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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3月,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一个71岁的老人,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东渡日本,作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为什么甲午战争会失败,为什么北洋舰队会全军覆灭呢?接下来就跟着读文网小编一起去看看吧。
重新审视甲午战争,有太多沉重的感悟和启示,但归结起来,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必须始终把作风建设摆在生死存亡的高度,作为头等大事抓好;二是必须始终加强备战,建设一支能战胜一切敌人的一流军队:三是必须始终具有超强的国家意志力,凝聚全民力量以决战到底的决心应对一切挑战和敌人。我们要做到这些,思想和行动就不能定格在过往的历史上,必须勇于超越,这是时代的呼唤和要求。
一、我们不能在时间上定格,走向复兴一定要超越陈年旧事。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反照现实,但历史仅仅是一面镜子,不是现实世界。简单类比会得出错误判断。一定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去看待历史。
120年前的甲午,统治者醉生梦死,全不顾社稷安危。为了保住摇摇欲坠的家族统治,朝廷解决“心腹之患”胜于“肘腋之患”,以至于割地赔款在所不惜,封建王朝内部勾心斗角,为防范李鸿章坐大,清政府宁愿养着八旗和绿营,也要坚决遏制北洋舰队和北洋陆军的发展。清朝末年的党争是历史上最复杂最严重的党争。帝党、后党、湘党、淮党挟国家利益而争权,把集团利益置于国家安危之上。主战的帝党,不明敌情盲目自信,一昧主战,背后希望借此机会夺权;主和的后党,实际控制朝权,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消极备战迎战,力主调停。以李鸿章、左宗棠分别为首的湘淮两党,不顾外敌压境,在窝里斗方面不遗余力,尤其是在用人打仗上甚至到了赌气用事的地步,非我族类,一概不用。
大敌当前,需要上下一心,号令一致,令行禁止,政令军令畅通无阻,但当时的清廷,君臣各有盘算,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大东沟一战,北洋水师惨败,李鸿章奏请南洋水师支援,朝廷下旨:“暂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船迅速北来助剿。”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以“东南各省为财富重地,倭人刻刻注意”为由拒绝:旅顺陷落前夕,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一面积极表态:“舍此四轮亦所不计矣!”同时又自贬南洋官兵:“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甚至故意凿沉搁浅,皆难预料。”要求北洋派人,“将此四轮管带全行更换”,故意为难北洋,最终未派船舰助战北洋。
此时非彼时,来时非今时。我们要从历史当中得到警醒,而不能悲观消极、造成误判。今天的中国,有着坚强的领导核心,强大的民族团结,积累了深厚的发展基础。要高举和平发展大旗,以应有的大国心态、全球视野,在国际竞争的大棋局中,审时度势,纵横捭阖,信心满怀地开创中华民族幸福美好未来新时代。
二、经验主义是创新发展的大忌,摆脱羁绊一定要超越思维定式。
近代中国,闭关自守,即使国门被列强洞开,“睁眼看世界”逐步成为上下共识,但甲午战争前后,中体西用的思维仍主导整个朝野。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东亚具有扩张野心的资本主义强国;而此时的大清朝,依然以“天朝上国”傲视“蕞尔小邦”在军事战略指导上更是没有方向。
在推进军事变革上,只引装不纳制。日本按西方军制全面改造军制,从作战指挥、军事训练、勤务保障等方方面面实现了近代化。而清军还是沿用冷兵器时代的制度机制,用管理陆军的办法管理新式海军,虽然进口了大炮军舰,制造了一些武器弹药,也换了军装,训练了新军,但总体上在军队军制、军事指导和作战方法上远远落后。在战略预判、有针对性备战上铸成大错。
在发展装备上跟进意识不强,不适应紧迫战争准备需求。1890年,北洋水师2000吨以上的战舰有艘,共计吨位2.7万多吨,日本海军2000吨以上的战舰有5艘,共计吨位1.7万多吨。而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的总吨位达到了6万多吨,北洋水师却没有增添任何舰只,且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而且北洋水师的舰上火炮炮弹不足,质量不好,型号不一,有药无弹、有弹无药的问题突出,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舰而不裂,有的根本无法装入炮膛。黄海战前半个月,英国驻华公使赫德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糕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
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永远是新生事物的绊脚石。一百多年来,世界军事变革一刻也没有停止。我们要汲取历史惨痛教训,用敏锐的思维、宏阔的视野感知世界、跟进变革。海湾战争以来,战争形态和样式急剧变化,美军近年来相继提出“网络中心战”、“空海一体战”、“全球军事打击”等军事战略,军事指导理论变化之快前所未有。我们既不能原地踏步,也不能亦步亦趋地追赶,而要立足自身条件,搞清楚强敌是谁、从哪里来、用的什么武器、软肋是什么,有针对性地进行战争准备,充分发挥我们的优长,瞄准敌人的死穴,只要敌人敢于来犯,就要确保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三、当前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但应对挑战一定要超越海洋。
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史上,都是围绕逐鹿中原争夺王权、巩固政权,历代统治者从来都仅仅是把海洋作为天然屏障,从不予以重视。1840年,英国舰队从海上打开了中国国门,列强随之破浪而来,清政府仍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海权时代的到来,迟迟不能超越大陆意识、陆战思维,造成战略视野狭隘、军事指导落后、装备发展迟滞,成为最终彻底失败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长期不重视发展新军种。直到年,日本侵犯台湾后,朝野大惊,才引起了一场海防大讨论,李鸿章上了一道《筹议海防折》,充分陈述了海军海防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进言呼吁购买铁甲巨舰,但清政府不以为然,不予采纳。也是年,好不容易建起来的福建水师在中法战争中全军覆没,光绪帝才颁布“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上谕,成立了海军衙门,组建北洋水师,但投入远远不够。截止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李鸿章用于修筑炮台、船坞和筹建海军购买舰船的费用总计3500万两白银,仅占同期清政府财政开支的2%,远远低于同期陆军的军费开支;同时,清政府依靠少得可怜的关税厘金来维持海防建设,拆东墙补西墙。
另一方面,没有海权思想,没有清晰的建设运用海军的战略思路。长期固守“以陆制海”、“陆主海从”的作战思想,认为“战不如守,而守即为战”,列强虽从海上来,但“不必与战于海”,而应“不争大洋冲突,只专海口严防”,仅仅视海军为专防内地向海口防御的延伸,加之重臣把保存军事装备作为扩张政治势力的资本,又延伸出所谓“保船制敌、避战保船”的狭隘消极的治军作战指导思想。
近代以来,外国对我国的侵略都是从海洋来的,现在我们的主要威胁也是来自海洋,海洋已经成为我们的最大风险点和战略竞争点,许多的矛盾问题都聚焦在海洋上。我们迫切需要增强海权思想和夺取海权能力,对我们主张的海域具有更强的甚至是绝对的掌控力。我们需要建设海洋强国,但海洋不是孤立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机械地由海洋到海洋,要认识到,海洋是陆地的延伸,空天是陆海的延伸。没有空天的优势就没有海洋和陆地的优势,没有制空权、制天权,就没有制海权、制陆权。建设海洋强国,毫无疑问,在战争的威胁更多来自毫无边界的太空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建设空天强国。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制空权、制天权的国家,能够建设起海洋强国,能够在海上打胜仗。
赢得战争,关键在掌握战争的主导权。60年代,中国成功地发射“两弹一星”,争得了难得的战略主动,保证了半个世纪在没有陆、海、空优势下的和平发展。今天,我们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海上,军事斗争焦点也在海上,但海上威胁不一定在海面解决,海洋强国不仅仅是海军强国。当今时代,空天已成为国家“第一防线”,成为国家安全的总枢纽、总“阀门”。一架现代战斗轰炸机或一架战略轰炸机的致命效能指数与战术核弹不相上下。以天基信息为支撑的现代空袭小可制敌,大可灭国。杜黑60年前所言“在空中被打败等于战争失败”,在今天已成现实,并且未来必然延伸至空间。陆上安全维系于空天,海上安全也维系于空天。空天没有安全,一切安全都无从谈起。在已经到来的这个空天时代,空天一体是大国空军确立战略军种地位、履行战略使命任务、维护空天和平与安全的必由之路。肯尼迪曾预言,谁控制外太空,谁就会控制地球。控制了空天,也就控制了海洋。今天,我们应对海上威胁,必须将目光移向空天。当空天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必须首先要占领太空制高点。这是由争夺战争主动权、主导权一般规律决定的。国家安全的最终威胁在空天。在空天有多大的威慑力,在海面就有多大的胜算力。空军是未来国家安全的“擎天柱”,必须担负起争夺战争主导权的特殊时代责任。
总结甲午教训,走出甲午思维,就要以宏阔视野筹划和指导军事力量建设,紧紧围绕争夺战争主导权建设发展空军,在掌握运用“制高点”武器上实现新突破。如果说航空母舰是因为有了舰载机而曾经主宰海洋的话,那么空军必须依靠新的飞行器及导弹、激光、电磁、动能等武器配置而主宰空天。我们反对霸权、强权,绝不做欺弱凌小的事情,但也绝不能总是被动退让,对所谓的“遏制”、“围堵”听之任之。
当我们的战略利益受到威胁时,我们将发挥空军全域覆盖、空天机动、多维制敌、精确打击之优长,随时应对来自陆地、海洋、空天的各种威胁。
四、战争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建设现代化强军一定要超越军队。
战事之败败在军,军队之败败于国。国家战略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甲午战争爆发前,国情是中劣日优,战争准备是日本准备充分、中国仓促应战,日本政权稳固、中国政权动摇,日本民族统一、中国一盘散沙;国力是中强日弱,军力是中弱日强,清朝的财政收入大约是日本的3倍,但在军费投入上却不及日本。日本军费投入占财政收入的60%,多数用在发展海军,而清政府用于海军的投入仅占财政收入的2%。
对发展现代国防,清廷大臣出于政斗考量,相互杯葛,各执己见。甲午战争爆发前三年,右翼总兵刘步蟾已发现北洋水师战斗力远不如日本,向李鸿章疾呼“添船换炮”,而朝野人士皆不以为然,主管户部的翁同稣置若罔闻,决定海军经费停拨两年。原本打算购买英国在世界上活力最强、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因经费短缺被日本买去,这艘被日本命名为“吉野”号的战舰最终成为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克星。
由于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动员严重乏力。晚清末年,因朝廷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各地的暴动,当外敌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清政府无法、无力统一国家意志、凝聚人民力量。在国家兴废存亡的关头,朝廷既无权威调动南洋水师参战,也没能力发动全民抗战,地方官府贴出告示,对老百姓诱之以利,许诺“助官抗日,可免三年钱粮”,但仍得不到响应,唤不起斗志。战争时,《旧金山早报》记者采访了在旧金山经商或做苦力的华人,他们都不关心战争,对2000名清国海军官兵死亡更是无动于衷。梁启超曾经在日本亲眼目睹了日本国民踊跃参军的场面:“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的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对于日本军人的“祈祷战死”,连梁启超都“矍然肃立,流连而不能去”。
