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优秀散文（通用3篇）

进入二十一世纪,散文创作仍然欣欣向荣、气象万千,成为文学园地一道亮丽的风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21世纪优秀散文，供大家欣赏。

1世纪优秀散文：千年如在觅诗魂

上个世纪最后一年的高秋，诗人余光中首度访湘。由岳麓书院开坛演讲至汨罗屈子祠挥毫赋诗，由岳阳楼畔即兴题词至在常德诗墙刻有其名作《乡愁》的石碑前握手言欢，我全程陪同，历时半月，最后在张家界机场话别。他飞香港转赴台湾，我则回返潇湘的腹心之地长沙。在检票处的入口，眼看近在咫尺即将远隔天涯，余光中在挥一挥衣袖的同时，回头笑向我说：“元洛兄，君向潇湘我向秦，再见了!”

余光中临行借用的，是晚唐诗人郑谷名诗中的名句。郑谷，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市)人，约生于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距今已千有余载。唐懿宗八年(公元867年)他年方弱冠之时，游历江淮，自春徂夏，然后远赴长安参加秋试，在扬州瓜洲渡与友人告别时作《淮上与友人别》一诗：“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

在古典诗歌史上，咏叹与友人离别之情的诗可谓多矣，在郑谷之前的初唐、盛唐与中唐，此类题材的佳篇也早已如繁华照眼，但郑谷之作较之前人的顶尖作品，虽不能说后来居上，至少也不遑多让。景物的点染铺垫，遣词的复沓回环，结句的君我与去向的两两对举，均可见他力求新创的不凡才情。不然，余光中怎么会熟记成诵、脱口而出?余光中所去之地，并非今日西安昔日之长安，而是孤悬东海之中的宝岛，但“秦”毕竟是远离中原僻远之地的象征，后生晚辈的余诗人如此巧借，郑谷有知，当也会欣然首肯而抚髯一笑吧?

郑谷生逢晚唐，时当末世。如日中天的盛唐已经成为过去的光荣与梦想，唐王朝好像西山的落日，就要举行闭幕礼了。而晚唐的诗歌呢?虽然盛唐气象不再，有如晚霞，但也闪耀着它独有的炫目的色彩，引人回望。

晚唐诗坛除了杜牧与李商隐这两个“重镇”之外，也还有不少名家捧场，郑谷就是其中的一位，《四库提要》甚至还说他“固亦晚唐之巨擘矣”。我虽乃当代之湘人，却也与唐代之赣人郑谷“缘”接千载：因为我早已读过他的全部诗歌并心仪其中的佳作;因为他的父亲郑史咸通初年曾任永州刺史，他七岁时随父去湘，有诗歌咏岳阳楼，此诗虽已失踪，但他的《卷末偶题三首之二》仍有“七岁侍行湖外去，岳阳楼上敢题诗”之句以记其事;因为中国诗歌史上记载不少“一字师”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一则说的就是他和诗僧齐己，而齐己正是湘人。此外，就是余光中引其诗而和我话别了。什么时候，我能一游他的故里，于千年后去寻觅他的诗魂呢?

上年高秋，我中学与大学的同窗李谷虚兄，邀我前往一偿夙愿。郑谷当年还乡是马蹄得得，我今日从长沙前去还愿则是车轮滚滚。不及细赏城区的容貌风光，我一心只去寻觅郑谷的遗踪旧事。

明代正德年间《袁州府志》记载说：“崇桂坊，府治西二十步，唐郑谷登第名。”郑谷世居袁州府城西门之外，地在城郊。其时宜春城小人稀，今日已俨然都会。我们驱车往西，只见马路纵横，路边的楼房鳞次栉比，路上的车辆踵接肩摩，更有新兴的宜春学院在平野摊开它豪阔的幅员，哪里还寻得到“崇桂坊”的影子?

宋词人张先有“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之辞，人称之为“张三中”，又有“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飞絮无影”之句，人又曰之为“张三影”，其《一花丛》结句为“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盛传一时，连欧阳修都倒屣相迎作者，并称之为“桃杏嫁东风郎中”。其实，早在唐代，读者就已经以名作名句中的关键词为作者命名了，例如晚唐的赵嘏，其《早秋》诗有“残星数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之语，杜牧激赏之下就称其为“赵倚楼”。郑谷呢?他下第南游，曾赋《燕》与《鹧鸪》两首七律，前者开篇即是“年去年来来去忙，春寒烟瞑渡潇湘”的清词丽句;后者则让他以此得名并成名，人美称其“郑鹧鸪”，仿佛今天的知名注册商标：“暖戏烟荒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游子乍闻征袖湿， 佳人才唱翠眉低。相呼相应湘江阔，苦竹丛深日向西。”

