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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以后江水日渐西移,自唐武德八年(625年)后,石头城便开始废弃,故中唐诗人刘禹锡作《石头城》一诗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诗人笔下的石头城,已是一座荒芜寂寞的“空城”了。五代时期(924年)。石头城上兴建了第一座寺庙——兴教寺,以后这里就成为寺庙、书院集中的风景名胜区了。直到今天,它仍以“石城虎踞”的雄姿享誉中外。
石头城全长约3000米 ,筑于楚威王七年(前333年)。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吴国孙权迁至秣陵(今南京),第二年,在石头山金陵邑原址筑城,取名石头。扼守长江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有石城虎踞之称。
在南京的清凉山西麓,自虎踞关龙蟠里石头城门到草场门,可以看到城墙逶迤雄峙,石崖耸立,这就是依山而筑的石头城。同治《上江两县志.山考》载:“自江北以来,山皆无石,至此山始有石,故名。”《建康志》也说:“山上有城,又名曰石城山。”这里所说的“城”,也就是石头城。
关于石头城的由来,要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据史书记载,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楚国(都城郢,即今湖北江陵)灭了越国(都城吴,即今苏州),楚威王设置金陵邑,并在今清凉山上筑城。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楚国灭亡,秦改金陵邑为秣陵县。相传三国时,诸葛亮在赤壁之战前夕,出使东吴,与孙权共商破曹大计。据说,诸葛亮途经秣陵县时,特地骑马到石头山观察山川形势。他看到以钟山为首的群山,像苍龙一般蜿蜒蟠伏于东南,而以石头山为终点的西部诸山,又像猛虎似地雄踞在大江之滨,于是发出了“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的赞叹,并向孙权建议迁都秣陵。 孙权在赤壁之战后,迁移到秣陵(今南京),并改称秣陵为建业。第二年就在清凉山原有城基上修建了著名的石头城。当时长江就从清凉山下流过,因而石头城的军事地位十分突出,孙吴也一直将此处作为最主要的水军基地。此后数百年间,这里成为战守的军事重镇,南北战争,往往以夺取石头城决定胜负。石头城以清凉山西坡天然峭壁为城基,环山筑造,周长“七里一百步”,相当于如今的六里左右。北缘大江,南抵秦淮河口,南开二门,东开一门,南门之西为西门,城依山傍水,夹淮带江,险固现时势威。城内设置有石头库、石头仓,用以储军粮和兵械。在城墙的高处筑有报警的烽火台,可以随时发出预报敌军侵犯的信号。至南朝时,石头城作为保卫都城的军事要塞的地位依旧未变。古代长江绕清凉山麓东去,巨浪时时拍击山壁,将山崖冲刷成峭壁。隋文帝灭陈、平毁建康城后,在石头城置蒋州,唐代初年在石头城设扬州大都督府,石头城在隋朝和初唐时是南京地区的中心。[2]
唐代以后江水日渐西移,自唐武德八年(625年)后,石头城便开始废弃,故中唐诗人刘禹锡作《石头城》一诗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诗人笔下的石头城,已是一座荒芜寂寞的“空城”了。五代时期(924年)。石头城上兴建了第一座寺庙——兴教寺,以后这里就成为寺庙、书院集中的风景名胜区了。直到今天,它仍以“石城虎踞”的雄姿享誉中外。
据地质学研究,这里的岩层是距今大约1亿年到7000万年前的晚白垩纪的浦口组地层,在清凉门到草场门之间的城墙下面,有一块突出的椭圆形石壁,长约6米,宽3米,因为长年风化,砾石剥落,坑坑洼洼,斑斑点点,中间还杂有紫黑相间的岩块,怪石嶙峋,远看隐约可见耳目口鼻,酷似一副狰狞的鬼脸,被称为“鬼脸城”。南京民间中有关鬼脸城的传说很多。相传这块岩石原来犹如刀削一般,光滑如境。如今在鬼脸城西侧确有一处清亮的池塘,从水面的一侧可以看到鬼脸城的倒影,老南京人俗称之为“鬼脸照镜子”。[3]
这一神奇的传说,吸引了无数的中外游人。石头城遗址已被列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人们踏青觅翠、发思古之幽情的好去处。
南京石头城城基因就自然山岩凿成,中段有几块荡红色砂砾岩因经古时长江水冲刷而凹凸不平,有如兽面,故俗称鬼脸城。石头城周长约3000米,南面开2门,东面开1门,西北因紧靠长江,故不设城门。当时,石头城为孙吴水师的总部,江泊常有上千艘船只。城内建有石头仓库,用来储存粮食、兵器等物资。城西最高处还建有孙吴的烽火台。据说一旦发现敌情,在烽火台一举烽火,半日内即可传遍长江沿线。石头城地势险峻,自古就有“石城虎踞”之称。以后由于长江河道逐渐西移,石头城的军事价值有所减弱。明代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于洪武二年兴建城墙,此处石头城便成了南京城墙的一部分。如今石头城已是闻名中外的历史古迹,也是南京重要的旅游胜地之一。
在南京石头城城西,景色清幽,有“城市山林”之称。清凉山上,名胜古迹随处可寻,有“驻马坡”、“南唐古井”、“清凉寺”、“崇正书院”及“扫叶楼”等。石头城在清凉山后,南北全长约3000米。城基遗迹为赭红色,内有大量河光石,一般高出地表0.3-0.7米,最高处为17米,系自然山岩凿成。东晋义熙年间(405-418)加砖累甓,明洪武二年(1369年)石头城为应天府城(今南京)的一部分重加修建。交通:乘游4路,6、21、23、60、75、91、302路车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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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早出现的有声电影是在哪个年代呢?它的名字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你想知道答案吗?下面就让小编来告诉你我国第一部有声影片是哪部吧。
1931年3月15日,由明星公司摄制的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上映,该片采用的是蜡盘配音的技术。
