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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生活的要义在于灵魂的自我赋形,是基于自我教化之上的心灵转向,即把个人引向美善生活的追求。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学与生活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大学四年匆匆而逝,我们即将要走出大学的校门。对我来说大学这四年可能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段在校学习生涯。从青春年少长大成人,我们经历着相同的阶段,但是每人各有各的收获。“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觉得在这里能进一步深入的认识自己,就是一种难能可贵,尽管还是有些不成熟的想法。
刚入大一,丢下高考的痛楚和疲惫,我轻松地迈入大学。那个时候学习没有放松,但在与同学相处方面上一直表现得比较慢热。而与高中老同学联系的比较频繁,经常写信或者电话联系。现在想起来没有什么印象很深的事,倒是那一年积累的厚厚一沓的书信让我颇感欣慰。 另外大学友情是个比较重要的话题。它不同于其他学生时代的情谊,不仅在学习中,更多的在生活中。在生活中,同学之间有时难免有些小矛盾,如何看待这些小矛盾,如何解决这些小矛盾便是人与人相处的学问,也是成
长中的必修课。它让我学到了眼睛中不能只看到自己;也让我学会换位思考,客观地去看待问题。在矛盾化解之后,你会发现它并没有破坏我们的感情,反而使彼此更加互相了解。
大二后,对待学习也有了新的理解。学习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考试的需要,而更多的是要完善自己特有的知识体系。很多时候在身边的同学或朋友身上有时能学到更多。因此,学习也不应该只停留在学校里面,它更应该贯穿于人的一生。学习之外更多的时间就是去读课外书,尤其是社科类书籍。这大大拓宽了知识视野,培养了我的批判性思维,对世界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其实很多理论上的智慧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只有亲身经历了才会内化为自己的东西,成为自己的血肉。其实在某时某刻,我总是会思考自己的人生,自己今后要做什么样的人,走什么路。李开复的《做最好的自己》给了我不少启发。从中理解到“人人都可以成功;我可以选择我的成功”, 说明成功是多元化的,要学会做一个“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做一个既有勇气又有胸怀,既有理智又有激情,既自信又谦虚,既聪慧又善于表达的人;做一个有勇气来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有胸怀来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情,有智慧来分辨两者的不同的人。
大三下学期开始后,面临着是考研还是找工作这两个抉择。应该说我想了很多方面,最终还是选择找工作这条路,这条路是迟早都要面对的。上研究生对我以后事业的帮助并不明朗。因为我一直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充满信心,而我最欠缺的反而是在社会中的历练。越磨难,越历练。我现在需要尽早踏入社会去迎接自己的另一个阶段。 然找工作并不是那么顺利,十月开始时网上投了很多简历,几乎没回复的。面试就更少了。在寒假里面试过一家股份公司,应该说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虽然最终没能录用。它使我更清楚的看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所在,在以后的求职路上不再那么盲目,学会如何在能力和期待之间寻到一个满意的平衡。虽然现在还在找,但至少没有了当初的眼高手低和恐慌感,多了几分平和。
四年了,这段时间在人的一生中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相信这是我人生中最摇曳多姿的时期之一。在学校中我不仅学会了知识,更学会了许多人生道理,这些道理和知识不断完善着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后的路还很长,踏出校门又是新的起点,希望每个人可以做最好的自己。
摘要:本文总结了大学生常见的五种情绪问题,包括焦虑、激动易怒、压抑苦闷、抑郁消沉、虚荣嫉妒等。并针对不同的情绪问题给出相应的调适策略,以帮助部分大学生及时摆脱负性情绪的困扰,增强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大学生正处在青年中期,是人的一生中心理变化最激烈的时期。心理发展不平衡,情绪不稳定,面临一系列现实问题,心理矛盾冲突时有发生。
关键词:大学生、心理问题、成因、措施
随着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进程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人们的经济生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际关系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样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心理状态自然会受到很大影响。而且,市场经济对人才提出的更高要求,使大学生难免会产生一些心理冲突和困惑,如环境适应不良反应,人际关系障碍,性意识困惑,工作、学习的挫折,双向选择就业的难题等等,都是大学生中常见的心理问题、心理障碍,甚至心理疾病。正确认识和分析大学生的心理状况,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他们保持身心健康,预防各种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大学生常见心理问题的表现 大学生正处在青年中期,是人的一生中心理变化最激烈、最明显的时期。心理发展不平衡,情绪不稳定,使其面临一系列现实问题,心理矛盾冲突时有发生。常见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难以适应环境。当代大学生为了在激烈的高考竞争中取胜,几乎全身心投入学习,家长的过度保护,学校的应试教育,一旦从中学到大学的环境发生了改变,离开了长期依赖的家长和老师,面对新的集体,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学习特点,一些学生出现了独立与依赖的矛盾。有的学生来到新的环境,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反差较大,会产生失意、压抑、焦虑,甚至出现神经衰弱症等等。
2、自我认知失调。社会心理学家菲斯汀格指出,一个人对自己的价值,“是通过与他人的能力和条件的比较而实现的。”作为象牙塔的骄子--当代大学生,在中学是学习尖子,老师表扬,家长夸奖,同学羡慕,常常体验的是成功的喜悦,优越感、自豪感油然而生。但到了大学,人才荟萃,高手如林,有些学生学习方法不适应,失去了原来的学习尖子地位,自尊心受到严重挫伤,少数大学生由自傲走向自卑,信心下降,意志消沉,缺乏进取心。
3、人际关系障碍。人际关系已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一个敏感的问题,不少人常常处于矛盾之中。有些大学生一方面不愿敞开心扉,自我封闭;另一方面,又迫切希望社交,得到友谊,显示自己的力量,这对于沟通不良、有性格缺陷的大学生必然产生难以解除的矛盾。环境的变化,社会思潮的影响,人们交往方式的变化,又会加深这一矛盾。还有极少数学生缺乏社交的基本态度和技能,经验不成熟,导致人际关系紧张,而陷入孤独境地。
4、生活上的挫折。一些偶然的因素,带给某些大学生生活挫折,影响他们心理情绪的稳定,诸如失恋、失去朋友、家庭的重大变故、经济困难等。由于绝大多数大学生是在家长和教师的保护下一帆风顺地成长起来的,很少遭到过严重的挫折,更缺乏独立承受挫折的心理能力,因而,遇到挫折就束手无策,耐受性比较差,从而造成他们焦虑、烦恼、自卑、痛苦、嫉妒、失望、逆反等不良心理。
5、择业的难题。随着高等教育分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一方面市场带给大学生更多的择业机遇和更大的自由度,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择业难度,加重了大学生的行为责任和心理压力。而毕业生自身的素质,性别、专业以及社会关系等又制约着择业的自主权,对于少数大学生来说,甚至毕业就意味着失业。这一变化对受“进入大学门,就是国家人,就可以端铁饭碗吃皇粮”的传统观念影响,性格内向,心理承受力较差,心理适应力弱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是难以解决的现实矛盾。恐惧、焦虑、烦躁打破了他们的心理平衡,心绪抑郁,使他们对生活缺乏信心,对前途失去希望,对处境无能为力,更有甚者觉得生存没有意义。
二、大学生心理困惑原因分析 以上各种常见的大学生心理问题,究其产生的原因,有社会因素,有家庭因素,也有学校因素和自身因素。 社会因素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引入竞争机制,人们充分施展才能,展开平等竞争,大学生平静的心理自然会受到冲击,当一些意志薄弱的学生面对这种挑战时,一遇到挫折,就会产生消极的心理状态。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他们的价值取向趋向功利化和实用化。社会上出现的追求享受,腐化堕落现象也影响了一些大学生的心灵,主要表现为对政治不感兴趣,冷漠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道德出现滑坡。 家庭环境和父母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具体情况有:
1、父母对子女管教严格,强迫命令、批评指责多,子女性格上虽表现出诚实、礼貌、细心、负责,但往往缺乏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人际交往方面表现出羞怯、自卑、敏感,唯唯诺诺;2、父母过分满足、过分保护,唯恐孩子受挫折。这种学生依赖性强,遇事退缩,自制能力和自信心差;3、父母对其行为放任,很少约束。这种大学生很可能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尊重他人,唯我独尊,很难适应集体生活。 学校因素主要是:1、环境、角色的变化引起的心理不适应。这主要是进入大学后,亲情、友情和故乡自然之爱的缺失,遇到实际困难唤起他们的思家情绪;
2、教育过程的影响。有的学校强调知识教育,专业教育,不重视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突出智育成分,忽略思想、道德教育及社会实践。许多学生“两耳不闻身外事,一心只求把书读”,导致他们淡化参与各种有益社会活动的意识。同时极少数教师教书育人思想淡薄,“厌教”、发牢骚,迎合学生中的消极情绪,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3、人际关系氛围的影响。人际关系好,可使人们心情舒畅,生活愉快。但若处在一种紧张的人际关系中,心情就会不愉快、烦恼,甚至产生敌对、憎恶的态度;4、不健康的校园文化的影响。转型期的不良社会文化辐射到校园,滋生了种种不健康现象。如校园里一度出现追星、追逐时髦、醉心于牌桌酒楼或流连于花前月下等等。 自身因素主要包括不能正确评价自己和他人、不能正确地自我选择和自我发展,并影响与他人的交往;性的成熟带来性心理的变化,由于经验不足,阅历太浅,理智性差,出现感情与荣誉之间强烈的心理失调等等。
三、预防和解决心理问题的主要途径 重视和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培养跨世纪人才的需要。在现今条件下,预防和解决大学生心理问题的主要途径有:
1、掌握心理学知识、预防心理疾病。大学生心理素质的提高离不开心理学知识的掌握,系统地学习心理学知识,了解自身心理发展变化的规律与特点,学会心理保健的方法,自觉调节控制情绪,是促进大学生心理素质优化的重要措施。适当增加心理学课程,如开设“大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人际关系心理学”、“大学生心理健康”等课程,使大学生丰富这方面的知识,正确认识自己,增强自我心理调剂能力,明确方向,正确对待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对于大学生缩短心理适应期,及时调整心态,适应大学环境,加快人格成熟,将起到积极作用。
2、加强心理咨询工作,改进心理咨询服务。学校心理咨询工作是增进学生心理健康,防治心理疾病,优化心理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心理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心理咨询工作应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以预防为主。首先,领导要重视这项工作,保证机构、编制、经费、场所。其次是提高心理咨询工作人员的素质。目前从事高校心理咨询工作的绝大多数人员都是兼职咨询员,要有针对性的加强培训,努力提高他们的素质,强调优势互补。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要补充心理学、心理医学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对于从事心理学、心理医学方面转过来做这项工作的人员要补充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另外,除进行障碍性咨询,还应该进行适应性咨询,开辟一些心理咨询的宣传栏,举办心理卫生知识讲座。要使学生建立自我心理和精神保健的概念,有接受咨询的要求。要大力开展宣传活动,可设立心理咨询信箱,开办热线电话,组织心理测试,开展交流,举办讲座,用多种形式来促使这一工作的顺利开展。要把工作放在多数学生身上,放在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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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华山.大学教育心理学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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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的哲学》中客观地描绘了一系列好坏不一的_和非基督_此从表面看来它是一篇非话语主导的小说。但是在深层意义上,小说却是以基督的新价值、新视角来塑造其人物形象的。这体现了老舍对于来自西方的基督爱恨交加的矛盾情感与态度。这种矛盾情感在中国现代作家那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老张的哲学》的爱情悲剧看封建伦理道德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通过对王德与李静,龙凤与李应两对年轻人的爱情悲剧的分析,对悲剧背后体现的封建伦理道德关系进行阐述,对中国传统的社会心理结构进行深刻的艺术分析,从而进一步剖析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对美好人情和人性的摧残压迫,达到较为全面的理解老舍笔下悲剧人物命运的效果。
关键词:老张的哲学;爱情悲剧;封建伦理道德
《老张的哲学》是老舍早期的代表作,反映了老舍创作初期的思想与艺术追求,表现了作家独特的艺术创作潜力与价值观。
李静与王德自幼就相识,二人可谓是朝夕相处,自然日久生情。 他们年幼的时候,李静说笑话给王德听,而王德转转眼珠又把她的笑话改编一回,说给她听。等长大后,他们还似幼年相处的那样亲热,然而他们不自觉地在心的深处多了一些东西,爱情的种子就这样在两人之间悄然萌发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规范下,‘男女授受不亲’是老中国儿女必须遵守的一条日常守则,‘存天理,灭人欲’是其思想行动的指南。在这一伦理体系中,男女纲纪森严,男女两性自由交往被视为不合礼法的行为,儒雅君子大有谈‘性’色变之态。老舍笔下传统的男女角色就是封建伦理意识的传承者与实践着,他们迷迷糊糊生存其中,不以为喜,不以为悲,只觉得从来如此,天经地义。”[1]李静的姑母便是封建伦理道德践行者的典型,她自以为对李氏祖宗负责任,对于侄女的婚姻大事,她的意见是:“儿女不能有丝毫的自私,所谓儿女的爱情就是对于父母尽责。李静不能嫁王德,因为他们现在住在一处,何况又住在自己的家里。设若结婚,人家一定说他们是‘先有后嫁’,是谓有辱家风。老张虽老丑,可是嫁汉之目的,本在穿衣吃饭,此外复何求!况且嫁老张可以救活叔父,载之史传,足以不朽!”[2]在姑母“处世哲学”的耳濡目染下,李静自然而然的受姑母的熏陶和影响,况且在传统孝道的指引下,李静不可能弃他的叔父于不顾,虽然她的心属于王德,但为了救叔父,她在姑母的安排下,既无挣扎,又无反抗,听从命运的摆布坐上车子去和老张拜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封建伦理道德对人心的腐蚀有多么严重,谨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赵姑母把侄女嫁给一个比她大很多的人做妾,在她看来这才是合规矩的,也是最完美的,既能帮李静找到名正言顺的婆家,又能抵了她兄弟欠下的债。直至王德在婚礼上大闹,李静心里才有了一丝丝希望,但因王德父母在封建“冲喜”思想观念的指导下给王德安排了亲事,李静最后的一丝希望也破灭了,她觉得人生已了无生趣,便随她的叔父死去了。
从小李静便受到封建伦理观念的熏陶,她不敢反抗,也从没想过反抗。其实在我看来,假如李静能与王德私奔到外地,然后二人共同努力赚钱还欠老张的债,那结局应该是很美好的吧。但封建伦理道德绝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假如她真的和王德私奔了,想必不会被我们礼教之邦所容,全家人都定会受社会的指骂。因此一对有情人最终阴阳相隔,抱憾终生。
相比王德与李静,老舍在《老张的哲学》中对龙凤与李应的爱情的刻画着墨较少,在我看来,龙凤与李应的爱情悲剧更多的应归咎为李应的胆小怯懦。李应在得知龙树古答应将女儿卖给孙八做妾时,大脑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他一会想去找王德,一会想杀老张,一会想和龙凤私奔,但最后这一个个念头全被他否决了。正在这时,他远远地看到龙凤向他走来,但怯懦的李应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躲了起来,而没有上前叫住龙凤,就这样他错过了心爱的女子,错过了一辈子的幸福,他自己没有勇气面对这一切,便抛下一切事务远走他乡。
当然,李应的怯懦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根深蒂固。他上过几天学堂,但这个学堂正是老张这个封建乡绅办的,而老张正是孙八与龙凤买卖婚姻关系的极力促成者,主人公之间彷佛被一根无形的线彼此牵连起来。本来龙树古坚决不肯把女儿嫁给孙八的,但老张对他说:“有这么好的姑娘,你给她说个婆家,至少得一千元彩礼,把债还清,再由姑娘的力量给你运动个一官半职的,这不是一条活路?再说,收彩礼是公认的事,并不是把女儿卖了。你愿意守着饼挨饿,我就没有办法了!”这里老张利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终于说动了龙树古。我们可以看出老张是龙凤与李应爱情悲剧的直接推动者。
龙树古虽然答应了老张的提议,把女儿嫁给孙八,但最后婚礼前夕,龙树古还是带着龙凤先躲开了,他答应老张卖女儿是想先借孙八的彩礼钱把老张的债还清。龙树古是虔诚的_,他不是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信奉者,因此他能够随机应变,不至于委屈了女儿。而李应这个封建伦理道德的遵循者却独自一人出走,失去了与龙凤结合的机会,令人叹惋。
总的来说,《老张的哲学》的爱情悲剧是封建社会下伦理道德的悲剧,有其独特的阶级性和时代局限性。通过对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时代环境下主人公的无可奈何同时这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对于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我们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社会才能不断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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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在思想上和论证方式上都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但此时的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者。在青年黑格尔派等思想的影响下,他要求将思想学说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通过对博士论文中自由意识的论证,完成了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形成了实践哲学的雏形。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打击精心准备的:论马克思博士论文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和超越相关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提出了自我意识主要关注于客体与自我的关系,实现了对希腊哲学的超越;提出了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完善了自我意识结构;提出了自我意识必然面对和解决不同的时代问题。马克思博士论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头和马克思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本文立足于文本,具体分析了马克思通过博士论文究竟在哪些方面批判继承了黑格尔哲学,又在哪些层面实现了对黑格尔超越。
关键词:马克思博士论文;黑格尔;自我意识
人们对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评价并不高,称其为马克思“不成熟时期”的作品,也不具有独立意义和价值。这种观点的理由在于,虽然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下开始用个别自我意识来冲破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也闪现了一些零星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比如提出了“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是哲学的世界化”来说明哲学的世界批判意义,但是这种尝试仍然是在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基础上开展的,所以总的说来这时马克思还是一个彻底的黑格尔主义者。
事实上马克思已经在《博士论文》中,对黑格尔哲学及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展开了批判的考察。所以,与其说《博士论文》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的不成熟著作,不如把他看成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次尝试性突破,这对于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史前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博士论文》开始就讨论了关于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怀疑主义三大哲学在哲学史上的定位,在马克思眼中,希腊哲学看起来似乎遇到了一出好的悲剧所不应遇到的结局,即平淡的结局。在希腊,哲学的客观历史似乎在亚里士多德这个希腊哲学中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那里就停止了。
马克思认为,这样一种理解显然割裂了罗马哲学与希腊哲学的内在关联。这正是他要区别德谟克利特原子论和伊壁鸠鲁原子论差别的一个重要动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是外在的,只是量上的相互组合和凝聚,以这种眼光看待希腊哲学与罗马哲学,势必会得出上述的结论。而伊壁鸠鲁的原子则是原子自身的各种变化,是原子的本质与存在的关系,是内在的关系,以这种眼光看待希腊哲学与罗马哲学,结论很显然,所谓的罗马哲学不过是希腊哲学的新的形式。所以,希腊哲学的死亡就如英雄之死:英雄之死与太阳落山相似,而和青蛙因胀破肚皮而死不同。太阳的落山不过意味着新的旭日东升,希腊哲学死亡之处,正是新哲学重生之地。
《博士论文》中对自我意识哲学的肯定,这一点是和青年黑格尔派一致的。在第一部分中,马克思主要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基本差别,即对人的知识的真理性和确定性上、对待学问的态度和实践上,以及对反思的形式上。
