继续推广苏联音乐。
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苏两国的交流,尤其是音乐文化交流也随之变化。首先,20世纪上半叶最显著的变化是两国友好的外交政策为两国音乐文化交流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中苏两国亲密的关系以及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得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苏联热”,当时值得追捧的就是学唱苏联歌曲。其次,中国派遣了大量的专业音乐人才赴苏联进行系统化、专业化的学习。他们肩负起了文化传习的责任,更承担起了文化传播的功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建立。
(一)中国有大量的留学生在苏联学习,留苏学生成为新中国成立时期各个领域的领头人,不仅对自己的专业领域,而且对文化交流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音乐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留学生对革命的热忱以及崇高的理想使他们愿意去接受苏联歌曲,在上山下乡期间,他们将苏联歌曲带到了广大人民群众中。
(二)书刊、媒体等对音乐文化的推广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51年,上海万叶书店出版了由涅斯契也夫撰写的《论苏联群众歌曲》,这是我国建国后的第一本介绍苏联歌曲的译著,介绍了苏联20世纪上半叶群众歌曲的发展情况。
(三)1933年,苏联歌舞团首次到上海表演新兴革命艺术,而这种形式在50年代更为常见。1952年,来访的苏联各文艺团体大多都要演唱苏联歌曲,特别是合唱类的。
(一)中国音乐美学中的“反映论”
“反映论”的观点阐述了音乐艺术体现的内容是客观与实际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各种音乐思想的基础,是现实的一切声音在人脑中的反映。1950年,中国在对苏联音乐的批评与译介中对“反映论”的观点已经悄然接受。斯大林在1936年1月17日的讲话中提到:苏维埃人民现实主义歌剧必须是社会主义题材、音乐语言必须是现实主义、歌剧中的角色从当代人中选取。从以上特征,我们可以发现中国50年代创作的《洪湖赤卫队》、《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等歌剧受苏联“反映论”音乐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二)音乐的社会功能
苏联音乐非常注重其音乐的社会功能效用。其本质就是要利用音乐自身的教化功能构建一种异于资本主义音乐文化体系的思想统治工具来发展和巩固其社会主义政权。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百废待兴,此时的音乐所充当的角色同文字一样,都是呼吁和倡导建设祖国。
尽管在50年达末至60年代中苏关系日益紧张,但外交关系上的急刹车并没有中断两国音乐文化思想的交流,中国依旧按着苏联音乐思想理论运行和发展着。整个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作为学生向苏联学习各种文化的一个时期,从苏联借鉴与融合来的音乐理想思想体系需要很长的时间在理性中批判的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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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政治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和作用,这一社会现象很复杂,各时代的政治学家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重点对它作过各种论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政治全球传播中应解决的问题推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党的以来,以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重要论断,先后提出了凝聚人心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政治愿景、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一带一路”的国际区域发展规划和 “命运共同体”的伙伴关系理念。在工作方法上注重 “担当”,在精神状态上讲 “精气神”.这些政治术语只是同志治国理政方略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形成的整套话语体系的一个侧面。
作为有多重文化身份的对外传播工作者,要将这些理念和政治话语成功用于对内动员、对外阐释,就必须按照习总书记提出的努力探索 “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重大国际问题 “发出有别与西方国家的中国声音”,创新话语方式,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更好地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还要赋予中国政治传播以深刻的全球意义,这样才能为我们建立说明中国政治理念的知识体系,让堪称世界最成功的发展实践能通过我们自己的传播,得到世界的理解,最好是认同,至少不掉进 “跟着西方说”的传播陷阱,最大限度地减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制约性因素。因此,建立自己独特的政治传播话语体系是摆在我们传播实践和理论工作者面前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议题,也已成为其中一项极具紧迫性的战略任务。政治传播在全球传播中具体应该解决哪些问题,笔者总结如下四个方面:
面对平日空有爱国热情、鲜有爱国行动,偶有爱国举动也只是为发泄日本侵占我钓鱼岛的愤怒,跑到街头砸别人开的日本车,自己家里连马桶盖都是从日本带回国的个别国人,让肩负着塑造中国文明、进步、和平、发展形象的光荣使命的宣传思想工作者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油然而生。这些宣传战线的同志由于长期处于国内宣传的汪洋大海包围中,加上传播对象、传播内容、语言及思维方式都是纯中国式的,即使做对外传播,他们也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责任感,一味强调传播的指导、教育和宣传职能,传播中语气生硬,强调高大上,霸气十足,漠视海外受众的诉求,充满排涝式、运动式、概念化、标签化的宣传,时常还有充满贬损化的隔空对骂,使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对外传播看成国内宣传的翻版,把对内动员原封不动地照搬到对外传播中,使我们的政治传播充满宣传腔和赤裸裸的宣传味,结果是真实性、可信度大打折扣。因此,我提出政治的对外传播必须首先去政治化,淡化 “宣传味”.
