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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历史名人故事(通用三篇)

历史故事不仅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它符合七八年级学生学习的心理特征,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近代历史名人故事。

近代历史名人故事3:在苦难与荣光中奔跑

这是一个关于苦难与坚持的故事,关于人生坚韧和超越的命题。故事的主人公唐锡中,36岁,湖南经仕集团董事长,一个“上不着天、下不挨地”的“70后”商人。

唐锡中的故事从一长串苦难的记忆中开始。

1979年3月18日,7岁的唐锡中用背篼背着一个10多公斤重的冬瓜,步行了3个小时的山路后,到株洲去看望在城里当工人的爸爸。在一个计划经济依旧坚挺、城乡差别横亘的年代,乡下人进城,通常要给城里的人带点像样的东西。

第一次进城便成了刻骨铭心的伤痛。走到株洲终究太远,为求捷径,他决定攀爬一辆路过的拖拉机。贴切的场景是:他背着冬瓜,拽着后车板,努力往车里头爬。车突突地前进,拖着他打战的双腿直往前奔……

100米后,他手一松,而后连人带瓜被甩了下来。牙齿磕在石子路面上当即出血,身子翻滚,冬瓜不知去向,路面上一道长长的血印……

“小时候家里太穷,最单纯的动机只想吃顿饱饭,农村人总以为离开农村最好,离开农村就意味着能吃上饱饭。”

打从记事起,唐锡中脑海里体会最为深刻的就是两个字:贫穷。“18岁之前,没有自己固定的床铺。所谓的床,是用红砖和稻草堆成的类似北方的炕一样的东西。腰板硌得生痛,骨节咯咯直响,冬天冻得嗖嗖直抖……”

进城之后,父亲经常加班,他因此时常饿肚子,“两三天是常事”。有一次“几乎就要饿晕过去”的他,忍不住抓起一个刚起锅的油饼往大街上跑,被店老板捉住,一个油勺迎面打来,头上从此多了一个油圈一样的伤疤。后来一个戴近视眼镜的老师给了他一个半馒头,这成了唐锡中进城3年里唯一未被歧视也略感温暖的记忆。

彼时,国家结束了多年的混乱,经济建设开始被高层纳入未来中国发展的轨道。

在株洲,对小摊小贩们铁板一样的管制也开始松动。唐锡中的商业生涯由此开始,1980年暑假的夏天,父亲出了12块钱,在熙熙攘攘的路边支了个摊,他开始卖凉茶。

在满街都是凉茶摊的现实环境下,8岁的唐锡中不得不关起门来琢磨怎样能胜出。他用上的招数是,将小碗改成大碗。众人追随,他又将大碗换成有花纹的漂亮的碗。再之后,众人皆换成了漂亮的碗,他干脆挪窝,通过让城管喝免费的下午茶的“贿赂”方式,将茶摊摆到了市中心显要的地段。

他开始被关注,成了株洲城内那个夏天凉茶同行们人尽皆知的“神童”。多年之后唐锡中如是回忆:“从8岁开始,我的脑海里就烙上了3个商业道理:1.要赚更多的钱就得比别人想更多的方法;2.赚钱不在于年龄大小;3.要赚钱还需要得到别人的某种特别的帮助。”

那是一段单纯地为求生的岁月,之后,他利用寒暑假和放学后的大部分时间,卖冰糕、盒饭,搭棚卖馄饨,所有能赚钱的“低级生意”都曾尝试。

1984年小学毕业,升重点中学的考试,他落榜。之后,他因“出手迅猛、摔倒在地十几次还能爬起来”,而被选入了株洲市体校,主练自由式摔跤

唐锡中觉得看到了前途。他起早贪黑,连睡觉都绑着绷带,“几乎就是一种恐怖的努力”。在湖南省五运会上,年龄最小的他摔倒了一个个体壮如牛的对手,其后将青少组的铜牌收入囊中。他以为人生就此熬出头了。

