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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为根据,合着世界发展的节拍,经历了一个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强调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综合发展的变化过程。近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问题展开广泛的探讨。
科学发展观意义重大,地位重要。基本要点是,坚持以人为本,它把历史主体论、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论与执政为民的共产党执政理念有机结合起来,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高扬了社会发展中人的价值思想,突出了发展的主体问题,是人本主义发展观的体现。全面发展的思想深化了社会发展的整体性思想,突破了唯经济主义的发展观,拓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内涵,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中统揽全局的执政能力问题。协调发展的思想丰富了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和谐性、平衡论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统筹兼顾、互动互促、良性循环的和谐发展机制,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助推发展中的体制性建设路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体现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时代性把握,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认识,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中所担负的深远历史责任。另一些人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总结和指导党的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光辉典范,它的科学性、现实性和深刻性,不仅在于准确地把握住当今我们党所处时代的脉搏,而且还在于它立足历史唯物论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开辟了社会发展评价尺度的新视角:社会发展评价尺度应是以生产力尺度、制度尺度和人的全面发展尺度为主要内容的三维发展尺度体系。新发展观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它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提出了一个完整严密的评价尺度。它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评价尺度的理论提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如果变换视角,从社会文明演变和人类文明的拓宽来说,科学发展观实现了从两个文明、三个文明到四个文明的飞跃。邓小平的文明观重点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统一。他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系统地阐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关系。江泽民的文明观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认为社会主义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内在地包含了四个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在对传统发展观彻底颠覆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理论产物。生态文明倡导整体性、持续性、公平性的原则,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观,勾画了人类未来文明的发展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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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习惯的不同,决定了它们所表达的相同事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然而,由于语言之间的相通性、相融性,也决定了不同语言的相同事物之间又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必然的共同性。英、汉姓名的异同就是其差异性与共同性的具体体现之一,而在其中所蕴涵的深远的文化底蕴是值得我们回味与咀嚼的。本文就英汉姓名的文化内涵及其翻译方法进行粗浅探讨。
姓名的翻译要遵循两个原则:“名从主人原则”和“约定俗成原则”。“名从主人原则”是指在翻译姓名时,要以该姓名所在国语言的发音为准,而不管该姓名是直接从原文译出的,还是从其他文字转译的。换言之,就是译哪个国家的姓名就要以哪个国家的音为准。如Skolovski“斯克沃夫斯基”(波兰语发音),而不译作“斯科路夫斯基”(英语发音)。“约定俗成原则”是指有些姓名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已经有了固定的译法,就应该继续使用下去,即使有的不够妥帖,甚至错了,但因多年来已为人们所公认和熟悉,这样的译名也该继续沿用,无须另定译名。如英国著名作家George Bernard Shaw正确的汉译名应是“乔治·伯纳·萧”,但过去该作家的名字一直被译作“萧伯纳”,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汉名,我们也只有错误地沿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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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国家的灵魂,文化强国战略就是通过发展国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来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及其内涵价值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文化战略是指国家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扩大文化市场和文化消费,造就文化人才,使文化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实现国家经济、社会、教育、科技、生态与文化的和谐发展,形成国家的文化品牌,提升国家的文化辐射力、传承力、创新力、支撑力、竞争力等,增强国家文化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提高人民的综合素质。文化强国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市场、文化消费和文化人才的综合实力居于国际的第一方阵。文化强国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强国对公民素质的影响
科学文化素质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包括良好的教育素质、科学素质、文化素质。科学文化的力量,越来越深刻地成为改造世界、推动国家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通过文化强国建设,使国家公民具有较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现代文明行为方式是文化强国的最首要特征, 也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地表现在是否拥有科学文化力量,以及多大程度上拥有科学文化力量。 人民必备的文明行为能力是文化强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人民如果都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传承家庭美德、崇尚职业道德、升华个人品德,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那么就很容易树立起良好的国家整体形象。
二、公共文化的建设
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推进国家级、省级、市级、区县级重点文化设施建设,促进基层文化设施建设。大力实施数字文化建设工程,促进数字网络技术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应用。完善的文化活动信息发布机制,健全的文化新闻发布制度。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和运行机制。政府职能转变,由办文化到管理文化转变为治理文化和公共文化服务上来。满足实际需要的公共文化产品,建立公益性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制度,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公示制度,建立经营性文化场馆的优惠服务制度探索建立对高雅艺术演出活动的票价补贴机制。健全的公共文化资金保障体系。坚定的公共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和基金保障,明确的政策、法规保障,完善的公益性文化事业资金筹措引导机制。
三、文化强国对国家形象的影响
国家形象传播是由国家形象传播者包括国家各级政府、企业、居民等推动,通过国家符号的选择来传递国家理念,以吸引国内外公众的行为过程。国家形象传播力是指一个国家通过形象推广、宣传公关、媒体传播、企业诚信、文化交流、公民行为素质等各种传播渠道来影响人们对这些内部诸要素的总和以及各要素之于国内外人们的总体印象和感受,从而累积或改变人们对一个国家印象的能力。文化强国的国家形象传播力能够让人们看出这个国家的风格、特色以及文化特点,增加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和理解,并能够产生文化和情感上的认同和共鸣。
四、国家历史文化的传承
国家文化传承是文化强国的责任和使命,增强国家文化传承力是国家各级政府和人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国家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和利用,保护工作机制完善有效,国家文物数据库动态管理系统完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及时到位,文物保护手段和方式现代科技含量较高,物质文化遗产在安全保护的前提下得到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形成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完善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传统文化在扬弃中得到弘扬和创新,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国学被大力重视和提倡,国学热成为时尚,国家内涌现出一大批国学大师和传承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时代理念的得到了极大地弘扬。随着各种文化事业的发展,各地区的图书馆,文化馆,展览馆都在积极做好宣传工作,把我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文化展现给每一个人,在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培养了大家对文化意识的认同,营造出最为良好的文化遗产保护氛围。
五、文化强国的创新力
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建设最大的推动力就是不断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让文化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这也是建设先进文化理念,繁荣发展我国传统文化,增强本国文化软实力的最有效措施。先进的文化发展需要各种相应文化机制的建立和健全,更需要文化思想的不断创新,也需要文化形式的多元化和文化环境的新鲜化。在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遵循政企分开的原则,由政府领导部门牵头带动社会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
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实行新闻发布制度,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建立法人治理机制;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有较强的尊重创新、鼓励创新、主动创新和保护创新的意识;完整的系统的文化强国战略;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是文化的吸引力、号召力、凝聚力、辐射力的源泉;浓厚的文化创新环境。文化创新力是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与影响力。先进文化创新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活力所在,在当今以科技竞争为核心的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经济能否保持较快发展,能否保持可持续发展,主要取决于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科技产品的研发能力、文化产业的创意能力。
六、文化强国的品牌竞争力
文化品牌的建立是文化强国的一项重要内容,文化品牌一旦建立起来可以在市场经济运作中获得丰厚的品牌价值和品牌利润,并且在市场发展中率先获得独占性。文化品牌效应是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对文化强国建设至关重要,能够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影响力,能够给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机遇,吸引投资,推动旅游。文化强国要形成一批代表国家形象、具有国家特色的文化品牌,要创立适合国内外人民需求的文化品牌,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富有创意的挖掘和提炼,开发深受人民喜爱、市场占有率高的文化品牌产品,满足不同群体、不同国家的文化需求。
七、文化人才创造力
人才资源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一个国家、民族、社会的兴旺发达,关键在人才。无论是发展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一方面要靠资源,另一方面要靠文化人才,两者缺一不可,但在这二者中, 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人才,尤其是能够提供文化创意的文化人才。繁荣和发展国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根本途径就要培养一大批素质优良、业务精湛、结构合理的文化行政管理、文化经营管理和文化艺术专业方面的专门人才。文化人才是具有良好的内在文化素质,能够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不断努力取得创造性文化成果,并对人类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的人。文化人才的内在文化素质是其特有的认识文化现象、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和进行文化创造的知识和能力,体现了文化创新的特质。创造性文化成果是文化人才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进行的文化传承、生产、经营、管理、创新等。
当代大学生在传统道德文化强国的视域下应该更为积极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合格的高校学生,学习大学国文课程不仅是审美的精神享受,更是精神层面的成长。
一、何谓大学国文
国文是建立在国学大的背景下展开的。广义的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狭义的国学是先秦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国文是指本国的语言文学作品,民国时期的国文就是现在所说的语文科目。“国文”顾名思义,堂堂一国之文,中华民族的五千年的文明之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之根、文化之根。它唤起的是我们意识深处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依赖感。需要说明的是,1949年之前,“语文”被称作“国文”。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国文课的学习更强调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现代语文的学习则更强调功能、更强调应试,进而忽略了原有的本族文化意蕴的深刻内涵。
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厚的文化积淀。“国学”就是指根植于中华大地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文化精粹,它是我们民族精神成长发育的基石,也是一个国民尤其是大学生应该接受的基本素养。然而,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网络化带来的文化多元现象,弱化了我们对“国学”的传承。而大学的人文素质课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传承文化的重大使命,作为教师更应该正确引导学生们汲取国学瑰宝中人文素养的精华,从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二、大学国文教育现状
(一)主动学习意识不足
当下主流意识是功利的,从而忽略了人文素质课基础课的学习,当代大学生普遍认为专业课才是自己立足社会的基本,忽视了写作、演讲、面试的能力。这些综合能力才是一名合格大学生毕业的立足之本。现在的学生书写能力不及高中水平,错字处处可见,表达能力欠佳,在这个时候更需要唤醒他们对国文学习的主动意识。
(二)国文教育缺失的原因
在功利社会的背景下,大多数人重物质不重精神,这是社会大背景下的原因。中国文化的精神风貌不再像古代受到重视,儒学之风在物质世界极大丰富的今天已经俨然被削弱。大家之所以喜欢陈晓旭版的《红楼梦》,封其为经典,不仅仅是因为剧组演员的敬业。在当年拍摄伊始,他们就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培训,学习其中的文化课,使演员被知识熏陶,慢慢融入其中。然而,在当下急功近利的社会,鲜有剧组会花费大量的金钱与时间在拍摄的前期准备过程当中,大多数人都把预期效益、投资费用看得很重,从而忽视了当中蕴含的文化纲常。当代高校学生重视专业课的学习、考试课的学习,忽视考查课和人文素质课的学习,归根结底是因为追求学分的功利心。从而忽视了各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忽视了课程设置的科学性、学科外部的关联性。当今学生更注重学分,忽略了需要学习相应的文化,夯实自己的学习能力,最后达到增强自己的综合实力的目的。
(三)相关表现
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本国历史的地位在一片“振兴国学”的呼喊声中却仍在下降,这种巨大的反差不能不使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感到忧心。出于这种对弘扬母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感,我们高校老师更应该自己以身作则把母语教育和人文教育很好地结合起来。各个高校更应该加强基础学科建设,而不是任意删改觉得“没有用”的学科,着力把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联系,使学生更能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
大学国文课程设置的走向究竟需要强调人文性、强调工具性、强调审美性、强调适用性,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现代大学里开设了很多通识课程,很多都有提高人文素质的作用,但通过提高驾驭母语、品味母语的能力来提高学生综合人文素质的课程恐怕非大学语文莫属了,所以大学语文课程应是集工具性与人文性于一体、通过学习品味语言来提升学生精神境界和终极关怀的一门通识教育课程。倘若脱离了工具性,便失去了这门课程的基础;倘若脱离了人文性,便失去了这门课程的方向,而大学,则更强调人文性。母语水平和人文素养是大学语文课的两大支点。所以需要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强调文化元典和文学经典的结合,以及知识性、审美性、趣味性的结合。
三、大学国文教育的重要意义
(一)加强语言规范性
语言文字应放在大背景下考量,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使得创造的文明得以继承。语言的产生与发展是对社会主流意识的肯定,比如“点赞”“给力”,新词汇的产生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得以流传和发扬。外国语的大量深入,提醒我们注重本族语的文化倾向性。对语言文字要有责任意识,使其健康发展。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推广普通话,写规范汉字。作为一名一线教师,要将其落实到每一节课中,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丰富和发展。在尊重方言的同时,推广普通话,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建设和谐的社会。
(二)提升语言表达能力
口语的表达能力是学生能在当今社会立足的重中之重,如何在经济发展的现在能够迅速地抓住机会,才是通往成功之路的试金石。口语表达的基础又是语文能力学习的外在表现。高校毕业生应具备基本的演讲能力及面试能力。不善言谈和不善表达的话,就很容易给人留下能力不高和思想匮乏的印象。这样的人不管处在哪一个社会层面,也不管走到哪里,都不会轻松地进行人际交往,也不会得到足够的器重和赏识。要想摆脱这种不利的境地,就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让语言成为架通事业成功的桥梁,让语言成为连接自己和他人的纽带。语言表达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立世和处事的成败。因而高校大学生应通过国文类的课程提高语言表达能力,以增强语言方面的自信力。
(三)增强教育品德功能
人品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学校和老师有责任和义务加强学生的品德教育。韩愈在《师说》中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把传道、做人放在第一位,其次是知识的传授。巴金勉励后辈“说话要说真话,做人要做好人”。先贤的众多论述,都强调了做人的重要性。诚然,不做好人,就不会说真话;不会做人,“努力学习”就失去了方向,甚至会起相反的作用。孔子也讲“不学礼,无以立”。待人以礼,待君以礼“君命召,不俟驾行矣”(《乡党》)。在大学里学知识固然重要,修习人品更重要。比如清华大学学生硫酸泼熊事件、复旦大学学生投毒事件,这些血淋淋的事实都在提醒我们,学生应该以德为本,德育是首要。尤其是高校教师更应该提高自身素质,加强培养学生的品德。从每一句话、从每一节课、每一个学期做起。
(四)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纲常
世人一讲到儒,马上就会联想到孔子、孟子,因此很多人便想当然地认为,“儒”是从孔子那时才有的,“儒”都是孔子、孟子那样的人,他们胸怀天下、知识广博、讲究仁义。其实这些都是误解。早在孔子之前就有“儒”,他们的流品非常复杂,有“君子之儒”,也有“小人之儒”。孔子常常教导自己的弟子要做“君子之儒”,而不是“小人之儒”。后来经过孔子的不断努力,把那些“古儒”改造成“新儒”,这就是思想史上讲的“儒家”。历朝历代也把这种儒家思想延续至今。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儒”为“柔也,术士之称”。“儒”为什么会有“柔”的意思呢?我们分析,这可能与以下两点有关:一是“儒”源于东夷,而东夷诸族柔逊多礼;二是初期的“儒”多是有学问、有本事的公族,亦即读书人,而读书人大多性情柔逊。
从汉字的结构看,“儒”字从“人”从“需”。“需”的本义是密云在上,雨要下而未下的样子,因此“需”字有办事不坚决果断、性格柔弱的意思。凡是从“需”的字,常常都有柔弱是意思,如“孺”“孺”“糯”。许慎所讲的“术”,有时并非泛指所有的杂术,而是专指所谓术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那么他讲的“术士”,也可以专指熟悉六艺的读书人,他们都是帮助诸侯用六艺教育人民的人,都是人民教师,当教师时间长了,自然有股文弱之气,所以被他们成为“儒”。儒家学说主要内容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和自身修养。
无论是孔子讲做人的道理,抑或是孟子讲政治,都以“仁”字为出发点,做人到治国,仁爱之心一脉相承,这就是孔孟思想“仁”的核心。他们的重点是人,也就是指人的心性和品德,因此孔子和孟子从始至终都非常重视人格修养。儒家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文化纲常和道德的最高标准。实施国学教育就是要充分发挥高中语文教学的自身优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积淀国学底蕴,大幅度提高人文素养,将对社会公德、各种公约、规章制度、行为规范的被动遵守转变为一种自觉意识、自觉行为,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
大学需要更多地培养应用型人才,德才兼备才是培养的首要任务,是重中之重。在大学国文意识形态下,教师更应注重学生的德育培养,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质。应用型技术大学的崛起势在必行,由此,更要构建出一套合理的教学方法,以适应这种人才培养模式。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中国共产党一直都重视文化的发展,重视用先进文化来武装全党、引领社会,在我国几千年的文化长河中,中华民族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创造出了博大精深的、优秀的华夏文化,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奉献,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是中华民族进步的精神力量以及重要保证和支持,不仅开辟了中华文化走向复兴的光明前景,而且推动了社会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
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越来越重视文化的作用,对它的认识程度也越来越深。对于“文化强国战略”这个问题的提出并不是一举成功的,相反,它是我们党在经历了几十多年的辛苦探索,不断深化对文化的认识后,才最终形成和提出的。