2014 年以来,无论是在周边国际场合还是海峡两岸的会见会谈中一再强调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这是非常有效的地区关系策略,更是彻底摈弃对抗思维的新慨念新思想。在政治传播中如何贯彻的重要思想,有三点我们必须做到:
1. 摒弃对抗思维,强调相互共存。过去我们过于突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一提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建立在战胜其他文明的基础上; 现在我们税应更多地强调文化多元、世界相互共存。在政治传播中,应努力寻找与世界利益的交汇点,把 “我们想说的”和 “人家想知道的”紧密地结合起来。
2. 少讲崛起,多讲共赢。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政治传播中有两个慨念值得我们重视: 一是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紧密,二是中国的 “和平崛起”引起了全球利益的重新调整。 “和平崛起”是过去的常用词,现在更多讲 “和平发展”.为什么要用 “和平发展”代替“和平崛起”? 因为 “和平崛起”容易引起人反感,容易让周边国家和其他西方国家不舒服,由此引发一轮又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在政治传播中,强调共享价值观,强调共赢,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方法。
3. 避免使用容易引发意识形态和利益冲突的传播语言。有些只在内部或者国内动员中使用的名词,如 “韬光养晦”必须严格限定在国内传播中,不要动不动就对外强调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管行业、领域和地区,都把新形势、新矛盾和新问题归结于 “新常态”,使这个经济概念被滥用、泛用,导致对外政治传播概念化甚至贬损化。
1. 力戒夸张与炫耀,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对外政治传播必须秉承沉着、含蓄、心平气和、包容、自信、文明、平等的心态。而我们的政治传播话语结构里容易充满夸张和炫耀,喜欢称头,喜欢写最、说过头话,喜欢煽情,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2. 坚持问题导向与问题意识,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政治传播中,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话语,如过去的 “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如今的 “中国梦”、 “四个全面”,应思考如何进行对外阐释。这样才能在海外做到入脑入心,关键是坚持问题导向,从中国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入手,才能讲清楚这些政治慨念对中国及全球的重要意义。
3. 针对主流舆论,加强议题设置。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传播中国声音,要看我们的对象是谁,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周边国家。关键要针对主流人群、主流媒体、主流社会而不是针对个别言论或非主流舆论来设置议题,选择的议题也应该是人权、宗教、国防、气候变化、互联网安全、涉藏、涉疆等长期被西方攻击和曲解的议题。
1. 政治传播无论是对内宣传还是对外传播都不应该是高大上的代名词,而应该努力探索轻松、愉悦、可读、有趣、接地气的传播实现形式。
2. 创新政治传播的议题设置,使政治传播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传播领域。
3. 综合运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手段,打破领导人政体形象传播的禁区。领导人政体形象传播是政治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视频 《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自2013 年 10 月 14 日在优酷上出现后,短时间内中文版播放超过百万,英文播放量超过一万,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也引发了公众主动制作与政治相关的作品、创造政治传播议题的热情。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等官方媒体纷纷创新领导人报道。新媒体传播在为传统政治传播的平民化、通话化创造广阔空间的同时,也对倒逼传统媒体政治传播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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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武装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指导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初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道路。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生根发芽的关键阶段,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从早期传入国内以及国内学者走出国门去学习的那些阶段,是当前必须研究的问题。中国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在这一文化之下我们何以去吸收外来文化,从而使有着两千多年统治思想的主体文化在这一时期被如此震荡,如果不加以深究,恐怕要产生许多误区。
在马克思主义并未在中国传播开来之际,中国有很多人去往日本留学,并且中国最早真正接触过马克思的人,可以说就是从日本开始的。早期有很多思潮,然而我们通过史实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但凡能被早期中国留学生接受的,都是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这些思想有日本的“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这些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思想,仔细来看,与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又有着很大程度的切合,又与孟子的小农思想有着某种不谋而和的地方,这其中的种种我觉得这都与中国千年的文化根基与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毕竟在熟读四书五经与满是道德文章的之后,中国这个古老帝国之下的臣民,对于一个安逸的社会是非常的向往之的。
所不同的恐怕要属他们的社会生产力是不同的,欧文的公社是一种建立在工业文明的时期,而日本的新村主义确是不太发达的阶段。它主要是一些农民组成的,新式村社当中人们过上了原始的生活,这种生活使得村社与周围的村舍脱离,村里的人一起劳作,一起吃饭,有统一的作息时间,看起来幸福无比,周作人当时被这样的生活所深深的吸引,只是可能是由于时间较为短暂的关系,周作人并没有得出一个全面的结论,就是与外界的隔绝可以说使得新村的维持走上了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而新村得以存下去的原因完全是靠的创办人的稿费维持下去的。美好的愿望与现实的生活的差距,这种就需要一种较为科学的学说去为这种美好愿景找到一条道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说,之所以被称之为一门科学,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为我们指明方向的同时还为我们具体剖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当中,大部分都是把他当成众多的学问当中的一门,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想到会在后来的日子这样一门对未来充满美好愿景,同时还超越当时社会状况的,研究更高一层社会意识形态存在的社会,会在若干年以后成为了救国图存的利器。
日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人物当属辛德秋水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曾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1930我在日本读过辛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感到这种学说很新鲜,不过那时候一面在学校紧张的学习,一面着重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对于这种学说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放过去了。这时又看到这种学说,感到格外亲切。社会主义书籍中描述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大大的鼓舞了我,使我想起了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的大同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的脑子里交织成了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早期的学者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是有一种能救万民于水火的感觉,思考当时在社会主义还不发达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原本是从中华文化圈以外的地方传入我国的,可以说外国文化与本国文化的融合,是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特征所致。自古至今中华文明都是在不断的融合与不断的创新之中才得以延续发展。例如佛教的传入与中国本土儒家的结合,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就一直处于中国文化的上层,因为历史证明他是能被中国文化所利用的。话题转回,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样是外来文化的传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生的年代与我们较近,再加上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人们猛然从西方文明当中找到的这条出路(五四运动以后探索的结果),从很大意义上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只是同以往中国先民对待其他所有思想一样,这样的思想并不是“拿来主义”就符合中国的需求,而是经过不断的加工与创新,才与中国的国情具有了相适应的因素。
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有一个从产生到灭亡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他顺应时代需求而产生的,当时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一个必要的时代而最终不适应时代的潮流。同样,在西方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他在东方的发展,要想真正的融入到东方社会,又必须具有东方的基础,扎根于东方的泥土。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深刻的指出,东方社会由于其自身历史的特点,可以不用像西方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很发达阶段,就可以跨越式的取得社会主义的成功。显然马克思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但是并未给我们指出具体怎样操作。
