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是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等人[2-3] “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1] 。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由8万余人锐减5万余人，剩余3万余人。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主张部队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之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了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3月28日至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p#副标题#e#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后，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经固原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可参考电视剧《长征》)1933年10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动员近100万国民革命军围剿各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农村根据地，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要控制地区)。

在前四次战役中，由于实施毛泽东的运动战方针，国民政府军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均以撤退告终。在第五次战役中，由于毛泽东失去领导权，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原名秦邦宪)采纳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建议，放弃过去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积极防御方针，将这场战争定性为国共之间的决战，采用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抵抗国民革命军，决定在国民党之前抢先行动，发动所有红军展开全面进攻，并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但中央苏区只有10万左右的正规军和数万游击队，在抢先进攻后不久即遭到巨大损失。这时共产党方面决定进行阵地防御，辅以“短促突击”(短距攻击)，意图抵挡国民革命军的前进。但这个行动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的北大门广昌陷落，红军死伤一万余人。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七百多座县城，红军牺牲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翻过连绵起伏的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是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等人[2-3] “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1] 。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由8万余人锐减5万余人，剩余3万余人。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主张部队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之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p#副标题#e#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了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3月28日至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后，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经固原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可参考电视剧《长征》)1933年10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动员近100万国民革命军围剿各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农村根据地，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要控制地区)。

在前四次战役中，由于实施毛泽东的运动战方针，国民政府军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均以撤退告终。在第五次战役中，由于毛泽东失去领导权，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原名秦邦宪)采纳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建议，放弃过去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积极防御方针，将这场战争定性为国共之间的决战，采用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抵抗国民革命军，决定在国民党之前抢先行动，发动所有红军展开全面进攻，并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但中央苏区只有10万左右的正规军和数万游击队，在抢先进攻后不久即遭到巨大损失。这时共产党方面决定进行阵地防御，辅以“短促突击”(短距攻击)，意图抵挡国民革命军的前进。但这个行动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的北大门广昌陷落，红军死伤一万余人。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七百多座县城，红军牺牲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翻过连绵起伏的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是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等人[2-3] “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1] 。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由8万余人锐减5万余人，剩余3万余人。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主张部队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之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p#副标题#e#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了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3月28日至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后，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经固原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可参考电视剧《长征》)1933年10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动员近100万国民革命军围剿各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农村根据地，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要控制地区)。

在前四次战役中，由于实施毛泽东的运动战方针，国民政府军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均以撤退告终。在第五次战役中，由于毛泽东失去领导权，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原名秦邦宪)采纳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建议，放弃过去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积极防御方针，将这场战争定性为国共之间的决战，采用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抵抗国民革命军，决定在国民党之前抢先行动，发动所有红军展开全面进攻，并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但中央苏区只有10万左右的正规军和数万游击队，在抢先进攻后不久即遭到巨大损失。这时共产党方面决定进行阵地防御，辅以“短促突击”(短距攻击)，意图抵挡国民革命军的前进。但这个行动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的北大门广昌陷落，红军死伤一万余人。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是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七百多座县城，红军牺牲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翻过连绵起伏的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准备阶段(1934年7月7日～1934年10月10日)

长征失利阶段(1934年10月10日～1935年1月15日)

长征转折阶段(1935年1月15日～1935年6月14日)

坚持北上和南下分裂阶段(1935年6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

发展巩固和南下受挫阶段(1935年10月19日～1936年7月1日)

大会师阶段(1936年7月1日～1936年12月12日)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是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当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曾就长征作过如此精辟的总结。

1980年8月，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邓小平说：“在1935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成形的领导，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的，而且也很不成熟。[5] ”而当邓小平之女毛毛问他长征是怎么过来的，他的回答是—“跟着走”!