1930年底,中国第一部蜡盘发声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摄制成功。《歌女红牡丹》由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百代东方公司收音、民众国产有声电影公司出品。编剧:洪深(化名庄正平),导演:张石川,摄影:董克毅,由胡蝶(饰红牡丹),王献斋(饰无赖丈夫),夏佩珍(饰金姑娘),龚稼农(饰富商)主演。影片讲述了一个深受封建意识毒害的红伶女的悲惨故事:在舞台上名噪一时的红牡丹的丈夫是个无赖,不仅任意挥霍红牡丹的丰厚收入,还频施毒手,加以虐待。在外则迷恋鼓姬金姑娘,寻欢作乐,花天酒地。红牡丹深受刺激,嗓音失润,由主角沦为三四流配角,但对丈夫仍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经济拮据,丈夫竟卖掉女儿以偿赌债,复失手杀人而被 捕。一位暗地追求红牡丹的富商获悉后,出资赎回其女,使母女团聚。红牡丹心怀感激,但对丈夫却既往不咎,临赴外埠演出前,还专程去狱中探望,并托人营救。这时有人问富商:“我真不懂,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呢?她男的这样待她,她还是这个样子。”影片以这位富商的话结束:“真是拿她没办法———只怪她没有受过教育,老戏唱得太多了。”
《歌女红牡丹》耗资十二万元,历时半年的拍摄历尽艰辛。导演张石川回忆说:“前后失败了有4次之多,到第5次才算大功告成。那4次失败的时候,我们全体同志,有时真急得要哭出来,有时真急得走投无路,真是吃了千辛万苦。我们虽然吃了些苦,后来总算把那个中国第一部的有声影片造成功了。”
《歌女红牡丹》的表演是出色的,胡蝶、王献斋、夏佩珍、龚稼农均有上佳表现。
1931年1月下旬,《歌女红牡丹》在明星大戏院试映,3月3日在光陆大戏院招待各界,3月15日在新光大戏院正式公映。由于是中国第一部国语对白的有声片,片未开映,座已告满,盛况空前,不仅轰动了全国各大城市的观众,同时也吸引了南洋的侨胞。上海远东公司、青年公司纷纷以高出影片10余倍的价格,购买该片在南洋各地的上映权,一时传为美谈。
明星公司还特为该片出版了由周剑云编辑的《中国第一部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特刊。该刊16开本,共140页,由上海华威贸易公司发行,刊有主要演职员的照片及电影剧照30多幅。特刊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编排新颖,十分吸引人。
有声片的挑战是几方面的,从演员来说,默片时代不需要将对白录下来,所以在摄影棚里各种方言都可以说,表演的好坏,取决于演员的表情、演技。新的潮流向演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要说国语,必须预先背熟台词。当时的电影演员以广东人居多,如张织云、阮玲玉,所以大家非要勤学语言不可,并要请专人教授。胡蝶在这方面却略占先著,因胡蝶幼年曾随父亲奔波于京奉线上,后来虽然又回广东去住了几年,但幼年时学得的北方话仍未忘却。此外,胡蝶庶母的母亲是北京旗人,家里是两种语言同时通行,就象英语、法语是加拿大规定的两种官方语言一样。所以由默片进入有声片,由于有了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胡蝶也就顺利地过渡到有声片时代。人的际遇有时也是很奇特的,没有想到,20世纪40年代,当胡蝶重返影坛时已是在香港,那时,在香港、南洋一带只放映粤语片,胡蝶的乡语广东话这时又派上了用处。
《歌女红牡丹》严格说来,只能说是半有声片,因为只注意了对话的有声,而忽略了周围环境的音响效果,所以看来只有人说话或唱戏时有声,其它周围事物都是静悄悄的。说起制片的过程,读者听来一定觉得十分可笑。电影先按默片拍好,然后全体演员背熟台词,再到百代唱片公司将台词录到蜡盘上。录完后,一面在银幕上放影片,一面在放映间装留声机放蜡唱片,通过银幕后的扩音机播出。这种方法,实是是很原始的,顺利时还可以,但是遇到影片跳片、断片时就苦了,观众只见电影上张嘴的是男演员,而出来的声却是女声。在录音的过程中也是十分辛苦的。胡蝶当时的心情也和其他电影从业员一样,十分紧张,似乎这次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今后的前途与命运,因为在录音时,演员对着自己饰演的角色念台词,如有念错念快念慢,就要重来。所有演员与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十分紧张。曾接连试验了四次,失败了四次,到第五次试验才获得成功,每天在录音室六七个小时,汗流浃背。片中红牡丹唱京剧的戏,很多人以为胡蝶会唱京戏,也有的书写她如何练习京戏,说来有鼻子有眼,煞有介事,胡蝶看后不禁哑然失笑。她常对别人半开玩笑半解说:“我不是梅兰‘芳’,而是梅兰‘圆’,是那个圆盘在代我唱哩。”当然,影片利用有声的优越条件,穿插了京剧《穆柯寨》、《玉堂春》等四个节目的片断,效果很好,这也是《歌女红牡丹》吸引观众的另一个原因,观众可以在银幕上第一次听到戏曲艺术的唱白。
为祝贺中国第一部有声故事片《歌女红牡丹》诞生,由上海华威贸易公司特别印制了一本16开本大小、共85页的特刊,编辑为电影事业家周剑云。周剑云曾与张石川、郑正秋等人共同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并任董事兼经理。该特刊封面是胡蝶女士彩色旗装小影,刊前插有《歌女红牡丹》的编剧洪深、导演张石川、摄影董克毅、美工张聿光以及主要演员胡蝶、夏佩珍、王献斋、龚稼农等10人的珍贵照片及剧照32幅;另刊有洪深等38人的纪念文章。在20世纪30年代初能专门为一部影片出一本特刊是少见的。自1927年有声电影在美国问世后,在不足4年时间内中国也能制作出如此精良的有声片,从该特刊中可反映出一批中华影人为之努力而作出的成就。该特刊因不作为书籍或杂志专门发行,其发行量不多,故颇显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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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谋人,因发现地点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上,定名为“元谋直立人”,英文称雕塑:Homo erectus yuan mouensis,俗称“元谋人”。“元谋”一词,出自傣语,意为“骏马”。