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天朝上国的迷梦被打破以后,人们的思维产生了极大的振动。许多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西方的强大以及中华民族的种种弊病。他们像西方学习,其中给古老帝国带来的许多东西当中就有一种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最早提到“马克思主义”这个词的应当属于梁启超。1902年9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期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对马克思作了简要介绍。“麦咯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今日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咯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之个人主义。麦咯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服。”从梁启超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带有传统中国儒家思想的东西。只言片语之中,透露出梁启超对于传统儒家的仁义道德的观察,以“天下为己任”“造福百姓”等思想,可以说对于弱者的同情是中华民族骨子里的思想。帝王将相之于黎民百姓或许有许多的压迫,但是“兼济天下”的思想几乎是读书人骨髓里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最终在中国的土壤里吸取养分,终究是因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早期的文化分子处于东西文化交汇处,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优良基因相结合就具有多方面的优势,早期的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注重正己和自身修养,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自成一套体系。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思想部分对后来的中国共产的主要继承者们普遍的都大有裨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都批判地吸取了其中的积极思想,在党的建设方面重视思想教育,重视党性修养和主观世界的改造,形成了一整套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和方法,保证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党的任务的完成。
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阶段,党内大部分人都出生于知识分子阶层、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其中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都普遍接受旧式教育。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许多国外学者看来几乎不可能,因为他诞生于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对于一个工人阶级解放理论学说,让农民去了解并且参与其中实在不可思议。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扎根于旧式中国的农村,其原因何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之所以能在广大农村进行,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中国化了。有正确的路线指引,更重要的一条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党性修养。而这一条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修养相结合的产物。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上,大部分学者只注意两者相一致、相契合方面的结合,而忽视了两者各具特色,相互补的方面的结合。其实,就文化交往而言,两者各自特有、互通有无、互补相成方面的结合更为重要,更有价值。总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是由未脱离旧式教育的思想家,学者们去进行的,这种由外而内,内部消化后通过自身素养提炼,表达给外界的思潮,既具有外国文化的先进部分,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特有的自身修养的内涵。如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简单
浅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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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传播学和外交学的角度,探讨了对外传播的重要性。基于受众对象分析,本文结合具体实例,强调对外宣传报道要注重报道角度,并进行有效信息筛选,对外传播宜采用归化语言翻译策略。
关键词:受众信息归化对外传播
引言
法国文化关系政策学者Louis Dollot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文化关系》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国际文化关系”(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这一术语。他把国际文化合作关系的出现当成第三次文化革命:第一次是国家干预文化事业,第二次是大众传播媒介把文化财富和价值的享受面扩大为人民大众。国际文化关系被称之为第三个方面,是相对于政治与经济(贸易)关系而言的。从某种角度来说,处于第三维度下的对外传播是一种潜移默化式的日常外交行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是传播学宗师麦克卢汉奠定传播学基础最有名的两句话。这两句话言简意赅,精辟地概括了媒体与信息、媒体与人的关系。置身于信息时代的人们对于“媒体是信息载体”这一功能大体不会产生什么质疑,然而,人们对于“媒体是人的延伸”的理解可以是多角度的,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国际信息流动步伐加快,我们居住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逐步成了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在地球村落中,媒体就是国家国际形象的延伸。正是在国际大众传播媒介发达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加紧了对国外民众和国际公众的舆论宣传,以此树立本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良好国际形象。“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外宣翻译作为一项战略性事业,应当成为我们的工作重点之一。”“对外报道的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传播效果,而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汉语英语的英译质量如何直接影响到传播效果的清晰度。”
受众分析
“我国各大英语媒体的受众定位较为明显,一般确定为:境外受众(外国人和华侨)和国内受众(主要以外语学习为主)”。基于英语在国际传播中的强势地位,我国对外传播的目标对象一般为拥有一定的文化素质且母语是英语的外国人士,或者为较为精通英语的人士。读者反应批评论(Reader-Response Criticism)认为文本的意义产生于读者与文本的互动中,这种互动取决于语境和读者的积极阅读过程。对外传播的读者或受众为外国人,由于语言和文化相异,所处政治体制可能又存在差异,对他国政务的熟悉程度也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对外传播的任务是选择一定的报道角度、一定的有效信息,并采用合适的语言翻译策略来塑造本国在他国人士眼中的国际形象。
约翰费斯克认为文化产品具有双重经济意义: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所谓金融经济主要是指文化产品必须涉及交换价值;文化经济主要强调“使用”,即要“有意思”“有乐趣”“有社会身份感”。约翰费斯克坚持认为“在文化经济中,受众作为生产者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换言之,在大众传媒中,受众既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也是文化消费的终极生产者。因而,在对外传播中,首要问题是要充分考虑受众对信息的接受度。
“由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西方受众对政府创办的媒体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会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西方受众对待他们自己的政府如此,对待外国政府的媒体也是如此”。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增强信息的可信度与认同度是至关重要的。
具体策略
报道角度。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李普曼较早就认识到媒体对世界的拷贝作用,并认为拷贝世界的产生和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媒体的拷贝世界不是大众媒体对真实世界的全面复制或拷贝,而是依据一定的价值观、政治的或商业的意图,对真实世界的加工和制作”。学者们普遍认同自中国1992年建立市场经济以来,新闻和传媒报道由“聚焦政治(politics-focused)”转为“多元化观点聚焦(multiple-view focused)”。
科林·斯巴克斯从新闻价值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道理:优质传媒(quality press)往往通过呈现(事件)的片段,由读者自行完成对整个事件合乎逻辑的理解。Joke Hermes:就文本对文本意义做出解释是远远不够的,文本只有在读者和文本之间产生互动时,文本才能获取其意义。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崛起。不同于暴力专制下的政治社会国家,市民社会以公民接受劝导而形成的普遍认同心理作为社会组织和领导的基础。市民社会让公众对国际事务的关切和兴趣与日俱增。在对外传播中,选用合适的新闻报道角度能够提升国家形象,促进国际交流,缓解可能出现的潜在“信任危机”。当金融危机爆发,悲观情绪笼罩全球时,2008年10月6日的《中国日报》发文《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动机》,此文塑造了中国“临危不惧”的负责任大国形象。面对“三鹿奶粉”事件,《洛杉矶时报》(2008年10月3日)发文Living in China, Worrying about the Safety of the Food(生活在中国,食品安全令人忧),文中通过列举几个小故事,说明“三聚氰胺”事件改变了中国普通百姓的牛奶饮用习惯。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该报道的出现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中国日报》于10月6日公布了未检出三聚氰胺奶制品名单,于10月18日刊登了《:政府会对牛奶事件负责》一文。这些报道虽说是针对同一公共事件的,但是,由于报道角度不同,在受众中形成的“文本意义”显然有着“天壤之别”。因此,面对公共危机时,对外传播的报道角度将决定危机的化解方式。
信息筛选。对外传播可以涉及的信息是不计其数的。信息的流动是双向的。走在信息技术革命最前列的“媒介帝国”的美国,每天向世界各地发送数以万计的信息。这些信息无不体现着美国的文化价值观,以极强的冲击力和渗透力压倒、吞噬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当文化信息超出受众的接受和处理能力时,会造成受众的“文化紧张”和“文化休克”,同时也对文化传播主权和文化传播资源构成威胁。因此,在对外传播中,信息量并非多多益善。“由于信息过量和信息传播的费用廉价,对一国而言,信息传播的能力远不如通过信息的有效筛选而拥有信息传播的信誉重要”。信息删选的标准是什么呢?
