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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是巴金的代表作之一。文中侧面的表达了巴金对爱的向往和追求之情。下面就是读文网小编分享给大家的巴金繁星读书笔记,希望大家喜欢。
巴金繁星读书笔记(四)《繁星》是巴金的作品 这篇文章选自巴金的《海上杂记》。1923年,19岁的巴金和三哥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笼到了上海,南京,考入东南大学附中补习班。在学习期间,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著名的“五卅”运动对他影响较大,他的民主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1927年1月15日,他乘法国轮船“昂热号”离沪赴法,卫惠林同行,先后同船的中国学生计9人。他去法国是为了学习经济学,“向西方找真理”,进一步研究无政府主义理论,考察欧洲的社会活动。法国既是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也是当时欧洲的政治流芳者的庇护所。2月18日,“昂热号”邮船抵达马塞。19日巴金抵达巴黎。在邮船航行期间,巴金撰写了《海行杂记》38则。《繁星》是其中的一篇游记,写于192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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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是巴金1944年开始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三个人物形象,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下面就是读文网小编分享给大家的巴金寒夜读书笔记,希望大家喜欢。
读完《寒夜》,有一种狭隘、逼仄、压抑的感觉,而那空气中也仿佛有无数小细菌,使汪文宣得病,也使读者难于呼吸。整个小说有好几个地点,但无论哪里,都无不使我感觉昏暗、晦暗不明。尤其是汪文宣的家中,客观上可能是窘迫的家庭条件所限,只能住着不宽敞明亮的房子,只能点着昏黄的灯,但是更重要的是家里人与人之间的气氛构成了这种阴暗感。以至于不要说儿媳曾树生不愿意呆在家里,连我也有些惧怕跟着主人公的脚步回到他的家里。因为那里虽然有母亲的爱,却毫不能给人温暖和安慰,却往往意味着争执、分裂,以及让人无法面对和承受的过于强烈的母爱。可是离开主人公那让人难堪的家,又何尝有其他明亮的去处?他在办公室,让我想起《日出》中的黄省三;他在酒馆,更是“举杯消愁愁更愁”。我感到主人公的脚步越来越疲惫,我同他一起都不愿意面对彼时彼地的每一幅生活场景。读《寒夜》的时候,几次有不忍卒读的感觉,不是因为小说乏味,而是作者塑造的整个环境实在让人毫无希望、透不过气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应该说是成功的。
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认为:《寒夜》是巴金创作的“最伟大的爱的故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页)。可是在我读来,它也是一个很“恐怖”的爱的故事。因为爱给人带来的应该是美好,可是这个故事中却正是由于爱带来的矛盾冲突,毁灭了一个家庭,毁灭了一个人(可能不只是一个人,汪文宣的死很可能也会毁灭他的母亲,同时也会给他的前妻和儿子带来重大的影响)。作者是残酷的,却也是负责任的。因为他不虚构一个美好的结局,他没有吹捧爱能弥合一切,他将活生生的现实放在人面前,给人们看无节制无调和的爱的危险和可怕。汪文宣是爱树生的,树生对汪也有感情,但是汪无法满足她的物质、精神需要,使她徘徊和犹疑;汪母是深爱自己的儿子的,但是她同样无法满足汪文宣真正的精神需要,她只能给与他最传统式的母爱,却无从得知在当下这个时代汪文宣需要什么。更为难的是,汪母和树生对汪文宣不同理念的爱导致她们永无休止的争吵,她们为了要爱这个人,却同时在深深伤这个人。当然,婆媳争吵并不是只有那时才有的事情,只不过在一个新旧观念撞击的时代显得格外无法沟通罢了。
作为一个青年读者,我当然更容易将注意力放在两位中青年主人公身上(尽管故事中汪母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小说中他们多次提到他们也曾经身怀“教育救国”的理想,他们也曾经梦想用所学的知识大有作为,但是在那个情境下,他们显然只能把这当成永久的梦想了。所以我似乎也在作者笔下看见,现实怎样以人为不可控制的力量摧残着理想,并且使人渐渐麻木。当汪文宣在酒馆麻醉自己时,他显然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的抱负;当树生跟着陈主任飞赴兰州时,她也不再是个追求人格独立的新女性了。而悲剧性正在于,他们并不是有意这样做,是生活一步步使他们走上这条路,这让我想起《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说,苍蝇飞了一个大圈子,仍旧回到它的起点。鲁迅在20年代这样写,巴金在40年代这样写,这个问题显然也超出时代。
至于汪母,我暂时不想多做评价。虽然理性上我知道问题的责任不能全归咎于她,但在感情上我仍然不能不对她起一种反感情绪。她的盲目而显得专制的母爱孕育出一个懦弱的儿子,她却继续着这种在我看来不明是非的爱。
总之,我认为《寒夜》的成功在于作者很好地营造了一种与故事十分吻合的阴郁的氛围,能将读者带入小说的情境中去,并且构成这个小说中的冲突的问题不是偶然性的问题,而是提出了普遍的超越时代的问题,直到今天这些问题可能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中还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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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字芾甘,中国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现当代文坛的巨匠。下面就是读文网小编分享给大家的巴金繁星的读书笔记,希望大家喜欢。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字芾甘,中国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现当代文坛的巨匠。巴金生前写了许多名作,最有印象的是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巴金的童年是比较幸福的,身为富贵人家的少爷,打小就有丫鬟香儿的陪伴,一起拾桑葚,一起拾鸡蛋,还顽皮地给各只鸡取上个性的名字。和大花鸡结下深厚感情,出于孩童的天真不忍心吃鸡肉。 “为什么生来是鸡,就该被人杀死作菜吃?”这个问题让人寒心,也体现出巴金善良的性格。在巴金童年生活中另一个重要的人便是杨嫂,杨嫂一生爱清洁,死的时候却极度邋遢,书中的一些细节描写让人感动。命运就是这样,已经被安排好了就难以改变。而更让人寒心的是,杨嫂的死竟然被当作了好消息。全家人都在等着这个“好消息”,希望一个人死去,而这个人却恰恰是自己最爱的人。对巴金童年生活影响很大的是巴金的父亲和母亲,从回忆中可以看出来,巴金的母亲爱护下人,爱护孩子,是个温柔善良的好母亲。巴金的父亲也是一个善良的人,刑罚犯人却于心不忍。良好的家教培养了巴金的善良品德,这种品德让他能对祖国对人民产生无限的爱,进而用各种作品来表达这种无限的感情,为国家留下了一笔财富。巴金留给后人印象最深的是三个字“说真话”,诚然,做人要做好人,说话要讲真话。
巴金童年生活的印象与他其后的生活相比是平和的,没有太多泪水,没有太多愤怒,日子里充满了平静的喜悦。而在“”期间,巴金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折磨,有人评价说,巴老是当代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巴老在晚年重病之时仍然笔耕不辍,写下长篇小说长夜。在84年在东京召开的第47届国际笔会上,81岁的他无限深情地谈起了自己的创作经历。拿他自己的话讲:“我是从读者成为作家的。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用具体的形象打动了我的心,把我的思想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传给别人……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勤奋写作,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而且更勇敢。”这种“我要把火传下去”的欲望支撑着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创作出一部又一部伟大的作品。
巴老的死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文坛的参天大树倒下了,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无与伦比的重要精神财富。
“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而现在,巴老的愿望也算实现了,华夏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每一片都在呼唤。巴老将永远与祖国同行,留在人们温暖的心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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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巴金在他前后约二十年的创作历程中,他写了20多部中、长篇小说,80多篇短篇小说,以及大量的散文随笔。他的短篇小说创作是其小说创作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下面就是读文网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巴金所有文章精选,希望大家喜欢。
晚饭后出去散步,走着走着又到了这里来了。
从墙的缺口望见园内的景物,还是一大片欣欣向荣的绿叶。
在一个角落里,一簇深红色的花盛开,旁边是一座毁了的楼房的空架子。屋瓦全震落了,但是楼前一排绿栏杆还摇摇晃晃地悬在架子上。
我看看花,花开得正好,大的花瓣,长的绿叶。这些花原先一定是种在窗前的。我想,一个星期前,有人从精致的屋子里推开小窗眺望园景,赞美的眼光便会落在这一簇花上。也许还有人整天倚窗望着园中的花树,把年轻人的渴望从眼里倾注在红花绿叶上面。
但是现在窗没有了,楼房快要倒塌了。只有园子里还盖满绿色。花还在盛开。倘使花能够讲话,它们会告诉我,它们所看见的窗内的面颜,年轻的,中年的。是的,年轻的面颜,可是,如今永远消失了。因为花要告诉我的不止这个,它们一定要说出八月十四日的惨剧。精致的楼房就是在那天毁了的。不到一刻钟的功夫,一座花园便成了废墟了。
我望着园子,绿色使我的眼睛舒畅。废墟么?不,园子已经从敌人的炸弹下复活了。在那些带着旺盛生命的绿叶红花上,我看不出一点被人践踏的痕迹。但是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我回头看,没有人。这句话还是几天前,就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二天听到的。
那天中午我也走过这个园子,不过不是在这里,是在另一面,就是在楼房的后边。在那个中了弹的防空洞旁边,在地上或者在土坡上,我记不起了,躺着三具尸首,是用草席盖着的。
中间一张草席下面露出一只瘦小的腿,腿上全是泥土,随便一看,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人腿。人们还在那里挖掘。远远地在一个新堆成的土坡上,也是从炸塌了的围墙缺口看进去,七八个人带着悲戚的面容,对着那具尸体发楞。这些人一定是和死者相识的吧。那个中年妇人指着露腿的死尸说:“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以后从另一个人的口里我知道了这个防空洞的悲惨故事。
一只带泥的腿,一个少女的生命。我不认识这位小姐,我甚至没有见过她的面颜。但是望着一园花树,想到关闭在这个园子里的寂寞的青春,我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搔着似地痛起来。连这个安静的地方,连这个渺小的生命,也不为那些太阳旗的空中武士所宽容。两三颗炸弹带走了年轻人的渴望。炸弹毁坏了一切,甚至这个寂寞的生存中的微弱的希望。这样地逃出囚笼,这个少女是永远见不到园外的广大世界了。
花随着风摇头,好像在叹息。它们看不见那个熟习的窗前的面庞,一定感到寂寞而悲戚吧。
但是一座楼隔在它们和防空洞的中间,使它们看不见一个少女被窒息的惨剧,使它们看不见带泥的腿。这我却是看见了的。关于这我将怎样向人们诉说呢?
