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史学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论文摘 要】 本文通过对中国史学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的研究分析，提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如史学中的忧患意识、人的自我修养、人本主义思想传统等，有助于我们民族素质的提高，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在中国史学中，人文这个概念出现得较早，《周易•贲》说：“观乎天下，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汉语中的“人文”，实出于此，意指人类社会的各种精神文化。当炎黄子孙把黄帝尊为“人文始祖”时，表明了中华民族乃是一个崇尚人文传统的民族。
人乃万物之灵，人之为人，在于有思维，“唯有思维，才能把握本性、实体、世界的普遍力量与究竟目的”（黑格尔语）。人又是社会的主体，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无法脱离社会而生存，同样，社会的发展也不能脱离人的生产实践活动以及文化创造活动。“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显示了两千多年前古代中国人已经认识到：要使天下（社会）得到教化，使天下（社会）趋于完善，人文因素是不可或缺的。现今，我们在提倡科学精神的同时，提倡人文精神；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就是提倡人文精神；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就是提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这不仅是涉及科学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涉及我们民族素质的提高，对于历史传统中人文精神的认识，不仅只有学术价值的层面，更具有实践意义的层面，这是因为；其一，人文科学发展无法脱离社会实践，社会进步也不能忽视人文因素；其二，作为中华民族整体的一员，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并把这种素质反映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与人的交往之中，以及做人父、做人母如何承载着教育下一代的任务当中；其三；在社会中，尤其是当今的世界已变成一个地球村，人与人的交往是一种跨文化的过程，我们的言谈举止、喜怒哀乐，无不打上文化的烙印。
从前秦到清末，人文这个词多次出现，指向是制度文明和文化教育，而西方的人文思想出自于文艺复兴时期，强调人的作用，人是宇宙的主宰，并且这个思想通过教育来完成和传播。
当我们从现实去反观历史，再从历史来审视现实时，我们史学传统里的人文精神、人文思想是鲜活的，具有超然性和超越性的意义，它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具有永恒的文化价值。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史学中的忧患意识与人的社会责任
忧患意识，在许多的史学家与士大夫身上反映出来，这个思想与情感表现在对子孙祸福，社会混乱，人民休戚，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上；表现为对于人及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命运的关注，这是惯穿中国历史文化始终的终极关怀。这里首当提到的是诞生于湖南的毛泽东，少年时便有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恤民精神，这与湖湘文化是分不开的，在湖湘历史文化传统中，民族忧患意识是千百年来决定爱国知识分子心中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因素之一，北宋时期的范仲淹，在《岳阳楼》中的拳拳之忧常在后人耳边响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近代的陈天华，谭嗣同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急形势，甘愿“横刀向天笑”，血溅刑场以醒国民，他们忧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忧国民思想之陈旧，忧国家政治之腐败，励精图治，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当我们谈到《史记》时，不能不想起司马迁，这位有良心有责任感的史学家——一个身体不完整的伟大男人，他自称是“刑余之人”，可他挥舞着书写历史的巨笔，将华夏文明上溯上千年，如果设有《史记》，那么，遍及全球的十几亿炎黄子孙，将发生以下六个认同感的危机：①同源的民族认同感，②同地同根的地域认同感，③同历史的时间认同感，④同文的文字认同感，⑤同情理的情理认同感，⑥同习惯的习俗认同感。那么，我们的五千年的文明就无从谈起。
这种忧患意识，使我们不能不再提及一个人，清代的诗人，思想家、史论家龚自珍。他曾说：“智者爱三千年史代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他没有说以“明君之忧忧天下，”或“以贤臣之忧忧天下。”
面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学习历史，思考历史，讨论历史，研究历史，我们不只是眼前之忧，临时之忧，不是短暂之忧，而是长远的忧患。这种长远的忧患意识，回顾过去，是深刻的历史感，展望未来，当从长远利益着眼，这不仅是史学家之责任，也是我们每个有良知的社会人之责任。正如顾炎武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p#副标题#e#
二、史学中重视人的自我修养，人生境界的提升
我们现代人都关注人生，关心我们自身的生命，关切我们本真状态，何为？这是因为我们感到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心灵状态出现了问题，我们焦虑、彷徨、不安，“非常郁闷”，甚至是“狂郁闷”，这是我们的心灵与精神“无处”之所在，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没了精神家园，我们现在“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也就是说我们缺乏终极的追求和关怀；我们缺乏脚踏实地的现实努力和关注；我们把每个个体认为是绝缘的存在；我们缺乏良性的人际关系；我们自身的本我、大我、真我正在逐步丧失。
