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传统价值，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以自身需求为基础的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有以下特征：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和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这样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一方面有利于人们重视道德的作用、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压抑了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忽视了法律的作用，将个人消融在群体之中，限制了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关键词：中国传统价值观 道德 群体 家国同构

一、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本界定

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某种需求的属性，价值具有层次性、多元性、动态性等特征。价值观是主体以自身多种需求为基础对客体的观点和看法，因此，人们的价值观也是分层次的、多元的和动态的。如对同一事物的评价的价值标准可以是真、善、美的标准，也可以是物质、精神的标准，还可以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标准。对同一事物评价的价值取向可以是个人的角度，也可以是群体的角度。对事物的评价模式也是多样的，可以是家国同构的模式，也可以是家国各异的模式。

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以自身多种需求为基础的对事物的观点和看法。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明显的阶级分层和等级秩序，因此，与之相适应，中国传统价值观也是不同的，有着等级层级差别之分。中国传统价值观既有作为意识形态的系统的主流价值观，也有零散的非主流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的系统的主流价值观是指经过思想家系统化、理论化的、为统治者所倡导的、成为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主要为统治阶层所掌握。而零散的非主流的价值观主要是在民间流行的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它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普遍的社会心理，因此，这种价值观主要存在于一般贫民阶层。本文讨论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观，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价值观。

二、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本特征

(一)道德本位的价值标准

相比世界其他文化，中国文化较早地摆脱了对神的权威的崇拜，而是以礼乐教化为中心来支撑人们的精神信念，维持社会的统一和稳定，这使得儒家精神具有非宗教的早熟理性特征。《左传》里说，古有三不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宣言，并为历代统治阶级和正统思想家们所吹捧，成为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根本特征就是：以伦理道德作为评价事物的根本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在事物的道德价值和实用价值的选择上，表现为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德轻法。

1.重义轻利。“义利之辩”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命题，“义”者，宜也，意思是正当、合理、且应当做的举动或行为。孟子将“义”与“礼”、“廉”“耻”合在一起，称为“四维”，后来儒家又将“义”与“仁”、“理”、“智”、“信”合在一起，称为“五常”。因此，“义”主要是一种道德价值，是人们的思想、行为应该符合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而“利”主要是指人们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和实际好处，是一种物质价值。在中国传统社会，统治阶级和主流思想家们为了维护社会统一稳定，便于其统治，往往表现为崇义贬利、尚义反利的倾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孔孟的共同主张都是舍利取义，即在道德价值和物质利益的两难选择中，道德价值高于物质价值，要舍弃物质利益，选择仁义道德。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标准，使得人们形成羞于谈利的社会心理，奉行“不言利”“耻言利”的行为规范。

2.重理轻欲。“理”与“欲”的争论实际上是“义”与“利”争论的派生，只不过是“理”更加强调和强化当时的伦理道德。“理”是绝对的主体：“理是本”“理终为主”;“理”又是天、地、人的最高主宰。而“理”的内容就是伦理道德原则：“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重“理”轻“欲”的价值取向，认为仁义理智高于一切，要求人们“寡欲”、“节欲”、“灭欲”，以符合仁义的道德规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存天理、灭人欲”。

3.重德轻法。道德和法律是进行社会约束的两种重要手段。道德是指主要通过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风俗和社会舆论的方式来规范和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标准、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也指那些与此相应的行为、活动等。它是人们自己提出和要求的、约束、规范个人和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因此它不具有强制性。而法律则是由统治阶级制定，依靠警察、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关强制执行的行为规范和活动规则，因此它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果违背法律条文，就要受到暴力机关的相应制裁。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普遍缺乏法律观念和法律思维，人们在行为之前，通常考虑的不是是否违法，而是是否符合社会伦理习俗;若是出现了问题，也不习惯于诉诸法律的裁决，而选择或者被选择由长辈、族长或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来出面调解。至于调解时所采用的标准，也不是参考法律规范，而是运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黑格尔就说过：“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那乃是一个国家的道德……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姊妹间的义务。”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实际上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样就片面夸大了道德的功能，导致对法律建设的忽视。

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德轻法的价值观一直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它对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和社会心理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伦理原则成了绝对的价值尺度，这也决定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伦理性质。

(二)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西方社会历来比较注重个体价值，保障个体利益。从古希腊时期的全城邦公民民主选举、民主投票，以维护个体权利;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倡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以尊重个体价值;再到18世纪发展为利己主义、个人主义，都认为个体有着独立的存在合理性和独特的价值，应该充分尊重个体价值和保障个体利益。而群体至上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根本取向，在中国传统社会，个体不能独立存在，而必须依附于家族、国家等群体之中，个体只是家族、国家大集体中的小小一份子，群体有着超越个体的绝对价值，因此，人们应该首先维护集体的利益，为了集体价值可以压制、泯灭自我价值。这就形成了以泯灭个体价值为前提的集体主义，并且产生了公私对立、崇公抑私的文化观念，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绝对服从于群体利益，从而使个体消融于虚幻的群体之中。

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决定的。首先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家庭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在分散的土地上耕作，生产工具非常简单，以农耕为主，兼搞家庭手工业、家畜养殖业，来满足一个家庭正常的生活、生产需要，并且产品仅供自己消费，基本上不从事商品生产。由于小农个体经济十分脆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低下，遇到灾害年头，就可能颗粒无收，以至于背井离乡，逃荒乞讨。因此，个体独立的生存状态非常艰难，必须依靠群体才能维持生存。其次，中国传统社会的血亲宗法制度也是强调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在每一家族中，为了实现家族内部的安定有序和团结统一，发展壮大家族的整体实力，往往都非常强调维护家族的整体利益，而忽略个人诉求和个人利益。最后，更重要的是，群体本位的价值观是中国传统社会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中国传统社会，在小农经济和家族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封建专制的主要表现就是绝对王权和官僚等级制度，它实际上是一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统治阶级为了防止地方分裂，维护整个国家的安定有序和团结统一，往往强调群体利益、国家利益过于个人利益，个体必须服从并服务于群体。

(三)血亲拟制的价值模式

1.血亲拟制，爱有差等。由于中国古代氏族社会的瓦解极不彻底，原始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也就没有得到彻底瓦解，而是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延续，并在社会关系中占支配地位。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是在家族的宗法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人们总习惯于将一切社会关系用带有血缘关系的词汇进行“比拟”，以突出亲密性和可靠性，如“师父”、“师兄”、“父母官”、“子民”等日常用语都带有血缘比拟的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中，家庭伦理关系不只是纯粹的生物性的血亲传承，更重要的是社会性的道德恩亲关系，所以家庭伦理关系自然就有亲疏远近之别，儒家也明确提出“亲亲为大”、“急亲贤之为务”。因此，血缘拟制的过程是将私人领域的血缘、伦理关系在公共领域泛化、滥用的过程，它不可避免地将处理家庭关系、血缘关系中的伦理道德标准应用到公共领域和社会范围，用道德的准则和血亲血情的标准来处理社会关系和公共事务。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是以“自己”为中心，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拟制社会关系，来层层扩展社会关系，离自己越近，血亲关系越深，道德标准也就越宽松。因此，这种血亲拟制的判断标准是有差等的，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也是有差等的。

2.君父一致、家国同构。君父一致、家国同构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大特点。由于原始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延续，血缘关系成为社会的纽带，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组织，并且推广到社会领域，使社会结构成为放大的家族结构。从生产方式来说，每个家庭都是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是一个小小的生产单位，而每家每户又处在整个大家族的关系网中，多个大家族就可以形成一个自然村落，再往外扩展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家庭到宗族，宗族到国家这样层层扩展开来的，家庭往外扩大就是宗族，宗族再往外扩大就是国家，因此，君主就是这个扩大了的家庭的家长。在这种层层扩展的关系网中，人与人之间有很强的隶属依附关系，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尊卑等级也非常森严，为了维系这种关系，统治者就将用来规范家庭宗族内部的伦理道德准则推广到整个国家和社会，使之成为维护封建秩序的一种思想观念上的统治工具，从而也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

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认为，从修身到齐家，从治国到平天下是一个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提升过程。原先的“亲亲、尊尊”的意思是指在家庭结构和宗族结构之中，对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者亲，对自己宗族中辈分高者尊，现在也随之变成在国家这样的大社会结构中，对帝王君主亲、对权高位重者尊。例如从对家庭、宗族的“孝”可以推至对君主、国家的“忠”。因为“孝”本意是为子养父之意，强调的是子辈对父辈的服从和奉养，但如果能做到对家庭、宗族、国家的孝，就不会“犯上”，就不会“作乱”，就会忠于职守、忠于国家。因此，“忠”是“孝”的扩展，“忠”将“孝”的服从对象由家庭、宗族扩展到君主、国家，两者都蕴含着下对上的自觉服从，绝对服从。

(四)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

中国传统价值观它没有过分的宗教迷狂，而是非常强调现实生活中的世俗实用性，它以理性精神对抗宗教迷狂，以人本抵制神本主义。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重视人事，从而开创了中国世俗实用的价值传统。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淡薄，而且往往抱着世俗的、实用的心理对待宗教，儒释道兼容并蓄，纯粹的信仰理念非常淡薄，信仰宗教的目的也是为了祈求神灵保佑现实幸福，即所谓的有灾有病就拜佛，没灾没病忘了佛。

