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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成员的劳动都是为本国国民提供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用这部分产品换取外国的必需品和便利品。影响一国成员数量多少的原因,也就是说劳动提供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数量的多少的原因。斯密说有两个:一个是劳动者劳动技能的熟练,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生产力,一个就是从事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的比例。相对这两点,第一点的影响更大,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很多文明未开化的种族中,人民有时候必须抛弃或者杀死其中的老弱病残,以保证种族的延续;在许多文明开化的社会中,总是有许多从事无用的劳动的人,比如古代的官员和军队!
劳动分工使得同样数量的人,生产的商品大大增加。这要归因于三种情况:第一,每一个工人只从事一种工作,能提高劳动熟练程度;第二,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的时间;第三,发明了一些机器,大大提高劳动效率。那造成分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人类族群内部是禁止偷盗和抢劫,所以某个人想要获得某种物品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自己劳动获得,一种通过交换获得。在族群内,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善于制造弓矢的人发现自己专心制作弓矢比自己去打猎更有利;比如善于造房的人发现自己专心造房比种田更有利,于是他们就是专心从事某种劳动了,分工就产生了。交换引起了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换能力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因为市场太小,劳动者无法用他们自己消费不完的剩余劳动产品来随意换得需要的别人的劳动产品。最先开化的种族都是在河流附近,因为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相对来说,水运对于陆运有天然的优势:第一,水运风险较低,陆运要通过野蛮民族的领地,危险较大;第二,成本相对较低,通过水运需要的人数和交通工具较少。所以由于水运的好处巨大,工艺和产生的改良出现在水运便利的地方就理所当然,这样改良要很久才会传到内陆地区。
当劳动分工完全确立后,一个人自己的劳动只需要很小部分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他必须拿着自己用不完的劳动产品来换取其他人的劳动产品。在交换的过程中,有一些物品得到所有的人的公认,可以换取所有的劳动产品。在这期间,有贝壳、糖很多的物品充当了这个角色,但是最终都被金属所取代。这是因为金属易于保存,易于分割。于是金属货币就这样产生了。
一个人是贫还是富,依照他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多少和品质决定。商品的价值分为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任何商品的真实价格就等于该商品能使他购得或者支配的劳动量,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是尺度。世间所有财富,最初都是用劳动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虽然劳动是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商品的价值通常并不是用劳动去衡量的,而是通过商品的名义价格去衡量的。通常而言,劳动也像商品一样有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所谓真实价格就是报酬劳动的一定数量的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谓名义价格就是一定数量货币。劳动者的贫与富,不是与劳动的名义价格成比例,而是与劳动的真实价格成比例。劳动的真实价格,一年一年的来说货币更容易体现。一个世纪来说谷物更容易体现。
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之前,劳动是决定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主要标准。比如,两个小时劳动才能获得的物品的直接必定两倍于一个小时就能获得的物品。如果要让资本投入生产,必须给其相应的报酬(也就是资本利润),这个时候资本也参与了劳动产物的分配,资本的利润与资本的规模有关。土地私有化之后,地主会要求土地上所有的产物中的一部分会自己(也就是地租),这个时候地租也参与劳动产物的分配。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为劳动那一部分的价值,而且衡量价格中分解为地租和利润的那部分价值。分开来说,每一件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这个是那个部分全数或者其中之一构成。合起来说,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商品价格,比如由这三个部分构成,并且财富就是以这三种方式在不同的国民之间分配。一国财富的劳动产物的普通或平均价值是逐年增加,还是逐年减少要取决于工资,利润以及地租是以怎么样的比例在国民间分配。
商品的自然价格就是一种商品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商品就是按自然价格出售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就是商品通常卖出的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有时高于自然价格,有时低于市场价格。市场上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称为有效需求者,他们的需求是有效需求,因为这种需求使得商品的出售可能实现。市场上任何一种商品的供售量,如果不够满足这种商品的有效需求,那种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就不能得到他们所需求的数量,他们当中有些人,宁愿支付高价格也不愿意得不到商品。于是竞争便在有效需求者之间发现,市场价格高于自然价格,价格上升程度大小,要看货品的缺乏程度和竞争者富有程度和浪费程度的大小。反之,如果市场上的供售量超过了这种有效需求,这种商品就不能全部卖给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其中的一部分必须卖给出价较低的人,市场价格于是低于自然价格。下降程度的大小,要看卖方怎样急于要把商品卖出,易腐败的物品比耐久性商品在卖方之间竞争更大。市场价格虽然能长期高于自然价格,但是却不能长期低于自然价格。如果市场价格低于自然价格,必然是工资,利润或者地租中某一方或全部都不能达到自然率。这样这三方肯定抽掉一部分,使商品数量接近有效需要量,向自然价格靠近。自然竞争的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卖方能承受的最低价格,垄断的市场价格都是有效需求者能承受的最高价格。
关于劳动工资和利润,如果一个人通过劳动不能获取养活自己,那他必须通过坑蒙拐骗来获取他活下去的必需品。所以在制定最低工资时必须要让劳动者能养活全家人。最高工资不是出现最富裕的社会,而是出现在最快富裕的社会,也就财富增加最快的社会。在不断进步的社会资本具有较低的利润,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工资;在财富停滞的社会资本具有较高的利润,较低的工资;在即将衰退的社会,资本具有最高的利润,最低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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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一次的《新卖桔者言》,这次我选择了读《国富论》。和《新卖桔者言》不同,这本书的内容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有一句话可以形容我刚开始看的感受:“这些字分开来我都认识,可是组合起来我就不认识了。”所以,我不得不一边看,一边上网查阅这些内容的意思。
《国富论》共分五卷。它从国富的源泉――劳动,说到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起交换,论及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再探究商品的价格,以及价格构成的成分――工资、地租和利润。我比较感兴趣的分工这部分。
分工是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多的娴熟程度、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这句话在《国富论》居于开篇之位,足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分工的重要性。
在书中,斯密为我们举了一个制针的例子:“一个工人,如果没有受过制针这种职业的相当训练,也不知道怎样使用它的机械,那么即使再努力工作,一天也许也造不出一枚针,当然更不可能造出20枚针了。但是现代商业已经使这种工作成为专门职业,并且将这种工作非为若干工序,其中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的职业。……有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一日也能成针48000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4800枚。”
如果他们不分工合作,不由每个人专门操作某道工序,那么不论他们怎样努力,一天也不可能造出20枚针,说不定连一枚也造不出来。
凡是能够分工的工作,一旦使用分工制,就能够相应地增加劳动的生产力。汽车生产商福特公司的创始人福特先生就是因为改传统的汽车生产车间模式为流水生产,从而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击败竞争对手,占据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
上述的例子现在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比较遥远的,不能亲身体验那种分工的效果。就拿我们平时在家做饭来举个例吧。过节时家里都会做一顿丰盛的大餐,如果这个时候只由妈妈一个人负责煮饭做菜,那她大概就得从中午开始忙活,不然是不够时间煮大餐的,但是如果全家出动,妈妈负责炒菜,爸爸负责杀鸡,姐姐负责切菜,我负责洗菜,全家人分工合作,那么很快就可以煮出一顿美味的盛宴,而且所需时间也不多,可能只需要妈妈一个人工作时的四分之一的时间。这就是分工合作的高效率。
我们现在认识到分工的重要性是前人留下来的知识,而斯密认识到分工的重要性却是他从生活中工作中认真观察,分析研究出来的。在《国富论》一书中,斯密充分的展示了他站在时代前端的对各种经济现象的发现和体会认识。
《国富论》这本书中值得好好品味的内容还有很多很多,我现在只能看到很表面的一层。它不是我只读那么一遍就能深入了解的,在以后,我还会好好的再次研读这本书,希望有兴趣的各位同学,也去图书馆借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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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读书笔记
《国富论》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撰写而成的。这本书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我觉得它有点难读,花了很长时间才勉强地看了一遍,就据此写下自己的一点浅见。《国富论》共分五篇。亚当·斯密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替转折时期,他为新的自由主义经济原则大声呐喊,也就不可避免的遭到旧势力的肆意攻击。然而,他的劳动价值论对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巨大的作用,他的经济思想成了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他的学说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成长。有著名经济学家对作者亚当·斯密给过一个概括性的评述——也许没有任何一部当代的著作像《国富论》那样对科学经济思想和行政管理体制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我们有理由认为,他的这部著作所产生的影响将会持续下去。
《国富论》被誉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作为以国际经济与贸易为专业的大学生,首先要读一读这本惊世之作,了解经济方面的有关知识,有助于以后的学习。拜读了这本书后,我有了自己的一些小心得和认识。也让我联想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根植于社会的自由和法治传统,而亚当斯密的新思想“看不见的手”开启了我们的思想,告诉我们市场体系的基础是自由和法制,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两手抓,既要给空间市场,政府也要适当地宏观调控。纵观历史,我们出现的一个错误就是“大跃进”活动,政府全面掌控市场,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政府规定的,最终压抑了人民的工作热情,使当时的经济停滞落后。我们从文中可以感受到他并没有一味地强调市场的万能,而是不经意地点出,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市场也会变成“万恶之源”。没有以自由和法治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逐渐失去它的魔力。纵观西方自由市场的发展,无不是伴随着个人自由的不断延伸和扩展。读了《国富论》,让我更加确定这一点。
《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德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我认为,这是一本主张个人自由竞争,在经济学中起着启明灯和导航灯的重要巨著,是对当代及现代有重要影响的百科全书!第一篇,生产力提高的原因和产品的分配。这第一篇是整篇巨制的重中之重。
首先讲到的是分工,人与人之间需要合作,分工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我们可能不擅长某一方面,但我们可以用我们擅长的某一方面来换取别人擅长的那一方面的服务。这就是绝对优势理论。分工可以极大地增进劳动生产力,正因为人们有不同的擅长,而又有错综复杂的各样需求,所以就有了交换。交换提高了社会有效需求和社会福利,它就需要流通中更多的产品,而分工的原因,不用说,最有力的解释就是“制作扣针”的例子。分工就是为了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再接下来就是货币和商品的价格的探讨。价值,我觉得它表示的是物品的效用,而经济学研究最多的是物品的边际效用,因为正是这个边际效用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不少有关经济的著作都会提到“馒头是最后一个才吃饱的”,在馒头并不缺乏的情况下,就是这最后一个馒头的价值决定了它的价格。高中的政治课本上讲,价值中包含的是劳动,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它体现的就是商品的真实价格,产品一经生产,其真实价格就会一定,变化的只是我们现在的货币衡量。而下面讲到的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就是社会分工创造的财富的分配问题。根据宏观经济学的观点,这是财富的原始分配。社会分工必然导致劳动者在从事生产过程中从最终产品的贡献的不同,也就是书上讲的劳动者的职业性质差异,最终导致劳动者工资的不均等。第十一章讲到的地租,其实就是土地的使用价格,即资本使用土地所要付出的经济代价,也即经济租。