夜色降下来,园子渐渐地隐没在黑暗里。我的眼前只有一片黑暗。但是花摇头的姿态还是看得见的。周围没有别的人,寂寞的感觉突然侵袭到我的身上来。为什么这样静?为什么不出现一个人来听我愤慨地讲述那个少女的故事?难道我是在梦里?
脸颊上一点冷,—滴湿。我仰头看,落雨了。这不是梦。
我不能长久立在大雨中。我应该回家了。那是刚刚被震坏的家,屋里到处都漏雨。
1941年8月16日在昆明#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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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先生曾经说过:为着追求光和热,人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生命是可爱的,但寒冷的、寂寞的生,却不如轰轰烈烈的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给大家推荐的巴金经典散文,供大家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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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桂林我住在漓江的东岸。这是那位年长朋友的寄寓。我受到他的好心的款待。他使我住在这里不像一个客人。于是我渐渐地爱起这个小小的“家”来。我爱木板的小房间,我爱镂花的糊纸窗户,我爱生满青苔的天井,我爱后面那个可以做马厩的院子。我常常打开后门走出去,跨进菜园,只看见一片绿色,七星岩屏障似地立在前面。七星岩是最好的防空洞,最安全的避难所。每次要听见了紧急警报,我们才从后门走出菜园向七星岩走去。我们常常在中途田野间停下来,坐在树下,听见轰炸机发出“孔隆”、“孔隆”的声音在我们的头上飞过,也听见炸弹爆炸时的巨响。于是我们看见尘土或者黑烟同黄烟一股一股地冒上来。
我们躲警报,有时去月牙山,有时去七星岩。站在那两个地方的洞口,我们看得更清楚,而且觉得更安全。去年十一月三十日桂林市区第一次被敌机大轰炸(在这以前还被炸过一次,省政府图书馆门前落下一颗弹,然而并无损失),那时我们许多人在月牙山上,第二次大轰炸时我和另外几个人又在月牙山,这次还吃了素面。但以后月牙山就作了县政府办公的地方,禁止闲人游览了。
七星岩洞里据说可以容一两万人。山顶即使落一百颗炸弹,洞内也不会有什么损伤。所以避难者都喜欢到这个洞躲警报。但是人一进洞,常常会让警察赶到里面去,不许久站在洞口妨碍别人进出。人进到里面,会觉得快要透不过气,而且非等警报解除休想走出洞去。其实纵使警报解除,洞口也会被人山人海堵塞。要抢先出去,也得费力费时。所以我们不喜欢常去七星岩。
在桂林人不大喜欢看见晴天。晴天的一青无际的蓝空和温暖明亮的阳光虽然使人想笑,想唱歌,想活动。但是凄厉的警报声会给人带走一切。在桂林人比在广州更害怕警报。
我看见同住在这个大院里的几份人家,像做日课似地每天躲警报,觉得奇怪。他们在天刚刚发白时就起身洗脸做饭。吃过饭大家收拾衣物,把被褥箱笼配上两担,挑在肩上,从容地到山洞里去。他们会在洞里坐到下午一点钟。
倘使这天没有警报,他们挑着担子或者抱着包袱负着小孩回来时,便会发出怨言,责怪自己胆小。有一次我们那个中年女佣在厨房里叹息地对我说:“躲警报也很苦。”我便问她:为什么不等发警报时再去躲。她说,她听见警报,腿就软了,跑都跑不动。的确有一两次在阴天她没有早去山洞,后来听见发警报,她那种狼狈的样子,叫人看见觉得可怜又可笑。
我初到桂林时,这个城市还是十分完整的。傍晚我常常在那几条整齐的马路上散步。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警报,后来我听见了紧急警报。又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炸弹爆炸的声音。以后我看见大火。我亲眼看见桂林市区的房屋有一半变成了废墟。几条整齐马路的两旁大都剩下断壁颓垣。人在那些墙壁上绘着反对轰炸的图画,写着抵抗侵略的标语。
我带着一颗憎恨的心目击了桂林的每一次受难。我看见炸弹怎样毁坏房屋,我看见烧夷弹怎样发火,我看见风怎样助长火势使两三股浓烟合在一起。在月牙山上我看见半个天空的黑烟,火光笼罩了整个桂林城。黑烟中闪动着红光,红的风,红的巨舌。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大火从下午一直燃烧到深夜。连城门都落下来木柴似地在烧烧。城墙边不可计数的布匹烧透了,红亮亮地映在我的眼里像一束一束的草纸。那里也许是什么布厂的货栈吧。
每次解除警报以后,我便跨过浮桥从水东门进城去看灾区。第一次在中山公园内拾到几块小的弹片;第二次去得晚了,是被炸后的第二天,我只看见一片焦土。自然还有几堵摇摇欲坠的断墙勉强立在瓦砾堆中。然而它们说不出被残害的经过来。在某一处我看见几辆烧毁了的汽车:红色的车皮大部分变成了黑黄色,而且凹下去,失掉了本来的形态。这些可怜的残废者在受够了侮辱以后,也不会发出一声诉冤的哀号。忽然在一辆汽车的旁边,我远远地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我走近了那个地方,才看清楚那不是人,也不是影子。那是衣服,是皮,是血肉,还有头发粘在地上和衣服上。我听见了那个可怜的人的故事。他是一个修理汽车的工人,警报来了,他没有走开,仍旧做他的工作。炸弹落下来,房屋焚毁,他也给烧死在地上。后来救护队搬开他的尸体,但是衣服和血肉粘在地上,一层皮和尸体分离,揭不走了。
第三次大轰炸发生在下午一点多钟。这是出人意外的事。以前发警报的时间总是在上午。警报发出,凄厉的汽笛声震惊了全市,市民狼狈逃难的情形,可想而知。我们仍旧等着听见紧急警报才出门。我们走进菜园,看见人们挑着行李、抱着包袱、背负小孩向七星岩那面张惶地跑去。我们刚走出菜园,打算从木桥到七星岩去。突然听见人们惊恐地叫起来,“飞机!”飞机!”一些人抛下担子往矮树丛中乱跑,一些人屏住呼吸伏在地上。我觉得奇怪。我仔细一听,果然有机声。但这不是轰炸机的声音。我仰头去看,一架飞机从后面飞来,掠过我们的头上,往七星岩那面飞走了。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骚动平息了。人们继续往七星岩前进。我这时不想去山洞了,就往左边的斜坡走,打算在树下拣一个地方坐着休息。地方还没有选好,飞机声又响了。这次来的是轰炸机,而且不是我们的。人们散开来,躲在各处的树下。他们来不及走到山洞了。十八架飞机在空小盘旋一转,于是掷下一批炸弹,匆匆忙忙地飞走了。这次敌机来得快,也去得快。文昌门内起了大火。炸死了一些人,其中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青年音乐家。
第四次的大轰炸应该是最厉害的一次了,我要另写一篇《桂林的微雨》来说明。在那天我看见了一个城市的大火。火头七八处,从下午燃烧到深夜,也许还到第二天早晨。警报解除后,我有两个朋友,为了抢救自己的衣物,被包围在浓焰中,几乎迷了路烧死在火堆里。这一天风特别大,风把火头吹过马路。桂西路崇德书店的火便是从对面来的。那三个年轻的职员已经把书搬到了马路中间。但是风偏偏把火先吹到这批书上。最初做了燃料的还是搬出来的书。不过另一部分书搬到了较远的地方,便没有受到损害。
就在这一天(我永不能忘记的十二月二十九日!),警报解除后将近一小时,我站在桂西路口,看见人们忽然因为一个无根的谣言疯狂地跑起来。人们说警报来了。我没有听见汽笛声。人们又说电厂被炸毁了,发不出警报。我不大相信这时会再来飞机。但是在这种情形里谁也没有停脚的余裕。我也跟着人乱跑,打算跑出城去。我们快到水东门时,前面的人让一个穿制服的军官拦住了,那个人拿着手枪站在路中间,厉声责斥那些惊呼警报张惶奔跑的人,说这时并没有警报,叫大家不要惊惶。众人才停止脚步。倘使没有这个人来拦阻一下,那天的情形恐将是不堪设想的了。后来在另一条街上当场枪决了一个造谣和趁火打劫的人。
以后还有第五次、第六次的轰炸。……关于轰炸我真可以告诉你们许多事情。但是我不想再写下去了。从以上简单的报告里,你们也可以了解这个城市的受难的情形,从这个城市你们会想到其他许多中国的城市。它们全在受难。不过它们咬紧牙关在受难,它们是不会屈服的。在那些城市的面貌上我看不见一点阴影。在那些地方我过的并不是悲观绝望的日子。甚至在它们的受难中我还看见中国城市的欢笑。中国的城市是炸不怕的。我将来再告诉你们桂林的欢笑。的确,我想写一本书来记录中国的城市的欢笑。#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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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先生曾说:“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慢慢地体会到他们的好处,也就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下面是读文网小编给大家精选的巴金随想录散文三篇,供大家欣赏。
最近香港报上刊出了雪峰旧作诗八首在北京《诗刊》上重新发表的消息,从这里我看出香港读者对雪峰的怀念。我想起了一些关于雪峰的事情。
我去巴黎的前几天,住在北京的和平宾馆里,有一天傍晚雪峰的女儿来看我,谈起五月初为雪峰开追悼会的事,我说我没法赶回来参加,我想写一篇文章谈谈这位亡友。雪峰的女儿我过去似乎没有见过,她讲话不多,是个沉静、质朴的人。雪峰去世后不久,他的爱人也 病故了,就剩下这兄妹两个,他们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但是我有这样一个印象:他们坚强地生活着。
雪峰的追悼会一九七六年在八宝山开过一次。据说姚文元有过“批示”不得在会上致悼词。姚文元当时是“长官”嘛,他讲了话,就得照办。那算是什么追悼会!冤案未昭雪,错案未改正,问题似乎解决了,却又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头。只有这一次要开的追悼会才是死者在九泉等待的那一种追悼会:伸张正义,推倒一切诬陷、不实之词。我在这里说“要开”,因为追悼会并没有在五月里举行,据说也许会推迟到召开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日子,因为那个时候,雪峰的朋友们都可能来京参加,人多总比人少好。