2002年11月,党的召开。这次大会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对于文化事业发展的任务以及部署,这是我们国家的文化体制改革步入崭新的历史阶段的标志。
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拥有全局性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
2007年10月,党的报告具体阐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和它的战略地位,在如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繁荣这一问题上,提出了重要的指示和要求。
2011年10月,党的全会,通过对目前形势的分析,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我国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会上提到,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对他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行高度的培养,增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我们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仅要做到文化自觉,更要做到文化自信,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而奋斗。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历史规律,也体现了在先进文化发展这一问题上,党的执政能力作用的发挥,更彰显了中共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性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我们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的时代条件下,作出的满足各族人民精神文化需要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有利于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深刻认识文化的作用和地位,使我们更加自觉地自发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奋斗,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前进。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在全国人民面前许下的承诺。从党的十八大为起,我们国家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要让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提高,而且要让人民的文化生活得到丰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增强文化软实力。亿万中华儿女不懈追求的光荣梦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重要的精神支撑是文化的繁荣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我们党是一个有着文化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文化建设,历来都高度重视。坚持文化的前进方向、团结奋斗力量,用先进的文化来引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以新的文化视觉、新的文化成果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不管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还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改革发展都要加快步伐,时刻牢记文化建设的任务,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途径
为了文化的发展,为了提高我们国家的实力,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带领下,用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实践,弘扬我国优秀文化,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目标,促使文化建设步入一个新的台阶。实现这样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必须选择科学的文化发展途径。
1.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关键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最关键的一点是增强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要使文化生产力得到不断的解放和发展,使文化体制不断得到深化和改革,不仅要创造学术民主,还要发扬艺术民主,激发全民族的活力,确保人民的基本的文化权益,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让中华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各民族文化之间,应形成各具特色、和而不同、互融共存、全面发展的良好态势。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增强,将为文化强国提供强劲的原动力,使文化持续大发展大繁荣,促进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2.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道路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系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幸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加快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对于文化强国的建立,不仅仅是要坚持正确的道路,要知道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必须做好充分准备,随时迎接新的挑战。
3.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必须提高党的领导能力
对于文化强国的建设,坚持党的领导是前提,要提高党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引领能力。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文化才能够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并与之相协调,使人民的精神文明需求得到体现。作为执政党,如果不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就不能领导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党。所以,为了文化的发展,必须提高党的引领能力,以此来保证文化强国的建设。
四、结论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化强国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奋斗目标,在各个方面都不能松懈,面对的挑战还很多。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文化素质,鼓励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投身文化建设上来,学习和借鉴那些优秀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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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于美的认识来自各个感觉器官的体验,是人类精神满足的感知,这是人类生理和心理共同活动、人与物互相融合、直觉和思维互相补充的结果。在设计艺术中,美感不仅是艺术设计形式客观的反映,更主要的是接受者主观的感受和联想。
设计艺术学和美学都是人文学科,而设计艺术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一门更新兴、更具交叉性的学科,因此设计艺术美学的基本定位也是人文学科,主要研究人类在设计艺术的创作和欣赏活动中的价值实现问题。在当代西方美学中,对设计艺术的美学研究有取代纯粹艺术美学研究和美的基本原理研究而成为美学的趋势,研究设计艺术美学、走向设计艺术美学是时代的发展趋势。
设计艺术的美学是一种应用美学,是把美学原理应用到设计艺术中而产生的一种美学,这种美学消减了生活与艺术的距离,使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这也是当代社会与文化的一个突出变化。西方学者维尔什在《审美化过程:现象、区分与前景》中认为:“近来我们无疑在经历着一种美学的膨胀。它从个体的风格化、城市的设计与组织,扩展到理论领域。越来越多的现实因素正笼罩在审美之中。作为一个整体的现实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审美的建构物。”对设计艺术的审美应作整体的把握,它的内涵包括功能美、形式美、技术美、生活美等。
1.设计艺术的功能美。设计艺术的功能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适用、经济、审美。适用兼具实用和使用,设计艺术一定要具备满足人们需求的实际用途,同时还要为人们提供良好的使用方式和使用环境,要使人用起来方便、顺手、舒适、安全等。设计艺术的审美,不是为了美而美,而是功能与审美的统一。
2.设计艺术的形式美。形式是艺术作品内容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艺术设计作品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表象的表现形态。形式美是对美的形式的知觉抽象和概括。设计艺术形式的美学意义与主旨思想的美学价值的有机结合,又包含设计作品本身所显现出来的意境和情趣的美。
设计艺术形式的意境美。设计艺术的意境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感情化为形态,做到托物言情,情感与境界相和谐,情形合一;另一方面就是凝聚、象征和暗示,做到意在象中,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虚实相生。对艺术设计作品的鉴赏和感受,可以使人进入一种情景交融、虚实统一的精神境界,使审美主体超越感性的具体物象,领悟到某种宇宙或人生真谛的艺术境界。
设计艺术的形式美还体现在实用的基础上。实用功能反映在产品的技术性能、环境性能和使用性能上,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实用功能。在设计艺术实践过程中,尽管实用功能是最基本的功能,但是实用与审美两方面的功能的侧重却要视不同类型和不同档次产品而各异。
设计艺术的形式美还体现在简洁上,尤其是在现代设计艺术中。简洁体现出视觉的完整、单纯和一目了然的特点与当今社会所倡导的快节奏、高效率和节约时间的生活方式相吻合。简洁的本质表达出的效率显示了人类社会发展文化的基本特征,人类发展的文明史实际上也就是不断提高生产、生活效率的历史。
3.设计艺术的技术美。在西方美学史上,纯艺术一直是主流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美学因之称作“艺术哲学”。美学家们忽视了技术美的存在,从手工业时代到大工业时代,直到今天的信息时代,技术美一直存在着。技术美作为设计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即功利性、物质性和情感性。人类最早的设计活动,是从实用功利出发的,而审美意识是在实用意识中孕育而成的。
4.设计艺术的生活美。设计艺术的本质,就是对人们生活方式的设计,生活美就是设计美学的主要范畴;社会生活方式(劳动方式、娱乐方式等等),往往决定了设计艺术的审美本质。设计艺术之中的生活美,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如服饰的美、家具的美、交通工具的美、产品的美等。
设计艺术的美感来自审美主体对它的直观把握和使用经验,它是以感觉为基础的。设计之美中的造型美、结构美、材质美、形式美等,无不以它们具体的、生动的可感形象,直接作用于人们的审美感官。人的感觉是客观对象和主观意识之间的渠道,是审美主体与设计美感之间的沟通桥梁,知觉是各种感觉的有机结合。审美知觉不是知识的判断,也不是科学的归纳,它往往带有浓厚的情感,是视、听、触、味、嗅等感觉器官的综合体验;设计艺术的审美想象是创造性与适应性的统一。艺术设计师要关注人类审美的变化规律并以此作为设计的判断依据,与时俱进,才能把握不断变化的设计艺术美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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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影响,在相当长时间里构成了民族共同心理和主要的思维方式。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 :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及其发展过程的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及其发展过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体现现代精神的道德观念相融合,成为我国公民道德的主流。但由于商品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社会道德滑坡和对传统文化忽视的现象。是非、美丑界限混淆,不讲信用、欺骗欺诈以及渐渐失去自己传统的文化底蕴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会对正在成长中的我们大学生思想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对这样的问题我感到非常痛心并为此着急!迫切想为传统文化尽一份力,但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内涵及其发展过程。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和谐,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文化的兼容。中国传统文化突出理学知行合一的学风,它以研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迈情感,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影响了几千年饱学之士的价值观,成为一双无形的手牵动着文明的进步!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文化历来关注现实人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经》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这种人世的人生哲学,培育了中华民族敢于向一切自然与社会的危害和不平进行顽强抗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强调人生幸福靠自己去创造。要实现现代化,这种自信自尊的精神是决不可少的;传统文化体现了知行合一的观念,中国儒家文化所讲的“力行近于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重知轻”的认识论思想,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现现代化,当然要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社会主义实践,这又与马克思唯物主义完美契合在一起了;中国传统文化也非常重视人的内在修养与精神世界,鄙视那种贪婪与粗俗的欲望,孟子认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对人格的根本要求,这种传统美德,对现代人格的塑造,是非常可贵的。但我觉得最可贵的就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筑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今天,一个国家只有走上现代化,国家才会繁荣富强。而实现现代化,靠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团结互助则反应了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社会只有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形成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社会风气,社会才能充满温馨与和谐,才能给人带来希望与力量。上述种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一部分,仅此就足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但是,时光切换到近现代。鸦片战争失败使国人对自己的器物产生怀疑;甲午中日战争惨败使国人对自己的制度产生怀疑;巴黎和谈的屈辱让国人对自己的思想也开始怀疑!对中国屹然存在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国魂此时经历第一次浩劫。中国传统文化第二个衰落时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十年浩劫和改革开放更上加速了传统文化的衰落。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没有做到“趋时更新”,饱受冲击;在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后,我国引入了竞争机制,传统文化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竞争力下降,受到了更大冲击,衰败的速度加快。
文化,尤其是对一个民族的特点和历史走向产生过明显影响的有形文化是一种有机的活体,有她或她们的历史生命和灵魂。看一个文化是不是活着的,就要看她的基本精神是否还能打动现实的人群,与实际生活和历史进程有呼应。
不少人有这样一个幻觉,以为只要中国还在,中国人还在,普通话还在,关于中国的学问和文化遗产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还安安稳稳地存在着。但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活生生地存在着,但是就要被我们遗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面临断子绝孙、无以为继的重大危机。 自新文化运动、“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遭遇了什么异变呢?其实传统文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横行而来的西方文化顶替掉了,而且其残存的部分也正在被全球化过程进一点一点扫荡干净。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以团体的方式、以自己自觉地继承儒家的道统或文化精髓的传人了,像儒家这样,影响曾经那么根深蒂固,却在不足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其传承团体荡然无存的情况可谓绝无仅有。
但是儒家乃至传统文化中的独特是否还活在人们心中呢?情况似乎是:尽管还有残存,但已岌岌可危。经过白话文运动和以拼音文字为目标的简化字异变,再加上民国后禁止在学校中读经,以及语文教学中的西式“科学化”的影响,当今的年轻人极少能够直接进入传统文化的语言世界,即能够直接阅读传统经典并能用古文写作散文和诗词。传统语言目前只能以“成语”、“引语”一类形式残存于人们的话语。呜呼哀哉!
看看他国的做法吧,印度人在建国后,花大气力复活梵文这个早已死去的古代文字,法国政府为了维护纯洁法语、对抗英语的话语霸权也是不惜工本,而中国人何以对维系祖宗文化的语言龙脉就如此绝情,非认定它是落后的根源而务必铲绝?在成年累月地阅读和体会通俗文和英文之后,偶一读到古文,那种领会的透亮、亲切和理解的丰富入微让人如饮仙酿。中文的悠久、丰厚和灵性在世界文字中是无与伦比的,摧残它真比砍伐原始森林、变草原为沙漠还充满罪过。
最近例如韩国申遗,法国拍卖圆明园文物等事件开始撼动国人的文化大厦。有些人认为端午节本来就是中国自己的文化记号,韩国的申遗滑稽又可笑,但是这些看起来荒谬的做法却是一声警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四面楚歌了。看来,弘扬传统文化迫在眉睫!
但是,在高喊抢救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依然有必要回答一下“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才有弘扬的必要”这个老问题,也就是传统文化的扬弃。只有对旧事物进行阐释、辨认、甄别、取舍、改造和推进,才能完成对历史垃圾的清除和对文化精髓的弘扬。著名学者朱大可说:“传统文化应当接受普世价值的检验。所谓普世价值,就是被全人类所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像爱、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正义和教养等。凡是符合这些普世价值的传统文化,就可以被继承和弘扬,相反,凡是违背这些价值的,当然要予以抛弃。”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博大精深的,想要一下就通晓或者无论是谁都通晓,肯定是不切实际和苛刻的。所以,像近期“京剧进小学”和某专家呼吁的的“论语100遍”之类,才会招来那么大的骂声。
所以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复兴是一个长期而且艰苦的过程,需要广大大学生的积极配合,因为他们才是弘扬和扬弃传统文化的骨干力量。
儒学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影响,在相当长时间里构成了民族共同心理和主要的思维方式。单就儒学思想中的“修”、“仁爱”、“礼仪”、“信”、“义”、“廉耻”、“忠”、“孝”、“自省”、“慎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类似相关内容而言,如果剔除其阶级的功利色彩,对培养当今大学生基本生活准则、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的态度以及自我控制的教育,无疑是正面而有益的。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有道”。所谓“有道”有两个特点:其一、所有的人都按照礼制规定,上下有序、各出其位、各称其事。其二、不要使礼之“分”走向破裂和对立,社会道德规范基本一致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时,就可以用“有道”的思想强化学生对于遵守基本社会生活规范、养成的良好行为及礼节、礼貌习惯等,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意识。
大学生除了养成正确的社会公德意识外,还可以丰富完整的校园文化氛围,将传统文化寓于形式多样的校园活动中,如可开展如经典诵读、礼仪践行、乐音怡情、丹青妙笔等活动。学生既喜闻乐见又能广泛参与,既耳濡目染又潜移默化,通过深深体味浓郁的文化气息,最终使文化活动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精髓,在每个人的身上得到内化和升华。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它包括了自强不息、奋发有为、乐观向上的人生追求;社会与历史责任感以及爱国主义情操;把握现实,面向未来的胸怀和眼光;义利兼顾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尊重、理解和关心他人、宽容合作及互助奉献的精神。大学生正是要树立这样的富有鲜明时代感的文化精神!有了坚实的人文底蕴就会牢固地构筑起精神支柱,而正确的精神支柱的构筑对崇高的思想品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罗素曾说过:“中国文化的长处在于合理的人生观”。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刻认识和概括。传统文化是中国古圣先贤几千年经验、智慧的结晶,其核心就是道德教育。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贯穿始终。褒善贬恶、追求崇高的思想品德,向往理想的道德人格,涵养美好的精神情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导思想,是大多数思想家所一贯追求的。在人和人的相处中,一个人既要有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创造精神,又要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爱人如己的博大胸怀。只有“与天地合其德”,才算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这才是一个21世纪高素质人才应该具有的境界。
弹一弹《渔舟唱晚》吧,听听古筝和二胡的完美演绎;品一品《牡丹亭》吧,感受古老爱情的唯美;来一笔瘦金字体吧,体会丹青妙笔的大气磅礴;看一看《本草纲目》吧,了解了解中医的智慧;我们可以折风筝、泥人面、对弈围棋;我们可以品龙井、吃饺子、操练太极。在历史的风尘里,在岁月的长河中在我看到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手握镰刀收割自己的灵魂,周而复始的命运,一轮又一轮的涅盘,使得炎黄的智慧以及繁衍得以生生不息……有生命力的民族,一个强大或追求强大的国家,无论经受怎样的磨难总是可以从坎坷中奋起.。正在这不断的涅槃中,形成发展并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带领下,领导并长期推动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复兴,坚持并完善科学执政方式,健全民主集中制,推动党在推进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复兴上的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恳请党组织听听我的想法:
我想政府要积极引导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培养能够传承传统文化的人和民间团体。要制定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发与复兴战略路线。要加强宣传扫清制约传统文化保护与复兴的观念瓶颈。打击假借传统文化之名宣传封建、西方落后意识和价值观的行为,大学生应该在传统文化上保持清醒的头脑,抵制西方浮华思想的诱惑,扬弃传统文化。要形成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荣的观念,坚持了解传统文化,自觉抵制西方落后思想和意识的侵蚀。要积极宣传传统文化,提升传统文化认可率。自觉学习并推广、传播传统文化,坚持用传统文化约束自己的行为,切实做到“立德立功立言”。
