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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生于浙江省余姚县,现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中国著名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优美的散文诗作品,欢迎大家进行阅读鉴赏。更多的优美文章尽在读文网。
人真是奇怪,蜗居斗室时,满脑都是纵横千里的遐想,而当我在写各地名山大川游历记的时候,倒反而常常有一些静定的小点在眼前隐约,也许是一位偶然路遇的老人,也许是一只老是停在我身边赶也赶不走的小鸟,也许是一个让我打了一次瞌睡的草垛。有时也未必是旅途中遇到的,而是走到哪儿都会浮现出来的记忆亮点,一闪一闪的,使飘飘忽忽的人生线络落下了几个针脚。
是的,如果说人生是一条一划而过的线,那末,具有留存价值的只能是一些点。
把那些枯萎的长线头省略掉吧,只记着那几个点,实在也够富足的了。
为此,我要在我的游记集中破例写一枝花。它是一枝腊梅,地处不远,就在上海西郊的一个病院里。
它就是我在茫茫行程中经常明灭于心间的一个宁静光点。
步履再矫健的人也会有生病的时候,住医院对一个旅行者来说可能是心理反差最大的一件事。要体力没体力,要空间没空间,在局促和无奈中等待着,不知何时能跨出人生的下一站。
看来天道酬勤,也罚勤。你们往常的脚步太洒泼了,就驱赶到这个小院里停驻一些时日,一张一弛。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习惯不习惯。
那次我住的医院原是一位外国富商的私人宅邸,院子里树木不少,可惜已是冬天,都凋零了。平日看惯了山水秀色,两眼全是饥渴,成天在树丛间寻找绿色。但是,看到的只是土褐色的交错,只是一簇簇相同式样的病房服在反复转圈,越看心越烦。病人偶尔停步攀谈几句,三句不离病,出于礼貌又不敢互相多问。只有两个病人一有机会就高声谈笑,护士说,他们得的是绝症。他们的开朗很受人尊敬,但谁都知道,这里有一种很下力气的精神支撑。他们的谈笑很少有人倾听,因为大家拿不出那么多安慰的反应、勉强的笑声。常常是护士陪着他们散步,大家远远地看着背影。
病人都喜欢早睡早起,天蒙蒙亮,院子里已挤满了人。大家赶紧在那里做深呼吸,动动手脚,生怕天亮透,看清那光秃秃的树枝和病恹恹的面容。只有这时,一切都将醒未醒,空气又冷又清爽,张口开鼻,抢得一角影影绰绰的清晨。
一天又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清晨,大家都觉得空气中有点异样,惊恐四顾,发现院子一角已簇拥着一群人。连忙走过去,踮脚一看,人群中间是一枝腊梅,淡淡的晨曦映着刚长出的嫩黄花瓣。赶近过去的人还在口中念叨着它的名字,一到它身边都不再作声,一种高雅淡洁的清香已把大家全都慑住。故意吸口气去嗅,闻不到什么,不嗅时却满鼻都是,一下子染透身心。
花,仅仅是一枝刚开的花,但在这儿,是沙漠驼铃,是荒山凉亭,是久旱见雨,是久雨放晴。病友们看了一会,慢慢侧身,把位置让给挤在后面的人,自己在院子里踱了两圈,又在这儿停下,在人群背后耐心等待。从此,病院散步,全成了一圈一圈以腊梅为中心的圆弧线。
住院病人多少都有一点神经质。天地狭小,身心脆弱,想住了什么事怎么也排遣不开。听人说,许多住院病人都会与热情姣好的护士产生一点情感牵连,这不能全然责怪病人们逢场作戏,而是一种脆弱心态的自然投射。待他们出院,身心恢复正常,一切也就成为过眼烟云。
现在,所有病人的情感都投射在腊梅上了,带着一种超常的执迷。与我同病房的两个病友,一早醒来就说闻到了腊梅的香气,有一位甚至说他简直是被香气熏醒的,而事实上我们的病房离腊梅不近,至少隔着四五十米。
依我看来,这枝腊梅确也当得起病人们的执迷。各种杂树乱枝在它身边让开了,它大模大样地站在一片空地间,让人们可以看清它的全部姿态。枝干虬曲苍劲,黑黑地缠满了岁月的皱纹,光看这枝于,好象早就枯死,只在这里伸展着一个悲枪的历史造型。实在难于想象,就在这样的枝干顶端,猛地一下涌出了那么多鲜活的生命。花瓣黄得不夹一丝混浊,轻得没有质地,只剩片片色影,娇怯而透明。整个院子不再有其他色彩,好像叶落枝黄地闹了一个秋天,天寒地冻地闹了一个冬天,全是在为这枝腊梅铺垫。梅瓣在寒风中微微颤动,这种颤动能把整个铅蓝色的天空摇撼。病人们不再厌恶冬天,在腊梅跟前,大家全部懂了,天底下的至色至香,只能与清寒相伴随。这里的美学概念只剩下一个词:冷艳。
它每天都要增加几朵,于是,计算花朵和花蕾,成了各个病房的一件大事。争论是经常发生的,争执不下了就一起到花枝前仔细数点。这种情况有时发生在夜里,病人们甚至会披衣起床,在寒夜月色下把头埋在花枝间。月光下的腊梅尤显圣洁,四周暗暗的,唯有晶莹的花瓣与明月遥遥相对。清香和夜气一拌和,浓入心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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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生于浙江省余姚县,现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中国著名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优美的散文诗作品,欢迎大家进行阅读鉴赏。更多的优美文章尽在读文网。
狼山在南通县境内,并不高,也并不美。我去狼山,是冲着它的名字去的。
在富庶平展的江淮平原上,各处风景大多都顶着一个文绉绉的名称。历代文士为起名字真是绞尽了脑汁,这几乎成了中国文化中一门独特的学问。《红楼梦》中贾政要贾宝玉和一群清客为新建的大观园中各种景致起名题匾,闹得紧张万分,其实,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干过这种营生。再贫陋的所在,只要想一个秀雅的名称出来,也会顿生风光。名号便是一切,实质可以忽略不计,这便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毛病之一。记得鲁迅说过,只要翻开任何一部县志,总能找到该县的八景或十景,实在没有景致了,也可想出“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的名目,于是,一个荒村,一所破庙,一口老并,也都成了名胜。这个县,立即变得古风蕴藉、文气沛然,不必再有长进。鲁迅激愤地说,这种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不在亡国病菌之下。
我愿意把事情说得平和一点。起点名字本也无妨,便于人们寻访和辨认,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自然的最美处,正在于人的思维和文字难于框范的部分。让它们留住一点虎虎生气,交给人们一点生涩和敬畏,远比抱着一部《康熙字典》把它们一一收纳,有意思得多。
早就这么想着,突然看到千里沃野间愣头愣脑冒出一座狼山,不禁精神一振。这个名字,野拙而狞厉,像故意要与江淮文明开一个玩笑。
起这个名的由头,有人说是因为山形像狼,有人说是因为很早以前这里曾有白狼出没。不管什么原因吧,我只知道,就在很早以前,人们已受不住这个名字。宋代淳化年间,当地官僚终于把它改成“琅山”。幸亏后来又被改了回来,如果仍叫琅山,那多没劲。
狼山蹲在长江边上。长江走了那么远的路,到这里快走完了,即将入海。江面在这里变得非常宽阔,渺渺茫茫看不到对岸。长江一路上曾穿过多少崇山峻岭,在这里划一个小小的句点。狼山对于长江,是欢送,是告别,它要归结一下万里长江的不羁野性,因而把自己的名字也喊得粗鲁非凡。
狼山才100多米高,实在是山中小弟,但人们一旦登上山顶,看到南边脚下是浩荡江流,北边眼底是无垠平川,东边远处是迷朦的大海,立即会觉得自己是在俯视着大半个世界。狼山没有云遮雾障的仙气,没有松石笔立的风骨,只有开阔和实在。造物主在这里不再布置奇巧的花样,让你明明净净地鸟瞰一下现实世界的寻常模样。
我想,长江的流程也像人的一生,在起始阶段总是充满着奇瑰和险峻,到了即将了结一生的晚年,怎么也得走向平缓和实在。
游玩狼山不消很多时间,我倒是在山脚下盘桓长久。那里有一些文人的遗迹,使小小的狼山加重了分量,使万里长江在入海前再发一声浩叹。
狼山东麓有“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墓。恕我孤陋寡闻,我原先并不知道他的墓在这里。那天,随着稀疏的几个游人,信步漫走,突然看到一座冷僻的坟去,墓碑上赫然刻着五字:“唐骆宾王墓”。历史名人的墓见过不少,但一见他的墓,我不由大吃一惊。
略知唐代文事的人都能理解我的吃惊。骆宾王的归宿,历来是一个玄秘的谜。武则天统治时期,这位据说早在幼年就能赋诗的文学天才投笔从戎,帮助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他写过一篇著名的《讨武曌檄》,雄文劲采,痛快淋漓。连武则天读了,也惊叹不已。徐敬业终于失败,骆宾王便不知去向。有人说他已经被杀,有人说他出家做了和尚,都没有确实凭据。他像一颗瞬息即逝的彗星,引得人们长久地关注着他的去路。怎么,猜测了1000多年,他竟躲在这里?
