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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离婚》发表的1925年,正值新文化倡导的 自由离婚 在舆论与现实实践中轰轰烈烈开展之时。相对于鲁迅的其他小说,《离婚》自问世以来,阐释既不充分,理解的歧义也最多, 难读 ,是很多研究者共同的感受。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论小说《离婚》中鲁迅对爱姑的矛盾心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爱姑是鲁迅小说《离婚》中的人物,她和鲁迅以往小说中的女性不同,她大胆泼辣,敢于反抗不幸的婚姻,社会的黑暗,爱姑的命运悲剧却无法避免。爱姑的不幸,是鲁迅对五四时期女性的出路问题进行的严肃思考,同时爱姑婚姻悲剧也远距离的无意识投射出鲁迅自身婚姻中的隐痛,本文将从小说的显在结构和潜在结构进行鲁迅对爱姑形象矛盾心理的分析。
小说中的爱姑处于辛亥革命后的大背景下,受到新思想的影响,无法忍受自己作为物品一样随便丢弃,开始向不幸的婚姻发出呐喊,进行反抗和斗争。为了能够讨回一个公道,她闹了三年,声称要闹得夫家家败人亡才罢休,可见爱姑是一位大胆泼辣的女性。
显在结构:对封建伦理下女性命运的同情与反思
在那个时代,爱姑身上体现的强烈的自我意识,敢于向封建的族权和夫权发起挑战,这种品质无疑是让人感到欣喜的,但是她的反抗最终却走向了失败,究其原因,有以下两点:
爱姑反抗由最初的坚决,毫不妥协到最后的顺从让步,这和她的性格是不无关系的。爱姑在大庭广众之下称自己的丈夫和公公为“老畜生”和“小畜生”,一门心思的想着如何让夫家家败人亡,逢人就开始诉苦,称这几年自己是如何的艰难,看到父亲为自己的事情折腾了三年,准备有想要放弃的念头时,爱姑就立马不高兴了,开始讽刺道“连爹也看得赔贴的钱有点头昏眼热了”。作为女性,她没有母性与女性的柔美,爱姑性格中的桀骜不驯,粗俗,残暴,在对其行为和语言的白描当中就体现了这一点,这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也是鲁迅所厌恶的。
爱姑为抗争到底,闹了三年,打了无数回架,也没讲和,施家招架不了爱姑和他父亲庄木三,请来了“知书达理”的七大人进行调节,爱姑对七大人抱有很大的期望,她认为知识分子是讲理的,会主持公道,认为“自己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自从我嫁过去,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他向七大人申诉,认为自己遵守伦理纲常,三从四德,是符合封建制度的妇道标准的,不应该被抛弃。爱姑的言行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欢喜”。爱姑的不是彻底的对封建势力的反抗,是对想做夫家的奴隶却又做不成的不满而斗争,所以他要找七大人的诉苦,说说自己的委屈,让他替自己讨一个公道,爱姑这种行径却让她陷入了奴性的泥淖,为了保住自己的奴隶地位,向自己的主子哭诉自己的合格,以免失去自己奴隶的身份。在一个民智未启的时代,爱姑寄希望于别人寻求公道,依仗着自己娘家的势力盛气凌人,用自以为是的道德高度去撒泼,她反抗封建礼教,但她的的思想武器仍然是封建礼教。她不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寻求真正的解放,将自己的依附中心放到别人身上,最终自己只会让孤立无援。
爱姑生活在辛亥革命后,尽管辛亥革命具有不彻底性,但它以共和取代专制,传播了民主共和的观念,爱姑身上表露出了鲁迅其他小说中女性所没有的时代气息,她是鲁迅笔下最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她能够大张旗鼓的离婚,挑战封建权威,但是在骨子里爱姑和辛亥前的女性是没什么区别的,究其深源,作为政权和意识形态的代表者的仍然是地主阶级,七大人和蔚老爷这类人构成了封建统治的基础,他们是封建王权的护卫者。爱姑的丈夫暗地里?A上了小寡妇,爱姑要和他离婚,从理由上来说是天经地义的,认为自己是有理由抗争到底,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知书达理”的七大人身上,在七大人面前,爱姑始终都是一副怯弱的模样,当爱姑鼓起勇气对七大人述说自己的委屈时,刚开始说了几句,“爱姑自己是完全孤立了;爹不说话,弟兄不敢来,慰老爷是原本帮他们的,七大人又不可靠,连尖下巴少爷也低声下气地像一个瘪臭虫,还打“顺风锣”。但她在胡里胡涂的脑中,还仿佛决定要作一回最后的奋斗”。一发现七大人面部表情一变,她立刻就打了寒噤,七大人的一个“来……兮!”,只觉得“心脏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乱跳,似乎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吓得她不由自主地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三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从悬想要闹得他们(夫家)“家败人亡”,“走投无路”到这一声低低地应承,爱姑的勇气在顷刻间化为乌有,强烈的反差不能不引起我们对爱姑自身的思索,――正是这一低低地应承揭示了比沉默更深的悲剧内涵[1]。
潜在结构:鲁迅自身的婚姻隐痛
小说中爱姑与丈夫无爱的婚姻在某种层面上也是鲁迅自身婚姻隐痛的投射,王富仁在《鲁迅的婚姻爱情生活一一影响他思想情绪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写到:“我们应当重视一个作家的社会经历,但也应该重视他的私人生活与私人生活环境。假若说一个人的社会经历更多地决定着他的基本政治思想倾向,那么,他的私人生活则更多地影响到他的感情情绪,并且两者又是可以相互过度的:私人生活环境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整个社会生活是各种不同的私人生活的粘连体。[2]
1906年,对鲁迅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远在日本的鲁迅,收到了一份母亲送给他的“礼物”:与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结婚,这对追求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的鲁迅来说是一个噩梦,出于对母亲的爱,对母亲寡居生活的同情,他选择了服从,在这段20多年的婚姻中,鲁迅一直扮演的是一个孤独,寂寞,痛苦的牺牲者形象,对这段无爱的封建包办婚姻,鲁迅无限痛苦,他的爱情被这个吃人的礼教吞噬,他与朱安只是保持着形式上的夫妻关系,鲁迅面临着一个自己所不爱但却是一个无辜的女子,在当时,他对朱安的遗弃,就将意味着把她抛到封建世俗的冰窟中受人歧视和戏弄,而要顾全朱安女士起码的生存权利,他自己便要付出一生的痛苦代价,便必须放弃个性解放的正常理想。[3]在小说《离婚》中,爱姑的婚姻也是一个封建伦理制度下的牺牲品,她的反抗是无望的,她反抗的方式和目标都具有封建色彩,他是以一种封建的方式向更浓重的封建色彩反抗,最终只落下一个悲惨的结局。朱安和爱姑都是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我们不能说朱安就是爱姑的原型,爱姑的泼辣与反抗这是朱安不具有的,但她们都是有一个不幸的婚姻,对于封建制度下女性的悲惨命运,鲁迅充满同情,对吃人的礼教充满血泪的控诉,这也是鲁迅对自己不幸婚姻的呐喊与挣扎。
