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资本读书笔记3篇
白银资本读书笔记1
“在这部著作中,我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这个术语出自阿尔伯特·伯格森1982年的那篇文章)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我将从一种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史。我试图分析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动,而不是仅仅分析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如果我们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欧洲)的发展,我们都必须分析整体。”(前言,第1页)
欧洲中心主义并不仅仅体现在世界体系理论中,他弥漫在西方乃至东方世界的学术领域,高高盘踞在人们的意识中。这本书就是要对欧洲中心主义——包括现代社会理论和世界历史研究中的——做一次总的清算。在清算行列的学者,也许我们不熟悉波兰尼、沃勒斯坦,但马克思、韦伯和亚当斯密都在其中。
在我们的观念中,现代性、资本主义这些耳熟能详的词语具有毋庸置疑的地位;新航路开辟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展开、世界开始以欧洲为中心逐渐连成一个整体体系,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历史常识;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和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理论更加处于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但是这些“不用质疑”的理论观念都需要一个假设前提:资本主义标志着世界历史的断裂和质变。
对此弗兰克作出了革命性的观念的质疑:他质疑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资本主义从来不是欧洲人发明的,资本积累过程原本就是历史推动力;他质疑“现代性”说法的合理性,我们所谓的欧美为中心的现代社会并没有和五百年前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体系里,这也同时是说,新航路开辟以来才逐渐建立的世界体系实际上早就存在着,世界体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等于世界历史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他质疑欧洲在创造“现代世界”中的地位,是否向我们平常所说的的那么关键那么主导一切、颐指气使,他指出从新航路开辟到工业革命之
间的时段,虽然欧洲人繁忙的出没于大洲大洋之间,但仍然是亚洲时代,也就是说亚洲仍旧是全球的经济中心。
然而,我们看到这部书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对“欧洲中心论”的无情的全面批判,那么这种批判是否过于极端,其将众多西方的经典社会理论统统视为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如否定“资本主义”的存在),在我看来,是过于偏颇的;而其在论述以亚洲(主要是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时,是否犯了持有“欧洲中心论”学者相似的错误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呢,即过分关注亚洲而忽视了欧洲,同样我认为,他过分抬高了中国(或者是亚洲)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而过分夸张了欧洲的边缘性地位。另外,我们看到其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所做的相关论述来证明其新的世界经济体系时,我们同样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否各地之间存在一定的贸易往来和经济联系就能够成一种世界经济体系,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体系与其论述的世界体系是否有区别,区别在哪里,而书中并没有对世界经济体系作出任何的界定,那么作者论证的严密性就很值得我们怀疑。同样,在贸易往来中,外贸盈余或贸易顺差是否就能证明经济发达,而其在论述中国作为当时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时,采取的即是此证据,如此看来,现今中国每年都有很大的贸易顺差而美国每年都有着巨大的贸易逆差,如果采取弗兰克的观点,那么中国要远远发达于美国,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所以我认为,贸易顺差的作用远没有作者弗兰克所想象的那般巨大,而以此为论证进而建立起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更是不稳固和值得怀疑的。
总之,《白银资本》是一部标新立异的鸿篇巨制,但同时也有着很多的缺陷和不完备,我们在汲取有益营养或感于作者对中国地位抬高感到激动的同时,也要注意加以区分对待,而阅读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著作时,对于我们最有借鉴意义的,不是西方人如何研究中国的历史,而是西方人用以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无疑,弗兰克别样的视角和特殊的视野是值得包括我们中国人每一个人应该学习的地方。
白银资本读书笔记2
作者弗兰克是西方著名学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29年生于德国柏林。1957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78年获巴黎第八大学政治经济学国家博士学位。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中用大量历史资料和大量篇幅说明了一个只要读过 中学历史的人就知道的常识—中国在1400年到1800 年间的对外贸易大量出超,使大量白银作为贸易顺差流人中国。不过, 作者的用意并不在此, 而是以此为依据推出了一个独创性的新颖见解, 即在l400 一1800 年间, 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 而在此之前谁也没有想到据此来证明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心而西方只是中国的边缘地带这么一个结论。弗兰克的这一独创推论既没有实证基础也没有逻辑依据。因为, 从历史视角看, 秦汉帝国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 但秦汉时期恰恰却是大量白银外流的时期, 从现实视角看, 当今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外贸逆差国, 而美国却是不容争议的世界经济中心。