元谋人牙齿化石是1965年“五一”节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的,元谋县被誉为“元谋人的故乡”。1976年根据古地磁学方法测定,生活年代约为一百七十万年前左右,差距最多不超过前后十万年(也有学者认为其年代不应超过73万年,即可能为距今60万至50万年或更晚一些)。
在约在100万年以前,云南元谋一带,榛莽丛生,森森郁郁,是一片亚热带的草原和森林,先有枝角鹿、爪蹄兽等第3纪残存的动物在这里生存繁衍。再往后推移一段时间,则是桑氏鬣狗、云南马、山西轴鹿等早更新世的动物出现在这片草原和森林。它们大多数都是食草类野兽。为了生活下去,元谋人便使用粗陋的石器捕猎它们。根据出土的两枚牙齿、石器、炭屑,以及其后在同一地点的同一层位中,发掘出少量石制品、大量的炭屑和哺乳动物化石,证明他们是能制造工具和使用火的原始人类。
元谋人,是目前我国已知最早的远古居民,因发现地点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上,定名为“元谋直立人”,英文称:Homo erectus yuan mouensis,俗称“元谋人”。“元谋”一词,出自傣语,意为“骏马”。
元谋人牙齿化石是1965年“五一”节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的,元谋县被誉为“元谋人的故乡”。1976年根据古地磁学方法测定,生活年代约为一百七十万年前左右,差距最多不超过前后十万年(也有学者认为其年代不应超过73万年,即可能为距今60万至50万年或更晚一些)。
在约在100万年以前,云南元谋一带,榛莽丛生,森森郁郁,是一片亚热带的草原和森林,先有枝角鹿、爪蹄兽等第3纪残存的动物在这里生存繁衍。再往后推移一段时间,则是桑氏鬣狗、云南马、山西轴鹿等早更新世的动物出现在这片草原和森林。它们大多数都是食草类野兽。为了生活下去,元谋人便使用粗陋的石器捕猎它们。根据出士的两枚牙齿、石器、炭屑,以及其后在同一地点的同一层位中,发掘出少量石制品、大量的炭屑和哺乳动物化石,证明他们是能制造工具和使用火的原始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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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是一部记载中国古代国神话、地理、植物、动物、矿物、物产、巫术、宗教、医药、民俗、民族的著作,反映的文化现象地负海涵、包罗万汇。除了保存着丰富的神话资料之外,还涉及到多种学术领域,例如:哲学、美学、宗教、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医药、动物、植物、矿物、民俗学、民族学、地质学、海洋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可谓汪洋宏肆,有如海日。在古代文化、科技和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山海经》是中国记载神话最多的一部奇书,也是一部地理知识方面的百科全书。
大约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楚国和巴蜀地方的人所作,现代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是一部上古时期荒诞不经的奇书,也有人认为是古代山水物志。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校时,才合编在一起
全书18篇,《山经》五篇是为一组,以四方山川为纲,记述内容包括古史、草木、鸟兽、神话、宗教等。依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节,前一节和后一节又用有关联的语句相承接,使篇节间的关系表现的非常清楚。
《海经》中的《海外经》五篇是为一组,主要记载海外各国的奇异风貌;《海内经》5篇为一组,主要记载海内的神奇事物,《大荒经》五篇为一组,主要记载了与黄帝、女娲和大禹等有关的许多重要神话资料,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海经》以上每组的组织结构,皆自具首尾,前后贯串,有纲有目,除著录地理方位外,还记载远国异人的状貌和风俗。第18篇《海内经》是《山海经》地理状况的总结,总结中国境内地理形势分野、山系、水系、开拓区域分布;农作物生产;井的发明;乐器制作;民族迁徙;江域开发以及中国洲土安定发展形成的基本格局。
《山海经》全书记载了约40个邦国,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位历史人物,400多个神怪畏兽,该书总体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大荒经》由东开始,故有学者认为是南、西、北、东的方位顺序与远古上南下北同,故《大荒经》由东开始,则可能是后人的改动调整),然后向西,再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古代中国也一直把《山海经》作历史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
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对古代历史、地理、植物、动物、文化、交通、民俗、神话等研究,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关于《山海经》全书涉及的地域范围及相关物事虚实,历来众说纷纭。很多学者都认为是一次国家地理大普查之后的文献记载,有一些确实能确定下来,比如黄河、渭河、华山等等,地理位置与现实的大体一致。事实上,即使是《五藏山经》,也与整体格局和现实的山川不合,至今为止,尚未有谁能令人信服地将这些山川一一坐实。然而,《五藏山经》所描述的山川有些是存在的,特别是《中山经》里的山,《五藏山经》(即“山经”)本是以一些真实的山川为基础来叙事的,但说到荒远无稽的极地,已是无能为力,只能凭借想象向壁虚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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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四大古都之一,与北京、西安、洛阳同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文化古都。东郊汤山猿人头骨的出土,表明35万年前南京就是古人类聚居之地。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灭吴后,在今天南京的中华门西南侧建城,开创了南京的城垣史,迄今已有2471年。公元3世纪以来,先后有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史称六朝)、以及南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共10个朝代和政权在南京建都立国,留下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