在一方面,爱姑在封建制度这张大罗网的斗争中,鲁迅是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女性追求自由独立意识的觉醒,对于不公平制度的奋力反抗,这是鲁迅对深受数千年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女性的期望,但是残存在女性骨子里的“愚弱”的粗野,浅陋的精神状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觉醒,中国的女性依然被吃,依然在“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中窘迫生存,这也就决定了鲁迅对爱姑的同情是有界限的。另一方面,隐性的批判是鲁迅对自身封建包办婚姻的隐痛,无爱的旧式婚姻,鲁迅,爱姑,朱安他们都是被吃人的封建礼教吞噬了爱情,对于吃人的礼教,鲁迅是刻骨的痛恨,对于同样作为牺牲品的朱安,他也是无限深沉的同情,他一直没有同朱安离婚,他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这恐怕也是鲁迅笔下的婚姻爱情都是缺少幸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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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杂文、小品文写得酣畅淋漓,像尖刀,像良药,似匕首投枪,表露了对人民的真挚爱戴和对敌人的嘻笑怒骂。
关键词:鲁迅;小品文;战斗作用
一、鲁迅的战斗性与小品文
小品文是散文的一种,它在我国出现较早,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明清时最为盛行。“五四”以后,小品文发展非常迅猛,小品文的创作开拓了一个新时代,除了体现反封建的纳入外,更重要的是表达了被压迫人民的情绪和愿望。
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杂文、小品文写得酣畅淋漓,像尖刀,像良药,似匕首投枪,表露了对人民的真挚爱戴和对敌人的嘻笑怒骂。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小品文创作的思想和艺术倾向是复杂的,反映了当时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动态和思想潮流。其中有表现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主义的篇章,也有只是表现小资产阶级思想与旧世界融洽和妥协作品。
30年代后,围绕小品文开展两种力量的斗争。进步和落后,革命和反动这两种力量为营磊,分庭抗礼——团结在“左联”周围的一批小说作家,也用小品文为体栽,来反映当时血淋淋的现实生活,而日趋落伍的林语堂,则以他先后创办的 《论落》、《人世间》、《宇宙风》等刊物,大肆兜售和贩卖“幽默”、“性灵”和闲适的小品文鼓吹闲情逸致和玩世不恭,对麻痹人民的斗志方面,起到了消极的作用。
面对这种情况,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化阵营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抨击,鲁迅写下了《小品文的危机》,,他严厉地指出:“小品文已成了‘小摆设’、‘小玩意’小雕虫的动物,锈得发绿的铜铸的三脚癞癞蛤蟆之类,虽不如士大夫们的‘清玩’讲究,但对青年的麻醉作用,却是一样的。”青年本是有作为的,小摆设的小品文,只有将他们“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①
二、鲁迅对小品文的贡献
鲁迅在从事文学活动之初,曾广泛涉猎过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学体裁, 但最终却只对杂文,尤其是小品文情有独钟。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决不仅仅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他忧虑的首先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存状况和生存权利。严酷的现实已容不得他做虚无缥缈的幻梦,而需要的是重塑灵魂、狙击黑暗的战斗。于是,鲁迅便自觉不自觉地与小品文相遇了。由于小品文的特性,使它在沟通作者与读者、生活与艺术的联系中,可以省却形象感知过程中若干繁缛、拖沓的中介环节, 以短兵相接的形式迅即对社会现实作出反应。这就从根本上适应了时代对文学的要求和鲁迅的文学选择。
鲁迅的命运是十分坎坷、不幸的,还在孩提时代,他就因祖父的下狱和父亲的病故而饱尝了社会的冷眼和欺侮。在南京求学期间,他又看到了封建社会的腐败和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这样造成的心理创伤尤为深痛,一种压抑感、孤立无助常常困扰着他,使得性情本来聪颖、敏感、内向的鲁迅,越发变得刚强而沉默,执著又孤独。他从小是带着怀疑、憎恶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的,大量积累的是否定和反抗性情绪。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作为家庭长子和破落户子弟在东奔西走寻找出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社会问题的特别敏感和执着关注的禀性,身处愁惨苦痛之中,对下层社会的不幸、上流社会的腐败就入心入耳,对时局的动荡和趋向就感受得深切。这些,既是他成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重要前因,又对他杂文家气质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酵母作用。
他嘲笑和反对一切不敢正视苦难的怯懦、出世遁世的“僵尸的乐观”、闭着眼睛看一切都圆满的自欺;但同时,正因为一切都是有限的、不圆满的, 因此他要对这一切,尤其是他强调的“当下”、“现实”以究诘、怀疑、否定、超越,用不满作“向上的年轮”,为了将来而永不停息地作无所谓希望也无所谓失望的搏斗。这种二元对峙的关系以及产生的张力是他沉重的悲剧力量的泉源,是他进击人生的最深沉的哲学基础,也是他“永远不满”地“尽是骂这个骂那个”的心理依据。
在当时,与鲁迅并肩战斗拿起小品文武器的,还有瞿秋白、李大钊、郭沫若、冰心等作家,他们的作品充满了“五四”反封建的清新的时代精神,矛头直刺封建主义,表现了人民要求个性解放,民族复兴的进步愿望。鲁迅指出了危机之所在,也点明了小品文的性质,“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醉,它给人的愉快是休息和修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②鲁迅批判了林语堂的幽默,不过是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③茅盾也指出,“‘自由意志’的肥皂泡一经戳破,原来倒是几根无形的环绕的线在那里牵弄,主观超超的性灵客观上不过是清客的身份。”④
在鲁迅的带领下,进步作家纷纷拿起小品文这轻型武器去反映生活。当时,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如吴伯萧《天冬草》、郁达夫《政权和民权》、柯灵《猎人与鹰犬》、唐韬《新脸谱》、王统照《北国之春》等,都从不同的角度,选取不同的内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三、小品文的明天
今天,小品文仍然保持了它过去的本色,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起着医生和助手的作用。它短小轻快,内容丰富,它及时地反映着现实,时时更新着内容,针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和错误的思想行为,毫不留情地进行揭露和讽刺,成了反映现实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面镜子。
注释:
① ②鲁迅《小品文的危机》,见《南腔北调集》第168页。
③ 鲁迅《论语一年》
④ 茅盾《小品文与国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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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塑造的农民形象,大致有四种类型。鲁迅借助悲剧艺术震撼人心的力量,希望能促使人们觉悟,奋起争得做人的资格。
