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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后,于2009年正式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这是北京在新的起点上,谋求更高层次发展的战略抉择。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必须认真面对人口增长问题,应以建设世界城市的胸襟正确对待和科学处理流动人口问题,拿出符合建设世界城市要求的流动人口调控管理对策。
北京流动人口构成中低端人口比例过大确实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但其根源主要是由于北京的传统的城市建设模式和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所导致的。未来北京要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建设宜居城市、绿色城市、低碳城市、健康城市、智慧城市都有赖于北京城市建设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转型。只有实现了这种大转型,才能使北京流动人口的低端化有根本性的转变。建议北京采取向外转移一般性的制造加工业,将占地多、高耗能、高耗水的产业转移出北京,可以与周边的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开展产业转移协作,发展北京在外地的“飞地经济”,减少这些产业对流动人口的需求。北京的一般性的低端的产业项目转移走了,在这些产业行业就业的外来人口也就跟着走了。首钢搬迁到唐山曹妃甸,就是成功的范例。城市建设方面也要大量采用先进的建设方式,减少对低端劳务人口的需求。建设发展方式的转型才能使北京流动人口实现高端化,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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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使得源于制度性差距的人口流动趋于减缓,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也有理由相信政治因素在城镇体系演变中的作用趋于下降;另一方面,集聚效应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经济力量,自始至终存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市场经济的环境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本文的目标正是实证分析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并比较区域经济理论强调的技术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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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效应、人口流动与城市增长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转变的载体。城镇化不仅仅是城乡人口比例的变动,还包括城镇体系,如大中小城市构成、城市间的分工与专业化等的演化。在城镇化水平超过50%的背景下,城镇体系优化已逐步成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决定》同时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人口作为一种要素,城镇化与城镇体系演变作为资源配置过程,也应该在市场机制下完成,为此,首先需要认识来自市场的驱动中国城市增长的力量。
忽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微小差异,城市增长与城镇体系演变是人口流动的结果以2011年285个市为例,市辖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为5.32‰、4.9‰、4.0‰和0.752;当年市辖区总人口增长率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为15.7‰、6.5‰、73.5‰和4.682。可见,总人口增长率的差异远大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差异。,但是,应用传统人口流动理论解释城市增长有两个基本不足:首先,在传统的推拉理论、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托达罗人口迁移理论及新家庭经济学中,收入差距是驱动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但收入差距本身通常作为假设出现,外生于理论。实际上,城乡与区际差异导致人口流动的同时,也受到后者的影响,传统理论不能为这种互动关系提供解释和理论框架。
其次,传统人口理论中没有空间,不能为人口空间分布的均衡、城镇体系的形成与演化提供解释。 相对于地区差距的外生性假设,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表明,城镇化是一个累积的过程[1]。人口分布通过集聚效应内生地决定地区间效率与收入的差距,人口因地区差距而流动时,也将通过集聚效应驱动新的人口流动。从集聚效应出发,现代区域经济理论既可以解释城市的形成和分工,也可以分析人口分布的空间均衡,从而弥补传统人口流动理论的不足。亨德森(Henderson)最早将集聚效应(向心力)和拥挤成本(离心力)互动过程中城市最佳规模、城市分工与城镇体系形成的思想模型化[2~4]。藤田长久(Fujita)等人也系统论述了中心-外围结构(CorePeriphery)、单中心城市与多中心城市的形成和演化[5~6]。华尔兹(Waltz)、鲍德温(Baldwin)、布莱克(Black)、藤田长久等还构建了伴随人口流动的多区域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人口分布也是内生决定的[7~10]。
集聚效应被看成区域经济的“三个基石”之一[11],但是,关于集聚效应的性质和来源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理论路径。传统城市经济理论强调外在于企业、内在于产业或区域的溢出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并进一步区分了本地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与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前者是指“相互紧密联系的产业部门形成的综合体”为本地企业创造的生产合作优势,又称“反映单一产业集中程度的外部经济”;后者是指“巨大城市聚集体的组成要素”,又称“反映城市规模的外部经济”[12]。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也被称为马歇尔外部性。关于外部规模经济来源,马歇尔提出三个方面的收益:中间投入品的共享、劳动力共享和知识溢出。雅克布斯(Jacobs)强调了多样化集聚在促进新思想产生方面的特殊作用[13]。卢卡斯(Lucas)进一步指出,城市在创新和学习方面的优势不仅表现在重大技术方面,也表现在各种技能和一般知识的产生、扩散与积累等方面[14]。杜兰顿(Duranton)等从共享、组合与学习三个方面概括了外部性产生的微观基础[15]。总体上,外部规模经济对应于米德(Meade)所提出的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y),作为生产函数的特殊形式出现[16],也是唯一因企业之间直接的相互依赖性而产生的外部性[17]。
与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不同,由克鲁格曼(Krugman)、藤田长久等人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理论(New Economic Geography)强调的是内在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18~19]。不完全竞争市场下报酬递增与运输成本的互动过程产生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20~21],即报酬递增产业在具有较高市场潜力的地区集聚[22],并且地区需求的上升导致产出更大比重的增加[23]。新经济地理理论中市场因市场潜力与集聚的交互作用而具有内生性,在循环累积机制上,克鲁格曼强调了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因素[24],维纳布尔斯(Venables)的研究则强调了产业内纵向供求关联的作用[25]。在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下,企业、消费者等主体之间的溢出效应在市场机制下产生,是一种间接相互依赖性,西托夫斯基(Scitovsky)称之为货币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26]。
集聚效应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检验。早期研究,如穆瑁(Moomaw)、田渊(Tabuchi)等都发现城市规模增长可以带来生产效率的上升[27~28]。金元(Kanemoto)等人的研究表明集聚效应在20万~4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最大[29]。中村(Nakamura)、亨德森、布莱克等同时检验了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作用[30~32],亨德森发现外部规模经济主要来源于本地化经济而非城市化经济[33],但这种本地化经济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逐渐消失。雷丁(Redding)等对纵向关联模型进行了检验,发现需求与成本关联解释了国家间人均收入差异的70%、制造业工资差异的50%[34]。汉森(Hanson)检验了工资水平变化与市场距离之间的关系[35~36]。布雷克曼(Brakman)等在NEG框架下研究了欧盟地区工资的空间分布[37]。欧振中(Au)、范剑勇、刘修岩、刘长全、赫林(Hering)等用中国城市或产业数据检验产业集聚与生产率、工资的关系,也证实了集聚效应的存在[38~43]。
在集聚效应与人口流动、人口分布方面,克罗泽特(Crozet)、庞斯(Pons)、赫林等分别检验了市场潜力对欧盟和西班牙人口流动的影响[44~46],布莱克等分析了市场潜力对美国城市相对规模变动的影响[47]。帕特里奇(Partridge)等检验了集聚效应对加拿大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48],也是所见为数不多的直接分析集聚效应对城市增长的影响的实证研究。总体来看,虽然集聚效应在主流理论中被认为是塑造人口分布与城镇体系的基础力量,集聚效应的存在也得到广泛研究的验证,但是集聚效应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的实际影响依然缺乏充分的检验。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结论也非完全一致。帕特里奇等人的研究表明,城市人口增长率与人口密度呈负相关,与城市初始规模呈正相关[49]。克罗泽特却发现,向心力非常有限,这些力量无法克服人口流动的障碍(成本),不足以导致快速的空间结构演变和中心外围结构[50]。
目前来看,还没有研究在集聚经济理论框架下检验和识别中国城市增长的驱动力量。长期以来,导致中国人口流动的地区差距有三个显著的外生来源:
第一,城乡分割导致的城乡差距,这为城乡人口流动积蓄了的能量;
第二,改革顺序与自然条件差异导致的区际差距,这为跨区域人口流动提供了能量;第三,政治资源分布不均衡导致基础设施与寻租空间的地区差异,通过对产业布局的影响也会引起人口与就业的流动。相对于这些因素,集聚效应显得过于微弱。但是,依然可以预期,在城镇化由提高城镇化率向优化城镇体系过渡、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不断增强的情况下,集聚效应与传统力量的对比也处于变化之中。
一方面,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使得源于制度性差距的人口流动趋于减缓,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也有理由相信政治因素在城镇体系演变中的作用趋于下降;另一方面,集聚效应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经济力量,自始至终存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市场经济的环境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本文的目标正是实证分析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并比较区域经济理论强调的技术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
二、集聚效应框架下的城市增长模型
1. 单区域的城乡迁移
假设区域由城乡两部分组成,城市与农村代表性居民的效用分别为Vu和Vr,由于迁移成本的存在,只有在迁移前后效用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迁移才会发生。遵循普加(Puga)的研究思路,假设迁移成本x在[1,eδ]区间服从密度函数为f(x)=1/(δc)的随机分布[51]。一个代表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的概率为Prob(x
Mr,u=P?r,u=(1/δ)ln(Vu/Vr)Pr(1)
其中,Mr,u是城乡迁移人口,P?r,u是城市(乡村)人口变动,Pr是农村总人口。假设城市生产制成品为m,农村生产农产品为a,城乡居民对制成品、农产品具有不变替代弹性的CD偏好,以γ表示制成品在支出中的份额,城市居民面临通勤成本等生活成本,那么城乡居民的间接效用函数分别为:
Vu=q-γm,uq-(1-γ)a,u(wu-cu)(2)
Vr=q-γm,rq-(1-γ)a,rwr(3)
其中,qm,u、qa,u、qm,r、qa,r分别是城乡制成品与工业品的价格指数,wu、wr分别是城市及乡村的名义工资,cu是城市生活成本。假设制成品与农产品在城乡之间转移具有萨缪尔森(Samuelson)的“冰山”式运输成本τm和τa[52]。以制成品为例,一单位制成品从城市运往农村,只有1/τm单位能够到达(τm>1)。那么,
qm,r=τmqm,u(4)
qa,u=τaqa,r(5)
将式(2)~(5)代入式(1),那么:
P?r,u=(1/δ)ln[τa-(1-γ)(wu-cu)/(τm-γwr)]Pr(6)
假设城市制成品生产存在外部规模经济。虽然外部性的产生可以有不同的微观基础[53],但是,根据康博斯(Combes)等的研究[54],均衡工资(wu)通常取决于城市生产率移动因子(Bu)与城市就业规模(Lu),设为:
wu=BuLθu=BuPθuκθu(7)
其中,κu是城市总人口中就业人口所占比重,Pu是城市人口规模,θ反映了外部规模经济的大小。城市规模增长过程中,通勤成本(及其他与城市规模相联系的不合意因素)等生活成本也随之增长,劳动力的有效劳动供给将会下降[55]。设城市生活成本为:
cu=CuPλu(8)
其中,Cu是城市生活成本的移动因子,λ反映了外部规模不经济的大小。将式(7)、(8)代入式(6),那么:
P?r,u=(1/δ)ln[τa-(1-γ)(BuPθuκθu-CuPλu)/(τm-γwr)]Pr(9)
式(9)描述了城乡人口迁移及城乡人口规模的动态变动过程,影响这个过程的因素有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的大小(θ、λ)、城乡人口规模(Pu、Pr)、迁移成本参数(δ)、产品运输成本(τm、τa)等。动态过程反映了城镇化的累积特征,人口集中会驱动进一步的集中,集聚经济越强,累积效应也越大。但是,两个因素会使城乡人口分布趋向均衡(P?r,u=0),即:①城市中集聚不经济的累积。
亨德森指出,城市规模扩张并达到一个很大的水平时,规模扩大对城市生活成本的边际效应大于对城市生产效率和工资的边际效应。因为城市规模与城市居民效用之间的倒“U”型关系,城市增长的自我累积过程也不是线性的,在达到临界水平后成为限制城市进一步增长的因素。②农业部门工资水平的上升。农村人口的持续转出将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在农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并达到临界水平后,也会限制城市进一步增长。
2. 多区域的区际迁移
在多区域的情况下,假设区际迁移由各地区代表性城市居民的效用水平决定。假设地区i和j之间的距离为dij,两地间人口迁移的成本x在[1,edij]区间服从密度函数f(x)=1/(dijx)的随机分布。E(x)/dij=1/dij2>0,迁移成本随着两地间距离的增大而提高,这与现实相符。遵循普加的研究,假设潜在迁移人口从i地区迁移到j地区的概率服从ρPu,j的泊松分布,Pu,j是j地区的城市人口数量,即流向大城市的概率更高一些[57],那么,从i地区到j地区的迁移规模将遵循以下动态过程:
Mi,j=P?i,j=ρ(1/dij)ln(Vj/Vi)PiPu,j(10)
其中,Vi、Vj分别是i地区和j地区代表性城市居民的效用水平
这个假设暗含了农村居民在本地城乡迁移与向其他城市迁移的比较。,假设其具有如下形式:
Vi=q-γm,iq-(1-γ)a,i(wi-ci)(11)
其中,qm,i是i地区制成品的价格指数,qa,i是本地农产品价格指数(假设各地区农产品价格指数相同,即qa,i=qa,j),γ表示制成品在支出中的份额,wi是城市居民名义工资,ci是城市生活成本。假设制成品的区际转移具有与距离正相关的“冰山”式运输成本τ,参照克罗泽特的做法[58],假设地区i和j之间的运输成本为:
τij=Tdijδ(12)
其中,T>0、δ>0。遵循藤田长久等的假设[59],i地区的制成品价格指数具有如下形式:
qm,i=[∑Rr=1nr(pm,rτir)1-σ]1/(1-σ)=[∑Rr=1nr(pm,rBdirδ)1-σ]1/(1-σ)(13)
其中,nr是r地区生产的制成品品种数,pm,r是r地区制成品的离岸价,σ是任意两个制成品之间替代弹性,(σ-1)/σ反映了消费者对制成品多样性的偏好程度。直观来说,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偏远地方和制成品主要靠“进口”的地方,制成品价格指数更高。在名义工资相同的情况下,这些地方的实际工资就更低。市场潜力与价格指数恰好相反。典型市场潜力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mpi=∑Rr=1(Yr/dir)(14)
其中,mpi是i地区的市场潜力,Yr是r地区的购买力。显然,购买力加权的权数是距离的减函数,偏远地区的市场潜力更小。正如克罗泽特所指出的,制成品价格指数可以看作市场潜力的逆函数[60]。那么,用如下函数表示制成品价格指数与市场潜力之间的关系:
qm,i=f(mpi)qm,i/mpi<0(15)
假设i地区名义工资wi和生活成本ci分别为:
wi=BiPθiu,iκθii(16)
ci=CiPλiu,i(17)
其中,Bi、Ci分别是生产率与生活成本的移动因子,Pu,i是城市人口,κi是城市总人口中就业人口所占比重,θ、λ反映了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不经济的大小。将式(11)、(15)、(16)、(17)代入式(10),经简化可得:
P?i,j=ρ(1/dij)ln{[f(mpj)f(mpi)]-γBjPθju,jκθjj-CjPλju,jBiPθiu,iκθii-CiPλiu,i}PiPu,j(18)
式(18)描述了区际人口迁移的动态过程,地区之间市场潜力、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不经济等的对比关系都影响人口迁移。此时,城市增长一方面产生技术外部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市场潜力的影响产生货币外部性,两方面外部性共同驱动城市增长的累积过程,同时外部规模不经济(拥挤效应)又发挥着限制城市过度增长的作用。
1. 计量模型
根据以上理论模型,本文将实证检验技术外部性、市场外部性等集聚效应与其他力量在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基本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gi,t,j=β0+β1Ai,t-j+β2mpi,t-j+β3Xi,t-j+β4ri+β5μt+εi,t(19)
上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t年第i市;j表示计算城市规模增长的时间跨度;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也都是j期滞后值;gi,t,j是t年i城市在过去j年中规模的增长;Ai,t-j是衡量技术外部性的变量。无论本地化经济还是城市化经济,都是与集聚的绝对规模相关,本文使用城市人口规模(UrbanPopi,t)来衡量。一些学者也强调了用密度衡量的集聚相对规模的效应[61~63],本文还引入城市人口密度(PopDensityi,t)指标;mpi,t-j是衡量货币外部性的市场潜力,参照布莱克等的研究,本文计算以距离倒数为权重的总人口(MP_Popi,t=∑r(Popr,t/dir),其中i≠r)来衡量市场潜力,该指标同时也与本文的核心问题城市增长相联系,反映了城市增长过程中的潜在人口供给;Xi,t-j是其他控制因素,除了集聚效应,城市增长还受到区位、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涉及的指标包括的变量有失业率、工业化水平、工资水平、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等;ri是城市固定效应;μt是时间效应;εi,t是独立同分布随机扰动项。根据理论,技术外部性相关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变化特征,故引入UrbanPopi,t、PopDensityi,t的二次方项。城市增长的路径依赖特征、控制变量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不可观测异质性等都可能导致城市人口增长率的序列相关性,为此,在控制变量中进一步引入城市规模变动的滞后一期变量,最终的实证模型为:
gi,t,j=β0+ρgi,t-1,j+β1UrbanPop2i,t+β2UrbanPopi,t+β3PopDensity2i,t+
β4PopDensityi,t+β5MP_Popi,t+β6Xi,t-j+β7ri+β8μt+εi,t(20)
2. 计量策略
本文选择j=1,即与前一年同比的城市人口增长率来衡量城市增长。集聚因素与控制变量全部选择滞后一期的值,以反映城市增长与初始状态的关系。由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年份城市增长率可能有系统性的差异,模型的控制变量还将包括年度虚拟变量。
在估计方法上,由于城市规模变动受到不可观测的城市固定效应的影响,城市间规模变动也可能存在空间关联性,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65~66]。但是,引入滞后因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固定效应估计量向下偏误[67~68]。为此,本文将使用阿雷拉诺(Arellano)等以及布伦德尔(Blundell)等提出的系统GMM动态面板方法对式(20)进行估计[69~70]。由于系统GMM方法可以同时利用变量水平变化和差分变化的信息,它比差分GMM方法更有效[71],特别是克服差分GMM方法存在的弱工具变量问题。
就模型设定合理性与工具变量有效性来说,系统GMM估计的关键检验有两个:一个是二阶自相关AR(2)检验,检验的原假设是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本文将报告ArellanoBond自相关检验的显著性;一个是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检验的原假设是所使用的工具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本文将报告Sargan检验及对异方差更稳健的Hansen检验的显著性。
3. 数据与变量
实证分析数据是2000~2011年全国261个地级市共3132个样本的面板,数据全部来自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规模增长用城市人口增长率(GrowthRatei,t,j)来衡量。从图1来看,2000年以来,城市平均规模经历了稳定的增长,但增长速度趋于下降。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平均规模最大,平均增长速度也最快。在平均增速上,中部地区城市次之(见图2)。
图1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图2分区域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城市人口规模(UrbanPopi,t)使用的是地级市市辖区总人口;城市人口密度(PopDensityi,t)使用的是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市辖区总人口/建成区面积);市场潜力指标MP_Popi,t中的人口是各城市总人口,权重所用城市间距离是根据城市经纬度计算的直线距离;失业率(Unempi,t)是市辖区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市辖区单位从业人数);工业化水平(Indi,t)是市辖区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RP的比重;工资水平是各城市市辖区职工平均工资(Wagei,t)的对数;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是人均城市道路面积(RoadPerCapitai,t)的对数。表1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四、实证研究结果
表2列出了实证分析的结果。模型1报告了除时间因素外不含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2报告了以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为核心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3报告了含所有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添加了城市市场潜力与是否属于东部地区
按照通常口径,东部省份包括京津冀鲁苏浙沪闽粤琼。的虚拟变量的交叉项。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模型5和模型6分别使用2001~2011、2002~2011年数据在模型4设定下进行估计。在不同模型设定下,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且工具变量有效,两个关键假设都高度显著地通过检验,表明模型设定与工具变量选择是合理的;集聚因素与控制变量的系数基本都得到比较稳定和显著的估计结果,仅有人口密度因素在模型5和模型6中的显著性与前几个模型不一致。以下基于模型4并结合稳健性检验情况,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首先来分析各控制变量对城市增长率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①效用的比较是人口流动的基本动因,收入决定效应,估计结果表明工资增长率与城市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工资增长率
未加说明均指滞后一期。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增长率会相应地上升0.059个百分点。②托达罗的人口迁移理论强调了失业率的重要性,失业率会影响就业预期与收入预期,进而影响到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本文的估计结果支持这一论断,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增长率会下降0.1个百分点,该影响在经济意义上也是比较显著的。③城市化水平越高则城市增长率也越高,弹性达到了0.2,原因可能在于城市化水平提高能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进而促进人口集聚。④城市增长过程中道路建设通过降低通勤成本等拥挤效应进而促进人口集聚,人均道路长度每增长1%,城市增长率会相应地上升0.015个百分点。
本文关注的是集聚因素对城市增长率的影响,根据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如下规律。
首先,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LnUrbanPop的一次项与二次项都在1%水平上显著,二次项小于零。“U”型曲线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在城市人口达到一个门槛规模后,城市增长率将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而增长。按照一次项与二次项的-0.784和0.067估计值计算,LnUrbanPop的门槛值为5.851,对应的城市规模为347万,超过这一规模,城市增长率与城市规模是正相关的。
2011年,达到这一规模的样本城市有17个,占到样本城市总数的6.51%。也就是说,对大多数城市来说,城市增长率因城市规模增长而下降。由于这是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相互抵消后的净效应,所以从技术外部性角度看,大多数城市在人口增长过程中,集聚不经济超过集聚经济效应,进而限制城市过度增长。对于超过门槛规模的城市,城市规模与城市增长率正向关系的出现,可能与这些城市的区域中心、行政中心的地位相关。2011年超过门槛规模的17个城市中,各类中心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等)占到了15个。
其次,模型1~模型4中,城市人口密度与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人口密度达到一个门槛值之前,城市增长率随着人口密度的增长而增长,超过门槛密度之后则随着人口密度的增长而下降,这个变化反映了人口集聚过程中拥挤效应的存在。按照一、二次项的估计值0.177和-0.011计算,LnPopDensity的门槛值是8.04,对应的人口密度是3120人/平方公里。但是,在模型5~模型6中,人口密度的一次项和二次项都不显著。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人口密度对城市增长中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对此的一个解释是,近年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中国出现了普遍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情况,人口(就业)密度的溢出效应和拥挤效应因此不能得到真实反映。
最后,货币外部性是驱动城市增长的重要力量。城市增长率与其市场潜力有显著正向关系,市场潜力每提高1%,城市增长率上升0.097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城市来说,市场潜力每提高1%,城市增长率还将额外上升0.008个百分点。
正确认识城市增长动力是我国在市场机制下继续推进城镇化与优化城镇体系的基础。虽然集聚效应被认为是塑造人口分布与城镇体系的基础力量,其存在性也得到广泛验证,但是现有研究对于具有不同微观基础的集聚效应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的实际影响依然缺乏充分检验。本文使用2000~2011年26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分别衡量技术外部性与货币外部性的集聚因素,运用系统GMM的动态面板估计方法,检验并确认了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
城市增长是人口自然增长与人口流动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本研究未剥离城市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差异的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主要与人口年龄结构、总和生育率、死亡率等因素有关,与本文强调的集聚效应可能没有直接关系。另外,根据前面数据比较,自然增长率对城市增长的影响比人口流动要小很多。从这两点来看,忽略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应该是比较有限的,但关于这方面的影响仍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一个方向。在此,也向提出这一问题的匿名审稿人表示衷心感谢。中的作用。
具体来说:
①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但是大多数城市处于曲线的左侧,城市增长率因城市规模增长而下降。从技术外部性角度看,这些城市在增长过程中,集聚不经济效应超过集聚经济效应,进而限制城市过度增长。
②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市场临近中的货币外部性,结果表明,根据人口与空间距离计算的市场潜力是驱动中国城市增长的重要力量。
③城市人口密度与城市增长率之间存在的倒“U”型曲线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可能源于土地财政驱动的城市空间过快增长,使得与密度相关的技术外部性在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上都不能得到正常发挥。
④传统人口迁移理论强调的收入预期取决于工资和失业率,结果表明这两个因素对城市增长也有显著影响。⑤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与城市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缓解拥挤效应可以促进城市增长。
上述结论表明城市增长是多重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并有三点政策内涵。首先,集聚效应作为基本经济力量,其对城市增长的作用是发挥市场机制在城镇化与城镇体系优化中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但集聚效应发挥作用仍有赖于市场环境的建设,特别是完善有利于人口流动、资本流动与区际自由贸易的制度。城市增长与城镇体系演变应是基本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任何非市场力量带来的城市结构变动都可能引起资源错配,降低经济效益。
其次,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以缓解拥挤效应是发挥集聚效应促进城市增长作用的内在要求。货币外部性对城市增长具有更加持续的作用,而技术外部性的作用则受限于集聚过程中的拥挤效应,同等规模下,拥挤效应越大,技术外部性抑制城市增长的作用就越突出。最后,工资、失业率等传统因素的显著作用说明,创造就业、降低失业率以提高收入预期仍是促进城市增长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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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国家统计局通过人口统计得到的人口数据与实际的人口数据存在一定的差距,此种现象是在多个因素的影响下而出现的,主要包括可避免的人为因素和不可避免的根本性因素。为了降低城镇人口统计的误差,笔者通过国内的城镇人口统计范例来分析城镇人口统计不规范的原因,力求提高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以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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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化问题研究
有关部门会定期进行人口普查工作,进而掌握未来本地区的人口数量,然后根据预测的人口数量来寻找或制定合理的经济制度,力求解决人口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问题,并寻找加快本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方法和策略。然而有关部门在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存在着统计不准的问题,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依据错误的统计结果而制定的经济制度就缺乏适应性,不仅无法满足人们对衣食住行的要求,还会降低经济的发展速度。
甚至会出现许多不和谐的现象,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对此,有关部门必须要寻找城镇人口统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采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问题,以此来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保障,并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下面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城镇人口统计方面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城市规划,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所依据的主要内容就是城镇的人口数量。目前,我国的经济正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因而加快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城镇人口问题也随之显现。对于城镇管理者来说,扩大城市规模是他们最主要的工作任务,所以各个城市的管理者为了提高城镇化水平会产生激烈的竞争,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另外,统计部门进行人口普查时,由于不同城镇适用的统计概念存在差异,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革,进行人口统计时的统计口径也会发生变化,因而降低了历史统计成果的保存价值,不利于后续管理者制定经济的发展战略,降低了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一般来讲,国家统计局通过人口统计得到的人口数据与实际的人口数据存在一定的差距,此种现象是在多个因素的影响下而出现的,主要包括可避免的人为因素和不可避免的根本性因素。为了降低城镇人口统计的误差,笔者通过国内的城镇人口统计范例来分析城镇人口统计不规范的原因,力求提高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以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1)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使用的概念的统一性较差。
对于城镇人口规模来说,主要由人口概念和空间概念这两方面概念组成。人口概念就是指城镇人口的种类,空间概念就是指城镇人口所在的区域。根据相关统计资料可知,不同城镇在进行人口统计时应用的概念存在很大的差距,并且种类繁多,增加了统计的难度。
比如说,进行人口统计使用的人口概念由总人口、常住人口和若干个分类人口等概念组成,空间概念则由市区、中心区和规划建设区等组成,在进行统计时,如果将两种概念叠加起来,就会使得统计工作更加复杂,相关部门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已出台了相关规定,但是在实际的人口统计工作中,仍然无法准确把握“城镇人口”这一概念,并且统计人员也无法正确表达城镇人口规模,因而降低了人口统计的准确性。
(2)进行人口统计时统计的口径不同。
统计局在进行城镇人口统计工作的时候,除了要使用种类繁多的统计概念之外,还要明确各类人口的统计口径。然而根据我国历次的人口普查资料可知,进行人口统计的统计口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暂住人口为例,某些地区将暂住时间为三个月以上的作为暂住人口,二某些地区却将时间定为半年以上或一年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统计局进行的历年人口普查数量的可比性将降低,城镇管理者也不能正确了解本地区人口规模的变化情况,因而制定的方针和政策的适应性就会降低,不利于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1)实现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运用的概念的统一。
在进行城镇人口统计的时候,要想提高统计的正确率,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概念混乱以及概念不合理使用的现象,对此,国家有关部门必须要对一些常用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明确这些概念应用的情景。举例说明,城镇总人口、中心城区和常住人口等常用概念必须要进行正确的界定或划分。
另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速度较快,如果采用传统的按户籍登记地点来界定城镇人口,就是失去人口统计的意义。以深圳这个经济发达地区来讲,此地区的外来人口较多,外来人口返回原籍的次数较少,为了准确表示城镇化水平,统计人员可以根据人员的居住时间来确定成镇人口的数量。
(2)实现城镇人口统计中统计口径的一致。
要想实现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化,有关部门必须实现统计口径的一致。对于我国来说,导致人口统计中城镇人口规模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暂住人口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对此,国家统计局已经更改了人口计算所使用的方法,要想提高人口统计的准确性,有关部门必须要加大相关规定的执行力度。
在具体的人口统计工作过程中,统计人员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清楚城镇人口限定范围,然后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口径的下统计城镇常住人口数,进而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确保城镇管理者指定的方针政策的科学合理性,以此来加快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最终提高我国的整体经济水平。
四、总结语
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能够对城镇制定的方针政策产生严重的影响,为了进行正确的人口规模预测,提高相关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关部门必须要实现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运用的概念的统一以及实现城镇人口统计中统计口径的一致,进而提高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为城镇管理者提供科学管理本地区域的依据,从而解决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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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年龄结构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确实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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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取多解释变量研究法,不只把人口年龄结构作为实际汇率的解释变量,还加入了经济增长率。主要因为人口年龄结构和实际汇率两者之间的并没有直接传导的关系,因此引进一个对两者联系都比较紧密的经济增长率作为递进的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利用中美的消费价格指数为基础计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
REER=ER*CPIf/CPI