同时，中国传统价值观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使得人们以“经世致用”“广大高明而不离日用”作为为评价事物的目标。一切知识、理论、事物必须在现实生活中的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才算是有用的东西;人们也只关心各种与日常伦理社会关系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知识性认识，缺乏严密的逻辑思维训练和对自然科学执着追求的热情。

三、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

第一，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有利于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思想觉悟，也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稳定。但也导致人的价值活动的单一化，使得主体对客体的多层次、多元化的评价活动仅仅归结为单一的、一元的道德评价。本来人们的价值观念是一个多对象、多层次、多元化的体系，评价的标准也是多元的，如有真、善、美的标准，物质、精神的标准，政治、经济、文化的标准等。但中国传统价值观却树立了一个绝对的伦理的价值尺度，并将它作为是非善恶的标准去衡量一切事物。以伦理道德标准为绝对价值尺度，使人们形成羞于言利的社会心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正当利益要求受到严重压抑。实际上，在一般民众的世俗生活中，儒家理想中道德标准是很难实现的，人们只能表面上奉行无所不在的道德，实际上追求欲望的满足，从而造成了“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娼女盗”的假道德，导致了外圆内方、世故圆滑的人格和人性的虚伪。同时，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扩大了道德的功能，以道德代替法律，而忽视了法律的建设。

第二，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认为群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要求个人利益绝对服从于群体利益，这一方面有利于顾全大局、保障群体利益，利于社会统治。另一方面也使个体消融于虚幻的群体之中，导致人的抽象化，使个人的自我价值和个性发展受到全面压抑。现代社会的人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求道德观念的完善，而且要求智力的充分发展，身体的健康发育，美好的精神追求，劳动能力的不断提升等等，这都要关注个体的正当利益，使得个体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

第三，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使得父为子纲的伦理规范扩展到君为臣纲的社会约束，使家长式的家庭统治模式扩展为等级森严的社会统治秩序，从而是人们都陷入层层扩展、层层分化的人伦关系网中，每个人必须在他的等级位分内安分守己，中规中矩，而缺乏自由流动、自由发展的机会，个人的个性、才能、欲望、自由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使得个体成为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牺牲品。

第四，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使得人们缺乏长远发展的目光和深度思考的逻辑，而只是抱着极强的世俗功利心态，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对事物不探究“是什么”、“为什么”，而只求对自己有用，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好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追求纯粹知识性的理论体系的完善，忽视逻辑性的认知方法，还反对没有日用效果的发明创造，或没有实用价值的技术。中国传统价值观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一方面阻止了形而上学的泛滥，提供了有效的人生哲学和早期相对发达的实用技术;另一方面它也阻碍了中国人思辨理性的发育健全和知识性理论体系的发展完善，反过来又阻碍了实用技术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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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充满着哲学内涵，哲学意义在书法艺术中得到了最简洁明了而又充分的展示。书法是哲学的艺术，哲学是书法艺术的灵魂。

立基于儒家世界观的书法家，在进行书法创作之时，会自觉追求那种能蕴含天地大美的庄严、磅礴、中和、辉煌、华贵的书法风格，譬如颜真卿的书法，稳健、雍容、雄浑、端庄、阳刚，充满蓬勃的生命力量;立基于道家自然观的书法家，他们在进行书法艺术创作之时，会把自然精神与个体精神结合成一个整体，一旦捉毫挥翰，便能令书法风格自由舒展，使书法能够“任自然”，表现出“自然之妙有”之态，譬如王羲之、杨凝式等人的书法潇洒飘逸，即是如此;尽管是被世人看作是主张清心寡欲，静心修为的佛学也能体现出生命精神，佛能体验人间疾苦，观照世间万物，禅宗教授人们通过修行或顿悟，体悟生命之“悲”，从而进入彼岸的形上世界之“欣”，近代弘一法师书法是典型代表。儒道释三家为中国思想之主流，三家哲学之精要都具有丰富的生命精神，受此影响下的中国书法艺术也能体现出强劲的生命精神。

如果说中国哲学精神是“道”，中国书法艺术是“艺”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就是“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艺”对“道”的生命体验也主要是通过“骨”与“舞”表现出来的。

一、从“骨”谈生命

众所周知，笔墨是中国书法的一个重要特点。笔有笔力。卫夫人说：“点如坠石”，即一个点要凝聚了过去的运动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书法家内心的表现，但并非是剑拔弩张，而是既有力，又秀气，这就叫做“骨”。“骨”就是笔墨落纸有力、突出，从内部发挥一种力量，虽不讲透视，却可以有立体感，对我们产生一种感动力量。

“骨”之所以能称为美，成为书法史上极其重要的范畴，就是因为透过“骨”能体味到中国哲学的生命精神，而生命之力量就美。

“骨”不但使用于中国书画理论中(如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几乎对每一个人的批评都要提到“骨”字)，而且也使用于文学批评中(如《文心雕龙》有《风骨》篇)。“骨”是生命和行动的支撑点(引申到精神方面，就是有气节，有骨头，站得住)，是表现一种坚定的力量，表现形象内部的坚固的组织。因此“骨”也就反映了书法家主观的感觉、感受，表现了书法家主观的情感态度。书法家创作一幅书法艺术作品，就有褒贬，有爱憎，有评价。书法家一下笔就是判断。

在古代，中国人受天人感应的思想影响较为严重，书家们认为字也要同人一样。人具有血肉与筋骨，字也要有血肉和筋骨，筋骨是人身体的支柱，因此，字也要有筋骨作为支撑。这也暗合《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因此中国书法讲究“骨法用笔”。

所谓“骨法用笔”就是“骨”的表现要依赖于“用笔”。张彦远说：“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于用笔。”(《历代名画记》)这里讲到“骨气”和“用笔”的关系。为什么“用笔”这么重要?这要考虑到中国书法的“笔”的特点。中国书法用毛笔。毛笔软而具有弹性，笔头中心有一簇长且尖的主毫，主毫周围包裹着短一些的副毫，这样制作的毛笔，笔头中间便于含墨，笔锋在点画中行动时，墨水会随着它所行动的地方顺着尖头流注下去。这里，主毫是“骨”，名之为“柱”，副毫为“肉”，名之为“被”。以“柱”立“骨”，以“被”丰“肉”，圆柱形的工具成就了书法线条的立体感。中锋用笔写出来的字就具有立体感。如果将这样的字背着阳光一照，就会引起“骨”的感觉。这也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中国书法以中锋用笔为根本之法的原因。中锋用笔使字产生“骨感”，“骨感”是“力”的体现，“力”就蕴含着生命之美。

“天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骨力刚强，此乃“天之大德”。书法艺术之骨力，正是这种生命精神的体现。

“骨力”是中国书法艺术的范畴。在书法创作时，要求书法家将“骨”与“力”结合起来，用“力”表现“骨”。中国自古就有对“力之美”的追求。所谓“力透纸背”，“笔力能扛鼎”，‘笔底金刚杵”等等说法，称为对书法用笔之美的最好赞同。因此，表现“骨”的“力”与“美”经常被看做是不可分离的。“力”的表现之所以能成为美，在于美作为人的自我创作，或自我实现，是同生命运动及其力量的表现分不开的。生命如停止运动，失去了生动活泼的力量，这就是生命的衰颓和死亡，是人自身存在的否定。相反，生命力的充沛，它的不可遏止的力量的表现，则正好是人的生命的自强不息的表现，因而也就是对人的存在的一种感性现实的肯定。所以，凡是生命力不受压制，不屈服于外界力量的自由的表现，都能引起我们的美感。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追求民族独立自强的奋斗史，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书写了中国近代史这一壮丽的诗篇，正是中国哲学生命精神的体现。同样，中国书法艺术几千年来熟练地掌握了中锋用笔的技巧和旨趣，在书法创作之时体现出来的骨力，也正是中国哲学生命精神的体现。

《易传》所谓“天之大德曰生”这一命题，深刻地蕴含着中国古代重视个体生命的人本主义思想，把自然看作是生命的源泉，同人的生命保持和发展处在和谐统一之中，长远地影响中国古代关于美的观念，把生命力的强大的表现看作是同美不能分离的东西。这是一种健全而积极的生命精神的体现，它使得几千年来中国书法极少有否定个体生命的悲观主义思想。书法作为一种高度自由的线的艺术，它的美恰好同力的表现有着最为密切而直接可见的关系。正因为这样，书法艺术所体现出来的“骨”感禀赋着深刻的生命精神，从而给人以美的享受。

可以说书法艺术的骨感生命性是一种静态的，是力的庄严，然而，正如人体骨骼一样，仅一块骨头是静的，而骨与骨相连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之后，饰之以血肉肌肤，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活人能动、能舞。书法的笔画相连，尤其成之于行草书，其舞动之美就更灵活了。

