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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是对我国唐、宋两代八个著名散文家的合称,他们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明朝中叶古文家茅坤在前者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和编选,取名《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0卷。“唐宋八大家”从此得名。下面就让读文网小编带大家一起了解下唐宋八大散文家吧。
一、唐宋八大散文家--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字退之,常自称昌黎人,因而世称韩昌黎。生于河阳(今河南孟县),未满两岁,母死。三岁时,父又去世。由兄嫂抚养,十一岁时,哥哥也突然死在官所。从此,韩愈同嫂嫂、侄儿相依为命。他自幼勤奋好学,日记数千言。十九岁前便已博览群书,通六经百家之学。十九岁进京应试,连考三次都未中,直到二十五岁才中进士。旋又应吏部考试,三试皆无结果。旅居长安十年,未得一官半职。二十九岁时便决意离开长安,先后到汴州(今河南开封)宣武节度使董晋和徐州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处作幕僚。三十五岁返回京城,被任命为四门博士,三十六岁拜监察御史,因关中受灾,上书请宽民徭,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令。三十九岁被召回任国子博士。五十岁时因随裴度平淮西有功,升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因谏迎佛骨,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安)刺史。穆宗即位,奉台回京,拜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官终吏部侍郎。世称韩吏部。韩愈在政治上既不赞同王叔文改革集团的主张,也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崇儒术,攘斥佛老,比较关心民众疾若。文学上主张继承秦、汉的散文传统,反对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提倡散体,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提倡学古文要“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强调文章语言要有独创性,要为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服务;文辞“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文章要精练妥贴,语句自然流畅,要“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韩愈用丰富的创作,实践了解自己的文学主张,他留存下来的三百四十多篇优美散文,不少是内容充实、风格新颖的,无论叙事、议论、抒情,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后人评他的散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尤其是他的议论文,在宣传他的儒家主张时,往往能切中时弊,富有战斗性。如《原道》《原毁》《师说》《杂说》等篇,其中《师说》一篇,感情强烈,理直气壮,无可辩驳,精辟地论述了“学者必有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道理,是一篇抗世犯颜、针砭时弊的著名文章。记叙文中,无论是写人、记事,状物、抒情,常采用形象的语言,生动的比喻和鲜明的对比的手法,写得十分生动感人。如《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送李愿归盘谷序》等篇。其中《祭十二郎文》寓深情于家常琐事之中,呼号欲绝,凄楚动人,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送李愿归盘谷序》一文,写得龙腾虎跃,生动活泼,借隐士李愿之口,对唐代官场的卑鄙龌龊,穷奢极欲,追名逐利的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被宋代的苏东坡赞为唐代第一篇名文。韩愈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将他与杜甫并提,有“杜诗韩文”之称。他在诗歌创作上也有新的探索。所谓“以文为诗”,别开生面,用韵险怪,开创了“说理诗派”的诗风。
当然,他的诗也存在着过分散文化、议论化的缺点,对后代有不良影响。韩愈还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能逆当时的潮流,积极指导后进学习,他“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特别重视教育和培养年轻作家。他在《答李翊书》一文中说:“根之茂者,其实遂……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所谓“根”或“气”,都是指作家的思想修养、人格修养强调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学修养,对搞好创作的重要性。在今天,仍有其进步意义。现存《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二、唐宋八大散文家--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贞元初年进士,官监察御史。顺宗时,王叔文执政,他任礼部员外郎,锐意推行政治改革。不久,王叔文失败,他也被贬为永州司马,迁柳州刺史。在南方凡十四年,死于柳州。
