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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内外局势日趋紧张,罗斯福政府实施了中立政策;但这一政策往往被认为是妥协于孤立主义,而尤以1935年通过的中立法案为代表;笔者通过对当时美国经济因素这一角度的分析,探讨罗斯福政府对外交政策最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以此论证当时美国的中立政策并非权宜之计。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中立政策的根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美国的中立政策贯穿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外交与内政政策的始终。中立政策使美国远离欧洲战事,保持和平的国内环境,并从战争中夺取大量财富提高了国际地位。它作为美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有着其深刻的根源。
关键词:中立政策;孤立主义 ;和平主义思潮
探讨三十年代美国“中立”政策的根源,我们往往会与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传统联系起来。美国的“中立”政策起源于传统的孤立主义思想。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的孤立主义,主要是指美国1787年建国后第一个世纪中对欧洲国家,采取“不干涉”、“不卷入”或中立的外交路线。结果,美国从欧洲各国的利益和武装冲突中获得利益,本国领土被扩大了,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成为托拉斯化帝国主义国家。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美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与上一世纪迥然不同,孤立主义已不合时宜。
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美国已抛弃了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而改为推行扩张主义政策,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时代的终结。然而,孤立主义阴魂不散,在二十年代,特别是三十年代,所谓的孤立主义又粉墨登台,不过只是形似而神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孤立派打出传统的孤立主义大旗,要求保持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自由”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美国的霸权计划。1920年到1932年为共和党执政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以“自由行动”为特征的,即不受任何国际组织的约束,怎么合乎美国利益就怎么“行动”。[1]华盛顿体系的建立、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以及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巴黎非战公约)等都是美国“自由行动”的成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孤立主义的思想基本上左右了美国的主流舆论。孤立派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中立法”,成为美国政府不得不遵守的对外政策准则,并一直贯彻在对内政策的制定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经历了1919年―1920年短暂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从1924年起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1925年欧洲工业产量恢复到1913年(战前的一年)水平并继续快速增长。虽然,这一时期的情况较稳定,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多矛盾。[2]
首先,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截止1929年,富人的年均收入占了全国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贫困户的全年平均收入只在2000美元左右。[3]其次,工业部门开工十分不足,大批的工人失去工作。再次,由于人们购买力下降,农产品、初级产品、工业产品大量囤积。最后,伴随着二十年代的繁荣,地产和股票投机狂热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安全性。这种不安全性产生的虚假繁荣泡沫轻易地引发了一场大危机。
正是上述种种矛盾的综合作用下,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必然会发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股票投机狂潮兴起,流传着“谁想发财,就买股票”[4]的口头禅。人们想要投机取巧成为大富豪,因此,疯狂的买进股票。1929年10月24日,股票价格大幅度跌落,很多人因此而破产。人们疯狂甩卖手中股票,人们把这一天叫做“黑色星期四”。美国从“柯立芝繁荣”的发展高峰一下子跌落到了谷底,银行大批的倒闭,企业大批的破产,市场萧条不景气,生产骤减;失业人口增加,物质水平下降;必需品价格暴跌。一场规模空前巨大的经济危机迅速席卷全球,美国步入动荡年代。
美国制订了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以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的战债与赔款问题。战败国因无力支付赔款而赖债,欠美国战债的欧洲国家也拖债不还。赖债不还的情况引起了美国人民的不满情绪,人们强烈反对再次卷入欧洲事务,并且产生了反对战争的情绪。
同孤立主义一样,和平主义思潮也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是通过人们揭发一战实际情况,进而将得出的结论作用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结果。
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人们注意的焦点在国内危机上。比如,经济复兴情况,就业率,而对美国以外的事,尤其是欧洲各国的问题不感兴趣。
同时,战后他们有了时间来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利最多的是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的军火商。人们普遍认为,军火商在利益的驱使下,采取不正当手段引导人民大众、舆论传媒和政府同意参加战争。在1934年,商业性杂志《财富》登刊了一篇名为《武器与人》的文章,获得极好的评价。随后,又有两本相关的著作出版,一为乔治?塞尔兹的《钢铁?鲜血与利润》,另一为赫尔姆斯?英吉布里奇和弗兰克?汉利亨合著的《死亡商人》。[5]这些书刊都在重复着一种观点,即美国参战是军火商们在其中运作的结果。 “一旦有了战争,则延长之;至于和平,则破坏之”[6]成为军火商的价值标准。结果,军火商名声很臭。因此,人们普遍讨厌军火商,讨厌战争。
人民群众的和平主义思潮和反战情绪高涨成为美国实施中立政策的重要因素。但是,和平主义思想过于理想化,不适合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侵略者不断扩大侵略的时代背景。尽管追求和平,反对战争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但是,面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只有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才可能战胜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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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不是由某一、两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决定的,是内外因素互动的结果,是越南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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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20世纪90年代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
论文关键词:越南 外文政策 调整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越共审时度势,做出了外交调整。本文叙述了越南20世纪90年代外交政策调整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并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初步分析了调整的原因,最后衬越南外交政策做了一些简单的预浏。
论文正文:
20世纪90年代,越南彻底抛弃了“一边倒”向前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多样化、多元化的全方位外交政策;抛弃了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实行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由政治外交向经济外交接轨。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越南迅速摆脱了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形象,外交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本文拟对越南外交政策调整及其动因和未来走势作些粗浅分析。
一、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及成就
越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76年南北统一后,越南不思战后重建,休养生息,反而拥兵自重,“一边倒”向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苏联的军事援助和美国遗留在越南的武器装备,自诩为世界第三个大军事大国,搞地区猫权主义,侵柬反华,妄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越南的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极大地恶化了东南亚地区政治气候,遭到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和普遍反对,使越南频于孤立国际社会的边缘。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越南的这种政治外交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和弊端。1986年,越先前中央的黎笋去逝,越南的政局出现变动迹象,为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带来了契机。
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主要是通过“六大”、“七大”、七届三中全会和“八大”完成的。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召开,改革派阮文灵继任越共中央,推行革新开放政策,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为了为保卫祖国和建设事业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大会制定了“广交友,少树敌,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总方针,提出“我们主张和支持各政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然而,在对苏联及印支三国的政策上,大会仍认为,“加强同苏联的团结和全面合作,始终是我党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发展和巩固印支三国的特殊关系,是三个兄弟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规律。1991年6月,越共“七大”召开,稳健派杜梅继任,在坚持“六大”有关政策的同时,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进一步推进外交政策调整。
阮文灵在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越南希望成为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的朋友”。会议提出“今后一段时间的对外任务是维护和平,扩大友好合作关系,为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祖国的事业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为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共同斗争作出积极贡献”。主张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政治社会制度不同的所有国家进行平等互利的合作。在对苏联及印支三国的关系方面,会议认为,“始终如一地加强同苏联的团结和合作,越苏合作要革新方式、提高效果以满足各自的利益”,“不断巩固与发展我党和人民同兄弟老挝党和人民,柬埔寨党和人民之间特殊的团结友好关系。按照平等,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正当利益的原则革新合作方式,注重效益”。越南外交政策调整基本成形,1996年,越共“八大”进一步提出,越南愿与世界所有国家为友,实行多样化,多元化对外政策,指出今后对外工作任务是“巩固和平环境,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条件”。
这样,越南革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基本形成。在国际关系上实行独立自主,多样化、多边化,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不受政治社会制度约束,与世界各国进行平等互利合作。从而为越南的外交政策走上正轨提供了政策条件。
在对外关系方面实行政策创新的同时,越南政府在实际的外交活动中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柬埔寨问题上,越南一改往日的强硬政策,同意从柬埔寨撤出越南军队,积极参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历史进程,为1991年关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协定的签署作出了努力,树立了一个热爱和平的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为地区稳定作出了贡献,为改善中越、越南与东盟关系提供了条件。在中越关系上,随着柬埔寨问题的解决,1991年11月,越共党书记杜梅与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华,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两国关系不断发展,高层互访频繁,双方之间的一些棘手问题也趋于解决。据《人民日报》1999年12月4日报道,中越陆地边界存在的问题已全部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也于2000年基本完成,双方的经贸合作也不断发展。
在越南与东盟关系上,随着越南地区霸权主义政策的废除,高层领导的互访,1995年7月28日,越南正式加入东盟,成为东盟第7个成员国,为越南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合作不断深入,此外,越南也与老挝、柬埔寨等地分别进行了高层互访,双边关系走向正常。这些都为越南周边环境改善提供了条件。在越美关系上,越南一反过去不合作和敌对态度,把打破美国禁运,改善越美关系作为外交主攻方向之一,配合美国寻找美军失踪人员,向美国公开了不少与美国战俘有关的秘密材料,并允许美方专家参观一些有关军事单位,通过越美双方努力, 1994年2月4日,美宣布取消对越贸易禁运,1995年7月11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同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在越的投资逐步增加。在越日越欧、越澳(澳大利亚)关系上,随着越美关系逐步改善,双方的关系也逐渐走向正常,高层互访不断,经贸合作加强。对原苏联东欧地区,双方的高层访问也增多,一度中断的关系也恢复了正常。这些均为越南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条件,为革新开放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总之,随着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越南的外交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截止1995年1月4日,与越南正式建立外交系的国家达152个,其中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5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越南有直接投资。到1998年,又有13个国家与越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越南建立了贸易关系,对越南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60个,并有20个大国际组织和480个非政府组织与越南建立了合作关系。越南已度过政治被孤立,经济被封锁时期,恢复了同国际社会关系正常化,为革新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外部环境。
二、越南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
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不是由某一、两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决定的,是内外因素互动的结果,是越南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国际上,美苏之间由相对紧张走向缓和,由对抗走向对话,国际形势趋于和缓,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大潮滚滚向前。由于70年代的激烈争霸,美苏均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面临内外交困局面,特别是苏联,由于经济的畸型发展,军事负担过重,颇感力不从心,自顾不暇。双方均寻求缓和与对话机制,致使国际局势趋向平和,热点地区普遍降温。这为柬埔寨问题和平解决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美苏的衰落,日本、欧洲的崛起,世界格局朝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两极争霸,使国际局势相对稳定,东西方的矛盾制约了其他矛盾的发展,这使日本和欧洲搭上了国际安全的便车,军事负担相应减轻,经济速度大大加快,经济实力不断加强。随着美苏关系的趋缓,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渐现。西欧、日本开始在政治、经济领域对美国的霸权提出挑战,这样,东西矛盾趋缓,西西矛盾上升,第三世界力量的不断壮大,世界开始由两极向多极发展。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形势可以说一下子失控。美苏两霸,一霸消失,一霸削弱,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向执行对苏联“一边倒”外交政策的越南真正地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孤儿。加之,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世界各国经济都在走向开放,走向市场化,各国经济的互相依赖程度大大加深,世界经济趋向于集团化、地区化及某种程度的一体化。这些都是迫使越南不得不考虑自己过去以政治外交为主的僵硬对外政策,成为越南外交调整的外在动力和国际背景。
在国内,越南也出现困难的局面,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低下,越南统一后,在东南亚地区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仰赖苏联东欧国家的施舍,侵柬反华,将国民经济发展绑在对外侵略扩张的战车上,使越南经济严重失衡,加之主观急躁,照搬国外经验,从而严重地摧残了生产力的发展。到1980年,“二五”计划主要指标一项也没有完成。正如越共“五大”指出的,“在一定范围内说,领导和管理方面的缺点和错误是引起或加重过去几年经济社会困难局面的主要原因”,“在基本建设和生产的发展规模上、速度上我们主观、急躁地提出了一些过大、过高指标,特别是初期阶段,急躁毛病还有些其他的表现,例如,在一些地方把农业合作社的规模搞得过大。另一方面我们又十分保守迟缓。
越南有的学者则更客观地指出,"1976年至1980年阶段,是越南经济由于持续了30年战争的影响和在经济指导战略主张上的主观错误所造成危机时期,”但是他们均没有正视侵柬反华给越南经济带来的危害。继续深陷侵柬战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使越南背上了沉重包袱,“三五”计划虽比二二五”计划的执行要强,但大部分指标仍未完成。正如越共‘.六大”评价的,二生产虽有发展,但与计划要求和实际能力相比,其增长率并不高”,
二粮食、煤炭、水泥、木材、布匹、出口商品等一些主要生产指标没有完成计划,影响了整个经济活力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流通分配方面的混乱状况持续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大失调依然存在,有的方面趋于严重。”经济的发展呼唤越南的改革,在这样的趋势下,越共二六大”应时势需要作出了“革新开放”的决定,相应地开始了外交政策的调整,但步子并不大,没有摆脱对苏联、东欧一边倒”的政策,对外政策处于徘徊迷茫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向仰仗苏联、东欧供给的越南经济一下子断奶,越南与前苏联、东欧关系跌入低谷。使越南经济面临新的困难,这就要求越南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调整外交政策,以便为国内经济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环境。越共二七大”的召开,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使命,使越南的对外工作步入了正常化发展的轨道。
同时,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综合国力的较量。随着黎笋的去逝,改革派逐渐占了上风,越南政局开始朝着有利于越南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越南党和人民对越南的对外工作进行了反思,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认为:任何一国外交政策都是由具体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民族力量同时代力量相结合的革命外交是在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岁月里诞生的,为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辉煌成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之后,国际形势迅速变化,各种政治经济力量重新组合,越南开展全面革新,我国外交进入了新阶段,即由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转向革新事业服务。可见,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是由越南工作重心的调整决定的,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外交是内政的继续,经济建设需要和外交理论的创新,成为越南调整对外政策的内在动因和根本要求。
当然,越南调整对外政策的具体因素很多,但主要是上述内外两个方面因素互动的结果。正是这两个因素的互动,促使越南不得不调整其僵硬的政治外交,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尽快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家庭,摆脱孤立的处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民族的力量和时代的力量、国内力量和国际力量结合起来,把国家推向前进。
三、越南外交今后发展的走向
无庸讳言,越南调整对原苏联、东欧“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实行独立自主、全方位、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外交,从政治外交向经济外交转轨,使越南的经济、政治生活步入了正轨。新的外交政策的实行,并不标志着越南由原苏联、东欧一边倒向西方发达国家的一边。根据越南解释,独立自主并不等于分立和孤立。多样化是指越南要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灵活多样的合作,而经济领域合作仍是最为优先的,多边化则是指越南要与不同的伙伴进行合作,优先考虑邻国、本地区国家和发达国,特别是强国。可见,根据越南的国家利益,越南今后外交的走势着重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发展的方位上,越南首先立足东南亚,着重处理好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越南领导人认为,同本地区各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为扩大我国同世界不同地区各国的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越南“七大”以后,越南首先为改善周边环境而努力,积极参加和促进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历史进程,消除了导致本地区动荡不安的一个根源,为改善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创造了条件。正是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导致了越南与中国关系恢复了正常化,导致了越南成为东盟的正式成员国,越南周边其它国家关系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其次,越南着重处理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及国际金融组织的关系。越南领导人认为:建立多样化、多方位的关系,为提高我们在本地区的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革新开放和经济建设深人,面对现代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及世界经济迅速国际化,越南迫切需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以加快其现代化进程,因此,越南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与发达国家合作,打破了西方的禁运和封锁,与美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由于政治制度不同,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越南在利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的同时,又对他们的图谋保持高度警惕,今后越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会一帆风顺,挑战与机遇并存,摩擦与合作交织。
第三,越南将恢复与原苏联、东欧地区正常外交关系。越南领导人认为:保持同曾与我们合作并支持过我们各国的传统关系,也为提高我们在本地区的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1991年苏联解体后,越南和俄罗斯及前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关系近乎中断,总体上,关系比较冷淡。但是1994年,出现了转折。6月,越南武文杰出访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签署了越南乌克兰关系与合作原则条约、越南哈萨克斯坦联合声明,越南俄罗斯联邦友好关系原则条约等,重新开启了越南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新篇章,恢复了友好合作的传统关系。年底,俄杜马批准了越南俄罗斯友好关系原则条约,叶利钦高度评价认为,新条约全面调整了两国关系,符合新时代的精神,完全符合两国利益。越南与上述三国的合作逐渐恢复和加强。不过双边关系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和障碍,越俄两国同志式的亲密拥抱变为生意场上的握手,比他们想象的要艰难。
在发展内容上,越南着重发展经济外交,着眼于为国内的革新事业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以便尽可能多地从国外吸引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更好地为本国建设和保卫事业服务。毫无疑问,当前及今后的国际竞争主要是以经济和技术为主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越南要想在世界上立足,要想完成革新开放的宏伟目标,实现现代化,必须变政治外交为经济外交,只有这样才符合时代的发展潮流,事实上越南正是这样做的。
总之,越南今后外交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随着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发展,融入正常的国际社会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越南的外交今后将朝着更加健康的轨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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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上半叶鸦片战争之后,落后挨打的中国人开始把强大先进的西方当成学习楷模。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洋务运动,民国初年的“五四”运动,三十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都是以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为基本内容。这以后,五十年代的学习苏联,八十年代以后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在“与世界接轨”与“全球化”口号下的对西方——美国——的再追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差不多一直在崇拜西方的倾向中走到今天。但在这个崇尚西方文化的世纪中,却有一个时段是中国文化人较为普遍地回归民族传统的时段。这就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二十、三十年代。这种回归思潮对美术界是有深刻影响的。但时过境迁,人们对这个令人感奋的时段已经有些忘却了。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们普遍地倾向对西方科技文化的热情学习,又普遍地对民族文化取激烈批判与否定的态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中科技发明对人类自身的伤害,促使西方精英层对科技文化的反思,使写出《西方的没落》的斯宾格勒们不能不反省西方科技文化对人类的伤害。西方这种自我文化反省的思潮传到中国后,给正在崇拜西方的中国精英层一种警醒。1918年底,梁启超率领了一个包括张君劢、丁文江在内的半官方的巴黎和会观察团赴欧洲,拜访了包括柏格森在内的一批欧洲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等,他们希望直接向这些欧洲的文化精英们请教。但欧洲人的回答,则是战争宣布了欧洲文明的破产,他们希望从中国的遗产中获得一种智慧,来纠正自己文明中的缺失。梁启超从1919年3月起,以一系列文章向国人报道了这些欧洲人的观点。在文章中,梁启超把中国人学西方比作沙漠中追逐幻影,而今幻影已经不见,“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当前世界思想的一个转折点。
梁启超观点以其思想界领袖的地位及其亲历欧洲的角度,对中国文化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1920年—1921年,梁潄溟在北京大学及其他地方多次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进行演讲,亦从洞悉东西文化并进行比较的角度,更深一步地捍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价值,也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无独有偶,英国大哲学家罗素1920-1921年间亦在中国作巡回演讲,他开始贬低西方的机械论世界观:
“彼辈对于吾人之文化绝非无批判之力。有人谓在1914年前,彼辈批判较鲜,惟鉴于此次之大战,觉西方之生活状况,亦必有未能完善之处。然向西方探求智识之兴味仍非常浓厚。而其中年事少者,竟以为过激主义或能供其所需。惟此种期望亦终无实践之日。而彼辈不久当觉悟苟欲自拔,非藉一空前之综合,自创一种救世良方不可。”
他同时盛赞中国文明:
“余之赴华,原为教授,然居华愈久,余之教授华人之意念愈灭,而觉余所当学自彼辈者愈多。……凡珍视智与美,或仅愿享和平之生活者,咸乐居中国,以此三者为中国所重视,而较诸在彼扰攘错乱之西方为易得也。”
在被西方列强折腾得无可奈何的中国,或许也只有罗素这种西方著名思想家的直接的劝喻,方能让执迷的中国人警醒,亦如美国人费洛诺沙对日本文化的盛赞让失去自我的日本人和美术界领袖冈仓天心回归民族自信一般。在这股反思思潮之中,扮演着复兴民族美术领袖作用的是梁启超的朋友,二十年代初期北京画坛领袖陈师曾。
亦如世纪初文坛先进一般,留学日本学习博物学的陈师曾也是主张引入西方科学之美术以变革中国落后的美术传统的。这位受蔡元培之聘,在1919年担仼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的陈师曾,当时的观念与时人无异,也是赞成以西拯中的。在1919年,陈师曾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作演讲,对传统中国画的批评也有与时人一样者:“我国山水画,光线远近,多不若西人之讲求。此处宜釆西法以补救之。……他如树法云法,亦不若西法画之真确精似”。“如投影画、透视画,亦皆此画中之一种。对实物而与其形象,其阳阴向背凸凹诸态,无不惟妙惟肖”。(3)在1919年欢送徐悲鸿留法的会上,这位对传统有着深刻研究与深厚感情,而又在理智上受到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同样深刻影响的画家就试图调和二者的矛盾。他不象当时流行的西方本位主义者那样用抬西方来贬东方,而是以寻找两者的相似点的方法,来把他心目中神圣而充满缺点的民族艺术和在当时被认为是先进的、科学的西方艺术相联系,相并列。陈师曾说,“东西洋画理本同。阅中画古本,其与外画相同者颇多。西洋画如郎世宁旧派,与中国画亦极相接近。西洋古画一方一方画成者,与中国手卷极相似”。(4)尽管此种比较并不深刻,且有面对此种汹汹西化大潮之权取应付之意。但即使在那时,陈师曾仍能淸醒地认识到:
“美术者,所以代表各国国民之特性,其重要可知矣。但研究之法,宜以本国之画为主体,舍我之短,采人之长”。
师曾的这种强调国民性和坚持以本国美术为主体的改造中国画的观点,是出现于一十年代之末。如果考虑到当时正是无原则,无主次的“折衷”之风初起之时,考虑到绘画界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和对民族的回归要到二十年代中期才能掀起思潮时,陈师曾对待中国画变革之淸醒与睿智,其先知先觉就极为难得了。事实上,这位留过洋,学过科学,画过油画的国画家,的确是本世纪初叶西化风潮中,最先掀起回归民族传统之新风并理直气壮地宣场民族传统之伟大,且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进行深入研究和现代阐释的第一人。
正是在上述重新反省西方文化价值的又一风气中,1921年,陈师曾这位曾经留学过日本的学界精英开始翻译日本美术史家大村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的著述。陈师曾对传统的深切理解和由衷的热情再也按捺不住。这个“新派”人物终于率先举起了反叛科学主义惟写实风气的回归东方的大旗。
在其1921年撰写的《文人画之价值》一文中,陈师曾首先指出了艺术本质之所在:即艺术“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否则直如照相器,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何贵乎人邪?何重乎艺术邪?所贵乎艺术者,即在陶写性灵,抒发个性与其感想”。
在1923年的胡适尚在说,“这三十年来”,科学“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 ‘科学’的”(7)时代里,作为“新派人物”的陈师曾竟公然敢对“机械”之科学叫板!在这篇文章中,陈师曾针对当时惟物质轻精神,惟写实轻表现的画坛主潮,强调了中国传统艺术重精神的特点:
“文人画首重精神,不贵形似。……谢赫 ‘六法’首重气韵,次言骨法用笔,即其开宗明义,立定基础,为当门之棒喝。”
由此出发,陈师曾干脆一反他至1919年尚在调和折衷的主张写实的倾向,认为写实不过是习画初入之门径,“经过形似之阶级,必现不似之手腕。其不形似者,忘乎筌蹄游于天倪之谓也”。由此出发,陈师曾不仅举了大量中国古代画史史实以证之,还雄辩地以当时刚在兴起之时的西方现代诸派为例,“不重客观,专任主观,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联翩演出,其思想之转变,亦足见形似之不足尽艺术之长,而不能不别有所求矣”。这样,陈师曾就得出了一个令一片西化潮中的时人可谓惊世骇俗的结论:
“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
尽管陈师曾的这个“进步”论,仍然是以西方为参照而得到的,仍然属历史进步论与阶段发展论的范畴,这是时代局限之使然,但陈师曾毕竟通过这种时人认可的历史观,得出了中国传统艺术不是落后,而是先进,而且先进得相当可以的结论:
“观古今文人之画,其格局何等谨严,意匠何等精密,下笔何等矜慎,立论何等幽微,学养何等深醇,岂粗心浮气轻妄之辈所能望其肩背哉!”
