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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群众路线 媒体角色
2011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湖北调研时强调,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要弄清“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三谁”的指导精神是在新的形势背景下提出的,只有准确把握自己扮演的社会角色,才能坚持依靠群众并服务群众,承担起社会责任和新闻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新闻工作者应正确面对新形势
1.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各国刺激经济、发展科技、改革制度、增强军事力量,在既合作又斗争的国际新格局中努力占据有利地位,彼此关系也不断调整。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生产要素在全球流动,资源得到更好配置和共享。生产、金融、科技、投资、贸易的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紧密结合,提高了协作抗风险能力,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然而,经济全球化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很多负面效果,比如民族经济受到强烈冲击,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化,金融市场不稳定,环境遭到破坏。
我国在这样的政治与经济背景下面临着机遇与挑战。我国积极参加世界事务,在政治上强调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经济上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合作与竞争,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我国的崛起震撼了世界,同时也引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安。他们利用新闻传媒散布“中国威胁论”,利用国内某些不安定因素攻击我国政治制度、经济成就和社会发展。比如2008年拉萨发生的“3·14”事件被某些西方媒体渲染、夸大,进行歪曲报道。在意识形态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我国的思想、文化、价值观的渗透,利用人权等问题干涉我国内政。我国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为实现强国梦想不断努力。今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明年党的即将召开,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不断变化的国内形势中,我国媒体应熟悉时代旋律,明确自己的角色与责任,弄清依靠的对象和服务的对象,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
2.媒介环境的变化。
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体突破旧媒体的生产方式与价值取向,打破了媒介间的壁垒,消融了媒体介质、地域、传受者之间的界限,体现了强大的去权威性和包容性。传媒产业步入了完全竞争状态,传统媒体的“渠道霸权”时代已经结束。新媒体时代,竞争核心不再是对传播渠道的拥有和掌控能力,而是传播内容的原创能力以及对内容资源的集成配置能力。新媒体为不同的媒介形式提供了新的基础,经改造的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具有持续生命力。
媒介融合增强了媒体间的合作性。无论是传统媒体之间还是新媒体之间,或者是新旧媒体之间,合作是融合的外部条件,技术合作、内容合作等全方位的合作将在媒体间展开。媒介融合对新闻传媒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尤其使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来源、信息管理和采集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信息传递更迅捷、受众覆盖面更广、受众地位上升、传受双方的互动增强。
掌握新媒体的传播特点,有效利用新媒体和媒介融合带来的传播优势,是媒体实现快速信息传递的必要条件,也是媒体更深入地了解民情,反映民意的手段。
3.媒体本身的变化。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深刻变革,新闻传媒体制也随之变化。目前我国传媒的格局是以党报为核心,其他媒体多元并存和竞争发展。我国传媒进入了现代化转型期,大部分新闻媒体实行产业化经营,企业化管理,集团化发展。新闻传媒事业的体制变革带来了媒体的发展和繁荣,同时也有一些负面影响。在参与媒体市场竞争过程中,一些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导致角色易位,忽视了媒体责任,混淆了媒体服务的对象,忘却了媒体应依靠的主体和基础。
新闻传媒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人民通过新闻传媒表达呼声与诉求,实现知情权和话语权,从而获得经济支持、政治权利、法律保障,进而赢得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权与监督权。然而,在传媒变革的过程中,某些媒体受到市场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传播趋向商业化、庸俗化,远离群众生活,虚假新闻泛滥,背离媒体的本位,淡化甚至放弃媒体的社会责任。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指导下,我国传媒特别是主流新闻传媒理应明确角色定位,调整报道视角,依靠广大人民真实报道,关注人民的诉求,表达公众意见,维护公众利益,舒缓社会矛盾。
