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的毛概结课论文
毛概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备课程之一，我们学生应该予以正确的态度好好学习。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毛泽东的毛概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毛泽东的毛概论文篇1：《浅析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和延安整风运动中，一直把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到战略的高度看待，他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P10941939年，他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说：“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科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并指出：“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1.教育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2.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3.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4.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2]P69毛泽东的这些指示，揭示了无产阶级教育的阶级本质，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培养人才的政治要求。
毛泽东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典范。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为革命培养了十余万名军政干部。毛泽东经常到抗日军政大学讲课，洗涤了无数学子心灵上的污泥浊水，化解了无数学子思想上的疙瘩，大大激发了抗战热情。
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毛泽东把这一原则运用到教学工作中，一直主张教学工作要理论联系实际。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指出“理论和实际统一”是一条基本的原则，并批评党内有人“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毛泽东在讲课前，先把提纲发给学员。讲课时，他观点明确，重点突出，深入浅出，形象具体，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例如，毛泽东讲《矛盾论》，为了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3]P302这个论点，举了因为有了合适的温度鸡蛋可以变为小鸡，但是有了合适的温度，石头也不能变成小鸡的生动例子。毛泽东讲《实践论》，为了说明“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3]P287，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那就是“一个人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毛泽东通过这些生动的例证，让听课的新老学员甚至后勤人员都明白了这些哲学原理。
为了提高教学的实效性，毛泽东在每次讲课前，总是先了解学员的思想情况。他在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先是请来学员、干部了解情况，然后认真准备讲稿，一直忙到深夜。讲课时，毛泽东运用大量案例，深入浅出，很受学员欢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帮助张学良和杨虎城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很多学员一时想不通。毛泽东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的角度，用“毛驴上山”的生动故事教育学员。他说，陕北毛驴很多，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又要防着它，这就要既联合又斗争。毛泽东的话很有说服力，使学员深刻理解了当时的形势。
毛泽东不但课讲得好，而且善于做学员的思想工作。有一次毛泽东收到了一封学员汇报自己的思想问题的信。毛泽东在百忙中亲自给学员回信，勉励他努力学习政治、学习军事，为抗战胜利作贡献。这封信很快就在学员中传开了，很多看过信的学员都深受鼓舞。针对一些从敌占区来到延安的青年对抗大的疑虑，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来到延安找共产党，很不容易，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进抗大没有考试，你们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延安，这就是最好的考试。别看抗大没有楼房、书本、教授，但是我们学的是革命的理论，理论联系实际，学了就要用。我们这个大学理想很大，要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呀!”[4]毛泽东还鼓励大家，不要小看这山沟里的土窑洞，土窑洞里出马列主义。毛泽东的话，像春风雨露一样滋润着学员的心灵。
二、使用启发式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方法
毛泽东特别注意使用启发式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方法。毛泽东从1937年4月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为抗大学员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讲课总时间超过一百个小时，重点讲了《矛盾论》和《实践论》。他在讲课中由近及远、由浅入深，每次讲课，他先解决上次课留下的问题，再导入本次课要讲的问题，最后详细阐述本次课的问题。在讲授《实践论》时，毛泽东阐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提出“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并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就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3]P296 在讲课中他广泛组织学员讨论，听取学员发表各种意见，然后再把意见集中起来，结合历次反“围剿”的战例加以概括、充实。1938年，毛泽东针对有的同志讲课中只照本宣科地讲大家已读过的内容时说“教书，讲义上写得多的少讲，写得少的多讲”，而且要培养学员分析和批判的学习态度，独立钻研和独立工作的能力，组织纪律性，以及集体主义精神。
三、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工农运动及革命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 ，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5]P568文中提到的正确的工作方法就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工农运动及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徐特立同志曾指出：“苏维埃的教育，是要扫除那种读书同生产脱离的寄生虫式的教育制度的残余，而使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密切联系起来。”[6]P19很显然，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工农运动及革命实践相结合，是党培养广大青年学生成长的重要途径，也是党在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
党在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一直提倡有计划地组织青年学生深入农村，开展社会调查、宣传革命理论、组织群众运动;要求学生参加军事训练、土地改革、生产劳动等革命活动。例如延安时期，为了响应毛泽东提出的“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号召，延安大学的学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积极参加各种生产实践活动，实现了学校物资供应的半自给。陕北公学积极组织学员走出校园，走进农村、地方政府，开展政权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运动，还鼓励学员参加其他抗日救亡工作。鲁迅艺术学院深入农村和部队开展文艺宣传活动，创作出了《白毛女》、《兄妹开荒》、《黄河大合唱》等许多反映群众生活，深受群众喜爱的文艺作品。
