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食物是不是跨文化交流的关键因素相关的共67个结果:
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在东西文化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造成中西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中西双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行为等多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冲突,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跨文化交际与中西文化冲突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跨文化交际与中西文化冲突全文如下:
【摘要】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冲突的事例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了交往的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找出其深层次的原因,并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避免文化冲突。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文化差异、文化冲突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深入,西方社会的人和事物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将会与日俱增,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与西方人接触和交往的机会,这对于加深我们的西方社会的理解是一件好事,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陌生的文化和国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
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会出现的文化冲突有很多种,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一一叙述,只能列出比较常见的几种。
1.1隐私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个人要归属于集体,在一起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故而中国人往往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而西方人则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因此在隐私问题上中西双方经常发生冲突,例如:中国人第一次见面往往会询问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儿女,职业,甚至收入,在中国人的眼里这是一种礼貌,但在西方人眼里则认为这些问题侵犯了他们的隐私。
1.2时间观方面的冲突
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它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赴约的好习惯。在西方,要拜访某人,必须事先通知或约定,并说明拜访的目的、时间和地点,经商定后方可进行。而中国人则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的国家,在时间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严格的按照计划进行,西方人对此往往感到不适应。
1.3客套语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际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 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听到他们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人不诚实。
1.4餐饮习俗方面的冲突
中华民族素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热情的中国人常常互相敬烟敬酒。中国人宴客,即使美味佳肴摆满一桌,主人也总习惯讲几句“多多包涵”等客套话。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而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所以他们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喝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
造成中西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中西双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行为等多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冲突,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有哪些主要的原因。
2.1思维模式存在差异
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在东西文化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以己度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可以解释为识别和简化对外界事物的分类感知过程。从本质上说,思维定势往往忽视个体事物的差别,夸大与另外某一社会群体相关的认知态度,常常带有感情色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在所有的定势中,有些定势是正确的,而有些则是错误的,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造成交际失误。
2.2行为规范各不相同
行为规范的具体含义就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简单的说,就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定对方行为的合理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常常会产生误解、不快甚至更坏的结果。比如说中国人轻拍小孩子的头部表示一种友好,而在西方国家,这是一种极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父母会对此非常愤怒。所以说在跨文化交际中是否能够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要保障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就必须理解对方的行为规范,尤其是什么行为是被禁止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遵循入乡随俗的原则。
2.3价值取向不同
人们的交际能力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必然与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特有的价值体系,这套体系能够帮助人们区分美与丑、善良与邪恶,这就是人们的处世哲学、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但是它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而存在,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种文化认为是好的,另一种文化可能认为不好,但是它们在自己的文化体系内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绝不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标准先进,而另一种价值标准落后。以中西文化为例,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推崇谦虚知礼,追求随遇而安,不喜欢争强好胜,同时社会风气也往往封杀过于突出的个人,正所谓“行高于众,人必非之”。在中国文化中,集体取向占据主导地位,追求个人发展被视为是一种严重的个人主义,必然会受到谴责。而西方文化则非常崇尚个人主义,“随遇而安”被看作是缺乏进取精神的表现,是懒惰、无能的同义语,为社会和个人所不取。人本位的思想根植于他们心中,人们崇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并且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
2.4语用迁移造成影响
人们对遇到的现象、事物和行为的评价和解释是建立在本身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在跨文化交际中也同样如此,因此往往会造成交际的障碍,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语用的迁移。文化不同语言的使用规则就会不同,一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只能在自身中按其特定条件加以解释,而不能以此为规范来描述另一种文化,否则必然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人们缺乏对社会语言差异的敏感性,会无意识地进行语用迁移,而这种后果有时会很严重,甚至会招致巨大经济损失。我国的羊绒制品在国际上评价颇好,北方某厂曾出口一种“双羊”牌高档羊绒被,商标被译成英文Goats,结果销路特别不好,原因就在于在英语中goat这个词除了本意“山羊”外,还有“色鬼”之意。有了这样的英文商标,无论这种羊绒被的质量有多好,用起来多舒服,那些妙龄女子、家庭主妇也不会愿意把它铺上床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很多文化方面的冲突,直接影响到了跨文化交往的效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极有必要在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体措施如下:
3.1授课教师要转变观念
在我国目前的教学体系中,外语教学多半只在课堂上进行,教师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如果教师只把重点放在语法和词汇教学上,学生就不可能学会语言的实际运用,也无法获得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因此,授课的教师必须要转变自己的观念,切实认识到文化冲突的危害性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同时,教师还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综合文化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英语文化知识教育的量与度,以及教学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3.2改进现有的教学方法
一直以来,大学的英语教学侧重点都放在了语言知识的传授上,而忽略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改进教学方法,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课堂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加以控制,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电影、投影仪、互联网等)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还可以举办一些专题讲座,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出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改进教学方法时,一定要使新的内容与学生所学的语言知识紧密联系,并与语言交际实践紧密结合。
3.3重视非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非语言交际也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指的是在特定的情景或语境中使用非语言行为交流和理解信息的过程,它们不是真正的语言单位,但在生活和交际中有时候却能表达出比语言更强烈的含义,一些特定的非语言行为往往代表着特定的含义,在跨文化交际中必须加以重视。中西文化背景下的非语言文化内涵差异非常大。例如,中国人信奉“沉默是金”,认为沉默里含有丰富的信息,甚至“此时无声胜有声”,而英语国家的人对此颇感不舒服。西方人交谈时,听者一般都会长时间注视对方的眼神,以示听者的认真和对说话者的尊重,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因为中国人不习惯于对方长时间地盯着自己看。
3.4引导学生广泛接触西方文化材料
在大学里,英语教学的课时非常有限,但学生在课余有充分的可支配时间,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广泛阅读西方英语文学作品、报刊杂志和时事评论等材料,从中吸取文化知识,增加文化素养,拓宽西方文化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另外,有外教的学校还应充分发挥外教在西方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他们是活的文化教材,让学生直接与外教交流,听外教做报告或讲课,其言传身教会对学生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1]许果、梅林,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8卷第6期,121-123
[2]顾江禾,东西方文化对比小议。《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学报》,2001年第22卷第4期,279-282
[3]华厚坤,试论跨文化语境下的大学英语教学。《黑龙江高教研究》,2003年第6期,153-154
[4]吴锋针,中西习俗文化“冲突”。《绥化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90-92
[5]程晓莉,英语跨文化交际教学的思考。《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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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人们生活水较高,市场竞争激烈,消费者纷纷化程度较高,因而区域化营销战略更适合这种个性化的消费市场,相反,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市场上,由于人们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市场发育程度较差竞争机制不太完备,消费者在总体上尚不成熟,因而一体化营销战略更适合这种尚未分化的消费市场。入市高技术和高卷入产品则采用一体化营销战略,反之则应采用区域化营销战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肯德基跨文化营销对我们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营销需要在跨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而文化差异带来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的不同,引致文化障碍与冲突。本文结合肯德基在中国的成功经营经验,总结出实施本地化策略可以更好地保证跨文化营销企业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生存和发展。