总结甲午教训,就要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放在整个国家发展的大局下考量,举全党全国之力,而不是单单靠军队,国防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风气的好转、兵员来源的优化、全社会国防意识的增强,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尤其要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充分认清强军是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军国霸权的疯狂性危险性往往超过想象,战胜强敌一定要超越国界。
帝国主义为了争夺霸权,争夺势力范围,不讲规则、不择手段,灭绝人性,给受害国带来深重灾难。
日军攻陷旅顺后,对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屠杀、抢劫和强奸,死难者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英国人艾伦在《在龙旗下》和美国记者克里曼记载了一幕幕惨无人道的场景: “他们野蛮的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用刺刀穿刺妇女的胸膛,将幼儿串起来挑向高空”,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的身边围着四五个小孩,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呻吟声到处回荡”。
甲午战后,一纸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毫不留情地把中国的土地割去、白银拿去,中断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使中国跌进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之后,西方列强兴起瓜分中国热潮。
当前,日本军国主义有重新抬头的趋势,不断发出危险信号,频频采取军事挑衅行动,这种亚战争状态,是军事手段别样的运用,是没有打响的战争,即隐形战争。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战争已逼近我们家门口,危险、危机已经到来,决不能高枕无忧,再一次沉睡过去。应该看到,目前日本所作所为日益背离理性、走向失控。安倍叫嚷“中国同日本和其他亚洲邻国的冲突是根深蒂固的需求”、 “日本将阻止中国掠夺他国的领土”。为此,我们应有兵临城下的危机感,不能等到开火才认为是战争到来,必须充分准备,做好打恶仗、打硬仗的准备。军国主义是亚洲及世界公敌,其侵略性残酷性破坏性远未被世人认识到。中国要站在世界反军国主义斗争的最前列,并带动整个亚洲及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消灭军国主义残余,彻底铲除其根苗。这是为了中国、亚洲、世界和平,也是为了日本本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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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有哪些?下面就由读文网小编告诉大家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吧!
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中国政治家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甲午战争开端于朝鲜。19世纪后期,朝鲜一直是国际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热点。日本不仅要在朝鲜争夺权益,更将其视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一直在寻找机会,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历史形成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6月2日,日本组成战时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随即进占汉城。还如陆奥宗光所说:“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直到这个时候,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
为了外交上的主动,避免先开第一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紧的是不能因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实的临战准备,使敌军从容调兵遣将,占据险要。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派兵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来不及了。导致陆军在牙山大败,仓皇退守平壤。海上运兵也遭到日本海军伏击,运兵船被击沉,近2000名将士葬身海底。紧接着平壤战役也因为漫无准备而惨败,遭受重大损失,残军一口气溃退500余里,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战争刚刚开始就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朝鲜战场的失利,极大地影响了我军的士气,助长了敌人的气焰。战争往往就是这样,一方有备而一方无备,就会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头脑清醒,准备充分,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对侵略者必然产生威慑、遏制作用,就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甚至把战争中止于初起阶段。但是,中国丧失了这个机会。其根源就在于对侵略战争缺乏预见性而放松了警惕,造成战前缺乏准备,初战举措失当,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也是需要认真汲取的深刻教训。
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
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可惜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殆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照会日本:“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附近为战争的运动。”当日本政府承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影响时,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这样,中国被英国出卖了。
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担任中国税务司长的英人赫德这样评价:“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
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还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伪善的美国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倒向日本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公然说:“战争是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引起的,过在中国。”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说:“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干涉带来和平,那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和世界融洽共处,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田贝还写信给李鸿章:“彻底放弃求得干涉的念头,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这里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赢得战争,而是求和投降。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美国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的小伙计,而日本敢于悍然发动战争,也是有恃于美国作为后台老板。正如列宁在甲午战前所分析的:“日本有可能掠夺东方的亚细亚国家,但是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财政及军事力量。”
列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经常会有一些矛盾,但在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这是列强的基本立场,对此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但清政府和李鸿章显然见不及此,对列强“主持公理”抱有过大的期望和幻想。实际上列强的公理只是一种伪善,他们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强权。列强早已看清日本稳操胜券,必然会倒在日本一边。赫德道出了实情:“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列强十分清楚,日本战胜中国他们都可以分一杯羹,战后的情况正是这样,列强利用“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的强盗条约都得到了很多好处。
一味求助别人,而松懈自己,放纵敌人,在战争中实为大忌,无疑是取祸之道。陆奥宗光幸灾乐祸地说:“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战争之政策,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于是,日本加紧进攻以求速战速胜,而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没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正如礼部侍郎志锐所说:“我愈退则彼愈进,我愈让则彼愈骄,彼则着着占先,我则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无进展,军事上也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清政府的主战派也看出了问题,光绪皇帝下谕旨说:“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应预筹战守之计。”朝臣责备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一味因循玩误,险要之地,拱手让于外人。”说得当然很对,但也没有什么用处。李鸿章上边还有各国事务衙门,还有军机处,还有慈禧太后老佛爷,都是主和派,而主战派光绪皇帝、翁同和等没有任何实权,只能是干着急,空喊而已,拿不出实际的办法。到了军事上绝望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同意进行投降的求和。
历史证明,一些小国依附大国尚可在夹缝中谋求生存,但大国此路不通。庞大而虚弱的中国,如果不能自强自立,把反侵略战争的立足点放到自身力量上,就会成为被宰割的对象。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也是靠不住的,必须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连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也看得很清楚,他说:“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以制某国为主。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是的,战争不相信眼泪,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
三、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