我们在宜春的大街小巷东寻西觅，听不到郑谷的哪怕一声謦咳，也觅不到今人纪念他的任何标识。谷虚告诉我，他上世纪60年代之初来宜春时，尚有一条街道还名为“鹧鸪路”，待至后来拓建时，就弃旧图新易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风大街”了。我不禁联想到中唐籍贯浙江建德的诗人徐凝，他有《忆扬州》的著名绝句：“萧娘脸上难胜泪，杨柳眉头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多年前我也烟花三月下扬州，一座城门高悬的匾额上赫然入目的就是“徐凝门”三字，而路经一条宽阔的马路，其大名竟然就叫“徐凝路”。目击身经，我当时对扬州人的眼光胸怀与文化品位，不免肃然起敬。此时，对照郑谷，我当然也难免感慨系之。

郑谷，是宜春历史上土生土长的有数的文化人物。懿宗咸通年间，尚未中举的他就与许棠、张乔等名诗人并称“咸通十哲”。僖宗光启三年(887年)他进士及第，曾为县尉，历拾遗、补阙，昭宗乾宇四年(897年)擢都官郎中，人称“郑都官”。八年后之天佑元年，军阀朱全忠焚烧长安，胁迫唐哀帝李柷迁都洛阳，图谋篡位，唐朝即将寿终不正之寝，郑谷乃弃官回乡，寓居于州城西北秀江河边化成岩之北岩别墅。化成岩一带今日已辟为“化成公园”，那里是否还有遗迹可寻呢?

我们急急渡江而西，只见千年前的郊野之地，今日也已街衢纵横。秀江之畔，公园之侧，一座古物翻新的庙宇照例香火鼎盛。公园空旷清幽，平地上有人声熙攘的门球场，山坡上有幼儿园和其他不明其详的单位之房舍，只是没有任何有关郑谷的即使是介绍性的文字。郑谷晚年居停的北岩别墅的方位究竟在何处?无人知晓。我问仍然青峰耸翠的化成岩，它也沉默是金，拒不作答。但它还应记得郑谷写于此间的名作《雪中偶题》吧：“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赞扬郑谷时说：“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如此宝贵的地方文献，流传久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怎么不刻石立碑于公园里供游人一开眼界呢?

唐王朝灭亡后，郑谷离开化成岩隐居于宜春之仰山。仰山，为武功山的支脉，以“山势高耸万仞，可仰而不可登”而得名，过去声名赫奕，为袁州镇山。郑谷在仰山东庄筑堂读书，并将回乡后所作百余首诗结为《宜阳集》，后人遂将他隐读之山称为“书堂峰”。今日之宜春，明月山乃车水马龙的热门景点，仰山已少为人知。我既来宜春，当然要去仰山瞻仰，驱车前往，名为古庙河的溪河伴我们前行，一路潺潺汩汩着我听不清听不懂的俚语方言。车至山脚的“渚田”，谷虚告诉我郑谷的《野步》一诗写的就是这里，他随之以湘音朗吟起来：“翠岚迎步兴何长，笑领渔翁入醉乡。日暮渚田微雨后，鹭鸶闲暇稻花香。”

路转峰回，由夏日吟唱至高秋的蝉声为我们殷勤带路，到得书堂峰山腰，谷虚指着一处杂草丛生的狭窄地坪说：“民间父老相传，这里就是读书堂的遗址了。”湖南诗僧齐己是郑谷的铁杆粉丝，前后写给郑谷的诗有18首之多。他千里迢迢来读书堂拜会郑谷，郑谷将其《早梅》诗的“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改为“昨夜一枝开”，遂成千古佳话。我对谷虚说：“现在有多少人知道，‘一字师’的故事的原产地就是这里呢?”

环目四顾，寂寂无人，青山仍青着从唐代以来就青着的青色，溪涧仍溪着从唐代以来就溪着的溪声，只是再也寻不到郑谷的一角衣衫，半枚履印，再也找不到读书堂的一截断瓦，半口残砖，诗人早已走进了云烟深深深几许的历史。蓦然回首，山林间居然有一匹悠闲的白马，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地低头嚼着青草，那该是当年郑谷的坐骑的子孙后裔吧?