关键词:鲁迅;农民形象;封建势力
一、前言
鲁迅弃医从文,主要目的是为了“立人”,改革社会。在鲁迅的早期小说中,农民的命运受到深切关注。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大致有四种类型:一是逃避现实者:阿Q;二是屈从命运者:闰土、七斤;三是抗争失败者:祥林嫂、爱姑;四是迷信愚昧者:柳妈。鲁迅着力描写他们处于沉迷不醒,昏聩、麻木、愚昧、沉滞的精神状态,作者期望通过揭示病态的原因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本文将对这四种类型的农民形象展开论述。
一、逃避现实的阿Q
在鲁迅刻画的农民形象中,逃避现实者阿Q的形象,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具有永久艺术生命力的典型形象,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阿Q的生活道路,虽然并不是当时所有农民共同的生活道路,但就其悲惨遭遇来看,阿Q的受压迫、受剥削、被凌辱、被愚弄的命运,却是广大农民所共有的。有压迫就应该有反抗,但是,阿Q的性格却使他的所谓反抗,通过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他一生的“行状”里,他的性格显示出很多弱点或者说病态。
阿Q生活地位极其低下,不过,“阿Q又很自尊”。这种自尊心在阿Q身上并没有变成反抗的力量,相反,却在找理由自譬自解,用“你还不配”的精神胜利绝招来逃避现实,在瞬息之间把现实中的弱者地位荒谬地化作幻想中的强者地位。
阿Q的精神胜利法更恶劣的发展,就是欺凌弱小,借以转嫁痛苦。他要取得实际胜利,但他所致胜的,不是欺凌过他的对手,而是并未欺凌阿Q,反被他所欺的弱小而无辜的人。阿Q这种欺凌弱小的恶劣行为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
鲁迅曾指出:“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①中国近代蒙受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奇耻大辱,在统治阶层中形成了从残酷的失败中寻找荒.唐的“胜利”的自欺欺人,不思变革自强的病态心理,这种“病”也传染给了苦难深重的下层民众。
逃避现实者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一种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和病态的心理。鲁迅描绘的阿Q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②对国人具有深刻的针砭作用。“可惜中国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要中国得救……只要青年们……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③鲁迅是这样寄望国人以阿Q为镜子来改革“国民性”的。
二、屈从命运的闰土、七斤
屈从命运者闰土,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在《故乡》中,闰土以一个活泼机灵、能干的勇敢少年形象出场,可是经过二十年的生活重压,他变得像“石像”一般,迟滞麻木。闰土身上的这种巨大变化,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破产农民的真实写照。尽管闰土质朴勤劳,但驯服老实的他屈从地停留在一条封建统治者规定的界线上,恪守这些统治者制造的许多“法规”、“等级”。 闰土把生活的贫困和灾难归罪于自己的命运不济,屈从命运的闰土,捧着香炉和烛台,安分守己,心中的反抗意识也就灰飞烟灭了。
《风波》中的七斤,与阿Q相比显得较为单纯。但七斤依然是个愚昧麻木的人,当赵七爷胡诌什么“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他深信不疑,以为真的要掉脑袋,他认为是命里注定自己该倒霉,既是命运的安排,就只能屈从了,垂手等待死神的降临。“非常模糊”的他,除了屈从命运是别无他途的了。
《风波》和《故乡》都是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发生的,此时人民群众尚未真正摆脱封建专制文化的束缚和影响。鲁迅通过对屈从命运者闰土、七斤的形象描写,揭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矛盾:农民被封建主义残酷压迫剥削,生活极其悲惨;他们精神上愚昧麻木,却没有为改变自己悲惨境遇而奋斗的思想和行动。鲁迅同时也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深入挖掘,揭示如果人们不觉悟,中国难有光明的前途。
三、抗争失败的祥林嫂、爱姑
抗争失败者祥林嫂,是鲁迅精心塑造的一个勤劳能干、善良、倔强的农村劳动妇女形象。
祥林嫂被迫嫁给一个比自己小十岁的丈夫,二十六七岁上就当了寡妇,她希望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继续活下去的权利。可是,灾难和痛苦的折磨,严重损害了她的身体和灵魂,而来自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的毒辣的“无影脚”也常常踢打她的灵魂。因为她是一个再嫁的寡妇,根据封建阶级的宗教道德戒条,一个再嫁的女人,死后下地狱,阎王爷要把它锯成两半分给两个在阴间相争的丈夫。对于善良的祥林嫂来说,没有希望的来世比今生所受的压迫和痛苦更加使她感到悲哀和恐怖,封建的神权迫使祥林嫂连死也得不到“灵魂的安息”。她从精神和肉体上被彻底摧毁,终于带着对于地狱惩处的无尽的恐惧,结束了她的苦难生命。
祥林嫂的一生是苦苦挣扎的一生。作品通过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深刻地揭露旧中国的黑暗,是对封建宗法制度、封建礼教的无情鞭挞和血泪控诉,祥林嫂的悲剧代表着封建社会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
同为抗争失败者,爱姑的形象似乎比祥林嫂有了几分亮色。爱姑是一个不甘沉默,敢于公开挑战的泼辣的农村妇女形象,但她同时也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她的丈夫移情别恋,却受到封建势力慰老爷的公开保护,爱姑不甘屈服,她斥责丈夫的不道德行为,为自己的人格和地位进行抗争。但最后,爱姑还是放弃她坚持了三年的抗争,默默地去承受被夫家遗弃的苦痛。爱姑之所以败在七大人手里,是因为七大人有政权做后盾,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妇女是可以被任意欺凌和宰割的。爱姑的个人自发反抗,自然不是封建政权的对手,她的抗争失败是必然的。
四、迷信愚昧的柳妈
迷信愚昧者柳妈,是一个对鬼神虔信的劳动妇女形象。她是一个“善女人”、“吃素,不杀生的”。然而,柳妈的因果报应谬说却给祥林嫂带来精神上的莫大威胁,给她增添了更大的新的痛苦。她向祥林嫂渲染地狱的恐怖,并非由于她心地歹毒,而是出自她对鬼神的虔信。在迷信愚昧的柳妈看来,祥林嫂在抵抗生活中的不幸时,没有真的死去,而活了下来是“不合算”的,再嫁以后才死,在阴间的苦痛更大。在封建迷信思想的熏陶下,柳妈认为被迫再嫁的祥林嫂是犯了罪的,为免死后受苦,应该赎罪。被压迫者对旧传统、旧观念的相信和奉行,实际上起着加深自身苦痛,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这是最触目惊心的,也是鲁迅最忧愤的地方。