抗大师生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把教学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抗大开始创建的时候，教学条件很差，没有教室，师资力量也很缺乏。在修建教室的劳动中，全校师生两个星期就挖了一百多孔新窑洞，大大改善了抗大的校舍条件，师生还建成了一条长达三千多米的“抗大公路“。在最艰苦的时候，学员还自己制作了学习文具，用木棒做蘸水笔，熏烟做墨，桦树皮做纸。教学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实现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途径。在修建窑洞的过程中，有些刚到延安的青年学生说：光打窑洞，啥时候才学习啊?毛泽东得知了这个情况后对这些青年学生说：打窑洞也是学习，而且是很重要的学习。不要小看打窑洞，你们知识分子是读书人，长期脱离劳动，不会打窑洞怎么会和劳动人民有共同语言呢?打窑洞是接近劳动人民的第一步，打窑洞就是在打通和劳动人民隔开的墙。为了帮助一些青年学生克服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毛泽东给他们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他说：有人看不起工农，这是不对的。工农是最伟大不过的。比如上海有掏大粪的工人，别看上海那么“香气”，如果离开了他们，上海就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城市[4]。毛泽东通过这个故事形象地阐明了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道理。
在毛泽东“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思想的感召下，抗大经常组织学员到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学习和锻炼，到群众斗争的实践中积累群众斗争经验。他们或是组成武工队深入敌后，发动群众，袭击敌人，或是帮助地方坚壁清野，参加群众减租减息斗争。学员在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复杂斗争中，进一步坚定了革命立场，迅速成长起来。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成为他们最好的课堂。
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工农运动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不仅使广大学员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且通过生产劳动和革命斗争，让广大青年学员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阶级关系、社会状况及革命发展趋势的认识，以及对马列主义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得到了加深，增强了广大学员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了他们救国救民的革命热情。
四、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中居于主导地位，是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力量。为了保证抗大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顺利进行，毛泽东下决心从机关和部队中抽调一批军政素质高，又能胜任教学工作的同志到抗大当老师，还从来自部队的师团级学员中挑选了一批人员留校任教。当时全军部队和机关也很缺乏干部，抗大要从部队、机关选调优秀干部，或者将部队、机关来的学员留校任教，遇到了很大阻力。抗大选调教员的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本人的大力支持，大部分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毛泽东还十分关心学校教员的思想状况，在抗日战争最紧张的时候，部分抗大教员不安心教学工作，要求上抗战前线。毛泽东亲自到抗大给全体教员做思想工作，他从抗战及未来革命发展前途的需要出发，认真地教导大家。他说：“你们想一想，你们在抗大当教员教学员，每个队七八十人，如果他们都当连长，就会是七八十个连;如果都当营长，就是七八十个营;如果都当团长、师长呢?教育工作也是革命工作，要树立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上的决心。”[4]毛泽东语重心长的话给抗大的教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1938年10月，抗大政治教育科长杨兰史不幸病逝，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题写挽联，号召大家下定决心，做一辈子教员。毛泽东不仅关心教员的思想问题，还十分关心教员的生活问题。他自己穿着打补丁的旧军装，却指示有关部门给教员做新军装。
实践证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他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并亲自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一方面使学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他使用启发式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方法，培养了学员的注意力、思维力和理解力，充分发挥了学员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学员独立思考、独立分析问题和独立工作的能力，使学员从自己熟悉的事物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真正掌握知识。他采用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生产劳动、工农运动及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做法，使学员在参加劳动和社会实践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这些成功经验对于改进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疑具有巨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毛泽东的毛概论文篇2：《试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方法论》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学术界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内涵、理论渊源以及当代价值的探析等方面，而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方法论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就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方法论谈谈笔者的拙见，望能引发思考。
一、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方法论的根本内容
马克思群众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文化领域，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先进文化的主要来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中自始至终都贯彻着群众路线方法。