(一)在对知识的真理性和确定性方面
马克思认为,在对人的知识的真理性和确定性上。德谟克利特采取怀疑的、不确定的、模糊不清的态度,伊壁鸠鲁则采取独断的态度,坚持一切感性直觉都具有客观真实性,感性知觉是唯一客观的现象,“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道者”。①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德谟克利特怀疑感性世界,伊壁鸠鲁则肯定感性世界,“哲人比大家高明之处,正在于他对自己的认识深信不疑”②。也就是说,对伊壁鸠鲁来说,唯一真实的东西就是人的感性知觉,这是唯一能让灵魂宁静的东西,这也意味着,在伊壁鸠鲁那里,肯定人及其主体性的自由是他的理论前提。
(二)在对待学问和实践以及在反思性关系方面
马克思认为,德谟克利特由于怀疑感性世界而寄希望于追求背后的真理,因此他不满足于哲学,并且声称要投入到实证知识的怀抱,他试图在经验事物中发现因果联系,于是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受限于客观的必然性,这也即意味着对命运、天道,对世界的创造主的服从和对人的主体性自由的否定。伊壁鸠鲁对于这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肯定人的感性知觉才是唯一的客观现象,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再到经验世界中去寻求实证知识,所以他注重偶然性。
在马克思看来,肯定偶然性就意味着肯定了人的自由,肯定主体选择的可能性和多样性。因为,伊壁鸠鲁认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马克思对这个观点十分赞同,他引用伊壁鸠鲁的话说,“在必然性的生活中,是不幸的事,但是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种必然性。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敞开着,这种道路很多,它们是便捷易行的”③
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他们关于自我意识结构的看法存在某种相似性,他们都认为,三大派哲学各自代表自我意识结构中的一环,因此,三大派哲学的整合正好构成自我意识的完整结构。所以,马克思说:“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得到充分表现,不过每个环节都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这些体系合在一起形成自我意识的完整结构”。④
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的三个原则:这样就有三个原则是必然的:
(一)思维的原则,即普遍性本身的原则……思维是真理的标准,是规定真理的东西。
(二)与思维对立的一方是特定的东西本身,是个别性的原则,也就是一般的感觉、知觉、直观。以上就是斯多葛派哲学和伊壁鸠鲁派哲学的原则……
(三)在斯多葛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以外,存在着第三者,怀疑主义,这是前面两种片面性的否定。⑤怀疑论在这里是作为前面两种片面性的综合二出现的,但是黑格尔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怀疑派的认识是错误的,他说:“古代的怀疑论并不怀疑,它对于非真理是确知的;它并不只是徘徊不定,心里存着一些思想,……换句话说,怀疑对于它乃是确定的,……它并不是悬而不决的,而是斩钉截铁的,完全确定的。⑥
也就是说,怀疑论可以洞见自我意识的本质:就是要让人的心灵和精神获得拯救与解放。为此,自我意识不太能接受自身之外存在一个决定自身的本质,但是,对于自我意识来说,恰恰就是这种东西。
事实上,当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提出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时,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自我意识结构。传统的自我意识结构主要关注的是思想与存在的矛盾问题,或者是要从思想上理解真理(斯多亚派),或者是从个别的感性去理解真理(伊壁鸠鲁),从而使自我意识得到满足。但马克思将思想与存在的自我意识结构转换为理论与实践的结构,核心在于,不仅要理解真理,从而使自我意识满足,更重要的是,也要改变自我意识,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同时,改变世界,实现世界的哲学化,使之成为世界历史的行动,实现自然的人化(彻底的自然主义)和人化的自然(彻底的人道主义)。 三、马克思博士论文对自我意识双重矛盾的解决
国内一些学者认为,自我意识的矛盾一方面就是作为现实的自我与作为意识的对象的自我的矛盾,也就是自我在意识中的两重化,因此,自我意识的目的就在于解决这种两重化的困境。
黑格尔对于自我意识二重化是这样认为的,当我说“我”时,我的意思是指这个排斥一切别的事物的“我”,但是我所说的“我”,亦即是每一个排斥一切别的事物的“我”。⑦这里确实出现了两个我,但不是实体的我与意识的我,如此就仍然是自我的主客二重化,而不是自我在意识中的二重化。所谓在自我意识中的二重化实际是指:当我说一个具体的我时,自然也就有了“这一个”我的唯一的意识。然而,同时,我并不是唯一的称谓,当我一旦被说出,也就意味着,我是一个普遍性,每一个都可以说我,我成了“每一个”我的意识。前者是个体性的,后者是类的,重要的是,它们都是意识,都是思维。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自我意识结构的首要环节就是思维,而不是实体。自我意识作为意识的矛盾就是个体意识与类的意识的矛盾,自我在意识中的二重化就是个体与类的矛盾。
对马克思来说,这也就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也即:存在和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⑧。人的现实的二重化仍然面对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体与类的矛盾。劳动与实践不是别的,正是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劳动对象也是如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但是,在异化劳动中,人却被二重化了,异化了。
问题不在于自我的确证与否定,而在于,无论对象如何不同,自我意识都将对象视为自己,不管是肯定的(同一)还是否定的(异在)。问题不在于自我的确证与否定,而在于,无论对象如何不同,自我意识都将对象视为自己的一种关系,不管是肯定的(自我确证)还是否定的(自我否定)。问题不在于自我的确证与否定,而在于,自我意识将通过意识和实践既克服意识中的自我异化,又克服现实中的自我异化,实现自我的同一。
因此,就算存在个体与类、本质与存在、自由与必然、对象化和自我确证、人和人、人和自然的矛盾,它们也是自相矛盾,是自我的矛盾,是内在的矛盾,而不是外在的矛盾。
排斥不是单方面的,排斥就是双方排斥,自相排斥,如此,它们就处于同一关系中。在政治领域,如果能达成契约,那么也就意味着,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双方终于处在同一关系中,那契约不是别的,就是双方的共同认可,就是自我意识。同样,在社会领域,如果能形成友谊,那么也就意味着,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双方终于处在同一关系中,那友谊不是别的,就是双方的共同认可,就是自我意识。其它比如正义等亦复如是。当然,它们仍然存在自我否定的可能。这也同样适用于人和自然、人和人、存在和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类排斥更是自相排斥,因此,它们也就构成这类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同样的,这种最初的形式仍然具有自我否定的可能。正如自我、自私的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一样,共产主义则是自我意识矛盾的真正解决。
不同的时代都有其不同的时代精神,自我意识哲学内容和形式自然也会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但自我意识哲学的任务却从来没有根本改变,那就是,为人类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归宿。现在,世界面临的纷扰远非伊壁鸠鲁时代所能及,与此相比,人类却正在不断丧失自己的精神家园,面对人类心灵遭遇的种种新困惑,马克思那一警句仍然振聋发聩:
只是现在,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的体系为人们所理解时代才算到来了⑨。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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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页.
⑤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7页.
⑥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111页.
⑦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第71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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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了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哲学论文范文:透视现代性。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科学把宗教的真理的桂冠争夺了过来,并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现象,但笛卡尔以来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哲学为科学作真理辩护的努力并未成功,科学主要因为对自然的巧妙控制得到了社会的青睐,但在科学划定的秩序下生活的现代人又遇到了新的焦虑和困感。
关键词:现代性 理性 主客统一 世界图像 焦虑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种种新的思想文化现象。从七十年代开始,西方许多人文学者提出了“后现代”(postmodern)这一说法,用来界定新的文化现象。国内相当多的学者紧跟这一文化现象,介绍和评价后现代思潮的文献层出不穷。本文认为要想研究后现代,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现代”或“现代性”。当然,这个问题要想说清楚,应当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史等多个角度来阅解。但这不是一篇论文能完成的事。故本文选择一个角度,从思想史的角度来透视“现代”或“现代性”,希望勾勒出关于“现代”或“现代性”的纵深背景。
现代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是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开始的。按照瑞士著知名学者汉斯•昆的说法,现代这个术语“最初用于17世纪法国启蒙主义,它用以表明西方由怀旧的文艺复兴阶段进展到一个充满乐观向上精神的历史时期”。[1] 现代性意指现代社会的基本属性,它包含了一套相互关联的基本观念和原则。
流行的看法认为,现代和中世纪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时期,其实,现代社会的基本观念和原则仍然和中世纪的思想观念有共同点。在中世纪宗教文化里,上帝是那个时代的基本观念,《圣经》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和行动的指南。真理、道德和价值都源出于上帝。但随着社会世俗化的发展,上帝在15世纪左右开始遭到欧洲人的冷漠甚至批判。以至最后“上帝死了”(尼采的话)。在这样一个主流文化渐退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重新确立真理、道德与价值的源泉和基础的问题。但文化的转型是一个慢长而又令人痛苦的过程,实际上直到17世纪以后,失去了上帝关爱的欧洲人才摆脱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怀旧感和沮丧心理,找到了一种新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其基础是从哥白尼和笛卡尔以来的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成果。” [2]现代科学的伟大成就证实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哲学则试图说明理性的胜利,人们对以一种独立的姿态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充满了信心,理性就被思想家们(主要是哲学家)逐渐推崇为真理、道德和价值的源泉和基础,科学也被逐渐推崇为理性的“代言人”。
康德在他的著名的“什么是启蒙”(What is Enlightenment?)一文中这样说道:启蒙运动使人民从自我强加的受监护状态中解放出来。人不依赖于外界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这样一种受监护的状态不是由于缺乏理智,而是由于缺乏……勇气和决心来使用自己的理智。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康德为什么要这样评价启蒙运动呢?中世纪的____教义告诉人们说,我们要时刻依赖三位一体的神的帮助和引导才能寻找到人生的真理和幸福。同时,在探寻真理的过程中,人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河南师范大学2001青年基金资助项目(521403)
作者简介:张伟琛,科技技术哲学硕士,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
们还需要教会和牧师的带领,理性(即康德所说的理智)仅仅是上帝赋予我们理解圣经话语的辅助工具,虔诚的信仰才是第一位的,因为“道成肉身”、“三位一体”的《圣经》故事是理性无法通达的。但当上帝以及上帝的话语逐渐退居到社会和文化的非核心地位后,对理性的贬低就没有理由了。因为即使人们承认理性达不到完全理解上帝的程度,但如果上帝对我们根本就没有意义的话,理性的缺陷就不是一个问题。而按理性的运作规则(观察、实验、逻辑推理、测量和计算)而来的科学显然和由启示、信仰而来的神学有一定区别。神学曾被视为确信无误的,因此是真理。科学要想取得神学的地位,就要说明自己才真正配得上“真理”这个称号。
笛卡尔首先开张了这一话题。他采取了从主客符合的角度为科学作合法化辩护的策略,这种辩护策略的形成既有受中世纪神学影响的原因,还有科学自身的原因。但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涉及到柏拉图主义。
柏拉图在他的一系列哲学对话录中,详尽地阐明了下述观点,即认为有一种完美的、合理的和明晰的理念世界隐藏在我们的感性世界的背后;并且指出,认识了这一理念世界,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杂乱无章的感性世界,而且能为我们提供个人的和政治的活动的准则。柏拉图的思想对于欧洲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他之后直到尼采为止的西方的宗教、哲学以及科学全都不同程度地脱胎于柏拉图的观念,或者用怀特海的话说,是对柏拉图对话录的一系列脚注而已。
按照柏拉图的理念说,真正的知识并不直接涉及到用感官所感知的复杂多变的感性世界,它只涉及到纯粹的思想对象——理念,它作为一种由感性世界来接近的模式而隐含在感性世界的背后。柏拉图同时又认为理念对理性是透明的,即可由理性来认识。由于数学——主要是几何学——在柏拉图看是一个明晰的和有秩序的领域,因此,数学就成了认识理念世界的灵感来源和最佳手段。数学在17世纪以后又被进一步推崇为理性的“试金石和真正保证”。[3]
作为柏拉图哲学要旨的理念说后来经过复杂的过程演化为中世纪的天国说。本文越过这一问题,直接过渡到下面这个问题上,即中世纪神学如何通过科学的早期形态——自然神学——对科学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自然神学是新兴科学早期历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它是____神学与新兴科学相互影响、相互妥协的结果。在自然神学家看来,科学并非像有些神学家指责的那样,容易使人贪图生活的舒适,分散人们对上帝的注意力,因而是一项脱离宗教价值取向的事情;相反,由于自然是一部上帝创造的和《圣经》同样丰富、深刻的作品,科学又恰恰是对“上帝展现在宇宙中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的揭示”,[4]因此科学也是一项宗教事业。英国皇家学会宪章就要求其会员应把该学会的研究用于为“上帝的和世人的利益服务”。这些以鉴赏家自居的科学家自信他们能够把上帝的精美制品客观地、准确地展示出来,他们相信他们以独特的方式体验到了仅仅阅读《圣经》的前人所不曾体验到的对上帝的敬畏——它是由上帝超凡的技艺激发出来的。
尽管如此,自然神学家对宗教的理解,还是日益脱离传统____的信念。当波义耳将上帝和斯特拉斯的大钟制作者相类比时,上帝的神性活动就在这个类比中遇到了障碍,因为时钟一旦开始走动以后,就独立地进行其机械活动。牛顿也仅仅把上帝作为一个第一推动者或偶尔在行星出现不规则运动时出来校正一下的工匠——这不是原来那个时时刻刻关心着人类的上帝。随着鉴赏家对上帝荣耀的惊讶和赞叹之情的消遣,上帝就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假设。拉普拉斯就径直宣称他不需要上帝这个假设。但是,自然神学设立的人与自然的二元格局却在新兴科学中保留下来:一方作为现成的物的集合,一方作为旁观者。
科学自身的原因,我们可以通过伽利略的工作来说明。伽利略坚信自然这本书是上帝用几何学的语言来写的。(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传统中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后者后来通过哥白尼、布鲁诺和开普勒等人进入新兴科学)伽利略把数学推理和实验观察结合起来,并且确立了新兴科学的全部努力方向:把自然规律作为可测量的数量关系表达出来。这样,他之前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概念就开始显得不适当了。伽利略在消解掉自然的质的多样性和等级差异,用数学的齐一性来说明自然时,对不能数学化处理并且难以实验控制的部分作了这样的处理:它们被归为人的感觉,被认为是人的感官对第一性的质(即数学化的质)的反应,被降格为第二性的质。伽利略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假设在人的心灵之外不存在不可以还原为数学方程的东西,这样把自然还原为一个数学方程系统就更容易取得进展”。[5]伽利略的数学化的世界是一个纯粹切合数量关系的机械世界,而被剥离下来的文化、历史和精神的部分则被笛卡尔等人重新组装到另一个世界,即心灵世界里。心灵在这里成了“处理机械自然中为物理学无法解释的一切感性经验的倾倒垃圾的场所”,[6]正如尘世在宗教那里成了收容天国抛弃下来的苦难的场地一样。
这样,一条由柏拉图所指示,中世纪有其痕迹,后由伽利略、笛卡尔等人深挖的将观察者的意识同被观察的世界分隔开来的形而上学鸿沟,产生了以后哲学家们努力解决的全部认识论问题:这就是主客符合或二元统一的问题。客体是作为凝固的现成的切合数量关系的物质世界。主体是心灵:它有理性的内在能力,能作数学化推理;有外部感官,能表象。后者作为知识的载体如果能够和前者一致起来,新兴科学就完全能够达到神学所标榜的确定无误性的真理标准。并且宗教改革后的思想家们倾向于认为,《圣经》讲述的更主要是人类灵魂的拯救及其精神方面的知识,而对自然知识,《圣经》只是表达了适应古代读者的通俗性认识,“而它的不清晰段落将由新兴科学的‘清晰后果’来解释。” [7]
宗教神学家们也讨论过类似认识论的问题,即如何获取上帝的真理或者说_如何真实领会上帝的话语。要想获取来自上帝的真理,有三种渠道:一是通过圣灵的直接感动来和上帝沟通,但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也很短暂;因此,第二,遵循一种程序化的宗教礼仪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第三种渠道就是随着基督_帝召领的日子越近,他的生命中的灵性部分就越增长,当他的生命终止时,他就和上帝完全合二为一了。这三种渠道以一种变式在后来同样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科学活动中继承下来。它们是:第一,推崇直觉和灵感;第二,科学方法论对科学的工作程序作出规定;第三,人们对真理降临持乐观的态度。这样,“神学的全部危险,它的独断论以及它通过确定性的保证对于思想的控制,都全部出现在把科学视为不会错误的哲学里了。” [8]
当启蒙哲学家们在为科学作真理辩护的时候,一幅关于外部世界(客体)的图像已经由科学家们完成了。描绘出关于人类心灵(主体)的图像就成了解释科学之为真理和如何获取真理(从而帮助其它仍处在混乱和冥顽之中的形而上学、政治学、伦理学和美学等走向真理之途)的首要工作。既然科学家们的工作被检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把科学的方法和原理用于分析内部世界的秩序上。在笛卡尔确立心灵为独立的实体后,洛克、贝克莱、康德直到20世纪中叶哲学家们投入了无比的热情对人的“内在剧院”(塞拉斯语)的结构和功能展开“科学”考察。洛克首先对之进行了这样的解剖:心灵被认为是一个盒子一样的东西,其中包含了与牛顿的质点相类似的精神等价物,这些精神的质点被称为“观念”,这些“观念”是清晰的、独立的实体,它们来源于外部世界,就象沙粒落入沙漏降临于人的心灵之中。康德后来又对“沙子”落入“沙漏”之后如何被有序“堆放”作出了说明。有了这样一幅关于人类心灵的基本能力及其运用的可靠的、清晰的图画,知识的标准和知识的形式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得以确定。这个繁杂的工作背后隐藏的是一个循环论证,它的结果自然是科学的。但既使如此,哲学家们还是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这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分界面”难题。既然心灵是独立的实体,那么在它里面所发生的一切,便只能内在地为它所具有,心灵与世界便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个分界面,心灵如何能突破这一内在的界限达到对世界的认识成了一个头痛的难题。
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立场导致了哲学上的分歧。一种立场认为,心灵能够越过界面达到客体、实在或“绝对理念”。它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象笛卡尔或黑格尔,他们通过引进一个抽象的概念把两者统一起来,如笛卡尔引进了“上帝”概念,黑格尔引进了“绝对理念”概念;另一种情况是辩证法,这种学说通过相对与绝对、主观与客观二对范畴的辩证运动使主客两者在一个未来的、不确定的进步境况中统一起来。前者被人们批判为抽象的思辨,后者同样不具有任何操作性和前瞻性而被判定为和信仰没什么两样的形而上学。
另一种立场认为,我们的心灵不能超出自身达到客体或物自体。它也可细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以康德为代表,他认为我们的认识不能达到物自体,但我们自身的先天能力可以对杂乱无章的现象(由心灵的外部感官的活动引起的)进行统摄和整理,从而获得科学知识。另一种以马赫为代表,他认为我们的认识只是感觉的复合,科学的任务就是用数学来表达这种复合关系。康德和马赫等人留下“物自体”和不可知论的困惑。这两种立场的哲学家都未能解决这一认识论的难题。
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哲学的反心理主义和“语言学转向”,认识论的问题又被哲学家们从新的角度作出了规定。但是,只要哲学家们没有彻底摆脱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他们的成功就是自欺的。胡塞尔、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工作都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后一搏,但他们都未成功。
维持根斯坦是语言学转向之后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之一。他在他的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中宣称语言和世界(客体)具有同构关系。这当然是众多哲学家企盼达到的结果。维特根斯坦的前辈主要从心理发生学的角度来论证这个命题。维特根斯坦径直下此断语,会不会有独断的嫌疑呢?
