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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整理的1942河南大饥荒观后感1000字3篇,希望大家喜欢。
今天看了《1942》,真的很震撼,内心有太多的感触,好久没有看过这么深刻的片子了,真的拍得太好了,中国的电影太需要有这样的影片出现了。影片结束时,我哭了。情绪很复杂,悲伤、痛苦、同情、无耐好像都不能准确的描述这个情绪,我说不上来,更像是一种慈悲。我也不愿意去太多的思考这个情绪到底是什么,只是让自己流着泪。
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觉得这部片子好看,但也在说,可能很多人会不觉得好看。我也在整理着自己,到底被什么打动了,绝对不只是影片拍得很真实。我在看的过程中,会去自然的对比现在的生活,比起生活在解放前的中国,真的犹如天堂一般。觉得自己太幸福,也感谢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但越往后面看,我确越多的看到了更深层的东西,当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现在的中国去掉经济高速发展光鲜的外衣后,其实骨子里面的东西,跟1942年居然没有两样时,我不仅打了个寒颤。我脑子里开始浮现出那位外国记者反复问道的一个问题:“怎么会这样?”
一九四二年的河南,中日军队在此陷入胶着状态,大面积的蝗虫和旱灾使得夏秋两季绝收。在没有粮食的日子里,最后的出路就是贩人,年轻的闺女媳妇通常被买去周家口等地的窑子。电影中,徐帆饰演的花枝在失去丈夫后,为了孩子能够有一口吃的,在于男人一夜夫妻之后又将自己卖了了出去,临走之时,她对仅处了一天的丈夫说:“你来,我的裤子囫囵(完整)一些,咱俩脱下换一下吧。男人听罢,默默无语,只能无能为力的目送马车离去。
天灾也许还可以用“逃离”来解决,可是战争带来的伤害却是避无可避。即使河南已沦为半壁江山,仍是国民政府手里的粮食支柱,从河南征购的粮食支撑着整个西北的军队、官僚和城市。天灾来时,农民手中仅有的余粮也被搜刮殆尽,军粮供给亦不可少。当时的国民政府,从蒋介石开始,对于这场饥荒带来的灾难就处于“甩包袱”的态度。他假装不相信的态度也并未避过《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当面递上的血淋淋的灾情照片,中国人向来就是乐忠于报喜不报忧的。即便是最后拨下的救灾粮食,要支付军粮开始,打点上下级关系,最后到达灾民手中的已是寥寥。
似乎《1942》摆出的是一盘没有救的死局,影片中几乎动用了一切似乎可能救灾的外在手段:政府动用军粮的援助、宗教团体和国际社会的努力、民间的慈善捐助……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刘震云和冯小刚是智慧而充满灵性的,在片尾出现了这样一幕,大当家收养了一个刚刚失去母亲的小姑娘。这就是他们给出的救世良方:只有全人类最终开始明白人与自然其实是一个整体,只有人内在和谐了,才能有风调雨顺;只有当人类之间做到不分彼此的去爱时,人祸才能最终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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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电影对社会人生的阐述以及对当代文化建构的力量是勿庸置疑的。影片《一九四二》拂去了历史尘封的一段民族苦难,刻画了一个冰冷而绝望的世界,一群经历苦难的人。纪录过去以使这一段民族生存的苦难历史不被遗忘,追问历史以启迪人们思考时代和人的生存状态。
电影《一九四二》所写人物从逃荒路上的饥民,到试图上达灾情争取救济的地方官员,直至蒋介石。这是一个冷漠得让人绝望的世界。上上下下,贫富贵贱,必然凸显的是物质争夺和政治权衡,同时生命意识的“不在场”,使得对于灾难的拯救与自救成为不可能。在逃荒路上,穷人富人之间还在计较于斤粮斗米的得失,没人去预料未来更大的危险。当灾难骤临时,东家刚刚被饥民抢过,仓皇中已经没有了马车,只得请求穷邻居瞎鹿,让怀孕的儿媳搭上他家的马车。瞎鹿说:“(地主)也有求着我们的时候,解气。”瞎鹿娘说“我说有灾好,让他家也变穷人。”在这里仿佛灾难只是别人的,甚至怀着宁可在灾难中同归于尽的报复之心,那么还有谁能拯救这一群人呢?人的尊严在影片中基本缺席,所有人的目的只是苟且求生。瞎鹿的妻子恳求丈夫:“你让我逃个活命,把我卖了吧。”她的第二次嫁人也是为了丈夫“有老婆可以卖”,以便两个都能活命。范东家17岁女儿从娇生惯养的女学生,到吃掉自己的宠物猫,到为换取五升米而自愿卖身妓院,完成了人性的彻底失落。当日本人对灾区投放粮食以瓦解灾民的抗日意志时,他们成功了:许多人在屈辱和刀尖上取食,成为日本军队的“顺民”或走狗。蒋介石等高层人物政治权衡高于人道考虑,官员们掩盖灾情,只知自保,甚至利用救灾款中饱私囊,在报纸上300多万生灵的惨死变成了轻描淡写的1千多人!这种政治本位、视生民如草芥的倨傲姿态更是令人瞠目!或许为了平民愤,影片加入了枪决贪污犯的场面,但今天的观众却依然难以看到获救希望。