第二篇,资产的性质和积累以及使用。资产的性质就是资产的分类。其实《国富论》探讨的最终目的是增加国家财富和社会福利。增加国家财富就必须要走一条路,那就是增加实际的就业量和生产用机器设备,那个时候还没有虚拟经济这个概念,就是增加实体经济中的劳动者和劳动工具,这就需要资产投入,资产的投入和运营就是资产的积累和使用的过程。
第三篇,不同国家财富增长的不同方式。这一篇翻来覆去讲的其实就是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史。内容也比较少,我是觉得没什么意思。
第四篇,政治经济学体系。这一篇中所讲正式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宏观控制下的市场经济的一个写照,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我国现在明显存在着重商主义,一切东西以金钱来衡量,钞票马上都要取代爱情的地位,成为现代都市男女结婚的条件了。”“钱不到就不能救人,挟尸要价”的丑恶,上课时老师讲到的某些“有钱钱坐牢,没钱人坐牢”的现象等等,这就是重钱重商的教育教出来的。如果我们的教育中多参杂一些“道与义”的教育,也许很多事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不过也不能否认经济的发展需要重商主义的推动。斯密认为应该对国内能生产的商品予以进口限制,这其实就是我们前几年的贸易壁垒,为保护国内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其实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哪里还有100%的国货、哪里还有100%的进口货?几乎没有了。
在退税、奖金和通商条约方面,都是为国家进出口贸易提供的一些策略。我们国家也在实行出口退税。通商条约其实就是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签署的协定,当然不排除不公平的,比如鸦片战争等近代史上我们耻辱的割借租让条约。殖民地就是这些强势国家进行资源掠夺的根据地,增加自己的财富不顾别人的死活。斯密是批判重商主义的,在对它作结的时候,斯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我看过有关书籍,“看不见的手”全书只提及一次,而实际上影响着全局。正是通过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看似自私自利的行为最终居然会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第五篇,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国富论》其实是反对政府干预的。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保护国家安全、保卫人民不受欺侮、建立并维持公共事业。在此他谈论了教育的重要性,我觉得这是他非常伟大的地方,另外他还提出了著名的税赋四原则:平等、确定、便利、节省。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教材,税收的三性被定为“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不也有相似的地方吗?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第一篇第八章《论劳动工资》中提到我们国家,他说,中国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种得最好、人们最勤劳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他还说我国最下层人民的贫困远远超过了欧洲最贫穷国家人民的贫困状况。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甚至这些话在今天来说都不为过。我们的经济发展了,国家富有了,老百姓却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这是为什么?#p#副标题#e#
《国富论》读书笔记
继上一次的《新卖桔者言》,这次我选择了读《国富论》。和《新卖桔者言》不同,这本书的内容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有一句话可以形容我刚开始看的感受:“这些字分开来我都认识,可是组合起来我就不认识了。”所以,我不得不一边看,一边上网查阅这些内容的意思。
《国富论》共分五卷。它从国富的源泉――劳动,说到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起交换,论及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再探究商品的价格,以及价格构成的成分――工资、地租和利润。我比较感兴趣的分工这部分。
分工是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多的娴熟程度、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这句话在《国富论》居于开篇之位,足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分工的重要性。
在书中,斯密为我们举了一个制针的例子:“一个工人,如果没有受过制针这种职业的相当训练,也不知道怎样使用它的机械,那么即使再努力工作,一天也许也造不出一枚针,当然更不可能造出20枚针了。但是现代商业已经使这种工作成为专门职业,并且将这种工作非为若干工序,其中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的职业。……有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一日也能成针48000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4800枚。”
如果他们不分工合作,不由每个人专门操作某道工序,那么不论他们怎样努力,一天也不可能造出20枚针,说不定连一枚也造不出来。
凡是能够分工的工作,一旦使用分工制,就能够相应地增加劳动的生产力。汽车生产商福特公司的创始人福特先生就是因为改传统的汽车生产车间模式为流水生产,从而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击败竞争对手,占据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
上述的例子现在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比较遥远的,不能亲身体验那种分工的效果。就拿我们平时在家做饭来举个例吧。过节时家里都会做一顿丰盛的大餐,如果这个时候只由妈妈一个人负责煮饭做菜,那她大概就得从中午开始忙活,不然是不够时间煮大餐的,但是如果全家出动,妈妈负责炒菜,爸爸负责杀鸡,姐姐负责切菜,我负责洗菜,全家人分工合作,那么很快就可以煮出一顿美味的盛宴,而且所需时间也不多,可能只需要妈妈一个人工作时的四分之一的时间。这就是分工合作的高效率。
我们现在认识到分工的重要性是前人留下来的知识,而斯密认识到分工的重要性却是他从生活中工作中认真观察,分析研究出来的。在《国富论》一书中,斯密充分的展示了他站在时代前端的对各种经济现象的发现和体会认识。
《国富论》这本书中值得好好品味的内容还有很多很多,我现在只能看到很表面的一层。它不是我只读那么一遍就能深入了解的,在以后,我还会好好的再次研读这本书,希望有兴趣的各位同学,也去图书馆借来看看吧。
《国富论》读书笔记
每个国家成员的劳动都是为本国国民提供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用这部分产品换取外国的必需品和便利品。影响一国成员数量多少的原因,也就是说劳动提供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数量的多少的原因。斯密说有两个:一个是劳动者劳动技能的熟练,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生产力,一个就是从事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的比例。相对这两点,第一点的影响更大,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很多文明未开化的种族中,人民有时候必须抛弃或者杀死其中的老弱病残,以保证种族的延续;在许多文明开化的社会中,总是有许多从事无用的劳动的人,比如古代的官员和军队!
劳动分工使得同样数量的人,生产的商品大大增加。这要归因于三种情况:第一,每一个工人只从事一种工作,能提高劳动熟练程度;第二,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的时间;第三,发明了一些机器,大大提高劳动效率。那造成分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人类族群内部是禁止偷盗和抢劫,所以某个人想要获得某种物品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自己劳动获得,一种通过交换获得。在族群内,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善于制造弓矢的人发现自己专心制作弓矢比自己去打猎更有利;比如善于造房的人发现自己专心造房比种田更有利,于是他们就是专心从事某种劳动了,分工就产生了。交换引起了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换能力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因为市场太小,劳动者无法用他们自己消费不完的剩余劳动产品来随意换得需要的别人的劳动产品。最先开化的种族都是在河流附近,因为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相对来说,水运对于陆运有天然的优势:第一,水运风险较低,陆运要通过野蛮民族的领地,危险较大;第二,成本相对较低,通过水运需要的人数和交通工具较少。所以由于水运的好处巨大,工艺和产生的改良出现在水运便利的地方就理所当然,这样改良要很久才会传到内陆地区。
当劳动分工完全确立后,一个人自己的劳动只需要很小部分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他必须拿着自己用不完的劳动产品来换取其他人的劳动产品。在交换的过程中,有一些物品得到所有的人的公认,可以换取所有的劳动产品。在这期间,有贝壳、糖很多的物品充当了这个角色,但是最终都被金属所取代。这是因为金属易于保存,易于分割。于是金属货币就这样产生了。
一个人是贫还是富,依照他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多少和品质决定。商品的价值分为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任何商品的真实价格就等于该商品能使他购得或者支配的劳动量,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是尺度。世间所有财富,最初都是用劳动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虽然劳动是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商品的价值通常并不是用劳动去衡量的,而是通过商品的名义价格去衡量的。通常而言,劳动也像商品一样有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所谓真实价格就是报酬劳动的一定数量的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谓名义价格就是一定数量货币。劳动者的贫与富,不是与劳动的名义价格成比例,而是与劳动的真实价格成比例。劳动的真实价格,一年一年的来说货币更容易体现。一个世纪来说谷物更容易体现。
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之前,劳动是决定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主要标准。比如,两个小时劳动才能获得的物品的直接必定两倍于一个小时就能获得的物品。如果要让资本投入生产,必须给其相应的报酬(也就是资本利润),这个时候资本也参与了劳动产物的分配,资本的利润与资本的规模有关。土地私有化之后,地主会要求土地上所有的产物中的一部分会自己(也就是地租),这个时候地租也参与劳动产物的分配。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为劳动那一部分的价值,而且衡量价格中分解为地租和利润的那部分价值。分开来说,每一件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这个是那个部分全数或者其中之一构成。合起来说,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商品价格,比如由这三个部分构成,并且财富就是以这三种方式在不同的国民之间分配。一国财富的劳动产物的普通或平均价值是逐年增加,还是逐年减少要取决于工资,利润以及地租是以怎么样的比例在国民间分配。
商品的自然价格就是一种商品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商品就是按自然价格出售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就是商品通常卖出的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有时高于自然价格,有时低于市场价格。市场上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称为有效需求者,他们的需求是有效需求,因为这种需求使得商品的出售可能实现。市场上任何一种商品的供售量,如果不够满足这种商品的有效需求,那种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就不能得到他们所需求的数量,他们当中有些人,宁愿支付高价格也不愿意得不到商品。于是竞争便在有效需求者之间发现,市场价格高于自然价格,价格上升程度大小,要看货品的缺乏程度和竞争者富有程度和浪费程度的大小。反之,如果市场上的供售量超过了这种有效需求,这种商品就不能全部卖给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其中的一部分必须卖给出价较低的人,市场价格于是低于自然价格。下降程度的大小,要看卖方怎样急于要把商品卖出,易腐败的物品比耐久性商品在卖方之间竞争更大。市场价格虽然能长期高于自然价格,但是却不能长期低于自然价格。如果市场价格低于自然价格,必然是工资,利润或者地租中某一方或全部都不能达到自然率。这样这三方肯定抽掉一部分,使商品数量接近有效需要量,向自然价格靠近。自然竞争的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卖方能承受的最低价格,垄断的市场价格都是有效需求者能承受的最高价格。
