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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杂文、小品文写得酣畅淋漓,像尖刀,像良药,似匕首投枪,表露了对人民的真挚爱戴和对敌人的嘻笑怒骂。
关键词:鲁迅;小品文;战斗作用
一、鲁迅的战斗性与小品文
小品文是散文的一种,它在我国出现较早,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明清时最为盛行。“五四”以后,小品文发展非常迅猛,小品文的创作开拓了一个新时代,除了体现反封建的纳入外,更重要的是表达了被压迫人民的情绪和愿望。
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杂文、小品文写得酣畅淋漓,像尖刀,像良药,似匕首投枪,表露了对人民的真挚爱戴和对敌人的嘻笑怒骂。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小品文创作的思想和艺术倾向是复杂的,反映了当时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动态和思想潮流。其中有表现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主义的篇章,也有只是表现小资产阶级思想与旧世界融洽和妥协作品。
30年代后,围绕小品文开展两种力量的斗争。进步和落后,革命和反动这两种力量为营磊,分庭抗礼——团结在“左联”周围的一批小说作家,也用小品文为体栽,来反映当时血淋淋的现实生活,而日趋落伍的林语堂,则以他先后创办的 《论落》、《人世间》、《宇宙风》等刊物,大肆兜售和贩卖“幽默”、“性灵”和闲适的小品文鼓吹闲情逸致和玩世不恭,对麻痹人民的斗志方面,起到了消极的作用。
面对这种情况,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化阵营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抨击,鲁迅写下了《小品文的危机》,,他严厉地指出:“小品文已成了‘小摆设’、‘小玩意’小雕虫的动物,锈得发绿的铜铸的三脚癞癞蛤蟆之类,虽不如士大夫们的‘清玩’讲究,但对青年的麻醉作用,却是一样的。”青年本是有作为的,小摆设的小品文,只有将他们“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①
二、鲁迅对小品文的贡献
鲁迅在从事文学活动之初,曾广泛涉猎过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学体裁, 但最终却只对杂文,尤其是小品文情有独钟。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决不仅仅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他忧虑的首先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存状况和生存权利。严酷的现实已容不得他做虚无缥缈的幻梦,而需要的是重塑灵魂、狙击黑暗的战斗。于是,鲁迅便自觉不自觉地与小品文相遇了。由于小品文的特性,使它在沟通作者与读者、生活与艺术的联系中,可以省却形象感知过程中若干繁缛、拖沓的中介环节, 以短兵相接的形式迅即对社会现实作出反应。这就从根本上适应了时代对文学的要求和鲁迅的文学选择。
鲁迅的命运是十分坎坷、不幸的,还在孩提时代,他就因祖父的下狱和父亲的病故而饱尝了社会的冷眼和欺侮。在南京求学期间,他又看到了封建社会的腐败和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这样造成的心理创伤尤为深痛,一种压抑感、孤立无助常常困扰着他,使得性情本来聪颖、敏感、内向的鲁迅,越发变得刚强而沉默,执著又孤独。他从小是带着怀疑、憎恶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的,大量积累的是否定和反抗性情绪。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作为家庭长子和破落户子弟在东奔西走寻找出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社会问题的特别敏感和执着关注的禀性,身处愁惨苦痛之中,对下层社会的不幸、上流社会的腐败就入心入耳,对时局的动荡和趋向就感受得深切。这些,既是他成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重要前因,又对他杂文家气质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酵母作用。
他嘲笑和反对一切不敢正视苦难的怯懦、出世遁世的“僵尸的乐观”、闭着眼睛看一切都圆满的自欺;但同时,正因为一切都是有限的、不圆满的, 因此他要对这一切,尤其是他强调的“当下”、“现实”以究诘、怀疑、否定、超越,用不满作“向上的年轮”,为了将来而永不停息地作无所谓希望也无所谓失望的搏斗。这种二元对峙的关系以及产生的张力是他沉重的悲剧力量的泉源,是他进击人生的最深沉的哲学基础,也是他“永远不满”地“尽是骂这个骂那个”的心理依据。
在当时,与鲁迅并肩战斗拿起小品文武器的,还有瞿秋白、李大钊、郭沫若、冰心等作家,他们的作品充满了“五四”反封建的清新的时代精神,矛头直刺封建主义,表现了人民要求个性解放,民族复兴的进步愿望。鲁迅指出了危机之所在,也点明了小品文的性质,“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醉,它给人的愉快是休息和修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②鲁迅批判了林语堂的幽默,不过是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③茅盾也指出,“‘自由意志’的肥皂泡一经戳破,原来倒是几根无形的环绕的线在那里牵弄,主观超超的性灵客观上不过是清客的身份。”④
在鲁迅的带领下,进步作家纷纷拿起小品文这轻型武器去反映生活。当时,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如吴伯萧《天冬草》、郁达夫《政权和民权》、柯灵《猎人与鹰犬》、唐韬《新脸谱》、王统照《北国之春》等,都从不同的角度,选取不同的内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三、小品文的明天
今天,小品文仍然保持了它过去的本色,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起着医生和助手的作用。它短小轻快,内容丰富,它及时地反映着现实,时时更新着内容,针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和错误的思想行为,毫不留情地进行揭露和讽刺,成了反映现实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面镜子。
注释:
① ②鲁迅《小品文的危机》,见《南腔北调集》第168页。
③ 鲁迅《论语一年》
④ 茅盾《小品文与国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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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塑造的农民形象,大致有四种类型。鲁迅借助悲剧艺术震撼人心的力量,希望能促使人们觉悟,奋起争得做人的资格。
关键词:鲁迅;农民形象;封建势力
一、前言
鲁迅弃医从文,主要目的是为了“立人”,改革社会。在鲁迅的早期小说中,农民的命运受到深切关注。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大致有四种类型:一是逃避现实者:阿Q;二是屈从命运者:闰土、七斤;三是抗争失败者:祥林嫂、爱姑;四是迷信愚昧者:柳妈。鲁迅着力描写他们处于沉迷不醒,昏聩、麻木、愚昧、沉滞的精神状态,作者期望通过揭示病态的原因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本文将对这四种类型的农民形象展开论述。
一、逃避现实的阿Q
在鲁迅刻画的农民形象中,逃避现实者阿Q的形象,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具有永久艺术生命力的典型形象,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阿Q的生活道路,虽然并不是当时所有农民共同的生活道路,但就其悲惨遭遇来看,阿Q的受压迫、受剥削、被凌辱、被愚弄的命运,却是广大农民所共有的。有压迫就应该有反抗,但是,阿Q的性格却使他的所谓反抗,通过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他一生的“行状”里,他的性格显示出很多弱点或者说病态。
阿Q生活地位极其低下,不过,“阿Q又很自尊”。这种自尊心在阿Q身上并没有变成反抗的力量,相反,却在找理由自譬自解,用“你还不配”的精神胜利绝招来逃避现实,在瞬息之间把现实中的弱者地位荒谬地化作幻想中的强者地位。
阿Q的精神胜利法更恶劣的发展,就是欺凌弱小,借以转嫁痛苦。他要取得实际胜利,但他所致胜的,不是欺凌过他的对手,而是并未欺凌阿Q,反被他所欺的弱小而无辜的人。阿Q这种欺凌弱小的恶劣行为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