对于骆宾王的归宿,我倾向于做和尚一说。当然拿不出考证材料,全是被早年听到过的一个故事感染的。
这个故事说,在骆宾王事败失踪后的许多年,一天,一位叫来之间的诗人到杭州灵隐寺游览。夜间,他就借宿在灵隐寺里。宋之问看着月色下寂静的寺院,寺前黑黝黝的奇峰,产生了写诗的冲动。他沉思再三,吟出了这样两句:“鹫岭郁岧峣,龙宫隐寂寥。”下面呢?他一时滞塞,怎么也接不上去了,只是苦苦在殿阈间徘徊,不断地重复着这两句,不知不觉间步进了一个禅堂。
突然,一个苍老而洪亮的声音从耳边响起:“这位少年,深夜不眠,还在作诗?”宋之间连忙抬头,只见一位须眉皓齿的老僧正在上方端坐,抖抖瑟瑟的长明灯把他的身影照得十分巨大。
宋之问心想僧侣中不乏诗中高手,便把已作的两句读给他听,并说自己正诗思枯塞。老憎听罢,立即嘡声说道:“何不接这样两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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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千年一叹》是余秋雨先生的力作,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一本日记。在千年之交的时候,余秋雨先生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队跋涉四万公里,这本书完全记录了四万公里行程中的经历。
千年走一回,
山高水又长。
车轮滚滚尘飞扬,
祖先托我来拜访。
我是昆仑的云,
我是黄河的浪,
我是涅槃的凤凰再飞翔。
法老的陵墓,
巴比伦的墙,
希腊海滨夜潮起,
耶路撒冷秋风凉。
你是废墟的泪,
你是隔代的伤,
恒河边的梵声在何方?
千年走一回,
山高水又长。
东方有人长相忆,
祖先托我来拜访。
我是屈原的梦,
那是李白的唱,
那是涅槃的凤凰再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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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余秋雨散文》,就如同读着一本厚厚的历史书,感触很多。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余秋雨散文》读后感,共4篇,希望大家喜欢。
读着《余秋雨散文》,就如同读着一本厚厚的历史书。书里更有人间百态,有爱恨情仇让人们去品味,去欣赏,从中获得心灵的升华。
初次接触他的文章,是语文课本上那一篇《信客》。读毕,平淡的语调,朴实的语言却描绘得如此生动,令我不经心生敬佩。专业点说,就是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
余秋雨的散文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余秋雨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
我欣赏《苏东坡突围》。正如苏辙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正因为他太出色、太响亮,使得那些品格低下的谏臣有了嫉妒的目标。然后苏轼就被你一拳我一脚的批判,甚至贬损。八百多年前苏东坡先生的遭遇,本已尘封于历史之中,然而余秋雨先生的《苏东坡突围》,对曾经攻击过苏东坡先生的人经行强烈的反驳。用词之尖刻,情绪之激昂,在文字之中尽显铺张。恣意汪洋的文采、率真自信的个性、乐观豁达的气质,都是我们对这位大才子苏东坡的认识。几百年来,其诗词文赋吟诵不绝,相传至今。我欣赏苏东坡先生桀傲不驯的个性,乐观向上的情感,却每每心痛其人生频频遭遇的坎坷。苏东坡是中华文明史上既不可遇又不可求的文化伟人,而他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正是促进他成为伟人的原因。这些,在《苏东坡突围》中详细又透彻的体现了出来。
余秋雨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结合。将历史写的活灵活现,把文化述的铿锵有力,引起我们反思。正如专家们所评价的 ,“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这,就是余秋雨。这,就是《余秋雨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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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总是有着一股力量,让人深深的沉入历史,在灵魂的挣扎中体味那独特而厚重的美。《道士塔》是这样,《信客》也是这样。
这是关于两代信客的故事,这是关于信任与不信任的警醒。回溯老信客的一生,我看到了他对这份职业的重视、责任感,甚至是无奈放弃后的深深依恋——在交接信息时的细声慢气,在“逼着”年轻信客讲各个码头的变化后的唏嘘声里。我着实感动,因为,不论从现在还是当时来看,信客绝对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老信客干了一辈子,穷困潦倒,连一个家室也没有。家中一无所有。沿途投宿,总是拣最便宜的小旅馆。吃饭找那种“可以光买饭不买菜”的小店。终年奔波,劳累孤独,陪伴他的只有胃病和风湿玻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额外的工作,经常帮助写信、谴信。有时还要充当代理人,某个外出谋生者死去,代表家属料理后事,收拾遗物。回到家乡,要通报噩耗,吊唁死者家属,交出遗物。信客还要遭受无端的怀疑,憎恨和诬陷。可以说是身心俱疲的来往于城市和乡村,做着那个“最敏感的神经末梢”。我不禁要想,是什么让老信客愿意担当起这份琐屑和辛苦?这样的事,放在现代,实在是不可思议。也许,老信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丢失的人格。
令我感觉惊讶的是,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任劳任怨、恪守职责的信客,怎么就会栽在那样一件小事上。第一,信客只是为了图喜庆,撕了一点布边。这件事,可大可小,大了说,他的确不应该动托寄的物品,这是信用问题;可往小了说,这个行为,放在平时,就相当于借了别人的肥皂洗了次衣服那样无足轻重。就事件本身而言,我认为,实在是小题大做。对老信客,我始终觉得这个行为很生活化,很真实。就像天使偶尔偷了一回懒。第二,事态严重化的关键,就是上海那边又派了个人随后到,关照家里人看布匹头尾的标记,以免信客动手脚。看到这里,我觉得人心啊,实在是——不说险恶吧——太具有防备性了。这个在上海闯荡的同乡,看来已被城市同化,而信任到了需要被检验的时代。不幸的是,从未犯错,从被信任的老信客被这突如其来的检验难住了。唯剩百口莫辩……第三,最令我心寒的是乡民的反应。老信客的善良仗义,饱受艰辛,曾经带来的喜悦和希望,全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宛若不曾发生。也许,他们真是铁石心肠?也许,他们也是值得我悲悯的受害者——突来的证据,把老信客推到了乡亲们的对面,他们那简单甚至狭隘的心不能接受,就像被最信任的朋友背叛的孩子,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怨恨,于是,找来许许多多的回忆做证据——老信客已经干过很多这种事了,他一无所有的家就是通过克扣赚来的!文章刚开篇到这里,我便尝出弥漫着的讽刺意味。一生的信誉毁于一旦!