国门逐渐向世界打开,使得大学生的心胸与眼界也逐渐开阔,中国发生了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让成长中的大学生看到民族复兴的希望,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正逐渐被西方同化。要知道国家灭亡了不可怕,可怕的是民族失去国魂,失去几千年来相互传承的核心价值体系。拾起国人的精神食粮比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重塑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比GDP增长的高能消耗更有意义;扬弃传统精神文化,树立中国特色的新文化精神,学习老祖宗的优秀品质和天人合一精神比盲目照搬摄取西方文化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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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体育舞蹈的独特之处,在以审美视角审视体育舞蹈的时候,也应该做到审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对待。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从美学视角探讨体育舞蹈内涵的存在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从美学视角探讨体育舞蹈内涵的存在
“舞蹈是视觉与听觉两个方面的艺术,视觉上占有空间性的艺术美,听觉上占有时间性的音乐美”当代舞蹈家吴晓邦曾经这样界定舞蹈的。从某种角度来讲,舞蹈源于情感,作为情愫的载体,势必会具备着自身独特的审美情趣,这同样界定了体育舞蹈的美学内涵。
追溯体育舞蹈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现代交际舞,到2010年广州亚运会体育舞蹈项目多项金牌,体育舞蹈事业在我国发展取得突破性成绩。当然,荣耀之后也不得不承认,与世界体育舞蹈水平来比,体育舞蹈的差距还很大,尤其在体育舞蹈审美趣味方面的理解还不是很深刻,对于体育舞蹈的独特魅力和风采也体会不深。或者说,造成体育舞蹈领域落伍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运动能力上,更在于体育舞蹈运动者对于体育舞蹈缺乏审美层次的深层次理解,因此,在表达肢体语言,在阐释体育舞蹈精神的时候,难以以融入情韵的方式表现出来。
从宏观角度来讲,以美学视角去探讨体育舞蹈内涵存在,有利于健全体育舞蹈理论体系,是进行体育舞蹈事业的前提和基础;有利于将审美教育更好地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去,对于促进人文精神和谐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有利于推动全国性体育舞蹈事业的发展,是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体育舞蹈,融合体育与艺术元素,充分展现出人体运动机能,也表现出意识形态的艺术美。不同于一般的体育项目,也不同于常见的舞蹈类型,其有着自身的特点:动作规范标准,脚法,架势,动作组合都有着严格要求;视觉艺术美,能够表现出别致的韵味和风格,给人以欣赏之娱资;群众基础广泛,对于年龄职业没有过多要求,能够成为民间锻炼的重要表现形式;兼备锻炼健身和娱乐情操的效能,可以成为业余生活的调剂品。
基于体育舞蹈的独特之处,在以审美视角审视体育舞蹈的时候,也应该做到审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对待。因此,以美学视角去审视体育舞蹈内涵的存在,需要从多个角度入手,具体来讲,主要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2.1身体美视角下的体育舞蹈内涵
身体美,是美学视角的基础和前提,其是以体育舞蹈运动员健康的身体为载体,以生理和心理健康为前提,展现出来的美丽。评价和考核这种身体美,涉及到多方面的审美要素,如身体构造方面的体型、容颜、姿态、线条、舞蹈表现方面的柔韧、协调、力度等。在实际体育舞蹈赛事过程中,体型、姿态和线条往往在身体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女性在此过程中展现出来轻柔匀称,优美曲线,男性在此过程中展现出来的阳刚健壮,稳健有力,融合到一起,将完美地展现出人体的魅力所在。
详细来讲,身体美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身体素质方面,运动员快的速度、强的力量、好的耐力,是完成各种复杂舞蹈技术的前提和基础,都需要身体素质作为支撑。以拉丁舞为例,这种舞蹈对于身体的各个部位的柔韧性都有比较高的要求,这就需要参与此项体育舞蹈的人员能够适应这样的锻炼需求,身体各个部位可以灵活的跟着节奏进行操练。
其二,形体美,其考虑的问题比较多:体型是否符合美学要求,能否给人一种匀称协调的感觉;姿态是否优美舒展,一举一动能否都展现出良好风范;线条是否曲线匀称,或者粗狂刚强,能否将舞蹈动作做到极致;容颜是否落落大方,能否表现出独特的气质之美;服装是否符合舞蹈风格,运动人员身材特点,能否营造和谐的舞蹈氛围。
2.2运动美视角下的体育舞蹈内涵
运动美,是指体育舞蹈员在进行舞蹈运动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是思维和动作的综合反映。可惜的是,很多体育舞蹈运动员一般都会以模仿的手法,去编排舞蹈,缺乏创新意识,难以表现出自身独特的体育舞蹈魅力,从本质上讲,是处理不好舞蹈技术,舞蹈创新,舞蹈表现形式,舞蹈风格关系所导致的。运动美的实现,需要达到以下几项要求:
其一,在体育舞蹈进行过程中,能够将各个技术动作完美地呈现出来,其完美程度就是其技术之美。这不仅仅需要具备风格化展现,还要符合力学基本原理和人体生理结构,并且符合审美的基本需求;当然不同体育舞蹈,其关注的技术要点是不一样的,华尔兹关注的技术动作在于轻盈飘逸,旋转多变;而恰恰关注的技术要领在于转动挤压性的胯部动作。
其二,在进行体育舞蹈训练过程中,可以尝试以全新的方式,融入更多新的元素,使得体育舞蹈富于变化,表现出更加新奇的情趣。如一家体育舞蹈舞种的变化,音乐选取的不同,对于套路进行优化整合,并且将其中添加个性化动作,由此构建成为全新的体育舞蹈,以此去吸引大众的眼球。
其三,在进行体育舞蹈项目的过程中,能够表现出运动员技术战术思维,意志品质,依据肢体动作和心态变化,综合表现出体育舞蹈的运动之美,突出风格变化带来的美感。这就是为什么西方音乐强调,不仅仅需要震撼人们的心灵,还需要调动人们的全部感官,融入到音乐舞蹈中去。
2.3精神美视角下的体育舞蹈内涵
体育舞蹈作为艺术表达形式之一,其势必存在精神美。尤其在舞蹈运动过程中,为了能够达到舞蹈美,而付诸行动,刻苦努力,拼搏自强的情谊随处可见。精神美,(下转第107页)(上接第100页)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人类本质特点的具体体现。因此,在体育领域我们有了女排精神,有了乒乓精神,将其运用到体育舞蹈项目中去,邀舞、起舞、共舞过程中体现出的礼节,不仅仅展现出伦理道德给予我们行为举止带来的影响,也表现出舞蹈者对于体育舞蹈艺术的尊重。体育舞蹈中表现出来的精神美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礼仪之美,作为体育舞蹈的一部分动作指令,其蕴含的就是礼仪之道,表现出来的优美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文化文明结晶。如在摩登舞蹈中,运动员需要向在场的人员行礼,并且在结束之后,再次谢礼仪。一举一动之间表现出对于女性的尊重,对于观众的尊重,是文明的产物。
其二,协调之美,在体育舞蹈过程中,以团体形式进行,就涉及到协作工作,能够在这样的活动中表现出团队精神,实现从自我向大我的超脱,也表现出了比较振奋人心的精神之美;
其三,意志之美,体育舞蹈中不仅仅会对于人体提出过高的要求,还对于人的意志力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如果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坚强的意志作为支撑的话,也难以将体育舞蹈的精神诠释出来。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意志之美,会使得人的情操得以培养,信念得以磨练,是舞蹈教育人的最佳方式,表现出来的美是难以衡量的。
以美学视角去审视体育舞蹈事业发展过程中,更多的是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使得其朝着有利于体育舞蹈事业发展的方向前进。首先,注重体育舞蹈审美理论的完善,设立专题项目,鼓励专家学者进入此领域,为开展体育舞蹈文化内涵实践探索打下夯实的基础;其次,积极学习西方文化,结合体育舞蹈特点,地域文化因素,查缺补漏,不断实现体育舞蹈竞技水平的提高;再者,强化教育和宣传,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舞蹈项目中去,鼓励体育舞蹈培训机构的发展,发挥其在促进体育舞蹈事业发展方面的作用;最后,注重体育舞蹈的情感教育,审美教育,改变以往的体育舞蹈教学观念,发挥体育舞蹈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作用。
体育舞蹈,展现出来的身体之美、运动之美和精神之美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但是如何使得自身体育舞蹈事业沿着有利于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发展,是教育事业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现代城市文明需要探析的问题。虽然目前体育舞蹈审美意识淡薄,很少有人可以从美学的角度去看待体育舞蹈内涵,但是随着体育舞蹈美学优势的展现,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重新界定体育舞蹈以及其在美学方面的效能,届时体育舞蹈事业将有着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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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获得的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内涵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内涵全文如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指导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1.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维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3.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4.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5.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6.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7.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
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8.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9.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
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上述九条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相互关联,不可分割,要掌握其完整体系和内在逻辑。胡锦涛同志指出:“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理论,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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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师学习政治理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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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专注于将旧的制度和价值系统击垮并摧毁,提出了一整套的战术和战略构想,这部分类似中国古代兵家和纵横家的领域,经过了历史的实践检验,已证明其行之有效。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内涵及对高校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内涵及对高校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启示全文如下:
论文摘要: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内涵。毛泽东倡导和实施的党性教育、德治教育等在在当今高校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而对干部教育培训规章制度的完善和教育方法的创新;对思想教育、维护稳定、制度完善、方法创新等为主要内容的高校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干部思想;党性教育;德治教育;高校人事改革
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是毛泽东以马列主义为基本立场,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创新应用,进而总结出来的具有高度内涵、鲜明特征的思想理论体系;其最初萌芽可追溯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到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束,这个时期,毛泽东着重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理论运用到了干部教育实践去,其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后经过中国国内革命和建设的不断充实和完善,最终形成了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体系。
毛泽东注重对干部,特别是中高级领导的培养,这也是毛泽东干部教育的重要原则和一大特点;因为其关系到各级党委领导班子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关系到我党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根本胜利,关系到我党基本方向和前途命运等重大问题。而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高等学校,自1999年高校合并、扩招以来,高校的规模急剧增大,高校干部工作人员、教学人员、后勤人员队伍也日趋增多,高校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一方面,努力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水平,加强高校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可以使高校在市场经济时代更好地使用、留住、储备、吸引人才,为高校更好更快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意义重大;另一方面,维护高校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的稳定是高校一项重大的任务,也是各高校面临的重大问题。
思想指导行动,毛泽东干部教育培训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内容;同时以培养干部的党性为基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干部思想理论培训的目的是培养有党性的干部;也只有符合党性的要求,干部思想培训才有效果。
毛泽东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就十分重视学员的思想理论教育,他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要求学员要学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长征时期,毛泽东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
而与此相呼应的是,毛泽东也一直非常重视干部的党性教育,他认为党性是党员干部的灵魂,真正的共产党干部必须要有坚定可靠的政治信仰,把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而深入学习马克主义思想理论也是为培养干部的党性做好思想准备,他曾精辟地概括共产主义的党性为:“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漫骂或讥笑。”他提出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鲜明地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原则的立场。”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党的干部只有真正地为人们服务,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把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才是真正地彰显党性,才是真正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宗旨,也是毛泽东干部教育德治思想的核心。毛泽东在党员干部中开展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德治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判断干部价值的标准,把全国人民的幸福作为奋斗目标和行为准则,要求军队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妇女干部应当率先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说: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此,“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德治有很高的地位,孔子曾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并在党员干部中开展德治教育。德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方式,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辨证统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德治的内容,而德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形式。这两者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毛泽东对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冲突的看法,他认为: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国家、集体利益发展了,个人利益也会随着发展。
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毛泽东在干部教育培训方面也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更加规范地引导干部教育培训。
据统计,在延安时期,干部教育培训就设立了:学校教育制度、任职教育协调制度、学习监督制度、学习引导制度、学习奖惩制度等。同时,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要多读马列主义名著,读名著可以快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说:“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并亲自推荐相应书籍,在延安时,他要求高级研究组和学习组把《辩证唯物论》、《新哲学大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作为必读教材;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干部要认真学习《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论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等12本马列著作。
根据我党在革命、建设中大部分干部的文化程度不高的实际情况,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认真地学习补习历史文化知识和科学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领导和组织群众革命。在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级别的干部,采取不同的学习方法,培养干部的读书兴趣。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强调的是要学习军事知识与技能,时刻准备打仗,培养重点党团员和工农干部;抗日战争时期,强调的是干部的组织能力和发动群众工作的能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强调则是提高干部的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从战争的指挥者转变为建设的内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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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钱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通过存入金融机构、投资或者上市流通等手段使非法所得收入合法化的行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公职人员洗钱行为分析及其洗钱罪内涵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在对国际公约、国内外洗钱罪定义进行法律概念对比的基础上,结合案例分析,发现我国现有的洗钱罪定义无法判定和识别不法公职人员上游经济犯罪后的下游洗钱行为。针对该问题,提出了狭义公职人员洗钱罪定义,即“不法公职人员通过上游经济犯罪获得非法资产,掩饰、隐瞒其真实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看似合法化的过程”。利用该狭义定义,将公职人员非法资产处置方式重新划分,最后从狭义公职人员洗钱罪定义入手完善法律制度;控制上游经济犯罪,遏制下游非法资产处置;加强监管与舆论警示,重点打击资金外逃转移三个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公职人员;非法所得;资产处置;洗钱行为;洗钱罪。
不法公职人员为了掩饰上游经济犯罪敛取的非法所得,会通过各种方式在下游进行非法资产处置。
随着中国对不法公职人员进行的持续高压态势,洗钱成为掩盖不法所得的主要手段。中纪委的通报引述不完全统计称,2010年内地非法资金外流是4120亿美元,2011年达到6000亿美元。仅2012年中秋期间出境的公职人员有1100多人没有按时返回,其中714人确定为外逃。在中国,每年因洗钱而引发的资本外逃高达160亿美元,占招商引资总额的40%[1]。洗钱活动及其特点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反洗钱的制度体系和执行措施应该及时调整和不断优化,《中国反洗钱战略实施机制》的首条就是构建反洗钱刑事法律体系战略的实施机制[2]。为了有效开展反腐败工作、遏制资金外逃与转移,有必要对不法公职人员以洗钱为主要手段的非法资产转移行为进行研究。
洗钱一词作为刑事术语最早诞生于美国,是指黑社会将非法收入与合法商业活动的现金收入混合在一起,从而使得“脏钱”看起来合法或者“干净”的过程[3]。基于不同的背景与目的,各国以及国际组织对洗钱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认识。由于世界各国对洗钱上游犯罪、洗钱主体、洗钱客体、洗钱主客观方面界定的不同,就形成了当前多种多样的洗钱定义表达。
(一)国内外关于洗钱罪的立法。
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主要规定三种洗钱行为:(1)明知财产的来源是公约所规定的毒品犯罪,为了掩饰隐瞒其非法来源或者是为了帮助犯罪人逃避法律追究而通过各种渠道转移财产的;(2)明知财产的来源是公约所规定的毒品犯罪,但是采取了掩饰隐瞒其真实来源、性质、所在地或者转移其所有权、占有权的行为;(3)明知财产的来源是公约所规定的毒品犯罪,但是仍然对其进行占有、使用或者处分的行为[4]。
美国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5]。美国1986年通过了《洗钱控制法》,该法将洗钱定义为“任何人明知一项金融交易的财产属于非法所得但仍然进行或者企图进行涉及法定非法活动所得的交易;故意促成非法活动或故意隐瞒非法所得的性质、地点、来源、所有权、控制权;逃避州或联邦法律规定的申报制度内行为;任何人从美国的某地向美国以外的某地转移或企图转移货币工具或资金或者从美国以外的某地向美国的某地转移或企图转移货币工具或资金,明知所转移的或企图转移的货币工具或资金涉非法所得,而故意隐瞒该非法所得的性质、地点、来源、所有权、控制权,逃避州联邦法律规定的申报制度的行为”[6]。
中国《刑法》第191条洗钱罪,定义洗钱为“行为人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而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或者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之行为”。2006年的《反洗钱法》,在具体列举了七类上游犯罪类型的名称之后,又加入了一个“等”字,以覆盖将来可能出现或者更为宽泛的上游犯罪类型;在洗钱的行为方式方面,规定更具原则性与灵活性;关于主观方面,《反洗钱法》没有规定行为人必须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为主观目的。
分析国际公约与各典型国家关于洗钱罪的定义可知,各定义基本上涵盖洗钱行为的基本模式,相同点在于都是以转换、转让为手段,隐瞒、掩饰或协助为目的。不同之处在于,清洗的对象由“狭义的非法贩运毒品”之财产发展为“犯罪收益”;上游犯罪由狭义的“非法贩运毒品罪”发展为定义下确立的各类犯罪;主体由自然人(他犯)发展为自然人(他犯、本犯)加法人。从中可以看出洗钱定义在洗钱犯罪构成要件上的发展趋势。尽管由于腐败犯罪日益猖獗,中国将贪污贿赂罪犯罪列为上游犯罪,但由于犯罪主体为他犯,并不包括实施贪污贿赂罪的本犯,因此对于中国不法公职人员的洗钱行为很难界定。法律制度的不完善,造成对不法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监测的困难。
(二)中国关于公职人员洗钱的研究。
中国关于洗钱的研究,大多是在洗钱罪的司法制度完善等方面,也就是说关于公职人员洗钱方面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经济学家黄苇町称腐败洗钱为“有中国特色”的洗钱方式。他分析了中国贪官洗钱的几种形式:先捞钱后洗钱、边捞钱边洗钱、连捞钱带洗钱、跨国转移洗钱[7]。刘朝阳将腐败洗钱的方式分为同步式腐败洗钱和衔接式腐败洗钱两大类,并提出其猖撅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现有的法律、管理和合作方面的漏洞[8]。欧阳卫民提出了“中国反洗钱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认为洗钱行为是腐败行为的继续和延伸,反腐败必须反洗钱,反洗钱已成为国家反腐败能力的重要体现[9]。纪德强通过介绍贪污贿赂洗钱行为模式,对中国检察机关打击贪污贿赂洗钱犯罪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分析了中国贪污贿赂洗钱犯罪的现状和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困难,提出了解决目前中国反贪污贿赂洗钱困境的对策[10]。牛强将贪污贿赂洗钱方式归纳为投资经营型、跨境转移型、委托型、分红型洗钱等,并运用经济学的成本与收益理论对腐败公职人员的洗钱行为作了进一步分析[11]。而从经济学角度对不法公职人员洗钱定义进行界定的研究相对较少。