鲁迅曾指出:“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①中国近代蒙受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奇耻大辱,在统治阶层中形成了从残酷的失败中寻找荒.唐的“胜利”的自欺欺人,不思变革自强的病态心理,这种“病”也传染给了苦难深重的下层民众。
逃避现实者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一种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和病态的心理。鲁迅描绘的阿Q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②对国人具有深刻的针砭作用。“可惜中国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要中国得救……只要青年们……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③鲁迅是这样寄望国人以阿Q为镜子来改革“国民性”的。
二、屈从命运的闰土、七斤
屈从命运者闰土,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在《故乡》中,闰土以一个活泼机灵、能干的勇敢少年形象出场,可是经过二十年的生活重压,他变得像“石像”一般,迟滞麻木。闰土身上的这种巨大变化,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破产农民的真实写照。尽管闰土质朴勤劳,但驯服老实的他屈从地停留在一条封建统治者规定的界线上,恪守这些统治者制造的许多“法规”、“等级”。 闰土把生活的贫困和灾难归罪于自己的命运不济,屈从命运的闰土,捧着香炉和烛台,安分守己,心中的反抗意识也就灰飞烟灭了。
《风波》中的七斤,与阿Q相比显得较为单纯。但七斤依然是个愚昧麻木的人,当赵七爷胡诌什么“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他深信不疑,以为真的要掉脑袋,他认为是命里注定自己该倒霉,既是命运的安排,就只能屈从了,垂手等待死神的降临。“非常模糊”的他,除了屈从命运是别无他途的了。
《风波》和《故乡》都是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发生的,此时人民群众尚未真正摆脱封建专制文化的束缚和影响。鲁迅通过对屈从命运者闰土、七斤的形象描写,揭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矛盾:农民被封建主义残酷压迫剥削,生活极其悲惨;他们精神上愚昧麻木,却没有为改变自己悲惨境遇而奋斗的思想和行动。鲁迅同时也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深入挖掘,揭示如果人们不觉悟,中国难有光明的前途。
三、抗争失败的祥林嫂、爱姑
抗争失败者祥林嫂,是鲁迅精心塑造的一个勤劳能干、善良、倔强的农村劳动妇女形象。
祥林嫂被迫嫁给一个比自己小十岁的丈夫,二十六七岁上就当了寡妇,她希望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继续活下去的权利。可是,灾难和痛苦的折磨,严重损害了她的身体和灵魂,而来自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的毒辣的“无影脚”也常常踢打她的灵魂。因为她是一个再嫁的寡妇,根据封建阶级的宗教道德戒条,一个再嫁的女人,死后下地狱,阎王爷要把它锯成两半分给两个在阴间相争的丈夫。对于善良的祥林嫂来说,没有希望的来世比今生所受的压迫和痛苦更加使她感到悲哀和恐怖,封建的神权迫使祥林嫂连死也得不到“灵魂的安息”。她从精神和肉体上被彻底摧毁,终于带着对于地狱惩处的无尽的恐惧,结束了她的苦难生命。
祥林嫂的一生是苦苦挣扎的一生。作品通过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深刻地揭露旧中国的黑暗,是对封建宗法制度、封建礼教的无情鞭挞和血泪控诉,祥林嫂的悲剧代表着封建社会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
同为抗争失败者,爱姑的形象似乎比祥林嫂有了几分亮色。爱姑是一个不甘沉默,敢于公开挑战的泼辣的农村妇女形象,但她同时也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她的丈夫移情别恋,却受到封建势力慰老爷的公开保护,爱姑不甘屈服,她斥责丈夫的不道德行为,为自己的人格和地位进行抗争。但最后,爱姑还是放弃她坚持了三年的抗争,默默地去承受被夫家遗弃的苦痛。爱姑之所以败在七大人手里,是因为七大人有政权做后盾,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妇女是可以被任意欺凌和宰割的。爱姑的个人自发反抗,自然不是封建政权的对手,她的抗争失败是必然的。
四、迷信愚昧的柳妈
迷信愚昧者柳妈,是一个对鬼神虔信的劳动妇女形象。她是一个“善女人”、“吃素,不杀生的”。然而,柳妈的因果报应谬说却给祥林嫂带来精神上的莫大威胁,给她增添了更大的新的痛苦。她向祥林嫂渲染地狱的恐怖,并非由于她心地歹毒,而是出自她对鬼神的虔信。在迷信愚昧的柳妈看来,祥林嫂在抵抗生活中的不幸时,没有真的死去,而活了下来是“不合算”的,再嫁以后才死,在阴间的苦痛更大。在封建迷信思想的熏陶下,柳妈认为被迫再嫁的祥林嫂是犯了罪的,为免死后受苦,应该赎罪。被压迫者对旧传统、旧观念的相信和奉行,实际上起着加深自身苦痛,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这是最触目惊心的,也是鲁迅最忧愤的地方。
五、结语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强烈地反映了农民被压迫生活的作家,从上述各种类型的农民形象系列中可以看出,鲁迅是从被压迫农民的角度提出了反封建的问题。“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④鲁迅借农民形象表明了他对农民命运深切的关注和深刻的思考;并且有意识的地运用悲剧的形式,揭示封建制度是造成悲剧的总根源,暴露愚民政策,揭露封建思想对劳动人民的精神毒害,用悲剧艺术震撼人心,达到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意义的目的。“唯其具有泪与悲,才能更动人,引人震惊,催醒人,才更具有振其帮人的力量。”⑤鲁迅对被压迫农民表现出“幽愤深广”的人道主义关怀。可以说,这样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非常有生命力的,鲁迅创作的乡土小说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在农村日益富裕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鲁迅农民题材的小说有其现实意义。在不断关注繁华城市建设的今天,作家要敢于直面当下的农村变革现实,关心九亿农民的命运,关注在今天社会急剧变化下农民的生存状态、思想状况。描绘出具有时代特点、充满鲜活个性的农民形象。这就是鲁迅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以他的农民形象为典范给我们新的启示和指导。作家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鼓手!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创作才具有其积极价值,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才得以体现及张扬。
注释:
①《坟·杂忆》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第一卷 225页.
②《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全集第七卷81页.
③《华盖集·.勿然想到》全集第三卷61页.
④《南腔北调集·怎么做起小说来》全集第四卷512页.
⑤《走向鲁迅世界》447页.
参考文献:
[1]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2]冯光廉.鲁迅小说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3]陈鸣树.鲁迅思想和艺术[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4]刘正强.鲁迅思想及创作散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6.
[5]李彪.鲁迅悲剧艺术论稿[M].天津: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6]彭定安.走向鲁迅世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7]吴宏聪,范柏祥.中国现代文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Abstract: There are four types peasants’ images in Lu Xun’s novels. Lu Xun hopes to promote people to be awake and strive for the quality of conducting a person.