二、“舞”——《草书势》对生命运动的表现

应该知道，中国艺术的共同特征莫过于对意境的追求。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怀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尤其是“舞”，这最高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它不仅是一切艺术表现的究竟状态，且是宇宙创化过程的象征。书法家在这时失落自己于造化的核心，沉冥入神，“穷无妙于意表，合神变乎天机”。“是有真宰，与之浮沉”，从深不可测的玄冥的体验中升化而出，形神如空，行气如虹。在这是只有“舞”这最紧密的律法和最热烈的旋动，能使这深不可测的玄冥境界具象化，肉身化。

行草书因其舞动的结字方式，经常难以被人品识。然而正是这种舞动的书体，却造就了书法艺术的至高形式，达到了动与美的完美统一。如果我们认为行草书难以被读懂，那么大多可能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杂乱无章，得其划者不得其形，得其形者难懂其意。实际上，这正是我们的拙见。气势，行草书也有其鲜明的章法，只是我们少有耳闻罢了。行草书虽然讲求舞动，但是舞动之中自有韵律和节奏，抛开韵律和节奏的行草书才是杂乱的，无章法的，有强烈的韵律和节奏的行草书才是审美的，艺术的。正因为具有了韵律和节奏的舞动性，行草书才承载了生命的意义。

行草书所能体现的生命性早在东汉就为书法家崔瑗所阐述。崔瑗是汉代的大书法家，最善草书。崔瑗以杜度为师，书法史上常以崔杜并称。其后张芝又直接取法于崔杜，作出了新的创造成为汉代草书的集大成者，被称为“草圣”。

《草书势》作为崔瑗的重要书法理论作品，是流传至今最早讨论书法艺术的一篇文章。它不但讲了书法的起源和草书的产生，而且从对草书的形象感受出发讲了草书艺术的特点。这一特点在我看来就是草书舞动的生命性。

“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爰暨末叶、典籍弥繁;时之多僻，政之多权。官事荒芜，勦其墨翰;惟多佐隶，旧字是删。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中规。抑左扬右，望之若欹。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或黜点染，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后奇。或凌邃惴栗，若据高临危，旁点邪附，似螳螂而抱枝。绝笔收势，馀綖纠结;若山蜂施毒，看隙缘巇;腾蛇赴穴，头没尾垂。是故远而望之，漼焉若注岸奔涯;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几微要妙，临时从宜。略举大较，仿佛若斯。”

虽然仅仅二百二十五言，但无不体现着草书的生命精神。崔瑗的《草书势》虽少有对笔法结字的阐述，但对草书之形象表述实在精彩。《草书势》在对草书艺术的形象感受的描写中突出了草书艺术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对事物、生命的运动的表现。它用来形容草书给人的美的感受的种种事物，如“腾蛇赴穴”，“注岸崩涯”等等，都充满了强烈的运动感。在事实上，草书较之于隶书、篆书，它的一个巨大的优越性正在于它能最充分地表现出强烈的运动感。一般看来，只要一个事物能够动起来，它就会被视作为有生命的，而一个事物静而不动，就会给人感觉死气沉沉。书法艺术也是如此。草书的舞动更多是给人带来一种活跃，是一种生命的美感。

这种活泼使草书具有了“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欹”的特色。这就是说，它打破了恰恰是篆书和隶书所要求的那种方须中矩，圆必副规的严格的平衡对称的要求，取得了篆书和隶书不能比拟的高度自由。但是，《草书势》一面指出草书的书写有着高度的自由，另一方面又指出成功的草书“就而察之，一划不可移”。这就是说，草书的书写既是高度自由的，但却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有着不可移易的规律性。正如生命运动一样，既有其内在的动力因素，但也应符合外部的限制条件，草书既是一种自由与规律性统一的艺术，也是一种符合自然生命性的理性的艺术。

无论从骨的力感，还是从舞的动感，都有对中国哲学之生命精神的体现。我们说书法是有生命的艺术形式，就是从书法有骨力的支撑和舞动的表现这两个层面来说的。正因为书法艺术有了骨力的支撑和舞动的表现，才使得书法艺术更具有感染力，使生命之精神在书法艺术领域得以延传下去。

美术是门类艺术与哲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人类学、比较学、艺术史学等相结合的学科。从艺术本质、艺术起源、艺术发展、艺术创造、艺术鉴赏、艺术传播等各个方面，探讨人类艺术发生与发展的规律，未来的走向及变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佛教美术中汉译佛经的体现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佛教美术中汉译佛经的体现研究全文如下：

我国自两汉时期就开始了对佛经的译制工作，佛经的译制先后历经了古译、旧译以及新译三个阶段，最终在玄奘和鸠摩罗什等佛经译制高僧的努力下分别在东晋时期和唐代达到了译经的高峰期。自宋代以后佛经的翻译开始出现低迷期，与此同时佛教美术的创作以及其固有的地位也开始呈现出下降趋势。佛教美术与汉译佛经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也体现在东汉至中唐。在这一时期，很多本土高僧创作的佛经相继问世。这些佛经虽然不是梵文译制而来，但其中包含的美术思想正是汉译佛经带来的佛教美术新思潮，其中涉及的美术自然也是佛教美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佛教美术理论概述

在佛教的理念中，物质世界的本性为空，一切有形的存在都是因缘和合。佛教美术的诞生好似“缘起”，其本质为“性空”。色即是空，但又不能完全离色，所以在佛教中，就给表现形色的美术赋予了一定的宗教特质，对于宗教给人们构建的精神世界，是非宗教美术所难以企及的境界。

对于佛教美术，其创作上要切合佛教的教义，与教义相配合，受佛教内涵的约束，其技法和内容同普通的美术作品有所不同。佛教美术的题材主要囊括了佛教的众神以及佛经典故等。其技法虽然受到佛教的制约但基本的美术规律仍旧不变。从审美上来讲，佛教造像的审美主要是“菩萨低眉”式和“金刚努目”式，前者表现庄严和慈悲，后者表现以丑为美，两种审美即对比鲜明又相互弥补。

二、汉译佛经对我国佛教美术的影响

汉译佛经对我国的佛教美术有着多个层面的影响，这些影响使得我国的佛教美术的思想、形式、传播途径等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为我国佛教美术的发展提供了新参考，对我国的佛教美术乃至美术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在我国佛教美术思潮的影响

在印度很早就已经有开窟绘像以及造像的佛教传播技艺。佛教比较重视禅修，禅修需要相对安静的环境，以帮助人更好的思考。为了强化禅修的功力，就在打坐的洞壁上画上佛像或者典故等来帮助禅修。最终发展为形式多样的佛教石窟壁画。石窟壁画起源于印度，受汉译佛经的影响，我国东汉时期也开始盛行石窟壁画，直至中唐后期才开始没落。在这其中，最著名的要属我国的敦煌莫高窟和龙门石窟，是我国佛教石窟壁画的登峰造级之作。

石窟壁画通常开凿于深山，规模庞大，是佛教美术创作的典范。而石窟壁画创作很大程度上是受汉译佛经的影响，佛经中有很多关于造像祈福得福报的说法，比如在《佛说造像功德经》中所述的，以任何形式建造的佛像、佛塔等用于祭祀，就可以获得无量的福报。佛教的造像以及绘画等都属于艺术范畴，但并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其中还包含着祈愿和供养的思想，具有明确的功利性与目的性。

(二)对我国佛教美术创作的影响

汉译佛经对我国佛教美术的影响还体现在美术的创作上，在我国，佛教美术的主要创作群体，包含最高统治阶级、士大夫、文人、塑工画匠、僧众以及普通的信众。几乎囊括了各个阶层。佛教思想对他们的思想影响各不相同，因此他们的美术作品也各不相同。

首先，由于统治阶级的介入，使佛教美术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在我国古代实行的是皇权至上制度，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也收到了统治阶级的影响。帝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佛教美术的发展，佛教美术在皇权的影响下呈现出富丽堂皇、奢华雄壮的特征。

其次，是禅宗思想的相互融合。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激荡起众多学派。对佛教美术的文人画影响颇深，文人们接受了来自儒家思想、道教文化与佛教文化三方面的影响，使之改变了以往对佛教美术的态度。最为典型的代表要属水墨画。佛教美术因为文人美术态度的转变而趋向于淡雅悠远的姿态。

最后，还离不开大众的参与。普通信徒因其不同于文人的审美取向和审美内涵，创作出了不同于文人的佛教美术作品。但由于其多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所以流传至今的作品很有限。

(三)对我国佛教美术技艺的影响

我国的国画起源较早，具有自己的特殊技法。自汉译佛经的广泛推崇，西方佛教美术的技法对我国的本土技法造成了一定冲击。随后，经过本土画家的学习改进，融合了中西绘画技艺的画法开始逐步成熟起来。最为著名的例子要属南朝张僧繇在一乘寺所使用的绘画技法。

三、结语：

总而言之，汉译佛经的重要影响，不仅体现在我国的佛教美术中，在其他的艺术门类中皆有影响，并且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以含义佛经中佛教美术地体现为根本，逐步发掘出汉译佛经对我国佛教美术的深远影响。这将有助于进一步研究佛教文化与美术等艺术的关系。汉译佛经的文化底蕴和内涵是深刻而博大的，对于其进一步探索和研究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其璀璨的文化价值始终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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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界有共识，中国继续发展必须转变发展方式亦即实行转型发展，但是，学界讨论的只是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很少讨论转型发展路径即如何从原有模式达到目标模式。文章运用拙文《农民工、时空差、政体特色与“中国发展之谜”——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获得的认识来探讨有关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的几个重要问题，即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突破口和成本化解栽体。