南京之名始于明代初年,之前有金陵、秣陵、建业、建邺、建康、白下、升州、江宁、集庆、应天等名。明成祖时国都北迁,应天府改称南京。太平天国称之为天京、清朝称为江宁,辛亥革命以后再改称南京至今。
公元前1100年左右,南京属西周贵族周章的封地句吴。春秋战国时,吴国、越国、楚国先后占有过南京地区。周敬王二十五年(前495 年),吴王夫差在今朝天宫筑冶城,开办了官营冶铸铜器的手工业作坊。此地遂被称为冶城山或冶山。周元王四年(前472年), 越王勾践灭吴后,派大臣范蠡在今中华门外的秦淮河南岸筑越城,又名范蠡城。这是南京最早的古城,据此,南京建城2400多年。越城范围很小, 城周长942米。但地理 位置重要,控制秦淮河入长江的孔道,越王以此作为攻楚的根据地。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年),楚夺越地,
楚威王熊商于石头山(今清凉山)筑金陵邑,南京遂有“金陵”之称。南京地区出土的金爰、蚊鼻钱、铜砝码等,反映了楚国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秦始皇三十七年改金陵邑为秣陵县,属鄣郡。秦始皇南巡时经丹阳(今江宁县小丹阳镇),到钱唐(今杭州)和会稽(今绍兴),开驰道以通丹徒,来回都路过南京。南京与境外的 通衢大道自此开通。公元211年, 吴国孙权由武昌迁来这里建都,改名为建业,并在石头山楚国金陵邑旧地筑 石头城。依山筑城,因江为池,形势险要,有“石城虎踞”之称。
西晋统一后,太康三年(282年)改建业为建邺。建兴元年(313年),为避司马邺之讳,改建邺为建康。 建武元年(317年), 司马睿偏安江左,建立东晋。以建康为都。此后,宋、齐、梁、陈相继在此建都,史称 南朝。
东晋改建的建康都城和宫城,布局仿魏晋洛阳城,基础仍为建邺城,自后南朝无大改动。据《建康实录》 记:“城周廿里十九步”,宫城“周约八里”,初皆以土墙竹篱为之,东晋末始部分用砖,自南齐建元二年( 480年)正式建都墙始用砖。梁天监十年(511年),又增建第三重宫城。
南朝时期,建康仍为冶铸中民,此时冶铁技术提高,创造了生熟铁混合冶炼法。东晋时,因冶铸业的迅速 发展,造成城市污染,被迫将坐落在市区冶城的冶炼工场迁到县东南3.5公里的地方。
南朝的建康,商业繁荣。“大市百余”个,市场名目繁多,且专业分工,一些商品有专门的市场。商品有 三吴地区的粮食、丝帛、青瓷、纸张,长江中游来的铜铁矿石,海外的香料、珍宝等等。
建康文化事业兴盛,城市设有儒学、玄学、文学、史学4所学馆,培养人才。南朝时期的几部著名文史传世之作,均成书于建康。如刘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南梁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萧统《文选》、 刘宋范晔《后汉书》、斐松之《三国志注》、南齐沈约《四书》、南梁萧子显《南齐书》等。宋泰始元年(46 5年), 在今朝天宫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科学研究机构——总明观,出现了祖冲之、葛洪、范缜、王羲之、顾恺之、法显等文化名人。分布于南京及其附近计33处六朝墓前石刻,以石兽居多,风格独特,既体现生动优雅的 风格,又流露出六朝繁华颓废的气息。
南朝的建康,纸醉金迷,畸形发展。在方圆20公里的区域内,聚居着28万户,若按每户5口计算,竟超过1 40万人,相当于现在南京人口的一半。
建康是当时佛教中心,梵刹林立,释子成行。钟磬之声,不绝于耳。《南史郭祖深传》有“都下佛寺50 0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的记载。唐杜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
589年,隋文帝灭陈后荡平建康城邑,摧毁六朝宫苑, 在石头城置蒋州。唐代,置蒋州为升州。
北宋时称江宁府,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改为建康府,为抗金前线。岳飞、韩世忠曾在此抗金。金兵 于1130年火烧建康城,城内建筑大都化为灰烬。
南京地区的再度繁荣是在明朝。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改称南京。这是南京第一次成为全国的政治 中心。明代的南京城,可称为世界古代第一大城。其外郭城周长60公里,18个城门。内城周长33.7公里,城墙 平均高14~21米,基宽14米。开13座城门。以聚宝门(今中华门)最大。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明代两京之一,府部犹存,地位重要。南京丝织业、造船业、印刷出版业居 全国首位。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多为今下关三叉河附近“宝船滩”的龙船厂所造。其中长132米、 宽54米的 平底大沙船,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设立在鸡笼山南麓的国子监,中外学生多达万人。
清初改应天府为江宁府,设江宁织造。南京云锦名闻中外。1840年鸦片战争,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在下关江面签订。
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军攻克南京后,在此建都,改称天京。太平天国在天京前后十一年,洪秀全利用清两 江总督旧址建天王府,后被清军焚毁,今西花园内石舫系当年旧物。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此就任临时大总统,改江宁府为南京府,定都南京。孙中山当年的办公起居室,位 于现长江路292号,保存完好。1925年,孙中山逝世,葬于南京紫金山,依山建起气势宏伟的中山陵。
