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香港抗战时期香港的处境是怎样的相关的共14个结果:
自1842年英国迫使中国签订《南京条约》起,到抗战时期止, 列强用武力和欺骗的手段与中国签订上千项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使列强获取了在华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协定关税权和海关行政权、租界、租借地、驻兵权、沿海和内河航行权、投资设厂权、片面最惠国条款、文化侵略等等特权。这些帝国主义特权互相补充,互为呼应,织成了一张严密的铁网。尽管不平等条约是对国际法的粗暴践踏,但列强却依靠武力为后盾,使中国陷入了不平等条约的泥潭。
最初中国由于长期闭关锁国,不懂不平等条约的严重侵略性质,只是直观地对损兵折将、割地赔款、强开商埠痛心疾首,因此反侵略斗争的矛头并未明确指向帝国主义在华特权。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大, 中国各界人士逐渐加深了对世界现状的了解。尽管不能从帝国主义本质上认识不平等条约的侵略性质, 但对不平等条约违背国际法的性质却逐渐有所了解, 对不平等条约的危害性也渐有切身体会。尤其是日本废除外国特权的事实, 对中国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中国由此开始了修改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随着条约而来的负面影响的加深,中国历届政府企图通过外交途径修改不平等条约。尤其是想修订关税税则, 以增加财政收入。1902年, 清政府向列强提出使关税税则确实值百抽五和修改治外法权的要求。1917年, 北洋政府与列强进行了增收关税的谈判。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 中国代表第一次提出了全面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条件, 并围绕二十一条所引起的山东问题同日本进行了激烈的外交斗争。在 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 ,中国代表又一次提出了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的提案。列强表示尊重中国主权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在适当时期召开关税会议使中国关税税则到切实值百抽五和增收二五附加税;在适当时候组成一个委员会凋查中国司法状况,看中国是否适宜取消治外法权。英国应交还威海卫租借地,法国承认交还广州湾,日本也允许有条件的交还在山东霸占的权益。在这段时期里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只是停留在国际法意义的水平上,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 还停留在感性阶段,因而没有出现系统的有组织的反帝废约运动,也未能真正触动不平等条约体系。
抗日战争是中国由衰落走向复兴的伟大历史转折,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摆脱在旧的国际体系中的屈辱地位。抗战前期,废约问题并未提上议事日程,但作为对中国的一种道义支持和精神声援,美英政府数次声明,将在远东战争结束后与中国讨论废约问题。1940年7月8号,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宣布: “英国准备于战争结束之后, 根据互惠及平等原则, 与中国政府谈判废除‘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及修改条约”。 之后,美国政府声明将在“在条件许可的任何情况下, 和中国政府经有秩序的谈判和协议, 从速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及其它一切美国及其它国家根据国际协定而取得的所谓‘特权’”。1941年12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立即正式对德、意、日宣战,同时宣布“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中意或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这样, 中国与德、日、意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即行废除。由于日本独霸东亚的野心日益显露, 在远东有重大利益的英美等国与中国逐渐走到一起, 最终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国,中国成为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的四大国之一。但是旧约的存在无疑从法律上把中国在盟国中置于不平等的地位, 这与中国目前的地位极不相称。从现实需要来说, 中国战场牵制着百万日军, 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利于鼓舞中国军民的士气,因此美英等国都开始考虑提前废约的问题。
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在1942年3月27日提出一份备忘录, 详细地分析了暂不废约与立即废约的利弊得失。他的结论是,立即废约具有“更重大更持久的意义”。 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建议本国应该立即行动,干净彻底地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应通过以保留特权来维护在华利益, 维护利益的最佳途径应是与中国建立平等互惠的关系和发展双边贸易,但是没有得到响应。丘吉尔和外交大臣艾登保守地坚持部分废约,且建议美英两国在废约问题上采取平行行动,欲以两国共同努力谋求尽可能多地保留在华权益。中国方面在9月下旬已决定提出废约问题。10月4 日, 蒋介石对来访的美国共和党领袖威尔基表示, “中国今日尚未能取得国际上平等之地位, 故深盼美国民众能了解中国, 欲其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 应先使其本身获得平等地位始”,明确地向美方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
1942年夏,太平洋战场上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中途岛大战的胜利,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对盟国有利的变化,也为中国政府的废约活动提供了条件。1942年3月, 中国社会掀起一股要求立即废约的潮流。正在美国商谈美援问题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向美国政府表示, 希望立即废除旧约,订立新约。4月, 宋美龄访美期间在纽约时报发表《如是我观》一文, 呼吁有关国家尽早废除在华治外法权, 引起广泛关注。由于宋美龄身份特殊, 美国对该文甚为重视,同时美国国内盛行着对中国的同情。于是, 美国务院向英国外交部建议考虑在战时废约。
10月9日, 美英根据事先约定, 同时通知中国驻美英使节: 美英准备立即与中国政府就废除在华治外法权问题及相关问题进行谈判。中美之间的谈判相对来说比较顺利。以美方提出的新约草案为基础, 中方就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等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经过谈判, 美方基本接受了中方的意见。但中英之间的谈判却在香港九龙租借地问题上陷入困境。中国政府要求废止1898 年订立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 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 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但英方认为新界问题不在英国准备与中国谈判的范围之内。对此,中方指出,租借地与租界本属同一范畴,既然中英新约将取消在华租界,新界问题理所当然应在谈判之列。蒋介石甚至表示,如果中英新约内不包括收回新界,他就不同意签字。但英方仍拒绝讨论新界问题。僵持之下,还是中国政府作出让步,决定暂时搁置九龙问题,中英谈判才得以顺利进行。1943年1月11日, 中美在华盛顿签署《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同日, 中英在重庆签署《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新约规定废除英美在华领事裁判权、通商口岸特别法庭权、使馆区及一些铁路沿线的驻兵权、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外人引水权、英籍海关税务司权等特权,同时宣布废除《辛丑条约》, 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及北平使馆区的各种权益归还中国。九龙问题未列入中英条约,但中国政府以照会形式提出保留。以美英废约为先导,此后中国陆续与其他国家签署了类似条约,废止这些国家在华享有的各种特权。巴西、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等国随即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四国则在战后与中国缔结了平等新约。根据新签订的条约,取消了外国在中国的下列特权:领事裁判权( 是这次废约的主要内容);上海及厦门的公共租界及其特权;取消各国不平等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与商埠;取消外籍领港人;取消沿海贸易权及内河航行权;取消1901年《辛丑条约》中所规定的驻军权及使馆权,其他关于有影响中国主权而为此次新约所未涉及的各问题, 亦可依照国际公法及现代国际惯例, 随时会商解决之。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基本被打破,中国的废约运动至此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废约之所以实现是有多种因素促成的。战时废约的机遇是抗战时期正式国际格局重建时期,二战的发生使的世界都处在战争的压力之下,中国战场发起对日本的战争是世界大战至关重要的环节。英美等盟国考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这一重大目标的时候不得不重视中国的战略位置和作用。同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决心和毅力,也让世界人民对中国刮目相看。如果中国仍是一个虚弱得病夫, 如果中国没有牵制住百万日军, 战时废约是不可能达成的。毫无疑问, 是无数中国抗日军民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了废约的实现,它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我们应该给这次的废约予以肯定,他打破了不平等条约体系,废除了外国在中国的种种特权,为中国的发展扫清了一定的障碍。单不可否认新约有缺点与不足, 新约并未完全彻底地清除不平等的特权,中国并没有获得真正平等地位,没有摆脱半殖民地的命运, 只是走向完全独立平等的国际地位的第一步,形式上的平等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平等。但使中国获得了独立自主权,从此结束了百年来的屈辱历史。
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并不标志着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与英美完全平等的地位。但是,决定这一状况的主要因素是此时的国力差距及历史的遗留影响,而并非基于条约的规定。就法理而言,中国已经恢复了曾经丧失的部分国家主权,在法律上已不再处于被歧视地位,它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地位得到了确认。虽然这距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尚有一段距离,但这毕竟是民族解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梯。
战时废约外交并非完美无缺,它甚至还带有弱国外交的烙印,但综观整个废约交涉的得失,我们仍不妨说,其成就斐然。它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长期不懈顽强御侮的历史报偿。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香港历经百年的沧桑巨变,已发展为闻名遐迩的“东方之珠”,它之所以能创造诸多“奇迹”,在于将发展教育、开发人才始终放在首位。香港教育体系在中西文化的熏陶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颇具活力的体系。
笔者曾是广东省“第五批赴港交流人员”,受聘于香港教育局语文教学支援组,在香港圣安当女书院和福建中学(小西湾)两所学校工作了一年,认为香港语文教育有许多值得内地学习、借鉴的地方,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香港中学语文教材的一大特色是“题材生活化”,教材从写作、聆听、说话及综合运用部分设计生活化情境,“让学生在熟悉的情境中学习,提升学习能力。”
建构主义学者认为,“为了促进学习者更好地理解,他们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自我发现的活动中;他们必须用当前已有的知识经验实践新的信息,并且在新的信息与旧的知识经验不一致的情况下,解决这些矛盾与差异。”众所周知,语文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香港语文教学强调语文与现实生活的联系,选取与学生生活联系密切、学生感兴趣的素材作为教学题材,就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与动机,学习相应内容的策略与机智。香港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十几年的训练(香港学校都是小班制),练就了自然沉着、大胆得体的表达本领。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香港历经百年的沧桑巨变,已发展为闻名遐迩的“东方之珠”,它之所以能创造诸多“奇迹”,在于将发展教育、开发人才始终放在首位。香港教育体系在中西文化的熏陶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颇具活力的体系。
笔者曾是广东省“第五批赴港交流人员”,受聘于香港教育局语文教学支援组,在香港圣安当女书院和福建中学(小西湾)两所学校工作了一年,认为香港语文教育有许多值得内地学习、借鉴的地方,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香港社会注重人的创造力,特别是创新能力的培养,在教育方面表现亦然。如朗文版教材编写方针第5点就是“训练思维,并培养协作、沟通、创造、批判性思考、运用资讯科技、运算、解决问题、自我管理和研习等共通能力”。此外在语文运用方面,也特别强调“创意空间——从篇章内容引申设计有趣的创意思考活动,培养思考和创造能力”。教材注意学生思维的培养,如表1每一个单元强调思维能力的培养:创造性思考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语文课文练习题也有体现,如我们熟悉的《桃花源记》(启思版)的课后练习:试比较《桃花源记》和下引的一段《道德经》(老子),然后回答问题。(1)桃花源居民“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的生活方式和老子所倡导的“邻国相望……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方式有什么不同之处?(2)试写出上面一段《道德经》的主旨:通过描述________农村生活,表达甘于________、安于________的生活主张(填空题)。(3)你认为老子向往的生活和《桃花源记》所描述的生活有什么相近之处?在单元文化剪影《“桃花源”的文化意蕴》栏目中,解释了“桃花源”的内涵,并与西方“乌托邦”进行了比较。这些练习题,将陶渊明的“桃花源”与老子的“小国寡民”、西方的“乌托邦”全部涵盖,采用比较的方法,达成了“增进知识能力,要求有对文化的认识和反思,及反思能力”的学习目标。正如韩国高丽大学校长李基秀所说:“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性,很大程度上要看这个人是否能从多角度思考问题。”
在香港学校,教师经常向学生灌输的一句话就是“世界讲创意”。在他们平时的教学中也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随着内地与香港教育界日益频繁的交流,香港教师在内地听课后,对我们内地学生在课堂上洋洋洒洒的发言大加赞赏,但对内地学生照搬教辅资料,没有个人独到见解的发言颇有微词。
近几年因内地高考状元放弃无数学子魂牵梦绕的清华、北大而投奔香港的一些大学,引发网民热议内地教育,有的直指要害。孔子云“见贤思齐”,虽说内地的语文教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面对今天不尽人意的教育结果,应该好好反思,学习借鉴香港的经验。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摘要:抗战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巨大发展与广泛传播的辉煌时期。在历经二十多年的理论探索与革命实践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以愈加成熟的姿态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拓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全新的方向;统一战线政策思想的确立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多角度全方位的传播手段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路径保障。抗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不仅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教育宣传工作的开展仍具有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
抗战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国内的政治环境变得复杂而微妙,各种理论思潮的碰撞拉锯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革命实践的不断深入与革命经验的不断总结,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一套独有的宣传体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这使得,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其独特的历史特点。
1938 年 10 月 14 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与命题,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出全新的理论与实践要求。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外延。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向处于革命浪潮中的人民提供的是一种“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不同的客观实际必然导致历史发展的不同结果,将马克思主义机械与教条化并不能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反而会造成反面作用,王明“右倾”错误完全性的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②成为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在充分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性的基础上,身体力行的在理论创作与推广工作中将中国性格与实际环境通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扩宽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广度。
其次,使马克思主义带有中国特性的发展要求,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落脚点。毛泽东提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③,而这种中国特性的形成则必然要从思想内涵与表现形式两方面进行构建。在思想内涵方面,对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中华文化的采纳与吸收显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渗透中国社会的最好切入点,而毛泽东本人所著的《实践论》则成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提供了最佳范本。在表现形式方面,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④,这一思想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改变了单项化的宣传与灌输模式,为多元化多角度的宣传方式提供理论前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使得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暂时让位于民族矛盾,却并又没有完全消弭。争取政治话语的艰难过程,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为形成系统的理论成果以指导的革命发展和满足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需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普遍深入得研究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将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作为宝贵材料,通过概括、提炼与总结,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成果也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内容。在这一理论体系中既有对于中国革命进程与发展的总体把握,也有对于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某一个方面的单独论述,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客观全面的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与革命前途等重大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深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
与此同时,随着党内政治活动的开展,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与综合性文集开始大量出版与广泛发行,报纸期刊的宣传报道亦紧随其后,这使得包括《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内的多篇文章在党内外广为流传,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思想路线教育的重要教材。在其后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的著作材料、讲话知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思想路线教育的重要教材,而在整风过程中对于“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⑤的强调,加快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落实。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至此马克思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广泛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得以开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因此要做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首先就要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神被底层民众所了解,最终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政治效果。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使得这部分群众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获得系统性的学习的机会,具有知识素养的人很少,甚至有99%以上人缺乏识文断字的能力,这部分群众对于学习与了解艰涩的理论术语与体系有着客观上的困难,因此说老百姓的话,运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成为做好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的重要原则。正如列宁曾经说的“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 = 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⑥。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毛泽东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中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对于革命发展的重大意义,并提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该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而他本人亦在众多的文章著作中流露出符合底层群众阅读与理解习惯的行文风格,以《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为例,毛泽东以极其口语化的表达方式,通过类比的手法从生活中寻找例子生动形象的解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工作方针。而“法宝”、“糖衣炮弹”、“两条腿走路”等通俗化的表达方式更是比比皆是,为底层群众直观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提供条件。
其次,为了贴近底民众的生活,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融入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生产生活之中,各式各样的宣传方式纷纷涌现。即有以民间文化形式为依托的革命戏剧、民歌与舞蹈;也有以学习教育为表现形式的识字班、夜校、学习监督组,并提出了“群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将生产运动与学习运动相结合”教育理念;甚至墙画、标语、黑板报等与群众生活细节方面均称为政治思想教育的阵地。以戏剧为例,几乎所有较大一些的村镇在当时都有自己的革命戏剧班子,而《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白毛女》等富有农村革命气息的戏剧类目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得到了十分热烈的反响,并在休闲娱乐中获得了革命的体验,激发了革命了热情。而从1937年在陕甘宁边区兴起并迅速发展为全国性的学习运动的冬学运动则成为全面开展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理念传播工作的有效形式,冬学运动的最初目的是期望通过集体学习让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并最终与民族革命意识和群众正式觉悟结合起来,以造成把学习文化知识的能力这一“老百姓翻身的武器真正的交到广大人民的手上,使广大人民能够更好的用它来加强自己战胜敌人,在战斗中把广大人民这一个无限丰富的文化源泉更好的开发起来”⑦的良好局面。
传播主体多层次发展成为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显著特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与工民群众的上下结合、横贯联通构成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受众体系。