Key words: Lu Xun; peasants’ images; feudal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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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作家,他的《在酒楼上》是一部充满诗意却又隐含着深意的小说。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鲁迅小说在酒楼上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关键词:鲁迅 庸众 启蒙 日常生活 诗化叙事
摘要:《在酒楼上》是鲁迅小说的经典文本,其人物设置模式、话语类型选择表现了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其诗化的整体叙事风格又对其生命哲学的表达恰到好处地进行了融合。
《在酒楼上》写于1924年,是鲁迅描写知识分子命运的著名小说,历来众说纷纭。本文拟从文本形式的角度,重新解读《在酒楼上》的深层意蕴及其艺术风格。
一、“独异个人”与庸众
“独异个人”与庸众对立的模式,是鲁迅小说经常采用的一种人物设置方式。这里的“独异个人”指思想见解超越一般人的清醒者,庸众则为社会的一般不觉悟民众。从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起,鲁迅就开始运用这种人物设置模式。此后如《药》《头发的故事》《长明灯》《孤独者》《伤逝》等都运用到这种模式。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说:
“独异个人”和“庸众”正是鲁迅小说经常出现的两种形象。我们完全可以为他们建立一个“谱系”,从而寻找出鲁迅小说叙述表层下面的“内在内容”。这样读出的作品意义虽然有异于人们常做的对鲁迅小说的肯定,它们却可能显示出更能真实地表现出作为创作性的作家的鲁迅的特点的某些侧面。{1}
本文正是希望从这样一个角度介入《在酒楼上》的解读。本文认为,《在酒楼上》关于吕纬甫的故事,其实暗含着一个关于“独异个人”和庸众的故事。文中的吕纬甫以前很激进:“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现在则有点落后:“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当叙事者“我”对他的思想变化表示不可理解时,他竟然说:“他们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以前是为了讨论中国改革的方法而打起来,现在则是随随便便。因此,比之以前的吕纬甫,现在的他不仅思想落后了,而且精神状态也大不如前。而造成这一变化的,显然是生活所迫。文中屡次写到吕纬甫的物质困窘:“我每月有二十元,也不大够敷衍。”如果联系到《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子君,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清醒知识分子失败的“谱系”:在不被庸众所理解的中国,这些思想先进的“异类”,逐渐被逼入生活的困窘和失败。
然而,揭示《在酒楼上》暗含着一个“独异个人”与庸众的故事,其意义并不仅仅在指出它显示了启蒙知识分子失败的命运。本文这里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如果联系到《呐喊》中的篇章,《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陷入失败的困境时,依然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药》中的夏瑜虽在狱中,还不忘对“红鼻子阿义”进行革命启蒙;那么,《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早没了“狂人”、“夏瑜”对理想的激情。诚如李欧梵所说:“这里已不再有‘狂人’的理想,不再有《故乡》中所表示的虽然微弱,但依然存在的对下一代人的希望,甚至不再有《头发的故事》里N先生那种借以肯定自己的冷嘲。他对生活已经厌倦了,他将在‘模模糊糊’的教学生涯中,走上厌世者的道路。”{2}是否走上厌世者的道路,暂且不论;这里描述的吕纬甫思想的消沉是相当准确的。因此,同是“独异个人”和庸众的对立模式,《在酒楼上》和《狂人日记》是有差别的。
本文认为,这种差别显示了鲁迅精神世界的某种变化。在《呐喊》时期,鲁迅为了“听将令”,往往在小说的末尾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这说明此一时期的鲁迅依然对启蒙怀抱着些期望。然而,在“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历了一回同一战阵中人们还是会那样”{3}后,鲁迅表达了对启蒙深深的失望:作为启蒙知识分子的吕纬甫们,都在庸众的围困中走向了没落,启蒙哪里还有希望呢?“少数清醒者开始时想唤醒熟睡者,但是那努力导致的只是失败和疏远。清醒者于是变成无力唤醒熟睡者的孤独者……‘铁屋子’毫无毁灭的迹象。”{4}因此,作为一种叙事模式,对于“独异个人”和庸众故事的处理,《呐喊》和《彷徨》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清晰地展示了1924年间的鲁迅灰暗的心境。
二、启蒙与日常生活
在1997年前后,人们对《在酒楼上》的阐释开启了一种新的解读模式。{5}传统的评论认为,吕纬甫在“一石居”为我讲述的两个故事――为小兄弟迁葬和为阿顺送花――显示了吕纬甫思想的消沉:由以前的关注国家民族大事到现在的关注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与传统评论不同,这种解读模式认为,吕纬甫的两个故事并非表达他思想的消沉,而是传达出了一种不同于“启蒙”的新的声音:对日常亲情的重视。评论家们经常引用吕纬甫描述他在弟弟坟上的这段叙述进行论证:
我当时忽而很高兴,愿意掘一回坟,愿意一见我那曾经和我很亲睦的小兄弟的骨殖:这些事我平生都没有经历过。到得坟地,果然,河水只是咬了进来,离坟已不到二尺远。可怜的坟,两年没有培土,也平下去了。我站在雪中,决然地指着他对土工说:“掘开来!”我实在是一个庸人,我这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稀奇,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伟大的命令……待到掘着圹穴,我便过去看,果然,棺木已经快要烂尽了,只剩下一堆木丝和小木片。我的心颤动着,自去拨开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
由“忽而很高兴”、“可怜的坟”、“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伟大的命令”、“我的心颤动着”,评论者认为吕纬甫在这里非常动情地表现了一种对亲情的重视。吴晓东说:“从启蒙立场着眼,写这两件事是为了表现吕纬甫的‘颓废消沉’、‘随波逐流地做些无聊的事’,然而,当我们暂时忘掉叙事者潜在的审视目光,只关注吕纬甫讲的故事本身,就会感到其实是两个十分感人的故事,有一种深情,有一种人情味,笼罩着感伤的怀旧情绪。”{6}
不可否认,这种解读模式有其合理性。而且,挖掘并强调吕纬甫对亲情的重视,是这种解读模式的重要贡献。然而,当这批评论家们“忘掉叙事者潜在的审视目光”,认为“‘我’和吕纬甫的辩难,正是作者两种声音在冲突、在对话、在争辩。最终很难说哪一种是主导性声音”{7},从而认为吕纬甫对日常生活的重视和叙事者“我”对启蒙的强调在文中是两种对等的声音时,本文认为是可以商榷的。