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将长征精神概括为五种精神：

把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定胜利的精神;

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官方评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胡锦涛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6]

其它评价

唐德刚认为蒋中正利用中共长征借机“削藩裁军”。当时西南地区贵州、云南、四川都是地方军阀割据，湖南也不是嫡系，蒋借追缴红军，把中央军的势力深入到地方。“红军西走后，中央的势力进入西南，为一意外的大收获。”

越共领导人邓春区对长征十分仰慕，后来改名叫“长征”。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是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两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结束的长征，他们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封锁，唱响战略转移的凯歌，是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凡人谱写出的英雄史诗。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强大队伍，长征中红军表现出的对革命的必胜信念和一往直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前进的巨大动力。[1]

长征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代表的一批党的领袖人物，

长征”属于世界，长征精神：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

情景一：1934年10月16日傍晚，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这时，远隔千里的蒋介石指着地图狂妄地叫道：“他们是走向深渊，走向死亡!”

短短的一年后，当他面对追获的一大堆烂草鞋的时候，他方才意识到，这股头戴红星、足踏草鞋的钢铁洪流是不可阻挡的……

之二 君子之勇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生息繁衍的最原初的精神支持和精神动力。上下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孕育出了优秀的中华民族，和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民族更加的内敛和自谦，在儒家经典《论语》中论及“君子”的共有八十四则，对于“君子”的言谈、举止、交友、德行等方面都做出了论述，可以说，对于“君子”的内圣外王的期望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和最高精神境界的化身。在这八十四则里面，有一则是这样的：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孔子对于何谓君子的回答非常的简洁，“问心无愧，何来忧惧?”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君子了。这一则代表了我们民族精神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内省。

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如果能一日三省，向自己发问，对自己剖析，那么还会有担心和恐惧的事情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世上有几人能够严肃认真的面对自己的灵魂呢?“知耻近乎勇”，推及一个政党，有没有勇气不断反省、及时更正所犯下的错误呢?有没有灵活辩证的思想去对待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而不是僵守旧模式呢?所以说，能直面现实、忠诚灵魂的才是真正的勇士。

我们知道，长征肇始于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失败，之所以失败有多种原因，从我们主观方面来看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对战斗形势、敌我力量对比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红军的长征转移就是对于这个错误的及时弥补。但是也并非一帆风顺，党内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思想，可贵的是，我们的党却一直没有放弃同错误思想作斗争的努力，至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思想，制定了红军后面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也是我们党发展历史上一次自我批判、自我检讨的勇敢尝试。在这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同错误同逆流的斗争不止这一次。真正的共产党人凭着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对革命战斗形势的正确把握，一次次，不断的进行着向着正确道路的努力和前进。正是如此真诚和自觉的检讨才使得长征路成为一条走向队伍壮大和胜利的路。所以长征精神之一就是忠诚于自己信仰和灵魂的君子之勇。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才敢做出这样的内省和自查。

“君正，莫不正”。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生力军，在历史抉择的重要关头做出了正确的抉择。而人民也因此在历史中选择了他们。儒家精神的传统践行者大多对于“君子之勇”只是停留在口头的表达和践行者个体行动的证实上，而共产党作为以谋全人类幸福为主旨的政党，却可以从口头落实到实际中，超出从个体上升到到整体中。所以是君子之勇的传统的最好体现。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是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将领职位年龄

1、红八军团

中央代表刘少奇36岁

军团长周昆32岁

政委黄苏26岁

参谋长张云逸42岁

“自强不息”，而不是怨天尤人。而这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魂之一，是我们炎黄子孙生存、发展、壮大历史的最好概括。

所以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的奋斗史，我们党在七十多年前所进行的长征也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为了争取全人类的解放和幸福的奋斗历史。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何去何从成为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的问题，最终选择了战略转移，保存更多的有生力量以和敌人进行日后的战斗。常言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一息尚存，就有实现理想的可能。

庄子曾说“哀大莫过于心死”，只要心中的希望不破灭，哪怕这种希望是多么的微小，也终能在时间的历练下成为燎原之火。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他们责无旁贷的承担起来，用百折不挠的意志，战胜了无数困难，许多长征的路途都是在红军走过以后才第一次有了人的足迹，变成了“路”。衣衫单薄、空腹赤脚的红军却一步一步的丈量出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许多人会对此大惑不解。

我们想到了孔子对于他的学生颜回的赞扬：“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难道是颜回喜欢过简陋的生活吗?那为什么在“人不堪其 忧”的时候，颜回还能乐在其中呢?是因为他心中有“义”，有更高的理想。同理，红军正是崇高理想追求的支持下创造了活生生的人间奇迹。