然而运动会载誉归来3个月,体校却丝毫不提及事前答应的户口、工作等“关键问题”,他依旧摸爬滚打,心情却日渐失落。一个暴雨的晚上,他蒙着被子大哭一场,决定不再做“不能解决户口”的运动员。

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也曾做过像摆摊卖烟等小生意,但因种种原因都没有什么起色。


看了近代历史名人故事

近代历史名人故事2:挑战地球上最难做的工作

2006年10月9日,纽约联合国总部。

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向第61届联合国大会提名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接替安南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任期自2007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

潘基文将成为联合国第八位秘书长,也是继缅甸的吴丹之后第二位出自亚洲的联合国秘书长。

44年前的美国华盛顿,据说曾开启了潘基文的外交官之梦。

那是1962年,潘基文曾挤在一群外国同龄人中仰望美国总统肯尼迪,勉强露出大半个脸的他,笑得含蓄羞涩。

为了这一天,当时的高中生潘基文付出了许多努力。

1944年,潘基文生于韩国忠清北道的忠州。整个学生时代,他是典型的好学生,唯一的特长就是学习。韩升寿是潘基文的小学同学,他说,潘基文是一个只知道学习的孩子,“他经常和朋友们比谁解题快,或者记忆力更好。”潘基文有“英语神童”之誉。

中学时。英文老师要求学生把当天所学抄写10次。潘基文不仅认真完成作业,还干脆全背下来。高一时,潘基文家附近建忠州肥料厂,来了许多美国工程师家庭,他跟他们学习英文。潘基文的同乡、庆熙大学教授安英寿记得,“潘基文特别勤奋,美国人推荐的英文材料,不管是什么,他都统统背下来,像疯子一样。”

努力学习终于为潘基文赢来了机会。高二时,他参加红十字会主办的“外国学生访美活动(VISTA)”,硬是为忠州这个小地方赢得韩国4个名额中的一个,成为一时的话题。在学校,他由于要去美国,被破例允许留长发。潘基文离开家乡忠州启程赴美前,乡亲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还特别安排了一群女学生制作了“福袋”让潘基文交给美国人。当时,将福袋送给潘基文的是忠州女高的学生会会长柳淳泽。巧合的是,这名女生9年后竟成了潘基文的妻子。

正是因为自己的勤奋学习,潘基文从众多的韩国学生中脱颖而出,见到了美国总统肯尼迪并与他合影留念。这段经历对当时那个藏在人群中的羞涩少年影响很大,肯尼迪的潇洒身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更令他下定决心投身外交界。

潘基文1970年毕业于首尔国立大学政治外交系,以外交官考试“榜眼”的成绩进人韩国外交通商部。当时,没有人知道,他能走多远。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

外交官实习结束后,潘基文被分配到韩国驻美大使馆工作,但潘基文却提出到驻印度总领事馆工作。据潘基文的弟弟回忆说,那时的潘基文,因为经济原因,放弃美国而选择外派印度。“哥哥认为去美国工作难以存钱,而去发展中国家可以省点钱帮助家人。”

人生的转折,总藏在看不见的地方。潘基文在印度结识了卢信永。

1972年,卢信永任韩国驻印度总领事,负责韩印建交谈判。这位资深外交官很快就看中了潘基文,欣赏他表现出来的语言能力、敏捷判断力和沉稳性格。两年后,卢信永公开表示:“大使馆的事情,只要有潘基文都能解决。”

1985年,潘基文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行政学硕士学位。而此时,成为韩国的卢信永,把只是三等秘书的潘基文破格任命为原本应由一等秘书才能担任的礼宾秘书。与卢信永的缘分为潘基文的公职生涯开启了许多扇门。此后,他几乎担任过韩国所有最重要的外交职位,包括总统首席秘书、总统外交顾问、驻美大使和驻联合国大使等等,开始受到瞩目。2003年2月至2004年,他担任卢武铉总统的外交辅佐官,成为卢武铉的“左膀右臂”。2004年,潘基文被卢武铉任命为外交通商部长官。