关键词:跨文化营销 文化差异 肯德基 本地化策略。
肯德基早在1973年就进军香港市场,1973年6月,第一家开业,1975年所有进入香港的肯德基餐厅全部关门停业。原因是:他们只考虑到美国的文化,在香港运用与美国相同的运营方法。没有认识到香港地处亚洲消费者的文化、口味等于美国不同,与此同时两个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距。肯德基提供的产品不适应当地的风土人情,品牌宣传也不符合当地的文化风俗。肯德基正因为没有深刻认识香港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差异,盲目使用“自我参照原则”,具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崇尚个人发展,没有在适当的时机协调两种文化的差异,才会导致进军香港的失败。认识到以上原因后,肯德基于1987年进入具有悠久饮食文化的北京,以此为起点,肯德基开始摸索,不断了解和适应中国社会和市场,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到现在肯德基在中国大陆的连锁店已发展壮大到几千家。
为什么肯德基在中国快餐业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独占鳌头呢?这和肯德基的产品创新是分不开的。
产品创新:由于正确认识了中国文化,不断揣摩中国消费者的口味,推出典型的中国化的产品。从颠覆汉堡的“墨西哥鸡肉卷”到饱含中国特色的“老北京鸡肉卷”。除此之外肯德基时常会推出长期或短期的新产品。如:深海鳕鱼堡、川辣嫩牛五方等;肯德基还以需求为导向,不断推陈出新,提高当地消费者的满意度,了解到中国人有早餐喝粥的习惯,2010年正式推出了几种早餐粥和“安心油条”。
形象创新。在美国本部肯德基为了迎合年轻时尚的顾客,采取浓艳的街头风味装修、爵士乐做背景音乐,但在中国却致力于品牌本土化。装修风格代表是中国传统的家庭、亲情、友爱和默契,“有了肯德基,生活好滋味!!”。
在中秋和春节等传统节日,肯德基则通过电视广告打造充满温馨、团员、分享的形象,非常贴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通过上述的举动,肯德基让中国人倍感亲切,成功地塑造了其在中国极具亲和力、健康、美味、温馨的品牌形象。
服务是产品质量的延伸,没有良好的服务就没有销售,这一点在快餐业表现的尤为突出。只要一进餐厅就会有热情礼貌的侍应生笑脸相迎,提供体贴周到的服务,专门为小孩子准备桌椅和儿童天地。顾客也根本不需要为找调料、餐巾纸等小事烦神,可以充分享受美味的食品和完善的服务,热情周到的服务文化,在中国这个礼仪之邦,得到认可和欢迎。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肯德基奉行“以人为核心”的人力资本管理机制。
肯德基不断投入资金、人力进行多方面各层次的培训。从餐厅服务员,餐厅经理到公司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培训不仅帮助员工提高工作技能,还丰富和完善了员工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个性发展。
另外,由于肯德基采取开放式就业,公司对员工的流动并没有做出特殊的限制和要求。经过公司严格培训的本地熟练工人和管理者因为种种原因走出公司,甚至会流向当地竞争企业。宽松环境下造成的人员流动,实现了一种隐形传播。据初步统计,肯德基进入中国20多年来,累计培训员工几十万人次,基本培训资金投入超过十几亿元。
1、苦修内功。
与肯德基等国外大牌快餐巨头相比,我国的快餐业无论资金、人才都极为匮乏,要想获得生机,只有通过学习肯德基等成熟型快餐业者的成功经验,牢固树立品牌意识,不断完善服务理念与水准,让您的客户能够切身感觉到“快餐是属于服务业的”含义。
2、欲速不达。
快餐产业者都知道通过增设分店的办法,可以提高商业利润,又可以提升自己品牌的认知度。肯德基对于任何一个连锁分店的增加,都要经过缜密的考虑后再做出决定。首先在选址方面,肯德基奉行“一步差三市”经商格言。
选新址时,第一件事,就是汇集该地区的经济、交通及目标客户群的资料。然后进行分析汇总,确定可行后,完成选址工作。然后进一步考察该区域内最为主要的聚客点。确定店址完成后,肯德基还要实地考察该区域的人流实际线路与走向,然后通过专业计算、分析,预测出该店的投资额与销售额。
3、立足标准。
我国的科学泰斗钱学森,曾经给快餐下过一个言简意赅的定义:快餐即是烹饪的工业化。尽管钱老将快餐的这一定义说过了几十年,但我国的快餐业者又有多少能够牢记这一至理名言呢?肯德基任何一家连锁店的一锅炸鸡,不仅选料相同且出炉时间都是严格的13分30秒,如此系统严格的标准化管理与操作,不仅保证了肯德基炸鸡统一的美味口感,更使得肯德基每年从我国快餐市场赚走了近20个亿人民币。
我国拥有灿烂悠远的饮食文化,各种特色美食不下万种;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情结深厚;随着我国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对快餐的需求会日益增加。这些条件为我国本土快餐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机会,希望中国的快餐行业抓住时机,创造辉煌。
[1]朱明侠、李维华:《特许经营在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2]何力:《肯德基:为中国而变洋快餐开启转型》,经济观察报,2005,11。
[3]孙磊:《肯德基推出复合经营模式》
[4]温晓娟:《肯德基(中国)公司跨文化管理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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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西方人不能理解的是,中国烹调不仅不追求精确的规范化,反而推崇随意性。翻开中国的菜谱,常常发现原料的准备量、调料的添加量都是模糊的概念。“一汤匙”、“半碗”、“少许”比比皆是,可究竟汤匙、碗有多大,“少许”是多少,谁也没有具体的标准。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跨文化交际中的饮食文化差异修改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要】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存在着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性和多样性的特点。饮食文化的差异也是跨文化交际中 影响 交际结果的因素之一。了解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与不同,理解其深刻的文化内涵,探究其文化底蕴,促成了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互补与兼容。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饮食文化;文化差异
【论文正文】
跨文化交际中的饮食文化差异
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深入,来自不同国家或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的交流不断增多,他们之间的这种交流被称之为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内容 。由于地区差异,不同的民族、国家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或习惯不尽相同,有其各自的 社会 规约或习惯,体现在 政治 、 经济 、 教育 、宗教、 法律 、文化 艺术 等各个方面。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时,影响信息传达效果的那些语言和非语言因素构成了跨文化交际中的交际文化。外语 学习 者如果对所学目的语国家的语言与非语言交际行为及其功能缺乏了解,就会出现不恰当的言行,从而产生交际障碍,就很难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以致造成交际失误。
饮食文化也是跨文化交际中非语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了解中西方饮食文化中的差异和其渊源,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讲,不仅能增加对所学语言文化的理解,更能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成功率,避免因为不恰当的方式或行为造成误解和交际障碍。这里从关注重点、烹调准则和文化特征等三个方面阐述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以增进了解,促进交流。
一、“营养”和“美味”的关注重点不同
(一)理性的西方人更多关注的是营养与生存
中西饮食文化最大的差异是关注的重点不同,即“营养”和“美味”两者孰轻孰重的 问题 。在西方国家,饮食大多仅仅作为一种生存的必要手段和交际方式。西方饮食是一种理性观念,不论食物的色、香、味、形如何,营养一定要得到保证。林语堂先生说,英美人仅以“吃”为对一个生物的机器注入燃料,只要他们吃了以后能保持身体的结实,足以抵御病菌的感染,其他皆在不足道中。即便口味千篇一律,甚至比起 中国 的美味佳肴来,简直单调得如同嚼蜡,但理智告诉他们:一定要吃下去,因为有营养。换句话说,西方人特别讲求和关心的是食物的营养成分是否搭配合宜,以及这些营养成分能否被充分吸收,有无其他副作用。而菜肴的色、香、味,则是次一等的要求。即使是在饮食文化与我们比较相似的法国,涉及营养问题,双方便拉开了距离。法国烹调虽然也追求美味,但同时还坚持“营养”这一大前提,一味舍营养而求美味的做法是他们不赞成的。
不可否认,西方烹调讲究营养而忽视味道,至少他们是不以味觉享受为首要目的。冰镇的开胃冷酒还要再加冰块,饮后舌表面遍布的味觉神经便大大丧失品味的灵敏度,渐至不能辨味;那带血的牛排与大白鱼、大白肉,白水煮豆子、煮土豆,虽有“味”而不入“味”;他们拒绝使用味精,认为其是既不营养又有副作用化学产品;生吃的蔬菜,不仅包括西红柿、黄瓜、生菜,甚至是洋白菜、洋葱、西兰花。因而他们的“色拉”有如一盘饲料,使我们难以下咽。虽然现在的中国人也讲究营养保健,也知道蔬菜爆炒加热后会丢失一部分维生素,生吃则避免丢失,可还是宁愿选择前者,因为习惯使然,更是因为味道确实好多了。
(二)感性的中国人追求的是美味和享受
在中国,民间有句俗话:“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味道是烹调的最高准则。虽然人们在赞誉美食时,总爱说“色香味俱佳”,那是根据我们感受色香味的感觉器官“眼、鼻、口”的上下排列顺序。但人们内心对于“色、香、味”,从来都是“味”字当先的。中国人通常重视味道,不太想到营养,这也反映在日常言谈之中,如家庭宴客,主菜端上台面时,主人常自谦地说:“菜烧得不好,不一定合您的口味,就凑合着吃吧。他绝不会说:“菜的营养价值不高,热量不够。”在中国人的眼里,“吃”远不单纯是为了饱,也不是为了营养,有时吃饱了,还要吃,这是因为受不了“美味”的诱惑而尽情进行味觉享受。但在西方的理性饮食观看来,这种超负荷的饮食不仅造成浪费,而且危害人体。尽管中国人讲究食疗、食补、食养,重视以饮食来养生滋补,但我们的烹调却以追求美味为第一要求,致使许多营养成分损失破坏,因此营养问题也许是中国饮食的最大弱点。
二、“规范”与“随意”的烹调准则不同
(一)西方烹调遵循的是规范与 科学
中西烹饪中处处显示的“规范”与“随意”也体现了其饮食文化的不同。西方人强调科学与营养,因此烹调的全过程都严格按照科学规范行事。菜谱的使用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西方菜谱中计量都以“克” 计算 ,表面上看,菜谱似乎是科学的,西方人总是拿着菜谱去买菜,制作菜肴,但相比起来,还是一个非常机械的东西,在复杂的具体情况面前往往是无能为力的。而这种一致性导致了西餐的一个弊端——缺乏特色。当人们身处异地想品尝当地美食时,肯定是不会有人会选择肯德基或麦当劳之类食品的。因为肯德基老头的炸鸡不仅需要按照配方配料,就连油的温度,炸鸡的时间,也都要严格依规范行事,所以全世界的肯德基味道都是一样的。另外,规范化的烹调甚至要求配料的准备、调料的添加精确到克,烹调时间精确到秒。深受卡尔文教派影响的荷兰人连自己都说过“如果说法国人是为吃而活着,我们荷兰人则是为活着而吃”,这也就不难理解 “荷兰人家的厨房备有天平、液体量杯、定时器、刻度锅,调料架上排着整齐大小划一的几十种调味料瓶,就像个化学试验室。”可是当烹饪变成一个精确而艰巨的实验时,哪里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由于西方菜肴制作的规范化,使得烹调成为一种机械性的工作,毫无创造性。牛排、炸鸡、色拉,翻来覆去总是那么几个花样,因而厨师的工作就成为一种极其单调的机械性工作,他有如自动化装配线上的一名工人,甚至可由一机器人来代行其职。
(二)中国烹调推崇的是随意与特色
令西方人不能理解的是,中国烹调不仅不追求精确的规范化,反而推崇随意性。翻开中国的菜谱,常常发现原料的准备量、调料的添加量都是模糊的概念。“一汤匙”、“半碗”、“少许”比比皆是,可究竟汤匙、碗有多大,“少许”是多少,谁也没有具体的标准。而且中国烹调中,不仅讲究各大菜系要有各自的风味与特色,即使是同一菜系的同一个菜,所用的配菜与各种调料的匹配,也会依厨师的个人爱好特点有变化。有时候同一厨师做同一个菜,可能也会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场合,用餐人的不同身份、口味、要求,加以调整。甚至还会因厨师自己临场情绪的变化即兴的发挥。同样是一道“麻婆豆腐”,为四川客人烹制和为苏州客人烹制,所用的调料肯定是不同的。又比如红烧鱼,冬天的颜色宜深些,口味宜重些,夏天则色和味均应清淡些;对于江浙一带的人来说,红烧鱼的调味中可加糖,如对川湘顾客,则应多放辣。可见如果离开了随意性,变化多端的中国菜肴,就会失去其独特魅力。而在西方,一道菜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季节面对不同的食者,都是同一味道,毫无变化。即使是高档的宴席,也不过是餐具更考究,布置更华贵而已,菜仍旧一个样。
同时对食品加工的随意性,无限扩大了 中国 菜谱。原料的多样,刀工的多样,调料的多样,烹调 方法 的多样,交叉组合后使得一种原料便可做成数种以至十数种、数十种菜肴。新疆的“全羊席”,广东的“全鱼席”,北京的“全鸭席”就是最好的证明。最常用的原料鸡,到了粤菜大厨师手中,便做出数十道以至上百道菜式。许多西方人视为弃物的东西,在中国都是极好的原料,外国厨师无法处理的东西,一到中国厨师手里,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比如著名菜肴炒“杂烩”,更是把这种随意性发挥到极致,凡是能吃者皆能入菜。也就是这样的随意性创造出了中国烹饪中琳琅满目的菜式。
三、“分别”与“和合”的文化特征不同
(一)崇尚自由的西方人重分别与个性
台湾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 现代 中国学术论衡》一书的序言中说:“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中西文化的差异也 影响 了各自的饮食文化。在中西饮食文化之中也明显体现出这种“和合”与“分别”的文化特征。西菜中除少数汤菜,如俄式红菜汤(罗宋汤),是把多种荤素原料集中在一锅里熬制而成之外,正菜中各种原料互不相干,鱼就是鱼,鸡就是鸡,牛排就是牛排,纵然有搭配,那也是在盘中进行的。如,“法式羊排”,一边靠着羊排放土豆泥,另一边配煮青豆,加两片番茄、三片生菜即可。色彩上对比鲜明,但在滋味上各种原料互不调和,各是各的味,泾渭分明。所谓“土豆烧牛肉”,也不过是烧好的牛肉加煮熟的土豆,绝非把土豆牛肉一锅煮。即使是调味的作料,如番茄酱、芥末糊、柠檬汁、辣酱油,也都是现吃现加。即使有所搭配,也是像“1+1=2”一样简单明了。以上种种都体现了“西方重分别”的 社会 文化。