从文本的叙述看来,吕纬甫在文中不断地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固然来自叙事者的审视,然而更来自他的自责。他们见面刚一开始,吕纬甫就开始了对自我的解嘲:“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在这个自我解嘲中,他已经否定了自己现在的行为。等到叙述完“为小兄弟迁葬”后,他更是说:“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不会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这样。”一股无奈的情绪喷涌而出。后来,在叙述完“为阿顺送花”以后,他又开始了对自己的责备:“你不知道,我可是比先前更怕去访人了。因为我已经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又何必明知故犯地去使人暗暗地不快呢?”可见,尽管吕纬甫已经开始在现实生活中躬行着日常生活的温情(比如,他这次回来“给小兄弟迁葬”和“为阿顺送花”,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孝顺母亲的缘故),却并没有从这种温情中感受到幸福,反而是一种自责、一种痛苦。如果联系到《野草・过客》中老翁对过客的劝说:“你不要这么感激,这于你没有好处。”以及同一时期,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8}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鲁迅的眼中,吕纬甫正是一个为温情所困的“过客”。日常生活的温情常常会销蚀勇士进取的勇气,使他不得不有所牵挂――也许吕纬甫的转变正是为了母亲的缘故。而这是鲁迅所不愿意的,所以在文末,“我”最终与吕纬甫分道扬镳,并且“觉得很爽快”。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认为,《在酒楼上》确实体现了日常生活和启蒙两种声音,但两种声音并非对等,而是启蒙压倒了日常生活。因此,如果纯粹从吕纬甫个人命运的角度看,它体现了鲁迅对启蒙深深的怀疑和失望;而如果从启蒙的声音对日常生活声音的压制看,鲁迅最终还是选择了启蒙。这表明,正如人们在鲁迅的《野草》中看到他对绝望的反抗一样,《在酒楼上》他对启蒙的选择也体现了他这一生命哲学。
三、诗化叙事
诗化叙事是中国现当代小说的一种重要叙事方式。一般而言,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被誉为中国诗化叙事的代表。鲁迅的部分小说,如《社戏》《故乡》,也被称为是诗化小说。而之所以将上述作家的小说称作诗化叙事,或者诗化小说,大致根据这样一些标准:“语言的诗化和结构的散文化,小说艺术思维的意念化和抽象化,以及意象性抒情,象征性意境营造等诸种形式特征。”{9}本文认为,《在酒楼上》也是一部诗化小说,根据在于这部小说通过对事件的叙述营造出了一种“象征性意境”。为阐明这一观点,这里引进中国古典诗话中的“神韵”概念。
神韵,是中国古典文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般认为,神韵说到清代的王士祯手里有了重要发展。但是,王士祯并没有对神韵的内涵做过明确的界定,而只是在他的各种具体诗论中通过引用司空图和严羽等的诗话对神韵的特征做了一些说明。同时,神韵作为一个概念,早在王士祯之前就已经在运用,因此王士祯的“神韵”说也仅是神韵的一种。所以,本文不想通过对王“神韵”说做具体的界定来确定神韵的内涵,而是从“神韵”概念的发展来确定神韵的大致内涵。根据钱钟书的考证,最早提出“神韵”这个概念的应该是南齐的谢赫:“谈艺之拈‘神韵’,实自赫始;品画言‘神韵’,盖远在说诗之先。”{10}可见,神韵最早是作为一个品画的术语出现的。而在谢赫那里,“‘神韵’与‘气韵’同指”,“‘气韵’非他,即图中人物栩栩如活之状耳。”{11}因此,按钱钟书的解释,在谢赫那里,神韵指的是人物画中人的精气神。在中国的山水人物画中,向来有“形似”与“神似”之分,这里的“神韵”指的是“神似”。之后,神韵开始由品人物画,扩及品山水画,再而扩及品诗。“诗文评所谓‘神韵’匪仅依傍绘画之品目而立文章的品目,实亦径视诗文若活泼刺之人”{12},在这里,钱钟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诗歌神韵的见解,即之所以用神韵来品读诗歌是由于人们把诗歌看作是一个“人”,换句话说,诗歌神韵其实指的就是诗歌的“精气神”。用我们的话说,诗歌神韵指的就是诗歌通过情景所渲染和流露的那股情感气氛。而这样一种情感气氛的营造,其实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意境营造。从这个角度看,《在酒楼上》显然是一部具有神韵(意境)的佳构。
小说一开始写“我”的无聊:
所住的旅馆是租房不卖饭的,饭菜必须另外叫来,但又无味,入口如嚼泥土。窗外只有渍痕斑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我午餐本没有饱,又没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很自然的想到先前有一家很熟识的小酒楼,叫一石居的,算来离旅馆并不远。我于是立即锁了房门,出街向那酒楼去。
“我”本是来访友的,可是朋友没有访到;在这种失意的情况下,住的地方不好,吃的也不好,天气又相当差;于是只好去买醉。短短一段话,将不如意的事情聚集起来,在絮絮叨叨的叙述中,一股浓浓的愁绪瞬间弥漫。接下来,事情变得愈发糟糕。作为一个寻不到出路的漂泊者,“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而南来又只能算是一个客子”,“我”在S城不仅没有遇到给自己以精神动力的朋友,反而遇到一个比自己更不如意的吕纬甫,并且讲了两个伤感的故事。而非常不巧的是,这两个伤感的故事与“我”的遭遇又构成一种同构关系,都在说明往事不可追:“吕纬甫在做这两件事时,是很虔诚,很认真的……因为这两件事里包含有他过去的太多美好的东西:小弟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和我很相投’,顺姑也是一个可爱、能干的姑娘,曾经好心做荞麦粉给他吃……因此吕纬甫做这两件事的深层动机是为了寻找‘旧日的梦的痕迹’。但本是很认真去做的两件事,抱美好的希望的两件事,却都以失望和模糊收场。”{13}当年激情的战友寻不着,却碰到了一个颓唐的吕纬甫;吕纬甫本身的变化已经很让人伤感,他的两个故事所暗示的“往事不可追”更是让人绝望。所以,整部小说其实一直笼罩着一股无形的伤感和苦闷,正如中国的山水人物画,在线条、色彩的组构中凝聚着一种无形的韵味。因此,这是一部典型的具有意境营造特点的诗化小说。而伤感与苦闷的情感气氛,一方面烘托了吕纬甫和“我”的无奈,另一方面又衬托了鲁迅在绝望中坚守启蒙的坚强,使小说的情感意绪和主题意蕴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作者简介:朱云,研究生,陕西安康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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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丰子恺散文的创作既有一以贯之的主题,又有不同的阶段表现,尤其在抗战期间的散文创作具有较强的时代色彩—控诉了敌寇的滔天罪行,同时也表现了自己抗敌决心和对抗战胜利前途的坚定信心,对鼓动抗战、推进抗战文艺向前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丰子恺抗战散文创作特征
丰子恺是一位在漫画、书法方面有着很高造诣的艺术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成绩卓越的散文家。从20年代至70年代,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写下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并出版过多种散文随笔集,尤以“缘缘堂随笔”闻名。他的散文随笔内容朴素自然,风格隽永疏朗,在现代文学史上自成一格。作者以其广博的爱与同情关注着生活中的真善美。由于作者散文随笔的创作历时较长,其间又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因此作品也表现了这一时期作者的思想发展,可以说既有一以贯之的主题,又有不同的阶段表现,尤其在抗战期间的散文创作,具有较强的时代色彩。如柯灵所说:“激昂、慷慨,这是丰子恺抗战时的呼声。”
丰子恺抗战期间写的散文,除了一部分散见于当时的刊物上,基本上都包括在《丰子恺近作散文集》和(率真集》中。
