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智力】
智商测试首先取决于对“智力”的理解。早期智商测试的短板在于:应用先行,缺乏理论。此后,智力理论层出不穷,但是最核心的问题:什么是智力,智力的结构,遗传和后天因素对智力的影响,依旧充满争议。最初,对智力本质的探讨来自英国心理学家斯皮尔曼,1904年他提出了常规智力和特殊智力之分。常规智力被称为g因素,它被认为是智力的关键。斯坦福·比奈测试就主要集中于g因素的测量——反应速度、记忆力、语言能力、计算能力。这种解读的方法,将智力解析为各种能力。但只关注静态能力,容易落入穷举的泥潭。到1980年代时,它已细分到了240种因素。认知心理学兴起后,学者提出了信息加工理论,不再斤斤计较于静态的划分,更注意智力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按此类理论,人脑被理解为信息处理系统,智力体现于为了一定目的,加工处理信息的表现。于是,将因素和信息加工调和在一起的智力层面理论出现了——既划分了不同因素,又注重因素在信息加工中的表现。在这种视角下,一些心理学家将以往不被重视的能力纳入视野,不局限于传统的狭隘定义。哈佛大学的加德纳在1983年提出“多元智能”概念,一改以往强调抽象思维的智力观念,将人际关系、音乐、肢体动作等加入智力范畴。著名的情商概念也在此时提出。1991年,萨洛维提出的情绪智力(EI)概念,认为认知、控制情绪的能力,是一种长久以来被忽视的智力。经过戈尔曼的传播,情绪智力广为人知,逐渐被传播为情商(EQ),和智商并列。智力理论的发展,影响了智商测试的项目,斯坦福-比奈量表的测试能力,从最初的g因素,到后期的8
种,其测试结构在数量和内容也发生变化。
斯坦福-比奈智商测试五次修订的内容变化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又给智力理论提供了新的支撑。目前,学界倾向于认为大脑突触更多的人,智力表现更好,大脑皮质的厚度也与智力相关。除了从脑部构造角度探讨,认知神经科学还在确定人脑的信息加工速度、知觉速度、神经速度等功能与智力的关系。
不过,这些神经科学角度的尝试也受到“智力”概念的困扰,对人脑哪一部分的扫描?都只能够确定相关关系进行推论,更进一步的探讨,则都需要理论标准。
未来智商理论会有什么发展,技术上能否用脑部扫描等手段取代智商测试,抑或证明智商测试的合理性,仍是未知数。理论的发展推动人们更理性的看待智商测试,因为人类曾有滥用测试的深刻历史教训。
【智商测试的滥用】
1927年,美国最高法院以8:1的投票结果,判处弗吉尼亚州对一名“弱智”妇女实施绝育手术。著名的霍姆斯大法官曾对此评论道:“三代弱智已足够”。此后,美国12个州通过了对智力缺陷人群实施绝育手术的立法,27个州实施强制绝育计划。最热衷于此的加利福尼亚一共实施了2万多例手术。
登峰造极的是纳粹德国,近40万人被判定智力缺陷,强制绝育。还有十余万人被杀害。
更早的时候,美国医生在移民到达的地点,仅凭交谈和观察,就评估他们的智商分数,弱智者将因此被遣返。1924年,受智商检测结果的影响,美国国会出台了更严格的移民控制法案。
这种滥用智商测试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警觉,最著名的反对者是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1922年,他在《新共和》杂志上与特曼打了一场笔战,李普曼抓住当时智商测试的弱点,批评其简单粗暴的对待复杂的人类智力,总是偏重某些能力,只能得出偏见,容易给个人贴上永久的标签。
当时智商测试值得诟病处甚多。比如早期的斯坦福-比奈测试中,女孩的分数在每个年龄段都高于男孩,这让路易斯·特曼很焦虑,1937年,新版本的测试量表删除了男性得分差的项目,轻轻一动,男孩就和女孩一样聪明了。
19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智商测试被认为是种族主义的方法,受到活动家的冲击,纽约、华盛顿特区、洛杉矶等市禁止对小学生智商测试,不过随着民众热情的消退,这种激进的禁令很快被取消了。
随后,智商测试不断完善,早期的很多问题已经解决。但接下来,它又面临更大的麻烦:弗林效应。
这是由美国人詹姆斯·弗林命名的现象,它显示,在1930年到1980年间,发达国家的智商测试初始分数一直在上升,比如1932年至1978年,美国年轻人的IQ平均指数提高了14点。弗林效应也出现在发展中国家。1994—1998年间,肯尼亚6—8岁农村儿童的分数增加了11分,这让人怀疑智商测试的稳定性,也与智商测试体现先天智力的观念不符——基因的变化不可能这么快。
目前,多数心理学家将此解释为随着社会进步,教育和营养水平提高,影响了抽象能力的发展,而对于弗林效应本身引起的智商测试有效性讨论,则莫衷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