4.受众心理和行为的变化。
在心理上,广大群众期盼了解更多的新信息,特别是与之相关的国家政策、改革措施、社会保障信息,比如养老金、公积金、最低工资标准、入学、物价等,人们渴望自己的权益得到保障,对民主的诉求和各种利益的追求越来越主动,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意识、维权意识。在行为上,广大群众的媒介素养逐步提高,越来越广泛地接触和使用新媒体,并借助媒体实行舆论监督,传达民众的意见,进而亲身参与社会事务,促进制度的改革和社会资源的均衡分配。依靠广大群众开展新闻工作,必须深入知晓他们的心理和行为变化,了解他们的心声和需求,贴近他们的生活实际,用群众语言和形式报道新闻,传播信息,监督权力,真正做到服务群众,服务党和国家。
实践证明,越是和群众联系紧密,媒体就越受欢迎,脱离群众,媒体就失去了发展的根本。
掌握“三谁”内涵,勇于责任担当
1.为了谁
胡锦涛在《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指出,新闻单位要努力“使新闻报道更好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①这实际上是从三个维度说明了新闻传媒服务的对象,人民是新闻传媒服务的最重要的主体对象,同时新闻传媒又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我们的执政党服务。弄清服务的对象,就要坚持党性原则和群众性原则。
在怎样坚持党性原则上,新闻界仍然存在一些思想混乱和模糊观念,对此,我们应明确党的根本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新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下,新闻传媒依然要坚决按照党和政府的政治纲领、思想路线工作,同时充分考虑媒体的产业化性质,尊重市场规律和群众的需求,既有效益观念和竞争观念,又有为党和人民服务的观念。正确宣传党的各种方针政策,在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发展观,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报道,在组织上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群众性原则是我党的一项根本原则。如何对待群众是一个根本的立场问题。在我国,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也是新闻传媒的主人,从根本上说,我国的新闻事业都属于人民,因此,我国新闻传媒的最高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依靠谁
不仅依靠报社的同人,而且依靠全党、全体人民群众办报,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闻工作中的体现。全心全意依靠全体党员,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做好新闻工作。
毛泽东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领导人,不仅对其概念、内容进行了阐释,而且付诸实践,形成了我党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其中,关于办报的路线和方针,他说:“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②江泽民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也指出:“新闻工作、党报工作,说到底,也是群众工作,是我们党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密切联系群众,是新闻工作者的必修课和基本功。大家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同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善于做调查研究工作,紧扣时代的脉搏,倾听群众的心声,多写出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好作品来。”③党的执政基础是广大人民群众,把这个政治立场落实和体现到新闻工作实践中去,我国新闻传媒才能承担社会瞭望者和监督者的责任。新闻事业的全部工作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监督来完成,这是社会主义新闻传媒群众性原则的实质。
新闻界的同人具备专业新闻知识和实践经验,他们是直接办报者。此外各级党委也应积极支持新闻工作,党委要帮助新闻传媒把握好新闻报道的政治方向,经常听取新闻传媒的意见和建议,尽可能帮助新闻传媒解决困难;广大党员应关心和参与新闻工作,经常向新闻传媒提供信息和稿件,帮助媒体了解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发展通讯员队伍和特约撰稿制度,吸引广大群众包括各行业的专家、学者参与新闻工作,使之最直接、最准确地反映情况、表达舆情,成为新闻报道的主角
3.我是谁
2011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干部要搞清楚“我是谁”的问题切勿脱离群众》,着重讨论了领导干部应弄清“我是谁”的问题。对于新闻工作“我是谁”有两重意思,一是新闻传媒和新闻工作者要弄清自己的角色,二是新闻传媒和新闻工作者要明确自己的责任。
“我是谁”实际上是新闻传媒和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和社会责任问题。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传媒业,一方面扮演着传播信息、承载文化的基本社会角色,另一方面扮演着传达思想、表达公众利益、反映和引导舆论等意识形态工具的角色。新闻工作者是新闻信息的传播者,为公众服务的社会工作者。社会环境的变化引起传媒和新闻工作者角色的变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新闻传媒不再依靠“皇粮”,而是自负盈亏,媒体间的竞争愈加激烈,对经济效益的争夺日益突出,媒介市场化使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新闻工作者在媒介竞争和新闻生产的过程中也受到强烈冲击,思维模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他们不仅是新闻信息的采集者和传播者,还是媒体的雇员,新闻领域的竞争者以及一个普通的社会人。由于多种角色并存,一些新闻传媒和新闻工作者在角色定位的认识上混淆不清,发生了角色变异、错位、失调、退化等现象,比如炒作新闻、搞有偿新闻,见风使舵,捞取政治资本,谋取私利等,不仅没有起到对社会的引领作用,而且出现倒退和搅局现象,甚至被敌对势力利用。