在电影中,来自人物内心的救赎力量几乎是零。神父小安面对人生的苦难发出绝望的质问:“既然魔鬼老是战胜上帝,那信他还有什么用?”神父不知道更深刻的根源在于人心,当外在的一切都无法抗拒的时候,我们还有内心的力量。倘若影片中有哪怕一个具备内心力量的人,他一定可以为人们撑起一片信念的天空吧。鉴于此,影片史诗片的宏大建制和单薄的人物内涵不成比例:这不仅因为对人物前期细节铺垫不足,交代空间太小,使观众与之没有建立足够的感情联系;而且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对于主要人物的自私狭隘、薄情寡意显得过于庞大和浪费;在美学上也缺乏出乎其外的视点。
冯小刚导演说“我们都是难民的后代”。不能忽视的是灾民的文化心态可能潜伏于人心深处,因为文化心态有传续功能。所以我们呼唤艺术品的文化导向功能,即发挥文化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方向或者可供选择的方式。看完《一九四二》大家默默走出电影院,有人长叹一声说:“唉,宁作盛世狗,不作乱世人”,回应的是一片苦笑。被影片中大苦大难遮蔽住整个头脑的观众的这声叹息也许不无道理,但是回首历史,我们不能忘记的不仅仅是饥饿。消费时代人的欲望远远超出温饱,而谁来拯救我们的欲望?这不应该是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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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整理的1942河南大饥荒观后感300字4篇,希望大家喜欢。
昨天下午学校组织我们五年级的学生去“中原影都”观看了,灾难大片《1942》电影。
天公也不作美下起了雪花, 2点30分同学们在教学楼前集合,由徐老师带领我们冒雪向“中原影都”出发。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大概走了6、7分钟的样子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同学们按照徐老师的要求,有次序的走进影院内找好自己的位子坐下来。等大家都做好后电影就开始播放了,故事讲的是“1942”年河南那一年发生自然灾害,旱灾伴着蝗灾同时出现。老百姓为了活命都出去逃荒,在逃荒的路上人们把能吃的野菜、树皮都给吃光了。为了活命有的爹娘把自己的孩子也给卖了。一个小孩才能换到一小碗米,我在电影里看到,有的人饿的忍不住去吃死人的这种事情发生,逃荒的路上死人到处都是非常可怕。我们看到这种画面害怕的都哭了,我觉得比起他们来,我们现在的孩子幸福多了。
晚上回来后,吃饭时我手里捧着这碗白米饭心里沉重多了,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不浪费每一粒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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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整理的1942河南大饥荒观后感500字两篇,希望大家喜欢。
我爸爸介绍我看了由冯小刚导演的《1942》,看完之后我心里很震惊,庆幸我生活在新社会。
影片说的是1942年的河南,当年日寇入侵,又逢大饥荒、饿殍遍野、老百姓流离失所,兵匪横行。当时河南一千三百多万人,死掉了三百多万人,让我震惊的场面是,人吃人,狗吃人,为了活命,四升小米买一个媳妇,两块饼干换一条命。而重庆的达官贵人,却在莺歌燕舞,推杯换盏,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在外国记者白修德的揭露下,政府才发下来救命粮,但是被贪官层层盘剥,到老百姓手里已经少的可怜了。如果有地狱,我想这样的情景就是吧!