我认识雪峰较晚,一九三六年年底我才第一次看见他。在这之前一九二二年《湖畔》诗集出版时我是它的爱读者。一九二八年年底我第一次从法国回来住在上海,又知道他参加了共产党,翻译过文艺理论的书,同鲁迅先生较熟。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忽然听见河清(黄源)说雪峰从陕北到了上海。这年鲁迅先生逝世,我参加了先生的治丧办事处的工作,对治丧委员会某些办法不大满意,偶尔向河清发一两句牢骚,河清说这是雪峰同意的,他代表党的意见。我并未读过雪峰翻译的书,但是我知道鲁迅先生尊重党,也听说先生对雪峰有好感,因此就不讲什么了。治丧处工作结束以后,有一天鲁彦来通知要我到他家里吃晚饭,说还约了雪峰。他告诉我鲁迅先生答徐懋庸文最初是由雪峰起草的。我并不怀疑这个说法。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孟十还主编的《作家》月刊上,在排印的时候,我听见孟十还谈起,就赶到科学印刷所去,读了正在排版中的文章,是许广平同志的手抄稿,上面还有鲁迅先生亲笔修改的手迹,关于我的那句话就是先生增补上去的。
我在鲁彦家吃饭的时候见到了雪峰。我们谈得融洽。奇怪的是他并未摆出理论家的架子,我也只把他看做一个普通朋友,并未肃然起敬。他也曾提起答徐文,说是他自动地起草的,为了照顾先生的身体,可是先生改得不少。关于那篇文章他也只谈了几句。其他的,我想不起来、记不下来了。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每次见面,都是这样,总的说来离不了四个字:“互相信任”。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雪峰住在斜对面的作家书屋,他常常到我这里来。有一夜章靳以和马宗融要搭船回北碚复旦大学,天明前上船,准备在我这里烤火、喝茶、摆龙门阵,谈一个晚上。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了,雪峰走过出版社,进来看我,听说我们又要坐谈通宵,他就留下来,同我们闲谈到天将发白、靳以和宗融动身上船的时候。现在要是“勒令”我“交代”这一晚我们究竟谈些什么,我一句也讲不出,可是当时我们的确谈得十分起劲。
见第一面我就认为雪峰是个耿直、真诚、善良的人,我始终尊敬他,但有时我也会因为他缺乏冷静、容易冲动感到惋惜。我们两个对人生、对艺术的见解并不一定相同,可是他认为我是在认真地搞创作;我呢,我认为他是个平易近人的好党员。一九三七年我是这样看法,一九四四年我是这样看法,一九四九年我也是这样看法,一九五几年我也是这样看法。有一次在一个小会上,我看见他动了感情,有人反映今天的青年看不懂鲁迅先生的文章,可能认为已经过时,雪峰因此十分激动,我有点替他担心。解放后他有一次从北京回来,说某同志托他找我去担任一家即将成立的出版社的社长,我说我不会办事,请他代我辞谢。他看我意思坚决,就告诉我倘使我不肯去,他就得出来挑那副担子。我劝他也不要答应,我说事情难办,我想的是他太书生气,耿直而易动感情。但他只是笑笑,就回京开始了工作。他是党员,他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他一直辛勤地干着,事业不断地在发展,尽管他有时也受到批评,有时也很激动,但他始终认真负责地干下去。他还是和平时一样,没有党员的架子,可是我注意到他十分珍惜“共产党员”这个称号。谁也没有想到一九五七年他会给夺去这个称号,而且一直到死他没有能看到他回到党里的心愿成为现实。
错误终于改正,沉冤终于昭雪,可是二十二年已经过去,雪峰早已一无所知了。但我们还活着。我真愿意忘记过去。可是我偏偏忘不了一九五七年的事情。反右运动已经开始,全国人大会刚刚结束,我回上海之前一个下午跟雪峰通了电话,到他家里去看他。当时的气氛对他是不利的,可是我一点也感觉不出来,我毫无拘束地同他交谈,还对反右运动提出一些疑问,他心平气和地向我解释了一番。他殷勤地留我一起出去吃饭。我们是在新侨饭店楼下的大同酒家吃的饭。雪峰虽然做主人,却拿着菜单毫无办法,这说明他平日很少进馆子。他那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重庆时就传开了。吃过饭他还依依不舍地拉着我同他夫妇在附近闲走了一会。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可能已经成为批判的对象,自己已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了。
我回到上海,过一两个月再去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最后一次大会。我还记得大会是在首都剧场举行的。那天我进了会场,池子里已经坐了不少的人,雪峰埋下头坐在前排的边上。我想不通他怎么会是右派。但是我也上了台,和靳以做了联合发言。这天的大会是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给他们戴上右派帽子的大会。我们也重复着别人的话,批判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连”等等、等等。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 想保全自己。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前讲过:“今天谁被揭露,谁受到批判,就没有人敢站出来,仗义执言,替他辩护。”倘使有人揭发,单凭这句话我就可能给打成右派。这二十二年来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话,它好像针一样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责备我自己。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喝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
这以后我还见过雪峰多次,不过再也没有同他长谈的机会了。他的外貌改变不大,可是换了工作单位,也换了住处。他给戴上帽子,又给摘了帽子;他劳动过,又在写作。然后浩劫一来,大家都变成了牛鬼。在什么战斗小报上似乎他又给戴上了“叛徒”的帽子,我呢,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造反派”早已印发专书封我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而且我在“_”的掌握中一直与世隔绝。一九七二年我爱人病危,我才从五·七干校迁回上海。第二年七月忽然下来了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冯国柱、金祖敏六个人的决定,我的问题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帽子,发给生活费”。这是由我们那个组织的“支部书记”当众宣布的,没有任何根据,也拿不出任何的文件,六个人的决定就等于封建皇帝的诏令。他们妄想用这个决定让我一辈子见不了天日。朋友中谁敢来看望我这个“不戴帽子的******”呢?我也不愿意给别人、也给自己招来麻烦。我更害怕他们再搞什么阴谋、下什么毒手。我决定采取自己忘记也让别人忘记的办法。我听说雪峰在干校种菜,又听说他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我不声不响。我听说雪峰患肺癌进医院动手术,情况良好,我请人向他致意;我又听说他除夕再进医院,我为他担心;最后听说他在医院里病故,一个朋友来信讲起当时的凄凉情景,我没有发过唁电;后来听说在北京举行无悼词的追悼会,我也不曾送过花圈。我以为我已经走上了“自行消亡”的道路,却没有想到今天还能在这里饶舌。
我还想在这里讲一件事,是关于《鲁迅先生纪念集》的事情。这本书可能在一九三七年年初就开始编辑发排了,详情我并不知道。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成为战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业务完全停顿,几个工作人员也陆续散去。有人找出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校样,八百多页,已经全部看过清样了。这本书可能是吴朗西经手的,但他留在四川,一时回不来。河清(黄源)是《纪念集》的一个编辑,不过他也不清楚当初的打算和办法。看见没有人管这件事,我就想抓一下,可是我手边没有一个钱,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没有钱,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雪峰,我同他谈起这件事,我说现在离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近了,最好在这之前把书赶印出来。他鼓励我这样做,还说他可以帮忙,问我需要多少钱。我就到承印这本书的科学印刷所去交涉,老实讲出我们的困难。最后印刷所同意先收印刷费两百元,余款以后陆续付清。我把交涉的结果告诉了雪峰。有天早晨他到我家里来交给我两百元,说这是许景宋先生借出来的。于是我就拉着河清一起动起来,河清补写了《后记》,但等不及看见书印成就因父亲患重病给叫回海盐老家去了。十月十九日下午,上海各界在浦东同乡会大楼开会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我从印刷所拿到十本刚刚装订好的《鲁迅先生纪念集》放在许广平同志的座位前面,雪峰也拿到了一册。
关于雪峰,还有许多话可说,不过他似乎不喜欢别人多谈他,也不喜欢吹嘘自己。关于上饶集中营,他留下一个电影剧本;关于鲁迅先生,他写了一本《回忆鲁迅》。前些时候刊物上发表了雪峰的遗作,我找来一看,原来是他作为《交代》写下的什么东西。我读了十分难过,再没有比这更不尊重作者的了。作家陈登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主张作者应当享有版权,我同意他这个意见,主要的是发表文章必须得到作者的同意。不能说文章一脱稿,作者就无权过问。雪峰长期遭受迫害,没有能留下他应当留下的东西,因此连一九七二年别人找他谈话的记录也给发表了。总之,一直到现在,雪峰并未受到对他应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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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先生非常喜欢逛书店,经常是大包小裹地扛书回家,很多书都要买两本,一本给自己,一本给图书馆准备。下面是读文网小编给大家推荐的巴金中短篇随想录散文,供大家欣赏。
我的书房里壁橱上嵌着一面大镜子。““””期间造反派和红卫兵先后到我住处,多次抄家,破了好些“四旧”,却不曾碰一下这块玻璃,它给保全下来了。因此我可以经常照照镜子。
说真话,面对镜子我并不感到愉快,因为在镜面上反映出来的“尊容”叫人担心:憔悴、衰老、皱纹多、嘴唇干瘪……好看不好看,我倒不在乎。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它随时提 醒我:你是在走向死亡。那么怎样办呢?