陈师曾在世纪初对中国传统美术的如此高度而理直气壮的肯定,在西化得“无上尊严”的时代里无疑是一极大胆而又极不和谐之音。他的这种对中国传统美术的肯定、赞颂与宣扬,实则已经揭开了几年之后即将兴起,而到30至40年代达到高潮的批判西方科学主义,返归东方,研究“中国本位文化”、“国民性”及民族性的又一轮新思潮的序幕。可惜,陈师曾去世得过早,1923年去世的他,没能参与在同年开始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没能参与在此后进行的民族性回归的大讨论。但这位早逝的民族传统的先知先觉的捍卫者的行动,已经成为了这场民族自觉运动的序幕。
1923年开始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本来属于思想界的事,但对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场论战,本来是以西方文化代表之科学的物质决定论,与柏格森等的直觉主义与人格至上,以及东方文化代表之国学的论争,涉及的学者有张君劢、梁启超,丁文江、胡适、吴稚辉等一大批人,集成的文字达26万字之多。尽管两边的论战概括起来即自由意志论与决定论间的不可能解决的争论,但持西方科学立场的人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似有占上峰之势,但回归民族文化之风却也由此而逐渐兴起。亦如文学界之创造社的郑伯奇在1924年所说,“新思想与白话文发生不一两年,国学运动就隐隐地抬起头来了。到现在,国学运动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
这段时间,连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们“不是努力于创作和翻译新文学,就是回头向所谓‘国学’方面去努力”。连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都在用实验主义整理国故,“同时梁启超氏等(如研究系的一班人)和许多国文教师和许多学者,都舍弃了其他的事业而钻到旧纸堆里”,于是“所谓整理国故运动就这样兴起来”。
就是在这种复兴国学,复兴传统文化的又一强大思潮的感召下,被清末民初打倒国故提倡西方文化搞得灰头土脸的“国粹画”、“国画”,才又逐渐地抬头。在这种民族文化复兴的氛围中,1912年就办起来了,却只有洋画科的“上海图画美术院”从未与国画沾过边,到1923年时,美术院里增设了中国画科,刘海粟也在这一年写出了《石涛与后期印象派》这篇二十世纪最早之一的东西美术比较的论文,称“现今欧人之所谓新艺术新思想者,吾国三百年前早有人浚发之矣。吾国有此非常之艺术而不自知,反孜孜于西欧艺人之某大家也,某主义也,而致其五体投地之诚,不亦嗔乎!”(11)刘海粟还在1924年发起了“古美术保存会”,1925年,他大倡国画,一改崇拜西方之旧习,而以为,“世界艺学,实起源于东方,东方艺学,起源中国”。这之后,刘海粟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研究。傅雷在谈到此种现象时说,“一九二四年,已经为大家公认受西方影响的画家刘海粟氏,第一次公开展览他的中国画,一方面受唐、宋、元画的思想影响,一方面又受西方技术的影响。刘氏,在短时间内研究过了欧洲画史之后,他的国魂与个性开始觉醒了”。
看来,上海刘海粟的“国魂”的觉醒的确不是个人偶发的行为。1923年,在西化倾向十分突出的广州还成立了传统国画家的组织“癸亥合作社”,此即1926年后的“国画研究会”的前身。该社成立时向省署的立案呈文中说,“夫立国于世界之上,必有一国之特性,永久以相维系,而后国始能以常存。国画关系一国之文化,与山川人物、历史风俗,同为表示一国特性之徵。……降至今日,士多鄙夷国学,画学日就衰微,非急起而振之,恐文化荡然。”呈文要求对国画传统“讨论之,整理之,以培养吾国之国性,而发扬吾国之国光”。(13)爱国之心,维护传统之志,溢于言表。该社后来发展到整个广东各地及港澳,最多时成员达五、六百人。他们办画展,出国画刋物,撰写大量的国画研究文章,组织国画写生队,捐书近万册办“国画图书馆”……该会经抗战中断,此后恢复,一直活动到1949年。
上海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一直是中国画的第一重镇。以海派之强大势力领袖群伦。1912年,黄宾虹就在上海成立过“以保存国粹,发明艺术,启人爱国之心为宗旨”的贞社。1916年,又成立有包括王国维、罗振玉在内研究金石书画,人数达5、6千人之多的“广仓学会”。在二十年代国学回归思潮的影响下,1922年,有以“挽救国粹之沉沦”,会员包括吴昌硕、王一亭等海派名流的“上海书画会”;1923年有包括上海、杭州两地国画家如申石伽、唐云在内的“西泠绘画社”;1924年有刘海粟发起的“古美术保存会”,张大壮、江寒汀等的“大观雅集”;1925年有于右任、何香凝、经亨颐及张大千、陈树人、高剑父等一大批名人的“寒之友画会”;1925年还有以“保存国粹,提倡金石书画”为宗旨的,以收藏界人士为主的“金石画报社”;此后,如1925年的“巽社”,“海上书画联合会”,1926年的“中国金石书画艺观学会”,1929年“上海中国书画保存会”,“蜜蜂画会”等等四十余个。其中著名者,有1929年成立,以“提倡发展研究中国艺术”为宗旨的“蜜蜂画会”。该会几乎囊括了当时上海所有的中国画名家,到1931年时,以“蜜蜂画会”为基础,又转为成立“中国画会”。这个或许是民国年间最大的中国画画家的组织,其组织、规模略相当于今天的中国美术家协会。这是一个以上海为中心,会员几乎包括了全中国沪、京(南京)、津、平、杭、镇、扬、苏、锡、粤、港在内的一流中国画画家。该会由叶恭绰、钱瘦铁、郑午昌、孙雪泥、贺天健、陆丹林、谢公展、马孟容、黄宾虹等发起,初由贺天健主持,后改由汪亚尘主持。画会组织过多次画展,义勇军慰劳画展,开办过国画讲座班,组织会员外出旅游,先后出版过有许多高水准中国画研究论文,有极大学术权威影响的《国画月刊》、《国画》双月刊。“中国画会”是当时政府立案批准成立的不多的大型美术社团之一。“中国画会”除抗战期间停止活动外,一直活动至1948年。五十年代以后至今,类似“中国画会”这类全国性中国画的社团也就再没有出现过。
北京作为明淸故都,传统文化一直有着深厚基础。北京的中国画家组织是成立于1919年的“中国画学研究会”。该会由雅好书画的总统徐世昌支持,用庚子赔款退款来支助,由金城任会长。该会包括了北京地区著名国画家如陈师曾、萧愻、萧谦中、贺良朴、徐燕荪、徐宗浩、吴镜汀、陈半丁、胡佩衡、刘子久、陈少梅、陶熔等二十余人。1926年,金城去世后,又在原“中国画学研究会”基础上成立了以“提倡风雅,保存国粹”为宗旨的“湖社”。“湖社”后来发展成为覆盖北京、天津、山东、东北等北方各省人数达数百人的组织,成为二十至三十年代北方地区势力最大最具影响的中国画家社团。湖社成立后,出版了《湖社月刊》150期,发表了大量对传统国画画法画理的研究文章,如金城《画学讲义》、陈师曾《清代山水画之研究》、寿石工《篆刻学讲义》等。《湖社月刊》除发行全国各地外,在日本、新加坡、越南、香港、泰国、缅甸、古巴、檀香山、加拿大等地均有代售点。该会还组织了在国内国际的展览三十余次,并组织了专业国画教学机构“北京艺光国画研究所”招收学员。“湖社”生气勃勃地一直活动到1937年抗战爆发。
以上是就上海、北京、广东三角鼎立的国画盛行地区的中国画主要社团组织生气勃勃的状况作了介绍。可见,在二十世纪严重的西化倾向中,二十至三十年代其实是传统国画的一个颇为兴盛的时期,从这些组织普遍的“保存国粹”、“中国书画保存”,对国学“讨论之,整理之”的建社宗旨来看,中国画的这种勃兴,的确是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界“整理国故运动”,复兴国学的文化思潮之使然。
既然是要“整理国故”,那么,对传统绘画的研究也当是此种国学复兴、国画复兴的内容,而且还当是重要内容。事实也的确如此。二十世纪的二十至三十年代,那是一个学术思想极为活跃,学者们也极为投入的一个学术研究的时代。
反思世纪初的盲目崇拜西方科学文化是这种学术思潮的一个突出特点。人们开始怀疑西方美术对于中国美术的先进性,怀疑它对中国美术的先导性,怀疑“全盘西化”的正确性,怀疑美术超民族超地域超国界的“世界性”。强调中西有别,反对盲目西化是这种民族回归思潮的一个主要特征。黄宾虹1926年时对此种国学回归的风气转化还有一段评论:
“以为中国名画,既为欧美所推崇,则习欧画者,似不能不兼习国画。由今溯古,其渊源所从来,流派之辨别,未之讲也”。“况观欧美诸国言美术者,盛称东方,而于中国古画,恣意搜求,尤所珍爱,……由是而醉心欧化者侈谈国学,囊昔之所肆口诋排者,今复委曲而附和之”。
世风之转变可想而知。1931年郑午昌也论及此种倾向:
“近来国画家或开画展,或刊图书,共起为种种运动;即称为洋画名家而于国画曾抱极端反对态度者,亦渐能了解国画之精神,翻然自悔前此之失言。”
留学欧洲,研究西方艺术的李金发在40年代初时,在总结二十至三十年代的《二十年来的艺术运动》时作了如下的描述:“一部分新派作风,充满幼稚病,失却观众同情,也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品,足使我们称赞”。
“国画方面,……虽不曾有新的作风,亦还能得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捧场。同时因为西洋画成就的脆弱无能,减少社会忽(重?)视它的心理,反使之倾心于国画的欣赏”。
而1934年10月和1935年1月,在“中国文化协会”主办的刊物《文化建设》上,陈立夫提倡“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以及何炳松等10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的文化建设宣言》,更把这种民族文化复兴的思潮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大城市纷纷召开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座谈会,著名的大学校长、教授、文化界、出版界的专家学者踊跃出席各地的座谈会,发表了大量文章。宣言刚出一月,2月10日,美术界马上作出积极的回应。郑午昌在《国画月刊》第1卷第4期上撰文“不盲从不守旧,为我们一贯的主张,此与最近何炳松等10位教授在文化建设的宣言中提倡‘中国本位’文化的旨趣,正相吻合。可知新中国文化的创造已为国人共同的目标。”
这些人对当时美术思潮,国画思潮的描述,给我们再现了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国学复兴、国画复兴的真实景象。在这种国学复兴的思潮中,对中国传统绘画本质精神的探讨成为国学复兴中最深刻的部分。亦如陈师曾1920年研究文人画,就在注意它的“首重精神”等本质性特征。林风眠在1926年,1929年撰写《东西艺术之前途》、《中国绘画新论》中,就已经在注意“应该知道什么是所谓‘中国画’底根本的方法”,“什么是中国画的基础”等本质性问题了。而刘海粟三十年代进行过一批诸如《中国画之精神要素》、《何谓气韵》、《中国画学上的特点》等研究。而三十年代关于 “国民性”与“民族精神”的研究,更把这种本质性研究推到极致。陈师曾就谈过“国民之特性,可由美术而表现之”,黄宾虹也说,“屡变者体貌,不变者精神”,王显诏论过《民族艺术的本质》,汪亚尘则论过“如果真要治艺术,还是把系统弄过明白”,且“离开天然的形态,作家另外创出一个天然,这是中国艺术上最深的一个观念,也可说是国画的根据”。宗白华有《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邓以蛰谈“中国绝对的理想艺术”。梁启超有“一切物境虚幻,惟心造之境为真实”。林风眠认为“中国的风景画以表现情绪为主,……所画皆系一种印象”。傅抱石也有中国画“超然精神”、“写意精神”等等论述。这里边,甚至一向看不起也没系统研究过中国传统艺术的徐悲鸿也来凑热闹,从他的西方本位立场出发,而认为“中国美术,无疑几乎全是自然主义”,他的“自然主义”即“吾国原始之自然主义Naturalism”。(17)在二十至三十年代,现代中国画坛的前辈们则不论其立场如何不同,观点如何不同,知识结构及知识水准如何不同,大家都在进行这种尽管效果、水平、结论都不尽相同乃至大相迳庭的带学术性质的研究。
对这种民族性、民族本质的研究,在二十至三十年代里又往往在与西方的比较研究中进行,出现过一系列高水准的中西比较的论文。如以1918年欧阳亮彦在《中华美术报》上发表的《中国画与西洋画之异同》算起,20年代初期有发表于刘海粟创办的《美术》上的孙壎的《中西画法之比较》,1923年刘海粟的《石涛与后期印象派》,以后还有滕固《六朝石刻与印度美术之关系》,刘海粟的《东西艺术及其趋向》、《中西美术之异同》、《中国艺术西渐》,汪亚尘的《论国画与洋画》、《中国画与水彩画》,林风眠《东西艺术的前途》,丰子恺《中国画与西洋画》、倪贻德《东西绘画的异点》、《文人画的洋画创造》,陈之佛的《中国艺术与印度艺术的关系》,向达《明淸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婴行的《中国美术在现代艺术上的胜利》,李宝泉《宋代中国画上印象主义趋势之研究》,傅抱石《论秦汉诸美术与西方的关系》,潘天寿《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邓以蛰《观林风眠的绘画展览因论及中西画的区别》,宗白华《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此段时期中西比较的文章极多,这里当然难以尽数。而且以上文章是就那些专论中西比较之专题文章而言,还不包括在各种更为大量的论中国画特征的文章中涉及到的中外绘画比较的内容。画坛对中外美术比较的兴趣,还可以从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国画杂志,即上述中国最大的中国画画会上海“中国画会”出版的《国画月刊》上得到证明。《国画月刊》1934年4、5两期上连载《中西山水画思想专号》上下卷。两卷中集中全国一流学者就中西绘画的思想、流派、渊源、技法、师资等等多方面进行了非常学术性的研究与比较。在其他一些重要杂志如《东方杂志》、《艺风》、《艺术旬刊》、《中国美术会季刊》等刊物上,都可以看到此类中西比较的文章或观点。
这股国学回归思潮在艺术上的另一重要反映,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持续到四十年代的有关“民族形式”的大讨论。这个讨论的直接原因是三十年代文艺大众化思潮在抗战时期文艺宣传需要上的反映,但深层原因当然也与二十到三十年代国学复兴有关。这场讨论主要在文学领域进行。向林冰在抗战爆发前关于“旧瓶装新酒”的观点直接引发这场讨论。茅盾、老舍等都介入讨论。就连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多次发表关于“民族形式”的看法。如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其中也有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1940年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中国文化》上发表,其中也明确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在民族形式讨论中,延安的周扬、艾思奇、萧三、何其芳、柯仲平、冼星海等都参与了讨论,国统区郭沫若、茅盾、胡绳、葛一虹、潘梓年、罗荪、戈茅、黄芝冈、光未然等都参与讨论。讨论在文学、戏剧、音乐创作方面都有直接的影响。这场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美术上直接引发了版画中利用民间艺术的创作实践,也直接促成了油画民族化问题的提出。作为本来就是民族传统绘画形式的中国画画坛,更多地是在民族文化讨论的热烈氛围中,更加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独立的民族精神,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张大千四十年代初数年的敦煌之行及在画坛产生的影响,就应当与“民族形式”讨论中利用民间艺术的时代氛围有关系。
这种对民族艺术特征的热烈探讨不仅是艺术家、艺术史论家的事,还吸引了大量著名文化学者乃至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这可为此种一去不再之国学思潮之旁证。
当然,与此种“民族形式”有关的研究,更多的应该是与中国画表现手段的“笔墨”研究相关。但可以令今人十分诧异的是,在整个国学回归思潮、国画复兴思潮中,竟没有太多的人关心笔墨问题。认真搜索一番,画家中或许就只有黄宾虹有专门研究笔墨的颇具规模的专论,这就是他71-72岁时,即1934年底到1935年在《国画月刊》上连载之《画法要旨》。其著名的“五字笔法”与“七字墨法”即载其上。笔墨问题及其所存在的传统研究在本世纪上半叶,由于受到西方科学主义的强大压力,一直未能充分展开。世纪初,人们注意的是西方艺术科学的“先进”的写实,批判的是传统绘画的不科学和不写实。三十年代前后,对传统关注起来了,但关注点也较多地是从世纪初的思路逻辑发展而来,即上述民族性特征,中西艺术的广泛比较,传统绘画的各种特征的总结研究,传统绘画的东方哲学的文化的性质等等,人们真的普遍忽略了笔墨。以著名的姚渔湘所编立达书局1932年《中国画讨论集》所收文章为例。这部书广泛收集当时人们关注中国画方方面面的有影响的讨论文章共二十九篇,除一篇《书画同源论》与笔墨相涉以外,竟无一篇笔墨——这个在世纪末竟被看成是中国画是否还可以是中国画之“本体”和“底线”的最要害问题——的专论。而此书所收文章决非随笔、杂感和访谈,那可是陈衡恪、胡佩衡、丰子恺、汪亚尘、邓以蛰、滕固、金原省吾一类大学者或学者型画家们的学术文章。遍查当时的中国画著作,也没有一本笔墨问题的专著。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或许有二:一是人们的思路还在西方艺术的冲击与回应之中,因此中西比较、民族特征、国民性问题乃至空间关系或许更为重要,而笔墨这种具体表现手段显然没有上述问题更引人关注;二是笔墨问题被认为是没什么可讨论的,它天经地义地就该是中国画的造型手段。也很少人对笔墨有能构成威胁的挑战。当时只有少数人,如徐悲鸿在1942年对笔墨有过不以为然之辞,以为“夫有真实之山川,而烟云方可怡悦,今不把握一切,而欲以笔墨寄其气韵,放其逸响,试问笔墨将于何处着落?”。(18)其他如傅抱石怀疑过线的功能,林风眠不滿过文人笔墨,而从宋人磁器画上找过线的感觉,但都没正式向笔墨挑战,因此这不是问题,自然也就没有人想关心这个问题。这种笔墨属天经地义的观念,我们还可以从二、三十年代中国画,不论山水、花鸟,大多仍属传统笔墨表现的大范围,与明清绘画大同小异——此即前述李金发“国画方面,……虽不曾有新的作风”——的基本状态上得到辅证。
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即民国年间的这种国学复兴,国画复兴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学术研究,国画社团活动也都持续到四十年代。甚至,连惨烈悲壮的八年抗日战争都未能让这股国学复兴思潮全然中断。抗战胜利后上海“中国画会”与广州“国画研究会”的重新登记,继续活动,成为让人慨叹的例证。二十至三十年代这段偏重于学术学理的国学研究风潮事实上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西比较的研究风气中出现了岭南派二高一陈、徐悲鸿;在对中国艺术精神和民族性的研讨中,出现了如齐白石、黄宾虹、阵师曾、刘海粟、张大千、潘天寿;在中西比较风气中专意于对民族艺术“系统”和“根本方法”的探讨,则出现了林风眠与傅抱石……民国时期中国画坛国学复兴的学术思潮带来了名家云集大师辈出的中国画坛真正复兴的大好态势。然此风气却在1949年后戛然终止。五十年代之后,传统文化中的许多部分——例如占据明淸画坛主流的“文人画”、“南北宗观念”、“逸品”观念、道禅观念、佛学心学等宗教观念——一下子全成为“封建文化”,“地主阶级文化”、“唯心主义”而变成为“反动”或至少“落后”的东西,一度在全盘西化风强烈压迫下顽强崛起的蓬蓬勃勃的国学复兴运动突然中断,一度以西欧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再度以东欧苏联文化的又一模式卷土重来,民族文化的灾难重新开始,而至六十至七十年代““””达到“史无前例”的自虐自残自毁灾难之顶点。八十年代之后,西方文化之美国文化再以“全球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强势”态势第三次席卷中国,然这已是后话了。
我们总是说今天的画坛没有大师,倒是凭炒作的“大师”、“巨匠”有如过江之鲫,是否与今天民族文化自主自立自尊自信心态的总体性丧失,中国画坛国学研究的极度衰落有关呢?或者可以说,一个丧失了自我的民族也必然地丧失了产生大师的基础。这或许是我们回顾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国学复兴思潮应该有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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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元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美元霸权的确立和维持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起,美国就开始走上一条有意识主导世界经济的道路,美元也开始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占据中心位置。长期以来,美国各界形成一套复杂的行动方案,包括多种政策工具和投资策略,来保证美元的中心地位。正是由于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使得美国国内的债务违约在给美国民众带来福利损失的同时,也使持有美国国债的其他各国受到损失。中国作为美债最大的持有者,在美国转嫁债务危机中受到很大牵连。
在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至AA+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还面临进一步的负面影响。如果美国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美元币值基础贬值会成必然趋势,人民币所面临的将不仅仅是升值压力,还有可能是降临的全球汇率战,使得人民币实际上维持对美元的兑换比率面临更大困难。各国都在力压本币升值,日本已经先行一步干预汇市。由于美国的QE2导致美元实质性贬值,2010年人民币被迫结束盯住美元的政策。在各国货币潜在贬值欲望强烈的形势下,人民币如何维持其汇率,成为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币若要稳定币值,是否需要为自己寻求一个新的货币锚(Monetary anchor),以作为调整国内货币的参照基准?需要看到的是,如果人民币要为自己确定一个货币锚,这个锚必须满足兑现的便利性、远景的稳定增长性和规模的相当性,其对象将面临沉重的压力。无论是黄金、石油还是其他大宗商品或保值品,我们都很难获得足以支撑危急情形下巨额货币兑付要求的储备,而且还面临针对中国急需的上游资源进行投机的风险;而无论是美元、欧元或是日元、澳元,或者它们自身深陷泥潭,或者规模不足,或者本身就波幅过大,都难以单独承载货币锚的功能。
因此,人民币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摆脱对外部基准的依赖,而依靠自身经济实力、政府财政状况和国家主权信用维系人民币的币值基础。再加上巨额外汇储备,人民币自身的接受程度和兑付基础是稳固的,只需要瞄准各国汇率变化的动向,灵活运用各种市场措施调节汇率,以应对汇率变化和资本流动的挑战。这也是我国实施瞄准一篮子货币政策的意义所在。
在对美元信心下降的背景下,市场抛售美元的趋势增强,而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上升导致市场增持人民币,从而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政策引导和各种约束机制来限制国内汇市交易规模,同时扩展国际外汇买卖空间,乘机在国际市场抛出人民币,然后切实加强监控人民币的流入渠道与投资方向,既削减国内M1、M2的规模,又推动人民币国际结算进程,同时抑制人民币过热,降低汇率上升预期。但即使如此,要稳定汇率和国内经济,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在短期内增加货币供应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紧进行分配格局调整,促进分配公平,以尽可能削减CPI及其上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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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在对华经济政策中不仅动用了包括进口限制、出口扩张和汇率在内的经济武器,还使用了众多的非经济手段:经贸问题政治化;在贸易逆差和汇率等问题上移花接木,把中国作为美国自身经济问题的替罪羊;要求中国为全球经济平衡和美国的经济霸权承担更大责任;诋毁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等。美国不仅透过现实主义的视角审视对华经贸关系,强调相对收益,而且还以现行国际体系构建者的身份,充分利用体系赋予的特权和强势话语,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中国的行为进行“规范”。
关键词:美国对华经济政策;非经济手段;体系特权;论文下载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地位,对于他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可能对美国地位产生的影响甚为敏感和警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创造出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因此引起了美国的特别关注,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焦点之一。美方不仅担心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会挑战其经济霸主的地位,还担心中国的发展模式会损害“华盛顿共识”在世界上的号召力。为了消除这些忧虑,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组合,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利用。本文拟对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中的经济和非经济手段进行梳理和阐述,并对美方政策组合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和解读。
经济手段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在经济领域的对华对策不仅包括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进口限制和出口扩张,还包括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汇率保护主义”,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
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中美建交之初,由于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的安全需要,再加上中美经贸关系尚处于起步阶段,美国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总体上持鼓励和开放的态度。两国建交后不久,美国即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反映在双边贸易上是两国贸易额从1978年的11.146亿美元迅速上升到1980年的48.127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表1)。美国学者南希·塔克(NancyBernkopfTucker)很好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总体特点:“(中美)针对苏联的共同战略计划促使从尼克松到老布什时期的美国政府向中国做出妥协让步,错综复杂的三角政治关系促进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增长和文化联系。”〔1〕
但是即使是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对美出口的部分产品的迅速增长,美国立即挥动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一个著名的案例发生于1982—1983年间。在两国签订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定的过程中,美方强硬要求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年增长率不能超过1%,对中国纺织品实施严格的进口限制,由此点燃了中美之间的第一次贸易战。〔2〕两国贸易的增长严重受挫,双边贸易额从1981年的54.68亿美元下降至1982年的51.958亿美元和1983年的44.202亿美元(表1)。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双边经贸关系的迅速扩张,美国反复动用这一手段对来自中国的各类产品进行限制。
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中国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美 国 对 华 经 贸 政 策 中 又 增 加 了 一 个 新 的 手段———出口扩张,要求中国向美国产品开放国内市场。中美之 间 在 这 一 问 题 上 的 第 一 次 重 要 交 锋 发 生 在1992—1993年,美国要求中国取消诸如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国内贸易壁垒等非关税贸易壁垒,为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清除障碍。1992年8月,美国单方面要求中国立即按照美国条件开放中国市场,并以对总价达39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强征报复性关税发出制裁威胁,由此引发中国的反制措施。〔3〕1993年,新上任的克林顿政府又向中国政府提出开放市场的最终期限,新一轮争端以中国取消283种产品的进口配额、降低234种产品的关税而收场。〔4〕
在中美两国政府就中国入世问题进行的谈判中,美国提出的条件极为苛刻。史蒂芬· 科恩(StephenCohen)等人的论述可谓一针见血:“(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和支持中国入世的实质并不是帮中国做好事,其实质是从这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强国手中攫取尽可能多的妥协,迫使其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5〕在最终由中美签订的中国入世双边协定中,美国传统贸易 保 护 主 义 的 两 把 利 刃———进 口 限 制 和 出 口 扩张———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就出口扩张看,中国不仅同意大幅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而且还同意对外开放国内市场,除了农业和工业之外,包括像电信、金融、保险和资产管理等服务业的许多重要领域都允许外资进入。在进口限制方面,美国迫使中国接受了所谓的“超WTO义务”(WTO-pluscommitments),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允许美国在中国某一类产品出口激增时动用“保障条款”以及“特殊保障条款”等贸易救济措施。对于美国强迫中国接受的这些“超WTO义务”,美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Lardy)评论道:“这些条件……过于苛刻,已经违背了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6〕
中国入世以后,美国充分利用中国入世时做出的让步,进口限制和出口扩张两把传统保护主义的利刃锋芒毕露。世界银行的“全球反倾销数据库”显示,小布什政府执政的八年内,美国总共向中国发起了64项反倾销调查,平均每年8项。从2009年到2011年奥巴马政府当政的前三年,美国向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件仍然维持高强度和高频率,共发起了21项,平均每年7项。而2012年的第一季度,美国又向中国发起了2项反倾销调查案。〔7〕同时,美方在打开中国市场方面毫不松懈,目前已将开放中国金融保险市场作为主要目标。
汇率保护主义〔8〕随着中国于2001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得到了迅速的提升。与此同时,中美贸易额大幅增长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对于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原因,经济学家有众多论述,主要有美国国内的低储蓄高消费、〔9〕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生产网络中加工组装基地的地位、〔10〕中美双方统计差异、〔11〕美国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12〕以及美国自身的经济转型等原因。但是,美国政府和政客在寻找原因时并不遵从经济逻辑,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将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归咎于人民币的汇率。
美国针对中国的汇率保护主义手段起始于2003年。众多美国政客认为,中国为了促进出口和限制进口,故意“人为地”压低人民币汇率;中国对汇率的“操纵”是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罪魁祸首”。鉴于这一认识,美方认为减小贸易逆差的最佳途径是迫使人民币升值,因此加大了对中国政府的压力。据经济学家加里·赫夫鲍尔(GaryC.Hufbauer)的不完全统计,2003年至2006年间,美国国会提出了23项有关人民币汇率的法案和决议,或者要求人民币直接升值,或者要求将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13〕最擅长揪住人民币汇率问题大做文章的国会议员当属纽约州参议员舒默(CharlesSchumer)和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格拉汉姆(LindseyGraham)。从2003年起两人多次联合发起议案,要求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27.5%,否则就以惩罚性关税进行报复。〔14〕除了美国国会,美国行政部门也反复指责中国的汇率政策。美国财政部半年一次向国会提交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每一次都指出人民币币值太低,要求中国政府升值人民币。为了减轻美方的压力,中国政府从2005年7月1日开始调整了汇率政策,人民币开始升值。截至2012年3月,升值幅度已达24%。〔15〕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带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下降。中美学者的研究都发现,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美国对中国出口并未出现明显改善,中美贸易逆差却呈现不断增加趋势。〔16〕面对这些发现,汇率保护主义的拥护者本应进行反思,但是他们的对策却是指责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不够,进一步要求中国政府调整汇率政策。2008年7月《金融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就指出,“中国货币的升值幅度只达到了实际所需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的水平”。〔17〕由于这一思想的指导,美国国内很大一部分人始终将人民币币值看作是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人民币汇率因此一直是近年来中美双方经贸关系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之一。