首先，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界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属性。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P.708-709)其中，所谓大众的文化，是指“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P.708)不管是封建阶级的文化，还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他们的文化都是为了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以更好地服务统治阶级。而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为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将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以往的剥削阶级的文化明确区分开来。其次，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文化领域，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到敌人。”[3](P.708)可见人民群众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没有人能够脱离人民群众而创造出真正的文学作品。如何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即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方法。最后，毛泽东指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式。毛泽东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成的东西，但也是最深刻、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4](P.860)因此，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具体来说就是文艺工作者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记录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通过收集整理后，再将其与自己的作品有机结合起来，便于人民群众更好地掌握。发展先进文化必须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听群众所言，想群众所想，才能创造出既适应群众需要又能提高群众素质的文化作品。
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赋予了新的哲学含义，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5](P.801)实事求是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从世界观看，世界是客观的物质世界;从方法论看，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便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的”含义：一是意味着主观与客观相一致，二是正确处理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研究过程中，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首先，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认清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大批知识分子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之后来到根据地，他们中很多人长期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或多或少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对当时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毛泽东认清这一情况后，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将文艺工作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针，以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农群众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创造出真正为大众所需的文化。其次，毛泽东为了保证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毛泽东一贯主张践行的方法。早在“五四”运动前期，毛泽东就倡导对国情的研究。究其一生，毛泽东始终都在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调查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没有调查研究，就无法知道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文化，也就无法创造出为人民所需的文学艺术，也就无法促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因此，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必须重视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最后，毛泽东坚持“扬弃”的方法，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要求正确处理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从纵向看，是正确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从横向看是正确处理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毛泽东始终坚持着“扬弃”的分析方法，批判“全盘西化”论和“文化复古主义”两个错误的观念。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强调：“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踢出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表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6](P.707-708)即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待外来文化，毛泽东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材料”。[7](P.706)但不能毫无原则地全盘吸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对此，毛泽东提出：“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松紧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8](P.707)即对待外来文化，也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三、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方法论的基本内容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方法。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教条主义盛行，在文化方面也实行专制主义，甚至对文学创作实行行政干预。建国初期，我国在经济、政治方面都在模仿苏联，但在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一直主张探索独立自主的道路，他曾说过：“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不采取他们的办法，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9](P.253)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一直贯彻着独立自主的基本方法。