维特根斯坦把理想语言系统逐次还原为语言、命题、基本命题、名称,又把本体论系统(世界)逐次还原为世界(事实总和)、事实、原子事实、对象(实体)。这样两个系统自下而上地具有映解的关系,因而他推侧语言和世界可能具有同构同型的结构。但是两者的共同的逻辑结构是什么?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就能圆满解决语言(主体)和世界(客体)的统一问题。
维特根斯坦似乎意识到正面回答这一问题的难度。他之前的哲学家们都试图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都失败了。维特根斯坦的聪明之举在于他承认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这并不表明哲学家无能,而是对这个问题只能保持沉默。原因是这样的:试设A集合表示语言,B集合表示世界,C为两者共同的逻辑结构;A能陈述A外的一切事实,即世界B,若A能陈述C,则C不属于A,属于B,故C不是A的逻辑结构;结论和前提矛盾,故A不能陈述C。这看似是一个圆满的答案。但一个不能陈述的问题是不是和康德的“物自体”一样根本就不存在呢?如果这个问题不存在,那么它赖以生成的哲学根基是不是也是虚设的?循此思路,后期特根斯坦开始了对先前工作的反思和批判。他后来认识到,“一个词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类似于“棋子是什么?” [9]讨论椅子、树叶所共有的某些属性,虽然可以帮助我们学会使用相应的词,但是并不存在一组既可以用到这一类的所有成分,同时也可以用到它的个别成分的特征。椅子和树叶都是自然界的不同家族,每一个家族都有一张重迭、交叉的相似之网,没有唯一的一个共同之处,有的只是“家族相似性”。是语言游戏,是我们在生活形式中对它们做了如此这般的使用,决定了词的使用,并不是一幅相应的图画决定着词的使用。“说命题与事实相符或不相符显然没有意义。” [10]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提示我们,他的早先努力实际上是“在用那些用以掩饰欺骗的概念(如心的概念)被抛弃以后去维持某些哲学欺骗的企图。” [11]这种哲学企图从笛卡尔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它的目的和中世纪的神学家一样,就是要“使某种当代的语言游戏、社会实践或自我形象永恒化。” [12]
笛卡尔以来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哲学家对科学作真理定位的努力并没有成功。20世纪的哲学家、科学史家和人类学家一致认识到,合乎理性的知识类型是多种多样的,为什么“理性”偏偏用来称赞科学事业呢?如果认为中世纪的神学家的工作是对假问题的虚幻解决,那么后来的哲学家们做的是类似的工作。神学家曾对沟通天国与尘世、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存在多方论证,哲学家则对沟通心灵与外部世界的某种心理结构或逻辑形式冥思苦想。
但科学的确取得了成功,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科学的成功,的确受益于笛卡尔以来的哲学家为科学创造的有利于其发展的文化氛围。“科学总是由一圈卓越的光环包围着”,它总是被标榜为“真理”、“人类的最高目的”。[13]另外,世俗化的社会需要也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根本的原因是科学对自然过程的巧妙而成功的控制,使科学代替宗教成为现代社会的最主要构成和最根本的现象。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现代的本质或者说现代性的核心内涵就是“世界成为图像”。世界成为图像不是指世界就是图像,而是说“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世界被把握为“持久地在自身面前具有如此这般地被摆置的存在者”。[13]这是一个公共的机械制图,这样的世界观使我们的注意力“聚集于一组经过挑选的可证实的事实”,[15]有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它向什么方向运行。(因此,无论多少人见证了上帝的恩惠,在新兴科学看来都不是客观事实)
中世纪的世界是一个洋溢着神性的恩光并依照伦理秩序活动的世界,人们是通过历史(一部宏大的诗篇和寓言)来理解世界的。人与世界的秩序是由造物主安排的,是前定和谐并带有神威的。一旦世界被理解为由于我们的观察、表象和操作而和我们相遇,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就以和我们面面相觑的方式从天国走了下来成了数理世界(仍然高居于生活世界之上),世界的伦理秩序也由于人的抽身而去而被改造为有利于人的操作的数量秩序。同时,人也由于摆脱了与世界的历史因缘,变成一个纯粹的、中立的旁观者,从而为他成为“任性和放纵于他的专横的自我”,以及为他“施行其对一切事物的估算、计划和铸造的无限制的暴力” [16]铺平了道路。
笛卡尔的“机器”隐喻帮助欧洲人重新安排了实在——“如果我们是用水桶从水中打水,那么水就自然应该以水桶的大小为单位而存在,同样,电子也是依靠这种推理而存在的。” [17] 一个符合伦理的、有机的自然就转换成了一个纯粹由无生命的粒子构成的机械系统,它依靠机械力的作用而运动,人操纵自然的行为就合法化了。而培根的方法则“支持通过手工操作、技术和实验实施对自然的权威”。 [18] 西方暴力知识的时代就是这样开其端的。
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是同一个过程。但是,当匍匐在十字架前的人以高昂的姿态站立起来,用理性来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时,他们又遇到了新的焦虑和困惑。
随着天国的帷幕徐徐拉上,原来毫无遮蔽的人的心灵也不得不封闭起来。人对幸福和自由的追求也作了这样的调整:从主要向上帝领取爱和关怀转向向自然索取享受和快乐,并从取阅上帝转向取阅人。但由于自然能提供给人们的物质财富是有限的,并且取阅人又是相互的和自反的,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由此失去了上帝庇护下的平静和恬淡,内心总是难以摆脱掉焦虑和压抑。并且这种焦虑和压抑还在这样以下三个层次上持续着。
首先是新的世界秩序使人从服从上帝和君主的意志转向服从数学化的客观规律和社会的总体需要,人的感性和个性的需求被遮蔽和压抑着。但压抑和反抗是相伴而生的,现代人的乐观向上的激情一旦在梦中减弱,来自“无意识”(弗洛伊德语)底层的岩浆就开始烧烤着忙碌一天的现代人的神经。其次是“随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地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在同步地增长”。[19]在世俗化的现代人把天国的享乐看作是虚幻的自欺的后,人就把在世的享乐视为人生的首要追求。这种享乐生活引起的同样的生存竞争在凯恩斯消费主义的推波助澜下,把人们带入了一个生产——消费——生产的“单向度的社会”(马尔库塞语)。实际上当人试图带着愉快的心情开始新的生活时,又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被现代化的大生产线束缚着。人类刚刚摆脱了对原罪和地狱的恐惧,现在又被效率所左右,被科技所裹挟。同时,科学这种有着真理桂冠的话语又被整合到政治、经济等语话中,成了政治活动和经济生活合法化的辩护词,人们逐渐失去了对现实的批判意识。人们满足于社会提供的需求,同地又被社会不断制造的虚假需求牵引着,人们就在需求的满足和追逐中消耗着高昂的“主体”。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开始对理性、科学、现代性进行批评性反思。反思的结果促动了后现代思潮的到来。他们在反思中发现了这样的悖论:既然自然被认为是其自行长期进化的结果,现代人对它的秩序无疑应和持神创论观点的人士一样,应持敬虔和尊重的态度,那么对它的大规模控制和改造就意味着对和谐的破坏;但如果无为主义流行的话,那么同样由自然进化而来的人的理性能力为何又要压抑自己呢?并且康德这样的思想也被重新重视起来:限制理性,为宗教留下地盘。但是,既然启蒙哲学家们误读了科学并且中世纪的教会曲解了上帝,那么新阶段的科学和上帝应是一个什么形象呢?这些问题在21世纪后被西方学者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讨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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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odernity
ZHANG wei-chen
(Institute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2,China)
Abstract:Science has derived the laurel of truth from the religion,and run to a fundamental phenomenon of modern society.But the efforts for defending the truth of science by torchbearer has lead to noting.That science is in people’s good graces because it has a ingenious control over the nature.However,people living under the order delimited by the science meet with new anxiety.
Key words:modernity; reason; identity; world picture;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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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是基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发展之下的哲学体系。通过批判、超越西方近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手段,使人们更好的认识到诸如科学带来的弊端等一系列问题。是当代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状况产生的哲学思想。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网络技术与后现代哲学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网络技术与后现代哲学全文如下:
“网络”或“互联网”是当代科学技术成果,一种发明,来自于想象和需要,像从前人类曾经有过的所有技术一样,人类技术发明的动机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比如人们不满意用脚走路,于是就发明了轮子。但是轮子和脚的模样一点也不相像。同样的道理,无论互联网是否曾经受到蜘蛛网的启发,互联网与蜘蛛网也不相像。
互联网所创造的文化精神状态与形而上学传统教育我们的精神状态一点儿也不像。这里的关键词是“相像”,与这个词的“家族相似”的词语还有“反映”、“代替”、“代表”、“模拟”、“表达”等等。这些词加起来,形象地勾画出了传统哲学认识论的基本特征,这个基本特征人为地划分出认识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我把这里所谓“形式”理解为我们常说的“表达工具”,比如说文字、说话的声音、美术作品中的色彩和线条,这些“认识的形式”与它们所要表达的对象之间,有一种反映、代替、代表、相像的关系;这里所谓“认识的内容”,就是我们常说的观念、意义,或者直接就是外部世界中我们感觉到的客观事物。
我这里的说法可能与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归纳有所不同,但我认为就精神实质而言,我与他的说法是一致的。换句话说,我这里忽视恩格斯所重视的唯物论与唯心论、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之间的区别,而重视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再换句话说,恩格斯所谓的“哲学基本问题”只是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当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更不是网络哲学中的基本问题。
我们不知道网络技术的初衷是否要模拟蜘蛛网的功能。也可能发明轮子是为了模拟脚走路的功能,但无论怎样,这里的关键词是“不像”,它们之间一点也不相像。所谓“不像”就是发明了一个原来世界上所没有的东西。“发明”与“发现”的区别就在于“发明”可以无中生有,没有根据,没有原因。并不“反映”、“代替”、“代表”、“模拟”、“表达”在它自身之外的一个东西,与世界上现存的东西保持距离,发明一个新东西,与原来的东西没有关系,它自己就是一个东西。
以上的道理在性质上完全是哲学的,直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没有谈论网络技术本身,我讨论哲学,或者说与互联网有关的哲学、后现代哲学、与原来的哲学关系不大的哲学。关于这两种哲学的区别,我仍然抓住“像”与“不像”的道理不放。“像”的哲学建立在寻找因果关系这种心理习惯基础上,寻找最基本的原因、哲学的纯粹性、第一哲学、本体论等等,这些被认为是不可以怀疑的。我曾经把这形象地表达为“竖”的哲学传统(横竖的“竖”);“不像”的哲学忽视因果关系,不承认黑格尔所谓“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我把它比喻为“横”的哲学。进一步说,互联网上的信息特征是“横”的而不是“竖”的。“横”的哲学特征,通俗讲,比如把本来并没有关系的因素并列在一起,忽视主体或身份的作用、强调同时性和多角度并且变化的速度极快、忽视学科之间的界限、忽视中心的作用、忽视目的,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忽视“相像性”即“真的”与“假的”之间的区别。
毫无疑问,对“竖”的哲学传统而言,“真的语言”或者真理性质的语言与假的或虚构的语言或具有文学性质的语言之间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区别是传统形而上学的生命线。尽管我下面的话可能会产生理解上的障碍,但是这里我不得不再一次加快说话的速度,“竖”的哲学传统用各种方式引诱人们相信,当我们说出一个名词或人称代词时,这个名词或人称代词与它所代表的对象之间有指向关系、因果关系、通达关系,这种关系是所谓“真理语言”的理论基础。而“横”的哲学却说,这里的指向、因果、通达关系实际上并不存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人为的、任意的,可以表述的与可以看见的东西之间永远有一条鸿沟。这个立场也不同于维特根斯坦,因为他让我们对不可说的东西保持沉默。但是“横”的哲学立场恰恰相反,认为语言的天性就在于喋喋不休地说,却从来也说不到点子上。换句话说,“说话”就是词语自我衍生和复制,与语言自认为被表达的外部对象无关。也可以说,就效果而言,说话就是说假话。当我这么说时,与鼓励人们说假话的道德判断毫不相干。
互联网就是一门与广义上的语言或者与说话有关的空间技术。一旦上了互联网,我们就成了用语言工作的人。在互联网中,我们的精神状态就是“横”的精神状态,从效果而言,就是通行“说话就是说假话”的精神状态。我这里当然不是指在聊天室里网友相互不用真实姓名、可以胡说八道之类的情形,而是指我们并不在乎与我们聊天者的语言是否真实,我们的快乐体验与消息的来源者、与真实性,与事物本身无关。“竖”的哲学立场所坚持的原则在这里失去了意义。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横”的精神状态实际是一种艺术状态,人生活在艺术中,人喜欢以艺术方式生存,而计较“真假”只与功利性的商业目的有关,与人的快乐和情趣没有直接的关系。艺术性质的生存状态是我们大多数人一生的常态,既不是艺术家的专利,也与我们是否追求功利目的无关。这里我并不直接谈论在互联网上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的另一种说法叫做“冲浪”,像是一些高难动作的极限。我这里转引两个经典思想家的例子,他们说明了什么是幸福的精神状态,也就是我这里所说的艺术生存状态。在我看来这两个古典作家的描述与我们“网上冲浪”的感觉是相似的。换句话说,远在互联网产生之前,人类就萌生了类似的精神状态。
第一个例子来自18世纪启蒙作家爱尔维修,他在《论教育》中劝告人们,幸福状态与人们习惯上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人人都想拥有别墅、有很多的情人,总之,是真正享有自己所欲望的物质对象,而爱尔维修给人们的劝告是,最好是没有别墅,没有情人。为什么呢?因为人在享受自己欲望的对象时,将会在这种享受中感到莫名其妙的乏味。换句话说,人们在拥抱自己的目的本身时,会感到乏味无聊。但是同样不可思议的是,人们会为了自己的目标和事业而终生忙碌,无论是大目标小目标,大事业小事业。比如为了得到名声、财富、美丽的妻子等等。为了得到这些,人们各干各的,并且在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追求中渐渐变老。
无论人们是否得到了自己向往的东西,一般来说,在得到自己追求的东西之前,人们已经养成了一个几乎难以改变的精神习惯,这就是各种不同的欲望本身。即使年龄已经使人们没有能力得到所欲望的对象了,这些欲望的习惯却还顽固地保持着。在这种情况下,爱尔维修的说法是,一个不幸的守财奴完全可能没有别墅而死,而另一个想得到美丽情妇的有才学的人也会最终没有情妇而死。按照习惯看法,这两个人都是不幸福的,但爱尔维修不这样看。他认为,就像一个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的风骚女人一样,我们上面提到的守财奴和那个有才学的人都是幸福得不可思议:他们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但却以同样的方式享受着幸福。守财奴数着他的金钱,享受着自己将来拥有一切可以用金钱换来的东西,比如一座别墅;而漂亮女人照着镜子,也预先领受着美貌将给自己带来的奉承。
这些不同种类的幸福有什么共同特点呢?用爱尔维修的话说,就是“欲望状态乃是一种幸福状态”。我在这里加上一句,这种幸福状态不但与得到欲望的对象无关,而且可能以得不到欲望对象为前提。换句话说,幸福状态也是自恋状态,漂亮女人还没有被人奉承,但是她已经在提前享受奉承了。这叫做“预料的快乐”,与预料的实现没有关系的快乐。这种快乐虽然不强烈,但更为持久。人的想象力并不会随着身体的衰弱而衰退。爱尔维修的结论是“在所有的快乐中,预料的快乐也是我们的一生中给我们幸福最多的一种。” 爱尔维修这句话也说明了我的立场:人的生存状态是艺术状态,即人最大的幸福来自想象中的热情,并且为此而甘愿吃苦。幸福在于追求快乐这种精神习惯本身,即使这样的习惯导致与初衷相反的结果,因为后一种情况并不能证明人没有真正享受到快乐。人享受过了,即使还没有得到欲望的对象。
无独有偶,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也描述了类似的精神状态,他从对华伦夫人的思念中得到了更多的幸福,而真正得到她时,由于紧张和恐惧,并不感到快活。当华伦夫人不在场时,卢梭感到真正的自由和畅快,并且他的爱情更加热烈,比如卢梭不由自主地抚摸华伦夫人房间的家具。他用隐晦的语言说,他爱华伦夫人的方式对华伦夫人的贞洁是没有什么风险的,但卢梭说他用自己的方式,也就是用想象的方式已经大大地享受过了,并且保全了自己纯洁的感情。卢梭的这种感觉和我们上网冲浪的体验是相似的。比如卢梭的方式使对方看不见他、这是一种孤独的快乐、但极为方便、保持距离又没有距离、呼之则来,挥之则去,而且这些方式与华伦夫人本人的身体无关。卢梭把这种不可思议的幸福状态称为“增补之链”,德里达说是一种“危险的增补性”。卢梭的爱情方式与被爱的人本身无关,不必事先征得对方的同意。
我以上列举的例子在哲学史教科书中是从来不提的,我称它们是一种微妙精神,一种“横向”思维。它的特点是与对象无关,或者说,与源泉、原因、根据这样的问题无关。就像我前面讲的,不模仿、不表达对象,与对象一点也不像。
为什么把网络中的精神状态称作“冲浪”?冲浪是一种极限运动,或者叫高难动作,日常生活中体验不到,无法实现的东西,在“冲浪”中可以体会到。比如在网络中寻找,但在通常情况下,在找到目标之前,我们早就移情别处,一路上总是遭遇意外,走岔路,就像爱尔维修说的,人们并没有得到所欲望的对象,但人们已经享受过了。和享受相比,最初愿望的实现已经变得不重要了。点击鼠标本身构成一个事件,无数的点击组成无数事件之间横向的联系,或者叫做没有联系的联系,这些联系形成的图象是任意的,网络冲浪者不得不以极快的速度转移自己的兴趣方向,并使头脑始终处于高度兴奋状态。
网络对人的诱惑力还在于,它几乎取消了时间性问题,因为在网络中的一切因素都是同时发生的并列关系,一种空间关系。这种关系极好地演绎了人的想象功能,是有形状或画面的想象。网络给人的快乐甚至不是爱尔维修说的“预料的快乐”,而是预料之外的快乐,因为走神或走岔路是我们在网络中最常见的精神状态。总是遭遇陌生,总是在慌乱中做随意的选择,除非你关闭网络,这个过程就没有完结。选择,就是选择一条路,无数的选择组成了无数条路,这些路形成了复杂的网络,四通八达,永远不会出现无路可走的情形。
现在,我们回到“替换”这个词涉及到的哲学问题。在传统哲学看来,与“被替换的东西”相比,“替换者”是不真实的,是一种模拟,但是对网络中的精神状态而言,虚拟的空间就是当下的感受本身,就像爱尔维修和卢梭在前面例子中说的,是幸福本身。一种愿望状态是设计出来的,是人生活的真实状态,我把它叫做艺术的生存,想象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是一回事。在现实生活中如此,网络生活中更是如此,网络使许多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现象成为现实,网络不是替换而是创造了许多在网络之前人类感受不到的精神状态,丰富了人类的想象力。
换句话说,有了想象力,人就能做从前认为做不到的事。这与中国哲学和艺术传统相去甚远,因为我们的传统,比如道家强调寡欲,言不尽意之说对启发创造性并没有太大用处。无中可以生有,问题是,从无中生出丰富的有,没有想象力不行。我把想象力解释为“想到的能力”,在语言上就是说出来的能力,正是在这方面,我们的传统文化缺少力度,缺少许多微妙精神。
“想到的能力”不发达,是因为有一种不好的精神习惯,这种精神习惯教育我们在“不可能”的精神面前止步不前,为“想到的能力”设置障碍。互联网则要把不可能的精神状态变成可能的,从而极大地扩张了人类“想到的能力”,在这一点上,互联网导致一种由技术引发的精神启蒙,一种新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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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图在他的著名著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菩,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
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同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
在罗尔斯看来,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平的合作系统,那么这种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确信,作为公平的正义将公民视为从事社会合作的人,这种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正义感(sense of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应用和践行(而不是仅仅服从)政治正义的原则的能力,而这些政治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这样一种善观念是由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而这些终极目的和目标规定了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被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罗尔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义与道德能力的关系,他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不独罗尔斯这样看,几乎所有的当代政治哲学家都这样看。与罗尔斯齐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尽管他在有关政治正义的理解上与罗尔斯有着尖锐的对立,而主张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但他同样明确地强调,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既提供了背景又确定了边界。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禁令就是国家强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当代政治哲学》的作者金里卡也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是那些使得公共机构的运作具备合法性的道德义务,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内容和界限,都必须诉求更深刻的道德原则才能确定。他说:“对公共责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契合更宽广的道德框架:这种道德框架既要能够容纳又要能够说明我们的私人责任。”
从以上对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梳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包含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道德价值的重新理解。这一点,在我国学界还是相当模糊的。不少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因此,确立治理社会的道德原则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事情。这些学者也许并不否认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却在观念上把道德建设与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看成是不同的过程。他们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任何政治生活都有其道德基础,至少在本质上包含着道德原则在其自身之中。至于法制建设,更是如此,正如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说:“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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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上述以“道”为本、道法自然和天地人一体的思想.其反映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上,就是把人与天地万物视作并列的关系.要求破除人类的以自我为中心主义。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关于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论文摘要]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它的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整体观念之上的。本文阐析了道家“知常日明”的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涵及其现代价值,揭示了道家“崇尚自然”“崇尚和谐”的现代意义。
[论文关键词]道法自然;生态环境;生态伦理思想
[论文正文]
关于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道家思想认为由“道”生出天、地、人等宇宙万物。道教主张“道法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认为“天道”与“人道”是一致的,同时主张“归真返朴”的人生宗旨.其中具有若干有价值的合理因素。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在很大程度上均是人为因素所引起的。是人性的异化所导致的结果。道教的生态伦理思想,给人类提供了发人深省的智慧,在今天愈来愈显其独特的价值,值得认真研究。
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人类自身所造成的。要想摆脱这种危机走出困境,还要靠人类自身的醒悟和能力去加以解决。这其中除了靠发展科学技术、调整社会结构以及对自然保护实行立法之外,还必须从价值取向的角度重新审视与检讨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在20世纪中期,人们为了珍惜和善待自己所生存的外在环境,而创造了生态伦理学这门应用学科。它试图借助道德手段来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取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1923年德国人施韦泽在他的《文明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一书中指出,由于现代技术经济实践的破坏性后果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所以应当寻找科学措施、法律措施,同时也寻找道德措施去禁止人们对自然的一些做法。人类应当从自然的全局出发来认识自己与自然交往行为的正当与否。至此.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形成。尽管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诞生于20世纪中期,但这并非意味着生态伦理思想是现代人的专利。实际人类文化的传统中,尤其是在中国老庄道家文化传统中就存在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虽然这些生态伦理思想是朴素的、直观的,但却为现代生态伦理学的萌动,做了良好的文化铺垫。
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它的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整体观念之上。通过“道”的范畴体现出来。“道”是道家哲学的核心范畴。在老子看来,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而道就是这个整体的本原。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因此,“道”是“天地之始一万物之母”。
此外,老子在将“道”视作天地万物的总根源、总法则的同时,还着重阐发了“道法自然”的思想。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地道,道法自然。”又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常自然。”在“道”家看来。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道、天、地、人都是自然而然存在着的。它生化万物,而又使万物长养,但不去主宰他们,一切听其自然。