党员干部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核心力量,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信仰的党员干部一直是在党内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的重要任务。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创办干部学校、发展在职教育、发动学习运动、制定规范化的教育流程与制度等方式促进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基本确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的优良学习风气,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坚实保障。知识分子群体受文化背景与阶级属性双重因素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工作中,既是传播的对象也是桥梁。他们在向往与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情感驱动下,开始学习与了解马克思主义,并在理论学习与实践观察的基础上逐渐改变自由散漫等小资产阶级习气,在思想上得到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洗礼。而具备进步革命精神的知识分子,可又以通过运用自身的专业素养,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通过翻译出版马列经典著作、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参与马克思理论教育,并在文学艺术方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形式,帮助党内干部与党外群众学习与掌握马克思主义,这其中以艾思奇、范文澜、张培森、张如心等为主要代表。工农群众的知识水平虽然远落后于知识分子,这在一定程度了限制了工农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习与掌握,但是工农群众在我国革命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其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着可不代替的重大意义,首先,工农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载体,马克思主义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才能运用思想理论的力量焕发群众的革命力量,并以此促进革命的斗争形势与马克思主义新的发挥在那;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效果要依靠工农群众对于理论的实践程度来检验,这是由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的根本目标所决定的,也就是使人民掌握理论,并以理论为指导外化成具体的实践。
可以看出,虽然党内干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所承担的职责并不完全一样,但却在相互连接与共同发展之中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形成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合力。(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4页。
⑤唐宝林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100 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 页。
⑥《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67页。
⑦《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0页。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香港保险法律体系非常有特点,可以说是宽严并济,从宏观来看,通过出台宽松的政策,为保险业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从微观来看,通过严格追究违法责任,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香港保险法律制度的研究与思考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摘要]在香港保险业的发展历程中,良好的法律环境起到了相当重要的重要。本文通过分析香港保险法律制度的沿革及特征分析,比较两地保险业监管的差异性,思考借鉴香港保险法律制度的一些经验做法,为我国保险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关键词]香港;保险法律;研究;借鉴。
【论文正文】
香港保险法律制度的研究与思考
法律环境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保险业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香港与纽约、伦敦并列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也是保险业发达的地区之一。香港保险业的繁荣得益于其拥有完善的保险法律制度和并得以严格地执行。良好的法律环境保障香港成为全球最成熟的保险市场之一。
香港保险业立法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无专门立法阶段。保险业遵守一般的经济法律,如《公司条例》、《雇员补偿法例》中有关保险业的条款。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 1951年,先后颁布了《第三者(向保险人索偿权利)条例》和《汽车保险(第三者风险)条例》。1961年通过了《海上保险条例》。这一阶段虽然颁布了一些针对保险业的监管条例,但监管宽松,保险公司设立的门槛较低。例如,只要有一万港元资金,便能够注册成立一家保险公司。导致市场不规范,保险形象很差。
1974年香港消费者委员会成立后,接到了很多关于保险的投诉,导致其将保险业作为当时的重点打击对象。
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1978年2月,香港特区政府颁布了《保险公司(规定资本额)条例》,将保险公司的股本从20万港元提高到500万港元。1983年正式颁布《保险公司条例》,该条例制定了一套对香港保险业进行审慎监管的法则,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该《保险公司条例》继续有效,最近几年又作了多次修改。如目前现行规定最低实收资本为1 000万港元,经营综合业务或法定类别保险业务的公司最低实收资本为2 000万港元,保障了投保人的利益,确保保险公司有健全的管理及财务状况,并提供了公平及自由竞争的保险市场环境。目前,香港的保险法律体系主要包括:
(一)立法方面。
香港属于英美法系地区,以判例法为主,但在保险法律规范方面却主要是成文法的规定。香港的保险涉及的法律规范可以分为三个层级,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大法,对包括保险业在内的香港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明确的定位。二是立法会制定的法律,如《保险公司条例》、《第三者(向保险人索偿权利)条例》、《海上保险条例》等,属于最高层级的法律;三是保险监理处或保险行业协会依法制定,对法律的一些实施细化的指引,这也属于广义上的法律体系。
为做好保险立法工作,香港《保险公司条例》①第54条规定设立保险业咨询委员会,“以就行政长官转介予委员会有关执行本条例或经营保险业务的事宜,或就委员会认为有利于香港保险业的事宜,向行政长官提供意见。”“咨询委员会须由财政司司长或其代表担任主席、保险业监督(该委员会的当然委员)及行政长官委任为该委员会委员的其它人士所组成,而每位获委任的委员的任期则由行政长官决定。”
(二)执法方面。
主要从行政、民事和刑事等三个方面考虑。一是行政执法。保险监管执法权由香港保险业监理处行使,香港保险业监督的目标是通过审慎监管,维护保单持有人或潜在保单持有人的利益,并促进保险业的整体稳定。授权、日常管理、干预、实地考察四项是行政执法的主要职权。二是民事执法。保险合同纠纷等涉及保险民事纠纷的案件,主要是依法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此外, 1990年成立的香港保险索赔投诉局,提供一个公平而费用低廉的途径处理由个人保单引起的索偿投诉。投诉局的裁决承保公司必须遵守,投诉人则可以拒绝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投诉人有权采取法律行动,向法院提前诉讼。三是刑事执法。对涉嫌保险犯罪的案件,由香港警方刑事侦查并由法院进行刑事审判。香港的《保险公司条例》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设置了极其严格的法律责任,许多行为均规定了违反后的刑事责任。
香港保险法律体系非常有特点,可以说是宽严并济,从宏观来看,通过出台宽松的政策,为保险业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从微观来看,通过严格追究违法责任,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战略上升到立法的高度。
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发表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实行相应的金融保险政策,市场与国际惯例接轨。1990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的《香港特区基本法》,专门明确了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承诺。1997年香港回归后,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构筑了处理与内地金融关系的“法律基础和政策框架”。《基本法》第五章就香港经济、金融制度予以明确规定,规定涉及香港政府“提供适当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以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保障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经营自由,并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以及对外汇基金的支配和管理用途的规定,港元作为法定货币地位、现行发钞机制保持不变、港币自由兑换、资金自由流动、不实行外汇管制等内容。香港法律保障了金融保险业的支柱产业地位,通过实行市场开放政策,使资金、机构、人才广泛聚集,成就了香港保险市场的繁荣。同时,也制定了相关强制保险的法律,对机动车辆保险、游船保险、责任保险等进行扶持。
(二)规定了严格的违法责任。
《保险公司条例》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设置了极其严格的法律责任,规定了违法行为应负的刑事责任。涉及的条文有24(17)条,其中涉及罚金刑事责任的条文有23(16)条,涉及监禁刑事责任的有13(9)条。涉及的行为有:非法从事保险和保险中介业务,违规任命控权人(高级管理人员),控权人、核算师、精算师变更未通知(报告)保险监管部门,帐目未按规定存交,违反资产运用限制,违反长期业务转让的规定,违反香港资产维持规定,提交虚假材料,清盘未通知(报告),违反保密规定,欺诈误导,违反保险中介有关规定等,均需承担相应罚金或者监禁等刑事责任。
(三)强化诚信监管。
1.有关保密的规定。
第53A条对保密义务及其违反的法律责任作了规定,即:除公职人员和获保险业监督雇用或授权或协助保险业监督的人等法定人员外,对在根据条例行使任何职能时获悉有关任何保险人的事务的一切事宜,均须保密及协助保密;不得将该等事宜传达他人,但与该等事宜有关的人除外;不得容受或准许任何人取用其所管有、保管或控制的任何纪录,或取用由任何其他获如此委任或雇用的人所管有、保管或控制的任何纪录。
任何人违反上述规定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200 000港元;如属个人,则可另处监禁2年;或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第6级罚款;如属个人,则可另处监禁6个月。
2.有关禁止误导陈述和虚假材料的规定第56条、41条对误导和提供虚材料的法律责任均作了规定。如第56条规定: (1)任何人如藉其明知是虚假、误导或有欺骗性的陈述、承诺或申述,或不诚实地隐瞒重要事实,或罔顾后果地作出任何虚假、误导或有欺骗性的陈述、承诺或申述,以诱使或企图诱使他人订立或要约订立任何保险合约,即属犯罪,可处第6级罚款及监禁12个月。(2)任何促使或准许在根据本条例的任何条文而送达、提交或寄出的任何通知、报表、陈述书或证明书内;或存交的任何文件或文件副本内,包括有他明知在要项上是虚假的陈述,或罔顾后果地促使或准许如此包括有在要项上是虚假的陈述,即属犯罪,可处罚款200 000港元,如属个人,可另处监禁2年。又如第四十一条规定:任何人根据规定向保监部门提交材料时,提交他明知是在要项上虚假的资料或罔顾后果地提交在要项上虚假的资料……即属犯罪,可处罚款200 000港元,如属个人,则可另处监禁2年。
(四)关注重点的保险从业者。
1.保险中介人。
第65条至78条是关于保险代理人及保险经纪人的规定,特别是第77条规定了违反上述规定的法律责任。
第77条第3款规定同时从事代理和经纪业务的法律责任。任何人同时显示自己是获委任保险代理人及获授权保险经纪,即属犯罪,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100 000港元及监禁6个月。
第77条第12款规定未将客户款项存入独立账户或在客户款项上作按揭或抵押的法律责任。任何获授权保险经纪没有将客户款项存入独立帐户内;或在客户款项上作出按揭或押记,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1 000 000港元及监禁5年;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100 000港元及监禁6个月。该条第13款规定:任何认可保险经纪团体没有依法备存登记册;没有依法将保险业监督指明的资料备存于登记册内;没有提供保险业监督规定提供的资料;没有向保险业监督提供依法须提供的详情;没有交出依法须交出的簿册或文件,即属犯罪,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100 000港元,此外,在裁判官信纳该项罪行持续期间,另加每日罚款500港元。
第77条第14款规定保险经纪机构未按规定委任核算师的法律责任。任何保险经纪没有遵从有关核算师委任的规定,即属犯罪,可处罚款10 000港元,此外,在裁判官信纳该项罪行持续期间,另加每日罚款500港元。
2.保险高级管理人员。
第13A条规定,获授权保险人委任任何人为其控权人(controller,常务董事或行政总裁),需先向保险业监督送达通知书,说明建议委任该人为控权人,并经过保险业监督按照法定程序的认可。对保险公司违反规定委任控权人的,即属犯罪,可处罚款200 000港元。对违规出任或继续出任控权人的,即属犯罪,可处监禁2年,而在该项罪行持续期间,另加每日罚款2 000港元。
第14条规定,凡获授权保险人的董事或控权人有任何改变,则保险人须立即以书面将该事实通知保险业监督,否则,即属犯罪,可处罚款200 000港元,如属个人,则可另处监禁2年,而在该项罪行持续期间,另加每日罚款2 000港元。
3.精算师和核算师。
第15、15A、15B条规定了保险公司须委任核算师和精算师,并将核算师和精算师的委任和变更情况及时通知保险业监督,否则即属犯罪,可处罚金的刑事责任。
(五)对非法保险作了严格的限制。
《保险公司条例》不仅对保险业务的经营作了禁止性规定,而且对“保险”词语的使用也作了严格的限制。
第6条经营保险业务的限制作了以下规定: (1)除获授权经营该类别保险业务的公司、劳合社、保险业监督认可的承保人组织外,任何人不得在香港或从香港经营任何类别的保险业务。任何人违反上述规定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2 000 000港元;如属个人,则可另处监禁2年;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200 000港元;如属个人,则可另处监禁6个月;在该项罪行持续期间,另加每日罚款2 000港元。
第56A条对使用“保险”等词的限制作了以下规定:非经合法授权,在香港进行业务的描述或名称中使用“保险”一词或“保”字及紧接其后的“险”字,或使用英文“insurance”或“assurance”一词或该词的英文衍生词,或使用该词在任何语文方面的翻译,或使用字母“i”、“n”、“s”、“u”、“r”、“a”、“n”、“c”、“e”或“a”、“s”、“s”、“u”、“r”、“a”、“n”、“c”、“e”并以该次序排列;或在任何单据上款、信纸、通告或广告中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作出陈述,即属犯罪,可处罚款200 000港元,如属个人,则可另处监禁2年。
第77条对非法保险代理人和保险经纪人作了以下规定: (1)任何人显示自己是任何保险人的保险代理人,但却并非该保险人的获委任保险代理人,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1 000 000港元及监禁2年;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100 000港元及监禁6个月。(2)任何人显示自己是保险经纪,但却并非获授权保险经纪,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1 000 000港元及监禁2年;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100 000港元及监禁6个月。(3)任何保险人透过任何保险中介人订立保险合约;或接受任何保险中介人向其转介的保险业务,而该保险中介人并非其获委任保险代理人;或获授权保险经纪,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1 000 000港元及监禁2年;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100 000港元及监禁6个月。
(六)授权保险业联会履行部分监管职责。
《保险公司条例》特别授权香港保险业联会负责对保险代理人的监管,并对保险业联会制定的规定及采取的监管措施给予法律的强制执行力。
第66条规定有关保险业监督对香港保险业联会制定的实务守则有执行权:保险业监督有权向任何获委任保险代理人发出通知,当保险业监督认为该获委任保险代理人已违反实务守则,获委任保险代理人有14日时间令保险业监督信纳:他并没有如所指称违反实务守则;或实务守则的违反并不足以成为取消登记的理由。否则,保险业监督有权指示为该获委任保险代理人登记的保险人取消该获委任保险代理人的登记,并将其姓名或名称从登记册中注销,而该人则须停止作为保险代理人。
第67条有关保险代理人的实务守则的规定:香港保险业联会在保险业监督认可下,须发出管理保险代理人的实务守则;按保险业监督的指示,修订管理保险代理人的实务守则;如没有事先取得保险业监督的书面认可,不得修订或撤回实务守则。任何保险人在其管理保险代理人方面,须遵从获认可的实务守则。保险业监督有权要求任何保险人及任何保险代理人,提供足以核实该保险人或该保险代理人遵从实务守则的资料。任何保险人没有遵从根据第67条认可的实务守则,即属犯罪,可处罚款100 000港元。
第77条在违反保险业联会制定的事务守则的法律责任方面也作了规定,具体如下:任何保险人委任一名代理人,而他知道该项委任促使该代理人获多于订明数目的主事人委任;委任一名低于认可实务守则所定最低资格的代理人;根据一项书面代理协议委任一名代理人,而该协议在某要项上不符合香港保险业联会根据认可实务守则采纳的标准代理协议的最低限度规定;在无香港保险业联会所成立的保险代理登记委员会的确认下,确认任何保险代理人的委任;或在香港保险业联会所成立的保险代理登记委员会向其转介任何投诉时,没有调查该投诉,没有将调查结果及所采取的行动(如有的话)向保险代理登记委员会报告,或没有按保险代理登记委员会的规定采取纪律行动,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1 000 000港元及监禁2年;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100 000港元。
(七)保护保单持有人利益。
规定了非法从事保险(中介)业务订立的保险合同的效力———并不当然无效,其效力由保单持有人进行选择。
第6A条及第65条规定: (1)凡保险人在违反有关保险业务须经保险业监督授权或认可的规定下订立与任何类别的保险业务(但并非属再保险业务)有关的保险合约,该合约可由保单持有人选择是否即使在违反上述规定下,仍可由保单持有人强制保险人履行;或基于违反上述规定而属无效。(2)保单持有人如依据前款规定选择使保险合约在合约期满前无效,则有权取回其根据该合约支付的代价。(3)凡保险人在违反有关保险业务须经保险业监督授权或认可的规定订立与任何类别的保险业务(属再保险业务)有关的保险合约,该合约并不会仅因此项违反而属无效或可使无效。(4)凡保险人在违反有关保险中介人须获委任的规定下订立任何保险合约,该合约可由保单持有人选择是否在违反上述规定下,仍由保单持有人强制保险人履行。若保单持有人根据前款规定选择使保险人合约在合约期满前无效,即有权取回其根据该合约而支付的代价。
第71条规定保险经纪客户款项留置、押记或按揭的效力。除非在客户帐内的款项是供缴付当时须偿还及欠下保险经纪的费用,否则保险经纪或透过保险经纪就客款项作出的留置权或申索,均属无效。保险经纪就客户款项而作出的任何押记或按揭均属无效。
第13B条(8)款规定保险人违规进行内部投票权交易的效力。任何有关取得保险人内部投票权的交易,不得纯粹因违反有关保险人的控权人需经保险业监督认可的规定而属无效或可使无效。
内地保险业起步晚、基础差,保险立法和执法体系还存在不少问题,研究香港经验做法,对内地保险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进一步完善保险法律支持体系。
香港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过在立法上明确了金融保险业的支柱地位,使保险业得到飞速的发展。这可以充分证明,无论是哪一国家或地区,法律环境是保险业发展的必不可少条件。与香港不同,内地幅员辽阔,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差异很大,不可能都把金融保险业作为支柱产业。但无疑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和广东、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的省份是有这样的条件,通过地方性立法或政府规划把金融保险业定位为支柱产业,研究制定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技术、产业布局等政策,合理配置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种资源,能够引导保险业科学发展。
即便是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未达到把金融保险业作为支柱产业的省市,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现有法律体系框架和地方的职权范围内,针对特殊行业出台强制保险政策或地方性法规。如公众责任事故、建筑意外伤害事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等都可以通过地方性立法来实施,扩大风险保障面,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又如通过执法、司法环节的改进,可为保险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加大对保险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香港法律对许多保险违法行为均定性为犯罪并规定了刑事责任,大部分还规定了监禁的刑事责任。而内地保险违法行为除了刑法第174条关于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的规定、第183条关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贪污罪和侵占公司财产罪的规定和第198条关于保险诈骗罪的规定共三条关于保险犯罪的规定外,其他关于保险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均为行政法律责任,相关的罚则散落在《保险法》、国务院法规和中国保监会规章中。如香港规定保险公司违反规定委任控权人,以及变更控权人未及时报告保险监管部门的,对保险公司和控权人均属犯罪应追究刑事责任。同样行为在内地规定了行政责任,《保险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第46条规定:保险机构未经核准擅自任命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对适用报告制的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任职条件予以任命的,由中国保监会或者其派出机构予以警告,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第48条规定:保险机构有未按照本规定及时报告有关事项等情形的,由中国保监会或者其派出机构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予以警告,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
在当前内地保险立法偏宽松的情况,必须通过严格执法来弥补。对于严重的违规机构要停业整顿,吊销经营许可证;处罚到法人机构的董事长、总经理这一层级;涉及违法犯罪的个人,坚决移送司法机关。通过加大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维护保险市场秩序。
(三)探索市场化的保险产品费率形成机制。
香港法律未对保险条款费率的审核作出规定,该事项由保险公司自主决定,采取完全市场化的手段厘定条款费率。我国内地则对保险条款和费率进行了监管,《保险法》第136条规定:“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时,遵循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和防止不正当竞争的原则。审批的范围和具体办法,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其他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第137条还对未经审批或备案规定了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
从长期来看,内地保险业要探索市场化的费率形成机制,只要不违反公平公正的原则,不损害保单持有人和公众的利益,则放松监管产品非法费率的管制,除极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外,其余都交由保险公司自主定价,可降低费率高企的利益可操作空间,确保监管资源集中在有监管需要的范畴。
(四)大力保障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香港对违反诚信、违规经营等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要通过刑事责任来追究。同时,在保险合同以及合同纠纷上也赋予保单持有人更多的选择权。内地对违反诚信的经营行为主要通过行政处罚来处理。
如《保险法》第116条规定,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第162条规定保险公司有本法第116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限制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或者吊销业务许可证。
从实施效果看,法律上对加强保险诚信服务,维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权益的保障力度不够、保障效果不明显,社会公众认为保险诚信服务不到位,行业形象不佳。在此情况下,保险监管应根据现行法律规定,通过出台细化的监管政策和监管制度,明确行业服务标准,建立保险纠纷调解机制,加大失信惩戒体系,树立诚信服务的良好氛围。
(五)充分发挥保险行业协会的作用。
香港法律特别授权香港保险业联会负责对保险代理人的监管,并对保险业联会制定的规定及采取的监管措施给予法律的强制执行力。内地保险行业协会纯粹是一个行业自律组织,无法律授予的监管职责,制定的行业规定无法律强制的执行力,靠会员单位自觉执行。
为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一方面,应给予保险行业协会一定的授权,或者允许保险监管部门将部分事务性工作委托保险行业协会实施,让保险行业协会在规范市场、促进行业发展、行业自律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要推进行业协会改革,促进其逐步向市场化方向运转,充实各方面的专业人才,提高行业协会的公信力。
浏览量:7
下载量:0
时间:
人质谈判是指在绑架案中,谈判员与劫匪之间的谈判,风险很高。人质劫持者可能产生了情绪或心理错乱。其劫持人质的具体原因也许是不合乎理性的,劫持者还可能具有自杀倾向。在此类人质劫持事件中,人质和劫持者之间通常存在某种关系。此类事件通常是没有预谋的。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香港警方处置人质事件谈判原则对内地警方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香港警方处置人质事件谈判原则对内地警方的启示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 香港警方谈判组在人质事件处置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安全、和平解决人质事件、谈判优先,指挥员不可兼谈判员等谈判原则,对内地警方在处理人质事件中具有积极借鉴和学习作用。