当时的兵,抢夺逃荒的百姓,像强盗一样横行霸道,现在呢?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解放军战士第一个冲在前面,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无能、官员腐败,连救济粮都贪腐,现在呢?国家领导人总是第一时间到达抢险救灾第一线指挥救援。
当时粮食是多么珍贵啊!现在呢?我们的粮食多的吃不完,衣食无忧,不知道珍惜,吃不完的就扔了。如今人们一天浪费的粮食,都够救活那些饿死的人们。
看了这个电影,我的想法很多,但是我现在能做到的是不浪费粮食。有些官员能做到的应该比我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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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是由华谊兄弟公司和重庆电影集团联合出品的一部剧情片。下面是小编整理的1942河南大饥荒观后感1500字,希望大家喜欢。
昨天去看了冯小刚的大作《1942》,两个半小时下来后,原本怀着轻松愉悦心情入场的我,出来时心中却只有沉重和悲哀。
这部影片真实地记录了1942年发生的河南大灾荒,事实上,这是一段被很多人遗忘的历史,然而这场使千万人流离失所,横尸遍野的惨痛旱灾的确在河南这块富庶的土地上发生过。
194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旱灾降临在了河南,夏秋两季庄稼全部绝收,滴雨未下,蝗虫肆虐,很快整个河南变得赤地千里,老百姓们面临了一场十分严峻的“吃”的问题。于是许多人在家乡的粮食吃尽后,不甘愿在原地等四,于是带着一家老小,开始了一场向着山西的逃荒的漫漫长路。
本片用了两条线索来陈述整个影片的内容,分别是河南延津的土财主和他的长工一家,还有就是当时国民党的政府官员。这两条线索形成了两个极为强烈的反差,当财主和长工一家正在逃荒路上饱受饥饿的折磨和亲人阴阳相隔的痛苦时,国民党的政府官员却在繁华的重庆整天歌舞升平,明知有如此严重的旱灾却置之不理。两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颇具讽刺意味。
老财主本是延津一带的富户,家中略有积蓄。可惜不巧赶上了河南的灾荒,游离在外的土匪因为饥饿,于是就集体来到老财主家门口要抢吃的。老财主不得已只好让自己最信任的长工拴柱快马加鞭到县里去调兵,自己则先款待土匪,以此来争取时间。不料事情败露,惹怒了土匪,老财主的家中的工人与土匪发生交火,一时间整个大院里一片混乱,老财主的儿子被杀,仓房里的粮食也悉数被抢,使老财主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可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巧又是灾荒的年头,庄稼绝收,粮食紧缺,整个延津县都陷入了饥饿的危机。于是不得已,全县的人都开始了逃荒的道路,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条道路竟会布满悲伤与绝望。
在逃荒的途中,不计其数的人因忍受不了饥饿和行路的痛苦和劳累,最终死在了路上。生存下来的人则是继续疲劳地向前赶路。老财主一家本来带了足够的粮食,可是不巧碰到了国民党的士兵,又遭遇了日本战机的轰炸。在混乱中,粮食家伙全部被无耻的兵痞所抢掠。这里十分直观地反映了当时国民党士兵的无理和无耻。他们虽然是国家的保护者,却根本不体恤人民,在日军轰炸后的混乱中,很多国民党士兵争相抢夺灾民的财产,甚至还强占一些年轻的女孩,那样子不像是一个军纪严正、训练有素的国家士兵,反倒像是街头的无赖和山中的土匪。
在遭受这次的抢掠后,老财主一家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灾民,也开始了他们的人生悲剧。而饥饿的折磨也是越发地难耐,财主的旧日长工甚至在夜里偷偷地背着妻子要将自己的女儿买给别人做童养媳,而价钱却只有三升小米。可见当时的灾荒到了怎样严重的地步,往往到了这个时候,平日的金玉可能还不如这三升救命的小米。
逃荒的道路上,老财主的亲人因为无法忍受严冬与饥饿的折磨,相继凄惨地去世了。到了洛阳,昏庸的政府竟然不放灾民进城,军需官甚至还要从灾民当中挑选年轻的姑娘去供他消受,赤裸裸的置民于水火不顾,最后老财主不得已,将自己的女儿卖出去了,也只换得五升小米。
最后老财主最终成为了这个吃人社会的牺牲品,在自己的孙子也被他不小心闷死后,他彻底地悲伤和绝望了,去往陕西的道路也被军官封死。最后,他心灰意冷地孤身一人,在这冷漠充满寒威的世界上回头走去。此时的他只求一死,只想死得离家乡近一点。
我觉得这部电影和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有些相似,同是反映的旧社会的悲哀,同是描述的一个人从充满希望走向堕落的悲惨历程,只是不同的是,《骆驼祥子》是人格的堕落,而《1942》则是心灵的堕落,从希望走向绝望,被这个吃人的无情社会吞噬的过程。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官员的昏庸。
在河南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大旱灾,甚至已经有人因为饥饿开始煮食自己孩子时。蒋介石却依然镇定自若地在华丽的重庆政府中与美国大使聊天,外交部部长听到《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反映的河南情况时甚至还认为这是天方夜谭。政府官员明知道有灾情,却只是向外界一味地推说不严重,继续他们那糜烂的生活,而此时的河南却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美国记者白修德为了寻求真相,孤身一人前往河南,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切,在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轰炸,见证了河南灾民真正的悲惨处境后,向政府官员报告,那些官员要么是闭门不出,要么是踢皮球一样地将责任踢来踢去,最后终于报告给蒋介石,迎来的却是蒋介石的消息封锁。可见当时的国民党已经无能到了何种地步。
与此同时,河南的逃荒路上,早已经是饿殍遍野,野狗甚至都开始撕扯人的尸体。灾民们都枯瘦如柴,道路两旁全是衰草黄土,每日只能靠吃树皮草根生活,人们的眼中不再有希望的色彩,只有绝望的死灰,而凛冬的寒威和漫天飘舞的冷酷白雪,也使得他们更加悲惨凄凉。