柳宗元是杰出的思想家,凭着一股积极的热情和出色的才能进行政治活动。改革虽然失败了,中年以后的处境更加悲苦,但这却使得柳宗元有机会深入生活、接近百姓、反思历史,从而使他成为一个卓越的散文家和诗人。他和韩愈是古文运动的两个主要倡导者。但从一定意义上说,柳宗元在思想方面所具有的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似又因韩愈的某些保守意识而有所不及。
柳宗元的诗,数量较多的是抒写个人抑郁的心情和离乡去国的悲哀。从这些诗篇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有理想的正直的人在不合理的黑暗社会里遭受到怎样残酷的迫害!在柳诗中成为特有的新颖题材的是对西南地带少数民族生活进行多方面描绘的作品。其中洋溢着非常浓厚的地方情调和气氛。至于刻画自然景物的小诗,如《江雪》、《渔翁》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三、唐宋八大散文家--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他在政治与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新运动的领导者。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他的词主要写恋情游宴,伤春怨别,表现出深婉而清丽的风格。词集有《六一词》、《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醉翁琴趣外编》。
四、唐宋八大散文家--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 仁宗庆历进士。嘉佑三年(1058)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贫 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抑制官僚地主的兼并,强化统治力量,以防 止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神宗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 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神宗实行变法。并支持五 取西河等州,改善对西夏作战 的形势。因保守派反对,新法遭到阻碍。熙宁七年辞退。次年再相;九年再辞,还 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舒国公,改封荆,世称荆公。卒谥文。
他强调“权时之变”,反对因循保守,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主张“绝 求正所以经世务”,设置专局,使子 与门人纂修各经新义,以为诵习的定本。《 诗》、《书》、《周官》三经新义最为重要,《周官新义》尤能阐发新政理论。 他的诗文颇有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之作,体现了他的政治主张和抱负。散 文雄健峭拔,旧时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遒劲清新。词虽不多而风格高 峻,《桂枝画·金陵怀古》颇有名。所著《字说》、《钟山目录》等,多已散佚。 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中的《周官新义》残卷、《老 子注》若干篇。
五、唐宋八大散文家--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宋代著明的散文家。相传“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二十七岁才发愤攻读。他应进士和茂才异等的考试都未中,促使他更加用功读书,达到通六经百书、下笔顷刻数千言的程度。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和儿子苏轼、苏辙从四川到汴京(今开封)。翰林学士欧阳修把他的著作二十二篇(即《几策》二篇,《权书》十篇,《衡论》十篇)呈给仁宗皇帝看,宰相韩琦也认为他的文章写得好,向朝廷举荐。于是仁宗就召试他于舍人院。可是他却假托有病而未去应试。仁宗因为他有才名,就授以秘书省校书郎的职务,后来又叫他参加修礼书,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之后他就去世了。苏洵著作有《嘉祐集》,他的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著有《东坡全集》、《东坡志林》等,苏辙(字子由)著有《栾城集》。父子三人俱以散文名世,后人合称之“三苏”。