朝鲜战场失利,李鸿章在向朝廷汇报时陈述他的观点:“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纯悬殊。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是守口,实难纵令海战。平壤之败,因由寡众不敌,亦因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海战之艰危,较陆军尤甚。海上交战,以船行之迟速,船之新旧,炮之大小分强弱。我国快船不敌,故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李鸿章的结论是“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所以中国的武备“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李鸿章此论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对他予以反驳:洋务运动搞了30年,花费了国家巨额资金,为何尚不能一战,与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还罢了,为何连日本都不能一搏呢?光绪皇帝十分恼怒,训斥李鸿章“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要求北洋海军集中兵力,迅速出战。但李鸿章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命令海军“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
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军事力量对比,这是一般规律。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需要特定的条件,不是普遍现象。但在军力相当的情况下,胜负又取决于什么呢,这就不是唯武器论所能解释的了。作为战争的主要指挥者来说,头脑中打不赢的阴影必然会对战局产生消极影响,这也是部队士气低落,一味溃败的原因之一。
甲午战争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主要战役来看,都不是败在军事力量对比和武器装备优劣上。以黄海海战为例: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靠近中朝边境的大东沟一带海域相遇,一场震惊中外,对甲午战争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大海战爆发了。投入这次海战的中日舰队实力如下表:
军舰总数 鱼雷艇数 铁甲舰 半铁甲舰 重炮 轻炮 排水量 中国舰队 14 4 6 0 21 141 3.5万吨 日本舰队 1201 2 11 209 4.1万吨
可以看出,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无论装甲、吨位、火炮口径都是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战舰。日本舰队的优势是舰速较快、机动性强。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北洋舰队被击沉5艘军舰,受到重创;而日本舰队未失一舰,只有几舰受伤。黄海海战的胜利使日本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颁布敕令嘉奖有功官兵,还亲自谱写军歌《黄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义烈之战,大破敌之气势,使我国旗高照黄海之波涛。”而北洋舰队在此之后更不敢出海作战,完全失去应有的战略作用。
北洋舰队黄海战败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指挥失当。本来预定的迎战队形是双列纵队,但逼近敌舰时成了散漫的雁形横列队。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挂错信号旗,二说部分军舰未能及时到达预定位置。开战不久,旗舰定远年久失修的舰桥被本舰火炮的后坐力震坍,海军提督(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不能继续指挥战斗,而他事先又没有指定代理指挥者,这个致命的疏漏使中国舰队一开始就失去统一指挥。紧接着信号旗也被击毁,旗舰与舰队的联系中断,各舰只能各自为战,陷于混乱。二是有的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在激战中,致远、经远二舰不幸被敌军击沉,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济远还可耻地挂起白旗。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地扰乱了军心。4艘鱼雷快艇有3艘慑于敌威,一直躲在远处不敢参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三是炮弹不足,质量不好。这次战斗只打了5个小时,但竟然不可思议地发生了炮弹不够的情况,定远和镇远的主炮炮弹全部用光。炮弹质量也有问题,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船而不裂”。黄海战前半个月,赫德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北洋舰队有药无弹,有弹无药,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四是军事技术水平低下。北洋舰队的一艘鱼雷快艇在距离敌舰西京丸号40米处发射鱼雷,竟然未能命中(鱼雷从舰底一米处划过),使敌舰逃逸,而日本海军部长桦山资杞正在此船上督战,失去了绝好的歼敌机会。
黄海之战虽然失利,但相比还算是甲午战争中打得最好的一仗,其余大部分战役、战斗,要么一触即溃,要么望风而逃,根本不是武器优劣、装备好坏、兵员多少的问题。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给本国政府汇报时说:“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的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远不及日本。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着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事实证明这个英国人确有见地。
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于武器装备,还有军队的指挥、管理、训练、精神状态,战略和战术等。甲午战争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战败单纯归于武器装备说不过去,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认识误区。
四、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毛泽东同志说过:“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清政府避战求和,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在忽视和放弃制海权的战略失误,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1893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日之前。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侵华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他们长期致力于海军建设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甲午战争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和海军部长桦山资杞针对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况制定了上、中、下三策。一是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陆军就长驱直入,进攻辽东、山东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只占领朝鲜,海军尽可能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三是若海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海军协防日本沿岸。日本的战略思想非常明确,把整个战争基点放在制海权的争夺上,在设想的上、中、下三策中他们取得了上策。相反,清政府和李鸿章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却很模糊,对战争中海军应该发挥何种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没有清晰的思路。朝鲜开战后,日本海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主力寻找中国舰队决战,而中国海军却尽量避免与敌军在海上相遇,没有进行决战的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一方主动,一方被动;一方有备,一方无备;一方伺机决战,一方消极避战。一旦海上遭遇,后果可想而知。
在黄海海战之前,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保船勿失,只在渤海湾游弋”。光绪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舰队出战,但李鸿章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等的支持下,拒不执行主动出海决战的上谕,北洋海军一直蜷缩在渤海门户,向朝鲜运送物资也不敢走海上捷径而从陆上转运。日军则“纵横辽海”,运输船只在海军的护卫下畅行无阻。
黄海战后,中国海军虽然遭受损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鸿章更加保守,对海战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张声势”。旅大战役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李鸿章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数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此后,舰队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军作为一个战略军事力量,拱卫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复存在。
制海权的丧失使沿海陆战孤立无援,极为被动,突出表现在两次反登陆作战的失利。
日军兵分两路攻打辽东半岛,一路从朝鲜跨过鸭绿江入侵,一路从海上进犯,在花园口登陆,如成功即可直捣旅顺后路。但日军此着也是一步险棋,花园口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此处沿岸海滩很浅,大船不能靠近,军队与物资需换汽艇和舢板转运。日军36艘运兵船在军舰的护送下,2.4万人及大量军马辎重,从10月23日至11月7日整整登陆了15天。清政府事先得到了这次日军行动的情报,如能派一支劲旅凭险扼守海岸,海军攻袭敌舰,则可对敌形成两面夹攻之势。但奇怪的是,岸边小股清军放了几枪便了无踪影,海军根本没有出动。日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得以从容登陆,打开了进攻旅顺的大门。很快,清政府经营20多年,耗银数千万两的重要军事基地旅顺陷于敌手,大量船只、武器、装备、粮食被敌缴获。日军兽性发作,残忍地进行屠城,旅顺数万军民被杀害,全城仅有36人幸免于难。
不久荣城和威海又重蹈覆辙。山东荣城距北洋海军基地威海仅有30海里,是日军袭击威海的最佳路线。1895年1月29日,日军联合舰队掩护50艘运兵船共3.4万人,用5天时间在荣城登陆。中国陆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海军近在咫尺,但李鸿章命令“以舰队全力坚守刘公岛”,伏匿于威海坐以待毙。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享后来承认:“如丁汝昌率舰队前来,用鱼雷艇对我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登陆和反登陆作战,本是最为惨烈的作战类型,一般来说,反登陆方都会依靠防御体系———包括岸边阵地和海上袭击,使处于不利条件下的登陆方腹背受敌,遭到沉重打击,甚至登陆失败、全军覆没,中外战例中不乏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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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国以失败告终,并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那么,甲午战争战败的原因是什么?下面就由读文网小编告诉大家甲午战争战败的原因吧!