这种重分别的社会文化同样体现在用餐方式上。自由的西方人奉行的是分餐制。首先是各点各的菜,想吃什么点什么,这表现了西方人对个性、对自我的尊重。及至上菜后,人各一盘各吃各的,各自随意添加调料,一道菜吃完后再吃第二道菜,前后两道菜绝不混吃。西方流行的自助餐形式更是各吃各的,互不相扰,缺少中国人聊欢共乐的情调。
(二)向往和谐的中国人重和合与整体
中国人一向以“和”与“合”为最美妙的境界, 音乐 上讲究“和乐”、“唱和”,医学上主张“身和”、“气和”,希望国家 政治 实现“政通人和”。而我们称夫妇成婚为“合卺”,称美好的婚姻为“天作之合”;当我们表示崇敬之心时,更以双手“合十”为礼,而当一切美好的事物凑集在一起时,我们将其称誉为“珠联璧合”。而这种“和合”的思想体现在烹饪上就反映为“五味调和”。就是说,烹制食物时需要在保留原料 自然 之味的基础上进行“五味调和”,要用阴阳五行的基本 规律 指导这一调和,调和既要合乎时序,又要注意时令,才能达到“美味可口”的烹调目标。所以中国菜几乎每个菜都要用两种以上的原料和多种调料来调和烹制。即便是家常菜,一般也是荤素搭配来调和烹制的,如韭黄炒肉丝、菠萝咕噜肉、番茄炒蛋、排骨冬瓜汤……而如果换做西厨烹制,端上桌的恐怕是奶汁肉丝外加白水煮韭黄,或炸猪排佐以菠萝色拉,如此的中菜西做,让人哭笑不得。
中国人把做菜称之为“烹调”,这意味着我们将烹与调合为一体,要调和出一种美好的滋味。这一讲究的就是分寸,就是整体的配合。它包含了中国 哲学 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一切以菜的味的美好、谐调为度,度以内的千变万化就决定了中国菜的丰富和富于变化,中国饮食之所以有其独特的魅力,关键就在于它的味。而美味的产生,在于调和,要使食物的本味,加热以后的熟味,加上配料和辅料的味以及调料的调和之味,交织融合协调在一起,使之互相补充,互助渗透,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中国人烹调不是“1+1=2”那么简单,而是应该等于“3”甚至更多。
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不论什么目的都只会有一种形式就是聚餐,大家团团围坐合吃一桌菜,冷拼热炒沙锅火锅摆满桌面,客人东吃一筷西吃一勺,几道菜同时下肚。筵席要用圆桌,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结、共趣的气氛。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供一桌人欣赏、品尝。人们相互敬酒、相互让菜、劝酒劝菜,体现了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同时也借此交流感情。虽然从卫生的角度看,这种饮食方式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但它符合我们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这些都体现了“分别”与“和合”的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
综上,中西饮食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差异,当然,这些差异都具有相对性,几千年来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促成中西方的饮食文化的不断融合。全球化态势下的跨文化交际使得多样的饮食文化不断的互补与兼容。今天,享受东西方各具特色的饮食已成为当代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们在大街上随处可见法式大餐、麦当劳、肯德基等西方的舶来饮食,而中国菜馆也开遍了全世界。饮食文化的交流正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断充当全球 经济 文化整合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传递带”。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日益增强的文化影响力,正发挥着比其他任何全球化单一力量大得多的作用,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全世界。饮食文化的交流,需要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欣赏,属于跨文化交际范畴,是一种非语言行为。 研究 跨文化交际中的饮食文化差异将使人们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享受不同的饮食带来的不同感受,增进文化间的交流、互补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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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已成为一个广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这就对中文旅游文本的翻译产生了巨大需求。因此,对旅游文本翻译中的主要难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其英译现状却不容乐观,问题比比皆是,既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又阻碍了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如何提高旅游资料的英译质量已经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跨文化视角探析三亚旅游文本的英译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背景下,三亚以其独特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吸引众多国外游客。本文从跨文化角度,对三亚旅游英语文本的文化信息进行探析,以期提高译者的跨文化意识、推动旅游方面的跨文化传播、增强文化沟通和理解以及推动三亚旅游国际化发展。
关键词:旅游文本;英译;三亚;跨文化视角
国际旅游的发展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到“美丽三亚,浪漫天涯”这一胜地。胡文仲在《跨文化交际概论》中曾说:“国外游客和我们之间的接触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旅游文本的英译是在两种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沟通。其目的除传播基本信息外,更要吸引游客注意力,理解景点丰富内涵,诱发其对目的地文化、民族风情、旅游产品的兴趣,刺激其购买旅游产品的愿望。所以,从跨文化视角探析旅游文本的英译成为一项重要而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三亚旅游景点内容上涵盖了滨海旅游、宗教文化、民族风情、舞台艺术等。若将这些物质和精神财富传播给世界各国的游客,了解旅游资源中所蕴含的中西文化差异必不可少。
如:“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三亚市都举办盛大的中国(三亚)龙抬头祭祀南海文化民俗庆典。龙抬头被译为“Dragon Raising Head”Ceremony。中国文化背景下,龙是海神的象征,有强大的能力并且庇护人民。而其英译让外国游客费解,因为在西方文化中龙具有贬义色彩,是魔鬼撒旦的象征。因此,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用追加注释的方法则更为妥帖,即 “Dragon Raising Head” Ceremony-a memorial ceremony for sea god-dragon,which is a symbol of power in China,足以体现出译本的跨文化意识。
(一)景点名称的翻译
景点名称的翻译可分为直译、异译、音译或交叉进行。英译的过程中,选择何种译法,传达出丰富的文化信息,取决于译者是否具备敏锐的跨文化意识。如:“天涯海角”,直译为Tianya Haijiao或意译为 The End of The Earth 都会让外国游客费解,爱情地久天长的寓意却未能传达。若译为 “Tianya Haijiao-which means remote place and symbolize love or friendship will last forever”,相对就能尽量展现出“天涯海角”的丰富人文精神内涵。
(二)民俗节日的翻译
每逢农历三月初三,海南黎苗族同胞隆重庆祝“三月三”这一赞美生活、追求爱情的传统节日。很多国外游客穿起民族服饰、跳起竹竿舞,感受黎苗人民的热情。英文简介如下:
On Lunar March 3,Hainan Li & Miao would flock together to wish for double harvest in Shanlan rice plantation and hunting. Nowadays,large-scale ethnic events would be held in Sanya city,mainly launching singing and dancing performance,sport games and other featured activiteis.
没有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游客很难理解“三月三”的涵义。因此,在介绍三月三名称时,用副标题更为妥帖,即Lunar March 3―A Traditional Festival for celebrating harvest and expressing love for Li & Miao minority. 内容简介紧贴习俗活动,文化内容,采用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英语行文风格娓娓道来。足以体现译本中跨文化交际意识。
(三)大型文化演出的翻译
三亚海棠湾著名大型文化演出《海棠?秀》将一个流传于三亚海棠湾的古老爱情传说以国际流行的“秀”的形式搬上舞台,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其部分英文简介如下:
“Spiral Show” tells a tale about ancient love in Haitang Bay,Sanya. A’ming,an archaeologist,first discovered nautilus,an ancient sacred weapon. ……here lies the battle between good and evil that is played out every night in Sanya.
这段简介概述了《海棠?秀》的故事梗概及历史来由。采用插入语,解释说明的表达方式,以及“the battle between good and evil”等英文惯有的行文习惯和相类似英语文化背景的表述,大大提高文本翻译的接受性(acceptability),提高与国外游客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国际旅游活动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子,旅游从业人员的高度敏感的跨文化意识对于高效的跨文化交流尤为重要。因此,旅游英语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仅要充分理解源语言符号,而且要从跨文化的角度破译源语非语言符号―文化的内涵,才能将三亚旅游事业推向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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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社会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指的是,不同文化的成员有不同的性别意识;不同文化的成员对性别角色有不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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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
《喜宴》讲述的是远在台湾的父母赶赴美国参加儿子婚礼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影片男主角伟同在纽约定居十年,事业有成,与男友赛门过着幸福的同居日子。而远在台北父母的一次次逼婚,使伟同被逼以“乖乖仔”形象修书一封声称会在美国结婚,怎料父母想赴美亲眼见证儿子成家。无奈,伟同只得拉上来自上海的不得志的女艺术家葳葳 “假结婚”。父母对葳葳相当满意,却对伟同的草率态度不满,为让父母满意尽快返回台北,伟同犹如“拼命三郎”使出了浑身解
数。但人算不如天算,不断的波折使得父母的返台日期一次次推迟,令他和赛门的感情亮起“红灯”,而葳葳又意外怀上了他的孩子。中西方各自的文化特征及文化冲突问题,在复杂的电影情节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因此,本文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为基础,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唤醒人们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并探讨如何规避跨文化交际中的碰撞、冲突问题。
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文化差异可用五个文化维度来进行描述和比较。这五个维度分别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回避非确定性、刚性/柔性倾向和短期/长远取向,(汤新煌,2006.08),它们对分析文化冲突的产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电影《喜宴》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各种差异,而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是用来衡量不同国家文化差异、价值取向的一个有效架构。
1、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霍夫斯塔德在《文化与组织:思维的软件》一书中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定义为:“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人际关系松散,人人各自照顾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相反,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们从一出生开始就与强大而又具有凝聚力的内部集团结合在一起, 而这种内部集团又对这些忠诚的成员提供终生的保护。”(Hofstede, 1991: 51)
中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的国家,强调群体和谐、个人与集体联系紧密,这一思维方式直接体现在中国人的婚姻观念上。中国人在婚姻中重家庭而轻爱情,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以家族为单位的“集体”的事情,婚姻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为家族这个“集体”延续香火,传承子嗣。影片中,伟同的父亲始终盼望着伟同能娶妻生子,使自己早日抱上孙子,于是影片中出现了父亲虽然因重病住院却仍念叨着要伟同娶妻生子的场景。