老信客失了信誉,懊悔莫及,带着自残后的手,独自到外乡看坟常信客的工作由年轻信客来继续。而他,只能“躲在山间坟场边的破草房里,夜夜失眠,在黑暗中睁着眼,迷迷乱乱地回想着一个个码头,一条条船只,一个个面影”。这是他干了一辈子的事,走南闯北,过山过桥,找寻熟悉的身影,那心情,一如在外风尘苦旅的游子期盼他脚步声的急切。这算不算“身在曹营心在汉”?亦或是他从来都不曾离开过,年轻信客的脚步就是他的脚步,一次次的重温漫山遍水的乡情。年轻的信客谨遵老信客的血的教训:要诚信!但耿直的信客因坏了同乡的“好事”,被发了财而拈花惹草的同乡诬告为“私闯民宅的小偷”,将他扭送到巡捕房。这一系列的伤害和凶险令信客心灰意冷,他在老信客的坟前郑重请求原谅,打算抽身而退。可笑的是,尝到失去的滋味的人们,这才想起他全部的好。后来还请他当教师,死了还有很多人来悼念。我不禁为老信客鸣不平,同样辛劳一生,这结局却是惨惨淡淡,是借着信客的光,顺便修修他的坟!
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是全身而退,所以“赢得身前身后名”,另一个,是有了污点,从此被放逐,被打入无底深渊,直至被彻底遗忘。他只是个游走于两地的乡村信客,他不是民族英雄,死后可以被平反,被悼念,然后永存世人心中,光辉照耀大地。但我庆幸,有这样一段文字,记录下了那个年代的那些人,一种原生态的喜与怒,坚守与不舍。让我,可以去感受、思考那源于历史的无奈和无奈背后的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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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的夜空,最好莫过于读书,一盏孤灯,一杯浓茶,细细品味。
《垂钓》是《余秋雨散文》中的一篇,是余秋雨夫妇在海参威的见闻,情节十分简单。一胖一瘦的两个垂钓老人,因为个人喜好不同,胖老人在钓绳上挂了六个小小的钓钩,每次下钩不到半分钟他就起竿,次次都会挂着六条小鱼,他忙忙碌碌地不断下钩、起钩,从来没有落空,落日余晖的时候,总是快乐地满载而归;瘦老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的钓钩只有一个,而且硕大无比,即使没有大鱼上钩,他都倔强地端坐着,等着暮色苍茫了,瘦小的身影还在与大海对峙。
两位老者不同的性格追求,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胖老人归去的时候已是盆满钵满,快乐的脚步如胜利者凯旋。瘦老人虽然用背影来鄙视同伴的浅北,但他毕竟鱼桶空空,一个人在暮色渐浓的大海边寂寞地等待,孤独地守候!
余秋雨在散文中说道“一个更加物质,一个更加精神”,“一个是喜剧美,一个是悲剧美”,“他们天天在互相批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美的人类”。的确,人类在演绎故事的时候,皆因为不同的人生观而丰富了结局,让旁观者更觉意味无穷。
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客观条件,一味盲目地追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目标,那种孤单寂寞的对峙并不能显示崇高,唯有不断地充实自己,发现自己,脚踏实地的面对和解决,才会象胖老人一样,面对人生自如地下钩、起钩,而且次次都是满载而归,撞开人生的一扇扇希望和快乐之门!
夜深人静的时候,静静的翻开这样的一本书。再去品味书中对人生、灵魂以及人性的感悟。当然会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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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
全书分为“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行者无疆”这五个部分。
余秋雨老先生好些年以前写过一些史论专著,文笔很有特色,轻新脱俗,洒脱、放达而又潇洒,让人读上去自然而又舒服,不夸张,不悲伤,没有什么好词好句,没什么特别的手法,不像有些文章用比喻,用拟人,用夸张等等,不局限于这些章法,而是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写出让每个人都叹为观止的文章。就像老舍写的《草原》。自然而又优雅,不做作,简简单单几行字,就完美地描绘出了所要说的那一幅画面,真实而又美好。
就如“青山绿水,长路一条,走不了多远就有一座。高高的,全由青石条砌成,石匠们手艺高超,雕凿得十分细洁。顶上有浮饰图纹,不施彩粉,通体干净。鸟是不在那里筑窝的,飞累了,在那里停一停,看看远处的茂树,就飞走了。”这一段,这是一开始的一段,只是简单的叙述而已,却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想象着远处的山,清澈见底的水,绵延十几里的路,路边是一座又一座牌坊,它们很高,很大,还有好看的图纹。牌坊上时而会看见几只飞累了的小鸟,在那儿歇息,倒也并不安居,过一会就又飞走了。这一幅简单的图画,在作者笔下用简单的词句描绘出来,却别有一番风味。
这样的文章并不多。
仔细想想,萧红写的文章《我和祖父的园子》便是如此,也是自然,真实,美好。“太阳在园子里是显得特别大。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谎花,就开一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又有这样一本书,让人读着读着,就不由得沉浸在已逝的烂漫的童年生活中。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呼兰河传》,和余秋雨的散文一样美,简单却又不失味道,虽通俗却又十分自然,自然中透着美好与真实。那种意境,远比夸张的文章要吸引人得多,一个是外表华丽,却找不到内在,另一个则是表面简简单单,普普通通,而只有细读一番,才可能品出其中的自然美。
我本身就十分喜欢散文,诗歌之类的文章,因为它们不仅表达字面意思,更是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实情感。还可以学学名家文笔,多多感受,在自己的文章中注入自己的情感,读上去一定与众不同。
本书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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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塔》这篇文章讲述的是一个历史悲剧,一个沉重的文化史实。它所揭示的问题让人心痛,让人揪心,让人不禁为那个时代,也为我们的民族,发出一声声无能为力的叹息。
全篇围绕敦煌莫高窟展开,说的是在20世纪初,莫高窟由一位无知的道士掌管,因为无知,他自作聪明地将窟中的珍贵壁画粉刷,甚至挖凿,代之以灵官塑像;因为无知,他将窟中无价的国宝向慕名而来的西方学者换回历历可数的银元;因为无知,祖国的瑰宝受到糟践,不幸流失,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遗憾。
国宝外流,我们发自内心地遗憾、痛恨、愤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让我们在今天,在这个觉醒了的民族当中,开始做一些事对遗失的文化进行补救。于是,在遗憾、痛恨、愤慨之余,我们直截了当地想抓住罪魁祸首。那么,元凶是谁?是犯下了强盗行径的西方学者?是目光短浅、愚昧无知的王道士?还是旧中国,那个没落在闭关锁国中的“天朝”?或许真如古人所说的“慌不择路,饥不择食”,自身的落后让我们已无心理睬一下被搁在西北荒凉之中的文物们,只好让强大的势力来替我们保管?想想旧中国所背负的“东亚病夫”的耻辱,想想“落后就要挨打”这铁一般的真理,我的心在滴血,我的民族自尊心在哭泣,我感到往事不堪回首,它令我感到那样恐慌与不安。仿佛有一枝利箭从历史深处射来,刺痛了我的心。
这就是历史悲剧,发生在祖先们的身上,但它带来的痛苦却可以绵延几个世纪。然而时光即逝,往事不再,亦无法缉拿真凶,将其正法。我们所能做的,惟有无奈,无奈地历数罪恶,无奈地遗憾惋惜,无奈地遥望历史,无奈地幽幽痛惜,无奈地叹出一口气,让它定格在那一个个耻辱之日、罪恶之日的上空,化作晴空中的阴霾,眼睁睁看着愚钝的王道士在毕恭毕敬地带路,看着洋人们在莫高窟洞开的一刹那惊诧瞪大的双眼,看着一箱箱文献、一尊尊泥塑、一车车诗卷、一幅幅壁画被运走。这样的奇耻大辱,哪个国人还能坐视不理?一个当代中国青年这样写道:“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决胜负于城下。”激荡人心的语言,道出了每位中国人的心声。但,现实与理想总是在作无谓的对峙与较劲,从而无法统一。看看,现在中国人在干些什么?有一些人继续沦为洋人的奴隶;有一些人忘掉了耻辱,忘掉了历史;有一些人在伦敦、东京等地的博物馆买下中国文物的胶卷,回国后对着相片作空头研究;还有一些人在呐喊中吼出愤怒,却永远只是呐喊,无法付诸实践。
一切皆因他而起,那愚氓———王道士。时至今日,不少人认识了这个名字:王圆箓。我在想,如果让他知道了国宝的价值,让他知道了他所作所为的严重性,他会怎么做?依然赚取蝇头小利?又或者,转做了更大的买卖?还是改邪归正,捍卫国宝?无从得知———我的想象力有限。但这次的阅读却让我真实地接触了历史的阴暗面,那是一段可怕的、灾难的岁月,但愿它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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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寒假我慢慢阅读了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当属《道士塔》。我是没有亲自拜访过莫高窟的。只有读到了《道士塔》一文才略微知晓了莫高窟所遭受的劫难。事实上我在读这篇文章是丝毫没有愤慨之意,取而代之的是无奈。读完《道士塔》我的体会就是——自己都不尊重自己那么别人更不会尊重你。
如果只是阅读这篇文章,内心便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愤慨之情,原因很简单,敦煌文物竟被一个小道士卖给外国人。可是在没了解清楚事情之前光看文章就跟着文章中的观念跑了,实在是无主见,容易被左右。让我们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话要从“历史罪人”王圆箓说起。他祖籍湖北麻城县。出生在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人们称他为王道士。后云游敦煌,登三危山,发现莫高圣境,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所以他长期居留于此地,奉献了他的后半生。他原本可以在莫高窟终老,如果不是墙上偶然裂开的一缝,他的一生可以简单许多。墙上开裂的一缝使他看到了财路。文物在他眼里便是外国人手中的钱。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有人说王道士无奈之下变卖经文宝物并非为他盖豪宅,而是为了修缮窟区及下寺和维持他们平素的生计,当时他是住持,这是他不得已的就地取材。
那为什么他要卖文物?