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中国政治家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甲午战争开端于朝鲜。19世纪后期,朝鲜一直是国际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热点。日本不仅要在朝鲜争夺权益,更将其视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一直在寻找机会,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历史形成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6月2日,日本组成战时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随即进占汉城。还如陆奥宗光所说:“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直到这个时候,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
为了外交上的主动,避免先开第一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紧的是不能因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实的临战准备,使敌军从容调兵遣将,占据险要。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派兵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来不及了。导致陆军在牙山大败,仓皇退守平壤。海上运兵也遭到日本海军伏击,运兵船被击沉,近2000名将士葬身海底。紧接着平壤战役也因为漫无准备而惨败,遭受重大损失,残军一口气溃退500余里,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战争刚刚开始就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朝鲜战场的失利,极大地影响了我军的士气,助长了敌人的气焰。战争往往就是这样,一方有备而一方无备,就会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头脑清醒,准备充分,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对侵略者必然产生威慑、遏制作用,就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甚至把战争中止于初起阶段。但是,中国丧失了这个机会。其根源就在于对侵略战争缺乏预见性而放松了警惕,造成战前缺乏准备,初战举措失当,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也是需要认真汲取的深刻教训。
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
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可惜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殆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照会日本:“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附近为战争的运动。”当日本政府承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影响时,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这样,中国被英国出卖了。
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担任中国税务司长的英人赫德这样评价:“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
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还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伪善的美国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倒向日本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公然说:“战争是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引起的,过在中国。”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说:“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干涉带来和平,那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和世界融洽共处,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田贝还写信给李鸿章:“彻底放弃求得干涉的念头,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这里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赢得战争,而是求和投降。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美国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的小伙计,而日本敢于悍然发动战争,也是有恃于美国作为后台老板。正如列宁在甲午战前所分析的:“日本有可能掠夺东方的亚细亚国家,但是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财政及军事力量。”
列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经常会有一些矛盾,但在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这是列强的基本立场,对此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但清政府和李鸿章显然见不及此,对列强“主持公理”抱有过大的期望和幻想。实际上列强的公理只是一种伪善,他们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强权。列强早已看清日本稳操胜券,必然会倒在日本一边。赫德道出了实情:“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列强十分清楚,日本战胜中国他们都可以分一杯羹,战后的情况正是这样,列强利用“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的强盗条约都得到了很多好处。
一味求助别人,而松懈自己,放纵敌人,在战争中实为大忌,无疑是取祸之道。陆奥宗光幸灾乐祸地说:“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战争之政策,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于是,日本加紧进攻以求速战速胜,而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没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正如礼部侍郎志锐所说:“我愈退则彼愈进,我愈让则彼愈骄,彼则着着占先,我则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无进展,军事上也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清政府的主战派也看出了问题,光绪皇帝下谕旨说:“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应预筹战守之计。”朝臣责备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一味因循玩误,险要之地,拱手让于外人。”说得当然很对,但也没有什么用处。李鸿章上边还有各国事务衙门,还有军机处,还有慈禧太后老佛爷,都是主和派,而主战派光绪皇帝、翁同和等没有任何实权,只能是干着急,空喊而已,拿不出实际的办法。到了军事上绝望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同意进行投降的求和。
历史证明,一些小国依附大国尚可在夹缝中谋求生存,但大国此路不通。庞大而虚弱的中国,如果不能自强自立,把反侵略战争的立足点放到自身力量上,就会成为被宰割的对象。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也是靠不住的,必须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连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也看得很清楚,他说:“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以制某国为主。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是的,战争不相信眼泪,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
三、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
朝鲜战场失利,李鸿章在向朝廷汇报时陈述他的观点:“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纯悬殊。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是守口,实难纵令海战。平壤之败,因由寡众不敌,亦因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海战之艰危,较陆军尤甚。海上交战,以船行之迟速,船之新旧,炮之大小分强弱。我国快船不敌,故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李鸿章的结论是“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所以中国的武备“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李鸿章此论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对他予以反驳:洋务运动搞了30年,花费了国家巨额资金,为何尚不能一战,与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还罢了,为何连日本都不能一搏呢?光绪皇帝十分恼怒,训斥李鸿章“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要求北洋海军集中兵力,迅速出战。但李鸿章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命令海军“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
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军事力量对比,这是一般规律。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需要特定的条件,不是普遍现象。但在军力相当的情况下,胜负又取决于什么呢,这就不是唯武器论所能解释的了。作为战争的主要指挥者来说,头脑中打不赢的阴影必然会对战局产生消极影响,这也是部队士气低落,一味溃败的原因之一。
甲午战争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主要战役来看,都不是败在军事力量对比和武器装备优劣上。以黄海海战为例: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靠近中朝边境的大东沟一带海域相遇,一场震惊中外,对甲午战争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大海战爆发了。投入这次海战的中日舰队实力如下表:
军舰总数 鱼雷艇数 铁甲舰 半铁甲舰 重炮 轻炮 排水量 中国舰队 14 4 6 0 21 141 3.5万吨 日本舰队 1201 2 11 209 4.1万吨
可以看出,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无论装甲、吨位、火炮口径都是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战舰。日本舰队的优势是舰速较快、机动性强。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北洋舰队被击沉5艘军舰,受到重创;而日本舰队未失一舰,只有几舰受伤。黄海海战的胜利使日本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颁布敕令嘉奖有功官兵,还亲自谱写军歌《黄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义烈之战,大破敌之气势,使我国旗高照黄海之波涛。”而北洋舰队在此之后更不敢出海作战,完全失去应有的战略作用。
北洋舰队黄海战败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指挥失当。本来预定的迎战队形是双列纵队,但逼近敌舰时成了散漫的雁形横列队。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挂错信号旗,二说部分军舰未能及时到达预定位置。开战不久,旗舰定远年久失修的舰桥被本舰火炮的后坐力震坍,海军提督(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不能继续指挥战斗,而他事先又没有指定代理指挥者,这个致命的疏漏使中国舰队一开始就失去统一指挥。紧接着信号旗也被击毁,旗舰与舰队的联系中断,各舰只能各自为战,陷于混乱。二是有的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在激战中,致远、经远二舰不幸被敌军击沉,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济远还可耻地挂起白旗。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地扰乱了军心。4艘鱼雷快艇有3艘慑于敌威,一直躲在远处不敢参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三是炮弹不足,质量不好。这次战斗只打了5个小时,但竟然不可思议地发生了炮弹不够的情况,定远和镇远的主炮炮弹全部用光。炮弹质量也有问题,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船而不裂”。黄海战前半个月,赫德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北洋舰队有药无弹,有弹无药,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四是军事技术水平低下。北洋舰队的一艘鱼雷快艇在距离敌舰西京丸号40米处发射鱼雷,竟然未能命中(鱼雷从舰底一米处划过),使敌舰逃逸,而日本海军部长桦山资杞正在此船上督战,失去了绝好的歼敌机会。
黄海之战虽然失利,但相比还算是甲午战争中打得最好的一仗,其余大部分战役、战斗,要么一触即溃,要么望风而逃,根本不是武器优劣、装备好坏、兵员多少的问题。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给本国政府汇报时说:“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的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远不及日本。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着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事实证明这个英国人确有见地。
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于武器装备,还有军队的指挥、管理、训练、精神状态,战略和战术等。甲午战争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战败单纯归于武器装备说不过去,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认识误区。
四、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毛泽东同志说过:“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清政府避战求和,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在忽视和放弃制海权的战略失误,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1893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日之前。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侵华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他们长期致力于海军建设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甲午战争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和海军部长桦山资杞针对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况制定了上、中、下三策。一是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陆军就长驱直入,进攻辽东、山东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只占领朝鲜,海军尽可能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三是若海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海军协防日本沿岸。日本的战略思想非常明确,把整个战争基点放在制海权的争夺上,在设想的上、中、下三策中他们取得了上策。相反,清政府和李鸿章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却很模糊,对战争中海军应该发挥何种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没有清晰的思路。朝鲜开战后,日本海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主力寻找中国舰队决战,而中国海军却尽量避免与敌军在海上相遇,没有进行决战的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一方主动,一方被动;一方有备,一方无备;一方伺机决战,一方消极避战。一旦海上遭遇,后果可想而知。
在黄海海战之前,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保船勿失,只在渤海湾游弋”。光绪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舰队出战,但李鸿章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等的支持下,拒不执行主动出海决战的上谕,北洋海军一直蜷缩在渤海门户,向朝鲜运送物资也不敢走海上捷径而从陆上转运。日军则“纵横辽海”,运输船只在海军的护卫下畅行无阻。
黄海战后,中国海军虽然遭受损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鸿章更加保守,对海战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张声势”。旅大战役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李鸿章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数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此后,舰队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军作为一个战略军事力量,拱卫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复存在。
制海权的丧失使沿海陆战孤立无援,极为被动,突出表现在两次反登陆作战的失利。
日军兵分两路攻打辽东半岛,一路从朝鲜跨过鸭绿江入侵,一路从海上进犯,在花园口登陆,如成功即可直捣旅顺后路。但日军此着也是一步险棋,花园口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此处沿岸海滩很浅,大船不能靠近,军队与物资需换汽艇和舢板转运。日军36艘运兵船在军舰的护送下,2.4万人及大量军马辎重,从10月23日至11月7日整整登陆了15天。清政府事先得到了这次日军行动的情报,如能派一支劲旅凭险扼守海岸,海军攻袭敌舰,则可对敌形成两面夹攻之势。但奇怪的是,岸边小股清军放了几枪便了无踪影,海军根本没有出动。日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得以从容登陆,打开了进攻旅顺的大门。很快,清政府经营20多年,耗银数千万两的重要军事基地旅顺陷于敌手,大量船只、武器、装备、粮食被敌缴获。日军兽性发作,残忍地进行屠城,旅顺数万军民被杀害,全城仅有36人幸免于难。
不久荣城和威海又重蹈覆辙。山东荣城距北洋海军基地威海仅有30海里,是日军袭击威海的最佳路线。1895年1月29日,日军联合舰队掩护50艘运兵船共3.4万人,用5天时间在荣城登陆。中国陆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海军近在咫尺,但李鸿章命令“以舰队全力坚守刘公岛”,伏匿于威海坐以待毙。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享后来承认:“如丁汝昌率舰队前来,用鱼雷艇对我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登陆和反登陆作战,本是最为惨烈的作战类型,一般来说,反登陆方都会依靠防御体系———包括岸边阵地和海上袭击,使处于不利条件下的登陆方腹背受敌,遭到沉重打击,甚至登陆失败、全军覆没,中外战例中不乏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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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海战的失利最终又使中国套上了《马关条约》这一沉重的枷锁。那么,甲午战争战败的原因是什么?下面就由读文网小编告诉大家甲午战争战败的原因吧!