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一个人，一个民族发展强盛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动力来源。共产党在历史赋予的重任面前，义无反顾，卧薪尝胆，终于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走完了充满艰辛坎坷的漫漫长征路，带领中国革命和社会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历史上无数鲜活的例子也一次次的证明了这种精神力量的强大和重要。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上运用这个法宝取得胜利的典范，并以其穿越时空的魅力鼓舞着新时代的建设者为了民族繁荣强盛的理想继续奋斗。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生息繁衍的最原初的精神支持和精神动力。上下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孕育出了优秀的中华民族，和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民族更加的内敛和自谦，在儒家经典《论语》中论及“君子”的共有八十四则，对于“君子”的言谈、举止、交友、德行等方面都做出了论述，可以说，对于“君子”的内圣外王的期望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和最高精神境界的化身。在这八十四则里面，有一则是这样的：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孔子对于何谓君子的回答非常的简洁，“问心无愧，何来忧惧?”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君子了。这一则代表了我们民族精神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内省。

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如果能一日三省，向自己发问，对自己剖析，那么还会有担心和恐惧的事情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世上有几人能够严肃认真的面对自己的灵魂呢?“知耻近乎勇”，推及一个政党，有没有勇气不断反省、及时更正所犯下的错误呢?有没有灵活辩证的思想去对待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而不是僵守旧模式呢?所以说，能直面现实、忠诚灵魂的才是真正的勇士。

我们知道，长征肇始于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失败，之所以失败有多种原因，从我们主观方面来看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对战斗形势、敌我力量对比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红军的长征转移就是对于这个错误的及时弥补。但是也并非一帆风顺，党内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思想，可贵的是，我们的党却一直没有放弃同错误思想作斗争的努力，至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思想，制定了红军后面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也是我们党发展历史上一次自我批判、自我检讨的勇敢尝试。在这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同错误同逆流的斗争不止这一次。真正的共产党人凭着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对革命战斗形势的正确把握，一次次，不断的进行着向着正确道路的努力和前进。正是如此真诚和自觉的检讨才使得长征路成为一条走向队伍壮大和胜利的路。所以长征精神之一就是忠诚于自己信仰和灵魂的君子之勇。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才敢做出这样的内省和自查。

“君正，莫不正”。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生力军，在历史抉择的重要关头做出了正确的抉择。而人民也因此在历史中选择了他们。儒家精神的传统践行者大多对于“君子之勇”只是停留在口头的表达和践行者个体行动的证实上，而共产党作为以谋全人类幸福为主旨的政党，却可以从口头落实到实际中，超出从个体上升到到整体中。所以是君子之勇的传统的最好体现。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人本精神”究其本质而言是对人自身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尊重以及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相信，相信人类有把握自己、把握历史和命运的能力。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孔子对于超出人类的虚构存在“存而不论”，但是对于人间世界却充注了极大的热情，用他一生的心血建立起了自己严密而独特的哲学体系。在孔子哲学体系中，人学位居中心地位。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的学说是孔子人学的两大发现。自春秋以来，人类对于宇宙自然和人类自身的把握能力大大加强，但是却一直处于君主专制统治之下，即使是国民党政府，也是为了某些特定人群，或者说是小部分人服务的政体。所以孔孟学说的仁义道德都还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和人自身力量的重视并未得以执政者的真正实践，而只是道德教化的宣传内容。

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和人对于自身命运及其全人类历史进程的把握。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只有依靠人类自身努力斗争去争取权力才能够显示人类生存的价值。这点在我党长期的斗争史里面显现的酣畅淋漓，“不自由，毋宁死”，被剥削、被压迫不是老百姓“天赐”的命运。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中央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历时13个月零2天，纵横11个省份，长驱二万五千里，途中总共爬过18座山脉，走过600里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渡过24条河流，打过大小战斗300多次;红二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历时11个月，转战九省，行程一万六千里，进行大小战斗110次;红四方面军长征由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历时长达18个月，转战数省，行程八千余里，进行过大小战斗千百次。鉴于此，以色列军人伍大卫曾经评价长征，中国红军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全世界的珍贵财富，值得世界各国军人景仰和学习。可以说，红军在长征路上的经历是悲惨的，但他们的超凡毅力和精神却是悲壮的。身后有飞机大炮追着，还要空着肚子，光着脚走过没有路的“路”……这些在寻常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他们却圆满完成了。支撑他们走完漫漫长征路靠的是什么?