除了上述的经济手段之外,美国在对华经贸政策中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还使用了大量的非经济手段,主要包括: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妨碍正常的经济活动;在贸易逆差和汇率等问题上移花接木,把中国作为美国自身经济问题的替罪羊;要求中国为全球经济平衡和美国的经济霸权承担更大责任;诋毁中国所代表的经济发展模式等。
经贸问题政治化冷战结束后,原有的国家安全概念发生了变化,经济安全越来越成为大多数国家考虑的重点,结果是经贸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治化倾向变得越来越严重。作为主导战后世界政治与经济体系的美国,经贸问题的政治化倾向超过了其他国家。美国学者I.M.戴斯勒在《美国贸易政治》一书中也指出了这一点:在所谓“1934年体制”下,美国的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以及两党之间都存在一种默契,不利用贸易问题进行政治攻击。但是,随着二战后西欧和日本经济上的崛起,这一默契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动摇,“政治化”已经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内容。〔18〕
鉴于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中国自然成为了美国贸易政治化的受害者。根据中国学者王勇的研究,美国在对华经贸政策上的政治化做法已经几乎覆盖了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中的各个领域和议题,包括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贸易救助问题、出口控制问题和投资问题等。美国对华贸易的这种“泛政治化”倾向不仅损害了双边经贸合作,妨碍正常经济交往,而且还“加剧了两国相互不信任,限制了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对于两国政治与安全关系的‘粘合’作用,妨碍了其‘正’外部效应的发挥。”〔19〕
美国将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最为著名的例子当属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案例。在中海油提出竟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之后,竞争对手雪佛龙和美国国内政客立即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对收购案进行阻挠。一项原本纯粹的经济活动被政治化。在美方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中海油最终退出收购,而雪佛龙则以低于中海油竞购的价格收购优尼科。〔20〕
寻找替罪羊与经贸问题政治化紧密相关的是美国在经贸问题上推卸和开脱责任,寻找替罪羊,将由自身造成的问题归咎于中国。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对其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政治操作。
如上文所述,美国巨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源主要在于美国自身高消费低储蓄的行为和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两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不同地位。很明显,真正要对美国不平衡问题负责的是美国自己,正 如 尼 古 拉 斯 · 克 里 斯 托 弗 (NicholasD.Kristof)所言,“那个扭曲国际资本流动、制造全球经济不稳定的国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21〕然而,对于美国国内的政客来说,接受这样的经济现实不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在他们看来,必须寻求其他手段,从贸易对象国身上找原因。
由于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 源 国,中 国 自 然 成 为 最 大 的 替 罪 羊。兰 普 顿(DavidLampton)指出了美国政客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对中国提出的两大指责:“政客们不是经济学家,对他们来说,不断增长的对华贸易逆差引发了‘公平贸易’和就业流失的担忧。”〔22〕在政客们的解读中,导致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元凶是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而不公平贸易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因此,不难理解的是,美国政府反复指责人民币币值过低造成了国际经济的不平衡。
其实,美方提出的不公平贸易和就业流失的指控都没有经济学上的依据。针对中国实施不公平贸易的指责,尼古拉斯·拉迪就指出,“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主要反映的是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开放性,而不是什么不公平的贸易行为。”〔23〕同样,赫夫鲍尔等人对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就业流失的指控提出了反驳。“贸易逆差不是(美国)制造业就业流失的主要原因。2000年至2003年制造业就业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制造业不景气……和制造业生产力的提高。将贸易赤字等同于就业流失的政治计算不是过于夸大了其联系就是完全错误的。”〔24〕
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将中国作为替罪羊的做法虽然经济上站不住脚,但是政客们却乐此不疲?答案是这样做能带来一箭双雕的政治好处。一方面,通过在贸易不平衡问题上移花接木,将责任归咎于中国,美国政府实现了为自己开脱责任的目的。美国将贸易逆差和制造业工业流失等问题打包,全部归咎于中国,有助于减轻美国政府对美国经济进行调整、对失业工人进行救济与再培训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中国被认定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国在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时就减少了顾虑,可以咄咄逼人,要求中国升值人民币、开放市场,并在需要的时候发起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调查。
分担责任除了开脱自身责任外,美方还积极鼓励中国在美国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美国排忧解难,分担责任。最为著名的要求中国分担责任的例子是2008年前后一度流行的中美“两国集团”构想。〔25〕该构想由前美国政府官员、现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Bergsten)首先提出,并得到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Ferguson)、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的呼应和推崇。伯格斯滕最早在2005年主编的《美国和世界经济》一书中抛出中美“两国集团”的提法,〔26〕2008年又在《外交》杂志上撰文,详尽阐释了他的中美“两国集团”的概念,主张“构建中美两国集团,共同掌舵全球治理的进程”,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取代欧盟的作用。〔27〕在同一时期,历史学家弗格森也参与了对中美“两国集团”概念的发展,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用以描述美国和中国之间经济上的共生关系。〔28〕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美“两国集团”的构想受到更多关注和推崇,布热津斯基、基辛格、佐利克和林毅夫等人也开始参与倡导,并将其从先前的经济层面扩展到战略层面,作为纾解当时美国遇到的国内外困境的一个重要手段。〔29〕
美方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后提出中美“两国集团”构想主要是基于实用主义原则,旨在让经济上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从美国身上接手更多责任,帮助美国以最小的代价维持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30〕美方的这一意图不仅在伯格斯滕、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等人的文章中有清晰的说明,而且在2009年美国官方对华政策的论调中都有清晰的表现。例如,为了确保中国资金持续流向金融危机中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财政部长盖特纳于2009年上半年先后访华时,都充当了美国国债推销员的角色,以恳切的口吻要求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并向中国领导人保证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性。〔31〕
诋毁中国发展模式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吸引了世界的关注,尤其是对那些多年来按照西方国家提供的处方发展本国经济却效果不理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因此,对所谓的“北京共识”或者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在世界各地方兴未艾。然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引发了美国的担忧。
为了应对中国发展模式带来的挑战,美国采取了两面下手的对策。一方面,美国不遗余力地维护“华盛顿共识”的合法性。其实,美国国内从来不缺少对美国发展模式的溢美之词,从冷战结束之初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宣称“历史的终结”〔32〕到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告美国代表了“国家成功的惟一可持续的模式”,〔33〕都显示了美国对自身模式的高度自负。此外,美国还以同样的自负对外推行自己的模式。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一项有关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的报告就显示出了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的傲慢和自负。报告首先承认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经济处方的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的表现乏善可陈,但是报告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新自由主义方案有问题,而是拉美地区接受“华盛顿共识”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34〕由此可见,美国全力维护自身模式的合法性,甚至不惜扭曲事实为“华盛顿共识”的教条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美国还通过从话语上贬损中国的发展模式来应对挑战。第一个表现是指责中国在对外贸易中违背自由贸易精神,不遵守规则,实行以邻为壑、自私自利的“重商主义”政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被推为美国对日政策“修正主义流派”教父的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Johnson)将当年针对日本的指控直接套用在中国头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华贸易问题不是一个贸易问题,而是‘制度摩擦’的一种表现……中国的发展战略大量借鉴了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验,其秘诀之一是对资本主义的规则进行变通,利用规则实现国家财富和权力。”〔35〕可以说,“重商主义”的标签被贴到了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各个领域。2012年2月底,华盛顿智库“信息科技与创新基金会”发布一份题为《够了:对抗中国的创新重商主义》的报告,报告称中国施行重商主义的规模“史无前例”,指责中国利用汇率操纵、补贴、关税、强制性技术转让、出口限制、标准设置和其他政策等来为各行业的公司———尤其先进科技产品和服务领域———获取“绝对优势”。〔36〕
与“重商主义”指控相关的另一个话语诋毁的表现是给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经济活动贴上“新殖民主义”的标签。2011年6月上旬国务卿希拉里访问东非国家期间,就指出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没有遵循国际准则,并警告非洲国家警惕“新殖民主义”。〔37〕美国对中国非洲政策的攻讦集中体现在前几年的苏丹达尔富尔危机期间。美国极力抢占国际话语的道德高地,不惜贬损中国,将中国描绘成为一个为了石油利益而支持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地区施行“种族灭绝”的国家。〔38〕
此外,美国还到处传播中国经济发展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的各种“威胁”,包括“就业威胁”———中国廉价产品涌入各国造成当地就业流失;“健康威胁”———中国的劣质产品危害外国用户的健康;“能源威胁”———中国为了点燃本国的经济引擎会用完全世界的能源;〔39〕以及“环境威胁”或“绿色威胁”———中国的经济活动造成各种全球环境问题,是“地球的毁灭者”。
可以看出,美国在其对华经济政策中不仅动用了包括进口限制、出口扩张和汇率在内的经济武器,还使用了众多的非经济手段。从体系层面考察,美国这种政策组合主要可以归因于两点。第一,美国看待国际经济关系尤其是与其他大国的经济关系时主要是透过现实主义的视角,强调经济力量对国家实力的决定作用,并且在经济交往中更加关注相对收益(relativegains)。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Waltz)论述了物质实力对一国国际地位的决定性作用:“一国的国际地位通常随其物质资源的增长而提升。拥有大国经济实力的国家最终都变成了强国,不管他们自己愿意与否。”〔41〕
正因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经济关系是国家间实力竞争最为重要和基础的部分,他们认为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崛起必将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强国,因此将中国经济上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经济地位的威胁。出于这种认识,美方自然会动用各种手段应对这一威胁,延迟中国的崛起。
第二,美国在现行国际关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美国不仅承担了构建和维护现有体系的责任,而且还享有以体系构建者的身份优势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崛起大国进行打压遏制、推卸责任和话语诋毁的特权。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指出,“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在建构国际经济活动的目的和主要规则方面起主导作用”。〔42〕作为二战后的超级大国,美国主导建立了一个全球范围内以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对这一体系的维护和扩展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当然,当美国以体系建构者的身份规划其世界经济体系时,它根据的是自身的利益和喜好,保证体系建立以后美国能从中持续获取利益,享受制度分红。换句话说,当体系建立后,美国便成为体系特权的享受者。〔43〕美国在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享受特权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美元以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通行全球。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就是,美国是当前“惟一一个能用自己的货币支付其全部进口产品的国家”。〔44〕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曾对美国的特权进行了更为透彻的阐述:“对大部分国家来说,其国际收支的盈余或赤字表明了其国际金融地位的强弱。对美国来说,情况正好相反。说实在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一直维持国际收支赤字却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这揭示的不是美国的羸弱地位,而是美国在体系中的强大权力……美国可以毫无节制地发行美元,而其他国家却毫无选择,不得不接受美元支付,除非他们愿意承担难以接受的代价。”〔45〕
当中国和其他国家加入由美国建构和主导的国际组织时,美国便可以利用其手中的体系特权对这些国家设定加入组织的条件。美国在中国入世时之所以能够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且坚持不让步正是体系建构者特权的表现,体现的是制定规则的权力。而当中国加入了体系之后,美国可以继续利用其体系建构者的地位对中国的表现评头论足,要求其遵守体系规则。与此相一致的是,奥巴马总统近两年来在多个场合的演讲中打出所谓“规则牌”,三番五次要求“中国必须遵守规则”,以此“规范”中国的发展。为此,奥巴马政府还于2012年2月成立了跨部门贸易执法机构,旨在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开展调查和执法,确保相关国家遵守国际贸易规则。
同样,美国利用了体系特权对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进行政治操作,将责任归咎于中国等国家。而当中国的发展模式对美国构成挑战时,美国也动用了体系赋予的话语霸权对中国的模式进行贬损和诋毁。
综上所述,面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透过现实主义的视角审视对华经贸关系,关注相对收益,对中国的经济崛起抱有强大的戒心。表现在对华经贸关系上,美方对中国产品的出口和中国在美投资处处设防,同时又不遗余力地撬开中国市场,尽量使双方利益的天平向自身倾斜。同时,美国以现行国际体系建构者的身份,充分利用体系赋予的特权和强势话语,对中国的行为进行“规范”。美国俨然以体系建构者和总舵手自居,操纵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转嫁责任。而当美国自身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遇到困难时,又不失时机地拉拢中国,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做出更大牺牲。面对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中的这些政策组合,中国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中的各种手段的使用将会呈现出更为频繁更为严厉的趋势。当然,除了对美方的经贸压力做好准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实力,增强塑造现行国际体系和制定规则的能力,努力提高自身的国际话语能力,以期在对美经贸关系上获得更多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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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元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美元霸权的确立和维持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起,美国就开始走上一条有意识主导世界经济的道路,美元也开始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占据中心位置。长期以来,美国各界形成一套复杂的行动方案,包括多种政策工具和投资策略,来保证美元的中心地位。正是由于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使得美国国内的债务违约在给美国民众带来福利损失的同时,也使持有美国国债的其他各国受到损失。中国作为美债最大的持有者,在美国转嫁债务危机中受到很大牵连。
长期以来,美国凭借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以及长期以来建立的国家信用,通过国会、政界、金融和实业等社会各界,形成一套复杂的行动方案,包括多种政策工具和投资策略,来保证美元的中心地位,并给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带来很大的困难。
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建立在信用本位基础上的全球化货币体系,储备货币发行国承担为全球提供金融流动性的责任。在该体系下的核心货币发行国中,美国独大。
美元币值基础的虚置是美元战略的根本前提。只要没有挂钩对象的限制,而国际贸易又一直主要使用美元结算,理论上,美元就有持续增发和输出的可能,美国就可以自由地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而调节实际币值和汇率,同时通过输出通胀等打压其他经济体和货币系统,甚至可能通过大量增发美元用于偿还巨额国债。正如美国遭受标准普尔降级评定之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表示的:由于美国能随时印钞票,因此债务违约的概率是“零”,并强调美债仍属安全投资。而如果量化宽松成为美国货币政策的常态,中国等其他国家或经济体将持续承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所带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外部流动性冲击,以及外汇储备日渐缩水的风险。
二战后,美国一手打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全球金融货币运行的基础框架,掌控了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主导权,在全世界进行货币倾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又表现出彻底变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决心,有步骤地罢黜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7月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意味着美元与黄金脱钩,此后其他储备货币对美元实行“联合浮动”,放弃与美元间的固定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解体。之后,美国在全球推动建立了一套中央银行制度,使各国货币当局的利率、汇率政策失去独立性,剥夺了其他国家部分货币和金融主权。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美国大大提高了战略机动性,其国际地位和政策自主性得到空前加强。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的币值基础成为一个含糊不清的关键问题。而实际上,美元没有一个固定的币值基础,这使得美元的货币供应变得更有任意性,美联储可以根据形势的需要选择大量发行美元,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分摊由此带来的通胀效应。自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汇率已下跌至原先的1/8左右,可以侧面反映出美元的实质币值一直在下降。然而,只要新发行的美元随着美国不断增长的逆差主要流向国外,美国就不必承担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成本,而可以坐享收益。
1982—2010年间,美国只有在1991年实现了微量顺差(约29亿美元),其余各年份美国的国际贸易都保持逆差,2006年更是达到8006亿美元的高位,换作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保持这样的逆差持续时间和规模。美国持续如此长时间保持如此巨大逆差的前提条件:一是顺差国的外贸以美元计价和结算。为了使所获得的美元保值,顺差国几乎只能在美国有限的领域进行投资,从而使这部分美元又转回美国。二是美国通过各种金融产品,不断向国际社会举债,借助“债务经济”维持其购买和消费的能力。其中,美国国债以其国家信誉为基础,一直被认为保值性较高,从而成为赚得美元的国家“理想”的美元去向。三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使美国国内产生大量成本低廉的美元。
美国长时间保持贸易巨额逆差的结果是,美国既买进了商品和服务,从而享有世界的财富,增加人们的福利,又回笼了资本,造成美国经济金融持续繁荣,也保证了美元的币值。其他国家投资美国国债越多,就越难以自拔,美元债市的流动性就越高,美国借此也得以为自己的贸易赤字融资。此外,长期的贸易逆差,使得美国几乎无限量地发行美元货币。美国印制一张1美元钞票的材料费和人工费只需0.03美元,却能买到价值1美元的商品。由此,美国每年可以得到数百亿美元的巨额铸币税收益。但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使其自身面临贸易赤字的压力。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贸易赤字会影响国内产业发展和就业率。因此,美国需要控制贸易逆差的规模,使得美元和铸币税的获益空间基本吻合。但是,由于美国长期保持一种透支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政府运作已深陷债务经济恶性循环之中,面对贸易逆差,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美元贬值。2010年美国出口商品1.3万亿美元,而在美元开始贬值的2002年,出口额仅为6970亿美元。分析家认为,这个增量的1/4到1/3可以归因于美元贬值。通过调节美元币值,美国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贸易逆差的规模,凭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而稳定地获得净利益。
债务经济的基本原理在于通过发展国民经济,以未来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益兑付债券。由于债券需要一定的收益率(通常高于银行利率)以吸引投资者,债务经济实际上是“赌”财政能够从国民经济发展中获得超过国债收益率的利益。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而在现实中,债务经济往往面临几个难以处理的弊端:一是任职者的任期限制引起的举债冲动。尤其在地方政府债务方面,当届的任职者可能为一时的发展大力举债,在其任内完成某一重大项目,但留下沉重的债务负担,届届相继,导致债务累积而引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二是激励和约束不对称的控权机制。就目前国内的制度设计与执行情况看,举债发展获得好处的机会要比拖欠债务而受处罚的风险大得多,导致天平向举债一侧非理性倾斜。三是对债务的依赖性。西方国家的事例一再表明,一旦开始靠债务维持各种福利项目和财政支出,未来这些支出就很可能因民众的日益依赖而被常态化,从而难以削减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国民经济发展一旦出现风险,债务兑现压力会加大,一切问题就都可能因此而起。因此,我们要非常注意控制债务经济,将政府债务严格限于有充分保障的经济建设项目,并且进行严格的专项审计,扎扎实实地将财政运作的基础建立在牢固的实体税费收入上,以防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同时也保证人民币的币值基础不因日益虚化而受到强烈冲击。
在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至AA+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还面临进一步的负面影响。如果美国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美元币值基础贬值会成必然趋势,人民币所面临的将不仅仅是升值压力,还有可能是降临的全球汇率战,使得人民币实际上维持对美元的兑换比率面临更大困难。各国都在力压本币升值,日本已经先行一步干预汇市。由于美国的QE2导致美元实质性贬值,2010年人民币被迫结束盯住美元的政策。在各国货币潜在贬值欲望强烈的形势下,人民币如何维持其汇率,成为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币若要稳定币值,是否需要为自己寻求一个新的货币锚(Monetary anchor),以作为调整国内货币的参照基准?需要看到的是,如果人民币要为自己确定一个货币锚,这个锚必须满足兑现的便利性、远景的稳定增长性和规模的相当性,其对象将面临沉重的压力。无论是黄金、石油还是其他大宗商品或保值品,我们都很难获得足以支撑危急情形下巨额货币兑付要求的储备,而且还面临针对中国急需的上游资源进行投机的风险;而无论是美元、欧元或是日元、澳元,或者它们自身深陷泥潭,或者规模不足,或者本身就波幅过大,都难以单独承载货币锚的功能。
因此,人民币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摆脱对外部基准的依赖,而依靠自身经济实力、政府财政状况和国家主权信用维系人民币的币值基础。再加上巨额外汇储备,人民币自身的接受程度和兑付基础是稳固的,只需要瞄准各国汇率变化的动向,灵活运用各种市场措施调节汇率,以应对汇率变化和资本流动的挑战。这也是我国实施瞄准一篮子货币政策的意义所在。
在对美元信心下降的背景下,市场抛售美元的趋势增强,而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上升导致市场增持人民币,从而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政策引导和各种约束机制来限制国内汇市交易规模,同时扩展国际外汇买卖空间,乘机在国际市场抛出人民币,然后切实加强监控人民币的流入渠道与投资方向,既削减国内M1、M2的规模,又推动人民币国际结算进程,同时抑制人民币过热,降低汇率上升预期。但即使如此,要稳定汇率和国内经济,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在短期内增加货币供应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紧进行分配格局调整,促进分配公平,以尽可能削减CPI及其上升的影响。
在前述的基础上,如果时机恰当,我们还可以从实物方面补强货币锚,提高防范纸币贬值压力的能力。在这方面,最为传统的货币锚——黄金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最终储备地位。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计算,截至2011年9月,中国黄金储备在整个储备资产中的占比仍不到2%,而发达国家黄金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普遍高达60%-70%。“这个比值确实有些偏低。据我国官方数据显示,2011年6月黄金储备仅为3389万盎司,相当于3700多亿元人民币的规模,这个量远不足以应付纸币贬值的压力,维持币值信心。仅香港一地的人民币存量就超过5000亿元,而大陆境内M1的规模至2010年底超过26万亿元,M2已超过72万亿元,而且近二十年来几乎每年都以超过两位数百分比的速度增长,黄金储备的增长速度则远赶不上这一速率,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币值基础虚化,将货币锚大部分锁定在国家经济状况和政府信用上。
但就目前来看,国际金价超越1700美元/盎司的历史高位,再行大量买入必将更进一步催高金价,并不现实,可待金价回落后再行补充。鉴于当前货币锚呈现多元分布状态,我们无须强求黄金储备的增速与货币供应量相匹配,只需考虑黄金储备足敷应付一定长时间的大规模支付风险、填补外汇储备支付能力下降的缺口即可。
如果人民币的国际结算能力得到加强,则不仅可以通过输出人民币缓解通货膨胀压力,由此保留一个对冲美元储备压力的消化渠道,还可以在人民币升值时购进大量外国物资、服务或货币,特别是对出口有利的原材料和其他基本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被迫升值的负面影响。目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试点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推进。2011年5月4日,中日韩(10+3)财长会议在河内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三国已同意启动本币贸易结算研究。三国财长会议的声明水到渠成:“在金融危机后,由于美元从长期来看处于贬值的趋势、美国国债等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不安全等因素,东亚国家都意识到需要减少对美元的依存度。中日韩之间的贸易受其他国家货币影响也的确不合理。”在新兴市场纷纷认可人民币地位的背景下,汇丰认为,人民币预期将超越英镑成为未来半年全球三种主要结算货币之一。
不过,人民币的国际结算前景仍然受到不少人士的质疑。梅肯研究院一次会议的多数参会者不赞同人民币会取代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观点,并列举了多个反对理由,如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管控较为严密(包括对利率的调控),中国债券市场不够成熟等。换句话说,外国投资者对持有人民币后能否进行有效的投资存有疑惑。相比之下,美国的高投资回报率建立在借新债还旧债的基础上,这样的“庞氏骗局”,加上对中国政府及意识形态方面可能存在的分歧,很难继续对投资者产生如此强烈而持久的吸引力。而我们又不能放手让外国人民币持有者任意购买我国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合理的投资渠道令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人民币得以保值,并且保障其自由购买重点保护领域以外的中国资产、货物和服务,将对人民币国际地位上升和对抗美元霸权提供重要助力,在这个方向上我们需紧锣密鼓而又小心谨慎地前行。