[关键词]转型发展;基本问题;突破口;成本化解载体;农民工市民化;小城镇建设;土地;家

[论文正文]

试论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突破口和成本化解载体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353亿元(人民币)，按全国人口13.3亿计算，人均国民收入接近37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统计，2006年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为3051美元，由此推测，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许多学者根据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认为我国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并对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从而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二是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笔者认为，学者们上述探讨很有见地，给人以启示，但讨论也有不足。其一，提出的政策建议限于一般化。根据资料分析，从中等收入国家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日本和韩国，“其高增长过程伴随着或直接带来了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性，……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高增长与产业竞争力的提高高度一致”。而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徘徊的国家，如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亚洲的马来西亚、泰国等，其根源就在于“收入差距过大”和不能实现“一般制造业向高端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升级”。而由此可见，学者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一般化的，即对任何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适用。笔者以为，如果已经实现的中国发展奇迹有奇因(特殊原因)，那么中国继续发展必有奇题(特殊问题)，然而，学者们的对策建议并没有抓住中国继续发展的特殊问题。

其二，提出的政策建议不完整。显然，所谓转型是相对原有发展模式而言的，转型的过程就是从原有发展模式进到目标发展模式的过程。因此，探讨转型发展必须弄清两个问题：第一，弄清与原有发展模式相区别的目标发展模式，从而知道转型发展的方向;第二，弄清从原有发展模式达到目标发展模式的路径，从而知道如何实现转型发展。但是，学者们提出的政策建议，即“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从而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和“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只是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并不涉及转型发展的路径。诚然，知道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是重要的，正因为此，我们认为学者们的讨论是有意义的;但是，要实现转型发展，更重要的是应当知道从现有发展模式达到目标发展模式的路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学者们的讨论不完整。

从大的方面说，本文旨在探讨中国转型发展的路径，亦即中国如何从原有发展模式达到目标发展模式。不过，本文不能提出清晰明确的转型发展路径(本文后面将谈到，由于存在信息获取悖论，在转型发展之初就预见到清晰明确的转型发展路径是不可能的)，而只能讨论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此前，笔者写了一篇拙文《农民工、时空差、政体特色与“中国发展之谜”——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以下简称《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其中获得了一些认识。本文以《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获得的认识为指导，分析中国转型发展面临的形势，由此探讨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突破口和成本化解载体。

二、农民工市民化——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

明确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探讨中国转型发展路径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诚然，明确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并不等于知道了中国转型发展路径，但是，以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为依据来谋划转型发展，就有可能在实践中实现转型发展的最优路径。

要明确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首先需要讨论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问题。我们的依据有如下两点：第一，中国发展是从传统农业经济到现代工业经济的经济发展过程，是农村分散人口向城市迁徙的城镇化过程。然而，从传统农业经济到现代工业经济的经济发展过程，最重要的变化是农民变为工人，而实施农村分散人口向城市迁徙的城镇化过程，最重要的变化是农民变成市民。显然，这两个变化就是农民工问题的基本内涵。就此来说，农民工问题体现着中国发展的社会性质。第二，农民工与中国发展过程相始终。中国改革开放之始就是农民工诞生之日，且中国前30年发展是农民工化解了发展成本，因此农民工是中国前期发展的主力军;中国发展的完成(即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其重要标志是农民工消亡(农民工市民化)。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得出结论：农民工问题是贯穿中国发展过程的基本问题。

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与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因为发展阶段不同，其基本问题也略有区别。笔者认为，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我们的论据有如下几点：

第一，到今天，农民工本身发生了变化，农民工制度不能再继续下去了。“80后‘农民工’……没有农业生产的技能和经验，对农业生产本能地不喜欢”;与“老一辈农民工中80%～90%将工资送回家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中65%～70%将收入主要用于自己消费”，“新生代农民工舍得光顾和享用‘城里人’的消费场所、生活方式”。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将不再愿意做兼有“农民”和“工人”两种身份的“两栖人”，他们希望市民化。

第二，中国转型发展必须使农民工市民化，中国转型发展需要农民工市民化。如前所述，中国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从而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

二是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然而，中国最大的分配不公是农民工分配不公，农民工在中国前期发展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农民工工资低，生活条件差，没有进城做市民的资格;在住房改革中，城市居民大多低价获得了一套住房产权，而农民工及其家人却分文未得。因此，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最重要的是对农民工进行补偿，而对农民工进行补偿的最佳方式就是帮助农民工市民化。提升自主创新从而实现产业升级，需要高技术水平和高组织化程度的产业工人队伍，这需要作为中国工人主力军的农民工市民化，“没有他们的‘市民化’和‘产业工人化’，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总之，农民工市民化，既是“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条件。第三，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实质就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据资料显示，中等发达国家城镇人口比重一般在70%左右;我国目前人口约13亿，如果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城镇人口应达到10亿。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5.94亿，其中包括1.5～1.6亿的流动人口;显然，这里所说的流动人口就是农民工，减去1.5～1.6亿的流动人口，真正的城镇人口只有4亿左右。由此，我们得出

10亿-4亿=6亿(人)

这6亿人口，就是我国需要城镇化的人口。然而，我国的农民工约有2亿人，据资料1986-1990年，全国农户平均人口为4.8～4.7人，考虑到部分农户可能不止一个农民工，因此，农民工与其全家人口的比例平均按1:3。由此，我们得出：

2亿×3=6亿(人)

这就是说，需要市民化的农民工及家人也是6亿——这刚好就是我国需要城镇化的人口。由此可见，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实质就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第四，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区分了几种发展成本，其中发展成本Y是社会为实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所发生的成本，这种成本在当时被延期支付了——这是我们对农民工的欠账。欠账是必须还的，现在到了该还的时候了。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得出结论：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 代写论文

应当指出，明确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和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探讨了中国发展成本化解的信息机制问题，获得如下认识：第一，发展成本化解机制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路径问题，实现了最优的发展成本化解机制等价于实现了最优的发展路径;第二，发展成本说到底是信息成本，由于存在信息获取悖论，因此并不存在信息成本的逻辑(巧妙的认识方法)化解机制——也就是说，人们要在发展之初就清楚地知道最优的发展成本化解模式亦即最优的发展路径，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三，存在另一种(即非逻辑的)信息成本化解机制：执政者只要真心实意为人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就有可能获得在逻辑上不可能获得的信息。作为社会过程来说，所谓基本问题，说到底就是要确立哪些人群是“人民”的主体，从而确立社会过程的主角。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社会过程是人民自我运动的过程。尽管在过程之初，由于存在信息获取悖论，我们不可能了解过程的所有奥秘，但是，只要明确某一历史阶段“人民”的主体，找到社会过程的主角，以此为根据谋划社会发展，就有可能在实践上创造最优的路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由此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最优路径——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革命政权。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探讨过，由于存在信息获取悖论，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不可能预先提出获取发展农民工群体信息的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其与中国农民的血肉联系，依靠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领导农民创造了农村联产承包制，从而也就为后来的农民工准备了制度基础。由此推论，明确提出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以此为根据来谋划中国转型发展，也有可能在实践中创造出转型发展成本化解的最优模式亦即转型发展的最优路径。

三、小城镇建设——中国转型发展的突破口

本文所称小城镇，指县城城关镇和县辖建制镇，它上与城市相接，下与乡村相连，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节点。顾名思义，转型发展的突破口也就是转型发展的第一步，因此，转型发展的突破口问题是转型发展路径问题的题中应有内容。关于此，本文的基本论点是：启动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是中国转型发展的突破口。

要说明小城镇建设是中国转型发展的突破口，必须深入讨论中国转型发展的内涵。显然，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即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而且也是社会发展即农村分散人口向城镇迁徙的城镇化过程。关于我国城镇化道路学界存在着许多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不同主张：一是主张优先发展大城市;二是主张优先发展小城镇;三是主张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笔者赞同第三种亦即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主张。关于这种主张的理由，学界已有系统阐述，恕不赘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前我国城镇化建设偏重于发展大城市，忽略小城镇建设。这样做已经产生了许多问题，如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主要表现是农民工没有市民化)、城乡二元结构加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大学生就业困难等。由此笔者认为，我国转型发展应当包括从偏重于发展大城市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转型。如果上述认识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应当得出结论：小城镇建设是中国转型发展的突破口。