长征所完成的不仅仅是战略转移，还为新的革命阶段的到来酝酿了力量，最重要的是其对于人的生命、尊严的倡导和践行。长征，二万五千里一路走来，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存权、发展权的斗争。人在社会上的存在，不仅仅要贡献义务，还要获得自身生存繁衍的条件，在当时内外夹击、重重压迫的情况下，人要想想获得真正称之为“人”的自由和生活，就必须斗争。长征和革命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就其精神内涵则是中国历史上不绝如缕的对人的价值和权利的追求传统的外在体现。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小编收集了一些描写红军长征精神的诗词，一起来感受一下当年的红军长征精神。

★★★★★更多长征相关文章内容推荐（↓↓↓）★★★★★

★★★★★★

★★★★★★

★★★★★★

★★★★★★

★★★★★★

描写红军长征精神的诗词3：回眸长征

滔滔大渡，飞夺天险

滚滚金沙，四渡赤水

平平抢声卷沧澜

仄仄炮声慑敌顽

夹金六盘横断山

山山险恶踏平川

峻岭崇山，迂回作战

积雪漫山，草地泥潭

雄师奋战，闯关向前

徒步二万半，旌旗飘陕甘

燎原火种，谋新篇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特有的魅力使它就像一部最完美的神话，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史无前例、雄伟壮丽的史诗。“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尽管，红军长征已经过去了七十年，但它的丰功伟绩，惊天地，泣鬼神，彪炳史册，万古流芳，长征精神万岁!

人民是革命的母亲 红军一切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在长征中，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人民群众的财产秋毫无犯。在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少数民族群众坦诚相见、交朋友。刘伯承同志与彝族首领小叶丹面对青山碧水歃血盟誓，结为兄弟的故事，成为红军长征中的千古佳话。由于红军所到之处，真心诚意为群众办事，打土豪分田地

弘扬长征精神，帮助穷苦人翻身解放，因而，广大群众把红军视为自己的子弟兵，是穷人的队伍，把红军称为“菩萨兵”。红九军团经过云南东川一带，由于得到当地干人儿的帮助，因而顺利攻下了东川县城。红军打开粮仓，把粮食发放给穷苦群众，并且根据群众的要求，公审处决了反动县长和一个大土豪，城内外群众对此拍手称快。在东川县城，红军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援，筹款达6万余元，千余人踊跃参加红军，不到一天半的时间，便扩大了800多个红军战士。

红军在长征途中遇到的许多难以想到的困难，都是依靠地方群众的帮助解决的。红军强渡大渡河时，不仅要冒着对岸敌人的炮火，还要克服大渡河的急流险滩。要强渡过河，必须找到熟练的船工。经过做工作，十几名船工来了。战斗打响了，老乡们冒着枪林弹雨，一桨连一桨地拼命划着。船到河中向下滑出几十米，撞在大礁石上，在面临船毁人亡的危急关头，四名船工跳进滚滚的急流里，用背顶着船，船上的船工尽力用竹篙撑着，经过惊心动魄的搏斗，终于脱离了险境，把红军勇士们送到对岸。在红军面临茫茫草地的时候，当地一位六十多岁的藏族通司不畏艰险，带领红军在水草地行军四天四夜，终于开辟了一条可以让红军大部队通过的生命线。