发现藏经洞后,王道士忙报敦煌县城的官绅人士,再报酒泉的官府达人,均未能引起大的关注,故他不得已又把藏经洞封闭起来。直到1907年英籍匈牙利犹太人斯坦因、法国远征考察队的伯希和闯入莫高窟区,用银钱几番诱使王道士动心出卖大批文物,从此敦煌招来大灾难。
各级领导都不管就罢了,朝廷不也是昏庸无能的吗?丧权辱国的条约签的多了,难道还怕卖点文物?
于是外国人就来了。拿走了敦煌经卷文物。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说:“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西域考古图记》等),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王圆箓本身并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我们想一想,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敦煌文物不被卖给外国人会怎么样。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这么看来,给了外国人反倒是成了保护文物的绝佳方法了!你不保护你国家的文物,那我就夺来替你保护展出。而在王道士卖完经卷整修莫高窟的几十年后,一群拿着铁锹的红卫兵站在了莫高窟前。要不是有周的大手护着,谁是历史罪人就要重新定论了。
莫高窟的悲剧不能归咎于王圆箓。王圆箓只是时代背景下的一个小丑。而那种时代告诉我们:“自己都不尊重自己那么别人更不会尊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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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2008年第一期《读者》时,看到了《莫高窟》一文,读时便觉熟悉,仔细一看原是摘自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想到手中那本《文化苦旅》已是多年未翻,反正闲来无事,便又找出来细读,从余先生的自序开始仔细读起,刚读几篇便觉心里沉甸甸的,一种沉重与沧桑、苦涩与愤闷感油然而生,那是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沧桑让读者跟着作者的旅行与思想作了一次艰难的跋涉,一次精神上的苦旅。正如余先生自己所说:“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也正如余先生所希望,他的文字让人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在这里我想写的是前两篇《道士塔》《莫高窟》的一些感想,本想看完全书写一篇总的读后感,但仅这两篇便让我的笔蠢蠢欲动,因为沉重、因为愤慨……。正如作者本身所言,他一路旅途的经历无法细说,但到了甘肃,已觉得非写一点文章不可了。因为敦煌、因为莫高窟、因为那个王道士、因为那些文物的流失,因为那段屈辱的历史,让我们的心无法不震撼、无法不悲愤、无法不感慨……
学术大师陈寅恪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一部让莫高窟流泪流血的历史,一段屈辱不堪的历史。而在这段历史中,担任主角的却是一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的一个普通中国农民王圆箓,他逃荒到了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
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莫高窟是他的“家”,他可以任意修饰,当他对洞窟的壁画不满意时,便拎来一桶石灰,扎上一个草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粉刷,一遍两遍三遍,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在他的刷把下渐渐隐退至消失,留下一面面惨白的墙壁。当他对洞内的塑雕不满意时,便借来铁锤,惟妙惟肖的塑雕顷刻变成了碎片,那一个个柔美的浅笑也瞬时变成了泥巴,他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以便使整个环境与他身份相符。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时,王道士却满意的笑了……
二十世纪初,当欧美的艺术家正酝酿着艺术的新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塞尚在他的画室里进行着晚期创作,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他在那天清晨,打开了一扇门户,而他却不知道,这个洞窟吞吐了中国的荣耀和耻辱,这个洞窟让让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为之耗尽终生。
多少欧美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吃苦,他们愿意冒着被打、被杀的危险,朝着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没有想到,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甚至没有看守和门卫,他们就能直接走到那个洞窟前,只给那个肮脏的土道士一小笔钱就换取了洞窟的钥匙,任他们在洞窟内肆意掠夺……
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的运走,到了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一批批的文书经卷、绢画刺透从他手中被掠走,一座座佛像被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道士塔》诉说了那段历史的悲哀,诉说了一个民族的伤痛……
翻过让人沉痛和苦涩的《道士塔》,余先生那极具感染力的文字《莫高窟》让人如身临其境,如饮醇酒,回味无穷。
且看余先生笔下的精彩片段:
“莫高窟可以傲视世邦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同窟,不是看死了一千看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前呼后拥向我们走来,每个艺术家又牵联着喧闹的背景。在这里举行着横跨千年的游行。纷杂的衣饰使我们眼光缭乱,呼呼的旌旗使我们满耳轰鸣。在别的地方你可以蹲下来细细玩索一块碎石,一条土埂,在这儿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着身不由主,踉踉跄跄,直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在这儿,一个人的感官很不够用,那就干脆丢弃自已,让无数双艺术巨手把你碎成轻尘。”
“色流猛一下涡漩卷涌,当然是到了唐代。人世间能有的色彩都喷射出来,但又喷得一点儿也不野,舒舒展展地纳入细密,流利的线条,幻化为壮丽无比的交响乐章。这里不再仅仅是初春的气温,而已是春风浩荡,万物苏醒,人们的每一缕筋肉都想跳腾。这里连禽鸟都在歌舞,连繁花都裹卷着图案,为这个天地欢呼。这里的雕塑都有脉搏和呼吸,挂着千年不枯的吟笑和娇嗔。这里的每一个场面都非双眼能够看尽,而在每一个角落,都够你留连长久这里没有重复,真正的欢乐从不重复。这里不存在刻板,刻板容不下真正的人性。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人的生命在蒸腾。一到别的洞窟还能思忖片刻,而这里,一进入就让你燥热,让你失态,让你只想双足腾空。不管它画的是什么内容,一看就让你在心底惊呼,这才是人,这才是生命。”
“洞窟外面,辛弃疾、陆游仍在握剑长歌,美妙的音色已显得孤单,苏东坡则以绝世天才,与陶渊明呼应。大宋的国土,被下坡的颓势,被理学的层云,被重重的僵持,遮得有点阴沉;
色流中很难再找到红色了,那该是到了元代……
这些朦胧的印象,稍一梳理,已颇觉劳累,像是赶了一次长途的旅人。据说,把莫高窟的壁画连起来,整整长达60华里。我只不信,60华里的路途对我轻而易举,哪有这般劳累?”
叹服于余先生的文采,不仅是因为他那华彩明丽的辞藻,工整通畅的行文,伸张有力的笔法,而是透过词句背后穿透历史迷雾的画面,文字背后那种超越文字的思想提炼,一种历史文化的凝聚力和精神感召力。
是什么使得作者笔下的文章能够吞吐千年,博通古今而显得游刃有余?是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一种阅历,一种修养,一种社会责任感,而造就了《文化苦旅》中篇篇精彩而独具风格的艺术特色,对于我们每一位读者来说,在欣赏余秋雨先生的美文时,留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和文化省思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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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东阳马生序》是明代宋濂送给他的同乡、浙江东阳县青年马君则的文章。大家读了之后会有那些感受呢?下面就跟读文网小编来看看大家结合自身实际谈谈读《送东阳马生序》不低于650字的读后感吧!