我们目前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受投资范围限制所致,具有一定的被动性。有评论称,“只要中国继续通过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补贴出口,它就注定会累积更多的贸易顺差、吸纳更多的美元。此外,鉴于中国难以获得大笔美元股权投资的机会,除了在全球流动性最好的债券市场上购买美国政府打的'白条'以外,其实也没有多少其他选择。”新近亚洲金融合作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建立离岸美元市场,允许一切优质企业发行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证券,亚洲制造企业和国家主权基金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地购买这些不受美国政府控制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提高美元资产的运作效率,打破美元霸权战略的牟利循环。这可以使得中国、日本等巨额美元储备持有国获得一个消化美元储备的渠道,减轻维持汇率稳定的压力。
遗憾的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内,当初痛定思痛建立起来的区域金融合作机制,始终处于半温不火的状态。2000年,东盟与中日韩财长共同签署《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建立了中日韩与东盟双边互换协议。2003年,东亚建立了第一只亚洲债券基金(ABFI),这是统一亚洲债券市场进程的正式开端。但是,由于《清迈协议》受限于IMF条款,而亚洲债券基金的规模远不成形,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由前面两个互助安排可以看出,亚洲国家之间的相互戒备还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尤其是《清迈协议》规定:需要流动性支持的国家能够立即得到双边协议10%的短期资金支持,剩下的90%要和IMF的救助项目或者是已经启动的临时贷款线(Contingent Credit Line)挂钩。离岸美元市场的建立恐怕也面临这种不利因素,有专家表示,建立离岸美元市场主要障碍在日美,它们出于政治考虑可能极力阻挠。如何有效地说服日本基于巨额美元储备等共同利害关系进行合作,有力推动这一市场的建立,将是未来亚洲金融合作的重心所在。
从根本的制度面来看,我们需要促成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革。目前美国在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导致IMF等机构在世界性金融危机和世界均衡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建立利益分布较为平衡的世界货币体系也举步维艰。即使是目前最有望接近“世界货币”的SDR,也还没有一套良好的国际清算服务,和各国货币自由兑换的渠道仍较狭窄。最重要的是,SDR没有较“硬”的币值基础。它不像黄金那样本身具有价值,也不像美元那样以一国经济实力为后盾;它和欧洲货币单位亦有所不同,后者的发行有25%的黄金、25%的美元和50%的各国货币做准备。它只是一种虚构的国际清偿能力,不能作为最后的国际支付手段,很难指望各会员国完全用它保持国际储备。它能加强各国应付国际收支逆差的能力,但很难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特别是各国对IMF的合法性存疑,在对其功能的有效性缺乏信心的背景下,更是如此。
在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全球货币体系缺乏稳固的币值基础之际,为避免国际货币体系陷入各自为战的重商主义策略,陷于竞相贬值的囚徒困境,我们应当尽可能积极谋求推进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并硬化SDR等潜在世界货币的币值基础,使其成为在控制力方面更为均衡的新型国际货币锚,防范美元币值基础削弱给世界货币体系带来的冲击,也给人民币汇率的调节增加一个可选择的依托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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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地位,对于他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可能对美国地位产生的影响甚为敏感和警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创造出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因此引起了美国的特别关注,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焦点之一。美方不仅担心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会挑战其经济霸主的地位,还担心中国的发展模式会损害“华盛顿共识”在世界上的号召力。为了消除这些忧虑,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组合,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利用。本文拟对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中的经济和非经济手段进行梳理和阐述,并对美方政策组合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和解读。
可以看出,美国在其对华经济政策中不仅动用了包括进口限制、出口扩张和汇率在内的经济武器,还使用了众多的非经济手段。从体系层面考察,美国这种政策组合主要可以归因于两点。第一,美国看待国际经济关系尤其是与其他大国的经济关系时主要是透过现实主义的视角,强调经济力量对国家实力的决定作用,并且在经济交往中更加关注相对收益(relativegains)。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Waltz)论述了物质实力对一国国际地位的决定性作用:“一国的国际地位通常随其物质资源的增长而提升。拥有大国经济实力的国家最终都变成了强国,不管他们自己愿意与否。”
正因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经济关系是国家间实力竞争最为重要和基础的部分,他们认为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崛起必将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强国,因此将中国经济上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经济地位的威胁。出于这种认识,美方自然会动用各种手段应对这一威胁,延迟中国的崛起。
第二,美国在现行国际关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美国不仅承担了构建和维护现有体系的责任,而且还享有以体系构建者的身份优势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崛起大国进行打压遏制、推卸责任和话语诋毁的特权。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指出,“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在建构国际经济活动的目的和主要规则方面起主导作用”。作为二战后的超级大国,美国主导建立了一个全球范围内以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对这一体系的维护和扩展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当然,当美国以体系建构者的身份规划其世界经济体系时,它根据的是自身的利益和喜好,保证体系建立以后美国能从中持续获取利益,享受制度分红。换句话说,当体系建立后,美国便成为体系特权的享受者。美国在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享受特权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美元以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通行全球。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就是,美国是当前“惟一一个能用自己的货币支付其全部进口产品的国家”。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曾对美国的特权进行了更为透彻的阐述:“对大部分国家来说,其国际收支的盈余或赤字表明了其国际金融地位的强弱。对美国来说,情况正好相反。说实在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一直维持国际收支赤字却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这揭示的不是美国的羸弱地位,而是美国在体系中的强大权力……美国可以毫无节制地发行美元,而其他国家却毫无选择,不得不接受美元支付,除非他们愿意承担难以接受的代价。”
当中国和其他国家加入由美国建构和主导的国际组织时,美国便可以利用其手中的体系特权对这些国家设定加入组织的条件。美国在中国入世时之所以能够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且坚持不让步正是体系建构者特权的表现,体现的是制定规则的权力。而当中国加入了体系之后,美国可以继续利用其体系建构者的地位对中国的表现评头论足,要求其遵守体系规则。与此相一致的是,奥巴马总统近两年来在多个场合的演讲中打出所谓“规则牌”,三番五次要求“中国必须遵守规则”,以此“规范”中国的发展。为此,奥巴马政府还于2012年2月成立了跨部门贸易执法机构,旨在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开展调查和执法,确保相关国家遵守国际贸易规则。
同样,美国利用了体系特权对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进行政治操作,将责任归咎于中国等国家。而当中国的发展模式对美国构成挑战时,美国也动用了体系赋予的话语霸权对中国的模式进行贬损和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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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效应是指,在经济过热时,通过货币政策紧缩或抑制经济运行,效果较为明显;而在经济萧条时,通过货币政策扩张或刺激经济运行,效果则不明显。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16货币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因为中国财政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具有不亚于货币政策的影响,故而本文在构建VAR模型的时候,同时采用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和区域物价水平等四个变量进行分析;并将样本区间设定为1979-2010年。在变量选取上,可以从金融机构贷款额、M0、M1、M2、拆借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中选取适合中国的货币政策变量。基于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取M1为货币政策变量。由于M1数据从1990年才开始公布,故而1979年至1989年的相关数据由M0代替。财政政策变量用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数据表示,并利用HP滤波处理之后得到的周期(Cycle)部分代替。由于货币、财政政策的目标为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所以用全国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以及各省市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作为货币、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979-2010年的全国GDP、CPI、商品价格指数及M1、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人口数等全国年度数据;选取各省区的GDP商品价格指数、人口数等地区年度数据。GDP等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相关变量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利用1978年为基年的定基比商品价格指数作为物价指数,将M1、省区GDP、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变换为实际值。其中对区域GDP数据取自然对数并求一阶差分,以得到平稳序列。为了剔除因人口增长快慢而扭曲的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以各省区的人均GDP作为区域经济变量数据2。其次,与大部分研究直接得到各省区物价指数的平均值不同,我们以各个地区的实际生产总值占四大地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比重为权重,计算得到加权平均后的各省市商品价格指数(以商品价格指数1978=100为基准来求实际值)。这一做法提高了物价指数的精确度。最后,对各变量的实际值进行平稳化处理。
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关系
(一)平稳性检验
利用VAR模型做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需满足序列平稳性条件,故利用ADF单位根分析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表明,财政政策变量(CZ)、货币政策变量、四大地区物价变量(SI_PR_DONG、SI_PR_DONGBEI、SI_PR_ZHONG、SI_PR_XI)、以及四大地区产出变量(SI_GR_DONG、SI_GR_DONGBEI、SI_GR_ZHONG、SI_GR_XI)取自然对数后的一阶差分值满足平稳性条件,且是一阶单整的
(二)协整检验
结合单位根检验和各个变量的图示,确定协整分析的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并利用AIC或SC最小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对各变量进行协整分析。说明,经过对数变换后的地区人均GDP(LNGDP)、物价水平、货币和财政变量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此初步判断货币、财政政策与产出和物价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三、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一)VAR模型估计结果
对实证模型的选择,近似主题的文献较多采用VAR、SVAR、VECM等模型做实证分析。虽然这些计量模型均无法准确捕捉改革开放后30年中的区域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变迁4,但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参照同类文献的做法有利于比较,故本文仍采用VAR模型做实证分析5。利用VAR(k)模型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分别与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的人均GDP及价格指数进行分析。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不同k值采用AIC或SC最小原则确定,分别为3、1、1、1。表4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四大区域产出及价格VAR模型估计结果注:估计结果下方的R-Squared值是单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部人均GDP(SI_GR_DONG)、价格指数(SI_PR_DONG)四个变量之间的VAR(3)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前二个方程拟合优度稍小为0.72,后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8以上,表明模型能较好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主要考虑后两个方程的估计结果。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北部人均GDP(SI_GR_DONGBEI)、价格指数(SI_PR_DONGBE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7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5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为了分析完整性,对东北、中部以及西部区域也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中部人均GDP(SI_GR_ZHONG)、价格指数(SI_PR_ZHONG)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7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西部人均GDP(SI_GR_XI)、价格指数(SI_PR_X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5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3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不过,VAR模型相对不那么在意拟合度和系数的显著性问题。下面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来描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冲击,对各区域人均GDP和加权平均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造成的动态影响
(二)脉冲响应函数及累计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
在各VAR模型中,分别考虑狭义货币供应量(M1)及中央财政支出(CZ)变动在未来10年内对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4大区域人均GDP实际值、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在经历货币政策冲击之后,在第一年达到最大响应值,分别为0.020272、0.014757、0.014913、0.001565。从大小来看,“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从区域经济效应累计值来看,货币政策冲击产生后,东部、东北部、中部区域在第二年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而西部则第一年已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分别为0.031895、0.018998、0.022865、0.001565。按累计响应值大小来排序,也得到了“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类似排序。可见,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并未随时间而有大的变化。另外,中国货币政策对西部区域几乎不产生影响。这点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是吻合的。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物价效应,之前的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在1%显著水平下,M1与中国各个区域的物价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而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来看,四大区域均在第二年达到响应峰值,分别为2.59148、2.136434、2.119478、1.789887。按响应大小来排序,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虽然货币政策区域价格效应也存在地区差异性效应,但是其区域价格效应差异远远小于区域经济效应。从上述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见,中国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东部区域的经济和物价水平,其次为东北和中部区域,对西部区域的影响比较小。有意思的是,中国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大小排序恰好相反,为“西部>中部>东北>东部”。并且财政政策达到响应峰值时间也属西部是最快的。不仅如此,财政政策累计效应也得到了“西部>中部>东北>东部”的同样结果。可见与货币政策类似,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也未随时间而起大的变化。综合来看,上述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结果,为我们构建合理的且相互补充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提供了许多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和格兰杰检验结果具有相互印证性6。关于货币政策的时差,在整个区域货币政策实施第一年达到效应峰值,除了西部区域之外,第二年累计效应达到峰值,第三年开始起效应变为负。财政政策效应在西部第一年、在中部第二年、在东北第三年、在东部第四年达到效应峰值。不难发现,虽然从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来看,西部区域效果最明显,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这可能与中西部区域支柱产业不足、区域竞争优势较低、区域产业单一等原因有关;财政政策实施初期主要投入在基础实施建设上,因而实行初期效果较明显,但因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其后续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导致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因此,截至目前,通过财政政策尚无法充分弥补因货币政策实施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差距。有效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效力,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配合。
四、结论
本文利用Granger检验、VAR和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对中国1979-2010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区域经济效应”、“区域物价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中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虽然对中国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区域经济效应上具有地区差异性的发现,与既有研究具有一致性。但本文的分析更强调单一政策和组合性政策效力的不同,尤其强调组合性政策对相关的产业配套政策的可能的依赖性。具体而言,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大小排序为“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排序恰好相反。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东部区域的发展,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这可能由货币政策实行之后,资金及生产要素主要流入到区域竞争优势强、投资环境良好、产业收益率高的东部发达区域所致。与此不同,财政政策对中西部落后区域的影响较大,缓解区域经济结构的恶化。但是财政政策对中西部区域的效果大却短暂,无法提供该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性解决方法;故而需要产业政策等相关措施的配套实施。另外,货币政策(M1)与各区域价格指数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其对区域物价效应的排序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但是其区域价格效应差异远远小于区域经济效应。从Granger检验看,财政政策(CZ)与区域物价指数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脉冲分析则表明,财政政策的实行会带来整个区域的物价下降。这可能是因为财政政策主要投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上,会通过促进生产而导致总供给移动,最终导致了物价下降7。总之,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组合可能要比单一的财政或货币政策更为有效。应综合考虑两个政策在区域经济效应与区域物价效应上的地区差异性,从而构建合理的且相互补充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由于财政政策尚无法完全弥补因货币政策实施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差距,故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配合,以有效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调控效力。
一、我国民营企业融资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其经济地位与作用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在民营企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其对资金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可以说,资金是支持我国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然而,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现状却不容乐观,融资问题甚至已成为制约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有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两种,内源融资是我国民营企业的主要渠道。根据抽样调查显示,我国民营企业的自我融资比例高达90.5%,这意味着我国民营企业基本上是靠自有资金发展起来的。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结构实际上处于一种严重失衡的局面,具体表现在:
(1)一方面,作为我国GDP增长主要贡献者的民营企业有着迫切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有关的融资制度仍然向国有企业倾斜,这就造成了民营企业对融资的需求大大超过现有的融资供给,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阻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2)间接融资渠道不畅,贷款困难,使民营企业的发展只能主要依靠白有资金,靠自有积累滚动式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民营企业快速壮大的渴求,减缓了许多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步伐。
(3)间接融资中,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的结构失衡。我国的商业银行主要是国家银行,它们的服务对象多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很难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
(4)与各种渠道的贷款等间接融资相比,能够通过证券市场直接募集资金的民营企业不到万分之一,直接融资难的问题比间接融资更加突出,在作为民营企业主体的中小企业中这种失衡尤其明显。
二、我国民营企业融资状况分析
(一)管理水平落后
我国的民营经济绝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和个体户,管理水平不高,企业制度也不够规范。企业规模小、人才缺乏,民营企业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之后,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管理水平落后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
(二)信用意识不强
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诚信观念比较淡薄,社会信用欠佳,使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加大,从而造成民营企业的贷款困难。
(三)国有金融机构对民营经济金融服务的动力不足
由于国有企业具有稳定就业的作用,维持国有企业的稳定与增长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国家需要为国有企业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一任务就成为国有金融机构的重要使命,由此形成了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支持的刚件依赖关案。
(四)面向民营企业的服务体系不完善
一是我国的政府机构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基本不是依照民营经济运行的需求设置的,缺乏统一的民营企业服务管理机构,使有关民营经济的政策政出多门。造成了政策混乱,有时甚至相互矛盾,政策的透明度、公允性、针对性及其实施程度也因此而大打折扣。二是专门扶持民营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缓慢。我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主导银行有城市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和中国民生银行等,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这些银行实力较弱,而且城乡信用社在结算、服务功能、资金实力等各个方面远不能满足民营企业发展的需要。三是高水平、权威性强的社会中介机构发展缓慢,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和企业质信评估不健全。
三、近期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情况及对民营企业融资产生的问题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制约企业正常经营发展的瓶颈很多。主要有:
(一)原材料价跌过快
2008年上半年原材料价格猛涨,下半年价格猛跌,原材料价格波动大而不稳带来连锁效应,产品价格严重下降,导致企业生产成本过高,负债经营,加之很多供货企业停产、破产,导致企业举步维坚、生产困难。
(二)资金不足、企业融资难
虽然国家出台了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有关政策,降低了银行贷款利率,调增了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但是银行对中小企业发展信心不足,特别是当前金融危机这一大背景下,银行为了降低风险,加紧收缩银根,对中小企业实行“限贷”、“惜贷”、甚至停贷,尤其是国有四大银行。
(三)企业规模小,处在产业链的底端,抗风险能力弱
原材料价格持续下跌,带来了产品的快速降价,用货企业限产、停产、乃至破产,造成市场萎缩,产品无法销售,库存压力加大,企业维持艰难。四是工作人员思想不够解放,办理审批手续时间长。有关部门对项目的审批程序繁琐,工作人员胆小、怕出事、怕负责任,工作效率不够高;对审批条件都已具备的项目,却反复查找问题,拖延了审批时间。
四、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影响及建议
(一)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影响
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量使企业资金供应充足或紧张。货币政策无论其目标如何,方法怎样,从资金供应角度看,理论上说无非是两种:一种是紧的货币政策,另一种是松的货币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大都是紧的或松的货币政策交替实施。
(2)货币政策调节利率水平,是企业筹资成本变化,进而改变其资本的供求。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过程中,要经常调整其再贴现和再贷款利率。中央银行如果实行紧缩政策,则调高利率。其结果专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取得贷款时要付出较高的利息或贴息,专业银行必然也要提高其贷款利率或帖现率,从而使得整个利率水平上升,企业的筹资成本也相应上升,如果企业产品的销售价格不变,就必然要减少利润,这会迫使企业压缩资金的占用和需求,进而缩减生产规模。
(3)货币政策影响物价变动,间接影响企业生产、流通。这属于货币政策对企业的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中央银行为刺激经济而采取信用扩张政策上。信用扩张会使得货币供应量增多,货币供应量如果超过生产流通所可观需要的货币量就会促使物价水平上升,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表面上看,对企业有利。因为企业可以随之提高产品的销售价格,从中牟取超额利润。但仔细分析却不尽然,因为企业的生产成本也要上升。
(二)建议