五、结语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强烈地反映了农民被压迫生活的作家,从上述各种类型的农民形象系列中可以看出,鲁迅是从被压迫农民的角度提出了反封建的问题。“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④鲁迅借农民形象表明了他对农民命运深切的关注和深刻的思考;并且有意识的地运用悲剧的形式,揭示封建制度是造成悲剧的总根源,暴露愚民政策,揭露封建思想对劳动人民的精神毒害,用悲剧艺术震撼人心,达到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意义的目的。“唯其具有泪与悲,才能更动人,引人震惊,催醒人,才更具有振其帮人的力量。”⑤鲁迅对被压迫农民表现出“幽愤深广”的人道主义关怀。可以说,这样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非常有生命力的,鲁迅创作的乡土小说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在农村日益富裕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鲁迅农民题材的小说有其现实意义。在不断关注繁华城市建设的今天,作家要敢于直面当下的农村变革现实,关心九亿农民的命运,关注在今天社会急剧变化下农民的生存状态、思想状况。描绘出具有时代特点、充满鲜活个性的农民形象。这就是鲁迅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以他的农民形象为典范给我们新的启示和指导。作家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鼓手!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创作才具有其积极价值,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才得以体现及张扬。
注释:
①《坟·杂忆》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第一卷 225页.
②《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全集第七卷81页.
③《华盖集·.勿然想到》全集第三卷61页.
④《南腔北调集·怎么做起小说来》全集第四卷512页.
⑤《走向鲁迅世界》447页.
参考文献:
[1]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2]冯光廉.鲁迅小说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3]陈鸣树.鲁迅思想和艺术[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4]刘正强.鲁迅思想及创作散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6.
[5]李彪.鲁迅悲剧艺术论稿[M].天津: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6]彭定安.走向鲁迅世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7]吴宏聪,范柏祥.中国现代文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Abstract: There are four types peasants’ images in Lu Xun’s novels. Lu Xun hopes to promote people to be awake and strive for the quality of conducting a person.
Key words: Lu Xun; peasants’ images; feudal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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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作家,他的《在酒楼上》是一部充满诗意却又隐含着深意的小说。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鲁迅小说在酒楼上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关键词:鲁迅 庸众 启蒙 日常生活 诗化叙事
摘要:《在酒楼上》是鲁迅小说的经典文本,其人物设置模式、话语类型选择表现了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其诗化的整体叙事风格又对其生命哲学的表达恰到好处地进行了融合。
《在酒楼上》写于1924年,是鲁迅描写知识分子命运的著名小说,历来众说纷纭。本文拟从文本形式的角度,重新解读《在酒楼上》的深层意蕴及其艺术风格。
一、“独异个人”与庸众
“独异个人”与庸众对立的模式,是鲁迅小说经常采用的一种人物设置方式。这里的“独异个人”指思想见解超越一般人的清醒者,庸众则为社会的一般不觉悟民众。从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起,鲁迅就开始运用这种人物设置模式。此后如《药》《头发的故事》《长明灯》《孤独者》《伤逝》等都运用到这种模式。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说:
“独异个人”和“庸众”正是鲁迅小说经常出现的两种形象。我们完全可以为他们建立一个“谱系”,从而寻找出鲁迅小说叙述表层下面的“内在内容”。这样读出的作品意义虽然有异于人们常做的对鲁迅小说的肯定,它们却可能显示出更能真实地表现出作为创作性的作家的鲁迅的特点的某些侧面。{1}
本文正是希望从这样一个角度介入《在酒楼上》的解读。本文认为,《在酒楼上》关于吕纬甫的故事,其实暗含着一个关于“独异个人”和庸众的故事。文中的吕纬甫以前很激进:“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现在则有点落后:“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当叙事者“我”对他的思想变化表示不可理解时,他竟然说:“他们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以前是为了讨论中国改革的方法而打起来,现在则是随随便便。因此,比之以前的吕纬甫,现在的他不仅思想落后了,而且精神状态也大不如前。而造成这一变化的,显然是生活所迫。文中屡次写到吕纬甫的物质困窘:“我每月有二十元,也不大够敷衍。”如果联系到《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子君,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清醒知识分子失败的“谱系”:在不被庸众所理解的中国,这些思想先进的“异类”,逐渐被逼入生活的困窘和失败。
然而,揭示《在酒楼上》暗含着一个“独异个人”与庸众的故事,其意义并不仅仅在指出它显示了启蒙知识分子失败的命运。本文这里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如果联系到《呐喊》中的篇章,《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陷入失败的困境时,依然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药》中的夏瑜虽在狱中,还不忘对“红鼻子阿义”进行革命启蒙;那么,《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早没了“狂人”、“夏瑜”对理想的激情。诚如李欧梵所说:“这里已不再有‘狂人’的理想,不再有《故乡》中所表示的虽然微弱,但依然存在的对下一代人的希望,甚至不再有《头发的故事》里N先生那种借以肯定自己的冷嘲。他对生活已经厌倦了,他将在‘模模糊糊’的教学生涯中,走上厌世者的道路。”{2}是否走上厌世者的道路,暂且不论;这里描述的吕纬甫思想的消沉是相当准确的。因此,同是“独异个人”和庸众的对立模式,《在酒楼上》和《狂人日记》是有差别的。