由于升迁太快,1987年,他为此给100多位同事和前辈写信表示歉意,写这些信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

人生并非都一帆风顺。2001年,潘基文遭遇了外交生涯中的最大难关。由于工作失误,韩方在韩俄首脑会谈的协议文件中竟然包括了保留和加强反导条约等内容,而布什政府却主张废除反导条约。此事在韩美间引起了巨大风波,时任外交次官的潘基文,因此受到牵连,被迫辞职。

当时,他的朋友送给他一张地铁定期票说,“今后没有人给你开车了,坐地铁吧。”潘基文想不通:“我没有一个小时用在自己的事情上……”这样“不名誉”的下台让他一度说出“想死”。

幸运的是,仅仅过了4个月,潘基文就走出了事业的低谷,被任命为联合国大会主席秘书室室长兼韩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而这段联合国的工作经历则为他日后竞选联合国秘书长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美国的信任很快就再度赢回。2004年,潘基文被任命为外交通商部长官的当天,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亲自致电祝贺:“包括我在内,许多美国人都对您很熟悉,并对您的就任感到高兴。”

不过,温和的潘基文也并非处处都顺从美国。担任韩国外长以来,他采取了更灵活的态度。韩国媒体认为,在潘基文任内,韩国多次拒绝美国公开谴责朝鲜人权记录的要求,并在美国态度有所保留的情况下,积极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和外交合作关系,在对外政策上呈现出了与此前几任外长都不同的鲜明特色。

担任外交官以后,由于为人诚实细致,潘基文一直受到各级上司的赏识。他在外交通商部有个“主事”的绰号。主事是古代新罗时期的官职。潘基文得到这一绰号,是因为不管把多么琐碎的业务交给他,他都能处理得井井有条,十分妥当。

只是,对于他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们来说,潘基文不是个“风趣”的人。因为对于事业的太多投入也使潘基文难以同时顾及家庭。“我对自己的家人感到很抱歉,但干好自己的工作是第一位的,即使我不能照顾好自己的家人,”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的潘基文去年在一所韩国高中演讲时说,“外交官在国外享受许多特权,所以他们也有无限的责任。”

这也许能告诉人们,他何以有这么好的人缘。

他的母亲从小对他说:“绝对不要吵架,多帮助别人。”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已成定局后,潘基文在忠州的母亲给儿子打来电话,说“很骄傲有这么出众的儿子,但时刻别忘记谦虚”。他的大学同学,现首尔大学教授安成旭说,他从学生时代做家教起,就深受学生家长欢迎,因为“他为人谦虚有信义”。

他永远在微笑,没人看过他发怒和失态。他曾说,“要努力学习上司的长处,并把它变成自己的”,而他也真的如同他曾经的上司卢信永一般,把办公桌保持得整洁有条理。由于经常很早上班,他甚至亲自给下属开门,以表示体恤他们的辛苦,“因为我早上班,他们自然也得早上班。”下属向他汇报工作

近代历史名人故事1:高尔基和夏里亚宾同场应聘

高尔基在未成为社会主义文学奠基人之前,曾是一个流浪汉。他穿着俄式钻洞烂布衬衣,左肩上挂着烂外衣,一头乱蓬蓬的长发,几乎跑遍了全俄。从伏尔加河到俄属中亚,都留下了这个高大的流浪汉的足迹。他在码头上当搬运工,在城市里送货,在面包房里当伙计。真是啥事都经过!