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可以看出,民营企业要求得发展,必须首先克服自身缺陷,要运用现代管理理念规范企业行为,完善内部管理,降低经营风险,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信息以降低金融机构监督成本,从而降低自身筹资成本。其次,要进一步开发资本市场,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其主要做法如下:
(一)切实帮助企业缓解劳动成本压力
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帮助企业和员工全面正确理解劳动合同法,避免劳资双方对条款的片面理解引起不必要的劳动纠纷。当争议或纠纷发生时,有关部门应辅以事先告知、核实,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然后再行查处。政府应当成为劳资双方利益的“调节器”,以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实现双赢。建议县政府能根据行业特点,出台符合行业生产规律的如不定时工时制、弹性用工制度等条款,对本岛实体型企业制订相应优惠政策,鼓励已有的实体型企业多招收本地劳动力,对招收本地人员需缴纳的小城镇保险金(每人每月约433元)与招收外地民工缴纳的综合保险金(每人每月约220元)的差额由财政给予一定补助解决,切实帮助企业缓解劳动成本压力。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建议政府能采取一些特殊措施。例如,面对当前企业开工不足而多余的员工,可通过企业工会和职代会,允许企业与员工协商,对员工工资实行按5天计算支付制度,日工资水平按照960元/22天计算,每天44元,以5天工资为最低计算单位,即员工基础工资为220元,如企业开工不足,对暂时停业在家的员工,给与220元/月的最低生活保障工资,对超过3个月还未上岗的员工,企业暂停发放最低生活费,员工的社会保障费仍按照原来办法解决,让员工和企业共渡目前的“寒冬”,待形势好转时再行恢复。
(二)拓宽融资渠道,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一是建议政府组织开展多种形式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融资合作,协调金融部门优化金融产品,增加放贷额度,简化放贷程序,优化金融服务,全力支持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最大限度地满足民营企业不同层次的融资需求。二是尽快建立和完善县、乡镇两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将其纳入年度预算,并逐年扩大专项资金规模。建立和完善包括信用担保、互助担保、商业担保在内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三是创造条件,尽可能多建立小额贷款公司,直接满足企业部分资金需求。在健全融资担保体系的同时,要建立健全民营企业服务体系中的人才服务、市场服务、技术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等一系列服务体系,从而为民营企业提供全面服务,扶持其健康成长,为民营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培植良好的客户群体。此外,还应建立健全与民营企业融资担保相关的企业评级、项目评估、资产评估、代偿制度等配套制度,为民营企业融资担保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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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17我国财政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在国际新形势下,发展战略性产业已成为时代的要求。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低的提高,对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企业要想顺利完成转型,就需要有效的财政政策的支持,而我国目前的财政政策还有待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一.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家的支持和引导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有些产业有了重大突破,取得了不少成就,有效提高了产品国际竞争力,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其核心问题就是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唯有不断创新才能有所进步,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技术创新并没有跟上脚步,这一环节的落后直接影响新兴产业迈上新台阶,制约着其进一步发展。而且有很多企业盲目投资新兴产品,没有对其合理评估,造成各方面的浪费。因此,在欢呼新兴产业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不足,政府也要引起注意,积极力量鼓励科技创新。
二.我国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财政政策
(一)财政支出政策
1.财政直接投资我国对于新兴产品的投入大部分是通过拨款给相关企业实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总是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甚至是依赖于科技创新,而技术创新往往在有其前沿性的同时也有风险性,导致这样的产品在研制前和投入生产时集资较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要出面提供相应资金保证产品顺利研发。
2.财政补贴财政补贴是针对个人和企业的一项政策,主要包括相对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等,为企业提供了一定的保障。通过补贴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为新兴产业的发展积极献计献策;通过补贴鼓励公司坚持发展新兴产品,投入更先进的技术,逐渐调整资源配置结构,使新兴产业的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
3.政府采购政府采购这一财政政策有其独特的意义。通过政府采购可以直接改变市场需求,高需求量可以使得相关企业生产规模扩大,而且政府采购大大降低了企业的产品成本,刺激企业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影响新兴产业格局。这一手段也可有效阻止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在市场上扩散。
(二)财政收入政策
财政收入政策包括税收和国债等。一般是通过对新兴产品企业和从事相关工作的工作人员实行减税甚至免税政策,增加员工的收入,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引导企业重视新兴产业,加大对其的投资,逐步提升新兴产品在市场中的地位,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我国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所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投入力度不够
近几年来,国家也意识到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品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财政上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给予支持,可是这与实际需求还有一些差距。企业完成转型,转向向新兴企业投资的过程中面临很多的挑战,要想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顺利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离不开国家的财政支持。而在我国,对新兴产品研发和生产的投入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
(二)采购政策效果不佳
政府采购对于推销新兴产品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市场需求,使产品更快更容易被消费者接受。而我们国家的采购政策还不是很成熟,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一方面,采购政策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效率低下,并没有向预想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对于战略性新兴产品采购有限,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影响较小,对需求结构的改善有其局限性,不能很好地带动新兴企业的发展,使企业主动转型向新兴产品投资。
(三)税收政策有待改善
税收政策对调整资源配置有很重要的作用,可是我们国家的税收并没有形成一定的体系,实际效果不尽人意。税收政策范围太广,太过笼统,没有具体到哪些产业和哪些环节,无法达到真正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目标。战略性产业在发展初期,尤其是产品研发初期面临很大的投资风险,不仅需要大量启动资金,产品效果还未知,无法保证,面对这样的情况,如果有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就会给企业很大支持,而我国这方面的税收政策还有待完善。因此,在税收政策方面还需要根据企业实际需要作出改善,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额、真正对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有所帮助的税收政策。
四.总结
国与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技术和人才的竞争,我们国家要想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就要强化创新意识,坚持发展新兴产业,不断适应时代的要求。毫无疑问,新兴产业的顺利快速发展离不开国家的财政支持。只有国家对其高度重视,加大投入力度,才能保证企业自主创新,改进技术,进一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此政府要意识到财政政策对其的关键性作用,在实际实施中不断发现问题并及时改善,给新兴企业的发展提供实质性的保障,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稳定快速发展。
一、引言
我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不断推进小微企业改革和发展工作,将其作为完善经济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小微企业财政支持体系、融资担保体系和辅助服务体系,使小微企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崔庆梅(2014)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提出了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担保的建议。胡逢源(2015)针对实践中的问题提出了促使小微企业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财政部财科所(2015)从财政、税收、金融等宏观层面对全面完善我国小微企业发展的支持政策提出了建议。但是,我国农业小微企业由于起点低、基础差,财政政策的覆盖面不够,在成长和发展历程中存在很多难题,特别是在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市场失灵以及政策层面缺乏针对性扶持,给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多阻碍。因此,政府有必要针对农业小微企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实现农业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
二、国家财政政策支持农业小微企业发展的理论依据
(一)国家财政政策的功能问题分析
由于财政政策公共利益的价值属性,要求财政政策在资源配置、经济稳定和社会再分配三个方面发挥作用。资源配置功能指政府通过制订政策和法律等资源运作规则,提供特定的物品和服务,合理引导资源的流动和配置,达到最佳的公共利益。市场必须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然而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并不能通过价格有效反映出来,很难通过市场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同时,市场内生缺陷也会影响市场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难以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因此,为了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就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政策来改变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实现最佳的配置效率。财政经济稳定职能是指根据实际经济状况实行不同的财政政策来协调和保证经济稳定的,可以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市场经济中,市场自发调节难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会造成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这些波动会对资源的有效配置造成一定影响,财政政策的经济稳定职能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促进社会的稳定,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社会再分配职能是指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税收来调整收入分配。由于市场存在外在缺陷,即存在不公平的现象,这种不公平现象会对公共利益造成很大影响,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很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这就需要政府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发挥财政政策促进社会公平分配的职能。
(二)基于国家财政政策功能视角的理论依据分析
财政政策的资源配置、经济稳定、社会再分配三种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资源配置方面: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自由竞争的市场常常会导致垄断的出现,垄断又会阻碍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导致市场难以发挥作用。我国绝大多数农业小微企业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较弱,与大企业竞争过程中常处于不平等和劣势地位;另一方面,财务管理体制不健全、信息的披露与获取制度不完善,也是农业小微企业的明显特点,因此农业小微企业在金融市场上信用评级较低,融资能力明显低于大企业。这就需要财政政策在遵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围绕农业小微企业发展需求来高效合理地配置资源,维护市场公平与效率。经济稳定方面: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难以实现经济稳定发展,导致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波动,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小微企业提供了占主体地位的社会消费品,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因此,熨平经济波动就需要财政政策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对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进行支持和引导。社会收入再分配方面:由于市场存在不公平的现象,容易造成收入的两极分化。财政政策可以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或加大对低收入者直接财政支出来实现收入再分配,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三、国家财政政策支持农业小微企业发展的方式和途径
(一)国家财政政策的类型和工具
1.国家财政政策的类型。国家财政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政府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措施。”常见的有两种不同的划分依据对财政政策进行区分。一种分类方法是根据对国民经济总量调节时发挥的不同作用分成扩张性、中性、紧缩性财政政策;另外一种分类是按照其对国家宏观经济所产生的作用不同,划分成自动稳定的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当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平衡时,政府会根据不同的供求情况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当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时,政府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减少财政收入的同时扩大财政支出。否则政府会在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减小财政支出,从而使供求处于平衡状态。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一系列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政策来发挥财政政策内在的调节功能,对经济变动情况快速自发的做出反应,无需依靠外力。与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相反,相机抉择可根据功能不同细分为汲水性和补偿性财政政策,需要依靠外力的帮助才能调节经济发展。当经济出现波动时,采用汲水性财政,是在经济本身具有自发恢复力前提下,通过公共投资诱导经济景气复苏,吸引民间投资的缺期财政政策。当需要对现实的经济状况进行反向调节时,常采用补偿性政策来稳定经济波动。经济过热膨胀时,政府增收减支;经济萧条紧缩时,政府减收增支。在实际应用中,政府通过考虑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自然习俗因素来选择合适的财政政策。经济因素主要需要考虑的是实现财政政策的三大功能的经济手段,社会因素主要包括失业现象、收入两极分化等问题,自然习俗因素主要是指本国的特有的自然习俗情况。
2.国家财政政策工具的选择。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为了保证财政政策相应功能和目标的实现所采取的方式方法。财政政策主要包括预算、政府购买、财政转移支付、税收、政府发行的国债等。预算是最基本的财政政策手段。预算通过直接和间接调整预算支出结构、数量,调节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关系,以及市场的供给、产业结构,使预算支出倾向社会公平领域,对社会收入进行再分配,最终实现对资源配置、稳定发展和资源再分配的作用。政府购买是政府作为购买方和支付者,通过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或服务,从而增加了社会需求。当财政资金以无偿的形式进行单向支付时,称之为财政转移支付。其作用在于:一是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调节社会总供求关系。在经济蓬勃发展时,为了缓解消费需求膨胀的压力,减少财政支出;在经济处于衰退期时,为了刺激消费需求,增加财政支出。二是调节收入再分配。政府将税收收入无偿转移给收入较低的入,来缩小国民收入的差距。三是以间接的方式调节经济结构。当需要增加产量时,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差额来间接降低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当需要刺激对某种产品的社会总需求时,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消费者来减少消费者的实际支出。税收是国家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之一,它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方式。税收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的形式特征。国家可以通过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来调节市场主体行为和优化资源配置。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收入实现资金从私人部门流入到政府部门手中;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变动征税对象、税率来调节总供求的平衡关系,间接进行社会收入的再分配,引导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从而对现存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国债指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筹措财政资金,以国家信用为背书所发行的一种债权债务凭证。政府通过设置不同的公债数量、利率、偿还期限等条款并且将其在市场上发售来获取资金,以此来改变市场上的货币供给数量;公债资金的运用,是政府将集中起来的公债收入,通过财政支出的形式进行再分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间接的改变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在实际对财政工具进行选择时,需要具体考虑当前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承受的压力等相关因素,根据预期实现的目标来选择最合适的某种财政工具或者财政工具系列组合。
(二)国家财政政策支持农业小微企业发展的方式选择
财政政策作为一种调整经济发展的方式,可以通过改变财政收支结构的方式对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起支持作用。财政支出政策包括优惠贷款、财政补贴等。优惠贷款政策在国外比较常见,是政府专门为支持农业小微企业发展制定的政策,表现为设立专门的金融机构或专项贷款来为农业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财政补贴是指国家为了扶持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补贴农业小微企业的贷款利息。主要对符合以下两种情况的贷款进行财政补贴:一种补贴情况是对符合特定条件的农业小微企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使农业小微企业能够在较长时间内获得稳定的融资收入,保障农业小微企业的长期发展。例如为了鼓励农业小微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政府设立专项资金来提高农业小微企业的研发水平。还有一种补贴情况是补贴农业小微企业贷款利息与市场平均贷款利息的差额部分,降低农业小微企业由于在贷款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而导致的高出市场平均水平的贷款利息,缓解农业小微企业的贷款成本压力。除了上述列举的财政支出政策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制定不同的财政收入政策来改变农业小微企业的征税科目和税率,调整农业小微企业的税收结构,缓解农业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具体包括以下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调整税率,降低应纳税额,从而实现对农业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涉及到的具体税目可以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等,这种方式可以从根本上减轻农业小微企业的负担。第二种方式是延长缴款期限。这种方式从本质上来讲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金额并没有影响,影响的只是收款时间,等同于政府向农业小微企业提供了一笔无息贷款,给予了农业小微企业更宽松的还款期限,缓解了农业小微企业的经济负担,而对政府来说则相当于损失了一部分利息收入。第三种方式是直接对农业小微企业的某些应税项目进行税收减免,从最基本的源头上降低农业小微企业的应纳税金,例如符合相关条件的农业小微企业具有关税和所得税的豁免权等。第四种方式是通过税收返还、出口退税等政策间接降低农业小微企业的应纳税额,目的是为农业小微企业发展某些特定的经济活动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增强农业小微企业的竞争优势。例如为鼓励农业小微企业将利润进行再投资,对农业小微企业再投资部分缴纳的税款进行退税处理。第五种方式是通过加速折旧来延迟纳税,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增加当期折旧费用来减少当期应纳税所得额,相当于政府提供给农业小微企业一笔短期的无息贷款,企业获得了延迟纳税的机会。除以上列出的财政对农业小微企业支持的方式外,还存在其它支持农业小微企业的方式。例如,通过清理政府收费中不合理的收费,减轻农业小微企业收费负担,从而支持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
(三)国家财政政策支持农业小微企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财政政策支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并实现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主要通过以下四种方式作用于农业小微企业,促进其发展,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第一,财政通过支持中介组织来支持农业小微企业发展。中介组织位于政府和农业小微企业之间,政府通过对中介组织支持来间接支持农业小微企业发展。第二,宏观财政政策调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状况与其周围的环境息息相关。财政可以通过改变外部环境来间接影响农业小微企业,具体方式包括通过改变税收结构、财政支出政策等方式来影响农业小微企业发展所处的环境,引导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方向。第三,财政可以通过政府购买和税收等工具来支持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政府作为一个特殊的交易主体,在交易时除了考虑成本质量外,有时还要考虑一些公共利益,通常并不遵从成本最低质量最好的原则来行事,而是体现了一定的倾向,政府并不一定为了自己真正的需求而购买商品,可能唯一的目的仅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改变税收结构和调整税率来影响公共产品的价格,通过降低产品的成本来提高农业小微企业的利润,扶持农业小微企业发展。第四,通过财政资金支出来直接调节市场上对农业小微企业产品的供求关系,引导农业小微企业发展。例如可以通过补贴刺激消费者对某种产品的需求,间接引导其发展。
一、前言
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自身规模较小,导致其在融资过程中,面临着较大的难题。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市场竞争环境日益激烈,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下,中小企业处于夹缝中生存的状态。但从我国国情来看,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建设来说,作用越显突出。加强财政政策的有效支持,促进国民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发展过程中,要注重财政政策优化措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给予中小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从而促进中小企业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
二、发展中小企业的必要性
(一)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小企业数量越来越多,在国民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作用越显突出。据相关数据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在全国企业的比重超过99%,创造GDP占全国GDP总数的60%以上,上缴国家税收为税收总额的50%以上。通过这一数据结果来看,中小企业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小企业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
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缓解了近70%以上的乡镇就业力,为大量人员提供了就业机会。这样一来,对于缓解我国就业压力,保证社会稳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社会救济能力较差,这就需要更多的企业缓解就业压力,中小企业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三)中小企业有利于推进改革深入发展
中小企业发展逐渐成为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中小企业发展,逐渐朝着灵活性、成本性方向迈进。中小企业自身进行体制改革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于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综合中小企业发展现状,探究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可以为国有企业改制提供有效参考和借鉴。
三、现阶段中小企业政策支持存在的问题
目前,就我国中小企业财政政策支持现状来看,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中小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原有的《中小企业促进法》作用较小,难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就2010~2014年中小企业发展情况来看,增速达到25%,个体商户数量大幅度上升,并且增速保持在10%以上。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原有政策滞后性逐渐突出,如何对这一问题进行有效解决,事关中小企业长足发展和进步。
其次,中小企业吸纳就业能力逐渐增强。目前,乡镇近70%以上的就业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就2014年调查数据显示,中小企业就业人数高达23145.12万人,个体就业人数达到8542.23万人,增速高达11%以上。
最后,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其产业结构处于优化状态。中小企业的业务范围程序大幅度拓展状态,从原有的加工、运输、建筑,更多地朝着服务领域、高新技术领域迈进,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如何对这一问题进行解决,就需要采取更适合现阶段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
四、支持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探讨
结合上文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其地位在国民经济建设过程中越显突出,加强财政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予以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支持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可从以下几点进行考虑:
(一)注重转变财政资金支持政策
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对资金支持政策的转变,由原有的无偿投入朝着市场运作方式转变。在发展过程中,财政资金支持要以“杠杆性”、“引导性”为主要发展目标,这样一来,可以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持续性作用,从而实现中小企业又好又快发展。杠杆性和引导性发展,能够实现中小企业对资金的合理配置,并且增强企业竞争力,使中小企业在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更好地发展和进步。
(二)注重对税费政策进行完善
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加强税收政策立法,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的税收政策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税收政策选择过程中,可以采取间接税收优惠,帮助中小企业实现技术创新,从而延长债务清偿期,允许设备加速折旧,更好地为中小企业减轻税费负担,增强中小企业生存和竞争能力,以实现中小企业更好发展目标。
(三)完善金融支持政策