其中ER是中美名义汇率指数,CPI是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CPIf是美国的消费价格指数。本文选取2000年第三季度--2013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数据作为数据区间,共54个样本。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中国统计年鉴和美国统计局。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增长率。用CHILDREN表示0-14 岁人口占比,LABOR为15-64岁人口占比,OLD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经济增长率的选取是由我国的GDP决定的,记为RGDP。
由于CHILDREN+LABOR +OLD=1,三个变量完全共线性,所以仅选取劳动力人口占比和老年人口占比作为人口结构解释变量。在此基础上,为了消除异方差性,将REER、LABOR、OLD和RGDP分别取对数,再通过Eviews软件进行季节性调整,记为如下模型:
LNREER_SA=c+β1LNLABOR_SA+β2LNOLD_SA+β3LNRGDP_SA+ε
(一)单位根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具有非平稳性。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ADF 检验)以确定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由表1可以看出,LNREER_SA、LNLABOR_SA、LNOLD_SA、LNRGDP
_SA的ADF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即时间序列不平稳,存在单位根。进行一阶差分后DLNREER_SA、DLNLABOR_SA、DLNOLD_SA、DLNRGDP_SA的ADF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即各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时间序列是平稳的。由于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同是一阶单整,因此可进行协整检验。
表1 各序列的ADF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ADF检验的P值 结论
LNREER_SA 0.7436 非平稳
DLNREER_SA 0.0000 平稳
LNLABOR_SA 0.7917 非平稳
DLNLABOR_SA 0.0043 平稳
LNOLD_SA 0.9921 非平稳
DLNOLD_SA 0.0002 平稳
LNRGDP_SA 0.2674 非平稳
DLNRGDP_SA 0.0000 平稳
数据来源:笔者通过Eviews 检验所得
(二)协整检验
本文研究的是多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因此采用Johansen 协整检验方法。如表2所示,迹检验法和最大特征值法均表明在0.05水平下,变量间存在4个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认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表 2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
Hypothesized No. of CE(s) Trace test Prob.** Max-eigenvalue test Prob.**
None * 0.611900 0.0000 0.0001
At most 1 * 0.471721 0.0001 0.0014
At most 2 * 0.266550 0.0102 0.0356
At most 3 * 0.091447 0.0302 0.0302
Trace test indicates 4 cointegrating eqn(s) at the 0.05 level
Max-eigenvalue test indicates 4 cointegrating eqn(s) at the 0.05 level
数据来源:笔者通过Eviews检验所得。
确定了变量间协整关系的存在,则可以利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的原理推算出具体的协整方程。
表3 标准化协整系数
DLNREER_SA DLNRGDP_SA DLNOLD_SA DLNLABOR_SA
1.000000 -0.503240 -2.277929 1.386025
由表 3可以得出协整方程:
LNREER_SA=0.503LNGDP_SA+2.278LNOLD_SA-1.386LNLABOR_SA。
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确实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我国劳动力人口的上升和经济增长率的上升都会使人民币汇率升值,而老年人口的上升则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贬值的影响,其中,人口结构对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和贬值的影响更大。劳动人口比率每增加1%,会使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1.4%;老年人口比率每增加1%,会使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2.28%。
因此,结合我国的国情,我们要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注重劳动力人口的综合素质。除此之外,我国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宽对人口限制的政策,保证一定程度的人口出生率,以保证劳动力人口的比重。自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因此加快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迫在眉睫,这样才能使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得到有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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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预期延长,会增加储蓄率,但在数据统计检验方面并不显著。针对这一现象,Bloom给出的解释为:虽然更长的生命预期会导致预期工作年限的延长,但延长的工作年限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弥补更长的生命预期背景下老年人退休后的消费需求。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评述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评述
近些年来,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人口年龄结构从高少儿人口抚养比类型迅速转变为高老年人口抚养比的类型,让我国在经济完全发展之前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即我国的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有助于明晰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为我国的人口政策及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总储蓄和总消费会部分地取决于人口的年龄分布,当有更多人处于储蓄年龄时储蓄率就会上升,老年人只消费过去积累的储蓄,如果社会上的老年人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提高 (F.Modigliani,Brumberg,1954;Ando,Modigliani,1963)。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为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均以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为基础展开。模型的优化与数据的选取是该领域研究的两个最主要方向。本文分别从Leff模型优化与相关实证研究、数据选取存在的差异两个方面回顾总结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
(一)Leff模型的提出
F.Modigliani(1954)虽然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并且通过列举当时美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的数据验证了其理论的正确性,但并没有对两者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手段进行精确的验证。Leff(1969)是最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生命周期理论进行验证的学者。他的研究着眼于人口年龄结构与总储蓄率的关系,进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通过利率的传导机制对居民总消费影响。首先,Leff将老少人口抚养比这一概念引入他的实证模型,用这两个指标衡量了社会的老龄化和幼儿化程度,解决了老龄化与幼儿化无法量化的难题。之后他分别对74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检验,又将这74个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组与发展中国家组,但无论是将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分开讨论还是将两者综合讨论,老少抚养率的提高对于储蓄率都有明显的负效应。
(二)Leff模型的发展与早期应用
在Leff之后,也有许多学者(Attfield和Cannon 2003;Higgins 1998;Horioka 1997;Masson 1996等)运用Leff的实证模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也都支持生命周期理论,即当人口中的老龄人群增加时,居民的储蓄率会下降,整体消费水平会上升。
其中Fair和Dominguez(1991) 将每10年划分为一个生命周期,通过对美国经济数据的研究指出,相对于的收入而言,20-30岁之间的劳动力人口比于其他年龄段的人口消费更少。Kelley和Schmidt(1996)应用Leff模型对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88个国家的抚养比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预测。他们的研究发现不同时代背景下老年人抚养比的影响效果也不同,如在80年代较高的抚养比会明显降低总储蓄率,但在60年代与70年代这一影响效果却十分微小,回归结果也并不显著。
日本学者Horioka(1997)运用日本政府调查数据对日本家庭的储蓄率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退休人口的净储蓄率和预防性动机与生命周期理论十分相和,并且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净储蓄率变动的主导因素。同时他还发现,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人的预防性动机更加强烈,年轻的日本人更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
据此他指出,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与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契合。Higgins(1998)对于100多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了研究,也发现了老少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种负相关关系并不一定表明老人减少家庭资产来补贴消费,储蓄的减少也可能是老年人抚养负担加重的后果。总体上讲,这些研究大多围绕生命周期理论,即较高的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是否会导致社会总储蓄的降低。
(三)Leff模型的改进
虽然Leff的模型很好的描述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模型的设计上仍然存在需要改进的方面。Adams(1971),Goldberger(1973)和Ram(1982)对Leff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提出了质疑。其中Adams认为总储蓄率的变动是诸多经济因素的综合体现,抛开各国国情不谈而仅仅考虑老少抚养比这一解释变量是难以得到合理的预期研究成果的;Goldberger则认为居民的储蓄行为拥有较强烈的“棘轮效应”,即储蓄行为不仅要受到当期收入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上一期储蓄水平的影响,显而易见Leff的模型设定没有考虑到这种所谓惯性的存在;Ram则认为Goldberger对于Leff的计量模型修改是合理的,但是当滞后被解释变量被用来作为解释变量时,模型又引入了内生性问题。Ram通过工具变量法对Leff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结合1977年128个国家的数据,应用改进后的Leff模型最终得出了与Leff相似的结论。
Bloom(2003)对Leff的经验模型再次进行了修改,模型中不仅包含了人口抚养比,同时还加入了人口预期寿命这一变量,他的实证结果表明绝对寿命预期延长,会增加储蓄率,但在数据统计检验方面并不显著。针对这一现象,Bloom给出的解释为:虽然更长的生命预期会导致预期工作年限的延长,但延长的工作年限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弥补更长的生命预期背景下老年人退休后的消费需求。
因此,从这方面讲理性的劳动力人口倾向于增加储蓄;然而更长的生命预期可能是医疗水准提高和生产力进步的产物,这必然会刺激老年人对于更优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储蓄也会随着消费的提高而降低。基于上述两种考虑,Bloom认为预期寿命的延长对储蓄的影响可能是不明确的。之后为了研究更长的寿命对储蓄的影响效果,Bloom等学者运用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的方法分析储蓄的分离效应,通过1960年至1994年68个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发现,不论是人口年龄结构还是预期寿命,都对储蓄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其结论为,较长的生命预期对总储蓄率的影响效应为正,较高的人口抚养比对于总储蓄率的影响为负。
Bloom(2007)等依然沿用之前的经验模型,但模型中不仅保存了原有的预期寿命和老年人口抚养比,还加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情况这一变量。他们的研究发现预期寿命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社会保障体系制度是否完善。当国家拥有完善的养老保障金制度并且工人具有强烈的退休动机时,较长的预期寿命会对储蓄率产生正效应;然而当政府采取公共基金的量入为出抚恤金系统或高相似度的养老金系统时,这种正效应便会消失。
如前文所述的研究中,学者大多利用宏观经济数据进行研究,这类研究也基本符合生命周期理论,而且实证检验的指标大多是显著的。然而,另一些学者利用抽样数据时却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分布与消费与储蓄之间并不存在关系,或仅仅存在很微弱的相关关系,如Park(1999)和Bosworth(1991)等。Park对当时的美国2000多个家庭进行了连续十年的抽样调查,调查包括家庭的年龄组成、收入、支出、受教育情况、家庭住房状况、社会保障等方面。通过对这些数的据研究,Parker发现人口年龄分布的变动不会对消费和储蓄率发生影响,或轻微影响,这与之前应用总量宏观经济数据研究所获得的结果是不相符的。
针对这一差异很多学者做出了解释。首先,Weil(1994)指出,如果一个家庭中存在两代人之间相互影响的行为,则该行为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他特别研究了遗产这一关乎两代人之间的经济行为,结果显示,在受到调查的家庭中,那些可以获得或预期会获得丰厚遗产的年轻人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而由于这类两代人之间经济行为所引起的消费变化是无法从宏观经济数据中得到体现的。
其次,Miles(1999)指出可能导致两类数据估计结果差异的另一方面原因是由于家庭抽样调查数据研究经常使用的储蓄率高估了养老金资产的价值。这种高估往往制造出老年人收入提高的假象。此外,Deaton和Paxson(2000)强调家庭抽样调查数据难免存在抽样误差,因为这些数据都是基于家庭,而不是基于个人。虽然家庭抽样数据在样本选择和抽样方法上存在较大争议,但Demery和Duck(2001)通过对上述问题的修正,首先,该方程在采纳数据前先进行了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尽量保证样本数据对于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的显著性,这就降低了Weil所提出的两代人之间经济行为的影响程度;其次,数据选取的时限较短,用季度数据代替年度数据来扩充样本容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削弱过长经济周期所引发的经济坏境与个人决策的不确定性。于是根据1996-2000年的英国家庭抽样调查数据推导出一个符合生命周期模型的短期储蓄年龄分布方程。
Leff模型及其相关改进模型仍然是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的主要研究方法。该方法以计量经济模型为基础,科学客观地搭建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桥梁。由于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多样性,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出发,能引申出许多更加深入的分析结果。通过Leff模型分析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Leff模型发展至今,虽然经过无数次的改良仍然无法得出一个最具有普遍性与通用性的形式,变量与数据的选取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从理论上讲,我国2000年以后才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而学者们真正意义上定量的研究该问题也仅仅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研究的方法与角度也大多模仿西方学者的成果。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虽然不确定,但人口老龄化却是每个新兴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面对的一条鸿沟,如何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才刚刚开始,从时效性上讲,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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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尔萨斯理论出现之前,有种与之对立的理论认为人口增长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这种观点本质上把人口增长看成是独立的自变量,认为人口增长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它适用于分析在农业社会和工业革命前人口缓慢演化的过程,即渔猎社会到农业社会的过程,这个期间里,人们在长期居无定所的渔猎社会里,逐渐发现了一些资源丰富、环境适宜、适合定居的地方比如说河畔边,这里水资源丰富,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如果到这里生活就再不用到处改变住所来维生了,继而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相同的地方定居。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繁衍―世界人口简史》约束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繁衍―世界人口简史》约束
人口作为一个整体发展至今,它是如何进行内外调整的,它的调整机制是什么才保证了如今全球XX亿人口较为稳定的繁衍与发展。XXX在《繁衍―世界人口简史》中用“约束―选择”机制给了我们思考的空间。所谓“约束―选择”机制,简单地说就是指在面对阻碍人口发展的约束条件时,人口是如何利用可以进行的选择来应对危机的。世界人口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就是人口不断遇到不利或有利情况,然后作出反应和调整并且反过来影响环境的历史。
以前是,现在是,未来还会复制这样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考虑如今庞大的人口到底是好是坏的时候,应该适当思考人口可以利用的“选择”机制在应对客观“约束”时,能否比过去更有效率。
人口的发展轨迹是一些生物性的动力或阻力因素和环境性的动力或阻力因素共同影响的,生物性的动力和阻力(往往是指生育的欲望与不可逃避的死亡)决定了人类的生与死的自然规律,而环境性的动力和阻力则在更为复杂的层面上影响人类自有的生死规律。人类这种生物采用K策略的生存模式,即生育数量较少而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抚养后代的生存模式,在这种生存模式下相对多的投入能够减少机体的弱点,并且相对于采取R策略的生物(高水平的繁殖力与低水平的抚养投入,死亡率高)能够有效降低死亡率。
人口的发展空间是由不同的总和生育率(一代妇女在她们生殖期过程中所生孩子的平均数量)和预期寿命(由死亡率决定,也可称为人从出生到生育末期的死亡强度)共同决定的。所谓还清人口债是说夫妻二人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存活到生殖期的孩子,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替代自己。这样的人口发展下去才会维持或壮大规模而不至于越来越少。
决定每个妇女所生孩子数量的变量有三个,一是生殖时期的长短。大量的数据表明,妇女生下最后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是很稳定的,一般在38岁到41岁之间。那么建立以生育为目的的婚姻开始年龄就决定了生殖时期的长短,这个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文化上的问题,即社会政策规定的法定结婚年龄;二是生育间隔。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在没有有意识地采取避孕措施情况下的生育的情况下,生育间隔往往主要被产后哺乳期或曰产后不孕期(3-24个月)和怀孕平均时间所决定;三是生育控制。在没有出现生育控制之前,生殖时期的长短与生育间隔是影响自然生育率的决定性因素,而出现了生育控制之后,生育控制变成了决定生育率的决定性因素。
是什么因素把人类从高死亡率中解脱出来?首先是教育,这个对于降低婴儿死亡率有着很大的帮助。生命中前15年是个非常特殊的危险时期,就是说如果人能够挺过这15年那么就能够在很低的死亡风险下存活很多年,如果这个年龄段的死亡率能够得到显著的下降,那将对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做出大约2/3的贡献。也就是说降低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是关键的一步,那么具体来说这关键的一步是如何与教育产生关系的?主要在于新生儿的家长或护理人能否有那种通过教育才能获得的健康保健的意识,从孕育到生产到哺乳,每一步都有相对正确和健康的做法来保证母亲和婴儿的健康,更能保证新生儿日后能够健康茁壮地成长。
那么放到少围观一点的层次,就是一个新生命的孕育于诞生还需要医院这样的更专业更正规的机构的保证,而这样正规的机构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能够存在多少,其专业性又有多少,这都还得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教育。第二是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一个社会能否支撑起前面提到的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全面养生健康知识的普及,能否支撑起大范围的疾病控制,能否支撑起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充足,这都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那么最后就可以很明白地看出: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导致死亡率降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
但是还有两个矛盾的地方,一是有些国家人均预期寿命与国民生产总值不对等的矛盾,二是经济发展水平与总和生育率也不总是呈反相关。前者可以这样理解:民众的意识水平并不一定随经济的发展而提高。比如说中东一些富裕的石油国,他们的死亡率依然很高。很大的原因是女性地位低,受教育水平低。另外,低的死亡率不是一定要产生于经济发达的社会,如果政府能够通过宏观安排把足够的人力和经济资源分给医疗卫生事业,那么就算是最穷的国家也可以达到较低的死亡率。第二个矛盾可以这样理解,首先死亡率下降是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前提。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一定带来死亡率的下降,因此也不一定会带来生育率的下降。
其次,即使死亡率下降了也不一定会使生育率下降。那么针对这些特殊的因素,可以人为地采取一些手段来使生育率下降:
(1)先把死亡率降下来;
(2)不断地增加育儿成本:普及儿童义务教育(育儿货币成本多)、规定童工非法(阻断养儿货币收入)、提高女性教育水平、鼓励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提高育儿的机会成本);
(3)完善社会保障机制,让社会分担养老的负担,逐渐从养儿防老到社会养老;(4)普及避孕知识,让人们有能力负担避孕器具并在心里接受避孕知识。
约束力量主要包括恶劣的环境,疾病,可用食物能源的有限性等等,而选择力量包括:疾病预防、生物适应(例如对抗疾病的免疫力)、迁移、生育控制和生育政策(例如早婚、晚婚、计划生育)。可以说人类历史就是在选择和约束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中前进的,期间产生了漫长的增长时期,也存在着停滞与倒退期。人口不断地做选择作调整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有弹性的人口得到奖励,而脆弱和死板的人口遭受了不良的后果。
比如说爱尔兰的例子,曾经的爱尔兰是西欧一带最为贫穷的国家,国内基本上都是贫困的村民,他们通常要上缴沉重的赋税,生活条件也极度恶劣,但后来这个国家却经历了一段繁荣的人口增长阶段。这首先要归功于马铃薯的引进,马铃薯适应性强,而且含有大量能量,产量也高,这都使得大量人口存活成为可能。后来新的土地政策(准许农田扩张)和婚姻制度(结婚了就可以自己另立门户,开垦出一片新土地,比之前更好地生活)使得结婚成本降低,甚至是获取利益。
这就导致了高结婚率高生育率与低死亡率,人口出现了高速的增长。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约束选择的正面的例子,而后来就发生了悲剧:爱尔兰人口持续高速增长,逐渐破坏了这种均衡,紧接着一种菌类的流行逐步地最后完全地破坏了马铃薯的收成,带来了一场大饥荒同时又有瘟疫流行,人口大量死亡大量迁出。如果说当时人们能够意识到人与资源环境的均衡是脆弱的,然后及时调整土地政策和婚姻制度,控制生育率以降低人口增长的话,那么爱尔兰的人口将会持续繁荣下去,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幸运。
可见这样一个死板的不灵活的人口群体最后是会遭受到自然和人口规律的惩罚的。 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到底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还是促进作用。在马尔萨斯理论出现之前,有种与之对立的理论认为人口增长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这种观点本质上把人口增长看成是独立的自变量,认为人口增长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它适用于分析在农业社会和工业革命前人口缓慢演化的过程,即渔猎社会到农业社会的过程,这个期间里,人们在长期居无定所的渔猎社会里,逐渐发现了一些资源丰富、环境适宜、适合定居的地方比如说河畔边,这里水资源丰富,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如果到这里生活就再不用到处改变住所来维生了,继而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相同的地方定居。
增长的人口又迫使他们扩大自己的食物范围,种植那些味道不好但是容易繁殖的食物,这样农业社会就慢慢拉开序幕。农业允许更高产的食物生长,允许更稠密的人口。同时又由于农业的劳动量很大,每单位食物都需要同等甚至更高的劳动投入,因此新增加的人口都能够找到终身从事的活动―做农活。此时因为人口是缓慢增加,于是人口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均衡会持续很久,而打破均衡的过程也是缓慢的,是人们探索更高效率的生产的过程。在缓慢这一特点下,人类有大量的时间来把环境变成有利于人口发展的状态。由渔猎社会向农业社会过渡,以及农业社会的发展,就是人口促进发展的可以应用的背景。
后来到了18世纪末,工业革命第一阶段带来的负面影响初步显现,这个时候由于死亡率的下降,人口不再是农业社会的缓慢增长了。同时此时的工业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长期的粗放型发展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严重,农业生产率并没有显著提升,工业发展技术没有新进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发作种种负面影响让人们生活质量大大下降,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均衡被快速打破。
于是马尔萨斯和许多其他人采取了相反的观点,认为人口增长潜力(以几何级数增长)和生存所必需的资源的增长潜力(食物以算数级数增长)是不相容的。他认为人口的增长会使任何革新和发明带来的产量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利润消失。马尔萨斯认为饥荒、疾病、或战争可以缩小人口的规模,重建人与资源的均衡,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他有提倡预防性和道德行的约束形式例如保持单身或至少是晚婚。
笔者在这里不对马尔萨斯的理论作正面或负面的评价,我们应该注意一点,保持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平衡靠的是结婚率和生育率的改变,而不是死亡,任何企图通过提高死亡率来达到人与资源的均衡都是要付出惨痛代价并且新的均衡也是不持久的。马尔萨斯没有预料到的是,在他那个时代过去之后人口会出现的自愿的生育控制(当全社会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育儿的机会成本提高时,人们倾向于不需求更多的孩子)这比起在人口与资源发生不均衡时马尔萨斯提出的那些手段要有效得多。
如今的世界又与这两种观点问世的时代完全不同了:如今人们越来越认同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对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均衡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与敏感。同时农业技术革命性的进展使得养活庞大人口成为可能,集约型的工业发展,使生产每单位的财富所消耗的能源越来越低(能源的利用率大大提高)。也就是说,人口可以利用的“选择”机制在应对客观“约束”时,比过去更有效率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事物都不会无限发展下去,人口的增长总归是受到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地球的限制。
我们该如何考虑地球能够容纳的人类数量?首先应该考虑人类的特殊性:人类能够在一个变化的环境中不断提升其适应能力并反过来影响环境。我们可以预料到庞大的人口对生活必需品,比如说粮食和居住空间的需求增长,可能会导致一些稀缺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的耗尽。但是科学技术却能够可以抵消不利影响,比如说提高生产率、发展高产农业和土地利用从粗放转向集约型,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寻求替代能源等等。社会制度和文化也可以起到相类似的作用。
最后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目前我国人口模式的利弊。首先不得不承认当前的人口增长要比以前的更有效率和秩序。但背后还有很严重的弊端,由于生育率低,家庭中的孩子数量少,尤其是在中国还有庞大的独生子女,一旦出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现象,它给现代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要比以前要大得多,孩子的离去会给家庭的打击是巨大的。同时由于缺少更多的儿女,失去双亲的孩子处境也十分艰难。
就是说如今的人口面对风险时显得更加的脆弱。再有就是人口老龄化给社会造成的沉重的负担,由于生育率下降,人口预期寿命提高,导致社会的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不同于别的国家,我国由于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如今早已步入老龄化行列,并且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到2050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达到总人口数的1/3,这对一个社会来说无疑的巨大的挑战。最后便是极低的生育率无法进行人口更替。在中国各机构与学者预测的总和生育率都不超过2,在北京这样的现代城市甚至不到1,未来对于中国,消失的可能不仅仅是人口红利而是基本的能够维持经济社会运行下去的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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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这种思想揭示了重商主义的某种特性,表明他们仍处于传统王权的政治思维中,“把人口作为臣民的集合,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上至下对他们施加一系列法律和规则”。[2](56)在这个意义上,人口概念具有松散的特征,区分人口中的个人的方式十分多样,“根据地位、住所、财富、债务和职务”。60)同时,人口政策的制定并非根据人口本身,而是基于一个外在于人口的目标――君主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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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福柯生命权力中的人口概念
福柯的权力理论始终强调对权力这一概念的去概念化。也就是说,不是从权力作为一种恒久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实体出发,而是将权力视作在特定历史场域中产生,受到不同合理性条件支撑,并具有复杂谱系的机制。所以,这种权力机制并非基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单一关系,而是一种具有复杂策略、目标和技术的动态的机制。而权力机制之所以形成,福柯认为根本在于权力与真理的互动模式,“我们屈服于权力来进行真理的生产,而且只能通过真理的生产来使用权力”。
权力以真理作为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条件,而真理产生又同时依赖权力机制的运作和支撑。所以,与其说福柯的权力理论是在追问权力是什么,不如说他致力于揭示西方社会自现代以来形成的权力机制,以及这些权力机制得以合法存在的深层理性。生命权力是福柯关于18世纪西方权力机制分析的重要内容,并且他强调,有关生命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从未得到彻底的反思。
生命权力即为以生命为目标的权力机制,但是所谓的生命并未包含人类生命的所有面向,而仅仅指人类作为生物的物理生命,“从18世纪开始,社会,现代西方社会,是如何把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本生物特征纳入考虑的。这大概就是我所说的生命―权力”。
同时,生命权力并不以个体的生命为操作目标。福柯特别强调,对于生命权力来说,最重要的特征即其以人口――作为整体的生命为操作目标。可以说,人口概念是我们进入生命权力深层理性的关键,它不但决定了生命权力的运行范围、运行方式和运行的理性,更重要的是,人口概念以科学性和自然性面目出现的历史姿态,使生命权力得以获得合法性和合理性,并掩盖它不易为人觉察的政治暴力。本文将首先阐释人口概念在18世纪发生的重要转变,并以此为基础,阐释生命权力的运行理性和合法性来源,最后,揭示生命权力的合法性只是新的权力理性的产物,其背后依然具有深层的政治暴力。
人口概念古已有之,从词源学来说,人口(population)来自拉丁文populus ,意指人民,具有政治和法律的含义。福柯认为,人口概念的含义在18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它作为一个新的政治人物“闪亮登场”了,(54)这意味着人口概念获得了理论独立性和实践影响力。人口概念的这种变化发生于18世纪欧洲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向重农主义经济思想的过渡之中。
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盛行于16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其经济理念为:以君主利益为核心,以获得金银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主张国家对内积极干预和控制经济活动,对外进行贸易垄断,防止金银外流。可以看出,重商主义以僵化、限制、甚至强制的方式对待国家的各种重要组成元素,比如人口、土地等。在重商主义的经济哲学中,人口仅仅是国家力量发展的工具,人口数量越多越好,他们仅具有劳动力和军队储备的工具性作用。
福柯认为这种思想揭示了重商主义的某种特性,表明他们仍处于传统王权的政治思维中,“把人口作为臣民的集合,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上至下对他们施加一系列法律和规则”。[2](56)在这个意义上,人口概念具有松散的特征,区分人口中的个人的方式十分多样,“根据地位、住所、财富、债务和职务”。60)同时,人口政策的制定并非根据人口本身,而是基于一个外在于人口的目标――君主的利益。
如果说重商主义思想中的人口概念还只是国家发展计划中的附庸性工具,那么对于重农主义者来说,人口概念则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性依据。重农主义诞生于18世纪的欧洲,他们主张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同样存在一种自然秩序。这种人类社会自然秩序的实质是,在人类共同存在的社会中,各个组成要素,比如人口、粮食、住所之间发生的自然的动态的关联,“不是自然世界意义上自然本身的程序,而是关乎人的特殊自然性,人们共同居住、在一起、交换、工作、生产……的时候,他们之间自发地会发生什么”。
(312)与此相对,重商主义将所有经济选择与政治方针都置于君主利益扩张的框架就显得过于单薄,并缺乏正当性与合理性了。因此与重商主义相反,重农主义在经济上要求国家采取放任自由、尊重市场规律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主张限制王权,以某种自然的客观规律为依据制定政策。那么人口问题何以成为重农主义理论框架中的重要命题呢?实际上,人类社会各组成要素的动态的自发的关联的表现形式就是人口的活动。福柯认为人口概念得以“登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重农主义把人口活动看作一个独立于君主意志的“客体场域”,把人口看作一个具有“自然性”的实体概念。
福柯着重分析了这种“自然性”的表现方式:
首先,人口总是处于一系列“可变要素的相互制约之下”。[2](57)这些可变要素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它们决定了人口的迁移、出生率和死亡率等等。人口不再是松散的“臣民的集合”,(56)而是被一系列要素决定的整体。其次,人口受欲望的支配。欲望作为人口行为的动机使人口具有一种恒常的普遍利益,进而使得人口成为一个可对其行为进行预测的主体;最后,在人口中总是会发生各种问题和事件,比如各种疾病的发病,各地区的死亡和自杀。通过调查与统计,就可以发现这些问题和事件具有一定的规律。福柯指出,从本质上来说,人口活动的“自然性”或人类社会各要素的自发关联体现了重农主义在一种生物学的层面上思考人类问题,人口与居住环境的关系,以及人口之中个人与个人的关系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单一的物质的关系,“从这一时刻开始,人类就变成人种,它与所有一切物种在同一个场中得到定义,……人类第一次被置入生物圈中”。
根据福柯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中的人口概念所作的对比分析,可作如下概括:重商主义从法律意义上看待人口问题,他们视人口为松散的可任意对之制定政策和法律的“臣民的集合”,而重农主义将之看作具有自然性的实体,他们主张人口的行为活动处于单一的生物学模式中,并具有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我们看到,人口的“自然性”将逐渐取代君主利益,成为权力干预人们的生命、生活的新的依据。实际上,这种新的权力技术就是生命权力。
1.“自然性”作为合法性的来源
生命权力的运作过程为:以承认自然性的存在为前提,对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发病率等等现象进行研究,掌握制约人口的可变要素,人口的欲望,以及人口事件的规律,最后以此为依据制定政策,管理人口。我们看到,人口概念在重农主义经济思想中发展出的“自然性”成为生命权力合法性的基础。权力对待人口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从“基于统治者的意志与人民服从的意志之间”的强制关系,转为基于人口的自然性来管理人口的逻辑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赋予生命权力以一种合理性。
从深层意义来看,福柯认为,权力在18世纪发生了深刻转变――“一种自然进入了权力技术领域”。[2](60)而在此前,权力问题是在一种人为的法律的框架中展开的,可以说,这种“自然性”的进入彻底扭转了权力问题的方向。权力的着力点不再围绕王的意志,也不再围绕一个带有强制性的发展目标,而是基于一个看似外在于权力的领域,一个不受人为意志支配的领域――自然。福柯辨识出18世纪权力思维的性质,“我觉得,人为的权力关系的政治中突然出现人类自然性是某种根本性的东西”。[2](17)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权力获得合法性就是权力思维转变的结果。
2.在“治理术”框架中的“自然”
权力思维中出现“自然”这种现象的实质是权力致力于在自身的范围中划出一个看似不受权力干预的领域。但是,这个领域――“人类的自然性”或人口的“自然性”真的处于权力无法渗透的领域吗?
