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历史中的地理因素汇总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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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埃及是尼罗河的恩赐”的名言,说明尼罗河在古代埃及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对当代国家的研究中,地理因素也是无法忽略的问题。《是什么使美国如此强大》一书就指出:“美国强大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其基础 ”。针对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环境, 毛泽东曾对基辛格半开玩笑地说:“我知道,上帝更喜欢你们”。[1]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美国曾出现过注重地理因素的史学理论。特纳(F. J. Turner)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是主要代表作。作者试图把美国史学家的研究视角,从美国东部转向西部。他的“边疆理论”认为,美国西部“边疆”的自由土地对美国历史的发展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从而把美国史解读为一部与地理环境紧密联系的历史。
20世纪下半期,当代西方史学领域中地理历史方法流行一时,产生了新的地理历史范式。它是以地理因素为核心的历史研究,试图利用学术地理学解释重要的历史现象,拓展对历史问题的全面理解,建起一种“空间”结构。其理论基础是:地理和历史互为中心,地理是观察世界的特殊方法,侧重于空间,关注比较宏观、综合性的历史课题;历史则关注大跨度的历史时段中人类社会的变化。这种范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气候, 标志是法国布罗代尔(F. Braudel)的宏篇巨著《腓力二世时期(1551-1598)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作者特别提出地中海是“摆布人类命运的力量”。通过本书和另一部著作[2],布罗代尔表达了一种“全面历史”的思想。首先,他不仅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叙述包括地理、生态、经济,社会、政治、科技和文化在内的人类“全部”活动的历史,而且把视野扩展到整个地中海区域乃至全世界。其次,体现了把社会科学与史学融会贯通的思想。他综合利用包括人文地理学在内的各种社会科学,阐明变化中的历史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涉及“中心与外围”“陆地与海洋”等关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三卷本巨著《近代世界体系》提出了“结构的空间”的概念。他用世界体系分析方法,创造了“核心—边缘”模式。根据他的解释,近代时期, 世界的核心欧洲把处于边缘的非欧洲地区组织起来,构成了“单一世界体系”。 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美尼格(D. W. Meinig)出版了系列四卷本《美国的塑造:500年历史的地理观》。作者在很多问题上也使用“中心-边缘模型”对“中心的地缘政治问题”进行了探讨。在“美国的组成”和“联邦制国家的出现”部分,作者特别突出西部土地的重要性,认为它反映的正是美国各州与美国中心之间的矛盾。
上述史学范式直白的“欧洲中心论”和对地理因素的高度强调,虽有失偏颇,但对历史中地理、人文等多种因素相互关系的整体考虑,拓宽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也为一般读者展现出比较直观的宏观历史中文化与社会变迁、乃至世界地缘政治和文明格局的演变路径。虽然我们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更非“欧洲中心论”的拥护者,但很难否认地理环境在人类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而且我们注意到,愈往古代时期追溯,这种影响就愈加明显。在宏观层面上,当考察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地图变化时,核心-边缘模式可能有助于对古希腊罗马文明发展的回溯与勾勒,更加直观地感受近代以前这两大文明在地中海区域曾发挥的核心影响。在微观层面上,希腊罗马文明实际上各具鲜明特点。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固然很多,它们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对它们的发展路径和文明特点,恐怕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1、地理环境对雅典和罗马城邦发展的影响