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由于其自身规模较小,贷款抵押不完善,导致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想要获得充足的发展资金较为困难。这样一来,建立多层次的融资体系,是现阶段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对此,可设置政策性银行、社区银行、村镇银行、小型贷款公司等多种融资发展模式,注重加强互联网金融行业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有效应用,更好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同时,在金融支持政策支持过程中,可注重对国外先进经验学习,并结合我国国情,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四)构建中小企业征信体系
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征信体系的构建,是中小企业解决风险识别问题的一个重要保障。对此,财政政策支持过程中,可建立专门机构,集中解决中小企业信用体系问题。这样一来,采取征信系统管理模式,可以降低中小企业带来的信用风险问题,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规范化、健康化发展。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现阶段中小企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原有的财政政策难以满足中小企业发展实际情况,这就需要对支持性的财政政策进行有效改进,能够适应中小企业发展需要,从而更好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进步。对此,财政政策的支持,可从中小企业征信体系、融资体系、税费改革、支持方式变革等角度,解决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财政政策真正地发挥支持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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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的思想政治教学中,形势与政策课程是一门必修课,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有重要的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浅谈加强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管理》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开设的目的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帮助大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培养大学生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从当前形势来看,我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当前我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现状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重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际形势、国际关系,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对外政策等。很多时候,学校要将教育部教学要求和国际国内形势结合起来,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内容时常需要进行调整。为了确保教学质量,高校要结合教学资源和具体情况,明确该课教学方向与讲授内容。在诸多因素作用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也受到一定影响,出现了许多问题。
目前,我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有:第一,课程重视度不够,教学内容薄弱。在高等教育日益平民化的今天,为了争取更多的生源、提高教学质量,许多高校在教学中都以特色教学、专业教学为主,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不够重视,在形势与政策教学上缺乏统一要求,导致教学随意性过大;第二,教学模式单一。许多教师在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以传统的理论教学为主,满足于教学“满堂灌”和照本宣科,轻视实践教学,教学效果大打折扣。第三,师资队伍建设边缘化,是高校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许多高校都缺乏专职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师多由行政管理干部担任、兼任,教师队伍建设不稳定。此外,一些教师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势、问题认识不清,教学水平有待提高。
2. 加强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管理的对策
2.1 明确课程定位,提高教学重视度
提高对课程的重视度,是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关键。鉴于此,高校教学管理部门需要全方位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进行定位,夯实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基础。这就要求高校教学管理部门站在更高的层次去认识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重要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作用,在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其次,高校教学机构要严格落实国家教学方针,给予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以大力支持,成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领导小组及专门的形势与政策教研单位,开展有关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研究工作。再次,高校宣传部、教学管理单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室要积极开展各类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活动,做好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宣传,通过专题讲座、宣传栏、广播站等形式,让广大师生看到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价值,构建良好的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氛围。
2.2 完善教学体制,规范教学
形势与政策课程是高校德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高校更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使学生获得更加全面的发展。鉴于此,高校要进一步完善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体制,建立健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管理机制与工作机制,明确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大纲、教学规划、组织制度、教学实施步骤,将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纳入全校教学管理机制范围中去。与此同时,高校还应将课程执行计划与课程大纲、教学结果结合起来,确定课程学时、学分,以推动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活动的全面开展。在此基础上,高校还要及时准确把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活动实际状况,及时更新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使其既要符合教学大纲,又要与大学生生活、学习实际相关联,以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针对性、有效性。
2.3 创新教学方法,优化教学模式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紧迫性,要求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这就要求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师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动态和心理特点,了解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育的特殊性,用鲜明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知识丰富课堂教学、开拓学生视野,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而高校则要根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实际,将那些具有时代精神、教育价值的内容引入到课堂上去,同时开通网上专家论坛、课件共享、网络教学考核评估系统,满足学生对知识的需求,优化教学环节。其次,教师还要创新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改变过去那种“填鸭式”教学模式,关注教学内容拓展和延伸,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等获取更多的教学资源,构建全新的以学生参与、师生互动为主的教学模式'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挖掘更多有价值的案例,利用授课与专家报告相结合、案例分析、多媒体课件等引导学生参与到课堂讨论、热点分析中来。
2.4 加强教学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上,这句话同样适用。为此,高校在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应适当增加实践教学的比例,以实践教学为新视点,提高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方式与实效性的匹配性,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则要立足于教学资源优势,对不同年级的学生提供分类实践指导,在教学中高度强调知行统一,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思想政治实践活动,在实践中认识、固化知识。如对低年级学生开展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鼓励他们参与到学校文化活动中去;对高年级的学生开展以奉献和服务为主的就业教育,为他们参与暑假锻炼、社区服务、支农支教锻炼提供更多的机会。此外,教师还要紧扣时代脉搏,将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代主题结合起来,开展以农民工、留守儿童生存状态调查、农村新农合医疗、环境污染等为主的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让学生对学校、自身所处的社会发展问题进行探讨、分析,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让学生养成良好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习惯。
2.5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是教学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与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效果有着直接关联。因此,高校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以提高形势与政策教学水平、这就要求高校立足于完善的人才引进机制,引进一批高学历、教学经验丰富、教学能力突出的形势与政策教学教师,并用优厚的政策和待遇、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工作环境吸引和留住人才;其次,高校应加强对现有教师队伍的培养,开展以继续教育、在职培训为主的教师教育与培训,经常性地开展教师教学观摩活动,以提高教师队伍的思想素质、教学能力和专业素质;再次,高校还要从各院系辅导员中挑选部分综合素质较高的人兼任形势与政策讲师,以充实教师队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高校还可以从其他机关、研究部门聘请专家学者来校兼职,开展讲座,以扩大教师的知识面,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质量。
《浅谈独立学院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困境与改革策略》
近些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教师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给予更高的重视。目前,高校“形势与政策”的教学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难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实践教学在“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则受到了越来越多教师工作者的重视,实践教学的应用,对独立学院教学改革与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的概念及重要性
1.1 “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的概念
“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实践教学,是指结合“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目标及任务,围绕该课程的教学内容,结合时代发展状况以及学生的思维、思想特征进行考虑,将教学基础定为课堂,在教师的组织领导下,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促进其在思想政治活动中的参与,并且应保证该活动的目标、计划以及实施均已得到明确。“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实践教学,在各种教学模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能够有效促进学生思政水平以及分析判断能力的提高。所以,实践教学的实施可有效促进预期教学目的的实现,促进学生对社会的了解,使学生通过实践寻找问题,并且对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最终使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从而实现知识与实践的结合,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效果。
1.2 “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分析
“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实践教学在该课程的理论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能够有效实现学生事物分析及创新能力的培养,为学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了解社会的条件。“形势与政策”课程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所以应切实遵循教育及实践的规律,坚持采用科学的理论对社会实践进行指导。所以,教师必须全面坚持马列主义进行实践教育的开展。“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实践教学以创建条件为目的,促进学生在社会实践及考察中的参与,使其对国际形势具有更多的了解,并且对我国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与方针具有较好的把握,从而能够树立自身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目前,“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采用灌输式的情况不在少数,在学生实践能力培养这一方面较为缺乏。现阶段高校学生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在这个阶段,其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十分重要。如果缺乏足够的社会实践,学生的性格与品质将难以得到提升,不能正确看待当前的形势与政策。大学生所处的人生阶段,容易遭受外来非主流文化的冲击。因此,教师必须切实做好大学生价值观方面的指导,促进其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建立。这要求“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将学生与社会相联系,向学生进行科学理论的传授。所以,教师不仅要注重理论教育的实施,也要促进实践教学的补充与完善,从而促进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同时提高其服务社会的意识与水平。
2独立学院“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2.1 独立学院“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的现状分析
就目前的教育体系而言,由于独立学院的性质及地位比较特殊,导致其教学处境比较困难。因为独立学院办学的独立性特征,经费主要由学校自主筹备,所以和其他政府支撑的院校相比,在经费方面存在较大的限制。并且,独立学院的办学理念是进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更加注重知识的应用,在“形势与政策”课程方面的教学缺乏重视,在教学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严重缺乏资金的投入。同时,“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资金投入被削减,使课程教学逐渐趋于形式,未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施。 类似于其他高校,独立学院“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缺乏丰富的教学形式,在传授的理论方面也比较落后,造成课程教学的效果难以令人满意。随着教育改革的实施,教育部门对高校实践教学具有更高的要求,并且为实现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提高,高校“形势与政策”的教学逐渐向实践教学转型。
2.2 独立学院“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所存在的问题
独立学院“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的首要问题是缺乏活动资金的投入。由于思政教学经费较为缺乏,在目前情况下,实践教学过程中涉及到的各方面费用就无法得到保障。其造成独立学院实践教学活动的减少,甚至在一个学期之内只有一次活动,教育作用遭到限制的情况显而易见。再者,教师与学生的安全问题难以得到保障。学生实践教学在外寻找知识与经验的过程中,其安全管理方面的问题较为严峻,教师人数有限,而相比于教师学生人数明显更多,并且大部分教师缺乏履行安全责任的意愿及能力。最后,学生社会实践的时间受限。由于学生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十分有限,其校外社会实践将对其他课程的学习产生影响,难以在时间上得到有效协调。
3独立学院“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实施的策略
结合目前“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的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应对实践教学的模式进行创新,从而实现“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效果的提升,主要有以下有效策略:
3.1 教师通过社会实践开展实践教学
该教学模式要求教师需要对国内及国际的重大新闻进行关注,加强资料的收集与获取,进行调查研究选题的设计,给予学生选择的权利选择自己所喜欢的题目。教师结合选题,对班级成员进行分组,将各小组根据选题的不同组建研究小组,以小组的形式开展社会实践,进行实践方案的制定,在教师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小组在开展实践研究前,教师需要针对学生的方案提供必要的指导,使学生实践资料获取的途径以及实践报告的写作要求等得到明确。如此一来,可提高教师对学生社会实践的把握,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有目的性与组织性。
3.2 促进学校第二课堂、志愿活动以及专业实训的结合
学校第二课堂是指,“形势与政策”的实践教学的实施由学校学工部以及宣传部门组织,将学校作为第二课堂,明确实践教学工作的各项分工。宣传部门的责任是制定各学期第二课堂的主题,并且进行实践教学选题的设计。学工部负责结合宣传部制定的选题组织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活动的设计不仅要能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也要能够较好地体现社会的热点话题,使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目的得以实现。例如独立学院的主旨是进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可以选取“人生目标的制定与实现”等,关于社会话题“可持续发展观”等。在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学工部应就思政教育活动形式的选择与教师展开探讨,促进学生爱国及民族精神的树立。
根据教育部的指示,各专业均需具备一定的实践教学内容,而实践教学的组织实施主要是由学工部或者教务处进行。相关科目的实践教学为“形势与政策”科目的实践教学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采取“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与其他课程的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形式,提高实践教学的实施效率。例如,在生化专业的实践教学实施过程中,可以进行相关环保问题的适当增加,使学生对该科目的价值具有更多的了解。
“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可采用志愿活动的形式进行。就独立学院而言,其志愿活动的开展主要是由学工部以及团委组织。志愿活动的主要内容是社会服务,要使课程的特征及要求得到较好的体现,并且应注意与学生专业之间的联系,促进学生在活动中的积极参与。这样一来,在使教学范围得以拓展的基础上,也实现了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通过该项活动的开展,可使学生对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及作用具有更多的了解,对学生尽快地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例如通过感恩节开展孝敬退役老军人的活动,使学生对社会的了解更加深入。总之,上述方式的有效应用,对学生实践教学中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3 加强新媒体的引进,进行实践教学平台的构建
随着社会的信息化发展,“形势与政策”的实践教学可以通过新媒体技术的引入,进行实践教学平台的创新与建设。由于独立学院在校外社会实践方面的限制,可以通过新媒介的引入,促进“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的有效开展。学校应充分利用网络所具有的及时性、开放性以及资源共享性优势,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理论教学进行良好的补充。学校可通过例如校园广播、微博以及电视台等各种媒介的利用,提高实践教学的影响力。例如可以就大学生就业问题制定相关网站,就学生关心的话题开展实践教学,可取得较好的实践教学效果。
3.4 加强与学生组织的合作
“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实践教学通过与学生组织的合作,可以取得不错的效果。主要因为学生组织也是学生的一部分,其对学生的性格特征以及兴趣爱好等方面具有更为清楚的了解。因此,与学生会、团委以及党支部等学生组织合作开展实践教学,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教师可与这些学生组织合作,加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校园活动的开展,包括主题晚会、演讲、讲座、环保服装设计大赛、知识竞赛等形式,促进学生的积极参与,对学生实施“形势与政策”的有效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
4 结语
总之,独立学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的实施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教师需要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对教学模式进行不断的改进与创新,才能有效提高“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的效果。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的有效实施,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学生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以及今后人生的发展均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
《浅议促进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课程教学的有效途径》
0 引言
形势与政策课紧密联系着当前世情、国情,是大学生认识国内国际形势,了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重要途径。由于该课程时效性强、更新快、课时量少等特点,如何在短时期内提高学生对当前形势与政策的正确判断能力、分析理解能力是开设这门课程的重要目的所在。当前,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开展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结合笔者所在的阜阳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为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
1 形势与政策课存在的主要问题
(1)思想认识不足,独立性不够。虽然教育部重视形势与政策课课程建设,充分肯定其作为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独立地位,但由于形势与政策课没有固定教材,教学内容大多是任课教师根据当前时事选择而来,灵活多样。加之时效性强、更新快,缺乏相应的理论体系支撑,更多被认为不能算做一门独立课程,至多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个组成部分。以笔者所在的学校为例,形势与政策课只是阶段性开设,一般安排在学期期中开设,主要针对大一、大二学生,采取大班集中教学,课时少,教学量小。
(2)课程建设缓慢,有待加强。目前,部分高校缺少形势与政策课常规性的教研活动、教学实践活动等,对课程建设和规划没有达到科学化、制度化的要求。以笔者所在的学校为例,在课程安排上,存在着形势政策课课时缩短,学分不足,教学管理较宽松,考察多以开卷方式进行等现象。在教学内容上,由于没有全国统一使用的编撰教材,大多是任课教师根据当前热点时事汇集而成,教学内容不稳定,较为零散,缺少必要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在教学实践活动上,往往集中于课堂教学,对课外理论联系实践部分关注点不够,课程完整性被简化。
(3)师资队伍力量薄弱,人员结构不合理。目前在很多高校中,担任该课程任课教师的大多是辅导员、党政管理机构的行政人员等兼职教师,专职教师人数较少,往往以兼职教师为教学主力,教师的专业背景与课程要求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以阜阳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为例,由专职辅导员担任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比例高达80?G以上。辅导员本身既有日常的学生工作、行政工作及相应的教学工作,还兼职形势政策课教学工作,精力的有限性往往会让他们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上投入不足。此外,教师准入制度不完善,刚性条件不明确,会带来师资队伍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人员结构配置不合理,这将势必给形势与政策课进一步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4)教学效果不尽人意,学生主动性较弱。在当前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更多是灌输式教育,理论说教多,案例分析少,实践教学少,学生主体性参与度不够,主动性不强。尤其是在一些国家方针政策宣传上更多是空洞的理论说教,即使伴随着相关实例分析,大多是泛泛而谈,缺乏深入的透彻分析。课后围绕方针政策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较少,学生理解消化速度慢。另外,教学方式与手段单一,以传统教学方法为主,课堂教学缺乏新意,学生兴趣不大。有的教师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法,但有时往往流于形式,变为单纯播放课件或者视频影像资料,实际教学效果不大。
2 促进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有效途径
针对形势与政策课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应着力探索有效途径以充分发挥该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渠道作用。
(1)加强重视,深化认识。“高校领导班子是否认同、是否重视、是否真抓是决定加强和改进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成败的关键。”[1]因此,要促进校领导、职能部门对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性认识,把该课程作为学校的重点课程来建设,将其作为考核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参考指标,逐步建立起严格规范的组织管理体制。同时在此领导管理体制下,不断加强课程教研室建设,推进相关教学、科研、实践活动,强化师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视。
(2)专题教学,规范课堂。为进一步规范课堂教学,促进课程建设,我们应采取集体备课、专题教学方式来教学。即每个任课老师根据自己的优势特长,结合学生所关注的国际国内时政热点精选专题内容,形成专人负责专题的课堂教学方式。教师通过对专题资料的全面收集、深入研究、理性分析、与学生互动探讨,带动学生去认识、理解、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政策,掌握基本观念、发展趋势、基本规律等,形成正确的形势政策观、世界观。比如在讲授“中国梦”这一专题时,任课教师不仅广泛搜集整理中国梦提出的背景、内容、意义等,还可以围绕学生个人的美好梦想展开探讨,由学生感受深切的个人梦、家庭梦、社会梦构筑起特色中国梦,将个人、社会、国家联系一起,脚踏实地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3)实践教学,发挥学生主体性。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是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相结合的教学,需要知与行的统一。 “使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接受教育,在潜移默化中让形势与政策的内容进入学生的头脑。”[2]一方面,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形势政策相关的校园文化活动;另一方面,营造条件,让学生走出校门,参加诸如“三下乡支教”、“青年志愿者活动”、“关爱留守儿童”等社会实践活动。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来进一步修正、提升他们的形势观、政策观,增强他们身上的社会责任感、担当感。比如,笔者在进行“中国梦”这一专题教学时,让学生围绕“中国梦与个人梦”这一主题,课外进行随机采访、调查问卷等实践活动,并撰写论文作为考察的主要依据。不少同学在实践操作过程中有着较深的感触,尤其是下乡采访留守儿童的梦想让不少人潸然泪下,直接叩击到他们的内心深处。
(4)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课堂教学。针对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偏理论性,教师应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提高课堂教学的吸引力。多媒体教学、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等方法有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带入感强,让学生在身同感受中加深课堂知识的理解消化。加强课堂教学的互动性,通过主题辩论赛、学生试讲、模拟演示等方式促进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在活跃融洽的课堂氛围内有效完成教学任务。以笔者所带的班级为例,将班级同学分成几组,每周课前十分钟让一组学生收集播报一周时政热点,由其他组同学点评或补充,老师做总结,这种方式受到他们的欢迎。通过这个平台,他们既可以收集所关注的形势政策,增长知识,又可以提高团结协作和展现自我的能力,寓教于乐,受益匪浅。