福柯提出的由16世纪到18世纪的“治理”问题的生发和转变就在回答这个问题。治理(government)是福柯为了阐释西方政治哲学流变的脉络以及理清政治实践发展的历史而探寻到的突破性概念。首先,从其诞生背景看,16世纪到18世纪西方社会正处于对外殖民扩张,对内宗教改革的两大运动之中,在这个时代交汇点上,国家(以统治者之名)之间的战争、王权与神权的对峙等等冲突就凸显出来,这一系列矛盾都可以被简化为这样的问题,“如何接受统治,严格到什么程度,被谁统治,为了什么目的,用什么方法,等等”。(75)这些根本性的冲突使“治理的问题域”被建构出来。
(75)继而,重商主义出现并开始了整合这些矛盾的第一次尝试。他们通过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扩大出口,聚敛金银,同时增大人口数量以保证低价的劳动力与充足的军队储备,福柯指出,重商主义已开始思考如何以一种政治合理性而非统治者个人的权力意志,调节和安排国家内部可利用的资源要素,“重商主义第一次把权力的运用作为治理的实践加以理性化”。
(86)但是,重商主义的尝试未能解决时代的根本危机,福柯列举了17世纪的一系列重大危机,三十年战争、农村和城市的动荡,以及财政危机。这完全是由于重商主义依然在传统的权力思维框架中发展治理术,也就是说,他们的种种改革与实践仍然主观地以“增强统治者的实力”为目标,以固定的“法律、法令、规章”为手段,(86)因而导致治理术调度国家要素以及整合国家资源的功能无法彻底发挥。
随后出现的重农主义开始限制统治者权力的操作空间,并以承认人口、市场、物资等国家基本要素的自然本质为前提,主张充分保障这些要素的自由流通,比如,他们通过主张保障粮食的自由流通,取消由重商主义者颁布的禁止囤积、禁止出口等禁令。可以说,重农主义者为18世纪面临治理危机的国家究竟以何种理性来治理和操控民众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答案,“虽然法学家在17世纪出于维护个体权利、限制王权的考虑对管治国家作了程度不一的批评,但在18世纪尝试提出一种新治理理由来批评管治国家的却是重农主义经济学家,从而促进了治理形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
通过一种全新的经济哲学,重农主义者彻底实现了治理术的解放:治理的问题不再受到统治者利益的束缚,而开始全面围绕一种统治的内在合理性展开。这种内在合理性的核心就是人口,人口问题的出现与治理术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是治理术的不断发展界定了人口问题的领域,比如出生率,死亡率,人口与粮食的关系,人口的财富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治理科学关注的问题;而人口的特有现象(或规律)又为治理术从统治者的利益领域中独立出来,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客观依据。福柯认为,人口与治理(也可以说对人口的治理)的这种关系对西方权力思想的历史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统治权支配的政体转向了治理技术支配的政体,这个转向是围绕人口而发生的……”。90)
但是,治理术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权力的终结?福柯特别强调,治理术的出现与发展并不意味着权力的消失,相反,权力以一种更为有效与隐秘的形式对人口活动进行观察、监视、操纵与控制,“一种新的治理艺术(甚至那种超过了政治科学阈限的治理艺术)的出现并没有消除统治权。统治权问题不但没有消除,恰恰相反,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 。[2](90)也可以说,治理术在本质上与王权统治术相同,都是一种权力机制的运转模式,而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亦在解决同一个问题,即应以何种理性来治理的问题。由是观之,人口的“自然性”并非处于外在于权力领域的真空中,它是西方权力理性流变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它是治理术为了突破统治王权框架限制被建构的“自然”现实。人口的内在规律,人口的普遍利益开始取代单一的统治者的利益,成为西方人思考权力问题的新主题。
如果说治理术是福柯为我们理解西方权力思想发展历程给出的基本框架,那么生命权力就是福柯为西方权力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给出的具体名称。在这个意义上,人口与治理术,人口与生命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对应的。生命权力合法性的秘密正在于治理术在试图挣脱传统王权统治模式的过程中所确立的新的统治原则――围绕人口的“自然性”的原则。人口的“自然性”是支撑生命权力的真理性条件,这种关于人口的“自然性”的真理知识愈具有科学理论的纯粹性,治理术的合理性就愈稳固,而生命权力也愈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地发展与扩张,以一种更合理、更严密的方式渗透进入我们的生活,比如人口统计与调查获得了进入个人、家庭生活的权力,而由此产生的分析数据与模型又能够确立人口活动(比如生育、饮食、财产、居住方式等)的规范。可以说,福柯为我们思考权力问题,特别是人口问题打开了一个新的问题空间:真理究竟用来反思权力理性,还是用来无限制地支撑权力的运作?而“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政策几乎都绝对地通过人口的范式来计算”,我们又是否应该绝对地“不假思索地将一种政治和经济的问题物质化” “人口的秩序、民生的幸福、社会的安全、国力的强盛是否必须付出公民的驯服、人口的编码、管治的过度这样的代价呢” 。
既然人口“自然性”使生命权力合理合法地渗透进入人口的生命,那么同时,这种“自然性”也确立了生命权力执行“死亡的权力”的依据。[1](194)当然,死亡的形式并不仅仅限于死刑,它也包括间接不平等地、不公正地压制人口中的某些群体,甚至使他们暴露在死亡的危险中。而这种能够兼具合法性和不平等性的“死亡的权力”就是被生命权力隐藏的政治暴力。
在生命权力之前的传统统治权中,“死亡的权力”,或死刑的合法性均来自于君主的利益特权,也就是说,当臣民违反君主的命令,或侵犯君主的利益时,君主有权力直接对其执行死刑。实际上,在王权统治的框架中,权力(君主的权力)可以占有臣民的一切所有物,包括生命,“这里,权力首先是获取的权力:获取东西、时间、肉体和生命的权力。它在消灭生命而占有生命的特权中达到了顶点” 。[5]那么,如前文所示,在18世纪西方传统王权统治被新的治理术逐渐取代或覆盖之后,死亡的特权将会被移至何处呢?福柯认为,正是在此,生命权力将现代种族主义理论引入权力机制中,它使生命权力重新获得了“死亡的权力”。
首先,何为现代种族主义?所谓现代种族主义,就是自18世纪出现的现代生物学对物种,以及物种之间群体差异的理解和分析的一种理论。在19世纪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之时,现代种族主义已发展成熟。简言之,这种种族主义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其人种之间的形态差异只是某种表面的差异,其根本差异应在于他们各自处于进化链条上的不同等级位置,“人的种族和种族之间一切外表的差异的巨大的变异性,本身就标示他们不可能有太大的重要性”,而“各个民族国家进行竞争,所有取胜的因素不一,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似乎就是文明所已达成的等级,越高就越有利” , [6]可以看出,现代种族主义的出现是当时科学家为殖民战争寻找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一种结果,对于他们来说,殖民问题不是经济掠夺与政治侵犯,而是生物学问题,即具有在“各种理智性能”上“通过自然选择而逐步变得越来越完善的”西方国家对一些“半开化的民族”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淘汰。(199)
正是由于现代种族主义能够将所有政治、伦理与文化的问题都过滤为单一的生物学问题,它才得以进入生命权力的权力理性和运作逻辑中,使生命权力在“确保、维护、强化、增加生命和理顺生命的秩序”89)的同时,拥有使生命死亡,或间接地“增加死亡的风险,或简单地,政治死亡、驱逐、抛弃,等等”的权力。(195)福柯具体呈现了生命权力引入种族主义的过程:首先,在人口内部建立生物学区分。也就是说,在人口内部,群体与群体之间丰富多样的差异(来自语言、文化、历史等等)都被简化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差异。
并且,与其它具有多元性与不可通约性的差异(语言、文化、历史等等)不同,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差异是单一的等级差异,即优等种族与劣等种族的差异。其次,人口内部政治冲突的生物化。福柯认为,种族主义不但在人口内部建立了生物学区分,同时也建立了某种生物学的联系,在人口作为整体的生存与那些“低等生命”、“不正常的个人”、“相对于人类退化者”的死亡之间建立了因果式的关联,“他人的死亡,劣等种族、低等种族(或退化、变态种族)的死亡,将使整体生命更加健康;更加健康更加纯粹” 。
(195)所以,在生命权力的框架中,人口内部群体之间的冲突,那些“军事、战争或政治关系”,都将被生物化。与传统统治权模型围绕君主利益的死亡权力不同,生命权力执行死亡的正当性将在于“消灭生物学上的危险”。
(195)最后,福柯强调生命权力在利用种族主义的过程中,扩大了它所涵盖的范围。在生命权力中,种族主义并非仅限于人种意义的种族主义。如果说人种的种族主义在国家之间的范围存在,那么生命权力同时采取了一种国家“内部的种族主义”,以上两点的种族主义的思维图示将延伸至犯罪问题、疯狂问题、各种畸形问题(包括同性恋问题)等等领域。简言之,种族主义思维图示将建立一种人口内部关于正常的人与不正常的人的区分,“内部的种族主义使人可以在一个确定的社会内部对所有人进行审查”。生命权力的死亡权力将在这个意义上针对作为人口内部劣等种族的不正常群体。
我们看到,传统王权的对臣民的死亡权力是一种强制的法律关系,而生命权力对人口的死亡权力,由于以种族主义为基础,已成为一种自然的逻辑关系。这表现为人口之中群体差异的生物化、群体区分的生物化,以及群体冲突的生物化。但是,差异与冲突的生物化的实质是去差异化、去冲突化,因为在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之间并不存在对等的差异与冲突,而只有以种族进化,或人口健康为单一名义的优等对劣等的淘汰。至此,18世纪出现的生命权力的政治暴力:对内压制某些群体,比如同性恋者与精神病人,对外侵略其他民族,这些做法不但获得了正当性,甚至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必要性。
福柯通过对现代国家生命权力深层理性的剖析确立了一种反思视角,从而揭示出生命权力理性背后的悖论,即“暴力在合理性中却如鱼得水,暴力在合理性形式中深深扎根并获得其持久性”。
对个体生存与死亡的操纵经过人口“自然性”这一科学真理的过滤甚至获得了被操纵者的内在认同,“合理性规划和指引着全部人类行为”,“福柯要确定由国家合理性施加在个体身上的国家暴力的本性”。[8]而对于正面临政治体制改革的当代中国来说,如何避免这种合理与暴力并存的生命权力机制,避免受到西方自18世纪以来持续存在的生命权力理性的影响,应当成为我们确立所有人口政策方向的前提和基础。
18世纪诞生于西方社会的生命权力是现代自由主义治理术不断从传统王权统治模式中挣脱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权力机制重心由君主的利益转移至人口的“自然性”。但这并不是权力理性由主观向客观的进化过程,而是权力技术的改变。以人口“自然性”来治理人口,成为新的权力技术获得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条件。所以,我们看到,生命权力不但在生存的方向全面控制了人口的生活、生命,同时在死亡的方向又得以合理合法地降低某些群体的生存可能,甚至威胁某些群体的生存。 生命权力的理性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可以说,还原这种权力理性的来源与谱系,呈现其背后权力――真理的互动机制,是福柯政治哲学体系的重要内容。
对于当今世界来说,人口问题,包括人口资源分配问题,不同群体(来自文化、语言和历史的差异)和谐共存的问题等,是一个既复杂又迫切的问题;而对正处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当代中国来说,人口问题更是一个关涉到国家进步与发展的关键问题。我们究竟应从以绝对真理姿态出现的生物学思维来判断,还是将之置于由伦理、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组成的多维视野中来分析,福柯的政治哲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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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成为美国式文化向全世界推销的催化剂,不但使美国在经济上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在政治上亦动摇了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主宰世界的格局。也对美国电影的对外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电影在一战后迅速走向海外,这得益于一战所创造的一系列条件。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两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电影业的影响初探相关。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两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电影业的影响初探
“当我们娱乐他人的时候,递过去一瓶酒和把他直接灌醉是截然不同的,美国电影就是让全世界神魂颠倒的迷药。”(1)这句话鲜明的点出美国电影以其不可阻挡的魅力征服了世界不同地域的观影者。其源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好莱坞迅速走向全世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客观结果,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美国坐收一战的胜利所带来的一系列成果,包括电影也成为美国重建世界秩序的工具之一。美国电影何以如此长盛不衰,其崛起的推动因素,以及电影在全世界输出对美国自身和世界产生的影响等,无不令人感到惊讶。本文将简要阐述美国电影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崛起和当今在世界各国的影响。
爱迪生于1893年发明一次一人观赏的活动影像电影视镜,1896年推出新式放映机,从此美国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年被视为“美国电影元年”。美国人不情愿承认电影是法国发明的,1895年,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法国科技大会上首放影片《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获得成功,这一年被世界公认为世界电影诞生之年。
身兼科学家与商人双重身份的爱迪生,看到了不仅仅是电影技术的拓展,更有一种创建电影帝国的野心。当1896年6月,法国卢米埃尔兄弟的放映机全面进入美国市场,虽然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和便利性均高于爱迪生的放映机,然而不到一年,美国的摄像及放映技术便迅速超越其法国竞争对手,卢米埃尔兄弟的美国分公司也于1879年4月被迫破产,从一开始美国电影便在本土取得极具潜力的优势。
早期的犹太商人对美国电影的贡献举足轻重,最初经营民间放映剧场的大多数是刚刚移民美国的犹太商人。一种名叫“镍币剧院”吸引了大量观众群,因为观影只需5美分既1镍币而取名。20世纪初的黑白无声电影几乎毫无艺术性可言,只是一些短小的喜剧和猎奇性质的片段,但它到无意之中迎合了受教育程度低和生活艰辛的新移民的需要。庞大的观众群和较低的入市门槛催生了大量小型制片公司,犹太商人嗅到了这种有别于报刊的全新媒体的无限光景,但在却为东部的精英集团所排斥。一批犹太电影人选择离开纽约,在太平洋沿岸的洛杉矶谋求发展,在市郊一个名叫“好莱坞”的高地建成了全世界著名的电影工业基地,世界电影的历史和美国文化因此而发生深刻变化。
在1922年-1928年,美国观影人次快速增长,及至1929年,电影已成为美国第五大产业,成为美利坚民族最常消费的文化产品之一。好莱坞的大制片厂促使垂直垄断机制形成,将制片、发行和放映三个环节有机整合在一起,并以极快的速度对国内市场的占领,这对好莱坞的全球扩张提供了契机。巨大的国内市场使电影能在国内即可收回成本,加上稳固而强大的工业基础作为后盾,电影出口海外便变成了一种牟利,由此,世界电影贸易变成了美国单边出口贸易。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电影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地区影响力甚微。首先是新兴犹太电影人正积极从事电影权利的中心从反托拉斯到好莱坞的转型,占领原本由东部精英集团控制的中产阶级观众,因此无暇顾及海外。另一方面,欧洲的文化精英对美国的“群氓文化”带有轻视意味。一位英国作家西德尼--史密斯在一篇文章中调侃讽刺道:“谁会读美国的书?谁爱看美国的戏剧?谁正眼瞧过美国艺术家画的画?”(2)卢米埃尔晚年曾感慨:“如果当初预见电影变成这样(指变成好莱坞赚取的工具),我根本就不会发明它。”(3)但美国电影的兴起及其在一战后走向全世界以成为一种不可撼动的趋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成为美国式文化向全世界推销的催化剂,不但使美国在经济上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在政治上亦动摇了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主宰世界的格局。也对美国电影的对外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电影在一战后迅速走向海外,这得益于一战所创造的一系列条件。
首先,好莱坞电影在意识形态上对自由、平等、和平、民主等价值观的肯定和推崇,极少承载精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内容,对饱受战争之苦的外国观众提供了一种精神慰藉。美国的大众文化电影深深吸引观众,容易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电影承载的社会文化功能,将种族、语言、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均高度异质的美国整合为一个高度凝聚力的“美利坚民族”,并将其输向全世界,尽管遇到诸多抵抗,最终建立了难以逾越的霸权。
美国电影对文化相对弱势的民族产生的影响是难以抗拒的。美国正从电影当中幻想重构世界新秩序,无论是幻想片还是动画片,都能从现实生活中找出原型,《绿野仙踪》描绘的奥兹国可以引申出――尽管世界秩序恢复了,显然在美国的领导下,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社会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是好莱坞得以推广的深层原因。
其次,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电影不仅是一种传播媒介和娱乐工具,更承载了民众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想象,好莱坞影片对单一的民族主义持否定态度,淡化了欧洲电影所固守的民族主义堡垒,而更多强调带有普世色彩的道德观与平等主义,推动力其在欧洲市场的成功。如1930年作品《西线无战事》,导演以一位德国士兵为视角,透过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种遭遇和感悟,表达了清晰反战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本质上与种族、宗教和文化习俗的矛盾毫无关联,而纯粹是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内部争夺利益、瓜分领土而掀起的争端。好莱坞的制片商使自己生产的影片更适合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与其是移民国家是密不可分的。
最后是美国政府对电影的积极推广,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战令电影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但好莱坞全球霸权的建立更多的得益于美国的国家行为,即国家对电影的干预。这种干预不仅仅是电影本身带来的的巨大经济效益,更与电影本身包含的意识形态领域密切相关。同时美国电影在海外的传播的阻碍,主要是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带来的影响,本质上是美国试图通过好莱坞电影建立世界新秩序与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
好莱坞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它更多的是体现了美国电影的“精、气、神”。(4)制片厂制度、海斯法典得到突破,美国的商务部和国务院积极推进好莱坞的全球战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电影创造了直至今日仍难以企及的繁荣。拥有几千年的小说、戏剧、绘画和诗歌被发展50年的电影所超越,这是欧洲的文化精英始料未及和不愿看到的。究其本质,欧洲和美国关于电影的种种冲突,实际上就是两者对世界秩序的争夺。
综上因素促使一战后美国电影在全世界扩张,这仅仅是缔造美国电影帝国的开始。一方面是好莱坞对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支配说明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美国的范畴;另一方面是好莱坞不但在制作技术和叙述技巧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而且建立了自身独特类型的故事形式,主导全球电影的商业潮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美国电影工业依旧繁荣,但考察好莱坞文化影响力的两个重要指标,即文本的演进与受众的规模,都在二战当中得到显著提升。(6)二战促使好莱坞电影继续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二战使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表现在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中女性的比例大量上升;美国人口大规模迁移,与战争密切相关的工业中心和军港引来人口的大规模增长;随着战争的推进和民族融合,美国的种族冲突再次尖锐化。尽管战争破坏了美国正常的生活秩序,却注入了另一种活力,以电影业的中心洛杉矶为代表,各色艺术家涌入洛杉矶,为即将奔赴前线的士兵和从事武器生产的工人提供文化娱乐。这对于发迹于“镍币剧院”、最初以移民和工人阶级为受众的好莱坞电影无疑是一大利好。种族冲突促使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大城市重新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为电影提供了依赖的市场。
其次,二战时期罗斯福政府对电影业的政策具有重要作用。为促使好莱坞支持政府的战争,两者达成共识,白宫给予电影可以享有与新闻业一样的自由等优惠条件,好莱坞则向全世界宣传美国的“民主与自由主义”,即如罗斯福所言:娱乐既是最好的宣传。影片《北非谍影》便恰如其分地输出一种“美利坚民族性”,关于新世界秩序的想象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呈现。该片“是对美国孤立主义和需要在这场新世界冲突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暗喻。”(7)
二战的爆发使美国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相对稀缺,对电影业也产生了严重影响。大量制片人流失,使美国的电影业劳动力性别比例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物质资源的稀缺更为直接,全国胶片供应量不足和拍摄场地建筑材料稀缺,使制片厂只能通过延长单部影片的上映时间来收回成本。结果是完美的,这一调整与观众的观影习惯十分契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好莱坞影片大幅减产,但利润却成倍提高。
大众的消费能力是主导电影的发展和变迁。战时工业的迅猛发展,大量劳动力从市郊涌入工业中心城市,就业率提高,工人阶级、移民和妇女的消费能力随之提高,美国电影的观众和数量得以增长。电视诞生之前,美国电影业始终是最受欢迎的大众文化形式,战时的美国电影业任然是一个供不应求的行业,推动美国电影的继续发展。不仅仅是美国国内市场广阔,二战期间,海外市场亦方兴未艾。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盟国相对有利的战场形势使美国电影直接受益。美国军队所到之处,必然带来好莱坞电影的风靡。随军携带的电影胶片,“电影既缓解了严酷的战争导致的疲惫,又潜移默化的提升了军队的道德水准和忠诚度。”(8)到了战争后期,好莱坞顺理成章的抢占了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剧院,尤其以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为甚。这些影片肩负着无可替代的意识形态使命: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新秩序输送到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电影最终在政治和文化上全面超越西欧,成为超级大国的重要历史转折点。美国电影在二战时期的繁荣,是好莱坞与政府相互谋和的产物,依靠“美利坚民族”牢固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作为决定因素的观众最终促使好莱坞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所共享的共同文化形态。
总之,美国电影借助一战的兴起,并且席卷全球直至今日,虽然在二战后因电视机的出现而有所波折,却依然地位难以撼动。在大多数国家好莱坞影片占有70%以上的市场份额,包括票房重镇欧洲,巴西、澳大利亚等国多被美国影片占领,在东亚的中日韩,美国电影亦占有半壁江山。中国电影市场或许总票房将在2017年后超越美国,但是美国影片在华的影响而且在世界各国的地位依旧难以短时间内改变。正如前文所述,好莱坞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牟利,更是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传播与影响。从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发掘我们国家文化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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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通常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最早使用的是德国神学家、天文教本尼迪克派教士安塞尔姆·德辛在1753年与人论战时把遵循自然规律的人称为社会主义者。第二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最先使用的是意大利传教士,表示一种上帝安排的传说制度。后来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相联系而获得了政治意义。第三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最初出现于19世纪20至30年代欧文主义的刊物《合作》杂志和圣西门主义的刊物《环球》杂志上。空想社会主义者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不满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个人主义而期望实现的集体主义理想。以下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分析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分析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全文如下:
所谓世界历史语境,就是指由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构筑的言语环境。自从马克思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以来,这一言语环境就已形成,并开始伴随着世界历史理论的完善、成熟而发展和改变。由于世界历史理论的完善和成熟是现实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实社会实践在理论上的反映,所以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必然有着不同的世界历史理论表现形态以及不同的世界历史语境,而建立在这一语境基础上的任何一种事物必然会因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语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理解。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提出世界史观的第一大文本[1],它标志着科学世界历史理论的创立。这一理论创立之后又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①马克思恩格斯时期,这个时期科学世界理论虽然已经创立,但是并没有被明确地表述,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创立了这么一种理论,因而也没有命名这一理论;②列宁时期,这一时期科学世界历史理论被列宁继承和发展,他和马克思一样有着世界历史眼光和思维方式,但也没有命名这理论,不过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已经大规模地运用于对现实社会实践的分析;③邓小平时期,这一时期邓小平同样保持了继承和发展性,但不同于前两个时期之处的是,这一时期的理论界明确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性,并正式命名了世界历史理论这一名称。这主要表现为80年代以来我国理论界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大量关注,并在90年代形成一个高潮,从此世界历史理论明确作为一种理论而正式存在。
世界历史理论经历了三个时期,它所构筑的语境却形成了两种形态,其分别是不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和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划分这两种形态的标准,是世界历史理论是否被明确地意识到和正式命名,即是否达到了理论自觉及其程度。这样看来,至20世纪80年代,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才正式形成。
结合以上世界历史理论三个历史时期和世界历史语境的两种形态,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考察,我们就很容易发现一个现象,即科学社会主义的遭遇与世界历史理论及其不同发展阶段应该有着一定的联系。当世界历史理论创立后,马克思也随后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当世界历史理论被大规模地运用于社会实践分析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开始走向实践;而当世界历史理论被明确意识到和正式命名后,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得以形成,科学社会主义开始了真正彻底的改革,从而走向了它的新形态———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并且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虽然上面所揭示的现象并不必然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和世界历史语境有着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这种联系的证据被现象所提供是不充分的。但要寻找完全充分的证据,就必须发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各自的理论是如何被世界历史理论所规定和如何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说明自身和成就自身的。这些证据已为我国学界所提供,他们分别梳理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列宁的世界历史理论思想、邓小平的世界历史思想,并揭示了各自的世界历史思想与所形成的理论之间的必然关系。
事实表明,在过去的150年间,世界历史理论及其语境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有着必然的和极其密切的联系。这也说明,当代要正确而完整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就必须借助世界历史理论。甚至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世界历史理论及其所构筑的语境是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唯一路径。从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解读的语境方面来讲,世界历史语境是一种根本语境,其他任何语境都必须依靠世界历史语境作为中介方才能来解读。对于发展和开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新局面这一重要的时代命题来讲,构筑科学的世界历史语境以及从这一语境所显示的方法和原理出发,也必然是一条不可绕过的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和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离不开世界历史理论的,这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全球化阶段的产物,是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一种反应。这样,世界历史理论及其语境就不但是正确完整理解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需的语义环境,更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科学方法和指导原则。正是基于这一关系,我们才能够和必须通过世界历史语境重新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而达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认识。本文探讨的重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核心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本质内涵和发展前途,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探讨,应该能够达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面的、真正的理解。
恩格斯认为,逻辑起点就是指“科学应该从何开始”,“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因为这里,在这些基本东西那里,‘全部发展就在萌芽之中’”。[2]因此,逻辑起点是一门科学或科学体系的起始范畴,以它为基础可以推演出整个科学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必须能够推演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在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的认识上,更由于对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是通过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而得以完成的,还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重要发展,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就是社会主义本质论。
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在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形成以前是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的。如邓小平所讲,我们过去一直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缺乏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这再一次证明,世界历史语境与社会主义理论关系密切。事实上,由于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因此它需要世界历史性的场合,社会主义概念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必然是世界历史的。所以,只有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形成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才可能被正确揭示,从而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论。
如前所述,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发生于邓小平时期,因而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也必然形成于邓小平时期,事实也恰恰如此。在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因而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就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所以也就正确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建设性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因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首要组成部分。由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世界历史的,因此它必然反映世界历史的趋势以及人类理想的追求。
对于世界历史以及开创世界历史的人类来讲,解放和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和理想追求。因此,在世界历史语境中,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是对充满压迫和奴役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克服和继承,那么社会主义的本质必然是人类的解放和发展。人类的解放和发展也必然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而得以实现。当然,发展和解放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也是生产关系的发展和解放,更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就是关于人类解放和发展的,只要把握了人类解放和发展的问题,就能够完整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无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都是关于人类解放和发展这一问题的理论,这也恰当地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可以通过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比较得到更深刻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前后相继的理论成果。它们都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它们有着共同的逻辑起点,这是它们的相承性。对于人类的解放和发展而言,二者的侧重点却是不同的,毛泽东思想更侧重于解放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但更侧重于发展问题而且更加全面地照顾到了解放问题。当然,解放和发展是不可被机械分割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都探讨了解放和发展问题,但之间的差异也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差异,就是因为毛泽东思想产生于不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中,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产生于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中,因而两种理论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就是它们的发展性。由于侧重解放而忽略发展,故而毛泽东思想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困境。