让我们回到希腊和意大利,从“微观”视角考察地理因素对这两大文明形态各自特点所产生的影响。
雅典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对其海外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总体历史走向具有重要影响。雅典位于中希腊东南的阿提卡半岛,地处希腊各邦与东方联系的前沿,本身也临海,海岸线非常曲折,有众多深而平静、适宜航行的良港。另外,希腊周围的众多岛屿还把希腊和小亚细亚密切联系起来。所有这些,都为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海外贸易提供了重要前提。另一方面,阿提卡半岛三分之二是山,只有数块小平原,且土壤贫瘠,岩石化的土壤使希腊的可耕地不足20%;农产品匮乏,矿藏也不丰富。土地和资源的有限,促使希腊人掀起移民浪潮,在爱琴海北岸、马尔马拉海、黑海周边地区、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拜占廷、南意大利、东西西里、甚至远到今天的法国和西班牙、还有非洲海岸的一些地区,建立了大量殖民地,每个殖民地就是一个希腊式城邦。希腊的殖民运动起初以开发农业为主,后来转为发展工商业。随着希腊与海外各地贸易联系的加强,希腊本土和殖民地各城市的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
希腊城邦林立局面的形成与地理环境有直接联系。希腊半岛山脉纵横交错,海岛星罗棋布,造成许多相互孤立、彼此隔绝的地区,出现数百个城邦林立的局面。南部希腊只由狭窄的克林斯地峡与北希腊连接,几乎成为孤岛。希腊文明的经济和文化核心雅典,虽处于与东方联系的前缘地带,但岛上多山,不到航海业和工商业发展到相当水平,很难发生多族群的混居现象,因此雅典公民团体的血缘关系保持得比较纯粹,这使后来的雅典等希腊城邦具有极强的自我独立意识,努力建立和扩大本邦公民内部的民主基础。
希腊半岛的众多山脉、湖泊和海岛,阻碍了内部交通。众多独立但实力相当的城邦国家同时存在,阻断了希腊建立统一国家的路径。特别是斯巴达城邦的存在,形成了与雅典相抗衡的另一政治中心。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战争中,几百个城邦组成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该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进行了几十年的争霸战争。虽然希腊民主的象征雅典战败,斯巴达并未成为希腊的长期霸主。此后,底比斯城邦又组成同盟称霸于一时。纵观这一过程,希腊没有一个单独的城邦能像罗马城邦那样,强大到足以征服整个希腊本土,建立统一的希腊国家。争霸的结果非但不是统一,反倒是希腊城邦制度的迅速衰落,最终被外部的马其顿王国所征服。
同样,地理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代罗马的发展路径。意大利半岛南北长约1000公里。不像希腊,意大利半岛上仅有纵贯南北的亚平宁山脉,它把半岛一分为二。但是山两边多平原,山脉本身也并非不可逾越。罗马通过修建公路网把意大利各地联系起来。由于半岛内各地闭塞程度较轻,意大利不存在实现统一的重大地理障碍。更重要的是,罗马城处于意大利半岛中心,易守难攻,也便于向半岛扩张。尔后,罗马城这一有利的战略地位,在一个更大的地理范围内被意大利半岛复制。半岛深入地中海,几乎处于其中心,罗马统一意大利后,从地理位置角度讲,夺取地中海霸权不过是顺理成章的地域拓展而已。
意大利虽不具备希腊那样发展商业和航海业的良好条件,但发展农牧业的条件优于希腊。意大利领土面积的23%为平原,35%为山地,42%为丘陵。由于地形、地貌及海拔高度的影响,意大利生长种类繁多的植物。平原面积虽然不是很大,但冲击平原、高地和平缓坡地都适宜农业发展。山坡丘陵地带还有广阔的牧场,畜牧业比较发达。意大利境内多火山灰,土壤肥沃。半岛气候良好,雨水丰沛,不仅利于橄榄和葡萄的栽培,也宜于多种谷类的种植。
不同的地理和自然环境,塑造了不同的经济类型和社会形态。总体说来,由于海外贸易和商品货币经济相对发达,希腊很多城邦,特别是雅典,在国家产生前的社会分化比罗马更为彻底。提秀斯改革(公元前8世纪)的重要内容,就是把全体人民分成三个等级,即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正如恩格斯所说:“它表明,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已经如此牢固,以至以前氏族和部落的划分在社会意义方面已不是最重要的了”[9]。雅典手工业的独立和发展,造成相当发达的以交换为目的商品生产。货币经济与商品经济相适应,前6世纪,雅典的货币制度就已经比较完善。商品货币经济不但加剧了贫富分化、阶级产生,更造成居民的杂处,破坏了氏族制度存在的基础。用恩格斯的话说:“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类一样,渗入了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氏族制度同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10]雅典的氏族社会在发达的货币经济中比较彻底地瓦解,造就了与传统农业经济不同的新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用恩格斯的话说,它是一种从氏族制度中直接发展而来的“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城邦民主共和国”[11]。
