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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德黑兰观后感3篇

逃离德黑兰观后感1

十五年前凭《心灵捕手》一鸣惊人并获得奥斯卡最佳编剧的好莱坞才俊Ben Affleck导演生涯的第三部作品《逃离德黑兰》(Argo),上映之后赢得如潮好评。毫无疑问,几个月前爆发的伊朗抗议美国导演侮辱先知穆罕穆德以及驻利比亚使馆遇袭风波无形无意中助长了此片的公共关注度,而个人英雄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在片中的体现更是解释了观众的热烈反响。然而单纯从影片质量本身而言,阿弗雷克在《逃离德黑兰》张弛有度的步调和精致细腻的制作背后试图表达的人文思想,更让我觉得值得称道。

西方世界与海湾国家的冲突,缘于____以及犹太势力和伊斯兰教根本教义的碰撞,但升级则源于对石油这一经济命脉的争夺。美国人民深恶痛绝的独裁统治和人道灭绝,则必须感谢主流媒体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不断播放的讨伐令。近十年来美国社会遭遇的种种剧变,从某种程度上说都与这一冲突有关,因而围绕战争和对海湾国家的态度,美国国内的辩论与争执也一直没有停歇过。然而在《逃离德黑兰》片中,导演把始终镜头聚焦在事件的本身,没有任何放大解读,不带任何多余的评价,甚至是与事件有关的暴力和流血,也只是用最简单的镜头语言匆匆带过。初看之下这样的处理似乎太随意太肤浅了,但我觉得导演正是刻意用这种尽可能客观的表述方式留给观众自己思考的空间。至于个人英雄主义,笔触也是尽可能的淡。没有惊心动魄的枪战或豪气干云的怒吼,有的只是寥寥数语后的沉默和思考,和隐藏其后的信念与智慧。片中对海湾国家壮美景色的展现毫不吝啬,而美国民众对此事件的愚蠢言论、政府机构的呆板低效、甚至是政治人物的虚伪做作,也得以一一展现,这些客观真实的描述在我看来也是很妙的。

片中多数重要角色都追求与原型尽可能接近的情况下,男主角的挑选一开始让我觉得是个遗憾。然而谁愿意去影院看一个拉丁裔的美国英雄呢——阿弗雷克是个聪明的导演,他处理这个角色的方法和他对整部电影的制作是一致的——用一种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接受的方法唤起警醒和思考。阿弗雷克是一个关注人性的导演,从《失踪宝贝》到《城中大盗》,他一直都在灰暗晦涩的社会现实中探求人性的闪光点。这次在《逃离德黑兰》中他的自我审视得到的更充分的展现——在他的眼里任何政治事件也许归根结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活在这世界上的一个个人。

逃离德黑兰观后感2

用两个晚上看完“逃离德黑兰”,当影片结束时,如释重负。看得太投入了,特别是从机场安检开始,盘问的越来越多,越容易露出破绽,难度可想而知,作为观众的我都有些沉重呼吸,甚至紧张到喘不过气来。这是Argo的成功所在,至少让我有身历其境的感觉。忙了一天,能在临睡前欣赏到如此佳作,相信觉都会睡得更香。

奥斯卡之后有人说Argo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其背后的政治意义。我不否认,影片中以各种角度讽刺伊朗的封闭和批评穆斯林的野性,同时用美国电影的传统宣传方式,如“美国英雄主义”、和“一切皆有可能,不到最后不认输”。影片毕竟是美国人拍的,谁都喜欢听表扬自己的话,何况来自于真实的事件。佩服美国人的勇气和智慧,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大家的团结,造就了自己人安全回到祖国。其实,经常看美国电影的一定会猜到,最后中情局探员Tony一定不会放弃这次行动,套路虽然是固定的,但每次的表现和表达方式不同,总会觉得耳目一新。最后在机场那段太精彩,面对各个关卡时大家的表情和表现,都值得反复观看。尤其是面对伊朗军队时,用表演的方式去说服,堪称经典。

影片中有很多感动人的画面,印象深刻的有二个。一是当飞机起飞时,六个经历逃脱、藏匿和铤而走险的人含着眼泪拥抱在一起时,伴随着舒缓的音乐,那时的我也彻底放松了。看得越投入,在那一刻,越能感觉到内心的松弛和精神的放松;另外一个,也是我觉得很和自己经历相似的是探员Tony面对是否要放弃营救行动时的矛盾心理。当我们构想出自认为很伟大的想法,之后一步一步按着计划实施,眼看要实现时,遇上阻碍,那时内心是翻来覆去的痛苦,在坚持和舍弃间徘徊,只有有相似体会的才有如此感受。

两种文化聚在一起,难免有冲击,没有谁对谁错。看电影像吃东西,吸收到内部的才属于自己。Argo是部好电影,90分(100分满分)。

逃离德黑兰观后感3

“东方学的任务,即运用一切方法对付东方。这包括对它发表见解、确立权威观念、进行各种描述、教授东方学知识,以及如何去那里定居,并且统治那块地方。不了解这一庞大系统及其运作机制,人们便无法判明:自启蒙运动以降,欧洲文明是如何控制东方,并不断从政治、社会、军事、意识形态、科学和想象性艺术诸方面,制造出一个东方来。”——萨义德《东方学》