关于劳动工资和利润,如果一个人通过劳动不能获取养活自己,那他必须通过坑蒙拐骗来获取他活下去的必需品。所以在制定最低工资时必须要让劳动者能养活全家人。最高工资不是出现最富裕的社会,而是出现在最快富裕的社会,也就财富增加最快的社会。在不断进步的社会资本具有较低的利润,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工资;在财富停滞的社会资本具有较高的利润,较低的工资;在即将衰退的社会,资本具有最高的利润,最低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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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可贵之处在于你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无疑就是这样的经典。对于经典著作,我总习惯于带着批判和疑问去阅读和思考。这使得我的阅读之路充满了荆棘,也充满了乐趣。这次的阅读,我把切入点选在了“斯密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带着这个疑问,我再次回到《国富论》寻找答案。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中国在这十年中的变化是举世瞩目的。简而言之,成就显著,问题依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中国在第二个十年中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中国能够跨越资本主义走过的路吗?不能!马克思给我们指出了罪恶,却没有找到改变的方法。事实已经证明,马克思开出的药方并不合适。当我们寻找新的方向时,亚当·斯密会是我们的选择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我重读《国富论》的第一个启示。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根植于社会的自由和法治传统,亚当·斯密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个契机。因为他代表着一种新的思维,一种颠覆两千年中国封建传统的思维。这就是自由主义,一种基于个人至上理念的哲学。亚当·斯密生于苏格兰,在十八世纪的苏格兰,有一个思想传统,叫做“自然秩序”理念。这种自然秩序是通过未预期的社会结果形成的,也就是说,市场,像语言、法律体系和许多其他现代社会制度一样,不是中央计划或集体调整的结果,而是因很不相同的原因而行事的个人行为的未预期的的社会结果。这种思想乍看平凡无奇,细味其中蕴含的经济意义却极为深刻。因为一旦接受这一观点,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让政府指导市场运行的传统观念,让自由市场机制成为指导我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看不见的手”。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所谓的“看不见的手”、“自由放任”都可以说是由这一传统衍生的思想。显然,对市场的强调将极大地释放它蕴含的力量。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印证了这一点。但过往的成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忽略了市场体系的基础——自由和法治。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虽然从未明确提出市场与制度之间联系的理论,但作为“苏格兰传统”的继承者,我们从他的文中可以感受到他并没有一味地强调市场的万能,而是不经意地点出,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市场也会变成“万恶之源”。没有以自由和法治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逐渐失去它的魔力。纵观西方自由市场的发展,无不是伴随着个人自由的不断延伸和扩展。重读《国富论》,让我更加确定这一点。按照亚当·斯密的逻辑来看,这两者也确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市场鼓励个人的自由交换,并通过法律,而不是政府的强力,来保证这一交换的顺利进行。个人的行为只受价格、道德、法律等自然因素影响,个人的创新自此才真正得以带来人类社会的巨大发展。市场和法律良性互动的背后,是政府权力的不断压缩,个人自由的不断彰显。创新精神作为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个人的自由得到足够的保障之后随之而来的产物。反观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从未有过个人自由的觉醒。即使清醒如鲁迅者,也只不过徒然的呐喊,最终沦为统治者的工具而已。皇权专制的思想深入国人骨髓之中,中国的市场机制先天不足。孟德斯鸠曾言,一个民族的总精神决定了这一民族国家的性格。中国的总精神里面缺少了对个人的关注、对自由和法治的关注,却似乎只是在重复着两千年的循环。
亚当·斯密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市场的发展有可能弥补中国存在的缺陷,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按照《国富论》的逻辑去谋求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失去了最初让个人自由伴随市场发展的最佳时机,改革的红利被制度的成本不断侵蚀。庆幸的是,我们在这十年中,真正地融入了这个世界。我相信若干年后,2001年将会被视作中国改革的分水岭。正是因为WTO的身份认可,让中国迎来了“黄金十年”。经济的开放带来了文化、法律甚至思想的开放,我们的思路在改变。社会开始关注个人的自由,法治的思想被人们不断提及,这一切来之不易。当务之急是将市场机制的完善与个人自由的发展间的辩证关系作为下一阶段中国前进的方向。毫无疑问,就这一思想而言,没有亚当·斯密更适合的代言人。在中国,亚当·斯密必须成为新的“马克思”。只有作为一种信仰,被普通人用行动去践行,才能解决中国当前的改革困境。没有个人的自由,就没有市场的真正发展,也就不可能推动法治的实现,社会的进步也无从谈起。中国输不起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所以没有时间去选择。基于自由和法治为基础的市场,让十九世纪属于了英国,二十世纪属于了美国。如果中国人能读懂了《国富论》,我相信二十一世纪真的会属于中国。
“的确,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此种情况之下,与在其他许多情况之下一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并非出于本意的目的也不一定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国富论》中我最偏爱第四篇第二章。这一章的题目是《论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在我看来,它可以说是此书最精华的部分。每一次的阅读我都从这里开始。以上引用的就是其中最著名的段落,“看不见的手”理论自此进入世人视野,被无数次的顶礼膜拜。我现在要做的是重新对其进行解读,阐明它对于当下的中国意味着什么。这是我重读《国富论》的第二个启示。
“看不见的手” 讲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我们需要有一种机制来引导我们的经济交换。价格作为一种信号,可以有效地调节经济活动。自由竞争市场则是能最大限度发挥价格信号调节功能的机制。所以亚当·斯密告诉我们,政府什么都不要做,只要维护好市场的运转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交给市场来,个体分散的竞争可以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使得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对于这一个看似很不合理的结论,亚当·斯密并未作出严密的逻辑论证,这是他的弱项。但这无损于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后世两百余年的经济财富的巨大增长,市场机制的优越性,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退出这些事实让《国富论》的预言成真。也让亚当·斯密站到了经济学之巅。而经济学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也对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作出了极其严密的数学论证,这里不予赘述。既然市场机制如此完美,是不是政府在经济事务中一无是处呢?换句话说,“鼓吹”自由放任的亚当·斯密如何看待政府的存在。我在《国富论》的第四篇第九章读到这样的字句:
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在我看来,这里面蕴含着极其深刻的真理。它告诉我们,在存在着政府过多干预的时代(彼时的英国,此时的中国),什么样的政府才是我们需要的。传统的中国,政府极度压缩了市场的空间,市场从未主导过经济的发展,个人的自由就更是天方夜谭。直到最近的三十年,我们才真正开始尝试着让市场来说话。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一不小心摸到了看不见的手,它拉着我们完成了初始的劳动分工和产业形成,带着我们走出了制造业拉动的中国崛起之路。然而,缺乏内在基础的市场机制是难以持久的。市场化才刚刚累积到一些实质性的成果,一场金融海啸,就让中国重新走上了国有化的不归路,一不小心,粉身碎骨。我们其实还没有学会走路,现在就想跑得比人家还快。诚然,现在的时代不同于亚当·斯密的时代,政府应该起到更大的作用。但这不能成为我们脱离实际经济发展规律的理由。客观上讲,中国连真正的市场经济都算不上。政府在我们这里,从未退出过市场,让价格完全独立地引导个人的经济事务。也就是说,“看不见的手”后面始终都有一只“看得见的手”。现在,这只罪恶之手竟然光明正大地站出来,妄图扼杀“看不见的手”。所以面对畸形增长的2009,我无言以对。那些空谈国家与市场并重的善良的人们,似乎忘记了我们还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市场机制并不是不需要维护的,它其实很脆弱,需要我们努力去争取,才可以得到。我们的市场机制刚刚起步,进一步扩大市场化的范围才是当下中国的最优选择。很多人却叫嚣着市场化过头,把制度转型的成本全部嫁祸给市场,这难道不是历史的倒退?!我倒是很想多买几本《国富论》,免费送给他们,好好读一读。
最近很多的思考集中在了中国的制造业。在某种意义上,制造业是继农业之后,推动中国三十年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如果按照主流的观点,将这次金融危机看作中国改革的拐点的话,在我看来,制造业依然是中国解决当前困境的唯一出路,这部分的潜力尚未被充分挖掘。重读《国富论》,坚定了我的这一看法。这是本次阅读所得第三点启示。
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学习国际贸易理论,我们是从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概念开始的。而在《国富论》的第四篇中,他关于自由贸易的一系列讨论,就是对这一概念的准确阐释。个人认为,这是他书中最富逻辑的部分,也是他对于微观的经济分析所做的最大贡献。绝对成本优势概念的主要涵义,简而言之,即在国际贸易分工中,一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该国的经济结构。按照这一逻辑,中国最大的资源禀赋是什么?毫无疑问,廉价劳动力!显然,中国要发展的就是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禀赋优势的行业。哪个行业最能有效吸收廉价劳动力?毫无疑问,制造业!只有通过制造业,我们才能充分利用这一资源禀赋。如此简单的逻辑,却被大多数国人所忽略。当产业转型成为热门话题时,我们很少反思有没有走得太快。金融危机迷惑着我们的视线,繁荣的中国经济阻挠了我们清醒的思考。重新认识到资源禀赋的决定性意义,才能找准经济发展的方向。当然,关于究竟是内需,还是出口,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更有意义,属于另一个问题,在这里就不作讨论。毕竟我只是想说清楚,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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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至少300年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实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
斯密《国富论》一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分析了劳动分工的决定因素,并进一步结合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了不同经济实力的欠发达区域在不同的阶段如何选择最优分工网络,并借此分析了我国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内在原因。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篇就谈到了劳动分工。他认为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但经济学发展的一百多年间,市场竞争理论得到了极大丰富,而劳动分工理论却相对显得苍白。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复苏了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重要思想。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分工理论认为,劳动分工是通过制度安排而与交易费用相互决定的,即:由交易费用决定的制度安排决定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通过分工经济提高制度收益,并进而降低交易费用。作者给出了两个理论模型及其修正。
接着,作者证明了劳动分工理论中的三个重要命题。
命题1:劳动分工产生递增的规模报酬,是经济进步的源泉。
命题2:劳动分工依赖于劳动分工,没有任何外生优势的单纯分工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命题3:经济发展依赖于一定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制度,在地理上表现为一个波浪式的推动过程。
另外,新兴古典分工理论证明,不同区域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分工水平,产生不同的增长效果。因此,欠发达区域面对不同的人口规模、制度供给、交通条件,应选择不同的分工模式。作者据此将欠发达区域分成三类,并分析了各自的分工抉择。
区域模式1:人口较多、居住密集的欠发达区域
根据命题2,此类区域即便没有任何优越的资源禀赋或比较优势,依靠自身的市场需求,选择合适的分工模式,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作者认为,应将此类区域细分为若干个子区域,将相关产业分类聚集,发展“园区经济”,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专业化水平,进而产生产业簇群。
区域模式2:人口较多、居住分散的欠发达区域
此类区域以中国中西部的农业大省为典型代表。因为多数居民都分布于广大农村,交通不便,相互之间贸易的交易费用很高,制度创新的成本更高,制度供给水平低下。当务之急是提高专业化水平,以便与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对接。
提高市场分工水平有两种途径。一是大力发展中小城镇,提高城市化水平,使人口更加集中,从而减少交易费用和制度创新成本。政府工作的重点是鼓励专业化的生产和服务,为个体私营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服务。根据命题1,政府即便是有意扶持某些产业,也应该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选择以农产品为核心的分工网络。
二是融入临近区域的分工网络,即给发达区域“打工”。因为在经济发展初期或工业化前期,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来支付交易费用和学习成本,也难以承受为集中人口而进行的城市化所需耗费。而此类区域劳力成本相对低廉,因此可选择有资源禀赋或内生比较优势的临近区域,为其提供配套生产或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有必要鼓励企业向专业化发展,通过产业集聚加强企业之间的信息、要素的交流,提升企业家的管理素质。
区域模式3:人口较少的欠发达区域