这一理论困境被“大跃进”和““””而典型表现出来,而建立在成熟世界历史语境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却表现出科学性和实用性,从而说明了成熟世界历史语境以及科学的逻辑起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和解读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可以说是分别针对发展问题和解放问题而阐发的,在现实实践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和影响。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类的解放和发展,所以上述事实也就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确是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关于人类解放和发展问题的,同时也表明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本质内涵是对逻辑起点的表象化和具体化,是逻辑起点的逻辑发展和向现实层面的过渡。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论,是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就必须以人的解放和发展为内核,向现实层面逻辑推进,是人的解放和发展问题的具体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包含三个方面,即人的解放和发展的方向,也就是进行现代化的建设;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原则,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就是保持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还可以从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得到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最初可追溯到“中国特色”,以后又依次经过“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后演变成十七大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3]。从这一概念形成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现代化、社会主义构成了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这也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内涵确实包含上述三个方面。分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内涵包含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显然是必要的,而分析和探讨必须要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进行。在世界历史语境中,中国特色、现代化、社会主义这三个方面彼此是不可分离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因此分析其中一个方面就必然地兼顾其他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谈一谈中国特色这一方面。所谓中国特色,不过就是建立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与别的社会主义理论相比较而具有的较为优秀的方面。中国特色,首先反映了中国国情,但绝不是简单的国情。建立在国情基础上所形成的首先是特点,而非特色,只有相对于其他民族化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相对于一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讲,所具备的更为优秀的品质才能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的民族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是其中的一种。这个特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体现在对中国模式经验的总结上,一个体现在对中国传统优秀思想的借鉴上。中国模式的先进性方面和中华传统思想的优秀性方面,共同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
先进性与优秀性并不是一个事物本身所具备的性质,是比较才能产生的,而比较如果不是在构成世界历史整体的部分间又怎么会成为可能呢?中国模式的优秀性,就是相较于其他国家的模式(比如苏联模式,拉美模式)而言的;而中华传统思想的优秀性,也是同其他国家传统思想的比较中得出的。显然,离开世界历史的整体视野,不对构成世界历史整体的部分进行具体的分析,不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进行探讨,是无法发现中国特色的“特色”所在的。中国特色的“特色”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就是我们所讲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只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积极地有所作为,才能够保持和发展我们的特色。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中国特色理论的发展前途问题,关于前途问题,我们会在下面进行阐释说明。
现在我们谈一谈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是一个包含主体性的客观的世界历史进程,它表征的是一个人与世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结束,也永远没有尽头。[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内涵中的中国的现代化,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一个运动过程,而且这个运动过程是没有参照系的,是包含着主体性的客观自然过程;另一层含义是指一个有参照系的可以自我时时进行调节的过程。这个参照系就是世界历史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
这是因为世界历史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一般来讲就是较为发达的国家,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不过是一种对发达国家的趋近,当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趋近,是带有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色彩的趋近。正如马克思所讲,发达国家所显示的不过是落后国家未来的情景,这个未来情景的实现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中国的现代化所关涉的并不是优、劣、好、坏等一些价值范畴,而是先进和落后等客观的非价值范畴。因此它所保证的只是发展和解放生产力这样的客观的非价值范畴方面。而涉及价值范畴的生产关系以及人的发展和解放问题,仅仅依靠现代化是无法完成的,这就需要社会主义的制度来给予保证。
所以说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的解放和发展依靠人民,我们的发展和解放是为了人民,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方面。在这个方面,首先追求的是一种价值,即社会主义的价值。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会包含着一种论述发展的价值论,这就是科学发展观;也必然会有探寻社会主义的价值何在的理论,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
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从世界历史语境出发,关于社会主义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国最大的国情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我国所处的时代是两制共存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性,不可能是一般的社会主义性,而必须是两制共存时代的社会主义性,并且带有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时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必然主要是关于两制共存时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必须务实于国情,务实于世情,这样才能够开创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局面。
在世界历史语境下分析和预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可以从现实和理论两个层面入手。从现实层面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必须以中国的现实国情为出发点,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目的,并针对我国目前社会存在的问题给出解决方案,进而力求在理论上给予合理说明。从理论层面来讲,必须根据理论发展本身的规律进行扬弃,从一个理论不足的状态发展到理论丰满的状态,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必须完成理论体系所应包含的各个基本方面。无论从现实层面来讲,还是从理论层面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而理论本身还并不完善。分析和预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还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因为微观方面更加需要从现实层面入手,因而它不但是琐碎的而且是具体的,所以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给予很具体的说明是很困难的,而且也往往是会犯错误的。基于此,本文重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做一个宏观分析。
从宏观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于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进的过程中。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进,大体需要经过三个阶段: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两制共存时代、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理论产物,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是两制共存时代的一个特定阶段,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两制共存时代的产物。在两制共存时代,也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应该是不发达状态下的社会主义时期;另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这一阶段同样是两制共存时代下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建立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就可能分别形成两种理论:一种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理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另一种是高级阶段社会主义理论,但它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样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关于两制共存时代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的理论,当两制共存时代结束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完成它的使命后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在两制共存时代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主要的特征是吸收和借鉴。这不但是因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相对来说都是落后的国家,应该吸收和借鉴较为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来更快地发展自己,这种客观进程当然会被理论所反映;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还不完善,也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多地关照世界历史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对该部分的外部关照太少,不具有太多的普遍性,因而该理论体系主要是吸收和借鉴外在部分来发展内在部分,因此也就形成了这样的特征。吸收和借鉴特征的形成,不仅是初级阶段社会理论体系所必需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这是因为在世界历史时代,交往已经普遍化,交往的网络极为发达,这就为吸收和借鉴提供了客观条件。在两制共存时代中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理论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理论的最主要的特征不再是吸收和借鉴,而是输出和扩散。当然在这个阶段,吸收和借鉴依然存在,但已不占主要地位。这里所谓的输出和扩散,就是指依靠发达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把成熟的、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输出给其他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从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提供理论的纲领。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形态方面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它们分别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在世界历史语境中,通过分析,我们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是进一步解决之前的问题和进一步解决尚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民生问题、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等,至于具体的理论是什么也只能根据世情和国情的现实发展的需要而实现。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必然会有新的理论成果出现,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向新的阶段。在两制共存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会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地向前发展,直到它最后完全成熟,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完全结束后,民族国家必然走向消亡,作为国家理论形态的任何理论都将被陈列在博物馆供人们参观。
也就是说,作为国家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必然会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走向消亡。但随后的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并不是没有理论,只不过这种理论不再是狭隘的民族国家的理论,而是关涉人类整体的理论。这种关涉人类整体的理论,不再借助世界历史语境来得以发展和理解,而是世界历史理论本身,是完全科学和成熟的理论形态。但是在这样的世界中,这种“理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的实践的解释表现在它的实践中,而不需要在理论家的头脑中单独阐述”。[5]这整个的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讲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6]那个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如凤凰涅盘般地迎来它的世界性形态,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为光明和必然的发展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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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是在中国户籍制度条件下的一个概念,指离开了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居住的人口,但目前尚无明确、准确和统一的定义。国际上,类似的群体被称为“国内移民”,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361亿人,相当于每6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的思考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不仅事关流动人口的利益,而且影响到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甚至将深刻影响其迁居城市的社会稳定及整个国家的和谐发展。面对流动人口数量急速增长、流动时间长期化、流动方式家庭化的形势,借鉴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理论,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由原来的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双轨制管理模式向社会实有人口服务管理模式转变,由政府管理为主向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基层组织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管理服务模式转变。
关键词: 流动人口; 服务管理; 创新思路; 经验启示。
流动人口是指在大陆地区不变更常住户口的前提下进入非常住户口所在地,从事各种经济、社会活动的人口,当中绝大部分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经商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流动,正在超越生育和死亡,成为主导中国人口态势的最主要的人口因素。[1]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在 2010 年 6 月发布的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状况报告》表明,2009 年流动人口已达到2. 11 亿,其中 78. 7% 为农业户口,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在流入地停留时间为 5. 3 年。
2010 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已达 2. 61 亿,同 2000 年人口普查相比,增长81. 03% 。在这些人户不一致的人口群体中,大部分由流动人口变为事实上的城市常住人口和“纳税人”,已成为流入地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而无法获得合法的市民身份,成为不流动的 “流动人口”。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流动人口几乎成为除市民、农民以外的第三大人口群体[2]。
流动人口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条件下,因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社会管理体制变革滞后而 “裂变”出来的一个特殊群体。面对流动人口数量急增长、流动时间长期化、流动方式家庭化的形势,流动人口管理在理念、制度、机制、方法、作风等都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提法,是近年来的成果[3],与传统单纯强调对流动人口管理不同,它更加突出了以服务为导向和人文关怀的理念。
凡是涉及流动人口利益与生存状况的活动,如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生育、教育、社会治安、技能培训等,都纳入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范畴。当前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如何适应社会大市场、大流动、大开放的动态环境,是社会管理的难点,也是公安创新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处理好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的关系,不仅关系到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且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因此,要科学把握流动人口变动与发展规律,进一步提高对加强和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认识,增强做好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 一) 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理念上存在着误区,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社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盗窃、抢劫等犯罪现象比户籍人口普遍,所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相对突出,于是流动人口在某些人的眼里俨然成了 “问题人口”。比如,有管理者认为,中国社会当前最容易引发动荡的三个方面中的一个就是流动人口[4]。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管理者从排斥流动人口的思维定式出发,简单地把流动人口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和 “城市病”的根源,将社会治理中出现的种种压力简单归结于流动人口过多,使流动人口在就业、社会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中遭到排斥,被边缘化。这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不适应。这种社会管理理念的局限性,是影响现阶段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及其效果的关键因素,其后果使许多基础性工作无法开展,许多源头上的问题无力研究解决,使工作缺乏协调,管理手段难以配套。
( 二) 条例、行政法规、政策滞后,与服务管理脱节。
1958 年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在人口管理上进入城乡分割的管理时期,拉开了城乡二元户籍管理的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率先启动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把大量被长期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解放出来,形成了几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潜在资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显化及其转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热点[5]。1984 年 10 月国务院下发 《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有条件地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居住落户。1985 年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流动人口问题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的开始,对人户不一致的流动人口管理起到了规范的作用。1995 年公安部颁布的 《暂住证申领办法》,对流动人口管理主要是针对治安防控。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流动人口的数量、居住时间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流动人口管理内容已由单一的治安管控逐步扩展到权利保障方面。但全国性的流动人口管理法规并没有根本性的改革,现有的一些条例、行政法规、政策涉及流动人口管理的内容存在明显的欠缺和疏漏。
第一,现行户籍制度使流动人口与现有的户籍属地管理体制之间产生制度性冲突,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壁垒,人为地在城市内部划分出本地人和外地人两大社会群体,由此形成新的二元社会结构,阻碍了流动人口与城市经济社会资源和发展成果的分享。
第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制度协调性不够,许多地方和部门仍迫于各种压力,还在设置各种或明或暗的门槛限制流动人口的进入,在制度上形成了对流动人口的歧视和排斥,使流动人口在就业、居住、职业培训、计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还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在矛盾纠纷调和行使民主政治权利方面还面临很多障碍。
第三,公安机关时常面临执法难。经过多年的实践,公安机关在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也积极探索出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即,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 与一些出租房东和企业主签订安全责任状,推行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分级分层管理的新举措。但这些措施都受制于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公安执法时常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比如,社区民警要求房屋出租人必须配备技防门、监控探头等技防措施,但现行法律对社区民警的职责、入户调查的权限,房东、流动人口违反相关要求行为又缺乏明确规定,导致流动人口管理中违规难处理的境况[6]。即便是 2007年中央政法委制定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的意见》的内容也是粗疏的。因此,改进、完善、提升与流动人口服务相关的规章制度迫在眉睫。
( 三) 综合治理机制缺乏协作整合,资源难以共享。
改革开放以来,在流动人口管理上,虽然对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城乡二元管理体制进行了一些调整,但人口流动与传统户籍属地管辖体制之间的矛盾继续存在。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上,对流入地要求多于流出地。在流入地,登记不犯罪,犯罪不登记,办证不违法,违法不办证的现象十分突出,公安机关能够掌握、管控的大多数是守法人员,而真正需要管理掌控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反而长期游离在公安管理的视线之外。流出地与流入地信息管理脱节。如,1998 年涉及命案的犯罪嫌疑人吉思光 ( 黑龙江籍) 为逃避打击,逃至深圳等地,化名 “张国锋” ( 山东籍)在浙江金华市 “潜伏”下来,直到 2011 年 12月 7 日才抓捕归案。
13 年里,曾在 《潜伏》等30 部电视剧中扮演多个角色[7]而未被及时发现,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由于不同层次的管理部门、职能部门在管理手段和管理权限方面存在着矛盾和不一致,导致许多政府职能部门,从各自工作内容考虑,逐步建立了相关的信息管理系统,但这些信息反映的只是与本部门业务有关的数据,运用上基本处在相对独立、封闭的状态,严重削弱了管理部门的综合研判能力。1997 年,在各级综治委之下成立的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很多部门认为流动人口管理只属公安机关,所以流动人口管理的日常工作,绝大多数地方由公安机关承担,使公安机关陷入孤军奋战、单打独斗的尴尬局面。
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现状看,现有的组织结构及工作职能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职能部门职责分离,相互脱节,缺乏内在协调配合机制,部门联动和信息整合、资源共享十分有限,实有人口管理要求难以落实。
第二,部门职能交汇、缺乏合力。教育、人事、民政、劳动保障、公安、计划等部门的日常工作都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内容密切相关,但目前各部门间仍处于 “块”、“条”分割、各自为政的状态。现有规定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的定性及处理意见不统一,不具体、不明确,各职能管理部门出台的措施都局限于各自的业务内容,导致部门间要么互相抵触,或互不相关,无法整合力量进行流动人口社会管理,造成协调上的困难和管理漏洞。典型的城乡结合部——— “城中村”目前仍是公共秩序、社会状况最复杂的区域,并衍生出相对封闭的亚健康的社会生态系统,成为各类犯罪的温床。
[8]( 四) 管理与服务严重失衡,落后于社会需求流动人口管理是国家人口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环节。其管理内容涉及商、教育、劳动与社会保障、民政、卫生、房产、计生、交通等政府部门,由于重点仍放在治安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上,因此,流动人口管理基本上沿袭了传统的人口管理方式、手段及单一性,即主要依赖强制性治安管理手段来实现政府的管理职能。1980 年代以来,许多流入地流动人口违法犯罪问题突出,大城市和东南部沿海地区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流动人口占的比例一直在 50% 以上,个别地方高达 80%[9]的执法现实。使得以公安机关为管理主体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其重点则放在以治安管理为主的控制和防范措施,并经常伴有清理整顿行动。这样一来,严重忽略了流动人口群体不仅是经济、能力的弱势,更表现在权利和社会资源弱势的事实。所以,当这个群体的人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如被强迫劳动、被强迫卖淫、妇女儿童被拐卖。当财产权益被侵害,如被敲诈勒索、被抢夺时,往往缺乏及时准确的信息交流和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救助。
由于目前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制度性缺失,对流动人口权利保障维护的忽略,及某种程度普遍存在的某些公共部门的不作为情形,导致流动人口从政府管理部门获取的社会支持不够充分、全面,远远不适应其对公共服务的强烈需求。加之基层公安机关由于对社会发展的认知判断能力有限,不可避免地使一些传统的管理理念、管理作风存在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普遍存在以专政机关自居,将管理目的与手段混淆,为管而管。厦门市在 2008 年建立了 150 个 “一站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站,在实际运行中更多只是停留在 “管理”的层级,而很难给流动人口提供更为实在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一站式”服务管理表现为 “一站式”管理[11]。对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和现实需求重视不够,服务为先的意识不强,认为服务只是发证,与公安部 “公平对待,服务至上,合理引导,完善管理”的原则[12]不相符。“多管理,少服务”的管理取向客观上淡化了管理的实际效果,造成流动人口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关之间的紧张对立,不断滋生出因 “权利的贫困受损”而导致社会对抗事件。
随着流动人口举家迁居城镇或在流入地长期定居的发展形势,户籍人口、流动人口 “分立并行”、地区和部门之间缺乏协作整合的管理体制机制,及日益显现出 “条”、 “块”分割、多头管理、权责分散的弊端,很难适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需求,以公安机关为主的防范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已无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 一) 创新思路。
借鉴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理论,转变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思路。目前,中国的人口大规模地从中、西部往东部沿海地区流迁,从农村向城镇流动,其根本原因是城乡和中、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大规模流动人口的产生、存在,不仅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还引发了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开放度的增强,基于现行户籍制度框架的流动人口管理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型管理方式已日渐捉襟见肘,仅靠政府部门单一提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已很难适应对动态社会有效管理的需要。因此,应借鉴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理论,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第三条道路”
理论的领军人物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导致管理效益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仍然强调依靠政府的管理力量和行政控制,使社会力量参与管理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针对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他倡导政府要少一些管理,多一些治理,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使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参与到社会之中,培养共同体精神[13]。埃利诺·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也强调政府和非政府部门 ( 社会组织、公民个人) 的共同合作,是搞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有效手段。为此,可以社区为载体来推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体制改革,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建立由政府、社会、企业等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科学合理的长效服务管理机制,逐步建立起与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和水平、实现社会管理有效运行相衔接,融服务与管理为一体多元治理、共建共享的人口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模式,即最终形成一种政府和公民对社会生活进行合作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
( 二) 经验启示。
1. 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
200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家人口计生委、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分别增设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农民工工作司,使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统筹协调在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得到加强。
第一,“底数清,情况明”是切实解决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面临的诸多问题和困难的关键。2009 年 7 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启动了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作为全国流动人口监测网络的前期研究,目的在于全面了解流动人口生产生活的基本状况,及时发现目前流动人口生存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探求流动人口发展规律和趋势,并据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第二,全国 29 个省 ( 市、自治区) 建立了省级集中的流动人口数据库,完善了全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平台,为 “六普”发挥了重要作用; 组织开展了 106 个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为各地“十二五”规划编制和党委政府相关决策提供了支持。
第三,2010 年 6 月,国家人口计生委与国际移民组织等机构,在北京第一次举办 “人口流动迁移与城镇化国际研讨会”,就是借鉴不同国家的经验,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人口城镇化道路的尝试。[14]。
2. 设立新居民事务局,践行统筹理念。
根据 2006 年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实施意见》,浙江提出将逐步实行居住证制度的精神,嘉兴市委、市政府在 2007 年出台的《关于嘉兴新居民服务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 试行) 》,就充分体现了对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统筹理念。表现在: 第一,将来嘉兴务工、经商、创业的非本市户籍,并有固定住所的人口统一称为嘉兴新居民。第二,新居民政策包括以下内容。逐步实行新居民与嘉兴本地居民统一的就业政策; 逐步拓宽新居民参加基本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的覆盖面; 建设小型经济适用房,定向出售给符合相关条件的新居民。第三,设立独立的机构———嘉兴市新居民事务局,具体负责新居民服务管理工作的组织、指导、协调和管理。第四,嘉兴市委、市政府统筹协调全市的新居民服务管理工作,并将其纳入各县( 市、区) 年终考核内容。
乡村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时期。人口流迁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跨地域的迁移流动,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 2011 年 12 月 19 日发布的 2012 社会蓝皮书《2012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表明,近三成农业户籍人口已居住在城镇,城镇化过程对农业人口具有巨大吸引力[15]。流动人口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社会公共管理能力的不足,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的研讨,不仅关系到流动人口群体的利益,而且将影响到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甚至将深刻影响其迁居城市的社会稳定及整个国家的和谐发展。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尤其在欧洲,社会政策对社会排斥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贫困、剥削的关注。按照欧盟2003 年在社会融合联合报告中的精神,社会融合就是确保具有风险和社会排斥的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积极参与,人人享有广泛的机会平等和生活机会,全部公民都有基本的社会福利[16]。因此,要树立统一的国民待遇理念,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由原来的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双轨制管理模式向社会实有人口服务管理模式转变,由政府管理为主向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基层组织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管理服务模式转变。通过提供绿色通道、法律宣传、维权援助三项服务,让流动人口和流入地居民一样享有国家提供的经济保障、教育、基本的生活和文明条件的权利,拥有同等的机会,避免社会排斥的恶化,这才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1] 顾宝昌。 2011,中国人口: 从现在走向未来 [J]。国际经济评论,2010,( 6) .