长征中军民鱼水情，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篇章。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攻占湖南锡矿山。工人群众个个兴高采烈，不仅夹道欢迎，而且还燃放鞭炮，自发地在门口点上小油灯给部队照路。时值初冬天气，红军的衣着单薄，群众纷纷把好房子腾给红军，把厚实的被子让给红军，并主动为红军做饭、烧水。我们的红军战士也争着为群众做事，真是军民一家人啊!一天晚上，一连一排30多名红军战士夜里睡觉煤气中毒，周围群众闻讯后，很快弄来了新鲜萝卜和淘米水，把鲜萝卜磨碎后和淘米水一起煮沸，然后一口一口地喂给中毒的战士们吃，由于抢救及时，中毒的战士全部苏醒过来了。红17师在一次作战后，有47名伤员打算寄放到六寨。在经过新寨时，苗族首领扬以沙老人带领全寨男女老少，赶到路边，硬是把伤员们“抢”到他们寨子里去治疗休养。伤员们到新寨后，全寨三十几户人家争着让出自己的床铺安置伤员。妇女们为伤员端屎端尿，男人们扛上火枪站岗放哨。在遇到民团搜查时，苗族群众就把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后来，有几位伤员因伤势恶化，光荣牺牲，苗寨用最隆重的仪式进行安葬，并特意为烈士们修建了“红军坟”，成为长征中军民鱼水情的历史见证。

红军长征，当时各个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听从中央军的指挥，密切合作，最后胜利会师，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各级组织、各个单位、各个部门也需要发扬团队精神，团结友爱，优势互补，互相补台，向着共同目标齐心协力，“人心齐、泰山移”!

红军长征，走到哪里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红军为人民服务，也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结合今天的改革发展，我们所有的工作也都需要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与群众充分沟通，特别是涉及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和方案要充分考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使企改革和发展得以顺利进行。

团结是力量源泉 在革命生死攸关的时刻，召开遵义会议，充分体现了党内和红军内部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当时，为了挽救党、挽救红军，必须把红军的领导权从“左”倾路线代表手中夺过来。#p#副标题#e#

会前，周恩来同志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等都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在遵义会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张闻天同志一直担任党的职务。他与毛泽东同志的合作是很成功的。体现了党内高度的团结。毛泽东同志曾风趣地说：洛甫同志是“开明君主”。周恩来同志积极协助毛泽东同志组织和指挥红军，林伯渠当时抒写下“坚持遵义无穷力”“阳光坦荡己无歧”的诗句。这诗句既反映出他热诚拥护确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的激动心情，又赞颂了当时全党全军团结一致的精神面貌。

花开吐芳菲，彝海含笑迎宾朋。五月，春意盎然的彝海，一派生机勃勃。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陆军学院、凉山州、冕宁县主办的，万人纪念红军长征过凉山暨“彝海结盟”70周年庆祝大会，在阳惹雪山下彝海之滨隆重举行，追忆70年弹指一挥间的红色诗篇。

省副省长张作哈在讲话中说，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踏上凉山这决神秘而又神奇的土地，发生了对中国革命有着重大而深远影响的两件大事：一是召开了著名的会理会议，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团结一致、继续北上的方针;二是红军先遣军总司令刘伯承同志与彝族首领果基约达在彝海边歃血结盟，创造了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彝海结盟不仅为红军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我党在复杂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开创了成功的范例，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解放后，古老的凉山实现了“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飞跃。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凉山各族儿女奋发图强、励精图治，全州经济持续快速发

弘扬长征精神展，社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彝海结盟所凝聚的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精神正在大小凉山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薪火相传并发扬光大。

以色列军人武大卫从江西瑞金出发，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行进。顺利到达陕西吴起镇，历时138天，行程24000多公里(汽车行驶里程)，其中步行1200多公里。途经9个省、自治区，参观了当年红军重要会议和战场旧址，穿越了雪山草地，采访了近百名老红军，拍摄了3000多张照片。对于这次“长征之行”，70岁的老人有着太多的激动，太多的感慨——长征路应该列为世界人类遗产保护。