(一)实证统计结果分析。
传统的非法资产处置的划分并没有清楚、明确的界定,经总结,经常出现的非法资产处置方式有匿藏、消费、豪赌、洗钱、买官敛财、行贿、转移境外与慈善共八大类[12]。
根据本课题组的实证统计结果,不法公职人员贪污类犯罪占所有案例的69。6%,其中有90。3%的不法公职人员上游犯罪类型是贪污和受贿[13]。而下游非法资产处置方式划分较模糊,未区分洗钱性与非洗钱性,例如消费中的奢侈性消费与转移境外方式都涉及洗钱行为。只有明确不法公职人员的洗钱定义,才能准确划分出洗钱性、非洗钱性的非法资产处置。
(二)案例分析。
【案例一】:姜人杰,前苏州市副市长,2001年开始担任苏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建、交通、房产开发等13个领域,同时兼任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和苏州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
2008年10月,因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其具体犯罪过程为:2001年至2004年间,姜人杰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四家房产公司和一家科技公司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0867亿元、港币5万元、美元4000元。期间,姜人杰多次利用其子姜荑出面受贿,将受贿所得投资其子开办的公司洗钱,通过开公司的方式转移资金。姜人杰等人犯罪流程分析如图1所示。
【案例二】: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利用职务之便,每天受贿近万元,成为重庆“第一贪”,其妻付尚芳系因亲属受贿被控“洗钱罪”并判刑的全国第一人。
具体犯罪过程为:2001年至2008年初,晏大彬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公路、桥梁等工程的发包、修建过程中大肆收受贿赂,接受建筑承包商行贿达60多次,犯罪所得共计人民币2218。4万元以及1万美元。期间,他利用出差机会先后将受贿所得中的2100万元交给在外地的妻子付尚芳保管。其妻在明知该款系晏大彬受贿所得的情况下,为掩饰、隐瞒资金的来源与性质,将赃款中的940多万元用于购房、投资金融理财产品和存入银行,其中有740多万元以其本人和亲友的名义购置了7处房产,有110多万元存入以其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有近90万元以其本人和亲友的名义投资于得利宝人民币等多种金融理财产品。此外,赃款中还有900多万元现金被分装进9个纸箱藏匿于一处空置的房屋中。晏大彬及付尚芳犯罪流程分析如图2所示。
通过案例分析可知,姜人杰、晏大彬为了使贪污受贿得来的非法资产安全甚至合法化,本人实际参与并同时利用儿子或妻子,采取了匿藏、存入银行、投资公司、购买房产、购买基金等非法资产处置方式掩饰、隐瞒“黑钱”。两人虽涉嫌洗钱行为,但由于法律制度不完善,刑法规定洗钱定义并不将上游经济犯罪实施人作为洗钱罪主体,所以均只以挪用公款罪或受贿罪判处。若可明确界定不法公职人员洗钱行为,则可增加判定洗钱罪,数罪并罚,严厉打击公职人员经济犯罪与洗钱犯罪。随着社会的发展,公职人员非法资产的处置行为也不断“推陈出新”。
洗钱已成为公职人员非法资产处置的主要方式,中国目前法律所给出的“洗钱”定义,已经不能准确表达出公职人员洗钱的特点。因此,结合公职人员自身特点,将“洗钱”方式重新界定具有重要意义。
在探究国内外洗钱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不法公职人员非法资产处置途径实证结果分析,以及案例分析,发现公职人员洗钱行为在上游犯罪及下游资产处置等方面有其自身特点。因此有必要对公职人员洗钱罪进行明确定义,以有利于针对不法公职人员反洗钱工作的开展和研究,进而建立健全有关法律制度,有效遏制公职人员腐败和洗钱行为。
(一)公职人员洗钱特点分析。
近年来,国内腐败公职人员“洗钱”日益频繁,这类“洗钱”犯罪的案例和数额已经远远超过黑社会组织。不法公职人员洗钱行为与其他犯罪洗钱行为有着相同的洗钱阶段,都需要经过放置、离析和归并三个阶段[14],同时也有本身独特的行为模式。其发展速度,已超过了传统的“洗钱”。正如经济学家黄苇町所分析的,中国不法公职人员洗钱活动主要有四种形式:一是先捞后洗;二是边捞边洗;三是连捞带洗;四是跨国洗钱[15]。
(二)狭义公职人员洗钱罪。
与一般性洗钱定义不同,本文在探究国内外洗钱罪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不法公职人员非法资产处置途径及其洗钱特点分析,进行狭义公职人员洗钱罪内涵探究。
狭义公职人员洗钱罪可定义如下:“不法公职人员通过上游经济犯罪获得非法资产,掩饰、隐瞒其真实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看似合法化的过程。”该定义并非为考虑全面因素条件下的公职人员洗钱罪定义,而是具有实用性和针对性的定义,故称为狭义定义,其特点与狭义性如下。
1。定义中的公职人员[16]为: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国家行政、审判、检察、党务机关工作人员;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大中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中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与大中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人员之间有交叉部分,而并非《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把公职人员分成的八类。
2。《刑法》第191条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定义为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这七种特定犯罪。通过对已有案例的研究发现,公职人员的上游犯罪行为具有其自身特征,并非刑法规定的所有上游犯罪都适用于公职人员。上游犯罪应能直接产生非法所得,即那些可直接产生非法所得及其收益的犯罪,诸如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可以成为公职人员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类型。有些经济犯罪如行贿,在一般情况下不能直接产生非法所得,因此,不属于本定义研究范围。
3。犯罪行为主体为自然人,即不法公职人员,并不涉及金融机构等法人。其中“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公职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4。该狭义定义涉及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法公职人员上游犯罪主体与洗钱主体一致,即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行为人与洗钱犯罪行为人是同一人,是指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行为人本人利用金融机构、特定非金融机构、网上银行、地下钱庄等采取各种操作进行的洗钱行为。第二种是不法公职人员借助特定关系人或者单位对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进行掩饰和隐瞒。其中“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公职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以上两种情况均可判定公职人员涉嫌洗钱行为。
结合公职人员非法资产处置特点及狭义公职人员洗钱罪定义,本文认为,非法资产处置中的奢侈性消费、存入银行(以他人名义将不法所得存在银行)、投资、行贿等资产转移方式均被认为是狭义公职人员的洗钱行为。而将匿藏、存入银行(以自己名义将不法所得存入银行)、赠送他人等方式看作非洗钱性资产处置方式,不列入本定义范围。
(三)《刑法》第191条规定洗钱罪定义与狭义公职人员洗钱罪定义比较。
洗钱方式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机械化到高科技化的发展历程。在国内,不法公职人员急需将经济犯罪得来的非法收入合法化,洗钱成为将非法收入合法化的重要手段。因为不法公职人员洗钱具有其自身特点,与一般犯罪分子洗钱行为不同。其特点有虚假性、复杂性、专业性、国际性、隐蔽性。结合本文所下狭义公职人员洗钱罪定义,从法律角度出发,归纳出《刑法》第191条关于洗钱罪的定义与狭义公职人员洗钱罪定义对比(如表2)。
从上表可以看出,狭义公职人员洗钱罪定义与《刑法》第191条规定的洗钱罪定义相同之处在于,均以掩饰、隐瞒非法所得为目的,表现为故意犯罪,侵犯复杂客体。不同点是,狭义公职人员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是针对公职人员特点而定义的以贪污贿赂为主的经济犯罪;虽然两者均是以“隐瞒、掩饰”为目的,但狭义公职人员洗钱罪还包括“使看似合法化”的目的;《刑法》第191条规定的洗钱罪定义主体为自然人中的他犯以及法人,狭义公职人员洗钱罪主体为自然人(公职人员),即上游经济犯罪本犯为洗钱主体。贪污贿赂犯罪等经济犯罪行为人实施的洗钱行为也侵害了我国的金融管理秩序,其行为方式符合洗钱罪的主客观要件,但我国现行刑法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将贪污贿赂犯罪等经济犯罪实施者作为洗钱罪的主体,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无法对此类人员的洗钱行为判以洗钱罪,不利于打击经济犯罪行为人的洗钱行为。因此,狭义公职人员洗钱罪定义更便于甄别腐败官员的洗钱行为。
(四)狭义公职人员洗钱罪定义运用。
腐败是有职权且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腐败现象已在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广泛滋生蔓延(RobertaAnnJohnson,2004)[17]。在中国,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与洗钱犯罪存在明显的“互相依存”特征。洗钱保护腐败,腐败推动洗钱,腐败与洗钱相互勾结。2006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六》和2007年1月1日实施的《反洗钱法》,将贪污贿赂犯罪也列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这对我国司法机关打击贪污贿赂犯罪以及贪污贿赂洗钱行为具有重大意义。但由于缺乏具体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洗钱行为的立法,我国检察机关打击的重点仍在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而使得涉及洗钱行为的贪污贿赂犯罪分子得以逃过法律的制裁。利用狭义公职人员洗钱罪定义以及该定义下的洗钱方式,可较好识别、判定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公职人员的洗钱行为,实施数罪并罚,加大惩处力度。如案例分析中的姜人杰可判定为挪用公款罪、受贿罪、洗钱罪;晏大彬判定为受贿罪、洗钱罪。
基于以上对于狭义公职人员洗钱罪定义的探究,以及下游非法资产处置之性质划分,本文特提出以下建议进行预防和控制。
(一)从狭义公职人员洗钱罪定义入手,完善法律规章制度。
中国法律、规章制度的不健全,为不法公职人员提供了滋生腐败的温床。同时,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金融支付方式的多元化等也使得腐败分子犯罪多样化。而中国法律制度并未明确界定公职人员洗钱定义,以致不法分子利用法律漏洞,通过洗钱的方式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合法化的行为屡屡得手。为从严打击不法公职人员以洗钱为主要手段的非法资产转移行为,应利用狭义公职人员洗钱罪定义进行判定,对同时涉及经济犯罪与洗钱行为的公职人员进行数罪并罚。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细化腐败洗钱行为方式,是从根本上打击不法公职人员洗钱的必由之路,也是反腐的关键。
(二)控制上游经济犯罪,遏制下游非法资产处置。
课题组前期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公职人员上游经济贪污犯罪对不法公职人员下游资产处置方式有着显著影响。犯罪类型为贪污的公职人员较其他类型的犯罪更容易运用行贿、奢侈性消费与投资的洗钱性转移方式对资产非法处置。执法人员在打击上游经济犯罪的同时,应该侧重于遏制贪污犯罪的发生。同时,奢侈性消费、投资、利用银行账户、行贿、转移境外是狭义定义下的非法资产处置方式,应该进行重点监控。从上游经济犯罪以及对下游非法资产处置影响因素入手,可以直接遏制公职人员采取洗钱方式转移非法所得,也可从源头上控制上游经济犯罪。
(三)加强监管与舆论警示,重点打击资金外逃与转移。
加强监管力度,加大反腐打击力度,才能增加不法公职人员洗钱风险压力成本、时间成本与精神成本,制约其产生过高的预期,有效遏制公职人员犯罪行为的发生。国家检察机关、政府监察部门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应当充分利用新闻媒体以及网络对贪腐洗钱案件进行揭发与报道,对未犯罪的公职人员以警示作用。由于公职人员资金外逃现象日益严重,且转移出境的非法资产较难追回,因此应重点监测打击资金外逃与转移行为。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外洗钱罪定义,并结合非法资产处置案例分析,得出我国现存法律无法有效判别公职人员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后的洗钱行为。为了更好地打击不法公职人员以洗钱手段转移非法资产,本文对狭义公职人员洗钱罪定义进行了界定。利用该狭义定义,将公职人员非法资产处置方式分为洗钱性与非洗钱性。狭义公职人员洗钱罪定义比《刑法》第191条洗钱罪定义更具针对性与灵活性。为了更好地利用该狭义定义打击腐败洗钱行为,本文给出三个策略建议。本文只是限于对不法公职人员洗钱行为的分析以及狭义洗钱罪定义的探究,并未涉及对其洗钱方式选择影响因素的分析,今后可将两者结合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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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新闻思想是毛泽东关于新闻与新闻工作的理论概括,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新闻实践的产物,是中国近代史上先进报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始终把新闻工作作为指导革命运动的重要手段。毛泽东新闻思想主要是他个人新闻实践的理论概括,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经验以及广大新闻工作者的集体智慧。毛泽东是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新闻理论的基本内涵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毛泽东新闻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內容丰富,意蕴深远,涵盖了新闻本体理论、新闻工作实践理论和新闻工作者的修养理论。三部分彼此关联,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毛泽东新闻理论的基本理论框架。
关键词:毛泽东新闻理论新闻工作实践新闻工作者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开创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重要代表和奠基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新闻的本质、功能,对新闻工作的路线、原则、方针,对新闻工作者应具有的修养等都做过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构成了范围涉及新闻、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等方面,内容丰富且意蕴深远的毛泽东新闻理论,认真探讨和梳理这些理论,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好新闻工作。以下就从新闻本体、新闻工作实践和新闻工作者应具有的修养三个方面,来叙述毛泽东的新闻理论。
明确指出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是新闻的重要本质属性。毛泽东根据人的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的原理,认为新闻属于意识形态范围,是一种上层建筑,是一定经济基础通过特定物质手段的反映。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新闻工作,要始终围绕经济工作这个中心,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要为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
新闻报刊是一切工作的武器。突出新闻宣传的政治导向是古今中外政党报刊的共同特点。强调报刊的政治性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办报思想,也体现了毛泽东对新闻功能的独特认识。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办报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这种办报为革命的思想包含了对新闻报刊所具有的独特功能的认识。在随后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变得清晰和具体了。1931年,毛泽东在《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一文中提出《时事简报》是“发动群众的一个有力的武器”①,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新闻报刊的功能明确阐释,即新闻报刊是一切工作的武器。
关于新闻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在革命时期,新闻宣传是第一个重大工作,是壮大革命力量削弱反革命力量的需要。1929年2月,毛泽东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②
其次,在建设时期,新闻媒体要宣传生产工作和经济财政管理工作中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教训,要为经济建设服务。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充分估计到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明确了夺取全国政权后党领导下的各种媒体工作重心转移的方向。他说:“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③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根据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作出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决定的第一条便是:“适应全国逐步转入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情况,全国报纸应当用首要的篇幅来报道人民生产劳动的状况,宣传生产工作和经济财政管理工作中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教训,讨论解决这些工作中所遇到的各项困难的办法。报纸的新闻、通讯、评论、信箱、专门性的或一般性的副刊,都应当尽可能地服从于这个任务。”④
新闻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新闻必须具有真实性,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力之所在。坚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是无产阶级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毛泽东的一贯观点。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是多辩论,只是忠实地报道我们革命的事实。”⑤他深信如实报道,就是对谣言的有力反击。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要吹、要实报实销”。后来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讲真话,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讲假话,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新闻工作还要做到因时而异、因人而异。新闻工作要讲求实效,时效性同样是新闻的生命,讲究时宜,是新闻工作的重要要求。在解放战争时期,内战全面爆发以后,毛泽东就指示新闻工作者,“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而且有副作用了”⑥。此外,新闻宣传工作还要做到因人而异。毛泽东认为,新闻宣传要吸引人,夺人眼球。在新闻材料的撰写上,要做到软与硬的统一,即在原则问题上“要尖锐、泼辣、鲜明”,毫不吞吞吐吐,但是又“不能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听”;要做到远与近的统一,即宣传群众,就要从群众的生活实际出发,由近及远,只有这样才能引发士兵和群众看报的兴趣;要做到特殊和一般的统一,即要注意报道英雄行为和英雄事迹,通过这些报道对普通群众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要做到正与反的统一,即报纸宣传既要歌颂成绩,赞美英雄,也要揭露缺点,批评错误,控诉罪状,压倒邪气。
新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首先,要依靠广大群众建设新闻事业。毛泽东指出,新闻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动员全党来办,依靠群众来办。毛泽东根据群众路线的精神,提出:“我们的报纸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⑦坚持新闻工作的群众路线,首要的就是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关心和参加报纸工作,切实加强党对报纸的领导,在党内走群众路线,依靠全党办报。同时,办报要面向群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⑧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去发展我们的各项事业。
其次,新闻报道在内容上、形式上以及新闻工作的方式上要贴近群众。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上,新闻报道应该满足群众了解国家政策的需求。1948年4月,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⑨不仅如此,新闻报道还要充分表达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全面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当好人民群众的耳鼻喉舌。
在新闻报道的形式上,要注意报道的形式要活泼多样,个性鲜明,在语言上要通俗大众。毛泽东始终身体力行,倡导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提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⑩他还要求报刊要办得尖锐、泼辣、鲜明。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好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
在新闻工作的方式上,要重视群众来信来访,把满足群众要求和引导群众统一起来。毛泽东强调,办好报纸,不仅是办报人的事,也是看的人的事。看的人提出意见,表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只有发挥“读者来信是报刊晴雨表”的作用,报刊才能成为沟通群众和党的“桥梁”,从实际上满足群众的需求。但是,这样做并不是一味迎合群众,而是在满足群众需求的同时更要注意引导群众,要辩证处理好“服务群众”和“引导群众”的关系。1944年3月,毛泽东在谈到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时,就形象地提到,看报比吃饭更重要。这种“没有报纸就办不好事”的提法,已经把报纸看成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重要工具。
再次,新闻工作要坚持党性,要政治家办报。新闻的党性原则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重要原则。他要求党的新闻媒体要在政治上与党保持一致,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在《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輥?輰?訛这种使命的一致性决定了媒体工作对党的工作的服从性。为了使新闻工作能够更好地坚持党性原则,毛泽东还提出政治家办报的主张。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指出新闻舆论宣传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他说,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1959年6月,毛泽东在对时任人民日报主编的吴冷西谈话时,强调了“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的思想的重要性。他说,办好报纸的根本问题是报社人员的思想革命化问题。为此,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刻苦改造世界观,要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要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他特别告诫新闻工作者要常常到工厂和农村去,呼吸那里的新鲜空气,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反映他们的生龙活虎般的生活。他还指出,只有了解实际和群众的需要,同他们心心相印,呼吸与共,才能写出好东西。