[2] 翟振武。 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流动人口[J]。 甘肃社会科学,2007,( 6) .
[3] 刘谦,赵华鑫。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实践的基本模式和特征 [J]。 人口学,201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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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桂新主编,城市化进程中的户籍迁移制度及其改革,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 [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
[6] 李德全。 公安社会管理创新简论 [J]。 公安研究,2011,( 2) .
[7]《潜伏》一名演员被发现是袭警抢枪逃犯 [N]。 2011 年12 月14 日07:22.
[8][10] [11] 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课题组,流动人口犯罪及其防治对策探析 [J]。 公安研究,201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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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近三成农业户籍人口在城镇居住,非农就业成主流 [EB/OL]。 2011 年12 月 19 日 15: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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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确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理财问题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的形势下,老年人若做不好理财规划,安度晚年将难以保证。本文梳理出老年人理财存在抗风险能力弱、规划不合理、理财不专业等问题,结合实际提出了可行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年人理财;安度晚年
【Abstract】In an ageing society, without a good financial planning, the aged can’t enjoy themselv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some problems the aged may have when making a financial planning such as poor ability to withstand risks, irrational planning, unprofessional planning and then puts forward some solutions.
【Key words】Ageing population; The financial planning of the aged; Secure old age
目前,世界各国面临一个共同的课题:人口老龄化。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是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或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达到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60岁以上老年人达1.3亿人,占总人口10.2%,我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还在以年均3.2%的速度递增,预测2050年将突破4亿,老年人口占比将达31.2%,[1]我国将进入严重老龄化。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人口老龄化进程速度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不同步,我国已经进入典型的“未富先老”型社会阶段。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而存款一直保持低利率,造成居民储蓄负利率,对以储蓄为主的老年人影响最大。“老有所养”是每个老年人对退休后生活的最基本要求,面对收入减少和养老费用的逐年增加的双重压力,老年人若做不好理财规划,安度晚年将难以保证。
1.1 保证安全性
根据“100-年龄”的个人风险投资比例法则,老年人的年龄越大能承受的风险就越低。再加上老年人年事已高,通过社会劳动获得大额收入的可能性很低,自身积蓄并不是很丰厚,退休金也相对有限,所以,老年人可以用于理财的资金并不多,一旦投资失败,会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因此,老年人投资本金的安全性就至关重要了。
1.2 注重流动性
由于生理机能逐步衰退,意外、医疗保健等支出大笔增加,另外还有子女的婚嫁费用、应急之需的意外支出等,老年人理财一定要注重资金的流动性。做好投资预算,理性选择适合老年人的理财方式,切不可盲目追逐高收益,而将急用和日常家用的资金用于流动性差、期限较长、风险较大的投资。
1.3 坚持分散性
老年人在留足生活日常开销及一部分应急款后,可以选择不同的理财产品。老年人理财要以一些低风险产品为主,如定期存款、国债、货币市场基金、保本的银行理财产品。对稳定的现金流入如退休金可做一些定投;可以把一些近期闲置资金作中期投资;对有一定风险承担能力的老年人也可购买一些债券基金等;而对风险承受能力较强且有丰富的炒股经验的老年人,也可以投资一些股票,即有机会收获高收益,又可以活动头脑延缓身体器官的衰老。对一些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的新潮老人,也可以做一些互联网理财。[2]
2.1 抗风险能力弱
老年人身体状况、生理状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其体能、精力都无法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自身积蓄并不雄厚,退休金又十分有限,收入增长下降,然而用于医疗保健、养老的刚性支出却在不断增加,所以老年人可用于理财的资金较为有限,抗风险能力弱。一旦投资失败,出现亏损,会严重影响其老年生活质量。
高难度的投资理财活动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对身体素质要求也很高,理财中盈亏的瞬间转换和业绩频繁的波动对老年人心理冲击巨大。盈利产生的过度兴奋和亏损带来的严苛自责都对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产生长期的、巨大的影响,甚至使一些老年人长期失眠,尤其对那些有高血压、心脏疾病的老年人造成的影响更大。老年人的心理和生理抗风险能力较弱。
2.2 规划不合理
老年人在投资理财方面属于极度的风险厌恶型,一方面在心理上难以承受本金损失带来的负面情绪,另一方面投资亏损也会严重影响退休的生活质量。所以老年人在选择理财产品时,多以安全性高、收益稳定的为主,例如定期存款、国债等,而对风险较大的理财产品、基金、股票等比较排斥。例如有些老年人为了获取较高的利息回报,选择三年期和五年期的定期存款,但老年人由于年级大,身体变化难以预测,遇到疾病、意外等急需用钱的突发事件,这些定期存款未到期,取出来又只能按活期算,导致损失利息收入,根本没起到实际的理财作用。
2.3 理财不专业
理财知识系统博大精深,理财市场瞬息万变,理财工具多种多样的,不仅要有理论知识的学习积累和实战经验的摸索总结,还要有良好的悟性,才能在理财市场长袖善舞、游刃有余、应对自如,而大多数老年人不具备这一能力。我国理财市场的发展时间较短,近几年才快速发展,理财知识更新很快,新的理财产品不断涌现,理财方式、渠道层出不穷,理财市场信息瞬息万变。老年人学习能力较弱,接受理解能力较差、反应速度较慢,这些都影响了老年人的理财技能的提高。
老年人理财服务也不够专业。国外专业的理财师选拔都设置了较高的门槛,不仅要高学历,还要经过严格的职业资格认证才能上岗。国外的理财师都是行业的精英,受到社会的尊敬。由于我国理财师认证起步较晚,加上门槛较低,部分理财师其实就是业务员,只要有人脉资源,能够招揽客户,带来业绩就行,对学历、专业素养等都没有严格的要求。老年人在不专业的理财师的指导下理财,让老年人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2.4 易跟风
老年人由于年事已高,在生理上难免出现视力衰退,听觉迟钝,思维不那么灵敏,对于市场上瞬息万变的理财信息和资讯结束不全面、理解不到位。老年人理财往往缺乏主见,喜欢跟风,人云亦云。听说银行新推出国债,老年人一大早就开始扎堆排队购买;或是趁着买菜、逛街的功夫,逛到证券营业大厅看股票走势和变化,买卖股票经常是靠听小道消息;听业务员三言两语的片面介绍后,立马被购买了那些高收益的理财产品,甚至买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这款理财产品收益率高。
2.5 门槛高进入难
目前收益率较高的信托、外汇、券商集合等理财产品,均设置了较高的投资门槛,高门槛挡住了老年人理财路。如信托产品,一般每份投资起点为5万元;外汇理财每份最低为1000美元;人民币理财每份最低1万元。对其他投资者而言,这样的门槛并不算高。但对退休后收入有限,积蓄不多、风险承受能力较差的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高的门槛。
3.1 树立积极的理财观念
传统观念认为老年人应颐养天年,理财这种事情不是老年人做的。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意识到“养儿防老”已经过时了,养老问题要靠老年人自己解决。现在社会年轻人自身压力大,赡养老人的能力较弱,还有一些年轻人成了啃老族。老年人的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甚至有些老年人退休后还打算要接济子女,要为子孙留下一笔财富。老年人的理财意识明显增强了。当然尽责的理财机构也有义务帮助老年人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走进社区,走近老人,为老年人提供舒心、简便的理财服务。
3.2 科学合理的理财规划
理财规划应包括消费支出规划、保险规划、投资规划、退休养老规划、财产分配与传承规划等方面。老年人首先是安排好当前自己的退休生活;其次是规划好未来的生活;最后是规划好家人的生活。可见,老年人理财不是简单的做一项划算的投资或者找到一个挣钱的项目,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科学合理的规划。制定科学合理理财规划后,就要严格按规划的思路和步骤进行。老年人要将日常收支进行分类,切合实际地把各项生活安排好,各项开支要做到心中有数,切不可为了理财而节衣缩食。老年人可以通过建立理财账簿进行。理财账可分为日常开销账和理财备忘账两种。日常开销账分收入、支出、结余三栏,每月的收入计入收入栏下,支出记计入支出栏下,大额的支出要备注清楚事由。每日都要计清楚,每周汇总一次,每月结账一次,看看该月是结余还是超支,并分析原因。备忘账是把家庭所有资产分类加以记录,方便老年人保管和查找。由于老年人记性不好,所以备忘账很重要。
3.3 选择适合的理财组合
理财就是要实现财富的积累。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选择各类理财产品、各种理财手段,实现最优的增值。老年人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来合理分配可支配资产,满足安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争取资产增值的最大化。
老年人理财要以稳健为先,首先要留足日常生活必需的现金,另外还要准备足额的意外和医疗等不确定的不时之需。因此,老年人最好以银行活期存款来满足日常生活的资金需要;以货币市场基金、定期存款等流动性较强的投资来准备不时之需;以开放式基金是不错的选择。大型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都是拥有丰富经验的投资专家,通过资产组合投资,降低了投资风险,获得较大的回报。理财期限主要以三个月至一年为宜,以保证资产的流动性。投资期限较长的理财产品,应问清楚是否能提前支取及相关手续,如果提前支取可能造成的损失,自己能不能承受。
3.4 提升理财能力
老年人应有针对性地学习一些理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理财打好基础。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特点,进行一些稳健型投资,将风险控制在自身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又可适当增加收益。切忌偏听偏信高收益的产品,或者盲目跟风。由于学习能力的减弱,短时间内大幅提高老年人的理财技能也是不太现实。老年人可以到正规的理财机构请专业的理财师帮忙,虽需承担一定的顾问费用,但会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老年人一旦有理财的意愿,可以找自己信得过的理财顾问帮忙,制定出合理的理财规划。
3.5 合法保障自身利益
社会上关于老年人理财的民事纠纷比较常见,老年人要充分利用法律手段保障自身利益。老年人年事已高,对理财信息缺乏辨识度,一些不法分子就利用老年人这一弱点,误导甚至欺诈老年人,诱使其投资与本身需求不相符的理财产品,甚至造成老年投资者血本无归。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加大处罚力度,保障老年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老年人一般不太清楚理财专家介绍的理财产品的投资渠道、预期收益率、年化收益率等概念,但对理财资金的本金安全、流动性及年限较为敏感。理财师应该进行简明扼要的介绍,通俗易懂的讲解,具体形象的解释。理财师要负责任地为老年客户着想,关心老年客户的需求,为老年人提供合理的理财建议。做好老年客户的理财规划需求研究,寻找老年客户的真实需求,深入挖掘其近期需求与远期目标,再推介其适合的理财产品,避免日后的纠纷。
3.6 尝试互联网理财
互联网理财是近年最热的金融话题,老年人对互联网理财这一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相对较弱,但也可以尝试。老年人理财对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都有较高的要求,余额宝这种互联网理财产品就能很好的满足。通过余额宝,用户不仅能够得到收益,还能随时消费支付和转出,像使用支付宝余额一样方便。余额宝本质是天弘基金公司的货币基金,本金安全、风险很小,门槛低、流动性又好,收益率是活期存款十几倍,老年人可以适当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老年人通过互联网理财将成为一种趋势。
【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理财问题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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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感染下,经济、社会、科技、信息技术、文化各方面都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而近年来世界经济形式变得相对平缓,发达国际如美国等受债务的累积负债使得财政相对比较紧缩,其失业率也相对高于之前的经济水平状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国际经济形势论文,供大家参考。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已经挣扎了将近6年。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潜在通胀的压力较大,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转型调整期。这一判断意味着,不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国际经济环境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一、世界经济继续呈现“弱增长”格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联合国在2013年的世界经济形式展望报告中双双调低了经济增长预期,这表明全球经济彻底摆脱金融危机影响仍有待时曰,总体上并没有明显好转,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依然沉重经济增长速度仍将保持低迷的态势。
美国经济延续复苏势头。整体来看,美欧日经济中,美国相对来讲还算不错,2012年经济增长率为2.2%,2013年可能是2.0%左右。一个原因是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在不断改善。但目前美国的主要问题是企业投资各种数据显示美国企业现在手里有上万亿美元的钱放着不投资,而且政府投资也开始下降。
欧元区在经济复苏中挣扎。欧洲的情况不那么乐观。2012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0.6%. 2013年的情况相对好一些,但还是负增长,可能在-0.5%至0之间。这和它的政府支出缩减有很大关系。
日本的情况争议比较大。这主要是因为安倍上台以后推行了所谓“安倍经济学”的政策。2013年年初,安倍政权便迫不及待地推出了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由此拉开了“安倍经济学”的序幕。随后,日元自由落体式的贬值和日本股市火箭式的暴涨,让人们一度相信“安倍经济学”能够成为拯救日本经济的灵丹妙药。但自进入5月以来,日元暴跌和日股疯涨的势头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过山车式的大起大落。日本媒体恍然大悟地哀叹,“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很有可能已经沦为海外对冲基金和国际投机资本家手中的“玩物”。不幸的是,被拴在这支箭上的是日本经济的未来和日本国民的福祉。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安倍经济学解决不了日本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企业竞争力问题、结构改革问题,这些都不是通过注入流动性就能解决的。
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发达国家速度下降,受外需急剧下降以及国内经济调整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也放缓了经济增长的步伐。在金砖国家中,印度2013年全年增速应该在6%左右。但印度经济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通货膨胀。巴西、俄罗斯、南非增长率全年大概也就是3%;东盟国家这几年的经济情况都不错,2013年第一季度增速达到5.6%。全年很可能是6%。
总之,当前的经济形势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已由“急症”转为“顽症”,演变成为二战后最为严重、漫长的经济危机。虽然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容乐观,但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目前美日欧三大经济体正趋于走上不同的复苏进程,呈现多元化趋势:美国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都较为稳健;日本因实施“安倍经济学”,虚拟经济开始回升,但能否拉动实体经济还是未知数;欧元区尚未摆脱主权债务危机,无论是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都尚未展现复苏迹象。
二、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不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国际经济环境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1.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世界经济格局变迁,有助于提升我国话的语权
国际金融危机作使越来越多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已经紧密地融入到
全球国际分工链条当中,开始在协调全球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的地位、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发言权和影响力已有较大跃迁,基本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外围到核心、从配合讨论到参与决策的角色转变。
2.外需收缩和摩擦增多等因素直接冲击我国出口
世界贸易增长下滑导致我国进出口贸易大幅回落。最关键的是,每当世界经济处于低迷不振的时候主要发达国家就会祭出贸易保护的大旗,各种贸易投资壁垒明显增多。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呈现常态化、复杂化趋势贸易摩擦将贯穿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全过程,应对贸易摩擦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3.创新竞争力有被拉大的风险
金融危机后,为了重振本土工业,美欧等发达国家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推出了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鼓励科技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和措施。然而,面对全球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我国创新能力不足,与欧美发达国家在高端技术领域的差距面临再次被拉大的风险。
三、我国应对方法
党的提出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深刻理解、紧紧抓住、切实用好国际环境变化倒逼出的新机遇,这些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今世界形势和我国发展环境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历史经验证明,干事业、做工作,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则事半功倍;形势不明、逆势而行,则鲜有成就。在世界经济深度转型调整期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努力谋求更大的国家利益。
我国具备较强应对能力和其他国内有利因素,可以抵消或者减弱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外资带来了大量中低端技术,促进了我国技术进步。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中趋利避害、顺势而为,关键在于抓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首先,坚持扩大内需,保持合理的投资增长速度并优化结构,特别是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在推进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过程中建立消费需求增长的长效机制。其次,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培育我国商品和服务国际竞争新优势,特别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配套加快形成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论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与中国对外政策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今后5年~10年,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将快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先后崛起,将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与格局演进,多极化趋势将日趋明显。美国经济“双赤字”,使世界经济发展失衡。美元贬值、油价飙升,使全球经济风险加大,但世界经济整体趋势依然向好。
去年,世界经济增长近5%,为近30年来最好。今年,受欧元区和日本经济疲软的影响,全球产出增幅将放缓。
美国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引擎。国际机构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将持续稳健扩张。虽然受到高油价冲击,又面临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但美国经济的内生性强,增长势头不会改变。原因是:1、企业投资强劲复苏,居民消费持续增长。2、低利率时代虽然结束,但宏观环境依然宽松。3、“新经济”虽然缺乏新动力,但活力再现。加之奥巴马政府的持续减税、弱势美元和油价适度回落等等,均有利于美国经济持续扩张。
日本受福岛核危机,经济衰退复苏步履维艰。去年,国际机构普遍看好日本经济。今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处于停止状态,下半年可能恢复增长。然而,日本经济复苏依靠的不是内需而是外贸。因为,目前仅靠内需尚难支撑日本经济复苏。可见,当前日本经济基础依然脆弱。一是油价飙升对经济影响开始显现;二是国内需求依然不旺;三是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
欧元区经济增长缓慢,但复苏势头尚能维持。欧元区经济在连续两年低迷后,去年增长2%,虽低于IMF估计的2.2%但仍是近4年来最好的欧元的被动持续升值。油价居高难下,开始影响欧元区经济复苏
亚洲经济增长触顶回落,但仍是全球最快的地区。该地区宏观经济基本稳定,区内合作效应凸显,互利共赢格局正在形成,发展趋势是:东亚地区将持续较快增长,“四小龙”则适度扩张;东南亚经济将稳步复苏,越南成为佼佼者;南亚经济增长势头不弱,印度成为地区领头羊;中亚经济恢复性高增长,但资源型经济风险将增大。在未来数年中,亚洲将在全球经济中保持较高增长,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
发展中国家经济将进入稳定增长期。国际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中长期前景普遍乐观。目前,发展中国家具备空前良好的发展机遇:
1、宏观经济环境普遍改善。
2、国际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
3、南南经贸合作明显加强。亚洲与拉美、亚洲与非洲,亚、非、拉区域合作步伐加快,带动发展中国家间的泛区域、区域和双边合作蓬勃发展。
4、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等发展中大国经济加速发展,在区域经济中起着空前的示范效应和领头作用。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以及对我国的影响:
1、世界经济保持增长,我国外贸市场空间仍较大
2、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我加工贸易影响显著,一般贸易保持高速增长。。
3、主要经济体失业率高企加剧了世界经济摩擦的风险,欧美等国对我发起的贸易摩擦多由失业部门发起。
4、油价高企加剧了我国的进口成本,可能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5、顺应世界FDI大潮,调整引资政策重点。将重点转向有针对性地发展部分服务行业,优先发展为生产服务的服务贸易以及重点发展与货物贸易相关的运输和商业分销服务业等出口导向性服务业。
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五个突出问题:
——粮食进一步增产、农民进一步增收的制约因素仍然较多。粮食收购价格继续上升的空间有限。化肥等农资价格居高不下。洪涝灾害偏重发生。
——固定资产投资新开工项目仍然较多,投资结构仍不合理。由于产生投资膨胀的体制性原因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一些地方投资增长仍然过快。
——工业企业利润增幅有所回落。行业效益出现明显分化,煤炭、石油开采、黑色和有色金属等采掘业利润增长较快,建材、石油加工、交通运输设备、化纤行业利润下降较多。
——煤电油运总体形势仍然偏紧。由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能源、资源约束的矛盾仍然突出。
——安全生产形势仍比较严峻。顶风违规生产的现象依然存在,重特大事故频繁发生,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等事故多发。
节能是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
我国人口众多,能源资源相对不足,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煤炭、石油、天然气人均剩余可采储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6%、7.69%和7.05%。目前,我国又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能源资源的消耗强度高,消费规模不断扩大,能源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今后,随着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能源需求还会持续较快增加。
因此,能源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瓶颈,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节能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我国富煤少油。在替代石油的化石资源中,煤炭在近中期内可以满足与千万吨数量级的油品缺口相匹配的需要,即通过煤液化合成油实现我国油品基本自给,是目前最现实可行的途径之一。煤可经直接或间接液化两种方法转化成汽柴油。煤直接液化的操作条件苛刻,对煤种的依赖性强。煤间接液化是将煤首先经过气化制成合成气,合成气再经催化合成转化成汽柴油。煤间接液化的操作条件温和,几乎不依赖于煤种。
核裂变能源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相关技术日臻完善,是未来百年内解决能源紧缺问题可行、且可靠的方案。建设、运行、维护核裂变电站及对核材料的开采和核废料的处理等将在未来百年内形成巨大的产业链。核裂变能源的利用受制于地球上有限的核材料蕴藏量和人类对核废料处理的艰难和危险。利用核聚变能可能是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一种最重要途径。太阳光即是太阳中的氢核聚变释放出来的能量。核聚变的主要原料是浩淼的海水中所蕴藏的用之不竭的氘,其产物是惰性气体氦,因此,核聚变既无原料短缺问题亦无核废料或核泄漏等污染问题。
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和平与发展是主流,但是影响和平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例如: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地区冲突,核武器扩散,自然灾害,跨国犯罪,疾病,走私贩毒等。因此要加强国际合作。
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做出判断,应酬好与大国的关系,对我国的外交有重大的意义。当前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各国之间呈现出合作与竞争,依赖与牵制等关系。国际局势的总体稳定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是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我国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我国要处理好与大国的关系,尤其是与美、俄、欧盟、日的关系。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受挫,正在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但是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并未改变。我国一方面要扩大合作,增加两国外交中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要坚持原则,维护我国利益。
北约不断东扩,严重影响了俄在欧洲的扩展,俄把目光更多的投向了亚洲。同时俄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能源供应与边境问题上对我国有重要的意义。
欧盟在积极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加强与中国的对话,在大国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协作,同时也看到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巨大市场。
由于日本不能正确面对历史问题,同时在积极扩展和建立其大国地位,积极配合美国牵制中国。中日抗衡比较明显,处理好中日关系决非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中日关系的长期僵硬将不利于我国的发展。
与此同时,要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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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近代史的分期,是目前史学界讨论的问题之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关于世界近代史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世界近代史是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至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并逐步形成世界体系和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关于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史学界还存在着不同观点,尚未形成定论。我们所学习的《新编世界近代现代史》教材,是从14、15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兴起讲起,将这段历史作为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折,作为世界近代史正式到来前的序幕。
从14、15世纪到17世纪早期,欧洲正处在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兴起的阶段。在经济和生产领域,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地中海沿岸和西北欧的一些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工场手工业已经兴起,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正在解体。国际关系方面,以西班牙、葡萄牙为首的殖民主义者,开辟新航路,侵占掠夺殖民地,成为欧洲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在思想文化领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天主教会和封建传统观念的桎梏,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在阶级关系上,一方面是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更加高涨,一方面是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要求取得政权,16世纪后期发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独立后的荷兰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世界近代史的第一阶段是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19世纪早期的拉丁美洲独立革命,被称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是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一些先进国家确立的时期。这一阶段,英国、法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和拉丁美洲各国通过民族独立性质的资产阶级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这一阶段欧洲和亚非的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封建社会或更早的社会阶段。欧洲的一些封建国家如俄、普、奥等国的君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虽然加强了君主专制,但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发生在19世纪早期的反法同盟和拿破仑的战争即是突出事例。亚洲的封建国家如中国、日本、朝鲜、印度等国,日趋腐朽没落,成为西方各国的侵略对象。
在生产领域,虽然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但资本主义各国占主流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工场手工业,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没有明显分开,由金融资产阶级控制着工业生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各国的经济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在社会巨烈的变革时代,欧洲思想领域出现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动员,为资本主义制度设计了一套政治构想。在国际关系方面,英、法、荷等国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大肆殖民扩张,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殖民地和争夺殖民霸权的斗争,最后英国取得了霸权地位。
英、法、美、拉丁美洲各国进行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由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还未走向成熟,所以在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金融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化的贵族——新贵族,在美洲则是“把自己的经济建立在黑人奴隶劳动上的资本家”——种植园奴隶主,或封建的大地产者。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固和反扑,各国都采用了暴力斗争的手段,革命经历了反复和曲折的过程,资产阶级充分发动和依靠工农群众,人民群众起了革命的主力军作用。这些就构成了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
19世纪早期至70年代初,是世界近代史的第二阶段,也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最终确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发生在这一阶段的1848年欧洲革命,冲垮了反动的欧洲封建统治秩序——维也纳体系;俄国、日本通过改革,德国、意大利完成国家的统一,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美国通过南北战争,消灭了黑人奴隶制;亚洲、非洲、大洋洲的多数国家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轨道,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随着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将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播到这些地区,引起这些国家政治、经济上的深刻变化。
在经济领域,19世纪中期,英、法、美等国的工业革命相继完成,德、俄、日、意等国的工业革命正在进行,工业革命使各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1857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表明统一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已经形成。工业革命使各国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造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无产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起来。由于无产阶级政治上无权,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工人运动的特点表现为暴力斗争为辅,政治斗争为主,并加强了国际团结,由自发性斗争转变为有组织的斗争。第一国际的成立和巴黎公社革命把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推向了高潮。在思想领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思潮,以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空想社会主义发为科学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形成。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当时并存的两大社会思潮。在国际关系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疯狂在全球进行殖民扩张和侵略,使亚洲、非洲、大洋洲的多数国家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同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亚洲出现了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本国封建主义的强大革命风暴。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成为19世纪中期世界的三大进步潮流。
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将自由资本主义推向了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世界近代史也进入到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张,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广泛用于生产,极大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产量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生产的发展,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产生了垄断组织。垄断组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促进了经济发展。以科技为先导,以垄断形式组织,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成型的表现。总之,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后,进入了成熟、稳定和繁荣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那种认为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资本主义走向腐朽和全面衰落的观点是不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也不符合当时资本主义各国的现状。各国在政治上进一步调整了社会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政治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如英国的自由主义革命,法国共和制的确立,英美等国的两党政治,就连奉行专制制度的日、俄、德等国,也先后颁布宪法,建立议会,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