首先，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毛泽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是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旗帜，为文化建设指明方向。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期间，社会上仍充斥着封建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多元的文化思想并存，确立正确地指导思想有利于统一广大人民的思想观念，坚定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信念。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中国的新文化建设指出：“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10](P.698)共产主义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并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保证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毛泽东曾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11](P.116)其次，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建设原则。“双百”方针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政策，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有别于苏联文化建设的教条主义。1951年4月和1953年8月，毛泽东就戏曲改革和历史问题分别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随后“双百”方针陆续应用到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1956年4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双百”方针，他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2](P.54)并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要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发展艺术、学术的指导方针。最后，坚持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它，把握它，才能实现对文化建设的科学领导，才能使文化建设不偏离正确的轨道。苏联的文化建设正是违背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简单粗暴地干涉文化建设与发展，只能导致失败。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事物，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文化亦是。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自然不一样，毛泽东对此曾形象地说过：“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13](P.76)这一观念深刻地体现在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的探索与坚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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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毛概论文篇3：《论毛泽东的公正观》
摘要：毛泽东较系统、具体地论述了现代意义上的公正观,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同时,毛泽东的公正观中存在着重整体而轻个人、或过于理想化、或过于注重实用等局限。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对中国社会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影响。
【关键词】毛泽东;公正观;评价
基于特有的理念和中国的现实状况,毛泽东曾经对公正问题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形成了其特有的公正观。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已成为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曾经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的发展进程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认真梳理毛泽东有关公正问题的思想,总结其中的得失,对于确立中国现代的公正观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一、 贡献:六个方面的内容
毛泽东比较具体的论述了现代意义上公正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1、主张人民应当具有基本的权利。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由此必然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即:应当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
人民的基本权利包含广泛的内容,对此,毛泽东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首先,生存权是最为基础的。“一个人在‘老’‘少’两段不能做工的时候应该都有一种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权利,这就是生存权。”其次是劳动权。“一个人在十八以上六十以下有气有力的时候,除开他自己发懒不做工可以让他饿死不算数外,在理都应该把工给他们做,工人就有种要求做工的权利。”[3]再次是其他一系列的权利。如,人民群众应当拥有“人权,”政治权利,“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应当拥有“休息权,……教育权、老病保养权”等等。4另外,毛泽东还特别看重劳动者参与管理的权利。他指出,劳动者应当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2、主张一个国家应当具有独立、自主、平等的权利。
从鸦片战争直至1949年,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着外国侵略者的剥削和压迫。“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新变化的又一个方面,就是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因此,毛泽东对于国家主权与独立问题是极为重视和敏感的,认为当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我们中华民族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帝国主义的束缚与压迫。……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就要打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自由与平等而奋斗”。建国后,随着国际交往活动的增多,毛泽东特别强调平等、互惠互利。他指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
3、力主性别平等,妇女解放。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生活极为悲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经济上,妇女没有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政治上,不准妇女参政议政;生活上,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必须遵循“三从四德”的规矩。毛泽东指出,“这种歧视,是社会的歧视,而不是两性间的问题;这种压迫,是社会的压迫,也不是两性间的问题”;“妇女要同男子一样,有自由,有平等”;“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他还进一步指出,妇女解放应当同现实的社会改造结合起来,“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
4、主张代际之间的公正。