苏洵生活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北宋中期。当时北方的辽(契丹族)和西夏(藏族的一支党项族)贵族向内地扩展势力,经常向北宋发动战争。北宋统治者为了集中力量镇压内部人民的反抗,对此则采取屈辱求和的政策。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辽缔结“澶渊之盟”,宋向辽每年输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辽遣肖英、刘六符至宋,索取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及瓦桥(今河北雄县易水上)以南的十县土地,结果定盟加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且称之为“纳”。至于西夏,庆历三年(1043)李元昊(西夏主)上书请和,宋答允每年给西夏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宋向他们输银与物,等于是割地献城。苏洵到汴京后,疾恶宋王朝的投降让步路线,主张对辽与夏用兵,因而就有了《六国论》的写作。
六、 唐宋八大散文家--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宋任宗嘉祐二年中进士, 宋神宗时,王安石实行变法,他持不同政见,因而被外放到杭州、密州(今山东诸城县)、徐州、湖州等 地作地方官。后被新党中部分人罗织文字狱,兴起“乌台诗案”,下狱史狱,经救援出狱,贬为黄州(今 湖北省黄冈县)团练副使。旧党执政后,被招还,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但又与旧党意见分歧,遭排挤 出任杭州、颖州等地地方官。当变了质的新党再度上台,苏轼又被贬到惠州(今广东惠州)、儋州(今海 南岛儋县)等地,徽宗即位时遇赦北还,死于常州。 苏轼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各个艺术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 它的诗歌题材广泛,敢于反映现实生活。他的词,开拓了词的境界,其风格豪放婉约兼而有之。他的散文 挥洒自如,随物赋行,写景抒情,十分自然。由《东坡全集》。
七、唐宋八大散文家--苏辙(1039-1112) 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佑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后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为文以策论见长。工诗,亦能词,著有 《栾城集》五十卷、 《栾城后集》二十四卷、 《栾城三集》十卷、 《栾城应诏集》十二卷。
八、唐宋八大散文家--曾巩(1019-1083), 北宋散文家. 唐宋八大家之一. 字子固. 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 嘉佑二年(1057)进士. 历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实录检讨官, 官至中书舍人. 曾巩出自欧阳修门下, 完全接受了欧阳修先道而后文的古文创作主张, 而且比欧阳修更着重于道. 因此, 曾巩的散文在八大家中是情致和文采都较少的一家. 但曾文长于议论, 他的政论文, 语言质朴, 立论精辟, 说理曲折尽意. 如《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等都纡徐委备, 近似欧阳修文. 记叙文亦常多议论, 如《宜黄县县学记》、《墨池记》都于记叙中纵谈古今. 曾巩亦能诗, 今存诗400余首, 以七绝成就较高, 但为文所掩, 不大受人重视. 著作今传《元丰类稿》50卷, 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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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中国现代作家,原籍 河北省唐山市,原名张煐。1920年9月30日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一幢没落贵族府邸。下面是读文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当代优秀散文家张爱玲优美散文,供大家欣赏。
前两年看到一篇大陆小说《八千岁》,里面写一个节俭的富翁,老是吃一种无油烧饼,叫做草炉饼。我这才恍然大悟,四五十年前的一个闷葫芦终于打破了。
二次大战上海沦陷后天天有小贩叫卖:"马……草炉饼!"吴语"买""卖"同音"马","炒"音"草",所以先当是"炒炉饼",再也没想到有专烧茅草的火炉。卖饼的歌喉嘹亮,"马"字拖得极长,下一个字拔高,末了"炉饼"二字清脆迸跳,然后突然噎住。是一个年轻健壮的声音,与卖臭豆腐干的苍老沙哑的喉咙遥遥相对,都是好嗓子。卖馄饨的就一声不出,只敲梆子。馄饨是消夜,晚上才有,臭豆腐干也要黄昏才出现,白天就是他一个人的天下。也许因为他的主顾不是沿街住户,而是路过的人力车三轮车夫,拉塌车的,骑脚踏车送货的,以及各种小贩,白天最多。可以拿在手里走着吃——最便当的便当。
战时汽车稀少,车声市声比较安静。在高楼上遥遥听到这漫长的呼声,我和姑姑都说过不止一次:"这炒炉饼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现在好些人都吃。"有一次我姑姑幽幽地说,若有所思。
我也只"哦"了一声。印象中似乎不像大饼油条是平民化食品,这是贫民化了。我姑姑大概也是这样想。
有一天我们房客的女佣买了一块,一角蛋糕似地搁在厨房桌上的花漆桌布上。一尺阔的大圆烙饼上切下来的,不过不是薄饼,有一寸多高,上面也许略洒了点芝麻。显然不是炒年糕一样在锅里炒的,不会是"炒炉饼"。再也想不出是个什么字,除非是"燥"?其实"燥炉"根本不通,火炉还有不干燥的?《八千岁》里的草炉饼是贴在炉子上烤的。这么厚的大饼绝对无法"贴烧饼"。《八千岁》的背景似是共党来之前的苏北一带。那里的草炉饼大概是原来的形式,较小而薄。江南的草炉饼疑是近代的新发展,因为太像中国本来没有的大蛋糕。