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有了一定改善,各国先后完善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政治,这些因素导致了工人运动自巴黎公社失败后具有新特点,即以有组织的合法斗争、议会斗争、经济斗争为主,以罢工为主要斗争形式,各国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团体纷纷建立。这一时期各国的阶级矛盾相对缓和,被列宁称为“它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过革命”。由于一些国家的工人政党在合法的议会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导致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泛滥,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对修正主义者展开斗争。这一阶段,亚洲各国除日本外,全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非洲大陆几乎被列强瓜分完毕,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各国也受到英国、美国的经济侵略,实际上成为依附英美的半殖民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的加拿大早已成为英国殖民地,资本主义世界的殖民体系最终形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也由商品输出变为资本输出为主。亚、非、拉的民族民主运动再次掀起了新高潮,亚洲和拉美的一些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民族解放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与革命,进入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被列宁称为“亚洲的觉醒”。资本主义各国在向帝国主义过渡中,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加剧,后起的美德迅速超过老牌的英法,为了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各个大国之间矛盾激化,错综复杂,形成同盟国、协约国两大军事侵略集团,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最终爆发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大战中,列宁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世界历史发展到新的时期,标志着世界近代史的结束和世界现代史的开始。
摘要:在战后不同时期,日本经济发展有着不同的业绩和表现,但从总体上看,其发展速度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宏观及微观经济效益也令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日本之所以能够从战败的废墟上迅速站立起来,随之又实现了经济的长期高度发展,这得益于战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条件,还受益于战后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
关键词:日本经济 科技 教育 政府调控
一、教育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领域都需要不同的人才。同样,教育也应该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培养人才。否则。就会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日本的教育制度正好符合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在经济恢复重建时期。正值第三次工业革命,新技术的大量涌现需要有一批懂得新技术的人员。在机械化向自动化过渡的过程中.熟练工人在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自动化的发展。对劳动者体力的要求下降了。转而对掌握新技术知识的要求提高了。此时,为了让教育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日本政府提出了三个方针:培养和训练大批适应生产技术的初级人才;培养一定数量高水平的科技人员,以便能应用和开发新技术;对在职职工进行再教育,以适应新的形势。日本的教育适时做出了应对新经济形势的调整,为经济的继续发展提供了人才保证。统计数字表明,日本在1951—1970年期间日本工农业生产的增长中.约45.4%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
日本非常重视职业教育规划.一般用计划的手段来发展职业教育。所谓职业教育发展规划.是指国家各级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一定的教育目标.对未来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所作的部署和安排。简单地说.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就是各级政府对未来职业教育事业发展所做的设想和安排。日本政府在战后几十年中始终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并根据日本经济的发展变化和社会对职业教育需求的变化,及时制定职业教育发展规划,有所侧重地发展不同类型和层次的职业教育。尤其是在二战后的三十年,职业教育以其与13本经济的恢复、高速增长的良好互动关系而被誉为。“日本模式”的一大法宝。
二、政府宏观调控在经济恢复和发展中的作用
政府干预经济,这种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型经济首先在美国罗斯福新政中获得成功。随后各国竞相效仿。日本在战后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谋求通过政府于预来实现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所谓政府干预经济,是指在特定的时问范围内。利用国家权力对本国经济的发展趋向和产业结构施以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和影响。事实证明,日本政府发挥了其别具一格的宏观调控功能。对经济活动实施了广泛而有效的行政指导,从而保证了13本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建立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基础上的政府主导型模式。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即政府强有力的经济计划指导和卓有成效的产业政策调控。
二战后,日本政府为了使整个经济有秩序地发展。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经济计划,主要包括:中长期计划和“国土开发综合计划”。
中长期计划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联合实施的.中央政府的主管机构是经济产业省的中小企业厅.地方的主管机构是相应的经济产业局。为了解决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每10年制定一次“国土开发综合计划”.并且每年都有相应的具体计划。这些经济政策保证了日本经济计划具有综合性、协调性和相对稳定性.使它的适应性更强、社会基础更广泛、基本目标更加集中和稳定.从而在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过程形成了相对较强的控制力。日本经济计划显示了政府调节市场经济环境的总趋势和国民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为市场经济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宏观条件。
除了政府强有力的经济计划指导外,日本政府运用产业政策调控经济的作用也是非常突出的。日本产业政策又称为产业合理化政策.它是针对产业而不是针对某一公司作为国家重点扶持对象。通产省负责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目标是使资源加速流向有发展前途的产业,并使无竞争力的产业平稳淘汰。在支持一个新产业的过程中,一是造成竞争的环境;二是使企业能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使该产业中有足够的新公司加入竞争,并以在国际竞争中取胜为发展目标。日本政府充分发挥了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指挥个人的有序竞争,但也不是全盘干预,而是“仅在维持竞争状态时才进行干预”网。日本在战后市场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政府的作用就显得尤为突出.并通过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创造出欧美国家用“看不见的手”创造不出来的经济奇迹.最终实现了赶超欧美国家的战略目标。
三、独特的企业文化在经济建设中的巨大作用
日本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展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是和企业管理的高效率分不开的。美国日裔学者威廉·大内在1981年出版了《Z理论》一书,此书分析了美日企业的特点.把美国企业归纳为A型组织,而把日本企业归纳为J型组织。阐述了日本企业较美国企业在管理上的优越性,他认为日本企业最重要的特点是终身雇佣制(是指从各类学校毕业的求职者.一经企业正式录用直到退休始终在同一企业供职)。它不仅仅是一项单独的政策.而且还把日本人多方面的生活和工作结合在一起。它与其他管理制度最大的不同就是实施了情感管理。情感管理强调以人为本。充分尊重人的情感需要。重视员工的自主性,把员工也当成企业的主人,让他们来参与管理企业事务。所以,在日本的企业中,你很难说这件事应该由谁来负责.因为所有决议都要通过大家商议来做决定。这样就增强了员工以企业为家的认同感、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致力于培植企业的亲和力。打造和谐的企业并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终身雇佣制相配套的是年功序列制(实际上是一种论资排辈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工作时间越长,熟练程度越高.年龄越大,工资就越高。企业老职工的最高工资大约为新职工工资的3倍,正式职工平均工资大约为临时工工资的1.4倍。如果职工辞职霞新就业。一般情况下都必须从头开始,工资待遇就会大受影响。所以.日本企业的职工一般不会轻易辞职。企业也不会轻易裁人。长期以来.日本在用人方面一直采取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在这种用人制度下,员32--旦进入某家企业,只要企业不倒闭,本人不严重违反内部规章制度.就没有失业之忧。增加了员工的“安全感”和“归宿感”。每一位员工自然而然地把这个企业当成自己一生的事业追求。反过来,企业也把层层筛选出来的员工视为自己的财富。这对稳定员工队伍。增强企业的凝聚力起了重要作用。形成了日本企业特有的团队精神。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也被世人认为是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霞要原因之一。受到了企业管理研究人员以及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
此外,日本在崛起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和积极的进取精神。日本人一直都是在不断地学习外国人的先进成果。而且在学习过程中,拥有明确的方向。Et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明确提出:“以西洋文明为目标,不仅学习西洋的技术、军事与工艺制造。还要学习‘一种无形的东西’。也就是不应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拥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其外形相适应。”151日本企业的经营者充分认识到,要想使企业发展,要有“一种无形的东西”,那就是企业的管理模式。日本企业吸取了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博士提出的PDCA循环模式(P即plan,就是计划;D即do,就是执行;C即check,就是检查;A即action,就是行动或者改善),把它应用于企业质量管理领域.并获得产品质量以及经济效益的巨大成功。
综上所述,日本在二战后的30年里。由一个战败国.资源贫乏的岛国.迅速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日本经济发展首先得益于教育对人才的培养,无论是战后困难时期,还是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政府始终把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教育成了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杠杆。日本经济的发展也得益于政府政策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为了发展经济,政府能够依据需要制定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各项政策.这些对我国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另外,日本人追求至善。力求最好,精益求精的精神背后是异常谦逊的学习态度.永远不懈吸取他人长处的开放胸怀。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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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是与经济全球化一起并行不悖、共同发展的两大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之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关于世界经济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又是经
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的必然走向,两者两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
一、 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推动下,在国际分工空前深化的基础上,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扩展,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进行配置,在不断发展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日益加深,逐渐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早已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了。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
经济全球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贸易交往的增加使得世界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其次,贸易的扩大和市场的逐步统一,又使得各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程度大大提高。对外贸易依赖程度增大使开放国家的经济更易受全球经济的影响,一国经济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不得不更多地考虑世界经济背景。再次,国际资本跨国流动规模愈来愈大。
科技革命带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世界经济进入新时代,突出表现为资本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和跨国公司实力不断增强;更重要的是当今世界除了极个别国家外,都在实行市场经济,尽管各国运用市场手段和实行国家宏观调控的程度不尽相同,一个大市场使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大大加强;但是世界各国还面临着诸多的共同的全球问题,这些因素都影响了经济全球化得进程。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推动世界经济总体增长,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资源,促进国际投资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一方面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如果处理不当,会为经济全球化付出代价的。
二、区域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相邻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维护既有的、实现未来的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制定和规范共同的行动准则,协调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国政府一定授权的共同机构,进行长期和稳定的超国家的经济调节,达成和实现经济的甚至是政治的联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区域市场,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另外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各个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1.欧洲联盟
在欧盟的继续发展和扩大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回会影响和制约它的发展。但这个继续发展和扩大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欧洲联盟今后不仅是欧洲的决定性力量,也会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欧洲联盟是目前世界上最有成效、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区域性集团。它的前身即欧洲共同体执行的一体化经济政策对成员国的经济以及欧洲和世界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和巨大的影响,是区域集团化获得成功的典范。
2.北美自由贸易区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首脑于1992年10月17日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成立的,经三国国会批准后于1994年1月1日正式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区这种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地区集团化具有自身的特点和意义。美国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发展,使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色彩更加鲜明,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北美以至美洲经济的发展,也会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3.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亚太区域经济近十多年来发展较快。80年代末,由于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加强地区经济合作成了迫切需要,1989年11月经澳大利亚提议,在堪培拉举行了首次亚太经济合作部长会议,亚太地区有组织的经济合作正式起步。1993年6月,正式启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名称。此后迅速发展,每年召开一次非正式首脑会晤。
APEC在面对诸多矛盾的同时,在协调亚太地区经济关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亚太经合组织方式”,成为目前成员国最多、最具活力的区域经济组织。它的成员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既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APEC在强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同时,还追求地区经济技术合作的目标,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愿望,使APEC免于沦为少数发达国家打开他国经济大门的工具。APEC采取的这种协商方式符合本地区的实际,不仅有利于在平等的基础上使APEC成员国经济得到发展,也将对世界范围的经济合作、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两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和有序发展为目标,在政府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实现一体化目标,是国家期主导作用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把那些愿意参加一体化结盟的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场的状态下,风险是很难规避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风险;而在经济区域化的状态下,风险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降低违约风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刺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形式发展,又不断地冲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经济全球化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增进区域经济组织间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准备了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家分工的深化,加强了区域内部各加盟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各加盟国的经济发展,再此基础上通过强化跨国公司的贸易功能,必然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使集团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区域外的国家要想获得竞争力,就要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贸易制度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相比较来说,区域经济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欧盟等发展完善。各加盟国对区域经济依赖性加强,再加上区域对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竞争局面,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也制造了贸易壁垒。
如区域经济组织的排他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就存在隔阂。区域经济是为了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区域内部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则是为消除全球经济间的贸易壁垒努力,区域经济在这一方面与之出现矛盾,区域经济以地域为名为贸易提供一种新的保护手段,这种保护手段对于区域外的成员来说就是阻碍他们之间相互合作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强化了其内部产品的竞争力,对区域外的产品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组织其他区域或国家的产品进入。这一行为,满足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但是对与经济全球化来说,则伤害了全球经济之间平等合作的基础,加大了国与国或区域与区域之间对话的难度,妨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长远利益来,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过渡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慢慢形成互补。两者之间虽然实施途径相异,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为企业创作了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世界各地的商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两者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两者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相辅相成,在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克服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最终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多边贸易体制)的促进作用
1、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样以贸易自由化为目标,与多边贸易谈判的目标相吻合,有利于促进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2、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由于数量更少、地域较近、经济文化水平较为接近,因而更易协调各方立场和利益,能使有关参加方在多边贸易体制下暂时无法实现的自由化利益在小范围内得以实现,从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补充。
3、区域经济一体化所涉成员远少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各成员间就贸易自由化进程达成一致的难度相对较小,从而有利于在小范围内更快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进而坐在WTO谈判桌前的代表数量就可下降,从而有效地降低多边贸易谈判的复杂程度和难度。
4、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作为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试验场”,通过小范围的“试验”可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大有裨益的经验教训,为国际贸易自由化提供可供借鉴的先例,发挥示范效应。如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产生之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澳新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已就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规定。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认识,有助于消除人们的疑虑,为多边规则的达成和实施提供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WTO发展并走向成熟的中间环节,有助于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向更深层次发展。
5、当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具有重叠性,即某一国家是多个组织的成员国,这类国家能起到桥梁的作用,促进各国间的交流与合作,进而推动全球多边贸易谈判。
6、区域组织的强大凝聚力,可在多边贸易体系中抗衡经贸超级大国,从而防止和避免多边贸易体制成为超级大国称霸的工具。
7、某一区域内的自由化行动可以激励其他国家和地区采取同样措施,进而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如1996年11月,APEC苏比克峰会批准到2000年消除信息技术产品的所有关税,并在新加坡召开的WTO部长级会议上呼吁将信息技术协议推向全球。APEC称如果WTO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不准备加入该协议,APEC将于圈内自行实施之。此举显然会导致出现新的差别待遇,于是圈外国家对此作出了正面回应,这样APEC在实现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又推进了全球自由化。
8、区域经济一体化所产生的贸易创造远远高于贸易转向。所谓贸易创造就是指一体化组织内部取消贸易壁垒后所带来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增加,而贸易转向则是指一体化组织内部取消贸易壁垒后所造成从非成员国进口转向到从成员国进口的贸易方向转移。区域经济一体化必然会造成一定的贸易转向,因此使许多人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利于全球的共同繁荣,并从而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特鲁曼、巴拉萨、克雷宁等经济学家曾对欧共体所产生的贸易创造及其对欧洲自由贸易区造成的贸易转向,进行了数量化评估,所得出的结论是:贸易创造远远高于贸易转移,欧共体的一体化发展并没有对其最重要贸易伙伴——欧洲自由贸易区成员国产生严重的经济影响。目前存在着一种研究倾向,即把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发展简单地归结为贸易转向的结果。例如,有的学者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以来美、加、墨的3边贸易增长单纯看作是对区域外贸易壁垒的结果。1987—1997年10年间,美墨贸易额增长了3.5倍,而同期中国对美贸易额增长了6.7倍,马来西亚对美贸易额增长了近5倍,泰国对美贸易额增长了4.3倍。此间没有证据表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造成了严重的贸易转向。1997年以后,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泰国、马来西亚对美贸易的大幅度下滑,而中国对美贸易则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
9、区域组织间相互重叠交叉,而非相互封闭、孤立与对抗,且跨地区和重叠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将使全球化步伐加快。
10、GATT和WTO承认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其采取宽容态度。GATT第24条第4款写道,“通过自愿签订协定发展各国之间经济的一体化,对扩大贸易的自由化是有好处的”。类似内容也见于GATT1994年对24条的谅解之中,“考虑到自1947年GATT成立以来,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有了极大的增加,并成为当今世界贸易的重要部分,则进一步确定,此类经济一体化可能对扩大世界贸易做出贡献”。由此可见,GATT并没有完全把区域经济一体化当作是GATT的对立物,而是肯定其对自由贸易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同时有监督管理规范,一是规定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的。GATT要求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建立的目的应是便利区内贸易,关税和其他限制性商业规章方面的限制,不能高于或严于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建立之前的水平,即不能对区外非成员提高贸易壁垒。组成一体化的成员国应最大可能避免对GATT其他成员的贸易造成不利影响。
GATT一成员方因组建关税同盟计划提高约束税率,与GATT第2条冲突时,必须按第28条规定的程序办理,并进行补偿调整。二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和运行做出了程序上的规范。首先,确立了通报制度。任何缔约方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必须向GATT缔约国全体通报。通报的主要内容有:相关资料、协议的运行情况,协议的任何重大变化或发展等。其次,要求一体化制定内部壁垒减让计划和时间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必须在合理期间内成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合理期时间一般最长为10年。如情况特殊要求超过10年,须向WTO货物贸易理事会提供完整的解释。预订的计划和进程表如要修改,必须向货物贸易理事会通报。最后,建立了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审查机制。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就有关建立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资料提交GATT后,GATT即组成工作小组,根据第24条的有关内容进行审查,并通过货物贸易理事会向有关各方提出建议。审查中如发现没有订立计划和时间表的,GATT须建议订立此类计划和时间表,如成员方不遵照执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不能保留或实施。如发现虽订有时间表和计划,但GATT认为在所拟议的期间内不可能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或认为所拟议的期间不够合理,GATT可向有关成员方提出修改的建议,如各方不遵照执行,则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也不能保留和实施。GATT的上述规定目的在于,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后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尽可能最小化,同时,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发展、变更纳入GATT的管理和规范体系,以保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GATT的规定相一致。
11、相对于区域内成员,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外确实存在歧视和差别待遇,但这是一种相对的歧视和差别待遇。GATT要求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建立的目的应是便利区内贸易,关税和其他限制性商业规章方面的限制,不能高于或严于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建立之前的水平,即不能对区外非成员提高贸易壁垒。组成一体化的成员国应最大可能避免对GATT其他成员的贸易造成不利影响。GATT一成员方因组建关税同盟计划提高约束税率,与GATT第2条冲突时,必须按第28条规定的程序办理,并进行补偿调整。因此这种歧视和差别待遇只是相对于区域内的,与绝对提高对外壁垒不可同日而语。另外,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开放性特点(区域组织也与区域外组织和国家有广泛往来),以及GATT、WTO谈判成果,对外歧视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在降低。并且,歧视和差别待遇导致区域外国家加入区域组织,导致区域组织扩大。
12、区域一体化组织在贸易行政管理、技术标准、规则等方面趋于一致,使区域外国家贸易便利性大大加强。
13、区域行动能够为官员、政府和国家提供学习机会,从而更好地建立多边贸易体制。
区域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为成员国政府、管理阶层和利益集团参与多边谈判、开辟贸易自由化新领域并制定相应的规则,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和培训机会。区域行动能够使官员、政府和国家熟悉相对较小的区域内自由化进程的设计和实施,从而使它们最终能更容易地转向类似的多边行动。
综上所述,就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
1、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将长期并存、相互促进、又相互矛盾。
2、在承认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存在负面影响的前提下,更多看到它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促进意义。
3、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走向全球一体化的步骤、途径和必要阶段。
4、区域经济组织范围不断扩大并逐步走向联合,必将推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5、区域经济一体化与WTO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在正确认识现当今的世界格局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正确看待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意义和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从根本上认识我们的不足,确立正确发展方向。从军事实力,经济与科技,国防等多方面不断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富裕,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
关键字: 全球化 多极化 世界格局
一、概念认识
(一)、世界多极化的定义及其演变发展过程
世界多极化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对国际关系有突出影响的国家和国家集团相互作用而趋向于形成多级格局的一种发展趋势,是对主要政治力量在全球势力分布状态的一种反应。世界格局多极化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1)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演变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时期是与单边主义
的斗争。所谓的单边主义,有人总结说:单边主义即是美国保守主义举行的一种对外政策,。显然,这种在国际社会中我行我素,不理会其他国家的合理利益及国际舆论的行为是要受到批评与谴责的。我们也不难看出,在多极化与单边主义的斗争中,多极化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局面。
(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两极格局,结束了资本主义大国主宰世界以及国际格局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上尖锐对立、军事上全面对峙、经济上封锁与反封锁、意识形态上演变与反演变。60年代后,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大国主义朝着霸权主义的加速蜕变,中苏关系破裂,社会主义阵营逐渐瓦解。随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全球争霸取代了两个阵营的对峙。随着一些国家经济政治力量的兴起并迅速上升为全球具有重大影响的新的战略力量,两极格局受到了冲击和削弱。国际舞台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的局面,世界格局逐步向多极化方向发展。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标志着存在了40多年的两极格局的终结。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种力量此消彼长。虽然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但是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的趋势越来越清晰。一个超级大国和多种力量并存,是多极化格局最终形成前的较长过渡时期内世界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格局的演变,经历了从两大阵营对立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全球,再到两极格局终结、走向多极化的曲折发展过程。
(二)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及其与世界格局化之间的内在关系。
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相互关联、相互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也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由于全球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把世界连成一体。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世贸组织的建立,信息技术的发展,都加快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
二、世界格局多极化过程中的重要决定因素
(一)在世界格局多极化与单边主义的斗争中,军事力量是极其关键的因素。世界上的大国强国,,都把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作为抢占新的国际格局制高点的突破口。世界上的一些军事大国都在进行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调整,实质是增强军事实力,强化军事力量在维护和扩展国家利益中的职能和作用,谋求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进程中占据优势地位。争夺21 世纪国际社会中的战略主动权。
(二)在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 ,经济技术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经济力量是国家实力的基础。强大的经济技术力量是能否成为世界一极的根本条件。世界格局多极化能否成为现实,归根到底,取决于世界各大力量中心的经济能否迅速发展,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能否实现腾飞。中国要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中发挥大国作用,必须不断增强国力。
三、正确看待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意义和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一)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是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多极化格局使得世界各种力量逐渐形成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与制衡的关系,有利于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实现各国人民对和平、稳定、繁荣的新世界的美好追求,也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但也要看到,世界多极化的最终形成将要经历一个漫长、曲折、复杂的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单极与多级的矛盾,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成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合作中的竞争和竞争中的合作成为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