道家的上述以“道”为本、道法自然和天地人一体的思想.其反映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上,就是把人与天地万物视作并列的关系.要求破除人类的以自我为中心主义。即:既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又强调人与自然不应成为一种对立、紧张的关系。道家的这种人与自然关系处理的思想.实际上则潜含着一种生态伦理观念。它告诉人类应该通过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秩序,保护生态环境,消除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回归到人与自然融合无间的和谐状态。
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涵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
1.“知常日明”与尊重自然规律。老子提出的“知常日明”的生态伦理思想是指,具有了解和把握事物生长变化的内在规律的能力才是真正的智慧。倘若不认识规律,而去乱做妄为,必然会招致凶险的结果。老子曾说“不知常,妄作,凶”,实际上是在两千年前,对人们不遵守客观规律.与自然规律对着干的行为的一种警告。当今生态环境每况愈下,由于乱砍乱伐,导致森林资源日益贫乏,造成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空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等造成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损害,使环境质量急剧下降。能源的不合理开采与利用,造成了惊人的浪费和损失。这种种恶果的产生,都与人的任意妄为和生态意识、环境意识淡薄有着密切关系。如果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只考虑眼前利益,那么未来是不堪设想的,人类也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更大惩罚。
2.“知和日常”与自然和谐。“知和日常”指和谐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规律。天地万物都包含阴阳两种自然的力能.而阴阳二气的统合又形成冲气。所谓冲气是指由阴阳二气相互交合而形成的一种平衡、和谐的存在,它代表了事物的理想存在状态。因此,老子哲学中.“道”作为万事万物生存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表征事物和谐状态的一个范畴。而“崇尚自然”“崇尚和谐”则是老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精华所在。如果人类所生活的自然界的循环系统遭到破坏,使物种遭到灭亡,导致生态失衡,那么人类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从上述意义来说,道家“知和日常”的观念可谓一种高超的生态智慧。
3.“知止知足”与可持续发展。在老子看来,自然作为循环往复的开放系统,和谐乃是维持这个开发系统所应遵循的法则。故人类要想做到尊重自然就必须懂得“知止知足”才能“可以不殆”的深刻哲理,懂得人遇事不可随意而为的道理。所谓“知止知足”.就是指时刻不放纵自己的欲望.时刻使人的欲望与自然界的承受能力保持合理的张力。它体现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就是根据自然界的承受能力进行适度开发.有限度地索取。当前.环境危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只顾眼前的利益.只顾满足当前物欲的膨胀相关联。正是在这种眼前利益和私欲的驱使下,人们去无节制地乱伐林木.过度地使用地力、开采矿藏、捕捞水产、施放污染物以及过度地自我生殖等等.更是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不相符合的。
1.理论意义。
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具有与当代生态伦理学相衔接的可能性。这表现在两方面。其一.道家、道教“道法自然”的自然主义具有鲜明的科学精神,这为它与当代奠础于生态学之上的生态哲学相衔接提供了可能性。其二,道家、道教由天人合一的人类学本体论出发的生态伦理思想与传统伦理学相比具有诸多独到之处。
道家、道教生态伦理思想的内核在于.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的同质性是非实体性的。道是成己、成人、成物又升华己、人、物的善。这可以作为建构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基点之一。道家、道教的生态观和生态伦理思想对发展当代生态伦理学确定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然.应该看到.道家、道教生态伦理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与不足。道家、道教生态伦理思想是科学未充分发展前思辨的产物.含有不求改造环境等消极因素。这些局限性和不足只能在当代生态哲学的视野中得以弥补和克服。
2.实践意义。
当前生态环境恶化主要是因为存在这种错误观念和行为:只承认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的主宰和自然的征服、索取者.而不承认人也是自然的呵护者。实际上,大自然不可能有什么主人。人也不可能永远和完全主宰自然。如果说人有优胜于自然之处.那就是他在合规律、合自然的过程中.施展其能动的主体性力量.最终实现其自己的目的.使自然为人类服务。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人与自然的统一。实现人、社会、自然三位一体的持续发展。人们若想将自身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就必须把眼光放长远些.明白善待自然,也就是善代人类自己的道理。而善待自然的举措可以选择种种.但从生态理念上走出价值误区显得格外重要。而从生态理念上走出价值误区.除建构健全的现代生态意识外.很重要的就是从传统文化中开掘瑰宝。从这方面说.道家的生态伦理应属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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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依靠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信念来维系、规范人的行为的社会意识,而伦理是人们处理相互关系时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浅谈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伦理道德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的运行及经济目标的实现,都是以人为主体的,人的意识及其伦理道德是经济活动的必要因素,它参与着经济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就是人在经营活动过程中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在进行经营管理,又是针对人的经营管理,突出人的主体地位,是现代经营管理的特点和进步,伦理道德成为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企业、管理、伦理道德
论文正文:
浅谈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伦理道德
企业伦理道德是指活跃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道德意识、道德良心、道德规则、道德行动的总和。企业伦理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内涵于企业活动之中,包括管理伦理、经营伦理、竞争伦理、质量伦理和职业伦理等方面的内容。
经济活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活动,是体现人类素质 ,尤其是精神素质和劳动水平及劳动态度的活动,其实质是人类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问题。企业作为现代经济活动的细胞,主要是由人和物组成,其中人是主要因素,是生产力中的活的因素。一个企业所表现出来的素质和精神面貌,实际上就是其员工的素质、精神面貌的体现。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已经是人格化的企业,构成企业主体的人是有伦理道德的,因此,企业的经营管理也要注重伦理道德。
道德是依靠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信念来维系、规范人的行为的社会意识,而伦理是人们处理相互关系时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结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任何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都要与他人交往,发生联系,影响他人或社会,也会与他人或社会发生矛盾,而道德就在其间起着按一定的社会要求调整个人行为方向以及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作用;同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要得到自身的肯定和发展,道德作为人的一种特殊意识的表现形式,又是人肯定自己、发展自己的一种方式。现代企业的生产经营与管理活动都是在社会中进行的,因此其行为自然要受到道德因素的制约。
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人类整体素质提高很快。对为人类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企业和组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近代社会,许多企业的行为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企业的经营战略和管理上往往带有轻视社会性和人性的倾向,甚至有的企业为了自身利益,不惜采用各种手段,干出了许多伤天害理的勾当。而且因为众多企业的发展具有短期性,造成现在全球性的污染,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物种灭绝,资源匮乏等一系列后果,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严重威胁到人类的未来生存和发展。现在人们开始关注的企业伦理道德建设,就是要制止这种传统的利益第一主义和企业至上主义倾向,清除并防止由此而造成的各种弊端,使企业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一个企业或组织的行为,首先要受到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制约,国家政策对企业的发展起导向作用,而法律、法规等制约着企业的行为。但是,人们制定的法律条文、规章不能涵盖人类全部生活内容,约束人的所有行为,其所制约的行为是人的基本行为,其标准也往往是最低标准,有时法律、法规的制定还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许多企业经常钻法律的空子,或仅仅达到不违法,这样的行为是不利于人类总体利益和长期发展的。
伦理道德作为非强制性的社会约束机制,与法律的“硬约束”相比,是一种“软约束”,但正是这种特点使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主动而无形地对人们施加广泛影响,起到法律所起不到的作用。通过加强道德约束机制,可以使人们的行为从“他律”转向“自律”。对一个企业来说,如果伦理道德深入贯彻于它的每一行动中,那么它会自觉地按照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使自己的发展更符合人类长期生存发展的要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管理理论也在不断更新。20世纪初期,管理理论处于经验管理阶段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远远落后于科技水平的发展,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都很低。为解决这一矛盾,美国的泰罗最先提出了科学管理方法,从而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该理论以“经济人”假说为依据,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满足自己的私利,人们进行工作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报酬,忽视了人的情感需要,缺乏伦理性研究,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仅看成是物质关系,而忽略了心理上、道德上的关系。这一理论很快被行为科学学派的理论所代替。
总之,无论从企业的内部还是从外部环境来看都迫切需要企业进行伦理道德建设,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和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
伦理道德以其特有的社会功能对企业发展施以影响。在企业内部,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校正人们行为及人际关系的软约束,它能使企业人员明确善良与邪恶,正义与非正义等一系列相互对立的道德范畴和道德界限,从而具有明确的是非观、善恶观,提高工作效率道德水准。伦理道德以其规范力量,有助于企业确立整体价值观和发扬企业精神,有助于群体行为合理化,提高群体绩效。没有伦理道德素质的普遍加强,最终将防碍企业发展的力度和速度,甚至将企业的发展引上歧路。
在企业经营管理中,伦理道德方能发挥着以下作用:
1、崇高的企业目标为企业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以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企业的发展与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相联系的崇高的目标作为企业追求的目标,赋予了企业一种庄严的使命感,为企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2、提高员工的道德素质有利于企业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配置。
3、管理者运用伦理手段可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4、管理者的人格魅力可以增加企业的内聚力。管理者的人格魅力主要由管理者的道德素质决定,它能产生威信,使管理者赢得员工的信任,有助于二者之间的沟通,它能产生感染力和号召力,使员工产生一种归属感、安全感、责任感,并进一步转化为对企业的忠诚,产生强大的内聚力。
5、产品伦理道德内涵是企业立足社会的保证。产品质量、企业信益和服务是一个企业立足社会的三大要素,产品伦理道德内涵意味着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坚持一流的产品意识,坚持信益高于一切和坚持一流的服务意识和行动。
6、注重社会效益是企业长期发展的动力。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社会效益,企业不仅为社会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而且积极参与社会的公益活动履行社会的义务和完成社会的使命,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7、高尚的道德觉悟是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基础。
伦理道德作为制约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非经济因素,日益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现代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涉及到伦理道德问题,这些问的存在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有一个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会有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的变化,一些沿袭下来的传统道德观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要求,但其影响还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存在,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如果此时与时代相适应的新道德观还未形成或其影响力还不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往往处于一种矛盾与迷茫的状态。这种情况如果在企业内部发生,也会使管理者陷入困境。如果继续沿用旧的道德观,因其与时代的发展要求不符合,对企业法的发展不利,采纳新的道德观,又会引起那些依旧遵循旧道德观的员工的抑制甚至反对,对作好工作同样是个阻力。此时作为管理者,一定要从企业的长远发展出发,坚决克服这种阻力。
首先,管理者要坚定自己的立场,只有自己的立场坚定了,才有可能影响别人。其次,对那些坚持旧观念的员工,一方面要因势利导,比如请一些员工比较信任的,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公开发表新道德观的讲话,或是让员工通过适当途径了解施行新的道德观给企业及个人带来好处,让员工在认识上有一个转变;另一方面要采取必要的奖惩手段强制推行新道德观,但需要注意,这些奖惩的后果必需与奖惩对象的直接利益密切相关。
道德的形成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因为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比如政治、经济、文化等,会影响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道德观的形成。
现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不能不面对众多的国际化问题,当然也包括伦理道德问题。对于一家跨国公司来说,其下属子公司分布于许多国家和地区,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道德准则又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中国公司要在一个文化风俗迥异的地方开设企业,是坚持入乡随俗还是采用本国的处理方式,就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事实表明,竟是入乡随俗或没用本土作法都不可行。
在创造需求方面同样值得企业的管理者深思。人的需求有的是合理的,而有些是不合理的甚至是有害的。如吸烟问题,吸烟有害健康已是人所皆知的常识,但仍有许多烟草公司为了扩大市场,在宣传上引诱人们吸烟,特别是青少年和妇女。这样创造出来的需求我们宁可不要。随着人类处我保护意识及辨别能力的提高,这些所谓创造出来的危害人类健康安全甚至人类生存的需求,只会遭到谴责、抑制,而这样的企业最终只能走向灭亡。
另外,现在许多员工对企业无感情,责任意识淡薄,更多关心的是自己的物质利益,对企业的发展不感兴趣,有的员工为个人私利的获得故意泄露企业的商业秘密,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影响到正当利益的获得。
在企业法的经营管理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伦理道德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加强企业的伦理道德建设来完成,而伦理道德建设要从企业的内部与外部同时入手考验做到更全面,更彻底。企业内部,企业管理者在思想上要澄清一些模糊和错误的认识,充分认识到企业伦理道德建房与盈利的辩证关系,认真处理好关系到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利益与道德的关系,同时企业加强对员工的道德教育,提高员工的道德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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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是人最基本的感情联系,也是人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它需要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维系。然而在网络环境下,许多大学生过分沉溺于网络交往,造成热衷于各种“网事”,“踏着铃声进出课堂,宿舍里面不声不响,互联网上大述衷肠”。这些沉迷于网络虚幻情感世界的同学对现实感情比较淡漠,他们游离在大学生的主流群体的边缘。由于对网络虚幻情感的沉迷,对近距离的关系反而疏远了的情况。特别是家庭的关爱对他们来说更是成为?一种束缚和负担。许多大学生宁愿在网吧不分昼夜地上网,也不愿意给父母打电话或是写信。还有些学生除了要生活费外,和父母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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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发展,一个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在管理中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最佳经济效益。企业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合理配置是使这两方面都得到有效利用。这一任务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伦理道德素质。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有关伦理道德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作者针对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伦理道德做了一些理论和实践的探讨,包括伦理道德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作用,并对如何加强企业的伦理道德建设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现代企业经营管理 伦理道德
论文正文:
有关伦理道德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研究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的运行及经济目标的实现,都是以人为主体的,人的意识及其伦理道德是经济活动的必要因素,它参与着经济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首先就是人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在进行经营管理,又是针对人的经营管理。企业管理当然要涉及物质资料、生产工具等,但这些都是从属于人的。突出人的主体地位,是现代经营管理的特点和进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伦理道德必然成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要内容。
1、伦理道德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作用
1.1崇高的企业目标为企业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作为经济实体的企业,其行动的目标不仅仅是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还应有更高目标,实现更高的价值,那就是将自身的发展与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相联系。我国广州白云山制药厂提出的“爱心满人间”的口号就体现了一种更高的价值取向,它向广大员工及社会揭示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在于把人类之爱洒遍千家万户。一旦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成为企业追求的目标,就等于赋予了企业一种庄严的使命感,为企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1.2提高员工的道德素质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企业的发展,一个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在管理中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最佳经济效益。企业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合理配置是使这两方面都得到有效利用。这一任务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伦理道德素质。一方面要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这意味着人的素质要得到全面发展,而只有在充分认识到自身存在及其意义,有了较高的价值取向后,人才能树立起一种进取精神、敬业精神,才有可能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企业内部各要素的协调,并不是简单的人与物的移动和空间位置的转换。物是由人来掌握的,因此,人与物的关系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权利关系、地位关系的协词,是一神伦理道德关系的协调。
1.3管理者运用伦理手段可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市场的基本主体是企业,企业的主体是员工,若能充分调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有利于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金钱(物质)往往被作为调动积极性的刺激物。目前,物质的激励作用确实还很大,但实践已经证明,金钱并不是万能的,而且存在很多的负面效应。物质刺激只有临时效应,并具有自然消亡性,有物质刺激时,激励作用比较明显,一旦物质奖励减少或取消,这种激励作用就会衰退或消失。物质奖励的多少还会诱发攀比心理,导致心态失衡,激化人际矛盾。
2.1加强社会监督,约束企业行为
法律手段作为国家的一种强制性手段,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以法律监督为手段促进道德建设,首先可以提高道德的权威性。道德只是对人们行为(包括企业行为)的一种软约束,而将一些道德观念上升为法律,依靠国家强制力来执行,可以使其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提高其权威性,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公认不违的原则。其次可以增强道德规范性。道德要具有明显的社会效力,不能只是抽象的原则,必须使其变为具体明确的行为准则,而法律条文的制定,将一些道德要求条文化,制度化,做到了有章可循。通过法律形式对企业行为加以具体的限制,也可使其行为规范化。
第三,可以强化道德的监督性。道德固然以扬善为基本特征,但惩恶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法律监督以强制为特征,是更严厉的治恶手段,以此来监督企业的行为,对各种非道德行为必定会起到震慑作用。法律监督手段可以强制性地为企业行为确定价值取向,有助于迅速扭转企业行为失范的状态。
环境监督是检验企业是否履行道德义务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如果道德环境过于宽松,没有约束力,会有损道德行为的施行,严格的环境监督则能够防患于未然,时时督促企业弃恶从善,加速道德风气的改善。环境监督包括三种方式:第一,传播监督,即大众传播媒体对企业善行的褒扬和恶行的谴责。这种监督无疑会产生巨大的社会舆论效力,使善行者受到社会的尊重,恶行者受到鄙视,从而提醒企业时时检查自己的行为。第二,人际监督。在道德活动环境空间增大,变动增加的情况下,企业的人际关系流动性与陌生性也相应增加,此时更须加强人际监督。现在,企业的竞争者,合作者、服务对象的范围越来越广,企业行为更加社会化,通过彼此的监督,才可以使各企业的行为进一步符合道德规范,这样有利于企业间扩大交往,维护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第三,组织监督。通过建立一定的组织(如官方的、行业的、民间的)对企业行为进行全方位的监督,使企业的非道德行为无处藏身,从而能有效促进企业日常道德行为的改善。
2.2加强企业道德教育,提高员工道德境界
企业道德教育是企业道德得以转化为员工的内在品质,对企业管理实践发生作用的必备环节。在日本企业界,员工的道德教育始终是和企业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许多企业悬挂着“伦理进入企业,心灵进入工作场所,”“在企业中要有伦理,职业上要有心”的口号,他们以“明朗、爱和、喜劳“为中心内容,运用“朝礼”、“研修”、“特训”等具体、生动的方法,普遍开展伦理道德教育,启迪和培养员工的心灵。日本企业道德教育的实践给我们这样的启发:企业的发展取决于员工的业务素质,更取决于其道德潜力。
企业道德教育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正面教育灌输法是企业道德教育的最基本形式,主要包括宣讲训导、系统培训以及形式多样的道德教育活动。在教育过程中,首先要针对员工的模糊认识进行疏导,其次要采用说理教育,以理服人。另外采用适当的惩罚手段是对正面教育的必要补充和帮助。
总之,企业的伦理道德建设,任重而道远,它不仅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还要努力在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付诸实践。企业伦理道德建设,不但要受到企业的重视,更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与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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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思想,就是社会伦理学说。他们从人出发研究社会这一作为人必须与之交往的虚拟主体与人的关系,对它们加以道德评价,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社会制约人、决定人。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侮辱人、奴役人,是不道德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最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因而是道德的。马克思主义以人的解放为目标,中心是改造社会关系——消灭奴役人的旧社会,建立最无愧于人的本性的共产主义社会,使社会成为道德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哲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对上述人的解放理论的论证,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对实现人的解放具体途径的探索。