关键词:香港警方; 处置人质事件; 借鉴。
2011 年 12 月 7 日至 16 日笔者有幸参加公安部人事训练局组织的突发事件处置研修团赴香港警方研修。期间,研修团根据内地与香港警方培训交流合作计划,通过专题讲座、实地考察参观、座谈交流等形式对香港警方处置突发事件的基本指挥架构、处置方法、人员训练和装备设施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交流和学习。其中通过对香港警方谈判组在人质事件处置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安全、和平解决人质事件、谈判优先,指挥员不可兼谈判员等谈判原则的学习,感触颇深,深受启发,值得内地警方在处置人质事件中借鉴和学习。
香港警察谈判组成立于 1975 年,谈判组由志愿参与的警察组成,平时从事本职工作,只是在遇到需要出动的案件或事件时,才应招迅速出动。谈判组主管直接向警务处助理处长 ( 行动)负责,他有两名副手协助处理工作。谈判组分为4 支谈判队,每名副主管负责指挥两支谈判队,每支谈判队各设队长一人。每支谈判队都有一支6 人反恐怖活动小分队。
香港警察谈判组主要负责处理以下几类事件: 反恐怖事件,涉及刑事成分的胁持人质事件,涉及家庭纠纷的胁持人质事件,与警对峙事件,企图轻生事件。1985 年开始,其主要责任为处理挟持人质、绝困及企图自杀案件,及( 于 2005 年开始) 协助处理大型公众活动的协调事务。
谈判组的组织结构: 谈判组的成员包括谈判主管、队长、谈判员、策略员、联络员、联络员、记录员。
1、谈判室主管: 负责协助谈判员制定谈判策略,监测谈判员与策略员状态,与其他谈判员保持联络;2、队长: 负责领导谈判小组,与指挥官商定谈判策略,确保谈判室人员不被打扰;3、谈判员: 负责与对方展开对话,建议如何和平解决事件,运用谈判技巧软化对方,在对话中套取有用的资料,以作为处置活动的依据;4、策略员: 负责确保谈判员安全,为谈判员出谋划策,并协助制定谈判策略,肯定谈判员的工作,给予适当的鼓励,有需要时担任谈判员。
5、联络员: 负责主要和现场其他单位联络,收集有用的消息并进行分析,然后提供给谈判员,服务于谈判,需要时代替队长与指挥官联络,必要时担任队长职务;6、资料统筹员: 负责联络其他单位安排器材; 确保运送物品准时稳妥,与特警队保持联络,在运输过程中与谈判对象保持联络;7、记录员: 负责事件报告版,记录谈判中有用的对话和资料,向谈判员作适当提示,有需要时代替其他队员。
香港警方根据不同人质事件确定谈判人员人数,对企图自杀事件的处置,安排二至三名谈判人员,对严重案件,视情况安排多名人员,必要时心理专家参加谈判活动。
由于各司其职,分工非常清晰、明确,在行动中相互配合、鼓励充分发挥团队的作用。因此,为警方通过谈判成功处置人质事件提供了保障。
( 一) 强调谈判工作先行。
一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劫持人质事件是警方的最高目标,因此,为达到无伤亡或最低限度的代价解决人质事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专业谈判措施就成为和平解决劫持人质事件的重要手段。
二是谈判可以赢得时间。通过谈判可以稳定对方的情绪,可以控制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为现场指挥员了解案情、制订方案及支援警察到来争取宝贵时间。
三是通过谈判,可以迅速了解劫持人质案件发生的原因、人数、伤亡等情况,为现场指挥员正确决策,制定可行的行动方案、有效处置提供条件。
( 二) 安全至上。
香港警方把尊重生命、保障人权以及人性化执法的理念贯彻到人质事件处置中。香港警方在处置人质事件的目标是谈判与武力结合力争和平解决人质事件。在处置过程中拯救所有人质、确保警方人员安全、逮捕所有涉案犯罪嫌疑人。当人质事件升级为必须通过武力解决时,应通过战术性谈判尽量减少人员的伤亡。
( 三) 指挥员不兼谈判员。
香港警方在处置人质事件中强调,要建立以现场指挥官为核心的指挥体系,对处置现场有程式化的规定,指挥员和警员任务明确。在人质事件处置中强调指挥员与谈判员各司其职,不能分散精力。一是如果指挥员充当谈判人员,一旦劫持者提出具体要求和条件,指挥员就难以进行有效的缓冲和推托。由其他人员担任谈判员,回旋余地会更大一些。二是可避免妨碍全案和谈判连续性之考虑,尤其是谈判员在现场谈判过程中不受干扰,由专人负责 ( 联络员) 与谈判员的信息联系,由策略员通过联络员协助谈判员工作。
( 四) 谈判员不兼攻击手。
一是谈判人员不一定具备担任攻击手的能力; 二是如果行动不一定能保证警察、谈判对象、他人的安全; 三是这次成功并不能保证下一次也能成功,因为谈判的目的是和平解决事件。
( 五) 不交换人质。
在人质事件处置中,不答应提出的更换人质的要求,谈判人员不提出交换人质的建议。一是避免劫持者劫持新的人质; 二是避免劫持者筹码升值; 三是避免谈判人员感情用事。
( 一) 树立通过谈判即保安全又能和平解决人质事件的处置理念。
目前,内地警方在处置人质事件的实践中通过谈判促成和平解决的比例很小,在处置实践中,内地警方部分指挥员在处置过程中虽然采取谈判措施,但迫于来自现场各方面的压力,希望快速解决人质事件,多数还是以击毙劫持者方式处置,导致一些劫持人质案件的处置出现劫持者被击毙,人质伤亡情况,如2011 年8 月30 日12时许,南京警方接浙江宁波警方通报,8 月 27日宁波发生一起命案,阳兵等 4 名犯罪嫌疑人乘坐的皖 D21897 客车可能途经南京。13 时许,警方在长江三桥收费站发现该嫌疑车辆,遂对其检查。检查中,犯罪嫌疑人阳兵在车上突然持刀劫持一名 9 岁小女孩,并将一名男性乘客李某控制在车尾,与警方形成对峙。14 时 20 分,经警方劝说,3 名犯罪嫌疑人下车投案,劫持人质的犯罪嫌疑人阳兵仍与警方对峙。
15 时 15 分,犯罪嫌疑人阳兵突然情绪激动,意图伤害人质,为确保人质安全,警方果断处置,将嫌疑人阳兵开枪击伤后擒获,两名人质获救。本案中,南京警方在处置 “8. 30”劫持人质事件中人质李某被警方开枪误伤值得反思,从现场情况分析看,南京警方在有可能通过继续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时急于使用武力。虽然人质获救,但造成人质受伤,曹到社会舆论的评论和人质家属的质询,最终效果打了折扣。随着我国社会发展进步,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生命已经成了处置人质事件中的首要任务。在处置劫持人质事件过程中,警方应首先立足于通过谈判促使劫持者投降,在确保人质、现场群众和警察安全的同时,慎重使用击毙劫持者的处置方式,并尽可能地挽救劫持者的生命。
( 二) 注意保护警察自身的安全。
香港警方在人质事件处置中非常注重警方人员的自身安全,不允许用警察自身去交换人质,谈判人员不提出交换人质的建议。近几年来,内地警方在一些人质事件处置的中,警察常常挺身而出,不惜以牺牲自己生命来保护人质安全,采取用以警察交换人质的处置方法,如 2010 年 7月 25 日晚,伊春市金山屯公安分局指挥中心接到居民常荣拨打的 110 报警称,被公安机关通缉的刘某闯入在金山屯区团结街居住的她弟弟常义家中,正在对常义实施报复。接报后,金山屯公安分局局长车明新立即启动紧急处置预案,带领民警赶赴现场。
正在值班的刑警大队侦查员周城和治安巡警大队副大队长孙晓波率先赶到现场。常义的妻子孙某向民警反映常义被刘某劫持在自家家中。不久,刘某持手枪逼着常义打开房门往外走。站在前面的民警周城当即示意,让常义往大门外跑。趁着刘某看见警察,注意力分散,常义跑向院外,并大声喊 “有枪”。看到常义跑出院子,刘某用枪瞄准周城和孙晓波,并对二人叫喊,“你俩把他整跑了,你俩跟我进屋,要不进来我就把屋里的两个人质都杀了。”民警孙晓波说, “别激动,我们跟你进去,把屋里的人质换出来。”刘某用枪逼着两名民警慢慢退进屋里。
进屋后,借着微光,两名民警看见犯罪嫌疑人刘某的左手捂在胸前按着一个长约 30 公分的布包,嘴里还咬着一条蓝色的绳子,绳子的另一端连在包内,腰间系着一枚手榴弹,手榴弹旁边还有一把弹簧刀。民警发现屋内并没有刘某所说的 “人质”。刘某威逼民警周城坐在沙发上,从身后解下 1 枚手榴弹,强迫周城把手榴弹绑在身上。刘某要求: “让常义和常荣马上来。”孙晓波用手机给分局领导打电话说明了两人的处境和刘某的要求。此时,刘某又强迫孙晓波将左手用绳子绑上,将绳子的另一端绑在周城的右手上,并让周城把连在一起的绳子绑在周城腹部手榴弹的拉环上。车明新多次与刘某通话劝其放下武器。刘某不但不听劝阻还对着电话大骂,并要求现在就见到常荣姐弟。
刘某情绪已经无法控制,称要是见不到人就把周城和孙晓波杀掉。情况紧急,车明新命令刑警大队长叶岩带领民警执行第三套方案,秘密接近现场。屋内,刘某称要将周城先杀掉。接着他开始倒计时数 3 秒、2 秒……听到刘某的威胁,已经潜入现场的大队长叶岩和民警果断开枪射击,将刘某击毙,并将周城和孙晓波成功救出。此案处置结果人质获救,但是,民警孙晓波负伤。这样的处置无异于以民警的生命为代价换取人质的安全解救。从以人为本关爱民警和保护民警生命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应提倡这种以警察的生命为代价换取人质的解救方法。在处置劫持人质事件过程中,警方都应把人质、现场群众和警察自身的安全放在首位,力争通过优化策略、强化战术,在保证民警安全的前提下,救出人质。
( 三) 加强统一指挥,指挥员与谈判员应分工明确。
香港警方在处置人质事件中强调,要建立以现场指挥官为核心的指挥体系,对处置现场有程式化的规定,指挥员和警员任务明确。在人质事件处置中强调指挥员与谈判员各司其职。目前,内地有些地区警方在处置劫持人质事件中由现场的所长、队长甚至局领导负责直接介入谈判活动或谈判员兼攻击手的情况相当普遍,虽然,从处置效果来看,有的达到和平解决的结果,有的为武力处置创造条件。但是,在劫持人质事件的处置中存在着指挥员边谈判边指挥,容易导致指挥失误或贻误战机; 谈判员兼攻击手在执行武力攻击时由于谈判员的体能、技能不过硬,不能一招制敌,在处置过程中容易导致人质、警察不必要的伤亡。如 2008 年 11 日 21 时许,犯罪嫌疑人余某 ( 男,34 岁,四川人) 到建水县北正街罗永付家索要欠款,正在外出的罗永付获悉后让亲戚罗林到家中查看。罗林到达罗永付家后,发现大门紧闭,从窗外看见余某手持一把匕首架在罗永付儿子罗忠道的脖子上,余某情绪激动,罗林等人发现情形不对,立即向建水县公安局报案。接报后,建水县公安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
建水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黄保奇与民警一起赶到现场,在北正街购物中心旁,黄保奇看见,一个脸色白净的年轻人手持一把匕首,架在一个小孩的身上,“都让开,都让开! 不然我就把小孩子杀掉! ”黄保奇听出凶手操着一口四川方言, “不要伤害人质,有什么话好说! ”看到公安民警出现,惊恐的凶手使劲地勒住孩子的脖子,孩子的脸色顿时开始发青。年轻的四川男子疯狂地向民警大吼着,叫他们离开,说他 “到北门环岛就放人”。凶手一边与民警讲着条件,一边挟持孩子向北门方向走。“请你冷静,千万不要伤害孩子,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 ”黄保奇一边靠近歹徒一边不断地劝说,让他放开人质,争取宽大处理。但凶手一边挥舞手中的匕首一边后退,拒绝就范。此时,县政法委副书记邹志军、建水县公安局副局长童金录路过此地,发现有歹徒绑架人质,便立即挺身上前,加入到抓捕歹徒的行列中。 “放下刀,放开人质! ”
几人将歹徒团团围住,抓捕人员距离犯罪嫌疑人越来越近,建水县公安局副局长童金录距离犯罪嫌疑人只有 2 米了。他冲上前去,猛抢歹徒手中的匕首。由于周围太暗,灯光不明,一时无法看清,童金录只夺下歹徒左手所持的刀鞘。见有人上前,歹徒迅速转身,持刀向童金录猛刺,童金录被刺中腹部受伤。黄保奇见此情况,迅速冲上去按住挥舞着匕首的歹徒,黑暗中,歹徒紧握匕首不停地挣扎,激烈的搏斗中,县政法委副书记邹志军被刀刺伤了腿,倒在地上。为了确保被劫持人质的安全,黄保奇死死按住歹徒,被劫持的孩子乘机挣脱歹徒逃离,最终安全获救。面对死死抱住自己不松手的黄保奇,丧心病狂的歹徒用匕首向他狠狠刺去,鲜血喷涌而出。见黄保奇已身负重伤,歹徒拖着仍抓住他衣服的黄保奇起身逃跑。拖了 10 多米远后,黄保奇倒在血泊之中。这时,前来增援的民警已经赶到,他们将歹徒按翻在地,迅速制服。
本案中,建水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黄保奇在解救人质过程中,既担任谈判员、又担任攻击手,在行动的过程中被犯罪嫌疑人刺中数刀,不幸牺牲,虽然人质被解救,但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本案中反映出我们在人质事件处置活动诸多问题: 现场指挥混乱、没有对现场进行有效封锁控制、特别是担任谈判员及攻击手是导致警察伤亡的主要原因。因此,内地警方在人质事件处置中为妥善处置人质事件应增强统一指挥,明确分工,明确指挥员、谈判员职责,防止出现指挥、战术上的失误,避免或减少伤亡代价。
( 四) 加强专业谈判队伍的建设。
目前,内地警方除北京、上海、广东等少数地区有专业的谈判队伍,其他地区警方还没有专门用于发生对峙后与犯罪嫌疑人进行谈判的专业化队伍,多数处置胁持人质事件的谈判均由到达现场的警员甚至领导负责,谈判者多凭经验出发、临场发挥,专业性不强,很难妥善处置劫持人质事件。因此建立专业的谈判队伍势在必行。
建议在大中城市、地级警方根据需要建立适当规模的兼职谈判队伍。
[1] 郝宏奎。 反劫持谈判与战术 [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2] 香港警务处。 香港警方谈判人员讲义[3] 彭伟,张培杰。 南京警方在处置 “8. 30”劫持人质事件引发 的 思 考 [J]。 湖 北 警 官 学 院 学 报,2012,( 1) .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经济转型指的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发展模式、发展要素、发展路径等等转变。从国际经验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型工业化国家,无一不是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我国从九五计划开始即提出了经济转型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经济学理论相关论文:香港经济转型和香港的发展。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香港经济转型和香港的发展全文如下:
香港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中心,是继纽约和伦敦之后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是香港经济与香港港互动的结果。香港港支持香港经济的发展,而香港经济的发展,又可以生成更多的货流,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从1992 年至2004 年,香港港雄踞全球集装箱港口榜首十余年。内地改革开放后香港制造业大量内迁,香港自身货流生成能力随之大幅度下降,香港港成为一个靠中转货流支撑的港口。2012 年,香港港中转货物吞吐量占货物吞吐总量的58.7%,集装箱中转吞吐量更占集装箱吞吐总量的70.9%。这表明,港口的类型主要取决于所在城市的经济形态,并随着城市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香港港成为中转港,是香港经济转型的结果。
20 世纪70 年代,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抓住了发达国家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机会,利用自己价廉、高素质劳动力的优势,大力吸引外来的投资和技术,以发展加工贸易带动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从而迈入了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被称为“亚洲四小龙”。1980 年,香港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2.8%,就业人数超过100 万,约占香港就业人数的40%,制造业成为了香港的支柱产业。加工贸易中原材料、零部件的大进和制成品的大出,都需要港口,尤其是集装箱港口的支持。当时的香港港已经是全球的集装箱大港(全球排名1970 年第31 位、1975 年第4 位、1980 年第3 位),而制造业又可以生成大量集装箱货流,保证了港口的持续繁荣。
1976 年,香港外贸出口额达415.6 亿港元,其中中转额89.3 亿港元,占21.5%;外贸进口额达432.9 亿港元,其中中转额约71.4 亿港元,占16.5%。中转贸易总额仅占外贸总额的18.9%。中转货流的附加值高于本地生成的货流,因此,中转货物吞吐量占港口货物吞吐量的比重小于中转贸易总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
20 世纪80 年代,内地实行改革开放,自发展加工贸易起步。内地无论是劳动力成本还是土地成本都远低于香港,而且还有吸引外来投资的优惠政策,香港的制造业纷纷内迁,汇集珠三角地区,以致香港制造业迅速萎缩。因此,虽然香港制造业已内迁,但是由于当时国家无力大规模投资港口建设,尤其是集装箱港口建设,内地港口生产能力严重不足,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生成的货流仍需通过香港港进出,从而使香港港由为本地货流服务转型为以中转为主的港口。2003 年,香港港集装箱中转吞吐量比重达51.5%,超过香港自身生成的集装箱货流;2007 年,中转货物吞吐量比重达54.1%,超过本地生成货流,表明香港港已转型成为中转港。同时,中转贸易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近10 年来,中转货物在香港中转的增值(即离岸价格与到岸价格之差,也就是中转服务的毛收入)占GDP 1/4 以上。货物中转的增值绝大部分可以计入GDP,基本上可以视之为中转贸易对香港GDP 的直接贡献。2012 年,货物中转增值对GDP 的贡献率为27%。因此,港口的市场定位主要取决于所在城市的经济类型以及所处环境的变化。
长期以来,香港港被认为是典型的国际中转港,但事实并非如此。
建设大型集装箱枢纽港需要相当规模的集装箱货流,而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单凭一个城市生成的货流不足以达到支持枢纽港建设所需的经济规模,必须要有外地货流即中转货流的支持。
根据中转货流的来源,集装箱枢纽港可以分为腹地型枢纽港和中转型枢纽港。腹地型枢纽港是指外地货源主要来自内陆腹地的港口,即陆向腹地,这些地区的货流是通过陆路运输和内河运输向这个港口集中或自这个港口陆向腹地集疏运。中转型枢纽港则是指货源主要依靠周边港口,即海向腹地提供的货源,这些地区的货流通过海上集装箱支线网络进行集疏运。此外,所谓复合型枢纽港是指集装箱货源既来自内陆的腹地,又来自海上支线网络的港口。事实上,任何一个集装箱枢纽港都是复合型枢纽港,其差别仅在于货源主要来自内陆腹地还是来自海上。国际中转货物是指自境外港口启运,经过中转港运往第三国(或地区)的货物。我国所指的国际中转货物通常是进出口均通过海运的货物,即中转货流主要来自第三国(地区)的海向腹地。
2001 年,香港港货物吞吐总量为17 821 万t,其中,海运中转货物吞吐量4 813 万t,河运中转货物吞吐量2 011 万t,海运间的中转货物吞吐量2 802 万t,占吞吐量的15.7%。因为河运的货物来自珠三角地区,河运之间中转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可认为河运的中转货物全部转向海运,或来自海运。2012 年,香港港货物吞吐总量为26 928 万t,其中,海运中转货物吞吐量11 707 万t,河运中转货物吞吐量4 102 万t,海运间中转货物吞吐量7 604 万t,占吞吐量的28.2%。这意味着香港港中转货流主要来自陆向腹地,因此,香港港不是典型的国际中转港。
20 世纪90 年代,关于“中转港无前途”论的主要依据是,喂给港或支线港(支线港有近洋航线的喂给港)向干线港或枢纽港喂给货流,是由于当地的货流规模未能达到建设干线港的经济规模,一旦该港口所在地区的货流生成量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时就会建设干线港,不再为被喂给港提供喂给服务,从而形成截流的形势,使被喂给港口货流萎缩。这个理论是针对香港港提出的,因为当时正是香港制造业内迁、香港港处于中转港转型之时。
香港制造业的内迁,使珠三角地区成为内地外贸货流生成量集中的地区。2001 年,广东省成为我国第一外贸大省(市),外贸生成量为1 800 亿美元,占内地外贸总额的35.3%。深圳市生成的外贸总额为675 亿美元,占内地外贸总额的13.2%,比第二外贸大省(市)上海市还多10%。因此,珠三角地区必然要大力发展港口,尤其是集装箱港口。而此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内地也拥有建设港口的实力,加上实行吸引外资建港的政策,内地港口已出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这势必会对香港港的中转货流产生截流影响。同时,十几年来,珠三角地区的港口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未来深圳港将超越香港港成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口。进入21 世纪以来,香港港集装箱吞吐量年均增长率为2.7%,集装箱的中转吞吐量年均增长率也仅为7.4%,中转吞吐量的增速远低于内地港口年均增速,但以通常的标准来衡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数据。这表明珠三角地区港口的发展对香港港的繁荣影响有限,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并未因此而动摇。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巩固的原因在于,集装箱货物有着与大宗散货不同的特点。集装箱货物既是高附加值货物,时间敏感度高,又是小批量的货物,每一批货的发货地和最终收货地各不相同,对航线和航班要求高,往往为了合适的航线和航班不惜舍近求远。香港港是老牌的国际航运中心,航班密集,可以减少班期等待时间,缩短集装箱在港口的停留时间;航线和挂靠港多,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中转的需求,不但费用低,而且节省时间。因此,航线多、航班密是集装箱港口重要的竞争力。
香港港是自由港,通关便利、快捷,与内地沿海的港口不同,不受“沿海捎带”禁令的约束,班轮公司可以把香港港作为基地港,实行干干中转。此外,香港港又是境外港口,在此中转可以在装船港退税,对出口商有相当大的吸引力。香港港的港口费用高于内地港口,但由于集装箱货物附加值高,对高运价承受能力较强,所以高费用对重箱影响并不大。也正因为香港港的费用高,空箱不会来此中转,从而压制了空箱率的上升。此外,香港港比内地港口更接近国际传统航线,就运输距离而言,内地沿海港口运往欧洲和东南亚各国的货物在此中转相较在沿海其他港口中转短,尤其是对上海以南的港口来说颇具吸引力。香港港不仅是珠三角地区外贸货物进出的通道,也是货物从内地沿海运往欧洲的重要中转港。以上种种原因保证了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长盛不衰。
空运的发展对香港港的中转货源以及中转货流起了一定的分流作用。在货物运输向(附加值)高、(重量)轻、(厚度)薄、(体积)小的方向发展以及航空运输由高档消费转化为大众消费的双重因素作用下,海运货物呈现向空运转移的趋势,而中转货物更是如此。2001 年至2012 年,进出香港的货物中,空运运量增加了近1 倍,海运运量增加不到一半。2001 年,香港进口货物通过空运与通过海运的价值比为0.40∶0.60;出口货物通过空运中转与通过海运中转的比例为0.32∶0.68,通过空运的货物大大低于通过海运的货物。到2012 年,这两个比例变成了0.63∶0.27 和0.60∶0.40,通过空运进出和中转的货物大大超过了通过海运的货物。从海运转移为空运的货物虽然是高价值货物,但吨位并不多,对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影响有限。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巩固,并不意味着香港港的发展不存在挑战,其面临内地到香港港中转的货流相对减少的局面。所谓“相对”是指内地货物在香港港的中转量虽然绝对量在增长,但占内地货流生成量的比重却在下降。香港港中转货物吞吐量的比例不断攀升表明,香港港的繁荣越来越依赖内地的中转货流;但香港港中转货流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内地港口井喷式增长表明,由于内地基础设施的发展,外贸物资到香港港中转的需求也在减少。从发展看,中转量绝对减少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因此,香港不能以内地中转外贸货物作为唯一的支柱产业。离岸贸易的快速增长,正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另一支柱产业。
离岸贸易的内涵及其形式。离岸贸易是贸易商在买卖双方所在地以外的第三地从事贸易活动,把货物从卖家所在地直接运到买家所在地,不论这批货物是否经过贸易商所在的城市。
离岸贸易有二种形式。一种以中间商身份出现,即商家从商家所在地以外(例如香港)的卖家买来商品后,又转手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也可能是离岸贸易商将在香港以外加工的商品直接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商家所赚取的是买进卖出的差价。这种形式称为“转手商贸活动”。
另一种形式是以中介人的身份出现,即商家根据香港以外的买家或卖家的要求,安排购买或销售商品,包括寻找货源或买家、商讨协议及价格、检查和装运等服务。商品是由香港以外的卖家直接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商家的收入是向买卖双方收取的佣金。这种形式称为“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
离岸贸易与中转贸易的共同点是贸易的要素均与本地无关。中转贸易的发货地和目的地都不是本地,商品也不是本地生产或需要的;离岸贸易的买卖双方都不是本地的,商品也不是本地生产或需要的。香港中转贸易的货流主要来自或转往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而离岸贸易也主要与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有关。二者不同之处是中转贸易的货物经过香港,离岸贸易涉及的货物则不一定经过香港。
香港离岸贸易的发展。
香港制造业的萎缩并不代表生产服务业也随之萎缩,原因是从香港内迁的仅仅是对土地和劳动力要求较多的组装、制造等附加值低的项目,而附加值高的项目,如策划、营销等仍然留在香港,使其成为离岸贸易商的集聚地。在制造业内迁之初,由于内地港口能力不足,加工的零部件主要通过香港港运至珠三角地区,加工后的成品也主要通过香港港外运,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模式,香港并以此为契机,利用贸易、金融高度自由的优势建立起了离岸贸易平台,使离岸贸易的规模迅速扩大,成为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2001 年,香港离岸贸易额达12 558.3 亿港元,约为中转贸易额的95%;2002 年,离岸贸易额上升至14 582.5 亿港元,超过了同期中转贸易额;之后,在2008 年以前,二者上下不定;2009 年和2011 年,离岸贸易额分别是中转贸易额的1.19 倍和1.32倍。由此可见,香港的离岸贸易商已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市场,并在不断扩大中。
离岸贸易对香港经济的贡献也在不断扩大。
2001 年,香港离岸贸易毛收入为919.6 亿港元,是同期中转贸易毛收入的34.2%,占GDP 的比重为7.1%;2011 年,离岸贸易毛收入增至2 617.8 亿港元,是中转贸易毛收入的50.3%,占GDP的比重也提高到13.5%,增加近1 倍。中转贸易与离岸贸易毛收入占GDP 的比重合计为42.4%。由于中转贸易和离岸贸易的收入,尤其是离岸贸易的收入绝大部分可以计入GDP,因此,二者对GDP 的直接贡献率高达40%左右,由此确立了中转贸易和离岸贸易在香港经济中的支柱地位。
离岸贸易成交的商品大多与内迁的制造业有关,随着内地港口和机场的发展,与其他中转货流一样,面临相对减少的局面。2001 年,在香港出口(包括转口)的内地商品中与加工贸易有关的占52%(以价值计,下同),从内地进口(包括进口后转口)的商品中与加工贸易有关的占79.3%。到2012 年,这二个比例降低到31.5%和41.5%。加工贸易商品在香港中转,主要是因为香港港具有诸多优势。不少离岸贸易商原本就是加工贸易商,在香港中转可以利用原有的设施以降低物流费用。
香港离岸贸易的发生、发展,到最终成为支柱产业,并不是政府扶持的结果,也不是政府政策引导的结果,而是香港的对外贸易商充分利用香港贸易和金融高度自由搭建的贸易便利化的平台,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充分满足市场现实和潜在需求,从而逐步发展的结果。由于对离岸贸易所得并不征税,贸易商经营的积极性高。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煤炭是古代植物埋藏在地下经历了复杂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化学变化逐渐形成的固体可燃性矿物。是一种固体可燃有机岩,主要由植物遗体经生物化学作用,埋藏后再经地质作用转变而成,俗称煤炭。煤炭被人们誉为黑色的金子,工业的食粮,它是十八世纪以来人类世界使用的主要能源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抗战时期边区煤炭的开采概况及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抗战时期边区煤炭的开采概况及意义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时期,制订了一系列符合时代实际需要的煤炭开采政策,对边区的煤炭进行了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具有非凡的意义。
陕甘宁边区的煤炭储量丰富,民间广为流传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充分反映了陕北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地质优良的煤炭品种。但在中央到达陕北之前,由于多种原因,开采量并不大,只有蟠龙、瓦窑堡等地区有土法开采,边区 丰 富 的 煤 炭 资 源 长 期 不 能 被 人 民 所 充 分 利用。