(二)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加快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有利于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为我国赢得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国际竞争力,总体上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同时,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更严峻的考验,一方面我们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发展空间,以开放促进改革和发展。由有限范围、领域和地域的开放,发展成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开放,增强市场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提高国民经济素质和效益,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扩大对外开放中,既要敢于和善于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加快发展;又要对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不利影响有足够认识,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加强防范,增强抵御冲击和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更好地发展壮大国家的经济实力。
四、面对新的世界格局与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我们能做些什么。
(一)认识我们的不足,确立正确发展方向。
综观20世纪世界格局的演变,有人认为,重工业是国家实力的真正代表。苏联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部坚定地建立起自己强大的重工业,而旧中国的蒋介石政权依附美英,只能发展轻工业,导致国家软弱无力。在外敌面前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这无疑成为了我们的软肋。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要迅速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基础,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因而能够集中国力,大力进行重工业建设。以便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基础。
(二)增进与他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面对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局面,我们要做的事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发展和对外开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始终要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基本立足点,这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原则。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积极实行对外开放,都是为了更好更快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如江泽民所说:“必须处理好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绝不是要闭关锁国、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把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水平。”
(三)要增强机遇意识、创新意识和全球战略意识。
完善国家发展观、利益观、安全观、主权观与国际秩序观。全面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搞好五个统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化发展间良性互动。摒弃绝对排外的国家利益观,远离霸权主义那种维护一己私利的国家利益观,把更多的全球利益和地区利益纳入国家利益视野,在推进与外部世界互利共赢中发展并延伸国家利益。创新国家安全观,促进国防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国家和平发展的协调,促进维护传统安全与维护非传统安全的协调,促进维护本国安全与维护国际安全的协调,促进军事手段与其他手段间的协调,力争摆脱“安全困境”羁绊,推进安全与发展统一,努力维护国家综合安全。妥善应对国家主权转移的趋势,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发展取舍国家主权让渡,以是否有利于本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稳定决定对国际干预的立场。充实国际秩序观,在适当参与全球治理中推进和谐世界建设。
增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动增强,要善于利用全球化机遇促进国内发展,善于利用全球化压力推进国内制度创新,善于规避全球化风险维护自身安全,善于防范国内问题冲击地区和全球安全与发展
参考文献:
单边主义、多极化与多边主义--《当代世界》2004年09期;
马腾;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看经济全球化[D];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 周珉.全球化的动因.复旦学报,1996,(6);
程树礼.经济与政治基础知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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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国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艺术立于世界建筑之林,必须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和着新的时代脉博去探索、去创造。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世界建筑艺术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本文通过对中国和西方的建筑艺术的比较,发掘古今中外建筑艺术的特点,对因社会背景和民族文化的差别而形成的不同的建筑文化作了详细的论述。
【关键词】 中国建筑艺术 西方建筑艺术 建筑欣赏
建筑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以独特的艺术语言熔铸、反映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审美追求,建筑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显示出人类所创造的物质精神文明,以其触目的巨大形象,具有四维空间(包括顶面)和时代的流动性,讲究空间组合的节律感等,而被誉为“凝固的音乐”、“立体的画”、“无形的诗”和“石头写成的史书”。建筑艺术是通过建筑群体组织、建筑物的形体、平面布置、立体形式、结构造型、内外空间组合、装修和装饰、色彩、质感等方面的审美处理所形成的一种综合性实用造型艺术。而中国和西方的建筑艺术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本篇论文就将中西各个时期的建筑文化入手,通过介绍各种建筑,分析其体现的内部特征。
一. 中国建筑艺术的概况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这是世界公认的事实,而建筑艺术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陕西半坡遗址发掘出的方
形或圆形房屋发展到今天,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这其间有在崇山峻岭中蜿蜒万里的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长城;有在科学技术同艺术的完美结合上,早已走在世界桥梁科学前列的隋代的安济桥;有世界现存最高的木结构建筑,高达67. 1米的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而座落在北京的明清两代的皇宫故宫,则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建筑精美、保存完整的大规模古建筑群;至于我国的古典园林,由于独特的艺术风格,更使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这一系列技术高超、艺术精湛、风格独特的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自成系统,独树一帜,大放异彩,是中华民族留给世界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中国建筑文化中,以人居住的宫殿、住宅为主流,即使是为神佛建造的道观、佛寺,也是将其看作神与佛的住宅。因此,中国建筑不用骇人的空间与体量,也不追求坚固久远。因为,以住宅为建筑的主流,建筑在平面与空间上,大都以住宅为蓝本,如帝王的宫殿、佛寺、道观,甚至会馆、书院之类的建筑,都以与住宅十分接近的四合院落的形式为主。中国古代建筑中,除了宫殿、官署、寺庙、住宅外,较少像古代或中世纪西方那样的公共建筑。
中国古代的传统建筑自汉唐以来,已逐步积累了不少的建造经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建筑艺术风格。尤其是到了宋代,官方编修了《营造法式》一书,使那些宫殿、寺庙、衙署等正统的建筑设计建造形成了制度,因此人们便把中国这种古代典范的正统建筑称之为中国古典建筑。
2.1 (1)在建筑造型方面,中国古典建筑的屋面一般都做有明显的曲线,屋顶上部坡度较陡,下部较平缓,这样既便于雨水排泄,又有利于日照与通风。在歇山顶与庑殿顶的建筑中,屋檐都有意做成微微地向两侧升高,特别是屋角部分做成明显的起翘,形成翼角如飞的意境。
(2)在结构材料方面,中国古典建筑是以木结构作为承重体系的,因此墙体不起承重作用,只有围护功能,这样门窗可以开得很大,甚至可以在正面和背面全部做成门窗,以取得轻快华美的效果。中国建筑正是由其木质结构,才造就了独特的庑殿顶、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与攒尖顶五种基木的屋顶式样。也正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使硕大沉重的屋顶坚固美观,才产生了“斗拱”这种独特的构件,而“斗拱”本身也具有很强的装饰作用。由于木柱、木梁构成房屋的框架,屋顶的重量由梁柱承载,墙壁只起隔断的作用,就使得门窗的设置具有了极大的灵活性。这种实用与审美的统一同样体现在园林艺术当中。中国园林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学和绘画的影响,追求诗情画意,所以,中国园林逐步形成了具有独特中国风格的造景手法与园艺风格。园林由于属休闲之处所,因此取自由式布局将亭、榭、廊、桥布置在自然或人造山水之间,形成小桥流水、峰回路转、亭台楼阁掩映在绿树环抱中的景观,创造出幽径通幽、柳暗花明的意境。
(3) 建筑总体布局方面,中国古典建筑常以院落组群为基本布局原则,强调群体的轴线,建筑单体只是简单的长方形,而廊道与围墙则成为联系单体建筑之间的常用手法。
2.2 中国古典传统建筑、现代建筑举例
(1)故宫 北京故宫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皇宫建筑群,是中国古代建筑最高水平的体现,始建于明朝永乐四年(1406年),建成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其时称紫禁城,1925年始称故宫。故宫的规划和建筑,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而且有所发展创新,是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成就的集大成者。其室内外建筑空间的组合、建筑体量大小的搭配、材料的运用、小品的陈设、装饰的制作、色彩的选择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产生了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
(2)香山饭店 香山饭店由贝聿铭设计于1982年,十多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香山饭店的重要价值。贝聿铭选择设计香山饭店主要是为了寻找“现代中国建筑之路 的探索性提案”,是为了“对中国建筑创作民族化的探讨”。正如他自己所说:香山饭店,并不仅仅是一个旅馆,而是代表了寻求一条道路的努力。贝聿铭寻找到中国建筑文化的基因要素,把它们提炼、整合,并与现代建筑有机融合成为贝氏特有的、独一无二的作品——简洁朴素的、具有亲和力的传统民居形式为外部造型,将 西方现代建筑原则与中国传统园林的营造手法,巧妙地融合成具有中国气质的建筑空间。
二. 西方建筑艺术的概况
西方古典建筑文化是欧洲建筑文化的源泉。在西方,古建筑源出于供奉神的观念,因而神庙建筑成了古代西方建筑的代表。由于古代西方崇拜神灵,这种观念体现在建筑上,则要求坚固、永恒,让神永在,也让人们永远去供奉崇拜。对神进行崇拜,就是要祈求神对自己及后代的保佑,因此,需要建筑厚重、严密、遮蔽身体。建筑既成了神保佑人的见证,又成了人崇拜神的场所,这就需要建筑宽敞宏大。
2.1 1)古希腊建筑风格 希腊建筑讲究严谨庄重,通过对比美学的研究使建筑形式具有完整严密的逻辑关系,使艺术和功能统一谐调,尤其是其柱式的造型对建筑艺术的影响最为深远,主要有三种柱式:一是代表男性美的陶立克柱式,粗壮刚挺而起的雄伟感;二是代表女性美的夏奥尼克柱式,修长俊美,柱头有蜗旋纹饰,下有柱础使人产生婷婷玉立之感;三是科林斯柱式,柱头多用植物叶片花纹装饰,代表了丰收的喜悦。这三种柱式一直沿用至今,成为经典建筑装饰的模式。
2) 古罗马建筑风格 由于罗马地处火山多发地区,有大量火山灰。罗马人发现将火山灰在加上石灰石和碑石后产生的天然混凝土具有很强的凝结力,利用这种混凝土可以建造大跨度的拱券,从而大大改进了建筑的受力状态,创造出券柱式和叠柱式的多层建筑形式。这时柱子已从承重构件演变成纯装饰的壁柱,因而变化也更多更为自由。
3) 哥特式建筑风格 哥特式建筑风格是法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也是世界建筑历史上的一个飞跃。它的特点是大量采用垂直线条和尖塔装饰,有强烈的上升趋势,还大量采用彩色液璃和高浮雕技术,使整个建筑显得更轻巧玲珑,光彩夺目,产生升华神秘的美感。
4) 巴洛克建筑风格 巴洛克建筑风格起源于十七世纪的意大利,是一种流行艺术风格的总称.它反映在建筑上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宣扬豪华奢侈,过度的装饰,追求强烈的感官享受。
(2)打破古典建筑的和谐平静,追求夸张的、非理性的、幻想的和浪漫的情调。
(3)大量采用起伏曲折的交错曲线,强调力度变化和运动感,使整个建筑充满了紧张、激情和骚动。
(4)强调建筑的立体感和空间感,追求层次和深度的变化。
2.2西方古典传统建筑、现代建筑举例
(1) 古罗马大斗兽场 竞技场是罗马帝国最大的历史遗迹。竞技场周长542米,有80行看台,分为4层。前三层建于穹形顶石廊之下,最高层是坚厚的实心护墙。它可容纳50000观众。由于宽敞的穹形顶石廊的庇护,所有的观众都可以免受风吹雨打和日晒之苦。至今,人们还可以看到支撑穹顶的大石柱的座基。
(2) 流水别墅 赖特(美国) 流水别墅位于美国宾西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附近的一片风景优美的山林之中,是房主人考夫曼的度假别墅。1936年落成,设计者是美国建筑设计大师赖特。他经过长达6个月的构思,决定将别墅凌空建于地形复杂、溪水跌落形成的小瀑布之上。整个别墅利用钢筋混凝土的悬挑,伸出于溪流和小瀑布的上方。悬空的横向挑台、粗犷的毛石竖墙、大片的玻璃窗以及赖特精心设计的每一件家具无不体现了他“有机建筑”的建筑思想。流水别墅在建筑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这幢房子随着四季更迭以“无声之声”作出反应和进行着自我的更新。建筑动势的性质与瀑布的流速动势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
建筑艺术的欣赏过程通常包括欣赏角度、欣赏距离和欣赏方法这三个组成部分。欣赏角度可以分为水平方向上的正视与侧视,在垂直方向上的平视、仰视与俯视。欣赏角度也就是审美角度或审美视角。在审美活动中,审美角度是非常重要的,客体审美价值的实现,不仅需要客体自身的审美同伴,而且还需要审美主体的密切配合,需要审美主体选择合适的审美角度,尽可能多角度、全方位的把握审美客体。 建筑艺术是立体的空间艺术,欣赏者更应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地欣赏建筑艺术的整体美。建筑艺术又是视觉艺术,欣赏者与建筑物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制约着审美效果。一般来讲,近距离可欣赏建筑的细节或局部;中距离可直观全貌;远距离能概观大致轮廓。欣赏者时间充足,可近、中、远三者兼而有之;时间仓促,则只能或中或远的览其概貌。一般来讲,欣赏古典建筑可多作近、中距离的观照;欣赏现代的宏伟建筑可多作中、远距离的概览。当然,欣赏距离的远近不是绝对的,应该因人而异,因建筑艺术不同而不同。
欣赏方法对于欣赏建筑艺术有着重要意义,它一般分为静态欣赏和动态欣赏。静态欣赏是指欣赏者在特定的欣赏点上对建筑物的静态观赏,动态欣赏是指欣赏者按照欣赏需要,在一定的观赏路线上对建筑物的观赏。在欣赏中,应该把静态欣赏与动态欣赏有机结合起来,作到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随着欣赏路线的流动,欣赏者的大脑中就会出现一幅幅具体可感而又各不相同的建筑形象画面,即不同的建筑形象,从而感受到建筑形象的空间序列。同时,由于欣赏者视点的高低、视角的仰俯。视野的大小、视觉的转换等是不断流动变化的,这样当欣赏者去感受建筑形象的空间序列时,就会产生一种节奏感,这也正是人们把建筑比喻成是凝固的音乐的内在依据。
结语:中外建筑艺术在多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通过对中外建筑艺术的比较分析,从而使人们对中外建筑艺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它们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财富,而且是十分珍贵的,我们必须更好的保护好,同时也要认识和了解这些艺术,从而继承和发扬这笔财富。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现代建筑美学思想、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一定能在民族传统建筑艺术的基础上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
建筑是各民族人类才智、文化所凝聚的精华。从猿人逐渐进化的人类,从穴居、巢居的生活到建造起自己的房屋,从古老的图腾崇拜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建设划时代的新奇建筑,建筑成为人类文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建筑历史也是人类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中西方文明由于地域环境,宗教信仰,政治文化的差异,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绘制出两幅截然不同的文化画卷,书写了各自的建筑历史。
当第一次看到中西方的建筑,最大的感受就是建筑材料的差异,西方庞大的石质城堡、神殿„„,中方典雅的木质亭台楼阁。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段话:“西方用石头,追求永恒,控制自然;中方用木头,新陈代谢,亲近自然。”这或许就是在中国只有陵墓和防御工事才使用石材作为主要材料的原因之一吧。 在现代建筑还没有出现的年代,也已经发展出了完整的建筑体系,但是都是以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属于砖石结构系统。例如帕特农神庙,古罗马的斗兽场,巴黎圣母院„„无一不是对西方历史的记录。但中国(东方的日本,朝鲜)的古典建筑却是以木材来做房屋的主要材料,用不同的木材绘制了东方的写意风光。中西方的建筑材料的差异,自然因素的不同是一个方面,但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理念差异,建筑反映了人性上的区别。西方在原始社会长期处于畜牧业和狩猎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产生了人要控制自然的心理形态。从西方人对石材的肯定,可以看出西方人求智求真的理性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是世界的主人,人的力量和智慧能够战胜一切,人定胜天,人类终将战胜自然。而中国则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方式,重视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依托自然才能发展自己。宣扬的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合一,人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木作为生命的象征,融入到建筑当中,也是东方文明对生命对自然的推崇,预示这生命不息。
宗教思想在中西方的建筑史中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给西方的建筑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西方的教堂往往建立在城市中心。以单体建筑结合广场的形式,广场负担聚集人流的作用,市道路也会由教堂发散出去的,突出了上帝在人世间的绝对统治地位。基督教认为人作为上帝的造物,需要受上帝的庇护和引导,也显示了基督教对现实社会的控制力。而哥特式教堂的礼拜大厅、圣坛和袖厅又形成了一个十字架形状,大厅比圣坛长,横厅比大厅短,形成了名为“拉丁十字”构型。它蕴涵着耶稣基督受刑的十字架,对于信徒而言,十字架是战胜死亡而凯旋的象征,被赋予了明显的宗教象征意义。哥特式建筑高、陡、直的外形设计,具有很强的向上延伸发展倾向的造型是对天堂上帝的向往。教堂大门朝西,因为那是是基督圣墓的地方,让广大信徒向西方祷告。西方的教堂建筑,突出一种神秘感,强调内外建筑的分离,营造出一个密闭的自省空间,让信徒集中注意力进行忏悔,以达到脱离尘世。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家的思想无形中也注入到中国的古代建筑当中去。无论是王室居住的宫殿,祭祀用的庙宇,还是民间的四合院,都讲究坐北朝南,左右对称,主体建筑排列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无一不渗透这道家阴阳五行、八卦方位的思想,在他们看来,坐北朝南就代表了天南地北,即乾南坤北。东为苍龙,属木;西为白虎,属金;东西对称,即为八卦上的坎离相对。四合院庭院的四方分别代表着金、木、水、火,中心为土,所以这种四合院就象征着五行俱全,吉祥如意。木象征着生生不息,所以木构架成为中国建筑的主要构成形式。道家追求延年养生、肉体成仙,为自己的肉体也要建立住宅,也就是陵墓。砖石是死物,肉体要归于尘土,砖石成为陵墓的主要构成。这也使得在中国,生前的建筑少有西方城堡类建筑。
佛教又是东方一支重要的教派,佛教在东方的传播,使得佛教建筑成为东方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讲究个人的修为,要静心修炼,心无杂念。所以寺庙往往趋向选址在城市外的山野地区,将自身纳入到自然山水之间, 成为山水的一部分。佛教建筑功能布局通常比较分散,但充满秩序感,与佛家的佛即是人,也有着人间的秩序相对应。佛教建筑并不注实体, 而注重“虚”、“空”,所以寺庙建筑均是以木材为建筑材料,采用格扇门、格扇窗,注重内外空间的相融和流通,注重万物之间的沟通感。寺院营造的是一片参悟环境,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然精神与人文精神共存的环境。佛者以解脱为目标,寺庙为其信徒修道悟佛提供了一片净土和良好的修佛环境,使其能够抛去内心的杂念。他们现实世界中的自己与自然领域中的万物结合起来,在有限的山川大河中体验到无限的人生境界,从而实现了观照宇宙与考察内心的合一,极富有自由审美的意味。审美的境界趋同于禅的境界,在精神上实现从有限到无限的飞跃。融于自然回归自然即为得道成佛,即为佛教的美。
每一座精妙的建筑中都蕴含着这个地域人民的精神,用建筑书写出的历史同时也是这个民族精神的实体化现象。
中西方的建筑史也反映出了不同民族的性格,相对来说西方更加具有创新精神,从古希腊古典柱式到古罗马的拱券、穹窿顶技术,从哥特建筑的尖券,十字拱和飞扶壁技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西方的建筑从外形到材料都在不断变化。而中国的建筑形式无论是材料还是结构方面都少有创新,即便建造技艺不断提高,文化内涵也更加丰富,但依旧不能走出原始的形态模式。这也使得东方在近代上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之中,成为西方列强争相分刮的蛋糕,而长期的因循守旧精神,也让国人有了所谓的奴性。
中西方的建筑美是不同的。
西方的建筑之美在于几何之美,它的美是独立的,无论哪一个建筑拿出来,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雕塑来欣赏,而中方建筑在于一个整体,讲究一个群落的思想,一座建筑可能你无法理解建筑师的思想,当你走完整个园林的时刻,你才能真正体会到这幅画卷的含义。中国的造园艺术与中国的文学和绘画艺术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特别受到唐宋文人写意山水画的影响,是文人写意山水模拟的典范。借景是中国古典私家园林艺术特有的一种造园手法,旨于在有限的空间中获取无限的意境,接取园外景物来扩大园林的空间感。苏州园林成为世界园林艺术的典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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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重要王朝,中国绵绵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受到汉朝形成和流行的思想是最深刻的。在建筑方面,汉代的建筑也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奠定了整个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基础。当前在我国建筑行业发展的过程中,甚至出现了一些模仿汉代建筑的新汉风建筑,可想而知汉代建筑对于中国建筑的影响。我们分析汉代建筑的特点,不能不从汉代社会思想谈起。
一、汉代建筑的思想基础
提到汉代的思想,不能不提的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汉朝是处于主体地位的,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接将儒家思想上升到了国家主导思想上,符合汉代统治者的需求,得以沿用数千年。儒家思想追求礼,通俗地说,就是追求秩序。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汉代的建筑很难有浮夸的造型,只能是规规矩矩地反映秩序和控制。
另外,汉代的思想还受到齐楚文化的熏陶和影响。齐楚文化最大的特性就是想象力丰富而又颇有巫风,所以汉代人对神鬼传说和阴阳五行是深信不疑的,在建筑上的体现就是十分重视风水和整个建筑的精气神,汉代人将建筑看做是有灵魂的事物。另外,各种壁画也让我们知晓了汉代人思想中对神鬼的敬畏。
二、汉代建筑的特点和风格
汉代建筑的特点十分鲜明,主要体现在下面的几个方面。
首先,讲求对称,布局一定沿着一条中轴线左右对称。中国古代审美观念中,杂乱无序并不为中国人所喜,由于中国人喜欢秩序、整齐,所以在建筑理念上也就有这方面的直观体现。汉代的建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王城,一类是民居,但是无论是王城还是民居,都讲求中轴线和对称,王城的中轴线在王城内部,而民居的中轴线则在整个城市中间。
其次,具有鲜明汉代特色的石阙。一提到石阙,一定想到的就是汉代。汉代的石阙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能够完成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人工的建筑。这些石阙往往立在建筑的入口的大路两旁,上面记载着官爵、功绩或者什么也不记载,起到纯装饰的作用。汉代的石阙像是碑又不完全是碑,它在汉代人眼里就是建筑的一部分。
再次,屋顶的设计匠心独运。由于古代中国人的鬼神观念,所以天空对于中国古代人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十分敬畏的。那么在朝着天空方向的屋顶就会有特别的设计。无论是屋脊还是屋檐,都设计的极为大气。
最后,多层建筑已经出现。尽管几千年里,拘于木质房屋的承重问题,平房一直是中国建筑的主流,实际上,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多层建筑,这在四川省博物馆的汉代庭院画像砖上有直观的体现。
三、汉代建筑思想和风格对当今建筑的启示
首先,阙的现代妙用能够给现代建筑增添不少亮色。尽管对于现代寸土寸金的社会来说,孤立地树立一个阙是很突兀的,但是人们可以进行必要的改造,创造出适应现代人的阙;其次,木质结构的外衣是为现代结构增光不少的绝妙主意。木质结构因为其自身的稳定性原因,已经被时代所淘汰,但是特定的建筑仍然可以用木质结构,甚至任何建筑都可以用木质的“外衣”,即在建筑外表面运用木质装饰,或者运用木质的窗户和屋檐都是极富汉韵的;最后,方正、平顶一定会成为新的时尚。当前的建筑固然也是方正,但是由于其高度过高,远远看起来建筑过于单薄。在建筑设计时,可以将几幢建筑合为一体,树立起方方正正的汉代建筑风格,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四、结语
建筑是不断发展起来的,最终的建筑只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个遮风挡雨的空间,严格意义上来说,最初的山洞应该就是建筑的起源。后来建筑不断发展,不仅起到供人居住的一个空间,还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家庭亲族观念的重要载体。汉代是我国建筑的成熟时期,中国近代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就称两汉时期的建筑为中国建筑的成年时期,由此可见汉代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地位。当前在建筑追求艺术性和实用性的统一的情况下,回归传统,进行古风尤其是汉风的尝试是有利的,建筑设计者应当充分体会汉代建筑的设计思想和风格,将其融入到现今的建筑设计中,使中国的新时代建筑换发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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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经济形势与热点问题,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会略微有不一样的结果。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世界经济形势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依然比较严峻
(一)主要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债务困境、失业困境、经济增长乏力困境和宏观经济政策效力递减困境等挑战
从债务形势看,欧债危机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目前已经出现了由希腊等“外围国家”向意大利、西班牙等“核心国家”蔓延,从公共部门向银行业蔓延,从西欧地区向东中欧地区蔓延的趋势。由于欧元区内利益博弈激烈,部分国家经济增长疲弱,借债成本增加,欧债危机形势可能还会继续恶化。2012年一季度,欧元区部分国家陆续到期的国债总额近1万亿欧元,资金缺口在7000亿欧元左右,到时很可能出现部分国家违约的风险。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100%,奥巴马推动的减赤计划进展也不顺利。考虑到州和地方政府情况,美国债务形势更加严峻,处于危机边缘。日本公共债务占GDP比重高达200%,中央财政支出每年用于国债利息支付的比重约为23.3%,每年中央政府收入的一半左右又要靠债务融资。尽管日本债务主要由国内投资者持有,但债务的恶性循环与日本国内政局动荡叠加,很可能使得日本债务形势恶化。2012年若出现欧债危机的“重灾国”无序违约的情况,很可能会导致主要发达国家集中进行债务重组,可能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冲击。从就业形势看,失业率高企是主要发达国家的头号难题,预计主要发达国家严峻的失业形势将延续至2012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失业率一直在9%以上,而且呈现出长期化的趋势,出现了四五十岁白领大量失业的问题。欧元区2011年11月份的失业率上升至10.3%,创1998年6月以来的新高。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失业率均创下历史新高,分别高达22.8%、18.3%和12.9%;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失业率分别为9.8%、8.5%和8.3%,都创下了2011年以来新高;德国和荷兰失业率分别为5.5%和4.8%,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从经济增长形势看,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均比较疲弱。美国经济复苏放缓,2011年前三个季度,美国经济增速分别为0.4%、1.3%和2.0%(均为环比折年率),低于2010年3%的水平。但总体上看,2012年美国经济形势有可能维持低速复苏的态势。欧元区经济下行风险累加,存在二次衰退的可能。受欧债危机拖累,欧元区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二季度经济增长由一季度的0.8%大幅下滑至0.2%(环比),曾经表现强势的德、法两国经济几近停滞,三季度欧元区经济仅同比增长0.2%。目前,反映欧元区经济信心的经济敏感指数、商业景气指数和制造业PMI指数已经连续7个月下滑,且已低于其长期平均水平。日本经济在地震灾后重建带动下实现了缓慢复苏。但从中长期看,日本经济仍面临债务负担沉重、劳动力缺乏、内需不足、产业空心化等很多深层次问题,导致经济发展缺少动力,在世界经济中难以发挥重大作用。从政策空间看,受制于主权债务高企,各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财政政策受到严重制约。前期保持低利率政策,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也很有限。美联储在金融市场上“卖短买长”,实施“扭转操作”,但能否启动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前景仍不明朗。同时,工资和福利水平上升,加剧了美国的核心通胀压力,美联储有可能被迫提前结束低利率政策。欧洲央行连续小幅降息,将欧元区内利率降至1%,近期又启动了期限长达3年的长期再融资计划,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但对解决欧债危机和促进欧元区实体经济增长可能仍然不够。加之欧元区内通胀抬头,将对欧洲央行的进一步宽松货币政策形成制约。
(二)新兴经济体整体上经济增长较快,但还难以承担起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任,经济增长预期下降
尽管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经济体已经率先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实现了全面复苏,但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大规模刺激措施所造成的负面效果也开始显现,同时发达经济体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新兴经济体国内的通胀压力不断加大。在金砖五国中,印度和俄罗斯的通胀率均高达9%以上,巴西和中国的通胀率也分别达到了7%和6%以上的水平。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疲弱,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新兴经济体,使其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摩根斯坦利预计拉美各经济体2011年经济增速将由4.6%下降至4.4%。巴西政府下调2011年经济增长预期至3.7%,而此前为4%。高盛下调巴西2011年经济增长预期自4.5%至3.8%。俄罗斯经济一季度增长2%,是2010年同期的一半。二季度增长3.4%,低于此前公布的3.7%,三季度提速至增长4.8%,但总体上看增长速度仍然缓慢,摩根大通将俄罗斯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从4.5%下调至3.7%。印度政府将2011—2012财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8.2%,之前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为9%。近期随着经济的减速和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部分新兴经济体汇率明显贬值。2011年4月底以来,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非、土耳其货币对美元汇率均贬值10%以上,有的贬值幅度达到20%;在4—10月份的半年时间内,这些国家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也出现了幅度在6%以上的贬值,上述国家货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多数发生在7月份以后的3个月内。货币贬值反过来加快了资本流出的步伐,国际收支状况恶化,有的已经影响到实体经济部门,工业生产减速甚至出现下降。新兴经济大国巴西、土耳其等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上述情况,这些现象的同时发生,在历史上往往是新兴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的征兆,值得警惕。
二、中国的对策
全球经济形势严峻以及由此带来的政策取向,将对我国经济走势和宏观调控带来挑战。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将抑制我国外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将加剧全球流动性泛滥,使我国可能再次面临人民币升值压力、输入型通胀压力、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压力和“热钱”流入压力,加大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国际经济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坚持“稳中求进”的指导思想,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的前提下,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一)在稳外需的同时把扩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加强,外部需求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但从今后一个时期看,世界经济可能处在一个缓慢复苏、低速增长的结构转型时期,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增速放慢。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要实施稳定外需的政策,积极寻找新的出口市场、挖掘新的外部需求。近年来,在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各国通过建设自贸区或更紧密的经济战略合作安排,来赢得更大利益。我国应该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积极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适时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寻求与更广泛的经济伙伴建立自由贸易区。另一方面,应该把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环顾全球,大国经济一般都以内需为主,国内需求也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未来应该把扩大内需作为我国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首要选择。继续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比重,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完善基本的公共服务体系,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改善居民消费环境,积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调整优化投资结构,鼓励扩大民间投资。
(二)继续把稳定物价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目标
综合考虑导致本轮物价上涨的各种因素,2012年初物价涨幅有望从高位呈小幅回落之势。物价涨幅虽然下降,但从经济增长的长周期看,拐点之说可能过于乐观。我国宏观调控的经验表明,我国的通货膨胀一旦上来,治理起来就很困难,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通胀降下来。因此,应该把稳定物价作为需要长期应对的重大问题,调整调控的思路和理念,改变价格管理的方式,制定更长周期的政策措施。要有总需求管理的办法,不能只考虑一个环节,简单地把CPI与货币政策挂钩,为通胀一个目标而采取收缩政策,使经济增长整体形势受到影响。未来可以重点考虑通过改善生产供应机制的办法,增加短缺产品的供给。采取多种手段平抑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通过设立价格调节基金来建立农副产品价格稳定机制与供应保障机制,必要时可动用它来应急,建立价格经常大幅波动的重要农产品(如粮食、猪肉)储备制度。建立存款利率与通货膨胀挂钩的机制,解决我国负利率问题及带来的潜在风险。对大学生、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群,应尽快建立起应对物价上涨的动态补贴机制,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扩大海外投资,建立稳定的农产品和资源海外供应基地。
(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政策效果来说,财政政策可以在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保证有效供给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未来既要加大财政政策在直接增加总需求方面的作用,同时也要发挥其杠杆撬动作用。考虑研究推进预算制度改革,建立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相互制衡的体制和机制;调整政府债务结构,保持适度的政府债务规模。在基本维持2011年债务规模的基础上,适当削减中央债务,适度扩大地方债务规模,加快建立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控指标体系;坚持结构性减税。研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增值税扩围为切入点,加大税制结构改革力度,降低流转税收入比重,支持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大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施有利于节能环保和增加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如新能源、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的优惠力度;优化支出结构,保障民生支出。进一步加大各级财政保障性住房投入力度,加大对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培训补贴,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投入力度,适当提高养老、医疗、城乡低保等保障水平;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通过加大农业投入、降低税率、提高农补、核定扣税等财税政策,夯实农业基础,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全面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