为了帮助父亲实现愿望,为了完成自己传宗接代的任务,伟同决定与葳葳结婚。伟同深爱赛门,虽然极不情愿,但为了取悦父母,伟同还是选择了与葳葳结婚。而西方人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他们认为,婚姻纯属个人私事,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所以他们极其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片中伟同的同性伴侣,美国人赛门,一个人在纽约生活,父母并未对他的私生活过多管束,赛门的生活基本与家庭这个“集体”是分离的,所以赛门能够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没有太多的顾忌。赛门选择同性恋生活实质就是遵循了西方自由恋爱和爱情至上的观念,仅仅是满足身心需要,而没有对于后代的顾虑,这是个人主义的重要表现。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不同还体现在中西方对待婚礼的不同态度上。西方婚礼不强调婚礼的隆重性,仅仅是一种证明婚姻合法的手段,在宗教和法律面前的宣誓以示对感情的认真、忠诚。中国人在婚礼问题上则特别强调隆重性、仪式性,并且将这种隆重性与婚姻的稳定和幸福挂钩。影片中,伟同和葳葳原本打算以美国的公证结婚来敷衍了事,但却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影片中母亲说:“结婚是一辈子一次的事情。”
这就是中国人心目中婚礼的意义――通过庞大隆重的仪式来强调婚姻的稳定性。并且由于见证人(宾客)多,还有婚姻双方大量的聘礼、嫁妆,以及“不能丢面子”的思想观念,也成为对婚姻长久性的一种无形的压力。有了隆重的婚礼,离婚、不幸福不稳定的婚姻就成了一种罪孽、反面的存在。这些无一不是对集体主义的体现。而婚礼上,伟同的中国朋友和亲戚起哄,罚酒、闹洞房等行为让外国人瞠目结舌,他们觉的这简直是疯狂至极,不可理喻。西方以尊重个体为出发点,而东方却是以尊重整体牺牲个人为宗旨的。闹洞房就是牺牲了新郎新娘的个人意志而取悦于整体意志的集中表现。
2、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霍夫斯塔德提出的第二个文化差异维度是权利距离。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现象,霍氏的权利距离指的正是人们对权力在社会中不平等的分配状态所能接受的程度(彭世勇,2004.01)。具体地说,“权力距离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中),掌握权力较少的那部分成员对于权力分配不平衡这一现象能够接受的程度。”(Hofstede, 1991:28)霍氏的研究表明,在权力距离不同的国家中,人们的行为方式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中国文化非常强调“礼”和“上下等级”,要求人们对权利、地位、身份(以及辈分、等级、年龄等)比自己高的人必须要保持尊敬和礼貌。中国人注重传统的君臣,父子,论资排辈,等级森严;而在西方国家则提倡人人平等,长辈与晚辈间地位平等,不计较老少界限,多以朋友相处。影片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餐厅老板几十年后仍然不改对伟同父亲的称呼,一朝为上级,一生为上级。另外,伟同也以其管理人员的身份,经常拿工资威胁下属。在家里,其父是一家之主,每次吃饭大家都要等他先动筷子品尝饭菜。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与距离。
3、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情况或是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霍夫斯塔德认为,“所谓不确定性回避就是文化成员对于不确定的或是未知的情况所感觉到的恐慌程度。这种不确定性给人们造成的恐慌表现为精神紧张或期盼未来的可预见性。”(Hofstede,1991: 113) 具体表现就是文化成员对于成文和不成文规则的需要。
笔者认为,片中中美两国人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美国是由不同民族构成的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到达北美大陆后还始终保留着自己的传统观念和处事方式,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使美国文化丰富多彩、兼容并蓄,所以美国人在对待新事物上就显得要开放、主动,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接受程度很高。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同性恋,但总体上他们能尊重同性恋者的选择,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在某种程度上能得到保护,所以,同性恋现象在美国人看来就没有那么奇怪。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历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自给自足,与外界交流少,再加上封建礼教对人民正常生活的束缚以及中国人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接受程度较低,所以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是接受不了同性恋这一较新的事物的。所以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大多对同性恋者持怀疑、鄙视的态度,同性恋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其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片中中美两国人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深刻地体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情况或是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
4、男性主义(Masculinity)和女性主义(Femininity)。
根据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社会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指的是,不同文化的成员有不同的性别意识;不同文化的成员对性别角色有不同的认识。霍氏认为,在男性化社会中,性别角色十分明确,即男性成员应该自信、坚毅,重物质上的成功,女性成员则应该谦虚、温柔,注重生活质量;相反,在女性化的社会中,性别角色常常发生重叠,即男女都应该谦虚、温柔,而且注重生活质量。
男性度与女性度,也称为“刚柔性”,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对于男性文化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着而坦然;而女性社会的文化成员则强调生活的质量、服务、关心他人和养育后代。
(宋雯,2009.06)中国不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现代文明社会,男人由于其自身的身体条件和社会赋予他们的使命,使他们从小的时候就受到长大之后要担起家庭和社会责任这样的教育。而女人们自小被灌输的思想当中,更多的是教育其如何做一个好女人、好妻子、好母亲。依照性别角色进行家庭分工是家庭模型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家庭模型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Samovar,2009:62)。中国传统的大男人和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认为女人只能在家里做家务事,一切要听从丈夫的,不能有自己的选择。片中伟同的母亲一生的职业都是全职太太,在心理上,更是把丈夫和儿子做为一生的事业,这一切都反映出中国式男性主义主导的社会。
电影《喜宴》向我们展示了东西方的文化碰撞、冲突现象,然而影片结尾高父、高母的最后妥协以及伟同、葳葳、赛门三人紧紧相拥的画面却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这种差异并不是牢不可破的,任何文化都是逐渐经历认识文化差异到尊重文化差异再到协调文化差异的过程(张晓玲,2009.02)。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交流的加强,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人们在接触一种新的文化时,必然会将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念、信仰、风俗、行为习惯等方面融入到新的文化中(陈建平,2012:122),而新旧文化的融合则要经过四个阶段:蜜月阶段、烦躁和敌视阶段、逐渐适应阶段、双重文化阶段(陈建平,2012:123)。
如何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作为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更要注重对语言背后文化的学习。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和定位文化差异,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尊重其社会习惯和风土人情,积极提高自身文化适应性,使中西文化将在碰撞中不断融合,在交流中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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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美国文化的强大影响和英语的广泛使用使得美国电影海外文化折扣相对较小。中国文化世界的影响力并不深,汉语的海外使用率也不高。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也蕴含着中国的文化,加之国产影片类型单一,缺乏创新,很少有反映民族当下现实生活和原创性的影片难能打动国内外观众使得其文化折扣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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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折扣与跨文化预测寻找:中国电影“走出去”之路
随着我国电影产业化改革步伐的进一步加快,近年来国内电影票房在快速增长,国产电影投资规模和生产数量急速提升,2013中国电影票房的国产片已经反超进口片。但与国内电影市场发展得如火如荼相比,国产影片在海外市场和国际电影节上的表现却依旧差强人意。2013年只有45部影片销往海外,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仅有14亿元人民币,不到国内票房的7%,这与电影大国的形象严重不符。
在国际电影节方面,华语影片也依旧延续了近几年的惨淡,只有《郊游》在威尼斯电影节有所收获。而电影作为最具国际化特征的文化产品类型,要推动其“走出去”,就一定不能忽视文化折扣对其重要影响,以及跨文化预测对其的重要作用。跨文化交流在国际文化贸易中是必不可少的,文化折扣是影响电影跨国贸易水平的重要因素,电影作为一种媒介产品其跨文化传播是以本土的方式进行接受在本土接受过程中价值的损失以及票房绩效的预测, 已成为生产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在解释美国媒介产品为何主导全球市场时, Hoskins 和Mirus 发明了“文化折扣” 一词: “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的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 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 因为国内市场的观众拥有相同的常识和生活方式; 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会减退, 因为那儿的观众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
折扣来源多方面,电影的制作看作是“编码”过程,观众的观看则是“解码”过程。外国电影对国内观众来说,新鲜感吸引观众的同时,复杂性又驱逐着观众。加之电影台词的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本身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语言所在的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
由于翻译者水平参差不齐,在很多翻译中常出现前后意义不符或者句子意思不通的现象从而导致进口国受众不能正确理解影片中传递的信息,带来观看障碍。且各国文化的差异受众偏好和审美预期也是不同的,有文化亲缘性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和历史交叉重叠较多,受众对彼此的文化内涵也就有了天然的亲和力。韩剧之所以可以在中国热播就是因为中韩两国的文化价值取向十分相似。
跨文化预测性是指媒介产品在一种文化中的表现, 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其他文化中的同类产品表现来预测。预测性缺乏可表现为: 一国流行的媒介产品在另一国家不一定会受欢迎[6]。如2013年在国内票房超过12亿元的《泰?》在北美市场收入却不到6万美元,《一代宗师》其国内票房虽不被看好,但是其却是2013年华语电影中海外票房最高的。媒介产品的国内成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该产品的国际成功程度, 但是两个市场文化差异增加时,可预测性进一步缺失。
因为不同电影因为其文化特定性程度不同, 其文化折扣程度不同。我们可以说《一泰?》在海外的表现没有《一代宗师》好,因为前者的文化折扣比后者大,文化折扣几乎都在关注产品价值的损失。但另一方面, 预测性的缺乏也有可能增加产品的价值, 现在的媒介产品会纳入多种文化元素, 迪斯尼的《功夫熊猫》、《木兰》从美国传播到国内时, 不可能仅仅产生文化折扣, 同样也具有增值的可能。文化折扣和跨文化预测性关系密切, 但仍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都建立在文化差异存在的假设上, 通过内容普遍化的媒介产品, 降低文化差异。文化折扣是指价值的丢失而非对价值可预测性的丧失,文化折扣对于跨文化预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虽简单的票房比率并不能够反映出文化折扣但跨文化预测性可通过票房数据来研究。
不同于美国文化的强大影响和英语的广泛使用使得美国电影海外文化折扣相对较小。中国文化世界的影响力并不深,汉语的海外使用率也不高。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也蕴含着中国的文化,加之国产影片类型单一,缺乏创新,很少有反映民族当下现实生活和原创性的影片难能打动国内外观众使得其文化折扣相对较大。然文化折扣的高低直接影响观众的接受程度和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效益。所以中国电影要“走出去”,就一定要尽可能减少文化折扣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一)开展大规模发行与营销并有的放矢
增大力度推广既有平台,同时全面提升中国电影的能见度和知名度。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媒介产品在海外市场的价值不能完全由其国内市场表现来预测,电影一般可归为九大电影类型: 喜剧片、动作片、惊险片、爱情片、科幻片、冒险片、家庭片、歌剧片及恐怖片虽然一部电影有可能从属于不止一种类型,用跨文化预测性的概念进行检验可知不同电影类型的文化折扣程度是否不同的,其中喜剧比其他类型电影的文化折扣要大,幽默跨越文化不易被接受, 难以在翻译中表现出来,例如《泰?》的幽默中国色彩太浓,无法获得更广泛影响力。