关键词:政治哲学;哲学革命;社会伦理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按照以往的理解,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道德理论;其二是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例如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以及对爱情的忠贞和对朋友的忠诚。在今天看来,对这样的理解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推敲。唯物史观本身并不是道德理论,它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社会问题时使用的基本方法,其中包含了一些他们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根据这一方法,我们可以说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是历史地发展着的,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这些结论取代不了对现实生活中各种道德问题的具体研究。如果只是重复这些尽人皆知的结论,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妨碍我们面向实际生活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思考,更何况唯物史观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至于共产主义道德,实事求是地讲,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直接的相关论述,为数太少,远远不足以让我们形成完整的认识。这不奇怪,因为按照唯物史观,道德属于上层建筑,只有当经济基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反映这种变化的思想观念才能形成。不要说马克思恩格斯,即使是现在,共产主义尚未实现,具体地谈论共产主义道德,也为时过早。
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上述理解,在今天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反思。它遇到的突出问题,是研究工作很难深入与出新,更不用说回答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了。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迄今为止人们只能对它加以解释和运用,创新是说不上的。至于共产主义道德,一方面出自对马克思恩格斯片言只语的阐释,另一方面出自对人们设想的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共产主义社会应有特征的演绎,更多的是出于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实生活中的政治需要。它是用来指导和匡正现实生活的,主要存在于理论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在这样的理解中,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理论自身没有多少发展空间,没有多少从现实生活中吸取营养反映实际生活不断变化着的需要的可能。用邓小平的话说,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30多年来,国际环境和中国的生活实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种形式、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社会的组织形式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新的社会结构日渐形成,新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成为主流,随着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一代新人的出现,人际关系急剧改变。生活实际中流行的已经得到各方默认的道德观念,常常令老一辈人瞠目结舌。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之后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上述巨大变化的表现。生活走在了一切理论的前面。以往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遇到极大挑战。这些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比较沉闷,少有创新。不管是否承认,事实上我们在过去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解已经被日益边缘化了,因为它们不能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生活的变化。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种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进行政治哲学解读的倾向迅速流行。这里所说的政治哲学,人们往往也称作政治伦理、制度伦理甚至社会伦理。它以人的权利与义务为基本对象,以寻求社会的公平正义从而保持稳定和谐并增加人的幸福感为宗旨。我国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伦理学家,把注意力转向了政治哲学研究。关注政治哲学,在学术界已经蔚成风气。[1]
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政治哲学解读不是孤立的现象,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的伦理学界和哲学界,乃至整个世界的哲学领域,正在经历的一场以政治哲学或者说政治伦理学的兴起为标志的重大转折。伦理学家万俊人先生指出:“罗尔斯的《正义论》?穴1971年?雪发表后,不仅整个西方哲学,而且整个世界哲学的发展都发生了根本性的理论转向,注重哲学之知识合法性论证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逐渐淡出哲学的主题论坛,让位于关注社会现实生活与价值秩序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尽管寻求哲学知识的技术化和合理性之理论热情仍然保留了下来,而且日益精密和深入,但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理解‘生活世界’本身及其意义、目的和行为实践,更应该成为哲学的思想关切和理论责任。哲学似乎又一次返回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或者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时代?熏再一次重温‘轴心时代’的哲学智慧。”[2]哲学家孙正聿先生则说:“政治哲学成为日益耀眼的显学——我们时代的哲学。”[3]邹诗鹏认为,20世纪末,在世界范围内哲学主流由语言分析迅速转向政治哲学。[4]郁建兴更直接断言:马克思哲学是政治哲学。[5]原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段中桥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介绍并倡导推动政治哲学研究,他说:“当今世界的新变化使得原本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关注不够的平等、公正、正义等问题变得十分突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这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6]除万俊人先生之外,其他几位都是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家。
作为上述哲学转向的表现,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关于政治哲学的论著显著增多。哲学家们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就其共产主义学说、社会公平、社会正义、阶级剥削、政治结构建设等进行了深入探讨。人们不无惊奇地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原本就是极为重要的政治哲学家。黑格尔哲学,整个人类哲学史,也被作了政治哲学解读。在西方思想家中,柯亨的政治哲学转向受到关注,与此相关,诺齐克、哈耶克、罗默、胡萨米、伍德、佩弗的思想得到重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及其后继者霍奈特的承认理论,被作为由马克思主义演化而来的重要政治哲学理论来研究。政治哲学的兴起并迅速引起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哲学家的高度关注,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确需要找而且找到新的思路了。挑战总是与机会并存,政治哲学转向是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有力推动,而且由于与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有着紧密联系,现出一派生机。
就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谱系而言,许多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早在上个世纪便转向了政治哲学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哈贝马斯。哈贝马斯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因站在学生的对立面而饱受批判,运动失败之后,他由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转向“建设”,探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怎样才能获得自己的合法性,人怎样才能摆脱工具理性对自己的支配,社会怎样才能由冲突走向和谐。占据其思想中心的不是革命,不是批判,而是对交往实践的研究,是探讨人们如何通过相互交谈、取得共识,把经济、政治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支配颠倒过来?熏从而为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和举措提供合法性支持。这完全是政治伦理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他几乎最早实现了政治哲学转向,并且提出一种系统的与罗尔斯的理论异曲同工可以相互比肩的政治哲学理论。只不过沿着这个方向,哈贝马斯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色彩越来越淡,他还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问题,至于当今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掌门人霍奈特,走得就更远了。
在这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世界哲学转向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罗尔斯。哈贝马斯曾说:在最近的世界哲学史上,“罗尔斯的《正义论》标志着一个轴心式的转折点,因为它将长期受到压抑的道德问题重新恢复到严肃的哲学研究对象的地位。”就是说,罗尔斯的以研究公平正义为基本内容的政治哲学理论具有普遍意义。这样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在1971年问世之后得到高度关注、受到普遍赞誉,政治哲学大有席卷全球之势。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作为美国的伦理学家,罗尔斯对社会生活公平正义的研究,他的《正义论》,不仅是美国社会的产物,而且是时代的产物,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普遍而且客观的需要。这也说明,政治哲学的崛起以及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哲学统摄在政治哲学研究之中,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的政治哲学转向,决不是偶然的,它的背后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在起作用。#p#副标题#e#
这种历史必然性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政治哲学何以能有如此的扩张能力?对于这个问题,多数哲学家诉诸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有的强调: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发生的深刻变化,使得社会公平、制度正义、社会信用体系、权力的制约、人的自由等问题前所未有地凸现出来,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成为复杂而又紧迫的任务,伦理学和整个哲学的研究由此转向政治领域。也有人认为,伦理学转向政治哲学的原因在于社会公共化程度的提高:“现代社会公共化程度日益提高,因而现代社会的道德状况和传统社会很不一样。后者更多依赖传统的文化环境和道德主体的道德自觉与养成。而现代社会,就像哈贝马斯所说,出现了社会结构的公共化转型。公共化转型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界限明晰化。这个界限越明晰,意味着社会的公共化程度越高;公共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公共领域的扩大。……由于我们的生活已发生变迁,不再是局限于某一地点或族群的、以家庭为主要场所的传统生活,而是公共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生活,每个人更多是通过在公共领域中同其他人打交道而度过一生,因此,伦理学就要相应地调正自己的聚焦点和兴奋点,深入讨论如何面对公共生活,如何使公共生活变得更规范或更值得一过等问题。这便是当代伦理学会将其主攻方向转向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原因,亦即来自伦理生活本身的事实原因。”[7]这一理由无疑是很有说服力的。社会生活本身公共性的凸显,极大地提升了以处理公共问题为任务的政治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个人对政治的参与程度极大提高,政治不仅在宏观上,而且在微观上都与每个个人的生活有了深刻的联系。这自然成为政治哲学兴起的有利条件。还有人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把公共性问题与政治哲学转向联系起来,提出全球化使人类公共性的问题日益凸显,民族间的正义、现代社会的公共伦理、生态环境伦理、科技伦理等等,都已然迫在眉睫,由此造成了当代伦理学范式转移,集中关注制度伦理,也即政治哲学、政治伦理问题。
但是要揭示政治哲学转向的原因,仅仅指出上述理由是不够的。这些理由只是一些基本事实,当然应该研究,但为什么要从哲学的层面上研究,仍需进一步分析。对这些事实加以概括,我们可以看出,深层的原因是,它们的出现是对原有政治理论的挑战,这些理论不足以找到解决办法,需要哲学出场了。《正义论》发表于1971年,但罗尔斯对公平正义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经济上独霸全球,政治上成为西方世界标榜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帜、榜样,然而其内部有许多问题日渐凸显。例如频繁发生的经济、政治危机,失业严重,许多人处于贫穷之中,种族矛盾尖锐、工人运动高涨、女权问题突出,走私贩毒、凶杀等各种犯罪的猖獗,信仰、道德危机普遍存在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与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密切相关。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是西方世界思想家的共同理想,然而历史证明,自由是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竞争的自由,平等是享有自由竞争权利的平等,至于博爱,由于支配人的原则与动物世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没有什么两样,在现实生活中显得苍白无力。人的自然条件生来不平等,这样的人平等地自由竞争,结果只能是事实上的不平等;功利主义激励人为个人利益去拼搏,但会把制约自己行为的道德考虑置之脑后。罗尔斯面临的也是西方世界普遍遇到的上述社会问题,其解决已经超出了民主选举、三权分立、社会契约等传统政治原则的能力所及,也不是这样那样的政治技巧所能奏效,西方国家的政治需要重新加以设计,否则社会既不道德也不会和谐稳定。罗尔斯的理论是一种对这些问题的现实主义的解决方案。美国的问题在西方各国具有普遍性,罗尔斯的理论能得到热烈回应,就是这个原因。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理论也是在同样的背景下出场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背景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在现实生活中认识到,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人的解放、公平正义之间没有线性的必然联系。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丰裕的物质生活以牺牲人的自由为代价。归根到底服务于经济需要、体现科技理性的政治、经济“系统”,深入并左右着人的日常生活,科学技术具有了意识形态功能,人成为被支配的对象。这种情况与罗尔斯遇到的问题类似,都说明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存在严重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欧洲国家1968年的学生运动造成的社会动乱及其迅速失败,俄国革命后苏联出现的斯大林主义,表明社会革命也不是理想的选择。这使哈贝马斯意识到,不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社会革命,都不能使这个世界更为人道与合理;这些问题不可能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中解决,这里需要的是新的政治哲学。正是这一认识使哈贝马斯由文化批判转向政治哲学。他的尝试首先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否定物质生产力对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让政治回归生活世界,服从交往理性的需要,服从人们的意见,进而提出自己的交往实践和商谈伦理理论。西方国家的“政治哲学转向”就是这样出现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会把目光转向政治哲学,这固然与西方哲学的影响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中国社会自身。长期以来,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深受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精髓是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毛泽东把政治等同于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并把中国社会发展的希望寄托在“继续革命”上,既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实践中也行不通。此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一切以经济建设中心,政治也要服从经济发展的需要。20多年之后,物质生产力的确得到极大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然而社会迅速出现两极分化,分配不公以及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凸现,人与自然严重对立,发展难以持续。资本在中国与在西方世界一样,都是不讲道德的。鉴于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提出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以往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社会发展的新认识,即:把政治理解为阶级斗争是错误的,把它当作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的工具也是不行的,它有相对的独立性;只有实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方能持续,而这样的和谐社会需要人自觉地有意识地去构建。就是说,政治是可以也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研究和建设的。
中国哲学家当前遇到的问题与罗尔斯、哈贝马斯有相似之处,概括地说,都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问题。市场经济和与之相应的自由主义可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可以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从而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如前面所说,其背后是一种功利主义、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它必然带来社会分裂、精神价值失落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这说明,沿着这条道路发展,政治和整个社会一定要或迟或早地遇到严重的道德问题。人们在这里遇到的是道德和利益、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而一旦和道德纠缠在一起,以往的思想家们对政治的解释,他们的种种设计,便失去了曾经令人信服的科学性、合理性、必然性,政治再次成为哲学的对象。
这一点在以往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难以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向认为,“政”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在经济生活中,人是分为阶级的,众人的事主要是阶级斗争,因而政治也就以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为主要内容。人类历史是各种社会形态的更迭,这种更迭又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具有客观规律性。人类社会将合乎规律地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公平、正义、自由的彻底实现,是理想王国的到来。如此看来,社会形态的更迭以及政治生活本身的特点及其变化,似乎可以用科学来解释。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明确提出,揭示社会生活及其变化规律的学说唯物史观已经不再是哲学,而成了科学。恩格斯的说法不无道理。只有当政治,即对众人的事的管理,不由人以外的即人不能随意改变的因素,不论是神、利益还是客观规律所决定时,它才成为哲学这一居于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学科的研究对象。在今天,宗教的、意识形态的、经济必然性的、科学理性的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渐退隐,道德因素的作用日渐凸显,政治超出了科学的范围,成为哲学的对象,成为可以设计的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崭新的然而又相当紧迫的课题。以人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也因此成为当今中国的中心任务。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政治哲学转向”具有历史必然性。政治哲学的崛起是对政治“科学”的否定,它要解决政治生活和整个社会中的伦理道德问题,[8]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伦理理论,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的合理性也就在这里。
上述政治哲学转向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是一种严重的挑战。如果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不能对当前政治哲学研究中的问题作出自己的有说服力的回答,它将在生活中进一步丧失话语权和影响力。自说自话的宏大叙事是没有市场的。
面对这种挑战,有的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甚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属于政治哲学或政治伦理学。这种观点其实是不能成立的。这是因为,第一,政治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核心问题。他们有大量关于政治问题,例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党等等的论述,但所有这些论述都是围绕一个中心展开的,这就是人类的解放。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总题目,政治理论只是它众多组成部分中的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政治哲学,显然是不妥当的。第二,就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而言,政治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也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哲学领域,更谈不上用它统摄整个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伦理道德和政治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最根本的特点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按照这种历史观,道德与政治都属于上层建筑,它们的特点与发展均依赖于生产关系进而依赖于生产力,最终随着人的劳动实践引起的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他们对政治和伦理问题的哲学思考包含在唯物史观之中。离开唯物史观基本框架就政治谈政治、就道德谈道德,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是历史唯心主义。第三,政治哲学是用哲学的方法为现实的政治体制作出解释、辩护,或者从具体操作的层面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稳定、和谐进行政治设计。不论从哪个角度理解,它们都与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格格不入,因为他们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并不是说这样的政治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不能相容,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本无意于旨在为现实服务的政治设计,他们不愿做这样的研究。
当然,我们可以本着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对现实生活中的公平、正义等问题加以研究,形成一种政治哲学理论,就像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建立的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环境哲学等一样。这样做无可非议,不过,这样的理论只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能说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因为他们本人没有这样的理论。在他们看来,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因而也就从宏观上揭示了政治伦理和政治制度演化的规律。他们没有对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任何一个具体社会形态中的政治做过系统研究,像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政治哲学家那样。他们尤其没有从实现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探讨过政治设计的理论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框架中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义的,他们的宗旨是要埋葬这样的制度。#p#副标题#e#