此类区域人口较少,无论是否集中,从理论上讲都难以独立形成一个合意的分工网络。最重要的是提高本区域在某些方面的专业化水平,以便融入发达区域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在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经济环境得以改善后,在分工网络上可以逐步摆脱对地理交通条件的依赖,从而逐步与较高分工水平的其他区域进行贸易往来。在此过程中政府应重点扶持有一定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鼓励龙头企业并购、扩张,带动其他企业形成连锁效应和学习效应。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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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国富论、美国近代经济发展史、罗斯福新政后,一直想写点嘛。现在4点多了,也睡不着了,就写点吧。
1929-1933年的美国,是美国经济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这个时期,是美国私人垄断企业发展到最鼎盛的时期,但是这种私人垄断鼎盛带来的,是国民经济减少,贫富悬殊加剧,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每一个人都把最坏的东西扔在大街上,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跟今天的中国发生的情况一样)带来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私人垄断企业的鼎盛。因为私人垄断企业追逐的就是利润,就是个人利益,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它是不负任何社会责任的(就像现在的中石油,中石化。我垄断了我就是不降价)很多商品他宁可囤积烂在仓库里(就像现在的囤积房地产),倒在大海里,也不愿销售出去。因为赔本销售,带来的是不盈利。私人垄断追逐的是个人盈利。社会动荡什么的,似乎跟它无关。
但私人垄断忘记了,个人利益虽然最大了,但在一个动荡、黑暗、每一个人为了个人利益不折手段的社会里,怎样安全消费,利益再大又有何用。只有社会稳定,人人富裕,商店顾客盈门的环境里去消费,才能真正实现和体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到处游说,提倡富人要把自己的财富,反哺于社会。这就是为什么郎咸平在讲座时,一遍一遍问富人们,你们还敢不敢让孩子一个人去上学。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富人们为什么去上书国会,主动要求增加自己的税负。他们这种财富来源于社会,就要反哺社会思想的起源,就源自1933年以后的罗斯福新政。
1933年,罗斯福上台,实行新政,结束了美国最黑暗的私人垄断企业时代。最主要的做法,就是由国家拿纳税人的钱,出手收购私人垄断企业部分股份(不交出股权的就反托拉斯法解散掉),使私人垄断企业发展成国有私人混合的垄断企业。美国也由一个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为一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企业还是垄断,但因为股权的改变,导致垄断的受益人变了,垄断赚的每一分利润,都通过国家控股这一部分,返还到每一个纳税人手里。每一个美国公民纳税人,都通过手中的身份证,享有这些垄断企业的一份股权,享有垄断带来的利润。(这点更像是共产主义)
私人企业的缺点是什么,私人企业的缺点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私企发展的最终形态,就是私人垄断。当市场都被垄断以后,矛盾就出来了。商品的价格我可以随心所欲的抬到10倍以上,其他商品哪怕烂在仓库里,我只要卖出去一件,就赚回本了。两件就是100%的利润。价格被抬到10倍甚至百倍以上的结果,就造成社会生产只为个别垄断资本家服务,而付出劳动去生产的工人,却享受不到社会生产带来的成果。社会矛盾因此尖锐,社会动荡不安。举个例子,党国是谁亡的?有人说是蒋介石,有人说是宋子文。而真正忘掉党国的人,是宋霭龄,宋霭龄是个很聪明的小女人,说她聪明,是因为她很早就看到蒋介石的光辉政治前途,将妹妹宋美龄介绍给他,再利用宋家的威望,将老蒋送入大总统的宝座。老蒋掌权后,她就让其夫孔祥熙做了行政院长,其弟宋子文做了财长部长,把持党国行政财政大权,天下财富尽归我有(如上海打老虎,就是苏联留学回来的蒋经国打囤积垄断,一打就打到孔家了)。但说她小女人,是因为她没有大的眼光,天下财富尽归我有这种私人垄断最后带来的,就是天下大乱,动荡不安。党国很可惜没能等来罗斯福新政,亡国了。(当然那个时候也不可能迎来罗斯福新政,因为贵族门第思想严重,普通人民自我意识太差。只有经过共产主义革命后的中国,人民自我意识觉醒,才有可能迎来新政。)
国有企业的缺点,这点每个国人都知道,就是效率低下,产能低下(大锅饭嘛,干不干都一样,我干它干嘛。)投资没有责任(不是自己的钱,花的不心疼)。这里讲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索马里海盗的笑话,索马里海盗劫了一艘中国船,中国派了个官员去谈判,海盗要200万赎金不还价,最后这个官员一看没办法的就说:“我给你300万,你给我开个900万的发票好不好。”海盗一听哭了:“兄弟们,别做海盗了,去中国当官吧。我们风里来,雨里去,枪林弹雨的才挣300万。人家动动笔,改个发票就能挣600万。”这个笑话折射的就是没有信托责任的国企的特点,投资,不是自己的钱,花多少都没关系。是否盈利,也没关系。不需要评估报告,随心所欲。国企,缺乏监管;监管,形同虚设,甚至是共同利益人。再举个例子,这段时间沸沸扬扬的铁道部的张曙光,网传他贪腐了20亿,有人就不平了,说张曙光招标高铁项目,砍英美企业的报价,一下就砍掉30亿,替国家节约了30亿。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了,这个价格是怎么组成的,翻翻国富论就知道价格是由土地地租,劳工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组成,国富论是西方经济构成的基础,堪比中国封建王朝之论语,欧美的大企业能不知道。去竞标一个项目,都会拼命把利润降低,把价格压低以求中标。但这几个欧美企业却一下就虚开30个亿,30个亿啊!这是为什么。唯一的可能,就是政治贿赂。好吧,你要面子是吧,你要政绩是吧。我在送上政治献金的同时我告诉你,我把报价虚报了40个亿,你明天砍我30个亿我就接受(我当然也得赚10个亿嘛,你看献金都在你手里了),给足你面子。当然这只是个人猜测,但这就是国企啊,这就是没有监管,产能低下的国企啊。
而国企和私企相结合的这种混合企业,就正好有效化解了两者的矛盾。
私人企业,追求利润,追求垄断。而混合企业通过国有控股这个有效手段,使得国家这个股东,可以监管他的财务,防止他的垄断,和价格虚高。而且又通过国有控股这个有效手段,使得企业的利润,又通过股市,返还到每一个股民,每一个纳税人身上。促进资本流动,缓和了社会矛盾。
国有企业,产能低下,而混合企业又通过私人控股这一部分,将企业利润,奖励给企业的经理人,返还到每一个私人股东。企业的私人控股的股东,又为了利润,主动对经理人进行有效监管(如果私人股东和经理人联合起来做假账,这不光是要坐牢,还会被游街的)。这就使得企业在监管下,很有效的向前运行。
这就是扬长避短的混合企业,这也是资本和社会主义结合的最终形态,国有垄断混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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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曾经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悔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自我自然。”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种放任无为的政治,最好的政府(统治者)应是一个无为的政府,老百姓知道他的存在就可以了。好政府是很少发号施令的,但又能“功成事遂”。今天说的并不是老子,而是经济学之父誉称的亚当斯密,他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至少300年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小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定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交换时的经济行为,认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利己的出发点是利己心,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人性的自然想象。茅于轼先生曾举《镜花园》里的君子国里的故事加以说明人的利己行为,小说第十一回里描述了君子国里的一名隶卒买物的情况:隶卒…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低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低本,但适才妄讨大价,已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了?况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令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只听隶卒有说到:“老兄以高价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怒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放为公道。试问哪个腹中无算盘,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谈了许久,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照数讨价,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卖货人哪里肯依,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过两老翁,作好作歹,从公评定,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这才交易而去。茅于轼先生讲完这个故事给我们两点思考。第一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们常常的错误认为,如果关心别人的利益胜于自己的利益,争论就不会发生。而君子国里发生的事情。恰恰说明了把关心别人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同样会有争论,我们同样得不到一个和谐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的商业交换中,买方和卖方通过讨价还价,最终会达成协议。而在君子国这个人人为他的社会里,讨价还价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说不得不借助两个过路的老翁来调解矛盾。这里包含着一个极重要的道理:以自利为目的谈判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同意的均衡点。所以利己是可以达到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利他则是一个纠纷不断的社会。从动态的变化来看,它最终必定转变为“小人国”。因为君子国是最适合专门利己,毫不顾人的“小人”们生长繁殖的环境。当君子们吵的不可开交时,“小人”跑来用君子吃亏自己得利的办法解决了矛盾。长此以往,君子国将消失,被“小人”国替代。从这一点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幸。第二,只要是交换都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环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体面,如果没有这点动机我们为何要交换?我们有过交换经验的人都知道,交换的双方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产生交换,而君子国有了市场,而通过市场的交换却是“利他”行为,这种动机显然是矛盾的。借用茅于轼先生有趣的例子,我们明白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基础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双方才能有均衡点,才能构件一个和谐的社会。
第一篇1.2章,讲合作分工优点。亚当·斯密举了制针的例子,把制针这个职业分成大约18种不同的工序,每一道工序都由专门人才从事。因此,一个10人的小工厂每天能制造48000枚针。如果他们独立工作,不专门从事一种工序,他们谁都不会每天制造20枚针,也许连一枚都制造不出来。所以,凡是能采用分工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便能相应地增加劳动生产力。第一篇5章,讲的是劳动价值论。斯密说,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因为金和银像其他商品一样,价值是变动的。任何金钱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商量,或所交换到的其他商品数量。取决于已知金银矿藏的丰富程度或稀缺程度……作为衡量尺度,自身价值不断变化的商品,决不能成为其他商品价值的精确尺度。而同等数量的劳动,在所有时间和地点,可以说和劳动者具有同等价值,按照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情况和技能熟练程度,他必然总是牺牲相同份额的安逸,自由和幸福,无论他得到汇报物品的数量如何,他所支付的价格必然是相同的,诚言,这种劳动所买到的物品的数量有是多此,有是少此;然而,变动的是这些物品价值,而不是用来购买他们的劳动价值。在任何地方,稀缺或是耗费许多劳动的物品价格就是昂贵,反之则低廉。因此,只有本身价值绝对不变的劳动,才是最标准的,一切商品的价值在任何时候和地方都可以用劳动来衡量和比较
第二篇1章,讲的是资产的性质。斯密认为一个人的资产足够维持他生活几个月或几年,他自然希望用这笔字厂中的大部分来获得收入。为两部分:他所希望用来创造收入的部分被称为资本;另一部分被用来消费。资本又有两种:第一,资本可以用来生产,制造或购买产品,然后将产品销售出去,取得利润……此种资本被称为流动资本;第二,资本可以被用来改良土地,购买生产用的机器或工具,也就是来购买不需要告便所有者,或不需要再次流通,就可以创造利润的东西。这种资本被称为固定资本。第二篇3章,主要是论资本积累。斯密说,有一中劳动资本到劳动对象上,能增加此物品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前者因为可以成产价值,所以称为生产劳动。但有些非生产性劳动者有非常必要,例如:军队,律师,医生,牧师,等等。如果要缺少这些非生产性人士,社会将不稳定……与穷国比较,富国雇佣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当然要大的多……斯密认为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而不是勤劳。诚然,没有节俭以前必须先有勤劳,节俭所需的东西多是由勤劳得来,但只有勤劳,而没有节俭,有所得而无所留,资本则不能增加。
第三片1章,论财富的自然增长。也是体现了合作分工的精神。斯密认为城市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生活资料和加工资料,城市向乡村居民返回一部分加工产品作为回报……两者的收益是共同和相互的,这里的劳动分工也和在其他场合一样,对从事分工中不同行业的所有不同人都有利…城市为乡村的剩余产品提供市场;乡村用剩余产品交换自己需要的东西。城市居民收入和人数越多,为农村居民提供的市场也就越大;这种市场越大,对大多数人的好处越大。斯密的意思也就是说,通过分工合作,然后交换,这样双方的财富都有所增加,这也就是他所谓的财富自然增长,第三章,斯密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逐渐建立了秩序和良好的政府,进而在乡村居民中建立了个人自由和安全。因为,在一个没有商业和制造业的国家里,大地主的剩余产物没什么可以交换,他就会将其部用在款待宾客上。斯密说,如果这种剩余产物足以维持一百或一千人之外,没有其它的用途,因此会被许多人依附与围绕,只能靠地主的恩惠来生活,就必然服从他,如同士兵服从支付粮饷的君主一样……因此,导致贵族势力的强大,上弱下强,国王无法约束大贵族的暴力行为……最终会导致一幅暴力、抢劫和混乱的画面。但是,封建制度的所有强制力量绝对办不到的事情(阻止贵族势力与战争),却由对外商业和制造业做到了。它们渐渐为大地主提供了可以用来自己剩余产物来交换的东西,他们自己可以消费这些东西,不必与其他人分享,一切都归自己所有,这在世界的每个时代似乎都是人类主子们的卑鄙格言……因此,他就不再和他人分享了,自然而然地依附于地主生活的人员就会脱离他们,地主的势力也会被削弱,最终暴力,混乱也会停止。
