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任正非是民营企业家吗相关的共3个结果: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记者正式采访过任正非,没有任何一个记者拍摄过任正非出席各种会议的照片。国内外各种高层次会议、颁奖大会的主办单位都邀请过任正非,但他拒绝出席一切颁奖活动,拒绝参与任何与华为的客户没有关系的会议。
“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多次将任正非列为备选人物,但任正非一直拒绝参选。该活动的策划人许文广很无奈,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很多专家和我们都认为他没有入选是一个遗憾,但是他有自己的原则,不参与任何媒体的活动,我们只有尊重他的选择。”
除了对于外界给予华为以及他本人的荣誉,任正非一概拒绝外,对于外界对他以及华为的质疑,甚至是恶意中伤,任正非从来都只选择沉默,从不去辩解。可谓我行我素,好坏任人评说,我自岿然不动。
1992年,任正非的公司来了一个名叫李一男的实习生。身材瘦削,华中理工大学二年级硕士研究生的李一男很快引起了任正非的注意。爱才如命的任正非,没有顾及这个实习生的身份,竟然委任他主持研究开发一个技术项目,为此,华为还特意购买了一套二十万美元的外国设备。后来,由于市场形势急转直下,该研究项目搁浅,买来的那套设备没有派上用场。任正非没有怪罪这个同学一句,反倒对有意见的同仁说,那是培养年轻人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1993年李一男正式进入华为。仅仅两天时间,李一男就被任命为华为工程师。这年,他23岁:两星期后,因解决了一项技术难题,他被破格提升为高级工程师;半年后,因工作出色,他出任华为最重要的中央研究部副总经理;两年后,因为华为在C&C08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的研制中贡献突出,李一男被提拔为中央研究部总裁以及华为总工程师;四年后,李一男已经坐在了华为副总裁的职位上,这一年,他刚满27岁,是华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总裁。
李一男对技术发展趋势,对产品走向具有惊人的敏感度和准确的把握能力。华为也给李一男提供了足够大的舞台。任正非甚至把李一男作为了自己的接班人。李一男在华为可谓前途无量。
但是,李一男后来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举动——辞职创业。任正非虽然不太舍得,但依旧表现出了非凡的大度,华为给李一男开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会,任正非明确地告诉李一男,什么时候想回华为,华为的大门永远为他敞开。
随后,刚过三十岁生日的李一男带着价值一千多万元的华为设备和一批研发、销售人员到北京,并于2000年底创办了港湾网络公司。
李一男走到时候,正是任正非发出“华为的冬天”即将来临的预言后不久。此时的华为,正处在内外交困时期。华为内部许多人,仿效李一男出去“创业”,部分华为人甚至偷盗华为的技术及商业秘密,推动华为公司分裂。
任正非并没有把责任完全推到李一男身上。他认为:“真正的始作俑者是西方的基金,这些基金在美国的IT泡沫破灭中惨败后,转向中国,以挖空华为,窃取华为积累的无形财富,来摆脱他们的困境。”
此时,许多华为人在风险投资的怂恿下,偷取华为的技术机密与商业机密。华为的竞争对手也趁机利用那些出去创业的华为人创办的公司制约华为,一时间,众多研发骨干、市场骨干心态浮躁,出去搏一把的冲动不断闪耀。很难想象,一旦华为的骨干力量纷纷出去自立山头,华为的未来将会怎样?
华为迅速采取措施,加强信息安全、交付件的管理,逐步使研发稳定下来;加强了市场体系的干部教育与管理,市场崩溃之风停住了。任正非亲自主持召开干部大会,稳定组织,调整士气,终于把华为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华为虽然稳定了,但来自外部的威胁和烦恼并没有完全消除。
在风险投资的操纵下,港湾网络准备于2004年9月在香港或纳斯达克上市。任正非清楚地知道,港湾网络背后的风险投资人才是华为真正的敌人。
收购港湾网络后,任正非曾说:“如果基金这样做在中国获得全面胜利,那么对中国的高科技是一场灾难,它波及的就不只有华为一家了。因此,放任,对我们这种管理不善的公司是一个悲剧,我们没有退路,只有坚决和基金做斗争。”
“当然你们在风险投资的推动下,所做的事对华为造成了伤害,我们只好做出反应,而且矛头也不是对准你们的。”任正非后来表示。
港湾网络筹备上市前夕,华为向港湾发出了律师函,警告港湾网络侵犯了华为的知识产权,导致港湾网络上市计划流产。风险投资想通过上市退出的路子被堵死了,惟一退出的途径就是转手。