素有舆论界骄子之称的梁启超在《〈时报〉发刊例》中提出了“论说四条、纪事五条”的新闻理念。“论说”四条,即“公”、“要”、“周”、“适”。“公”就是要以社会利益为重,不附于一党之见;“要”就是要拣“一国一群之大问题”,不要用小事来误导读者;“周”就是要分清主次;“适”就是内容要适合中国国情。“纪事”五条,即“博”、“速”、“确”、“真”、“正”。“博”就是广博;“速”就是讲求时效;“确”即准确;“真”就是真实;“正”即正直。
对外传播由于是涉及国家形象的新闻报道,按照“要”“周”“适”“速”的标准进行信息筛选是非常有必要的。2009年5月8日,《中国日报》头版“Official death toll of pupils issued”公布了“5?12”汶川地震学生死亡总数为5335人,并表示将严惩学校豆腐渣工程肇事者。2009年5月8日《华尔街日报》(根据笔者的观察,在世界具有影响力的报纸中,《华尔街日报》对中国的报道相对较多,这可能跟中国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有关。)头版立即刊登了“5?12”汶川地震的有关报道,题目为“China issues quake toll, but parents are skeptical”(灾区家长怀疑官方公布死亡数据)。该文通过举例展示了灾区家长的不满与消极态度。此文刊出,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中国政府对灾区的关怀与付出的努力,也破坏了政府与灾区人民同舟共济的“亲民”形象。5月11日,《中国日报》头版大篇幅的报道都关注了“5?12”地震。“After the quake, there is love, there is hope”(地震过后,人们生活有爱,有希望),该文为后续报道,报道了德阳地震博物馆将于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开馆。博物馆展出了绘画和摄影作品。“有爱,有希望”是其中的一幅儿童绘画作品,表达了灾区人民对重建家园的信心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这些作品曾给去年奔赴灾区的中国日报记者强烈的震撼。因此记者去年还倡议人们通过购买灾区儿童的绘画作品来捐钱资助灾区的人民。“Public must be‘ready against disasters’”(公众对灾难的应急机制教育)从国情与实际出发,报道了政府发行了灾难预防和减少灾难的白皮书,并将2009年5月12日定为首个国家灾难预防日。《中国日报》的这些报道很好地回应了他国媒体的诋毁,而且体现了“要”“周”“适”“速”的新闻理念。
语言“归化”处理。对外传播中使用的语言翻译策略不可小觑。归化是翻译中处理文化因素的两种策略之一,最初是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著作《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译者的隐身》)一书中提及的。他认为归化是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进译语文化(domestication)。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目的语进行翻译,在这样的译文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被掩盖,原文的陌生感被淡化。归化派主张将译文读者置于首位,注重语言的流畅地道;主张交际翻译,认为翻译不仅要克服语言障碍,更要克服文化障碍,尽力避免文化冲突。因此,翻译时应尽可能将原语文化转换成目的语文化,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或相近的认知和感受。“外宣英译的目的是让其受者明确无误地理解译文所传递的信息,要达到这一目的,译者应设法化解汉英两种语言在风格、逻辑、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以目的语为归宿,使译文受众在摄取信息的过程中不遇到障碍”。
在对外传播中,基于受众对象,宜采用归化策略,以此增加认同感,减少文化冲突和误解,取得良好的沟通效果。例如:将“紧急融资、紧急援助”译为“bailout”;“封口费”译为“hush money”;“限薪”译为“pay cap”;“消耗巨资拍摄的影片”译为“blockbuster”;“韩朝关系解冻”可译为“thaw in Korean relations”;“大型庆典”译为“mass pageant”;“固定工资”译为“frozen salary”等。
对外传播中归化策略的运用还要求译者尽可能从目的语中寻求对等信息或借鉴相关表达。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出现了一些带有特有文化烙印的词儿。其中,麦凯恩的竞选助手佩林使用的“We’re a couple of mavericks”甚为流行。该词原为人名,是德州的一个律师,由于客户以农场抵债,他被迫成为农场主,他没有像当时的其他农场主一样在牲口上烙印。Maverick成了不打烙印牲口的代名词,现佩林引典,用 Maverick表示“标新立异的人”。同样的,在总统竞选中冒出的“swift boat policy”也颇有渊源,它表示“抹黑政治策略”。该短语源于克里竞选总统。在克里参加总统竞选时,作为曾经是美方海军司令的他(战舰名称swift boat)遭到老兵的攻击。此外,2009年4月,猪流感在美国暴发之际,美国政府号召国民减少不必要的墨西哥之旅,以减少病毒感染的可能性。美国总统奥巴马用“close the barn door when the horse is out”来形容这个政策是马后炮,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们用这个典故来表达“马后炮,亡羊补牢”之义,似乎要比“Hindsight is twenty-twenty”“A stitch in time saves nine”“It’s never too late to mend”更富有新意和受众友好些(target-audience-friendly)。如果这些翻译在相关的对外传播中采用,不但体现了新闻的时效性和时代感,而且受众不需费周折,很快能够理解信息内容,增强了对外报道的可接受性和可读性。
结语
从外交学和传播学的角度而言,对外传播是关乎国家形象的新闻报道,是介于外交学与新闻报道的一种活动。由于对外传播的特殊性,选择新闻报道的角度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形象和危机化解方式;对外传播中要进行有效的信息筛选,力求做到“要”“周”“适”“速”;基于受众对象,对外传播中宜采用“归化”语言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刘亚东:《强化对外传播,实现国家利益》,《新闻记者》,2009(1)。
2.张健:《英汉对外报道并非逐字英译》,《上海科技翻译》,2001(4)。
3.郭可:《当代对外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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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是中国与欧洲各国文化交流的鼎盛期,而法国则是欧洲各国中与中国联系最密切的国家。本文通过传教士这一直接媒介和其著作等间接媒介对其在法国的传播和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阐述中国音乐文化在法国的传播情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18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在法国的传播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法国在欧洲国家中是与中国的联系最为密切的国家,中国的哲学和艺术都大大地影响了法国文化的发展,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神父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突出贡献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撰写的《中国古今音乐考》成为了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珍贵的资料,详细地记录了欧洲人对中国音乐的认识和研究。本文以来华传教士钱德明为视角,进一步探讨十八世纪中国的音乐文化在法国的传播情况以及影响。
十八世纪,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古玩等大量的物品都逐渐传入法国,当时的法国装饰艺术大多都浸透着东方的审美观,洛可可风格的装饰随处可见,此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艺术和文化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的浪潮,当然中国音乐文化也作为这股热潮中的一部分大量的传入了欧洲,为中西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欧洲人不再只是单纯的通过文字来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还可以通过中国的曲调和中国传统经典的音乐作品来进一步深入的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
十八世纪欧洲掀起的“中国热”包含了两个方面,即”中国的思想热”和“中国的风物热”。在音乐领域方面,“中国热”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对中国音乐文化大量的介绍,还包括创作一些与中国有关的音乐作品。另一方面是“洛可可”艺术风格的诞生,这种审美情趣成为了那个时代欧洲艺术和音乐方面共同的审美原则,对欧洲的艺术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欧洲人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和介绍