罗马城处于拉丁姆平原,长期以崇尚农业著称,实行自然经济。罗马王政时代的后几王是埃特鲁利亚人,他们在一个世纪的统治时期内,把罗马从一个质朴无华的乡村变成一个繁华城市。但埃特鲁利亚人刚一被逐出,罗马又退到自然经济状态。因此在罗马文明的早中期,商品货币经济不够发达,社会分化和阶级构成与雅典等工商业城邦有较大差异。整个公民集团几乎完全从事农业,手工业发展远不及雅典,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程度自然不高。公元前4世纪,罗马才出现模仿希腊式样铸造的钱币;前268年,罗马才铸造并发行自己的银币;到前3世纪最后25年,才开始铸造金币。公元前218年,当罗马已征服意大利半岛,在向地中海扩张过程中与迦太基进行海上争霸时,罗马仍然颁布法律,禁止元老贵族从事商业和金融活动,禁止元老及其子辈中任何人拥有大到足以航海运货的船只。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的元老指贵族与平民斗争后形成的新贵阶层,既包括传统的农业贵族旧元老,也包括从平民阶级中产生的工商业新元老。结果,罗马统治阶级基本上分为两大阵营,即农业派贵族和金融派骑士。前者掌握元老院和高级官吏的职位,在政治上统治共和国;后者虽无政治实权,但在金融经济方面占主导地位。因此,不像雅典,罗马平民斗争的胜利,并未引起罗马传统经济的本质变化,更未带来城邦民主政治。相反,随着领土扩大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其政治制度一步步走向集权和专制,在共和国后期出现军事独裁,最终在公元前27年演变为实行帝制的罗马帝国。
2、地中海与希腊罗马及诸古代文明
古代希腊罗马两大文明都是历史和地理、即时间和空间的“宠儿”。从时间角度讲,它们都是相对后起的古代文明,在其国家和文明形成阶段,就已直接或间接受惠于亚非古代先进文明的恩泽;从空间角度看,它们均处于地中海中比较优越的位置。
两相比较,希腊的地理位置似乎更加有利。希腊文明的兴起和繁荣时期,环视希腊半岛以西的地中海地区, 除有稍晚的罗马文明外,其他地方还处在蛮荒的史前状态。而在东南方,北非西亚的古老文明早已存在。正如某些罗马史专家分析:
整个意大利半岛与希腊半岛比起来,希腊半岛是面朝东背朝西的,而意大利则是面朝西背朝东的。地理条件上的这种特点很明显地影响了两个地区的历史发展。希腊各国主要以爱琴海为中心,向东发展,较早地接受了地中海东部地区各先进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其独特的灿烂文明[3]。
从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角度看,由于希腊处于地中海东部,其主要城邦雅典所处的阿提卡半岛又位于希腊本土的中央,东向爱琴海,故与西亚、小亚细亚、腓尼基和埃及的联系比较紧密,受到古代亚非文化的长期影响。与亚非的长期接触,促进了希腊在经济、文化和科学等方面的发展。荷马时代晚期,西亚的腓尼基人活跃于希腊各地,把当时最先进的腓尼基字母传入希腊。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各希腊殖民地,是希腊早期哲学、科学和散文的故乡,经孕育出众多科学大师, 如受埃及文化影响的米利都学派的泰利斯和哲学家赫拉克里特等。得益于埃及和巴比伦文化,希腊和雅典古典时期在几何学、天文学和医学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通过与腓尼基人、吕底亚人和埃及人的接触,雅典人成为希腊艺术、科学、哲学和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希腊相当发达的造船技术也与腓尼基人的贡献密不可分。
罗马的崛起到最终称霸地中海,更得地利之恩惠。“意大利是古罗马国家的发祥地。它的地理和自然条件对于古罗马国家的形成和历史的发展曾经起过很大的影响”;“而意大利半岛上的罗马则由于没有希腊那样优越的航海条件,只能在意大利本土和西部地中海有限的土地上发展,接受东部地中海先进文明的机会很小,因此发展较晚,形成罗马所特有的发展道路”。[4]纵观世界古代史,不少国家的确都经历城邦林立、地区性统一、最终超越自然疆界建立帝国的过程,但很少有某一单独城邦始终作为核心力量,以占绝对优势的文明对其周围地区发生持续稳定的影响。罗马城却能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扮演核心角色。发轫于拉丁姆平原、继而蔓延到意大利半岛,最后波及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的拉丁文化,对帝国的广袤地域进行了长期浸润。更何况罗马扩张并非简单的领土兼并[5],而是伴随着文化和制度的传播与同化。