第一,军制
日本人师从普鲁士,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兵役制度和部队架构。各师团的士兵受过良好训练,各师团兵种齐全,火力搭配适合
清军主力是淮军,各营人数不统一,训练不统一,号令方式不统一,怎么和别人比
第二,军官团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就效仿德国组建了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所有军官都受过正规化训练,而且多年教育之下,训练更有素
清军的提升途径主要是裙带,而且军官缺乏训练,不理解现代战争
海军更是明显,日本人全盘学习英国,而我们这边还是自搞一套,知识不成体系,军官素质不行
第三,武器
凭心而论,清军的武器装备并不落伍,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混杂,枪械种类过多,后勤复杂,打起来以后难以补给
第四,士兵训练
清军缺乏训练,往往一看到对方就开枪,结果是早早把子弹打光。而日军步炮协同更好
第五,情报
日军布设的有效的情报网,对清军分布、地形地貌了解深刻,而清军是两眼一抹黑
第六,将领素质
日本人远远领先,普遍具有国家观念,愿意为国献身,而清军将领一旦见识不好,马上就跑
日军参谋副长,川上操六还曾几次自费到中国侦察淮军状况,这边有几个了解日本人?
第七,最高指挥机关
日本大战之初就组建了大本营,有完善的参谋体系,清朝这边还是几百年前的老套路,皇帝席指挥
综上所示,甲午战争是近代军队对封建军队的对抗,是一种不对称的对抗,清朝的失败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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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pollution)是指自然环境中混入了对人类或其他生物有害的物质,其数量或程度达到或超出环境承载力,从而改变环境正常状态的现象。那么中国环境污染的原因有哪些呢?读文网小编和你们分享。
1加强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
开展环境保护专项行动,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加强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法律意识。一是把加强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教育与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促进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决策,克服地区和部门保护思想,坚持以人为本,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二是加强对各级、各类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法制宣传教育,使他们在生产经营中,严格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树立环保法律意识,预防和减少环境违法行为的发生;三是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提高他们严格执法、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依法打击各种环境违法行为,为保障群众健康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2完善环保法律法规
进一步加强环境立法,加快配套的环境法规的制定进程,加重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有效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严格依法行政,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切实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干预执法等问题;实行严格的执法责任制和过错追究制,对执法人员不作为、渎职的要严肃处理。
3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改革能源结构,多采用无污染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力发电)和低污染能源(如天然气),对燃料进行预处理(如烧煤前先进行脱硫),改进燃烧技术等均可减少排污量。另外,在污染物未进入大气之前,使用除尘消烟技术、冷凝技术、液体吸收技术、回收处理技术等消除废气中的部分污染物,可减少进入大气的污染物数量。
4增加对污染物的处理能力
推进污染治理市场化。坚持“污染者负担、治理者受益”的原则,合理确定城市污水、垃圾处理收费标准,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污水、垃圾治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鼓励污染治理产业化,促进专业化集中治污,培育市场化运作机制;推进环境咨询服务业市场化进程。
5加强环保部门的监管力度
一是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对排污单位实行排污许可制度。二是强化环境准入,从源头和过程减少新上项目带来的环境问题。三是建立严格的产业淘汰制度,对造纸、酿造、冶炼、炼焦、印染、建材等行业中规模不大、污染严重的企业或生产线实行强制淘汰。四是建立健全“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环境监管体制。地方政府对本辖区环境质量负责,组织完成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任务。法人和其他组织负责解决自身的环境问题。
总之,治理环境污染,推动污染减排、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不仅需要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工作力度,而且需要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动员最广泛社会力量踊跃参与才能有效的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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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破坏,是指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兴建工程项目而引起的生态环境的退化及由此而衍生的有关环境效应,从而对人类的生存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现象。那么中国环境破坏的原因有哪些呢?读文网小编告诉你。
2月2日国际湿地日
3月9日全国保护母亲河日
3月12日中国植树节
3月22日世界水日
4月22日世界地球日
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5月31日世界无烟日
6月5日世界环境日
6月8日世界海洋日
6月17日世界防治荒漠化及干旱日
6月25日中国土地日
7月11日世界人口日
9月15日清洁地球日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
10月4日世界动物日
10月14日国际减少自然灾害日
环境污染原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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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环境问题,就是人类活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所消耗掉的资源和排放的污染物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而导致的问题。那么中国为什么出现环境问题呢?以下就是读文网小编做的整理,希望对你们有用。
一是修订重污染天气的应急预案,包括统一预警分级标准,整个京津冀要统一预警标准,规定预警之后要采取不是同样的行动,是要采取各自更有针对性的行动,但是到这个级别之后采取行动达到的效果应该是一致的,不然同样的红色预警,各地采取的措施不一样,达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统一这些标准。
二是抓好重点城市的污染控制。刚才讲到华北地区有两个重要的通道,还有高架源,我们要对这个进行重点解决。大家注意到,去年年底我们启动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在通道上的电厂要优先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三是强化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包括研究可不可以实行错峰生产,可不可以实行季节性、差异化的排污收费。有些企业不一定非要冬季才生产,可以安排在夏季多生产一些,冬季可不可以多收一些污染排放费,用经济手段来减少冬季等特殊气象条件下的污染排放。
四是解决燃煤的问题,包括控制煤的质量,解决散煤、大量劣质煤,本来散煤排放量就高,煤的质量又不好的问题,我们在推动这项工作,包括加快集中供暖,这是一个长远的办法,最终是要通过用电替代煤的直接使用和气替代煤,这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加强基础工作。要求“2+4”的城市两年之内在主城区不烧散煤,这也是很明确的控制目标。
五是要加强面源的污染控制,包括烟花爆竹禁放的方案。今年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很多城市烟花爆竹的排放量在减少。以及大量施工工地扬尘的控制。
六是加大投入,保障这些措施资金能够到位。这是从长远看。
针对北京的工作,我们也跟北京市政府一起梳理了一下,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我们提出了细化30项具体的任务,环境保护部牵头负责的我们将其分解到各有关部门,北京市负责的也分解到各个区县。
这里包括五项工作。
一是解决北京散煤的问题。今年年底北京要完成400个村的煤改清洁能源的任务,要淘汰所有的燃煤电厂。2017年城八区要实现无煤化。2020年要完成全部平原地区的散煤治理任务。
二是强化机动车管控,特别是重型柴油车,所以上半年北京在讨论研究,对针对重污染天气重型柴油车强化限行措施,2018年底前基本淘汰国二及以下的新型客车,2020年前基本淘汰国三的柴油车。今年还要修订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道路可以实时监测方法。
三是解决北京工业大院问题和面源污染问题,2017年南部四区小企业密集群的整治任务要完成,2018年前完成全市整治工作。
四是强化重污染天气的应急管理,这是要求京津冀区域统一行动的。
五是强化联防联控,包括联控的协作机制问题,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问题等等。
另外,我们还要做好责任的落实,包括地方政府责任的落实问题,也包括企业责任落实的问题。我们也在跟北京市政府协商,进一步加大重污染天气的污染治理力度。
环境污染原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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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承认,《中国合伙人》是一部向中国民营企业家致敬的电影,并且拍得不错。对于《中国合伙人》成功我们并不感到奇怪,今天小编就与大家分享中国合伙人成功的原因,仅供大家参考!