抗战爆发时,丰子恺正闲居在故乡石门湾。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日军突然进犯石门湾。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丰子恺率亲族老幼十余人,辞别缘缘堂,逃出了敌人的火线。敌人的入侵,打破了丰子恺在缘缘堂的宁静生活,焚毁了他苦心营造的缘缘堂。他被迫开始艰苦的逃难生活。故乡旧家的毁灭,对丰子恺来说是痛苦的,这在他抗战初期逃难途中填的一首词里得到充分的表现:
千里故乡,六年华屋,匆匆一别俱休。黄发垂髻,飘零常在中流。澡江风物春来好,有垂杨时拂行舟。惹离愁,碧水青山,错认杭州。
而今虽报空前捷,只江南佳丽,已变荒丘。春到西湖,应闻鬼哭啾啾。河山自有重光日,奈离魂欲返无由。恨悠悠,誓扫句奴,雪此冤仇。(《高阳台》录江舟中作)
这首词充满离怀别苦,最后三句“恨悠悠,誓扫匈奴,雪此冤仇。”表达了作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恨,这种愤恨伴随他度过了整个抗战时期。国恨家仇带来的深痛感受,使丰子恺思想和散文创作发生重大变化。他说:“我们要以笔代舌,而呐喊‘抗敌救国’!我们要以笔代刀,而在文艺阵地上冲锋杀敌。此时的丰子恺,已一扫居士风,俨然是一位用笔作战的斗士了。
首先丰子恺用散文控诉了敌寇的滔天罪行。如《宜山遇炸记》、《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桐庐负暄—避难五记之二》等写到敌人的空袭,对敌机滥炸所造成的恐怖灾难作了无声而强烈的控诉,揭露了敌人的兽性,表现了对敌人非人道的残暴做法的愤恨。
《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写了日寇空袭丰子恺故乡石门湾的经过。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正午,丰子恺全家十个人围着圆桌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听见飞机声。不久一架双翼侦察机低低地飞过。通过玻璃窗望去,可以看得清人影。石门湾没有警报设备。以前飞机常常过境,也辨不出是敌机还是自己的,大家跑出去,站在门口或桥头仰起了头观赏。那侦察机兜一个圈子后就飞去了。下午二时,敌机开始来轰炸。敌机在石门湾上空盘旋将近两个小时,“共投炸弹大小十余枚,机关枪无算。东市炸毁一屋,全家四人压死在内,医生魏达三躲在晒着的稻穗下面,被弹片切去右臂,立刻殉命。我家后门外五六丈之处,有五人躺在地上,有的已死,脑浆迸出。 “其余各处都有死伤。后来统计当场炸死二+余人,伤无算。数日内陆续死去又三十余人。《宜山遇炸记》一文写敌寇对宜山的空袭。敌人空袭宜山,炸弹不投在闹市,而故意投在郊外。他们料知这时候人们都走出闹市而躲在郊外的。“车站旁、运动场上、江边、公园内投了无数炸弹,死了若干人,伤了若干人。有一个女子死在树下,头已炸烂,身体还是坐着不倒。许多受伤的人呻吟叫喊,被抬赴医院去。这次轰炸也给作者留下创伤:“从这次被吓之后,听见铁锅盖的碰声,听见茶熟的沸声,都要变色,甚至听见邻家的老妇喊他的幼子‘金保’,以为是喊·警报’。对敌寇的空袭,作者不仅揭露了其“空袭”行为上的不人道,而且也揭露了敌人空袭在道义上的不平等:“‘空袭’这一种杀人办法,太无人道。‘盗亦有道’,则‘杀亦有道’。大家在平地上,你杀过来,我逃。我逃不脱,被你杀死。这样的杀,在杀的世界中还有道理可说,死也死得情愿。如今从上面杀来,在下向逃命,杀的稳占优势,逃的稳是吃亏。死的事体还在其次,这种人道上的不平,和感情上的委屈,实在非人所能忍受!《防空洞见闻》和《胜利还乡记》,也写了日本鬼子滥炸平民的罪行。
日寇的暴行、抗战的烽火锻造了丰子恺的意志,也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这个时期,他写出了一批鼓舞抗战、歌颂人们团结抗战的作品,表现出自己抗敌决心和对抗战胜利前途的坚定信心。在《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一文中,他以高昂的战斗激情,反映出作者的誓愿:“环境虽变,我的赤子之心并不失却,炮火虽烈,我的匹夫之志决不被夺,它们因了环境的压迫,受了炮火的洗礼,反而更加坚强了。杜衡芳芷所生,无非吾土;青天白日之下,到处为乡” “呜呼!‘民之秉夷,好是璐德。’普天之下,凡有血气,莫不爱好和平,厌恶战争。我们忍痛抗战,是不得已的。而世间竟有以侵略为事,我很想剖开他们的心来看看,是虎的?还是狼的?《还我缘缘堂》一文也写道:“我虽老弱,但只要不转乎沟壑,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这些铮铮誓言,代表了战乱时期的作者坚贞不屈的斗志和慷概悲壮的民族气节。在《劳者自歌·切勿毁之已》中,他联系当时的抗战说道:“我们不是侵略者,是‘抗战’,为人道而战,为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以仁克暴。作者在《一饭之恩—避寇日记之一》也写道:“从皮毛上看,我们现在的确在鼓励‘杀敌’。这么惨无人道的狗最豺狼一般的侵略者,非‘杀’不可。我们开出许多军队带了许多军火,到前线去,为的是要‘杀敌’。但是,这件事不可但看皮毛,须得再深思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不讲公道,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茶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
《中国就像一棵大树》一文则表达了对抗战前途的乐观态度。散文写的是原野中一棵大树,被人斩伐过半,只剩一干。而春来干上怒抽枝条,绿叶成荫。新生的枝条长得异常的高,有几枝超过其他的大树的顶,仿佛为被斩去的“同根枝”争气复仇似的。作者认为,这是中华民国的象征。现在,前线上许多兵士被日本鬼子打死了,我们后方能新生出更多的兵士来,上前线去继续抵抗。前线上死一百人,后方新生出一千人,反比本来多了。日本鬼子打中国,只见中国兵越打越多。他们终于打不过我们。现在我们虽然失了许多地方,但增了许多兵士,所以失去的地方将来一定可以收回。中国就好比这一棵树,虽被斩伐了许多枝条,但是新生出来的比原有的更多,将来成为比原来更大的大树。中国将来也能成为比原来更强的国。“抗战中一切不屈不挠的精神的表现,例如粤汉路屡炸屡修,迅速通车,各种机关屡炸屡迁,照常办公,无数同胞家破人亡(出亡也),绝不消沉,越加努力抗日,都是我所赞佩的,都是大树所象征的。作者以大树来象征中国的未来与希望,并以诗概括:“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生道杀民》一文则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对抗战前景的乐观态度:“抗战以来,前方将士出生人死,后方民众颠沛流离,而再接再厉,百折不挠,毫无一切怨言者,便是为了‘以生道杀民’‘以佚道使民’之故。反之,日本民众间的情形就和我们相反:他们的军阀强迫他们参加这野蛮的侵赂战,拿他们的性命来满足自己的野心。换言之,他们的政府不是“以佚道使民”,而是“以劳道使民”;不是‘以生道杀民’,而是反战,所以日本军人厌战。所以日本的侵略战一定要失败。
日本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并没有摧毁中国人的意志,相反,全民抗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悟与深省,抗战的硝烟把爱国的同胞们融合成了紧密团结的一片。丰子恺在长沙的街上看到几个少年竞相帮助一个九岁的难民孤儿安排生活时,他感动地写下了《爱护同胞》一文:“我”从浙江石门湾跑到长沙,走了近三千里路。当初预想,此去离乡背井,举目无亲,二定不堪流离失所之苦。岂知一路到处受到热心人的帮助,使“我”在离乡三干里以外,毫无异乡之感。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今日的中国,已无乡土之别,四百兆都是一家人了。……况且同是受暴敌的侵凌,相逢何必曾相识?我国民族观念之深和团结力之强,于现今为最烈!……我们四百兆人团结所成的城,是任何种炮火所不得攻破的在犷七七《三周随感》一文认为抗战使国民一年比一年干练:“七七”事变前,那些“风流人物”“纵垮子弟”,他们是游手好闲,衣锦玉食。抗战后,向来娇养游荡惯常的人,以及埋没在市井中的人,不但变了干练有用之才,又都得了职业,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抗战工作。“这些人不但都去从公,而且立了勋业。有的从前线回来,已经成了一个知己知彼的将才。有的周游了全中国回来,已经变成天下为家的大丈夫。有的精通了某种工化已经变成团体机关的领袖人物。”抗战也让国民一年比一年团结:“在‘七七’第一周内,本地人与外省人就隔着一个界限,而成不团结状态。但是不久,敌人又用一种方法来代替撤去这界限,强迫我们团结了。其方法便是轰炸。一年团结一年。 “到了‘七七’三周的今日,我国简直没有县界、省界,凡是中国人民,都是一家人了。《劳者自歌(十二则)》,则从多个角度论及了中国抗战与民众团结的重要性,很有鼓舞人心的作用。