十八世纪欧洲人开始大量的研究和介绍中国的音乐,与中国相关的大量的音乐创作、译作等也不断地涌现出来。欧洲人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和介绍大致分为著作和译作、曲调、乐器这三个部分。
(1)著作和译作方面。1754年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翻译了《古乐经传》。随后又完成了著名的《中国古今音乐考》,这本书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音乐文化,对中国的音乐发展史、律制以及乐器等都作了大量的介绍。1713年来华的传教士马若瑟详细地研究了《元人百种曲》,并翻译了《赵氏孤儿》;1735年,来华传教士杜赫德创作了《中华帝国全志》,这本著作详细的介绍论述了中国的乐器、乐理以及记谱法等音乐问题;来华传教士韩国英在1780年发表了论文《论中国的磬》,此文所论述的内容非常精湛,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2)曲调方面。1779年钱德明汇编了《中国乐曲集》,里面包含了五十四首中国的乐曲;1735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中也列举了一些中国的乐曲;1768年由卢梭在《音乐辞典》里发表了一首中国的乐曲,这首乐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被德国的音乐家韦伯引用创作出了一首《中国序曲》。
(3)乐器方面。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神父把中国的许多著名的乐器都陆续的传入了欧洲,钱德明神父在其著作中对中国的乐器还做出了详细的介绍。在《中国游记》中巴罗刊布了四幅中国乐器的图版。
2、与中国相关的欧洲音乐作品
早在十七世纪,与中国相关的作品就已经出现,如1674年上演的英雄剧《中国之征服》、1692年的上演的喜剧《中国人》以及1692年上演的歌剧《仙后》等。到了十八世纪之后,与中国相关的音乐作品出现的更为频繁,但在这些作品中所存在的现象是,一部分作品标明的是中国音乐,展现出来的却不是中国的音乐风格,或者指明的是取材于中国的故事,但故事的情节却是欧洲式的。如《中国英雄》是由《赵氏孤儿》改编而成的,虽然在道具方面和舞台的布景方面都采用了大量的中国元素,但对原著进行了较大的改写,故事情节很大一部分都体现了欧洲剧情创作的手法,在《中国女子》这部歌剧中,作者用充满中国味的装饰和中国女子喝的茶等来体现中国风味,但剧情却采用了欧洲常见的歌剧片段。
3、洛可可音乐风格的形成
洛可可的艺术风格最早出现在十七世纪末的法国,当时法国的建筑中所体现的用曲线花饰将那些方正规则和棱角分明的建筑的形式变柔和的建筑风格,就被成为“洛可可风格”。洛可可的艺术风格是受到中国的园林艺术以及工艺美术的影响而产生的,洛可可风格将宏伟构造且具有立体感的设计重点转移到了建筑的室内装饰设计上,以曲线玲珑的趣味和自然写意的特色来展示室内装饰的艺术魅力。这种洛可可的艺术风格在欧洲的盛行也影响到了欧洲的音乐风格,被音乐领域称为“华丽风格”,主要是以法国的音乐家库普兰和拉莫为代表。在德国,洛可可风格则形成了一种独具德国特色的“情感风格”,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著名作曲家巴赫,此外在莫扎特、海顿等音乐家的作品中也偶尔能感受到洛可可风格的余音。洛可可音乐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中国风物以及洛可可美术风格的影响,音乐家们通过对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感受,从华丽装饰和崇尚自然情趣的氛围中激发了音乐创作的灵感,中国的艺术风格以中国工艺品和中国园林艺术作为载体,通过一种微妙的方式将洛可可的美术融合到了音乐中,由此影响了洛可可音乐风格的形成。
钱德明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对中国的社会背景和音乐文化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他撰写《中国古今音乐考》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为了澄清他所翻译的法文译稿《古乐经传》在传播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误读。《中国古今音乐考》是他在《古乐经传》的基础上又汇集了许多中国的音乐文献资料,并在此著作中融入了许多他对中国音乐文化的亲身体会和独到的见解,这部著作成为了欧洲人介绍中国音乐史最详实的一部音乐论著。
1、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
在《中国古今音乐考》这部著作中,第一部分的第一章详细地介绍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具体的阐述了中国的音乐是从公元220年,也就是在汉朝灭亡之后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并论述了汉朝到宋朝之间,中国音乐史变化和发展的历程。钱德明在这部分的写作中表明到“人”对于音乐发展史所起到的重要性,比如在阐述唐朝时期的音乐发展史时,他记录了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参与了下乐官对音乐文献的收集整理。
2、对中国乐律的研究
乐律在中国古代音乐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钱德明在此著作中的第三部分对律吕的生成以及律吕的度量等也做出了一些探讨,从整个探讨的内容中可以看出
中西音乐文化间差异的存在,中国的音乐体系在西方的音乐体系中是不能够直接体现出来的,钱德明通过一种从局内到局外的方式,以“融入到跳出”来进一步的解读中国音乐体系的独特性,这些阐述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为欧洲人学习和了解中国的古代音乐提供了简洁的途径。
3、对中国乐曲的研究
钱德明除了对中国的乐律和中国的音乐史有较大的兴趣之外,还特别关注了中国的乐曲,在著作中收入了一首《先祖颂》,据陈艳霞的研究可知,这首《先祖颂》是当时钱德明的一位中国文人助理仿照古人的做法,用五音谱写成的,而这五音与钱德明所提供的音程关系是相同的。除了《中国古今音乐考》中收录的《先祖颂》之外,钱德明还汇编了中国的音乐曲集,该集里面共包含了五十四首乐曲,其中有十三首是根据中国的乐曲改编而成的天主教祷告曲,有四十一首乐曲,这本中国的音乐曲集后来被巴黎的国立图书馆所收藏。由此可见,钱德明在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更多的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对中国乐曲在法国的传播得到了后人的认可。
十八世纪在欧洲所产生的“中国热”的现象对欧洲的音乐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实质上也体现了欧洲对中国音乐文化失真性和片面性的认识。钱德明以来华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传教,他将欧洲的音乐和艺术文化传到中国的同时也将中国的艺术和音乐文化传到了欧洲,使更多的欧洲人认识并了解了中国的音乐文化,进一步地推动了中西音乐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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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管制是为了发展本国经济,保护本国经济利益。通过对外贸易,参与国际分工,节约社会劳动,不但使各国的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而且还可以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加速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实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全文如下:
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保持快速增长,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为国民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进出口规模持续增长,贸易顺差继续增加
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延续了2002年以来快速增长的态势,全年进出口总额达14221.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2%,比“九五”期末的2000年增长了2倍。由于世界经济稳步增长、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年出口额7620亿美元,增长28.4%。随着宏观调控措施效果的逐步显现,国内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抑制,进口增速明显放缓,全年进口额6601.2亿美元,增长17.6%,增幅低于上年18.4个百分点。虽然顺差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不高,为7.2%,但顺差规模仍然达到1018.8亿美元,比上年增加698亿美元。