这周我们学了《送东阳马生序》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对我的触动很大。
宋濂从小就家境贫寒,没有钱来买书,只有借书来抄录,他在“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的情况下抄了一本又一本的书。难道他不怕冷吗?他很冷,但他为了读书从未因为寒冷而放弃过。“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多么恶劣的环境,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的条件不知道比那时的条件好多少倍,不仅有很多书籍可以免费阅读,而且还有温暖的教室。可是,这一切我们还不懂得珍惜,不知道书籍的珍贵,不知道我们现在的环境是多么的来之不易,还不努力学习。
宋濂向先生请教问题时毕恭毕敬,遇到先生呵责时,他的态度更加恭敬,不敢说一句话来辩解,等到先生高兴了,才请教问题。当时的老师很少,宋濂要到百里之外去请教问题。而我们呢?老师就在面前也不去问问题,和宋濂向比,我羞愧之极。宋濂对老师的尊敬,我们现在的学生有多少能够做到,我们不但不听老师的教诲,而且还与老师顶嘴,经常惹老师生气,我们的态度与宋濂相差很大。
宋濂在读书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从未羡慕过别人,他这种知足者常乐的精神是很可贵的。而我们呢?我们似乎失去了目标,只知道天天与同学攀比,“今天我买了某某牌的衣服。”“今天我买了某某牌的鞋。”我们只知道与同学比这个比那个,似乎忘了我们来学校是为了读书的,而不是攀比。宋濂他与同舍的学生的生活条件差距很大,可以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但他却并没有应此而失去了目标、方向,而我们却泡在蜜罐里不知道了自己的目标,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学习了这篇文章,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宋濂学习,虽然我们不能像宋濂那样在冬日的大雪里抄书,但我认为他那种读书的专心、对老师的尊敬以及不怕吃苦的精神是十分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有个好的学习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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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坛两位国宝级和活宝级的大师余秋雨和贾平凹还真对得起“南余北贾”的帽子,在制造动静方面东鸣西应如出一辙;下面是有余秋雨的优美散文,欢迎参阅。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招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其时已是20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宫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纔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宫。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象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
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纔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扒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
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沈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迭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月,法国人怕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年,斯坦国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了5大箱、600多卷经卷;……
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国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
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沈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的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
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稗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这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我好恨!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看过余秋雨的优美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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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作为我国九十年代的一位著名散文作家,他的影响力堪称一绝,余秋雨在我国的文学史上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和地位。小编精心收集了余秋雨散文欣赏,供大家欣赏学习!
写完《柳侯祠》,南去20里,去看白莲洞。
先我30余年,两位古人类学家到这里作野外考察。他们拿着小耙东掘掘、西挖挖。突然,他们的手停住了,在长时间的静默中,3万年光阴悄悄回归,人们终于知道,这个普通的溶洞,曾孕育过远古人类的一个重要系脉。
今天,至少亚洲的许多人类学家都在研究他们的种族与“白莲洞人”的血缘关系。更浪漫的学者甚至把联系的长线拉上了南美洲的地图。
在我看来,诸般学问中,要数考古学最有诗意。难怪不少中外大诗人兼通此道。白莲洞要末不进,进去便是半个诗人。
我走进洞口。
不知是哪一天,哪一个部落,也偶然走进了洞口。一声长啸,一片欢腾。他们惊惧地打量过洞内黑森森的深处,野兽的鸣叫隐隐传出。他们疑虑地仰望过洞顶的锺乳石,不知它们会带来什么灾祸。但是,不管了,握起尖利的石块朝前走,这里是该我们的家。
洞内的猛兽早已成群结队,与人类争夺这个天地。一场恶斗,一片死寂。一个部落被吞没了,什么也没有留下。又不知过了多少年月,又一个部落发现了这个洞穴,仍然是一场恶斗,一片死寂。终于,有一次,在血肉堆中第一个晃晃悠悠站起来的,是人而不是兽。人类,就此完成了一次占有。
我跌跌撞撞往里走。
有声响了。头顶有“吱吱”的叫声,那是蝙蝠,盘旋在洞顶;脚下有“喇喇”的水声,那是盲鱼,窜游在伏流。洞里太黑,它们都失去了眼睛,瞎撞了多少万年。洞边有火坑遗迹,人在这里点燃了火炬,成了唯一光明的动物。深深的黑洞在火光下映入瞳孔,这一人种也就有了乌黑的眼珠。
想起了一篇作品《野古马》,写成吉思汗留下的一个马群始终活着,奔驰游观,直至如今。蝙蝠和盲鱼也该是先民留下的伙伴吧?那末,我是在探寻祖宅。要与蝙蝠和盲鱼对话,实在显得矫情;但是,我直盯盯地看着它们,确也心事沉沉。
论安逸,是它们。躲在这么个洞子里,连风暴雨雪也没挨到一次,一代又一代,繁衍至今。人类自从与它们揖别,闯出洞口,真无一日安宁。凶猛的野兽被一个个征服了,不少伙伴却成了野兽,千万年来征战不息。在这个洞中已经能够燃起火炬,在洞外却常有人把火炬踩灭,把寥廓的天地变成一个黑洞,长年累月无路可寻。无数的奇迹被创造出来,机巧的罪恶也骇人听闻。宏大的世界常常变成一个孤岛,喧腾的人生有时比洞中还要冷清。
洞中有一石幔,上嵌珊瑚、贝壳、海螺化石无数,据测定,几亿年前,这儿曾是海底。对这堵石幔来说,人类的来到、离去、重返,确实只是一瞬而已。
温软的手指触摸着坚硬的化石,易逝的生命叩问着无穷的历史。理所当然,几万年前的祖先也触摸过它,发出过疑问。我的疑问,与他们相差无几:我们从何处来到这里?又从这里走向何处?