作为一个中国人，是非常幸运和幸福的，这是因为我们面对不同的人生境况和阶段时，有不同的思想互相交流，给我们抚慰，给我们超越，台湾学者南怀瑾先生有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儒、道、佛三家，开不同的商店，儒家是粮店，道家是药店。这是因为人的存在是一个永远未完成的过程，也许此时是一马平川，春风得意，也许那会儿就会阴云密布，危机四伏，需要道家的“药”来医治；佛家好比一个中央商场，百货商店，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因此我们说，道治身，佛治心，儒治世。
当今，许多有识之士在关注社会人类的自身修养问题，并发现我们越来越多现代人的自信心，不是建立在对个人自身价值的认识上，而是建立在对一个异己的身外目标的占有上——这就是财富和权力。难道我们这个社会的动力和运作机制都是在鼓励人们获取权力和财富吗？还是使人们所有本能中最强大的一个——占有欲得到无限的膨胀？使强者希望无限地运用自己的权力和力量，使弱者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强大起来呢？
人们深感这不仅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纪，更是充满危机的世纪，当前的金融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心病加剧，价值标准的失范，道德的滑坡，信任危机等都严重影响并制约着社会的和谐发展，而科学技术又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把人类带入天堂，又可以把人类引入地狱，对善和恶都有可能带来无限的可能性，真、善、美与假、恶、丑的颠倒。
清末民初时期我国的思想家严复，他指出中国国民素质有三大弱点，一是民力，二是民智，三是民德，这三差，难以使当时的中国现代化，这难道不是我们今天仍要关注的问题吗？
因此，加强自我修养使我们每个公民更具有理性，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面对残害婴幼儿的劣质奶粉的泛滥，面对腐败现象的蔓延，面对道德的伦丧，面对拜金主义的抬头，面对玩世不恭和游戏人生的态度，仅靠法制的“他律”是不够的，还要加强公民自身道德修养，而人生境界的提高是维护个人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之泉。
三、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传统
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奇迹，不是高科技，而是人。因为高科技还得靠人去创造；人类最重要的开发对象，不是大自然，也是人。因为先有人类的自我开发，才有人类对大自然的开发；人类最值得珍视的宝藏，不是金银珠宝，还是人。因为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尊严，远比金银珠宝要贵重得多。所以，研究人文科学，尊重人才是当今全世界的第一要务。
从我国历史发展来看，西周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人世间的客观历史不是天命决定的，而是人事，也就是人世间的善恶、治乱、繁荣、衰败，都是由人自身决定的。这是人文精神在史学中得以确定和不断发扬的过程。
司马迁的伟大之处，他不仅认识了这一点，而且在《史记》中把他这个思想非常有分量的反映出来。《史记》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本纪是写帝王的；世家是写诸侯以及一些特殊人物，比如孔子、陈涉；更多的是列传，写了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在七十二列传中，对于历史中的各种人物，司马迁是有选择的，其中有几句话：“扶义倜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意思是说要做一个既正直又潇洒的人、有见识，能够看清形势，不让自己错过历史的机遇，而这样的人是要有责任感的，二十四史，也是以人物为中心，包括历史的进程，朝代更迭，各种制度以及天文、地理等，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象二十四史”这样有这么多人的活动，是人本思想的一个标志。
中国历史中有名的“贞观之治”，是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在贞观年间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政策和措施，适应了当时的形势，在较短的时间内，把乱世变成了治世，使唐朝成为世界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朝代，而这其中，与李世民本人对人才的珍爱和对大众痛苦的深切关注分不开，其中一例是出现了“贞观君臣论政”，李世民说：“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凡事皆需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因此他确定了“偃革兴文，有德施恩，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以文治国”的总方针，围绕这一方针，建立了一个适应形势要求的领导集团，任人唯贤，不拘一格起用人才，拔擢一大批精干的官吏，如道士出身并参加过农民起义军的魏征，原为李建成的宫臣，在李氏兄弟争夺皇位的过程中介入很深，曾劝说李建成早日除掉李世民。可是，李世民不计前仇，委以重任，太宗本人的“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而正是他虚怀若谷，不仅消除了敌对势力的疑虑，而且网罗了一大批有政治才能的朝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能臣，魏征“直言敢谏”，太宗“从谏如流”成为一种风尚。而从另一个角度，一个杰出的人，伟大的人，他要有一定的历史舞台，否则他也不会发挥作用。
而今，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人，关注人的生存，也关注人的发展。而我们提倡人文科学，关心、关注、关联人的发展、人的幸福。关注人的意识，理想、观念、信仰等是让人能以离开狭义的动物，狭义的经济动物，狭义的政治动物，而使人成为各种关系的创造者，改造者和推动者，真正使人文科学变成我们个体生存、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和精神食粮。
【参考文献】
［1］ 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 袁振国，当代教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3］ 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