第四章,论政治经济学体系,这是全书最重要的一篇,斯密在第二篇说道,社会每一个人……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而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产品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所想到的也只有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利益。关于把资本用在哪里能够生产出最有价值的产品这一问题,斯密认为,显然一个身临其境的人能做出比政治家或立法家更好的判断;斯密在贸易方面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商业上的垄断与限制(包括退税和出口奖金)斯密认为,享有这种国内市场上垄断权的各种产业,往往受到极大的鼓励,并且使社会较大部分的劳动和资本转到这些产业上来。但这样做能否增进社会总产业,并引导其朝着最有利的方向发展,也许并不十分明显,由于垄断提高了商业利润率,从而妨碍了土地的改良相对高的利润。所以,垄断阻止了土地改良…………垄断确实提高了商业利润率,从而略微增加了商人的所得。但是由于阻止了资本的自然增加,不会增加国民资本利润总额,而是减少了这一总额。因为大资本小利润(薄利多销)比小资本大利润能提供更多收入,垄断虽然提高了利润率,但肯定比没有垄断时候少由于垄断,所有收入的来源,劳动力的工资,土地利润,都不如没有垄断时候那样充裕。所以,垄断是为了一个小阶层的利益,而伤害了其它的所有阶层的利益。所以任何一种学说,如果试图通过特别的鼓励,违反自然趋势将更多的社会资本吸引到一特定产业,或试图通过特别限制,将本来可以投入某一特定产业的资本抽走,实际上都有悖于他要促进的主要目的。这将阻碍而不是加速社会真正富强的进程;降低而不是增加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真正价值。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我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和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斯密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斯密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政府所应该做的是1,保护国家不受其它国家侵犯。2,维护司法的正义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工程和公共制度。即使政府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政府也要考虑引入竞争机制;在目前社会转轨其间,老百姓们切不要对市场经济失去信心,如果我们抛弃市场经济,我们将回到更坏的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关心自己的利益的人们推动,而不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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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作者亚当·斯密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创立者。该书初版于1776年,与美国的《独立宣言》同年发表。
一个国家成员的劳动都是为本国国民提供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用这部分产品换取外国的必需品和便利品。影响一国成员数量多少的原因,也就是说劳动提供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数量的多少的原因。斯密说有两个:一个是劳动者劳动技能的熟练,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生产力,一个就是从事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的比例。相对这两点,第一点的影响更大,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很多文明未开化的种族中,人民有时候必须抛弃或者杀死其中的老弱病残,以保证种族的延续;在许多文明开化的社会中,总是有许多从事无用的劳动的人,比如古代的官员和军队!
劳动分工使得同样数量的人,生产的商品大大增加。这要归因于三种情况:第一,每一个工人只从事一种工作,能提高劳动熟练程度;第二,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的时间;第三,发明了一些机器,大大提高劳动效率。那造成分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人类族群内部是禁止偷盗和抢劫,所以某个人想要获得某种物品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自己劳动获得,一种通过交换获得。在族群内,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善于制造弓矢的人发现自己专心制作弓矢比自己去打猎更有利;比如善于造房的人发现自己专心造房比种田更有利,于是他们就是专心从事某种劳动了,分工就产生了。交换引起了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换能力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因为市场太小,劳动者无法用他们自己消费不完的剩余劳动产品来随意换得需要的别人的劳动产品。最先开化的种族都是在河流附近,因为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相对来说,水运对于陆运有天然的优势:第一,水运风险较低,陆运要通过野蛮民族的领地,危险较大;第二,成本相对较低,通过水运需要的人数和交通工具较少。所以由于水运的好处巨大,工艺和产生的改良出现在水运便利的地方就理所当然,这样改良要很久才会传到内陆地区。
当劳动分工完全确立后,一个人自己的劳动只需要很小部分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他必须拿着自己用不完的劳动产品来换取其他人的劳动产品。在交换的过程中,有一些物品得到所有的人的公认,可以换取所有的劳动产品。在这期间,有贝壳、糖很多的物品充当了这个角色,但是最终都被金属所取代。这是因为金属易于保存,易于分割。于是金属货币就这样产生了。
一个人是贫还是富,依照他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多少和品质决定。商品的价值分为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任何商品的真实价格就等于该商品能使他购得或者支配的劳动量,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是尺度。世间所有财富,最初都是用劳动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虽然劳动是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商品的价值通常并不是用劳动去衡量的,而是通过商品的名义价格去衡量的。通常而言,劳动也像商品一样有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所谓真实价格就是报酬劳动的一定数量的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谓名义价格就是一定数量货币。劳动者的贫与富,不是与劳动的名义价格成比例,而是与劳动的真实价格成比例。劳动的真实价格,一年一年的来说货币更容易体现。一个世纪来说谷物更容易体现。
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之前,劳动是决定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主要标准。比如,两个小时劳动才能获得的物品的直接必定两倍于一个小时就能获得的物品。如果要让资本投入生产,必须给其相应的报酬(也就是资本利润),这个时候资本也参与了劳动产物的分配,资本的利润与资本的规模有关。土地私有化之后,地主会要求土地上所有的产物中的一部分会自己(也就是地租),这个时候地租也参与劳动产物的分配。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为劳动那一部分的价值,而且衡量价格中分解为地租和利润的那部分价值。分开来说,每一件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这个是那个部分全数或者其中之一构成。合起来说,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商品价格,比如由这三个部分构成,并且财富就是以这三种方式在不同的国民之间分配。一国财富的劳动产物的普通或平均价值是逐年增加,还是逐年减少要取决于工资,利润以及地租是以怎么样的比例在国民间分配。
商品的自然价格就是一种商品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商品就是按自然价格出售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就是商品通常卖出的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有时高于自然价格,有时低于市场价格。市场上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称为有效需求者,他们的需求是有效需求,因为这种需求使得商品的出售可能实现。市场上任何一种商品的供售量,如果不够满足这种商品的有效需求,那种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就不能得到他们所需求的数量,他们当中有些人,宁愿支付高价格也不愿意得不到商品。于是竞争便在有效需求者之间发现,市场价格高于自然价格,价格上升程度大小,要看货品的缺乏程度和竞争者富有程度和浪费程度的大小。反之,如果市场上的供售量超过了这种有效需求,这种商品就不能全部卖给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其中的一部分必须卖给出价较低的人,市场价格于是低于自然价格。下降程度的大小,要看卖方怎样急于要把商品卖出,易腐败的物品比耐久性商品在卖方之间竞争更大。市场价格虽然能长期高于自然价格,但是却不能长期低于自然价格。如果市场价格低于自然价格,必然是工资,利润或者地租中某一方或全部都不能达到自然率。这样这三方肯定抽掉一部分,使商品数量接近有效需要量,向自然价格靠近。自然竞争的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卖方能承受的最低价格,垄断的市场价格都是有效需求者能承受的最高价格。
关于劳动工资和利润,如果一个人通过劳动不能获取养活自己,那他必须通过坑蒙拐骗来获取他活下去的必需品。所以在制定最低工资时必须要让劳动者能养活全家人。最高工资不是出现最富裕的社会,而是出现在最快富裕的社会,也就财富增加最快的社会。在不断进步的社会资本具有较低的利润,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工资;在财富停滞的社会资本具有较高的利润,较低的工资;在即将衰退的社会,资本具有最高的利润,最低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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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分析了劳动分工的决定因素并进一步结合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了不同经济实力的欠发达区域在不同的阶段如何选择最优分工网络并借此分析了我国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内在原因。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篇就谈到了劳动分工。他认为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但经济学发展的一百多年间市场竞争理论得到了极大丰富而劳动分工理论却相对显得苍白。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复苏了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重要思想。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分工理论认为劳动分工是通过制度安排而与交易费用相互决定的即:由交易费用决定的制度安排决定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通过分工经济提高制度收益并进而降低交易费用。作者给出了两个理论模型及其修正。
接着作者证明了劳动分工理论中的三个重要命题。
命题1:劳动分工产生递增的规模报酬是经济进步的源泉。
命题2:劳动分工依赖于劳动分工没有任何外生优势的单纯分工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命题3:经济发展依赖于一定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制度在地理上表现为一个波浪式的推动过程。
另外新兴古典分工理论证明不同区域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分工水平产生不同的增长效果。因此欠发达区域面对不同的人口规模、制度供给、交通条件应选择不同的分工模式。作者据此将欠发达区域分成三类并分析了各自的分工抉择。
区域模式1:人口较多、居住密集的欠发达区域
根据命题2此类区域即便没有任何优越的资源禀赋或比较优势依靠自身的市场需求选择合适的分工模式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作者认为应将此类区域细分为若干个子区域将相关产业分类聚集发展“园区经济”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专业化水平进而产生产业簇群。
区域模式2:人口较多、居住分散的欠发达区域
此类区域以中国中西部的农业大省为典型代表。因为多数居民都分布于广大农村交通不便相互之间贸易的交易费用很高制度创新的成本更高制度供给水平低下。当务之急是提高专业化水平以便与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对接。
提高市场分工水平有两种途径。一是大力发展中小城镇提高城市化水平使人口更加集中从而减少交易费用和制度创新成本。政府工作的重点是鼓励专业化的生产和服务为个体私营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服务。根据命题1政府即便是有意扶持某些产业也应该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选择以农产品为核心的分工网络。
二是融入临近区域的分工网络即给发达区域“打工”。因为在经济发展初期或工业化前期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来支付交易费用和学习成本也难以承受为集中人口而进行的城市化所需耗费。而此类区域劳力成本相对低廉因此可选择有资源禀赋或内生比较优势的临近区域为其提供配套生产或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有必要鼓励企业向专业化发展通过产业集聚加强企业之间的信息、要素的交流提升企业家的管理素质。
区域模式3:人口较少的欠发达区域