毛泽东历来重视新闻宣传队伍的建设,对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论述加强新闻工作者修养的必要性时,毛泽东指出,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一支思想过硬、素质优良的新闻者工作队伍。党报和电台的每条消息、每个标题,都是从新闻工作者的笔下写出来的。没有新闻工作者对党的事业的绝对忠诚、对人民的利益的极度尊重、对工作的非常认真,则不可能有完全的党性。要做到这一点,社会主义的新闻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事物,分析问题;新闻工作者是人民的公仆,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经受锻炼,取得实际的工作经验;要谦虚,不骄不躁,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要有广博的知识,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文学和逻辑;要有丰富的新闻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懂得宣传艺术,能熟练地使用新闻武器,宣传党的政策,打击敌人,教育群众;新闻工作者应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要有政治家的眼光,高瞻远瞩,多谋善断。
以上三部分内容相辅相成,彼此关联。首先,对新闻本体的认识和把握决定了对新闻工作实践和新闻工作者自身素质的考虑和要求;其次,在新闻工作的实践理论和新闻工作者的修养理论之间,新闻工作实践的原则、路线、方针的贯彻,离不开新闻工作者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和工作素质,而提高新闻工作者自身的修养则为落实新闻工作实践应遵循的原则、路线、方针提供了必要的人员条件。这三方面内容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新闻理论的基本框架。
今天,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的新闻思想、新闻理论,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让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①《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页,353页。
②⑨《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149页。
③⑦《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428页,1319页。
④《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页。
⑤⑥《毛泽东新闻工作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142页。
⑧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869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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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从字意上很好理解。“旅”是旅行,外出,即为了实现某一目的而在空间上从甲地到乙地的行进过程;“游”是外出游览、观光、娱乐,即为达到这些目的所作的旅行。二者合起来即旅游。所以,旅行偏重于行,旅游不但有“行”,且有观光、娱乐含义。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管理论文范文:探科学旅游观内涵。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通过探讨科学旅游观的内涵,就是包括科学发展观、科学治理观、科学旅游治理观、科学的旅游经营观、科学的旅游服务观、科学的旅游消费观等,明确以科学旅游观统领旅游健康发展的新思维。
关键词:科学;旅游观;内涵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旅游已经成为中国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产业也从占国民经济的微小比例发展发展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旅游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产业体系、行业形态、企业主体、消费群体、国际地位、全球影响发展了深刻的变革。中国的旅游已经成为全球旅游不可忽视的重要的角色。它的实力体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有最大的出境旅游消费群体,已为第四大入境的接待规模,中国,正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旅游发展道路。
《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 31号文件)提出的“旅游发展观”,不仅在我国旅游发展史上,即使在全球旅游发展史上,都是一个重要标志。树立科学旅游观,是搞好旅游发展的关键。为此,深刻领会旅游观内涵,是我们发展旅游产业的第一步。
(一)科学发展观科学理论。
科学的旅游发展观是科学旅游观的首要前提,其决策主体是国家。研讨旅游发展观就是要依据科学发展观的理论,领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可持续发展观内容,遵循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可持续发展规律。在我国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基础薄弱的国情下,选择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华民族彻底摆脱贫困、创建高度文明的明智选择。
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人类全面发展和持续发展的高度概括,综合考虑自然层面及人文层面的问题。在当前多元化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发展旅游业,就是要把视野拓展到自然和人文两个领域,注重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与自然生态问题,及人文资源、人文环境与人文生态问题。从单纯地关注自然―社会―经济系统局部的自然属性,到同时或更加关注社会经济属性,把握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寻找全球持续发展的途径,这是现代生态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环境社会学与社会生态学兴起的根源,更是我们发展旅游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
(二)科学发展定位。
制定科学旅游业的发展目标及发展方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以及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成为旅游发展的大背景下。面对纷繁多变社会环境、经济结构、城乡关系、生态条件、及全新国际影响的中国。我们要确定,国家发展旅游的目的超越了创造外汇收入、刺激国内需求、带动经济发展的经济功能,而更加强调其实现社会和谐、平衡区域发展、满足民生需求、促进文化发展、保护生态环境乃至提升国家形象的非经济功能。在此背景下,因此,在功能定位、发展目标、绩效评估等方面,要摒弃过去单纯以经济指标来衡量发展的做法,高度重视旅游在民生、环保以及国家战略等层面的作用;要摒弃过去只看到经济成本而忽视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的做法,以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综合最优来衡量发展结果。
通过数量增加、结构变化、质量改善等不同途径,建立“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低成本使用的方式”的发展方式。保持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保证资源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利用,保证人类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既要尽量满足人类的需要,也要维护自然界的平衡,既要尽量考虑人类的利益,也要注意人类未来的利益。因而,我们坚持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兼顾,科学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处理好人文与自然、旅游产业与资源的关系,实现旅游开发适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精品打造与文化发掘相协调,加快产品体系和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大力实施“旅游精品”战略。
旅游产业是国家经济的关键领域,其发展方式是决定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方式。过去30多年,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主要以资源、土地、人力以及资本等生产要素大量投入和低成本使用为前提,以规模扩张、数量剧增为内容。当前,“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在政策引导、激励机制、配套措施等方面,要通过鼓励开发方式、业态类型、商业模式、服务方式等的创新,降低旅游发展对要素投入的依赖和消耗。总之,推动旅游业发展要与新型四化建设相结合,突出旅游业产业链长、融合度高、综合带动作用大的特点,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
旅游行政管理机构和相关部门是参与治理的主体,科学的旅游治理观的推动者,也是旅游治理观的实现主体。首先,强调要处理好政府与各相关部门的关系,包含旅游行政管理机构、其他政府部门,各类社会组织。不同类型企业、当地社区、游客等各个主体,实现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重构。推动政府依法监管,行政手段越来越让位于法律手段、市场手段和社会手段,避免过度参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协调互动,共同发力;但要清楚,旅游行政管理机构和相关部门的作为空间并没有变小。相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意味着旅游行政管理机构的责任更大,需要其具备更大的勇气、更宽的胸怀和更高的智慧来调动、协调所有治理主体,建立更加符合未来发展需要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实现对旅游事务的协调。
科学的旅游经营观是科学旅游观的重要要体现,其执行主体是旅游企业和接待主体。
(一)遵循市场规律,开发旅游产品。
旅游经营中,需要遵循市场规律,以用户需求、商业逻辑 ,资本理性为指引,紧紧抓住游客尤其是主流群体的消费心理,通过产品、服务、营销等方面的系统努力,超越对手,超越自己,赢得市场的认可。因此,经营者的产品开发、服务供给、项目设置、设施建设都应围绕游客的需求而展开,应符合市场的发展规律。旅游产品向观光、休闲、度假并重转变,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旅游消费需求发展。
(二)推动旅游开发与本土资源有机结合。
旅游经营往往与自然环境和当地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有的依赖于风景优美的自然生态,有的根植于独具特色的人文环境,有的处于当地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之中。因此,旅游经营者在满足顾客需求、 实现自身盈利的同时, 对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当地社区都毋庸置疑地负有责任。 经营者的产品开发、 服务供给、 项目设置、 设施建设应考虑到对自然环境和当地社区的影响,设法实现生态保护和社区受益,这是旅游经营与其他一般经营者的重要区别。忽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当地居民排除在外的旅游发展、既不符合全球旅游发展的普遍伦理,也难以获得长期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推动旅游开发向集约型转变,更加注重资源能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更加注重文化传承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科学的旅游服务观是科学旅游观的重要体现,其执行主体是所有和旅游活动有关的服务主体。作为现代服务业的组成部分,旅游业的核心是服务。推动旅游服务向优质服务转变,实现标准化和个性化服务的有机统一。在旅游服务体系中,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 由于公共服务发展相对滞后,而应获得更多的重视。旅游商业服务的成熟在于从福特主义的标准化、生产线式供给转向后福特主义的消费者导向、差异化经营和大规模定制。旅游公共服务的健全在于政府从“管治型”向“服务型”的转变以及各领域的协调配合、无缝衔接。不管是商业服务还是公共服务,均应从游客角度出发,重视对其旅游活动各阶段、各环节、各层次需求的满足。
科学消费观是科学旅游观的重要体现,其实践主体是所有旅游者。旅游,是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出现的必然需求,是依赖于自然和文化资源的消费行为, 是体现精神品位和个人素养的社会行为。 旅游消费的成熟、 理智、 科学, 体现在既不过分追求奢华炫耀,也不一味贪图便宜;体现在掌握价格规律,面对各种产品服务,有自己的分辨能力和理性选择;体现在了解自身内在需求而不盲目跟风;体现在知晓自身权益,并有愿望和能力通过恰当的方式加以维护;体现在明白旅游活动可能会给生态环境、 当地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并尽力通过自身努力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体现在知道旅游消费往往是在公共空间里发生的,应考虑到他人的感受和利益。 科学的旅游消费观是成熟游客的重要表现, 而拥有大批成熟游客又是一个国家旅游发展成熟的重要表现。培育成熟说的游客是我们要不断努力的工作。
要用科学旅游观统领旅游发展的全方位、全过程,在当前,以下几点显得尤为重要。
(一)、深化改革,建立科学的旅游管理体系。
现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管理体系不科学、不顺畅造成的。因此,树立科学旅游观,应从建立科学的旅游管理体系抓起。首先是要建立科学的旅游行政管理体系。现有的旅游行政管理体系建立在当初小旅游、小行业的基础之上,主要职能是行业管理。现在旅游已发展成为跨产业、跨领域、跨国界的大产业,而且发展势头正猛。各级政府要从产业管理的角度,从有利于旅游发展的高度,科学、合理地设定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机构、职能、编制,使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有权、有职、有人、有能力管理旅游这个大产业。其次是要建立科学的资源管理体系。改变现在资源多头管理,开发各行其是,标准政出多门的现象。应该设立一个总口子,凡是列入了旅游资源的开发,都要通过这个总口子把关。最后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各种旅游行业协会,把一些应该由市场管理、市场调节的职能从政府剥离出去,交给社会和市场,强化社会管理,行业自律,市场调节。
(二)、循规而行,合理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要遵循发展规律,根据当地的资源情况、综合条件,确定旅游的发展定位、发展目标和各项指标,切忌不合实际的高定位、高指标。要遵循自然规律,科学有序地开发利用旅游资源,要有“留有三分地,留给子孙耕”的理念,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要遵循工作规律,科学合理地确定各项工作的位置,不搞一头独大。既要搞旅游的宣传营销,提高知名度,更要重视产品建设,旅游环境建设,做到名符其实,甚至实超其名。让游客喜出望外,不让游客失其所望。要坚持依法兴旅,用法律保障和促进旅游发展。
(三)、融合发展,拓宽旅游发展空间。
探索产业融合。现代经济的发展,使产业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旅游的触角已经深入到各个产业,各个产业也越来越向旅游靠拢。一产围绕旅游转型,二产围绕旅游升级,三产围绕旅游拓展已成为趋势。作为旅游行业本身,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加快产品融合。人民群众对旅游产品个性化的要求日益明显,单一的产品只能满足部分游客的需要。要提高旅游产品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必须多产品融合发展,可以一种产品为主,其它产品配套,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发展新的业态。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医疗康体旅游、文化研学旅游、老年关怀旅游,不断催生新的旅游业态。
(四)、强化引导,形成科学的旅游行为。
大旅游、全旅游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即旅游的管理者、旅游的建设经营者、旅游的消费者或叫享受者也就是游客。前面两者是为后者服务的。游客的行为,游客的要求往往影响管理者和建设经营者,影响着旅游的发展。由此而知,游客的科学旅游行为是科学旅游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游客的科学旅游行为观,真正的、全面的科学旅游观就无法树立。因此,要高度重视对游客的引导工作,做到政府、社会、企业一起努力。政府要制订游客行为守则,并对违规违法行为有强制性措施。社会要形成共识,对不文明的旅游行为,对破坏公共设施、破坏旅游设施的行为群起而讨之。企业要加强宣传,做好沟通,引导好游客行为。游客要加强自律,理性消费,文明旅游,和旅游管理者、经营者形成良好关系,共促旅游发展,共享旅游发展成果。
总之, 科学旅游观是我国未来旅游发展的重要指引, 而科学旅游观的形成与践行则需要国家、 旅游行政管理机构、 相关部门、 旅游经营和服务主体以及所有旅游者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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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是以旅游活动为前提,以商品经济为基础,依托现代科学技术,反映旅游活动过程中,游者和旅游经营者之间,按照各种利益而发生经济交往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总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生态旅游经济开发内涵及管理对策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怎样开发生态旅游经济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生态旅游经济具有很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之目标,也是我国旅游业中最富发展潜力的行业之一。本文分析了生态旅游开发的内涵,分析了生态旅游开发兴起的原因和原则,并提出了推动我国生态旅游开发的对策。
关键词:生态旅游;开发;对策
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已经普遍从温饱需求转向追求精神享受上来,这就推动了我国旅游事业这一极富潜质行业的发展。在旅游业中,生态旅游业是我国诸多旅游子行业之中最能具体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完美融合的行业之一。有鉴于此,在当前阶段的生态旅游行业发展进程中,应当采取积极稳妥的措施,推动该行业实现新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旅游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种风尚。随着绿色可持续发展时代的来临,现代人开始思考如何走出一条既推动经济发展又能保护环境的新型发展之路,而生态旅游开发正好是经济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完美统一。
何谓生态旅游开发?就广义而言,生态旅游开发是指对环境以及旅游目的地文化具有相对较小的影响,从而有助创造出更加多的就业机会,而且还能切实保持野生动植物的多元性,对于生态与文化具有非常特别感受而且具备责任感的旅游。就狭义而言,生态旅游主要是指现代人为融合到大自然新奇环境之中的的刺激性而实施的冒险性生态行为之一。与此同时,这对保护环境质量与维护当前的生态平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是由于旅游业的大发展对当前的旅游环境产生了很大的不利影响,这就十分需要运用一种更为负责任的旅行方式开保护今后旅游开发赖以维持生存的现实环境质量。生态旅游这种对于生态以及文化具有不一般感受的旅游项目,自然也就成为了推动生态旅游不断发展的一项战略性选择。
二是因为旅游者见识的不断增加,富裕起来的人们开始追求更具刺激性内容的旅游形式,而生态旅游正因其目的多元化而成为了众多旅游者都十分喜爱的旅游活动。
三是因为旅游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经济活动之一,而生态旅游则将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从理论上推向实施行动,就消除贫困、环保工作、文化合作以及广泛动员社会成员参与等方面展示出推动环境发展问题的新路,从而凸显出旅游者、旅游业经营者以及政府主管部门的长期发展,以求更好地提升生态旅游活动的经济、环境以及社会效益。
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具体过程中,一定要切实遵循生态建设之原则来开展各项开发活动。大自然之中的一草一木均具有自身存在的重要意义。在实施生态旅游资源改造之时,一定要充分利用好旅游区内原有的自然资源。比如,可以沿用原来已有的景区内道路,对其稍加修整即可,而不需要实施大面积、大规模的景区环境改造,这样一来就能很好的控制生态旅游开发的资金规模,而且在景区的环境保护上也就有了相当数量的资金节约。
充分利用生态建设的自身资源,这可以说是我们坚持生态旅游开发的重要基本性开发原则之一。笔者觉得,该原则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可谓是异曲同工。生态旅游景区还应当全面运用天然的水文、地理等资源开展全面而深入的宣传,在确保坚持生态旅游开发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完成好旅游生态的建设,如此一来,就能够在长远规划与管理的基础上均能很好地实施好生态旅游建设项目任务。
一是要立足长远规划健全生态旅游经济开发的投资途径。
我国的生态旅游开发应当努力做到以各级政府部门的投入为主体,以生态旅游开发企业的投入为辅助,大力健全投资途径,在充足的资金保障下下实施合理规划与长远开发。在生态旅游开发工作开始以前,应当认真考虑与和评价本地的地理生态环境状况,形成各不相同的开发方式,经过详细的论证,对于开发的成本、成本的回收以及资源的消耗等实施整体评估。因为各个生态旅游景区有着不一样的特点,所以各地的生态旅游景区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开发模式,而是要紧密结合实际,创建出属于自身的独特开发模式。应当全面运用自身的各项优势,积极发展富有当地特色的生态旅游产业。对于生态旅游建设的目标、生态旅游建设的土地利用规划、生态旅游景区的发展规划图等,均要与生态旅游经济开发以及环境保护进行充分结合。
二是要提升生态文明意识并大力实施生态旅游文明教育。
如今,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被列入到我国的全面规划之中,这就需要在全体居民中大力普及生态文明的各项知识,从而让旅游活动能够和教育同步开展,让我国的生态环境教育能够有效满足社会上各种不同类型需求,让生态教育能够走入到各类学校的课堂之中,并且进入到我国国民教育的计划之中,从而让每一个人均能形成生态环保意识,从小就珍惜自然、关爱自然,促进生态旅游经济的不断发展。
三是要健全生态旅游管理机制形成品牌效应。
要通过持续健全完善现有的生态旅游管理机制,更加科学、更加规范、更为合理地实施现代生态旅游管理。要依据自身发展之所需积极引入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生态旅游管理经验,从而制订出符合本地实际的生态旅游建设发展规划,体现出当地的鲜明特点。要认真制定符合本地景区实际发展状况的各项政策与制度,形成机制更加完善、制度更趋完备的机制,以此来保障我国生态旅游管理的强有力推进。
在此基础上,还应当不断强化对生态旅游景区的宣传工作力度,充分借助于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类型媒体的积极宣传,更好地体现本地生态旅游的特色化品牌。可依据当地所特有的生态旅游资源,积极发展特色化的生态旅游项目。例如,可开发利用那些依山傍水的宝贵山水资源,因地制宜地创建水上乐园,全面开发特色化漂流项目;可运用当地的渔业以及养殖等资源优势,让各地的旅游者前来体验垂钓与养殖的乐趣;可以运用现代化手段来复原与重现当年的历史场景等。
四是要强化人才的培养并提升执法工作的力度。
要致力于培养与引进各类高层次的旅游专业人才、生态建设专门人才,并且让本地区的旅游行业员工能做到用最环保的方式操作生态景区内的各种设备,并且积极开展生态旅游理论方面的研究,制定出台科学的环保工作规划,进而实现本地生态旅游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同时,要积极强化本地生态旅游环保法律法规建设,认真贯彻目前已经出台的各项法律,真正做到严格遵守环境保护法律可,对违法者予以严肃追究。要针对生态旅游行业对于环境所具有的潜在影响力以及持续性,积极改进相关规定。要在生态旅游景区内设置宣传生态意识的相关法律宣传标语等,在强化生态旅游道德教育的基础上,切实强化法制教育,从而让人们能够既入耳、又入脑,切实规范广大游客的各项行为以及景区工作人员的各项行为。
总的来说,生态旅游开发作为当前我国旅游经济发展的全新增长点之一,其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但是,同时还要认识到生态旅游开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性工程,需要依据各生态旅游区的具体条件,全面考虑自然、经济、社会等各类因素,结合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制订出切实有效的保护举措,而且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进行及时地调整布局规划,以求推动我国旅游经济开发事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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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它既包括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也包括经列宁等对其继承和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并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精神内涵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马克思的真理观揭示了真理的实践特点,这种体现人的本原性、价值性的人文关怀,使得人们在对“真”的认识上增加了“美”的尺度,这种尺度的增加使得人们在对真理的追求上不仅仅合乎规律,同样的合乎目的。这种终极的道德关怀也是对人的自身价值和意义的确证。马克思走向社会生活和实践思维的真理观,相较于旧哲学,虽明确了自己真理观的全新视野,具有深刻性、真实性特点,但是,我们应将这种特性转化为社会生活的全面性及丰富性之中,从而从实践中掌握真知,确切的体悟马克思真理观的深刻内涵与光辉洞见,深化并升华其精神内涵,使其真理观走进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