1927年后,蒋介石以南京为国民政府所在地。抗日战争时期,南京沦陷,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平民惨死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
南京历史悠久,名胜古迹遍布城内外。钟山有紫霞洞、黑龙潭、昭明太子读书台、杨梅岩等。山前正中为中山陵,左为明孝陵及廖仲恺、何香凝墓。右为灵谷寺、邓演达墓。还有明开国功臣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墓。
城西清凉山上,有清凉寺、扫叶楼、崇正书院。城东北隅栖霞山,有栖霞古寺、舍利塔、千佛岩、禹王碑 、大佛阁等,还有曹觉寺、宏觉寺塔、摩崖造像等,为昔日佛教圣地。
燕子矶兀立江边,夫子庙深处闹市,玄武湖、莫愁湖,秀丽婉约,均为金陵胜景。
南京金银线为千年传统工艺品。南京云锦有1500年的历史,以色彩富丽、织工精致驰名中外。南京雨花石光滑剔透,色彩绚丽。南京板鸭肉嫩味美。南京香肚历史悠久,闻名全国。
1982年国务院公布南京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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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口文化遗址位于泰山南麓泰安市郊区大汶口镇,大汶河东西贯穿,将其分为南北两片。遗址总面积80余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2~3米,是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大汶口遗址包括了大汶口文化发展的全过程,距今4500~6400年,为新石器时代遗址。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次的挖掘发现,遗址内涵丰富,有墓葬、房址、窖坑等。出土的陶、石、玉、骨、牙器等不同质料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都异常精美。生活用具主要有鼎、豆、壶、罐、钵、盘、杯等器皿,分彩陶、红陶、白陶、灰陶、黑陶几种,特别是彩陶器皿,花纹精细匀称,几何形图案规整。生产工具有磨制精致的石斧、石锛、石凿和磨制骨器,而骨针磨制之精细,几可与今针媲美。墓葬以仰卧伸直葬为主,有普遍随葬獐牙的风习,有的还随葬猪头、猪骨以象征财富。一般认为,早期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中、晚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也为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据了解,垓下史前城址位于固镇县濠城镇北,南沱河南岸,俗称霸王城。 1980年被固镇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垓下之战最后决战之地。垓下决战在中外古代战争史上,其规模之大是罕见的,“霸王别姬”、“十面埋伏”等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广为流传。因此,垓下古战场具有世界级的知名度,拥有巨大旅游价值。为了给文保规划提供大量翔实资料,从2007年开始,省考古研究所先后4次对垓下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1000多平方米。经钻探,该城址城圈长度约1510米,城内面积约15万平方米,城内遗存有城墙、壕沟、道路与排水系统、夯土建筑基址、红烧土遗迹、窑址、水晶、灰坑、排房等。
考古发掘表明,如今的垓下遗址绝不是一个普通的村落,它是一个占地20万平方米的古城遗址。不难想象,垓下古城在古代一直是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人类活动的区域中心,这个区域中心丰厚的物质条件是战争依托的物质基础,垓下古城四面有城墙,北面和西面的天然河道成为护城河,战略位置易守难攻,是战略家首选的战争要地。因此,一路败走的项羽率兵退守垓下,选中这样一块战略要地做大本营,自然是情理中的事情,这同时也为垓下古战场决战之地在固镇提供了充分证据。垓下史前城址属于最高级的城址,因为它有城有濠,对于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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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小说是指借助神话的表现形式或以神话为题材内容的小说,它起源于远古时代原始先民的口头创作。那么你知道我国最早的神话小说是哪一部吗,读文网小编来告诉你!
我国最早的神话小说集是《搜神记》
《搜神记》是一部志怪小说,搜集了古代的神异故事共四百多篇,开创了中国古代神话的先河,作者是东晋史学家干宝。其中大部分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思想感情,集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之大成的著作。干宝,东晋新蔡人,初为著作郎,以平杜弢功,封关内侯,是一个有神论者,他在《自序》中称,“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编传作者为东晋初年史学家干宝,全书共二十卷,共有大小故事454个。作者在《自序》中称,“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搜神记·自序》)。就是想通过搜集前人著述及传说故事,证明鬼神确实存在。故《搜神记》所叙多为神灵怪异之事,也有不少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主角有鬼,也有妖怪和神仙。
文章设想奇幻,极富浪漫主义色彩。“鬼神信仰”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它与山川祭祀、祖先祭祀并列。自商周以来,历代帝王无不亲登祭坛祭祀,而记载神鬼传说的典籍。除《山海经》、《淮南子》外,《搜神记》称得上其中的集大成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为我们保留了不少珍贵的材料,是后人研究中国古代民间传说及神话不可多得的收藏珍本。