(四)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尽管未来国际经济形势趋于严峻,但货币政策还不宜全面转向,特别是在物价和房价都没有明显下行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大幅转向可能丧失前期的调控成果。2012年货币政策可以根据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在保持稳健的基础上进行灵活适度微调,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支撑。预计随着欧债危机形势恶化以及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世界各国货币政策宽松潮可能来临,我国大幅放松货币政策的必要性下降。2012年可考虑重视实施“定向宽松”的结构优化货币政策。以结构优化为原则的信贷投放能够较好地兼顾实体经济需求和积极引导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目标。把更多资金投向中小企业“、三农”、保障房等领域,通过增加食品和居住类商品的供给来缓解当前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压力。现代服务业、节能环保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低碳经济等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领域也可能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可以考虑适当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货币支持。
(五)合理把握好投资的规模、力度和节奏
在世界经济形势不乐观的背景下,要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还需要保持适度的投资规模。从国际经验来看,在经济起飞阶段,通过大规模的资本投入来促进经济发展是一个经济规律。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过高的投资率就会变得不可持续,会给资源、环境和生态带来巨大压力。在当前国内外环境下,宏观调控要在投资方式、投资规模和投资领域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和调整。首先要确保国家已经批准开工的在建水利、铁路、重大装备等项目资金需求,重点抓好在建和续建工程,对已开工的项目,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避免“半拉子”工程。其次要坚决停办各类不必要的国际国内大型会议和运动会,坚决停建一些地方过度超前的标志性建筑、中央商务区、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及超大型的楼堂馆所,坚决整顿各类重复建设的园区。对于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对经济长期发展有带动性的投资,要科学规划,合理发展。
(六)继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改革深化财税改革,包括调整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加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和房产税改革试点,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全面改革资源税制度,研究推进环境保护税改革。深化金融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特别是在当前,在人民币出现贬值预期,人民币升值压力减轻的背景下,抓住时机积极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研究场外市场体系建设、债券市场发展、证券发行体制改革和期货市场发展,加快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继续深化国有企业、行政管理体制、文化体制等改革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七)把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反思欧债危机,普遍认为,处于债务困境中的欧元区国家主要是因为其高福利开支。但克鲁格曼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处于欧债危机中的“问题国家”并不是福利开支最大的国家。瑞典因福利高著称,但经济表现很好,是目前少数几个GDP高于危机前水平的发达国家之一。而现在所有处于麻烦之中的欧元区国家,福利开支占GDP的百分比都低于德国,更低于瑞典。加拿大的福利开支也很高,但应对危机的效果很好。因此,不能认为福利支出是经济发展的包袱。要把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改善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保障就业,要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重点加强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服务和就业援助,保证农民工工资足额发放,维护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应大幅增加教育投入。认真做好社会保障工作,继续落实社会保障各项政策措施。安排好困难群体和灾区群众生产生活,加强经济运行调节,保障煤电油运正常供应。保障食品、药品安全。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依法依规妥善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严肃查处征地拆迁等领域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世界经济将继续呈现缓慢增长态势,部分国家可能陷入衰退
随着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1年9月已将2011、2012两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测分别下调至4.0%,世界贸易组织在2011年11月的预测中也将2011年全球出口增长预期从6.5%下调至5.8%。从发展态势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有可能深化,将拖累欧洲乃至全球经济复苏。全球经济活动放缓可能导致2011、2012两年全球实际GDP增长率在4%以下,低于金融危机前五年4.7%的年平均增长率。预计新兴市场增速仍将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亚洲开发银行2011年12月初预测,东亚地区经济增速2012年将略微降至7.2%。
(一)美国经济将保持缓慢复苏态势
受失业率高企、房地产市场低迷、技术创新短期难有重大突破和新经济增长点不明朗等影响,美国经济近期步入快速增长轨道的可能性较小。然而,美国私人部门仍具有缓慢增长的动力,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仍将保持宽松,美国经济预计保持缓慢复苏态势。首先,美国失业率已降至2009年4月以来最低,2011年前三季度美国居民名义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未来随着美国失业率逐步下降和私人可支配收入上升,美国居民消费能力预计得以提升;2011年以来美国居民信贷消费扭转上年下降态势,前三季度持续正增长,未来随着美国银行系统资产负债表逐步改善和居民举债能力增强,美国居民信贷消费预计将渐趋活跃。其次,美国公司利润持续增长,一方面为私人投资提供了较充裕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增强企业家的乐观预期。宽松货币政策和银行资产负债表逐步改善,也将为美国私人投资创造较好的信贷环境。第三,新兴经济体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美国出口管制体系改革,将为美国扩大出口创造新的机遇。同时,奥巴马政府推出了总额高达4470亿美元的就业刺激计划;美联储在实施了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后,又宣布延长4000亿美元国债期限,并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继续维持在0-0.25%的历史低位,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另外,2012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现任执政党预计将力促经济增长以赢得选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9月预计美国2012年经济增速为1.8%,略高于2011年的1.5%;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011年11月初预计2012年美国经济增速为2.5%-2.9%,失业率为8.5%-8.7%;费城联储2011年11月中旬进行的经济学家调查预测2012年美国经济增速为2.4%。
(二)欧元区经济已开始呈现衰退趋势
2011年9月以来,欧元区综合行业采购经理人指数(compositePMI)一直在基准线(50)以下,11月为47,表明目前欧元区制造业和服务业已处于萎缩区间。同时,欧债危机已从希腊等外围国家蔓延到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国家,并呈现迅速向金融部门蔓延的趋势,欧元区部分金融机构已濒临倒闭。从目前形势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短期内难以有效解决,即便欧元区国家能够携手延缓债务违约,但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信心不足仍将导致经济活动低迷。特别是一旦意大利出现类似希腊的债务违约,将会导致整个欧元区金融体系的崩溃,欧元区经济将大幅度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11、2012两年欧元区经济将分别增长1.6%和1.1%,并且进一步下行甚至衰退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三)日本经济难以延续三季度增长趋势
尽管灾后重建有助于带动经济缓慢复苏,但在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外部需求增速放缓以及日元升值等因素的影响下,日本第四季度经济增速将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1年日本经济将下降0.5%,但2012年有望实现2.3%的增长。2011年10月日本央行已将2011财年经济增速预测0.4%降为0.3%,2012年从2.9%降为2.2%。
(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放缓的趋势仍将持续
印度2011年10月工业生产指数同比下滑5.1%,为两年多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公司12月13日《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将本财年(2011年4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印度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7.5%下调至7%,低于印度财长最新预测的7.5%,将印度2012-2013财年经济增长预期从8%下调为7.5%。俄罗斯2011年10月工业生产增长3.6%,为2011年以来最低,IMF12月初将俄罗斯2011、2012两年经济增长预期分别由4.3%和4.1%下调至4.1%和3.5%。巴西2011年10月工业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6%,已连续三个月出现下跌。巴西全国银行联合会最新数据预测显示,2011年巴西GDP将增长3.2%,2012年将增长3.6%,较2011年9月的预测值3.8%有所下降。墨西哥银行近期将2011年经济增长预期值由3.8%-4.8%下调至3.5%-4.0%,2012年经济增长预期由3.0%-4.5%下调为3.0%-4.0%。南非储备银行货币政策委员已将2011-2013年南非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从3.2%、3.6%和4.4%降低到3%、3.2%和4.2%。
二、全球宏观政策趋于宽松,新兴市场政策核心由防通胀向保增长转变
2011年8月之后,以新兴市场为代表的紧缩货币政策开始趋于放松。8月初土耳其央行率先降息,巴西央行于8月和10月两次下调利率,俄罗斯、印尼、澳大利亚等国都纷纷降息,除了越南和印度等国因持续的高通胀而坚持货币收缩政策之外,其他国家均已停止加息步伐。即使升息最为激进的印度,鉴于11月通胀压力出现缓解,其财长公开宣布政策重心将转向保障经济增长。美联储2011年12月13日宣布,将继续执行包括将零利率维持到2013年中期不变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组合。欧洲央行11月和12月已连续两次降息,将基准再融资利率下调至历史低点1.00%。此外,为应对经济稳定增长面临的严峻挑战,部分国家已经出台经济刺激措施。巴西于2011年12月初公布减免税费金额76亿雷亚尔(约合42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菲律宾也公布了金额为721亿比索(17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预计2012年全球宏观政策将更为宽松,新兴市场注重保增长的政策主调仍将持续。此外,如果欧债危机持续升级导致欧元区陷入衰退,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复苏停滞,欧洲央行可能会进一步降息,美联储也可能会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各国新的经济刺激方案也将纷纷出台。然而,宽松货币政策亦将导致流动性猛增,大宗商品价格可能被推高,新一轮通货膨胀可能被引发,加大宏观调控的难度和复杂性。
三、欧债危机导致欧元崩溃、欧元区解体和引发全球第二轮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从中长期看危机解决前景并不乐观
首先,欧元崩溃的可能性不大。欧央行独立性受到严重损害可能性较小,IMF估计2012-2016年欧元区经济仍将保持正增长,国际社会因欧元区经济陷入长期严重衰退而对欧元失去信心可能性不大。其次,欧债危机导致欧元区解体可能性不大。对于希腊等发生债务问题的外围国家而言,若欧元区解体,将面临极高的货币转换成本、较大的经济衰退风险和沉重的债务融资负担;对于德、法等核心国家而言,欧元区解体将不利于其出口增长,也不利于其有效利用区内其他国家的储蓄。因此,欧元区各国将尽力维持欧元区的存在与延续。最近结束的欧盟峰会23个国家达成新的强化财政约束协议,说明欧盟各国在维护欧元区稳定方面已形成共识并开始付诸实施。第三,欧债危机引发全球第二轮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目前看,欧洲国家和国际社会仍有能力扩充欧洲救助资金规模,一定程度上控制欧债危机对欧洲乃至全球银行系统的严重影响。然而,从长期看欧债危机解决前景不容乐观。据IMF估计,受主权债务危机和经济结构深层次问题影响,一直到2016年,“欧猪五国”经济都将持续低迷,无法恢复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增速。同时,由于无法大幅提高财政收入,也无法大幅削减财政支出,2016年前五国财政仍将持续处于赤字状态,债务仍将不断累积。
四、大宗商品价格仍将处于高位,震荡幅度进一步上升
2012年全球经济整体保持稳定增长的可能性较大,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仍将保持较高水平,将为大宗商品需求增长提供稳定支撑,预计2012年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仍将处于高位。但2012年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进一步上升,金融市场的短期波动较2011年将更为剧烈,2012年大宗商品价格的震荡幅度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若美国和欧元区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再次恶化,导致全球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会重现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高速回落状态。2012年,地缘政治等突发事件仍可能导致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从目前形势看,2012年中东北非地区局势仍较紧张,不能排除伊朗、叙利亚等国和西方国家发生剧烈冲突的可能性。伊朗在原油等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一方面,伊朗是石油等大宗商品全球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欧元区从伊朗进口的石油占其总进口量的5%左右;另一方面,伊朗所处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大宗商品的重要运输通道,约40%的全球石油运输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倘若伊朗和西方国家发生剧烈冲突,甚至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石油市场供求关系,石油价格可能会上升一倍左右;即便伊朗局势仍在可控范围内,各种小规模冲突也会影响石油期货市场的投资者信心,在短期内对油价造成一定的上行压力。
五、金融市场仍将剧烈动荡,新兴市场面临资本外逃的风险
2011年9月以来,资金持续从新兴市场流出,引发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俄罗斯、印尼、韩国、印度、阿根廷等国的央行都对外汇市场进行了多次干预,但收效甚微。2011年1-10月,俄罗斯资本净流出640亿美元,仅10月资本流出额就高达140多亿美元,俄政府预计2011年资本净流出量将超过850亿美元。目前看,未来欧债危机的每轮升级、对欧债危机救助不力的担忧都将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大幅震荡,加大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风险。与此同时,避险需求可能导致资金大规模撤出新兴市场的股市和债市,资本外逃将是新兴市场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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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依旧缓慢,仍处于低速增长的态势。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世界经济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本章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地位和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各方面发展着的贡献,指出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影响作用。并且展望未来,预测中国未来10年至20年将会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但占全球比重仍将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强。
关键词:中国发展世界经济影响性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开展,中国经济持续保持着长期稳定发展的经济势头,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明显减弱,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带来了新的机遇。近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新的突破,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而随着新时期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为世界经济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必须要准确把握中国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贡献,面向国际化不断调整战略定位。
一、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地位
第一,我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大国之一。根据数据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5年4月14日公布了2014年世界各国GDP排名,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GDP总量77.3万亿美元,较上年增加3.3万亿美元,美国2014年GDP为17.149万亿美元,位居第一;中国GDP为10.380万亿美元,位居第二;第二,“MadeinChina”影响世界。在我国向全球经济大国前进的途中,制造业的崛起尤其突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中国完成工业增加值21.07万亿元,占世界比重达20.8%,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我国俨然已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第三,中国贸易总额占世界前列。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出口国和世界第二的进口国,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度超越美国,跃居榜首;第四,我国是投资大国。2015年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16日在北京透露,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029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同比增长14.1%,继续保持世界第三位。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极大,为全球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中国作用”;第五,我国已跻身于金融大国行列。本国的钱币在世界的影响是提升国家金融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15的境外人民币储量将会不断增加。
二、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
1.中国经济成为推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国内GDP总值从2005年至2014年不断上升,呈稳定增长趋势。2011年至2014年我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分之一。而在过去的30多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长量不断增加,由1980年~1990年的3.8%,到2000年~2010年的20.9%,以及近四年的四分之一。我们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带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复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二,虽然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有所回落,但是经济总量仍在不断上升;第三,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逐渐超过其他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一。此外,我国在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金融业等方面发展也呈稳定增长趋势。作为制造大国,我国的制造业增长也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2.中国发展促进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二战以来,全球经济呈现“南北”格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占世界经济发展比重较重。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比重基本持平。此时发达国家的GDP是发展中国家GDP的三倍到四倍。20世纪末期,发达国家所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上升至85%,发展中国家发展稍显滞后。但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促使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比重急速上升,据估计,到2015年年底,发展中国家GDP将占全球的50%。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也加速全球经济重心向东亚方向迁移。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世界资本和产业很明显的向中国偏移,这也是形成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从整体上看,一方面,全球经济资本和产业的转移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反过来推动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不断加大。
3.中国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
科学技术对全球的经济增长起着推进作用。中国的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提高了技术创新的效率。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一直依靠技术的模仿和追赶提高技术效率,但是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前沿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直是科学技术的创新领导者,其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且广泛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为发达国家扩散科技成果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增加其市场规模和收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吸引了大批的外来跨国公司。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人才资源、健全的产业体系等都为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加速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提高了其经济收益和发展效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也在加大。据报道,我国2014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3312亿元,比上年增长12.4%,占国内生产总值2.09%。除了加大资金投入,中国现今已成为国际专利申请大国,2014年中国企业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框架下共提交2.5539万件专利申请,较2013年增长18.7%,中国企业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申请大户。
4.中国发展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作用。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有利于稳定全球价格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虽然近年来人力成本略有提高,但是与过去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加上其他的因素影响,使得中国的出口长期保持较低的价格。与其他国家出口价格涨幅较大对比,中国长期的低涨幅必然对控制全球通货膨胀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还能够减弱全球经济的波动。上世纪出现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创,但是中国经济仍然维持着自己的增长,对促进全球经济幅度、抑制全球经济波动、稳定全球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全球经济的比重不断加大,这种稳定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有研究针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波动程度做了调查分析,研究表明在全球经济发展规模加大的十个国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波动最小,说明了中国经济受全球经济的影响较小,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未来的发展与世界经济
1.中国发展占全球比重将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强。
预计在中国未来的10年至20年,中国在基础设施、能源原材料工业等领域的投资空间会减小;部分技术创新追赶的后发优势将减弱;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将会导致人力成本的增加。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出现回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步伐将减缓,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发展时期。同时,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是制约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这一问题发达国家至今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全球经济也经进入发展相对缓慢时期。虽然中国增速将会减慢,但是仍然保持着相对全球更高的增速,中国未来的发展占全球经济比重将会不断极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加强,未来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2.中国未来的定位。
不断发展是我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战略定位的总体目标时全面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实力,打造互惠共赢的国际环境,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同时为全球经济增长长期提供正能量。为此我国需要对未来定位做出适当调整:首先,中国未来的定位将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开放,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其次,中国将从贸易大国变成贸易强国,成为世界核心消费市场以及商品、技术等主要供给基地;再次,中国要从资本输入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国,成为全球重要的资金提供国家。最后,中国要发挥大国优势,发挥一体化进程的主导者作用。
四、结语
三中全会做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部署。结合我国发展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当前局势来看,中国将来的发展战略必须准确把握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的根本方向,在全球化市场中合理配置我国战略资源,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构建互利共赢的国家合作体系,大力发挥我国在全球中的大国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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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如今,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人民币币值趋势保持稳定,促使人民币国际地位逐步提升,人民币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伴随人民币在国际范围流通的扩大,人民币国际化俨然得到了我国决策层、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由此可见,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理论意义。
1.人民币国际化含义
人民币国际化指的是人民币不受国际限制在国际范围流通,进一步转变成在国际上获取广泛认可的计价、结算以及储备货币的过程。现阶段,人民币国际上流通已经在诸多国家展开,但这还不能完全说明人民币已经形成了国际化,伴随人民币国际流通逐步扩大,相信势必会促使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真正意义上转变成世界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含义可概述为以下三方面内容:I.人民币在国际上流通需要一定程度流通度享有基础;II.以人民币计价的主要金融产品转变成众多国际金融机构的投资工具,此点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内容,应当逐步对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市场规模进行开拓,以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便利。III.在国际贸易中,通过人民币结算的交易额应当达到一定的份额。上述三方面标准主要作用于衡量人民币国际化,且后两方面相对更为重要。
2.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现状
2.1分析综合经济实力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年均增长幅度连续多年超过国际平均增长速度。2013年上半年年,全球经济逐步回暖,新兴经济体下行风险提升,一些国家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预期等造成国际金融市场进一步出现不稳定局面,资本流出、货币贬值压力不断冲击着新兴经济体。然而,总体上我国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各项重要经济指标仍旧处在预期的正常区间范围[1]。
2.2金融环境推动进程
经历30多年来国家金融体系逐步转变的冲击,我国金融业在国家金融改革、货币外汇政策管理以及金融风险控制等相关管理获取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我国金融环境获得了系统充分的改善,改善的内容分别有提升金融监督力度、提升金融体制改革速度、促进国内金融市场良性发展及加快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等。尽管如此,相较于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我国金融经济、金融市场依旧存在显著的不足,而该类情形势必会对我国金融业融资功能、股票市场等快速发展带来不便,这也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切忌操之过急。
2.3“汇改”后脚步放缓
2005年7月21日,改革人民币汇率产生机制体系,我国全面推行基于市场供求,结合一篮子货币展开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11年,摩根大通中国资金及证券服务副主席罗丽莎指出,人民币汇率眼中不再只是美元,而是结合自身对外经济发展实情,认准多种相关货币,附加针对的权重,构成一个货币篮子,在结合市场内外金融发展情况,对人民币汇率展开调节、管理,实现了人民币汇率在科学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2]。
3.人民币国际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货币竞争属于现阶段各个国家相互经济竞争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倘若相较于其他货币人民币的替代性不断提升,这有利于强化对应铸币税利益、转变各个国家储备货币分配格局,并且会对世界经济形成深远的影响。
3.1有利于缓解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
国际货币体系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它一方面存在相应的先天缺陷,另一方面显然难以呈现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征,致使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具备对应一定的话语权。由于美国经济发展放缓、日本经济发展长时间不前进、欧元区引发主权债务危机及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迫在眉睫。现阶段国际货币体系亟需展开科学有效的革新,然而要使一些既得利益国家积极投身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存在极大的难度,鉴于此,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脚步得以向前迈进一大步。
3.2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发展、国际货币多元化
在对现阶段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过程中,想要实质性地对美元进行制约,回至金本位或者金汇兑本位等,这显然无法实现,更为合理的手段是借助国际货币多元化和国际货币相互竞争的外部约束来对美元起到制衡作用。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进程中,势必会引出一系列国际化货币币种的出现,如此可有效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尤其是作用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期间,中国还能够与亚洲周边国家进行不同种类金融货币交流,探寻建立区域内汇率维稳体系及区域性货币,以为日后亚元的形成奠定良好的基础[3]。就亚洲及世界经济发展而言,不仅能够为中国贸易、投资提供有效便利,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或者以外国家在更大范围内开展经济交流;还能够在人民币升值或者稳定的前提下,其他国家储备人民币是合算的,促进资产保值增值,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背景下,为货币储备提供了又一选择。
3.3有利于国际结算
人民币国际化将使得人民币具备主权、信用、稳定性、可用性及便捷等特征。人民币持有者可通过人民币买入任何中国制造的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商品。现如今,已有诸多国家购买人民币作为自身外汇储备,如此说明了人民币国家化发展成效显著。简而言之,人民币国际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就好比一个消费者在百货大楼中购物,倘若只有一种商品可供消费者选择,那么其自然要花费更高昂的成本,倘若出现了多种选择,市场力量便会为其营造缩减成本的机会。人民币国际化将为美国、日本等先进经济体在内的全球货币消费者提供又一种选择。人民币国际化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机遇。
4.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策略
4.1构建综合风险管理体系
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应当提升对构建综合风险管理体系重要性认识,并结合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实际情况采取一系列改善规避综合风险策略,包括:有效利用起汇率避险手段,对现有的外汇予以第一时间结算;使用不同币种开展各式各样业务;提升与金融机构合作力度,借助金融机构提供的相关产品与服务,好比外汇期权产品、外汇期货产品及信息咨询财务顾问服务等,有效开展好综合风险规避工作[4]。要对综合风险管理体系功能属性展开全方位认识,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及预期回报率,对对应的人民币国际化规避手段展开选取,注重选取适宜的交易时机,经外汇投资对保值增值提供全力保障。
4.2建设离岸金融市场
伦敦、香港、新加坡、上海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建设,有着不同的优势及特色。鉴于此,在开展发展规划期间,同样应发挥各自优势,相辅相成,确保有效实现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群。应当进一步依赖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域、体量优势,使得人民币产品类型更加丰富,扩展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规模,将伦敦作为中心,将人民币离岸业务扩展至全面欧洲至全球;突出香港作为最庞大人民币跨境结算市场的作用,自服务实体经济角度出发,强化香港与内地及东南亚周边经贸合作力度;全力推进人民币在新加坡离岸金融市场定价权的成形,显现新加坡离岸金融市场辐射优势,提升人民币在东盟区域的使用、交易力度;规范上海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机制,开拓市场规模,推出更多金融产品,基于国内经济发展,提升对人民币的定价权,从而转变成人民币产品定价中心[5]。
4.3资本项目有序开放
人民币国际化一步步深化对资本项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现资本项目逐步放松管制,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鉴于此,要实现资本项目有序开发:I.推进资本项目渐进式开放,在开放期间确保经济金融秩序稳定,有效适应我国国情及全面国际环境要求,同时防止太过谨慎造成的管制成本升高、效率降低,明确适宜的开放顺序、内容,实现人民币有效跨境流动。II.资本项目开放顺序、内容,规范金融市场建设,对发行市场、非居民国内交易进行优先开放,再对流通市场、局面境外交易进行开放,采取稳步推进、灵活调节措施,促进完成以价格调控为中心的资本项目管理目标[6]。
5.结束语
总而言之,人民币国际化属于一个繁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诸多因素的配合。为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有效性,相关人员务必要不断专研研究、总结经验,清楚认识人民币国际化含义,全面分析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现状,“构建综合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离岸金融市场”、“资本项目有序开放”等。积极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有序健康发展,促进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入开展,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与各个国家互惠互利的国际贸易和谐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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