德国古典哲学的真理观是在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观,它将真理局限在思维的本身,在普遍的意识和对象性的意识中间找寻一般与具体的联系,在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是黑格尔的抽象的真理观。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所显现的哲学的抽象的结构单元,真理在黑格尔那里是抽象的自我意识,正像马克思所说:“在这里,不是人的本质以非人的方式同自身对立的对象化,而是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并且同抽象思维对立的对象化,被当作异化的被设定的和应该扬弃的本质。”[1]
黑格尔的真理观是逻辑运动的结果,在辩证运动中主要包含异化和异化的扬弃两个阶段,在异化的环节自我意识异化成为财富等思想形式,而异化的扬弃则是表明这种对财富等思想形式的占有只不过是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马克思指出:“这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2]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仅仅是抽象的自我意识,从这点来说,它的扬弃也只是形式上的、不具有现实性特征的。
在黑格尔那里,自我对象化的运动也只是为了达到自我本质、人之为人的目的,但是当所有的目的或者说最终的考量是抽象的自我意识的时候,运动也变成了抽象的运动,一种精神的运动而已。马克思归结黑格尔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认识,其根源在于他将人的本质定位为抽象的自我意识,马克思把抽象的自我意识转化为具有社会性的现实的人,人的本质力量获得的社会性与人的现实力量的结合使得人成为了现实的人,这与黑格尔所说的“逻辑在先”是不一样的。现实的人并不是抽象出来的,它并非是逻辑的运演抑或某种概念的深化,而是某种社会和历史的个体,具有客观实在性,为人们的感觉所感知的客观存在。在这里,人不仅仅是自然的存在物,也是社会的存在物。
马克思的真理观较之之前的真理观来讲,其将“实践”概念的引入对真理观的发展来说具有很大意义。马克思的真理观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不仅仅是主体、客体之间的媒介,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理论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实践来进行。
传统真理论对真理的探讨最大失误在于对社会实践的遗忘和误解,为克服这种狭隘片面的认识论视镜,我们应将真理问题结合到社会实践问题之中,以人类实践说明认识的真理性,以认识的真理性阐释社会的实践性。马克思对此所作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论断,既是一种世界观,同时也可视作一种方法论;既带领我们走出了传统狭隘的真理论视镜,为我们指明了方法基础和科学依据,同时又向我们展现了马克思在真理认识问题上的哲学新视野,即真理问题就是社会实践问题。“对立的解决绝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3]。该理论硬核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新唯物主义的逻辑性展开过程中。
马克思在《提纲》首条便开宗明义的说明了自己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鲜明立场,强调“事物、现实、感性”,并从主体层面、感性活动及实践中去理解。该结论实质上宣扬的正是新唯物主义的真理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实践性与主体性的阐发。马克思突破了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抽象对立,把握被忽略的社会实践的局限性,隐约提出“人类社会实践实质上有着扬弃主客体抽象对立的力量和现实性”。
马克思在《形态》中则更加深入的阐释了《提纲》中的哲学思想,始终将实践唯物主义视为人类认识和观察社会生活的方法,立足于“生活决定意识”原则,发现了其中的质朴真理,即社会生活是涵盖生活哲学在内的思想理论;只有从具体生活揭示人类社会矛盾根源,才可为人类的认识活动提供理论基础和依据。
总而言之,马克思在《形态》和《提纲》中所阐述的不仅仅局限于实践性和主体性的统一,以及改变世界和物质活动的宣言,而是世界与生活、活动与对象之间的不可分割性,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具体现实的主体生活实践,是基于一定物质生产的特定社会生活。这与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是相互契合的,同时也是对这一真理论断的逻辑展现。
基于此视角,马克思主义中的全新哲学真理观视野逐步显现,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其理论硬核,是对人类社会实践具体的、现实的、真实的、历史的界定。就实践唯物主义而言,将生活实践视作自己哲学理论的首要对象,就必须将人类社会实践中的现实对象、社会生活、理论本身纳入真理范畴。因此,实践唯物主义涵盖解决真理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思想依据,其中昭示的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精神内涵及其理论硬核,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观的现代哲学构建方案。
马克思在《提纲》中,就唯物主义中以直观、客体的形式去诠释思维方式的结论做了批判,提出从实践诠释思维方式的新唯物主义,并明确提出,人的思维的客观真理性,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强调过去的哲学家只是用各种方法理解解释世界,而没有改变世界,而马克思则是对人类思维的客观真理性的论断,是实践的问题,其创新价值与意义在于,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基于实践思考真理的思维逻辑与方式。
马克思主义在《提纲》中对从主体、主观层面思考真理的唯心主义真理观的思维逻辑和思维方式进行了批判,因为,片面的从主客体或主客观角度都不能准确揭示真理属性及其本质。马克思主义基于实践理解真理,是对旧唯物主义“符合论”认识论的历史性超越,进而提升至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观。因此,从实践层面理解真理本质则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中对真理的界定为主体在实践过程中的双重对象化活动,是主体在主体客体化及客体主体化过程中实现的与客体本质相统一的认识。
实际上,真理的本质与内涵,既不能从“客观符合主观”的唯心主义,亦或从脱离客观实际的“天赋观念”的唯理论和先验论去理解,也不可从“主观符合客观”的旧唯物主义,亦或是从脱离主观的真实性或背离外在事物规律及本质的客观性的经验论那样理解,而应立足于世界观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及其逻辑的统一高度上,将主客体、主客观、价值性与真理性的对立面相统一,从人类实践中去理解,这样才能获取对马克思真理观本质内涵的正确理解。
马克思说“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4]。马克思关于社会实践的观点,指明并提出了解决真理问题的理论依据及根本方向。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所揭示的是人类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域,并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特征的逻辑起点,阐明实践在社会活动中的本质内容和现实基础,同时又从社会生活延伸到人类认识对现实物质的依赖性,最终落定于真理和实践问题的社会活动根基之上。这种社会实践的逻辑与维度定向,为马克思解决思维和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因此,马克思真理观,以社会生活为其基本内容和价值导向有其必然性,理论是思想的现实社会生活,而实践则是完成着的现实社会生活。真理研究对象则只能为社会生活,其实质是人类的生存发展问题,再将生存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升华为哲学问题,并作出有深度有内涵的理论阐释。鉴于此,真理问题必须以社会实践生活为其界限,以社会生活为真理的出发点及落脚点。
归根究底,真理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实践问题,但是二者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关系,只是表明社会生活维度的实践问题与真理问题在世界观及方法论的高度上存在一致性。针对社会生活维度而言,社会实践是促使人超越人的真理及本质的指向所在。换言之,它是真理问题上所运用的最本质思维方式和主要观点,但不是真理本身。犹如地基是房屋的基础,但房屋自身并不是地基。
真理实质上为思想创造活动,对人类命运进行最实际、切近的思考,对社会生活进行最合理、最完善的塑造,进而引导人类感受生命活力,营造生活自有。“生活的、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5]马克思真理观的实践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将真理的实践与探讨进行生动形象的统一结合,依照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改造社会本身。
真理问题是从社会生活主题中衍生出的理论问题。社会生活是实践的寓所和真理理解的界限,但是社会生活纷繁复杂,而个人正是在这繁杂的社会生活中。另外,个人生活又与一定的物质及精神相关联。这种状况使得人们的生活中一种行为的两难选择,如,要精神还是要物质?为社会还是为个人?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为人类提供对生活实践有深入把握的全新认识,使个体明确“身在何处”;同时向人类提供社会生活意义及个体与整体关系的意义,使个体明确“为何而生”。
由此,社会生活的两大理论问题就为知识与价值的问题,而这些也随之构成了真理的两项重要内容,即知识理性与价值理性。因此,真理问题是始终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生活实践告诉我们怎样生活,理论观点告诉我们怎样思想。而思想的内容则要以社会生活维度为其价值维度,思想方式则要以实践思维方式为其理论支撑。“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行的。”[6]
马克思的真理观揭示了真理的实践特点,这种体现人的本原性、价值性的人文关怀,使得人们在对“真”的认识上增加了“美”的尺度,这种尺度的增加使得人们在对真理的追求上不仅仅合乎规律,同样的合乎目的。这种终极的道德关怀也是对人的自身价值和意义的确证。马克思走向社会生活和实践思维的真理观,相较于旧哲学,虽明确了自己真理观的全新视野,具有深刻性、真实性特点,但是,我们应将这种特性转化为社会生活的全面性及丰富性之中,从而从实践中掌握真知,确切的体悟马克思真理观的深刻内涵与光辉洞见,深化并升华其精神内涵,使其真理观走进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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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治原则是现代法治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世界各国在长期的行政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也是我国行政法首要的基本原则。要正确运用这一原则就必须深刻了解它的内涵,并按照它的要求去做。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行政法治原则内涵及其适应性演进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行政法治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为适应社会发展之需要,该原则的内涵也在不断演进与转变。在我国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之下,如何充分发挥行政法治原则的作用,解决法治建设过程中的难题,需要更宽广的视角来探索新的路径。
【关键词】行政法治原则 依法治国 市场经济 演进
【中图分类号】D912.1 【文献标识码】A
原则在拉丁文中有起源、基础、开始等含义,在英语中也有相近之意,原则相比于规则具有基础性、稳定性的特点,作为规则的来源和依据,它不仅贯穿于作为规则直接载体的具体规范中,而且指导着法的制定,规范着法的运行。它既高高在上,统领规则,又低入尘土,甘做基石。法律原则一定程度上是政治道德的体现,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者为其他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依据或出发点”①。而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最大的区别在于,法律原则未设定特定的实施状态,不与具体的权利义务挂钩,它能够广泛地覆盖法律领域,在基础之上进行根本性地调节和规制,其抽象性也意味着需要与具体的法律规则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起到规范和指引作用。基本原则又与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不同,主要区别在于,法的具体规则和原则的宣示和确立需要通过成文法,是有具体条文可寻的,而基本原则通常是以观念、法理性思想存在于立法者和国民的意识中,其外在表达则要借助于法律人的概括归纳和法律作品的承载阐释。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导和规范行政法的立法、执法以及指导、规范行政行为的实施和行政争议的处理的基础性规范②,贯穿于行政法具体规范之中,同时又高于行政法具体规范,体现行政法的基本价值观念。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属于“基础性规范”,行政法上的具体规则和更细的原则皆产生于此,是它的具体表现。此外,它还具有一个特性,即调整和指导整个行政领域,不仅包括执法活动,还包括立法活动。以基本原则的姿态立足于行政法之中,行政法治原则随着时间的演变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开放的、高涵盖体系,其内容不断充实和增加,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不断调整。
行政法治原则的内涵可以从公权力、行政职权的产生、运行和监督三个角度来概括:
首先,从公权力、行政职权的产生角度来看,行政法治原则要求职权法定,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行政主体管理行政事务、行使权力的来源必须是法,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行政法治的第一要求是行政必须处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相应的,作为行政行为主要依据的法规和规章,必须牢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不得僭越。
其次,从公权力、行政职权的运行角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行政权的行使不可逾越法律,法律对公权力的运行具有绝对有效的拘束力;第二,行政权的行使应当正当合理,既要符合信赖保护原则,即行政主体应当保持诚信,不能随意变更自己的行为,背离先前的承诺,无论这一行为或承诺是负担性的,还是授益性的。要坚持比例原则,实施的行政行为需要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相对人的利益保护,将不利影响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范围之内;第三,行政权的行使要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即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需要程序正当;第四,行政权的行使需要坚持权责一致,法律授予的职权不得放弃,否则就是失职、不履行义务、不作为,应当承担责任。
最后,从公权力、行政职权的监督角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法律监督,即对于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存在异议,认为损害相对人利益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方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利用法律手段进行监督、获得救济;第二,内部监督,即行政主体内部可以通过行政手段纠正下级行政主体的行为,也可以对行政主体的工作人员的各项行为予以监督和指导;第三,社会监督,包括媒体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和社会团体监督等。
法律与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包括法学在内的诸多学科共同讨论与关注与公共领域有关的政策和法律,正如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及的,政府所选择的公共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社会的兴衰③。
政府干预的理论起点在于,市场经济的公平自由竞争并不是万能的,当供求、商品与服务等要素出现异常或偏离时,市场的自我调节会十分无力,此时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加以干预,其所起的作用十分显著,尤其是在限制垄断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同时在公共事业、基础设施、福利事业方面,更需要政府加以调节,以确保高效有力。
政府干预也不是万能的,权威有力的行政权力在提高效率、有力调控的同时,会产生滥用的可能,政府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出现腐败、寻租、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为了保障政府干预的适度和稳定,必须将权力的运行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而为其指定范围的就是法律。“即由法律为政府行为确定规则、圈定尺度,政府行为必须依法而为,行政法治乃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必然要求;行政法治能为市场提供稳定的法律秩序,使市场经济成为一种体制化的可持续性创造活动。”④
要使市场运行与政府干预有效融为一体,必须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的内涵与特色。市场经济是从多个角度丰富和发展契约精神的制度,如能将契约理念引入到行政法之中,则会使行政法治原则的内涵得到更大的拓展,也为行政法治原则更好地适应转型社会的复杂性问题提供理论基础和新的思路。
契约精神可以从以下角度来理解:第一,独立与平等,即缔结契约的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不存在强制、逼迫或者服从的关系;第二,意思自治,即理性的双方在合意的基础上缔结契约,并有权利选择与谁、何时、何地签订与结束契约,就特定权利义务内容进行约定;第三,互利互惠,即契约是一种协作的产物,目的是解决双方各自需要,如果缺乏互利精神,契约就难以实现其预期的效果。
契约所体现的平等、自由的精神,既是市场经济良好运行所必需,又可以为行政法治原则的发展与演变提供动力,对契约精神的解读可以有效帮助我们寻找制度管理的新路径。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行政法治原则正在也应当向着以下几个方向演进,以更好地应对社会转型期的理论困境与实务难题: 第一,将平等之观念融入到行政合同之中。行政合同在目前转型期大量出现,但在理论上我国始终对其存在争议,为应对实际中不断发生的行政合同争议,应当更多的纳入契约精神,而非意味机械刻板地坚持行政机关的主导性地位。契约的平等意味着双方都有维护自身权益之权利,在一方违约时另一方有权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然而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只接受行政主体作为被告,对于相对人在行政合同的签订、履行中违约的行为,不提供诉讼上的救济。从长远来看,行政诉讼对行政合同也将全面放开,不仅受案范围需要扩大,也急需解决只有行政主体能够成为被告的问题。在控制公权力的过程中,摒弃机械和死板,平等也意味着对行政主体的保护。
第二,将自由之理念与公众参与相结合。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权力的良好运行离不开相对人的参与和配合,也离不开对相对人的考虑和尊重。双向的互动才能促成公众参与,过去流于形式的听证活动、大众用沉默而非质询表达失望等现象,需要通过行政法治原则的演进和转变进行调整,需要加快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改革的进程。
第三,将诚信之理念与信赖保护相结合。政府的权威和司法的公信首先需要尊重和保护公民已有之权益,法治国家的法律被视为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的契约,更强大的一方更需要加强和重视对契约的遵守。信任虽然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却存在着有形的力量。转型社会时期,大量的政府部门无视相对人的权益、违法撤销相对人已有之利益的行为必须予以根除,才能保证法治的正常运行。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因此,发展行政法治原则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第一,法治应该是一种全民追求和信仰。一个政府对于公共政策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左右社会的兴衰。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整理和分析公众对某一公共政策的意见。因此,经济学与法学等社会科学都关注诸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度等问题。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上层建筑启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所涉及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给我国带来社会转型的尝试,更带来了政府管理理念的创新,行政法治原则作为一项行政权力运行的准则,由此被大众所关注。在现代文明社会,法治应该是一种全民信仰,人们以法律为行为准则。在社会运行的各领域,如政府管理、文化发展等,都迫切需要一种稳定可靠的价值理念与行为准则,这就是法治。党的把“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是要让法治充分地被人民信仰起来,化法治为国家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和强大动力。
法治的灵魂在于法的执行力,良法是善法的前提,而善法则在于有法必依。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几十年不懈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我们已经可以做到“有法可依”,而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则任重而道远。这既离不开激励、教导、惩戒和监督,也离不开人民对法治精神的追求和信仰。只有人民心目中信仰法治,社会规则中浸透法治,法治才能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法治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而一个社会形成法治精神,社会中的人民形成对法治的追求和信仰,并不需要作为成文法的法律条文多么的严格缜密,也不在于社会民众对法律条文有多么透彻深刻的理解领悟,而在于人民的观念和平时的行为有没有法治的意识、精神和观念指导。
第二,依法治国、保障人权,重在规范和限制公权力的行使。人民生活的幸福需要有物质和文化的充裕和富有,但更取决于国家对人权的保护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权,法律之于人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使人权从应然权利明确到法定权利,并赋予其国家意志的属性从而进行周全的保护。作为法治的基本价值,公平正义与法治是不可分离、唇齿相依的,公平正义得不到保障的法治是虚伪的法治,而没有法治作为基础的公平正义也是虚幻的假象。所以,要想保障人权,实现公正,唯有依靠依法治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重要的是规范和限制公权力的行使,因为这是法治精神的内在要求,而依法治官、依法治权更是其中的突出方面。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及法治观念的不断形成,政府机关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自觉依法办事的意识逐渐增强,但是以言代法和以权压法的现象还是不断出现。
如果要做到切实保障人民的人身、财产及基本政治权利不受到公权力或特权的非法侵害,将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里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途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文化传统中缺乏对公权力进行制约的思想,缺少法治传统的历史积淀。传统的全能集权式的政府治理理念,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政府的行政法治理念转变即将面临挑战和机遇,行政法治原则在政府行政时的完全应用任重而道远。运用行政法治原则保障私权利不受公权力的非法侵害,需要一个完备且操作性强的理论作为指导。当前在我国,学界对行政法治原则的研究尚未完善和系统化,为了实现对行政权更规范的控制,我国的行政法治原则应该是系统的和立体的,应该同时在实体和程序上对行政权的行使进行控制。
第三,如何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合理控制。行政法治原则需要做到的一大突破是:将“法治”的界限予以扩大,实现从形式上的法治到实质上的法治之突破。法治的应有之义是政府的一切行为皆有法可依,但在当前,社会的渐进变革给法治带来许多难题,对于法律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法律适用难题,不宜太过形式主义与机械化。法律作为一种被应用的制度,既要避免被束之高阁,又要避免被僵硬性地理解与适用。让法律使行政陷入瘫痪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被视为基本原则的行政法治不应当走向极端。这就涉及到了如何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合理控制的问题。
依法治国并不意味着政府要消极适用法律,而是根据社会与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积极、适时、高效、合法的应对。自由裁量是现代社会所必须,防止自由裁量的滥用是法治的要求,如何促进自由裁量的充分行使又防止其滥用,就是依法治国语境下行政法治原则发展的重要问题。有学者认为,行政法的历史就是强化自由裁量权与控制自由裁量权两种此消彼长的历史。⑤此外,根据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现代社会中的风险结构实际上已然成为了一个‘风险网络体’,人类面对的风险呈现出日益增加而且愈加复杂等特点”。⑥在此种情况下,如何规避因行政主体享有自由裁量权范围的广泛以及对自由权滥用的可能而引发的风险,都成为了依法治国语境下发展行政法治原则需要考虑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需要对行政合理性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如何处理其中的“均衡”问题,需要智慧和胆识。