也许是对洞穴的早期占有,使人类与洞穴有了怪异的缘分。据1987年世界民意测验研究所对800万美国人的调查,许多濒死复生的人追述,临近死亡时,人的朦胧意识也就是进入一个黑洞:
它们觉得自已被一股旋风吸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口,并且在黑魆魆的洞里飞速向前冲去。而且觉得自己的身体被牵拉、挤压,洞里不时出现嘈杂的音响。这时,他们的心情更加平静。
……黑洞尽头隐隐约约闪烁着一束光线,当他们接近这束光线时,觉得它给予自己一种纯洁的爱情。
可见,人类最后还得回到洞穴中的老家。我们的远祖辛辛苦苦找到了这个家,流血流汗经营了这个家,总得回去,也算叶落归根。据天文学家说,茫茫宇宙间也有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神奇地吸纳着万物,裹卷着万物,吞噬着万物。地球和人类,难保哪一天不投入它的怀抱。
依我看,神秘的太极图,就像一个涡卷万物的洞口。一阴一阳呈旋转形,什么都旋得进去。太极图是无文字的先民的隆重遗留,人类有文字纔数千年,而在无文字的天地里却摸索了数十万年。再笨,再傻,数十万年的捉摸也够凝结成至高的智慧。
不管怎么说,走向文明的人类,深层意识中也会埋藏着一个洞穴的图腾。
“芝麻,开门!”一个巨大的宝库就在洞穴之中。几乎是各民族的民间传说,都把自己物欲乃至精神的理想,指向一个神秘的洞穴。无数修道者在洞穴中度过一生,在那里构造着人生与宇宙的平衡。嫉世愤俗的基度山伯爵,会聚着新兴资产者的理想,向一个洞穴进发,然后又在那里,指挥若定,挥洒着人性的伟力。
别有洞天,是中国人创造的一个成语。中国人重义轻利,较少痴想洞中财宝,更想以洞穴为门径,走进一个栖息精神的天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轰传百代,就在于它开凿了这样一个洞口。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纔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这个武陵人终于来到一个理想国。从此,哪一个中国人的心底,都埋下了一个桃花源。
桃花源,是对恶浊乱世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十分平静,默默地对峙着,一声不吭。待到实在耐不住的时候,中国人又开掘出一个水帘洞。这个洞口非同小可,大闹天宫的力量正在这儿孕育。
桃花源和水帘洞,气氛不同,性质相仿,都是群众意志的会聚。桃花源中人惘然于时间,也惘然于空间,融洽怡和,不见个体冲撞。孙悟空有点个性,却也只是某种整体意向的象征,水帘洞里的秩序,倒是宁谧无波。
这是白莲洞人气质的遗留,先民生态的重温。白莲洞人与野兽征战,与自然搏斗,只回荡着一个观念:为着我们这种种类的动物。如果他们也有思想家,摸着海底生物的化石低头沈思,那么,他沈思的主体只是我们,而不是我。
我是什么?历史终于逼迫人们回答。
白莲洞已经蕴藏着一个大写的人字。数万年来,常有层层乌云要把这个字前掩,因此,这个字也总是显得那么辉煌、挺展,勾发人们焦渴的期待。当非人的暴虐压顶而降,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突然爆炸,不明飞行物频频出现,这个字还会燃起人们永久的热念。但是,这个字倘若总被大写,宽大的羽翼也会投下阴影。时代到了这一天,这群活活泼泼的生灵要把它析解成许多闪光的亮点。有多少生灵就有多少亮点,这个字纔能幻化成熙熙攘攘的世界。
既然人们还得返回黑洞,为什么还要披荆斩棘地出来?出来,就是要自由地享用这个宽阔的空间;出来,就是要让每个生灵从精神到筋骨都能舒展;出来,就是要让每个个体都蒸发出自己的世界。这样,当人们重进黑洞,纔不会对着蝙蝠和盲鱼羞惭。
此时我已走出白莲洞口,面对着一片绿水青山。洞口有石,正可坐下歇脚,极目鸟矙。
我想起了张晓风的《武陵人》。晓风袭用了陶渊明的题材,却把那个偶入桃花源的武陵人作为一个单个人细细磨研。他享尽了桃花源的幸福,比照出了原籍武陵的痛苦。但是,奇怪的是,他还是毅然返回。原因是:
武陵不是天国,但在武陵的痛苦中,我会想起天国,但在这里,我只会遗忘。忘记了我自己,忘记了身家,忘记了天国,这里的幸福取消了我思索的权利。
于是他苦苦寻找,钻出了那个洞口。
赖声川博士的《暗恋桃花源》异曲同工,让这位进桃花源而复返的武陵人与现代生活相交杂,在甜酸苦辣中品尝一个人切实的情感价值。
台湾作家不谋而合地挪揄桃花源,正倾诉了现代中国人对神仙洞府的超越。
又想起了上海一群青年艺术家写的《山祭》。愚公的家属,在一个别有洞天的王国辛勤挖山,这个王国里有棕褐色的和谐,和无可指摘的纪律。没想到,一个现代色彩的姑娘飘然而至,诱人的风姿和一连串傻兮兮的疑问,竟使愚公的后代一一反省自身的意义,结果,庄严的洞天发生了纷乱。
还想起了《魔方》中的一段,三个大学生误入一个深深的山洞而找不到出口,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一迸发出真实的自我。这个山洞应和白莲洞相仿,人类走了几万年,终于会在山洞里吐露个性的哲学。纵然死了吧,也没把这几万年白活。不久前在新加坡,一群华裔青年在深夜邀我看他们的排演,演的竟然就是《魔方》中的这一段。演完,这群青年挥汗微笑,像是获得了一种摆脱。
为什么中国艺术家们总缠着山洞死死不放呢?终于,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长长的隧洞,其间奔逐着一个古老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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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是中国著名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他的散文给人们带来无限的希望。下面是有余秋雨精美散文,欢迎参阅。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有了它,纔有诸葛亮、刘备的雄纔大略,纔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纔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
它,就是都江堰。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连葛洲坝都看过了,它还能怎么样?只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乘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
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也没有谁指路,只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走。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馆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
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这样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迭迭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撤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位。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伏战。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孪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纔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复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桌。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数据,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能、仁慈、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
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作3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400年后,也许3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3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纔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持的精神世界。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纪70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馆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
继续往前走,看到了一条横江索桥。桥很高,桥索由麻绳、竹篾编成。跨上去,桥身就猛烈摆动,越犹豫进退,摆动就越大。在这样高的地方偷看桥下会神志慌乱,但这是索桥,到处漏空,由不得你不看。一看之下,先是惊吓,后是惊叹。脚下的江流,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奔来,一派义无返顾的决绝势头,挟着寒风,吐着白沫、凌厉锐进。我站得这么高还感觉到了它的砭肤冷气,估计它是从雪山赶来的罢。但是,再看桥的另一边,它硬是化作许多亮闪闪的河渠,改恶从善。人对自然力的驯服,干得多么爽利。如果人类干什么事都这么爽利,地球早已是另一副模样。
但是,人类总是缺乏自信,进进退退,走走停停,不停地自我耗损,又不断地为耗损而再耗损。结果,仅仅多了一点自信的李冰,倒成了人们心中的神。离索桥东端不远的玉垒山麓,建有一座二王庙,祭祀李冰父子。人们在虔诚膜拜,膜拜自己同类中更像一点人的人。锺鼓钹盘,朝朝暮暮,重一声,轻一声,伴和着江涛轰鸣。
李冰这样的人,是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纪念一下的,造个二王庙,也合民众心意。
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也就会变得通情达理、平适可亲。中国宗教颇多世俗气息,因此,世俗人情也会染上宗教式的光斑。一来二去,都江堰倒成了连接两界的桥墩。
我到边远地区看傩戏,对许多内容不感兴趣,特别使我愉快的是,傩戏中的水神河伯,换成了灌县李冰。傩戏中的水神李冰比二王庙中的李冰活跃得多,民众围着他狂舞吶喊,祈求有无数个都江堰带来全国的风调雨顺,水土滋润。摊戏本来都以神话开头的,有了一个李冰,神话走向实际,幽深的精神天国一下子贴近了大地,贴近了苍生。
看过余秋雨精美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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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作为我国九十年代的一位著名散文作家,他的影响力堪称一绝,余秋雨在我国的文学史上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和地位。本文是余秋雨散文作品,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我到过一个地方,神秘得像寓言,抽象得像梦境。
败多长住新加坡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听我一说,惊讶万分。
是韩山元先生带我去的。韩先生是此地一家大报的高级编辑,又是一位满肚子掌故的乡土历史学家。那天早晨,他不知怎么摸开了我住所的大铁门,从花园的小道上绕到我卧室的南宫下,用手指敲了敲窗框。我不由林然一惊,因为除了一位轻手轻脚的马来亚园丁,还从来没有人在这个窗下出现过。
他朝我诡秘地一笑,说要带我去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奇怪地方。我相信了他,他一定会发现一点什么的,就冲他绕来绕去绕到我这个窗下的劲头。
我打开大门,那里还等着两位女记者,韩先生的同事,也算我在这里的学生。她们都还年轻,对探幽索秘之类的事,兴趣很大。于是,一行四人。
其实韩先生也不太记得路了。在车上他托着下巴,支支吾吾地回忆着、嗫嚅着。驾车的女记者每到岔道口就把车速放慢,好让他犹豫、判断、骂自己的记性。韩先生寻路的表情越艰难,目的地也就变得越僻远、越离奇。
目的地竟是一个坟地。
新加坡的坟地很多,而且都很堂皇。漂泊者们葬身他乡已经够委屈的了,哪能不尽量把坟地弄得气派一点?但是,这个坟地好生奇特,门面狭小,黑色的旧铁栏萎萎缩缩。进得里面纔发现占地不小,却冷冷清清不见一个人影。一看几排墓碑就明白,这是日本人的坟地。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坟地比它更节俭的了。你看这个碑”,韩先生用手一指,那只是许多墓碑中的一个矮小的方尖碑,上面刻着六个汉字:
纳骨一万余体
碑下埋着的,是一万余名侵略东南亚的“皇军”的骨灰。
“再看那边,”顺着韩先生的指点,我看到一片广阔的草地上,铺展着无数星星点点的小石桩,“一个石桩就是一名日本妓女,看有多少!”