尽管如此,眼前正在发生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政治哲学转向,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进而研究整个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即:我们可以突破一百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重新认识整个马克思主义,对它作出新的解读。或者换一个角度看,它启发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能不能在当前这场政治哲学转向的背景下获得新的生机,为解决十分紧迫的现实问题作出贡献,自己也从而得到新的发展。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会发现:事实上,伦理道德问题在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远比我们以往的理解重要的多,它的地位十分重要,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从总体上看,整个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伦理学理论。以往我们之所以没有从这样的角度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因为我们自己还局限在过去长期形成的对伦理学的理解,把它主要看作关于个人行为规范的理论,是一种德性理论。这从根本上限制了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研究:第一看不到马克思恩格斯是伦理思想家,第二认识不到他们在伦理学领域完成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就思想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是启蒙运动的产儿,是热烈的人道主义者。法国大革命后,人道主义是欧洲一切进步知识分子都认同的思想,马克思的父亲、岳父的思想也有明显的人道主义色彩。对于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德国来说,_中的“人道主义因素”,即对人的精神价值、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人作为上帝造物的神圣性等的高度肯定,使德国人面对西方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种种社会不公、物对人的奴役、道德沦丧的现象无法平静。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哲学都是对实现人与神、人的欲望冲动与客观性理性统一的尝试。成长于如此氛围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少年时期便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价值失落产生强烈不满,这在马克思中学时期的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就这一点而言,他与空想社会主义者、费尔巴哈是基本一致的。最能反映这一点的是马克思在1844年初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话:“德国理论的彻底性从而其实践能力的证明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0]他们认为,德国那样的封建社会以及英法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正是使人受到侮辱、奴役、遗弃与蔑视的社会。这段话说明马克思对旧社会的批判具有突出的道德色彩,这也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费尔巴哈所具有的。从人道主义出发,对旧社会的道德谴责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和由此形成的全部理论的逻辑起点。今日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等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马克思与他们的不同之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把人道主义的真正实现寄希望于对社会,特别是对社会上层人物的道德说教上;费尔巴哈认为只要从哲学上说明了人的本质在宗教中丧失了,他的本质就可以回归;青年黑格尔派则像黑格尔一样迷信哲学的魔力,以为依靠哲学批判就可以颠覆整个旧世界;今天的政治哲学家们比较现实,认为利益和道德的结合通过政治哲学设计的良序社会就可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则不一样,由于接受了法国唯物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人的本质丧失,真正原因在于社会。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11]由于以上认识,在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到今天的政治哲学家们热衷于道德说教、哲学批判或者政治设计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把注意力集中在对社会的批判与改造上。至于如何批判改造旧社会,马克思恩格斯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他们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意识到道德说教、哲学批判以及从道德原则出发的政治设计的空想性、苍白无力和唯心主义性质。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2]实际上是说要用实践的方式改造社会。这里说的“改变世界”,一方面是指社会革命,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指在劳动实践中发展物质生产力。
以上所说的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至于唯物史观,只是对他们所说的对不道德的旧社会加以人道主义改造的合理性的哲学论证;剩余价值学说则是为了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从而动员组织埋葬旧社会的物质力量;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是关于从政治上“改变世界”的一些具体方法的探讨。他们所设想的代替不道德的旧社会的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从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状态中的彻底解放,是人的自由王国,是“最无愧于人的本性的社会”,是人道主义的彻底实现。这样的社会无疑是真正合乎道德的。
以上所说的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思想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以人的解放为目标,中心是改造社会关系——消灭奴役人的旧社会,建立最无愧于人的本性的共产主义社会,使社会成为道德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哲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对上述人的解放理论的论证,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对实现人的解放具体途径的探索。以往我们只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对于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核心、宗旨,则忽视了。
站在今天的高度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正是伦理学理论,社会伦理学理论!伦理学家高兆明先生在讲到个体道德与社会伦理的区别时说:“社会伦理则以作为共同体的社会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它在抽象的思维中将社会本身人格化,并与个体相对应,专门研究这个与个体相对应的虚拟人格本身应当具有的内在秩序与运行法则。……个体道德研究个体应当如何,社会伦理则研究社会应当如何。个体道德为个体寻求价值合理性根据及其存在方式,而社会伦理则为社会寻求价值合理性根据及其存在方式。伦理学当然应当研究个体道德,但伦理学的职责又不仅仅是关注个体的心性修养与美德陶冶。伦理学更应当关注社会关系、社会秩序与社会制度。伦理学不仅仅应当研究个体心性如何才可能是善的,如何才能成为道德君子,更应当研究社会本身如何才可能是道德的,如何才可能是自由公正、合乎人性健康生长的。”[13]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思想,就是这样的社会伦理学说。他们从人出发研究社会这一作为人必须与之交往的虚拟主体与人的关系,对它们加以道德评价,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社会制约人、决定人。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侮辱人、奴役人,是不道德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最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因而是道德的。改造现有社会使之合乎道德,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就是自己的使命。
应该承认,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他们的理论是社会伦理学,但是他们认为:第一,个人道德不能决定社会,相反,它要由社会来决定;第二,从人的角度看,最大的不道德者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人要获得解放,必须使社会成为道德的,即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表明,他们以追求人的解放为使命,但着力研究的正是社会和个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是对社会的改造和道德提升。我们从今天的现实出发把它解读为社会伦理学,是合适的、恰当的,只不过是揭示了他们的思想本来就具有的特点而已。从方法论上看,这是无可指责的。今天我们用来称呼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标准用语——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样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用法,而是后人根据他们的思想提炼概括而成的。
以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另一个不足,是没有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伦理学思想的形成,是人类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是他们在这一领域完成的一次革命。自古以来,中外哲学家关注的主要是个体道德,研究用什么样的道德规范才能使人的行为合乎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对人类道德生活影响最大的_和儒家学说是这样,17世纪以来西方各种哲学中的伦理学思想也同样如此。这是从社会出发要求和规范人的行为的理论。主体是社会,人只是必须加以限制约束使之“克己复礼”服从社会需要的客体。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情况做了革命性的颠倒。
在讲到马克思完成的哲学革命时,人们常常引用他的这样一段话:“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4]认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在于提出实践唯物主义,建立了新的世界观。其实,对这样的理解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马克思的确强调要把世界当作实践去理解,但他同时还说“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从主体出发理解世界,比从实践出发理解世界更深入、更普遍。实践只是从主体出发理解世界的表现之一。从主体出发首先包括对世界的认识与评价,当世界不能满足人的需要时,人才通过实践活动改造世界。立足点、出发点的转变,由客体转向主体,转向人,这才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在伦理学上同样完成了这样的革命性转向。或者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本来就包含有伦理思想上这种出发点由社会向个人的转变。以往的伦理学理论要求人“克己复礼”消除原罪,是要从社会的需要出发改造、规范人,使人成为道德的,服务于社会的需要;马克思说“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是要从人的个性自由、人的需要出发改造社会,使社会成为道德的,服务于每个个人的需要。这是两种出发点和思维走向完全不同的道德理论:一个是德性伦理,从社会出发看个人,旨在改造个人使之成为道德的;另一个是社会伦理,从个人出发看社会,旨在改造社会使之成为道德的。伦理学上的这种转向,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的基本精神,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这样的转向,他们的伦理思想和整体的哲学世界观,就相互冲突了。遗憾的是,我们以往只注意到他们完成的整体上的哲学革命,对相应的伦理思想上的上述转向,认识不够。
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伦理学上的这种革命性转向,他们不大注意研究个人的道德规范,没有在个人道德品质的完善提升问题上下工夫,而是主要研究对社会的改造。与此相应,他们也不注重研究具体的政治设计,而是关注社会发展的规律、趋势与改造途径。
几千年来各类圣贤和道德家总是教导人们:为了社会的稳定,不许杀人、不许偷盗、不许奸淫……要做有道德的人;现在马克思把这番话倒过来了:为了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社会不应该侮辱人、奴役人、遗弃人、蔑视人,社会应该是有道德的社会。讲的都是伦理道德问题,但二者是多么的不同啊!#p#副标题#e#
我们是在政治哲学转向这一大背景下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的,下面我们就这些学说与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有何异同,以罗尔斯为例,略作考察。①
他们有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即二者都是有感于资本主义社会不人道、不道德的现实状况,对如何解决相关问题所作的探索。
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结束了中世纪的封建统治,无疑是历史的进步。讲到这一进步的起点,人们往往要从文艺复兴开始,因为文艺复兴提出了人道主义的口号,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文化,都建立在对人的理解和人道主义之上。关于人、人的本性,思想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解,集中反映这些理解的,是诞生于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宣言》。其第一条: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除了依据公共利益而出现的社会差别外,其他社会差别,一概不能成立。第二条: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即自由、财产、安全及反抗压迫。这些思想,借法国大革命的东风迅速传播,得到普遍认同。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契约论思想,都在其中得到反映。对人权的这种理解,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各国政治设计的基本依据,另一方面也成为人们评价现实政治制度的标准。马克思和罗尔斯事实上都是从这一标准出发观察自己面对的社会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生活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在他们眼中,资本主义是不道德的,因为工人没有生产资料,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自由而忍受剥削压迫,生活在异化之中。由此产生了主张彻底铲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全人类获得解放的马克思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上述情况逐步有所改变,到19世纪末,正如恩格斯所说,“大工业看起来也变得讲道德了”:工人的物质生活不断改善,政治民主普遍实现……。
罗尔斯登上学术舞台时,资本主义已经步入晚期,马克思恩格斯遇到的不道德现象大有改观,例如广大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得到极大改善,但罗尔斯眼前又出现许多新问题,资本主义既不公平,也缺少社会正义。罗尔斯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需要对现实生活作出道德评价,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实际上他们做的是同一件工作——依据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形成的人类的道德理想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只是面对的具体问题有所区别而且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
在比较罗尔斯等人的政治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伦理思想时,最突出的不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而是他们的巨大差别。
第一,罗尔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政治哲学体系,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伦理思想从未经过系统的整理论述。如果从20世纪50年代从事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算起,直到去世,罗尔斯在这个问题上用了50年的时间。1971年《正义论》出版标志着他的政治哲学体系正式问世,此后为了回应其他学者的讨论质疑,罗尔斯直到去世都在完善自己的思想。人所共知,马克思恩格斯只在自己学术生涯的早期进行过相关的研究思考。马克思此后用毕生的精力研究写作《资本论》,直到去世未能完成;恩格斯晚年的哲学研究主要围绕自然辩证法问题展开(《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基本思想,辩证唯物主义甚至历史唯物主义,体现的都是《自然辩证法》的思想)。不论早期还是晚期,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写过一部全面系统阐述自己哲学思想的著作。正因为如此,罗尔斯的思想是什么,很清楚。要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包括其伦理思想,则需要从他们的零散的论述中仔细体会、梳理。
第二,罗尔斯与20世纪西方的大多数政治哲学家一样,宏大叙事淡出,微观研究凸现,主要讨论与直接的政治设计与操作有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自我认同的唯一身份是革命家,社会伦理的研究主要在哲学层面上进行。
第三,罗尔斯主要关注美国社会以及整个世界在他那个时期出现的社会问题,其理论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伦理思想具有一种宏大的历史感,更多考虑的是整个人类面临的问题及其未来前景。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他们不但批判它的不道德,而且努力证明资本主义终将灭亡,它的丧钟已经敲响。前者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后者则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前者旨在“补台”,后者旨在“拆庙”。
第四,罗尔斯和其他西方政治哲学家意在通过改变政治设计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或者是社会的和谐稳定、政府的合法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是怎样消除异化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是人类怎样才能彻底超越分配中的公平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进入自由王国。
第五,二者立场不同。这是问题的关键。这里说的不是阶级立场的区别。从罗尔斯方面讲,当今的西方社会阶级斗争大为缓和,甚至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已经趋于消失,大多数人手中握有股票等有价证券,通过社会福利从社会得到的大于自己对社会的贡献,阶级界限日渐模糊。说他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未必妥当,可以说他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利益出发的。从马克思恩格斯方面讲,马克思恩格斯从不讳言自己的理论是无产阶级求解放的工具,而且直接投身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实践之中,但这不等于说他们的眼界就局限于工人阶级身上。不少人可能会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这与传统的说法相去太远了。实际上传统的说法包含着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误解。马克思恩格斯自始至终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但他们又一再公开宣称自己在阶级对立中是站在工人一边的,并且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这里似乎存在基本立场上的矛盾。矛盾并不存在,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把无产阶级视为实现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是身穿工作服的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肩负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都有很好的说明。马克思说:“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恢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15]这段话清楚地表明,马克思着眼的是人的解放,即全人类的解放。他公开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把人类解放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是因为无产阶级不是反对德国社会在利益分配上的不公正,而是反对德国国家制度的前提,即生产资料私有制。一旦生产资料私有制被消灭,对人的任何形式的剥削、奴役都将告终,人类也就得到彻底的解放。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历史使命的承担者。
这段话的写作时间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早几个月,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一些人视为马克思思想尚不成熟时期的作品,因此它不能作为马克思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而是站在全人类立场的证明。这种观点不能成立。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没有人会反对写于1845年春天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思想成熟的标志,因为恩格斯曾在晚年明确地说:“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16]在该提纲的第十条,马克思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在这里表达的思想与前面那段引文完全一致。在与旧唯物主义立脚点的对比中,它明确地告诉我们,马克思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顺便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即以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以经济活动为全部社会生活中心的社会,而这恰恰就是今天罗尔斯等政治哲学家想要通过自己的研究为之服务,使它具有道德性从而实现公平正义、和谐稳定可以长治久安的那种社会。这也是对罗尔斯与马克思立场不同的很好说明。
这种立场上的不同——一个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想要通过克服它缺少公平正义、不道德的缺点,追求它的和谐稳定长治久安;一个立足于消灭资本主义社会,“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建立真正道德的人类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伦理思想与罗尔斯等人的政治哲学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它们都是道德理论,但由于立场的不同,一个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另一个则把消灭它作为自己的使命;一个要改良,另一个要革命;一个认为分配上的差别是不能消除的,人们能做的只是把它限制在恰当的范围内,以维持社会稳定,另一个则要使人类进入物质生产的彼岸,从而彻底告别分配问题,从物对人的奴役中、异化中获得解放,使每一个人都真正成为自由的人。实际上,透过这些差别,我们可以看到罗尔斯与马克思在思想境界上的重大不同。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罗尔斯等人的政治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差别是很明显的。但是,这些差别的存在并不表明二者一定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相反,二者实际上存在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的确把消灭资本主义实现人类解放视为自己的使命,但他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们从道德角度评价某种社会制度,却从不认为道德是决定一种社会制度能否存在的根据。“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这句话曾经得到恩格斯的肯定。任何社会制度都是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相对于生产力发展的这个阶段而言,它的产生与存在都是合理的,即使有严重的道德瑕疵,也不会因此而灭亡。只有当新的物质生产力出现以后,旧的社会制度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生产关系,才丧失了自己的历史合理性,它的道德瑕疵也才成为不可容忍的。可见,当资本主义的生命力还没有耗尽因而它还有历史合理性的时候,尽可能地增加它的道德合理性,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罗尔斯等人的理论,价值就在于此。
对于上述道理,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对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以全部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以人类解放为目标,专门从历史_出发思考问题的思想家而言,每一种社会形态,更不用说某个社会形态的某个阶段,都是历史的瞬间。但对每个活生生的个人来讲,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们的生命太短暂了,知道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固然重要,能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使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尽可能地合理化,更为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和罗尔斯,缺一不可。套用康德的话:没有马克思,则罗尔斯“盲”;没有罗尔斯,则马克思“空”。把二者对立起来,或者不愿意承认对方存在的合法性,是不可取的。#p#副标题#e#
[1][7]万俊人,李义天.政治哲学研究:历史、现在与未来[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1).
[2]万俊人.关于政治哲学几个基本问题研究论纲[J].天津社会科学,2004,(2).
[3]孙正聿.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思考和理论资源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6,(6).
[4]邹诗鹏.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J].学术月刊,2006,(12).
[5]郁建兴.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遗产[J].中国社会科学,2006,(6).
[6]段中桥.柯亨的政治哲学转向及其启示[J].哲学研究,2006,(11).
[8]参见万俊人.从政治正义到社会和谐——以罗尔斯为中心的当代政治哲学反思[J].哲学动态,2005,(6).
[9][11][12][14][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55,57,54,14-15.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07-208.