战后就绝迹了。似乎战时的苦日子一过去,就没人吃了。
我在街上碰见过一次,擦身而过,小贩臂上挽着的篮子里盖着布,掀开一角露出烙痕斑斑点点的大饼,饼面微黄,也许一叠有两三只。白布洗成了匀净的深灰色,看着有点恶心。匆匆一瞥,我只顾忙着看那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食品,没注意拎篮子的人,仿佛是个苍黑瘦瘠中年以上的男子。我也没想到与那年轻的歌声太不相称,还是太瘦了显老。
上海五方杂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反而少见。叫卖吃食的倒都是纯粹本地口音。有些土著出人意表地肤色全国最黑,至少在汉族内。而且黑中泛灰,与一般的紫膛色不同,倒比较像南太平洋关岛等小岛(Micronesian)与澳洲原住民的炭灰皮色。我从前进的中学,舍监是青浦人——青浦的名称与黄浦对立,想来都在黄浦江边——生得黑里俏,女生背后给她取的绰号就叫阿灰。她这同乡大概长年户外工作,又更晒黑了。
沿街都是半旧水泥弄堂房子的背面,窗户为了防贼,位置特高,窗外装凸出的细瘦黑铁栅。街边的洋梧桐,淡褐色疤斑的笔直的白圆筒树身映在人行道的细麻点水泥大方砖上,在耀眼的烈日下完全消失了。眼下遍地白茫茫晒褪了色,白纸上忽然来了这么个"墨半浓"的鬼影子,微驼的瘦长条子,似乎本来是圆脸,黑得看不清面目,乍见吓人一跳。
就这么一只篮子,怎么够卖,一天叫到晚?难道就做一篮子饼,小本生意小到这样,真是袖珍本了。还是瘦弱得只拿得动一只篮子,卖完了再回去拿?那总是住得近。这里全是住宅区,紧接着通衢大道,也没有棚户。其实地段好,而由他一个人独占,想必也要走门路,警察方面塞点钱。不像是个乡下人为了现在乡下有日本兵与和平军,无法存活才上城来,一天卖一篮子饼,聊胜于无的营生。
这些我都是此刻写到这里才想起来的,当时只觉得有点骇然。也只那么一刹那,此后听见"马……草炉饼"的呼声,还是单纯地甜润悦耳,完全忘了那黑瘦得异样的人。至少就我而言,这是那时代的"上海之音",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邻家无线电的噪音,背景音乐,不是主题歌。我姑姑有一天终于买了一块,下班回来往厨房桌上一撩,有点不耐烦地半恼半笑地咕噜了一声:"哪,炒炉饼。"
报纸托着一角大饼,我笑着撕下一小块吃了,干敷敷地吃不出什么来。也不知道我姑姑吃了没有,还是给了房客的女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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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风,中国台湾著名散文家,江苏铜山人 。毕业于 台湾东吴大学,并曾执教于该校及香港浸会学院,现任台湾阳明医学院教授。下面是读文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当代优秀散文家张晓风优美散文,供大家欣赏。
我和俞大纲老师的认识是颇为戏剧性的,那是八年以前,我去听他演讲,活动是李曼瑰老师办的,地点在中国话剧欣赏委员会,地方小,到会的人也少,大家听完了也就零零落落地散去了。
但对我而言,那是个截然不同的晚上,也不管夜深了,我走上台去找他,连自我介绍都省了,就留在李老师那套破旧的椅子上继续向他请教。
俞老师是一个谈起话来就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我们愈谈愈晚,后来他忽然问了一句:“你在什么学校?”
“东吴——”
“东吴有一个人,”他很起劲地说,“你去找她谈谈,她叫张晓风。”
我一下愣住了,原来俞老师竟知道我而器重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也会留心当代文学,我当时的心情简直兴奋得要轰然一声烧起来,可惜我不是那种深藏不露的人,我立刻就忍不住告诉他我就是张晓风。
然后他告诉我他喜欢的我的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认为深得中国文学中的阴柔之美,我其实对自己早期的作品很羞于启齿,由于年轻和浮浅,我把许多好东西写得糟极了,但被俞老师在这种情形下无心地盛赞一番,仍使我窃喜不己。接着又谈了一些话,他忽然说:“白先勇你认识吗?”
“认识。”那时候他刚好约我在他的晨钟出版社出书。
“他的《游园惊梦》里有一点小错,”他很认真的说,“吹腔,不等于昆曲,下回告诉他改过来。”
我真的惊讶于他的细腻。
后来,我就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理直气壮的穿过怡太旅行社业务部而直趋他的办公室里聊起天来。
“办公室”设在馆前街,天晓得俞老师用什么时间办“正务”,总之那间属于怡太旅行社的办公室,时而是戏剧研究所的教室,时而又似乎是振兴国剧委员地的兔费会议厅,有时是某个杂志的顾问室……总之,印象是满屋子全是人,有的人来晚了,到外面再搬张椅子将自己塞挤进来,有的人有事便径自先行离去,前前后后,川流不息,仿佛开着流水席,反正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做学术上的或艺术上的打尖。
也许是缘于我的自入,我自己虽也多次从这类当面的和电话聊天中得到许多好处,但我却不赞成俞老师如此无日无夜的来者不拒。我固执的认为,不留下文字,其他都是不可信赖的,即使是嫡传弟子,复述自己言论的时候也难免有失实之处,这话不好直说,我只能间接催老师。
“老师,您的平剧剧本应该抽点时间整理出来发表。”
“我也是这样想呀!”他无奈地叹了口气,“我每次一想到发表,就觉得到处都是缺点,几乎想整个重新写过——可是,心里不免又想,唉,既然要花那么多功夫,不如干脆写一本新的…”
“好啊,那就写一个新的!”
“可是,想想旧的还没有修整好,何必又弄新的?”