据不完全统计,因为这场大灾荒而饿死的人数大约有三百多万,而河南当时的人口有三千万,也就是说,有十分之一的人在这场大灾荒中死去,十分骇人,同时,也令人感到欲哭无泪,这场浩劫,如果政府救灾及时,如果国民党的士兵能体恤人民,不强行征收军粮,如果官员不是如此贪污腐败,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可悲的人,也不会那么多饱受饥寒,体会到了世态炎凉的,绝望的人在这茫茫长路上悲惨地死去。三百万人啊,三百万个家庭遭受了家破人亡的灾难,怎不令人揪心,怎不令人为之悲哀。
而在这场浩劫中,令人感到十分可笑的是,三百万人的死亡,三百万人的悲剧,政府官方的统计人数却不及其千分之一!简直荒谬至极,令人悲愤至极,令我深感当时的政府无能。
河南政府官方统计,在这场大灾荒中的死亡人数:1062人。
1062,这个数字,怎能对得住那三百万死去的绝望的人。1062,这个数字怎能对得起那些在正月家家户户的喜庆的鞭炮声和年夜饭的香气中却依然在这数九寒天流离失所的灾民?
这时,我想起了这样一句话:“世界上的各种悲剧都是魔鬼的杰作,但是,事实上,这些始作俑者都是被魔鬼钻入身体的‘人’。”
那些政府官员,就是被魔鬼钻入身体的人。
这部电影,虽然票房表现平平,但是在我看来,却是冯小刚最为成功,最为震撼人心的作品。也只有他,才能将这一切揭露地如此彻底,让那段充满着寒冬的威冷、灾民的绝望的历史赤裸裸地无比真实地展现在观众眼前,使观众感受到历史的沉重。
同时,令人最为心寒的,不仅仅是当时政府的无能和灾民的悲惨,更有军队的无能。这些兵痞虽有四十万人,且都装备精良。而敌对的日军只有区区六万人。在这样双方兵力相差悬殊的有利条件下,国民党军竟然损失了三十多万人!一连丢掉了河南二十八座城市,然后灰溜溜地逃出了河南,将所有灾民都抛给了日军。
国难当头,在官员的歌舞升平、纸醉金迷下,是无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河南灾民在逃荒路上的茫然和饥饿。事实上,这场旱灾,并不只是一场单纯的天灾,更是可悲的腐朽的旧社会的写照。当老百姓的泪已流干,心灰意冷,生活的前途早已失去光明的色彩时,那些达官贵人却只是一味地继续自己糜烂的生活。这是个别人的悲哀,也是国家的悲哀,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在那个荒.唐悲惨的年代,人的性命已经不值一提了,在生存欲望的强迫下,河南的许多灾民甚至杀死自己的儿女以此来填饱肚子,可是蒋介石呢?那个最高统治者呢?那个整日在青天白日的照耀下威风无比甚为英明的“人”呢?非但不采取有效的救灾措施,反而还继续无情地向已经水米不打牙的河南灾民索取,搜刮民脂民膏。老财主一家的悲惨遭遇就是这一切的缩影了,在这种悲惨的时刻,或许死亡才是唯一的解脱。
今天丰衣足食的我们,不妨想想,在那个时候,几千万居无定所的人,游离在熟悉的故乡,陌生的道路上,只为了一顿饱饭而奔波,在逃荒的道路上最终凄惨地死去,成为野狗充饥的食物。活着的人,也只能继续受着官员兵痞无耻的剥削,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形容枯槁地在世界上绝望地行走,是怎样一幅悲惨的画面。
当你通过银幕,跟随那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群行走在逃荒的道路上,你或许就能真正体会到什么才是悲哀与绝望。
这部电影给人的感觉并不是像《唐山大地震》一样的感动,而是一种凝重,一种历史的凝重,就像《勇敢的心》一样,使人们不禁深思,在这悲剧的外表下潜藏的真正的人性与道德。
说来惭愧,1942的河南大灾荒虽然如此惨绝人寰,令人骇人听闻。但是我却没有在历史书中过多地找到关于它的记载,可以说,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但是冯小刚却把它重新描画了出来,让世人熟知。
温故1942。
真心希望有人在看到这篇文章后能不吝啬那几十块钱去电影院欣赏一下这部电影,你在感到沉重和悲哀时,也能感到一丝欣喜,因为中国终于有了一部真正的堪称巨作的电影。
不能忘记那段悲惨的历史,因为它不容忘记。对于历史的凝重感,我们应该时常放在心间,虽然国家早已经不再是以前积贫积弱的弱小之国,但是1942却依然是一个警示,其实这才是被动挨打的真相。战争并不是外表上的,我们平时在爱国主义电视剧中看到的战场上与敌人的豪情万丈的拼杀,而是1942中无数绝望悲伤的灾民和被烈火燃烧过的万里焦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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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一九四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冯小刚这个级别的导演还对影片能否过审战战兢兢。它的过审是一次电影对意识形态的胜利以及对民族性反思的胜利。
《一九四二》是这样一部特别的电影:在抗战和民族灾难之时,我们的党和我军将领完全缺席,而忙前忙后的主角变成了国民党极其及其军队。因为意识形态的缘故,这在以前内地的主流电影中绝少出现的。记忆中,这种我党我军在重大历史面前缺席而把主角让位于国民党的电影,还算是1986年的《血战台儿庄》;《建国大业》在这方面也做了历史性的进步,国共有了平分银幕的机会,并难能可贵地对蒋介石进行了人性化处理;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抗战的也只是国民党军官和战士,但却在身份上做了模糊处理,且只作为电影的时代背景。在《一九四二》中,虽然也表现了蒋鼎文等国民党将领的麻木不仁,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贪污腐化,但同时,你可以感受到蒋介石在内政外交上的无奈,他也需要向国际力量寻求庇护,也需要向地方财团寻求帮助,影片施与了这个我们传统意识形态中的异端分子以同情。这种表现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也说明我们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正在逐步软化,很多创作禁区正在被逐步打开,需要的只是时间。而这些正是在以冯小刚为代表的电影人逐步争取下实现的。