1、作为剧中男一号的黄晓明饰演的成东青,是个传统意义的“土鳖”,外表看似自卑懦弱,实则大智若愚。为此黄晓明做了史上最土造型曝光,没了胸肌还有大肚腩,让他自己也大呼吃不消,不过他为戏牺牲的情操深受陈可辛赞赏。因为不够土,黄晓明卯足了劲不停吃胖,但却胖在肚子,脸只小圆了一点,让剧组其他演员大呼不公平。而片中一场洗澡戏,也因为黄晓明的胸肌而删减,黄晓明自嘲“胸肌练那么壮,哪像个土鳖。”
2、拍戏的第一天就安排了喝醉的戏,算是挺重的一场戏,见到导演,导演说大为不好意思,第一天不应该安排这么重的戏,还很难演,因为是喝醉的戏,如果由清醒的人来演就很假。因为真正喝醉的人是在演清醒,说完之后佟大为就对导演说给他准备点真酒,摄影师杜可风就拿出了自己的珍藏,那场戏一个多小时就拍完了,拍戏的过程他还记得,拍完之后什么事他都不知道,怎么回家的都不知道。下午三点多收工,第二天一早两点多出发,他穿上衣服就开始吐,到了化妆的地方还在吐,然后那天到天安门,都找不到地方吐。
在《男人哭吧不是罪》制作特辑中,三兄弟轮番释放“催泪弹”,陈可辛戏言“男人哭起来最好看。”邓超在机场和兄弟们临别时,“一转身哭成傻子”;佟大为开拍前痛饮一瓶红酒,演活“我的80年代死于今天”,回家吐了很久;而黄晓明更是在三兄弟崩盘时,哭到崩溃,喊cut之后一把推开导演“讨厌,别拦着我”,痛哭15分钟。
演员们爆料,陈可辛才是片场“哭王之王”,在纽约拍摄杀青戏时,回想起自己的留学岁月,泪撒时代广场。
片中三兄弟的原型,新东方“三驾马车”曾携手出席《中国合伙人》首映礼。王强称在“两个小时内看到了15年的人生”,徐小平先后发布了13条微博力挺《中国合伙人》,更自曝“流了最多眼泪”。[5]
3、陈可辛最先想让黄晓明演孟晓骏,黄晓明对成东青情有独钟,他觉得自己很像成东青;邓超原先也不是演孟晓骏,他在看过剧本后主动争取演了孟晓骏
4、邓超最先接到该片剧本的时候,台词还是中文,但当入组后才发现,很多台词都被换成了英文。而为了将这个片中英文最流利的角色演到位,剧组特地为他请了三位英文老师补习,狂练一个月后才有彻头彻尾的改观。
5、邓超在拍摄在《四大名捕2》时,该片剧组安排英语老师对邓超随时授课。有时穿着古装还在吊钢丝,英文老师就在一旁等侯练习对话,时常会产生“穿越感”。
6、佟大为表示,邓超有时根本不知道某个英文什么意思,但是他生背,后来他的语感是三个里头拍出来最好的,佟大为很佩服他。
7、片中在机场送邓超出国的那场戏,原本“孟晓骏”并没有哭,而邓超一直在琢磨理性的“孟晓骏”到底要不要哭,在起初没哭的版本拍完后,邓超要求陈可辛再“送他一条”。他尝试对两个朋友做了个笑的手势,一扭头,自己悄悄地哭开了。最终,陈可辛采纳了这个版本。
8、在一场邓超站在池边跟成东青说上市计划的戏里,“孟晓骏”原本并没有跳下去,但邓超认为“孟骨子里是个美国人,事情说完了,工作时间结束,立马可以开始玩”。邓超穿着衣服就要往下跳,弄得所有工作人员都惊慌失措,道具师冲过来让邓超把表摘下来,服装师担心衣服湿了,想收领带和鞋。而陈可辛拦住他们,同意邓超跳。
9、拍摄过程中,邓超总会对导演有“再来一条”的要求。等到电影杀青,陈可辛对邓超“再送我一条”的创作狂热有了深刻的认知,他认为可以了,邓超却还要再演五次才满意。致使陈可辛感慨,邓超是金城武之后他觉得“最难搞”的演员。
10、佟大为拍戏的第一天就安排了喝醉的戏,为了要演起来真实,佟大为要求导演给他准备点真酒,摄影师杜可风就拿出了自己的珍藏。事后佟大为对拍戏的过程还记得,但拍完之后发生什么事他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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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的腐败犯罪是相当严重的,而生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觉得何家弘.中国腐败犯罪的原因分析这篇文章就可以告诉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在当下中国,人们经常感叹好人太少。为什么?因为当下中国的社会环境不养好人!在一个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鼓动人们为成为强者而进行恶性竞争的社会中,人们很难“与人为善”。在官场上,在商场上,在各行各业的职场上,人们都竭力发扬体内之恶,以便对抗并战胜他人之恶。有些贪官在为自己的腐败行为辩解时声称“别无选择”;一些外国商人到中国行贿却说是“入乡随俗”。这些说辞可能有些虚伪,但是也促使我们思索中国社会习俗中生成腐败的原因。
(一)重人轻规
在中国,重视“人的关系”已然成为一种习俗。诚然,人们生活在社会中,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而且这关系就会有好坏亲疏之分。其实,法律并不否认关系,因为法律就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但是,本文所说的“关系”是那种开“后门”走“小道”的关系,而这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流行“办事找关系”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一些有关系的家庭把子女通过“后门”送去参军或返回城市。后来,那些没有关系的家庭也开始找关系让下乡的子女“返城”或安排较好的工作。后来,这种做法不断蔓延。上学要找关系,看病也要找关系;去商店购物要有关系,去饭馆吃饭也要有关系;找工作要靠关系,做生意也要靠关系;开车违章了要去交管部门疏通关系,遇到纠纷了要到法院去建立关系。在官场上,关系更是至关重要的,成事靠人脉,晋升靠关系,于是,选边站队,拉帮结派,就成为官场上司空见惯的怪现象。在重视关系的社会中,规则往往是被人轻视的,因为在关系面前,规则的作用可有可无———需要时即有,不需要时即无。特别是在规则不明确或不公开的情况下,有关系和没关系的待遇就会大相径庭。即使是完全正当的需求,没关系的人也会饱受刁难。即使是不太正当的请求,有关系的人也会一路畅通。于是,人们就千方百计去寻找关系,建立关系。而且这关系的用途也不断升级,从抢购鸡鸭鱼肉等紧俏商品到争拿黄金地块等开发项目,从中获益的金额也从几十元攀升至数亿元。于是就有人专门对“关系”进行理论研究,著书立说,多种“关系学”类的图书都跻身于畅销书之列。相形见绌,本来就先天不足的法律规则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更为弱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继续下滑。那些敢于无视规则的人被视为有魄力,那些善于规避规则的人被视为有能力。当规则在关系面前大举溃败之时,腐败就必然在社会中暗流涌动。
(二)送礼成风
不知从何时起,请客送礼在华夏大地上悄然成风,而且愈来愈盛。请客送礼与“找关系”和“走后门”往往是紧密相连的。中国人本来就有逢年过节给亲友送礼和请亲友聚餐的习俗,后来这请客送礼的对象就演化为有权有势或有用之人。20世纪70-80年代,由于经济公有制和生产力低下,许多社会资源都处于短缺状态,于是那些能够掌握或支配这些资源的人就成为有用之人。当时的社会中就流传着关于好职业的说法:第一是听诊器(医生),第二是方向盘(司机),第三是商店的售货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需要这三种人的关照,于是在逢年过节时就要送礼上门。那时候,中国人整体的生活水平都不高,所以主要礼品就是烟酒糖果糕点。据说,有一位医生因为时常找一个售货员去买一些稀缺的商品,就在过春节时送去两瓶酒。这位售货员有时会请单位的汽车司机给拉私活,所以就把这两瓶酒转送给司机。那位司机因为要找那位医生看病开好药,所以又把那两瓶酒转送给医生。这种带有些许戏剧性的礼物流转给当事人留下了难言的苦涩,但是也反映出社会中盛行的送礼之风。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送礼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昂贵,请客的方式也越来越排场,越来越多彩。于是,一些手握大权的官员就成为请客送礼的首选。其实,请客送礼往往是行贿受贿的开端,但是因为在社会中已成风俗,所以送礼者无恐,受礼者无愧,即使心怀鬼胎,却也没有多少罪恶感,腐败的门槛就大为降低了。
(三)公私不分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决策者在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都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急促地推行公有制,从工商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农业生产的“人民公社”,试图在短期内全面颠覆私有财产制。与此同时,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指引下,“大公无私”等道德号召流行一时。然而,这样的理想和号召是超越现实的,也是超越人性的,因此就会南辕北辙地在人们心底生成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私欲是不可能从人性中根除的。即使在大张旗鼓地要求国人“斗私批修”和“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毛泽东时代,私念依然蛰伏在人们的心底,而且会以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潜藏在“公”字的背后。公家的就是大家的,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因此,偷拿别人的东西是盗窃,偷拿公家的东西就不算盗窃。这种心态在中国人中相当普遍。事实上,许多公有制的企事业单位都允许员工享用共有财物,大到汽车房屋,小到纸笔信封。当然,领导者可以公开地享用较多的公共财物,而被领导者则享用较少,而且有时只能偷偷摸摸地享用。在这种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下,人们在违反规定占用或消费公共资产的时候就会心安理得,甚至在盗用公共财物的时候也没有犯罪感。“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越来越富裕,公家的财物越来越多,于是公私不分的行为也越来越上档次。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已司空见惯,公车私用和公产私占也屡见不鲜。一时间,有人在请亲友吃饭之后就把能够“签单”或“报销”作为炫耀的资本;有人在为小集体利益而侵吞国家资产之时还欢呼“共同致富”。由于多年来在公和私之间没有明晰的界线,所以一些掌握实权的官员就在不知不觉或半知半觉中滑入腐败的深渊。
(四)喜爱特权