索性打碎镜子,从此不接触这一类的东西也罢。我遇见的人经常对我讲:“你没有改变,你精神很好。”这些话听起来很入耳,同死亡完全连不起来。用好听的话做养料,是不是越养越好,我不敢断定。但这样下去,日子总不会不好过吧。我曾经这样想过,也这样做过。有一个时期我就不照镜子。我不看见自己的“尊容”,听见好话倒更放心,不但放心,而且自己开始编造好话。别人说我“焕发了青春”,我完全接受,甚至更进一步幻想自己“返老还童”。开会的通知不断,索稿的信不停。我还要为各种各样的人办各种各样的事,做各种各样的工作。那么多的来信,那么多的稿件,还有访问和谈话。似乎大家都要求我“树雄心、立壮志”。我也就完全忘记了自己。
于是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垮了。用钢笔写字也感到吃力,上下楼梯也感觉到膝关节疼痛。一感冒就发支气管炎,咳嗽不停,痰不止。这时候我才又想起应当照照镜子,便站在镜子前面一看,那是在晚上,刚刚漱过口,取下了假牙,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哪里有什么“青春”?好像做了一场大梦似的,我清醒了。在镜子里我看见了自己真实的面容。前天看是这样;昨天看也是这样;今天看仍然是这样。看看自己,想想自己,我的感觉,我的感情,都跟我的相貌相称,也可以说是符合。这说明一件事实:镜子对我讲的是真话。所以我不得不认真地考虑现实。这样我才定了一个五年计划。我是站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定计划的:是作家,就该用作品同读者见面,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总得留下一点东西。我不需要悼词,我都不愿意听别人对着我的骨灰盒讲好话。最近常有人找我谈我自己的事。他们想知道四五十年前某一个时期我的思想情况和我对某些问题的看法,等等。这使我想起了我“靠边”的时候受到的一次外调,来的那位工宣队老师傅要我讲出一九三一年我在苏州经人介绍见到一位年轻朋友,当时讲了些什么话。我怎么讲得出呢?他把我训了一顿。不用说,他是别有用心。现在来找我谈话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是怀着好意来的,他们来“抢救材料”。他们是有理由的,有的人还想对我有所帮助,替我的旧作作一点辩护或者讲几句公道话。我说:好意可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不是在号召大家向前看吗?我也要向前看。
对,我也要向前看。不然我为什么还要制定计划、想方设法、东求西告、争取时间来写作品呢?其实不写也照样过日子,只要自己名字常见报,大会小会不缺席,东讲几句话,西题几个字,这样似乎对社会就有了贡献,对后人就有了交代,这又有何不可呢?但是我的书房里偏偏留着那面大镜子,每次走过它前面,我就看到自己那副“尊容”,既不神气,又无派头,连衣服也穿不整齐,真是生成劳碌命!还是规规矩矩地待在家里写吧,写吧。这是我给自己下的结论。
我感谢我眼前这面镜子,在我的头脑发热的时候,总是它使我清醒。我要讲一句我心里的话:请让我安静,我不是社会名流,我不是等待“抢救”的材料,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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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老先生他是用自己的思想艺术魅力赢得读者喜爱的。他是用发自内心肺腑的真实感情,与时代共鸣的感情,感染读者的。他用对人类真挚的深沉的爱,去点燃青年读者的心,唤醒他们的良知、人性和爱。下面是读文网小编给大家推荐的巴金散文病中集三篇,供大家欣赏。
一
瑞士作家马德兰·桑契女士最近访问上海,留下一封信,要我回答她的问题。她这样写道:
我一九七五年来过中国。当时我要求会见作家、访问出版社,不成。我要求给我文学作品阅读,我却为人们所提供的作品形式的贫乏而感到吃惊……其中叙述了革命,但并没有文学,或者至少没有我们西方人所谓的“文学”。
现在,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了一些根本的变化?形式在中国是不是也变得重要起来了?您是怎样看待这个变化的?您说过:“要相信未来。未来将是美好的。”您怎样看这未来呢?中国目前出现的西方化的倾向太显著,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一些苗头,您以为它是不是可以克服的呢?
二
一九五六年鸣放期间我写过文章,劝人运用独立思考。不久反右运动开始,我又否定了自己。后来吹起了一阵暖风,我的思想稍微活动起来,于是““””发生,我被打翻在地,还有一只脚踏在我的身上,叫人动弹不得。“_”垮台以后,我又站了起来,而且能顺着自己的思路想问题了。对每件事我都有个人的看法,对有的问题我考虑得多一些,有的考虑得少一些,不过总是在用自己的思想考虑。我常常想,最好等考虑成熟了再开口讲话,但实际上我常常被逼着发表不成熟的意见。我想既然给逼上梁山,那就说吧,横竖是说自己的话,说错了就认错,受到责难,也不算“冤枉”。
桑契女士的信在我的书桌上乱纸堆中睡了十多天,终于给找了出来。无法避开她的问题,我写了下面的回信。
三
“我生病,行动不便,没有能接待您,请原谅。您要我‘用书面回答’您的问题,我写字困难,只能简单地写一点;而且,当然,只讲我个人的看法。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讲话时,我也并不代表别人。
“一九七五年在‘_’专政下,我还是一个不戴帽子的‘******分子’,一个‘新社会’的‘贱民’,我早已被赶出了文艺界,您当然不会见到我。您也不会见到别的写过文学作品的作家,因为他们全给赶到‘五·七’干校或者别的地方劳动去了。‘_’用极左的‘革命’理论、群众斗争和残酷刑罚推行了种种歪理:知识罪恶,文化反动,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加速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他们害怕反映真实生活的文艺,他们迫害讲真话的作家。他们开办‘工厂’,用自己发明的‘三突出’、‘三结合’等等‘机器’制造大批‘文艺作品’,他们得意地吹嘘‘你出思想,他出生活,我出技巧’三结合的方法如何巧妙,可是他们制造的‘作品’都是他们用来进行政治阴谋的工具。在那一段时期出现的‘作品’里,既没有生活,也没有革命,更没有文学。有的只是谎言。不到十年,它们全给扔进了垃圾箱。
“现在的确有了像您所说的那种根本的变化。‘_’垮台了,他们的‘阴谋文艺’破产了。作家们又站了起来,再一次拿起了笔,我便是其中的一个。在五十年代被错划为‘右派’的作家们也给恢复了名誉,重新得到执笔的权利和自由。大家都在勤奋地写作。几年来出现了相当多的文艺刊物,相当多的新作家,不用说,还有读不完的各种各样的新作品。作品很多,当然有好有坏,但好的并不少,我只读过其中的一小部分,却保留着很深的印象:这里有生活,有革命,也有文学;而且还有作家们的辛勤劳动和独立思考。作家们各有各的风格,各人反映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自己了解的人物,生活多种多样,人物也有不同的光彩。在这些作品中我看到我日常接触的平凡人物,我发现我的同胞们的优美心灵。我很高兴,我看到了百花初放的景象。这不过是一个开始,我把希望寄托于未来,我说‘前程似锦’(‘未来将是美好的’),我是有理由的。那许多经过十年‘“”’的磨炼,能够用独立思考、愿意忠实地反映生活的作家,一定会写出更多、更好、更深刻的作品。当然也会有不少的阻力。但是大多数作家写作,不是为了成名成家,而是想改善周围的生活,使生活变得美好,使自己变得对社会、对人民更有用。现实生活培养了作家,它像一根鞭子逼着作家写作、前进。认真的作家是阻力所难不倒的。
“用不着担心形式的问题。我个人始终认为形式是次要的,它是为内容服务的。在写作的道路上中国作家从未停止探索,总想找到一种能够更准确地表达自己思想、使它打动人心的形式,就像战士们总想找到一件得心应手的武器。让他们自己挑选吧。读者们的锐利的眼光正在注视他们。
“至于西方化的问题,我不大明白您指的是哪一方面。我们在谈论文学作品,在这方面我还看不出什么‘西方化’的危机。拿我本人为例,在中国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响比较深,我是照西方小说的形式写我的处女作的,以后也就顺着这条道路走去。但我笔下的绝大多数人物始终是中国人,他们的思想感情也是中国人的思想感情。我多次翻看自己的旧作,我并不觉得我用的那种形式跟我所写的内容不协调,不适应。我的作品来自中国社会生活,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它们是中国的东西,也是我自己的东西。我没有采用我们祖先用惯了的旧形式。我正是为了反对旧社会制度,有志改善旧生活、改变旧形式,才拿笔写作的。今天可能有一些作家在探索使用新的形式或新的表现手法,他们有创新的权利。他们或成功或失败,读者是最好的评论员。作家因为创新而遭受长期迫害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部作品发表以后就成为社会的东西,好的流传后世,不好的自行消亡。不论来自东方或者西方,它属于人类,任何人都有权受它的影响,从它得到益处。现在不再是‘_’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时代了。交通发达,距离缩短,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互相影响,互相受益。总会有一些改变。即使来一个文化大竞赛,也不必害怕‘你化我、我化你’的危险,因此我不在信里谈克服所谓‘西方化倾向’的问题了。”#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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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感情,无论是悲哀的,感伤的,痛苦的、激愤的„„都是鼓舞人向上的,进取的,追求光明的,向黑暗势力战斗的;更希望人们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下面是读文网小编给大家精选的巴金散文病中集三篇,供大家欣赏。