地理位置和环境的优越,使希腊和罗马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时段,成为特定地理区域的核心。在城市国家阶段,雅典是希腊文化的一个中心;经过长期发展,又产生以希腊-马其顿文化为基础的亚历山大帝国。马其顿人与希腊人有渊源关系,他们操希腊语,相信希腊诸神,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都崇尚希腊文化。亚历山大东侵促成的希腊化,为罗马帝国和后来的拜占廷帝国的统治创造了便利条件。“如果说希腊古典文化是一种城邦文化,那希腊化时期文化则是一种帝国的、带有世界性的文化”[6]。希腊文化在古代东方和西方的广泛传播,是希腊化最伟大的贡献。在那里,马其顿-希腊和东方文化因素得到融合。亚历山大及其继任者在东方建立的城市,是把希腊化文化从爱琴海带到亚洲的传播者。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帕加马成为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中心。当时,西亚人为更便利贸易努力学习希腊语,文化素质高者甚至能阅读希腊文学作品。犹太上层阶级使用希腊的语言、服装和姓名,还建起希腊式剧院和健身房。虽然夺取巴比伦的帕提亚本质上是土著伊朗人的国家,其居民也吸收了一些希腊化文化。亚历山大帝国的统治“使希腊文明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的文明得以接触、交流与融汇,扩大了各民族人民已知世界的范围,加快了人类历史由分散走向整体的进程”[7]。
罗马帝国的形成则是意大利的核心罗马,继而地中海的核心意大利向东西南北不断蔓延的结果。马其顿-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这两个核心虽在时间上略有先后,但它们的辐射范围既有地理上的重叠更有文化上的融合。罗马帝国的疆域囊括了希腊-马其顿、地中海东岸和北非原属亚历山大帝国的土地。原属亚历山大帝国的领土,如北非的昔勒尼和埃及、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以色列、巴勒斯坦和亚述,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等后来都归于罗马帝国的版图。前168年,马其顿本土亡于罗马。前146年,希腊全境归罗马统治。前2世纪30年代,罗马帝国设立了许多海外行省,其中就包括马其顿、阿非利加和亚细亚。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后形成的希腊化王国,即塞琉古王国(前64年被罗马征服)和埃及托勒密埃及王国(前30年被罗马征服),后来都归于罗马帝国的叙利亚行省。罗马人是希腊的征服者,也是受惠者,一方面罗马人继承了希腊文化,并加以利用、改造和发展;另一方面,希腊化文化在地中海东部和北部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内部凝聚力,使罗马在那里的统治和罗马化进程相对顺利。
如果再仔细观察公元400年左右地中海周围地区的地图,东罗马帝国的版图基本上与原来亚历山大帝国和帝国分裂后的希腊化世界相吻合。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把希腊、罗马、西亚和北非的文化融合起来,使希腊罗马古典传统在君士坦丁堡延续千余年,并继续向东拓展。
如果把地理范围和时间跨度继续扩大,我们会注意到,除希腊罗马文明外,地中海地区确是千百年间诸古代文明碰撞与交融的重要场所。7至13世纪,阿拉伯帝国作为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控制了地中海东部地区和地中海北岸的东南欧部分地区,对东西文化的交流和融汇贡献巨大。极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也地跨欧亚非三洲。它灭亡东罗马帝国后,定都君士坦丁堡,并以罗马帝国继承人的身份,保持希腊罗马文明,弘扬伊斯兰文明,使东西文明在此紧密融合。地中海东部地区更是基督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碰撞交汇的主要地区。
地中海地区在把世界联为一体的历史进程中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作为陆间海,它相对平静,加之沿岸海岸线曲折、岛屿众多,拥有许多天然良港,成为沟通几个大陆的交通要道。凭借如此条件,地中海自古海上贸易就很繁盛。生活在这里的腓尼基人、克里特人和希腊人,以及后来的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人都是航海业发达的民族。著名航海家哥伦布、迪亚士、达·伽马和麦哲伦等,都来自地中海沿岸国家。他们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革命性推动无与伦比。