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煤炭开采业的发展十分重视。一方面,边区政府成立后,便成立了边区政府建设厅工矿科,亦称第二科,主要负责矿产调查和采矿指导。还设立了军委军工局第一科,又称工厂管理科,负责管理与军事工业有关的工厂。在 1941年又成立了地质矿冶学会,并开展地质科普活动,进行地质矿产调查。
另一方面,在抗战时期,作为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边区政府把发展煤炭业纳入了经济建设计划之中,在工业建设任务安排上,党和边区政府对于煤炭的开采利用及煤炭业的发展始终高度重视。
1937 年 5 月,林伯渠在《解放》杂志第一辑第五期发表的文章《由苏维埃到民主共和制度》中指出:“在工业上注意发展石油、盐、煤、铁等主要生产,保护手工业。”[2]1938 年 11 月 5 日,边区建设厅厅长刘景范在《一九三八年边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报告》中谈到矿产方面时要求: “整理煤业、盐业,动员群众扩大运输工具( 大车) ,创修各地必要的大车路,推广煤盐销路。”1939 年 11 月 15 日,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里指出: “政府还在极力扩大采煤企业,使之能够供给更多人民的需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 在公营工业方面,加强对石油、煤矿的开发。
1939 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所通过的十二件重要议案中,其中包括“发展工业,供给抗战需要,奖励人民投资开办纺织、硝皮、煤炭……政府有计划的充实扩大现有之煤油、造纸、煤炭等工厂”.1939 年 11 月 15 日,《关于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又指出,“注意开凿煤矿及发展交通事业。”1940 年,《陕甘宁边区党委、政府关于二十九年经济建设的决定》中要求在延安、安塞增开煤窑,以增加燃料,解决燃料 供给。
1940 年后,在延安新市场举办的边区农工业展览会上,矿产展室专题介绍了安定的煤炭,注意了对煤炭资源的开发宣传。1941 年初,边区政府明确提出“投资 50,000 元,扩大采煤业,增加煤炭生产。”1942 年 12 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要求,“不论纺织、造纸、印刷、化学、工具、煤业均有发展前途。”“为此,我们在 1943 年应有如下的改革与计划: 增加资本( 数目另定) ,由各有关机关拟定具体计划,经财经办事处审定,分别投放于纺织业、造纸业、印刷业、工具业、煤铁业、石油业、某部分化学工业及某些调查研究事项,有计划地促进自给工业的发展。”
边区政府在 1942 年工作总结、1943 年工作计划纲要中决定要“发展煤矿及其他工业。”“投资十五万元在绥德、富县、关中等地掘修煤井,在延安组织煤 炭 供 销,在 吴 堡 设 煤 栈,并 继 续 在 关 中 炼铁。”西北财经办事处提出的 1943 年发展工业计划中,规定了本年边区工业的中心任务,“发展煤矿及榨油等工业”位列其中。同时,《西北财经办事处成立以来的工作及卅二年工作计划》指出,1943 年在煤炭方面,“首先扩大延安的煤炭产量,工资改为计件累进制,改进运输事宜,减低运费,试办公营供销栈。其次,协助发展各地掘煤,延长油厂新开或整理一个旧煤井,绥德龙镇与富县各开一新井,关中衣食村拟在煤井内试打平巷,吴堡、佳县拟设煤栈,收买山西煤。”
1944 年 5 月 29 日,《西北局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决定》又强调,“必须有计划地发展合作和民营纺织、造纸、煤矿、瓷器等工业。”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发展边区煤炭开采业,振兴边区工业,搞好边区经济建设,党和边区政府对于私人煤炭业给予大力倡导和支持。如边区对私人煤炭业的政策是: “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欢迎区内外地主商人创立工业”,“欢迎华侨来边区投资”.希望在“掘煤、炼铁、纺织等工业”方面投资。经营炼铁、造瓷、掘煤等实业者,如因意外遭受损失,而该业主人愿继续经营者,得呈请该县市政府呈边区政府酌量予以帮助。
显而易见,在这段时间内,不管是边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报告,还是边区党委、政府关于每年经济建设的决定,亦或是展览会上的宣传和报纸等报道,都对边区煤业的开采和发展有所强调或专门指出,充分证明了党和边区政府对于陕甘宁边区煤炭开采业的高度重视。虽然这些还没有形成专门的关于煤炭业发展的政策以及成熟的煤炭开采利用制度,但保证了战时特殊环境下边区煤炭开采以及煤炭业工作的正常进行。
在抗战背景下,这是十分不易的。这无疑为边区工业的发展乃至整个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党和边区政府的重视,政策的得当,抗战时期边区的煤炭开采业,呈现出相对繁荣的局面。抗战前,延安的煤井仅有六个,而且产量不大。抗战开始后,延安的工业开始成长起来,煤业逐渐发展。1937 - 1938 年边区的煤窑个数、年产量无明确记载,仅从部分资料记述内容分析和推算,其年产量大体是: 1937 年以前年产量在万吨左右; 1938 年有公营煤矿三处,私营煤矿二十余处。从季节性煤窑生产的特点考虑,其年产量约为三、四万吨。
1939 年,陕甘宁边区煤炭产量达到5 万吨左右。1940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市新市场举办的边区农工业展览会上,矿产展室专题介绍了安定( 子长县) 的煤炭资源与产品,注意了对煤炭资源的开发。由于同宜( 同官、宜君) 办事处在本年成立,仅衣食村( 今焦坪矿区陈家山地区) 就有生产矿井 19 处,当年边区煤窑增加到 40 余处,产量约 6 万吨。
需要说明的是,1937 年中央进驻延安后,为了及时解决军民比较集中驻地延安市区的燃料,1940 年又由中央管理局侧重建设和开凿了部分煤矿。主要包括: 1940 年春,由中央管理局创办的位于延安偏桥的利华三厂、1940 年秋,由中央管理局创办的位于延安罗家坪的新中国三厂、1940 年,由中央管理局创办的位于延安白家坪的利华一窑。这三个煤矿都属于公营,所产煤炭全部供中管局所用。其中利华三厂、利华一窑日产炭 10000 斤,新中国三厂日产炭 4000斤。还有 1940 年秋由中央管理局创办的位于延安朱家沟的民生煤厂,该矿属于公私合营性质,日产炭12000 斤,年产炭 2400000 斤。 其 中 中 管 局 自 用75% ,销售 25% .由此看来,边区的煤炭开采业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到了 1941 年,据统计,“延安共有煤厂十五个( 公营十厂,私营五厂) ,工友三七四人,日产煤 112,000 斤。”延安公营的 10 个煤矿中,主要有: 359 旅部队在 1941 年 1 月开办了一煤窑并出煤,每天产量3000 一 4000 斤,经两个月整理,日产最高达万余斤。
除开工资外,尚能供给 50 余锅蒸盐之用。由联防司令部1941 年10 月在延安朱家沟创办的利华二井( 原复兴煤窑) ,日产炭 10000 斤,年产炭 2100000 斤,80% 的炭供联司用,20% 就地销售。此外,公私合营的主要包括 1941 年春由军工局创办的位于延安白家坪的白家坪五窑,属于公私合营,煤厚 8 寸,可以炼焦。日产炭 4000 斤,全部供军工局所需。共分六股,公家占五股,私人占一股。
1941 年开窑的警卫团煤厂,属于公私合营,实行股份制,共十股,其中警备团占三股,日产炭 3000 斤。该团所以入股,是为解决本团之燃料所需。
总之,1941 年 全 年 边 区 煤 炭 产 量 约 6. 6 万吨。可以说,基本上保证了军民日常生活及生产所需之燃料。1942 年,边区煤炭开采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公营、私营、公私合营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 1942 年 4 月由中管局创办的位于延安朱家沟的公营新中国二厂,日产炭 6000 斤,年产炭 120000斤,全部供中管局所用。由联防司令部于 1942 年 6月在延安朱家沟创办的公营利华一井,月产炭120000 斤,年产炭 2400000 斤,80% 的炭供联司用,20% 销售。1942 年 6 月由总工会创办的延安朱家沟新兴煤厂,属于公私合营,日产炭 10000 斤,年产300000 斤。
私营煤炭开采方面,据《一九四二年炭厂调查表》记载,当时朱家沟私营老窑,日产煤八千斤,月产煤十五万斤。白家坪利华二窑、三窑、四窑,共有炭工七十四人,把工十二人,日产量共一万五千斤。当年“陕甘宁边区共有煤井 61 个,其中延安 15个、关中 15 个、安定( 子长) 15 个、绥米 16 个。年产量约 8900 万斤。”具体如下表:【1】
1943 年,在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煤炭开采业有了进一步发展,较好地保证了边区军民的燃料供给。
据边区经建厅统计,1943 年边区共有煤井 100个( 延安区 25 个,月产约 2000 吨; 关中区 20 个,月产2200 吨; 子长煤区煤井 12 个,月产 406 吨; 绥德煤区43 个,月产约 3000 吨) ,总计矿工人数 1891 人,每月出产煤 7606 吨。若按其月产量计算,全年的煤炭产量应为 91272 吨,约比 1942 年提高 36. 8%,如下表:【2】
边区对 1944 年全年煤炭产量虽未作明确记载,但由于子长、同宜两个矿区煤炭开采业的发展,其产量大约比1943 年提高15%左右,考虑1944 年的煤炭产量约在 10 万吨以上。
该年煤炭产量的提高,主要得益于 1944 年毛泽东提出的“发展边区工业”、“打倒日寇”和“工业品实现完全自给”的方针指导下,边区广泛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在积极发展公营生产的同时,“有计划地发展合作和民营纺织、造纸、煤矿、瓷器等工业”,实现“质量好,产量高,成本低”的要求。
具体就拿朱家沟为例,1944 年朱家沟已经成为边区的重要矿区。根据地质勘察组成员莫汉 1944 年 10 月的记录,延市附近出炭区,有朱家沟、安家沟、白家牙、蟠龙。以距离计,仍以朱家沟为最宜,且已有集中之七井在那里。
在朱家沟这里,其中1940 年以前,仅有蔡玉周经营的一个煤井( 即万顺窑,现属党校校部) .1940 年底,中财处先后在朱家沟开掘煤矿二处,1941 年留守处开掘一处,1942 年联勤开掘一处,西北党校、边抗联又开掘一井,1943 年保安处开一井,总计现有煤井七处。生产量与工人的情况是:【3】
可以看出,延安朱家沟煤区在 1944 年煤炭产量不断提高,仅 1944 年上半年 1 至 6 月份( 有闰四月,故为七个月) 累计产量 896 万斤,比 1943 年上半年平均累计产量 750 万斤提高 19. 5%.足以证明本年度煤炭产量的提高。
到了 1945 年,由于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边区军队、机关、学校的广大人员纷纷奔赴抗日前线。1945年 8 月 15 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军队、机关、学校所经营的煤厂多数在下半年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况,其煤炭产量也未作明确记载,估计 1945 年比 1944 年当有下降。从抗战时期边区的煤炭开采概况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煤炭开采业,从所有制形式看,囊括了公营、公私合营、私营等多种形式; 从办厂的单位看,党政军民群众团体均积极投入,其中公营煤矿方面以中央管理局和联防司令部为主; 从产量看,1937 -1944 年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较好地解决了边区的需求; 从边区产煤区域看,边区的公营煤矿集中在延安煤区,公私合营煤矿主要分布在延安区周围,边区私人煤炭业主要分布在关中、子长、绥德煤区。
在战时环境下,虽然面对资金缺少,设备匮乏,运输不便、技术落后等重重困难,加之国民党的封锁制裁,但陕甘宁边区的煤炭开采业还是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保证了边区军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燃料需要。我们认为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党的正确领导,也就是说,是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制定了一条正确发展经济的方针和政策作用的结果。
( 一) 边区煤炭的开采,促进了边区工业的发展,服务了边区经济建设,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众所周知,陕甘宁边区过去曾是一个被叫做“地瘠民贫”的区域,工业是非常落后的。在陕甘宁边区成立之前,“只有家庭的妇女纺织和农村的手艺匠,少数的硝皮场,制毡坊,煤炭场等……工业品全依赖边区以外供给。直到工农红军到达边区,才开始有小规模的军事修械厂、印刷厂等”.足见当时边区煤炭开采业乃至整个工业的落后。因此,要发展工业,应按工业发展的必然程序,尽快建立必要的原料工业。如煤既是动力的基本原料,同时又是煤焦工业、医药品工业、颜料工业、火药工业及其它化学药品工业的直接和间接原料。我们应先建立炼煤工业。其他才可以因势利导,水到渠成。在党和边区政府一系列政策的鼓励指引下,截止1942 年 12 月,边区已有纺织、被服、造纸、印刷、化学、工具、石炭等工业。这七类共计工厂 74 个,资金59670962 元,职工 4036 人。其中煤炭厂 12 个,资金1777070 元,职工 432 人。
可见,在七类工业中煤炭业已经占了相当的比例。根据以上数字推算,煤炭业当时占公营工厂( 场) 个数的 16. 2%,资金的 3%,工人的 l0. 7%.可以说,在煤炭业自身达到发展的同时,助力了边区其他工业的发展。如 1942 年 12 月,范慕汉在陕甘宁边区的矿产一文讲到: 所产煤炭,用于炼焦者( 瓦窑堡及延安白家牙之煤可炼焦) 约占30% ,用于燃料动力者约占 70% .延安白家牙1944 年前半年 7 个月( 有一个闰四月) 共产了 3,800,000 斤 煤 炭,供 大 家 用 作 炼 焦、烧 锅 炉、打 铁 之用。
因此可见,一方面,煤炭开采业本身作为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是衡量工业发展的一个主要指标; 另一方面,由于煤炭业的发展,为其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燃料,对于炼焦、炼铁以及其他各种化学工业的创办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抗战乃至建国以后重工业发展打下基础。不言而喻,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连锁效应,促进了边区其他各项工业的发展,也正是由于边区各工业的逐步发展,才为抗战提供了必要的物资需求,从而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正如 1943 年 6 月 9 日刘景范在《为改造我们的工厂而奋斗》中指出: 我们建立了纺织、造纸、化学、工具、煤、瓷、印刷、被服、制鞋等工业,工厂大小六十余处。在产量上,“如医药、煤、瓷等亦解决了大半。”“在供给抗战需要,解决经济困难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 二) 边区煤炭开采业的发展,基本保证了边区军民生产生活所需
陕甘宁边区在“向无工业的基础上”,自抗战后,着手于军事工业和石油工业、煤炭业的开采,不到两年功夫,收到相当效果。安定与永坪生产的煤,是陕北有名的。经过整理和开掘,不仅充分供给了各工厂、机关,并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而且价廉( 每元大洋八百斤) ,除每月以一天的生产全部煤价拿去优待红军家属外,红属买煤得到九折优待。1938 年,“延安、淳耀县开采的煤矿有三处 ( 公营) ,均用人工开掘,规模较小,每井有工人三十余名,每日产量最多不超过万斤,供给当地需要。私营煤矿,边区共有二十余处( 延安、安定、延川、延长) ,均系群众合股小规模的人力开采,日产炭三十余万斤,可供该四县三分之二的群众燃煤。
1941年,八路军后勤经建部自 1940 年 10 月份经朱总司令号召,利用边区土产,开设工厂,以完成军委机关自给自足的任务,各厂成绩卓着,解决了军委机关的燃料问题。经建部有煤炭厂三个,可供军事系各单位所用石炭。1942 年 12 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指出,我们的石炭业集中于延安、关中两处,多为日用目的。到了 1944 年,在产量上说,延市附近的家用煤炭,全部仰仗于朱家沟的供给。从1944 年 1 月以来,已能做到每井月产炭 20 万斤,使朱家沟做到每月供给延市煤炭 150 万斤左右。显而易见,边区的煤炭生产,保证了边区军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燃料需要。
( 三) 边区煤炭的开采利用,推动了边区地质科技工作的开展
边区煤炭开采利用的意义,还表现在有序地推动了边区地质科技工作的开展。抗战时期,为了更好地开采矿产,使边区的资源服务于人民,在煤炭勘察方面,1941 年至 1945 年,由边区地质矿冶学会组织进行对煤、铁、石油等地质矿产先后进行了三次调查。
最具代表性的有 1941 年 9 月,地质考察团分两路由延安出发,一路由武衡带队,赴子长、绥德小理河和米脂龙镇调查煤矿; 1941 年 11 月至 1942 年 2 月,由武衡、汪鹏、范慕汉组成关中地矿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耀县、淳化等地,调查煤、铁和耐火粘土矿。所有这些矿产地质调查或煤矿勘查工作的进行,使得对边区的地质和矿产情况有了大概地了解。
当时,《解放日报》关于勘察边区煤炭资源的报道文章也较多,如: 《安定煤炭出产多,应改良设施》、《环县甜水堡马方清发现碳苗》、《延安燃料的源泉》、《延安的煤业》、《关中分区的地质及矿产》、《地质考察团考察关中煤炭区》等。此外,1944 年瓦窑堡等煤矿的工人对边区煤矿进行了科学勘探,并绘制了地质图。同时,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局还对边区煤炭做了大量的化学分析工作。比如,在由绥德至延安、淳耀一带,均有极大之煤层分布,为边区煤之主要产区。由黄河至甘肃交界,亦均有深成煤层,其大部为有烟煤,煤质尚好,根据化验结果,其成分为:【4】
同时,为了更好地促进边区矿产的开发利用,1941 年成立了由区政府、自然科学院和军委军事工业局三个系统的地质技术干部组成的地矿学会。
1941 年 11 月,军工局委派地矿学会出发关中进行地质调查任务。地矿学会部分成员 11 月 28 日从延安出发,途中勘察了甘泉铁矿,而后转赴关中。12月 15 日到达关中分区主要的产煤区衣食村,对当地的煤田地质和铁矿、耐火土等资源作了调查研究之后,又去葱岭子、上石街、香山、照金、安子凹一带进行工作。经过勘查分析,关中煤田属石炭二叠纪,有煤两层。上层煤厚 1 公尺,下层煤厚 10 公尺,是当地煤窑开采的主要层位。因受桥山山脉大断层的影响,煤系地层变动剧烈,断层、褶皱很久,煤层倾斜陡平不一,厚度也不等。例如衣食衬的下层煤厚约 10公尺,倾角 15 度,而西延至峪原,煤层就陡立了,煤厚只 5 公尺左右,再西展到照金、安子凹一带,煤层更薄,倾角变缓约 60 度。这层煤是烟煤,经分析,含炭 50%,挥发 20% 左右,夹石很多,经选矿可以炼焦,用作炼铁燃料,衣食村的煤,厚而易采,又是老矿区,是个良好的燃料基地。
到了 1944 年春,边区政府制定了两年内主要工业产品达到全部自给的奋斗目标,决定组织调查团,去瓦窑堡调查地质及建厂条件。调查团由西北财办工业处处长陈郁带领,成员有佟城、汪鹏、范慕汉、王惠德等。8 月开始,至 1945 年因国民党军队进攻边区而停止。
可见,边区煤炭的开采利用,与边区的地质科技工作相辅相成,尽管处于艰苦的战争年代,但党和边区政府对地质矿产的勘查并没有停止。一方面,科技地质工作的开展,为边区煤炭业发展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边区煤炭的开采利用需求和煤炭业的发展,有效地推动了边区地质科技工作的开展,使得大家在当时能够看到煤矿的样本化验结果和储藏量情况的研究,考虑怎样利用边区现有天然富源和人力财力推动战时的国防经济建设以及服务边区人民生产生活需要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边区政府在进行煤炭开采、发展煤炭业的同时,也考虑到了森林的保护,如:1942 年 12 月,范慕汉在陕甘宁边区的矿产一文讲到: ”今后要想保护边区森林,就应大力发展煤炭事业。“[13]110由于陕北一带的农民伐木做燃料现象是普遍行为,因此当时将煤炭的开发利用作为为民解决燃料的一条途径而避免森林的破坏,今天看来,在那么艰苦的抗战环境下,能考虑到这一点,足以证明党和边区政府是极具战略眼光的。
综上所述,边区政府在当地经济落后,设备、资金和技术人才十分缺乏,四面被军事包围、经济封锁的困难条件下,本着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努力恢复和发展边区经济,组织力量调查边区的煤矿等资源,并对边区煤炭进行了有效地开发与利用,是难能可贵的。
[1]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煤炭志[G]∥陕西省志: 第17 卷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2]林伯渠 . 林伯渠文集[M]. 北京: 华艺出版社,1996: 50.
[3]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 . 工业交通[C]∥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3 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4]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 . 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 1937 年 - 1939 年) [C].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373.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大后方即敌人的后方也就是说是敌人的占领区,两军对峙形成相当长的一道战线,一方人员越过了这道战线,并且深入过这道战线一定的距离,就叫做敌人的后方,后方是给前线提供弹药和生活补给,较大的医疗医院以及物资装备的制造生产研发等,异常危险。 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后方获取国外能源的特点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后方获取国外能源的特点 全文如下:
能源是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民众生活必需的燃料和动力源。现代战争中,由于战时交通和武器装备的需求,能源更成为前线战场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因而保障战时能源供给就成为行政当局最为重要的使命和任务之一。抗战时期,正面战场上国土大片沦丧,能源储备相对丰富的东北、华北等地区相继为日军所侵占,国民政府局促于西北、西南两隅。日军还千方百计切断中国的对外交通线,切断大后方的能源供应,能源输入日渐减少,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能源需求的日益增加。随着战事进展,后方运输工具不断增加,仅军政部一个部门,1939 年有各种军用车辆近13000 辆,每月需油为 2485005 加仑。然而 8 月中旬军政部存油仅有 1430000 加仑,远不敷使用。故而何应钦疾呼: “油荒危险,即在目前燃眉之急,亟待救济”.①大后方的能源生产此时尚未走上正轨,缓不济急,从外部输入能源就成为必然选项。不过大后方从外部输入能源的过程,却因未有预先筹划而困难重重。
其实对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的能源保障,有识之士早有建言。战前就有人指出: “石油之重要识者类多知之,况近年全国公路建设一日千里,航空飞机扩充不已,石油之消耗量与之俱增。设一旦战事爆发,则运输汽车、坦克车、飞机等无一非以石油为动力之源。吾国石油向仰给于外人,漏卮年达数万元。万一战事发生,海口为人封锁,遂更有坐以待毙之危。”②1935年初,津浦铁路工程师郑华建议,从缅甸腊戍,经昆明、贵阳铺设油管到重庆。他设法获得了美国油管设备公司支持,并得到了铺设油管的技术资料和经济成本核算资料。③然而因为相关经费无着落和美国顾问的反对,该项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铺设战略性能源管道的计划遂告搁浅。尽管民间人士为能源战备奔走呼号,国民政府高层却虑不及此,全然没有周密考虑战争爆发之后能源的需求,更没有对能源输入的线路预为筹备,以至于战时大后方能源供给完全处于混乱无序状态,仅仅依靠应急性的措施来予以保障。
战争之初,日本海军就利用其优势,实施了对我国东南沿海的封锁,只不过因中国海岸线辽阔,日方又未对英美等国公开宣战,封锁难免存在漏洞。此时,香港到广州交通线路成为主要的能源通道,美孚、亚细亚、德士古等外国石油公司尚可打着第三国的旗号从沦陷区输入石油,国民政府便鼠目寸光,依赖这种依靠走私的石油供给方式。然而随着战争的进展,日军加强了对华经济封锁。1941 年 1 月裕仁天皇亲自确定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中,要求对华“力求加强地面、海上及空中的封锁。切断法属印度支那通道,阻止缅甸通道,以海军封锁海面及以陆军兵力封锁海港作战并行,加强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压迫”.④大本营随即于 2 月 26 日下达第 488 号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对浙江省以北的中国沿海、华南方面军应对福建省以南的中国沿海,自现在起分别以一部兵力,随时进行以封锁为目的的作战。
⑤日军随后进行了广州作战,封锁了香港到广州的能源运输通道。此通道一失,国民政府方才如梦初醒,仓卒间寻求其他的能源通道。1939 年 5 月,在经过与法属越南殖民当局的艰难交涉之后,滇越铁路局同意从当月 22 日起,“以总运量的 4/9 拨交海防分处转拨各机关装运政府物资,其他 5/9 则由( 滇越铁路) 公司直接拨予三油公司( 德士古、美孚、亚细亚) 、洋灰公司及中法商人”.⑥此后滇越铁路成为国民政府最大的能源通道,据统计在1939 年 7 月到 1940 年 2 月的 8 个月间,共运入油料25937 吨。⑦油类产品占全部运量的 52. 67%和全部价值的 22. 32%.⑧至 1940 年 4 月,滇越铁路的月运输能力扩大为 24000 吨,在分配给国民政府的 15600 吨的月运输吨位中,汽油运量为4900 吨,占据差不多1/3 的份额。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仅仅两个月后,日军就切断了滇越铁路,使得这条当时最为重要的能源通道中断。随后大后方的能源输入依赖当时交通基础设施尚不完备的滇缅公路。从 1939 年初到 1941 年底,滇缅公路已经成了中国抗战唯一的输血管。⑩两年间,通过滇缅公路运入中国的各种物资达 221567 吨,其中 1/3 为汽油。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摆脱了一切国际条约的束缚,得以侵入英法等国势力范围,切断了滇缅公路。尽管此时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还有一条通往苏联的能源输入线路,但是该线路能源输入量不大,且多用于沿途公路运输之消耗,并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趋于停顿,故而对大后方能源紧张的局面缓解不大。
其后大后方陆路能源输入几乎断绝,转而依靠美国建立的空中航线---驼峰航线。1942 年 1 月 30日,即侵缅日军攻占缅甸第二大港口毛淡棉的当天,罗斯福便提出开辟一条空中运输线和另辟一条陆上补给线的可能性,并委托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与中方外交部长宋子文协商。然驼峰航线系临时开辟,地形地貌极其复杂,不仅要穿越青藏高原,而且要翻越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高黎贡山、横断山等山脉的高山峡谷,沿线气候条件极为恶劣。
此后直至 1944 年底,中美在缅甸反攻成功,中印利多公路和中印油管成为了陆路能源通道,驼峰航线的压力才有所减轻。应急性的能源输入方式造成了能源供给的不稳定,每当日军封闭一条能源通道,国民政府才临时开辟另外一条通道,自然不可能应付后方海量的能源需求,且由于对日军进攻的速度和节奏缺少相关预警,很多能源落入日军手中。很多能源因运力不足无法抢运而被迫销毁,1942 年 5 月日军侵占缅甸,就导致了我国存放在该国遮放、芒市两地的3 万余吨油料被迫只得自行破坏,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在抗战期间大后方能源输入当中,能源输入主要是石油及其制品的输入。煤炭和电力方面的能源供给,尽管大后方相关能源的储备并不丰富,然而多方1由于中国在抗战前并未能发现大规模的油田,仅仅在甘肃玉门和新疆的独山子发现了少量工业油源,其开采量尚不足以保障国内日益庞大的液体燃料需求,因此液体燃料尤其是汽油、柴油、煤油等亟需外运。在能源输入的方式上,既有滇越、桂越铁路的铁路运输,也有滇缅公路、甘新大道的公路运输,还有驼峰的空运,以及后来的中印油管的输送,甚至还有马帮、驼运等驿运的原始方式,几乎尝试过所有的运输方式。上述运输方式尽管在运输效率等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别,但是却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成本高企、代价极其昂贵。从保障抗日正面战场作战胜利的角度来看,是必须进行的,但是其代价之高却也是前所未有的。以公路运输为例,大后方两条主要的能源输入线路滇缅公路和甘新大道,滇缅公路地况复杂,通车能力不足。甘新大道则路途遥远,其中仅仅迪伊、迪哈两段公路全长就有 1895 公里。抗日战争爆发,为便于苏联物资的运输,该公路分别向东、向西进行了延伸,“向东从哈密伸到星星峡,与西北公路连接,向西从伊宁延至霍尔果斯,与苏联公路连接”.