本文认为,这种差别显示了鲁迅精神世界的某种变化。在《呐喊》时期,鲁迅为了“听将令”,往往在小说的末尾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这说明此一时期的鲁迅依然对启蒙怀抱着些期望。然而,在“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历了一回同一战阵中人们还是会那样”{3}后,鲁迅表达了对启蒙深深的失望:作为启蒙知识分子的吕纬甫们,都在庸众的围困中走向了没落,启蒙哪里还有希望呢?“少数清醒者开始时想唤醒熟睡者,但是那努力导致的只是失败和疏远。清醒者于是变成无力唤醒熟睡者的孤独者……‘铁屋子’毫无毁灭的迹象。”{4}因此,作为一种叙事模式,对于“独异个人”和庸众故事的处理,《呐喊》和《彷徨》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清晰地展示了1924年间的鲁迅灰暗的心境。
二、启蒙与日常生活
在1997年前后,人们对《在酒楼上》的阐释开启了一种新的解读模式。{5}传统的评论认为,吕纬甫在“一石居”为我讲述的两个故事――为小兄弟迁葬和为阿顺送花――显示了吕纬甫思想的消沉:由以前的关注国家民族大事到现在的关注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与传统评论不同,这种解读模式认为,吕纬甫的两个故事并非表达他思想的消沉,而是传达出了一种不同于“启蒙”的新的声音:对日常亲情的重视。评论家们经常引用吕纬甫描述他在弟弟坟上的这段叙述进行论证:
我当时忽而很高兴,愿意掘一回坟,愿意一见我那曾经和我很亲睦的小兄弟的骨殖:这些事我平生都没有经历过。到得坟地,果然,河水只是咬了进来,离坟已不到二尺远。可怜的坟,两年没有培土,也平下去了。我站在雪中,决然地指着他对土工说:“掘开来!”我实在是一个庸人,我这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稀奇,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伟大的命令……待到掘着圹穴,我便过去看,果然,棺木已经快要烂尽了,只剩下一堆木丝和小木片。我的心颤动着,自去拨开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
由“忽而很高兴”、“可怜的坟”、“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伟大的命令”、“我的心颤动着”,评论者认为吕纬甫在这里非常动情地表现了一种对亲情的重视。吴晓东说:“从启蒙立场着眼,写这两件事是为了表现吕纬甫的‘颓废消沉’、‘随波逐流地做些无聊的事’,然而,当我们暂时忘掉叙事者潜在的审视目光,只关注吕纬甫讲的故事本身,就会感到其实是两个十分感人的故事,有一种深情,有一种人情味,笼罩着感伤的怀旧情绪。”{6}
不可否认,这种解读模式有其合理性。而且,挖掘并强调吕纬甫对亲情的重视,是这种解读模式的重要贡献。然而,当这批评论家们“忘掉叙事者潜在的审视目光”,认为“‘我’和吕纬甫的辩难,正是作者两种声音在冲突、在对话、在争辩。最终很难说哪一种是主导性声音”{7},从而认为吕纬甫对日常生活的重视和叙事者“我”对启蒙的强调在文中是两种对等的声音时,本文认为是可以商榷的。
从文本的叙述看来,吕纬甫在文中不断地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固然来自叙事者的审视,然而更来自他的自责。他们见面刚一开始,吕纬甫就开始了对自我的解嘲:“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在这个自我解嘲中,他已经否定了自己现在的行为。等到叙述完“为小兄弟迁葬”后,他更是说:“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不会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这样。”一股无奈的情绪喷涌而出。后来,在叙述完“为阿顺送花”以后,他又开始了对自己的责备:“你不知道,我可是比先前更怕去访人了。因为我已经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又何必明知故犯地去使人暗暗地不快呢?”可见,尽管吕纬甫已经开始在现实生活中躬行着日常生活的温情(比如,他这次回来“给小兄弟迁葬”和“为阿顺送花”,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孝顺母亲的缘故),却并没有从这种温情中感受到幸福,反而是一种自责、一种痛苦。如果联系到《野草・过客》中老翁对过客的劝说:“你不要这么感激,这于你没有好处。”以及同一时期,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8}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鲁迅的眼中,吕纬甫正是一个为温情所困的“过客”。日常生活的温情常常会销蚀勇士进取的勇气,使他不得不有所牵挂――也许吕纬甫的转变正是为了母亲的缘故。而这是鲁迅所不愿意的,所以在文末,“我”最终与吕纬甫分道扬镳,并且“觉得很爽快”。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认为,《在酒楼上》确实体现了日常生活和启蒙两种声音,但两种声音并非对等,而是启蒙压倒了日常生活。因此,如果纯粹从吕纬甫个人命运的角度看,它体现了鲁迅对启蒙深深的怀疑和失望;而如果从启蒙的声音对日常生活声音的压制看,鲁迅最终还是选择了启蒙。这表明,正如人们在鲁迅的《野草》中看到他对绝望的反抗一样,《在酒楼上》他对启蒙的选择也体现了他这一生命哲学。
三、诗化叙事
诗化叙事是中国现当代小说的一种重要叙事方式。一般而言,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被誉为中国诗化叙事的代表。鲁迅的部分小说,如《社戏》《故乡》,也被称为是诗化小说。而之所以将上述作家的小说称作诗化叙事,或者诗化小说,大致根据这样一些标准:“语言的诗化和结构的散文化,小说艺术思维的意念化和抽象化,以及意象性抒情,象征性意境营造等诸种形式特征。”{9}本文认为,《在酒楼上》也是一部诗化小说,根据在于这部小说通过对事件的叙述营造出了一种“象征性意境”。为阐明这一观点,这里引进中国古典诗话中的“神韵”概念。
神韵,是中国古典文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般认为,神韵说到清代的王士祯手里有了重要发展。但是,王士祯并没有对神韵的内涵做过明确的界定,而只是在他的各种具体诗论中通过引用司空图和严羽等的诗话对神韵的特征做了一些说明。同时,神韵作为一个概念,早在王士祯之前就已经在运用,因此王士祯的“神韵”说也仅是神韵的一种。所以,本文不想通过对王“神韵”说做具体的界定来确定神韵的内涵,而是从“神韵”概念的发展来确定神韵的大致内涵。根据钱钟书的考证,最早提出“神韵”这个概念的应该是南齐的谢赫:“谈艺之拈‘神韵’,实自赫始;品画言‘神韵’,盖远在说诗之先。”{10}可见,神韵最早是作为一个品画的术语出现的。而在谢赫那里,“‘神韵’与‘气韵’同指”,“‘气韵’非他,即图中人物栩栩如活之状耳。”{11}因此,按钱钟书的解释,在谢赫那里,神韵指的是人物画中人的精气神。在中国的山水人物画中,向来有“形似”与“神似”之分,这里的“神韵”指的是“神似”。之后,神韵开始由品人物画,扩及品山水画,再而扩及品诗。“诗文评所谓‘神韵’匪仅依傍绘画之品目而立文章的品目,实亦径视诗文若活泼刺之人”{12},在这里,钱钟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诗歌神韵的见解,即之所以用神韵来品读诗歌是由于人们把诗歌看作是一个“人”,换句话说,诗歌神韵其实指的就是诗歌的“精气神”。用我们的话说,诗歌神韵指的就是诗歌通过情景所渲染和流露的那股情感气氛。而这样一种情感气氛的营造,其实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意境营造。从这个角度看,《在酒楼上》显然是一部具有神韵(意境)的佳构。
小说一开始写“我”的无聊:
所住的旅馆是租房不卖饭的,饭菜必须另外叫来,但又无味,入口如嚼泥土。窗外只有渍痕斑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我午餐本没有饱,又没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很自然的想到先前有一家很熟识的小酒楼,叫一石居的,算来离旅馆并不远。我于是立即锁了房门,出街向那酒楼去。
“我”本是来访友的,可是朋友没有访到;在这种失意的情况下,住的地方不好,吃的也不好,天气又相当差;于是只好去买醉。短短一段话,将不如意的事情聚集起来,在絮絮叨叨的叙述中,一股浓浓的愁绪瞬间弥漫。接下来,事情变得愈发糟糕。作为一个寻不到出路的漂泊者,“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而南来又只能算是一个客子”,“我”在S城不仅没有遇到给自己以精神动力的朋友,反而遇到一个比自己更不如意的吕纬甫,并且讲了两个伤感的故事。而非常不巧的是,这两个伤感的故事与“我”的遭遇又构成一种同构关系,都在说明往事不可追:“吕纬甫在做这两件事时,是很虔诚,很认真的……因为这两件事里包含有他过去的太多美好的东西:小弟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和我很相投’,顺姑也是一个可爱、能干的姑娘,曾经好心做荞麦粉给他吃……因此吕纬甫做这两件事的深层动机是为了寻找‘旧日的梦的痕迹’。但本是很认真去做的两件事,抱美好的希望的两件事,却都以失望和模糊收场。”{13}当年激情的战友寻不着,却碰到了一个颓唐的吕纬甫;吕纬甫本身的变化已经很让人伤感,他的两个故事所暗示的“往事不可追”更是让人绝望。所以,整部小说其实一直笼罩着一股无形的伤感和苦闷,正如中国的山水人物画,在线条、色彩的组构中凝聚着一种无形的韵味。因此,这是一部典型的具有意境营造特点的诗化小说。而伤感与苦闷的情感气氛,一方面烘托了吕纬甫和“我”的无奈,另一方面又衬托了鲁迅在绝望中坚守启蒙的坚强,使小说的情感意绪和主题意蕴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作者简介:朱云,研究生,陕西安康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1}{2}{4} 李欧梵.铁屋子中的呐喊:“独异个人”和庸众[A].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51,164,168.
{3} 鲁迅.自选集・自序[A].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456.
{5} 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61.
{6}{7} 吴晓东.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1):68,69.
{8} 鲁迅.两地书・二四[A].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1.
{9} 吴晓东.现代诗化小说探索[J].文学评论,1997(1):119.
{10}{11}{12} 钱钟书.论神韵[A].钱钟书论学文集・第3卷[C].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120,120,123.
{13} 高志明,宁建林.深层解读鲁迅小说《在酒楼上》[J].文学教育,2008(1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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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毕生从事着国民性的批判工作,对看客现象的揭示和批判,是他国民性批判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鲁迅小说对“看客心理”的批判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试谈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当前,高校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日益突出。教育部在2011年颁布的《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中就要求各高校应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主渠道作用,根据心理健康教育的需要建立或完善相应的课程体系。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充分利用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使这一门课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是我们每一位育人者的责任。但该课程的开展,也存在教学内容针对性不强、缺乏吸引力、授课对象不分类清晰、缺乏有目的教学等问题,从而影响了授课效果。
一、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存在的问题
(一)师资力量有待提高
目前,岭南师范学院担任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的教师全部由二级学院的辅导员担任。年轻的辅导员们几乎都没有接受过专业、系统的心理知识的学习以及相关的培训,多数辅导员并不是在与自身专业相关的学院工作。以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为例,四个辅导员都是文科出身,其中两位辅导员刚就职,对学院各个专业在学习、培训和就业等方面的情况了解不深,在给学生授课的时候尤其针对“学习”这一讲的时候,未能很好地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给予学生指导。刚刚入职的辅导员由于工作经验不足,课堂上缺乏对学生熟悉的案例的切入及分析,不能很好地结合与同学们相近的例子来阐释相关的理论知识。
(二)教学内容针对性不够,缺乏吸引力
调查发现,大学新生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最关心的内容有:克服自卑及建立自信、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如何完善自我、如何提高人际交往能力、恋爱与性等方面。目前,岭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自我认识、人际关系、学习、恋爱与性心理。这些内容并不能完全满足大学生的需求,而且由于这一门课只有8学时,因此每一讲内容只有2学时,有些内容只能粗略提及,无法深入详尽地进行分析,有些问题只能点到即止,如恋爱与性心理。
(三)授课对象不分类,无法进行差异性教学
根据调查,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性别、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对于心理健康课程有不同的需求。但是目前岭南师范学院一般都是以专业为单位的大班授课,无法根据学生的年级、性别、家庭背景等的差异进行教学。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有其独特性,若能根据学生的差异性展开授课,因材施教,效果会更加明显。因材施教是指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及个别差异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的发展。
下面笔者将以岭南师范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2015级大学新生为例,探讨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在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当中使用的可行性。根据调查数据,该年级新生的基本情况为:2015级的大一新生一共有504人,男生315人,女生189人,男女比例为17:10;其中农村孩子353人,城镇学生为151人,农村与城镇的比例为7:3,总而言之,该年级学生男生居多、农村孩子居多。