一个职业军人，武大卫以其独特的视角，用自己的亲历概括了长征精神。他说，长征的内涵和精髓就是“崇高精神、空腹、飞毛腿”。“这次长征之行，让我知道了什么样的军人才是真正的军人，才是能够打胜仗的军队，才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军队”。武大卫动情地说，中国红军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全世界的珍贵财富，值得世界各国军人景仰和学习。可以说，红军在长征路上的经历是悲惨的，但他们的超凡毅力和精神却是悲壮的。没有精良的装备、没有吃的、没有交通工具，凭着为人民谋幸福的崇高精神，空着肚子，光着脚，爬雪山，两条腿竟然比敌人的现代交通工具跑得还快。“说红军是超人，是飞毛腿，一点都不为过”。他说，以前，总以为长征路是一马平川的坦途，这次一走才明白，长征哪里有路啊，许多地方是红军走过了之后才有了人的足迹，也才有了路。 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堪称中国红军胜利之本，也是中国人民军队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长征精神要好好发扬光大，它是一笔世界珍贵的精神财富和军事财富。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1.长征精神虚无论者说：“其实并非只有中国有长征。非常艰苦地进行长距离的跋涉，都可以叫长征，或者叫远征。郑和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拿破伦过阿尔卑斯山、李自成的南征北战都与长征类似。不畏艰险、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最后达到目的，这里需要什么精神?很简单，一是求生欲望————不跑你就死，想活命你就往前走。所以我说长征是逼出来的。没见谁好好的就长征了。没有见过谁的回忆录里说，长征真好玩，还想来一次。解放军专门搞野营训练锻炼战士，也不敢让人家吃草根、皮带走二万五千里。第二是坚强的意志。人和人的意志是有强弱区别的。被敌人抓住拷打，有人就能坚强不屈，有的人就受不了。长征一年多，爬雪山过草地，忍饥受寒，比敌人拷打还难受。据说爬雪山时，高寒缺氧，人又极度疲劳，往往一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红军战士彼此提醒，不停地喊着不要停下，但意志稍微软弱的就是抗不住休息一下的诱惑，想着休息一分钟，结果就牺牲了。30万剩下3万，死多少人!真正被敌人打死的没有那么多。”

首先要告诉虚无论者的是，真正被敌人打死的反而是30万红军中的大多数，过雪山草地死的人反而倒没有那么多，这是一个历史常识。实际上，遵义会议召开的时候，红军的数量就已经接近三万那么少了，不信呢，虚无论者可以去查一下资料。

虚无论者对长征精神的归纳就是：“这里需要什么精神?很简单，一是求弘扬长征精神生欲望————不跑你就死，想活命你就往前走。”也就是说，虚无论者认为长征精神就是“想活命”精神，是因为有生命危险，给逼出来的精神。

但是我要从理工科思维的角度，认为这是不通的。为什么不通?的确，虚无论者的这种结论会被精英们喜欢的，你们红军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想活命逼出来的一个精神嘛。而且，从现象上看，的确是当时的红军万分危险，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嘛。那么，不通在哪里呢? 不通在强调了长征精神与“要活命”的必然联系是不通的。反证，如果说长征精神是因为“要活命”而逼出来的，那么必然在生命安全的时候会消失的，对吧?

但是实际上，红军就是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后来的解放军志愿军，而长征精神其实就是红军精神，八路军新四军精神，解放军精神，志愿军精神。也就是说，并不是长征一结束长征精神就不见了，如果那样今天我们又何必谈什么发扬长征精神?

我军也并不是说总是处于逆境，只不过逆境更能看出我军的精神罢了，这才有长征精神。实际上即使在解放战争，如果说共产党的战略错误，逼着解放军也不得不再来一次长征，解放军也会有长征精神克服种种困难的。但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却处于顺境，处于逆境的是国民党军。但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是仍然保持着长征精神的。

在我军突破长江天险之后，对国民党军队展开了猛烈的追击。部队的速度推进之快到什么程度?有的战士是活活跑死的，这难道是虚无论者说的“想活命就往前走”?你拼命往前追击，跑得越快那可是生命危险越大啊!这是人民解放军在顺境情况下的长征精神。我在海军拉练的时候，一位后勤部长带队，他就对我说，解放战争打过长江，在江西境内追击的时候，他扛着迫击炮筒行军每天一百二十里路，是每天都在下毛毛细雨，走的是泥泞小路，而且是在丘陵地带爬山，这能够被虚无论者说成是“想活命往前走”?#p#副标题#e#

其实我在海南岛当兵，就有当年解放海南岛的干部来做传统教育，当我军在海口登陆以后，迅速往三亚方向追击，在追击的过程中，也有战士跑死的。并不是说人民解放军有纪律，掉队了就要枪毙，没有这种纪律，如果你掉队了，那就掉队了，不会因为掉队而受到什么处罚的，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跑死，这就是长征精神。