(5)强化师资,提高教师素质。“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相对稳定、理论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是提升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效果的关键。”[3]任课教师是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课教育的引导人、带领者,师资力量的参差不齐难以保证教学效果的有效发挥。因此,高校要重视形势与政策师资队伍的建设,严格遵照准入制和淘汰制原则,遴选优秀人才,选拔出一支业务精、政治强、作风正的教师队伍。同时,坚持以专职教师为骨干、兼职教师为补充的专兼职相结合道路,加强任课教师的学习培训工作。定期组织专兼职教师进行相关学习、进修;召开学术研讨会,就教研中的疑点难点问题进行探讨研究等,为切实提高人才队伍素质营造教学相长的良好氛围。
(6)规范课表,严格教学管理。学校教务处认真做好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计划实施与日常管理工作,包括任课教师教学计划的编排、教案的设计、课表的制定等。明确教学要求,遴选任课老师,拓展教学资源,科学合理安排课表,将其作为一门公共必修课贯穿于大学四年的各个阶段。同时,严格教学日常管理,以定期和不定期方式抽查学生出勤率。通过平时考核、期末考试、计算学分等方式强化师生的重要性认识,以规范的教学管理制度推进形势与政策课建设。
3 结语
形势与政策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其课程教学实效性的进一步增强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意义重大。针对当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从课程管理、师资队伍、课堂教学、课外实践教学、教学手段创新等方面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做到以学生为本,发挥主体意识,找到学生与形势与政策课的有效契合点,顺利完成课程设定的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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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新时期以来,台湾青年的政治认同虽然存在一些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积极因素,但总体上仍然呈现出不少令人忧虑的现状,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与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将产生深远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16年两岸关系形势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没有泪的眼睛是干涸的,没有梦想的人生是不完美的。因为一颗心而活着,心因为有了方向而执着,而方向就是我们的梦想,梦想是一个人最大财富,它就像我们人生路上的一盏明灯,总是在漫漫的漆黑夜晚为我们照亮前方。可以说每个人有自己的梦想,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公主,还是不起眼的灰姑娘,我们都能找到一件自己想做的事,而这件事会支撑我们很久很久,即使受到全世界的人的嘲笑,有那么一个梦,你都能继续走下去。这就是梦的力量。我们有梦,当然我们的国家也有梦。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深刻的道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线,深刻的描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求索、不断奋斗的历史。
一、“中国梦”的涵义、提出的背景以及现实意义。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定义“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真正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归纳起来就是: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二、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刻内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绝不是一句豪言壮语,而是有着十分深刻的内涵,这就是让国家更昌盛,人民更幸福,中华民族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国家不富强,就会被人欺辱;民族不复兴,就无言担当龙的传人。强国才能富民,强国也是为了富民。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
三、中国梦的时代特征。
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梦”的根本要求,相应地,“中国梦”也呈现出这个阶段的诸多重要时代特征。
一是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的“实力特征”。“中国梦”的第一要义,就是实现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
二是社会和谐进一步提升的“幸福特征”。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圆“中国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
三是中华文明在复兴中进一步演进的“文明特征”。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几千年不断延续、传承至今的文明,但要体现现代文明色彩,就必须超越数千年来创造的农耕文明形态。
四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价值特征”。“中国梦”具有多个维度,而其价值维度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党的明确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之中,并且强调,“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价值追求,必将极大提升“中国梦”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四、中国梦的实现途径。
1.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2.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必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3.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实干兴邦,只有实干兴邦,才能避免空谈误国。反对空谈、强调实干、注重落实,是我们党一个长久的优良传统。坚持实干兴邦,才能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
4.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4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其中,道路是决定因素,发展是根本因素,实干是关键因素。
最后,我想说的是:有梦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有梦的国,才是真正的国!中国的梦,祖国的梦,你我的梦。
让我们打开美好的心灵,让理想在他乡飞翔吧,不要让它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逝。要用青春去奏响生命的乐章,我相信每一个音符都将是理想的归宿! 让我们为了家国之梦和自己的梦想,携手同行吧!
摘 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们要按照党的提出的基本要求,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关键词:党的;两岸关系;和平统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党的报告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和平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1]44这一重要论断,进一步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们要始终坚持中央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不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维护统一的价值理念,根植了中国必须统一的强烈意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崇高愿望和坚强意志。祖国大陆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奠定了和平统一的雄厚基础和可靠保障,决定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创造了科学发展的辉煌业绩。我们现在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这必然会更强烈、更广泛、更高层次地形成和强化两岸之间的凝聚力,使民族更趋融合、人民更趋团结、国家更趋统一。
党的十七大以来,在两岸同胞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对台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两岸关系由高度危险的关头转向和平发展,开创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两岸经济、文化、社会联系达到60多年来最密切的水平。事实证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大势所趋,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需要倍加珍惜、共同维护。我们坚信,在“一国两制”理论的指导下,一定能够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一定能够实现。
二、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深刻总结过去对台工作实践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题为《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讲话,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思想,科学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怎样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报告再次强调了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指出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首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当今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也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愿望和不懈追求。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提高综合国力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契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也有利于整个亚太地区与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其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历史发展趋势。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求和平、求稳定、求发展始终是两岸的主流民意。5年多来,两岸关系发展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已经用事实证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行之有效,对推进两岸关系产生了重大作用。2012 年1 月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两项选举结果表明,两岸关系改善发展的正面影响明显增强,大多数台湾民众认识到“九二共识”对于两岸关系的重要性,希望两岸关系继续发展而不停滞倒退甚至紧张动荡 [3]351。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利于两岸积累互信、解决争议,有利于两岸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再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相联。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实现祖国统一,而和平发展是当前两岸关系最现实的选择,是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最佳手段。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既从两岸关系发展的实际出发,彰显时代特征;又把握了台湾问题的本质,把解决台湾问题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它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以相互尊重、“和而不同”的新境界来认知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智慧,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分割出去的坚强决心和信心。
三、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要求
两岸关系正处在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的提出的基本要求,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1.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条底线。只有承认“―个中国”,两岸才能建立实现和平发展所必需的互信基础和政治环境,两岸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交流才能顺利推进。反之,两岸和平发展就失去了政治基础和保障,就变成了空中楼阁。虽然目前两岸对一个中国政治涵义的认知仍有所不同,但在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最基本认识上一直有着共同点和连结点,即双方都认为大陆和台湾没有分裂为两个国家、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这就可以求同存异,由此共同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立场。在一个中国前提下,我们对任何有利于维护台海和平、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的意见和建议都愿意做出正面回应。正如报告指出的那样,“对台湾任何政党,只要不主张‘台独’、认同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往、对话、合作。”
2.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
经济合作是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深化经济合作,就是要积极落实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两岸其他协议,逐步建立公平、透明、便利的投资及其保障机制,建立两岸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厚植共同利益,以经济“暖流”持续滋润两岸民众。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是凝聚中华民族的内在力量。扩大文化交流,就是要以加深两岸同胞的感情和增进相互理解为出发点,注重建立恒久稳定的文化交流机制,通过开展更多文化方面的双向互动,增强一脉相承的民族认同,筑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文化基础。密切人民往来,就是要大力加强两岸社会融合,增强两岸利益联结,使更多台湾民众享受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红利,融洽亲如一家的同胞感情,从而为两岸关系持久和平发展,并最终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奠定坚实民意基础。维护两岸和平发展关系的持久性,仅仅靠寻找共同利益、扩展共同利益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行机制建设,用制度来作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最终实现完全统一的过程,就是两岸在平等协商、沟通谈判的基础上,不断实现机制化,最终形成两岸都可以接受的制度化安排的过程[4]8。在今后的两岸交流合作中,要促进平等协商,加强各个领域的制度建设,推动两岸交往的机制化。
在这些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的基础上,着眼于两岸关系长远发展,必须为逐步解决症结性问题创造条件。我们主张,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打开解除政治难题的瓶颈;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以利缓和台海局势、降低军事安全顾虑;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一起承担避免国家分裂的义务和责任,一起规划两岸关系进程,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前景[3]355。
3.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理应相互关爱信赖,共同推进两岸关系,共同享有发展成果。我们要本着以人为本、为民谋利的理念,满腔热忱关心台湾同胞,切实保护台湾同胞权益,积极采取对台惠民措施,让台湾同胞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团结台湾同胞维护好、建设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凡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共同福祉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好。对于部分台湾同胞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心态和感情,以及由于各种原因对大陆产生的误解和隔阂,我们不仅要充分理解和体谅,而且要积极采取措施努力疏导、化解。
4.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图谋
“台独”分裂活动已成为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最大祸害、对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只有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才能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能维护两岸同胞福祉。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在反对分裂国家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绝不会有丝毫动摇、妥协、含糊。当前,台海局势发生了积极变化,但“台独”分裂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台独”分裂图谋,没有停止“台独”分裂活动。对于任何“台独”分裂势力,任何“台独”分裂活动的企图,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台独”分裂行径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违背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必然走向彻底失败,我们对彻底粉碎“台独”分裂图谋充满必胜的信心。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1).
[3] 孙亚夫.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李鹏.两岸和平发展的机制化需求与建构[j].台湾研究集刊,2009,(2).
2016年两岸关系形势政策论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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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的实施,对我国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意义。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20172017二胎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单独二胎是指夫妻双方一人为独生子女,第一胎非多胞胎,即可生二胎。(准确来说应该是单独二孩,不是二胎。)单独二孩政策适用于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一般地讲,独生子女是指本人没有同父同母、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
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由各地依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通过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会修订地方条例或作出规定,依法组织实施。
关键字:单二胎,社会反应,弊端,好处,社会人口问题
一、单二胎政策出台的原因
2010年11月进行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出的主要数据,也被外界认为是有利于。这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至2010年11月1日,中国内地总人口为13.40亿人;年均增长率0.57%(2000-2010年);60岁及以上老人比例为13.26%;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06(女为100)。
出生率方面,2000年至2010年年均增长0.57%,较之上一个十年:1990年-2000年的1.07%年均增长率,下降接近一半。
老龄化方面,对于老龄化社会界定的标准是:如果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截至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比例达到13.26%,已属于“轻度老龄化”。
出生人口性别比 ,正常情况下是103-107(女为100)。1980年以前,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波动在105-106间。而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30年后的2010年,这一指标已上升到118.06。到2020年,中国约有11200万25岁-35岁的男青年,而相应20岁-30岁的女青年约有7200万。届时,光棍可能超过4000万人,或者说,不到3位适婚男性中就有1位单身。
二、“单独二胎”政策的影响
“单独二胎”政策出台,小到个人、家庭,大到国家社会,必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它将影响哪些方面、影响程度的大小、如何去应对不利的影响,这都需要我们去思考。
(一)家庭层面的影响:
1、改善家庭成员结构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三口之家”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流行词。同时也是政府公认的最理想的家庭结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的成长,一系列问题便随之而来:孩子过于孤独、家庭氛围过于冷清、代沟的产生、孩子的逆反心理导致的与家长的冲突等。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多了一个成员,整个系统都会受到影响,孩子多了个伴,从而使父母不在家时不会感到孤独,这能够帮助塑造孩子外向的性格。这样以来父母也可以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工作上去。
2、避免了独生子女性格上的缺陷
独生子女由于在家总是享受着“掌上明珠”式的待遇,父母的一切都是为了其一个人,其中好多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习惯了以个人为中心,自私自利,不能以宽容、分享的心态和他人相处,也缺乏正常的人际沟通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
3、减轻孩子的压力
两个孩子平摊家庭的资源的同时也平摊了父母的期望和精力,因而父母就不会整天逼着孩子去上辅导班、学乐器、学舞蹈等。因为在父母眼中,孩子就是其今后的希望,对于独生家庭而言,孩子不好好读书而任其喜好太过冒险,所以他们所有精力倾注于孩子身上。这就给独生子女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二胎政策放宽后,多了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分摊了一部分家庭的期望,家长可能不会太多看重孩子的应试成绩了。
(二)社会层面影响
1、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人口环境;有利于逐步实现国家政策与群众意愿的统一,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家庭养老照料功能,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3、从政策影响的先后时间来看,首先是母婴医药,其次是奶粉、尿不湿等初生婴儿用品相关产业,再次是儿童服饰、家具、童车、玩具,最后是动漫、钢琴、文具等文化教育相关产业。然而,“单独二胎”也对医院、幼儿园、学校等公共资源造成一定压力。
三、单二胎可能带来的弊端
由于建国以后我国对生育没有加以有效规定,导致人口激增,全国总人口从5.4亿增加到1970年的8.3亿,导致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为了有效控制人口数量,缓解由于人口带来的社会矛盾,中国政府在1971年出台生育计划,并于1982年将计划生育上升为基本国策。40多年来,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得到严格执行,累计少生育4亿多人,为我国创造经济奇迹和控制人口增长奇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单二胎的弊端也是极大的,如果控制不好很有可能造成人口暴增,加大社会压力,包括医疗机构,教育机构和一些兴趣特长辅导培训机构都会面临一个井喷式的发展。从家庭方面来说,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很高,往往一个孩子就会消耗一个家庭几乎全部的精力和金钱,并且现代教育父母都希望给自己孩子最好的,孩子的要求父母一般来说都会尽力满足,因此二胎很容易造成家庭负担加重,而且现在符合二胎条件的基本都是一个家庭要赡养四个老人,如果再多加上一个孩子将会让无数家庭生活水平和质量都下降。
四、单二胎的社会反映
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只是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发展的第一步。下一步政策的调整主要取决于对于第一步政策的评估。在第一步调整的过程中出现新问题怎么去认定,怎么解决,都可能会对第二步的政策调整产生一定影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人口学教授曾毅的建议是,“普遍允许二孩,提倡适当晚育。他强调完善生育政策的紧迫性,2012-2013年仍是中国实行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所剩无几的较好时机。”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桥说:“计划生育政策是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提出的人口政策,对于国计民生、国家兴旺、民族繁荣产生了很多正面影响。随着新时期下我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生育水平日趋降低,人口结构性问题日渐突出,社会居民生育意愿逐渐理性,家庭模式慢慢缩减,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改革生育政策,完善人口结构的出发点和着力点。”他认为,“单独二胎”改革政策的推出很是时候。
五、单独二胎政策实施情况分析
河南是人口大省,从2011年开始实施“双独二胎”政策后,一直到2013年,总共生育二胎的家庭也只有600多个,占到符合“双独”政策家庭的10%都不到。外媒称,在中国宣布“单独”家庭可生二孩的政策后,约900人接受了门户网站的调查。半数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会生第二个孩子,因为经济负担太重。
据一项调查显示,在“单独二胎”改革启动后,符合独生子女条件的育龄夫妻,愿意生二胎的占到47%,还在犹豫和观望中的占到30%,而没有打算生二胎的只有23%。这说明,大多数符合条件的育龄夫妻,还是有生二胎的意愿或者准备的。
这项调查还显示,学历高、经济实力强的男性往往生育二胎的意愿更强。而从地域上来看,像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生育意愿往往不如中西部中小城市高。可以看出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并不能盲目而是应该结合各省实际情况分批次分时间段进行,并且在一些中小城市中可能实施的更完善,因为大城市的生活压力是中小城市所不能比的,因此中小城市实施单二胎会更加顺利。
六、结束语
单独二胎政策的产生是为了适应社会要求,面临社会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减弱,性别比例失衡的情况下单二胎政策推出的恰到好处,单二胎的推出也显示了中国政策正在完善,已经将一部分生育决定权还给百姓,但是由于中国依旧是一个人口大国,生育权不可能完全的交给百姓,并且在短时间内不会放弃人口红利带来的好处。中央及时省时度势,调整独生子女的二胎生育问题,应当针对不同的地域和具体情况实施灵活可控的计划生育政策,做到“因时、因地、因家庭制宜”,适度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努力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注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之路。
新的二胎政策从2016年元月全面放开。好多家庭都为之雀跃,踌躇满志的同时,需要多了解一些国家新的生育政策细节,尤其是关于准生证办理这一块的,这是麻麻粑粑们开启二胎之旅首先必须要上的第一课。
下面首先小编带您回顾一下中央关于全面二胎政策的历程。
中央实施全面二胎政策回顾
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十二届全国人大会第十八次会议2015年12月21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胎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2016年 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公布,提出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决定》提出,改革生育服务管理制度,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对生育两个以内(含两个)孩子的,不实行审批,由家庭自主安排生育。改进再婚等情形再生育管理。优化办事流程,简化办理手续,全面推行网上办事,进一步简政便民。
现在生娃该怎么办?还要先开准生证?
到目前为止,生娃具体如何登记,登记需要什么手续,各省市将会出台相应的规范性配套政策。
那么,按照最新的国家生育政策,在相关配套政策尚未出台前,打算生娃的麻麻粑粑们可先向当地乡镇或街道计生办要求生育登记,并提供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这三样东东就足够了,相片都不要带了!然后认真填写生育登记表即可。但是必须要当事人夫妻亲自办理,登记表上要做书面承诺并由承诺人签名。
2016年二胎政策的法律依据
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关于再生育子女的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适用。
几个重要的新二胎政策的Q&A
Q1:新二胎政策下,未婚先育的还要不要惩罚了?
A1:新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鼓励实行诚信管理,将公民计划生育情况纳入了社会信用体系。即不按照法律法规多生育子女的,将在申请贷款、出行、享受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受到惩罚和限制。
同时,也体现了国家以人为本的新的生育政策观念,其中包括减轻对未办理结婚登记生育子女的法律责任,未办理结婚登记生育第一胎子女的,不再征收社会抚养费,只督促补办相关手续。
Q2:新的二胎政策下的晚婚晚育假怎么处理?