以近几年授课结束后学生提交的心理课程论文来看,绝大部分学生的课程论文都是抄袭应付了事,较少学生能在课程结束后根据自己的体会认真完成相关论文,这既能反映学生的学习态度问题,更能直接体现这门课是否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学生的需求,以及学生能否在该门课程中获得实质性的指导。因此,作为授课老师,应该以积极态度对待自己的课程,如何让学生爱上课,如何上好课,都是值得反复斟酌的。
二、改革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教学模式的建议
(一)提高授课教师的专业水平
大学生心理是否健康,对其大学生涯的学习生活是否能顺利开展有着极大的关系。作为一名大学新生,刚进入大学的时候会有各种困惑,如果能得到老师的专业指导,将会极大地减少在新环境中的心理障碍。因此,学校应当重视对相关教师的培养,创造更多的机会让辅导员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并定期召开相应的备课会,促进各位授课老师的交流,了长补短,也能让刚入职的辅导员学习更多。此外,辅导员自身也应积极主动地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学习,并根据所从事的学科属性主动了解各专业学生的不同情况,以便能在给不同专业的学生讲授时给予学生更好的指导,平时要注意积累相关的案例,用最贴近学生的案例使课堂教育的效果更加实用。
(二) 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应当辐射整个大学生涯
前面已经提到,根据调查,不同年级的学生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知识有不同的需求。但是目前这一课程主要在大学新生入学后、中段考试前给予授课。总的来说,该课程开展及时,有利于大学新生在懵懂阶段及时调适自己,适应大学生生活。但是这虽然能及时解决大一的“迷茫”,可大学生接下来还会面临大二的“彷徨”、大三的“疯狂”、大四的“绝望”,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没有辐射整个大学生涯,非常不利于学校对其后续的大学生活进行追踪和指导,大大削弱了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在大学生涯里的重要作用。因此,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应当辐射整个大学生涯,契合学生不同阶段心理的发展需求,满足同学们的心理诉求,减少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发生。
(三) 根据性别开设男女特色班
踏入象牙塔大门的青年们,如放飞的小鸟,想着能在自由的大学殿堂里自由飞翔。大学,也是恋爱的黄金时期,由于传统教育的局限性,学子们被禁锢的恋爱欲望在大学里得到释放,但如果没有适时的、适当的指导,学子们的恋爱之花不一定能开得健康灿烂,在恋爱中令自己的身心受到伤害甚至失去生命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由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在大学新生入学之时就开设,这对大学生的恋爱行为能及时地加以引导。
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和女性各显示出不同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如果能分别针对男女生开展区别教育,效果会更加明显。目前我院是按照以行政班或者专业为一个班级来进行授课的,男女比例悬殊。如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男女比例为11:1。因这门课本来存在课时短的局限性,教师根本无法针对男女生不同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有针对性地进行授课,未能达到更好的课堂效果。
如恋爱与性心理这一讲,如果能针对性地开展对男生的责任教育与对女生的自爱教育,相信教育效果会立竿见影。因此,开设男生心理健康特色班和女生心理健康特色班,让大学生在属于自己性别的课堂上更好地认识自己,让男生和女生都能根据自己的特性去扬长避短,让男生更谦逊更阳光,更有责任与担当,让女生更自信更乐观更自爱,让教育达到真正的目的。
(四)开设农村生源、贫困生心理健康指导班
岭南师范学院的生源以广东省为主,其中又以粤西地区为主,绝大部分是农村生源,贫困生又占为数不少的比例。根据笔者的经验,农村学生较城镇的学生更加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美国精神分析家哈内认为:很多心理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对环境的适应不良而引起的,如果人原有的心理定式不能随着外界的改变而改变,比如当人的思想、情感、态度、意志等因素来不及协调时,个体就会承受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就会与别人发生矛盾和冲突,当这种矛盾和冲突积攒到一定程度时,个体就会产生迷茫、空虚、焦虑、压抑、紧张等不良情绪。当踏入大学之门的农村大学生(尤其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差的)面对跟自己之前生活不同的人与事物,更容易产生自卑、焦虑等心理问题。
因此,笔者建议,专门针对农村生源及贫困生开展心理健康课,在自我认识、学习、人际交往、恋爱与性心理健康等方面给予他们及时的指导,会大大降低他们在大学最初的日子里的不适应及盲从,早日平衡自我、实现自我。除了学生本人受益,学校更是因能在特殊群体学生的心理问题出现之前就给予及时的引导,从而减少了这类学生今后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使得大学生心理健康课更加有效率、有效果。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是一个复杂的工程系统。时代在改变,大学生的思想及心理也在不断变化。作为教师,我们应当对变化及时做出调整,变被动为主动,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根据学生的个性和需求改变自己的授课内容,让大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体会到心理健康课对于他们大学生涯成长的指导与帮助,提高心理健康课在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在大学生心目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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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毕生从事着国民性的批判工作,我们读鲁迅 的小说会发现,他的小说时时不忘揭露和批判我们中 国人的劣根性。中国民众的奴性、保守、愚昧、麻木、卑 怯、精神胜利、看客心态、自私、狭隘等,在他的笔下暴 露无遗,鲁迅也由此受到了非议。有人说,鲁迅是反动 的,他丑化了中国人,在人格上丧失了民族的自尊和 自信。作为一个深刻而清醒的文学家,鲁迅深深地懂 得“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但作为一个苦苦寻觅中国 出路的知识分子,他看到了中国民众身上的种种劣根性。他认为只有唤起作为民族基础的大多数—普通民 众的觉醒,中国才有出路,才能走出困境,才能在变革 中向前发展.