2006年5月10日,美丽的杭州。阔别五年后,李一男与任正非首次见面。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没有什么玩玩绕绕,我们也不纠缠历史;大家对历史会有不同的看法,交流会造成矛盾。我们面向未来,加强沟通,达到相互信任。公司处在全球历史性大发展时期,如果你们想通了,双方工作小组也能达成一致,你们的回归将对中国科技史都是一部贡献。不一定会说你们输了,我们赢了,应该说我们是双方都赢了。”
任正非强调,华为与港湾网络之间真正的出路是重新走向合作。他坦承地对老部下说:“不要担心会算计你们,会合理地给你们安排职位的,不光是几个,而是全部。”
对于港湾网络问题,任正非曾经这样解读:“对这五年来说,没有你们离开公司,我们还发现不了公司这么多严重的问题。我曾经说过我们的队伍要好好教育一下。我们幸亏也没有太急躁,促成内部矛盾激化,通过这五年的调整逐步稳定下来了。”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了所有行业,家纺行业的发展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制约。为了寻求出路得到更大发展,陈成象选择屈身到另一家集团担任董事长助理,向前辈亲身学习经营之道,修炼内功。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每个成功企业家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心酸奋斗史,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著名企业家的故事
黄恺的低调早有耳闻。但当这个来去匆匆的高瘦男孩,端着纸杯子出现在记者面前时,还是让人觉得意外:一件紫色的横条毛衣(如果留心注意,他曾几次穿着这件衣服出镜接受采访),随意裹在身上的宽大棉服、运动鞋、凌乱的发型……如果在街上遇到,一定以为他是中关村某公司做IT的。谁能想到,这个表面上毫不起眼的年轻人就是三国杀的创始人,如今,他更是登上了《福布斯》中文版三十岁以下创业者的榜单。
提起自己这次上榜,黄恺显得十分平静:“我的宣传通知我,我要被选进《福布斯》榜单了,也没人征求我的意见,反正我觉得周围也没人看这个。”
采访中,他时而自信,谈到“游戏是一门艺术吗”,他笃定地说,“当然是,游戏太是艺术了,和创业家比,我更承认我自己是艺术家”。时而感性,“我最近看《源代码》,在电影院里哭得稀里哗啦的”。时而和记者辩论起“达芬奇是个感性的人还是理性的人。”但更多的,是他在采访过程中几乎一直保持着的“云淡风轻,处变不惊”的状态。
每个问题,他都会思忖良久后慢慢作答。他会在回答一个问题时突然思维跳跃,然后又不留痕迹地绕回主题。只有在谈起他面前桌上摆满的桌游产品时,他才略显激动,语速加快。
然而这样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却总能化百炼钢为绕指柔。面对不想回答的问题,他会巧妙地绕开、推回并反问记者;问到创业初期的艰难,他会问宣传:“哎,我不记得了哎,你说,我有过什么艰难啊?”当记者让他用一个词评判自己,他会说:“我很少评判自己,你看见我是什么样,我就是什么样。”最后拗不过,只得说,“如果非要贴一个标签的话,我觉得低调可以算一个吧”。
的确,低调如他。就像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三国杀,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它背后的黄恺一样。
“他们不让我玩电子游戏,那我只好自己做游戏玩。”
如果说“天分”这个概念真实存在的话,黄恺一定是有桌游天分的。10岁,在大多数男孩子还在外面灰头土脸疯跑疯玩儿的时候,黄恺已经开始自己做游戏了。因为父母是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所以对黄恺管教很严不让他玩电子游戏,甚至把他的漫画都封起来禁止他看。在硬件条件不足的情况下,黄恺自己做了很多桌面游戏。他在纸上画地图、画小人,在地图上打仗。这个游戏被他周围几个比较铁的哥们儿从小学一直玩到初中。
上了高中,热爱游戏的黄恺就给自己定了个小计划:以后一定要考个和游戏相关的专业。但那时国内还没有游戏专业。直到高考时,他发现了传媒大学新出的游戏专业。“就好像被提醒了一样,那个专业好像远远地告诉我,这就是我想要的,很宿命的感觉。”
“三国杀有很多优势是杀人游戏没有的。”
如愿上了自己从小就喜欢的专业,黄恺开始寻求更广阔的桌游领域。在网上,他了解到了国外桌游的发展,于是主动寻找国内桌游的门路。“但在国外桌游发展的几十年期间,国内是一点都没有发展的。”阴差阳错间,黄恺在大二的时候去了西直门的一家桌游吧,“那有可能是全国最早的桌游吧了”。在桌游吧里,一小撮人玩着国外的桌面游戏,这个场景让黄恺感触颇多。“我当时在想,有没有一款桌游的题材和概念是可以让中国人方便接受的,不会像国外桌游那样难以领会。”
2000年时,杀人游戏在国内开始流行起来,但到2007年以后,逐渐开始没落。黄恺看着杀人游戏从辉煌到衰败,看着很多“杀人”吧经营不下去,一家家关门,感触良多。“我当时觉得这个游戏不那么耐玩,也有很多局限性。接触了很多国外桌游后,我想设计一款可以改变杀人游戏的局限性,又可以融合本国特色的桌游。”