1868年3月,高尔基生于伏尔加河岸下诺夫哥罗德市。曾祖父是沙皇时代军官,凶狠暴戾,动辄鞭打高尔基的父亲。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高尔基寄居外祖父家。由于外祖父一直反对女儿的婚事,对高尔基无半点怜爱之心。而几个舅舅和舅母,是一群“吃饭一直吃得非常疲倦才肯住手”(高尔基语)的懒汉,而且“放屁总要放得像吹喇叭似的响亮”(高尔基语)。

只有外祖母是高尔基的心爱。外祖母不仅怜恤他,而且经常给他讲述俄罗斯民间的故事和童话,吟唱民间歌曲。慈祥的外祖母是高尔基的启蒙老师。

11岁那年,高尔基读完初小二年级,母亲瓦尔瓦拉不幸病逝。外祖父逼着他去一家皮鞋店当学徒。之后又给绘画师家当学徒,不久又逃了出去。随后又去伏尔加河“善良”号轮船上当洗碗工。轮船上的厨师史穆莱是个喜欢听书的人,他常让高尔基给他念书听。从此,高尔基养成了阅读的习惯,进而喜欢上了读书。后来,高尔基写道:“凡是我身上一切好的东西,都要归功于书籍。”“如果没有书籍,我会在泥潭中被愚蠢和庸俗憋死,书籍渐渐开拓了我的视野,它告诉我,人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斗争中是多么伟大,多么坚强。它告诉我,人们在世界上完成了多少丰功伟业,并为此经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苦难。”

后来,高尔基又到另一艘轮船上当厨师,在圣像作场当学徒,在剧院当杂工和配角。1884年,他满怀希望去俄国东方大城市喀山上大学,他身无分文,入学无门,只好又开始了在喀山的打工生活。

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一个剧院合唱团招人,他赶去了。尽管担心自己的破锣嗓子,高尔基却顺利过关,被安排在低音部唱歌。这个高大的流浪汉,终于暂时有饭吃了。

1891年,他干脆开始了着名的俄罗斯漫游,足迹遍及伏尔加、顿河流域,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原野以及高加索山地。

读书和苦难,成就了一个伟人。高尔基终于被列宁称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代表”。20世纪90年代,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诺贝尔奖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给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人颁奖。列宁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仍让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给他朗读高尔基刚发表的《我的大学》。

在高尔基漫游俄罗斯的同时,另一个伟大的流浪汉,世界一号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也在进行着同样的事情。

许多年之后,已经成为北高加索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执委会主席(苏联作家协会前身)的高尔基,坐进了马利亚剧院,该院艺术指导夏里亚宾趁演出开始还有一段时间,走来和高尔基谈话。

这位世界一号男低音,有几个当时相传甚广的事情:

其一,夏里亚宾歌唱时,放一盆水,平静的水面会因他强烈的低音频而溅起水花。其二,有一女士看了夏里亚宾的演唱后,从剧院跑出来,直接跳进涅瓦河,口中不断高叫:“死而无憾!”

夏里亚宾和高尔基一样,有着痛苦的童年和多难的青少年。他从小当过鞋匠、木匠、商店抄写员、流动剧团配角演员。他于1893年正式登台演唱。他演唱《伏尔加船夫曲》、《跳蚤之歌》、《波斯恋歌》;他还扮演俄国歌剧中的苏宁、鲍里斯、伊凡雷帝,《浮士德》歌剧中的魔鬼。可以说夏里亚宾红遍了世界。

两个啥事都经过的人,很亲热地坐在一起,少不了各自诉说苦难经历。

“……1884年秋天,我流浪到喀山……”高尔基说。

“你那一年也在喀山?”夏里亚宾问。

“怎么,你也在喀山?”高尔基问。

“1884年秋天,我跟随流动剧团去喀山的!”夏里亚宾说。

“噢,噢,我还在喀山当了几个月的合唱团员!”高尔基说。

“什么剧团?”夏里亚宾问。

“喀山歌剧院!”高尔基说,“有一天,剧院出布告,招收合唱演员,我已经饿得半死,只图混口饭吃,去一试,居然考上了,分在低音部歌唱。”

“那个大高个的破锣嗓子原来是你!”夏里亚宾几乎喊出来。

“怎么,你当时也去了!”高尔基甚是吃惊。

“我俩同进一个考场,你考上了低音部,而我这个歌唱家,第一轮便被淘汰了。”夏里亚宾说,“他们嫌我音域过于宽广!”

一个大文豪,一个男低音歌唱家,弯腰笑得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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