此类区域人口较少无论是否集中从理论上讲都难以独立形成一个合意的分工网络。最重要的是提高本区域在某些方面的专业化水平以便融入发达区域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在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经济环境得以改善后在分工网络上可以逐步摆脱对地理交通条件的依赖从而逐步与较高分工水平的其他区域进行贸易往来。在此过程中政府应重点扶持有一定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鼓励龙头企业并购、扩张带动其他企业形成连锁效应和学习效应。
阅读体会:
1. 这篇文章从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角度即劳动分工的角度重新审视了经济中的某些现象为解决经济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当我们用一种方法无法很好地解释、解决某些问题时不妨试着换一种思路也许会感到豁然开朗。当然一种新的理论的成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2. 作者分析了三种欠发达区域的三种分工抉择这在中西部区域开发中有较好的启发意义。
但对于区域模式1我认为作者忽略了在现代交通、信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市场占领和产品冲击。建立其中心城市的产业优势将受到来自发达地区的强有力竞争。也许对于这种模式来说将劳动分工理论与市场竞争理论结合会是更好的理论分析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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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被称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市场经济的圣经。读过本书之后,我认为此说法有其道理所在。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不断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也在更新。很多经济学著作或者说经济学原理不能接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检验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与其历史局限性,即它只适用于一定条件下的经济状况。而《国富论》不同,《国富论》分析揭示的是经济学的本质,是从事经济的社会中的人的本质,而人的活动的本质、心理是不随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的,或是说,没有重大改变的,即都是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亚当·斯密的观点无论是对于早期还是现期的社会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与借鉴意义。其许多观点也亦被当今人们奉为经济学中的定理。
《国富论》中最具精华的理论,我认为,即是“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斯密从人的利己的本性出发,论述了利己主义的利益观。他认为,每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效益最大化,整个社会就在不同的个人实现自己的效益最大化过程中实现社会的效益最大化,即社会福利。因此,他认为,利己心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自私有利于社会福利。然而,斯密在所著另一本书《道德情操论》中从人具有同情心出发,论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这看似矛盾的观点恰恰揭示了斯密矛盾的内心世界,在我看来,也揭示了经济活动中人们矛盾的内心世界。人们一方面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一方面又逃脱不了自身的伦理观、社会观。经济实际上是利己性与利他性结合起来完整的人的活动,是人们追求自身来自物质与精神整体的效益的最大化。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实现每个人的最大效益,并实现共同福利。
其次,斯密在书中提到了分工。他认为分工可以带来很多好处,分工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每个人必然有不是自己专长的方面,如果每个人都自给自足,那么带来的将是低效率的生产。分工使每个人都从事自己最擅长的一方面,分工促进生产的专业化。通过分工,社会资源能够被最有效的利用方式所利用;通过分工,每个人的生活状况都将变得更好。
正因为如此,斯密反对殖民地政策,主张自由贸易。他认为,殖民地国家大多实行“重商主义”政策,而这对于殖民地及其统治国双方都是有害无益的。殖民地国家在殖民地造成的经济垄断不仅使殖民地财富与资源大量外流,也阻碍了殖民地生产力的发展,制约了其分工的专业化进程;统治国亦未在其与殖民国交易的过程中取得分工的好处,从而带来两国整体效益的无谓损失。斯密也主张“自由放任”,他强调,只有对内对外的商业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一个国家得到充分的发展和繁荣。自由竞争促使资源向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方向流动,因而,他反对各种公司的垄断,因为垄断同样能带来低效率的生产。私密将此理论向更深一步扩展,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应像个人与个人之间一样实行分工,即主张自由贸易。此观点,无论是后来的绝对分工理论,还是相对分工理论,都证明了其正确性所在。
基于此,斯密在书中对政府存在的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确切地说,他对政府的职责规定得相当具体。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社会之暴力入侵;尽可能地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总结起来,即:对外抵御敌国,对内执行司法;政府的另外一个重要职责是“创建并经营某些公共工程”,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事业”的各种设施。特别地,他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自由放任”。
此外,《国富论》中也提到了教育的重要,提倡政府推动教育的发展。亚当·斯密指出,在自由国家,政府安定主要依靠有力的舆论,而这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关。公众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者越多,越有公正判断的能力。
从《国富论》初版出版到今天已经两百多年了,然而,《国富论》中许多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经济活动都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承认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人是利己的”这一人性假设被认定为是研究、从事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书中指出,计划经济对人性的假设不符合真实的人性,而在这个错误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也必然是错误的。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己性本来就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买东西的人都希望买尽量便宜和好的东西,而卖东西的人都希望东西卖得价钱高一些一样自然。只有承认这个不变的定律,才能站在正确的角度上研究经济学。
其次,亚当·斯密主张分工,提倡分工的好处。这在当今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分工促使专业化,分工让每个人更有效率的生产,然而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社会资源不会像书中前提假设的那样可以完全自由流动,即使可以,自由流动达到的社会生产状态也未必是人们最期望的,因为人们存在自身的偏好。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或是一国之内地区与地区之间,或是一个地区内企业与企业之间,政府或生产商出于某种长远的考虑或额外的目的会暂时采取一些违反经济基本原理的措施,例如贸易保护以扶植特殊产业等。分工对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来说或许是合意的,但如果人为的将利益区域化,分工、自由贸易就不一定是最可取得了。
最后,亚当·斯密对于政府所论述的其作用今天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但今天,更多的人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适时监管。市场的作用是有限的,同时,斯密在书中将经济活动的前提过于理想化与简单化,而这些假设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或者说很难存在。因此基于其上的政府理论也有待完善与修改。
总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即使在今天,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对我们从事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迄今为止,经济学领域的主流经济学都是建立在《国富论》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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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至少300年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实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
斯密《国富论》一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分析了劳动分工的决定因素,并进一步结合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了不同经济实力的欠发达区域在不同的阶段如何选择最优分工网络,并借此分析了我国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内在原因。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篇就谈到了劳动分工。他认为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但经济学发展的一百多年间,市场竞争理论得到了极大丰富,而劳动分工理论却相对显得苍白。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复苏了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重要思想。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分工理论认为,劳动分工是通过制度安排而与交易费用相互决定的,即:由交易费用决定的制度安排决定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通过分工经济提高制度收益,并进而降低交易费用。作者给出了两个理论模型及其修正。
接着,作者证明了劳动分工理论中的三个重要命题。
根据命题2,此类区域即便没有任何优越的资源禀赋或比较优势,依靠自身的市场需求,选择合适的分工模式,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作者认为,应将此类区域细分为若干个子区域,将相关产业分类聚集,发展“园区经济”,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专业化水平,进而产生产业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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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一书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200多年前所写,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由于他第一次系统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重要的经济理论,对国民经济的运行作了较为系统的描述,使他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而《国富论》也被认为使西方经济学的“圣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市场经济,就需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而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就像物理学中牛顿的理论一样重要。其“看不见的手”像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是亚当·斯密献给人类的伟大观念,这一观念培育出来的市场经济制度,尽管有各种不尽如意的地方,但迄今为止却是人类全部的智慧所能找到的唯一一种被实践证明能够成功地组织经济活动的经济制度。我们曾经长期否定亚当·斯密的智慧,甚至把“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说成是对“私有制的公然辩护”。所幸的是,现在我们已经接受了亚当.斯密的主要观点。具体地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今日中国之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承认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人性假定是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经济学的大厦就建筑在这块基石之上。计划经济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不尽如人意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计划经济对人性的假设不符合现阶段真实的人性,而在这个错误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也必然是错误的。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买东西的人都希望买尽量便宜和好的东西,而卖东西的人都希望东西卖得价钱高一些一样自然。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我们几十年都不敢或不愿意承认,连实话都不能说,怎么能行得通呢?我认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性假设,应成为我们分析经济问题的基石,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好的经济制度,才能有行得通的经济理论和实践。