用不着再多说话,我确实被震动了。人的生命,能排列得这样紧缩,挤压得这样局促么?而且,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生命啊。一个一度把亚洲搅得晕晕乎乎的民族,将自己的媚艳和残暴挥洒到如此遥远的地方,然后又在这里划下一个悲剧的句号。多少情笑和吶喊,多少脂粉和鲜血,终于都喑哑了,凝结了,凝结成一个角落,凝结成一种躲避,躲避着人群,躲避着历史,只怀抱着茂草和鸟鸣,怀抱着羞愧和罪名,不声不响,也不愿让人靠近。
是的,竟然没有商人、职员、工人、旅游者、水手、医生跻身其间,只有两支最喧闹的队伍,浩浩荡荡,消失在这么一个不大的园子里。我们不能不把脚步放轻,怕踩着了什么。脚下,密密层层的万千灵魂间,该隐埋着几堆日本史,几堆南洋史,几堆风流史,几堆侵略史。每一堆都太艰深,于是只好由艰深归于宁静,像一个避世隐居、满脸皱纹的老人,已经不愿再哼一声。
到底是日本人,挤到了这么一个地方,依然等级森严。
一般士兵只立集体墓碑。除了“纳骨一万余体”外,还有一个含糊其词的所谓“作业队殉难者之碑”,也是一个万人碑,为太平洋战争时战死的士兵而立。另一个“陆海军人军属留魂之碑”,则是马来西亚战争中战死日军的集体墓,原在武吉知马山上,后被抗日人士炸毁,日本人在碎墟中打点收拾残骨,移葬这里。
军曹、兵长、伍长,乃至准尉级的仕官,皆立个人墓碑。一根根细长的木桩紧紧地排着,其中稍稍高出周围的是准尉。
少尉以上均立石碑,到了高级军衔大佐,则立大理石碑。
让开这所有的群体,独个儿远远地坐东面西的,则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元帅、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的大墓。这座墓,傲气十足,俯矙着自己的数万属下。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寺内寿一这个名字十分敏感。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寺内寿一曾被任命为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他的指挥下,日军由北平进占山西、陕西、甘肃,直取兰州。在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遭受中国军队惨重打击的板垣师团,也属于他的部下。这么一个把古老的黄河流域整个儿浸入血泊的军阀,最终竟然躲到了这个角落!
我呆呆地伫立着,死死地看着这座墓。我深知,几乎未曾有过中国人,会转弯抹角地找到这里,盯着它看。那么,今天也算是你寺内元帅与中国人的久别重逢吧。你躲藏得好偏僻,而我的目光背后,应是华北平原的万里云天。
寺内寿一改任南方派遣军总司令是在1941年10月东条英机上台组阁之后,他与山本五十六的海军联合舰队相配合,构成了震动世界的太平洋战争。他把他在华北的凶残倾泄到了南洋,从西贡直捣新加坡。他的死亡是在日本投降之后,死因是脑溢血。
元帅的死亡,震动了当时由英军看守的日军战俘营。正是那些早就被解除武装、正在受到公审、正在受到全世界唾骂的战俘,张罗着要为寺内寿一筑坟,而且是筑一座符合元帅身份的坟。从我接触到的一些数据看,为了眼前这座坟,当时日军战俘营里所发生的事,今天想来依然触目惊心。
这些战俘白天在英军的监视下做苦工,到了夜晚空下来,就聚集在宿舍里密谋。他们决定,寺内寿一的墓碑必须采用柔佛(今属马来西亚)南部的一座石山上的石料,因为这座石山上曾发生过日军和英澳联军的激战,好多石块就浸染了日本军人的鲜血。他们要悄悄派出几个目睹当年激战的人去,确定当年日军流血最多的地方,再从那里开采巨石,躲过人们耳目,拼死长途运来。
这些战俘开始行动了。他们正儿八经向看守他们的英国军官提出申请,说想自己动手修建战俘营的宿舍,需要到外面去采伐、搬运一些木料石料。同时,他们又搜集身边带着的日本小玩意儿来笼络英军及其家属。英军同意了他们的申请,结果他们开始大规模地采运石料,不仅为寺内寿一,而且为其它战死的日军筑坟。柔佛那方染血的巨石完全不像修宿舍的材料,只能在星夜秘密偷运。运到离现在墓地8公里之外一座荒弃的橡胶园里,搭起一个帐篷,用两天时间刻琢碑文,刻好之后又运到墓地,恭恭敬敬竖好,浇上水泥加固。我现在死死盯着看的,就是这个墓碑。
这一切,竟然都是一个战败国的俘虏们偷偷做成的,实在让人吃惊。我想,如果有哪位电影大师拍一部影片,就表现一群战俘在黑夜偷运染血巨石来作元帅墓碑的艰苦行程,一定会紧扣人心。山道上,椰林下,低声的呼号,受过伤的肩膀,勒入肌肉的麻绳,摇晃的脚步,警觉的耳朵,尤其是月光下,那一双双不肯认输服罪的眼睛……
资料告诉我,即使在国际法庭公审和处决战犯之后,那些日军战俘,竟还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弄到了每一战犯处决时洒血的泥土,汇集起来到这个坟地“下葬”,竖起一个“殉难烈士之碑”。这个碑,我进人墓园不久就看到了的,不知底细的人怎会知道“烈士”是谁?
矮山元先生曾听守墓人说,别看这个坟地冷清,多年来,总有一些上年岁的人专程从日本赶来,跪倒在哪几座墓碑前献酒上香,然后饮泣良久。这些年,这样的老人看不到了,或许他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墓碑。于是,坟地真正冷清了,不要说战争,就是那星夜运石的呼号,也已成了遥远的梦影。但是,只要你不小心走进了这个地方,在这些墓碑间巡睃一遍,你就会领受到人类精神中极其可怖的一个部分,阴气森森。这里上下有序,排列整齐,傲骨嶙峋,好像还在期待着某种指令……
现在该来看看那些可怜的日本妓女了。
论资格,这些妓女要比埋在近旁的军人老得多。大概从本世纪初年以来,日本妓女蜂拥来南洋有过几次高xdx潮,每次都和日本经济的萧条有关。而当时的南洋,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经济颇为繁荣,大批在国内不易谋生的日本少女就不远千里,给南洋带来了屈辱的笑颜。
日本女子的美貌和温柔使她们很快压倒了南洋各地的其它娱乐项目,轰轰烈烈地构成了一种宏大的职业。从野心勃勃的创业者到含辛茹苦的锡矿工人,都随时随地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日本娼寮。各国、各族的嫖客,都在日本妓院中进进出出。在这个时候,日本民族在南洋的形象,显得既柔弱又可怜。
既然日妓南下与日本经济萧条有密切关系,而经济萧条又是日本必须向外扩张的根本动因,那么,不妨说,日本妓女的先来和日本军人的后到,确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让他们的坟墓紧紧靠在一起,好像是故意在搭建一种历史逻辑。
当日本军队占领南洋时,原先在这里的妓女再加上军妓,日妓的数量更是达到空前,连著名的南华女子中学也解散而成了日本艺妓馆。这简直成了一支与『皇军”可以并驾齐驱的队伍,有人戏称为“大和部队”。据说还有一位日本官员故意向寺内寿一总司令报告:“大和部队已经打进来了。”寺内寿一因此而把不少军妓遣送回国,但日本妓女真正在南洋的锐减,则是在日本投降之后。这些已经够屈辱了的女子,无法在更屈辱的大背景下继续谋生了。事实上,即便是战败的苦难,她们也比军阀们受得深,尽管她们远不是战争的发动者,也没有因战争而有任何得益。
日本妓女在南洋的悲惨命运,已由电影《望乡》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依我看,那毕竟是日本人自己搞的作品。在某些历史关节上无法冷静地开掘。日本妓女在南洋的遭遇,只有与以后日本军队的占领南洋疏通起来,现代日本民族的心态和命运纔能梳理得更加完整和透彻。仅仅表现她们在屈辱中思念故乡,显然是把题目做小了。
《望乡》中一个让人难忘的细节是,日本妓女死后安葬南洋,墓碑全都向着故乡。但是,我在这个日本坟地中看到的情景却完全相反:300多个妓女的墓碑,全部向着正西,没有一座向着北方!