《搜神记》原本已散,今本系后人缀辑增益而成,20卷,共有大小故事454个。所记多为神灵怪异之事,也有一部分属于民间传说。其中《干将莫邪》、《李寄》、《韩凭夫妇》、《吴王小女》、《董永》等,暴露统治阶级的残酷,歌颂反抗者的斗争,常为后人称引。
故事大多篇幅短小,情节简单,设想奇幻,极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后有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10卷和宋代章炳文的《搜神秘览》上下卷,都是《搜神记》的仿制品。《搜神记》对后世影响深远,如唐代传奇故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神话戏《天仙配》及后世的许多小说、戏曲,都和它有着密切的联系。
《搜神记》内容十分丰富,有神仙术士的变幻,有精灵物怪的神异,有妖祥卜梦的感应,还有人神、人鬼的交通恋爱,等等。其中保留了相当一部分西汉传下来的历史神话传说和魏晋时期的民间故事,优美动人,深受人们喜爱。神话,如卷十四的“盘瓠神话”,是关于古时蛮族始祖起源的猜测;“蚕马神话”是有关蚕丝生产的神话。历史传说,如卷十一“干将莫邪”讲述的复仇故事;卷十六紫玉传说,讲吴王小女的生死爱情。民间故事,如卷十一“东海孝妇”,讲孝妇周青蒙冤的故事;韩凭夫妇的传说则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卷一仙女下嫁董永的故事也是如此。这些故事是《搜神记》的精华所在,历代长传而不衰。
《晋书·干宝传》说他有感于生死之事,“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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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大约成书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孔子曾多次提到这个名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司马迁用的也是这个名称,如:“《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现今流传本有三百一十一首(其中有六首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后来为方便,就称作“诗三百”。后来改称《诗经》,是由于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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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吉岭红茶 产于印度西孟加拉省北部喜马拉雅山麓的大吉岭高原一带。当地年均温15℃左右,白天日照充足,但日夜温差大,谷地里常年弥漫云雾,是孕育此茶独特芳香的一大因素。以5-6月的二号茶品质最优,被誉为“红茶中的香槟”。大吉岭红茶拥有高昂的身价。三、四月的一号茶多为青绿色的OP,二号茶为金黄毫显露的FOP。其汤色橙黄,气味芬芳高雅,上品尤其带有葡萄香,口感细致柔和。大吉岭红茶最适合清饮,但因为茶叶较大,需稍久焖 (约5分钟) 使茶叶尽舒,才能得其昧。下午茶及进食口味重的盛餐后,最宜饮此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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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简称巴和渝,别称山城、渝都、桥都,雾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直辖市。重庆因嘉陵江古称“渝水”,故重庆简称“渝”。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改渝州为恭州。南宋淳熙16年(1189年)正月,孝宗之子赵惇先封恭王,二月即帝位为宋光宗皇帝,称为“双重喜庆”,遂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政府定重庆为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共和国成立初期为西南大区驻地和中央直辖市,1997年6月18日恢复成立中央直辖市后,重庆老工业基地改造振兴步伐加快,形成了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综合化工、材料、能源和消费品制造等千亿级产业集群,农业农村和金融、商贸物流、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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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大豆的生产基地主要分布在哪些区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我国大豆生产基地在哪儿,欢迎大家阅读。
中国东北地区,是中国的一个地理大区和经济大区。“东北”一词,起源较早,《周礼·职方氏》:“东北曰幽州,其镇山曰医巫闾”。东北与、关外、关东、满洲等名称具有前后相继的历史承接关系,但它们具体所代指的地域范围有一定差别。东北地区,不是行政区,只有个别时期,东北地区才与东北行政区重合,比如元朝辽阳行省、清朝1636--1644年盛京总管、1947--1954年东北人民政府管辖的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松江省、吉林省、辽东省、辽西省、热河省,就是现在的东北地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五盟市(呼伦贝尔市、通辽市、赤峰市、兴安盟、锡林郭勒盟)、河北省承德市、秦皇岛市;东北地区是文化地理区域,相对于东北文化区的地理范围