在病房里我最怕夜晚,我一怕噩梦,二怕失眠。入院初期我多做怪梦,把“牵引架”当做邪恶的化身,叫醒陪夜的儿子、女婿或者亲戚,要他们毁掉它或者把它搬开,我自己没有力量“拿着长矛”跟“牵引架”决斗,只好求助于他们。怪梦起不了作用,我规规矩矩地在牵引架上给拴了整整两个月。
这以后牵引架给撤销了。梦也少了些,思想倒多起来了。我这人也有点古怪,左腿给拴在架上时,虽然连做梦也要跟牵引架斗,可是我却把希望和信心放在这个“最保守、最保险”的治疗方法上,我很乐观。等到架子自动地搬走,孩子买了蛋糕来为我庆祝之后,希望逐渐变成了疑惑,我开始了胡思乱想,越想越复杂,越想越乱,对所谓“最保险”也有了自己的解释:只要摔断的骨头长好,能够活下去,让八十岁的人平安地度过晚年,即使是躺在床上,即使是坐轮椅活动,已经是很“美好”的事情,很“幸福”的晚年。这个解释使我痛苦,我跟自己暗暗辩论,我反驳自己,最后我感到了疲倦,就望着天花板出神。我的病房里有一盏台灯整夜开着放在地板上。两个月“牵引”的结果使我的脑袋几乎不能转动,躺在床上习惯于仰望一个固定的地方。
我躺在床上望着天明。六点以后医院开始活动起来。值夜班的孩子照料我吃了早饭,服了药。我不由己地闭上了眼睛,动了一整夜的脑筋,我的精力已经耗尽了;而且夜消失了,我也安心了。
打着呼噜睡了一阵之后,再睁开眼,接班的人来了。我可以知道一些家里的事,可以向他问话,要他读信给我听。下午接班的是我女儿和侄女。她们两个在两点钟护士量过体温后给我揩身,扶我下床,替我写信,陪我见客,在我讲话吃力的时候代我答话,送走索稿和要求题词、题字的人。她们照料我吃过晚饭,扶我上床,等值夜班的人到来才离开病房。不知怎样,看见她们离开,我总感到依依不舍。大概是因为我害怕的黑夜又到来了。
这就是“牵引”撤销后我在病房里一天的生活。当然,护士每天来铺床送药;医生来查病房,鼓励我自己锻炼,因为我年近八十,对我要求不严格,我又有惰性,就采取自由化态度,效果并不好。医生忙,看见我不需要什么,在病房里耽搁的时间越来越短,也不常来查病房,因此我儿子断定我可以出院了。
在这段时期,我已经部分地解决了失眠的问题。每晚我服两片“安定”,可以酣睡三四小时,儿子的想法又帮助我放宽了心:既然可以出院,病就不要紧了。情绪又逐渐好起来。不过偶尔也会产生一点疑惑:这样出院,怎样生活、怎样活动呢?但是朋友们不断地安慰我,医生也不断地安慰我:“你的进步是已经很快的了。”大家都这样说,我也开始这样相信。
就这样病房里的日子更加好过了。#p#副标题#e#
只有一件事使我苦恼:不论是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藤椅上,我都无法看书,看不进去,连报纸上的字也看不清楚,眼前经常有一盏天花板上的大电灯。我甚至把这个习惯带回家中。
因为我“不能”看报、看信,所以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我去年十一月七日住进医院时,只知道朋友李健吾高高兴兴地游过四川,又两去西安,身心都不错,说是“练了气功”,得益非小。我也相信这类传说。万想不到半个月后,就在这个月二十四日他离开了人世。噩耗没有能传到病房,孩子们封锁了消息,他们以为我受不住这样的打击。我一无所知,几个月中间,我从未把健吾同“死”字连在一起。有一本新作出版,我还躺在病床上写上他的名字,叫人寄往北京。后来有一次柯灵来探病,他谈起健吾,问我是否知道健吾的事。我说知道,他去四川跑过不少地方。柯灵又说:“他这样去得还是幸福。”我说:“他得力于气功。”柯灵感到奇怪,还要谈下去,我女儿打断了他的话,偷偷告诉他,我根本不知道健吾的死讯。我一直以为他活得健康,又过若干时候,一个朋友从北京回来忽然讲起健吾的没有痛苦的死亡,我才恍然大悟。我责备我女儿,但也理解她的心情,讲起来,他们那辈人、连长他们一辈的我的兄弟都担心我受不了这个打击,相信“封锁消息”,不说不听,就可以使我得到保护。这种想法未免有点自私。
再过一些日子,健吾的大女儿维音来上海出差,到医院看我。几年前我还是“不戴帽子的******”的时候,她也曾到上海出差,夜晚第一次到我家,给我带来人民币五百元,那是汝龙送的款子。汝龙后来在信上说是健吾的主意。不多久健吾的二女儿也出差来上海,带给我健吾的三百元赠款。在我困难的时候,朋友们默默地送来帮助。在病房中重见维音,我带眼泪结结巴巴地讲她父亲“雪中送炭”的友情,十分激动。曹禺也在病房,他不了解我的心情,却担心我的健康,我的女婿也是这样。听维音谈她父亲的最后情况,我才知道他在沙发上休息时永闭眼睛,似乎并无痛苦,其实他在去世前一两天已经感到不舒服。维音曾“开后门”陪着父亲到两家医院,请专科医生检查。他们都轻易断定心脏没有问题。病人也无话可说,回到家里一天以后就跟亲人永别。
维音讲起来很痛苦,我听起来很痛苦,但是我多么需要知道这一切啊!曹禺怕我动了感情,会发生意外;值夜班的女婿担心我支持不下去,他听说维音还要去看健吾的另一个老友陈西禾(住在二楼内科病房),便借口探病的时间快结束,催她赶快下楼。维音没有能把话讲完就匆匆地走了,曹禺也放心地离开我。
我一晚上想的都是健吾的事情。首先我对维音感到抱歉,没有让她讲完她心里的话。关于健吾,我想到的事太多了,他是对我毫无私心,真正把我当做忠实朋友看待的。现在我仰卧在床上,写字吃力,看报困难,关于他,我能够写些什么呢?他五十几年的工作积累、文学成就,人所共睹。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他的家里,他要我给他的《剧作选》题封面,我说我的字写得坏,不同意。他一定要我写,我坚决不肯,他说:“你当初为什么要把它们介绍给读者呢?”我们两人都不再讲话。最后还是我让了步,答应了他,他才高兴。现在回想起来,我多么后悔,为什么为这点小事同他争论呢?
我想起了汝龙的一封信,这是我在病中读过几遍的少数几封信中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令人难忘的话:
“”刚开始,我们左邻右舍天天抄家,打人,空气十分紧张,不料有一天他来了。那时我……一家人挤在两间小屋里,很狼狈。……他从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包,说,“这是二百元,你留着过日子吧。”……我自以为有罪,该吃苦,就没要。他默默地走了。那时候我的亲友都断了来往,他的处境也危在旦夕,他竟不怕风险,特意来拉我一把。
汝龙接着感叹地说:“黄金般的心啊!”“人能做到这一步不是容易的啊!”
在病房里想有关健吾的往事,想了几天,始终忘不了汝龙的这两句话。对健吾,它们应该是最适当的悼词了。
黄金般的心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的。在病房不眠的夜里,我不断地念着这个敬爱的名字:“健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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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随笔》系以彩色照片或插图形式,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作品,来展示作品时代背景、地域文化、风土人情等,并图解文中难点。意在跨越时间的沟壑,领略经典著作的魅力,为21世纪的青年学生引领门径。这么有视觉冲击的书本,我们快来看看吧。
有一天我们吃过晚饭,雨已经住了,天空渐惭地开朗起来。傍晚的空气很凉爽。方提议到公园去。
“洋车!洋车!公园后门!”我们站在街口高声叫道。
一群车夫拖着车子跑过来,把我们包围着。
我们匆匆跳上两部洋车,让车夫拉起走了。
我在车上坐定了,用安闲的眼光看车夫。我不觉吃了一惊。在我的眼前晃动着一个瘦小的背影。我的眼睛没有错。拉车的是一个小孩,我估计他的年纪还不到十四。
“小孩儿,你今年多少岁?”我问道。
“十五岁!”他很勇敢、很骄傲地回答,仿佛十五岁就达到成人的年龄了。他拉起车子向前飞跑。他全身都是劲。
“你拉车多久了?”我继续问他。
“半年多了,”小孩依旧骄傲地回答。
“你一天拉得到多少钱?”
“还了车租剩得下二十吊钱!”
我知道二十吊钱就是四角钱。
“二十吊钱,一个小孩儿,真不易!”拉着方的车子的中年车夫在旁边发出赞叹了。
“二十吊钱,你一家人够用?你家里有些什么人?”方听见小孩的答话,也感到兴趣
了,便这样地问了一句。
这一次小孩却不作声了,仿佛没有听见方的话似的。他为什么不回答呢?我想大概有别
的缘故,也许他不愿意别人提这些事情,也许他没有父亲,也许连母亲也没有。
“你父亲有吗?”方并不介意,继续发问道。
“没有!”他很快地答道。
“母亲呢?”