A2:新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取消了鼓励晚婚晚育的相关条款,而生二孩会有延长生育假,具体内容由各个地方条例确定。但是在晚婚晚育假条例修改前还可享受。
Q3:已生育双胞胎的夫妻,二胎准生证需要办理吗?办理流程的是怎么样的?
A3:已生育双胞胎的夫妻,计划生育二胎的,仍然需要办理准生证。二胎准生证办理流程如下:
1、领表,盖章。
到女方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领取《再生一胎生育申请、审批表》,如实填写表格中规定的全部栏目,签上姓名,贴一张女方一寸免冠照片,并将申请表送双方所在单位(没有工作单位的送其户籍所在村、居民委员会)核实并盖章。
2、审核。
凭结婚证,户口簿和双方所在村(居)委会或单位签字盖章的《再生一胎生育申请、审批表》到女方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审查。
3、报送县一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
女方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收到经村(居)委会或单位签字、盖章的《再生一胎生育申请、审批表》后,对申请人的情况是否张榜公布进行核实,再报送县一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进行审批。
4,审批通过,二胎宝宝走起。
县一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在20个工作日内审批决定是否准予生二胎。审批通过后,您就可以开始二胎宝宝的孕育之旅了。
5,夫妻双方都是农村户籍的,二胎申请直接由乡镇一级审批发放。 如果夫妻双方都是农村户籍,对二胎的申请,要经县级人口计划生育部门同意,并由乡(镇)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审批的,由乡(镇)人口和计划生育机构审批发放。
摘要:本文从多个方面分别论述放宽二胎政策的必要性,并总结提出了在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基础上适度进行政策调整逐步放宽二胎政策的可行性。
关键词:计划生育 政策调整 二胎政策
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背景及效应
计划生育是我国实行有计划的调整人口增长速度,使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家通过综合措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一项基本国策。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而言,计划生育就是在全国或该地区范围内,对人口发展进行有计划的调节,使人口的增长同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对一个家庭或一对育龄夫妇而言,则是有计划的安排生育子女,以适应家庭与社会的要求。我国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基于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的历史国情发展,并在长期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起来的。
纵观计划生育三十年来的总体成效,我国少生了4亿多人,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991-2006 年间,党中央、国务院分别发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可见,在全面推进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施的过程中,我国逐步完成了利用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以及初步解决人口问题的历史使命。
二、调整人口政策的必要性
在分析计划生育成效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计划生育的实施在加剧人口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供给不足以及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等方面存在一定隐患。为适应社会发展,解决现有社会问题,我们有必要对现行人口政策进行一定调整,以期更好发挥生育政策的作用。
1.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中国于1999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周岁以上人口达到1.77亿,占人口总数13.32%;65周岁以上人口1.19亿,占总人口的8.92%。[1]将我国现阶段多生于计划生育前的60周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视作一个稳定的值,那么计划生育的实施使得30年内我国每年增加的人口总数大大减少便可看做是推动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一大主要原因。因此,要想解决我国目前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的问题,仍需从计划生育政策着手,在控制人口增长数量的同时,关注我国人口年龄构成。
2.社会劳动力需求。从现在起调整我国现行的生育政策,解决的并不是由于待遇不佳或技术不强所造成的“用工荒”问题,而是一对夫妇现在所生育的、在成长20-30年后具备工作能力的劳动力数量。若在现有人口基数条件下,坚持实行“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在未来30年后,中国可正常劳动的人口数量必定大大低于社会劳动力总需求,暨时也将带来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用工荒”。
3.独生子女家庭风险。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我国出现大量具有结构性缺陷和系统性风险的独生子女家庭。在对独生家庭风险进行管理时,我们应当从应对现存风险与规避未来风险两个方面着手。应对而言,我们可以对现有独生子女家庭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包括奖励、补助等;风险规避上,则应当及时调整现有生育政策,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逐步强化家庭的社会功能。
三、放宽二胎政策的可行性
1.我国人口承担能力。在考察一国人口规模时,我们不仅要观察其人口数量、规模的绝对指标,更要结合承载该国人口的土地资源与环境等各项指标进行相对分析。陈友华在《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设想将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合并为一个超级大国,从人口规模的角度来分析,这一超级大国甚至应该推行比中国现行生育政策更为严厉的生育政策。尽管中国目前的人口规模尽管处于较高的水平,但从世界角度来看也尚在现有资源与环境的承担能力之内。
2.意愿生育率下降。由于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们的生育意愿发生了巨大变化:意愿生育数量下降,城乡意愿生育子女数量差距缩小;“男孩偏好”减弱,“一男一女”成为最普遍的意愿生育组合;生育时间由“早婚早育”转向“晚婚晚育”。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在子女数量方面下降明显,生育目的多样化,但传统“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观念在农村仍居主导地位。性别偏好转变较小,在少数农村地区“男孩偏好”依然强烈。[2]也就是即使放宽二胎政策,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从生育意愿的角度来看,并不会造成人口数量盲目无节制的增长。
3.心理状况的变化。在对生育数量限制较为宽松的情况下,人们对于性别偏好不会有压迫性或是暗示性。在一定时期后,生育数量会较为稳定;同时,普遍允许生育二胎,适育夫妇不用再“偷着生,躲着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其经济负担与心理压力。从而使得他们不再盲目地生育,进一步也能促使他们更多地从生育成本与家庭状况的角度选择生育。
四、结论
中国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成效显著,然而在未来社会发展中,回避计划生育的弊端、无视其可能带来的隐患,一味地坚持“一胎化”政策,对家庭与社会都将造成无法逆转的负面影响。对家庭而言,独生子女则将面对巨大养老压力;对国家而言,政府需要为越来越庞大的老龄人口支出背负沉重的财政负担;市场与社会则要承担劳动力供应不足、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因此,在准确意识到现行生育政策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适时地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在继续提倡晚婚晚育和严格控制多孩生育的前提下,采取“分类实施、逐步放开、两步到位”的办法,逐步完成向二胎政策的过渡。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DB/OL].
[2]郭亚楠.生育意愿视角下的生育政策分析[J].黑河学刊,2011(12).
参考文献:
[1]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1980.9.
[2]穆光宗.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J].人口研究.2004(1).
[3]郭亚楠.生育意愿视角下的生育政策分析[J].黑河学刊,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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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大一学期上好形势与政策课,对大学生所起的重要意义是任何一门政治理论课所不能替代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2017大一形势与政策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人们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考察和评价各种物质的、精神的现象及主体的行为对个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价值体系中最本质、最具决定作用的部分,它支撑和影响着所有价值判断,是对整个人类发展历史和未来走向的总概括。我们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生力军和接班人,承担着推动我国走向世界强国之林的历史使命,大学生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此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浅谈我对当代大学生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
引言
大学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生力军和接班人,承担着推动我国走向世界强国之林的历史使命。但随着社会的转型,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目标追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意识之间存在一定的反差:既崇尚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又在利益问题上趋于急功近利;他们往往只注重专业学习,缺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基本常识,也就不能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而远大的理想。面对这些挑战,大学生必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正文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当代大学生所面临的社会大环境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其价值观的塑造。在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中,只有那些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灵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精髓、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价值观,才能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当代自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大学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把握未来方向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大势和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与支流,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清本质,明确方向。当代大学生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学习中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趋势,科学定位人生。
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我们只有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社会主义意识大厦基石的作用。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应该从身边做起,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改变我们现在经济还不发达,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的现状。要把握好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个人理想,为社会大理想做贡献,用个人理想来促进社会大理想。同时,我们既要严格要求好自身,也要带动周围的同学朋友一起坚定这一伟大的理想。
三、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大学生时刻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获得独立、赢得尊严的精神支柱;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中国走向富强、文明、和谐的力量源泉。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更是要知道如何去爱国,爱国不是要我们在发生中日矛盾时举着旗帜到处游行,到处砸人家的丰田汽车;爱国也不是一大帮大学生在新浪网上叫嚣着要爱国,却发现自己的英语四级还没有过;爱国更不是学校早上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操场上一片叽叽喳喳的声音。我们可以从尊重国旗,尊重国歌做起,来体现我们的爱国之情;我们可以像周恩来那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来表达我们的爱我之情。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需要我们这些时代的接班人来发扬光大。同时,大学生还应该积极主动的去了解社会动态,国际新闻,了解社会的发展方向,积极思考创新,对社会现象提出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四、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只有知荣明耻,明辨善恶美丑,一个人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一个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我们大学生要接受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基本道德规范。把社会主义道德实践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陶冶良情操。并且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勇于指证他人的错误、不规范行为,为创建良好的社会风气而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总结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一定要牢记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融入到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以积极的心态和科学的方法,不断陶冶人性,健全人格,提高素质和能力,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为了中国梦的实现而努力奋斗。
作为当代大学生,光读好书对一个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开阔视野,引发思考,提高素质。《形势与政策》正是这样一门帮助大学生开拓视野提高素质的综合课程。这门课程中提到与多国家出台的政策,都或多或少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对我国国家形势的分析以及相应的政策,对我们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如2014年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实施“十二五”规划,这些都与我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学这门课程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世界,认识中国,让我们感受社会的形势和国家的政策。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通过认真学习《形势与政策》后,加深我对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的形势与政策认识,使之达到一个全新台阶、新高度,为我们今后面对世界的分析能力奠定基础。从形势与政策的学习中,我了解它对我们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仍要继续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八字方针。时代发展极大程度影响着我们发展的道路,根据时代发展趋势,从而提高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认真学习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我们必须从不断学习中提高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树立个人目标,从一个个小目标开始,努力奋斗,一步步努力完成,不断提高个人能力,打造出“四有”的优秀大学生;学习形势与政策,积极结合自身,我们应该抓住新的战略机遇。只有国家的昌盛,才有个人的好发展。同样在这个沧桑巨变的时代,如何做到顺应时代的潮流,更好的为国家做贡献。 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发展是非常快的,每年以8%~9%的速度发展,世界惊呼: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展,同时也带来了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形势与政策教育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特点,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中国当前国际形势总体和平、缓和与稳定态势,但局部性的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国际竞争中,为什么有的国家胜出,有的却一败涂地?德国为什么会成为世界诸多豪华车主要生产厂商的大本营?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世界局势如此动荡的情况下,中国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就可以以此作为跳板,无论在经济或国际地位都会上身一个等级。所以形势与政策与我们有很大的联系,关系着我们的生活,学好形势与政策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让我们走向更成功的人生。
《形势与政策》是贴近生活的形势与政策。课程主要针对中国近现代所关注的重大事件政策。全篇以纪念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开始逐渐讲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而又讲到反腐工作、民生问题、暴力恐怖事件、两岸关系、我国周边安全问题、我国外交、全球区域等热点问题。这些话题并非于我们而言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的生活安全经济等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知识的学习了解,对我们大学生了解国家形势、国家政策、国家安全及世界形势有更深的认识,对我们的人生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
反腐问题是教程中重要的一章,反腐也是2014年以来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2014年反腐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亮点颇多。反腐亮点主要有专项巡视、节日反腐和网络反腐平台。“专项反腐”最早出现在2014年1月,王岐山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所做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创新组织制度和方式方法,探索专项巡视”。与常规反腐巡视相比,专项巡视的总体对象一致,包括中央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高校、省区市等,但强调以“问题为导向”。哪里问题集中,就投入更多力量,这样更好的发挥巡视作用。节日前后是腐败案件的高发期,对此,针对这些形势,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主要针对节前、节中、节后的反腐工作。检察机关设立专题,开设举报窗口,欢迎广大群众对公款购买礼品送礼的不正之风进行监督。“节日反腐”并非只停留在通知上,从过节期间的强力监督到对违规违纪者处理和通报曝光,形成一套完整流程。如今,“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越来越多的进入公众视野,成为舆论和网友关注的热点。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每天发布的反腐信息,都会引起舆论热议,“案件查处”已成为中央监察部官方网站关注度和点击率最高的栏目,这体现了群众对反腐动态的高度关注。
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我们更应该把握住自己,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为祖国明天的建设添砖加瓦。在我看来,学校开设的《形势与政策》课非常必要。因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迈进了一大步。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对当代大学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当今社会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了解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才能更好地帮助发展中国,认识中国,了解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我们必须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利用形势与政策,为我所用,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实现自我大发展,树立一个远大理想,做一个成功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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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形势与政策 教育 为高校德育的优化拓展了新的空间。探究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实效性是必要的。提高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实效性要把握基本的方向,更要建立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有效模式。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高校;思想 政治
形势与政策教育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内容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 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无论从拓宽高校德育途径、优化高校德育内容、提高高校德育实效的角度,还是从保证我国 社会 主义 发展 后继有人的高度,形势与政策教育都显示出了其独有的重要意义。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形势与政策教育应把握的基本方向
1.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
2.摆正形势政策教育在高校德育 工作中的地位。形势与政策教育,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重要形式,无论是从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掌握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培养学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 分析 问题 、解决问题等方面;还是从开阔学生视野,拓宽学生知识面,弘扬 科学 精神等方面,形势与政策教育都显示了其独有的作用与地位。
3.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形势政策教育。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是紧紧围绕发展这个主题的。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中共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把形势政策教育引进高校思想政治课堂,其本身就是科学发展的体现,形势政策教育要在加强实效性的基础上发展,就必须重视科学发展观的推动作用。
二、对高校形势与政策 教育 模式的思考
1.突出主渠道地位。既突出形势与政策课堂教学的主渠道地位,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教学 内容 应体现针对性。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容具有动态性的特点,富于变化的教学内容使这门课程具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如果教师再在针对性上下一番功夫,则会极大地提高这门课程的实效性。
(2)课程 发展 应具有自动生成性。即通过不断进行教学探索与改革,使之教学内容与形式不断与 时代 发展同步。要加强课堂教学 方法 的改革,着力于调动学生 学习 的主动性;尽可能地采用从 实践中提出 问题 ,借助于形势与政策 理论 求得解决的方法。
(3)课程进行应确保有效性。要实现“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目的,保证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接受性就非常必要。而要提高学生的接受性就要 研究 如何有效引起学生的 心理需要。因为任何形式的教育教学活动共同目标的实现,都以教育客体的主观接受为前提。
2.搞好两个建设:即制度建设与机制建设。通过制度建设确保形势政策教育的规范化、 科学 化,进而使形势政策教育成为大学生思想 政治 教育的亮点。一方面,要制定相应的制度以保障形势政策教育作为一门课程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与可控性,将 计划、 组织制度、实施措施、考核办法。等纳入教学 管理体系之中,以制度作保障,以管理作依托。另一方面,在以制度保障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稳定性的同时,授课的形式、内容、事件等也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化。
3.发挥三方面的作用:即要发挥好专职的思想政治课教师的作用,包括学校党委、团委在内的德育 工作者的作用及国家、各级政府领导人、先进模范人物的作用。首先,要处理好主渠道与多渠道的关系,要明确,充分发挥思想政治课教师在形势政策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是基础与关键。其次,要充分发挥包括学校党委、团委在内的德育工作者的作用,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牵头负责,教务处、团委直接参与的教育教学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4.做到三个结合:第一,要把教育目的与学生需要有机结合,要根据教育的需要和学生的实际思想需求,决定如何组织与呈现教育内容,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第二,要把政治理论教育与 社会 实践相结合,既搞好课堂教育,又注重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第三,要把教育人、引导人与关心人、帮助人结合起来,既讲道理又办实事,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增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实际效果。
【 参考 文献 】
[1]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
[2]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校园 文化建设的意见.教社政[2004]16号.
[3]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2004.
摘要:《形势与政策》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本文结合对该门课程教学现状的一些思考,在教学方法上作了一定的探析。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现状;方法
《形势与政策》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该门课程的特殊性,决定了在教学内容、组织形式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弹性要求。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使部分高校尤其是一些专科学校在认识上出现了一些偏差,无论在重视程度、教师队伍建设还是在教学安排方面,较之于其他常规性的政治理论课程都还有着较大的差距。同时,由于《形势与政策》作为一门新兴课程,进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间还较短,无论在教学经验积累还是在教学方法的科学性方面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本文拟就我校开展《形势与政策》的教学现状,在教学方法上作一探析,仅供同仁们参考。
一、现状分析
根据《云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督导评估标准》要求,我校《形势与政策》教学在形式上以小班教学为主,大班教学或讲座为辅。每学年16学时,计讲授8个左右专题。所授内容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形势与政策〉》及国际、国内重大时政问题为主,适当结合本省、本地区的重大事件和新闻背景。通过近几年的实践,我校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一定经验,但问题和困难依然不少,还有待于进一步思考和解决。
1.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目前,我校《形势与政策》虽然已经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一样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但在专任教师、经费配置、图书资料、网络资源、实践基地等方面的配套设施还明显不足。同时,在内容设置、教学安排方面随意性大,缺乏完整的教学、考核体系。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一是从主观方面来看,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该投入的未投入,该加强的未加强;二是从客观方面来看,《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纷繁复杂且涉及面广、难度大、时效性强,对学校及任课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短期内难以应对自如。二者间的矛盾,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学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应有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2.师资队伍有待进一步加强。我校《形势与政策》的教学任务主要由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和部分领导(兼职)担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在教师的专业背景、理论积淀、方法技能、思想修养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二是在学习培训方面机会不多、培训不够;三是由于大多数教师要么兼任其他课程要么兼任其他事务,在时间与精力上投入不足,不能完全满足教学需要。
3.教学内容、方法、手段有待进一步优化。《形势与政策》在时效性、政治性方面有着极高的要求,但在一般情况下容易教师忽略学生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从而导致学生在学习兴趣、主动性方面不尽如人意,难以达成满意的教学效果。究其原因,无论在教学内容还是在方法、手段方面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和优化。
4.社会实践教学有待进一步增强。由于我校地处郊外,周边缺乏良好的社会实践基地,加之经费紧张等因素,难以大规模地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我们知道,《形势与政策》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课程。若缺失了社会实践教学部分,不仅难以拓展学生在认识和理解方面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一定程度削弱了该门课程的生动性和趣味性,而单一的理论教学、照本宣科或生硬灌输等教学方法不仅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
二、方法探析
1.充分认识《形势与政策》的重要性并努力付诸行动。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思维活跃、勤于思考,但由于人生经验不足、思辨能力不强等因素的制约,极容易受到各种不良思潮的影响和侵蚀。《形势与政策》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而开设的,其目的是通过对国际国内重大事件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解析,帮助学生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既是大学生自身成长的需要,也是高校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历史使命。
思想是行动的主导,只有认识到位,才能更好地在实践中发挥效用。在教学管理方面,要切实将《形势与政策》列入教学计划、排入课表,给予一定学分并不断完善考核制度;在教师培训方面要给予大力支持,并积极鼓励教师参加高级别的学习和讲座;在经费方面,要实现专项拨付、专款专用,不断完善教学设备、图书资料、网络资源等设施;在社会实践教学方面,要积极协助并努力创建优良的基地,以确保社会实践教学的开展和成效。
2.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教师在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其素质和能力高低直接关乎教学的质量和成败。就《形势与政策》课教师而言,一定要充分认识该课程的重要性,树立良好的心态;立足《形势与政策》层次高、领域宽、跨度大、学时少等特点,认真钻研教育教学方法,切实提高教学水平和能力;积极参加学习培训,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觉悟、思想素养,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方法技能;坚持定期集体备课、教学观摩制度,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教学水平;以学生为本,从学生关注的社会生活、时事政策出发,努力寻找学生思想需求与教学内容的恰当结合点,理论联系实际,认真构思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增强教学效果。
3.优化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由于《形势与政策》课程的特殊性,直到目前为止,《形势与政策》还没有具体、完备的教学大纲和全国通用的教材,各校所用教材大多为各省自行编订的相关教材。同时,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相关通知精神,该门课程的内容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扩展空间。因此,在切合《形势与政策》课程要求和特点的基础上,我们要努力筛选出那些既重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教育又重视国际、国内重大时政问题分析,既重视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教育又属于社会热点和学生关注的焦点问题分析作为教学内容,提高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认同感,增强课程吸引力。
科学先进的教学方法是确保良好教学效果的基础。为适应《形势与政策》的教学,教师一是要努力优化教学方法,在讲授中要把问题、观点讲深讲透;二是在课堂上,要鼓励学生认真思考、深入分析,提出不同观点或看法,并进行师生“互动式”讨论,以满足学生思辨的需要;三是要充分利用多媒体及各种先进技术手段进行教学,建立素材库、研发多媒体教学课件,把文字、声音、动画效果融为一体,大力提高课堂教学的现代化水平,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
4.努力提高社会实践教学的育人效果。《形势与政策》具有较强的思想性、理论性特点,没有生动具体的感性认识和实践经验作为铺垫,是很难对学生形成有效、深刻影响的。实践教学作为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不仅是巩固理论知识、加深对理论认识和培养正确价值观的有效途径,也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环节。因此,在《形势与政策》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要加强社会实践教学。一方面,要努力创建稳固的社会实践基地,力争把本地区的特色企业、博物馆、展览馆等单位纳入教学实践基地;二是学校要把社会实践列入教学计划,在确保经费的基础上,切实整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团委、学生工作处等部门的力量组织学生开展好社会实践活动,并努力探寻不断提高社会实践教学效果的方法和途径。
参考文献:
[1]倪峰.“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内容与教材体系研究[J].中国农业教育,2004,(2).
[2]殷妙苗.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分析与讨论[J].现代企业教育,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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