因此,明确新闻传媒和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和责任,弄清“我是谁”是正本清源。新闻传媒和新闻工作者的本职是传递新闻,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反映社情民意,关注民生和社会公众利益。
深入理解“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发挥新闻媒体的战斗力
深入理解“三谁”是为了更好地开展新闻工作,具体应该如何去做?以下从三个方面说明:
1.内容上实事求是,准确传播信息。
对于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要求,我国领导人都相当重视。毛泽东要求向人民群众真实报道成就的同时还“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④,“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儿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提倡报道。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⑤用事实说话是邓小平一直倡导的理念,他说:“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农村改革初期人们对新政策实施的担忧)……我们的报刊、电台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⑦江泽民说:“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⑧胡锦涛的《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要坚持讲真话、报实情,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坚决反对弄虚作假。”⑨
在新的时期,失实报道仍然存在,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坚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讲真话,报实情是新闻工作的根本原则,新闻报道不仅要反映单个事实的真实和准确,还要从总体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反映本质的真实。在内容上事实求是,准确传播信息,充分尊重人们群众的知情权,是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基础。
2.形式上丰富新闻报道的手法,讲究报道艺术。
单一的报道形式,难以激发受众的求知欲和审美趣味,无法满足受众对新闻信息的多元化需求,因此新闻传媒必须努力探索新的多样化的报道形式,进一步丰富报道的内涵。
形式为内容服务,媒体的表现形式影响着传播效果,好的报道形式有助于受众对报道内容的接受和认知。在报道意识上媒体要以平等的姿态面对受众;在报道选题和内容上用来自群众实际生活的事实说话,满足他们的实际需求;在报道体裁上灵活运用多种形式,突破公式化的报道;在报道手法上,让群众成为报道的主角,综合使用各种报道方法,如解释性报道、连续报道、组合报道、调查性报道等;在报道语言上通俗易懂、生动具体、新鲜有趣、有亲和力,读来引人入胜,兴致盎然;在报道风格上有鲜明个性,好的文风。例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以记者采访调查的形式探寻事实真相;改版前的《东方时空》中的栏目《百姓故事》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用镜头记录普通中国人的喜怒哀乐,关注老百姓的生存状态;CCTV.com(中央电视台国际网络)开通了电视批判、网评天下、线上故事、在线主持等栏目,重视与网民的交流与互动,都达到了良好的效果。目前,各地方媒体也较为重视发挥地方资源和优势,用贴近本土生活的形式吸引受众,满足他们的接受需要,楚天都市报是其中的佼佼者。
总之,新闻报道要充分考虑受众接受新闻的心理、习惯、能力,力求做到大众化、多样化和个性化。
3.行动上走进基层,新闻工作与群众紧密结合。
2011年2月22日刘云山在新闻战线“新春走基层”活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在走进基层中提高新闻工作服务群众的水平》,他说:“新春走基层”活动是新闻战线落实胡锦涛关于贯彻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要求的具体体现,是坚持“三贴近”、推进改进创新的生动实践,是锤炼队伍、转变作风、改进文风的有益尝试。走进基层是锤炼新闻队伍的手段,是实现新闻报道内容和形式群众化的途径,也是深入理解“三谁”实质的行动基础。
刘云山在讲话中还说:“做好新形势下的新闻工作,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站稳群众立场,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说到底这是一个贯彻群众路线的问题,是一个坚持唯物史观的问题,是要解决好‘为了谁’的问题。”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要求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深深扎根于基层和群众之中,说群众想说的话,讲群众能懂的话,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递到基层,同时充分表达群众的心声和意愿。