尽管该路线的具体长度缺乏准确的数据,但从兰州到新疆伊犁,就长达四千多公里,还不计算兰州到四川或者其他地区的路程。长途运输消耗了大量的油料,1941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在致财政部的电文中称: “俄方允给之汽油原为每月一千吨,但自元月迄今仅接收七百余吨,现天山北路正值雪解,飞机、汽车皆难畅达,而陕甘线区接运物资之车辆需汽油六百吨以上,似此俄方来油困难,哈密运输有停顿可能。”?路上能源消耗竟达 60%之多。
空运的消耗更为庞大,“驼峰”不仅地形险峻复杂,还有世界上最恶劣、最可怕的气候。从西面来的低气压与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高气压团以及来自西伯利亚的寒冷的低气压团相撞,使得航线上经常有暴风雨、猛烈的湍流、每小时 160 -240 公里的侧风以及严重结冰。
在此复杂的航线条件下,运输队伍损失惨重,据统计美国在驼峰航线上共损失运输机 563架,损失率为 30%.坠毁飞机最集中的地方飞机残骸连绵一百多公里,被人们称为“铅谷”.战后美国官方公布了这样一个数字: 在三年零一个月的援华空运中,美国空军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1579 人。
驼峰航线的巨大代价不仅是人员和飞机的损失,还体现为运输工具本身的能源消耗。1944 年 10 月,印中师( 负责驼峰航线的航运部队) 每天消耗 400000英制加仑( 约为 1818400 升) 燃油,1945 年 5 月为700000 英制加仑( 约为 3182200 升) ,1945 年 7 月为900000 英制加仑( 约为 4091400 升) .
以美国空军在华作战所需汽油为例,从印度港口经驼峰航线每向中国作战的美国飞机运 1 加仑汽油就要在途中消耗 6加仑,B - 24 轰炸机飞跃驼峰 3 次,才能运来 1 次战斗所需的汽油。
为了改变这种代价空前巨大的空运模式,抗战中后期中国能源的主要援助国美国寻求重新建立陆路能源通道。早在 1942 年 4 月,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初,就提出要修筑一条从印度利多经缅甸密支那最终到中国云南的陆上通道。
美国总统罗斯福也主张,由于驼峰航线运量不能满足中国需要,必须收复缅甸打通一条通往中国的实际供应线。1943 年3 月,罗斯福致电蒋介石: “只有空运航线,是永远不能运送作战的必需物资给你的陆军、空军以及陈纳德的空军……因此,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的重任,经缅甸进入中国陆上供应线必须尽早打通”.
伴随着中印公路的打通,随之而来提上日程的是中印油管的建设,尽管油管输送能源的成本较其他方式低,但是油管的建设却是以巨大成本为基础的。据统计,中印管道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油管,蜿蜒 3200多公里,需要 492000 节管道,总数有 50 万吨油管用于中印油管系统管道的铺设,所有材料均需从美国运输。在建设过程中,中美两国工程技术人员死亡 18人,美国工兵的出工率是 100 万个工作日/天。印度军队( 可能是英印工兵) 、本地劳工和中国人另外的出工率也是 100 万个工作日/天。总计计 300 万个工作日/天。
很显然,上述能源输送方式都面临着高昂的代价,具有不可持续性,所以当战争一结束,上述运输方式就立即退出了历史舞台。
尽管抗战时期盟国和国民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来加强对大后方的能源输入,但是无论是哪种方法都不仅面临着巨大的成本消耗,而且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后方能源紧缺的问题。因此大后方在严峻的局势下,被迫采取多种方式降低对外部能源的依赖。
为减轻对外部能源的依赖,1941 年 12 月行政院召集财政部、经济部、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交通部召开会议,讨论大后方的能源补给问题,并作出决定:“1. 甘肃油矿之生产,应设法增进,所需机件连带运入; 2. 酒精生产应设法增加原料; 3. 桐油提炼应设法推进; 4. 木炭车、煤炭车之推进应设法努力”.
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则对下属相关单位下达了具体任务指标,“查自越南及缅甸禁运以来,各种油料涓滴不能进口,国内油矿亟应积极开采而各项代用品亦应加工赶造,以期自给用于抗战。……自三十年一月份起,每月必须设法供给军用汽油三万加仑。而对于酒精植物油及其他代用品亦应设法增加生产,以应需要。”当时,最为困难的是汽油的保障,大后方行政当局开展了节约汽油运动,提出了“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还将军用汽油调成血红颜色,以示汽油为血,要爱惜节省。如果司机偷窃汽油,甚至可以被判处死刑。为了在大后方开采出工业油流,国民政府曾拨出1 亿多法币。
蒋介石还亲自视察过玉门油矿,蒋还对当时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孙越崎表示: “玉门油矿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告诉我,我一定支持你”.在大后方石油建设者的积极努力下,玉门油矿自 1939 年投产到 1945 年,共产原油 22. 5 万吨,炼制生产汽油3. 57 万吨,煤油 1. 56 万吨,柴油 0. 15 万吨。
解决了燃眉之急,以至于“各界用户迫切需要,不得不跋涉荒凉,前来接洽,而交上级机关之函电,亦带恳求之意。”但是仅仅依靠玉门油田的石油,远远不能满足后方需要。尽管后方汽油产量由 1939 年的 4000 加仑,增加到 1944 年的 4048000 加仑。至 1945 年止,七年共产汽油 1303 万加仑,但与战前我国的平均汽油需求量 3000 万加仑相比,无疑是相形见绌。
为此大后方对液体燃料的使用开展了严格的管制,进行了严格的配给。资料来源: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藏,曹立派、赵士奇: 《中国战时酒精工业之研究》,《资源委员会季刊---酒精专号》,第五卷第一期,《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一二八,案卷号-18079.大后方还加大了酒精等代汽油产品的生产力度。
到 1941 - 1942 年,国统区内酒精业出现最为繁荣的局面。据当时官方统计,截止 1943 年 6 月,全国现有厂数共 223 厂,其最大产量每月可产 1860000 加仑。
然而即便是酒精产能大增,也不敷军需民用之需,为了严格控制酒精使用量,四川公路局甚至对车辆在各路段的酒精耗费量进行了精确量化处理,对各路段的能源消耗进行管控。
在汽油与酒精亦不能满足供给的情况下,大后方的交通运输部门采取了将运输车辆的动力改为木炭车以及煤气车的办法,在汽车上装炭炉、褐煤炉。然而汽车改用代用品后,因燃料性能的差异,动力不足,导致发动机部件早期损坏。由于部件损坏,车辆待油、待修,停驶纳日多,运输濒于瘫痪。
据 1944 年统计,甘新大道由玉门至兰州每月约运送油料 19 万加仑,由兰州至广元每月约 15 万加仑,而所用汽车共1040 辆,几乎全为 1939 年的旧式俄车,行驶均在 5 年以上,机件破损严重,经常保持完好的不过 300 辆。因此,尽管在多重手段之下,大后方对外来能源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但是从长远来看,对汽油等高品质能源的需求依然异常强烈。如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在华作战的航空汽油就几乎全部依赖进口,飞机、坦克等现代化装备无法用酒精、代汽油等液体燃料来驱动,而此类装备往往能够在战争中发挥极大作用。
能源不仅是交通运输的血脉,同样也是现代战争军队动力的源泉、战争机器的血液。抗战时期中国战场尽管因为中日双方在武器装备的机械化程度方面不如苏德战场,但也具备了现代战争的基本特征,即空军和机械化武器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抗战期间,据统计,从1942 年7 月4 日到1945 年8 月8 日陈纳德辞职离华,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与第 14 航空队共击落日机 2900 余架。
并在豫湘桂战役、湘西会战等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军空军还在 1943 年底掌握了中国战区的制空权,极大地限制了日军的行动。时任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在评论远征军反攻缅甸时认为: “当时日本东条英机式飞机已为美国 P -51 驱逐机所制服,美国并有 B- 25、B - 29 轰炸机等攻击利器,在缅甸崎岖山地轰炸敌人代替炮兵火力,敌空军处于劣势,此亦敌失败之主因”.日本人也认为盟军的空运补给是日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东京一家电台说: 我们在前线作战的困难是由于缺少补给和空中优势。敌人通过空运获得食物补充,而我方士兵靠少量谷物坚持战斗。
然而第十四航空队却经常不能获得充足的燃料补给,导致其在战争期间长期处于被动作战状态。1942 年 12 月,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因缺少燃料停止作战; 1942 年 12 月至 1943 年 4 月间,陈纳德的驻华空军因缺少机油等物资,被迫减少甚至停止作战;1943 年 3 - 5 月间轰炸机仅采取了几次作战行动。
航空燃料供给的不足主要是受到驼峰航线的影响,因驼峰航线的运输机数量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没有达到要求,严重影响中国战场的作战。美国总统罗斯福被迫亲自干预,1943 年4 月1 日,罗斯福告知蒋介石:一旦驼峰运量达到 4000 吨,陈纳德每月将获得 1500吨,夏季月运量达到以 6000 吨时,陈纳德应该获得需要的全部汽油和补给。
5 月 1 日,罗斯福通知宋子文: “( 一) 5 月和 6 月地面部队获得 500 吨,空军获得其余的吨位。7 月 1 日起,中印空运可达 7000 吨,4700 吨供应陈纳德空军,2000 吨供应陆军,剩下的300 吨亦供应空军; ( 二) 9 月 1 日起,每月空运可达 1万吨,并逐渐增加。”在空军优先战略的支持下,陈纳德的航空队才得以恢复活力,并在 1943 年底到1944 年初夺得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
1944 年底,美国制定了利用 B - 29 大型轰炸机从中国大后方直接轰炸日本的计划,但是受到驼峰航线航空汽油运输量的限制,只开展了为数极少的轰炸行动。据 1945 年 6 月美军的报导: 自川西空军基地起飞轰炸日本的重型轰炸机 B - 29“空中堡垒”因耗用油量过大,缺乏足够的储备汽油,不能随时出击。
轰炸日本的飞机用油,须先从印度运到四川西昌。运油飞机本身消耗掉大量汽油,运输机从印度起飞时,油仓已装满,汽油在去来一趟耗用后,只剩下约 20%至 30%,一架飞机要来去印度一星期才能储存够一架“空中堡垒”轰炸日本一次之用。严重影响了军事行动的效率。
在驼峰航线空运量的限制下,大后方的军队因为燃料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进攻的能力。在 1944年夏季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中,国民党军丧师失地、一溃千里。但是仅仅在半年之后,因为中印公路和中印油管的贯通,正面战场部队很快就恢复了活力,不仅在湘西会战中抑制了日军的攻势,而且还制定了“白培计划”,试图在正面战场发动反攻。在此问题上,中印油管功不可没,据《十五年交通概况》一书的统计,自 1945 年 6 月起,每月由中印油管输入我国的油料为 18000 吨,每天平均约输入 600 吨,至1945 年 8 月厂日本战败投降后,至当年 11 月份停止输送,总共输油时间为七个月,输入汽油、柴油、润滑油等油料,约 10 万多吨。用油管输运油料,半年输入的数量,相当于滇缅公路用汽车运油一年半的数量,较之飞机空运之油更为巨大。
在此巨量的油料保障支持下,不论是空军抑或陆军都拥有了充足的燃料,发动反攻遂顺理成章,即便是日军没有在美方原子弹和苏军攻势下投降,中国军队也能够将日军赶出中国大陆。
能源是战争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如果不能保障战时能源最低限度的供给,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交通运输、工业生产、人民生活所需都将陷入绝境,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尽管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外来能源输入没有规划,充满着应急性特点,在运输过程中又代价高昂,但它却是中国抗战能够坚持下去必不可少的支柱,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战场空中作战的成败及制空权的争夺,而且对整个正面战场的作战影响深远。可以说,如果没有外来的能源输入,中国的抗战将会更加艰难。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东巴文化指纳西族古代文化,因保存于东巴教而得名,已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议东巴美术的当下处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国外、国内的学者对于纳西学的研究,充分展示了东巴文化的博大内涵和艺术成就。从“他识”到“自识”,东巴文化研究的历史已逾百年。东巴仪式、东巴经典、东巴文学、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工艺经历了被发现、被猎奇、被搜集、被整理、被解读,乃至被应用的认识过程。东巴文化被标识为具有神秘、独特的特征。
20世纪90年代是东巴文化研究的高峰期,也是丽江大众旅游初兴的时期。备受国际东方学界和国内纳西学研究关注的丽江纳西族群以及独一无二的东巴文化,理所当然地成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受到大众的特别关注。
东巴文化的兴衰,曾经历过历史上木氏土司弘扬佛教的无形打压;清代“改土归流”汉文化的无情袭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文化风暴的摧残,无情地改变了东巴文化自然发展轨迹。20世纪80年代已面临严重的危机。21世纪初,一大批老东巴纷纷辞世,东巴文化后继乏人,东巴仪式已然不兴,东巴文化在纳西族历史上已经从中心向边缘不断退让,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这种淡化既是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又是一个社会结构、社会体制改变的结果。
1994年,“滇西北旅游规划会议”之后,丽江的声名日益响亮。1996年,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2.3”地震引起世人极大关注。1999年丽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名扬天下。东巴文化旅游情境下被凸显,以更积极的形态展示着东巴文化的魅力。东巴文化的思想内涵、艺术特征等都得到尽情的发挥,具有新的时代特质。
为东巴教活动服务的东巴美术,是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一代一代的东巴智者逐渐积累的生产生活经历,而提炼出的艺术概念及美学思想,是纳西先民对于天地、自然的原始思、经验总结和集体创作。东巴美术倾注了东巴们的毕生信仰和审美追求,表达了族民的精神和心理的需求及道德的法度,从而使得东巴美术富有创造力和真情实感。
东巴美术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走向市场,丽江的一些书画家把古朴的东巴美术风格应用现代艺术的创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现代东巴画派”出现在丽江,一批纳西族本土当代画家流派应运而生,开创了独树一帜的现代东巴画风。东巴美术的雕刻、绘画、工艺等,已经成为丽江旅游文化中的重要产业。人们对东巴美术的认同度明显提升。东巴象形文学书法和绘画作品,成为丽江官方赠送给国内外宾客的重要礼品。在家里挂上几幅东巴象形文学书法绘画成了丽江人的一种时尚。
东巴书法、绘画、雕刻、木牌、纸牌、挂毯、蜡染等东巴美术产品有很强的民族地方色彩,是游客们喜欢的东西。丽江古城的原住民,已经被商家置换,丽江古城内的商铺也随游客的需求而日益增多。纳西族东巴文化的价值就决定了它成为一种在世界上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立存在于丽江纳西族社会之中。
东巴文化是具有世界性价值的传统文化,拥有目前世界上唯一尚存活的体系化的图画象形文字东巴文,能够完整表述古代纳西人的思想;保存一千多种、三万多册用东巴文和哥巴文这两种古文字写成的《东巴经》,至今仍有老东巴能够识读。东巴经涉及领域除了宗教,还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宏伟博大,是一部能探密纳西族古代社会的大型百科全书;保存一部“迄今为止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图画象形文字舞谱。”“它是纳西族古典舞蹈的博物馆,它保存了货真价实的千年古舞。”
戴爱莲先生认为:“东巴舞谱是有价值的,是科学的、是我们的国宝。”东巴教是古代纳西族的传统宗教,它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对于纳西族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着重大影响。东巴教在古代纳西社会建立起一种神圣秩序,一种东巴文化特有的规范和生存方式,为纳西族提供一种精神的权威和生命价值的依托。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从1937年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将士书》至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结束,历时八年,被称为八年抗战、或简称抗战;另一说法抗战的时间应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至1945年结束,共十四年抗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香港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作用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共产党是现代中国各党派中,对于香港在革命、建设和国家全局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认识得最早、最深刻,也实践得最早、最成功。这种认识和实践,形成于土地革命时期,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今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我们讨论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特殊地位作用的认识与实践,很有意义,也是一种特别的纪念方式。本文以抗日战争为主线,对香港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做个简短的回顾和梳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37 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到1941 年 12 月日军占领香港以前;第二阶段,从日军占领香港,到 1945 年 8 月中旬日本宣布投降;第三阶段,从抗战胜利,到1946 年 6 月内战全面爆发以前,史称"战后初期".
第一阶段,抗战初期,1937 年 7 月到 1941 年 12 月香港沦陷前。1937 年 10 月初,毛泽东在延安与廖承志彻夜长谈,他说:"中国抗日面临生死存亡关键时刻,抗战的物资极为缺少,急需发动海外的华侨捐献物资,支援抗战,这也是在香港设立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意义所在。"按照毛泽东谈话精神,廖承志明确了,中央要他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完成三大任务:一是向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二是把海外华侨及各国朋友提供的支援物资送到各抗日根据地;三是搜集国际最新动态情况供中共中央领导人参考。经周恩来秘密来港商英国大使同意,廖承志为主任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 1938 年 1 月在港成立,公开名称是"粤华公司",位于现在的皇后大道中 18 号新世界大厦。后来宋庆龄为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也在这里。
在香港一次内部会上,廖承志讲了一段话,反映了中共对香港特殊性的认识,堪称"入骨入肉".