唉,这真是可怕的循环。我常想,世间一流的人才往往由于求全心切反而没有写下什么,大概执着笔的,多半是二流以下的角色。
老师去世后,我忍不住有几分生气,世间有些胡乱出版的人是“造孽”,但惜墨如金,竟至不立文字则对晚辈而言近乎“残忍”,对“造孽”的人历史还有办法,不多久,他们的油墨污染便成陈迹,但不勤事写作的人连历史也对他们无可奈何。倒是一本《戏剧纵横谈》在编辑的半逼半催下以写随笔心情反而写出来了,算是不幸中的小幸。
有一天和尉素秋先生淡起,她也和我持一样的看法,她说:“唉,每天看讣闻都有一些朋友是带着满肚子学问死的——可惜了。”
老师在世时,我和他虽每有会意深契之处,但也有不少时候,老师坚持他的看法,我则坚持我的。如果老师今日复生,我第一件急于和他辩驳的事便是坚持他至少要写二部书,一部是关于戏剧理论,另一部则应该至少包括十个平剧剧本,他不应该只做我们这一代的老师,他应该做以后很多代年轻人的老师…
可是老师已不在了,深夜里我打电话和谁争论去呢?
对于我的戏剧演出,老师的意见也甚多,不论是“灯光”、“表演”、“舞台设计”、“舞蹈”他都“有意见”,事实上俞老师是个连对自己都“有意见”的人,他的可爱正在他的“有意见”。他的意见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但无论如何,我十分感动于每次演戏他必然来看的关切,而且还让怡太旅行社为我们的演出特别赞助一个广告。
老师说对说错表情都极强烈,认为正确时,他会一叠声地说:“对——抖抖抖抖抖—抖抖抖…”
每一个对字都说得清晰、缓慢、悠长,而且几乎等节拍,认为不正确时,他会嘿嘿而笑,摇头,说:“完全不对,完全不对…”
令我惊讶的是老师完全不赞同比较文学,记得我第一次试着和他谈谈一位学者所写的关于元杂剧的悲剧观,他立刻拒绝了,并且说:“晓风,你要知道,中国和西洋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一点相同的都没有!”
“好,”我不服气,“就算比出来的结果是‘一无可比’,也是一种比较研究啊!”
可是老师不为所动,他仍坚持中国的戏就是中国的戏,没有比较的必要,也没有比较的可能。
“举例而言,”好多次以后我仍不死心,“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悲剧里在最严肃最正经的时候,却常常冒出一段科浑——而且,常常还是黄色的,这不是十分相似的吗?”
“那是因为观众都是新兴的小市民的缘故。”
奇怪,老师肯承认它们相似,但他仍反对比较文学。后来,我发觉俞老师和其他年轻人在各方面的看法也每有不同,到头来各人还是保持了各人的看法,而师生,也仍然是师生。
有一阵,报上猛骂一个人,简直像打落水狗,我打电话请教他的意见,其实说“请教”是太严肃了些,俞老师自己反正只是和人聊天(他真的聊一辈子天,很有深度而又很活泼的天),他绝口不提那人的“人”,却盛赞那人的文章,说:“自有白话文以来,能把旧的诗词套用得那么好,能把固有的东西用得那么高明,此人当数第一!”
“是‘才子之笔’对吗?”
“对,抖抖抖。”
他又赞美他取譬喻取得婉委贴切。放下电话,我感到什么很温暖的东西,我并不赞成老师说他是白话文的第一高手,但我喜欢他那种论事从宽的胸襟。
我又提到一个骂那人的人。
“我告诉你,”他忽然说,“大凡骂人的人,自己已经就受了影响了,骂人的人就是受影响最深的人。”
我几乎被这种怪论吓了一跳,一时之间也分辨不出自己同不同意这种看法,但细细推想,也不是毫无道理。俞老师凡事愿意退一步想,所以海阔天空竟成为很自然的事了。
最后一次见老师是在国军文艺中心,那晚演上本《白蛇传》,休息的时候才看到老师和师母原来也来了。
师母穿一件枣红色的曳地长裙,衬着银发发亮,师母一向清丽绝俗,那晚看起来比平常更为出尘。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老师脸色不好。
“救风尘写了没?”我趁机上前去催问老师。
老师曾告诉我他极喜欢元杂剧《救风尘》,很想将之改编为平剧。其实这话说了也有好几年了。“
“大家都说《救风尘》是喜剧,”他曾感叹地说,“实在是悲剧啊!”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我总要提醒俞老师一次“救风尘”的事,我自己极喜欢那个戏。
“唉——难啊——”
俞老师的脸色真的很不好。
“从前有位赵先生给我打谱——打谱太重要了,后来赵先生死了,现在要写,难啊,平剧——”
我心里不禁悲伤起来,作词的人失去了谱曲的人固然悲痛,但作词的人自己也不是永恒的啊!