群众利益无小事,媒体应高度重视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切身利益,新闻工作着眼于为群众谋利益,为他们排忧解难,把人民群众真正放到新闻工作服务的根本,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继承我党新闻工作优良的传统,并且在动态中把握本质,在新情况中把握新问题,是“三谁”提出的根本原因,新闻传媒和新闻工作者既要因时而变,也要始终明确自己的角色与责任,弄清依靠对象和服务对象。
[注释]
①载于《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9页。
③《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6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5页。
⑤《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页。
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2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⑧《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⑨载于《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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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化部提出的群众文化四基建设——基本阵地、基本队伍、基本活动内容、基本活动方式——这一科学命题,是新时期群众文化新的历史任务。“基本阵地建设”旨在解决群众文化的物质基础,“基本队伍建设”力图在人员素质等构成因素方面实现突破,“基本活动内容建设”则强调了群众文化的主体性质,“基本活动方式建设”揭示出了群众文化的创新问题。很显然,“四基建设”这一宏大命题突出了群众文化内部各要素的突变。这一突变是符合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的,因为它强调了对群众文化本质需求的满足,把人民群众对文化权利的实现作为了最基本的任务,这就为人民群众实现文化小康提供了条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主题,对建设群众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群众文化四基建设的内涵和战略意义也必将更加凸显出来。基本阵地建设通过地方财政可以得到解决,基本活动内容和基本活动方式的创新,很大程度上还得依赖于基本队伍建设的成效。因此,群众文化的人员队伍建设就显现出相当的份量。本文现就群众文化基本队伍建设的相关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
目前基层文化建设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莫过于“社区文化”,其政策依据是“城市发展社区文化,农村发展乡镇文化”。社区文化作为城市化战略在文化层面的内容,往往被提得很响,社区文化的队伍建设也就相应受到关注。而农村的文化队伍建设似乎远没有社区那样迫切,还处在自在阶段。至少在认识和建设理念上与社区相比还存在一定距离。很明显,这种城乡文化差别不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社会学观点告诉我们,社区按人口密度、经济活动性质等标准分为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两大范畴。沿着这样的思路,社区文化也可分为农村社区文化和城市社区文化。具体而言,就是把城市社区队伍建设的要求和内容延伸到农村,模糊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在农村实行与城市一样的社区队伍建设,即农村社区队伍建设。这种认识和理念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抓住了城乡文化基本队伍建设的同一性,就为解除“城乡文化二元对立”找到了新的思路。我们知道,社区文化有这样的特点:以社区为依托,以群众文化为主体内容,它的各要素在群众文化的影响下向社会主义的主文化认同。也就是说,社区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已从原来社会学意义的亚文化性质的“社区文化”,实现了向具有主文化性质的新型的“社区文化”的转变。这一本质性转变,意味着社区文化的价值体系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本质需要的,其队伍建设也符合群众文化队伍建设的价值取向。因此,就群众文化基本队伍建设而言,不应存在城市社区和农村乡镇的区别,就其范围而言,应将农村和城市的文化队伍建设统一在“群众文化队伍建设”的题义之中。
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关键在人。在队伍建设上,加强后备力量的培养和各层次在职人员的培训已经成为群众文化事业发展中非常迫切的问题。因此,建议文化部、教育部对文化院校有关资源进行整合、重组,在相关院校开设群众文化或文化管理专业的高等教育和研究生班。在群众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上,也应拓宽思路、创新方式,如借鉴中国戏曲学院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研究生班的经验,由相关学校承办,面向群众文化以及文博、图书馆系统的优秀青年专业人员举办长期性的文化管理研究生班。另外,对文艺人才的评价不应仅以职称、学历为标准,而应结合业务技能和业绩综合评价,营造不拘一格评价和使用人才的行业规范和社会氛围,这也是队伍建设尤其是文艺人才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保证。 30年沧桑,30年巨变,一度单调沉闷的群众文化生活如今逐渐变得丰富多彩,各级政府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投入了相当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一直处于边缘的群众文化活动逐渐重归它应有的位置。