《白银资本》从根本上否定了被西方学术界一度奉为圣经的“ 欧洲中心论” , 提出与之完全相左的“ 中国中心论” : 即在1800年以前, 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是在中国而非欧洲,弗兰克这个新奇观点如同一颗炸弹, 掀起了世界经济史学界、历史学界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
读完《白银资本》这本书,对于我的触动非常大,首先它使我认识到中国甚至是亚洲在全球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了解到欧洲并不是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从很久以前就主宰了亚洲甚至是世界。
弗兰克一直致力于世界体系史、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的研究,特别关注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欠发达状况,毕业后到拉丁美洲任教,在实地研究的同时还作为“本地人”加入了智利的社会主义政党,卷入拉美的政治斗争当中。在这一阶段他研究拉美欠发达原因,成为“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思想倾向还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理想型”的分析,侧重考查现代世界如何围绕资本主义把各地区编织进一个世界体系之中的,是世界体系理论的一部分。
但后期随着他的政治立场转移,学术分歧加大,弗兰克的思想与前期发生了巨大的断裂,他开始怀疑自己一向认同并作出贡献的现代世界理论体系理论。他在本书的前言中就表达了他的疑惑。
弗兰克借用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所提出的长波周期理论来分析欧洲和中国数千年来的经济成长, 认为在明朝以前的千多年里, 中国一直处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 阶段(即繁荣阶段),17 世纪初期中国进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B 阶段(即衰落阶段), 这个阶段持续了二三十年后再次进人康氏周期的A 阶段, 1762一1790 年中国进人危机和衰退时期, 这正好对应着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又一个B 阶段, 而欧洲却进人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 阶段, 这就是1800 年之后中国衰退而欧洲兴起的原因。细细品究弗兰克的分析,不难发现, 他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把存在争议的理论当成解释性证据。对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这种现象到底是否存在, 经济学界存在很大的争议, 晚近的主流看法是, 康德拉季耶夫所描述的长达500年的周期根本就不存在。那么, 依据被证伪的理论所推断出来的结论, 恐怕不会是一个真命题。即使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确实存在, 那也还存在一个适用性问题。康德拉季耶夫是在分析了有关法国、英国、德国等一些国家长期的时间序列资料, 根据这些国家批发价格水平、利率、工资和对外贸易、煤炭、生铁等产量和消费量的变动情况才得出的长周期理论。也就是说,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是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运行实际中抽象出来的, 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 这一理论并不适用,这一点康德拉季耶夫氏本人也承认。而弗兰克氏却用它来套沉浸在自然经济汪洋大海中的中国古代经济, 无异于张冠李戴, 这是《白银资本》的一大硬伤。
尽管《白银资本》名噪一时, 不过, 从学者们的赞扬性书评看出, 《白银资本》被引起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不是它本身的学术价值, 而是因为它扮演了反对“ 欧洲中心论” 的旗手, 在这一种充满火药味的氛围中, 为打倒对方提高自己, 忽略《白银资本》的硬伤而仅从史观的角度写点带有夸张性的书评就在所难免了弗兰克本人坦率地承认, 他“ 既不是历史学家, 也不是汉学家, 更不是中国史研究者” , 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 学的是经济学, 研究领域广泛, 涉及经
济学理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世界体系史。非专业经济史学者写出的经济史著作中出现硬伤也是在所难免的。
我看了一些关于评价白银资本的看法,许多都是挑剔或者反对,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经济史学家的学术心态。当非专业经济史学家写出了名噪学坛的经济史著作时, 经济史学家的前后反应往往是矛盾的: 第一反应就是充当评委, 从自己视阂所能及的范围内作是非评判, 挑一挑论著中的史料错误, 然后把它当作罪证进行批判, 最后以专家的身份说: 不懂就不要写历史! 第二反应是照搬套用, 经济史学家在做完史实挑剔之后, 发现非专业经济史学家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确实胜过自己, 于是又被它所折服, 折服之后, 不分青红皂白, 拿来套用。由此看来, 经济史学家在经济史学的最高舞台上首先是评判者然后是粉丝,但就不是表演者。要知道, 只有一线的演员才能演出一台真正的好戏, 经济史学家不以主动积极的学术心态去谋取经济史学舞台上一流演员席位, 又怎能演出一台高水平的经济史好戏!
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总的来说还是写得比较成功的, 它能够在许多方面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突出地使用了长时段的研究方法, 他用这种长时段的分析来架构他的整体主义研究,并据此预言了亚洲将再次兴起。我认为, 不论弗兰克所使用的周期理周期理论与长时段论是否科学和准确, 单是这种长时段的研究视角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启发。从这种视角出发我们不难发现, 世界历史中最繁荣和发达的文明重心实际上也一直是在不断转移的。因此, 未来发生西方再次衰落和东方 或其他地区 再次崛起的情况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否定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进行的研究,对各种生产方式的意义及它们之间的所谓过渡. 提出了质疑, 这是《白银资本》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论点。弗兰克指明,正如我们指出的, 不仅根本不存在从一种生产方式. 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进步. , 而且在任何一个社会里, 更不用说整个世界社会, 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各种生产关系。许多不同的生产关