“这戏写得好,”他把话题拉回《白蛇传》,“是田汉写的。后来的《海瑞罢官》也是他写的——就是给批斗了的那一本。”
“明天我不来了!”老师又说。
“明天下半本比较好啊!”
“这戏看了太多遍了。”老师说话中透露出显然的疲倦。
我不再说什么。
后来,就在报上看到老师的死。老师患先天性心脏肥大症多年,原来也就是随时可以撒手的,前不久他甚至在计程车上突然失去记忆,不知道回家的路。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看,老师的心脏病突发倒是我们所可能预期的最幸福的死了。
悲伤的是留下来的,师母,和一切承受过他关切和期望的年轻人,我们有多长的一段路要走啊!
老师生前喜欢提及明代的一位女伶楚生,说她“孤意在眉,深情在睫”,“孤意”和“深情”原是矛盾的,却又很微妙地是一个艺术家必要的一种矛盾。
老师死后我忽然觉得老师自己也是一个有其“孤意”有其“深情”的人,他执着于一个绵邈温馨的中国,他的孤意是一个中国读书人对传统的悲痛的拥姿,而他的深情,使他容纳接受每一股昂扬冲激的生命,因而使自己更其波澜壮阔,浩瀚森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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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可以说是是继辛亥革命之后,又一大震惊中外的事件。下面是有五四运动优秀的散文家,欢迎参阅。
五四运动可以说是是继辛亥革命之后,又一大震惊中外的事件。它的爆发,同样来自于对外的放抗和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18年11月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中国打算作为战胜国之一,收回被德国占领的土地。但日本代表团却在和会上提出了极其荒谬的无理要求,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均将无条件归日本所有,日本这样做自然有日本的理由。段祺瑞上台后的1918年9月,段祺瑞派驻日公使张宗祥和日本政府交换了《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日本正是以《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为借口,提出这一系列条件。可没想到的是,中国代表陆徵祥竟准备签字认账。这一卖国行为很快被留日学生披露,并通电全国。北京,济南等地知道后,一些爱国分子组织示威游行,坚决反对中国代表在和会上签字。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12所学校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巴黎和会的决定;抗议安福系政府共谋,于1918年密允日本留在山东。和平地开始的示威者,后来打了一名亲日官员并烧了一个内阁次长的住宅。北京政府发动兵力抓捕了32名青年学生。事后不久又抓捕了陈独秀。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学生罢学,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徐世昌为此事伤坏了脑筋。接着,至少在其他200个地区爆发了学生动乱。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大约1150名学生胜利的走出监狱。陈独秀也在被抓捕了98天后释放。五四运动由于不是事先策划的,意义更为深远。五四运动的当天,不仅游行示威,北京学生还冲到了曹公馆,打算严惩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由于没有抓到曹汝霖,学生们心头怒气难平,就放火把曹汝霖家烧了。
五四作为一个事件,发生在政治,思想和社会的重要发展已经在进行的时侯,因而它既不是开端也不是顶点,尽管其名称现在常常被用来概括一个时代。
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人们终于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严酷的问题: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古老儒家传统制度和作为社会,政治统治一体的中国这两者并都继续存在,是否是不矛盾。人们选择后者,实际地就是由于今后的需要而选择民族主义。一旦国家的生存和兴旺被确定为首要的目标,民族主义的主题就一直占主导地位。中国历史这样波澜壮阔的一个时期是很可能以这样的水准,在这样一个时侯到来的。此外,即使在思想和文化的发展程度上,我们也必须认清种种限制。
“五四”运动所占大部分的是学生,其原因是学生所接受的思想不仅仅拘束于儒家传统思想,还有西方共产主义思想,用到当今中国的现状似乎很适合。可是20世纪初的中国,共产主义思想好像并不灵活。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体系在中国传承了近千年,都想突然转变成现代共产主义思想。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吧!既然”五四”运动己经爆发,那它爆发也代表着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取得了明显成功。
伟大的五四运动熬爱国运动从此掀开了中国新民主革命的新篇章,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比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更为波澜的中国国新民主主义的序幕就此拉开。
看过五四运动优秀的散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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