这是一部“在路上”的电影,灾民因饥荒而流徙。冯小刚和编剧刘震云采取了灾民、军队、政府、宗教、记者五条线索并行推进的叙事手法,让这五类人面对饥荒,从而做出反应。从剧作的角度来说,19个主角,50个次要角色,这不论在戏剧,还是电影中都是大忌,何况各方面人物又互不交叉,这对影片的戏剧性提出了巨大的考验,风险性极高。事实也确实如此,多线叙事必然会分散角色的情感力量,让习惯于追随几个人物命运的观众无所适从,而且从成片来看,张涵予和蒂姆。罗宾斯饰演的两个神父的线索是可以被砍掉的,太游离于故事主线之外,我想,冯小刚在最初的故事设计中应该有更多的想法,但碍于整体结构,无奈剪掉了很多的戏份。
多线并进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是会形成一种大气的格局。而这种格局对历史题材来说是提升水准的一个要求。一位传媒学者曾如此描述过理想化的传媒品格:“一种仰天俯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我无意用这种品格去对应任何一个导演或者是作品,因为那是一种理想。在《一九四二》中,冯小刚反其道而行,他的立意不在于追求这种理想,更多的是暴露丑恶。他曾说,《一九四二》就像一面镜子,镜子里面他的脸很丑,不好看,但是最起码它能让他“知丑”,总比糊里糊涂地臭美好。拍完《一九四二》,他也不会再有盲目的民族自豪感,在向历史学习的过程中,他学会了“知耻”。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冯小刚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在面对饥荒的时候,国人的猥琐、自私都呈现出来。这种批判跟斯皮尔伯格在《辛德勒的名单》中对犹太人的批判有着相似之处,在那部影片中,犹太人即使是遭遇死亡,依旧不忘记贪财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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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一九四二》改编自刘震云的小说,讲述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1942年的中原大地,饥荒成灾,哀鸿遍地,506万河南百姓死于非命,千万家庭流离失所。300万条生命,相当于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死亡人数的总和,是南京大屠杀中遇难人数的十倍。温故历史,真相竟如此残酷。
人祸
河南大饥荒,是天灾,也是人祸。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几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
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
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农民交完赋税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
而且,在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看来,尽管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但却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随时准备放弃。
因此,蒋介石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
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蒋介石才会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
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蒋介石的“以水代兵”之法暂时阻止了日军西进,但也让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黄河水淹没。
黄河水退后,形成了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了沙滩。
1942年,中原大旱,河南全省无一地幸免,麦收只有一两成。
八九月间,河南临黄河各县又遭水灾,河水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
到了夏秋之交,蝗灾又至,漫山遍野遮天蔽日,落到田间,禾苗皆被吃光。
眼看着仅存的一点庄稼被毁,中原百姓叫苦连天。
炼狱
1942年冬季来临,饥荒加上寒冷,整个中原大地犹如炼狱。
古都洛阳街头,昔日繁华荡然无存,到处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地饿毙街头。
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则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
有些人家,大人都已陆续饿死,仅余儿童流落街头。有的母亲已经断气,而食奶的孩子仍在噙着奶头吸吮哭泣……
古城叶县,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甚至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
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
最触目惊心的是,人食人的惨案时有发生。
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亲将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完后全家自杀。
老弱妇孺只能等死,年轻力壮者则不得不铤而走险,走上逃难的路途。
陇海铁路沿线,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失足毙命,已为常事。
河南省政府视察灾情大员张仲鲁在洛阳火车站附近见到一列火车进站,灾民争相攀登,不管多么危险都在所不计。
“火车行进途中开进涵洞。因车顶坐人太多,且超出涵洞高度,被洞口阻挡而纷纷坠地,顿时血肉横飞,摔死者不计其数。”
从郑州循大路南行,乞食逃荒的灾民更是络绎不绝,走不动的即倒毙在途,景象凄惨。