塞缪尔·亨廷顿先生的大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已在相当领域内被视作政治学确凿的预言了,继福山版历史终结论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自由民主万岁后,亨氏又提出文明的冲突正取代意识形态而成为当代历史的主线剧情。我们很可以看出这两类学说的内在关联与差异(或许可以称作进步):在苏联阵营全面崩溃的时候,前者视西方式社会和政治制度为终点;在苏联解体后世界各地乃至各民主国家间的冲突并未消解反而有加强趋势的现实下,后者不得不承认,民族间的差异和对抗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内仍会存在。

《逃离德黑兰》就是这样一部在“文明冲突”之下上演的文化现象学。1979年,愤怒的伊朗群众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冲进美国大使馆绑架里面的员工和平民,危机持续了近1年零3个月。有6个幸运儿逃进了加拿大大使馆,在美国特工和好莱坞协助策划的电影解救方案下逃离伊朗。这部有着好莱坞式人物、好莱坞式剧情和好莱坞式结局的好莱坞电影理所当然的获得奥斯卡三项大奖,又一次向世人确证了美国必胜的“完满结局”,并且引发学界关于“文明冲突”的又一轮思考。这次思考,我们能够得到比以往更新鲜的什么?

从十字军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伊斯兰文明与____文明这两类文化在所有文化类型中的冲突最为激烈,不仅是因为宗教差异和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对抗的一方——西方文明拥有绝对的优势,并一心试图将这个老对手彻底排除出文明的竞技场。历史中,强势文化要么是协调者(如中国),要么是征服者,并且在精神领域,他们都是高高在上的民族优越论者。从那些真真实实的民/种族主义者(康德:“人性的最完满形式存在于白种人。黄皮肤的印度人天赋要少一些。黑人更次,而最低等的当属那些美洲人。”“东方民族永远也不会自我提升。我们必须在西方寻找人类的持续进步,并且从此出发传播到全世界。”)的脑中蹦出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观念,也就是说,对于他们而言,西方制度的普世性,必然且永远是与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连在一起的。

不过,民族主义本身并不算什么,一种文化的主宰权必须有坚韧的意识形态做支撑。但现代的政治家们却叫我们抛弃意识形态,审视文明对立,这种鼓吹在历史和逻辑中并不矛盾。自由的推广依靠殖民,民主意味着在体制方面承认西方的独一无二性,无论“历史终结”还是“文明冲突”,他们都笃信人类的问题在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差异性而不是内在的颠覆性,也就是说,无论怎样,意识形态好像都已经被排除出21世纪的坐标轴。而不讨论就是对现实的承认,在统治秩序已经被视作唯一尺度及目标的前提下,意识形态合法性问题不会被触碰,“民族冲突”也仅仅被视作次要的、对人类的主体发展方向不构成影响的问题,它就不会带给人类真正意义上的进步。

我不能说,现代化就意味着西方化,但西方的文化主宰权建立在现代性的牢固基础上并不断以其来证明自身却是事实。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凭借商业文明和技术手段的推广而大行其道,它的核心是经济科学和工具理性,在它们的扫描下,一切异质文化都失去其鲜活的色彩而成为体系化、制度化、规范化的逻各斯符号。尼采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生物学家自以为是,把树叶加上生物学定义纳入科学范畴,于是从此以后人们就只认得平面而单调的逻各斯树叶了。现代性正充当着生物学家的角色,把各自不同的文化树叶统一起来,以便推广自身的现代化逻辑,而且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这种过程为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于是,我们看到电影中伊朗示威群众穿着阿迪达斯,在肯德基品尝美味——他们同所有反西方的民族一样,可以在宗教、集团、精神意愿方面维持自身暂时的独立性,但不可能在衣食住行上抵挡西方,或是发掘出一条超越技术文明的文化向度。

西方视角下的“他文化”概念,是以其自身为中心视野,对异质文化体的消化和克服,甚至当他们表现出对其他文化的欣赏或羡慕时也是如此(想想切·格瓦拉和《功夫熊猫》)。庞大如中华文明对西方构不成实质性威胁,因为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典型的现象界文化,儒学、妈祖或邓小平主义都不涉及文明独立性和越度这样高深的哲学问题(除非中国出现柏拉图+拿破仑式的人物);日本和印度在精神气质上已经被消化,这个自不必说;即便硬骨头的伊斯兰国家,也出现了土耳其一类西化的成功样板。但当个别情况下,西方文明确实受到根基性的撼动而必须面对自由平等人权和民族主义的取舍时,他们往往选择后者。1930年代,一面出于对苏联的斯拉夫+共产主义文化体系和犹太人的畏惧,另一面则是对经济危机导致欧美秩序崩溃的担忧,卡尔·施密特这类知识分子自然地站到了希特勒这一边,甚至直到六、七十年代仍有人将纳粹视作“对欧洲文明的必要保卫”。西方意识形态中的主流价值始终打着民族主义的烙印,这注定了他们的自相矛盾的双重身份:这些价值是具备“普世”性质的,从这一角度看他们是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者;当这种普世性质与其文明利益冲突时,不惜一切代价遏制之,这时他们又是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者。

所以,我们发现在《逃离德黑兰》等大片中,模糊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并将其降至个人层面这种现代主义手法被广泛运用;政治、价值对立被人道与非人道、正义与邪恶的对立遮盖,以博得观众的同情和心理认同;每个占领别国的美国大兵身后都有“哭泣的家人”;每个维护体制的中情局特工背后都有“孤单的妻子和孩子”。人道,同其他一切道德标杆一样,是阻止人类思考和解构的催泪弹,它见证了一个将意识形态蒙上人道面纱、将民族政客装扮成国际战士的文化大国的绝对威力。

掀开这套面纱,重新审视意识形态,审视自由、平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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