我们说小城镇建设是转型发展的突破口，并不是说小城镇建设等于转型发展，而是说只有启动小城镇建设才能推进和更好地实现转型发展。

首先，以小城镇建设为转型发展的突破口，是解决转型发展基本问题的重要举措。如上所述，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但是，农民工收入偏低，很难负担其在城市居住的成本。据资料显示，只有约10%的农民工具有转为城市市民最起码的经济能力。而小城镇建设成本较低，可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此外，小城镇与农村连接，启动小城镇建设可先发展产业后解决住房(农民工可先住农村原来的家)，由此农民工可先务工赚钱尔后购房，顺次完成市民化的任务。总之，仅仅发展城市，不能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只有启动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其次，以小城镇建设为转型发展的突破口，是实现转型发展目标模式的关键环节。如前所述，中国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一是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从而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二是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显然，启动小城镇建设需要大量投入，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此外，启动小城镇建设，将极大地拓展发展空间，从而为我国城市和沿海现有产业转移提供场所，也为城市和沿海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提供广阔的市场。由此可见，启动和加快小城镇建设，对实现中国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以小城镇建设为转型发展的突破口，有利于打破转型发展最重要的“锁定”，从而加速转型发展。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运用自然科学的能量概念和演化经济学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概念，探讨了发展成本化解的能量原理，获得如下认识：社会具有自我发展能力，因为社会发展过程中总存在着差异，而社会差异就是社会发展的能量;社会发展原本并不存在发展成本，或者说所谓发展成本都是人为的(人为锁定造成的)，因此，促进社会发展的手段，说到底是要打破人为锁定。那么，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锁定”是什么?回答是：城乡锁定。造成这一锁定的原因，是我们偏重大城市的发展，忽视小城镇发展。也许这在发展初期是必须的，但是在今天已造成了诸多严重后果。启动和加快小城镇建设，就可形成多种能量流动，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前面说到，小城镇建设将为我国城市和沿海现有产业的转移提供场所以及为城市和沿海产业升级提供市场，就是一种能量的流动。此外，启动和加快小城镇建设，可吸引一部分大学生到小城镇就业或创业，从而实现人才的合理流动。这部分人将会在小城镇购房，从而使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得以缓解，这同样是能量(人才和资金)的流动。总之，启动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有利于打破中国转型发展最重要的“锁定”，促进能量流动，推动和实现转型发展。

四、“土地”和“家”——中国转型发展成本化解的载体

本文所说的“土地”，指农村其所有权属于集体的耕地、宅基地。本文所说的“家”，不是人类学概念，而是经济学概念，指的是人的生存方式。就还没有市民化的农民来说，“家”这一概念，指的是以承包经营集体耕地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生存方式;就即将市民化的农民来说，“家”这一概念，指的是获得进入城镇的生活基础，既包括在城镇购买住房，更包括自主创业和依靠技能就业，从而具有获得生活来源的手段。如前所述，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中国城镇化过程实质也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就此来说，中国转型发展所谓“转型”可以理解为农民工“家”的转型，即从以承包经营集体耕地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生存方式转型为进入城镇以自主创业和依靠技能就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生存方式。由此可见，“土地”和“家”是中国转型发展的重要问题，我们有必要加以讨论。

土地提供了城镇发展的空间，因而是城镇建设最重要的资源。在城镇化过程中，农地变成非农建设用地存在土地级差。此前，我国城镇建设用地走的都是国家征用的路子，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再走市场化的途径高价出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成为土地级差收入最大的获益者。据资料显示，东部城市建设的资金构成，土地出让收入约占30%，土地抵押融资约占60%;中西部的城市建设资金，土地出让收入约占20%，土地收益权质押融资约占70%。应当指出，这种做法是有违法制的。因为农用地原本就是没有市民化的农民“家”的基础，因此理所当然应当是农民进入城镇安“家”的原始资本，政府凭什么垄断土地的农转非交易，从而剥夺农民进入城镇安“家”的原始资本?这种做法也是有害的。

如前所述，中国城镇化实质是农民工市民化，中国转型发展可以理解为农民32"家”的转型，如果我们剥夺农民进入城镇安“家”的原始资本，势必造成进入城镇的农民无“家”可归，从而危害社会稳定。这种做法还是不合逻辑的。显然，土地农转非原本是为了推进城镇化进程，然而，政府垄断土地的农转非交易，从而剥夺农民进入城镇安“家”的原始资本，农民也就不能市民化——这等价于阻滞城镇化。这种做法甚至不符合政治道义。诚然，发展城镇需要建设供水、供电、医院、道路、学校等公共设施，就此来说，用土地农转非级差收入作为公共设施建设投入似乎是天公地义的。但是，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探讨过，发展城镇所需公共设施建设投入属于发展成本Y，这部分成本当年的农民工已经创造但却被延期支付了，因此，发展小城镇所需要的公共设施建设投入理应由对债务的偿还(偿还被延期支付的款项)来完成，而不能用剥夺农民进入城镇安“家”的原始资本来完成。

当然，土地作为农民进城安“家”的资本，也需要有限制条件。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粮食安全是一个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坚守耕地保护红线。然而，城镇化是土地的集约化，因而在理论上是节约耕地的。根据规划法，城镇用地标准为100m2/人(包括住宅、工业用地和其他公共用地)，而农村仅宅基地就可达150m2/人(现实中一般超过这个-数)。就此来说，我国缺的不是土地，而是有效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的政策制度。因此，只要坚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原则，在此条件下，应当允许农民以宅基地为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实行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同权，让农民分享土地农转非所带来的级差收入，以此为资本在城镇安“家”。

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曾对中国前30年发展的发展成本化解机制进行了探讨。发现存在于中国近30年发展实践中的发展成本化解机制是发展成本化解机制Bb，这是一种实效性的、“免费午餐”式的化解机制，这种化解机制的载体就是“土地”和“家”。本文探讨表明，中国转型发展所谓“转型”可以理解为农民工“家”的转型，而“土地”则是实现这种转型的资本。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土地”和“家”也是中国转型发展成本化解的载体。中国农民工的创造力是巨大的，在前30年发展中，中国农民工以“土地”和“家”为载体曾经创造了发展奇迹;在中国以后的转型发展中，只要我们把“土地”和“家”仍然赋予农民工，他们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国转型发展的新奇迹。

艺术作品要凭借内容的美来吸引和打动人心。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在追寻孤独，就如同翟墨所讲的，“没有荒无人烟的孤岛就没有众所周知的鲁滨逊，少了孤寂的沉淀就没有美的独特发现与创造”。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艺术理论论文：论中国当代艺术的“精神走向”。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论中国当代艺术的“精神走向”

一、观念走向：传统的回归

艺术家从本土文化土壤中汲取养分，然后完成一系列的成长与蜕变，而所有的成就都需要文化之根做支撑。艺术家离不开母体的滋养，需要以传统文化作坚实依托，这不仅是艺术家生命的归宿，而且是文化的自觉回归。

艺术大师马蒂斯对东方文明充满了无限憧憬，他的作品也表现出了东方绘画的线条律动，他的率性与纯真，散发着浓厚的东方写意气息。但是马蒂斯的根在西方，他用色彩拓展了西方野性十足的装饰画风。画家张大千通过重彩的泼墨写意，创造了有别于传统画风的全新气象，两位大师不仅有相似的愿望，而且有相遇的机缘，但是两人最终还是选择以本土文化作为自己的生命与艺术归宿。虽然艺术是不分国界的，但文化是有根的，艺术是在交融互通中得到发展的。但若是画家失去了本土文化的支撑，就很难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与那些急功近利的艺术家相比，大师们少了些空想和浮躁，多了些沉潜与内涵，这也是为何他们总能在变幻的精神空间中始终坚持自我。

因此，中国当代艺术要在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在新旧的更迭与对接中，牢牢抓住传统文化的根，实现艺术观念向传统的回归。

二、心灵走向：自然的回归

艺术作品要凭借内容的美来吸引和打动人心。没有好的内容，形式毫无意义，同样没有好的形式，内容之美也难以彰显。没有不同的形式就不可能有独特的、个性的艺术创造。好的内容源于艺术家丰富的心灵收藏。事实上，抽象艺术并非形式与内容的完全抽象，而是以形象元素为支撑的形式抽象。所以，艺术家不仅要向大师和传统学习，而且要丰富生活体验，让心灵回归自然。

许多艺术家之所以创作不出满意的作品，主要是因为心灵收藏匮乏，没有深入自然和生活中去挖掘艺术价值。正如清初画家石涛所讲的，要“收尽奇峰打草稿”。万事万物都有其灵性所在，我们疏远自然，自会被自然抛弃，古今中外的伟大艺术家，无一不深深热爱着大自然，并将大自然作为最大的灵感源泉和素材宝库。

有些艺术家的作品之所以感人至深，是因为作品中蕴含着生活的美和对人性的思考，是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一种精神创造与艺术升华。可以说，那些远离自然与生活的艺术家，是很难形成深刻的生命感受的，也就很难创造出优秀的作品。从马蒂斯到毕加索，从古典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大自然一直是艺术家创作的根底。但我们必须自觉于传统，回归于自然，学会从自然和生活中创造艺术。

正如画家米罗所讲，回归大地能让我们飞得更高。而米罗就是那个回归大地的人，他创造的充满童话色彩的世界，就是源于其西班牙文化血统中富于幻想、思维敏感、表现力强的传统。不难发现，艺术的生命需要在时间的洗礼下才能焕发新彩，艺术家脱胎于传统，心灵回归于自然，是一种生命经历的深刻反映，优秀的艺术作品从来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若是少了传统文化与自然生活的支撑，艺术世界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