其实在九八抗洪抢险的时候，就有一个海南籍战士活活累死的，那也是他自愿的，那也是长征精神。

虚无论者认为人只要到了逆境，有了生命危险就一定会有长征精神是说不通的。因为人类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战争，每一次战争经常就有胜的一方和败的一方，而败的一方通常都有生命危险，但并不一定表现得英勇，不一定就能够产生出长征精神的。

比如我军在解放战争期间，南下追击，这个时候国民党军就处于逆境，但并没有看出国民党军有什么长征精神。要知道在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国民党一百万军队向只有三十万军队的且没有任何后勤支援的江西苏区进攻，结果在共产党的错误军事路线下，打了一年，还是没有消灭掉红军。这说明即使在那种情况下红军也是英勇顽强的。但是反过来，在国民党军解放战争在湖南一带构筑防线，在上海一带构筑防线的时候，国民党有没有本事象当年的红军守苏区那样守上一年?根本不行，解放军一进攻，国民党军队就垮了，这也说明不是生命危险就能够逼出长征精神的。

再说朝鲜战场吧，一开始是金日成的人民军精神，向南方一进攻，南方的李成晚集团就立即垮了。要知道人民军可没有什么优待俘虏的政策的，因此李成晚集团应当处于逆境，但是韩军有没有因为“想活命”就产生出什么长征精神的?那是没有的。倒是后来麦克阿瑟发扬了美国的牛仔精神，搞了一个仁川登陆，结果几乎把人民军消灭光了，但是穿着破棉袄，拿着最落后的武器的志愿军一过江，那美国军队顿时处于劣势，或者说处于逆境，生命有危险了吧?但是美国军队的表现有没有象当年苏区红军那样的表现呢?看上去也没有嘛，也是一群乌合之众惊慌失措的逃跑嘛，都不能够做到象红军当年那样“有序”地撤退，且战且退。美军和国民党军逃跑时的狼狈样，共军什么时候有过?

毛泽东在长征时从三万人马开始发展，直到最后发展到解放全中国，并最后建立起工业基础，制造出核弹卫星，这也是长征精神。而蒋介石在逃到台湾之后，手里好歹还有几十万军队，他倒也一直在尝试学习红军的长征精神，比如在各地搞国民党的游击队，但是那些游击队都在人民解放军的剿匪战斗中被消灭了，人民解放军在剿匪战斗中同样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仍然发扬了长征精神，许多同志也牺牲了。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是剿匪，应当处于顺境了吧?按虚无论者的看法，长征精神就没有了?照样是有的。

而蒋介石在台湾一直叫嚣反攻大陆，叫嚣了这么多年，一点进展都没有，说明国民党军从来就没有什么长征精神，即使往死里逼它，它也产生不出来。

2.古代的军队先不说，上世纪的军队，也可以认为各有各的精神。日本军队，我认为有武士道精神，德国法西斯军队，我将之称为纳粹精神，苏联红军有苏联红军精神，美国军队呢?我认为有牛仔精神，关于这些军队，我都可以举出一些特别艰苦的战斗例子，来说明人们的抗击艰苦不怕牺牲的能力。

甚至国民党军队，在松沪抗战和台儿庄大战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国军精神吧。

可以从各种现象的观察中，让所有的这些“精神”相互PK一下，看看，所有这些精神，谁最强呢?

比如说，美国牛仔精神和日本武士道精神，谁强?我们可以观察硫磺岛之战，我观察的结果，日本人够勇，而美国人也够勇，因此，我认为牛仔精神和武士道精神的强度相当。

但同样是二战，苏军进攻东北，要知道日本陆军最精锐部队就是关东军，而且精心构筑了十多年的防线，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苏联军队打日本军队完全没有悬念。因此苏联红军精神远超日本武士道精神。

再说朝鲜战争，一开始金日成迅速粉碎南朝鲜军队的防线快速推进，说明朝鲜人民军精神远优于南韩精神，而麦克阿瑟来了一个仁川登陆，几乎将人民军消灭干净，说明美国牛仔精神远超人民军精神。