他指出,"香港为远东航运的中转站,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被誉为'东方明珠';也是我国通往东南亚、亚非和西方世界的窗口,既可作为桥头堡、气象台,又是抗日的前哨据点。因此,中央决定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争取国际友好人士、广大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支援抗日".正因有此深刻认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非常出色,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性,很好地完成了中央明确的三大任务。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香港成为抗战最重要的海外文宣重镇。随着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先后沦陷,大批抗日进步人士陆续来到香港,包括国民政府、军界抗日领袖、文化名人。"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有意将一批进步文化人转移到香港。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做了大量团结、引导的工作,帮助他们办刊物、发表文章或谈话,安排演出、展陈或出版作品等,还创办《华商报》宣传中共抗日主张。
香港一时成了群英荟萃、名扬海内外的抗日文宣大营。仅看当时旅居香港的政军界和文化人士名单,就可观其阵容、声势和影响。主要有:颜惠庆(原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翁照垣、张贞、方振武、甘介候、郑洪年、陈友仁、胡文虎、许崇智、陈济棠、邹韬奋、茅盾、夏衍、范长江、高士其、张友渔、黎澍、梁漱溟、萨空了、胡风、萧红、端木蕻良、陈寅恪、王莹、刘清扬、沈志远、韩幽桐、章伯钧、恽逸群、彭泽民、胡绳、于毅夫、张铁生、张明养、羊枣、千家驹、戈宝权、胡仲持、吴全衡、吴在东、沙千里、华嘉、梁若尘、赵树泰、李枫、叶方、戴英浪、叶赖士、黄药眠、骆宾基、廖沫沙、金仲华、司徒慧敏、杨刚、徐伯昕、胡耐秋、周钢鸣、叶以群、袁水拍、蔡楚生、凤子、胡蝶、于伶、蓝马、丁聪、叶浅予、沙蒙、金山、章泯、许幸之、郁风、盛家伦、特伟、谢和赓、胡考、成庆生、俞颂华、邓文田、邓文钊、李伯球等,以及陈策(国民政府驻港代表)、余汉谋、马俊超、刘璟和、吴铁成、邓友德、陈训畲、黄慕兰等,以及廖承志、刘少文、连贯、乔冠华、张文彬、尹林平、梁广、杨康华等。
二是,香港成为敌后抗日战场争取国际援助的主渠道。香港是抗战初期中国抗战事业联系海外的唯一通道,中国共产党为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战场争取国际援助,主要通过香港。而其他国际援助物资,包括苏联的援助都是支持国民党的抗日正面战场。各种史料证明,八路军香港办事处通过桂林办事处等渠道,将香港募集的国际援助都辗转到了延安,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
当时英国对日本侵华战争和中国抗战的态度非常暧昧,对在香港的抗日活动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同意八路军、新四军在港设立办事处,港督还参加了"保盟"发起的"一碗粥"募捐运动;另一方面又限制八路军办事处在香港进行的抗日活动,并一度查封了办事处。1939 年 3 月 11 日清晨,港英侦探突然包围了"粤华公司",逮捕了连贯等五人,还诡称他们不知道"粤华公司"是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经周恩来在重庆与卡尔逊将军反复交涉,港英当局才将连贯等人释放。
这个时期香港抗日活动的重要背景,就是国民党从正面战场撤退以后,整个华南地区也同华北、华东一样,成了敌后战场,而在华南坚持敌后抗战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即包括曾生将军为司令员的东江纵队在内的华南抗日纵队。华南抗日纵队在敌后抗日斗争的地位和作用,从两个历史文献可见一斑:一是朱德在中共七大做的军事报告,把华南抗日纵队与八路军和新四军并提,因为他们是华南抗战唯一的武装力量;二是日本投降后,朱德发给冈村宁次的电报,要求冈村指定在广东的代表到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值得注意的是,抗战初期即香港沦陷以前,作为中国人民在华南坚持抗战的武装力量之一,东江纵队的抗战活动从不涉足、也不借道香港。
第二阶段,香港沦陷即所谓日据时期,1941年 12 月到 1945 年 8 月。在这三年零八个月中,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香港坚持抗战。主要是一直在华南坚持抗战的东江纵队,组建了港九独立大队,毅然跨过罗湖河,进入香港,与日本占领军殊死抵抗,直到日本投降。这期间,国民党军队早就撤出华南。日军 1945 年 12 月 8日渡过深圳河,侵入香港时,国民政府也没有出兵香港的打算。英国守军只抵抗了 18 天,12 月25 日下午,港督就举着白旗,乘船从港岛到对面位于九龙的半岛酒店(当时日军总部),投降了。
史料披露,港督投降是请示了英国首相同意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深入香港的日军占领区,在香港同胞支持、配合、帮助下同日寇浴血奋战,深受香港各界和市民拥戴欢迎,英雄事迹可歌可泣。这里只讲两件事:
一是秘密大营救。这是中国抗战史上绝无仅有的大城市沦陷中的突围壮举。抗战以来,平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先后沦陷或失守,都没有相应的"突围"或营救。有研究认为,香港秘密大营救是中华民族反抗日军侵略的一种独特的手段、特殊的表现形式,是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瑰丽的篇章。中共无疑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主要靠两支精干或隐蔽的队伍:一支是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以香港为总站的华南秘密交通线;一支是全面抗战以来就活跃在华南、坚持敌后抗战的东江纵队。另外,此次香港营救形式多样,无论武装突围、抢救、营救,还是自行撤离,都是当时在港华人整体的对日不合作行动,被营救人士,除了上述抗战以来陆续聚居香港的国共两党政军要员、进步文化人士和英美将士及其眷属等近千人外,还有数十万"难民".抗战史研究证实,无论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没有在这件事中互相拆台和制造障碍,而是彼此配合、高度默契、相互支援。就是协助偷渡的"烂仔"、帮会(如杜月笙帮会)、"水客"和"山大王"(土匪),也不同程度地参与或协助了营救。国难当头、国人蒙难,在港或不在港的中国人表现出空前团结,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二是为盟军提供情报。美英两个军界知名人士,美国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和英军服务团团长赖特上校,都曾对东江纵队及其所属港九大队提供的情报,给予高度评价。战后,英国政府也因此给予时任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国际联络组负责人、英文翻译的黄作梅较高礼遇,邀请他参加了伦敦胜利大游行。经毛泽东批准,黄作梅接受了英皇帝国勋章。
此外,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即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周恩来就指示廖承志和乔冠华,跟英军总司令进行过秘密谈判。从现在已公开的资料看,那次谈判的内容就是中共愿意跟英军合作,共同抗击可能入侵香港的日军。英国人不接受中共的建议。据分析,英国当时有两个考虑:第一,不相信中共的判断,认为日本不会打美英;第二,碍于与国民党的关系,不敢和共产党走得太近。
香港失去了一次中英合作共同抗日的机会。
第三阶段,抗战胜利后到内战爆发前,也叫战后初期。战胜国各方对香港地位的态度都有变化。国民政府要求英国归还香港,遭英拒绝。美国先是支持中国收回香港,麦克阿瑟将军命令,北纬 36 度以上地区包括香港,由中国战区长官受降,后又转为支持英国拒还香港,将香港划出中国战区。这里主要谈谈中国共产党处理香港问题的变化。日本宣布投降不久,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八字方针。
朱德电令华南抗日纵队包括东江纵队,就地受降。
周恩来电令中共广东区委,港九、汕头、广州等大城市不要勉强去打,但可能取得武装时必须取之。东江纵队及其所属港九独立大队火速行动,到了 1945 年 8 月底,已控制了占香港 90% 以上面积的新界全境和九龙大部分地区,还解放了邻近香港的沙头角、深圳等地。当时,蒋介石派来受降的张发奎的部队还在广西;英国派来受降的夏悫将军也还在菲律宾,英军紧急从缅甸调派了300 名官兵乘一舰在九龙登陆,兵力不足接管香港,其主力远在欧洲。
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就是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对中共在敌后抗日战场建立的华北、华东、华南根据地全面进攻。他又不得不三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实际上是为他调动兵力赢得时间,因为国民党军队主力基本上在大西南。史料披露,蒋介石提出收回香港的要求,终因有求于美英支援其打内战而放弃了。英军也不理会蒋所谓"授权"而于 9 月 16 日在香港受降,那时已在临近香港的宝安集结的"国军",根本没有收复香港的意图,而是紧密部署围剿中共在华南的武装力量。
面对严峻形势,毛泽东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实施"黑了南方有北方"战略。这是他在土地革命时期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的。
就在 1945 年 8 月 23 日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赴重庆谈判的前一天晚上,中央决定,让出华南地区包括香港。随后在重庆谈判协议中,将广东包括香港,列为我军让出的第一批地区之一。
与此同时,对香港整体战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了重大决策: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1946 年 12 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三位西方记者,回答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态度的提问时,讲了一段话,有三层意思:一是"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 二是"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三是"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最早的关于中共暂不收回香港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正式表述。同时做出两个重要部署:一是港九独立大队撤出香港,让英国继续统治;二是向英方争取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合法地位,主要是同意总部在陕甘宁边区的新华社在香港设立分社(现在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的前身)。
当时英军要求与中共代表谈判,请港九独立大队推迟撤出香港。关于中共与港英这次秘密谈判的史料,正陆续披露。有一点比较肯定,就是中共广东区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派代表与港英当局进行了谈判,时间在1945年9月和10月间。
从 1945 年 10 月 9 日广东区委电报中共中央,汇报谈判的初步结果看,这次秘密谈判是有积极成果的:一是英方允许中共人员在港九有居住、来往、从业的自由,指定医院安置港九大队 300 名伤病人员,并负责医药、膳食。二是同意港九大队组织四个区域的民众自卫武装,英方负责枪械、给养、管理。三是港九大队答应英方要求,同意在新界外围推迟撤离 3 至 4 个月,英方提供经费,并同意港九独立大队武装船只在指定海面活动,但陆上据点尚未答应。四是英方应允救济新界居民,由港九大队协助。五是英方同意港九大队在香港设办事处,我方要求英方协助建立秘密电台。六是英军九龙最高军事负责人菲士廷将军,提出会见曾生将军等东江纵队负责人。后因职务变动,曾生未见菲士廷,但经中央批准,港九独立大队由原定 1945 年 9 月28 日撤出香港,推迟了 5 个月。港英同意东江纵队在九龙弥敦道 172 号设立驻港办事处。
新中国奠定基础对新华社香港分社这个在建国后长期使用新闻机构名称的中国政府代表机构,战后初期在香港成立的过程初步研究,发现当时英方对给中共在港合法地位,是有顾虑的。他们最初的回复是,新华社可在香港设立分社,但须有重庆的中国中央政府出具的证明。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当时内战已全面爆发,重庆是不会出此证明的。
后来,英国改变了立场,马上通过港督的代表联系中共驻港代表,表示只要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证明就可以成立分社,这样便取得了突破。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是林伯渠,新华社延安总社社长是廖承志,他们具函港督,证明乔冠华是获新华社总社的授权在香港成立分社的。新华社香港分社于 1947 年 5 月发出了第一份新闻稿。时值解放战争后期,在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新华社香港分社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参加了以下重要活动:
一是,创办设在香港屯门的达德书院。从1946 年 10 月成立到 1949 年 2 月被港英关闭,书院前后运作了两年多,培养了大批建立新中国急需的统战干部。达德书院是中国共产党利用港英在中国内战背景下,对国共采取两面政策,如多次拒绝国民政府提出的驱逐中共党员和左翼民主人士的要求等,在香港与民主党派合作建立的一所新型民主大学。书院由周恩来、董必武指导创办,以自由研究精神为办学宗旨,以广义爱国、和平民主、科学进步、人本自由、集体互助为教育方针。何香凝、郭沫若、乔冠华、茅盾、曹禺、邓初民,侯外卢、沈志远、千家驹、许涤新、黄药眠、胡绳、钟敬文、翦伯赞等知名学者,都曾在书院任教。书院校舍原是抗日名将蔡廷锴的泷江别墅。2004 年 3 月,香港特区政府将达德书院列为法定古迹,也是目前香港唯一与共产党活动有关的文物保护单位。
二是,作为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主体的八大民主党派,是在香港宣布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政权在国统区加紧迫害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到 1947 年年底,除了"民建"和九三学社的中央仍留在内地坚持地下斗争外,"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致公党""台盟"等主要民主党派的中央和主要领导人,已聚集香港。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5 月 1 日毛泽东致函在香港的"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沈钧儒,就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等征求他们的意见,并提议三党发表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新华社香港分社、华商报等中共在港公开机构,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成效显着,主要民主党派政党都以发表声明或谈话作出上述宣布。此时的香港,成了全国"新政协运动"的中心。
三是,组织"秘密北上".按照周恩来的部署,新华社香港分社、华商报等工作人员,以文化机构负责人或文化人的身份联络、带队,避开港英和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跟踪,安排上述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秘密北上,参加新政协。
从 1948 年 8 月到 1949 年 9 月,秘密北上 20 多批、1000 多名人士,其中 350 多名是民主人士。先头几批到了东北,以后几批到了天津、西柏坡,最后在北平汇合。秘密北上人士中有 119 人出席了奠基建国大业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接近全体政协代表的 20%.
这期间还有件事值得一提。1948 年 12 月,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结束,港英当局非常紧张,整个西方和香港的政商界也弥漫了恐慌情绪,担心解放军过了长江、打到广东就会解放香港。这时候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发表了两篇着名的社论。1949年2月9日,《文汇报》社论《新中国与香港》指出: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迄目前为止,没有一言一动牵涉到香港,或在理论上将香港如四大家族一样,列为清算对象,可见假想中的安全威胁决不来自中国人民的胜利。2月17日,《大公报》社论《乐观香港前途》说:"事实上,香港的地位并无什么危险,它的前途不如一些人所想象那么悲观。第一,中英关系一向不错";"第二,中国新政权并无盲目排外的征象"."展望未来,香港应该与中国大陆建立良好的联系,尽量发挥其物资集散交通衔接作用,使香港得到真正合理的繁荣".
这两篇社论的根据,就是 1949 年 1 月 19 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按照这个指示,香港问题是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之一,必须取消,但又属于"解决时机尚未成熟者",因此,"不可急于去解决".
我们认真地回顾这段历史,是想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对香港为什么实行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方针政策,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什么?答案就是:香港在中国革命的全局中,具有内地任何地方或城市都没有的特点或优势。无论是抗战期间的正面战场、敌后根据地,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国统区、解放区,都不能、也无法替代香港在革命全局中的独特作用。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马克思主义(Marxism)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简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覆盖了马克思本人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观点和全部学说。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活动概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活动概述全文如下:
抗日战争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来了巨大转变。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原先在国统区处于非法和地下状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获得了公开、半公开的活动场域,并据此确立了广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播阵地。在这些阵地上,史学家们面临着复杂的学术和政治生态,对这种生态的考察能丰富我们对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以往研究比较注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个人活动、学术成果的考察①,而较少关注这些史学家在抗日和国共政争的微妙环境下的群体活动状态,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 抗战时期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初步形成
抗战爆发后,国统区逐渐出现了一些抗战文化中心,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先后集聚在此,他们以公开或秘密的团体、组织为工作阵地,开展各种史学活动。这些活动在不同地域内呈现出不同特色,其中以长沙、重庆、昆明的史学活动最为典型②.
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在1937~1939年是左翼史学家集聚的重要地域。抗战爆发前后,翦伯赞、吕振羽、张天翼、杨东莼、谭丕模、曹伯韩、杨荣国、黎澍、曹国智等文史工作者先后接受中共的组织派遣回到自己家乡湖南开辟新的工作阵地。为了争得公开活动的机会,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和湖南地下党多方活动,在长沙筹建了文教界的统战组织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中苏文化协会”简称“中苏文协”或“文协”)。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这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如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杨荣国同时是两个组织的理事或候补理事,杨荣国、曹伯韩等进步文史工作者负责文抗会会刊《抗战文化》,而翦伯赞是文协分会会刊《中苏》半月刊的主编,吕振羽、谭丕模、萧敏颂则为编委。
史学工作者依托文抗会和中苏文协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创办《抗战文化》《农村周报》《中苏》半月刊等刊物。尤其是《中苏》,作为综合性刊物,每期销售约三四千份,撰稿人多为文化名家。《中苏》存在时间也较长,是湖南省工委领导下仅有的存续到长沙大火后的刊物①.二是创办战时常识训练班、战时社会科学研究会等。抗战训练班曾请来徐特立、熊雄、翦伯赞、吕振羽、薛暮桥、沈友谷(胡绳)、易君左、廖伯华、杨东尊等为学生讲课,如吕振羽讲授的是抗战情势讲话、中国革命史等课程②.
1938年9月,在文抗会研究部主任吕振羽的建议下,旨在培训抗战干部的塘田战时讲学院在邵阳成立,设有西洋近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现代哲学思潮等课程。吕振羽亲自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文史学家吴剑丰、李仲融、曹伯韩、吴季甄等分任各课教官。课程讲义大部分是老师们根据红色出版物编写③.三是利用学校教职传播唯物史观。
1937年秋翦伯赞到长沙不久,便应聘为民国大学教授,主讲历史哲学、苏联研究等课程,此时正值他的《历史哲学》刚刚完成初稿,便借着教学机会检验、修改了自己的学术成果④ .学校迁到溆浦后,翦伯赞又于1939年3月再次到此任教,讲授历史哲学和中国经济史,与谭丕谟、张天翼等党员教授一起,开辟了新的教学阵地。
1939年以后,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离开湖南,向重庆、桂林、香港等地疏散。尤其是在重庆,新来旧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形成一个庞大阵营,汇集了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杜国庠、华岗、邓初民、吴泽、赵纪彬、胡绳、杨荣国等众多史学家。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这个史学家群体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中苏文化协会、新史学会等组织机构为阵地,开展学术活动。他们在这些组织机构中担当了重要角色:第三厅由郭沫若负责;文工会以郭沫若为主任,杜国庠、翦伯赞是专任委员,邓初民、侯外庐、吕振羽等则是兼任委员;在中苏文协,郭沫若为研究委员会主任,侯外庐、翦伯赞为杂志委员会副主任兼会刊《中苏文化》的主编、副主编;新史学会成立于1942年,侯外庐、杜国庠是重要组织者⑤.
利用这些公开身份,在渝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广泛活动,先是创办了《中苏文化》《中原》等刊物,举办了训练班和夜校。其次是组织学术讨论会。据侯外庐回忆,这一时期,南方局为帮助学术工作者提高理论、政策水平,特地组织读书会开展学习和交流。他所在的小组,每两周举行会议一次,参加者有许涤新、胡绳、杜国庠、翦伯赞、王寅生等⑥ .再次是开展学术讲座、演讲会等。
如文工会举办的讲座在重庆很有号召力,请来的均系社会名流,像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邓初民的“清国政治史”、翦伯赞的“新史学讲座”、卢于道的“人类进化问题”等都颇受欢迎,开讲时常常座无虚席⑦.1942年1月,翦伯赞被请到文工会作讲演,讲题为“历史哲学”(实际讲的是“唯物史观”)“中国人种之起源”“论中国的母系氏族社会”,连讲三天,影响颇大,来听讲的姚篷子翘起大拇指称赞说:“真是闻所未闻。”
⑧中苏文协的讲座也颇受欢迎,凡讲学,翦伯赞等学者必在邀请之列。此外,史学家们也进入学校任教。如翦伯赞就曾于1941年冬和1944年秋先后两次到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讲授中国通史,而吕振羽1939年刚到重庆就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邓初民则一直在朝阳学院授课。一些有名望的史学家还受邀给国民党军政要人授过课,翦伯赞1940年前后给冯玉祥讲过中国历史,李达1939年1~8月间应冯玉祥之邀来渝为冯玉祥主持研究室,讲授辩证逻辑,并代邀邓初民、黄松龄讲授政治学和经济学。正如侯外庐所说:“由于在抗战最艰难阶段的重庆,团结在我党周围的知识分子、各界人士,乃至一批国民党爱国人士中学习气氛很浓,马克思主义学者个个都有用武之地。”⑨抗战时期昆明虽然集中了众多史学家,但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迟迟未能建立。
1943年10月,华岗被南方局派到云南,化名林少侯进入云南大学任社会学教授,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课程。是年12月,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华岗与前已到此的周新民、张子斋牵头,广泛联系文化教育界人士秘密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前后聚集了楚图南、尚钺、吴晗、闻一多、费孝通、闻家驷、冯素陶等诸多文史工作者。为了掩护研究会的活动,次年春又在研究会会址---唐继尧旧公馆唐家花园挂牌成立西南文献研究室,由吴晗负责,吸收联大学生丁名楠等人做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并印刷进步刊物①.史学家们以西南文化研究会为中心也开展了相关工作。一是举行学术聚会。学者们两周一次轮流作政治和学术报告,持续近两年。学术讨论一般由教授们根据自己的专长设定核心议题,先作单人报告,大家再根据报告内容进行交流。专题发言与自由讨论相结合,力求明辨是非。据尚钺回忆,座谈会起初漫谈世界政治形势,搞政治的人发言较多。后来分题做学术报告,罗隆基讲欧洲民主(美国),一个月后华岗又讲苏联的民主,彼此间似乎针锋相对②.二是注重利用讲堂和讲演等机会传播马克思主义。参会者作为学院知识分子,多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授课,在课堂上,不但华、楚等人注重讲授唯物史观,吴晗、闻一多等人的教学内容也逐渐发生了转变。
1945年前后吴晗讲明史课,开始痛斥明王朝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最后总要讲到农民起义对明王朝风卷残云般的冲击;给学生开列的中国通史参考书目也有了郭沫若、翦伯赞等进步史学家的着作;就是集会演讲,“人民”也成了他口中惯用的词汇,如在1945年“五四”纪念会上他说:“只有用人民的力量才能解决人民本身的问题,只有用人民的力量才能奠定人民的世纪。”
二 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组织和领导
1.中共领导史学家们开展统战工作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集聚地的形成与中共领导的统战工作是分不开的。国共合作实现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成为中共在国统区统战工作的重要形式,从其建立过程看,或者是中共秘密党员利用公开身份联络国民党中、上层人物并征得其支持而成立,譬如文抗会和中苏文协湖南分会就是作为秘密党员的翦伯赞征得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立法委员张西曼以及湖南省议长赵恒惕、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的支持而成立;或者是对国民党原有的组织机构进行改造而使其能够贯彻中共意志,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不用说,中苏文协则是在孙科的倡导下成立的,在王昆仑、侯外庐、翦伯赞加入后成为中共活动的重要阵地;或者是在中共的倡议下由民盟、救国会等民主党派或团体出面组织成立,如西南文化研究会就是华岗倡议,由民盟云南支部的周新民、楚图南、吴晗、闻一多等组织成立的。
尽管这些组织成立的过程不尽相同,但在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来为学术活动开辟政治空间这点上却是一样的。湖南文抗的创立利用了赖莲为首的省党部CC派(组织派)与何键为首的地方派及复兴社派的矛盾,通过联合地方派,争取复兴社,孤立CC派寻得政治空间④.中苏文协湖南分会则是趁张治中到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后,地方派失势、组织派不敢过于嚣张之机成立⑤ .第三厅和文工会则是利用蒋介石拉拢文化人的心理成立的。西南文化研究会是利用云南王龙云与蒋介石势力的矛盾,派华岗对龙云开展统战工作而建立的。
争得政治空间只是开始,接下来是如何动员广大群众参加统战组织。传统社会的熟人关系往往成为人们借助的对象,这样,学术文化工作者的学缘、血缘、地缘、业缘等多种关系网都被调动起来。
中共在抗战初期之所以在湖南集中了众多本地学术文化工作者,是因为本地学者熟悉环境,人缘深广,便于开展工作,文抗在众多市、县的分会,以及塘田战时讲学院等抗战训练班的建立便是明证。同样,重庆第三厅和中苏文协能加入众多的左翼史学工作者,与郭沫若、王昆仑等忠诚于中共的学者的努力有关。而吕振羽能进复旦大学,华岗、尚钺能进云南大学,孙寒冰、楚图南等的引介起了重要作用。
从统战对象看,这些组织机构联合了非党派和民主党派史学家,如塘田战时讲学院对吴剑丰、吴季甄,新史学会对顾颉刚、张志让、周谷城,西南文化研究会对吴晗、闻一多等的联合都是如此。而从统战动力看,中共秘密党员在统战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面对高压政治环境,中共适时提出党员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三化”要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国统区的集聚也就成了组织授命的地下活动集群,他们曾在相关组织内部根据需要成立党组,如《中苏》半月刊的党支部由吕振羽、谭丕模、萧敏颂等编委组成①;塘田战时讲学院内则成立了以杨卓然为书记的党支部,以及以吕振羽为组长的党的三人小组,处理学院的一切重要问题,两者都直属省委领导②;第三厅成立了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庠、冯乃超、田汉、董维键等组成的党的秘密小组,厅内基层中共党员里建立了冯乃超为书记的秘密特别支部③.中苏文协与西南文化研究会的秘密党员则受当地党组的直接指导。
2.中共领导史学家们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活动一旦展开并趋活跃,中共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便开始激化。
湖南文抗会自成立初起,CC派的势力就一直在渗透,左右两派斗争的结果是文抗会逐渐被CC系控制④ .塘田战时讲学院也是,国民党派人扮作学生散布学院为南方抗大即将查封的言论,拉拢学生到校外游荡、偷窃,损毁学校形象,学院党组为此发动了反谣言斗争⑤ .重庆的第三厅作为政府机构经常受到巨大压力,国民党先后三次逼第三厅全体员工加入国民党,前两次企图没有得逞,最后一次则免去了郭沫若的厅长职务,由蒋介石亲下手谕强迫入党,结果酿成第三厅全员辞职风潮⑥.《中苏文化》也经历了与文协秘书主任洪舫的斗争⑦.西南文化研究会也常会为避免特务盯梢而转移开会地点⑧.中共所领导的斗争并非都十分顺利,国民党掀起的_高潮往往会恶化学者们的工作环境。
1939年3月,即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两个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秘书长潘公展到阮陵视察,严厉管制中苏文协分会和《中苏》半月刊,翦伯赞、谭丕模等被迫先后转移至溆浦民国大学⑨ .4月,塘田战时讲学院在新任省政府主席薛岳的压力下被迫关闭,吕振羽等几度奔波也无济于事。而从这年秋到1940年年初,作为第一次_高潮的应对,原先集聚在湖南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先后被疏散至桂林、重庆等城市。
1940年8月第三厅的解散则发生在第二次_高潮前夕,这次_高潮的到来也迫使南方局疏散了大批聚集在重庆的史学工作者,吕振羽就是在这时去到苏北。
1945年2~4月间,国共围绕民主、和平问题的斗争日趋激烈,重庆文工会因为组织发表“民主宣言”而被解散⑩ .云南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因为龙云的下台,蒋介石势力渗透加剧,不得不在抗战结束后不久即停止活动。
多数情况下,斗争的形势都维持在斗而不破的状态,真正影响这些史学阵地存亡的在于国土沦陷或相关倚靠势力的下台而造成的政治空间压缩。如果说长沙这个史学阵地的失去是因为日军的侵占,那么邵阳、阮陵、溆浦、重庆、昆明等阵地的失去则是国民党_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的_活动虽然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社会活动不再像之前那样活跃,但这也迫使他们转向学校和书斋,反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杨荣国1939年离开湖南后,来到桂林开始古代唯物论研究。尚钺在1939年重庆文化人大疏散中来到昆明,集中精力进行古代文献和文字学研究。郭、翦、侯、吕、邓、杜等学者此前在党的领导下专注于社会活动及撰写时评,占去了大量精力,1941年以后专攻学术,写就了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着作。
3.中共对史学家们进行学术上的指导中共对史学家们的学术指导更多是原则性的。在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一些党员在策略运用上不够成熟,有时显得过于激进,容易将本应团结的对象看作敌人,把本无敌意的学术争论看作存在某种政治意图。这时候,周恩来等人善于在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上把握平衡,引导史学家们团结尽可能多的朋友与主要对手作斗争。如周恩来强调学术批判要分主次,主要矛头应对准国民党反动派①.“事实上,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只要一经提出,总会被大家接受、采纳,奉为原则。”“周恩来同志通过参加读书会,把握我们每一个人的研究方向和思想脉搏,从而能够及时地给我们作一些原则的指导。”②不仅仅是原则指导,学者的治学方向有时也会受到周恩来等人的影响。如侯外庐在写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后,准备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古各朝思想史,结果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转而先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③ .另外,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周恩来等人也会秉着平等的态度参与探讨。比如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徐特立就曾给予审阅指导。而郭沫若在写作《棠棣之花》时,周恩来曾就某些字句提出修改意见;对于郭沫若《屈原研究》一文,他也提出了关于“德政”和“刑政”的不同看法,并指出:“拿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兼艺术家,我同意,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余地。”
④学术指导方针曾发生过转变。抗战初期,中共在国统区的统战政策强调联合,其结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快速、有效、广泛的成立(如湖南各地的文抗分会),以及在文化运动中强调抗战文化。
但1939年国民党开始_摩擦后,中共提出“坚持进步”的口号,文化工作转而强调发展抗战文化与提倡进步思想并重,对国民党的投降、倒退言论进行斗争,坚持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化”.1940年周恩来谈及文化工作委员会中的合法斗争策略时指出:国民党规定文工会只能做研究工作,企图束缚我们的手脚,但我们利用这一合法地位进行工作的同时,也可以跳出圈子以个人身份到社会上去活动。我们处在无权无势时还能在地下干,现在有一个地盘给我们站住脚,难道还怕干不成事吗⑤?学术研究与进步宣传间的关系因国民党的压力而变得更加紧张,周则试图在其中找到平衡。事实上,每次_高潮都在提升着组织活动的进步性,如湖南的文抗和文协分会以宣传抗战文化为文化工作的首要内容,第三厅在进步文化的宣传上则给予了更多的重视,文化工作委员会对进步文化的宣传已被史学家们视为理所当然,西南文献研究会则已完全是进步教授们的天堂了。
学术指导方针的转变影响了史学家的学术和政治认知。西南文化研究会持续两年,活动内容从学术研究逐渐向政治讨论转向,后期着重分析国内外形势,研习毛泽东着作,实际上成为当时昆明学术界统战工作的一个核心阵地⑥.华岗在会上介绍共产党的政策和成就,教授们则讨论有关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问题。这逐渐促进了吴晗等人的思想转变,吴晗曾回忆:“在这些会上,我们初步知道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等等道理。以后我们又得到《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敌后战场》等党的文献和《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如饥似渴地抢着阅读,对政治的认识便日渐提高了。”
⑦闻一多也是如此,他曾极用功地读过《联共(布)党史》和《列宁生平事业简史》,并于1944年向吴晗表示:自己是个马列主义者,将来一定要请求加入共产党⑧.闻立雕回忆父亲闻一多,也慨叹:“着名的‘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上主要已不是《诗经》《楚辞》《庄子》之类的古书,而是一些陌生的政治性的书报杂志,写的文章也不是《天问·释天》《〈诗·新台〉”鸿“字说》之类的学术文章,而是政论、杂文、宣言、通电等。”⑨4.中共给予史学家们生活上的扶持除了思想引导,中共还对经济上面临困难的学者给予一定的扶持。抗战时代,“凡是没有国民党当局作后台的学者和文化人,生活一概窘迫难堪”⑨.这句话虽然有点绝对,但确实道出了许多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所面临的窘境。对此,中共也会适时给予照顾,比如像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因为孩子众多,负担很重,党组织为其纾困,特地成立了群益出版社出版其着作。又如董必武一听说侯外庐研究章太炎思想却买不起也借不到章太炎遗书的情况,马上让徐冰送钱给侯作买书之用② .吕振羽在复旦大学每周教几个钟点课,薪金微薄,有时一日三餐只能吃红薯,这种情况下组织经常会给予资助(尽管吕振羽曾多次拒绝)③.除了生活资助外,组织还会资助远行的路费。如1941年重庆文化人大疏散,路费有困难的,由组织筹划给予帮助,吕振羽去苏北的费用就是组织解决的④ .