三、信仰走向：理性的回归

真正的艺术经得起历史的淘汰，当艺术成为艺术家甘愿为之牺牲的信仰时，它的价值才是永恒的。没有思想内涵的艺术品就如同没有灵魂的空壳，是无法存活下去的。艺术大师们通常都是孤独的，只有处于孤独状态才能静下心来看，才能独立思考，才能展开创造。孤独产生的巨大能量，会让艺术家的思维变得更加活跃和清晰，掌控力和行动力也将更强。纯真是一种非常难以企及的境界，人类自古至今，创造的活力源于情感，不管是激情、悲情或狂喜，经典的艺术作品总能以情感人、以情动人，不管是绘画、音乐、舞蹈或文学，都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若是人类毫无情感，那么艺术也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在追寻孤独，就如同翟墨所讲的，“没有荒无人烟的孤岛就没有众所周知的鲁滨逊，少了孤寂的沉淀就没有美的独特发现与创造”。可以说，艺术家只有沉下心来，客观审视自我，远离世俗纷扰，以孤独而超然的心回归自然，回归本我，才能明白我们只是大自然的一种存在，才能找到生命的本源，并彻底激发自我的创造能力。因此，艺术家不仅要以饱满的情感进行艺术创造，而且要以理性态度客观审视自然与自我，实现理性的回归。

总而言之，中国当代艺术要在观念上回归传统，在心灵上回归自然，在信仰上回归理性，找到真正的时代出路，推动自身可持续发展。

摘要：“人民民主”、“法制建设”、“有效政府”、“政经结合”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四点基本共识。中国推进民主现代化的进程需要克服“制度起点高”和“基础比较低”的巨大落差，继续坚持“四点基本共识”。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继续坚持经济建设和公民社会建设，加强党的执政建设和政府职能建设。

关键词：民主;共识;现代化

“党的执政举旗帜，人民当家，世界大趋势。波澜壮阔三十年，实践证明硬道理。现代民主路远兮，漫漫荆棘，成功贵坚持。世纪书写中国卷，科学发展是共识。”以一首不规范的“蝶恋花”开启本文，是想表达这样两句话：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中国民主现代化的实现还需要很长时间。

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

有人会说，你这个标题有问题，共识在哪里呀?按照西方的民主模式和发展经验。中国还称不上“民主国家”，至多可以称得上“转型期”国家，是从专制制度转向民主制度。如果说得严重一点，你就是个典型的“党专制”国家，哪有民主?有人当然反对这样的观点和评价，认为西方那一套在中国行不通。普选目前不可行，竞争性政党制度不可行，权力制衡和公民社会自治也不可行。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相比有巨大的制度优势。此谓好得很，彼谓糟得很，总之没有“共识”。

如何认识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和评价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治建设的成败，国内外确实存在不同的意见和分歧。但科学的评价不是凭学者们的主观看法，而是由中国政治建设的实践决定的。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中国政治建设的实践出发，无论对中国政治建设持何种看法和观点，以下基本事实是不能否认的：

1，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那一天起，人民民主就是中国政治建设的主题。也就是说，中国要建立的政治制度，属于民主性质的政治制度，不是属于专制性质的政治制度。不过这种“人民民主”与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有本质的区别。邓小平就讲过：“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分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邓小平讲到的这“五个结合”，是人民民主不同于自由民主的基本特征。人民民主不同于自由民主的本质区别是“人民当家作主”，而自由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本质区别是“个人权利优先”。人民民主的核心价值是人民主权，强调的重心是“主权在民”，所以人民民主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要动员国家和社会力量为实现人民这个阶级联合体的权利和根本利益而奋斗，个人权利的实现要以人民权利和根本利益的实现为前提。而自由民主首先就不承认“人民权利”的存在，认为“人的权利”都是个人的，没有集团的。个人权利的根本是生命、财产和自由。所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是个人权利，强调的重心是“自由在人”。个人权利优先，人权高于主权，这也是近代以来为何西方接受民主制度的真实原因。因为经自由主义改造后的民主实质实现了自由对民主的转换或替代。自由民主要体现和维护的不是多数民众的意志和利益，而是所谓在法制面前人人平等的个人权利，其实质是保障社会精英集团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和垄断，保护私有制下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不受国家公权力的侵犯。在现代西方，熊彼特也好，达尔也罢，无论主张什么民主的内涵和定义，经验的或规范的，其基本内涵都是强调个人的参与权、表达权、知情权、监督权的实现，尤其体现民主化的最重要的指标是平等的选举权的法制规范和保障。现在西方比较有共识性的自由民主的经验性定义都与个人权利有关。因此，我们可以把自由民主作这样的经验性描述：“一次性授权的资本和强势集团多元竞争的人权民主”。而“人民当家作主”，从我国目前正在探索的典型经验和发展趋向出发，则是追求“人民大众在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的全程参与与党政统合的有效政府体制相结合”。“全程参与”和“有效政府”是人民民主不同于自由民主的两个关键区别点。

2，改革开放前我国曾尝试走国家民主社会化的实现道路，给人民以充分的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项自由，并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法定形式加以保证。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统治阶级掌控的超越社会之上的一种强制力。阶级社会的国家就是以暴力为依托使社会服从阶级统治秩序的一种力量。所以，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不仅要为实现最广大的人民权利和根本利益而奋斗，同时也要在这一过程中探索国家回归社会的实现道路，为消灭阶级和国家、实现社会自治创造条件，即实现社会从强制管理向自觉管理过渡。但改革开放前的民主政治道路的探索给我国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十年动乱”证明：国家民主的社会化和人民自治是需要条件的;人民行使自由权是要有限度的;无政府、无秩序、无法纪、暴力盛行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社会基本秩序和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的“民主”，更不是民主。现代化的民主不仅要实现“主权在民”，更要实现“自由在人”。“主权在民”和“自由在人”的结合是现代民主的一般特征。不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两者的关系上和政治主体的定位上排序和目的不同。但无论什么性质的民主，现代民主都需要法制化，“主权”和“自由”都需要制度化和法律化来规范和保证。没有法制规范和监督的权力和权利，哪一个走向极端或滥用都会使国家和社会陷入动乱和灾难。正是基于“十年动乱”的教训，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人民民主要通过制度、法律来规范、保障和实现，是邓小平为中国人民留下的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沿着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实践路径不断推进，人民民主的法制化建设和体制创新不断加强。“依法治国”成为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中国发展进步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普遍共识。

3，共产党领导的相对集中的国家政权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组织和集中使用有限的国家和社会资源，用于国家和社会发展最急需的领域、实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解决国家和社会急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保证现代化建设有步骤按计划推进，保证持久的宏观政治稳定。较之现代发达国家的政权体系，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建立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理念基础上的国家政权，建立在私人资本基础上的国家政权，无法实现国家和社会资源的有组织的高度凝聚和优化配置。“有效政府”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一个以“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建设目标的执政党，一个集7000多万社会精英和先进分子、组织严密、具有巨大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执政党，一个能够动员和调动所有国家政权力量和政治资源于同一个目标和任务的执政党，这笔巨大的组织和政治优势是任何建立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家和社会所不具有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社会快速稳定发展的事实证明，中国党政统合的政权体制，不仅可以保证“政府的有效性”，集中力量办大事，还可以使对执政党的先进性要求贯彻到国家政权建设体系，使政府这一在西方看来“必要的恶”成为“为人民谋福利”的强大的“公共善”。中国政府内在于人民的公益性和有执政党保障的“有效性”，这是一些仿效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梦寐而求不来的。索马里海盗之所以如此猖獗成为国际商贸的巨大威胁，需要各国派军舰护航，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失效”，四分五裂的国家和三个总统的政府根本无法履行最起码的安全职责。政府能够为国家和社会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优化的经济建设环境和服务，满足经济政治社会不断增长的发展需求，这不是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可以轻易做到的。中国党政体系强大的组织资源和政治影响力不仅保证了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也保证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安全。这不仅为中国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稳步推进提供了制度保障。

4，中国建国以来近6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是密不可分的。改革开放前，我国是经济社会建设服务于政治建设，因为错误地判断了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颠倒了政治和经济社会建设的排序，所以导致了“十年动乱”的发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颠倒了的经济政治秩序重新颠倒过来。经济建设是中心，政治建设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拨乱反正，释放了中国人民期盼许久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极大热情和创造力，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致富潜能和震惊世界的经济建设能量创造着人类最大经济共同体快速持久发展的奇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发展中大国的民主现代化建设作了新的诠释。民主是什么?在经济社会领域就是个人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的伸张和保障，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民主社会化的实现形式。改革开放使我国人民首先实现了经济社会领域的自由，实现了经济社会权利的自主。政治领域的民主服务于经济社会领域的自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关系发生的根本性变革。同时在狭义的政治领域，民主政治建设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推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和权利保障的诉求和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就是中国“政经结合”的成功实践诠释的不同于“政经分离”的另一种民主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宣告了所谓“普世主义”的狭义民主政治观的破产和“特色论”的广义民主政治观的诞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建设不能孤立地进行，要与经济社会建设相结合，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民主政治建设不能破坏和干扰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也要与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相适应。这种观念和逻辑是中国经济社会能够创造发展奇迹的真谛。解开中国经济奇迹的钥匙要在政治领域中寻找。

中国的政治发展和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人民当家作主是本质，党的领导是保证，依法治国是方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变革要求，与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和权利保障的诉求和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就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获得的基本经验和共识。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政治建设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是这个共识。这个共识也可以称作“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二、中国民主现代化的实现还需要很长时间