四季分明的东北地区坐拥中国最大的平原,是资源丰富、文化繁荣、经济实力雄厚、以汉族为主多民族深度融合的区域,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东北地区经济以重工业、农业以及第三产业旅游业为主,2013年,东北地区GDP总值达61105.42亿元,人均GDP达49894元。
文化
东北地区属于以满汉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圈,还融合了满族、蒙古族、朝鲜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民族以及俄国、日本的一些文化习俗。
发源于东北乡土的戏曲有二人转、秧歌等。其中踩高跷在古代文献有关渤海国的记述中就有描绘。东北摇篮曲(月儿明风儿静)是有代表意义的一首东北民歌。
东北话包括东北百姓广泛使用的东北官话和大连等少数地区使用的胶辽官话,赤峰、朝阳地区使用的北京官话。其中东北官话细分可分为吉沈片、哈阜片、黑松片,每片又可分为几小片。
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调查,1988年中国大陆的东北官话使用者为8200万人,如果使用者的数量增长与人口增长相当,那么截至2010年,大陆的东北官话使用者超过1.2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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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海就是祭祀青海湖,最初是蒙古族的传统。蒙古族人原来信仰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尤其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在元代,蒙古族就有祭天、祭山、祭海之风俗,清代以来对青海湖的祭祀活动更具规模、更加富有宗教色彩。与此同时,环湖地区的藏族人也参加了这项祭祀活动。青海湖祭海,不仅是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一种民俗活动,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其间包含着众多民风民俗,同时表达了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愿望。2008年,青海湖祭海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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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当地的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揭晓,爱尔兰医学研究者威廉·坎贝尔、日本学者大村智以及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荣获了该奖项。
屠呦呦,女,1930年12月30日生,药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1980年聘为硕士生导师,2001年聘为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2011年9月,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级最高级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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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文明是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共同事业,在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整理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和意义,希望你喜欢。
建设生态文明是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共同事业,在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对破解我国前进中的种种难题有决定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成就辉煌。但发展中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突出,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收益分配差别扩大,生态退化、环境污染加重,民生问题凸显以及道德文化领域里的消极现象等,严重制约了现代化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如何破解难题,走出困境,实现良性循环,事关改革、发展大局。须知,这些矛盾和问题都是传统工业化带来的,若以工业文明理念和思路应对,不但于事无补,还会使困境日益深化。惟有以生态文明超越传统工业文明,坚持以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思路,对发展中的矛盾、问题作统筹评估、理性调控、综合治理,方能化逆为顺、举一反三、突破瓶颈制约,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和意义