反之科幻片的文化折扣较小,因为现代科技和科学幻想本身就是当代世界最普遍的观念,受特定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影响较少,这也是美国主推的各类科幻片在全世界广受好评的重要原因。因此在进行影片国际推广时对于不同的影片品种其推广宣传的则重要不同。
(二)题材应具有普适性
只有能为大多数观众接受的电影才能行销到不同国家,其必须具有足够的文化吸引力,才能减少观众认知差异所带来的问题,因此对于电影的题材要尽量减少和本土文化直接相关的成分,多使用普世的、广为接受的价值观念,以免降低受众对消费文化差异较大的影片的意愿。
走向全球影坛的导演有很多,但实现票房口碑可谓名利双收的只有李安一人,不同于张艺谋的中国旧农村、“”等题材的影片文化局限性较强,从李安拍摄的影片从“父亲三部曲”到“少年派”都不难看出其题材其中涉及的伦理、情感、观念等的冲突是属于的全人类的。
也就是说,人类共同的情感和问题不仅是东西方文化的交叉点、共鸣点,还成为电影普世的文化价值标准。我们应承认文化差异,并尽量弥合、调节文化差异性,普适性题材的影片能形成一种“熟悉的陌生感”。这样,影片就可以拓展国际观众的接受空间。
(三)注重文化接近性市场,同时借用他国元素寻找文化混合
韩国电影能成功打入中国市场关键就在于它找到了中韩两国不同文化的契合点,实现了文化心理的接近。由于历史、地理、语言等方面的原因,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因此,中国的文化产品在这些地区所遭受的文化折扣较低,使得国产电影更容易被这些地区的受众所接受,从而实现“走出去”的第一步。对于文化亲和力较弱的国家可以通过融入他国元素以此来减小文化折扣,虽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同质化颇受争议但从电影的角度,要想降低文化折扣,文化混合不失为一种值得尝试的方法,按不同国家的市场需求来配置故事、场景、人物、明星等资源,从而有机融合各种文化元素,扩大电影产品在国际市场的适应面。
如《变形金刚4》为了更好的进入中国市场,不仅在汽车人的设计上融入了中国侠客的元素,在影片场景中广泛取材了中国的北京长城、香港、重庆武隆等,更是邀请了中国当红影星李冰冰加盟造势为影片创造了良好的效益。
电影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承载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使命。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具有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现实意义,其出口不仅可以促进一国价值观念的输出,还可以引领后续相关产业的整体发展。重视普遍存在于跨国文化营销中的文化折扣现象,并认真加以研究,掌握文化折扣发生的科学规律,找到有效的应对方式,为中国电影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有意义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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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6月19日至6月23日,共采集标本67份,检测阳性的22份,阳性率32.83%。其中采集病人粪便、呕吐物23份,16份检出福氏志贺氏菌,检出率69.56%。采集原料、食品、水和操作用具标本42份,6份样品检出福氏志贺氏菌,检出率14.28%。6份阳性标本是菜墩、菜刀、蒸饭盘、碗、餐盘、筷子,均为操作用具,检出的福氏志贺氏菌与病人粪便标本的致病菌为同一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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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间的交往日益密切,跨文化交际是当今的一大趋势。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跨文化交际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幽默,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在文学、影视、广告和日常交际中频频出现,给人以轻松、诙谐之感,不仅活跃气氛、缓和矛盾,而且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本文旨在分析影响我们理解幽默语言的障碍并找出解决这种障碍的方法。
[关键词]文化;跨文化交流;理解障碍
幽默普遍存在于各个民族和各种文化当中。它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在人们的交往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它可以使我们在社会交往中保持自我平衡。
幽默不仅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而且是文化的一部分。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历史、习俗、习惯、信仰和宗教等等,而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导致了不同文化中出现了各自特有的幽默。所以要想在跨文化交际中真正地理解幽默。就要了解其文化背景。
一、幽默的概念
幽默是智慧的代名词,是生活的调味品,是交友的香槟酒。自古以来人们就关注幽默这个话题,尽管很难给幽默下定义,但是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比如:哲学家、心理学家、美学家、辞典编撰者和修辞学家等,他们都对幽默作了深入地研究,以下就是一些关于幽默的概念。
朗文现代英语字典中对幽默是这样定义的:“幽默能使人愉悦,使人发笑等,或者说幽默是人们对有趣,滑稽等事情做出的认知、反应和表达的能力。”(“Humor issomething which arous amusement,laughter,ete,or thecapacity for recognizing.reacting to or expressing somethingwhich is amusing,funny,etc.”)(Owen Watson,1976:523)
现代汉语字典中是这样解释的:“有趣或可笑而意味深长的。”
中国幽默大师林语堂认为幽默是一种艺术,无论是说还是写,都表达了人们的观点和对真实世界的感知。(林雨堂,2002:23)
从上述概念中我们不难看出幽默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要滑稽或是引人发笑,第二要有深层的含义或发人深省。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二、幽默的形式
一般来说,根据定义,幽默可以分成两种。广义上讲,它是指哑剧、滑稽剧、喜剧、漫画等。狭义上讲幽默只包括书本和杂志中的笑话和滑稽的短故事。常见的幽默有以下几种形式:相声、笑话、无厘头(利用表面毫无逻辑关联的语言和肢体动作,使人们有滑稽的感觉。)、恶搞(通过毫无道理的方式,例如在照片上画八字胡,来使观看者感到好笑。)、黑色幽默(20世纪印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文学流派,对充满矛盾的荒谬的社会现实进行无奈、苦涩的冷嘲热讽。后也指这种无奈、苦涩的表现风格。是一种对现实采取嘲笑抨击,揭露和讽刺,幻想和否定结合在一起的“黑色”的“幽默”。)、冷幽默(是那种淡淡的、在不经意间自然流露的幽默,是让人发愣、不解、深思、顿悟、大笑的幽默,是让人回味无穷的幽默。之所以称之为“冷幽默”,是因为不仅要幽默,还要“冷”。)和白色幽默(白色幽默指令人恐惧而又感到好笑的话或句子)。
三、理解不同文化幽默难的原因
幽默无处不在,但是由于人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中,每一种文化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习俗,信仰和宗教等,这些极大地丰富了幽默的内容。但是这也造成了人们理解不同文化中幽默的障碍。
中国语言文字与西方的字母文字有很大的差别,每一个字都有它独特的形、音与意。有很多相同和相近的字,所以人们常常利用这种谐音说幽默的话,这时外国人是很难听明白的。比如“气管炎”,会普通话的外国A--看就明白这是中国人常说的“妻管严”的谐音,但不知道的人就不会听懂。也就不会理解其中的幽默。同样对于不懂汉语的人来说也很难理解中国相声中的幽默,比如:
乙:您的相声说得好啊!
甲:哪里哪里,也就是――马槽改棺材……
乙:怎么讲?
甲:将就材料。
乙:不对不对,您这是拽着胡子过马路……
甲:怎么讲?
乙:牵须(谦虚)。
上文中牵须和谦虚在中文中发音相同,但含义却截然不同,由此而产生了幽默。
而西方是字母文字,它的特点是一词多义,同一个词,由于语境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含义,利用这一特点就会产生幽默。例如:
1.Howlongisa shoe?(鞋多大?)One foot.(英尺,脚)。英文中“foot”有两种含义,一个是度量单位“英尺”,一个是“脚”。
2.Why aremovie stars so cool(酷,凉爽)?Becausetheyhave somanyfans(影迷,扇子)。
在这个句子中“cool'’指的是时尚、具有吸引力,很清爽的感觉。“fan”是指影迷。
以上事例说明有时语言就像一座山,难以逾越。对于一个从未学过英语的人来说是无法理解以上幽默的。
中西文化的价值观不同,中国人长期受孔子的儒家思想的影响,讲求“仁”和“礼”,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都非常友好,善良,与人为善。在人际交往中,人们追寻中庸之道。不愿意引人注目,以保证与周围人的和平相处。相反。在西方社会,宗教已植根于西方人的意识形态中,特别是基督教。他们热衷于变化和不断进取,对人生的态度表现为积极向上,勇于挑战,并富于冒险精神。他们更愿意表达他们内心感受。
正是由于价值观不同造成了文化传统和习俗的不同,有些笑话就需要了解背后的文化才能笑出来。例如:
“一位学者试图分析各国的民族性,每个国家挑出二男一女为一组,分别送到无人的岛上生活。数月后,学者来到英国人住的岛上,看见三个人互不相干地各行其是,问其原因,他们答道:“你没有替我们介绍呀!”
学者又来到法国人住的岛上,见一个男人在院里整理花木。学者问他,那两个人在哪里?他答道:“那女人三个月前是我的情人,从昨天起,她成了他的情人,轮到我整理花木。”
另一个笑话是:一个小男孩报警:“大街上有人打我爸爸!”警察跟着孩子跑去,果然见两人在厮打。警察问:“哪个是你爸爸?”“我也不知道,他们正是为这事打起来的。”
四、如何克服障碍
要想克服理解幽默中产生的障碍,就要不断积累不同国家的文化知识。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双方要寻求一种共同语言,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它传递着不同文化下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不同的交流模式。
要注重移情与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西方笑话题材广泛,涉及西方国家的地理环境、历史事件、文化典故、宗教文化、婚礼习俗文化、民族性格、年龄心态等等。轻松幽默的语言中隐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向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文化的窗口。仔细解读西方笑话中的文化信息,我们能更好地欣赏其内在的幽默,更能领略西方国家的风俗人情,了解这些民族的心态、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笑话作为传播文化知识的载体在向我们不断传递着跨文化交际的信息。从各自笑话的主题、社会功能、表现方法和含蓄度的把握程度来看,中西方为本民族文化赋予了不同的形式,正是这些不同的形式构成了整个世界多样的文化。只有尊重各自的文化,用一颗包容和理解的心融入其他文化形式,学会移情,不断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中国学生才能更好地获取目的语,更自然地融入全球化大潮。
[参考文献]
[1]吕淑湘中国汉语词典[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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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文仲文化与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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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跨文化交际中英语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跨文化交际英语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我国传统英语教学忽视了对学生跨文化差异意识的培养,导致其跨文化交际能力普遍较低。应改变学生的思维方式,注重学生跨文化差异意识的培养,在课堂教学中把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结合起来,并把文化教学寓于语言教学之中,努力探索语言中深刻的文化内涵,增强学生对目的语文化的领悟力和敏感性。在文章中,重点阐述了跨文化交际和英语口语教学的相互关系,一方面跨文化交际在英语口语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英语口语教学过来能够推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我们的英语口语教学应该紧扣世界英语教育的发展方向,为培养出具有化交际素质的人才而不断努力。
关键词:英语口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交际能力
在我国,英语学习和英语教学投入多但收益少。英语教师普遍抱怨说,英语难教,口语更难教;在英语学习上已花了几年时间的学生中大多数人的语法很好,书面表达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还是不能用英语正确流利地表达自己的感觉和意见。众所周知,现代基础英语教学的突出特色之一是重视和加强口语教学,这也是整个英语学习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像听力、阅读和写作一样,英语口语是英语教学中占有统领地位的内容之一。人们普遍认为,英语口语是学生必须掌握的技能之一。那么,使学生掌握这种技能的困难和问题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涉及方方面面的因素。在诸多因素中,绝不能忽视英语口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因为它是英语教学的目的之一,而文化知识的传授无疑对语言教学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英语口语教学所面临的问题