有了基本的政治共识和民主制度框架，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实现了民主现代化。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按哪种评价标准，民主化的实现都需要一段较长的历史发展时期。美国1787年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经历了1865年、1868年、1870年、1920年、1964年、1971年宪法第十三条、十四条、十五条、十九条、二十四条、二十六条修正案，共180多年，才真正实现公民普选权不受种族、性别、财产、年龄限制。英国经历的时间更长一些，从1688年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到1928年取消选举权的男女不平等经历了240年。中国1954年颁布第一部共和国宪法，到今日不过半个多世纪。50多年，虽然经历了两代人，但在人类民主化发展的历史长卷中，时间不算长。但有一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起点比西方发达国家要高得多。中国从第一部宪法颁布就规定，除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之外，我国“年满18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这种比较高的制度起点还体现在，中国要建设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这种民主既要体现民主主体的多数性，又要探索民主参与的全程性，又要落实民主实现的真实性。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克服资本主义民主存在的资本势力和强势集团对国家权力的垄断问题，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还要解决民主与效率的矛盾。把发展的效率与民主、平等、公正等统一起来，把政府的有效性与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统一起来，把一次性授权参与拓展为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的全程参与。真正实现“全程参与的大众民主”与“党政统合的有效政府”的有机统一。并且要把这种民主追求社会化为实际的政治生活。这样一个比较高的民主政治建设目标，比之西方以代议制、普选、竞争性政党制度、公民权逐步扩大为基本特征的民主化进程，有更高的价值追求和更为优越和复杂的制度设计。

若想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目标，实现中国特色的民主现代化，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首先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民主这种比较高的制度起点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比较低的基础之间有巨大的落差。民主现代化的实现不是空中楼阁，需要一些基础性条件。西方的经验证明，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财富与教育或识字率有利于建立民主制。其中公民社会自治是民主化最重要的社会基础。我国是一个缺乏民主和法制传统的国家，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基础条件都比较欠缺，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条件就更加不足了。比如社会主义追求民主实现的真实性，而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实现经济社会生活的共同富裕和平等，因为经济社会生活的不平等必然会造成政治上的不平等。在没有基本消除城乡、区域、不同职业及群体之间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的不平等，甚至这种差别还在不断扩大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人民大众平等的政治参与只能是法权意义上的，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人们不可能具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机会和影响力。比如我国城乡人大代表选举比例的差别就是政治不平等在法制上的表现。在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平等实现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社会大多数人对政治权利的需求还没有像对经济社会文化的需求那样迫切，社会主义的平等意识和法治权威还在形成过程中，公民的政治人格还不完全独立，国家实力在国际竞争中还处于弱势等等诸如此类的现实基础上，不仅民主实现的真实性得不到保证，甚至还会导致一些严重的问题和弊端。建国以来几十年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证明，我国民主建设这样一种比较低的基础，使我国民主政治在实际的运作中发生了许多的变异。比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家长制问题。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权力滥用和腐败问题，党的执政、国家权力运作、人民行使权利缺乏制度化和法律化问题等等。不解决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中这些基础性条件，社会主义民主高起点的制度优势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和充分的发挥。

我国民主政治“制度起点高”和“基础比较低”的巨大落差，需要我们创造条件，也就是在这个高的起点和低的基础之间架起连接桥，使我们既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框架和追求，又从比较低的基础出发找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现代化的实践道路。这就好比要在一个高山峡谷中架起绳索，前人没有走过。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但只要爬过去，就会尽快领略彼岸的无限风光;当然也可能爬不过去。甚至付出跌落山谷的危险，或者无奈退回来重走别人盘山的老路。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已经形成了基本经验和共识。这些基本经验和共识就是在“高起点”和“低基础”之间架起的连接桥。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找到了爬过高山峡谷的绳索，但这条路还仅仅是几条绳索，不仅极具诱惑力也充满了危险和困难。敢不敢义无反顾地爬过去，能不能坚韧不拔地爬过去，不仅挑战我们的勇气、决心和意志，也挑战我们的毅力、实力和耐力。这也是我在开篇“蝶恋花”中提到“现代民主路远兮，漫漫荆棘，成功贵坚持”的含义。所以目前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仍然是基础性的。我们要把这几根绳索加宽加粗，把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使我们爬过峡谷的“路”更结实更安全，即不断完善和优化人民民主、法制建设、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体说来重点要把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和政府建设这“四大建设”搞好。

首先是继续为创造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基础条件而努力。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不过“谋发展要讲科学”，要更加注重社会和人的需要，更加注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发展，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民主现代化实现的基础就不牢固。其次要加强社会自治和公民文化的培育。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现代化实现的社会基础条件。公民独立人格的形成和平等法制秩序观念的牢固确立，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现代化的实现是重要的主体条件。而这种现代的人格培育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有耐心和恒心，无论教育还是文化都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同时要大力培育社会自治，马克思高度赞扬巴黎公社是未来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形式，其主要原因就是发现了巴黎公社的政治体系从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管理转变为公社社员的自觉管理，也就是社会自治。社会自治代替国家管理是人类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由之路。所以要大力倡导和鼓励地方和基层民主自治创新，把“全程参与的大众民主”推广到全国的城镇社区和乡村。再次是加强党的执政法制化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法定的执政党如何保持它的先进性，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党的严峻考验。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使共产党人永远保持“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也就是“公为天下”的本色，真正实现“三个代表”，一方面还要把党的执政作为一项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用法制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党的执政行为制度化和法律化，使党权受到必要的约束和规范。作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法定执政党，作为没有反对党和在野党竞争压力的执政党，党的先进性建设、执政能力建设和执政法制化建设哪一个方面都不可缺少。再次是强化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建设，不仅使政府公权力的行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且要大力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尽快实现政府职能向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

如果说，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基础上的西方自由民主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已经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那么，作为一种超越西方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框架和形态，在中国正方兴未艾。蓬蓬勃勃创始并实践于中国广大城乡的各具特色的民主实现形式，正如晨雾散去后的曙光，已在中国大地上显露。我们既要展开双臂，去迎接那初生的太阳，普照神州;又要集中精力、加固绳索、强化自身，爬过高山峡谷，尽快领略那未来中国民主的无限风光。

1.以画写意

中国绘画艺术的思想性在中国画的创作体现在造型，用色，构图，题材等等许多方面。通过一定的画面内容来表达一定的意境意义，来体现作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观。也就是我们说的“以画写意”。 首先，中国画的造型具有平面性，装饰性，意象性等特点，其中意象性和装饰性都是想象力的产物。装饰性就是作者运用想象力对物象进行加工概括变形美化，使之既有物象的客观依据，更有作者的主观成分。意象性也是如此。只是相比之下，装饰性的主观更极端化，造型更图案化，意象性则包含一种自然真实的愿望，使中国画摆脱工艺装饰的阴影。顾恺之就提出“以形写神”的造型要求，使形的重要性进一步受到重视。正确的写形，才能正确的传神，成为意象性造型的重要法则。中国绘画传统，以“神形兼备”为皈依，重在抒发主体精神。绘画强调"以形与神，形神兼备"，不拘泥于形似的雕饰、而注重神韵的传达等创作思想，正是认识得了艺术创作中"造型"与"传神"两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绘画创作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即画家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把握，由表及里地强调对精神特征的理解，通过画家的主观精神因素，包括修养、品德、秉性等，与客观世界相融合，从而创造出具有深刻内涵的美的形象和境界。中国画具有浓厚的精神性。精神指导对于中国画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中国绘画艺术极其追求内心思想的表达和体现。而这种充分体现精神性的绘画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源于中国文化的传统底蕴，以及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思想家对艺术家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宋代的文人写意画的“意”其中就包含着对象的精神或气韵，同时投入作者的精神，赋予物象某种意义使有内蕴。如文同的<<墨竹轴>>画面着意于描写受到某种自然环境约束，因而弯曲生长的竹子，如何顽强的坚持向上发展，这是竹子的真实生存活力和作者所想表现的人格力量的高度统一。