针对基层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提高认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必须要把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与落实人民群众经济权益、政治权益相协调、相统筹,要更加自觉、主动地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充分调动社会力量,逐步建立国家、集体、个人、企业相结合的农村文化建设的多渠道投入体系;采取政府投资、文化帮扶、社会捐助、农民自办等多种方式,逐步形成基层文化设施网络化的格局。各级财政给予群文活动的经费要做到按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逐年同步递增,为农村文化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上级文化部门要把为农村培训文化业务骨干作为自己的工作内容列入计划之中,鼓励和扶持农民自发组建文化社团和演出团队,并加强业务指导。要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帮助农村搞好文化队伍建设和业务交流。建立农村文化发展的长效机制,开展城市社区与农村结对子,继续大力开展“三下乡”等活动,支持农村文化建设。 注重创新,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让先进文化占领农村文化阵地,还要注意文化活动的知识性和趣味性,深化文化特色村创建活动,满足群众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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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政治家,大家可能想到的是政治手腕,是政治运作,里面充满了手段、阴谋、陷害、权谋等。首先我想说,对于政治家的这些定义都是非常狭窄的,是中国一些政治斗争带来的后遗症和偏见。在我心里的政治家,绝不是权谋家,更不是阴谋家,而是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奠定了道德、伦理、价值观的人物,为一个社会的运营建立良好的、透明的、共同遵守的规则的人物,为一个时代建立政通人和的社会基础的人物,在家破国亡之时挽救民族于危难之中并推动一个时代发展的人物;用大心胸、大气度、大布局建立千秋伟业的人物。这些人物中包括了中国历史上的周文王、汉高祖、唐太宗、赵匡胤、邓小平(当然,中国的领袖或多或少都带有权谋性质),在我心中更加符合标准的是美国的founding fathers,还有林肯等,他们从很多角度来说都符合我对于政治家的定义。
当然,我们到不了这个高度,也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来做他们做过的事情。但是,从一个政治家的高度来做管理,却是每一个管理者都可以考虑的。
一个政治家一定会有自己坚持的价值体系和理想,这一体系不仅仅被自己认可,也同时被周围的人和自己的部下认可。高举价值观和理想的旗帜,决不动摇,就变成了引导大家共同向前的指路明灯。价值观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不能口头一套实际一套,不能做口头革命派,需要大家实实在在地感到你自己就是倡导的价值观的化身。我们的一些管理者,之所以不能让人信服,不能形成领导权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自己本人在说一套做一套,不能以身作则成为价值观的榜样。
我们做业务不能只站在业务本身的高度做业务,就像一场战争,绝不是为了打一场战争而打战争,更不是为了打一场战役图一时之快。刘邦的目的是为了建国,所以局部的输赢或者暂时的委屈,对于他来说都是未来的一部分;而项羽沉浸在自己每一次的输赢中,所以后来必输无疑。
我们有些管理者,缺乏布局能力,缺乏对于业务长久的思考能力,不仅不能够高瞻远瞩、全面布局,甚至还邯郸学步,别人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计划朝令夕改,不仅自己不知所措,部下也跟着不知所措,最后场面一片混乱。
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一定善于制定大家都需要遵守的规则,并且这些规则同时能够管住自己。中国的王朝一次次失败,不仅仅是规则问题,主要还是制定规则的人自己可以超越于规则之上的问题。规则需要大家共同制定,需要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需要以公正公平为基础。规则一旦出来,所有人共同遵守,这是一种约定,更是一种契约精神。
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对外不会制造敌人,对内不会挑动内斗,对外和对内的做法都会让人感到有高度、有气度。在外部环境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内部环境上让大家和谐相处、各司其职,形成意见和建议公开交流的渠道。
我们的有些管理者对外和政府及对手搞不好关系,对内不仅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而且弄得派系林立,乌烟瘴气;有些管理者,不该对下属讲的话乱讲,该对下属讲的话不讲,说话不严谨也不成熟,引发听众的猜忌;有些管理者,从语言到行为上都把自己定位在高高在上,甚至不尊重下属的人格尊严。
我一直认为一个健康的组织,尽管有岗位的不同,但在这个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人格上受到平等的对待和尊重。
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一定不会鲁莽地做出决定和随便行动,任何一个决定和行动,都应该是把组织带向良好的发展途径。在该忍耐的时候能够超级忍耐,是政治家的重要品质。有外国记者问邓小平为什么能够三起三落,最终领导中国时,他只回答了两个字“忍耐”。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时机,在恰当的时候做恰当的事情,才能把事情做成功。