丰子恺还写了一批谈论抗战文艺的随笔,提出了对抗战文艺的看法。一九三八年四月他在《立报》上发表《粥饭与药石》一文,主张文艺要服务于抗战的需要。文章把中华民族受日寇的侵略而遭遇的困难,比喻成一个健全的身体受病菌的侵害而患大病。而“一切救亡工作就好比是剧药,针灸,和刀圭,文艺当然也如此。《谈抗战艺术》则明确指出抗战艺术是“宣传艺术”的一种,“宣传力越广大的,抗战艺术越良好”并引证托尔斯泰的《艺术论》说明抗战艺术贵乎浅显易懂,浅显易懂作品中不乏良好艺术。我们的抗战艺术,务求广受四万万民众的理解。欲广受理解,内容非仁爱不可.外形非浅显不可。以笔代枪作抗战宣传,不仅限于文学,漫画也引起了丰子恺的注意。他在《漫画是笔杆抗战先锋》一文中认为,漫画是宣传抗战的有力武器。这是由漫画的两个特点决定的。第一,看漫画一望而知,不花时间。在繁忙的非常时期,这种宣传方法是最有效的。第二,漫画是一种不须学习的文字,文盲也看得懂,所以其宣传力最广。因此漫画“在目前是最有力、最普遍的宣传工具”。
除了散文、漫画,丰子恺对抗战歌曲的作用十分重视。他在1938年写的(谈抗战歌曲)一文中表示:“抗战以来,艺术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文学原也发达,但是没有声音,只是静静地躺在书铺里,待人去访问。演剧原也发达,但是限于时地,只有一时间一地点的人可以享受。至于造型美术(绘画、雕塑之类),也受着上述两者相同的限制,未能普遍发展。只有音乐,普遍于全体民众,象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我从浙江通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于村夫牧童之口。都会里自然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以说: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前线的胜利,原是忠勇将士用热血换来的。但鼓励士气,加强情绪,后方的抗战文艺亦有着一臂的助力,而音乐实为其主力。
丰子恺反映抗战生活的散文有如“满园盛放的花卉”。从丰子恺抗战后的散文随笔创作看,除了与早期的作品有着一致的主题—谈人生、谈艺术外,这时期的作品关注社会的面更宽了,写出了一批洋溢着强烈战斗精神的作品。从其抗战散文中,我们看到了日寇的罪行和我们民族顽强的活力,这对鼓动抗战、推进抗战文艺向前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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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是一位在漫画、书法方面有着很高造诣的艺术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成绩卓越的散文家。从20年代至70年代,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写下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并出版过多种散文随笔集,尤以“缘缘堂随笔”闻名。他的散文随笔内容朴素自然,风格隽永疏朗,在现代文学史上自成一格。作者以其广博的爱与同情关注着生活中的真善美。由于作者散文随笔的创作历时较长,其间又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因此作品也表现了这一时期作者的思想发展,可以说既有一以贯之的主题,又有不同的阶段表现,尤其在抗战期间的散文创作,具有较强的时代色彩。如柯灵所说:“激昂、慷慨,这是丰子恺抗战时的呼声。”
丰子恺抗战期间写的散文,除了一部分散见于当时的刊物上,基本上都包括在《丰子恺近作散文集》和(率真集》中。
抗战爆发时,丰子恺正闲居在故乡石门湾。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日军突然进犯石门湾。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丰子恺率亲族老幼十余人,辞别缘缘堂,逃出了敌人的火线。敌人的入侵,打破了丰子恺在缘缘堂的宁静生活,焚毁了他苦心营造的缘缘堂。他被迫开始艰苦的逃难生活。故乡旧家的毁灭,对丰子恺来说是痛苦的,这在他抗战初期逃难途中填的一首词里得到充分的表现:
千里故乡,六年华屋,匆匆一别俱休。黄发垂髻,飘零常在中流。澡江风物春来好,有垂杨时拂行舟。惹离愁,碧水青山,错认杭州。
而今虽报空前捷,只江南佳丽,已变荒丘。春到西湖,应闻鬼哭啾啾。河山自有重光日,奈离魂欲返无由。恨悠悠,誓扫句奴,雪此冤仇。(《高阳台》录江舟中作)
这首词充满离怀别苦,最后三句“恨悠悠,誓扫匈奴,雪此冤仇。”表达了作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恨,这种愤恨伴随他度过了整个抗战时期。国恨家仇带来的深痛感受,使丰子恺思想和散文创作发生重大变化。他说:“我们要以笔代舌,而呐喊‘抗敌救国’!我们要以笔代刀,而在文艺阵地上冲锋杀敌。此时的丰子恺,已一扫居士风,俨然是一位用笔作战的斗士了。
首先丰子恺用散文控诉了敌寇的滔天罪行。如《宜山遇炸记》、《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桐庐负暄—避难五记之二》等写到敌人的空袭,对敌机滥炸所造成的恐怖灾难作了无声而强烈的控诉,揭露了敌人的兽性,表现了对敌人非人道的残暴做法的愤恨。
《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写了日寇空袭丰子恺故乡石门湾的经过。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正午,丰子恺全家十个人围着圆桌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听见飞机声。不久一架双翼侦察机低低地飞过。通过玻璃窗望去,可以看得清人影。石门湾没有警报设备。以前飞机常常过境,也辨不出是敌机还是自己的,大家跑出去,站在门口或桥头仰起了头观赏。那侦察机兜一个圈子后就飞去了。下午二时,敌机开始来轰炸。敌机在石门湾上空盘旋将近两个小时,“共投炸弹大小十余枚,机关枪无算。东市炸毁一屋,全家四人压死在内,医生魏达三躲在晒着的稻穗下面,被弹片切去右臂,立刻殉命。我家后门外五六丈之处,有五人躺在地上,有的已死,脑浆迸出。 “其余各处都有死伤。后来统计当场炸死二+余人,伤无算。数日内陆续死去又三十余人。《宜山遇炸记》一文写敌寇对宜山的空袭。敌人空袭宜山,炸弹不投在闹市,而故意投在郊外。他们料知这时候人们都走出闹市而躲在郊外的。“车站旁、运动场上、江边、公园内投了无数炸弹,死了若干人,伤了若干人。有一个女子死在树下,头已炸烂,身体还是坐着不倒。许多受伤的人呻吟叫喊,被抬赴医院去。这次轰炸也给作者留下创伤:“从这次被吓之后,听见铁锅盖的碰声,听见茶熟的沸声,都要变色,甚至听见邻家的老妇喊他的幼子‘金保’,以为是喊·警报’。对敌寇的空袭,作者不仅揭露了其“空袭”行为上的不人道,而且也揭露了敌人空袭在道义上的不平等:“‘空袭’这一种杀人办法,太无人道。‘盗亦有道’,则‘杀亦有道’。大家在平地上,你杀过来,我逃。我逃不脱,被你杀死。这样的杀,在杀的世界中还有道理可说,死也死得情愿。如今从上面杀来,在下向逃命,杀的稳占优势,逃的稳是吃亏。死的事体还在其次,这种人道上的不平,和感情上的委屈,实在非人所能忍受!《防空洞见闻》和《胜利还乡记》,也写了日本鬼子滥炸平民的罪行。