如小说《祝福》,作者以悲愤的心情和凝重的笔墨,描 写了祥林嫂悲惨的命运,揭示了造成祥林嫂悲惨命运 的不仅只是封建礼教,还有鲁镇上和他同处一个阶级 的普通百姓。当祥林嫂带着丧夫失子的不幸再次来到 鲁镇时,鲁镇上的人们怀着好奇的心理,不断地引诱 祥林嫂讲出自己的不幸,把她的眼泪变成了他们无味 的生活中的调料。当祥林嫂的“故事”不再新鲜,他们 又拿她头上的伤疤取乐,在祥林嫂对生活产生极大的 绝望时,他们又在她的面前提出了“地狱说”,最后使 她的身心完全崩溃。他们就是这样不断地、无情地、残 酷地玩赏着祥林嫂的痛苦,以至于使她完全走向了死 亡的道路。通过对祥林嫂悲惨命运的描写,可以看出, 鲁迅“对于国民性中这种缺少生命的尊重,少同情,多 隔膜是何等的深恶痛绝,在他看来,麻木的人们隔岸 观火,欣赏别人的苦难,是如同看戏。而只会看戏做戏 的民族是可悲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第10 页)。在《阿Q正传》中也有这种感情的表露,当阿Q 被“假洋鬼子”打了以后,他立刻又去欺负比他弱小的 小尼姑,去摸她的头皮和面颊,使得小尼姑陷入了非 常难堪的地步。对于阿Q的这场表演,一直有一群热 心的观众,那就是路边酒店里的人们,当他们看到弱 者受欺时,没有同情,没有援助,反而大声地起哄、喝 彩、助威。阿Q为了满足这伙鉴赏家,“再用力的一 拧,才放手”。“‘哈哈哈!’,阿十分得意的笑。‘哈哈 哈’!酒店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在这里,鲁迅不仅写 出了对弱者的同情和对看客愤怒,也写出了这无聊卑 劣的笑声里所隐含的我们民族的悲哀.
《孔乙己》是鲁迅认为自己写得最满意的小说,他 用冷静客观的笔调,写出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被吃的 悲剧。主人公孔乙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但他在封 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下,除了满口之呼者也外,一无所 能,穷困潦倒,却自命不凡,成了人们的笑料。为生活 所迫,他偶尔也做些小偷小窃的事情,最终被打断了 腿,在生活中默默地死去。作者在揭露封建科举制度 吃人的同时,还揭露了孔乙己在精神上的被吃。作品 从一个独特的视角,通过酒店里一个小伙计的眼睛来 看孔乙己在众人取笑中的尴尬和痛苦,写出了人与人 之间的冷漠和无情。孔乙己每一次“不幸”的遭遇都成 了酒店里众人取笑的材料,他们鉴赏孔乙己屈辱的伤疤,使得“孔乙己 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他们讥讽他连半 个秀才也没捞到的悲哀,使“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 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他们嘲笑他腿被打断 的痛苦,使孔乙己感到万分的难堪,露出乞求的眼色, “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在众人鉴赏的目光里, “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 走去了”。看客们每一次的鉴赏,都会“引得众人都哄 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气息”。在这哄笑中,我 们看到了低级无聊和卑劣无耻,也看到了人生的苦难 和不幸。一面是毫无同情和怜悯的无聊的取乐,另一 面是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的屈辱与痛苦。孔乙己就是这 样生活在众人取笑的屈辱和痛苦中,并渐渐地被这屈 辱和痛苦吞噬了。作者没有直接写孔乙己的悲哀,而 是以乐写哀,反而让人感到更加的悲哀。对于这种缺 乏诚和爱的国民性弱点的针砭,在《明天》里也表现得 很突出。寡妇单四嫂子带着幼小的儿子宝儿生活,境 况十分困苦,却从来没有人诚心诚意地帮助过她。宝 儿病危了,从庸医何小仙到流氓蓝皮阿五,到不怀好 意的红鼻子老拱,以至到整个村里的人都想从她身上 乘机捞一把,都在袖手旁观地看着她即将失去儿子和 失去儿子后的痛苦。小说以《明天》为题,不仅写出了 单四嫂子这类穷苦人对未来的希望,同时更写出了鲁 迅对中国明天的希望:“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 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还要 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我之节烈观》)。这清 晰地表明了鲁迅写这类看客的主要目的.
通过研读鲁迅小说中对看客现象的揭示,我们就 会深刻领会鲁迅的良苦用心:他是要通过揭露和批判 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找出我们民族衰败的病根,为 变革时期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因此,我们不能把鲁 迅的揭露和批判看作是丑化了中国人,丧失了民族的 自尊和自信,而应回到历史去重新审视鲁迅,对鲁迅 做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可以说,对看客心态的揭 示和批判,是鲁迅对传统文化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 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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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是鲁迅最后一篇现代题材小说,它的精彩之处又是什么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鲁迅《离婚》的精彩之处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内容简介
离婚:作品写于1925年,作品中的女主人爱姑,是一个性格泼辣,敢作敢为的人。她为了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权益,在封建势力面前进行了激烈的抗争。但在交锋后,她的梦想全部化为了泡影。属一个乡下女人的不幸。鲁迅有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个爱姑在“七大爷”的威严之下,竟不敢说她早已想好的话了。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是官,且有势。而她,只是一个乡下人。
写作背景
鲁迅的这部小说虽然没有像《伤逝》《祝福》那样产生非常大的社会影响,但是这一主题却反映了“五四”启蒙运动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先驱们在关于妇女解放运动过程中,面对几千年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向前突进时的困顿与艰难;同时,也是作为“五四”先驱的鲁迅,在进行妇女解放的运动中,从自身婚姻的不幸中看到了足以代表当时整个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因此,《离婚》不再有像《祝福》中所揭示的“礼教吃人”和《伤逝》中“娜拉出走后怎样”这样鲜明的主题来供大家激烈讨论。看过《离婚》之后留给读者的感觉是深刻而复杂的,无论是对整个事件的描写,还是对人物的刻画,都让人感到一种复杂和矛盾,这种复杂和矛盾不是以简单的方式呈现的,而是隐含在当时的大背景中,是社会外因和人自身内因交织混杂在一起的,鲁迅先生本人也是在这种交织的矛盾和困顿中书写《离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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