我们有些管理者,在接管一个机构的时候,常常犯两个错误:一是对前任的工作部分或者全部否定;二是急于改革,还没有基础就开始动人、动结构,最后局面就会越来越复杂。确实,有些前任会有一些问题,确实有些人也一定要动下来,但如何把握正确的时机来做事情是一个人领导力成熟的标志。就像一场战斗,早一分钟或者晚一分钟吹响冲锋号,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忍耐的把握还需要懂得受委屈的必要性。
任何一个优秀的政治家,都知道人才的重要性,也都知道如何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刘邦评价项羽的失败是不会用人,而刘邦的成功恰恰是他善于用人的结果。有些企业有一个不好的氛围,在用人上总在议论谁是谁的人。而我认为,不管是从谁手下培养出来的人才,都是企业的人才;不管是谁的人,只要不符合企业的用人标准,不能为企业的文化和业务做出贡献,就应该离开。
现在有些管理者不专注做事情,却反复研究和哪位高层领导接近就能够得到保护,到最后一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还有些管理者,专门挑选服从自己的人,而不是从能力和德行出发来挑选人,更不挑选能够坦率批判自己的人。结果是表面大家一团和气,但没有打拼能力,没有开拓能力,业绩上不去,到最后的结果是自己出局,用人不当反受其害。
一个政治家一定会先抓住主要矛盾。邓小平回到政治舞台后,迅速做了两件事:一是改革开放抓经济,二是拨乱反正抓人心,使中国走上了复兴的道路。还有,大家有一个误解,认为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不会关注细节,其实恰恰相反,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对于细节的关注是一种天生的能力。关注细节不一定是自己去做细节,但是需要敏锐的观察能力。周围人的情感和情绪、事情的处理从何处着手等,都是细节能力的体现。我们有些管理者,每天陷入无聊的是非之中,忙乱无序,觉得自己无比辛苦,抓了无数小事,但却没有成就,最后还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来安慰自己,这是典型的失败心态。从长远来说,大家只会承认功劳,不会承认苦劳,而想要有功劳,一定能够抓住最重要的事情去做,抓住最主要的矛盾去解决。
以上是我认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应该像优秀的政治家一样,具备的一些智慧和能力。当然,我也只是发发议论,我自己也并不具备这些能力。之所以写出来,是为了和大家共勉,为了我们能够一起成为有理想、有高度的人,把我们的事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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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所全日制民办本科院校,近年来,海口经济学院董事会和党政领导班子始终坚持“无论公办民办,都是党办”的办学思想,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把党的建设放在全院各项工作之首,有力推动全院办学规模、教学质量的跨越式发展。
在海口经济学院建设发展的历程中,有许多宝贵之处值得总结和弘扬。其中,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海经院办学取得成功和党的建设工作不断发展的重要经验。
一是站在讲政治的高度,自觉切实加强党建工作。始终坚持党的建设与学院硬件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同步推进。改制之初,学院就按规定报请上级批准成立了党委,建立了各级基层党组织,并随着办学规模的发展进一步健全,实现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络状“全覆盖”,实现了“有群众的地方就有党的工作,有党员的地方就有健全的党组织,有党组织的地方就有正常的组织生活和坚强的战斗力”的目标要求。
二是利用民办院校的体制优势,引进党建工作骨干,形成政治优势。学院花大力气不断从全国各地引进专职党务工作干部,一批刚刚从全国知名高校、党政机关、部队、工矿企业等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干部先后受聘海经院,形成了全院坚强的政治工作力量,对建校初期保证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多年来,在这些老同志的带领下,海经院党的工作成绩斐然,一批年轻党务干部迅速成长起来,形成了全院党建工作的干部队伍优势。
三是不断研究探索民办高校体制下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有效途径和办法。院党委班子成员通过交叉任职的方式和落实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参与学院的决策和行政管理。改制以来,学院严格按照党章规定,先后召开过3次党员代表大会。海经院董事长曹成杰一直在党委班子中任职,并在刚刚结束的第三次党代会和党委全会上当选为党委书记,为党委在全院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管方向、谋大局、抓大事、促发展的作用创造了良好的人事条件和重要的组织保证。
四是以党的主题教育活动为牵引,强化对学院的政治领导。在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基础上,开展了“一个党员一面旗,我为党旗添光彩”“身边的人讲身边的事,用身边典型教育身边人”等主题活动,通过“党员挂牌上岗”“党员示范班级”“党员承诺服务”等途径,积极探索党员联系群众、带领群众的有效载体,先后总结出“零距离对接,项目化管理,带评奖推动”等经验,有效促进了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全院教学科研活动所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先进典型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成功实现了“把教学骨干培养成中共党员,把中共党员培养成教学骨干”的“双培养工程”。