但是中国来了一个抗美援朝，手执劣质武器的志愿军把拥有先进武器的美军打得溃败，这说明长征精神远优于牛仔精神。

而后来的珍宝岛中苏之战，虽然是小规模的战役冲突的PK已经能够测量出，长征精神优于苏联红军精神。

因此综上所述，长征精神，是上世纪全人类中产生的各种精神中最强的。甚至有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的。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丰碑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

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

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

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

一个冻僵的老战士，倚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祥：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

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

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

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

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徐占权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国民党蒋介石仍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动100万大军“围剿”红军和各苏区，其中以50万兵力直逼中央苏区。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红军从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如果继续采取毛泽东为红军制订的战略战术原则，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是有可能的。”徐占权解释说，一方面，蒋介石虽然调集了50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但同时也面临着财政拮据、抗日反蒋运动日益兴起、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各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在华利益不同与蒋的冲突不断加剧等严重问题。另一方面，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人民群众经过多次反“围剿”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经济迅速发展，红军和地方武装迅速壮大，为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然而，“左”倾冒险主义断送了这样的有利局面。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一味命令红军和地方武装“以革命的进攻来粉碎反革命的进攻”，竭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

徐占权认为，这种完全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进攻路线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反对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博古、李德等人无视敌强我弱的现实，照搬外国经验，反对人民战争，主张纯粹依靠主力兵团的所谓“正规”战争。黎川战斗中，红军防守兵力薄弱，毛泽东认为应放弃黎川、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要部队死守黎川、不能丧失苏区的一寸土地，命令红军主力在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寻战近两个月，结果不但未能收复黎川，反而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

二、反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主张实行“左”倾关门主义。正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联合李济深等国民党内反蒋力量，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国民党政府决裂。“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拒绝了毛泽东向敌人后方进攻的建议，并坚持“福建人民政府”不是革命的而拒绝支援19路军。他们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攻打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使红军再次陷于困境。

三、反对运动战，主张实行阵地战。运动战是红军的特长，但博古、李德等人主张打阵地战，在战斗连连失利时，又由进攻中的军事冒险主义陷入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李德提出的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理论，限制了红军的机动性，使得红军不能积极、主动地调动敌人，而只能守株待兔式地等敌人出碉堡而实行“短促突击”。在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毙伤俘敌2000余人，自身却伤亡5000余人，约占参战人数的五分之一。彭德怀曾批评说：“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四、没有适时举行战略转移，而是继续主张同强敌拼消耗。广昌保卫战失败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虽然讨论过战略转移问题，但由于意见不一致，特别是共产国际模棱两可的表态，致使军委未能果断作出决策，而是继续坚持在内线寻求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军奉命展开分兵作战、全线抵御，结果为敌所制，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境地。

五、仓促举行战略转移，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在中央苏区难以继续支撑红军抗敌的情况下，“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才被迫放弃在苏区内抵御敌人的原计划，决定于1934年10月底或11月初，沿红6军团前进的路线实行战略转移，准备到湘西北与红3军和红6军团会合，尔后从外部实行反攻、恢复中央苏区。然而，在敌人于9月底向苏区中心区发起总攻时，他们既没有胆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长驱直入的间隙让红军进行休整和补充，也没有采纳毛泽东让红军主力牵制敌军至湖南的建议，而是被敌人的气势吓倒，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提前一个月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瑞金出发，率领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两个军委纵队共8.6万余人，开始战略转移。至此，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中央红军长征开始。之后，红25军，红四方面军，红2、红6军团，也相继撤出鄂豫皖、川陕、湘鄂川黔苏区，踏上了长征之路。

红军长征(1934年10月—1936年10月)，共产党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分别从各苏区向陕甘苏区的战略撤退和转移。

其中红一方面军行程在二万五千里，因此长征又常被称作二万五千里长征。

国民党称此为“流窜”。

1934年10月10日晚6点12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部队共八万六千人，分别自长汀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从而开始进行红军打败国民党的转折点。

转移时经过：瑞金出发——挺进湘西——冲破四道封火线——改向贵州——渡过乌江——夺取遵义——四渡赤水河(意义：打乱敌人追剿计划)——巧渡金沙江(跳出敌人包围圈)——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吴起镇——甘肃会宁(长征胜利的标志：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

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合，长征结束。

长征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是红军战士悲壮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