“没有!”他短短地回答,声音似乎很坚决,然而跟先前的显然不同了。声音里漏出了一点痛苦来。我想他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我有个妹子,”他好像实在忍不住了,不等我们问他,就自己说出来;“他把我妹子卖掉了。”
我一听这话马上就明白这个“他”字指的是什么人。我知道这个小孩的身世一定很悲惨。我说:“那么你父亲还在——”
小孩不管我的话,只顾自己说下去:“他抽白面,把我娘赶走了,妹子卖掉了,他一个人跑了。”
这四句短短的话说出了一个家庭的惨剧。在一个人幼年所能碰到的不幸的遭遇中,这也是够厉害的了。
“有这么狠的父亲!”中年车夫慨叹地说了。“你现在住在哪儿?”他一面拉车,一面和小孩谈起话来。他时时安慰小孩说:“你慢慢儿拉,省点儿力气,先生们不怪你。”
“我就住在车厂里面。一天花个一百子儿。剩下的存起来……做衣服。”
“一百子儿”是两角钱,他每天还可以存两角。
“这小孩儿真不易,还知道存钱做衣服。”中年车夫带着赞叹的调子对我们说。以后他又问小孩:“你父亲来看过你吗?”
“没有,他不敢来!”小孩坚决地回答。虽是短短的几个字,里面含的怨气却很重。
我们找不出话来了。对于这样的问题我还没有仔细思索过。在我知道了他的惨病的遭遇以后,我究竟应该拿什么话劝他呢?
中年车夫却跟我们不同。他不加思索,就对小孩发表他的道德的见解:
“小孩儿,听我说。你现在很好了。他究竟是你的天伦。他来看你,你也该拿点钱给他用。”
“我不给!我碰着他就要揍死他!”小孩毫不迟疑地答道,语气非常强硬。我想不到一个小孩的仇恨会是这样地深!他那声音,他那态度……他的愤怒仿佛传染到我的心上来了。 我开始恨起他的父亲来。
中年车夫碰了一个钉子,也就不再开口了。两部车子在北长街的马路上滚着。
我看不见那个小孩的脸,不知道他脸上的表情,但是从他刚才的话里,我知道对于他另外有一个世界存在。没有家,没有爱,没有温暖,只有一根生活的鞭子在赶他。然而他能够 倔强!他能够恨!他能够用自己的两只手举起生活的担子,不害伯,不悲哀。他能够做别的生在富裕的环境里的小孩所不能够做的事情,而且有着他们所不敢有的思想。
生活毕竟是一个洪炉。它能够锻炼出这样倔强的孩子来。甚至人世间最惨痛的遭遇也打不倒他。
就在这个时候,车子到了公园的后门。我们下了车,付了车钱。我借着灯光看小孩的脸。出乎我意料之外,它完全是一张平凡的脸,圆圆的,没有一点特征。但是当我的眼光无意地触到他的眼光时,我就大大地吃惊了。这个世界里存在着的一切,在他的眼里都是不存在的。在那一对眼睛里,我找不到承认任何权威的表示。我从没有见过这么骄傲、这么倔
强、这么坚定的眼光。
我们买了票走进公园,我还回过头去看小孩,他正拉着一个新的乘客昂起头跑开了。
1934年6月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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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总给人很多畅想,你的畅想是什么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给大家准备的秋雨随想录,仅供参考!
秋雨随想录篇一
我觉得自己最近总在做节目,我觉得自己很多次地在镜头前面努力地睁大眼睛。我原本以为会出现一打开电视,所有电视台全部在播放我脸部特写的盛况――结果没有,我从来没有在电视上看到过自己,好不容易有一个节目要播了,我全部的亲戚朋友都守在电视机前面等待着看,却只看到了别人,其凄惨之状完全是我原先想象的盛况的反面。能够使我开心的是,我因为做这几次节目,认识了许多以前没认识过的人,或者说是见识了许多以前只听过名字的人。
我见到了春树,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参加某个评选活动,我完全不敢和她说话。她看着活动的宣传稿,她的简介上写着“少女作家”,笑着说:“为什么我的简介上写的是少女作家呀?哦,蒋方舟也是少女作家。”我在人际交往方面一切的薄弱都凸现出来。我试图说话,但是又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就只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感觉好像对我们俩共同拥有的称号深表遗憾。
我第二次见到她的时候,同一个饭桌上还有两个少年儿童问题专家,我什么也不敢说,生怕被儿童专家抓到了值得研究的把柄,所以也没有和春树说话。
我再一次见到春树是在不久之后,那回有一大群八十年代出生写东西的人聚集在一起。二十来个年轻人挤在一个屋里,六张床坐了几溜人。我们也没谈什么理想,没谈什么未来,就是谈现在,基本上是以嘲笑美女作家,还有那些比我们红的少年作家为核心话题。春树是我们当中最红的一个,但她是讲述奇闻丑事最多的人,经常是春树讲一个事情,我们一起大声谈笑,然后服务员姐姐就过来敲我们的门,让我们小点声,不要吵着隔壁人休息。
那次见面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春树在后来的时间里一直在看书。她看到我拿着的一本书,觉得还蛮好看的,就一直看它,那本书一部分是关于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加缪的。后来,在春树的一次采访中,她提到了加缪,我有点儿觉得那是我的功劳。
我还见到了余秋雨。我要和余秋雨一起参加节目,做节目之前,在化妆室里,我怀着殷切的心情热切地企盼着余秋雨的到来。后来,化妆间里进来一个不是很高的中年人,身边跟了三个人――编辑助理和朋友,我假装矜持地看书,眼睛不停地瞄着他,看化妆师在他脸上扑粉化妆。
等到他化完妆很长时间之后,我还是保持矜持,直到有人把我介绍给他,然后化妆室里进行了长久的握手活动,每个人都和每个人握了手。接下来又陷入了沉寂。后来,终于他问我:“你老家在哪?”这是每个人必问我的问题,它经常出现在这样一串问题中:“你几岁?你上几年级?你老家在哪儿?”我老实地回答,并合上书,决定结束装矜持的生涯。
剩下的话题就是关于中国的各个省市了,余秋雨是话题的主角,我以为他会悲愤地对城市现状发感慨,但是他没有,他只是讲了一些笑话,是我在《文化苦旅》中没有见过的。
过了一会儿,节目开始了,余秋雨第一个出场,我第一次发现他是个挺能说话的人,他说话的时候,他说的话又重新像《文化苦旅》了,再加上观众席上有托儿,假装观众在每个问答结束之后都大力鼓掌,让他看起来更像《文化苦旅》了。我第二个上场,我除了极力睁大眼睛,争取在镜头上不会很胖之外,就别无所求了。
接下来又上场了几个大学教授,都是能够一口气说一个小时的人,结果节目做了四五个小时,我在即将饿晕之际,唯一记得的就是余秋雨不断地点头微笑说话,并配合作出以一只手做菜刀切另一只手的动作。到了最后,跟着余秋雨的一个助理不断地说:“大家时间抓紧一点,余秋雨先生马上还要赶去大学生辩论会。”然后余秋雨也点头表示,他确实要参加大专辩论会。在回答问题之前,说:“我马上要参加大专辩论会,时间很紧,但是我还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看起来令人十分之敬仰。
可能是天上的仙女还在眷顾着我所在的这寸土地,她悄然打开她的化妆盒,将一滴滴雨露洒向人间
——题记
打开窗户,清新的芬芳随着泥土的飘香扑面而来,那意蕴仿佛诗歌般凝练优雅。我要三分易安的婉约,三份东坡的豪迈,三分陶潜的淡泊,三分李白的旷达,三分纳兰的心绪,凑成何等的惬意,再来倾听这自然的雨声。
春雨,清新而不妩媚,纤小而不失豪迈,绵绵潇潇,她像一位文静的倾诉者,诉说春的幽远和煦;夏雨,像是一辆奔腾着的汽车,他的豪爽令人赞叹,又像是一片惊世骇俗的佳作美文,千古流芳。而秋雨,像是一个充满凄怨的小姑娘,令人爱怜,让人舍不得她的幽美。
秋雨,悄然无声的飘落
秋雨随想录篇二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生。——题记
雨,是温柔的,是美妙的,是惬意的,是动人的……春雨细如牛毛,夏雨轻狂豪放,秋雨阴绵未断,冬雨寒冷入骨。然,我却唯独钟情于那惆怅的秋雨。
雨,是“留得残荷听雨声”的美妙,是“静卧小楼听夜雨”的惬意,是“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潇洒,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惆怅,是“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喜悦,是“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缥缈,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奇妙……
但,唯有秋雨,未雨绸缪,怅若久之,缥缈不定,捉摸不透,无时似有时,有时似无时。秋,往往伴随着惆怅、忧愁、寂寥的情感,惹得那秋雨也有几丝哀愁。
秋,独自一人去郊外散步,落叶扬扬洒洒,铺满了小路。“枯藤老树昏鸦”,连那鸟儿也充满了忧愁,周围一片寂静。忽然有一种莫名的伤感索绕心头、魂牵梦绕。蓦然回首间,觉得脸上湿湿的,抬头仰望。噢!是雨!是秋雨!却又觉得这秋雨焉知我心?不免又怅恨万分。
漫步在雨中,独自一人感受着雨的寂莫、孤独。凭寄离恨重重,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秋雨丝丝,仿佛生命已到尽头,无比绝望。蓦然间,一朵秋菊傲然于风雨中。惜春更选残红折。这又让我看到了生命的活力。刹那间,心中愁云烟消云散,我又显现出了活力和生气。
秋雨,是寂寞的、孤独的,却——又是充满希望的。这时的雨,将落叶掩埋,将惆怅隐藏,带来的是希望与活力。
夜雨潇潇,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躺在床上,聆听窗外的雨声,如歌般美妙,如诗般惬意,好似行云流水,又宛似一位娇滴滴的姑娘在窃窃私语。这是秋雨吗?是,它是。但它不再是那令人忧愁的秋雨,而是充满希望的。就像生命一样,有伤心也有快乐。这条路上也许风景凄清,但也许下个转折口,将会看到一个全新的景色:微雨朦朦,烟云笼罩,小径红稀,芳野绿遍,翠叶藏莺,朱帘隔燕……
学会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感觉来体会生活,将会是别有一番景致。秋雨,是“多情”的,在愁之后将是喜。快乐的面对生活,生活将是充满希望的。遍地绿,嬉游醉眼,莫负青春!