(二)加工贸易增速继续保持强劲,一般贸易进口增速下滑
2005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6905.1亿美元,增长25.6%。其中出口4164.8亿美元,增长27.0%,进口2740.3亿美元,增长23.6%。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达到52%,比上年提高4.1个百分点。一般贸易进出口额5948.1亿美元,增长21%。其中,出口3150.9亿美元,增长29.3%,自2001年以来首次高于出口总体增幅;进口2797.2亿美元,增长12.7%,增幅比上年回落19.5个百分点。由于进口增长放缓,一般贸易在连续两年的逆差后,出现了353.7亿美元的顺差。
(三)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继续上升,外资企业进出口平稳增长
2005年,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2243.9亿美元,增长38.9%,占进出口总额的15.8%。其中出口1489.8亿美元,增长47.3%,占总出口的比重由上年的17%上升到19.6%;进口754.1亿美元,增长24.8%。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达到8317.2亿美元,增长25.4%,占进出口总额的58.5%。其中出口4442.1亿美元,增长31.2%,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57.1%提高到58.3%;进口3875.1亿美元,增长19.4%,增幅比上年回落20.6个百分点。
(四)进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回落
2005年,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快速增长,机电产品进出口额达到7771.3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达到4159.6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达到54.6%和29.2%,比2000年分别提高10.7和10.3个百分点。其中,机电产品出口4267.5亿美元,增长32%,进口3503.8亿美元,增长16%;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182.5亿美元,增长31.8%,进口1977.1亿美元,增长22.5%,占进口总额的比重达到30%。通过采取禁止加工贸易、下调出口退税率、征收出口关税等措施,部分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商品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抑制,其中,未锻轧铝出口量由上半年的增长21.5%转为下降21.7%;钢坯及粗锻件出口量增幅由上半年的2.6倍回落到16.7%;钢材出口量增幅由1.5倍回落到44.2%。中欧、中美分别达成纺织品贸易协议,改善了纺织品贸易环境,全年纺织品出口1150.1亿美元,增长20.9%。
(五)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全面增长,中日贸易增幅回落较大
2005年,中欧、中美贸易额双双突破2000亿美元,分别达到2173.1亿美元和2116.3亿美元,分别增长22.6%和24.8%。其中对欧美出口分别增长34.1%和30.4%,自欧美进口分别增长5%和9.1%,对欧美贸易顺差分别达到701.2亿美元和1141.7亿美元。中日贸易额1844.1亿美元,仅增长9.9%,比上年回落了15.8个百分点,与中欧、中美双边贸易的差距拉大。中国与俄罗斯、韩国、东盟等周边地区的贸易额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增幅分别达到37.1%、24.3%和23.1%。中国与非洲、拉美贸易发展迅速,中非贸易额增长34.9%,增幅居各大洲之首;中国与拉美贸易额增长26.1%,高于进出口总体增幅2.9个百分点。
2006年一季度,中国对外贸易保持了快速发展的态势。进出口总额达到371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8%。进出口结构有所改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主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进一步下降。
(一)出口增速有所回落,进口增速有所回升
一季度,出口额达到1973亿美元,同比增长26.6%,增幅回落8.3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贸易出口增长24.4%,增幅回落17.9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出口增长27.3%,增幅回落2.3个百分点。进口额1740亿美元,增长24.8%,增幅回升12.6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贸易进口增长22.3%,回升18.5个百分点;加工贸易进口增长26.5%,回升4.5个百分点。
(二)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加快,“两高一资”产品出口进一步下降
一季度,机电产品出口1145.8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92.7亿美元,分别增长34.2%和35.8%,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达58.1%和30%,同比提高3.3和2个百分点。集成电路、手持无线电话机、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出口均实现了较快增长。机电产品进口937.3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进口537.3亿美元,分别增长30.8%和33.2%,分别加快21和12.8个百分点。汽车和飞机进口额分别增长1.1倍和2.1倍。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进一步下降,钢坯及粗锻件出口量下降68.6%,未锻轧铝下降23.9%,焦炭下降23.4%,煤下降16.4%,成品油下降6%。
(三)对日出口回落较大,自欧美日进口全面回升。
一季度,中欧、中美、中日双边贸易额分别达到571.1亿美元、556.2亿美元和459.7亿美元,分别增长21.1%、27.6%和11.6%。中国对欧美出口稳定增长,增幅分别达到20.8%和29.5%;对日本出口仅增长9.2%,低于去年同期13.6个百分点。中国自欧盟、日本进口分别增长21.5%和13.6%,增幅分别比去年提高18.1和9.6个百分点;中国自美国进口则由上年同期的下降2.1%转为增长21.8%。中国与韩国、东盟、台湾地区、俄罗斯等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增幅均超过20%,增幅分别为20.2%、25.7%、24.2%和29.4%。
(四)国有企业出口增速持续回落,外资和民营企业进出口快速增长
一季度国有企业进出口920.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3%;其中出口增长8.4%,增速低于上年同期13.6个百分点,低于上年全年1.5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2191.7亿美元,增长28.3%;其中出口增长30.5%,进口增长25.8%。民营企业进出口600.9亿美元,增长35%,其中出口增长37.9%,进口增长29.7%。
(一)贸易平衡的压力较大
2006年一季度,尽管出口增速回落、进口增速回升,出口增速仍然高于进口增速1.8个百分点,贸易顺差达到233.1亿美元,同比增长41.4%。其中,对美国顺差达286亿美元,对欧盟顺差达181.5亿美元。由于外汇收支仍然保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格局,中国的外汇储备继续大幅增加,3月末已达8751亿美元,比上年年底增加562亿美元。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产业转移所形成的“美欧消费、亚洲加工”的全球贸易格局,短期内迅速调整、实现贸易平衡的难度很大。
(二)主要经济体相继提高利率
2006年一季度,主要经济体相继提高利率,全球货币政策趋于收缩。由于美国经济增长强劲,能源和其他商品价格上涨加大了通胀压力,3月28日,美联储连续第15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4.75%,并暗示会进一步加息。欧洲中央银行在3月2日再次加息,欧元区主导利率由2.25%提高到2.5%。3月9日,日本银行宣布结束超宽松利率政策,引发商业银行存款利率提高。主要经济体提高利率一方面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防止全球经济过热;另一方面也标志着全球资金低成本时代即将结束,国际资本将出现向发达国家回流。美欧等市场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可能因利率提高而减弱,我国出口增幅可能回落。资金向发达国家回流也可能对我国吸收外资造成一定影响,从而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长远增长。
(三)国际市场石油和资源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