从表面上看,中国人似乎是追求平等反对特权的,因为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对特权进行抱怨甚至谩骂的声音不绝于耳。然而,长期的封建等级社会已经把特权观念深深地镌刻在国人的脊柱上。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王朝的更替不过是更换了享受特权的人群。即使是那些打着“均贫富”和“等贵贱”旗号的农民起义,最终上台者依然是一群喜爱特权的人。“人民论坛”2012年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50%的调查对象明知特权不合理,但是并不拒绝使用特权。也许,中国人都不愿意别人享有特权,但是却希望自己享有特权。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北京人经常在大街上看到交通管制的情况,也经常看到一些特权车违章行驶的情况。此时,许多市民都会表示厌恶甚至愤慨,但是内心却希望自己也能享受类似的待遇。一些无法获得这些特殊用品的人还会自我享受特权车的待遇,譬如占用紧急行车道、闯红灯、加塞儿等。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官员特权的多少与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官员特权多的地方往往腐败问题比较严重,而官员平民化的国度则腐败问题较为轻微。其实,腐败既是特权追求的产物,也是追求特权的产物。且不说那些贪官污吏都要享受特权,就是一般人送礼行贿的目的也是要享受特权,或者说“特殊的优待”。由此可见,喜爱特权的社会习俗也是生成腐败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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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是社会组织形式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包括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不过封建制度为什么走向衰落呢?接下来就跟着读文网小编一起去看看吧。
① 皇权专制极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
② 在思想上表现为独尊一家,箝制了思想。
③ 在封建社会末期,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中央集权往往导致了权利集中在皇帝一人,形成君主专制. 专制因为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所以往往引发分裂混乱,造成宦官和外戚专权. 所谓极端君主专制,就是它不但将皇权作为一切政治权力的源泉,而且以片面的极端方式,将皇帝权威推进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将臣僚变成了皇帝的私人奴仆。在政治等级上,从主奴的角度,确立了臣僚对皇帝严格的政治人身依附关系。在政治运行中,尽量用专制皇帝的个人人格,取代臣僚的独立人格,用皇帝的是非取代臣僚的是非,用皇帝的利益取代国家的利益,将皇帝的意志作为政策、法律的核心。而人们通常所谓的法治,只能是专制君主实行人治的必要补充,至于以科层制为特点的官僚体制,则是君主独裁政体下一部庞大而又严密的行政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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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肯德基,中国人很少人不知道,为什么肯德基可以这么成功,做到家喻户晓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肯德基成功的原因有哪些,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1.快餐产品的区别
肯德基主要以鸡为主
麦当劳有牛肉类和鸡类
2.饮料的区别
肯德基是百事可乐
麦当劳是可口可乐。
3.价格的区别
肯德基的价格稍高,但量大
麦当劳的价格稍微便宜2、3元,但量少
4.背景墙的区别
肯德基的背景墙主要是发展历程
麦当劳的背景墙是以儿童纯真时代为主
5.背景音乐的区别
肯德基的音乐轻快、悠闲
麦当劳的音乐纯真、童趣。
6.点餐和名字的区别。
肯德基点餐方便,名字顺嘴
麦当劳组合复杂,名字坳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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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当劳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快餐品牌了,全球统一的红色的背景和一个黄色的大M,这就是麦当劳的标志。不过为什么麦当劳在中国那么成功?接下来就跟着读文网小编一起去看看吧。
Q:麦当劳的品质和声誉是国际著名的。因为这是在合理价格的基础上保持最高的质量标准。麦当劳采用最优良的产品及经过仔细开发的食谱,但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你的帮助,就会失去它的光泽。记住,要经常地检查你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如果产品有问题就不能提供给你们的顾客,并立即报告你的主管。
S:没有快捷、礼貌的服务,品质和清洁就会被浪费。一个微笑就如同世界上最好的食品会吸引我们的顾客再次光临,请记住在我们的经营中,顾客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只要我们记住了这一黄金规则:礼貌不难做到,以自己希望别人对待自己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人尤其是顾客。顾客对礼貌会称赞,同样也会称赞快捷的服务。有时同时为顾客提供快捷和礼貌会发生困难,但这是我们的工作。这也是麦当劳与众不同之处。
C:清洁象一快磁铁将顾客吸引到麦当劳来,我们的餐厅必须始终保持一尘不染,里外都应如此,只有全体人员全力以赴才能做到这一点。
V:麦当劳餐厅是在明亮、舒适宜人的环境中,为顾客提供了价格合理,品质优秀的快餐。
按规定,每家麦当劳加盟店的汉堡包品种、质量、价格都必须一致,甚至店面装修与服务方式也完全一样。所有麦当劳快餐店使用的调味品、肉和蔬菜的品质都由总店统一规定标准。为了使各加盟店都能够达到令消费者满意的服务与标准化,麦当劳建立了严格的检查监督制度。麦当劳体系有三种检查制度:一是常规性月度考评,二是公司总部的检查,三是抽查,即在选定的分店每年进行一次。地区督导常以普通顾客的身份去加盟店考察食品的新鲜度、温度和味道,地板、天花板、墙壁、桌椅等是否整洁卫生,以及柜台服务员为顾客服务的态度和速度等。英中创业实验室认为,正是这种严格的规定和检查制度,使顾客走进任何地方的任何一家麦当劳餐厅,所看到的建筑外观、内部陈设、食品规格和服务员的言谈举止、衣着服饰等诸多方面都惊人地相似,也都能给顾客以同样标准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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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声音第5季》即将在今日7月和广大观众朋友们见面,导师还是娜姐、汪峰、哈林和小编最爱的周杰伦老师。播出时间段还是每周五的21点15分,接档《奔跑吧兄弟第4季》。但是好声音节目名停用是怎么回事呢?原因是什么?中国好声音会改用什么名字吗?下面小编带大家一看究竟。
好声音节目名停用 节目名为什么会被停用
昨日6月20日根据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德公司”)申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行为保全裁定,责令上海灿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星公司”)立即停止在歌唱比赛选秀节目中的宣传、推广、海选、广告招商、节目制作过程中,使用包含“中国好声音”、“theVoiceofChina”字样的节目名称及相关注册商标,世纪丽亮(北京)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丽亮公司”)立即停止在歌唱比赛选秀节目的宣传、推广、海选、广告招商过程中使用包含“中国好声音”字样的节目名称
“theVoiceofChina”节目是荷兰Talpa公司独创开发的以歌唱比赛为内容的真人选秀节目。在Talpa公司的授权下,第1-4季“中国好声音”由灿星公司于2012年至2015年期间制作播出。据Talpa公司的授权,自2016年1月28日起至2020年1月28日,唐德公司取得独占且唯一的授权在中国大陆使用、分销、市场推广、投放广告、宣传及以其他形式的开发“中国好声音”节目的相关知识产权。
近日,唐德公司提出诉前保全申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举行听证会。唐德公司称,“theVoiceofChina”节目在全球享有极高知名度,灿星公司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宣传、推广和制作第5季“中国好声音”(后更名为“2016中国好声音”)节目,世纪丽亮公司协助灿星公司组织和主办全国校园海选。据悉,“2016中国好声音”正在全国海选阶段,计划于2016年6月开始录制节目,并定于2016年7月播出。一旦涉案被控侵权节目录制完成并播出,将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后果。
唐德公司认为,其对在歌唱比赛真人选秀娱乐节目制作及播出服务中使用的“中国好声音”、“theVoiceofChina”节目名称享有独占许可使用权。灿星公司和世纪丽亮公司未经授权使用“中国好声音”节目名称和有关标识的行为,已构成对其享有的驰名商标权和知名服务特有名称权的侵犯。为此,唐德公司请求法院责令灿星公司和世纪丽亮公司立即停止在歌唱比赛选秀节目的宣传、推广、海选、广告招商、节目制作或播出时使用包含“中国好声音”、“theVoiceofChina”的节目名称,以及相关商标标识。
灿星公司辩称,“中国好声音”是浙江卫视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报批节目时确定并最终获准制作播出的综艺节目。并且,“2016中国好声音”节目亦是由浙江卫视向广电总局报备并获准使用并制播的节目。同时,“2016中国好声音”与Talpa公司节目模式完全不同,为原创的全新节目,新增加的一个综艺节目不可能出现“严重削弱申请人竞争优势”的情形。而且,唐德公司始终没有将许可的节目模式付诸实施的情况,因此也就没有任何所谓的损失。
灿星公司认为,唐德公司基于知名服务特有名称及未注册驰名商标申请诉前行为保全,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采取保全措施对灿星公司等造成的损害将远远大于不采取保全措施对申请人带来的损害。