其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依靠“看不见的手”管理经济、尽量减少政府干预的思想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发展主要由关心自己利益的基层人民来推动的,而不是由政府推动。简而言之,市场经济的权力在民,而不在政府。市场需要的是“小政府”,要变管理型的政府为服务型的政府,政府应当尽量少的参与经济活动。当然,市场经济并也不是不要政府,而是要一个知道自己界限在哪里的政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也中允许政府在“看不见的手”之外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三项基本职责是:(1)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社会之暴力入侵;(2)尽可能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而即使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政府的设计也应当考虑引入战争。
诚然,该书对西方资本主义初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有诸多可借鉴之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性质及发展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也由于东西方政治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富论》中的某些观点、某些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中的特殊现象,也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首先,中国的“高增长、低通胀”经济增长模式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奇迹。这也是《国富论》中的理论无法解释。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是与货币通胀(商品流通市场价格)呈对应关系的。也就是说高速的经济增长必然会使货币发生通胀。然而,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恰恰与之相反,经济高速增长而货币没有发生剧烈通胀。这又是何原因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平均GDP增长为10%左右,同时,对外贸易依存度也日益增强,已经接近60%。但是,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加入WTO都没有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发生改变。经济学家想象中的“经济泡沫”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现。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生产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同时消费的增长速度受收入增长速度的影响,与生产力相比相对滞后。于是就出现了产能大于消费,短缺经济一下变成了过剩经济。这正是中国经济形成“通货紧缩”的原因。由于国家财政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使得对内内需加大,对外引入外资加快,导致中国在“低通胀”的情形下仍然保持了较高的GDP增长率,所以一味的套用固有的经济模型是无法解释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模式的。
其次,我们再来审视中国对外经济的策略。说到对外贸易,就不能不谈到“重商主义”。这是《国富论》一书中重点阐述的理论之一。重商主义提出富国在对外贸易中应该奖励输出,阻抑输入。但是对于像工业原料及职业工具这样的特殊商品又恰恰与之相反。这一点用到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中十分合适。目前,中国出口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农产品及轻工产品,而进口的确是高附加值的重工业产品,及更高附加值的先进技术及战略性资源,石油、矿产等。出口产品由于价格低廉品质好大大占领国外市场,而进口产品又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贸易顺差日益增大,从理论上讲可以说相当理想。而这种状态能持续多久,就要考问一下中国自己了。从WTO规则上讲,中国商品的出口增加对外国同种商品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直接导致外国生产企业的日益萎缩,甚至倒闭,同时加剧了国外产业工人失业率的增加。这势必会加大中国与他国的贸易争端,不利于长远发展。另一方面,日益增大的贸易顺差,使中国的外汇储备日益增大,对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他国的货币是一种隐性威胁。所以如何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中国企业自抗商业风险能力的增强。也就是从宏观和微观两种途径去解决问题,双管齐下,缺一不可。
当然,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困惑还有很多,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决不能照本宣科,犯本本主义的错误。但是,也不能脱离书本中的经济理论,毕竟理论与实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正确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辨正关系,才能使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对于《国富论》这本书,我们还是应该秉着鲁迅先生所倡导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来读,毕竟其里面还是有不少观点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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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国富论、美国近代经济发展史、罗斯福新政后,一直想写点嘛。现在4点多了,也睡不着了,就写点吧。
1929-1933年的美国,是美国经济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这个时期,是美国私人垄断企业发展到最鼎盛的时期,但是这种私人垄断鼎盛带来的,是国民经济减少,贫富悬殊加剧,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每一个人都把最坏的东西扔在大街上,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跟今天的中国发生的情况一样)带来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私人垄断企业的鼎盛。因为私人垄断企业追逐的就是利润,就是个人利益,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它是不负任何社会责任的(就像现在的中石油,中石化。我垄断了我就是不降价)很多商品他宁可囤积烂在仓库里(就像现在的囤积房地产),倒在大海里,也不愿销售出去。因为赔本销售,带来的是不盈利。私人垄断追逐的是个人盈利。社会动荡什么的,似乎跟它无关。
但私人垄断忘记了,个人利益虽然最大了,但在一个动荡、黑暗、每一个人为了个人利益不折手段的社会里,怎样安全消费,利益再大又有何用。只有社会稳定,人人富裕,商店顾客盈门的环境里去消费,才能真正实现和体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到处游说,提倡富人要把自己的财富,反哺于社会。这就是为什么郎咸平在讲座时,一遍一遍问富人们,你们还敢不敢让孩子一个人去上学。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富人们为什么去上书国会,主动要求增加自己的税负。他们这种财富来源于社会,就要反哺社会思想的起源,就源自1933年以后的罗斯福新政。
1933年,罗斯福上台,实行新政,结束了美国最黑暗的私人垄断企业时代。最主要的做法,就是由国家拿纳税人的钱,出手收购私人垄断企业部分股份(不交出股权的就反托拉斯法解散掉),使私人垄断企业发展成国有私人混合的垄断企业。美国也由一个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为一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企业还是垄断,但因为股权的改变,导致垄断的受益人变了,垄断赚的每一分利润,都通过国家控股这一部分,返还到每一个纳税人手里。每一个美国公民纳税人,都通过手中的身份证,享有这些垄断企业的一份股权,享有垄断带来的利润。(这点更像是共产主义)
私人企业的缺点是什么,私人企业的缺点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私企发展的最终形态,就是私人垄断。当市场都被垄断以后,矛盾就出来了。商品的价格我可以随心所欲的抬到10倍以上,其他商品哪怕烂在仓库里,我只要卖出去一件,就赚回本了。两件就是100%的利润。价格被抬到10倍甚至百倍以上的结果,就造成社会生产只为个别垄断资本家服务,而付出劳动去生产的工人,却享受不到社会生产带来的成果。社会矛盾因此尖锐,社会动荡不安。举个例子,党国是谁亡的?有人说是蒋介石,有人说是宋子文。而真正忘掉党国的人,是宋霭龄,宋霭龄是个很聪明的小女人,说她聪明,是因为她很早就看到蒋介石的光辉政治前途,将妹妹宋美龄介绍给他,再利用宋家的威望,将老蒋送入大总统的宝座。老蒋掌权后,她就让其夫孔祥熙做了行政院长,其弟宋子文做了财长部长,把持党国行政财政大权,天下财富尽归我有(如上海打老虎,就是苏联留学回来的蒋经国打囤积垄断,一打就打到孔家了)。但说她小女人,是因为她没有大的眼光,天下财富尽归我有这种私人垄断最后带来的,就是天下大乱,动荡不安。党国很可惜没能等来罗斯福新政,亡国了。(当然那个时候也不可能迎来罗斯福新政,因为贵族门第思想严重,普通人民自我意识太差。只有经过共产主义革命后的中国,人民自我意识觉醒,才有可能迎来新政。)
国有企业的缺点,这点每个国人都知道,就是效率低下,产能低下(大锅饭嘛,干不干都一样,我干它干嘛。)投资没有责任(不是自己的钱,花的不心疼)。这里讲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索马里海盗的笑话,索马里海盗劫了一艘中国船,中国派了个官员去谈判,海盗要200万赎金不还价,最后这个官员一看没办法的就说:“我给你300万,你给我开个900万的发票好不好。”海盗一听哭了:“兄弟们,别做海盗了,去中国当官吧。我们风里来,雨里去,枪林弹雨的才挣300万。人家动动笔,改个发票就能挣600万。”这个笑话折射的就是没有信托责任的国企的特点,投资,不是自己的钱,花多少都没关系。是否盈利,也没关系。不需要评估报告,随心所欲。国企,缺乏监管;监管,形同虚设,甚至是共同利益人。再举个例子,这段时间沸沸扬扬的铁道部的张曙光,网传他贪腐了20亿,有人就不平了,说张曙光招标高铁项目,砍英美企业的报价,一下就砍掉30亿,替国家节约了30亿。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了,这个价格是怎么组成的,翻翻国富论就知道价格是由土地地租,劳工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组成,国富论是西方经济构成的基础,堪比中国封建王朝之论语,欧美的大企业能不知道。去竞标一个项目,都会拼命把利润降低,把价格压低以求中标。但这几个欧美企业却一下就虚开30个亿,30个亿啊!这是为什么。唯一的可能,就是政治贿赂。好吧,你要面子是吧,你要政绩是吧。我在送上政治献金的同时我告诉你,我把报价虚报了40个亿,你明天砍我30个亿我就接受(我当然也得赚10个亿嘛,你看献金都在你手里了),给足你面子。当然这只是个人猜测,但这就是国企啊,这就是没有监管,产能低下的国企啊。
而国企和私企相结合的这种混合企业,就正好有效化解了两者的矛盾。
私人企业,追求利润,追求垄断。而混合企业通过国有控股这个有效手段,使得国家这个股东,可以监管他的财务,防止他的垄断,和价格虚高。而且又通过国有控股这个有效手段,使得企业的利润,又通过股市,返还到每一个股民,每一个纳税人身上。促进资本流动,缓和了社会矛盾。
国有企业,产能低下,而混合企业又通过私人控股这一部分,将企业利润,奖励给企业的经理人,返还到每一个私人股东。企业的私人控股的股东,又为了利润,主动对经理人进行有效监管(如果私人股东和经理人联合起来做假账,这不光是要坐牢,还会被游街的)。这就使得企业在监管下,很有效的向前运行。
这就是扬长避短的混合企业,这也是资本和社会主义结合的最终形态,国有垄断混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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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斯密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编,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国富论》远远不是一部通常所认为的学术论文。虽然斯密也劝说放任自由,但他的论证却更多地是反对政府干预和反对垄断;虽然他赞扬贪欲的结果,却又几乎总是鄙视商人的行为和策略。他也不认为商业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赞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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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国富论、美国近代经济发展史、罗斯福新政后,一直想写点嘛。现在4点多了,也睡不着了,就写点吧。
1929-1933年的美国,是美国经济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这个时期,是美国私人垄断企业发展到最鼎盛的时期,但是这种私人垄断鼎盛带来的,是国民经济减少,贫富悬殊加剧,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每一个人都把最坏的东西扔在大街上,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跟今天的中国发生的情况一样)带来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私人垄断企业的鼎盛。因为私人垄断企业追逐的就是利润,就是个人利益,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它是不负任何社会责任的(就像现在的中石油,中石化。我垄断了我就是不降价)很多商品他宁可囤积烂在仓库里(就像现在的囤积房地产),倒在大海里,也不愿销售出去。因为赔本销售,带来的是不盈利。私人垄断追逐的是个人盈利。社会动荡什么的,似乎跟它无关。
但私人垄断忘记了,个人利益虽然最大了,但在一个动荡、黑暗、每一个人为了个人利益不折手段的社会里,怎样安全消费,利益再大又有何用。只有社会稳定,人人富裕,商店顾客盈门的环境里去消费,才能真正实现和体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到处游说,提倡富人要把自己的财富,反哺于社会。这就是为什么郎咸平在讲座时,一遍一遍问富人们,你们还敢不敢让孩子一个人去上学。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富人们为什么去上书国会,主动要求增加自己的税负。他们这种财富来源于社会,就要反哺社会思想的起源,就源自1933年以后的罗斯福新政。
1933年,罗斯福上台,实行新政,结束了美国最黑暗的私人垄断企业时代。最主要的做法,就是由国家拿纳税人的钱,出手收购私人垄断企业部分股份(不交出股权的就反托拉斯法解散掉),使私人垄断企业发展成国有私人混合的垄断企业。美国也由一个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为一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企业还是垄断,但因为股权的改变,导致垄断的受益人变了,垄断赚的每一分利润,都通过国家控股这一部分,返还到每一个纳税人手里。每一个美国公民纳税人,都通过手中的身份证,享有这些垄断企业的一份股权,享有垄断带来的利润。(这点更像是共产主义)