直到中古时期,西方文化中心仍保留在地中海地区。中世纪早中期, 在政治、文化特别是宗教方面,罗马和意大利仍为核心。并非巧合的是,后来资本主义萌芽和“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还是意大利。恩格斯对此说得很明确:“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8]。正是在这里,诞生了但丁、彼特拉克、薄迦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菲尔,近代科学之父伽利略也是意大利人;地中海沿岸的法国孕育了卡尔文、拉伯雷和蒙田,西班牙则贡献了塞万提斯。正是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文化巨匠,用他们的思想学说和艺术创作开启了世界历史的全新时代。总结起来,如下的说法可能并不夸张: 在世界古代史上,地中海地区长期以来是西方文明的中心;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发现人”“发现世界”的地方,是把世界逐渐联为一个整体、把人类历史推向近代的肇始地。
3、希腊罗马文化的各自特点
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产生的经济类型和政治体制的影响下,希腊和罗马文明各具鲜明特点[12]。
希腊文明的代表雅典,因长期以狭小城邦为中心,非但缺乏统一的主客观条件、反而产生较强的城邦本体意识。他们崇尚思想自由、注重人本、鼓励创造、善于思辨、追求艺术和审美情趣,形成了以工商业经济为基础的、以早期人本主义、哲学思辨和理想追求相结合的文明。希腊在哲学、科学、文学、戏剧和美术方面成就斐然,产生出灿若群星的文化巨匠,显现出智慧的光芒和人性的辉煌,具有理想主义的倾向,在思想方面作出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贡献。难怪西方史家这样概括希腊的文化特征--“辉煌灿烂之希腊”。
某些罗马史专家概括道:“在文化成就上,从想象力的丰富和理性的完美程度来说,罗马人与希腊人相比确实望尘莫及;但从罗马人成就的实际效果及其在政治和生活上的使用价值来看, 较之希腊人,他们对后世的影响似乎更加深远。在文字、法律、政治、经济、军事、雄辩术、农业等许多领域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不能无视罗马的先例,而且往往从参考罗马中得到有益的启迪[13]。
长期的农业传统,使罗马的农业科学和园艺学成就斐然。早在前2世纪,罗马就出现了农业研究专著,最著名的有迦图的《农业志》、瓦罗的《论农业》、维吉尔的《农事诗》和科路美拉的《农业论》。长期征战造就了众多军事家,罗马为后世留下不少军事名著。弗龙蒂努斯(约公元35-约103年)的《谋略》一书,通过古希腊和古罗马作战实例,归纳出大流士、居鲁士、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等著名统帅的军事谋略。此外,还有恺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约4世纪的军事著作家韦格蒂乌斯的《罗马军制》,论述了古罗马时代军团的编制、装备、训练和作战方法等。该书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欧洲军界奉为经典。
罗马人除对法律的贡献最为著名外, 在文字上的贡献更具世界性。拉丁语原是拉提姆地区的方言,后因罗马扩张将拉丁语广泛流传于帝国境内,并成为官方语言。2到6世纪,从民众使用的通俗拉丁语中衍生出“罗曼语族”,它包括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等。16世纪后西班牙与葡萄牙势力扩张到中南美洲,因此那里又称“拉丁美洲”。拉丁字母是目前世界上流传最广和最通用的字母。
在建筑工程方面,与钟情华美神殿、剧场和运动场的希腊人不同,罗马人更热衷建造广场、圆形剧场、斗兽场、浴场、水道、柱廊、凯旋门、纪功柱和多层公寓房等比较实用的建筑。此外,罗马修建了约几万公里道路,供军队运输、行军和信息传递,也为后来的民族大迁徙和基督教传播提供了便利。罗马还在帝国境内建起无数气势恢宏的高架引水渠。负责这些工程的监理人骄傲地称它们为“罗马帝国之所以伟大的最明显的证据”;他还特别指出“它们与庸懒的金字塔和虽著名但毫无实际用处的希腊工程形成鲜明对照”。[14]
古罗马不仅是一个具体的古老国度,更是一种宏伟博大的象征。与睿智的希腊人相比,崇尚武力和秩序的罗马人难免给人“略输文采”和“稍逊风骚”之感。须知,特定的地理环境与疆域的不断拓展,使罗马人没有过多的闲情逸致进行抽象的哲学思辨、更无充分才情创造新的文学形式。对于科学,罗马人善于把希腊的科学发明运用到实践中。罗马人的首要任务是统治幅员辽阔、运行有序的庞大国家,发展宏大缜密的政治、法律和军事制度。结果,罗马文明形成了崇尚宏伟、庄严、统一、纪律等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特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史家在概括罗马文明的特征时,习惯说:“宏伟庄严之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