日寇的暴行、抗战的烽火锻造了丰子恺的意志,也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这个时期,他写出了一批鼓舞抗战、歌颂人们团结抗战的作品,表现出自己抗敌决心和对抗战胜利前途的坚定信心。在《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一文中,他以高昂的战斗激情,反映出作者的誓愿:“环境虽变,我的赤子之心并不失却,炮火虽烈,我的匹夫之志决不被夺,它们因了环境的压迫,受了炮火的洗礼,反而更加坚强了。杜衡芳芷所生,无非吾土;青天白日之下,到处为乡” “呜呼!‘民之秉夷,好是璐德。’普天之下,凡有血气,莫不爱好和平,厌恶战争。我们忍痛抗战,是不得已的。而世间竟有以侵略为事,我很想剖开他们的心来看看,是虎的?还是狼的?《还我缘缘堂》一文也写道:“我虽老弱,但只要不转乎沟壑,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这些铮铮誓言,代表了战乱时期的作者坚贞不屈的斗志和慷概悲壮的民族气节。在《劳者自歌·切勿毁之已》中,他联系当时的抗战说道:“我们不是侵略者,是‘抗战’,为人道而战,为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以仁克暴。作者在《一饭之恩—避寇日记之一》也写道:“从皮毛上看,我们现在的确在鼓励‘杀敌’。这么惨无人道的狗最豺狼一般的侵略者,非‘杀’不可。我们开出许多军队带了许多军火,到前线去,为的是要‘杀敌’。但是,这件事不可但看皮毛,须得再深思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不讲公道,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茶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
《中国就像一棵大树》一文则表达了对抗战前途的乐观态度。散文写的是原野中一棵大树,被人斩伐过半,只剩一干。而春来干上怒抽枝条,绿叶成荫。新生的枝条长得异常的高,有几枝超过其他的大树的顶,仿佛为被斩去的“同根枝”争气复仇似的。作者认为,这是中华民国的象征。现在,前线上许多兵士被日本鬼子打死了,我们后方能新生出更多的兵士来,上前线去继续抵抗。前线上死一百人,后方新生出一千人,反比本来多了。日本鬼子打中国,只见中国兵越打越多。他们终于打不过我们。现在我们虽然失了许多地方,但增了许多兵士,所以失去的地方将来一定可以收回。中国就好比这一棵树,虽被斩伐了许多枝条,但是新生出来的比原有的更多,将来成为比原来更大的大树。中国将来也能成为比原来更强的国。“抗战中一切不屈不挠的精神的表现,例如粤汉路屡炸屡修,迅速通车,各种机关屡炸屡迁,照常办公,无数同胞家破人亡(出亡也),绝不消沉,越加努力抗日,都是我所赞佩的,都是大树所象征的。作者以大树来象征中国的未来与希望,并以诗概括:“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生道杀民》一文则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对抗战前景的乐观态度:“抗战以来,前方将士出生人死,后方民众颠沛流离,而再接再厉,百折不挠,毫无一切怨言者,便是为了‘以生道杀民’‘以佚道使民’之故。反之,日本民众间的情形就和我们相反:他们的军阀强迫他们参加这野蛮的侵赂战,拿他们的性命来满足自己的野心。换言之,他们的政府不是“以佚道使民”,而是“以劳道使民”;不是‘以生道杀民’,而是反战,所以日本军人厌战。所以日本的侵略战一定要失败。
日本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并没有摧毁中国人的意志,相反,全民抗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悟与深省,抗战的硝烟把爱国的同胞们融合成了紧密团结的一片。丰子恺在长沙的街上看到几个少年竞相帮助一个九岁的难民孤儿安排生活时,他感动地写下了《爱护同胞》一文:“我”从浙江石门湾跑到长沙,走了近三千里路。当初预想,此去离乡背井,举目无亲,二定不堪流离失所之苦。岂知一路到处受到热心人的帮助,使“我”在离乡三干里以外,毫无异乡之感。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今日的中国,已无乡土之别,四百兆都是一家人了。……况且同是受暴敌的侵凌,相逢何必曾相识?我国民族观念之深和团结力之强,于现今为最烈!……我们四百兆人团结所成的城,是任何种炮火所不得攻破的在犷七七《三周随感》一文认为抗战使国民一年比一年干练:“七七”事变前,那些“风流人物”“纵垮子弟”,他们是游手好闲,衣锦玉食。抗战后,向来娇养游荡惯常的人,以及埋没在市井中的人,不但变了干练有用之才,又都得了职业,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抗战工作。“这些人不但都去从公,而且立了勋业。有的从前线回来,已经成了一个知己知彼的将才。有的周游了全中国回来,已经变成天下为家的大丈夫。有的精通了某种工化已经变成团体机关的领袖人物。”抗战也让国民一年比一年团结:“在‘七七’第一周内,本地人与外省人就隔着一个界限,而成不团结状态。但是不久,敌人又用一种方法来代替撤去这界限,强迫我们团结了。其方法便是轰炸。一年团结一年。 “到了‘七七’三周的今日,我国简直没有县界、省界,凡是中国人民,都是一家人了。《劳者自歌(十二则)》,则从多个角度论及了中国抗战与民众团结的重要性,很有鼓舞人心的作用。
丰子恺还写了一批谈论抗战文艺的随笔,提出了对抗战文艺的看法。一九三八年四月他在《立报》上发表《粥饭与药石》一文,主张文艺要服务于抗战的需要。文章把中华民族受日寇的侵略而遭遇的困难,比喻成一个健全的身体受病菌的侵害而患大病。而“一切救亡工作就好比是剧药,针灸,和刀圭,文艺当然也如此。《谈抗战艺术》则明确指出抗战艺术是“宣传艺术”的一种,“宣传力越广大的,抗战艺术越良好”并引证托尔斯泰的《艺术论》说明抗战艺术贵乎浅显易懂,浅显易懂作品中不乏良好艺术。我们的抗战艺术,务求广受四万万民众的理解。欲广受理解,内容非仁爱不可.外形非浅显不可。以笔代枪作抗战宣传,不仅限于文学,漫画也引起了丰子恺的注意。他在《漫画是笔杆抗战先锋》一文中认为,漫画是宣传抗战的有力武器。这是由漫画的两个特点决定的。第一,看漫画一望而知,不花时间。在繁忙的非常时期,这种宣传方法是最有效的。第二,漫画是一种不须学习的文字,文盲也看得懂,所以其宣传力最广。因此漫画“在目前是最有力、最普遍的宣传工具”。
除了散文、漫画,丰子恺对抗战歌曲的作用十分重视。他在1938年写的(谈抗战歌曲)一文中表示:“抗战以来,艺术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文学原也发达,但是没有声音,只是静静地躺在书铺里,待人去访问。演剧原也发达,但是限于时地,只有一时间一地点的人可以享受。至于造型美术(绘画、雕塑之类),也受着上述两者相同的限制,未能普遍发展。只有音乐,普遍于全体民众,象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我从浙江通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于村夫牧童之口。都会里自然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以说: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前线的胜利,原是忠勇将士用热血换来的。但鼓励士气,加强情绪,后方的抗战文艺亦有着一臂的助力,而音乐实为其主力。
丰子恺反映抗战生活的散文有如“满园盛放的花卉”。从丰子恺抗战后的散文随笔创作看,除了与早期的作品有着一致的主题—谈人生、谈艺术外,这时期的作品关注社会的面更宽了,写出了一批洋溢着强烈战斗精神的作品。从其抗战散文中,我们看到了日寇的罪行和我们民族顽强的活力,这对鼓动抗战、推进抗战文艺向前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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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离婚》发表的1925年,正值新文化倡导的 自由离婚 在舆论与现实实践中轰轰烈烈开展之时。相对于鲁迅的其他小说,《离婚》自问世以来,阐释既不充分,理解的歧义也最多, 难读 ,是很多研究者共同的感受。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论小说《离婚》中鲁迅对爱姑的矛盾心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爱姑是鲁迅小说《离婚》中的人物,她和鲁迅以往小说中的女性不同,她大胆泼辣,敢于反抗不幸的婚姻,社会的黑暗,爱姑的命运悲剧却无法避免。爱姑的不幸,是鲁迅对五四时期女性的出路问题进行的严肃思考,同时爱姑婚姻悲剧也远距离的无意识投射出鲁迅自身婚姻中的隐痛,本文将从小说的显在结构和潜在结构进行鲁迅对爱姑形象矛盾心理的分析。