且让我纵身而上，快走踏清秋，从古驿道直去唐朝。

2世纪优秀散文：忆大山

贾大山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去世以后，在他的家乡正定，在他曾默默耕耘了二十多个春秋的当代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昔日的同事、朋友和所有认识他、了解他的善良的人们，无不在深切地怀念他，许多文学界的老朋友和他家乡的至交，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篇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一个虽然著名但并不算高产的作家，在身后能引起不同阶层人士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文坛、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如此丰厚的纪念文字，可见贾大山的人格和小说艺术是具有何等的魅力。

1982年早春，我要求离开中直机关到基层锻炼，被组织分配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那时，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其《取经》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原来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到正定工作后，更是经常听到人们关于贾大山的脾气、性格、学识、为人的议论，不由地让人生发出一种钦敬之情。特别是我们由初次相识到相熟相知以后，他那超常的记忆、广博的知识、幽默的谈吐、机敏的反应，还有那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真挚热情、善良正直的品格，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到正定后，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

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大山居住的小屋，相互问候之后，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闲聊，文学艺术、戏曲电影、古今中外、社会人生，无所不及，无话不谈。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谊。临别时，他还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近平，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但神交已久啊!以后有工夫，多来我这儿坐坐。”他边说边往外送，我劝他留步，他像没听见似的。就这样边走边说，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

此后的几年里，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记得有好几次，我们收住话锋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1982年冬，在众人举荐和县领导反复动员劝说下，大山不太愿意地挑起了文化局长的重担。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在任期间，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

作为一名作家，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他率真善良、恩怨分明、才华横溢、析理透澈。对人们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

大山是一位非党民主人士，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和灾害的时候;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发生局部动乱的时候，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的更为强烈和独特。他利用与基层民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充分调动各种历史和文化知识，以诙谐幽默的语调，合情入理的分析，乐观豁达的情绪，去劝说人们、影响人们，主动地做一些疏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同时，他更没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尽情地歌颂真、善、美，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我在正定期间，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记得1985年5月我即将调离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我到南方以后，曾经给大山去过几封信，只是大山甘于恬淡寂寞，不喜热闹，未有及时回应。以后我也因工作较忙，很少给他写信了，只是偶尔通个电话，送上衷心的问候和祝愿。我还曾多次让人捎信儿，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他总是说我担子重、工作忙，不愿给我添麻烦。虽然接触联系少了，但我们之间的友情并未随日月流逝而淡漠，他常向与我联系较多的同志探询，密切关注着我的工作情况和动向，我也经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询问他的身体、工作和创作状况。每次见到正定的同志，我都请他们给他带去一些薄礼。每年春节前夕，我总要给他寄上一张贺卡，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

1991年春节，在离开正定6年之后，我受正定县委之邀，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的第二故乡—正定。我抽时间专程到家里看望大山。那时他已主动辞去了文化局长职务，到县政协任专职副主席了。他依然那样豁达乐观、诙谐幽默，依然那样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并依然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坚持着他的小说创作。那年，他还不到50岁，正当精力充沛、创作欲望非常强烈的黄金时期。他告诉我，什么小说在哪个杂志发表了，什么小说被哪几家刊物转载了，正在构思或写着什么，显得非常兴奋。那次相见，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能长谈，便依依惜别了。

1995年深秋，我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已做了手术，尽管说手术相当成功，还是给关心他的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我不时打听着他是否康复的消息，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他的病情不见好转，却一天比一天更瘦了。后来，听说他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扩张治疗，能吃进一些流食了。再后来，听说又不行了，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诊断检查。刚好，我那几天正在北京开会，便抽空到医院去看望他。见到他时，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样，只见他面色憔悴，形体枯槁，蜷缩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只有那两只深深凹陷进去的眼球，还依然闪耀着流动的亮光。他看到我进来，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激动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稍微平静些后，他就给我述说病情的经过。我坐在他的床头，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那次见面，我们两人都显得非常激动，因为我知道，恶魔般的细胞，此时已在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面积扩散。我不忍心让他在病疼之中再过于激动，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临走，我告诉他，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1997年2月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三，我又一次回到正定，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看望大山。这时的大山，身体的能量几近耗尽，他的面色更加憔悴，形体愈显瘦小，声音嘶哑，眼光浑浊，话语已经不很连贯，说几句就要歇一歇。此时我心中已有一种预感—恐怕大山的驾鹤西去为期不远了。至此，一股悲怆的情绪油然而生，我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大山的手，泪水溢满了眼眶。这时的大山，却显得非常平静，倒是先安慰起我来。我提出再和他照张合影，他笑着说：“我已瘦成这样，不像个人样儿了，叫人看见怪吓人的呀!”他虽是这样说，可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和大山，也是大山和别人最后的一张合影。

2月21日，在我刚刚离开正定才十来天，突然接到电话告知—著名作家贾大山于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岁。

噩耗传来，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兄长。我多么想亲自去为他送行，再看他最后一眼哪!无奈远隔千里，不能前往，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以示沉痛悼念了。

大山走了，他走得是那样匆忙，走得是那样悄无声息，但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精神，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长留人间。#p#副标题#e#

3世纪优秀散文：望柳庄

不少人都是通过我的笔知道了格尔木[注]城的这个望柳庄。可是，有谁知道格尔木城起始于望柳庄，有谁知道望柳庄的第一棵柳树何时栽下，又有谁知道一位将军在飞雪的戈壁滩播种春天的故事。

五十年前的那个初春，昆仑莽原上弥漫的风沙卷着雪粒石子在狂吼，格尔木混沌一片。春天在哪里?