生态文明建设必将促进全民族生态道德文化素质的提高。我国环境恶化迟迟不能根本好转,这与人们的生态道德文化缺失有直接的关系。近些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态意识、环保观念日益增强,参与生态治理、环境保护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但是,生态道德文化尚未普遍植根于广大群众心中。相当多的人生态道德文化水平低下,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有些公务人员的生态道德、环境意识差得惊人。据《中国青年报》XX年11月13日报道:某省环保局日前公布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93.31%的群众认为环境保护应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然而却有高达91.95%的市长、厅局长认为加大环保力度会影响经济增长。生态道德文化缺失还表现在消费领域追求奢华、过度消费、甚至挥霍浪费等方面。事实说明,在广大群众尤其是在公职人员中间,强化生态道德文化教育,“补生态道德文化课”,亟为迫切、重要。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建设生态文明”既是目标任务之一,也是实现“更高要求”的保障。总的看,我国物质文明建设成就卓著,城乡人民对经济发展、生活改善是满意的,给予好评,但对环境恶化,则反映相当强烈。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与其他目标任务同步。然而,同物质文明相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明显滞后,亟须加大力度,加快步伐。否则,势必会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后腿。这是应当防止和避免的。
我国是具有悠久生态道德文化与伦理传统的国家,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而朴素的生态道德文化,其中“天人合一”理念就代表了中华民族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精神境界。“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建设生态文明,不仅需要法律的约束,更需要道德的感悟。而通过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生态道德文化教育,是提高全社会生态道德文化水准的最佳途径和方式。应当抓住这一良好机遇。在广大城乡居民中广泛深入地开展生态道德文化宣传教育,普及生态道德文化知识;特别要重视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生态道德文化水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企业建设;加强生态道德立法,规范人们的生态道德行为;转变消费观念,倡导适合国情的合理适度消费;还要实行村居民生态自治,充分发挥民间环保组织的作用,并把生态道德文化教育与生态文明建设密切结合起来,以收相互促进、事半功倍之效。
最后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按照生态文明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技术进步,有效降低能耗,推进经济集约化、生态化、知识化,是多么迫切、紧要!其潜力又是多么巨大!如果各级政府、各行各业在行动上切切实实这么做了,那么,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生态优化、环境保护,岂不可以创造出新的人间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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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伟大征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次次书写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建党95周年观影后感,欢迎阅读。
狂风,烈日,险峻的高加索山上,普罗米修斯被铁链束缚在峭壁,头顶盘旋着鹫鹰,起伏的胸口上钉着一颗金刚石钉,而他坚定地面对苦难,从来不在宙斯面前丧失勇气。
西风,残阳,枯黄的芦苇荡中,共产党人刘忠良被竖直地捆绑在柱子上,一根粗大的钢钎钉穿胸膛,行刑的铁锤敲打钢钎,听到的没有恐惧,只有不屈的斗志。
电影《大火种》震撼心灵的一幕,竟像极了古希腊神话中盗火种造福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受难的场景。不同的是,普罗米修斯是不朽的神,而刘忠良是血肉之躯的共产党人;普罗米修斯保护的是温暖人身的物质火种,而刘忠良守护的是照亮人心的信仰大火种;普罗米修斯只有一个,而刘忠良这样的共产党人有千千万万。
芦苇荡之于高加索,“泥汉”(长工)党员刘忠良之于普罗米修斯,这样的类比似乎对比过于强烈,甚至有些格格不入,但这样的碰撞贯穿于观影始终,却不让人觉察有半点突兀。让碰撞化为激荡的正是影片的主题——信仰。
信仰的传播需要种子和土壤,故事设定的鲁北村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容易扎根的土壤。黄沙,枯树,泥坯房。白色恐怖时期,这里被束缚的不仅仅是妇女的小脚,还有人们反抗压迫的意志,这里贫瘠的不仅仅是盐碱土地,还有人们的文化知识。贫乏、饥饿、荒凉,黑暗是这里的主色调。
从“济南府”归来的共产党员涉险带回的《共产党宣言》,为村民们在黑暗中燃起一点亮光,但环境险恶,如果白色恐怖的邪风吹灭火种,一切重归黑暗。在先进与落后,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中,共产党人以坚定的信念在村民中传播信仰的种子,从“炕头学习会”到“枣木棒子”宣传戏,人们的目光逐渐从向“马大胡子”要馍馍变为共产主义向往。“种子扎根需要土壤,能成为土壤,好!”烈士的鲜血化为信仰成长的土壤,火种终于燎原,带领人们走向了光明。
《大火种》是一场关于信仰与坚持的洗礼,无论是高加索山,还是芦苇荡,都需要“普罗米修斯”般的信念。95年后的今天,无论角色、岗位,每一名党员都是共产主义火炬的接力者。火种,代表着光明与温暖,是全人类的福祉;信仰,是方向与力量,是成就一切事业的基石。“有梦就有蓝天,相信就能看见”,作为公司一名普通党员,我将怀着坚定的信念,立足本职,脚踏实地,融入、成长、贡献,与全体天府新区电网人一起,送出光明,传播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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