在传统社会中,个人的发展往往受到资历的限制,而资历往往又同年龄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龄老龄便是某种“等级”特权,因此年长者对于年轻者的发展往往起着一定的抑制作用。“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老年人和成年人的保守思想是比较多的,他们往往压抑青年人的进步活动”。[11]这既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也是不平等、不公正的。毛泽东十分重视代际之间的公正问题,对代际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诠释,认为青年是社会的新鲜血液,是世界的未来:“有两种人:一种是老资格,……一种是新生力量,这是年轻的人。这两种人中间哪一种人更有希望呢?……当然是新生力量更有希望”;“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因此,对于年轻人应当予以重视,鼓励其迅速成长。
5、注重大众教育。
毛泽东对高等教育不够重视,甚至轻视,这是其思想中的一个缺陷。但同时也应看到,毛泽东对于大众教育十分看重,他认为,“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13]出于民众化的的立场,毛泽东对于带特权色彩的教育很敏感、很警惕。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提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毛泽东的大众教育思想有两个特征:一是广泛性。1960年毛泽东对于中国人的文化程度有一个基本的估计,认为占人口10%的“地主、富农、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国有文化的主要是这一部分人。
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是识字的,就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百分之八十的人过去都是文盲”。[15]显然,这种状况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必须予以解决。另一个特征则是实用性。毛泽东非常重视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能够同实际劳动结合起来,使教育一开始就具有实用的价值,以满足现实的迫切需要。他指出,“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农村应当制定“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负责一同管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教边学”。
6、反对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
特有的时代条件,使得中国社会存在着有损于公正原则的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这样两种比较典型的现象,毛泽东指出:“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对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17]其一,毛泽东担心中国社会出现两极分化。例如,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的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间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毛泽东的担心不无道理,但解决问题的药方显然是开错了。例如,他认为防止农村中出现两极分化的途径在于“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
其二,毛泽东对绝对平均主义进行了深入批判。从红军时代直至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经常批判绝对平均主义;建国以后,对于各种“共产风”的批评也是络绎不绝,其中,1959年他在《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指出:“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由上可见,毛泽东对于公正问题的见解不仅比较全面,而且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同传统的公正观截然不同。
二、 局限:三个方面的表现
在理论渊源上,毛泽东的公正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五四精神、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以及传统平均主义观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和五四精神使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具有现代意蕴,而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和传统平均主义观念等因素则使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包含了一种向类似于“等贵贱、均贫富”公正观回归的倾向。现代意义上的公正观是建立在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只有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才能孕育出现代的公正观。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现代化进程使得由近代启蒙思想家倡导的平等、自由、社会合作等基本理念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并得以进一步丰富,使之内化为社会机体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例如,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民主化,民主化的进程促使平等和自由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平等和自由的理念正是在民主化进程的推动下渗入全社会的。民主化强调公民参与社会及政治事务的决策,强调个体人“公民意识”的重要性,强调在社会生活中争取一个公民所应有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
其二,市场经济使得竞争、理性选择、机会平等以及公正对待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重要准则。这些,毫无疑问地有助于平等、自由的基本理念以及相关的具体公正规则在民众层面被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从而有效地植根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显然,毛泽东的公正思想缺乏充分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现实依据。毛泽东的公正思想是在中国比较落后的社会土壤里形成的,而且,毛泽东又努力要让自己的观念适应于中国社会的现状。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一方面,中国某些落后的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于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中;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特定的具体状况也不可避免地
成为影响毛泽东公正思想具体演变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变数,从而对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具体地说,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中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局限:
1、重整体而轻个人。
毛泽东也经常谈到要兼顾好国家、集体和个人这三个方面的利益,认为这几个方面的关系如若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的影响,但他所理解的“兼顾”并非平均顾及。事实上,毛泽东是将重心放到了整体的一方,即重整体而轻个人:其一,在整体和个人关系的顺序上,始终强调整体第一。“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其二,强调个人对整体的服从。“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其三,限制个人的需求。毛泽东注意到,如果个人的需求“过强”,势必会与整体利益产生抵触,所以,毛泽东把个人的需求严格限制在基本的、能够维持正常生存的层次。他认为,不能像苏联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缺乏市场经济的现实依据,因而在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中个体缺乏独立的地位,只是作为整体的依附物而存在。在这里,毛泽东的阶级观点有着重要的影响,过于重视阶级利益,对于个人的基本权利自然也就会看轻。毛泽东思考问题的逻辑是,社会(国家)主体主要表现为阶级的状况,而阶级状况又决定着集体的状况,然后,集体再决定个人。这是一种单向的决定,而不是双向的互动。在这样的轻重程度依次递减的逻辑线索上,显然,人的“个体”意义也就不是很重要了,相应的,个人的能力、个人的独特要求、个人的多个层次的需求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显然,毛泽东的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是以偏概全,这与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理念是有很大差距的。