也许是不敢,也许是不愿,她们狠狠心拧过头去,朝着另一方向躺下了,不再牵肠挂肚,不再幽恨绵绵,连眼角也不扫一扫那曾经天天思念的地方。
岂止不再眼巴巴地望着故乡,在她们这么多的墓碑上,连一个真名字也没有留下。石碑上刻着的都是“戒名”,如“德操信女”、“端念信女”、“妙鉴信女”,等等。这些姑娘,身陷可怕的泥淖之中,为了保持住一点点生命的信念,便都皈依了佛教,希望在虔诚的祈求间,留住些许朦胧的微光。但是我觉得,她们不具真名,与其说是为了佛教信仰,不如说是要隐瞒自己家族的姓氏,不使遥远的族人因自己而招腥惹臭。
这种情景,与边上那些耀武扬威地写满军衔、官职的军人墓碑有多大的差别啊。我仔细地拨开草丛,读着那一个个姑娘自己杜撰的假名字。她们都有过鲜亮的青春,但很快都羞缩成了一枚枚琐小的石丁,掩埋在异地的荒草中。我认出那些字来了,显然都是死者的小姐妹们凑几个钱托人刻上去的,却又像死者在低声地自报家门。她们没什么文化,好不容易想出几个字来,藏着点儿内心的悲凉:“忍芳信女”、“寂伊信女”、“空寂信女”、“幽幻信女”……
我相信,这些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一定比那边的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更通人性。可惜,这些墓碑群什么数据也没有留下,连让我胡乱猜想的由头也十分依稀。
例如,为什么这座立于昭和初年的墓碑那么精雕细刻呢,这位“信女”一定有过什么动人的事迹,使她死后能招来这么多姐妹的集资。也许,她在当时是一位纔貌双全、侠骨慈心的名妓?
又如,为什么这些墓碑上连一个字也没有呢?是因为她们做了什么错事,还是由于遭致什么意外?
还有,这五位“信女”的墓碑为什么要并排在一个墓基上呢?她们是结拜姐妹?显然不仅是这个原因,因为她们必须同时死纔会有这样的墓,那么,为什么又要同时死呢?
这些,都一定有故事,而且是极其哀怨、极其绚丽的故事,近乎中国明清之间的秦淮诸艳。
发生在妓院里的故事,未必都是低下的。作为特殊的时代的一个特殊交际场所,那里会包藏着许多、金融搏斗、人生沧桑、民族恩怨乃至国际谍情。也许,日本史和南洋史的某些线头,曾经由这些“信女”的纤纤素手绾接。我在这片草地上走了一圈又一圈,深深可惜着多少动人的故事全都化作了泥土。当地不少文学界的朋友常常与我一起叹息当今南洋文学界成果寥寥,恕我鲁莽,我建议南洋文化的挖掘者,多找找这些坟地。军人的坟地,女人的坟地,哪怕它们藏得如此隐蔽。
“军人,女人,还有文人!”韩山元先生听我在自言自语,插了一句。
是的,这个坟地里,除了大批军人和女人,竟然还孤零零地插进来一个文人。
这位文人的墓,座落在坟地的最东边。本来,寺内寿一的墓座东朝西,俯矙整个墓地;但这座文人墓却躲在寺内寿一墓的后边,把它也当作了俯矙的对象。
仅仅这一点,就使我们这几个文人特别解气。而且墓主还是一位挺有名的日本文学家:二叶亭四迷。我记得他的相片,留着胡子,戴着眼镜,头上的帽子很像中国的毡帽。我应该是在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时候顺便了解这位文学家盼,他葬在这里,对我也是个意外。不管怎么说,整个坟地中,真正能使我产生亲切感的只能是他了。
他的墓碑上的字也写得漂亮,是一种真正的书法。这又使我们几个多了一份高兴。那些军官的墓碑既然都是战俘们偷偷张罗的,字能好到哪里去?
二叶亭四迷1909年2月在俄国游历时发现患了肺结核,但是这位固执的文学家不相信医生,胡乱自己服药,致使病情严重,后由朋友帮助,转伦敦坐轮船返日本治疗。但是,他并没有能够到达日本,而是死在由哥伦坡驶向新加坡的途中。就这样,他永久留在新加坡了。他进坟地是在1909年5月,不仅那些军人的坟墓还一座也没有,连妓女的坟墓也不会有几座,因为当时,日本妓女还刚刚向南洋进发。
二叶亭四迷早早地踞守着这个坟地,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坟地以后会有这般怪异的拥挤。他更无法设想,多少年后,真正的文人仍然只有他一个,他将永久地固守着寂寞和孤单。
我相信,如果二叶亭四迷地下有灵,他执拗的性格会使他深深地恼怒这个环境。作为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员大将,他最为关注的是日本民族的灵魂。他怎么能忍心,日日夜夜逼视着这些来自自己国家的残暴军士和可怜女性。
但是,二叶亭四迷也许并不想因此而离开。他有民族自尊心,他要让南洋人民知道,本世纪客死外国的日本人,不仅仅只有军人和女人。“还有我,哪怕只有一个:文人!”
不错,文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死的时候不用像那些姑娘那样隐姓埋名,葬的时候不用像那些军人那样偷偷摸摸、鬼鬼祟祟。
我相信,每一次妓女下葬,送葬的小姐妹们都会在整个坟地中走走,顺便看看这位文学家的墓碑,尽管她们根本读不懂他的作品;我相信,那些战俘偷偷地把寺内寿一的坟筑在他的近侧,也都会对他龙飞凤舞的墓碑端详良久。二叶亭四迷为这个坟地提供了陌生,提供了间离。军乐和艳曲的涡漩中,突然冒出来一个不和谐的低沈颤音。
不能少了他。少了他,就构不成“军人、女人、文人”的三相结构,就构不成一种寓言式的抽象。现在够了,一半军人,一半女人,最边上居高临下,端坐着一位最有年岁的文人。这么一座坟地,还不是寓言?
这个三相寓言结构竟然隐匿于闹市,沈淀成宁静。民族、历史的大课题,既在这里定格,又在这里混沌。甜酸苦辣的滋味,弥漫于树丛,弥漫于草地。铁栅栏围住的,简直是个历史的浓缩体。我走过许多地方,未曾见过如此具有概括力的所在,概括得令人有点难以置信。
离开墓地之后,我们的车又在闹市间胡窜乱逛。不知怎么,大家对街上的日本人特别注意起来。
显而易见,今天的日本人在这座城市地位特殊。前几天读到本地一位女作家的一篇作品,其中写到一个年轻繁忙的华人母亲把自己幼小的女儿托养在公婆家里,没想到一年以后,女儿牙牙学语吐出来的第一句话不是华语,不是方言,也不是英语,而竟然是日语。原来公婆家通用的是夹着日语的英语,而日语的成分又日见提高。这位年轻的母亲真正地发怒了,大声吼道:“我不能眼看着自己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成为一个是华人又不像华人的怪物!”
这种现象,在这里比较典型。日本是亚洲首富,经济界人士竞相趋附是不奇怪的。你看,就在我们的车窗外,那些最豪华的商店门口,停得最多的是日本旅游团的大客车。一大串专供旅游的人力三轮车从我们的车外慢慢前行,不用细看,坐的大多是日本人。
这时我心中忽起一个念头,真想走上前去告诉那些坐在人力车上兴高采烈的日本朋友;就在这座城市,一个草木掩荫的冷僻所在,有一个坟地。无论如何,你们应该去看看的。我们刚去看过。
真的,你们应该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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