十八届四中全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谋划了崭新的篇章,只有把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有机结合,坚定信念,深刻理解,积极投身依法治国的实践之中,才能让每一个公民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行政法治原则指引我们在通往法治的路上不断探索,法治的理想鼓励我们不断审视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和问题,这些问题要求我们既要从法律的品性、社会的阶段来讨论法治,更要从实际出发,探索我国法治自身的生长逻辑和建设方略。
(作者为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①向本阳:“现代行政法治原则的规则诉求”,《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
②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5页。
③曼昆:《经济学原理》(上册),梁小民译,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页。
④胡肖华,徐靖:“创新与突破―社会转型期中国行政法治原则嬗变”,《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4期。
⑤袁曙宏:《行政处罚法的创设、实施和救济》,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
⑥朱茂磊:“行政法治原则的再审视―基于风险规制的要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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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一般地方高校应坚持内涵式发展。要有多元化、整体性、个性化和适应市场需求的教育质量观;要以区域特征发展学科特色、科研特色和培养区域需求的应用型人才;要以服务地方为自身发展的立足点;要以区域需求、办学特色和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构建核心竞争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众化背景下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路径选择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行业特色高校主要是指那些源于行业管理、在世纪之交高教管理体制改革中划入学校所在省、区、市为主管理的原行业部门所属高等学校。可以从行业特色高校的顶层设计、教学质量优先、拔尖人才优先、优势学科优先、自主创新优先等角度出发,探寻地方行业特色高校可持续发展之路。
【关键词】: 地方行业特色高校 内涵式发展 路径
高校作为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地和聚集地,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近年来,随着高等院校的增多和招生规模的扩大,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但是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可忽视。[1]面对问题和挑战,党和国家积极调整高等教育的方针与政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2年)》明确提出,“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注重教育内涵发展,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出名师,育英才”[2],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地方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部分,应紧跟时代步伐,着力于内涵式发展,提升高校教育的质量。
教育发展分为外延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外延式发展注重“量”的扩张,而内涵式发展则注重“质”的提升。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就是要抓住教育的本质属性,以优化教育的内部结构与要素作为发展动力。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阶段重视外延式发展,在规模上不断扩张,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不断突显,培养的人才质量下降,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已经十二个年头的今天,内涵式发展变得尤其重要,成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
2.1社会发展的需要。科学的教育质量观是把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的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地方高校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目标,着力为地方培养高素质人才,成为地方经济发展高素质人才的主要来源。地方高校教育质量的下降,直接导致人才质量的降低,从而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高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间存在结构性失衡,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企业找不到理想的人才,供与需的矛盾不断扩大,并由此引发社会经济发展、稳定团结等方面的问题。因此,高校教育质量的提升成为部分社会问题解决的源头所在。
2.2学校发展的需要。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高校教育由于规模扩张导致教育质量下降,而教育质量是高校发展的生命线,教育质量的提升成为了当前高校发展的重中之重。由于规模的扩大,而师资队伍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教育资源供给紧张,学校管理难度加大,学校自身竞争力也随之下降。更有部分地方高校片面向综合性大学靠拢而与地方经济发展相脱节,缺乏自己的特色与个性。地方高校要有良好的发展,就必须提升自身内涵,发展自身特色,形成核心竞争力。
2.3个人发展的需要。批量式生产的教育,使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越来越多的学生面临着就业难的问题,毕业即失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读书无用论”再次兴起。埋头苦读十几载,怀着满腔热血期盼着毕业后能在社会中有所作为,却被残酷的现实泼了一瓢冷水,这样的学生不在少数。大学的职能有三,一是培养人才,二是发展科学,三是为社会服务。很多高校及教师重科研、轻教学,而人才的培养主要是通过学校的教学实现,学校和老师对教学的轻视势必导致学生发展水平的落后,大学的职能无法充分实现。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内涵式发展才能真正体现教育目的,使学生实现自身生命可能性,实现个性发展,实现其人生价值。
3.1适度规模发展 。高等教育的稳定发展和适度规模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基础。教育的发展要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没有经济的支撑,教育无法实现良性发展。适度规模的“度”既指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也指教育自身所能承受的程度,又指就业容量与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基数状况。只有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现有教育资源条件来统筹高等教育的发展,才能实现高等教育的数量与质量、规模与效益的协调发展。
3.2优化教育结构。高等教育结构是指高等教育系统的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联系方式、比例关系和相互作用的形式。为了使高等教育更好地发挥其功能,必须认真研究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合理组合方式和比例关系。因此,调整、优化高等教育的结构包括层次、科类、形式和地区结构,是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3]
高校内涵式发展要求其教育结构的内在合理性。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需要,改革传统高等教育象牙塔式的结构,跳出盲目求大求全的怪圈,实现教育结构类型的多样化。另一方面要遵从教育和市场规律,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人力资源的供求状况,调整学科专业结构,以满足经济发展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
3.3加强师资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关系着整体的教育质量和高校的发展。地方高校在进行内涵式发展中,要把加强和提高教师能力和素质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只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才能为高校内涵式发展保驾护航,采用“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教师能力和素质,努力创设出“留得住、用得了、能发展”的良性发展模式,尤其是为青年教师和拔尖人才提供快速成长的发展通道和晋升机制。
高校教师不仅要有高水平的教育科研能力,更要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用自己高尚的人格和高水平的学识影响学生。近年频频爆出的高校教师性侵女学生事件,严重影响了高校教师的形象,影响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信程度。学术造假、学术抄袭事件也影响了良好学术研究氛围的形成。
3.4重塑大学精神。大学精神是大学之魂,是大学发展的精神引导和精神支柱。大学精神作为一种理念,既具有永恒的持久性,又具鲜明的时代特征。大学更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必须以新的内涵体现现代理念,实现从外在目标的重视向内在目标重视的回归。
大学精神应彰显人文关怀,突出科学理性。学生从进入大学开始,选择热门、好就业的专业,学习期间热衷于各种考证、学习“有用知识”,教育趋于功利主义。我们的大学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与使命,就必须在教育中体现人文精神,注重“完整的人”的培养。大学精神中的科学理性,更多的表现为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未知世界的不断探索。“发展科学”作为大学的职能之一,理应成为高校师生共同的责任。科学研究不只是为了科学文化的传承,更是为了发展,因此,在科学研究中应秉持理性,坚持创新,引领未来社会的发展。
为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只有明确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对于社会发展、学校发展、个人发展的必要性,才能增强我们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的自觉性和能动性,时刻反思自身发展是否符合社会发展实际,主动调整自身不合理之处,实现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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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意识形态上的、实践或方法论上的和社会发展理论上的三重意义。作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三种意义具有各自不同的作用和功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功能主要在于说服、教育,在实践意义上主要作为指导方法,在社会发展意义上主要承担理想和价值引领的功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重内涵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应该是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不断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及结果的统一体,它既是一种历史进程,也是一种理论体系,还是一种理性自觉的精神,三者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进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不是一次生成、一成不变的,而是递次生成、循环演进、具有多重内涵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而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白身发展的理想状态。马克思对理想社会人的生存与发展状态的本质规定,主要是指每一个现实的人摆脱和超越各种限制,特别是摆脱对“人”和“物”的依赖,从而在关系、能力、素质与个性等方而所获得的普遍提高与协调发展的过程和境界。人的全而发展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人的活动的全而发展、社会关系的全而丰富、个性的白由发展等多方而规定性。他认为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理想性劳动是一种美的创造活动,在这个活动中人的德、智、体、美都将全而地和谐地发展起来,这才是人真正的自由。马克思基于生命实践的历史辩证法,提出人的全而发展的价值理想。主要从生产力、社会关系、社会分工等角度探讨人的全而发展的条件,同时从人的发展的视角去透视人类社会历史,揭示了人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中应“以学生为本”,以思想启迪和人格塑造为教育目标,以受教育者的内心接受为诉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忽视受教育者的审美活动的主体地位,遮蔽受教育者的审美视野和审美心境,导致受教育者原有的由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鉴赏能力和欣赏水平,在单一、被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中遭到消解或弱化,使受教育者在接受思想道德教育之前己形成的特定的“审美预期”落空或消逝。把握马克思“美的规律”观点与人的“类生命本性”观点的内在关系,审美人通过审美的心境,理性的白主性会在感性领域展现出来,按照自由的法则就能从白然的人发展成精神的人,实现从审美状态到逻辑状态和道德状态的过渡。
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如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除了进一步运用原有较为完善的教育手段和有效的教育模式之外,还应将审美要素渗透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与方式之中,力求把思想品德教育寓于美育之中,实现“以美引善”,使人在效法榜样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所以应实现思想道德教育和美育相结合,实现道德的审美化和审美的道德化。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时,应承担真理传播者、道德说教者和审美欣赏者三种角色。思想政治教育亦应是真、善、美二者的统一即实现人的白由而全而的发展。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以“人民大众为本位”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审美观,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应融合审美教育。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在教育对象、过程、教育者身上都应实施审美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美教育是一种关系教育,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活动的展开,既要有一定审美对象的存在作为前提,又离不开具备一定审美条件的主体,审美关系的形成过程就是对象与主体之间相互照应、相互统一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既作为审美主体又作为教育对象的受教育者,同时作为主体的教育者本身又是具有审美意识的对象。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审美化实际上是主体与对象在特定的场景下相互沟通或者是通过审美意识的融合而达到的思想道德品质教育,进而超越道德自由而追求审美自由的最高的美的境界,这与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和谐价值取向相契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时代表征。
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是伴随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界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任务是,一方而要阐明人把握世界方而、从事艺术活动的审美规律;另一方而是指导、积极促进和谐发展的新人的形成。马克思认为劳动在应然的意义上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进而提出“劳动创造美”,奠定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美学观基础。这一美学观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体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在于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通过对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提高人的精神文明美,培养对真、善、美的正确观念。
在审美活动中,人最终从实用功利和生存需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再为物欲所役,从而实现审美教育培养人走向这种审美境界。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中既有劳动之美的心酸和享受,又有最高审美境界的达成。冯友兰总结人生四境界中最高的“天地境界”是融自然、功利、道德在内的审美境界。这些境界说在不同程度上都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所蕴含的“美在创造”的审美价值取向,即真、善、美的统一,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的价值追求也是“真、善、美”的统一,可见马克思主义美学内含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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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诺族是1976年国务院最后确定族别的一个少数民族,只有两万余人,有“太阳的儿女”之称。基诺山是基诺人唯一的居住地,这不禁令人想到“占山为王”这样的词儿。基诺人崇拜太阳,他们居住在高山上,是和“太阳居住在一起”。“特懋克”节是基诺族最隆重、最盛大的节日,每年腊月间,各个基诺村寨自择吉日,举行剽牛、给铁匠送竹鼠、跳太阳鼓舞等活动来隆重庆祝。太阳天天从东山升起,太阳鼓每年只擂响一次。对于基诺人来说,太阳神带给了他们光明的一切,给了他们勤劳、善良的本性,也给了他们强健的体魄和美丽的心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诺族太阳鼓的装饰艺术及其文化内涵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太阳鼓是基诺族自然崇拜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沉淀和文化的发展,太阳鼓在基诺族文化中保存下来,并成为基诺文化的“典型符号”,蕴含着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对基诺族太阳鼓的装饰艺术及其文化内涵进行研究,从中可探析基诺族的整个文化现象,这对认识和保护基诺族的民族文化特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基诺族 太阳鼓 装饰艺术 文化内涵
基诺族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基诺山基诺族乡,少数在其毗邻地区,1979年6月正式确认为云南省特有的民族,因其地处横断山脉无量山中的丘陵地带,其民俗习惯和文化特色受外界的影响较小,从而都得到了很好的保存。最能代表其民族特色的就要数太阳鼓了,本文主要从太阳鼓的装饰艺术及文化内涵两个方面阐述,以帮助人们更好的了解基诺族的文化。传说,在远古天地洪荒时期,基诺族的始祖玛黑和玛妞躲进蒙着牛皮的大鼓才幸免于难,他们非常感激太阳鼓的救命之恩,于是太阳鼓便成了基诺族寨的寨神,基诺人在每年十二月份会敲击太阳鼓庆贺丰收共享喜庆。在基诺族中,只有卓巴的门楣上才可以挂太阳鼓,它既是基诺族人们身份地位的象征,又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太阳鼓是基诺族的重要法器,更是基诺族文化的象征符号,是基诺族文化的精华。
(一)从形式上看
太阳鼓呈直桶型,鼓长约80―100厘米,鼓面用黄色牛皮覆盖,直径约50―80厘米,鼓身两侧留有方形孔为太阳鼓的音孔,顶部有两个把手,系上绳子用来悬挂太阳鼓。沿鼓身两端对称,分别环绕十五、十七或二十根木棒,即木楔。由鼓面看去,木楔呈放射状,似太阳发出的光芒一般。太阳鼓的整体造型浑然一体,包含了均衡、对称、统一等美的形式法则,简洁流畅,美观大方,秀美轻盈,表现出和谐美,既具有观赏价值,又蕴含辟邪纳吉之意。
(二)从纹样上来看
太阳鼓的装饰纹样与基诺族的民族信仰及图腾崇拜有关。首先,基诺族最常用的装饰方式就是彩色条纹,少数呈折线的形式,如同太阳或是彩虹的光芒,这鼓面绘有彩色放射状的纹样,鼓上的木楔用彩色条纹缠绕,太阳鼓的鼓身往往绘成折线形式的彩色条纹和几何形纹样,鼓身的装饰注重左右对称,层次搭配。基诺族喜欢以彩色条纹作为装饰主要来源于一个民间传说。古时候,有一对基诺族男女相恋,姑娘被一个穷凶极恶的富家公子看中并抢走,男子历尽艰辛救出姑娘,在逃跑的途中被富家公子击倒在地上,在大难临头之际,天空突然出现了几道彩虹,放出七彩光芒逼退了富家公子。
从此基诺族人便用彩色条纹暗示彩虹,以求吉祥免灾。其次,太阳鼓常用的装饰纹样还有野兽纹样,这种纹样最常见于太阳鼓的鼓面。基诺族人相信万物有灵,山、水、兽都有其神灵,病痛灾难的发生都是因为人们得罪了这些神灵,由此基诺族便把各种野兽的形象经过变形创造,作为兽神的形象绘在鼓面上来祭祀祈福。太阳鼓的整体纹样装饰,注重整体布局,以鼓面的发射状的太阳纹或是兽纹为主体的形象中心,以对称的折线纹向鼓身扩展,形成纹样装饰的整体性,体现了均衡和谐之美。
(三)从色彩上来看
太阳鼓的装饰色彩有黑、红、白、黄、绿、青等颜色,其中以黑、红、白为主,这与基诺族服饰中的颜色基本一致。在基诺族中红色代表太阳,给人以生命和希望;白色代表月亮,象征着安静、纯洁;黑色代表夜晚,祭祀太阳鼓都是在夜晚天还没亮时进行,给人一种严肃、庄重之感。另外黄色代表金色的光芒,象征着太阳或是彩虹的光辉灿烂。黑、白、红为主色加上绿色、青色等辅助色彩,使得太阳鼓的色彩清新、明亮,给人以耀眼的、强烈的、明快的视觉感受,保留了基诺族农耕民族勤劳、质朴的美。
(四)从材料上看
太阳鼓的制作材料主要来源于当地生产的原材料。原木做鼓身,黄色牛皮做鼓面,鼓身选取树木中间的一段挖空制成,鼓面选用未经处理的带毛的黄色牛皮制作。太阳鼓的用料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凡是树枝有折损的均不能拿来制作太阳鼓,因此用来制作太阳鼓的树木均要质地好、纹样美;黄色牛皮更是选择上好的牛皮,牛皮张大厚实,透气性好,厚薄均匀,光滑细腻。一方面,这些木材和牛皮都是未经加工的自然之物,具有原始的美感;另一方面,木材和牛皮都是声学上调整试听效果的首选材料,可以中和高频声波给人带来听觉上的和谐美。
太阳鼓的文化内涵贯穿于基诺族发展的各个领域,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宗教的一种表现。
(一)神灵的化身
相传基诺族的太阳鼓是伴随着本民族的产生而产生的,天地洪荒时期,基诺族的始祖玛黑和玛妞躲进太阳鼓才幸免于难,人们为了感激太阳鼓的救命之恩,太阳鼓便成了基诺族寨的寨神,是基诺族的神圣之物,是神灵的化身,是人与自然、人与神灵之间的媒介。在村中一般有两个鼓,一个公鼓,一个母鼓,人们用它们来与神灵相通,或是拜神驱鬼,或是祈福纳吉,是基诺族的重要神器。当经过严肃的制鼓仪式后,太阳鼓便被放到寨中长老家的神器房中,每当进行一系列的祭祀活动和春节(基诺族的特懋克节)时,再经过一系列的请鼓仪式,才可以击打太阳鼓,平时不能随意敲响大鼓。这种击打太阳鼓的活动后来发展为一种民间舞蹈艺术即“大鼓舞”,祈祷人丁兴旺、五谷丰登。如建新房或是收获的时候,人们便会用各种家禽供奉太阳鼓,并跳“大鼓舞”祈求家宅兴旺,庆祝丰收之喜。
(二)等级制度的象征
太阳鼓作为身份等级制度的象征,在基诺族中,只有卓巴的门楣上才可以悬挂太阳鼓。没有祭祀活动或非特懋克节,太阳鼓分别放在卓巴(卓巴家里为母鼓)和卓色(卓色家里为公鼓)家的神器房中。击打太阳鼓而跳的“大鼓舞”的出场顺序依次是卓巴、卓色、巴努、色努等村寨长老,如果跳舞时有外来宾客,要先邀请外来宾客,再是本寨的老人,以表示对外来宾客的尊重,最后便是各家各户的男性家长和年轻人,女性不能参加大鼓舞。从参加大鼓舞的出场顺序和女性不能参加的规定可看出基诺族的等级制度、社会结构、伦理道德。
(三)民族文化的缩影