无疑,郭、吕等人尽管生活艰难,但终究还有组织的关怀,那些名望不如他们或缺乏组织依靠的史学家生活则更显艰难。然而由于中共内部领导人员的处事作风不同,对史学家经济状况的关心也存在差别。对于一些领导人而言,革命就应当是牺牲和奉献,不应讲条件。李达在抗战时期的1937年、1939年两度失业,1941年以后甚至一直失业家居。
1939年夏秋之际,当周恩来通过吕振羽询问他是否愿意去延安时,李达表示:“去延安只要有一碗饭吃,我都愿意去。”但当时负责处理此事的一位南方局领导却回道:“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⑤这与周恩来的处理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周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表示:“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同志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⑥ 李达的延安之行终究未能如愿。这年初冬,周恩来托曹瑛去看望李达并给予经济上的关怀,还多次邀请他给办事处工作人员讲唯物辩证法⑦.华岗在这段时间里也面临相似的处境,他在任《新华日报》总编辑期间因看不惯王明做派而与其发生冲突,结果在1939年8月被以“违抗领导”罪名撤销职务,不得不避居重庆乡下租房专门写书,靠稿费生活⑧.其间还身患重病,这种状态持续到1941年被周恩来重新起用之时,生活之艰难竭蹶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来自组织的照顾往往能温暖人心。
吴晗在这时也因为收入下降、家庭负担沉重而面临着卖书、辞退家政的窘境,尤其是其夫人袁震重病在身,药费不菲,无力负担。
1943年仓促草成《从僧钵到皇权》也是为了解决经济困难。国仇家恨使得他牢骚满腹。恰在此时,来自中共的经济的、精神的关怀令他感动,中共党员周新民、李文宜夫妇见吴晗承担的医疗费太重,就请李公朴找了位当大夫的朋友给袁震免费看病,减轻了吴晗的经济负担⑨.这种无声的关怀无疑是推动吴晗思想进步的重要助力。
当然,组织的生活扶持并不仅仅就是经济关怀,更多的还在于同志之间的相互照应,日常生活中的嘘寒问暖、急难相助往往比经济支持更能打动人心。可以说,来自中共的生活扶持和思想引导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开展学术和社会活动的有力后盾。
三 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活动
1.学术阵营的划分和学术创作的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一旦在国统区集聚和发声,与其他流派的观点激烈冲突便在所难免,对将学术看作战斗武器的史学工作者而言,怎样理解形势、区分敌我以确定斗争的基调便显得尤其重要,所以,学术阵营的划分和学术动态的分析也就成为学者讨论时绕不开的话题。在南方局组织的读书会中,学者们多倾向把冯友兰、贺麟等“唯心主义哲学家”视作对立面,一碰头就研究他们的新文章,分析其政治动向;雷海宗主编的《战国策》说了些对中共“态度不友好”的话,孙晓邨主持的《中国农村》有文章说了不利于统战的话,也都先后受到章汉夫、许涤新等的批判。而理论工作者把这些事视为理所当然⑩ .又如在溆浦民国大学,翦伯赞、谭丕模、张天翼等进步教授很快形成一个阵营,与当时被视作托派分子的王宜昌、刘敏形成的另一阵营尖锐对立,但因为进步教授讲课受学生欢迎,王宜昌、刘敏便利用职务之便故意处罚学生,结果激起民愤,王宜昌被迫离校,刘敏也装病避事.在昆明,西南文化研究会成立初期也曾围绕入会资格展开争论,焦点集中在闻一多身上。当时党内一些人对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存在偏见,认为他早年站在新月派一边,信奉过国家主义,到云南又钻进小楼醉心经史楚辞研究,难以共事①.争论最后在周恩来的介入下才得以解决,这也凸显了争论的激烈。
无论学术阵线如何分明,史学阵地的争夺终究要靠史学作品来较量高下,这样,学术创作也就显得尤其重要了。事实上,这个时期集聚在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们写就了大量史学作品。吕振羽在塘田战时讲学院编印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程》在校内发行,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经修改后在1938年出版。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从1941年开始加深研究、全力着述,使得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名作在短时间内涌现,有代表性的如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等,单篇论文更是难以计数。在昆明,史学家们的着述也不少,如尚钺的《释臿---从中国古代农具发展探讨古代社会》,华岗的《太平天国反清战争的战略研究》《汉代的伟大思想家---王充》,吴晗的《由僧钵到皇权》《明太祖》,闻一多的《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等。西南文化研究会的学术报告也常被整理发表,如吴晗的《说士》《论贪污》《贪污史的一章》,闻一多的《什么是儒家---中国士大夫研究之一》《兽,人,鬼》等。这些文章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进步气息,讨论会上的一些发言尤其如此,譬如闻一多有关“说儒”的报告就比公开发表的文章尖锐得多②.
史学家们除进行严肃的史学研究外,还开展时政研究和历史剧创作。写时评是分析国内外形势、宣传党的政策的需要,写历史剧是现实题材的文艺作品在国统区受压制的结果,也是南方局利用戏剧反击蒋介石个人专政计划的一部分。吕振羽在湖南时就中断了历史学研究,集中精力撰写政论时评,在《力报》等刊物上发文三十多篇③.翦伯赞在1937年至1939年公开发表的着作中,绝大多数是政论时评,直到1940年4月以后,其史学文章的数量才超过时评文章④.历史剧方面,以郭沫若和阳翰笙为典型,前者在其五十岁前后,一口气完成了《屈原》《虎符》《高渐离》《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六部历史剧,后者从1940年开始写出了《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槿花之歌》等剧作。
2.学术观点的互动与歧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因为信仰相同,分析工具相近,讨论时往往能形成互动,找到知音。侯外庐与杜国庠的交谊就是如此。杜在重庆时代被侯称为“最堪称知己的朋友”,因为两人个性相合,严谨而谦恭,更重要的是学术观点还完全一致,对先秦到近代一系列问题的见解十分相近。如两人都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从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转化的过渡期是唐中期,柳宗元是有唐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最典型代表⑤.这种学术观点的互动带来了求同心理,在造成学术共鸣、形成学术流派的同时,也推动了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重庆时代,当侯外庐提出中国封建社会进步思想家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论点时,有反对者,也有像杜国庠、杨荣国、赵纪彬、陈家康那样的支持者,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分裂的表现,而恰恰是学术研究不断进步的证明,说明同一阵营的不同观点在相互切磋中走向深入。另外,史学家们在新作完成后的相互参阅,相互撰写书评、剧评等,都是学术互动的有效方式。如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郭沫若的《屈原》等作品,就曾在聚会时朗诵并提请大家提出修改意见⑥.
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内部也会存在分歧,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便是典型例证。然而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在讨论中把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不相符的杂音辨别出来。赵纪彬与吕振羽的争论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两人虽存在“两周奴隶论”和“西周封建论”的不同学术观点,但吕振羽也不敢强加于人。而对于赵纪彬在《中国哲学史纲要》中采纳日本史家秋泽修二观点的做法却始终不能认同。这种观点因为鼓吹中国社会的“亚细亚停滞性”来为日本入侵作辩护,在当时被看作是“政治问题”“是非问题”,属于侵略理论。吕振羽为提醒赵勿受蒙蔽,多次找赵恳谈,赵纪彬接受了吕振羽的意见,承认过去对于秋泽修二的用心未能看穿①.相似的,一些问题即便确定是学术问题,也会因其争论所带来政治影响而被看成“不和谐”因素。
1942年侯外庐和郭沫若关于屈原问题的争论本属学术问题,但因为发表的场所是《新华日报》,发表的时机是南方局为打破皖南事变后沉闷局面而举行的郭沫若五十诞辰庆祝活动结束之时,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政治影响,以至于《新华日报》国际版负责人乔冠华对侯表示:“不要辩下去啦,国民党在拍手呢。”这样,侯外庐的第二篇文章只发表了一部分便草草收场,郭沫若还曾为此发过火,而侯外庐也承认自己的做法“很不合时宜”②.这场辩论虽然激烈,但终究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内部的学术问题,没有突破政治是非的界限。
3.历史资料的共享、学术人才的培养抗战时期,众多史学家颠沛流离,珍藏的书籍资料往往丢失,在这种情况下,史籍的共享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来说尤为重要。中苏文协湖南分会就曾设图书阅览室方便理论研究和学习。史学家搜集史料时还会得到革命者的帮助,如侯外庐研究所需的大量史籍,就是通过在重庆北碚中山图书馆工作的中共党员叶文雄设法弄到的。叶甚至背上二三十公里送至侯家,无论严冬、酷暑总是有求必应,及时送到③ .正是这种革命大家庭的情谊为处在艰苦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们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保障。史学工作者之间也存在史料的共享。
1942年7月,郭沫若正在写一个描述南宋名将余玠、张钰钓鱼城抗击蒙古军的剧本,需要《宋史·忠义传》及《元史·宪宗本纪》,于是给翦伯赞写信求助,翦收信后,很快便将《宋史》托人送去④.同样,对于翦伯赞向自己来信求助《历代疆域图》,郭沫若虽然没有,但也推荐翦向陶行知借阅⑤ .而当侯外庐因研究古代社会史缺乏甲骨文、金文方面的材料而向郭沫若求援时,郭明知两人观点有歧异,仍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着作中对侯外庐最有助益的《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借予侯,侯对这种襟怀和气度很是感佩,称自己能在半年内完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很大程度上有赖郭老的这一支援⑥ .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聚集也为培养新一辈学人提供了条件。杜国庠、郭沫若对尚钺的提携就是一例。
1938年年底,南方局准备挑选一批有一定马列主义基础、搞过实际工作的人从事理论研究,杜国庠找到尚钺,希望他专攻历史,尚钺对此缺乏信心,杜则以自己的经历鼓励之,从而点燃了尚钺“心中的矿灯”.而当尚钺立志研究古文字学,虚心向郭沫若求教、借书时,得到郭的大力支持。尚钺疏散去云南,郭沫若又将他引介给文字学家唐兰,从而将尚钺引入历史研究的殿堂⑦.吕振羽对吴泽的指导又是一例。吴泽是吕振羽在中国大学的学生,两人重庆相聚,经常切磋学术。吕振羽准备写中国通史,提示吴泽:你写一部中国社会简史,按社会形态写,我写一部简明中国通史,依朝代写,同时出版。这样,吕着《简明中国通史》上册和吴着《中国历史简编》双双出炉⑧.吕离开重庆时,还举荐吴泽代任复旦大学教职。再如,翦伯赞对田余庆走上史学道路也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其时还是医学院学生的田余庆流亡到重庆,听到翦伯赞的学术讲演,精神上产生巨大震动,他回忆道:“就是在重庆的那一年,我放弃学医,转学历史。伯赞同志和其他先辈的讲演对我的启迪,是促成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在历史学方面最早受到的熏陶,主要来自伯赞同志和当时在重庆的其他先辈”⑨.
4.学术成果的发表与出版在当时的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活动遍布政界、教育、报刊、出版等诸多领域,属于中共活动网络的一部分,这张网有着从写作到出版的整个行业链条,使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的创作、传播都能得到保障。就刊物来说,黎澍、谭丕模主持的《观察日报》,侯外庐、翦伯赞主持的《中苏文化》,沈志远主编的《理论与现实》,郭沫若创办的《中原》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传播阵地。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集聚增强了这些刊物的学术性,也为刊物的创办带来了众多人才和读者群。同时,他们研究成果的发表又因为这种集聚而获得了更多便利。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术论文的发表主要有三条渠道,一是通过自办的刊物发表,二是通过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民主党派创办的刊物发表,三是通过主流学界中的纯学术性刊物发表。史学家之间常常会相互约稿,翦伯赞给欧阳敏讷写信,吐露自己“满身的文债”---《时事类编》《持久战》《中苏》《国民公论》《中国农村》《文化动员》都在催稿①.该信写于1939年,翦伯赞在这年里发表的作品20篇,仅《中苏》半月刊就有15篇,《文化动员》3篇,《力报》(欧阳敏讷负责)1篇,《中苏文化》1篇。而当翦伯赞到重庆后,主要史学论文多发表在《中苏文化》《新华日报》《群众》《中原》等刊物上②.这些刊物除了《时事类编》,基本都是中共党员实际掌握编辑方向或得到组织支持的报刊,这明显体现出翦伯赞的投稿倾向。当然,翦所投稿的刊物,非中共背景的也是有的,如《时事类编》就是国民党立法院主持的,《中华论坛》更像是民主党派的刊物,《中山文化季刊》则更具学术性,尽管都有共产党员在其中活动。这种报纸、杂志的繁荣景象为翦伯赞这样有声望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成果发表的众多平台,难怪翦伯赞连呼文债众多,难以还清了。
至于学术论着,一部分是以丛书的形式出版,文抗会当时就准备出一套“抗战小丛书”,抗战理论方面和民众革命史方面由吕振羽撰稿,哲学方面由徐特立撰稿,战时经济方面由薛暮桥撰稿,最近政治思潮方面由谭丕模撰稿③.一部分则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如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1卷)在1943年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出版机构如生活、读书、新知、群益等,很多都是中共影响下的进步书店或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文风书局、五十年代出版社等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出版的重要渠道。
四 结语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国统区的集聚是由主客观因素共同促成的。客观上,随着国土沦陷,原先散布在大江南北的知识分子逐渐向西南少数城市集中;主观上,中共对进步学者们的组织使得他们的集聚变得有序,从而形成了长沙、重庆、昆明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集聚地。而在其他抗战文化中心,如香港和桂林,史学家的集聚和组织活动不明显,前者集聚时间过于短暂,后者则更多的是抗战文艺团体的集聚。抗战结束后,史学家们从集聚地分散到全国各地,在创立了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的同时,也带去了革命火种,吴晗回到北平后,就曾协助大批青年才俊奔向解放区。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中共的组织和领导。各地中共党组织对学者们的学术活动进行了政治和理论的指导,而对他们的学术旨趣、个性、见解给予尊重,并尽可能地为他们的学术和生活创造条件。或许国统区的史学家群体没有延安史学家们所拥有的安定、自足的生活条件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但他们也不用为各种_运动所累,与不同阵营的学术交锋刺激了他们的学术创作,与同一阵营的学术互动深化了他们的史学研究。他们还通过学术资料的共享掌握了丰富的史料,通过学术人才的培养壮大了研究的队伍,通过众多的出版渠道扩大了其作品的社会影响。而延安史家们恰恰在学术交流机会、史籍丰富程度、研究梯队数量、作品出版渠道等方面略逊一筹。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着革命者和学问家的双重身份。作为革命者,他们理当为自己的革命目标和政治追求而奋斗,为此,服从组织安排,开展统战和宣传工作是他们的一部分使命,乃至学术研究本身都是他们革命活动的组成部分。作为学问家,他们有着不同的学术旨趣和学术个性,为此,他们也会为了真理而执着勇进,哪怕有时会被同行所误解。
对于他们来说,学术研究的党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就不能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给予适当的评价,就容易得出以今人的标准裁量过去的非历史主义偏见。中共党组织与学者们的良性互动使得马克主义史学家的集聚产生了学术上的规模效应,而这种规模效应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如侯外庐所言:“在重庆那种白色恐怖和贫困之中,我能不断贡献出研究成果,若没有集体的帮助和鼓励,是决难实现的。”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川菜烹饪常用的盐是井盐(也就是川盐),其氯化钠含量高达99%以上,味纯正,无苦涩味,色白,结晶体小,疏松不结块。以四川自贡所生产的井盐为盐中最理想的调味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抗战时期川盐运销及其成因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川盐在全国盐区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 “抗战” 时期其地位更显重要。 我国产盐区域从生产成本及产量的经济价值看, 以长芦淮海盐最为重要。 然川盐生产极富, 区域甚广, 数百万人赖盐为生, 特别是在 “抗战” 爆发以后, 海盐产地沦为敌战区, 川盐为国计民生所需, 地位如同人们所需的水和空气一样[ 1 ] 1. 在“抗战” 时期, 川盐运销四川各地和省外, 满足了川、 鄂、 湘、 黔、 滇、 陕、 甘军民的食盐需求, 为 “抗战” 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然而目前, 学术界对川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川盐生产技术、 川盐的经济特点及四川局部地区的盐业等方面, 缺乏对“ 抗战 ”时期川盐运销及其成因的系统研究, 这里拟就此内容作一探讨。
(一) 自贡盐场运销
自贡盐场由自流井、 贡井 2 盐区组成。 自流井属富顺, 贡井属荣县; 在盐务行政上合称富荣场, 自流井称东场, 贡井称西场, 为川盐最重要的区域之一; 全区人口 30 万, 直接从事盐业的工人达 10 余万[ 2 ] 338.
自贡两大盐场所产之盐销往本省的自贡市区、 富顺、 内江、 威远、 资中、 隆昌、 荣昌、 永川、 璧山、荣县、 宜宾、 南溪、 铜梁、 大足、 泸县、 江津、 江北、 重庆、 巴县、 长寿、 垫江、 邻水、 涪陵、 忠县、 石柱、 丰都、 万县、 广安、 岳池、 大竹、 渠县、 宣汉、 达县、 万源、 合江、 綦江、 南川、 酉阳、 秀山、 黔江、 彭水、 叙永、 古蔺等 43 县市, 贵州的赤水、 习水、 仁怀、 都匀、 遵义、 息烽、 贵阳、 思南等地, 湖北的宜昌、 宜都、 枝江、 松滋、 荆门、 汉阳等地, 湖南的石门、 慈利、 永顺、 桑植等地; 两盐场销盐量,民国三十年 (1941 年) 有 4 524 000 市担, 民国三十二年 (1943 年) 有 4 396 673 市担[ 3 ] 56.
自贡盐的运销, 在邻近的地方直接用人力挑运[ 3 ] 56. 而销往外省或本省离盐场较远地区的食盐, 多依赖水运, 由自贡市利用盐井河船运到邓井关, 然后换沱江驳船运到泸县, 再换较大的木船由长江向上下运输, 出三峡者销鄂、 湘两省; 在宜昌失陷后, 长江交通受阻, 运鄂、 湘的盐减少; 有一部分由涪陵入乌江到彭水及龙滩二地转入湘西; 销贵州者则分别由合江进赤水, 由江津江口进綦江, 由涪陵进乌江, 由纳溪进永宁河, 转入贵州各县销售[ 3 ] 56.