培养听、说、读、写的交际能力,这一教学目的被明确写进家教委颁布的英语教学大纲。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外语只是偏重语言形式(语音、语法、词义)的讲解传授,培养的学生大多数精通语法规则,却只会认读,不会听说,不具备交际能力。人们经常称之为“哑巴英语”,这个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这几年的教学活动之中,我发现随着学生的年龄增长,越来越难让他们开口说英语。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对于自己发音没有自信,在读英语或说英语时总是羞于开口,不愿意说出来,生怕说错或是发音有误,受到老师的批评或同学笑。但是随着这几年我国逐渐开始在小学时期就开始进行英育,并且大多数的教师和家长都意识到在小学时期学生的口语教育的重要性,因此这几年相当一部分学生都能够克服开口难,以及怕开口的问题。但是,等到上了高中,尤其是上了大学之后就又出现了第二个方面的为题更为严重的问题:就是无话可说,或者不知道道说什么好。从高中阶段的英语教育开始,英语口语的练习渐渐趋向实质内容的对话,甚至是以英语为工具进行相互讨论或辩论,这个时候就需要学生不仅仅是会说几句问候语,进行简单的公式化对答,而是要求学生们能够就特定问题进行讨论,或者在一个设定的场景中进行有实质内容的对话。这就需要学生们不仅仅有相当的词汇量和英语口语的能力,可以使用各种句型来交流各自的意见;而且更重要的是英语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即有话可说,不会双方见面打完了招呼,问候了之后,就没什么可以说的了。这一情况非常常普遍的,我经常发现学生们最常谈的就是天气、爱好等简单的话题。由于对于英语国家文化以及风俗习惯的不了解,使得我们的学生找不到可以用作聊天的合适话题,因为不知道哪些是适当的,哪些是禁忌的;即使开了一个话题也很难深入地交谈,因为不知道哪些问题是可以向一个还不熟悉的外国友人发问的。语言能力是交际能力的基础,然而具备了语言能力并不意味着具备了交际能力。但英语教学中,教师往往比较重视语言的外在形式和语法结构,即培养学生造出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而忽视了语言的社会环境,特别是语言的文化差异,致使学生难以知道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从而忽视了学生的交际能力。在此,跨文化交际在英语口语教学中的作用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被提了出来。由于对不同文化的不了解和陌生感,这就使得我们的学生在交际之中经常遇到困难。这样一来,就很难真正深入地训练学生的英语口语技巧和巩固词汇、句型,也不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因此,我个人认为我们的英语口语教学是离开跨文化交际的。
二、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
“跨文化交际”的英语名称是“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它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由于不同的民族所处的生态、物质、社会及宗教等环境不同,因而各自的语言环境产生了不同的语言习惯、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等诸语境因素。不同文化背景造成人们说话方式或习惯不尽相同。因此,在交流中,人们总喜欢用自己的说话方式来解释对方的话语,这就可能对对方的话语做出不准确的推论,从而产生冲突和故障。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对外交往日益频繁,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广泛,特别是社会信息化提高,国际互联网的开通使更多的人足不出户便涉及跨文化交际。时代的变化和要求,使许多语言教师对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研究这些跨文化交际中的故障问题,对于我们英语教学确实有重大的实际意义。这是因为英语教学不仅是传授语言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培养他们应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仅仅学会一门外语的语音、语法规则和掌握一定量的词汇并不意味着学会了这门外语能顺利地进行交际。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的双方若不能进入同一文化背景之中,就容易产生不解或误解,从而使交际失败。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尤其是在交际文化方面,东西方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给我们学习与正确使用英语带来一定的困难。有时对同一个词汇,对同一个称呼,对同一个手势,对同一句话,英美人的理解与中国人的理解就大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英语教学,几乎是从第一天起就开始接触东西方两种交际文化差异这个难题。事实上,英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跨文化交际,
就是为了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大面积地、全面地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大幅度地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既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跨世纪我国英语教学的一项紧迫任务。
三、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口语教学的相互关系
首先,跨文化交际在英语口语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国,人们对跨文化交际在英语口语教学中的重要性认识还比较低。他们觉得,只要会外语,剩下的凭常识、按习惯就可以解决。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属于常识性的语言,换在某个外国的背景下可能成为一种不合常识的语言;在某种文化下属于很礼貌的话,在另一种文化下可能被视为无礼的话;一种文化下的人怀着敬意说出的话,另一种文化下的人可能理解成是一句带侮辱性的话;拿汉语的习惯去套外语,有的时候套得对,有的时候则会套错。语言是文化的产物,它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与不同的对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如何表述一个思想,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如何说”、“不说什么”,有时候比“说什么”更加重要。
其次,英语口语教学又反过来能够推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这是因为外语教学不仅是传授语言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培养他们应用外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从这个意义出发,将外语教学看做是跨文化教育的一环更加恰当一些。于是,我们也可以说英语口语教学是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英语口语教学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学生们通过使用英语与对方讨论或者交谈,可以增强语言的输入与储备,从而充实社会文化知识,增强语言得体性意识,提高口头交际能力。而到了英语口语教学的高级阶段,则可以着重导入知识文化(不直接影响准确传递信息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从中西文化差异的深层入手,介绍中西方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认知行为、交际关系以及言语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进而增强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总之,一方面跨文化交际是英语口语教学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要提高英语口语能力就不能够离开跨文化交际;另一方面,英语口语教学的深入也能反过来推动跨文化交际能力,通过在口语的实践过程中可以进一步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技巧和增加语言文化差异的知识。因此,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口语教学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三、英语口语教学中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策略
跨文化交际能力(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是指根据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交际者的习惯得体地、合适地使用语言的能力,包括语言能力、非语言能力、跨文化理解能力和跨文化适应能力等方面。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口语能力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大学英语教学必须注重学生跨文化差异意识的培养,在课堂教学中把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结合起来,并把文化教学寓于语言教学之中,努力探索语言中深刻的文化内涵,增强学生对目的语文化的领悟力和敏感性。教师在授课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改变学生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对跨文化交际有很大的影响,由于中西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不同,在交际过程中常常出现一些困惑,影响交际效果,甚至造成一些误解。因此,在口语教学中,让学生了解文化背景知识,培养学生认识并接受外国人的思维方式是非常必要的。它是跨文化交际中学会准确、得体交际的前提,是培养学生语用能力的关键所在。
2.介绍文化背景知识,注意中西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差异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主要根源于中西方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的不同。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习惯采用归纳思维的方式,而英美人则习惯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对于课文的理解必须要把握思维方式的差异,教师应结合文化和价值上的差异及思维方式的不同引导学生用英语思维,换角度换身份的理解文章内容,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3.采用对比教学法,结合词汇文化内涵进行词汇解释,扩充口语交际词汇。词汇的文化内涵是各民族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对特定事物的独特感情评价及联想。词汇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各种文化特征都在本族语的词汇里留下它们的印记。因此教学中可以抓住以下英汉差异类别:
(1)英汉语言中指称意义或语面意义相同的词语在文化上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如英语中的farmer与汉语中的农民之间的文化含义上的不同,又如英语中的peacock,指爱慕虚荣、炫耀等,而汉文化中的孔雀则是吉祥的意思。
(2)英汉不同文化对相同的现象所作的观念划分的差别在词语及语义上的显示,如英语的亲属称谓的命名较之汉语要简单得多,如英语的uncle就对应汉语的伯父、叔父、舅父、姨夫、姑父。
(3)有的词英语有,汉语没有;或汉语有,英语没有,即“词汇空缺”的现象。如英语中的前后缀多达100个以上。这种语言现象在汉语词典中是没有的,这体现了西方人的个人奋斗,个人主义价值取向。
(4)具有文化附加意义的词、词组,包括某些习语、俗语、典故的文化内涵。如:asacountry that carvedits swath across so much of the world….中的carveditss wath不是字面“割下稻草”之意,而是“出尽风头、惹人注目”之意。因此,为了让学生能够得体地运用英语,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以及文化差异的比较必须以词汇为先导,通过词汇蕴涵文化差异的比较,使学生认识并掌握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逐渐培养跨文化差异的意识,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引导学生广泛接触西方文化材料。歌德学院科研处布尔曼女士(R.Buhlman)在她的《阅读是交际的一个方面》一文中强调:阅读实际上就是读者与作者之间进行的一种交际活动。读者为了获得所需的信息,就必须运用各种阅读技能进行判断、推论,找出作者所要表达的观点和信息,并对它们做出评价。由此可见阅读即书面交际能力的培养。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广泛阅读西方英语文学作品、报纸杂志和时事评论等材料,从中吸取文化知识,拓宽西方文化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另外教师还要充分利用直观教具进行英语文化教学,如幻灯片、录像、电影等。英语录像、电影的内容本身就是文化某个侧面的缩影,不但可以提供反映文化的生活及社会场景,还有助于让学生通过真实的场景理解词、句的文化内涵。例如电影“TheDevilWearsParada”反映了21世纪美国现实主义的画面,通过组织学生观看,可以让他们切实地感受到美国的时代风貌、人文观念和拜金主义。
5.课外活动丰富文化教学。由于我国高校的外语教学课堂,在教学时间、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不足,难以独立承担起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因此,课外活动是对学生进行文化意识导入的重要阵地,为了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应更多地利用课外活动时间,给学生创造出更多了解英语文化,培养交际能力的条件和机会。学校可以利用学生的课余时间,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一些英语文化知识讲座,邀请学校留学归国的教师或外籍教师来介绍一些文化习俗方面的知识,也可以举办外国影视或音乐欣赏会,让学生更多地了解英语国家人们的学习、生活、爱情、工作等方面的状况,更真切地去感受西方文化。还可以通过组织英语知识竞赛、英语演讲或辩论赛等活动,把语言文化学习和学生的课余生活充分结合起来。总之,在外语教学的过程中,广大英语教师应该更新陈旧教育观念,不断地尝试新方法、新策略,把社会文化知识的传授贯穿于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的各个环节之中。另外,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并非只重视文化而不重视语言,也不是以文化为中心,而是从文化的角度去教语言。作为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也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大学外语教师应在培养学生获取语言知识的同时,培养社会交际的能力。这是英语教学非常重要的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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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舒.文化与外语教学的关系[M].国外外语教学,1997.
[3]赖招仁.试论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障碍与外语教学[M].龙岩师专学报,1998.