其次来看中国绘画的用色。 我们以曾鲸的<<王时敏小像>>为例来讨论。充分体现了谢赫“六法”之一 “随类赋彩”的类型化，意象化，装饰化和平面化特色，几个颜色完全平涂的排成平面构成关系，只在脸部略加晕染，表明他只重视人物的精神而不是物质实体。平面简淡的造型与色彩，把物质性表现降低到不能在低的程度，以突出精神性特征—这就是中国画用色的精神性表现。 同时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画在用色上还尤为喜用墨色。它正好体现的是中国古代主体文化儒。道。佛的一些哲学观念，由具备这些哲学修养的文人士大夫画家反映到了“文人画”里。 孔子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作为艺术创作“游于艺”的前提，他游于艺的人生活动，都建筑在与“仁”的基础上。中国山水画天人合一的精神，实质上也包含着“仁”的价值观念。山水画包含着中国古人人格道德修养的自我完善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功能，就是受儒家学说影响而产生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发展起来的绘画艺术，也必然是具有极其浓厚的思想意义。 中国古代山水画的孕育产生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巨大，而只用墨色画山水最能体现道家的哲学思想观念。老子以“玄”形容微妙而深奥的哲学道理。“玄”在道家学说中的地位是很高的，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墨色一统天下的权威影响力。老子认为“五色使人目盲”，主张“见素抱朴”只用一种墨色而使五色抽象起来， 不同色阶的墨色，可以代表各种色彩的意义而存在，既足以表现物象，又不违背朴素之美，是臻于自然的最高艺术品位。他又强调“致虚极，守静笃”的哲学境界，静的意境由“玄”色来体现最为恰当，因为“玄”被引申为深沉静默。同时道家又讲究恬淡的修养，《庄子 天道篇》谓之：“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万物之本。”静和淡是相连的，宁静的黑色没有众彩的热闹刺激眩人眼目，便显得恬淡。所以，把多彩的绚烂之极归为单一墨色的恬淡，再加上虚静和朴素，便成就了中国绘画艺术创作本质的哲理性飞升。 先秦的美学思想，对中国绘画的发展影响极大。成为绘画艺术创作的主要指导和制约因素。首先是它所主张的艺术无用论，同善的，仁的，礼的使用论虽然是相矛盾，但都传播给后人，使得中国古代的社会和画家个人，拥有相互矛盾的美学思想。一方面承认绘画艺术的积极社 会意义。而另一方面又将绘画艺术视为一种不值得一提的雕虫小技，画家的社会地位不高。古代文人士大夫既爱画画，又耻以为业的心态，使得他们将画画只是作为一种业余的消遣，极少以百分百的热情投注到绘画创作中去，即使有闲情逸致，也都始终受制于之前思想上的束缚，循规蹈矩。先秦美学思想中对善，仁，礼的观念同时也融合在以儒家学说为首的文化传统中，这些思想为广大社会民众所接受，而作为中国古代绘画主体的文人士大夫更是主要的接受者，当然他们也就非常自觉的在绘画创作中贯彻这种精神。老子庄子崇尚自然的思想，于是欣赏自然美成为中国的主要思想主题。而同时他们对五色的否定和对朴素的提倡，以及虚静恬淡的哲学修养，影响了后世文人画家对工笔重彩的轻视和对水墨写意画的偏爱。以墨为唯一色彩的水墨写意画，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主体文化中儒学，道学，佛学的一些哲学观念。 战国时期，在思想领域出现了热闹非凡的“百家争鸣”的现象。有着不同世界观，价值观的思想家们相继将自己的思想主张和见解公诸于世。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孕育了中国古代人，无论是文人抑或是普通的民众的基本世界观和价值观。于是在他们的意识里就留下了思想家们的道德伦理观念，并且不断的影响着他们以及他们后来的人们。这种思想影子也成为他们行文做人的基本准则和依据。绘画艺术创作是一种精神活动付诸于物质的有意识的人类活动，当然也就不可避免的带上了创作者本人的主观思想和观念，于是也就成就了其作品的思想性。由上述道教思想对绘画的影响中，我们就已经可以有所了解了。 再看看佛教。佛教对中国画的影响以禅宗为最大，它是中国化了的宗派，易为文人士大夫所信仰。中国画的墨色观念和造型上所遵循的“不似之似”的观念以及空白的构图观念，就都体现了禅宗的影响。“禅”在修养上很强调“无相”的观念。“无相”不是没有“相”，什么都不用画了。《六祖法宝坛经》解释说：“无相者，于相而离相。”和“相”保持着一种乍合乍离的辨证关系，但关键在“离相”。“禅”意译为“静虑”，而“离相”则能体现“静虑”，不必为“相”所扰。

用单一的墨色图绘万物色相，是对于色彩的抽象。历史上所谓的“禅画”与中国的文人画有相通的地方，它在墨色，造型与构图上的观念后来和文人画汇流，共同促成了水墨写意画的诞生。而最能证明水墨画先驱们受道家等思想观念影响的是他们的创作精神与状态。张彦远就曾总结说到：“夫画物特忌形貌彩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这也是从道家观念出发，认为色彩过多，描写过于写实谨细，于是就不自然。 …… 第三谈谈构图。中国画在构图上包括九个方面的因素:布势(也叫布局或者章 法，经营位置)，气脉，开合，藏露，空白虚实，边角处理，穿插，题款押章，卷轴。中国画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许多空白没画。在中国画里，画到的地方一般称为实，没画的地方称为虚，虚表现为空白。空白不仅是色彩问题，还是某些具体事物的意象，还具有无限的精神容量。而当中的题款和图章中的闲章是中国画精神性的又一表现。 最后说到的题材就更加明显的体现着绘画在中国画家中投射出来的精神性因素。无论宗教题材，世俗生活，自然景观，花鸟虫鱼兽……都体现的是画家的某种精神意志，借画面来表达某种思想内容，抒发某种思想感情，都蕴涵有一定的人生观，价值观。 …… 东晋的顾恺之明确的提出了绘画表现对象的要求，他说：“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呆迁想妙得也。”在这点上他继承了战国时期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而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他特别注重的是人物画的“传神”，他把对绘画的一般性论述提到到独立的理论认识高度，从而开创了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研究的领域，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南朝谢赫“六法”的产生以及古代绘画艺术千余年来对气韵，神采的追逐，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到他的影响。这也充分说明了绘画艺术的思想继承性和深远性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就如谢赫的六法论(即气韵生动，古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成为中国传统美术的基本品评标准，时至今日，六法论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例如，“随类赋彩”它体现的是一种类型化的用色。中国古代艺术创作脱胎于传统悠久而深厚的工艺装饰艺术。它为了保持纹样的统一性，色彩运用就必须保持类型化。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牢固的思想意识与欣赏习惯。南朝的宗炳在他的《山水画序》里认为山水是以其外形体现“道”的，因而图绘山水形象可以领会虚无之道。但他提出的“应会感神，神超理得”的创作构思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成为有感于物而在内心一起反响，激起创作激情则充分表明了他的审美意识。他将山水画创作归于“神思”即强调艺术家的想象活动，这种对情致和已经创造的领略，无疑和后世追求的“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有一脉相承的关联，这也就充分显示出艺术创作思想上的继承性。

西晋陆机认为绘画的社会功能是“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唐代张彦远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这种“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的艺术观，构成了中国美术创作的核心思想，对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庄子批判孔子的道德规范，鼓吹精神自由，从而使求超脱，任自然的道家意识与重礼法、讲伦理的儒家思想形成了密切的互补关系。体现在美术创作上则是松动了艺术与政教的直接的从属关系。文人士大夫介入绘画之后，以儒立身，以道养生，在艺术创作中强调“畅神”，鼓吹“媚道”，推崇“超逸”，标榜“清高”，进一步把美术从单一的教育功能中解放出来，逐步演变为画家陶情怡性，抒怀言志，即进行精神上自我调节的手段。张彦远在强调绘画的教育功能的同时，也肯定了绘画的“怡悦性情”的一面。宋代以苏轼为首的一批文人画家，更在创作实上推进了这一创作倾向。元代倪瓒，在创作上主张“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这种艺术思想使绘画创 作的主观出发点，以及艺术观念、审美理想和批评标准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集中体现在美术作品的审美功能和主观表现被进一步强化，在形、神关系上更注重神韵的追求，并将绘画演变成一种诗、书、画合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中国的绘画艺术创作一向渗透着哲学和文学两方面的思想意识，形成了特有的概念与规范。 中国绘画的“情趣寄寓”和“以画写意”都体现了绘画的精神性特质。 任何形式的绘画艺术的创作中，都有与这一创作意念相对应的表现形式。这里的“意念”就是我所说的绘画艺术创作的思想性，它是精神性的东西，为了展示于人前，所以就要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形式表现出来。 反言之， 即是说艺术是把自己的精神和思想感情作为自己的表现内容。18世纪的欧洲著名的美术史论家文克尔曼就曾在这方面做过相关的讨论，虽然是相当的模糊和不深入。而后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美术史学家黑格尔把作为艺术表现内容的精神因素做了详尽而完备的阐述，他把精神因素作为艺术的唯一内容这一点，充分肯定和明确了艺术的最高追求。一方面从精神不断寻求适合表现的艺术形式出发，一方面又强调形式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就这样从辨证的角度出发，寻找精神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完满融合。“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见注释2)。 中国画传统强调人品、画品，实质上是重视人文精神。“人品不高，落墨无 法”成为一种传统话语的准绳。它究意有无道理?不好作答。不过，传统中国画都是将画需立品放在前面的。潘天寿说：“艺术为人类精神之食粮”(见注释3)。黄宾虹说：“笔墨精神，万古不移”(见注释4)都是在强调画背后的东西。画不只是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画传统是十分“人”“文”化的传统，也是十分人格化的传统。“物皆着我之色彩”(见注释5)。不是说人伦，便是讲文化，中国画传统以教化人生为旨归。南宋李唐的《采薇图》所描绘的历史故事，是人伦道德操守的直接教化，宋郭熙《早春图》(图3)所刻画的早春山水也是间接的在讴歌造化时象征一种崇高博大的精神力量， 其精神力量也有将自然人格化的意味。

中国画中的文人写意画则尤然，画“四君子”、画松柏、画萱草，画什么都有所寄托和象征，使所画之物品与作画者理想中之人格相胶合，为之标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