灾民逃出来时,穿的都是他们最好的衣服,带的是他们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烧饭铁锅、铺盖,有的还携带一座老式座钟。
他们对自己的故乡已经彻底失去信心,没有留恋,甚至连时间——座钟都带走了。
反噬
迫于舆论的压力,蒋介石派出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
二张转了一圈回去了,把缩小的情形报告给蒋介石,蒋决定拨给河南法币12亿元的救灾贷款。这点杯水车薪的钱,也被河南官僚们扣下用来做投机生意,一直拖到1943年麦快熟时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而截至彼时,河南至少已经饿死了三百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时的河南官方统计为:1602人。
“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从河南灾区采访,回到重庆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看着陪都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内心涌起无限悲哀。
1944年春夏之交,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直通东南亚的大走廊。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地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中原王”汤恩伯恼羞成怒,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人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在民间广为传颂。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大半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自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这恐怕也是蒋介石的心声。
对此,白修德说:“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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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下面小编给大家推荐一些经典的历史故事,欢迎大家进行阅读欣赏。
电影《一九四二》改编自刘震云的小说,讲述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1942年的中原大地,饥荒成灾,哀鸿遍地,506万河南百姓死于非命,千万家庭流离失所。300万条生命,相当于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死亡人数的总和,是南京大屠杀中遇难人数的十倍。温故历史,真相竟如此残酷。
人祸
河南大饥荒,是天灾,也是人祸。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几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
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
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农民交完赋税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
而且,在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看来,尽管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但却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随时准备放弃。
因此,蒋介石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
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蒋介石才会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
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蒋介石的“以水代兵”之法暂时阻止了日军西进,但也让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黄河水淹没。
黄河水退后,形成了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了沙滩。
1942年,中原大旱,河南全省无一地幸免,麦收只有一两成。
八九月间,河南临黄河各县又遭水灾,河水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
到了夏秋之交,蝗灾又至,漫山遍野遮天蔽日,落到田间,禾苗皆被吃光。
眼看着仅存的一点庄稼被毁,中原百姓叫苦连天。
炼狱
1942年冬季来临,饥荒加上寒冷,整个中原大地犹如炼狱。
古都洛阳街头,昔日繁华荡然无存,到处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地饿毙街头。
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则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
有些人家,大人都已陆续饿死,仅余儿童流落街头。有的母亲已经断气,而食奶的孩子仍在噙着奶头吸吮哭泣……
古城叶县,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甚至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
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
最触目惊心的是,人食人的惨案时有发生。