[4]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的学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胡文仲.超越文化的屏障[M].北京:外语与外语教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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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译与意译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源头,不少学者常常把它们放在一块来讨论。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跨文化视野中的异化/归化翻译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最近,翻译界对归化和异化的讨论很多,散见于国内的各种外语类学刊,〈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还专辟一专栏来讨论这一问题,这些文章大大推动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但这些文章更多是停留在语言研究的层面,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异化现象。
[关键词]归化;异化;翻译;跨文化;后殖民主义
[论文正文]
跨文化视野中的异化/归化翻译
近年来,国内的外语类学刊发表了不少有关归化和异化的文章,这些文章努力将西方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理论中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运用于翻译理论和实践之中,有的文章高屋建瓴,从文化的角度对直译和意译作出概括,还有的文章运用关联理论来寻求归化和异化的最佳关联点,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拓宽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但归化和异化翻译的讨论仍存在一些误区,最明显的是将归化与异化翻译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将文学策略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同语言的策略和翻译的技巧等同起来,从而将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拉回到传统和经验的讨论之中,这样做有碍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发展。《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有王东风和葛校琴等的文章,探讨“归化”和“异化”翻译的研究方向及存在的问题,是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新成果。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归化和异化问题,
直译与意译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源头,不少学者常常把它们放在一块来讨论。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就对它们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可谓由来已久。”但他没有将它们简单地归于一类,而是指出:“归化和异化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 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也就是说,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旋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王东风,2002:24-25)笔者基本上赞同上述观点,并就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翻译补充一点自己的看法。
在谈到直译和意译时,人们常常用英文词语literal translation 和free translation。此时人们关心的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问题,即如何在保持原语形式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而意译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意译。还有人提出形合与意合来与直译和意译对称。在中国的翻译史上,赞成直译和意译的均有人在,初期佛典翻译中的文质说,唐代玄奘的“求真”与“喻俗”,近代有严复的“信达雅”及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与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等,都是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原则。
我们并不反对将直译/意译同归化/异化翻译放在一块讨论,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相似和差异。以往,归化/异化翻译同直译/意译的相似性讨论的多一些,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直译和意译是翻译的两种主要的方法,它们并非是排斥性的,相反,它们是互补性的。在同一翻译中,直译和意译都可能有。文体也有关系,在有些文体中,意译会多一些,而在另一些文体中,直译可能会多一些。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译界已基本上达成共识。直译和意译不等同于有些人所说的死译和胡译。鲁迅和其弟周作人的直译作品《域外小说集》曾招来许多的批评,被视为直译的代表。
一些学者谈到鲁迅,必将提到他的翻译主张“宁信而不顺”,而忽略了其他。其实,鲁迅关于直译的真正含义是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题未定草”中所说的:“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丰姿。”可见,鲁迅并非不要顺,只是在两者不可兼得之时,才宁取信而舍顺。鲁迅的“硬译”,决不是生搬硬套,也不是逐字翻译,而是在引介外国进步文学作品的同时,努力输入新的表现方法来丰富汉语的句法与语汇。“易解”与“丰姿”才是鲁迅关于直译的真正内涵。
那么,周作人又是如何看待直译呢?1925年周作人在其“陀螺序”中提到:“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说就是信与达。”什么样的翻译是死译和胡译呢?周作人用了两个很有趣的例子。如英文的“lying on his back”, 如果译成“卧在他的背上”便是死译,如果译成“坦腹高卧”便是胡译,它的直译应该是“仰卧着”。当然,我们今天偶然还能看到少数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但有新见者鲜寡。
翻译的归化/异化(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and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是在1995年由美国学者L. Venuti(文努迪)所提出的,而这一术语又直接来源于德国学者Schleiermacher (施莱尔马赫)1813年宣读的一篇论文。Schleiermacher着重探讨了翻译与理解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如果让读者靠近作者的语境,他就能感受到异国的情调。在这儿, Schleiermacher使用了foreign 一词。[1] 根据上述两种翻译情况,Schleiermacher提出了以作者为中心的译法和以读者为中心的译法,这一做法突破了传统的直译和意译的界限,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Venuti的异化/归化观无疑受到Schleiermacher理论的启发。不过,Schleiermacher的理论是基于德国的阐释学之上,而Venuti却将Schleiermacher的论点放在后殖民的语境下来考察, 从而得出了异化的翻译主张。
Venuti为什么十分青睐异化的翻译呢?我们可看看他在《翻译再思》一书中的一段话。他十分欣赏布朗绍的名言:“翻译是纯粹的差异游戏:翻译总得涉及差异,也掩饰差异,同时又偶尔显露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这样,翻译本身就是这差异的活命化身。”在他看来,差异在翻译中被弱化的原因有二:
首先,长久以来,翻译的讨论被遮蔽了,它在目的语坐标的价值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差异非但没有活现,反而处于融化的过程之中。
其次,英国和英语的价值标准,在战后形成了全球性的优势,从而更加确定了英美国家主义文化的语境。这种语境只接受在意识形态上符合英美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外语文本。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归化的翻译为了迎合接受者的口味,总是依照译入语的特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规范对译入文本进行调整,弱式文化只得听从英美文化的摆弄,成为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参见Venuti 1992)
近十年来的有关归化与异化的翻译讨论,是以1987《现代外语》上登载的论文“归化----翻译的歧路”而开始的。然而,该文作者可能不曾料到异化与归化会作为一对新的理论范畴而得到广泛的讨论。西方学者讨论的归化与异化这一对术语并非是互补的,而是相互排斥的。美国学者Venuti在讨论异化翻译时,对归化翻译的策略作出了描述:遵守目标语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从而达到让译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在这类翻译中,翻译者的努力被流畅的译文所掩盖,译者为之隐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
从后殖民理论吸取营养的异化翻译策略则将归化翻译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所以,Venuti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根据这一策略,译者和译语读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努力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羁绊。异化翻译并不应理解为对应的翻译,它并不能提高译文的忠实性。后殖民学者Robinson认为异化翻译与直译和逐字翻译相关联,只是没有直译那么极端,因为他们并不坚持在翻译中恪守原文句法序列中的个别词语的意义,但却坚持要保留原味。(参见王东风,2002:26)在异化翻译中,新的东西可能会加进去,从而达到凸现译者的身份,提高翻译的地位,并且对翻译的文化霸权进行有力的回击。
可见,西方学者的归化/异化翻译是处于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两个对立的概念,处在话语权利的两个极端,它们不存在调和或妥协。这与我们前面讨论的直译/意译明显不同。但我们很多的讨论是把它们当作对等的概念来对待的,这样做,可能会带来理论上的误解和实践上的困惑。
在英汉语中,异化与归化的内涵究竟有多宽?这是我们在研究和讨论归化/异化与直译/意译时得注意的问题。归化/异化翻译的英文表达是domesticating /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它虽然和我们今天探讨的free translation / literal translation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就其本质而言,存在明显的差异。当我们说直译/意译和形合/意合,前者是方法,后者是结果,如果我们再说神似和形似,则是对这一结果的描写。归化/异化与意译/直译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犹如两个圆,其边缘只有小部分重叠。异化/归化翻译的结果不能用形似和神似来描述。异化和归化是一种策略,在实践中,直译、改译、增译等方法都可能被采用。作为一对专有翻译术语, Foeignizing translation /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只是在最新的英文学术著作中得到阐述。而free translation / literal translation 则不然。“看一个翻译是归化翻译还是异化翻译,完全取决于文化形态的重构,翻译在这一形态中得到生产和销售;什么是归化或异化只有在考虑到改变译入语文化的价值关系时才能得到界定。”[2](Mona Baker, 1998:243)
“当前在对‘归化’问题的认识上,译界同仁应该区分归化法的两种前提:一是忠实原则下的归化,二是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前者总体上是规定性的,后者则是描述性的;前者是原语中心论的,后者则是译语和译语文化取向的。”(葛校琴,2002:33)这一区分基本上是对的。然而,我们还可对它们的性质作出区分:忠实原则下的归化是语言层面的,关心的是翻译的艺术效果,是一种翻译的方法;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是文化层面的,关心的是翻译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翻译的策略。至今我们讨论的翻译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异化和归化,第一种是Venuti的术语,已在在前面提到,另一种是一些中国反复使用的归化/异化,笔者用英文的assimilation(adaptation)和adaptation来指代它们。异化和归化翻译表现为文化的思考,从翻译的意识形态看其对文学乃至文化产生的影响,属于文学批评和哲学范畴。带有后殖民的解构意义的异化一词运用到翻译之中是近几年的事,反映在翻译实践上,主要体现为以书写符号为表现形式的文学翻译。
西方学者用一个图表来大致显示Jerome对不同性质的翻译所作的区分[2],根据当前关于翻译的归化/异化讨论,笔者同样想借用两个图表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差异:
1.(If translation is carried out on the dimension of linguistics
2. (If translation is carried out on the dimension of cultural studies)
上述图表说明了传统意义上的异化/归化和现代意义上的异化/归化具有不同的功能与目的,在汉语中我们用同样的词语来表示它们,但在英语中,语言层面的归化/异化是用assimilation (adaptation) / alienation来表达的,而文化层面的归化/异化是用domesticating/ foreignzing来表达的。当然,我们也可象处理文化一词一样,用首字母大写的Domesticating/ Foreignzing来指作为文化策略的归化和异化,用首字母小写的domesticating/foreignizing来指当今文化层面上的直译。小写字母的归化/异化是意译/直译的延伸与发展,而大写字母归化/异化是意译/直译的革命,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的领域。
国内学者将归化/异化和直译/意译等同的现象在葛校琴文章中得到了讨论。葛在探讨这一对概念时有一个前提,即在抛开归化/异化的当下语境,而且根据的是字面意思。
归化/异化的两种翻译倾向自有翻译以来就经常交锋,在上一个世纪,有围绕鲁迅的“硬译”而展开的洋化与归化之争。在此以前,严复、林纾、梁启超等人的翻译,均可视为归化的翻译。“鲁迅的‘硬译’及他的翻译思想是出于他‘反对封建主义,改造国民性’的理念。但鲁迅的意图招致了误读,‘硬译’的倡议最终淹没在归化论的喧嚣声中。后来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可以说都是归化论的延伸。
可见,归化/异化的讨论往往都是归化论占上风,虽说大家都赞成要保留洋味。”(葛校琴,2002:33)葛文是针对国内兴起的新一轮归化/异化讨论而来的。因为在这次关于异化/归化的讨论中,人们几乎“一边倒地认为翻译应该提倡异化”。
客观地说,葛的提醒不无道理。但笔者觉得葛所提醒国内有关归化/异化翻译学者的问题,要辨证地对待。我们的一些学者在响应西方学者提出的归化/异化翻译主张的同时,提高了欧化翻译即当年鲁迅所提倡的并受到梁实秋等人诘责的“硬译”的地位。当年鲁迅曾希望翻译能够给传达新思想,并为中国的语言引进新的表现形式,从而给中国文化输入新的血液,带来新的生机。遗憾的是,在上世纪,归化/异化的讨论往往都是归化论占上风。虽然我们不能排除今天的一些学者存在理论上的误读,即他们希望接受Venuti等西方学者的观点,但在实践上却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但他们的呼吁和实践却创造了异化/直译的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使翻译研究从过去的语言层面上升到文化的层面,直译的方法得到广泛的认可。
所以,我们要辨证地对待这一问题。首先,我们对西方的归化/异化翻译策略要有更多的评介,如果理论上浅尝辄止,我们的研究的可行性就会大打折扣;其次,位于语言文化层面的异化/归化讨论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些研究不应该脸谱化,带个面具,放进一些例句,就把文章写出来了,这样做,无疑会降低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再其次,异化/归化策略的讨论如何能同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更紧一些,这可能是翻译理论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不仅要从传统的翻译理论上考虑,还要从跨学科角度去考虑翻译理论的建构,惟有如此,我们的翻译研究才能不断保持生机勃勃。
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的讨论没有结束,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应从跨文化的视野去思考异化/归化问题,这样,它的影响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我们可以肯定,这一讨论,不仅对翻译研究,对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等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1] Schleiermacher 的原语是:The translatora can either leave the writ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bring
the reader to him, or he can leave the read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bring
the writer to him. (Schleiermacher, 1838:47, as translated in Wilss, 1982:33)
‘Bring the reader to the original text’ would correspond to requiring him to
process the translation in context of the original; ‘[The translator] thus tries to
transport [the reader] to its location, which, in all reality, is foreign to him.’