2006年以来,国际市场油价曾一度趋稳,但最近受伊朗核计划和尼日利亚武装袭击等事件影响,国际油价再次大幅攀升,连创历史新高。据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发布的石油市场指标,2006年一季度,国际市场一篮子石油均价比2005年全年均价高出13.9%。从需求方来看,石油需求增长的势头仍将延续,据国际能源署最新预测,2006年世界石油需求将增长1.7%,高于2005年增幅,将加剧国际原油市场紧张状况。从供给方来看,目前世界石油供给已难以满足需求,OPEC数据表明一季度世界石油供给缺口为每天20万桶,地缘政治和突发事件的冲击可能进一步对市场造成重大影响。尼日利亚的动乱使其石油产量明显下降,伊朗核计划前景不明,这两国原油产量占OPEC总产量的20%左右,若尼日利亚局势和伊朗与美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则难免对世界石油供给形成大冲击。
由于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强劲,除石油外,其他资源性产品价格也继续上涨。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初级商品价格指数显示,一季度非能源初级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4.4%,其中食物类商品价格指数上涨4.4%,工业投入品价格指数上涨22.2%。据世界银行对商品价格的统计,一季度铝均价同比上涨27.5%,铜均价上涨51.2%,锌均价上涨70.5%。石油和其他资源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会加大我国企业进口和生产成本,挤压企业利润,降低部分对能源资源依赖较重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减少对外贸易收益,影响对外贸易发展。
展望2006年全年,从国际环境看,尽管存在很多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世界经济贸易仍然处于新一轮扩张周期,将延续2005年的较快增长势头。根据IMF的最新预测,2006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将达到4.9%。美国消费需求旺盛,就业稳定,全年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3.3%;欧元区经济有望恢复活力,经济增长率有望从上年的1.3%升至2%;日本企业赢利增加,个人消费上升,经济景气复苏加快,全年增长率有望达到2.8%。跨国公司赢利能力提高将促进跨国并购的发展,全球直接投资有望进一步回升。世界贸易有望继续较快增长,IMF预计全年世界贸易量将增长8%,世界贸易组织预计世界贸易量将增长7%,均高于2005年的实际增长水平。从国内环境看,煤电油运供应增加较快、瓶颈约束有所缓解,设备投资和利用外资持续增长,主要产品产能和出口供给能力充裕,出口有望保持稳定增长。国内投资增长较快,消费平稳增长,对能源、原材料、机械设备的进口需求将稳步上升。随着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所需的先进技术和重大装备进口有望继续增加。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预计2006年我国商品进出口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全年进出口总额将超过16000亿美元,增长速度有望超过15%。加快对外贸易的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在发展中努力减少过大的贸易顺差,是今年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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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之间自古就保持着比较好的人文交流。特别是在越南被称为北蜀的时期,越南和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从秦朝至北宋初年的一千一百多年之间,中国文化对于越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越南的文明程度。而在十九世纪法国殖民越南之前,越南也一直都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文化在越南国流行开来,并为越南人民所接受,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的饮食文化。
历史上,中国南方人不断的迁往越南,这使得越南也接纳了云南、广东以及不少的客家人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使得中国饮食文化在越南得到了很好的传播,深刻的影响了越南人的生活习惯,时至今日,越南街头仍旧能够看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子。
这里我们所说的地缘因素,主要包含了两国之间的地理条件,这为中越两国之间的饮食文化交流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越南和中国的南方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相似,而且与我国的西南两省相邻,中国和越南之间有着长达一千两百多公里的边境线,并且中越两国边境上没有高山大河和的阻隔。很中越边境的很多地方,两国人民隔路相望,除此之外,还有流经中国云南和越南的红河-元江水道,这为两国之间的物质交流提供了很好的便利条件,促进了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
越南和我国接壤的广西地区气候十分相近,雨量十分的充沛,并且预热之间的配合比较好,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特别适合一年多季的水稻种植,这些气候方面的相似之处,使得中国饮食文化在越南更加容易进行传播。
汉文化对于古代生活在越南地区的人民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在北属时期之前,也就是距离现在三千多年前,中国的周朝时期,越南就已经有了原始部门的人类群落,但是在当时还没有正式的文字形成。直到秦王朝建立之后,秦始皇正式将越南地区纳入到大秦帝国的统治范围之内,设置象郡,同时将中原地区的居民迁移到此地居住,那些开荒、戍边的人们就成为了越南地区最早的一批使用汉字的居民,使得汉语正式传入到越南地区。在汉朝统治时期,赵佗在越南一地建立南越国,将中原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体系完整的植入到了越南,正式的帮助当地的原始部落从原始社会转变为文明社会,这为后来汉文化深入的影响越南地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越南的士大夫阶层,开始广泛的使用汉字,在文学作品和官方文书等,都开始使用汉语。即便是在后期越南被法国占领的19世纪,汉字依然被看作是正统的文字。汉字在越南的传播,将一些文字记录的美食也传入到了越南。
筷子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在古代筷子被称作是箸或筋,早在商朝时期人们就开始使用象牙制成筷子,一直延续至今。筷子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逐步的传入到了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此时筷子也传入到了越南地区,并成为了越南古代人们重要的饮食工具。现代越南语中将筷子称作是“
在越南有很多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小食品和小吃,比如豆鼓、烧麦、水饺、油条、馄饨等等,这些食品不仅仅和中国国内的食品做法相同,而且发音也十分相像,基本上和广东话一样。油条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小吃,相传古时候人们为了纪念岳飞,将秦桧的妻子模样捏成面放在油锅里炸了,然后把她吃进肚子中,以表达自己的愤怒之情。随着时代的演变,油条逐渐成为一种在我国南北方都比较受欢迎的食品,广东话将油条称作是油炸鬼”,越语直接取最后一个字叫“quáy”(越语发音为“鬼”)。这个例子足以看出中国饮食文化的对于越南的深刻影响。
茶文化是中国饮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世界各国的影响都很大。在越南话中,茶被称作是“trà”或“chè”,这和广东话中的茶比较相似,仅仅从语言上就可以看出中国茶文化对越南有着深刻的影响。加上历史长,两广地区的居民大量的移居越南,这为中国茶文化在越南的普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越南饮食文化中,将中国阴阳调和的饮食方法应用的也比较到位。在越南的饮食制作中烹调比较讲究清爽和原味,只放少许的香料,其中青柠檬和香花菜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佐料,制作方法中主要以凉拌、蒸煮为主,在具体的食用过程中,即便是烧烤的菜肴也多会配上一些生菜或者是薄荷菜一同来食用,进而达到下火去油的作用。总体来讲,越南人认为咸味道属于阳,而酸或者是甜则属于阴,在菜品的制作中越南人讲究阴阳调和,将甜和咸进行调和与混搭,以达到最佳的饮用效果。
越南人不仅仅关心食品之间的阴阳调和,同时还留意食品和人之间的阴阳调和。当有人感冒的时候,越南人就会煮姜粥给她喝。如果有人中暑了,则会给他煮葱粥喝。除了这些,越南人还注重人和气候之间的阴阳调和,夏天阳气比较重,所以吃的时候多选择酸汤之类的东西,冬天的阴气重,则会选择烤肉一类的东西。