2、理想成份与现实成份的混合。
在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当中,既有理想的甚至是激进的理想成份,也有非常现实的成份,这两者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只能说是一个两极分明的混合体。而且,从这一极到另外一极的跳跃性很强,跨越度很大,有时甚至缺乏最起码的必要过渡。这是毛泽东公正思想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施拉姆的见解不无道理:“当形势变得异常严峻时,……他在避免感情用事的问题上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然而,一旦形势好转,如象1962年秋,毛就立即一反小心谨慎的理智态度,转而再一次使他的乌托邦幻想任意驰骋,并为实现这一空想制定了非常激进的政策。”
毛泽东公正思想中的理想成份就其基本的时代属性而言,显然是属于平均主义的范畴,尽管有时在其表现形式上同现代意义上的公正原则有些相似。有时,毛泽东在民众平等权利方面很激进,走得似乎很远,最为典型的事例恐怕便是毛泽东对于“四大”的钟爱。他认为:“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事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
再如,毛泽东有时很喜欢“大民主”的作法。他认为:“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
当毛泽东对于社会重大的现实任务进行了错误的判断并试图实现某种空想的目标的时候,这种带有理想色彩的“大民主”的社会行为必然具有巨大的破坏意义。如在“大跃进”和““””运动中,毛泽东的平均主义理念相对来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也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毛泽东也有很现实的方面,尤其是当面临许多压力或困难时更是如此。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态度颇能说明其现实的一面。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关系,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入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
毛泽东对于农村政策的看法也说明了其现实的一面。50年代,有人提出农民的收入比工人低、农村政策“左”了,针对这种看法毛泽东指出:“工人收入一般比农民多,但是他们生产的价值比农民大,生活必需的支出也比农民多。农民生活的改善,主要依靠农民自己努力发展生产。”
3、公正的现代色彩日渐消退。
应当承认,在毛泽东那里,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理念与原则的根基并不深厚,其发育还不能够说是充分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理念与原则本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于现实社会具有特有的导向作用,但是,毛泽东对于现代公正的理解带有明显的实用性,往往是为现实任务服务的,过于服从现实需要。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对彭德怀有关民主教育谈话的批评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毛泽东认为诸如民主、自由、权利等等都应为抗战服务,彭德怀谈话的错误在于:“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的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
既然毛泽东认为公正原则应当为现实工作中心任务服务,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认为中心工作应以“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公正的内容就应当从属于这项任务。这样一来,毛泽东的公正理念与原则的现代色彩也就难免日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平均主义色彩在逐渐地加重。对于一些正确的公正原则,毛泽东开始产生疑虑,认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三、 评价:复杂的双重影响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人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这种影响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毛泽东公正思想的积极方面主要体现在:有关人民基本权利的思想推动了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剥削与压迫的进程;关于国家平等的思想激励着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捍卫民族尊严的斗争;有关性别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想在中国的实践获得成功,这不仅是真正人道主义的体现,是平等、自由理念在现实社会中的实现,同时也是对中国人力资源的巨大开发;大众教育思想促进了大众教育的发展,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并为以后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为中国整个教育事业的协调发展奠定了比较踏实的基础;有关代际平等的思想对于解除中国几千年来青年人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压抑,
对于鼓励年轻的人才脱颖而出,对于提升社会的活力,均有积极的影响;有关反对两极分化的思想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如何建立一个发达而健康的社会、对于确立以人为本位的社会发展宗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不仅为当时中国社会避免陷入彻底的平均主义划定了最后的底线,也为今天的中国社会清除平均主义的痼疾提供了依据和有价值的借鉴等。对于毛泽东公正思想的积极意义,就连一些外国学者也看到了。美国的毛泽东研究专家R·特里尔认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比旧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平等”,主要表现在“按劳取酬———身份,或拥有土地和资本不再起作用了。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彻底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支付得起得了”。
当然,也不能无视毛泽东公正思想中的不足。这些不足的形成是受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但同时这些不足也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_运动的不断升级有了某种理论依据,两者相互促生,不断升温,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就理论本身而论,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教训。其中可能最为重要的教训是,现代公正理论应当建立在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否则,就难免否认个体人的存在,否认个体人对于整个社会的价值。而一旦否认了个体人的意义,那么,现代意义上的平等、自由、社会合作等等也就无从谈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