[13]高兆明.“社会伦理”辨[J].学海,2000,(5).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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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索拉纳是一位西班牙和欧盟的政治家。从1999年开始索拉纳担任欧盟理事会秘书长兼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同年11月25日他又成为西欧联盟的秘书长。由于其在欧盟外交、防御问题方面的重要权限,索拉纳经常被称为“欧盟外长”。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道德政治和真实生活—哈维尔的政治哲学初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道德政治和真实生活—哈维尔的政治哲学初探全文如下:
瓦茨拉夫·哈维尔,捷克的前任总统,在任总统之前,是突出的持异议人士和著名的戏剧家,已故李慎之先生称其为“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由于其出色的思想和实践,甚至被人誉为现代“哲学王”。
在捷克现代历史上,哈维尔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出生于布拉格的有产阶级家庭,1960年代开始以戏剧而闻名于捷克的文化圈,并渐成为捷克公共领域内的一位风云人物。1970年代,哈维尔以《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和参加“七七宪章运动”而成为捷克最著名的持异议人士,也因此而获罪于当时的捷克政府,几陷牢狱。这前后,哈维尔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有《无权者的权力》、《政治与良心》、《对沉默的解剖》等。1989年10月,哈维尔作为“公民论坛”的主要领导人物,参与了捷克的“天鹅绒革命” ,1989年11月,哈维尔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92年斯洛伐克分出去之后,1993年哈维尔当选为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98年连任,2003年2月期满卸任。
哈维尔其人其思其行,近几年来,也正逐渐受到我国学界的关注,一些学者先后作了一些介绍性的研究工作,也曾引起过一些讨论。2003年,由崔卫平编译的《哈维尔文集》,作为内部交流版的形式亦告问世。李慎之先生和徐友渔先生为之作序,对哈维尔的哲学和思想评价甚高。当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对哈维尔的理解还存在许多问题。
哈维尔本人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哲学家,不同于我们今天研究的哲学史上的西方哲学家。而且,如有的论者所言,哈维尔的故事比其思想更值得关注。但是我们认为,作为一个有着独特魅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哈维尔的思想、著作及其实践中,有着坚定的哲学理念的支撑,对于这一理念的梳理,或有其意义。就本文所接触到的文献而言,我们认为,这一哲学理念集中的体现在哈维尔的政治哲学里,本文即试图对哈维尔的政治哲学作一初步的阐述。
不同于马基雅维利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在方法上也不同于学院里的政治哲学的教授们,没有罗尔斯、诺齐克、哈贝马斯们的严密论证和逻辑推演,
哈维尔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力图将一种人性的尺度、将人类精神和道德的维度带到政治和生活中去。就像批评他的人说的那样,他总是试图将两种不可能结合的东西结合起来:道德和政治。在这一点上,哈维尔所做的正如康德所论证的:“在客观上(在理论上),道德和政治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争论。”[1][P138]不同的是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一文附录里的详细论证,变成了哈维尔的思想和行动。
在哈维尔的视野里,政治决不再是权力的游戏和功利目的的手段。他明确的宣称:“政治不再是权力的伎俩和操纵,不再是高于人们的控制或相互利用的艺术,而是一个人寻找和获得意义的生活的道路,是保护人们和服务于人们的途径。我赞同政治作为对人类同胞真正富有人性的关怀。”[2][P136]这是他在作为持异议人士时期在体制外的呼喊,作了捷克总统以后,哈维尔依然坚信这种理念,在1991年的《政治、道德与公民性》一文中,他说:“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这个名称、也是我愿意致力的惟一的政治——就是为你周围的人们服务,为未来的人们服务。
根植于政治最深的是道德,因为它是一种责任,对全体人民和为了全体人民通过行动来体现的责任,这是一个可名之为‘更高的’责任的东西,它拥有一个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它产生于意识或无意识之中的一个信念,即我们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在别的某处被永远的记录了下来,永远的给予评价,这是‘高于我们’(above-us)的某处,我将之称为‘神的记忆’——这是宇宙、自然和生命的奥秘秩序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信徒们将之称为上帝,一切事情都要接受其审判。”[2][P194]在哈维尔看来,道德是政治的基础,虽然这种观念从古希腊以来,在政治哲学领域里就不绝如缕,但哈维尔的坚持仍然赋予了这一古老观念以特殊的意义。哈维尔把人的良心看作是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他认为在有道德沦丧危险的社会里,要摆脱这个危险,就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而在哈维尔看来,这个原点就是有个性的人,在政治生活中,必须唤醒人的良知。“科学、技术、各种专业知识、专家主义并不是全部。某些东西是更必须的。简单地说,可以称之为精神,或情感,或良心。” [2][P203]近代以来,特别是在功利主义伦理和权力政治的笼罩下,从对政治的作用的角度看,鲜有政治家发出对良知或良心如此的渴盼之声,在此一点上,印度的“圣雄”甘地似或可与之并提。
哈维尔宣称,要建立这样一个国家,“国家必须保持真正的人性,换句话说,国家必须是有精神、有灵魂和有道德的。”[2][P202]国家在这里,已不仅仅是一个实现社会成员目的的工具,而是一个具有德性符合人性的拟人化的实体。
如果没有人性和社会价值的支撑,在这个国家里,“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机构……也将不能在自身之内保证其合法性和自由及人权。”[2][P202] “没有共同拥有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 [2][P202] 即所有国家所能利用的最好工具也将违背其原来大的宗旨,这些工具包括我们迄今为止所能建立的制度,诸如法律、民主制度、政治多元化和市场经济。哈维尔认可现代欧美社会发展出来的价值系统,而且作为总统,他表示,要在捷克共和国予以实施。
但是,他也认为,西方世界“由于某种普遍的道德危机导致的瘫痪无力,它一直未能利用民主这一伟大发明提供的所有机遇,并赋予业已为其打开的空间以某种意味深长的内涵。” [2][P252-253]这就是说,由于道德的危机,西方的民主等制度并非尽如人意,尽管基督教的道德世界曾经为西方现代民主贡献颇多。哈维尔认为,法律等制度并不能提供富有人性、尊严幸福的生活,它只起保障的作用,而不能给予生活的意义,生活的意义由道德赋予。在哈维尔看来,国家,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发展,都有赖于道德进步。这是哈维尔一贯的道德政治信念。
这种道德的政治,体现在政治主体身上,尤其对政治家来说,最要紧的是责任感。政治家不同于一般的个人,他要为许多人服务,而不是局限在自己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他的思想和行动关涉更多人的福祉,因此,政治家要有更多的责任感。这个立场哈维尔贯穿始终。最早在给胡萨克的那封长信中,他诚恳地呼吁:“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您的责任仍然是巨大的。您间接决定了我们所有人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的氛围,因此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社会要为今天的稳定所付出账单的最终规格。” [2][P28]及至他自己当上了国家领导人,他始终考虑的也是在总统位置上他本人可能对民族所造成的影响,他将尽力按照政治理想去做。这是他不仅作为政治家,更是作为一个人的信念,在监狱里,他写出来的信提到一个人的秘密就是他的责任感的秘密,他坚信:“人的责任感,正是把人确立为一个个人面对宇宙的那种力量,作为存在的一个奇迹。”[2][P105]
1996年哈维尔接受美国哈佛大学荣誉学位发表演讲时,在分析了当今世界的种种危机之后指出,除非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其他别无二途。而这“尤其是政治家的任务”,政治家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同寻常的:“我想,当前这一代政治家……他们的角色是有所不同的,就是要履行他们对我们世界的长远前景的责任,从而以他们的一言一行在公众心目中竖立榜样。他们的责任是勇敢地进行前瞻性的思考,不怕失宠於群众,让他们的行动浸透著一种精神特质(这当然与宗教仪式那种讲究排场不是一回事),去一再向公众和他们的同行解释,政治绝不仅仅是反映个别团体或游说集团的利益。当然,政治是一种为社群服务的事业,这意味著它是实践中的道德。难道政治家们在全球(及全球受威胁的)文明中寻找自身的全球政治责任,也就是说,为人类的生存负起责任,不是比单纯服务社群和实践道德要好得多吗?” 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家,哈维尔力图使自己坚信的政治哲学为世界造福。
哈维尔的政治哲学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他的一句口号:生活在真实中。哈维尔认为:“生活在真实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不可估量的爆炸性的政治力量。” [2][P62]尽管哈维尔曾经以荒诞派戏剧家闻名于世,但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哈维尔关注现实,重视生活的真实和人性从虚伪向真实的回归。
生活在真实中的提倡,是从哈维尔对当时捷克的社会状态——即他所认为的后极权社会的谎言生活——的批评中发展出来的。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一文中,反复使用水果店经理的例子来说明人们是如何和为什么生活在谎言中的。这位水果店经理在其橱窗上贴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哈维尔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谎言生活。因为,在哈维尔看来,水果店经理从来不去思考他贴在橱窗上的标语,这些标语也不是他们的真实想法,和他们每天买进卖出的生活丝毫不相关,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将这些标语混于洋葱和胡萝卜之间呢?哈维尔的回答是:“很简单因为许多年都这么做,每个人都这么做,这是必须采取的方式。
如果他想拒绝,这可能带来麻烦,他可能因为没有照规定布置橱窗而受到责备,甚至指控他不忠诚。他做这件事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想生存他就必须做。” [2][P52]理由如此简单。为了生存,人们选择生活在谎言之中,因为有无法抗拒的恐惧。“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并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恐惧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义务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 [2][P8]原来,生活在谎言中,是一个被迫的选择,是对真实目标大额不切实的回应,是在严厉压制下的无奈,是现实政治和生活压力下人性的扭曲,是一种异化。
在这种被异化的社会生活中,渗透着伪善和谎言:“由官僚掌握的政府被称作人民政府;在劳动阶级的名义下奴役人民;对个人彻底的贬抑被描述成他的完全的自由;……滑稽的选举变成民主的最高形式;禁止独立思想变成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了兄弟援助,因为这个制度被它自己的谎言所控制,它必然篡改每一件事情。” [2][P54]在这个制度下,人性已被扭曲,人们所做的仅仅是接受谎言并处于谎言之中的生活就足够了。这种人性的扭曲,是社会道德的危机。哈维尔揭示了谎言下的生活,也批评了在谎言中的生活,“生活在谎言中导致人类自我认同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转而造就了在谎言中生活的条件,这其中自然存在着道德上的维度。它首先表现为社会的深刻道德危机。” [2][P64]谎言下的生活和道德上的危机处在恶性的相互影响的链条上。而社会的道德危机就是社会的堕落,哈维尔试图努力挽救危机,挽救危机的途径只能是生活在真实中。
生活在真实中 ,按哈维尔的理解,就是人们对强迫境域的一种反抗,企图重新找回自己的责任感,这是一个道德的行动,尽管这个行动中,个人甚至可能付出高昂的代价,但为了实现有尊严的“独立的社会生活”,这样行动是值得的。独立的社会生活,是生活在真实中的充分体现,独立生活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包括自我教育、对世界的思考、自由的创造活动、人际交流、各种自由的民间立场,也包括独立的社会自我组织。”[2][P79]独立生活的核心是人之为人的高度内在解放,它相对的是在压力下和恐惧下的生活,在压力和恐惧中,人和人的心灵是被奴役的,尽管我们似乎找不到奴役我们的具体的人。而且,这种解放不再仅仅是对生活在谎言中的简单否定,而是建设性的“积极敢言”。哈维尔认为,所谓的“持异议者”正是为之努力的群体,他们为生活在真实中的目标创造空间,他们提倡生活在真实中,是对以谎言为支柱的社会的最大威胁。在他看来,他所参加的捷克“七七宪章”运动,就是生活在谎言中与生活在真实之间发生冲突。当然,哈维尔也有把“持异议者”的社会作用夸张化的趋势。
基于对道德的坚定信念,哈维尔以真实的生活来反抗谎言,并希望以此解救人性和道德危机。他鼓励人们鼓起勇气真实地生活,有尊严的生活,勇敢地承担道德赋予人的责任,将人们为之服务的制度改变成为人们服务的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呼吁要把政治建立在真实的存在之上,生活在真实中。当然,哈维尔不仅仅是一个停留在著述和呼吁上的哲人,而是积极的投入到实现生活在真实中的努力中去的。
哈维尔的建立在道德、良心和真实存在基础上的政治哲学,没有细致的概念推演和严密的逻辑分析,尽管它受到西方道德主义政治哲学甚至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但是他的哲学思想不是学院化的,不是系统化的晦涩的长篇论述,而是直接从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观察出来的,并且,也是以此为武器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和政治建设中去的。哈维尔的政治哲学是他个人政治活动的纲领,是他作为政治家的信条,他以一生的出色的政治实践为他的政治哲学作了最生动和最深刻的诠释。
[1] 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 哈维尔. 哈维尔文集(内部交流本)[M]. 崔卫平译.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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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科技发展伦理建设理论建设制度建设主体建设
论文摘要:现代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理论、制度和主体这三个不同方面均提出了新要求。在理论建设方面,要求实现从近距离伦理向远距离伦理的延伸,从规范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转向,并立足于多学科基础上的大交汇、大融合;在制度建设方面,要求变革社会制度,加强科技立法,引进科技伦理的“软着陆”机制;在主体建设方面.要求明确科技主体的伦理责任,建设科技主体的伦理规范,开展多极主体的对话。
马克思指出: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课题,准确把握并解决这些课题,就会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今天,2O世纪已经揖别,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就必须处理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伦理学问题。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那样:“在二十一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二十一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许许多多伦理学的问题,引起人们的忧虑甚至恐惧。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指出的: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进步不平衡,后者远远滞后,前者毫无约束地被加以发展和滥用,从而产生致命的危险。因此,探讨现代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新要求,对于我国大力发展生产力,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谓伦理建设就是建设制约人们行为的价值规范和准则。其目的是以像法律调节人们的行为而使人们有法可依一样,在以伦理调节人们的行为时也同样“有法可依”。伦理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般说来,它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理论建设、制度建设和主体建设。
一、现代科技发展对理论建设的新要求
伦理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关于道德的哲学思考。但是最初的伦理学调节的只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把人类看做是惟一值得道德尊重的物种,它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作为惟一的尺度,去对待其他事物。即使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对道德现象的反思日益加深,道德调节的范围始终囿于人伦之理。这里把这种只关怀人伦之理的伦理学称为传统伦理学。但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对伦理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把人类的道德关心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所以,我们把现代科技文明下,以保持地球和人类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由传统伦理学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扩展到调整人和人以及人与人以外的其他物种和自然界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的伦理学,称为现代伦理学。由传统伦理学走向现代伦理学,是科技发展和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双重需要。现代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相比,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近距离伦理向远距离伦理的延伸在传统伦理学中,伦理规范体系主要涉及的大多是人与人之间的或人与社会之间的直接关系,我们称之为近距离伦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活动方式和活动范围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传统的主体司直接的近距离伦理关系随之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出现了延伸。在时间上,未来世代的权利和当代人的责任已经成为反思科技与未来的重大命题;在空间上,为了克服全球问题,一方面,人们正在寻求全球文化价值观念的整合,希图构建一种普遍性伦理,另一方面,人们日渐意识到,人不仅仅对人自身有义务,而且对生活于其中的生物圈和大自然也有保护的义务。-Es]94如人类在2O世纪9O年代制定的《2l世纪议程》,提出了人类社会今后应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了人权保护和人道主义思想;“国际和平年”、“生态年”等的提出,使人类能同时按照统一的道德规范去约束自己的行为。
第二。从规范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转向传统伦理学侧重于规范伦理学、理论伦理学和元伦理学的研究。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使伦理学不能停留在哲学层面的“高山之巅”,而应该通过新的道德规范向应用层面发展,以解决各个领域的具体问题。伦理学向应用层次的拓展是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于是,与科学技术紧密相关的应用伦理学方兴未艾,为人类的道德思考提出了许多新的宗旨和目标。如:生态伦理学提出了尊重生命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规范和要求;生命伦理学的兴起反映了对新技术的使用进行社会控制的要求;核伦理学的发展体现了人类追求世界和平的强烈愿望;计算机伦理学要求人类重新思考计算机技术的本质和人类的价值观。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21世纪新兴科技事业的发展,一些新的与高科技相关的应用伦理学还会不断产生。从规范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的研究的转向,既关系着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也关系着伦理学的前途和发展。
第三。现代伦理学的研究是立足于西方伦理学、东方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上的大交汇、大融合2O世纪是一个既对传统伦理观念进行全面的批判反省、又空前地呼唤价值重构和伦理现代化建设的世纪。2O世纪中西文化的交融、冲撞和科学技术向人类提出的许多使人目不暇接的道德问题,催生、孕育了众多异彩纷呈的伦理思潮。现代伦理学正是吸收了西方伦理思想、东方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精华而发展起来的。
其中东方伦理特别是中国的儒家文化是现代伦理学的基础。而西方伦理的众多流派如功利主义、道义论和混合义务论为现代伦理学提供了规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则继承和发展了西方伦理思想的精华,“它依据唯物史观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道德的起源、本质、功能及其演变的规律,它精确地把握了人类伦理文化发展的方向,提出了以无产阶级道德为基础的共产主义道德思想体系,它坚持个人同社会和谐发展的集体主义原则,主张超越传统功利论与道义论的对立,建立一种功利与道义并重、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的新型道德观。”而现代伦理学正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作指导,针对现实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而提出的新的伦理观点。
二、现代科技发展对制度建设的新要求
科学技术虽然是社会系统整体进步的必要条件,但不是惟一条件。换言之,没有科技的进步,就不会有社会的发展,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此,但光有科技进步,没有其他条件,也还是难以使我们的社会健康发展,离开了社会制度、政策、管理、道德等方面的进步,单凭科学技术不可能给社会带来全面的进步,甚至还会适得其反,导致灾难。因此,制度建设作为科技发展中伦理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变革社会制度恩格斯早就指出:“经过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在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只有通过社会的变革,通过正确的政策和科学的管理,使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协调发展,使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弱和避免在科学技术的实际应用中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和消极影响。所以,为了保证科技研究和应用更有效地增进人类的幸福,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机制。
第二,加强科技立法科学技术发展需要进行两种立法:一是,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二是,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硬性”规范,以强制手段约束人的行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是“软性”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一是“他律”,二者辩证统一,缺一不可。从内因与外因的关系看,内因是第一性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而自律较他律显得更为重要,法律是否能执行,取决于道德心的驱动。就是说,即使在高度法制化和规范化的现代社会、法律具有根本性意义的今天,如果人们的道德水平不高,法律再多再严,也起不到威慑作用而形同虚设。换言之,法制的健全与有效实施,不仅取决于法制本身完备周全,同时也在于人的道德理性。正如美国著名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言;“只有对于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来说,才可能了解如何去运用法则。”“法规”的健全固然重要,但“德约”的基础和配合作用,对于“法规”的实施却是“有之未必然,无之必不然”。因此,加强科技立法是很有必要的。我们要用法制和伦理的手段来保证科学技术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危害人类。
第三。引进科技伦理的“软着陆”机制所谓“软着陆”机制就是科学技术与社会伦理的价值体系之间的缓冲机制。这个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尽可能客观、公正、负责任地向公众揭示科学技术的潜在风险,并且自觉地用伦理价值规范及其伦理精神制约其研究活动;其二,社会公众就科学技术所涉及的伦理价值问题展开深入、广泛、具体的讨论,使支持方、反对方和持审慎态度者的立场及其前提充分地展现在公众面前,然后,通过层层深入的讨论和磋商,对科学技术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条件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这样一种讨论一方面能够启导政治活动家们参照着技术上可能的和可行的情况,纠正他们对其利益所持的那种由传统决定的想当然的态度;另一方面,政治活动家们将能够根据讨论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解释的需求的认识,实事求是地做出判断:将来,我们想在哪个方向上和在多大规模上发展技术知识。”在实际的科技活动中,科技的“软着陆”机制已得到较为普遍的运用。
三、现代科技发展对主体建设的新要求
人作为现实主体,在与科技的关系中始终居于能动的主导地位,因此,主体建设是科技发展中伦理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第一。明确科技主体的伦理责任科技主体之所以负有伦理责任,是因为他们具有专业科学知识,能比一般群众更全面、更长远、更准确地预见到科技发展和运用对人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后果。他们有责任去预测和评估有关科研选题及其成果所可能产生的正面或负面的社会影响。当然,在这方面,科技主体所负的伦理责任的分量是不同的。
对于从事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家来说.他们很难预测自己所研究的基本理论的应用前景,虽然不能苛求他们对该基本理论应用的全部后果负伦理责任,但是他们毕竟为后来依据该理论没计研制作恶或有明显负作用的人工制品或工艺程序提供了基础概念,因而也多少负有一定的伦理责任;对于把基础理论应用于实际(例如工业和军事等)的工程师来说,他们的科技成果或科技活动所造成的或可能造成的后果是明确的、清晰的、善恶分明的,虽然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政治家或经营者控制的,而不是完全由他们自己自由支配的,但是他们仍然必须承担一定的伦理责任。同时,科技主体之所以负有伦理责任,还因为他们经常参与政府或企业经济活动的重大决策。一般说来,在现代社会中,科技主体不但要对科技活动的后果负有趋利避害的责任,还要对全人类的未来负责。
第二。建设科技主体的伦理规范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反复的科技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一定的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经过一些思想家的提炼和概括,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科技伦理规范体系,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普遍遵循的评价和判断善恶的标准,调节着科学家或工程师之间、科学家或工程师与社会集体之间的伦理关系,促进着人类科技事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当然,在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级的科学家或工程师有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伦理规范。但是,由于科技活动毕竟具有超越阶级利益的共同性,科学家和工程师毕竟是一个职业共同体,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毕竟有着共同的要求和行为准则。因此,从全世界的高度看问题,科学家和工程师有着共同的伦理规范。这规范有:(1)应该保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应用和后果并不引起严重的生态破坏;(2)应该保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后果不会对我们这一代及我们的后代的安全带来更多的危险,因此,科学成就不应该应用于或有利于战争和暴力,应该保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后果不应与国际协议提到的人类基本权利(包括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权利)相冲突;(3)科学家应该认真地估计其研究将产牛的后果并将对其公开负有特殊的贵任;(4)当科学家断定他们正在进行或参加的研究与这一伦理规范相冲突时,应该中断所进行的研究,并公开声明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做出判断时应考虑不利后果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规范:例如锐意创新,勇于进取;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真诚协作,友好竞争;民主讨论,自由探索;谦虚谨慎,勤奋好学;尊重前辈,奖掖后学;热爱自然,珍惜资源等等。美国学者J.T.哈代在他的《科学、技术和环境》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我们生活在一种技术化的环境之中,因此不免要遇到这样一些问题:人类是这种新技术的主人还是奴隶?技术使人的选择和自由得到了发展,还是受到了限制?到目前为止,从表面上来看,人类有能力驾驭和引导技术向需要的方向发展。然而人类现在掌握的知识,已经赋予了人类几乎能摆布自然的本领,因此必须谨慎小心地衡量各种技术抉择是否合乎需要,这种强大的力量必须用于高尚的目的。这种“高尚的目的”就是造福于人类,而不是危害于人类。
第三。开展多极主体的对话社会是由各种不同利益需要的主体构成的,他们的利益需要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对于科技发展来说,尤其要处理好科技主体与政府主体、公众主体的关系,使他们能够相互对话、沟通、理解,对科技“发展什么,怎样发展”达成共识,确立多极主体间的和谐关系。“科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对话必然启导政治活动家们参照社会在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方面的潜力,纠正他们对自身利益和目标所持的那种由传统所决定的、想当然的态度,同时使他们能够根据对话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解释的需求,实事求是地判断,将来他们想在哪个方向上发展他们的技术知识和能力。”。具体地说,就科技主体而言,主要是提高其道德素质,增强社会责任感;就政府主体而言,主要是指政府或国家的决策者应从政策、经费、人力等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加强引导、监督和管理,形成高效、有力、合理的科技发展机制,让国家的科技活动在一定的规范下进行;就公众主体而言,应该积极关注当今社会科技发展的现状,参与到对科学技术的后果与影响的评价中去,自觉加强科技伦理的修养,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同时,还应拓宽科技界与政府、公众之间联系的“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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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商业道德伦理中也有很多值得现代商业伦理建设积极吸取和学习的亮点,本文将略加叙述。中国现代商业伦理建设是极为紧迫和重要的任务,从传统文化中梳理精华,结合西方主流文化的共同之处,更能将现代商业伦理深入人心。我们必须寻找切实可行的操作模式,不能丢弃如此宝贵的资源。
关键词:传统 商业 伦理道德 现代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大力推进和入世后市场经济主体及行为的复杂化,新闻媒体中有一个话题日见趋热:市场要不要讲道德?什么样的商业行为才是我们应该提倡和遵行的?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时间比较短,大量问题涌现,商业诚信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一大问题。中国商业伦理的建设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关注。很多学者对此发表意见时均源从西方主流管理学和经济学相关领域中寻找理论,动辄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等等,本文拟略换思路,讨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是否可寻找些重建现代商业伦理的契机。也许国人于传统文化中能接受和汲取的会更多更深。
传统的企业理念体现在企业道德行为上就是“价实”、“货真”、“量足”、“守义”,这既是企业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是企业的行为准则;价实,是说的商品价格,历代把“口不二价”作为经营者的美德;货真这是说商品质量。《礼记·王制》云:“布帛精细,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就是说经营者必须对消费者负责,保证商品质量;量足,是说商品计量,这里不仅是说商品绝对数量的足量,还指计量单位的统一;守义,是谈经商作风,也是一种企业风尚。中国传统道德观是“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信义不欺,一诺千金”。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商业伦理发展中所提倡的4P理论(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其实也和这些思想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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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浅析严复的家庭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论文关键词: 严复;家庭伦理;积极性;保守性;现代意义
论文摘要: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以进化论为指导,融会中西,形成了与古代不同的家庭伦理思想。他主张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提倡孝亲敬长、慈爱子女,重视血缘亲情和家庭教育。他的家庭伦理思想既具有开新的特点,又打上了传统封建伦理深深的烙印。批判地继承这一思想,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美德的建设。
论文正文:
浅析严复的家庭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遭受列强瓜分的民族危亡时刻,严复通过翻译西方著作和讲学等形式,宣传民主、科学和进化论的思想,积极主张维新变法,批判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以求中华民族的革新图强,体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他的家庭伦理思想也体现了这一变革时代的特征,既具有批判、启蒙和开新的特点,又留下了封建残余思想的深刻印记。
一、总的说来,他的家庭伦理思想是建立在比较基础上的中西兼容,以新式思想为主。具体而言,可以把他的家庭伦理思想中的积极方面概括如下。
(一)提倡婚姻自由
首先,严复主张一夫一妻制。他说:“匹合之制所以最善者,以其最便家庭教育之故,故吾国多妻之制,往往为新学家所深垢。”批判中国当时有钱人和贵族的一夫多妻现象。其次,反对早婚,主张晚婚。他在给熊纯如的信中曾说:“吾国前者,以宗法社会,又以男女交际不同西国之故,遂有早婚之俗,而末流或至病国,诚有然者。”把早婚提到导致国家落后的高度,虽有夸张的成分,或者说严复还没有认识到国家落后的真正原因在于封建经济和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但他的确指出了早婚的危害性。并且,严复还讲了反对早婚的理由。“男不知所以为父,女未识所以为母,虽有儿女,犹禽犊耳。”认为比较适宜的结婚年龄是男子三十岁和女子二十岁。再次,严复主张满汉通婚。他认识到满、汉两族各有优点,通婚则可以取长补短。如果继续实行满汉禁婚,则对满人最为不利。最后,严复反对封建婚姻中的门户观念。他说:“故无论复之嫁女娶妇,固不论财。”可见,严复在子女的婚姻上没有传统的门当户对、嫌穷爱富的思想。这对于上流社会比较普遍的“政治联姻”、“经济联姻”是一大挑战。另外,严复还主张婚姻自主。他说:“昏嫁之事,宜用自由,使自择对。”这是对中国几千年“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婚姻模式的叛逆,具有启蒙意义。严复还认识到青年人经济上的独立对婚姻自主的重要作用。他说:“甚且舍祖父余荫,食税衣租而外,毫无能事足以自存。如此而日自由结婚,不待父母之命,庸有当乎?庸有当乎?”