中国和越南之间比较地理位置上一衣带水,加上历史上中国南方地区多个省份都有居民前往越南居住,这不仅仅促进了越南地区的文明进程,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饮食文化在越南的传播。即便是今天,以油条等中国传统食品为代表的饮食仍然在越南受到欢迎,这足见中国饮食文化对越南的深刻影响。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国饮食文化在越南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用筷子、饮茶文化等在越南民众中影响深远,特别是在饮食的制作和饮用过程中,越南民众将中国阴阳协调的饮食方法进行应用,加上本地的一些食材,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可以在这些越南看到中国饮食文化的身影,这说明中国饮食文化在越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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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属地管辖权。《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规定,接纳跨国公司从事经营活动的国家,根据它们所拥有的完整主权,可以通过本国法律、条例和采取各种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措施来管制和监督跨国公司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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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进出口国,世界各国加强了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如何在这种新的经济环境下发展我国对外经济是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新挑战,本文主要对发展我国对外经济进行论述,希望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贸易主义;对外经济;保护。
新贸易保护主义(New Trade Protectionism)新贸易保护主义又被称为“超贸易保护主义”或“新重商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初才兴起的,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目的是想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通过贸易保护,达到保护本国就业,维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
它们在维护民族利益,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旗帜下,行保护之目的,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隐蔽性,手段上的欺骗性和战略上的进攻性等特点。
在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制度逐步演化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制度,而竞争是市场经济最主要的特征之一。目前,竞争已不再作为单纯的“手段”或“工具”存在,而逐步演变成为主权国家和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核心动机,成为实现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重要手段。各国政府不仅在国际竞争中保护自身的产业与贸易利益,而且直接介入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一方面,采用进口关税或出口补贴等保护手段有利于改善本国企业的收益和市场地位;另一方面,一旦外国企业或进口产品危及本国利益时,即使发达国家的政府也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段。特别是在“就业”已经逐渐演变为一种公共品的今天,由进口增加导致的失业问题已经具有了越来越突出的政治意义。当本国产业和劳工群体受到进口冲击时,来自公众的呼声或其他政治压力必然使政府倾向于对这些领域实行保护,以排斥竞争的威胁。
随着跨国公司及其海外经营的发展,国际贸易的流向和贸易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贸易差额的分布。跨国公司通过内部分工和核算体系,在内部贸易中获得了较为稳定的收益,但却把各国账面上贸易差额的此消彼长以及由此引发的贸易摩擦甩给了各国政府。作为承接跨国公司产业转移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的亚洲地区制成品出口的迅速增长,使其对美国、欧盟保持了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而美国和欧盟跨国公司在亚洲地区投资企业的出口已经成为美国和欧盟贸易逆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发达国家处理贸易逆差的政策并不主要针对这些大跨国公司,而是拿出口国开刀,以解决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争端为借口,推行新贸易保护主义。
以中国、墨西哥、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出口规模迅速扩大,并逐步成为世界制成品市场的重要供应者。特别在中低端工业品市场上,这些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出口竞争力,并逐步取代发达国家原有的市场份额。尽管这些发展中大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并未彻底改变国际贸易不平衡增长的局面,但其出口实力的增强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发展中大国大量低价工业品进入欧美市场,对其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了冲击。为缓解由此形成的贸易逆差和各种国内矛盾,发达国家利用其政治经济强权,加强了对这些发展中出口国的贸易制裁。
新贸易保护主义不利于我国商品拓展国际市场,削弱了传统商品的竞争优势。我国传统商品出口以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受技术水平、人员素质等因素的限制,商品的科技含量、质量较低并且难以迅速使之得到提高。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出于保护本国经济及生产者的利益等目的考虑,往往制定较高的质量标准以技术性标准限制我国“价廉”商品的进入,这对我国的商品出口制造了极大的障碍。
新贸易保护主义不利于我国服务贸易及投资业务向世界范围扩展,打击了我国企业参与世界贸易活动的积极性。近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纠纷不仅发生在传统的商品贸易领域,而且还有向服务贸易及投资业务蔓延的趋势。同时欧盟和美国还批评我国在服务业领域,特别是金融和零售业对外开放程度远远不够,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卫生环境、人权等方面加大施压力度。
可以使争议的双方和平、理性、可预见地解决争议体现了在争端解决中的不损害公正、不歧视的特点,可避免和防止贸易限制的扭曲,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可见,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一个主要作用,是能够确保经济弱国对经济强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提出挑战。研究运用WTO规则,完善我国的反倾销、反补贴及相关保障制度,实行有理有度的保护,避免国内的产业受到严重损害。
一方面政府可以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帮助国内企业收集各国关于质量、技术、环保标准的信息,建立相关的资料库并及时更新。另一方面我国应积极鼓励企业联合起来应对国外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采取“谁应诉、谁受益”原则,在企业与政府携手应对的基础上,鼓励涉案企业积极应诉、挽回市场;同时政府可以按我国成功的建立行业协会的经验,建立不同产品的行业协会,以行业协会代表全行业进行反倾销应诉,商务部专门代表国家,帮助企业与外国政府谈判。
中国成功加入WTO后,对外贸易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受国外贸易保护的影响,中国对外贸易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只有认识当前国际形式,借助国际经济贸易条约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1]陈翠翠。我国被反倾销的现状与对策[J].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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