(Schleiermacher, 1838:219, as translated in Wilss, 1982:33)
[2] 黑体系作者所加。
[3] 在Mona Baker 主编的《翻译学大词典》中,Jerome关于直译与意译关系的描述是通过下图来表现的:
1. (If free translation is not bad translation)
2. (If free translation is no translation)
[4] 不过,Gentzler 认为,Venuti的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比较更显得现代派一些,他的理论的转向仍旧根植于若干世纪来的“忠实”与“意译”翻译的争辩之中。参见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Revised 2nd editi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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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形象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等有着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纽约时报》,CNN,VOA三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相关的新闻报道为例,从跨文化角度分析报道中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结果显示报道中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以负面居多,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从跨文化角度来看,主要有我族中心主义、刻板印象和媒体宣传手段这三个方面。
关键词:中国国家形象;美国主流媒体;跨文化
一、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作为反映在媒介和人们心理中的综合印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等有着重要影响。
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无论是传播者还是接受者,皆有对此形象进行“自定义”的可能。因此,他国公众尤其是他国媒体在建构国家形象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而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们对一个国家的报道和评论直接影响着该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是2011年中国值得庆祝的两项重大事件。西方媒体对这两大事件所进行的报道,无疑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以美国《纽约时报》,CNN,VOA三家主流媒体对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相关的新闻报道为例,分析报道中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从而对其背后隐含的文化因素进行探索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理论
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和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以《纽约时报》, CNN, VOA 三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新闻报道为分析素材,通过分析文本中的词语,句子来解读中国国家形象。选取《纽约时报》是基于这份报纸至今已由百余年历史,是美国最有影响的高级报纸,素以信息灵通、言论权威著称。CNN同样是美国重要的主流媒体,每天24小时的全球直播新闻报道,对于公众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有着深远的影响。VOA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闻广播机构之一,每周向世界各地广播1300多个小时的广播和电视节目,听众一亿多人。因此这三家媒体在美国众多媒体中更具有代表性,更能代表美国的价值观。
三、对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报道的文本分析
据相关资料整理统计显示,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的新闻报道,《纽约时报》6篇,CNN 4篇,VOA 2篇,共计12篇。关于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新闻报道,《纽约时报》8篇,CNN 1篇,VOA 5篇,共计14篇。分析结果表明,《纽约时报》和CNN针对这两项事件的报道,基本以否定态度为主。而VOA对此报道态度相对中立,但其中也不乏负面报道。总体来说,这三家主流媒体对这两项重大事件的报道,内容选取具有偏向性,对中国取得的成就不予以重点报道,而对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大肆渲染。本文将从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解读,中国的腐败问题,台湾问题,建党__周年民间庆祝活动这四个方面进行内容分析。
1.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解读。
在有关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报道中,《纽约时报》和CNN塑造的中国共产党多以强权专政的形象出现。报道中对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贡献和取得的成绩或是一笔带过或是避而不谈,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进行丑化。
以《纽约时报》于2011年6月30日一篇名为“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 90”的报道为例。在这篇报道中出现: “a bit like many 90-year-olds”; “increasingly infirm, fearful, experimenting with ways to prolong life, but overwhelmed by the complexities of managing it.” 文本中将中国共产党类比为“日渐衰老的90岁高龄老人”,“内心充满恐惧,想尽一切办法延长寿命,但在处理复杂事情过程中总是被压垮。”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老人是脱离主流社会的少数群体,年轻人不愿意过多与老人交谈接触①。因此《纽约时报》把中国国共产党比喻为90岁的老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心理暗示,是对美国读者的误导。
CNN在关于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报道“China can not confront truth of century-old revolution”中,多次使用 “low-key celebrations(低调庆祝)”来形容中国举办的纪念活动。“low-key”在牛津字典中的解释为“not intended to attract a lot of attention”其中“intended(意图)”有主观愿望的感情色彩,所以“low-key”一词不单意味着“低调”,实则暗指主观上的消极态度,所以CNN一定程度上意在指责中国共产党没有积极主动承办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活动。同时,CNN指责当前中国政府全完抛弃了辛亥革命的精神:民主与个人自由。“1911 was a revolution inspired by ideals of democracy and personal liberty. Those ideals are cynically disregarded -- or brutally suppressed -- by China’s present government.(直译:辛亥革命是一场追求民主和个人自由的革命,而这些理想被中国当前政府无情地抛弃和残酷地镇压了)”。
而《纽约时报》也指责中国当前政府忽视民主和个人自由。其中的一篇报道从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具体时间存在争议这一角度对其进行评价: “They want you to remember what they want to tell you, and not what the truth is, whether you know already or not. And even after you know, it still doesn’t matter.”(直译:他们只想让你记住他们想要告诉你的事情,而非事实真相,无论你知道与否,即便你知道真相,都已经不重要了。)意在指责中国共产党一味向民众灌输一切信息。
2.中国的腐败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的系列报道中,《纽约时报》和CNN都对中国的腐败问题予以关注。2011年7月2日《纽约时报》和CNN的两篇报道中都分别提到了胡锦涛同志在建党__周年大会上关于腐败问题的讲话。胡锦涛同志讲话的原文如下:“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纽约时报》对于讲话的翻译为“The course of 90 years of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tells us that resolute punishment and effective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will decide where people place their faith and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for the party.”虽然从翻译内容上来看,忠于原文,较为客观,但是从新闻内容的选取上却是具有偏向性的。例如“corruption”一词在整篇报道中出现3次,较之其他主题,出现频率较高。
而CNN的报道中则翻译为“Chinese communists need to fight corruption if China’s ruling party is to survive, China’s president said Friday.”翻译中使用到了“if”语句,if语句是指c语言中用来判定所给定的条件是否满足,根据判定的结果(真或假)决定执行给出的两种操作之一,if的返回值为真或假。原文的意图是在说明反腐败是至关重要的,但是if语句的使用却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能否生存的唯一条件就在于反腐败的成功与否。翻译文本在措辞上强化了中国的腐败问题。
3.台湾问题。
VOA在报道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五篇新闻中有四篇涉及到台湾问题。在纪念辛亥百年活动期间,台湾问题在中国大陆是极其敏感的政治话题,而在题为“China Urges Reunification at 100th Anniversary of Demise of Last Dynasty”,和“China Marks Centennial End of Dynasty With New Call for Reunification”两篇新闻报道中,题目中纷纷出现的“reunification(统一)”一词,意在强调两岸统一的问题。
其中“China Urges Reunification at 100th Anniversary of Demise of Last Dynasty”一文,分别重述了胡锦涛和马英九的讲话。台湾问题在胡锦涛同志的讲话原文中所占份额较少,而在VOA的这篇报道中,虽然陈述较为客观,但台湾问题则成为重点话题。
马英九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原文为“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相互提升。我们关心大陆的人权发展,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珍视的核心价值,也是测量与拉近两岸距离的重要指标。”而VOA对马英九讲话的重述为 “emphasized values that differed from his mainland counterpart.(重点强调了台湾不同于大陆的价值观)”和“called on mainland authorities to remember Sun Yat-sen’s founding ideals of China as a nation of freedom, democracy and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he urged Chinese leaders to, in his words, "bravely march" in that direction.(直译:号召中国大陆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当年的建国理念:自由、民主、民生。同时他呼吁中国领导人朝着这个方向勇敢前进。)”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马英九讲话原文中,在价值观问题上倡导“彼此激励,相互提升”,而非报道中所强调的价值观的不同。报道中有关号召中国大陆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理念的言辞在马英九讲话的原文中没有体现。
4.建党__周年民间庆祝活动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的民间活动中,“唱红歌”现象尤为突出。美国媒体也对此现象给予了关注。在这个题材的报道上,VOA 和CNN保持了高度一致,报道内容均较为客观。以 2011年6月30日VOA在一篇题为 “Chinese, Young and Old, Sing Communist Party’s Praises”的新闻报道为例,记者采访了景山公园中唱红歌的老老少少。报道中提到中老年人对唱红歌有着极大的热情,认为可以通过唱红歌来表达其对党和祖国的热爱。而对年轻人的采访记录,似乎显示了年轻一代对唱红歌热情不高,“ they would be more comfortable with a songbook that helps remind them of the correct words.(直译:他们更喜欢有一个歌词本来提示歌词)”。报道中男女老少欢声笑语,高唱红歌的场景似乎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老百姓们十分满意当下的生活,对党和政府充满着感激之情。这篇报道中,较少涉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负面形象。
四、 从跨文化角度分析报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通过对《纽约时报》,CNN,VOA三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相关报道的内容分析显示,《纽约时报》和CNN针对这两项事件的报道,基本以否定态度为主。而VOA对此报道态度相对中立,但其中也不乏出现负面的中国形象。总体来讲,这三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这两件大事的报道基本以负面新闻为主,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而从跨文化学科的角度分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西方发达国家惯有的优势民族意识形态对美国三大主流媒体有着深远影响,他们习惯从美国人固有的思维角度出发,从事着看似自由民主的新闻报道活动,实际上却参照他们的宗教观念、世界主义和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用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评判别国的标准,与其保持一致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和愚蠢的。这种现象即是跨文化学科领域中的“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即为“在以多元化为基础的全球化社会,我族中心主义者,常因文化优越感(cultural superiority)的作祟,认为多元文化是引起族群不安的元素,因此试着以自己的文化作为事情判定的标准,并且忽略或刻意摒除多元文化可能带来的利益。”②
在关于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报道中,三家媒体指责中国政府忘却辛亥革命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理念,这种偏见的产生是由中美两国对民主与自由的理解不同所导致的,而对于民主与自由的理解实际上没有对错之分。美国以本国对自由与民主的观念来评判别国的标准,是一种典型的我族中心主义的行为。
其次,这三家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负面报道与历史原因是息息相关的。冷战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一种敌对心理,这种思维定势发展到今天也有一定历史的承袭,从而决定了主流媒体的基本定位、立场和倾向,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报道便成了这种历史“惯性”的牺牲品。即便是冷战后,这种刻板印象依然在美国主流媒体中有所体现。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的报道中,《纽约时报》和CNN多用贬义、负面的词句来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这不仅是由于我族中心主义在作祟,更是因为冷战时期对中国共产党形成的敌对心理的延续的结果。
再次,《纽约时报》,CNN和VOA虽然在美国具有根深蒂固的传媒地位,但在媒介选择多元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多媒体时代,如何有效地吸引和保持受众的注意力无疑仍是他们生存的根本。这三家媒体对中国这两大事件的报道中多用激进的语言和负面的形象来塑造中国国家形象,这种营销策略一方面能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同时也能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
五、结语
通过分析结果表明,美国三大主流媒体《纽约时报》,CNN和VOA对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报道中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较为负面。由于受西方价值观的支配及特定的媒体旨趣,西方媒体对中国存有不同程度的偏见。但是,中国局部存在的一些问题的确不如人意,同时中国方面有时不能提供细致和全面的信息服务,新闻透明度不够也是造成相关新闻负面报道的原因。这就需要我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能力,在自身形象建设方面加快步伐,转化劣势,逐步改善中国在他国政府和民众心中的印象。
参考文献
[1]刘继南,何辉,《镜像中国》,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
[2]滑明达,《文化超越与文化认知:美国社会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
[3]魏娟,《西方媒体报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解读—以美英法主流报纸对中国60周年国庆报道为例》,传媒观察,2010年1月。
注释:
① Larry A. Samovar, Richard E, Porter, Edwin R. McDanie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49.
② 陈国明:《跨文化交际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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