一位军人攥着一棵柳树在敲格尔木冬眠的门：醒来吧，我要给你换新衣!他挥锹铲土，一愀铲下去，沙地上就铲出了个盆状的坑坑，格尔木的第一棵树便栽在了这坑里。这个军人就是修建青藏公路的总指挥慕生忠将军。

还是在修路队伍离开西宁途经湟源县城时，慕生忠买了一百棵杨柳树苗。 [甲]他对随行人员说：“我们要做第一代格尔木人，我们要在尔木扎根安家。人和树一起扎根这根才扎得牢靠!”

一百棵树苗，都栽在了刚刚撑起的帐篷周围。一共两大片，杨柳分栽。第二年.这些小苗落地生根，绿茵茵的叶芽把戈壁滩染得翠翠的，叫人看着眼馋。将军给两片树林分别命名为“望柳庄”和“成荫树”。

直到现在，第一次看到望柳庄的情景还历历在日。那天午后，我从拉萨执勤回到格尔木，车刚行驶到转盘路口就抛锚了。我无法承受迎面扑来的风沙无情的撕打，便顺势走向路，的一排平房，站在了房檐下。一抬头，门楣的方砖上“望柳庄”三个红漆大字，格外醒目。也就在这时候，我发现平房前的沙滩上横七竖八地半躺半立着一棵棵树苗。这就是将军带领大家栽的那些柳树，有的已经被沙土埋得不见真面日了。这些树站在冬风与春风之间，经受着风沙的考验，他们要告别寒冬实在不容易;要把春天迎来，路途也很艰难。在我的感觉里，他们是亭亭站立的硬汉子⑴。此时，昆仑莽原突然间变得亲切起来，我的眼前仿佛绿树成荫，鲜花遍地。

风沙还是那么大，可它绝对吹不走我心中这春天的世界。

听说，当风沙停止以后，慕生忠带着同志们把那些倒地的树苗—棵—棵都扶了起来，培好土。[乙]他边收拾残局边对大家说：“吹倒一次，咱扶它一次。吹倒一百次，咱扶它一百次，直到它可以结结实实地站在沙滩上为止。”

又是一个烈日暴晒的午后，我看到望柳庄前不远的戈壁滩上.一群人围着一个坟堆默默静立，空气好悼凝固了一样。埋的什么人?我心中疑惑着。

弄清真相后来的事。望柳庄有三株柳树死了，慕生忠把三棵死去的柳树掂在手中，端详了几番又几番，末了，【丙】他说:“它们毕竟为咱格尔术绿了一回，是有功之臣。应该把它们埋在沙滩上，还要举行个葬礼。”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土丘-----独特的柳树墓。这戈壁滩上死去的树，人们没有遗忘它，常有格尔木人给那土丘浇水。谁也没想到。人们有心无意浇的水，晓醒了死去的柳材。到了第二年夏天，土丘上冒出了一瓣嫩芽儿。那芽儿一夭一个样.由小变大_由低变高……

经过了一次死亡的墓柳，活得更潇洒更坚强了。青铁的叶子泛着刚气，粗褐的枝干储存着力量。大风刮来它不断腰，飞沙扑面它不后退，寒冬腊月它依然挺立。

时间年年月月地消逝着。望柳庄前的柳树越来越多，树片越来越大。杨柳成林，浓密成荫……

青藏公路通车到拉萨后不久，彭德怀元帅来到格尔木，就住在望柳庄。[丁]慕生忠对彭老总说，自己百年之后，就安葬在格尔木，这样能天天望见昆仑山。自己这一辈子什么都可以舍弃，就是离不开格尔木.离不开昆仑山。

1994年10月18日，84岁的慕生忠将军在兰州与世长辞。10月28日，将军的子女们护送着他的骨灰，踏上了昆仑山的土地……

随着将军的骨灰洒向高天，昆仑山忽然飞起了漫天的雪花，天地皆白!

此刻，覆盖着积雪的望柳庄格外庄严、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