五是坚持学习,不断用马列主义理论新成果武装队伍。院党委坚持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努力营造党员和干部队伍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和习惯。实践中,形成了“设立专题学习思考,联系实际开展研讨”的做法,还适时将党委理论中心组的学习面扩大到全院中层以上干部,并且把学习中形成的经验和成果,定期汇编成《做科学发展排头兵》《身边的感动》《飘扬的旗帜》等专辑,以点带面,在全院形成拓展学习经验、共享学习成果的局面。
海经院始终认为,民办院校在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问题上,与公办院校承担着同样的责任。为此,学院始终强调“要注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工作,把培养学生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强的爱国主义意志品格,放在人才培养目标的首位”。
其一,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建设的基础上,重视全方位的教育引导。通过不断加大对思政课教师教育、培训和考核力度,不断提高教学水平。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成长实际相结合,对刚入学新生开展“始业教育”,对毕业生开展以“母校的政治嘱托”为主题的党课教育。积极探索“封闭式管理与开放式办学相结合、从严治校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纪律和自律相结合”的教育管理模式,建立了“自主学习工程”“温暖帮扶工程”“校园文化工程”“就业创业工程”“安全稳定工程”“德育工作队伍建设工程”等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其二,重视对党建工作阵地的有效投入。学院划拨专款为基层各党总支(直属支部)普遍建立设备齐全、条件优越、别具一格的“党员活动室”,吸引许多同志自觉地在这个红色阵地环境中学习、交流,使之真正成为了广大党员和积极分子心目中的“党员之家”。大力加强党校建设,开设了“院领导与全体学员恳谈交流”专题党课,深受学生欢迎。2001年以来,共举办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54期,培训学员27764名,使学院党校成为培养入党积极分子的主阵地和全院德育教育的第二课堂。
其三,全面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精心培育和凝练具有本院特色的大学精神及其相应的载体,力争把“海纳百川、经世致用”的校训和“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海经精神,外显于重要文化标识上,内化于师生员工的思想和行动中,努力使1800亩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成为广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课堂。学院成立网络安全教育科,并开辟了“海经学子论坛”“辅导员博客”,组建了84名师生组成的“网络宣传员队”,通过邮箱、QQ、微博、跟帖等方式,引导网上舆论。此外,“网络宣传员队”还与艺术学院联合开展了“手绘海经”活动,师生们的手绘作品至今仍是淘宝、天猫等网站上的畅销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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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货币政策工具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连接点,它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而货币政策是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能为央行制定货币政策提供定量的科学参考依据,以有效地抑制和防范通货膨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货币政策可信度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关系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文章论述了货币当局的政策可信度对真实经济波动冲击的辩证关系。认为,在货币当局选择的是以货币总量等而非通货膨胀作为中介目标的非通货膨胀目标制条件下,公众对其货币政策可信度必将下降,真实经济受其拖累,加大产出缺口的波动。要破除这个困境,需要改变原先货币当局自身的多目标、易变动的政策策略。确立较低的通货膨胀目标有助于提高公众对货币政策信任度,使经济朝着目标区方向发展。
货币政策可信度事实指货币当局言行一致。当公众相信中央银行履行其所作的承诺时,货币当局的政策对公众是具备可信度的。从公众总是理性的角度来说,可信度也可以解释为,中央银行事先宣布其政策目标(例如通胀目标),公众的私人预期和该目标一致。反之,如果私人预期偏离了货币政策目标,不论这种预期是高于还是低于政策目标,货币当局都是缺乏可信度的。
根据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模型,通货膨胀预期会对长、短期真实利率产生影响。同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不仅未来的名义汇率而且当前的真实汇率都将会受到通货膨胀预期及其粘性作用影响。这在后面所要提及的产出缺口受通胀预期是否稳定的影响中得到证实。如果货币当局具有政策可信度并实施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并设定了适度的通货膨胀目标区,当公众预期在通货膨胀目标区内,短期内的名义利率将会对短期真实利率形成可预期到的直接作用。此时,在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下,公众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可信度发挥作用,受意料外的通货膨胀出现的影响,公众会通过短期名义利率提升来补偿短期真实利率。