(二)主张男女平等,倡导妇女解放运动
严复形象深刻地描述了封建社会里妇女受压迫的悲惨遭遇。他说:“压制妇人,待之以奴隶,防之以盗贼,责之以圣贤。”控诉了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对妇女的残酷迫害,并认为女子缠足和吸食鸦片是中国礼俗中对民力贻害最深的两件事。他认为男尊女卑的观念是人为设置,并非天然形成的。“中国妇人,每不及男子者,非其天不及,人不及也。”他还指出了妇女自立的途径。“禁缠足、立学堂固矣,然媒灼之道不变,买妾之例不除,则妇女仍无自立之日也。”并且,他特别强调读书和参与社会实践对妇女解放的重要作用。“盖读书者,阅古人之世;阅世者,即读今人之书。”严复认为,妇女自强有利于国家强盛。“故使国中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这一认识可谓很有远见。严复不仅指出男女的不平等、妇女受压迫和束缚,而且,还认识到经济上不平等,女子经济上不能独立是根本原因。他说:“支那妇人,又凡事仰给于人,除倚市门外,别无生财之术。”女子在经济上依附于男子,则她们在人身、人格等方面不可能真正独立,必然处于依附和被支配的地位。这一见解是相当深刻的。所以女子参与劳动,取得经济收人不仅有利于妇女解放,而且有利于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他说:“一家无坐食之人,则家累轻。”他还从经济角度分析了他家乡30年前盛行的溺女之风,并大声疾呼:“呜呼!骨肉之爱,人道最高尚者也,及杂以私,则用情之诚,不若禽兽,是不可以憬然耶?”可见,严复一方面强调亲子之情,另一方面反对重男轻女,女孩应该同男孩一样受到父母的疼爱和呵护。更难能可贵的是严复还较早地认识到了妇女参政的重要性。他说:“吾国近十余年来,始有男女平权之说,浸假言自由婚姻矣,至于今则言女子参政权矣,此其为是为否,哲家不敢轻下断言,但就事实上之实验,科学上之研究,有可言者,请为诸公更一及之。”最后,严复认为妇女地位的提高、经济和人格上的独立符合社会进化的法则。“既言男女婚配之进化,则女子地位关于社会进化者亦有可得而言。”
(三)提倡孝亲敬长、慈爱子女,重视父子亲情
他指出:“孝亲敬长固矣,而不宜使髦奎之人,沮子孙之发达。”严复的家教思想中重“孝”。在他写给夫人朱明丽的一封家书中说:“普贤乃不肯以一字慰问其母,此儿真不孝也。”在写给女儿严殡和严谬的信中夸奖她们能勤学写信,鼓励她们经常写信给他。由此可见,严复非常注重与子女间的沟通和了解,注重亲情的培养。他不仅深爱着自己的亲生儿女,而且怜爱亲属中的其他晚辈。这一点从他写给外甥女何纫兰的信中可见一斑。“吾年日老,姊妹所出只汝一人,故于汝身更加怜爱,较之子女有过无逊。吾甥当善体此意,以慰老人,切切!”另外,严复还教导子女要赡养父母,使父母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子女有所成就,父母也引以为荣。尽管世界进化、前进,但“孝”的思想不可丢弃。“故世界天演,虽极离奇,而不孝、不慈、负君、卖友一切无义男子之所为,终为复载所不容,神人所共疾,此则百世不惑者也。”严复认为子“孝’,并不是片面的,他还高度赞扬母慈的伟大。“慈母之于子也,幼劳顾恤,若忘其身,母苦而子乐也。至得其所求,母且即苦以为乐,不见苦也。”
(四)阐述了兄弟姐妹相处的原则,要求儿女之间要重视姊妹亲情
首先,兄姐要关心、疼爱弟妹。在写给次女严谬的信中他说:“小弟弟不赖学否?不好哭吵要东西吃否?汝是姐姐,须得疼他,他自然不同你淘气了。”其次,长子拥有严父一般的权威,弟妹要敬重长兄。他是这样说的:“吾儿当知,迷信事小,而我诸子中,有以幼弟伤长兄感情,却是极大关系。谚云:‘长兄为父嫂为母’;又云:‘父有长子,称曰家督’,况大哥年将知命,可为汝父有余,乃以嫡母忌日,叫汝代劳拜佛,汝缘不信宗教,或他见解,虽露不豫之色,兼有无谓语言,使大哥伤心,岂非该死?惟是大哥本身,亦有不对之处,因他当下见汝曹如此,便应呼到面前,扎实教训一番,劈面大骂,才是做家督正理。而乃容忍不言,骨肉之中过于世故如此,亦是不合也。”严复在这里所强调的长兄的权威是建立在亲情互爱基础之上的,不同于封建宗法社会嫡长子继承制中的长子所拥有的那份权威和独尊地位。另外,严复还强调在姻埋姑嫂的关系中,长嫂应贤淑大度,发挥表率作用。“人家有大小,有灿理,有姑嫂,甚至婆媳,但凡相处,皆有难言,惟有打头者系贤淑大度之人,处处将私心争心与为己心除去,然后旁人见而服之,不致互相倾轧。”
(五)重视教育,提倡科学的生育观
他在谈到中国传统的生育观时指出:“故最要莫急于奉生,教育子孙次之。‑ ”说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重视生育,但不重视教育。严复认为父母当用“善”来教育子女。“此犹庄周以非指喻指,非马喻马,而齐桓公亦云仲文教我以所善,不若教我以所不善。其为特色,天下父母当自知之。”严复还认识到教育是提高女子地位,改善女子生活,解决女性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他说:“姑(故)女子教育,所不可不巫者,一曰妃(配)偶关系,二日遗传关系,而最后则有生计关系。”严复主张优生,用遗传学和进化论思想来解释优生的道理,希望以此来改进国民的素质。他说:“饮食养生之事,医学所详,日以精审,此其事不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妇女亦莫不然。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并且,严复还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人只重视生育的数量,而不重视生育的质量。“设使娶妻一人,生子四、五人,而均须仰食于不足自给之一男子,则所生之子女,饮食粗弊,居住秽恶,教养失宜,生长于疾病愁苦之中,其身必弱,其智必昏,他日长成,亦必有嗜欲而无远虑,又莫不巫巫于嫁娶。于是谬种流传,代复一代。虽半途夭折之数极多,然所死之数,必少于所生之数。”由此可见,经济贫困与生育质量低下已进人恶性循环的矛盾状况,深刻揭示了中国极度贫穷和人民意识不觉醒的社会现实。
(六)对西方家庭伦理思想应采取谨慎的态度,倡导有取舍的吸收
他说:“即在西洋诸国大抵莫不行匹合矣,而自由结婚之余,亦未尽离苦趣。夫妇道苦,由是而二弊生焉,一曰不事嫁娶,一曰轻为离异。”可见严复看到了西方社会婚姻自由的一些负面影响,对独身主义和轻易离婚持否定态度。另外,对盲目崇外、心醉欧风的不良社会风气严复提出了批评。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中可取之处严复持肯定态度,提倡继承。而对只注重感官肉欲的不负责任的爱情婚姻观提出批评。他如此说道:“又睹东西之俗,通脱逾闲,由是怨旷既多,而夫妇之道亦苦,不知中国数千年,敬重女贞,男子娶妻,于旧法有至重之名义,乃所以承祭祀,事二亲,而延嗣续。而用今人之义,则舍爱情肉欲而外,羌无目的之存,今试问二者之中,何法为近于禽兽,则将惊然而知古礼之不可轻议矣。”
二、正和其他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一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再加上严复自小熟读典籍,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所以他的家庭伦理思想又有着保守性和批判不彻底的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上存在片面之处
如严复认为,为人太太的天职是:“家中照管门户、教束儿女,系做太太人天职,非不得已不要常出门也。”他认为在新式人物中这种美德已荡然无存。“承先持门户教子孙为第一要义,此之美德,岂是新人物中可求?‑”他还认为“世间惟妇女最难对付。”与孔子的“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他认识到,男女因生理方面的区别,因此分工有所不同。“故女子以生生为天职,其力以储能为多;而男子之力见于事功,固多效实。”认为女子的天职就是生育,对女子在参与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活动中所起作用认识不足。毛泽东曾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显然,严复是看不到这一点的。
(二)在爱情婚姻观上尽管与前人相比有较大突破,但受传统影响依然存在
在他晚年所作的《读经当积极提倡》演讲稿中倡导隆古教化、纲纪不变。他说:“治制虽变,纲纪则同,今之中国,已成所谓共和,然而隆古教化,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义妇贞,国人以信诸成训,岂遂可以违反,而有他道之从?‑ ”他还说:“今日吾国所谓女权,无非与男子争权。既与男子争权,则不得不过于智育,过于智育,则女性必衰。女性之衰非他,一曰不事嫁娶,二日不愿生育,此欧、美之已事。”把争取女权仅仅看作与男子争权,反映出严复的矛盾心理。女权解放运动主要是指让女子从男尊女卑、受歧视、受压迫的不合理的社会体制中解脱出来。与不事嫁娶、不愿生育并无必然联系。严复在对待自己子女的婚姻问题时,这一保守心理表现得尤为明显。他说:“吾俗向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于洛生提出先与他的女儿相处,看彼此是否情投意合,然后再决定是否婚约。严复的回答是:“告以不能。”而且把青年男女为婚姻自由而私自出走视为一大罪过。他说:“故务弱其民,男秉义程,女守洁清,而寄毅逃嫁,皆大罪矣。”
(三)家教思想中尚有一些世俗的内容
如他教导长子严豫说:“故愿吾儿一听父言,必变此计。吾非望汝媚世阿俗,然亦甚不愿吾儿为无谓之件俗。”要求儿子不要像他那样为无谓而怜俗,对社会宜采用较为现实的态度。这一点仅就家庭教育而言并无可厚非,但鉴于当时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形势蓬勃发展这一社会现实而言,其世俗和保守的一面也清晰可见。
(四)始终没有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对妇女解放、婚姻自主、女性人格独立的束缚作用
通过分析他生前的著作和他给亲友的书信,可以看出他认识到了经济落后和教育不发达是社会腐朽、人民素质低下的原因。主张走教育救国的改良道路,而不是通过革命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其知识分子思想中的体现。如他在《拟上皇帝书》中说:“且臣知陛下之所以谦让逾巡,终不忍言变法者,重以子孙轻改祖、父之道故也。此诚陛下孝治之隆,不可及之盛德也。然而臣愚窃以谓[为]过矣。”虽然有在一定程度上变革祖宗之法的要求,但对涉及根本的封建政治制度“祖、父之道”却采取了妥协退让的办法。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这已被历史所证明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
以上大致勾勒出严复家庭伦理的正反两方面。可以明显看出他的思想中既有积极探索、以求变革、突破xxx成规的可取之处,又有相对保守、谨小慎微的矛盾特点。这既根源于时代的局限性,也根源于阶级立场的狭隘性。这一点对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都不能苛求。严复毕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家庭伦理遗产,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要结合今天的社会现实,既大胆吸收其中积极合理的内容,又勇于批判其中封建性的残余,建设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家庭美德。
(一)严复的家庭伦理中注重亲情和弘扬“孝”道,有利于维护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
据报道,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2009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 67亿,占总人口的12. 5%。与上年度相比,老年人口增加725万,老年人口比重增加0. 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高龄化程度进一步加重,10年来,我国高龄人口增加了近一倍。2009年,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000万左右。在我国人口老年化和高龄化程度不断加重的今天,弘扬“孝”道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家庭作为个人生活、休息、娱乐的场所,对处于激烈竞争和急剧变动状态中的当代人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和谐安宁、充满亲情、幸福美满的家庭氛围有利于消除人的疲劳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当然,美好的亲情关系不仅需要全体家庭成员精心的培养和细心的呵护,而且需要强烈的责任感和崇高的共同目标才能得以维持。子女对父母的关心和孝敬是培养亲情必不可少的一环,而且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地发展。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部分年青人不养老、不敬老的行为,不仅是对亲情的践踏和伤害,而且毒害了社会风气。
(二)严复认为对待爱情婚姻应持严肃、认真的态度,值得借鉴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曾说:“爱情里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它不只停留在性格上,而是显出一种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要求以生动活泼、勇敢和牺牲的精神和另一个人达到统一。”爱情既是神圣高尚的,又是纯洁无瑕的。它应是婚姻的惟一基础,对待爱情和婚姻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尤为必要。应该说当今的大部分青年对恋爱和婚姻是持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但是,也有部分青年对恋爱和婚姻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只图一时新鲜,违背了爱情的初衷。比如大学生中就比较流行“只求曾经拥有,不求天长地久”的观点,甚至有些人把恋爱视为一种时尚追逐,把拥有男友女友当成一种装饰,就像脖子上的项链,成了炫耀的资本,缺乏理性思考。正如有学者指出,恋爱与婚姻虽然不是人生的惟一目标,却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丰富的生活内涵和文化外延,直接影响到青年人精神生活的社会定格和个体质量。因此,青年人在婚恋生活中不仅仅局限于跟着感觉走,还应当进一步通过对爱的思考去增强自身爱的行动自觉性和科学性,从而消除自发性和盲目性。
(三)摈弃严复对女性社会地位的片面认识,提倡男女平等,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严复在女性社会地位的认识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他也曾正确地指出,平等并不是抹煞男女生理心理上的差别,“夫精神本于体力,而女子体力,以经数舍逊于男子,此学者所共识。”今天所强调的平等主要是人格独立和权益平等。现在有些单位在招工时或提出特别要求或提高标准不愿录用女工。因为我国人口太多,为减轻就业压力,有些人甚至提出让女性回到家庭中去。这些是明显不合理、不可取的,是男女不平等思想的表现。在农村地区,生育观上的重男轻女思想还比较普遍,为了生男孩,在怀孕时查出是女孩,采用堕胎的办法也时常出现。当然,封建家庭伦理思想的遗留远不止这些,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严复主张树立科学的生育观,有利于顺利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素质
我国由于实行晚婚晚育、优生优育、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质量普遍提高。但是,每年仍然有为数不少的畸形和弱智儿童出生,优生、优育的观念有待进一步普及。有些人还抱着多子多福的思想。未来的竞争必定是高素质人才的竞争。现代家庭应重视对子女的全面教育,为中华民族在本世纪中叶的腾飞培养优秀的人才资源。
(五)学习严复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进行重大革新的做法,我们应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和建设当代中国家庭伦理
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转型时期,这使当代中国人的家庭伦理生活面临巨大的道德困境:传统的家庭道德正在解体,现代家庭道德尚未形成,后现代家庭道德又滋生和蔓延开来。l我们只能去积极适应这种变化,而不能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对今天家庭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比如家庭功能进一步社会化,人员流动异常频繁等,要采取宽容和接纳的态度,以有利于家庭形态、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本身的生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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