秋雨——多情的你!
秋雨随想录篇三
着,像是无数蚕娘吐出的银丝,密密地斜织着,凄凉幽怨早已显露出来,她的雨帘是那样的密,为天地间挂上了一道珠帘。
秋雨滴滴答答地从天空降落到人间,落到青石板上,顺着石块流淌……谱出了一首神秘幽远的传世乐章,恬淡素雅,返璞归真,欢畅的音调给人以“余音绕梁,三日未绝”的感叹。
秋雨带来了丰收的喜悦,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地上的花果,稻田贪婪的吸收着秋雨的露水,秋雨用它的露水毫无保留地滋润了大地万物。稻田上,田野里,农民伯伯们欢乐的笑容感染了我,更让我感谢了秋雨,他们春天满怀希望地将一粒粒蔬菜籽撒入田野,整个夏天都在耕田,施肥,浇灌,到了秋天,他终于能品尝到丰收的喜悦,正如辛弃疾在诗中写道: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而这一切,都是秋雨的功劳,她将自己的露水无私的奉献给了大地。
秋雨是那么的缠绵,凄凉,她推开了秋天的大门,预示着我们:秋天已经来到。她的美丽感染了棵棵树木上的叶子,叶儿欲追寻她的足迹,随风飘落,在空中不停的舞动,给人以静静的遐想和沉思。
秋雨渲染了一幅静秋雨韵图,秋天的大地上原本是那样的喧闹,但是在经过秋雨的洗礼后,一切都是那样的静,更加显示出了秋雨的韵味,静秋雨韵,凄凉淡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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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除了温暖之外,还是有看不见的硝烟的。看看读者们如何看待这些的硝烟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给大家准备的巴金《家》读后感,仅供参考!
家,可以让你想到什么?家,在人们的眼中,都是爱的代名词,是避风的港湾,是永恒的栖息地,但无论如何形容,家就是一个能给你幸福温暖的处所,它就是爱。然而,巴金先生的小说中,“家”却是一个明争暗斗却不见硝烟的战场。
《家》主要讲述了一个旧社会封建礼教的大家庭中所发生的故事,展露出旧社会大家庭所犯下的种种可笑又可恨的恶行。
“家”是指高家,是当地的首富,全家上上下下共有几十人(仆佣除外),都靠老太爷打下的江山吃饭,而在老太爷的“统治下,高家表面看似风平浪静,但却没有发现这个曾经辉煌的名门望族在逐渐衰败,当老太爷刚一离世,这个家族便全都乱了套。整日吵闹声不断,各种状况不断,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没有人会相信,曾经外表那么辉煌的金陵高家,内部竟是如此腐朽,不堪一击。生活在公馆里的每个人现在都感到陌生,感到恐惧,他们想反抗,但他们不敢,也不能,他们凭借自己薄弱的力量是无法将旧社会的牢笼给挣脱的。所以,现在,他们能做的,只能是唯唯诺诺地将每件事,每一天应付过去。但事实是残酷的,如果这些向往自由,向往光明的人们不去反抗,那么那些腐朽的旧势力就会将他们吞噬,他们也只能眼睁睁的看见一个个年轻的,青春的生命葬送在这条通往光明的黑暗道路上……
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我相信小说的素材一定是来源于生活,我相信作者是希望用《家》来激励奋斗中的人们的,激励他们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与封建的恶势力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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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旅途随笔来了,看看名人的旅途是怎样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给大家准备的巴金旅途随笔,仅供参考!
这些时候我住在朋友方的家里。
有一天我们吃过晚饭,雨已经住了,天空渐惭地开朗起来。傍晚的空气很凉爽。方提议到公园去。
我们匆匆跳上两部洋车,让车夫拉起走了。
我在车上坐定了,用安闲的眼光看车夫。我不觉吃了一惊。在我的眼前晃动着一个瘦小的背影。我的眼睛没有错。拉车的是一个小孩,我估计他的年纪还不到十四。
“小孩儿,你今年多少岁?”我问道。
“十五岁!”他很勇敢、很骄傲地回答,仿佛十五岁就达到成人的年龄了。他拉起车子向前飞跑。他全身都是劲。
“你拉车多久了?”我继续问他。
“半年多了。”小孩依旧骄傲地回答。
“你一天拉得到多少钱?”
“还了车租剩得下二十吊钱!”
我知道二十吊钱就是四角钱。
“二十吊钱,一个小孩儿,真不易!”拉着方的车子的中年车夫在旁边发出赞叹了。
“二十吊钱,你一家人够用?你家里有些什么人?”方听见小孩的答话,也感到兴趣了,便这样地问了一句。
这一次小孩却不作声了,仿佛没有听见方的话似的。
“你有父亲吗?”方并不介意,继续发问道。
“没有!”他很快地答道,
“母亲呢?”
“没有!”他短短地回答,声音似乎很坚决,然而跟先前的显然不同了。
“我有个妹子,”他好像实在忍不住了,不等我们问他,就自己说出来,“他把我妹子卖掉了。”
我一听这话马上就明白这个“他”字指的是什么人。我知道这个小孩的身世一定很悲惨。我说:“那么你父亲还在——”
小孩不管我的话,只顾自己说下去:“他抽白面,把我娘赶走了,妹子卖掉了,他一个人跑了。”
“有这么狠的父亲!”中年车夫慨叹地说了。以后他又问小孩:“你父亲来看过你吗?”
“没有,他不敢来!”小孩坚决地回答。虽是短短的几个字,里面含的怨气却很重。
我看不见那个小孩的脸,不知道他脸上的表情,但是从他刚才的话里,我知道对于他另外有一个世界存在。没有家,没有爱,没有温暖,只有一根生活的鞭子在赶他。然而他能够倔强!他能够恨!他能够用自己的两只手举起生活的担子,不害伯,不悲哀。他能够做别的生在富裕的环境里的小孩所不能够做的事情,而且有着他们所不敢有的思想。
生活毕竟是一个烘炉。它能够锻炼出这样倔强的孩子来。甚至人世间最惨痛的遭遇也打不倒他。
就在这个时候,车子到了公园的后门。我们下了车,付了车钱。我借着灯光看小孩的脸。出乎我意料之外,它完全是一张平凡的脸,圆圆的,没有一点特征。但是当我的眼光无意地触到他的眼光时,我就大大地吃惊了。这个世界里存在着的一切,在他的眼里都是不存在的。在那一对眼睛里,我找不到承认任何权威的表示。我从没有见过这么骄傲、这么倔强、这么坚定的眼光。
我们买了票走进公园,我还回过头去看小孩,他正拉着一个新的乘客昂起头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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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随笔节选出来了,大家快来饱饱眼福吧。下面是读文网小编给大家准备的巴金随笔节选,仅供参考!
为着追求光和热,将身子扑向灯火,终于死在灯下,或者浸在油中,飞蛾是值得赞美的。在最后的一瞬间它得到光,也得到热了。
我怀念上古的夸父,他追赶日影,渴死在山谷。为着追求光和热,人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生命是可爱的。但寒冷的、寂寞的生,却不如轰轰烈烈的死。
没有了光和热,这人间不是会成为黑暗的寒冷世界么?