然而“三国”的题材也不是黄恺一开始就确立的。他之前想过很多题材,甚至想把大学同学、老师、教导主任都作为角色编到游戏里。“但最后放弃了这个想法。类似的想法蹦出了一个又一个,随着想法深入后又不断被否决。就连想到三国的题材后,也经历了漫长的设计过程。”
“三国杀淘宝店的最佳客户就是杜斌。”
一开始把自己做的三国杀放到网上去卖,黄恺只是想赚点零用钱而已。“最开始的两个月只卖出去一两套,但是第二个季度就能达到十几、二十套。那段时间的发展速度是比较惊人的。”
黄恺实话实说,这样的好销量一开始是没想到的。但他有一种直觉,一定还有很多像他一样喜欢桌游的人会接触到并喜欢上他的产品。
的确,黄恺做的手工三国杀在淘宝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积累,玩的人越来越多,清华、北大、广院的客户纷纷反馈,说非常喜欢这个游戏。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游卡桌游的CEO杜斌了。
杜斌当时在清华读博,因为一个瑞典朋友,也接触到了桌游。为了了解国内的桌游情况,他随手在淘宝搜了一下,结果搜到了黄恺的三国杀。而后杜斌和黄恺一拍即合,成立了桌游创意公司。
本着对淘宝累积销量的反馈,黄恺清楚地认识到,在现有环境下做桌游创意,前景还是不错的。“反正投入的也不多,就算是小小的冒险,也不会赔掉太多,还有很多后路可以走的。”于是在租住的小房子里,黄恺、杜斌和相熟的三四个同学组建了“游卡桌游工作室”。
“每当产品做出来时,就觉得当初的争论其实没那么重要。”
提起最开始创立工作室的日子,黄恺回忆起来都是满脸的笑:“那个时候最欢乐的就是,大家每天混在一起,出了游戏测试,就都凑在一个小屋里玩儿。包括给我们做卫生的阿姨,那时候也玩得很不错,现在已经是我们公司管库房的资深员工了。”
一直到2008年夏天,加入工作室的人越来越多,杜斌和黄恺终于决定成立公司。但人多的地方就有江湖,黄恺和他的公司成员们经常因为概念或者意见不同引发争执。“因为桌游这个事物太新了,大家都没有什么有说服力的观点,所以就从讨论,到针锋相对,最后演变成唇枪舌战,甚至会闹一些情绪。但是最后肯定会做一些让步,多半是我让步。”黄恺说完大笑。“因为我有我的理念嘛,我会在一些非常细微的细节上较真,比如我之前接触国外桌游比较多,国外都是顺时针进行,但大家都觉得可能逆时针操作起来会更方便一些……就是这些小细节,我们都会为自己心目中完美的想法去争论。”说完后,黄恺顿了一顿,补充道:“都是为了游戏。”
“躺在床上大脑供血量多一些。”
身为游卡桌游的创意总监,黄恺的大部分工作是设计好玩的游戏。最近,他也遇到了压力。“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国内没有人做的,就算在国外,这种以一个公司的形式研发桌面游戏的模式也是非常少见的。”因为客观原因,黄恺经常要在游戏的产品质量和出品时间之间做权衡,做妥协。“肯定是要有一些取舍的,如果我因为一些事情较真,肯定会影响产品的运作周期。”提起这些不得已的情况,黄恺满脸无奈。
“我习惯于把很多问题自己憋着想,很少和别人讨论,可能我老觉得这个问题我自己一个人能搞定。”提起自己事业的坎坷,黄恺不得不老实承认自己的处事方法,“如果自己实在想不出来,要么放弃,要么找另外一条路,但就是很少拿出来和别人说。”
“那你灵感枯竭的时候怎么办?”记者问。“我最喜欢的方式就是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慢慢想,因为躺在床上大脑供血量比较多一点。”说完黄恺又忍不住笑起来。
“其实桌游最主要的标准就是能玩。”
现在,黄恺手下带领着四五个设计师,在开发新桌游的道路上奔波。现在市面上的桌游产品黄恺也会关注,但是“一些原创的桌游时间都还不够长,都是这几年刚刚做出来的,需要市场和时间的考验,还有很多都有点急功近利了。一款游戏,如果只是为了一个比较古怪的题材,而忽视了游戏内涵、美术、产品包装,这样的游戏是不行的。但是也有一批比较优秀的作品,比如《风声》,我自己就很喜欢。”说到桌游产业,黄恺侃侃而谈。
“衡量一款桌游,最基本的标准就是要公平。”黄恺的公司有一套衡量游戏的标准,每出一款游戏,他们就要按照标准严格打分。“分数比例最高的是包装和产品美术设计,因为这些都是非常直观的东西,能让玩家一眼就喜欢。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游戏的平衡性和公平性,这也是让玩家持续玩游戏的根源。剩下的比例都不太大。”
“但是每款游戏都有自己的饱和度,三国杀、网游都是这样。”谈到今后桌游的发展趋势,黄恺有自己的担忧,“而且桌游这个圈子现在很小,除了三国杀,其他游戏的流行程度都不太大。”黄恺说,自己要在三国杀的品牌上,建立更多的游戏,让三国杀成为桌游的桥梁:“我要利用群聚效应,让不玩桌游的人通过三国杀接触桌游,再让已经接触桌游的人多玩一些不同类型的游戏,试着做到让大家不会对某个游戏产生厌烦吧。”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