太阳鼓是基诺族民族文化的缩影,它既有基诺族民族的历史记忆,也包含了基诺族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及生活情感。首先,太阳鼓作为基诺族的寨神,必须举行严肃神圣的祭祀仪式制鼓、请鼓、击鼓,因此太阳鼓首先是原始宗教的产物,与基诺族生存繁衍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次,太阳鼓的装饰艺术是基诺族人们图腾崇拜的产物,主要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的崇拜。最后,大鼓舞中的许多动作都是模仿人们日常采集、狩猎、耕种、打铁的行为习惯,这些舞蹈动作正是基诺族人们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缩影,是了解基诺族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活化石。这对于缺乏文字古籍记录的基诺族来说,是让更多人了解其民族粗犷刚毅、纯朴耿直的民族个性的动感资料,并对研究其他类似发展历程的民族有借鉴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对基诺族的民族文化采取了大量的保护措施。古籍的发掘整理、抢救,文化的识别和重建,民族文化生态村及博物馆的建设,旅游以及对传统节日文化的保护,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用,但是其文化仍在以一种很快的速度消亡。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基诺族的民族文化,引起了人们的反思。首先,认清民族文化保护的重要性。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所在,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没有文化,就没有民族。其次,贯彻落实正确的合理的民族文化政策。在民族融合的大趋势中贯彻“民族的即世界的”思想,尊重、保护、发展各民族的优秀文化。
再次,加强民族教育,增强民族信心。这主要表现在对本民族文化认识不清,以及对本民族文化的自我否定,使文化的选择和传递发生阻碍甚至中断,加强民族文化教育,让民族文化深入人心,有利于民族文化更好地传承。最后,精确提炼和升华传统文化。在民族文化从传统走向创新与转型的过程中,不当的创新和转型使得某些传统文化的精髓丢失,使其无所适从。因此,在民族文化的保护中,精确提炼和升华传统文化是发展民族文化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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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地界定内涵是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因此,准确厘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是有效推进相关理论研究和学术对话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需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内涵解读的新视角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判定研究学术界分歧较大,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真正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内涵,未能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实质,从而在源头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科学标准的生成,进而导致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判定各执一词,造成了差异性较大的研究现状。
进程及其理论成果的源头,正确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理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各自的内在逻辑关系、结构层次,并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基本前提。近年来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研究逐步深入,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形成诸多观点,可谓见仁见智,争论一直不断,近期尤甚。本文拟从逻辑起点内涵的解读到典型观点的评析,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理性判定三个方面展开,以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合理解读、标准的科学判定及逻辑起点典型观点的评析借鉴,试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做出合乎理性的判定。
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内涵,是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基本前提。而要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内涵,就需要首先弄清逻辑起点的内涵。在正确理解逻辑起点内涵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历史进程及内在逻辑关系,才能更正确地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科学内涵,进而在此基础上得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科学合理的判定标准。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内涵解读
逻辑起点内涵的正确解读是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一把钥匙,逻辑起点是逻辑学的概念,因此,首先要从逻辑学的角度来阐释。对于逻辑起点的研究成果不多,为能够正确理解把握逻辑起点的内涵,有必要对目前哲学界对逻辑起点研究有代表性的成果做一简单介绍。
学者冯振广、荣今兴根据黑格尔关于逻辑起点问题的思想,认为逻辑起点的特点有以下几点:其一,起点范畴一定是整个体系得以展开、赖以建立起来的客观根据和基础;其二,起点范畴应该是一个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其三,起点范畴必须是绝对的、抽象的;其四,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其五,起点和终点是辩证统一的;其六,起点范畴与理论体系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1]。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逻辑起点是一个理论的起始范畴,往往以起始概念的形式来表现。它必须具备以下四个要件:其一,有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质之规定;其二,此逻辑起点是构成该理论的研究对象之基本单位;其三,其内涵贯穿于理论发展全过程;其四,其范畴有助于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2]。以上这些对于逻辑起点的概念内涵论述和特点界定,可为我们正确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提供重要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标准判定
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由此可以看出,按照毛泽东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问题,创造出新的东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并形成创新性的成果。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源头判定也同样需要兼顾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其突出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不断和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把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为指导而产生的中国革命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从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这是一个具有双向度的系统性整体过程。因此,还要以系统的视角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的起始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肇始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标志基点开始生成的历史现象。而具有这些特征的历史现象(历史时期)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界定,应强调和突出的原则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和逻辑相统一,既要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又要兼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始点和理论基点的开始形成。故此,笔者认为,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标准有三个基本方面:标准之一,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始点(起点范畴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标准之二,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起点(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标准之三,必须开始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构成研究对象的基本单位)。并且,以这种标准判定马克思主义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才能更加符合逻辑起点的内涵和马克思中国化的精神实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几种典型观点及评析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拓展和逐步深入,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界定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新的成果不断涌现,笔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现列举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类观点并做简要评析。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起点说及评析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王国敏教授等,王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一个内含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的思维反映,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范畴内的问题。具体来讲,它是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这一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渊源性追寻,其理论源头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蕴含的民族化思想。”[5]此外,王国敏教授在深刻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层内涵的基础上,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分解为逻辑起点、理论起点、实践起点、历史起点、理论创新起点等五个起点,并对这些起点逐一展开论述并进行判定。
笔者认为这样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可以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问题,更有助于全面深层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之间的逻辑关系。但也存在相应的问题:问题一,很难体现逻辑起点要求的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思想;问题二,如果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成立,那么,这个逻辑起点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苏俄化(马克思主义朝鲜化、古巴化、越南化等)。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判定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值得商榷。
(二)过程起点说及评析
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从党的二大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一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点,处于这一过程中的这些“点”连贯起来,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张俊、沈艳荣等专家学者[6]。把从党的二大到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关键节点连贯起来作为逻辑起点,能够清晰凸显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历史脉络,但仅仅符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开始形成的标准,根本没有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和实践的起始点,况且也太宽泛。因此,把从党的二大到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关键节点连贯起来作为逻辑起点不准确。
(三)起点动态转化说及评析
学者张允金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看,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逻辑出发点,转变为以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需要作为逻辑出发点,再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作为一个统一体,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进一步探索的逻辑出发点,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问题。”[7]可以说动态转化是这种逻辑起点判定的特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随着具体国情和发展需要而改变的。此观点合理之处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和终点辩证统一的特点,但却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起始性和一贯性。
(四)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的历史现象起点说及评析
持此观点的徐光寿教授认为:“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的伟大实践,以及1928-1930年间以《反对本本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献的发表和重大理论的阐述,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重大历史现象,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直接成果则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而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8]笔者很赞同徐教授对马克思主义起点界定的思维角度,但对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界定为井冈山时期系列历史现象则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按照这样一个起点,很难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原始的肇始点。
(五)单个历史事件起点说及评析
者是从单个历史现象作为起点的角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尽管在逻辑思维角度和出发点是类似的,但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判定结果上,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性。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说有:第一种观点认为“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如果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算起,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这个历史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9]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开始传入中国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持此种观点的何一成教授认为:“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马克思传入中国时就开始了,尽管那时并不是真正自觉地‘中国化’,而且理解和表述都不完全标准、科学。”[10]
叶险明教授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11]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于李大钊,认为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提出,要把理论和中国的国情结合,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赵付科、李安增[12],李彦林、王素莉[13]等。第四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持这种观点的有梅荣政[14]、涂小雨[15]等学者。第五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于中共二大,持这种观点的有马乙玉[16]等学者。第六种观点认为1920年前后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17]。此外,还有秋收起义说,井冈山时期说,《反对本本主义》说,遵义会议说,六届六中全会说等等。这类把单个历史现象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观点,是学术界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主流观点,虽然各自都有合理之处,但是如果用马克思主义逻辑起点科学内涵、判定标准考量,感觉都有点厚此薄彼,缺乏全面性。
的理论知识(本文主要借鉴逻辑学逻辑起点内涵界定),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标准,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理论实质,做出合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判定。笔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内涵三个特点解读的基础上,借鉴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阐释,得出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三个标准:标准之一,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始点;标准之二,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起点;标准之三,必须开始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这三个标准既兼顾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同时又综合了哲学逻辑起点概念内涵的三个核心特点,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精神实质。因此,笔者认为以这三个判定标准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是比较理性的。
用标准之一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成的肇始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也应该以此为原始起点。同时,既然是理论起点,就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且已经发生适应中国具体国情的理论变化,就像有的学者所说要“化”出东西,而且这个东西之一必然是创新的思想理论,这个思想理论必须是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的思想,必须是贯穿于马克思中国化的历程的始终的思想。而符合这一要求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始阶段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马克思主义具体运用时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的思想火花,而明确提出这一思想的是李大钊。他于1919年8月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提出“一个
用标准之二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的革命实践的起始点。按照这个标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纷纷建立,因为早期共产主义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目有两方面实践内容: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二是为共产党正式的成立做准备。中国共产党从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开始,就正式开始了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不断地致力于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推进,更加突出的是其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革命实践的发端。自此以后,革命实践过程虽然历经曲折,但从总体趋势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实践是在逐步走向成功和胜利的,并最终取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绩。
用标准之三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该是最先开始形成毛泽东思想理论基点的历史事件――中共二大。学者汤兆云认为:“既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那么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阐述作为判别标准是比较科学的。根据毛泽东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判别标准有两个: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二是开始‘创造些新的东西’。照此标准,中共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肇始:二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如厘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党的最低纲领、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等,也形成了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东西”,包括指明中国革命的对象与动力、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地位及作用、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奋斗路径和目标等[20]。笔者认为这些“新的东西”正是毛泽东思想基点形成的开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由此开始萌发。
综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三个判定标准,结合对典型观点的评析,可以判定党的成立时期――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开始传播到中共二大,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分析,还是从两者的相互交织和结合的角度,以及参考逻辑起点的三个特点,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既不应该简单从理论上判定,也不应该单纯从实践层面判定;既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简单化,也不应该使之过于复杂化。而应该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逻辑和历史的结合,从系统整体的角度进行把握,方能理性、科学、合理。
而能够做到最先开始融理论和实践于一体,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真正结合起来,体现逻辑与历史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的历史现象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期,众所周知,党的正式成立是由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到党的二大的系列紧密联系的历史现象(既包括理论也包括实践)所承载。因此,笔者同样认为能够承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这一重大理论、历史和实践问题的,也应该是党的成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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