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亲将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完后全家自杀。
老弱妇孺只能等死,年轻力壮者则不得不铤而走险,走上逃难的路途。
陇海铁路沿线,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失足毙命,已为常事。
河南省政府视察灾情大员张仲鲁在洛阳火车站附近见到一列火车进站,灾民争相攀登,不管多么危险都在所不计。
“火车行进途中开进涵洞。因车顶坐人太多,且超出涵洞高度,被洞口阻挡而纷纷坠地,顿时血肉横飞,摔死者不计其数。”
从郑州循大路南行,乞食逃荒的灾民更是络绎不绝,走不动的即倒毙在途,景象凄惨。
灾民逃出来时,穿的都是他们最好的衣服,带的是他们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烧饭铁锅、铺盖,有的还携带一座老式座钟。
他们对自己的故乡已经彻底失去信心,没有留恋,甚至连时间——座钟都带走了。
反噬
迫于舆论的压力,蒋介石派出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
二张转了一圈回去了,把缩小的情形报告给蒋介石,蒋决定拨给河南法币12亿元的救灾贷款。这点杯水车薪的钱,也被河南官僚们扣下用来做投机生意,一直拖到1943年麦快熟时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而截至彼时,河南至少已经饿死了三百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时的河南官方统计为:1602人。
“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从河南灾区采访,回到重庆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看着陪都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内心涌起无限悲哀。
1944年春夏之交,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直通东南亚的大走廊。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地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中原王”汤恩伯恼羞成怒,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人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在民间广为传颂。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大半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自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这恐怕也是蒋介石的心声。
对此,白修德说:“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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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小学生健康与学习习惯》中讲了一个大课题——家庭教育。大家观看了之后都有哪些感受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河南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与学习习惯观后感,希望大家喜欢。
这个周日,我准时的在8:20分坐在了沙发上,打开了电视机,收看河南台法治频道播出的由于丹老师主讲的《中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与学习习惯》专题讲座。
于丹老师在人格教育中主要为我们强调了一点:在我们中小学生所要完成的必修课中,不仅仅是学习。我们还要懂得怎样自我控制一些不好的习惯,懂得孝敬父母,尊敬老师,懂得很好的处理一些人际关系与学习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劳动等。
看完了于丹老师为我们上的这一堂课,使我受益匪浅。从前,我以为,只要学习好了一切都不是问题。爸爸妈妈尽量的给我腾出大量的时间供我学习,除了学习,家里的任何一件事我都不用去做,任何一件事都不用我去操心。爸爸妈妈把什么事都安排的井井有条,等着我去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甚至让我误以为这都是他们应该做的,只要我学习好就行了。
听了于丹老师说的孔子的一句“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话后,我才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学习并不是最重要的,比学习更重要的还有许多我们需要学会做的事,而首当其冲排在第一位的,便是怎样做人。
做人其实也是一门学问,其中包括道德、礼仪等等。而我们小学生除了要做好道德、礼仪方面的学习之外,还要在生活自理能力方面有所提高。一个人,就算学习再好,但却不能自己照顾自己的话,那么就算他四肢健全,也是一个废人。所以我们从小要帮爸爸妈妈分担一些家务,比如拖拖地,擦擦桌子,洗洗碗等,不要过多的让爸爸妈妈帮你干一些事情,要先自己学着试探性的先做,实在不会的话再让爸爸妈妈来帮忙。
于丹老师讲的这一堂课,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我们中小学生的必修课内,最重要的并不是学习,学会了怎样做人是排在第一位的,如果连这些都不会的话,就算学习成绩再好,也是一个不具备健全人格的人。
大人们常说,要想成才得先成人,所以,作为一名小学生,要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合格人才,需要学的很多很多,不只是学习,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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