倘使有一双翅膀,我甘愿做人间的飞蛾。我要飞向火热的日球。让我在眼前一阵光、身内一阵热的当儿,失去知觉,而化作一阵烟,一撮灰。
7月21日
选自《龙·虎·狗》
看过“巴金随笔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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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喜欢旅途,在路上,作家笔下的路途更加有意思,不妨来看看。读文网小编精心为你整理巴金的旅途随笔,希望你喜欢。
一个多月前,我还在北京,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事情,我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是讲艺术家和狗的。据说艺术家住在一个不太大的城市里,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期间,城里发生了从未见过的武斗,艺术家害怕起来,就逃到别处躲了一段时期。后来他回来了,大概是给人揪回来的,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舐舐,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地上添了血迹,艺术家的破衣上留下几处狗爪印。艺术家给关了几年才放出来,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几斤肉去看望那只小狗。邻居告诉他,那天狗给打坏以后,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听了这个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是的,我也养过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要将全家迁去,想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因为我家里有一块草地,适合养狗的条件。我答应了,我的儿子也很高兴。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这本领不是我那位朋友训练出来的。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他离开上海回国,把小狗送给接受房屋租赁权的人,小狗就归了我的朋友。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日本朋友对它更感兴趣,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她说她在东京家中也养了狗。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形势越来越紧。我们隔壁住着一位年老的工商业者,原先是某工厂的老板,住屋是他自己修建的,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篱。有人到他家去抄四旧了。隔壁人家的一动一静,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从篱笆缝里也看得见一些情况。这个晚上附近小孩几次打门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来乱叫,也没有给捉了去。这是我六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抄家,人们拿着东西进进出出,一些人在大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是一种摔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每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散步,脚下是一片衰草,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隔壁房屋里增加了几户新主人,高高墙壁上多开了两堵窗,有时倒下一点垃圾。当初刚搭起的葡萄架给虫蛀后早已塌下来扫掉,连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却添了一个大化粪池,是从紧靠着的五层楼公寓里迁过来的。少掉了好几株花,多了几棵不开花的树。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绿草如茵的时节,她常常弯着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杂草,在午饭前后她有时逗着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
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那么我今后的日子不会是好过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过来了。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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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总有一些美好的事,值得我们流连,巴金作家也饿不例外。读文网小编精心为你整理巴金回忆性随笔,希望你喜欢。
一个半月没有记下我的“随想”,只是因为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法国去访问了将近三个星期。在巴黎我遇见不少人,他们要我谈印象,谈观感。时间太短了,走马看花,匆匆一瞥,实在谈不出什么。朋友们说,你五十多年前在巴黎住过几个月,拿过去同现在比较,你觉得变化大不大。我不好推脱,便信口回答:“巴黎比以前更大了,更繁华了,更美丽了。”这种说法当然“不够全面”。不过我的确喜欢巴黎的那些名胜古迹,那些出色的塑像和纪念碑。它们似乎都保存了下来。偏偏五十多年前有一个时期我朝夕瞻仰的卢骚(梭)的铜 像不见了,现在换上了另一座石像。是同样的卢骚(梭),但在我眼前像座上的并不是我所熟悉的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公民”,而是一位书不离手的哲人,他给包围在数不清的汽车的中间。这里成了停车场,我通过并排停放的汽车的空隙,走到像前。我想起五十二年前,多少个下着小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五十年中间我常常记起他,谈论他,现在我来到像前,表达我的谢意。可是当时我见惯的铜像已经给德国纳粹党徒毁掉了,石像还是战后由法国人民重新塑立的。法国朋友在等候我,我也不能像五十二年前那样伫立了。先贤祠前面的景象变了,巴黎变了,我也变了。我来到这里,不再感到寂寞、痛苦了。
我在像前只立了片刻。难道我就心满意足,再没有追求了吗?不,不!我回到旅馆,大清早人静的时候,我想得很多。我老是在想四十六年前问过自己的那句话:“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开花?”这个问题使我苦恼,我可以利用的时间就只有五六年了。逝去的每一小时都是追不回来的。在我的脑子里已经成形的作品,不能让它成为泡影,我必须在这一段时间里写出它们。否则我怎样向读者交代?我怎样向下一代人交代?
一连三个大清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结束访问的日期越近,我越是无法摆脱它。在国际笔会法国分会的招待会上我说过,这次来法访问我个人还有一个打算:向法国老师表示感谢,因为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我在《随想录》第十篇中也说过类似的话。就在我瞻仰卢骚(梭)石像的第二天中午,巴黎第三大学中文系师生为我们代表团举行欢迎会,有两位法国同学分别用中国话和法国话朗诵了我的文章,就是《随想录》第十篇里讲到我在巴黎开始写小说的那一大段。法国同学当着我的面朗诵,可能有点紧张,但是他们的态度十分友好,而且每一句话我都听得懂。没有想到在巴黎也有《随想录》的读者!我听着。我十分激动。我明白了。这是对我的警告,也是对我的要求。第一次从法国回来,我写了五十年(不过得扣除被“_”夺去的十年),写了十几部中长篇小说;第二次从法国回来,怎么办?至少也得写上五年……十年,也得写出两三部中长篇小说啊!
在巴黎的最后一个清晨,在罗曼·罗兰和海明威住过的拉丁区巴黎地纳尔旅馆的七层楼上,我打开通阳台的落地窗门,凉凉的空气迎面扑来,我用留恋的眼光看巴黎的天空,时间过得这么快!我就要走了。但是我不会空着手回去。我好像还有无穷无尽的精力。我比在五十年前更有信心。我有这样多的朋友,我有这样多的读者。我拿什么来报答他们?
我想起了四十六年前的一句话:
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见《旅途随笔》)
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笔,它点燃火烧我自己,到了我成为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五月二十二日
看过巴金回忆性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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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爱随想,有的人把想想就过了,而作家把随想写下来。读文网小编精心为你整理AAAA,希望你喜欢。
近两个月忽然谣传我要结婚,而且对方是有名有姓的人。有个朋友对我谈起,我只笑了笑。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事。像这样的“社会新闻”在旧社会可能有市场,但在解放后二十九年多的现在不会有人对它感到兴趣吧。谣言会自生自灭的,我这样相信。但这一次我的估计又错了。谣言并不熄灭,却越传越广。这两天居然有人问上门来。据说我曾在锦江饭店摆宴二十八席庆祝婚礼,又说我在新雅饭店设席四十桌大宴宾客。凡是同我常见面的同志,或者在我常去的地方(例如书店)工作的同志,或者常常给我送书来的新华书店的同志,以 及我的女儿、女婿,我的妹妹等等都成了打听的对象,连我的四岁半的外孙女也受到幼儿园老师的盘问。老师问她:“你外公结婚吗?”她干脆回答:“没。连相也没照!”前天晚上有个朋友带着儿子来看我,谈了正事之后,她忽然问我最近生活上有什么“变动”,我说完全没有。她的儿子就说,他劳动的工厂和他爱人的工厂里都在流传我结婚的消息。今天有两批客人来,谈起外面讲得好像有凭有据,说我元旦结了婚,请客三四十桌,他们不相信,到我家里来看看,又不像办过喜事。我也只是笑笑,毫不在乎。刚才我得到一位工人读者来信,说:“听说你有喜事,……特来信贺喜”。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要是在三年前恐怕我这条老命就难保住了。所谓“谣言杀人”,并非虚传。当时在上海作威作福的徐某某只要信口说一句:“他结婚请客四十桌,这是资产阶级复辟!”那么马上就会对我进行全面专政。这不是笑话,真正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前十天左右我参加过一次追悼会——替一位著名诗人平反。这位诗人同一个造反派谈恋爱,要和她结婚,据说本单位的工宣队员不但不同意,并且批判了他。听说那位徐某某又讲了话:“某某人腐蚀造反派,如何如何……”大概又是什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吧。于是诗人开煤气自尽。对这件事徐某某究竟有没有责任,还是让历史来裁决吧,我不必在这里多谈了。提到结婚就死人,多可怕!我举这个事例正好说明造谣者的用心。但今天不再是“四害”横行、谣言可以杀人的时候了。我并不感觉到谣言可畏。林彪和“_”的阴谋诡计和法西斯暴行并没有把我搞死,何况区区谣言!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大家对这种谣言会如此感兴趣呢?这当然要“归功”于林彪和“_”这一伙人,他们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把人的最崇高、最优美、最纯洁的理想、感情践踏、毁坏,使得不少人感到国家、民族的前途跟自己脱离关系,个人眼前只有一团漆黑,因此种种奇闻奇事才可以分他们的心,吸引他们的注意,使他们甚至花费时间来传播流言。
然而对什么事情都要用一分为二的眼光看待。对这件事也并不例外。我也应当把谣言看做对我的警告和鞭策。一个作家不是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而是通过其他的社会活动同读者见面,一个作家的名字不署在自己的作品上,而经常出现在新闻中间,难怪读者们疑心他会干种种稀奇古怪的事情。
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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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繁星写于法国留学途中,情景交融。读者们读完这篇文章会写些什么笔记呢?来看看吧。下面是读文网小编精心为你整理巴金《繁星》读书笔记,希望你喜欢。
如果说巴金在一生中只有过一次“动情”的经历,那么惟一的对象就是曾经陪伴他走过大半人生旅途的妻子——萧珊。每当有人问起巴老与萧珊的相识经历,他就会回忆说:“我们是1936年第一次见面的。那时我们已经通信半年之久了,萧珊写信给我,说有些事情要找我谈一谈,约我到新雅饭店见面。怕我不认识,会闹出笑话,便在信里附了张照片给我……” 曾经的新雅饭店现在已经更名为“南新雅粤菜馆”了,当记者昨天冒雨来到这家三四十年代文人名流们最常光顾的饭店时,发现它已经被改造一新,装修得金碧辉煌了。南新雅粤菜馆的李钰主任特地帮我找出当年茶室的图片,泛黄的照片里,几张铺着纯白桌布的圆形茶桌上各自摆放着一瓶鲜花,擦得锃亮的红木椅子下是打扫得一尘不染的柚木地板,比起如今的豪华,当年的茶室更多一些韵致。 李主任介绍说,当时的新雅饭店三层楼,双开间,餐厅高雅洁净,室内装潢考究而不张扬。新雅的这种风格博得了一大批文人墨客的喜爱,不仅是巴金常来,当时蜚声文坛的鲁迅、戴望舒和林徽音等人也是这里的常客。整个饭店布局非常合理:三楼分大、中、小共28间房间;而二楼则专营散座小吃,中间是小圆台,两旁是火车座;底层为三开门面,东侧设立外卖,西侧在扶梯旁设立三张小太子公映苏打方凳。中间进门宽敞的扶梯能够直上二楼。
可以想像,在二楼那间正对着楼梯口的厢房里,33岁的巴金坐在小圆桌旁静静地喝着茶,看着当时的报纸,等着他素未谋面的笔友出现。突然,一阵轻盈的脚步声从木楼梯那头传来,巴金抬起头,照片上那个有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梳着童花头,穿着校服的女生就在眼前出现了。她一眼认出了巴金,快活地笑着,好像见了熟人似的从厢房门口走了过来:“李先生,您早来了!”那一刹那,巴金心里的某根弦被拨动了……后来,那个女生改笔名为“萧珊”。八年后,他们以最普通的方式完成了他们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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