系-提供. 了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产品。但是, 从来不是哪一种生产关系, 更不是哪一种-生产方式.决定了某种生产者的成功与失败。相反, 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和变动一直是更重要的因素, 决定着生产关系的选择和调适。我认为弗兰克这一论断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近代西欧再版农奴制的出现, 以及奴隶制种植园在美国早期的长期存在等历史现象, 我认为都能够在弗兰克的这一视角下得到解释。
总之,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不仅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方面颇富启示性, 它提出的许多观点也是发人深思的。
白银资本读书笔记3
读完弗兰克《白银资本》使我收获颇丰。一方面拓展了自己的视野,也使得自己在思考的问题上开始多视角的对其进行考察。
从经济角度对全球体系进行解读,是一个视角。沃勒斯坦的全球体系也是建构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是秉承着欧洲中心论这样的精神进行解读全球体系的,先是从基础生产部门——16世纪的欧洲的农业生产进行分析而后将其推广至其它生产部门并得出欧洲在全球体系中占有优势地位的结论。而弗兰克跳出了这个圈子,从资本的流动和流向以及数量上对全球体系进行了考察,个人觉得其在全球体系研究角度上另辟蹊径,且对先前的种种欧洲中心论的论点做出自己分析基础上的回应和反击,这种在欧洲中心论已深入多少研究者骨子里情形下仍然自持一柄武器勇敢的提出挑战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正如老师所说的,弗兰克给我们的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不是无懈可击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从这样或者那样的角度找到弗兰克的谬误,一方面是相关历史知识的不完善,这多与其所从事的领域有关;另一方面是在相关事件的连接上有些是牵强附会,学者为了证明自己论点的正确性每每都是做出挑拣符合自己研究话题的资料,以证明自己论点的正确性。这也无可厚非。因为每个学者都会这么做,只不过我们在评判别人的时候会自觉不自觉的将自己的缺点忽视而拿着放大镜去寻找别人的瑕疵。
读这本书我最大的收获有三个:一,重视数据的重要性和准确性,弗兰克在本书中大量的引用各种数据,用数据证明自己所掌握资料的可信性,可是这只能是相对可信性,因为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只能算个虚数,官府只是为了收税的需要才将人口做了大概的记录,而且多是对男丁的记录,对于家中的孩子和妇女一般不会有精确的记录,不会像西方人口在教会中都有明确的记录。所以我在想弗兰克中各种交易的交易数据是从哪里来的,那时候的中国还没有精确等账簿管理体制,更何况英文资料是怎么样来的。二,治学思路上的联系性和开阔性。那时候的中国,结合其它的史料,我们知道18世纪的中国已经是日落西山暮了,如果有繁荣的话,或者仅仅是江南一隅的繁盛。1793年,可以说是18世纪末了,那一年是可以说是清朝的中国再次拒绝了世界向我们张开的邀请之手。大不列颠
王国派出他们的代表马噶尔尼,随行的还有后来为英国入侵中国和拓展中国市场做煽风点火作用的斯当东(其作品《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在马噶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英国对打开中国这个大市场的渴望,也可以看到马噶尔尼对当时清王朝的认识,用两个字做总结和形容就是:破败。运河的阻塞,创造性的低迷和百姓生活的窘迫。让马噶尔尼做出了清政府日薄西山的预言。这种情况更是给年幼的斯当东诸多的启发再加上其在嘉庆年间作为大使再次来到中国后遭到的没有国家间大使级的礼节性接待,使他对当时的清王朝有几分的忿恨和不屑,或者对清王朝实力的怀疑,以至于使他成为后来发动鸦片战争的主要推动者。我们习惯了割裂开中国历史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从研究角度上讲,注重彼此的联系性是多么重要。再比如明朝万历年内的张居正改革实行的一条鞭法和康熙年间推行的地丁银,是不是和当时的货币供应有着一定的关联。张居正所处的时代是在16世纪,其推行一条鞭法是为了增加明政府的收入,将劳役,租税,赋税都化成银两来征收,但是由于王朝末路,种种有效的规则只是昙花一现,而后便是种种加派的费用使人们苦不堪言。一条鞭法也形同虚设。到了北部的满族定鼎中原后再次将这条法令经过调整后执行。就是康熙皇帝的地丁银,雍正以后也予以继承。这一条例的推行对古代中国的发展意义重大。这两次财政上的调整和当时世界货币流动是怎样一种关系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第三便是对全球体系文明,世界史的粗浅的看法。从完整意义上讲全球体系是在全球连为一体后才能进行探讨的话题。作为历史一部分的世界史来说不是这样。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一种结果”。吴于廑先生在其文章中对这句话进行了有效的解读。世界史有着地区和时间上的局限。所以其展现出来的部分也是不断发展和扩大的。正如文明圈的扩展,从点到片再到面的扩展。以点为单位的文明可以从亚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中看到。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等等。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文明虽然是有一定的地
带性但还是点状的。而后出现的大帝国如汉帝国,罗马帝国和后来的隋唐帝国,萨珊波斯帝国以及随之而来的阿拉伯帝国等都是以面的形式呈现。其实那时候的亚欧大陆有着相应的联系,宁夏固原隋唐墓葬中出土的萨珊波斯的货币甚至人骨都引发人们对当时各文明圈交流深度的猜测和好奇。在唐长安城内设有专门的西市供同来自西域商人商贸往来。这时候的世界间的交流从中国角度来讲从方豪的《中西交通史》和相关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可见一斑。但是具体从怎样的角度来探讨全球体系,个人认为大可加入诸多的中国因素。毕竟古代的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中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读此书,收获了一种敢于创新的志学精神和大胆怀疑的态度。当然这需要大量的史料做支撑。也促使我在治学的道路上更加踏实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