私人企业的缺点是什么,私人企业的缺点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私企发展的最终形态,就是私人垄断。当市场都被垄断以后,矛盾就出来了。商品的价格我可以随心所欲的抬到10倍以上,其他商品哪怕烂在仓库里,我只要卖出去一件,就赚回本了。两件就是100%的利润。价格被抬到10倍甚至百倍以上的结果,就造成社会生产只为个别垄断资本家服务,而付出劳动去生产的工人,却享受不到社会生产带来的成果。社会矛盾因此尖锐,社会动荡不安。举个例子,党国是谁亡的?有人说是蒋介石,有人说是宋子文。而真正忘掉党国的人,是宋霭龄,宋霭龄是个很聪明的小女人,说她聪明,是因为她很早就看到蒋介石的光辉政治前途,将妹妹宋美龄介绍给他,再利用宋家的威望,将老蒋送入大总统的宝座。老蒋掌权后,她就让其夫孔祥熙做了行政院长,其弟宋子文做了财长部长,把持党国行政财政大权,天下财富尽归我有(如上海打老虎,就是苏联留学回来的蒋经国打囤积垄断,一打就打到孔家了)。但说她小女人,是因为她没有大的眼光,天下财富尽归我有这种私人垄断最后带来的,就是天下大乱,动荡不安。党国很可惜没能等来罗斯福新政,亡国了。(当然那个时候也不可能迎来罗斯福新政,因为贵族门第思想严重,普通人民自我意识太差。只有经过共产主义革命后的中国,人民自我意识觉醒,才有可能迎来新政。)
国有企业的缺点,这点每个国人都知道,就是效率低下,产能低下(大锅饭嘛,干不干都一样,我干它干嘛。)投资没有责任(不是自己的钱,花的不心疼)。这里讲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索马里海盗的笑话,索马里海盗劫了一艘中国船,中国派了个官员去谈判,海盗要200万赎金不还价,最后这个官员一看没办法的就说:“我给你300万,你给我开个900万的发票好不好。”海盗一听哭了:“兄弟们,别做海盗了,去中国当官吧。我们风里来,雨里去,枪林弹雨的才挣300万。人家动动笔,改个发票就能挣600万。”这个笑话折射的就是没有信托责任的国企的特点,投资,不是自己的钱,花多少都没关系。是否盈利,也没关系。不需要评估报告,随心所欲。国企,缺乏监管;监管,形同虚设,甚至是共同利益人。再举个例子,这段时间沸沸扬扬的铁道部的张曙光,网传他贪腐了20亿,有人就不平了,说张曙光招标高铁项目,砍英美企业的报价,一下就砍掉30亿,替国家节约了30亿。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了,这个价格是怎么组成的,翻翻国富论就知道价格是由土地地租,劳工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组成,国富论是西方经济构成的基础,堪比中国封建王朝之论语,欧美的大企业能不知道。去竞标一个项目,都会拼命把利润降低,把价格压低以求中标。但这几个欧美企业却一下就虚开30个亿,30个亿啊!这是为什么。唯一的可能,就是政治贿赂。好吧,你要面子是吧,你要政绩是吧。我在送上政治献金的同时我告诉你,我把报价虚报了40个亿,你明天砍我30个亿我就接受(我当然也得赚10个亿嘛,你看献金都在你手里了),给足你面子。当然这只是个人猜测,但这就是国企啊,这就是没有监管,产能低下的国企啊。
而国企和私企相结合的这种混合企业,就正好有效化解了两者的矛盾。
私人企业,追求利润,追求垄断。而混合企业通过国有控股这个有效手段,使得国家这个股东,可以监管他的财务,防止他的垄断,和价格虚高。而且又通过国有控股这个有效手段,使得企业的利润,又通过股市,返还到每一个股民,每一个纳税人身上。促进资本流动,缓和了社会矛盾。
国有企业,产能低下,而混合企业又通过私人控股这一部分,将企业利润,奖励给企业的经理人,返还到每一个私人股东。企业的私人控股的股东,又为了利润,主动对经理人进行有效监管(如果私人股东和经理人联合起来做假账,这不光是要坐牢,还会被游街的)。这就使得企业在监管下,很有效的向前运行。
这就是扬长避短的混合企业,这也是资本和社会主义结合的最终形态,国有垄断混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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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是具有"现代经济学之父"美誉的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的一本经济学专著,是其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品。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国富论读书笔记,共两篇,希望大家喜欢。
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分析了劳动分工的决定因素并进一步结合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了不同经济实力的欠发达区域在不同的阶段如何选择最优分工网络并借此分析了我国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内在原因。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篇就谈到了劳动分工。他认为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但经济学发展的一百多年间市场竞争理论得到了极大丰富而劳动分工理论却相对显得苍白。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复苏了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重要思想。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分工理论认为劳动分工是通过制度安排而与交易费用相互决定的即:由交易费用决定的制度安排决定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通过分工经济提高制度收益并进而降低交易费用。作者给出了两个理论模型及其修正。
接着作者证明了劳动分工理论中的三个重要命题。
命题1:劳动分工产生递增的规模报酬是经济进步的源泉。
命题2:劳动分工依赖于劳动分工没有任何外生优势的单纯分工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命题3:经济发展依赖于一定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制度在地理上表现为一个波浪式的推动过程。
另外新兴古典分工理论证明不同区域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分工水平产生不同的增长效果。因此欠发达区域面对不同的人口规模、制度供给、交通条件应选择不同的分工模式。作者据此将欠发达区域分成三类并分析了各自的分工抉择。
区域模式1:人口较多、居住密集的欠发达区域
根据命题2此类区域即便没有任何优越的资源禀赋或比较优势依靠自身的市场需求选择合适的分工模式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作者认为应将此类区域细分为若干个子区域将相关产业分类聚集发展“园区经济”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专业化水平进而产生产业簇群。
区域模式2:人口较多、居住分散的欠发达区域
此类区域以中国中西部的农业大省为典型代表。因为多数居民都分布于广大农村交通不便相互之间贸易的交易费用很高制度创新的成本更高制度供给水平低下。当务之急是提高专业化水平以便与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对接。
提高市场分工水平有两种途径。一是大力发展中小城镇提高城市化水平使人口更加集中从而减少交易费用和制度创新成本。政府工作的重点是鼓励专业化的生产和服务为个体私营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服务。根据命题1政府即便是有意扶持某些产业也应该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选择以农产品为核心的分工网络。
二是融入临近区域的分工网络即给发达区域“打工”。因为在经济发展初期或工业化前期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来支付交易费用和学习成本也难以承受为集中人口而进行的城市化所需耗费。而此类区域劳力成本相对低廉因此可选择有资源禀赋或内生比较优势的临近区域为其提供配套生产或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有必要鼓励企业向专业化发展通过产业集聚加强企业之间的信息、要素的交流提升企业家的管理素质。
区域模式3:人口较少的欠发达区域
此类区域人口较少无论是否集中从理论上讲都难以独立形成一个合意的分工网络。最重要的是提高本区域在某些方面的专业化水平以便融入发达区域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在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经济环境得以改善后在分工网络上可以逐步摆脱对地理交通条件的依赖从而逐步与较高分工水平的其他区域进行贸易往来。在此过程中政府应重点扶持有一定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鼓励龙头企业并购、扩张带动其他企业形成连锁效应和学习效应。
阅读体会:
1. 这篇文章从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角度即劳动分工的角度重新审视了经济中的某些现象为解决经济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当我们用一种方法无法很好地解释、解决某些问题时不妨试着换一种思路也许会感到豁然开朗。当然一种新的理论的成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2. 作者分析了三种欠发达区域的三种分工抉择这在中西部区域开发中有较好的启发意义。
但对于区域模式1我认为作者忽略了在现代交通、信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市场占领和产品冲击。建立其中心城市的产业优势将受到来自发达地区的强有力竞争。也许对于这种模式来说将劳动分工理论与市场竞争理论结合会是更好的理论分析途径.
文转摘自: 新兴古典分工理论与欠发达区域的分工抉择(聂辉华《经济科学》X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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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全书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可以说既是一部经济学的百科全书,也是经济学的一部奠基之作。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国富论读书笔记3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在交换的过程 中,有一些物品得到所有的人的公认,可以换取所有的劳动产品。在这期间,有贝壳、糖很多的物品充当了这个角色,但是最终都被金属所取代。这是因为金属易于 保存,易于分割。于是金属货币就这样产生了。
一个人是贫还是富,依照他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多少和品质决定。商品的价值分为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任何商品的真实价格就等于该商品 能使他购得或者支配的劳动量,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是尺度。世间所有财富,最初都是用劳动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虽然劳动是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的 真实尺度,但是商品的价值通常并不是用劳动去衡量的,而是通过商品的名义价格去衡量的。通常而言,劳动也像商品一样有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所谓真实价格就 是报酬劳动的一定数量的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谓名义价格就是一定数量货币。劳动者的贫与富,不是与劳动的名义价格成比例,而是与劳动的真实价格成比 例。劳动的真实价格,一年一年的来说货币更容易体现。一个世纪来说谷物更容易体现。
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之前,劳动是决定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主要标准。比如,两个小时劳动才能获得的物品的直接必定两倍于一个小时就能获得的物品。如果 要让资本投入生产,必须给其相应的报酬(也就是资本利润),这个时候资本也参与了劳动产物的分配,资本的利润与资本的规模有关。土地私有化之后,地主会要 求土地上所有的产物中的一部分会自己(也就是地租),这个时候地租也参与劳动产物的分配。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为劳动那一部分的价值,而且衡量价格中分 解为地租和利润的那部分价值。分开来说,每一件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这个是那个部分全数或者其中之一构成。合起来说,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商 品价格,比如由这三个部分构成,并且财富就是以这三种方式在不同的国民之间分配。一国财富的劳动产物的普通或平均价值是逐年增加,还是逐年减少要取决于工 资,利润以及地租是以怎么样的比例在国民间分配。
商品的自然价格就是一种商品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商品就是按自然价 格出售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就是商品通常卖出的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有时高于自然价格,有时低于市场价格。市场上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称为有效需求者,他 们的需求是有效需求,因为这种需求使得商品的出售可能实现。市场上任何一种商品的供售量,如果不够满足这种商品的有效需求,那种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就不 能得到他们所需求的数量,他们当中有些人,宁愿支付高价格也不愿意得不到商品。于是竞争便在有效需求者之间发现,市场价格高于自然价格,价格上升程度大 小,要看货品的缺乏程度和竞争者富有程度和浪费程度的大小。反之,如果市场上的供售量超过了这种有效需求,这种商品就不能全部卖给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 其中的一部分必须卖给出价较低的人,市场价格于是低于自然价格。下降程度的大小,要看卖方怎样急于要把商品卖出,易腐败的物品比耐久性商品在卖方之间竞争 更大。市场价格虽然能长期高于自然价格,但是却不能长期低于自然价格。如果市场价格低于自然价格,必然是工资,利润或者地租中某一方或全部都不能达到自然 率。这样这三方肯定抽掉一部分,使商品数量接近有效需要量,向自然价格靠近。自然竞争的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卖方能承受的最低价格,垄断的市场价格都是有效需 求者能承受的最高价格。
关于劳动工资和利润,如果一个人通过劳动不能获取养活自己,那他必须通过坑蒙拐骗来获取他活下去的必需品。所以在制定最低工资时必须要让劳动者能养活 全家人。最高工资不是出现最富裕的社会,而是出现在最快富裕的社会,也就财富增加最快的社会。在不断进步的社会资本具有较低的利润,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工 资;在财富停滞的社会资本具有较高的利润,较低的工资;在即将衰退的社会,资本具有最高的利润,最低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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