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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要说普通话有哪些原因【推荐三篇】

普通话是中国不同民族间进行沟通交流的通用语言,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不过很多南方人都不是很清楚我们为何一定要说普通话,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要说普通话的原因,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普通话的历史

据记载当时均持中原雅音,直至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所需,这也表示在很早以前人们都已经有了“雅音入市”共同的心愿。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自此,洛邑的语言就成为了整个东周时期雅言的基础。孔子在鲁国讲学,他的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孔子正是用雅言来讲学的。《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秦朝具体用什么语言无法考证。汉代国语为“洛语”,洛语承袭先秦时代的雅言。汉朝的汉语标准语称“正音”、“雅言”,也称“通语”。

西晋承袭汉代,以洛语为国语。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东晋迁都建康,洛语与中古吴语结合形成金陵雅音,为南朝沿袭。

最早能够找到的官方推广共同语政策在隋代。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由于当时中国北方地区长期在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之下,汉族习俗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心想恢复汉族礼乐的隋文帝做了很多恢复汉族文化的举措,其中包括命陆法言等编著《切韵》,审定比较经典、纯正的汉语。

隋朝统一中国,编《切韵》,以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为基础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长安官音(秦音)。唐承隋制。隋、唐国语为“汉音”,或“秦音”。隋唐都长安,并以洛阳为东都,此时中原及关中汉音在与各民族交融后已有所演变。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

事实上,根据中古音韵所拟的唐诗读音,便与今日的粤语极为相近,指粤语为唐代正音并不为过。

——参见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之附录《唐诗拟音举例》,中华书局,1956。

宋代在《唐韵》的基础上,制定《广韵》。而在北宋亡国后,南宋时代的刘渊又基于《广韵》著《平水韵》。

元代定都在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元代朝廷规定学校教学要使用以大都语音为标准的天下通语。元代盛行杂剧和散曲,这是两种接近口头语言的新的文学形式。

著名的杂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都是大都人,他们的作品《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等反映出当时大都话的面貌。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的,书中归纳的语音(声母、韵母、声调)系统已经相当接近今天的北京话,因此,大都话成为近代普通话开始形成的最原始基础。

明朝以南京官话为官方语言,金陵雅言以古中原雅言正统嫡传的身份被确立为中国汉语的标准音,并深远地影响到直至今天的中国语言形态。加之六朝以来汉人文化上的优越意识,清代中叶之前历朝的中国官方标准语均以南京官话为标准。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南京话又成为当时北京语音的基础,有明一朝,始终以南京官话为国语正音,北京官话通行范围小,地位较低。

清朝定都北京,南京官话仍然是清代官场和知识分子阶层的主流官话。雍正年间(1728年)清设正音馆,确立以北京官话为国语正音,北京官话的地位迅速抬升。到清末和民国初年的时候,北京官话的影响逐渐超过南京官话,最终在北洋政府时期以北京话为基础确立国语。作为汉语官方标准语的南京官话在民国时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受到日本的影响。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中国深受刺激。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1909年清政府把官话称为国语。1911年清朝学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以京音为准的官话为国语,取代原来明代官话《洪武正韵》的地位,并加大力度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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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的介绍

普通话,即标准汉语。普通话是中国不同民族间进行沟通交流的通用语言,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为语法规范。“主要通行于中国大陆长江以北地区,长江以南则一般不说普通话,因为各地都有汉语方言,不依赖于普通话”。其中,中国香港、中国澳门通行广东话,中国台湾地区在官方场合也使用普通话,但是口音与大陆的普通话略有差别。普通话英文"Mandarin"来自葡萄牙语。现今普通话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官方用语,也是联合国六种官方工作语言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使用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普通话在中国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称谓:大陆官方(包括港澳):普通话;台湾官方:国语;海外华人:华语;学术界:现代通用汉语。

要说普通话的原因

中国自有史以来直至清末,一直都是各地方言共存的状态:北京人讲北京话(即现在的普通话);广东人讲广东话;湖南人讲湖南话;福建人讲福建话……第一次鸦片战争促成了上海的开埠,大批宁波人和苏州人如过江之鲫奔赴上海谋生,宁波话和苏州话混在一起,产生了上海话…….

看看历史,明白人都知道:北京话、广东话、湖南话、上海话、福建话等这些汉语方言,原本是各自为营、不分优劣的。不能说北京话比广东话高级,也不能说上海话比福建话高级,它们的地位,是平等的。那么为什么普通话会在清末民初之后得到初步普及呢?让我来跟大家简单讲一讲。

从元朝开国到清朝末代皇帝浦仪让位,一共700年历史,除了明初在南京有短短几十年的建都史之外,基本上,都是以北京为国都的。换句话说,清朝以前700年来,中国的皇帝和大臣,都是讲北京话(普通话)的。由此可见,北京话(普通话)作为一种贵族阶层语言,在中国有着700年的悠长历史。在700年当中,全国的知识分子,为了入朝当官能与皇帝大臣沟通无碍,也为了提升自己的身价,他们是向普通话靠拢的。我亲耳听过孙文演讲的录音,在交通和传媒极度不发达的20世纪初,他作为一个广东人,都能讲普通话,何以做到?毫无疑问,是在和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打交道时,一点点地学、一点点地积累的。

北京官话(普通话),最初是在全国知识分子、读书人圈子里流行的,而民国初年铁路普及、广播电台出现,北京官话(普通话)才如虎添翼,迅速在全中国实现了初步普及。民国初年,高层曾经有过将广东话定为国语的动议和争论,结果仍是京话(普通话)胜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北京话有着700年一统全国知识分子话语的历史,这样厚重的历史沉淀,是不容忽视、也不容否认的。

以上就是北京官话(普通话)能在中国得到普及的历史渊源。

为什么我们要普及普通话呢?为什么不保留原样:广东人继续讲广东话、上海人继续讲上海话、福建人继续讲福建话呢?

其实,我们普及普通话,并不在于普通话比其他的汉语方言要悦耳,更不在于普通话比其他汉语方言要显得“高贵”多少。我们普及普通话,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一个国家,操同一种语言,将大大降低国民交往和交易的成本、大大提高国民交往和交易的效率,这才是我们普及普通话的真正意义所在。

一个湖南人和一个上海人同坐飞机,如果湖南人先和上海人搭讪,上海人听不懂湖南话,就根本无法交流。搭讪事小,遇上婚恋、做生意、参政等大事,如果国民没有一个统一的语言,其事务开展成本之高,可以想象。“普及普通话”,其本质就是“普及同一种语言”,其根本目的在于降低社会成本、提高社会效率。而至于普及的是北京话、上海话、抑或是广东话,就已经不重要了。只是考虑到北京官话的历史厚度和已经初步普及的既成事实,出于成本考虑,北京官话(普通话)才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中国人的统一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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