当货币当局公布明确的通胀目标时,公众会将对通胀的预期逐渐调整到与该目标一致。同易于变动的预期相比,货币当局的这种可信度消除了通胀紊乱的一个来源并对反映真实经济变动的产出缺口变动产生较好的改进效果。
对于通货膨胀的波动和产出缺口波动关系,O.E.Svesson的二者关系权衡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货币当局执行的是低可信度并易于变动的货币政策产生的通货膨胀较大的波动,对应此时的货币当局设定较为宽的通货膨胀目标区,造成的产出缺口波动的改进就越小。反之,如果货币当局严格执行公开、透明的高可行性度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时,较好地改进了产出缺口(此时对应较窄的通货膨胀目标区)。
这种货币政策可信度对真实经济的影响,也可以借助经验的菲利普斯曲线来加以理论上的解释。
期中是t季节的通货膨胀率,是外在的通货膨胀冲击随机因素,则看作为t时期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主要取决于现在和历史的通货膨胀。用公式表示为:=,期中货币当局不变的通货膨胀目标,为公众在考虑通货膨胀预期时对货币当局的通货膨胀目标赋予的权重,1-是对过去通货膨胀考虑所赋予的权重。
若=0条件下,则有=,据此来确定通货膨胀预期。此时公众对通胀预期完全取决于过去通胀,即表明在=0时,公众认为货币政策缺乏可信度。故而可以作为衡量货币当局的通货膨胀目标的可信度高低的一个指标。
目前各国货币当局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时,不少中央银行选择了以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作为中介目标、而另外也有些中央银行则放弃了上述中介目标,而选择了以通货膨胀作为中介目标。后者即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其主要特点在于它以中央银行公开的和透明的预测通货膨胀成为该货币政策制度的标志。
通常货币当局的政策目标并非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其主要包括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弥补产出缺口,维持汇率稳定等。在现实中,通常会出现诸如货币当局在确定某项政策目标之后,由于国内经济一些不可控意外因素冲击;抑或由于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去,各国经济联系紧密性造成他国经济的不稳定会传递到本国;也可能由于相关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协调义务等原因迫使一国货币当局放弃原来的货币政策目标,转而寻求其他政策目标。毫无疑问,货币当局政策可信度在公众中大打折扣。这种政策可信度丧失反过来会为以后的政策执行产生更高的成本。
对于货币当局来讲,如果选择了向公众宣布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货币政策高可信度促使公众产生了对政策连续一致的预期,由此公众最终逐渐形成向目标靠近的通胀预期。此时如果当局受多重目标约束或者上述政策环境变迁转而选择其他目标,意味着货币当局企图利用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采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那么公众的理性会促使其重新确立通货膨胀预期,结果使得实际通货膨胀与原来所确立的最优通货膨胀的偏差得以产生,进而影响真实经济。破除这个困境的出路显而易见,需要改变原先货币当局自身的多目标、易变动的政策策略。货币当局的通货膨胀目标由政府来确定,而中央银行仅具有独立的操作权限。
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如新西兰、加拿大、瑞典、芬兰、澳大利亚等国纷纷放弃了以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而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从实践结果来看,这些实施通胀目标制的国家在坏的通胀记录改变和促进透明度方面效果明显,同时也改变了过去实施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当局所遇到的被动局面。
促进货膨胀目标制有良好的实施效果并使其达到和货币政策可信度对真实经济改进作用的良性互动,一般认为除了要确定货币当局(主要是央行)的独立性这一首要条件外,应考虑目标限制条件。其包括通货膨胀目标在整个货币政策多目标中的地位以及目标区的设定。
就通货膨胀目标的地位而言,该制度最大特点就在于放弃了以多重目标的非通货膨胀制而选择以通货膨胀为优先的货币政策目标。但是由于货币当局受到政府制定一些政策目标约束,必然为通胀目标政策坚定的实施带来困难。特别在固定汇率制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必然削弱中央银行通货膨胀目标地位。根据著名的“蒙代尔三角”原理,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可能同时达到。正是由于货币当局(中央银行)要维持汇率不变造成央行放弃将通货膨胀目标作为优先目标,其当然的结局就是公众丧失对货币当局的政策可信度。而在汇率目标和通胀目标可以共存的盯住汇率制,货币当局也应该让公众确信在出现汇率目标和通胀目标冲突时,货币当局会坚持其优先目标通胀目标而不是汇率目标。
货币主义学者认为在确立较低的通货膨胀目标有助于提高公众对货币政策信任度,使经济朝着目标区方向发展。但这里所强调通货膨胀适度目标区具体确定存在一定的困难。经过经济学家建议为达到稳定物价目标,目标区应在0~2%区间。从实践的结果来看,欧洲中央银行(ECB)设定了全球最低的通货膨胀目标区(低于2%),结果导致欧元区货币过紧,有引发通货紧缩的风险。对发达经济体而言目标区应为2%~3%,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快速发展的国家如果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则目标区要定的稍高些,比如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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