(二) 犍为盐场运销
犍为盐场的盐运销川内的成都、 华阳、 青神、 眉山、 彭山、 新繁、 彭县、 崇宁、 金堂、 新都、 郫县、理番、 汶川、 灌县、 新津、 邛崃、 崇庆、 双流、 温江、 大邑、 蒲江、 雅安、 夹江、 峨眉、 荥经、 汉源、 天全、 芦山、 纳溪、 古宋、 泸县、 万县、 马边、 宜宾、 屏山、 庆符、 高县、 筠连、 珙县、 南溪、 江安、 长宁、 兴文、 雷波、 犍为、 叙永、 古蔺等 49 县市; 湖北利川、 建始、 宣恩、 鹤峰、 五峰、 咸丰、 来凤、 恩施等县; 云南会泽、 巧家、 昭通、 永善、 绥江、 鲁甸、 大关、 镇雄、 彝良、 盐津、 宣威等县; 贵州大定、纳雍、 毕节、 威宁、 黔西、 金沙、 织金、 水城、 安顺、 普定、 青镇、 镇宁、 郎岱、 平坝、 紫云、 普安、 安龙、 兴仁、 关岭、 安南、 贞丰、 盤县、 册亨等县[ 4 ] 93-95.
犍为盐场的运销范围主要在川西、 川南及湖北、 云南、 贵州三省。 宜宾是其重要的物流集散地, 犍为盐经过水运到宜宾销往云南。 据 “抗战” 前的调查, “岷江中游犍为县属五通桥产盐, 专销叙永及南六县一带, 和滇省东北部地方。 每年定额四千张, 皆用木船运至此地, 然后分销各县, 故盐号林立, 业务发达, 每年总值约 140 余万元。”[ 5 ]
据民国二十五年 (1936 年) 在雷昭的调查, 根据其商会所报告, 雷波从叙府 (今四川宜宾) 年进盐 200 000 担[ 6 ]. 民国三十三年 (1944 年), 每月犍为盐经宜宾运销云南的情形为: 昭通 3 800 担、 威信 800 担、 镇雄 1 700 担、 盐津 2 600 担、 绥江 900 担; 销往省内各县的情形是:
宜宾 3 260 担、 南溪 1 220 担、 庆符 1 430 担、 江安 1 460 担、 长宁 2 050 担、 兴文 700 担、 古宋 500 担、珙县 1 350 担、 高县 1 500 担、 筠连 450 担、 屏山 1 100 担、 雷波 1 000 担、 马边 400 担[ 7 ]. 另外, 叙永位于永宁河之上游, 为川滇交通之要道, 系川南边区重镇之一, 运销川南边境与黔省之食盐, 多依赖永宁河[ 8 ] 1, 故叙永在盐业物流中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犍盐由当地木船运至纳溪, 再转永宁河船运至叙永[ 8 ] 5.而叙永食盐由犍为、 富顺运来, 销往本地、 古蔺、 古宋及黔省[ 8 ] 2.
(三) 乐山盐场运销
乐山盐场运销的空间范围主要在川西、 川西南高山峡谷区、 盆中川南区。 其盐运销川内的成都、 华阳、 青神、 眉山、 彭山、 新繁、 彭县、 崇宁、 金堂、 新都、 郫县、 仁寿、 理番、 汶川、 灌县、 新津、 邛崃、 崇庆、 双流、 温江、 大邑、 蒲江、 乐山、 洪雅、 丹稜、 名山、 峨边、 雅安、 夹江、 峨眉、 荥经、 汉源、 天全、 芦山等 35 县市[ 4 ] 93、 95.
(四) 其他盐场运销
邓关、 大足、 资中三盐场为票盐, 运销范围在各产场邻近区。 邓关盐场, 运销邓关、 富顺、 泸县; 大足盐场, 运销大足、 铜梁; 资中盐场, 运销资中、 资阳、 仁寿、 威远等县[ 4 ] 93.
(一) 简阳盐场运销
沿沱江上行运销盆西平原区的简阳、 成都市、 华阳、 新都、 金堂等县市[ 4 ] 94-95.
(二) 射蓬盐场运销
射蓬场票盐销往合川、 广安、 岳池、 江北、 巴县、 南川、 涪陵、 南充、 遂宁、 璧山、 铜梁、 武胜、 江北、 巴县、 南川、 涪陵、 广安、 岳池等 18 县[4]93-95. 可见, 其运销范围在嘉陵江流域、 川东长江干道一线。
(三) 三台盐场运销
三台盐的运销范围在涪江流域、 川北、 川西及陕西、 甘肃等地。 三台盐销往江油、 绵阳、 梓潼、 剑阁、 绵竹、 德阳、 北川、 什邡、 三台、 中江、 罗江、 平武、 彰明、 茂县、 松潘等 15 县, 陕西南郑、 褒城、城固、 洋县、 沔县、 西乡、 宁羌、 略阳、 佛坪镇、 巴留坝等县, 甘肃文县、 武都二县[ 4 ] 93. 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 5 月, 三台有食盐 425 担输往德阳[ 9 ]; 民国三十四年 (1945 年), 梓潼盐的来源为三台[ 10 ].
(四) 绵阳盐场运销
绵阳城为县内最大的经济重心, 在下流的丰谷井为盐井密集地, 本县输出品之首位为盐[ 2 ] 331. 绵阳盐场运销范围在涪江流域、 川北、 川西、 陕甘等地。 绵阳盐销往罗江、 德阳、 绵竹、 江油、 彰明、 绵阳、 平武、 安县、 北川、 茂县、 什邡、 梓潼、 三台、 中江等县[ 4 ] 93. 绵阳盐场外销全赖人力背或挑进行运输, 除销往川内外, 还销往省外的陕西汉中、 甘肃阶州及文县等地[ 11 ].
(五) 其他盐场运销
川北其他盐场南阆、 蓬中、 乐至、 蓬遂、 西盐、 射洪、 南盐、 中江等盐场运销范围也较为广泛, 遍及嘉陵江各流域、 平原区的部分地方。 南阆盐运销昭化、 广元、 仪陇、 苍溪、 巴中、 南部、 荣县、 通江、 南江、 阆中、 蓬安、 梁县、 大竹、 达县、 万源、 平武、 南充、 剑阁等 18 县, 蓬中盐运销南充、 武胜、 岳池、营山、 遂宁、 潼南、 蓬安等 7 县, 乐至盐运销安岳、 铜梁、 大足、 潼南、 遂宁、 乐至、 广汉、 金堂、 简阳、 什邡、 资阳、 新都、 中江等 13 县, 蓬遂盐运销金堂、 广汉、 遂宁、 安岳、 潼南、 中江、 蓬溪、 射洪、三台等 9 县, 西充盐运销西充、 南充、 巴中、 阆中、 营山、 蓬安、 盐亭、 剑阁、 广安、 武胜、 岳池、 仪陇、 渠县、 邻水、 通江、 南江等 16 县, 射洪盐运销中江、 什邡、 德阳、 罗江、 广汉、 射洪、 合川、 铜梁、璧山、 武胜等 10 县, 南充盐运销剑阁、 巴中、 梓潼、 昭化、 广元、 营山、 南充、 江油、 南江、 通江、 南部、 盐亭、 彰明、 平武、 北川等 15 县, 中江盐运销金堂、 中江、 什邡、 三台、 广汉等县[ 4 ] 93-94.
盆周山地川盐主要以其东部边区为输出地, 运销范围在川东地区及陕甘、 湖北、 湖南等地。
盆地北部边缘夔巫地方, 盐产地有大宁 (属巫峡, 沿大宁河岸)、 奉节 (在城南江岸)、 云安 (属云阳, 沿东瀼河) 3 场, 各场附近, 皆有煤产, 盐之熬制甚盛, 与区外之开县、 忠县 2 场, 共为川东主要产盐区[ 2 ] 353. 以大宁为盐的输出地, 运销巫溪、 巫山; 湖北省的竹山、 竹溪、 房县、 秭归、 兴山、 巴东、 长阳、 五峰、 鹤峰、 宣恩等县; 陕西省汉阴、 岚皋、 安康、 平利、 镇坪、 洵阳、 白河、 紫阳、 石泉、 凤县等县[ 4 ] 93-95. 巫溪食盐输往湖南、 湖北、 陕西, 年输出量有 8 000 000 公斤, 在输出品中其数量占第一位[ 12 ].
云阳城北 30 里有云安场, 居峡中瀼河两岸, 富盐产, 利用上流鱼泉之煤, 煮盐业甚盛, 市况繁荣,为东部边区大镇[ 2 ] 353. 以云阳为盐的物流输出地, 运销奉节、 开江、 开县、 梁山、 万县、 巫山; 湖北省利川、 建始、 宣恩、 鹤峰、 恩施等县[ 4 ] 93、 95. 云阳有盐 2 600 万斤通过水运由云厂至本县上装万县、 下装夔、 宜等处[ 13 ]. 开县每月输运盐 501 000 斤, 来源于云阳[ 14 ] 400.
以开县为盐的输出地, 运销开县、 开江、 城口、 宣汉等县[ 4 ] 93; 还有陕、 甘等地。 开县的盐由人力背往城口行销[ 15 ]; 开县每月输出盐 50 000 斤, 输往城口转陕、 甘[ 14 ] 400.另外, 盆周东南部, 以彭水为盐的输出地, 运销酉阳、 秀山、 黔江、 彭水等县[ 4 ] 93.
盐为百姓生活之必需品, 在 “抗战” 时期川盐供给地有富荣、 犍为、 乐山、 简阳、 三台、 射蓬、 绵阳、 南阆、 云阳、 大宁、 彭水等盐场, 集散中心有宜宾、 江北、 叙永、 纳溪等地, 运销川省各地及与邻省陕西、 甘肃、 湖南、 湖北、 贵州和云南的相邻区域, 运销活动频繁, 适应了战时需要。 川盐运销格局的形成原因主要有:
(一) 川盐产地分布
川盐产地分布相当广泛, 有 28 县、 24 盐场, 盆中丘陵区有自贡场 (富荣场)、 犍为场、 乐山场、 南阆场、 射洪场、 三台场、 河边场 (遂宁、 中江)、 乐至场、 蓬溪场、 大宁场、 绵阳场、 资中场、 井仁场(井研、 仁寿)、 西充场、 简阳场、 盐亭场、 大足场; 盆周山地有云阳场、 开县场、 奉节场、 彭水场、 忠县场、 万县场、 筠连场; 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 (1937-1942 年) 平均每年产盐 860 万余市担, 以富荣场产量最丰, 占总产量一半以上, 犍为盐场与乐山盐场次之, 川东云阳又次之[ 16 ]. 据此可知, 四川盐场主要集中在盆中丘陵区的富荣、 犍为、 乐山等地, 盆周山地有一定数量的分布, 云阳场较多。 这些地方成为食盐的重要输出地。
(三) 交通条件
盐的运输有水运和陆运两种方式, 而水运所占比例较大。 富顺、 荣县的盐依赖沱江外运, 通江、 南江、 巴中所消费的食盐则依赖渠江诸河分销于各场镇[ 17 ]; 川北的射洪、 南阆、 三台、 简阳等盐场均有河道水运, 其余为陆运。 陆运有挑、 背及驴马运, 汽车、 板车运输较少[ 1 ] 27; 川南犍为、 乐山盐场, 远销用水运, 近销用陆运[ 1 ] 42; 酉阳为川盐一大中转地, 南溯乌江入贵州; 东由陆路经酉阳、 龙潭入湖南; 东北经黔江入湖北咸丰, 可直达武汉、 重庆[ 2 ] 376. 水运条件, 对盐物流空间格局的作用较大。
(三) 战时环境
在 “抗战” 爆发后, 川盐外销的数量、 空间范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民国二十六年 (1937 年) 以前每年销量无多大变化; 在 “抗战” 以后, 海盐来源断绝, 向来依赖海盐接济的华中各省必须另求供给, 内地盐场即以川康区为第一, 即盐销量增加; 民国二十九年 (1940 年) 5 月宜昌、 沙市失守, 湘、 鄂与川省的水运被阻, 由小河、 旱道运往者, 较前锐减, 加以海盐走私内地渐多, 遂致川康盐产过剩[ 18 ].
[1] 刘振东,魏少申。四川盐业考察报告[M].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本。
[2] 郑励俭。四川新地志[M].重庆:正中书局,1946.
[3] 王成敬。成渝路区之经济地理与经济建设[M].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本。
[4] 胡焕庸。四川地理[M].重庆:正中书局,1938.
[5] 宜宾商业金融概况[J].四川经济月刊,1934(5):4.
[6] 雷昭垦殖调查报告[J].建设周讯,1938(15):15.
[7] 李道鸣。三十三年宜宾经济动态[J].四川经济季刊,1945(2):166-167.
[8] 叙永贸易市场概况[J].四川经济月刊,1938(1)。
[9] 陈勋国。三十四年五月份德阳经济动态[J].四川经济季刊,1945(4):306.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当代艺术”在时间上指的是今天的艺术,在内涵上也主要指具有现代精神和具备现代语言的艺术。之所以现在的展览普遍用“当代艺术”的提法,是因为用“现代艺术”的名词容易与已有过的“现代派艺术”混淆,同时,“当代艺术”所体现的不仅有“现代性”,还有艺术家基于今日社会生活感受的“当代性”,艺术家置身的是今天的文化环境,面对的是今天的现实,他们的作品就必然反映出今天的时代特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香港创意文化中的当代社区艺术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香港的创意文化状况与中国大陆存在很多不同,荷李活大道创意街区和伙炭当代艺术工作室是香港创意文化重要的发生场所。在这两个不同的艺术社群中,各自有着不同的条件和发展方式。作为人类的核心活动,创意是令我们能够创造新的、革新的、有价值的无形资产。需要正视艺术创作与商业追求最大化利益规则之间的关系,以及政策导向,与公民普遍享有的文化权利。
1.1背景
香港的大气候是全球创意文化经济的崛起。这股风潮与全球化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信息革新令经济结构出现变化。
除了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硬实力”,创造力作为社会文化当中的一项“软实力”,是一个城市能否在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的重要因素,也成为综合实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创造力的发展不仅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还会极大地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促进城市的稳定与发展(周建渝,2009,9)。当代全球城市竞争是基于文化的一种博弈。在一定的硬件基础上,“软实力”成为竞争的主要“筹码”,具有竞争力的城市将是文化的城市,具有文化原创力的城市(郭恩慈,2011,4)。
「随着社会发展、经济转型,香港工业北移,创意产业越发受到重视。于零九年的施政报告中,行政长官宣布六大产业为香港经济支柱,创意产业为其中一项。政府成立“创意香港办公室”,推动香港创意产业发展」(唐忠信,2006,5)。
笔者通过对伙炭当代艺术文化工作室与荷李活大道创意街区的研究,分析艺术与创意产业之间的关系如何?创意文化产业与文化政策的关系如何?以及创意文化产业与商业的关系如何?它们之间如何相互影响?
1.2 研究意义
文化创意产业对该座城市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创意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当前,香港的创意文化状况与中国大陆存在很多不同,荷李活大道创意街区和伙炭当代艺术工作室是香港创意文化重要的发生场所。通过政府文化政策与商业活动对这两者的影响,分析两者的状况和性质,可以帮助我们对艺术的发展与社会文化发展问题进行反思。
2.1文化
「文化对人类社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文明的基石,文化创造核心价值观、凝聚民族精神、促进科学发展、满足精神需求等等」(陈其泰,2011,2)。
美国人类学家 L?怀特(L?White)说过:“每个人都降生于先于他而存在的文化环境中,当他来到世界,文化就统治了他,伴随他的成长,文化赋予他语言、习俗、信仰、工具等等”(陈其泰,2011,4)。总之,是文化向他提供作为人类的行为方式和内容。
2.2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文化和经济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子系统,有各自内在的独立性、运动发展机制和规律,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的需求除了物质需求以外还包括精神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从原始社会每个人都是文化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夏学理,2011,14)。从历史来看,几个世纪以来,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一是由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在运动过程中节奏快慢不同。二是文化的增长不仅受经济的制约,而且受政治、法律、道德、社会思潮等诸多意识的影响。三是文化作为一种有生命的社会现象,是一种积累,有自己特殊的运动规律”。(夏学理,2011)
2.3香港创意文化产业
创意是人类活动的中心。也一直是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理论学者的研究兴趣,特别在文化艺术方面,是人们产生创意想法和创意活动的来源(M.A. Boden, 2004)。经过多年发展,香港文化创意产业已经形成相当大的规模,「相关产业对生产总值的贡献已超出了15%,并且在经济转型中发挥着巨大的催化和推动作用,促进了整体经济向知识型经济迈进」(唐忠信,2006,)。
2.4香港创意产业之当代艺术社群
在传统观念中,艺术需要与社会保持距离,此距离是为了维持艺术的审美与批判性质。「当代艺术的创意产业乃是以两种极端的状态存在着,它既是孤立又封闭的自我完成为目的,又是以消费市场价值取向为创作价值衡量标准」(吕澎,2010,9)。
社群是串联与他者共同集合来完成共同的意识,以形成沟通的力量。因此,由沟通而达到目的,而集合意识就是关系的衍生,就是社群互动的交流共识方式(郭恩慈,2011,12)。艺术的发展渐渐走向社会与人群之中,对于人的参与或共同的意识便也形成艺术作品的要素之一。艺术的“自律性”渐渐从“自溺”式自我沉醉走向社群集合式。
3.1“伙炭艺术村”
3.1.1“伙炭”与公众
表面上,伙炭艺术创作主题与个人日常生活有关,无关宏旨,艺术家寻找适合自己的艺术语言,不受外界社会所导向,有很明显的实验色彩和很强的自律性。实际上,2004年起的公众开放计划,工作室的性质转型,趋于艺术展示空间以及艺术教育空间。以“恒发行”为例,工作室成员邓国骞表示,“对外开放工作室,使得大众有接触艺术的需求,是艺术家之于社会的责任,是艺术家应该为社会做的事。伙炭艺术村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有利于艺术走进社会,与大众产生互动”(伙炭2004,2004)。
结果分析:有利面在于,一方面,工作室成员希望有机会发表自己的作品,满足艺术家对创作交流的需求。另一方面,艺术家对社会文化需求的积极反映,让公众有机会体验艺术创作的过程,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不利面在于,香港是个消费文化盛行的都市,观众参观工作室有消费和猎奇的心态。将自律性的艺术作品与文化消费同等对待,是不可取的。 3.1.2“伙炭”与商业
表面上,伙炭体现出较强的艺术自律性。实质上,自2004年公众开放计划之后,艺术工作室的性质转型中,包括了销售空间的转型。以“蓝莲”画廊为例,画廊的艺术家莎拉表示,“香港的本土艺术市场不发达,靠卖作品的收入很难维持画廊的运营,但是随着伙炭艺术村的声名鹊起,更多人知道了她的画廊,相信画廊运营情况会越来越好”(伙炭2004,2004)。在商业赞助方面,2006年“信和集团”有意发展对“伙炭”的艺术赞助。
结果分析:有利面,通过展示空间的过渡,销售空间是艺术家基于现实生存问题和艺术创作的现实需求的实践。另一方面,地产商的赞助计划可以扩大工作室开放计划的规模,达到艺术家无法达到的宣传规模。不利面为,艺术的自律性和商业机构随追求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存在分歧。
3.1.3“伙炭”与政策
表面上,香港政府的文化政策中包括尊重创作和表达的自由,提供更多让人参与的机会;鼓励多元均衡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及条件。政府对工作室的开放计划提供赞助。伙炭艺术家在举办展览时可向政府(香港艺术发展局、康乐文艺发展总署)申请资金和场地的支持。实质上,在政府被举报“不透明”赞助后,伙炭艺术家们则已经不再向政府申请政府的资助。直到2008年非盈利组织“Pep”使得伙炭工作室开放计划再次与政府部门合作,并得到九万元港币的政府赞助。
结果分析:一方面,因被指“不透明”而拒绝资助的香港政府部门需做好反思工作。另一方面,非盈利组织“Pep”的出现可以帮助伙炭与政府的合作找到平衡点。
3.2“荷李活大道”创意街区
3.2.1“荷李活大道”与公众
表面上,荷李活大道是一个集餐饮娱乐,商业消费于一身的旅游娱乐景点。实质上,规划者通过一系列社群教育,创意设计,导赏及互动交流活动,带领群众走进小区。Art walk活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爱好者。
结果分析:大众在导赏的过程中,认识到香港的文化创意产业,Art walk艺术活动使的全世界的艺术爱好者在商业氛围中认识到香港创意艺术社群的风貌。艺术画廊作为焦点,无庸置疑,这样的盛事对推动香港本土艺术发展有正面的作用。
3.2.2“荷李活大道”与商业
表面上,荷李活大道是商业画廊、古董店,餐饮业为主的的商业街。实际上,古董店、画廊是艺术与生意结合的行业,经营者既是专家又是商人。荷李活大道既有商业为目的,同时又是艺术的集合点。一年一度的art walk艺术盛会,将所受款项作为慈善用途。
结果分析:正如荷李活大道的商人身份的双重性,除了商业目的,荷李活大道在创业产业方面还通过非盈利为目的的活动中强调了文化产业的内容性。
3.2.3“荷李活大道”与政策
表面上,荷李活道文化旅游业为主的小区。正如Dr.Damian Cheng所言,荷李活大道是文化与旅游结合的文化街区,它本土文化和当代文化(文化艺术、景点与地方文化)。实际上,香港政府开展的一系列文化活动,例如[港文化港创意],Heritage X Arts X Design Walk以荷李活大道的特色为基点,透过一系列社群教育,创意设计,导赏及互动交流活动,带领群众走进小区。
结果分析:香港的创意艺术区的多元化发展,除了是以消费为主导的商业目的,还有兼具文化项目,是经济发展和人文发展的双关语。政府及教育机构对文化发展的“承接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伙炭”的案例中,出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词――艺术的“自律性”。艺术创作的自律性和公民普遍享有文化权利之间的分歧,以及艺术创作的自律性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现代商业规则之间的分歧,这两大分歧是导致伙炭出现表面是实质差别的原因。在“荷李活大道”的例子中,创意文化区的文化产业的“商业”与艺术内容、如何体现人文价值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关系是形成荷李活大道表面和实质的差别的理由。
艺术文化和经济,自内在的独立性,二者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发展文明的过程中,要考虑到文化和经济的平衡发展。因此,可以说过于自律性的艺术是文化产业的最终源头。通过与公众,商业,政策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文化的发展必须在社会发展的冲突与兼容的中稳步前行。
在理解艺术文化和创意产业发展与政府,商业,公众的内在关系之后,城市应该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政策上要进一步完善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与机制。例如,英国创意产业之所以大为进步与英国政府组建的“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相关。具体来说,要组建专门机构,要制订可行且有前瞻性的“创意产业发展规划”(克里斯?史密斯,2005,10)。城市要进一步拓展创意产业发展的融资管道。「创意产业并非独立性系统,它是整个文化产业或产业文化的上游,文化创意产业要代表先进性,就必须是可发展的新兴经济产业」(唐忠信,2006,32)。需要将第一产业,例如金融、保险、市场机制与创意文化产业有机结合,不仅满足城市文化塑造及公众审美的需要,更要开辟城市创意文化产业的有效营销之路。
相关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