经审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灿星公司制作的“2016中国好声音”在北京市开展校园海选并召开宣传片发布会,而唐德公司的请求理由中包括在北京市举行的校园海选及发布会中使用相关标识侵害其未注册驰名商标权益的主张,同时,“中国好声音”具有较高知名度,本案处理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同时,根据Talpa公司的授权,在许可期限内,唐德公司有权以自己名义采取法律行动。同时,灿星公司等的行为存在使用涉案注册商标及构成侵权的可能性,也存在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可能性。而且,“2016中国好声音”节目一旦录制完成并播出,将会产生较大范围的传播和扩散,诸多环节都有可能构成对唐德公司经授权所获权利的独占许可使用权的侵犯,可能会显著增加唐德公司的维权成本和维权难度,甚至难以在授权期限内正常行使权利。而且,在相关公众对名称为“中国好声音”和“theVoiceofChina”的歌唱比赛选秀节目的模式及特色已有极高认知度的情况下,又出现名称为“2016中国好声音”的歌唱比赛选秀节目,很可能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也可能会严重割裂名称为“中国好声音”和“theVoiceofChina”的歌唱比赛选秀节目与其节目模式及特色等元素的对应联系,从而存在导致唐德公司后续依约开发制作的该类型节目失去竞争优势的可能性,对唐德公司造成的损失难以计算,且没有证据证明将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法律规定,唐德公司已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供了必要的担保。
综上,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裁定灿星公司立即停止在歌唱比赛选秀节目的宣传、推广、海选、广告招商、节目制作过程中使用包含“中国好声音”、“theVoiceofChina”字样的节目名称及相关注册商标;责令世纪丽亮公司立即停止在歌唱比赛选秀节目的宣传、推广、海选、广告招商过程中使用包含“中国好声音”字样的节目名称。
好声音第五季更名《中国新歌声》
好声音第五季更名新歌声,7月6日,浙江卫视发布关于《2016中国好声音》节目将暂时更名为《中国新歌声》的声明,声明中表示:“为维护司法权威性,浙江卫视《2016中国好声音》节目将暂时更名为《中国新歌声》,节目更名后仍将于7月15日如期播出。”网友直呼中国新歌声不好听。
《中国好声音第五季》是由浙江卫视联合星空传媒旗下灿星制作打造的大型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本季起,节目不再引进《The Voice》版权,而是采用原创模式。四位固定导师为周杰伦、汪峰、那英、庾澄庆。 《中国好声音》是一档优质的音乐类节目。四位导师通过盲选选择自己心仪的学员组成战队,并带领自己的战队进行战队内和战队间关于音乐的对抗。《中国好声音第五季》预计于2016年7月15日起每周五晚21:10在浙江卫视首播 ,网络由优酷视频和腾讯视频联合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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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劳动力依然极度过剩的国家,珠江三角洲等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地区在春节后出现了严重用工荒。这一现象在长三角也同时出现!那么,中国企业用工荒的原因是什么?下面就由读文网小编告诉大家中国企业用工荒的原因吧!
结构性失业──即劳动者技能与用工方要求不匹配──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现象。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考虑多种因素,它们代表了不断变化的中国劳动力状况以及整体上的现代社会。
首先,结构性问题确实存在,而且它是双重的:一方面,很多尚未填补的职位空缺缘于中国出口行业在价值链中攀升的过程中技术工人的缺乏;另一方面,一些工厂抱怨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有兴趣从事建筑等艰苦的基础性工作。
农民工对于这类低薪重体力工作缺乏兴趣一部分又是源自第二个因素──他们在家乡的收入有所增长。值得称许的是,我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将发展农业、解决农村人口温饱问题作为首要工作重点。取消农业税、加大市场干预等源源不断的惠农政策令农村收入增加,在一些地方,务农已经比清洁摩天大楼窗户赚得更多了。
还有,中国进行了一项不引人注目的改革,允许大型国有企业从农民手中租赁土地,以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生产率,这项改革已经开始取得成果,也催生了一批新兴的闲散农民,他们单靠出租土地的收入就足以维持生活了。
第三,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富裕沿海地区当前用工荒的部分原因在于,重庆、武汉、南昌等二线内陆城市的建筑热和快速经济增长。许多农民工更愿意去这些地方,因为那儿的薪水有时差不多向上海看齐,而且离家更近。
最后,还有一个决定性的重要现象是,跟中国城市地区一样,农村地区的年轻一代似乎也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在这一代人的父母──50岁上下的一代农民工──逐渐回到家乡,淡出人们的视线时,在相对较好的条件下长大的年轻一代养活自己或支撑(规模更小的)家庭的压力要小得多。
一位年轻人对一家地方报纸说,我不想再像父亲一样在城里吃苦。凭借父母几十年在城里打拼攒下的钱,他们家在农村修了宽敞的房子,买了不少家电,生活很不错。
综合上述种种因素,从长远看,当前的问题可以说是中国未来几十年将要面对的、很可能规模更大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之一斑,因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加速了其依然庞大的人口的老龄化,这才真正是中国的大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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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贸易顺差吗?所谓贸易顺差是指在特定年度一国出口贸易总额大于进口贸易总额,又称“出超”.表示该国当年对外贸易处于有利地位。下面由读文网小编为你详细介绍贸易顺差的相关法律知识。
出口贸易业务是指外贸企业组织工农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取得外汇的业务。它是外贸企业的一项重要的业务。商品出口收汇是中国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它为进口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先进生产设备和用于满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商品创造了条件。
一个国家的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出口贸易,也就没有了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大于进口贸易,外汇收支表现为顺差,构成了外汇储备的来源,它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支付能力和经济实力。
外贸企业应积极拓展出口贸易业务,加强出口贸易业务的核算和管理,这对于密切国际间的分工协作,扩大就业机会,安全及时收汇,降低出口成本,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快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看过“什么是中国贸易顺差迅速增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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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虎退出中国市场这一举动确实让人摸不着让头脑,很多人在猜测雅虎退出中国市场的原因,但是不得所以。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雅虎退出中国市场的原因,希望会对大家有所帮助!
雅虎是美国著名的互联网门户网站,也是20世纪末互联网奇迹的创造者之一。总部设在美国加州圣克拉克市。其服务包括搜索引擎、电邮、新闻等,业务遍及24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球超过5亿的独立用户提供多元化的网络服务。同时也是一家全球性的因特网通讯、商贸及媒体公司。2003年3月,雅虎完成对Inktomi的收购,成为Google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2012年4月4日,美国雅虎公司宣布裁员2000人。2013年5月,雅虎宣布收购微博服务Tumblr。2015年雅虎成为“全球第三大移动广告公司”。2015年3月18日,雅虎北京全球研发中心(简称“雅虎北研”)关闭,将整合其业务,与包括雅虎总部在内的其他团队合并。2016年1月,雅虎因发送垃圾短信被50万人集体诉讼,同时雅虎旗下版权视频内容点播平台Yahoo Screen被关闭。2016年2月2日,雅虎公布2015年第四季度财报,显示营收为12.7亿美元,同比增加仅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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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二战中,对中国做了很多支援,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现在很多人对这个表示疑问,下面小编为大家介绍抗日美国帮中国的原因,感兴趣的朋友们一起来看看吧!
抗日战争(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简称抗战,指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国际上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Second Sino-Japanese War)、 日本侵华战争(Japanes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抗战时间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至1945年结束,共十四年抗战。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制造事端、挑起战争,国民政府则采取妥协政策避免冲突扩大。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12月9日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中国战场是二战的主战场之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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