小说中的爱姑处于辛亥革命后的大背景下,受到新思想的影响,无法忍受自己作为物品一样随便丢弃,开始向不幸的婚姻发出呐喊,进行反抗和斗争。为了能够讨回一个公道,她闹了三年,声称要闹得夫家家败人亡才罢休,可见爱姑是一位大胆泼辣的女性。
显在结构:对封建伦理下女性命运的同情与反思
在那个时代,爱姑身上体现的强烈的自我意识,敢于向封建的族权和夫权发起挑战,这种品质无疑是让人感到欣喜的,但是她的反抗最终却走向了失败,究其原因,有以下两点:
爱姑反抗由最初的坚决,毫不妥协到最后的顺从让步,这和她的性格是不无关系的。爱姑在大庭广众之下称自己的丈夫和公公为“老畜生”和“小畜生”,一门心思的想着如何让夫家家败人亡,逢人就开始诉苦,称这几年自己是如何的艰难,看到父亲为自己的事情折腾了三年,准备有想要放弃的念头时,爱姑就立马不高兴了,开始讽刺道“连爹也看得赔贴的钱有点头昏眼热了”。作为女性,她没有母性与女性的柔美,爱姑性格中的桀骜不驯,粗俗,残暴,在对其行为和语言的白描当中就体现了这一点,这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也是鲁迅所厌恶的。
爱姑为抗争到底,闹了三年,打了无数回架,也没讲和,施家招架不了爱姑和他父亲庄木三,请来了“知书达理”的七大人进行调节,爱姑对七大人抱有很大的期望,她认为知识分子是讲理的,会主持公道,认为“自己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自从我嫁过去,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他向七大人申诉,认为自己遵守伦理纲常,三从四德,是符合封建制度的妇道标准的,不应该被抛弃。爱姑的言行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欢喜”。爱姑的不是彻底的对封建势力的反抗,是对想做夫家的奴隶却又做不成的不满而斗争,所以他要找七大人的诉苦,说说自己的委屈,让他替自己讨一个公道,爱姑这种行径却让她陷入了奴性的泥淖,为了保住自己的奴隶地位,向自己的主子哭诉自己的合格,以免失去自己奴隶的身份。在一个民智未启的时代,爱姑寄希望于别人寻求公道,依仗着自己娘家的势力盛气凌人,用自以为是的道德高度去撒泼,她反抗封建礼教,但她的的思想武器仍然是封建礼教。她不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寻求真正的解放,将自己的依附中心放到别人身上,最终自己只会让孤立无援。
爱姑生活在辛亥革命后,尽管辛亥革命具有不彻底性,但它以共和取代专制,传播了民主共和的观念,爱姑身上表露出了鲁迅其他小说中女性所没有的时代气息,她是鲁迅笔下最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她能够大张旗鼓的离婚,挑战封建权威,但是在骨子里爱姑和辛亥前的女性是没什么区别的,究其深源,作为政权和意识形态的代表者的仍然是地主阶级,七大人和蔚老爷这类人构成了封建统治的基础,他们是封建王权的护卫者。爱姑的丈夫暗地里?A上了小寡妇,爱姑要和他离婚,从理由上来说是天经地义的,认为自己是有理由抗争到底,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知书达理”的七大人身上,在七大人面前,爱姑始终都是一副怯弱的模样,当爱姑鼓起勇气对七大人述说自己的委屈时,刚开始说了几句,“爱姑自己是完全孤立了;爹不说话,弟兄不敢来,慰老爷是原本帮他们的,七大人又不可靠,连尖下巴少爷也低声下气地像一个瘪臭虫,还打“顺风锣”。但她在胡里胡涂的脑中,还仿佛决定要作一回最后的奋斗”。一发现七大人面部表情一变,她立刻就打了寒噤,七大人的一个“来……兮!”,只觉得“心脏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乱跳,似乎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吓得她不由自主地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三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从悬想要闹得他们(夫家)“家败人亡”,“走投无路”到这一声低低地应承,爱姑的勇气在顷刻间化为乌有,强烈的反差不能不引起我们对爱姑自身的思索,――正是这一低低地应承揭示了比沉默更深的悲剧内涵[1]。
潜在结构:鲁迅自身的婚姻隐痛
小说中爱姑与丈夫无爱的婚姻在某种层面上也是鲁迅自身婚姻隐痛的投射,王富仁在《鲁迅的婚姻爱情生活一一影响他思想情绪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写到:“我们应当重视一个作家的社会经历,但也应该重视他的私人生活与私人生活环境。假若说一个人的社会经历更多地决定着他的基本政治思想倾向,那么,他的私人生活则更多地影响到他的感情情绪,并且两者又是可以相互过度的:私人生活环境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整个社会生活是各种不同的私人生活的粘连体。[2]
1906年,对鲁迅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远在日本的鲁迅,收到了一份母亲送给他的“礼物”:与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结婚,这对追求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的鲁迅来说是一个噩梦,出于对母亲的爱,对母亲寡居生活的同情,他选择了服从,在这段20多年的婚姻中,鲁迅一直扮演的是一个孤独,寂寞,痛苦的牺牲者形象,对这段无爱的封建包办婚姻,鲁迅无限痛苦,他的爱情被这个吃人的礼教吞噬,他与朱安只是保持着形式上的夫妻关系,鲁迅面临着一个自己所不爱但却是一个无辜的女子,在当时,他对朱安的遗弃,就将意味着把她抛到封建世俗的冰窟中受人歧视和戏弄,而要顾全朱安女士起码的生存权利,他自己便要付出一生的痛苦代价,便必须放弃个性解放的正常理想。[3]在小说《离婚》中,爱姑的婚姻也是一个封建伦理制度下的牺牲品,她的反抗是无望的,她反抗的方式和目标都具有封建色彩,他是以一种封建的方式向更浓重的封建色彩反抗,最终只落下一个悲惨的结局。朱安和爱姑都是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我们不能说朱安就是爱姑的原型,爱姑的泼辣与反抗这是朱安不具有的,但她们都是有一个不幸的婚姻,对于封建制度下女性的悲惨命运,鲁迅充满同情,对吃人的礼教充满血泪的控诉,这也是鲁迅对自己不幸婚姻的呐喊与挣扎。
在一方面,爱姑在封建制度这张大罗网的斗争中,鲁迅是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女性追求自由独立意识的觉醒,对于不公平制度的奋力反抗,这是鲁迅对深受数千年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女性的期望,但是残存在女性骨子里的“愚弱”的粗野,浅陋的精神状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觉醒,中国的女性依然被吃,依然在“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中窘迫生存,这也就决定了鲁迅对爱姑的同情是有界限的。另一方面,隐性的批判是鲁迅对自身封建包办婚姻的隐痛,无爱的旧式婚姻,鲁迅,爱姑,朱安他们都是被吃人的封建礼教吞噬了爱情,对于吃人的礼教,鲁迅是刻骨的痛恨,对于同样作为牺牲品的朱安,他也是无限深沉的同情,他一直没有同朱安离婚,他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这恐怕也是鲁迅笔下的婚姻爱情都是缺少幸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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