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非谓语动词的完成形式的句子相关的共60个结果:
所谓人口老龄化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早在1999年我国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会达到10%,2000年我国人口总数达12.7亿人,60岁以及60岁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4%,说明我国已经正式进入老龄化国家。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显得十分重要:
随着老龄化高龄人口增多,三世健在的家庭比例很大,加上家庭“少子化”,使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弱化,老人对自己后代的经济依赖也更强,据统计,50%以上城镇老年人银行基本无存款,急需社会养老功能极大发挥,以弥补家庭。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生理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但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
3、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大。当发达国家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0%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在20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口预期寿命则由1994年41岁延长到70岁,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低收入国家之一,由于人口老龄化,政府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从而加大了对经济的压力。
4、老龄化分布不均和高龄化十分明显。大中城市已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大中城市,如上海市2000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8.5%,北京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4.6%。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年轻人大量涌入城市。由原来老龄化城市高于农村而变为两者正在接近农村向城镇流动的年青人口增加,从而出现了大量的农村“留守老人”。我国老龄人口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10万,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机率高,生理自理能力差,因此需要经济和生活照顾的双保证。
5、老龄化对其它方面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投资,消费储蓄和税收都有相应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脱离最低生活保障一线的困难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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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口老龄化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早在1999年我国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会达到10%,2000年我国人口总数达12.7亿人,60岁以及60岁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4%,说明我国已经正式进入老龄化国家。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显得十分重要:
1、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而法国用了115年,美国用了60年,最短是日本用了25年,故我国人口龄化速度与发达同家的速度相比十分惊人。2004年中国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1%,以后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接近1.41亿,我国已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人口的1/5,占亚州老年人口的1/2。开成原因,由于我国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减少了出生,减轻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同时人口预期寿命延长,造成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出现了低生育、低死亡的结果,从而显得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
2、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大。当发达国家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0%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在20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口预期寿命则由1994年41岁延长到70岁,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低收入国家之一,由于人口老龄化,政府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从而加大了对经济的压力。
3、老龄化分布不均和高龄化十分明显。大中城市已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大中城市,如上海市2000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8.5%,北京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4.6%。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年轻人大量涌入城市。由原来老龄化城市高于农村而变为两者正在接近农村向城镇流动的年青人口增加,从而出现了大量的农村“留守老人”。我国老龄人口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10万,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机率高,生理自理能力差,因此需要经济和生活照顾的双保证。
随着老龄化高龄人口增多,三世健在的家庭比例很大,加上家庭“少子化”,使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弱化,老人对自己后代的经济依赖也更强,据统计,50%以上城镇老年人银行基本无存款,急需社会养老功能极大发挥,以弥补家庭。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生理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但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
5、老龄化对其它方面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投资,消费储蓄和税收都有相应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脱离最低生活保障一线的困难加大。
1、长期稳定生育水平,减少未来老来人口。人口政策是一项缓慢发生效应的政策,一旦失误很长时期难以挽回。只要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才能减少老年人口的增加,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不动摇。
2、增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增加老有所养措施。目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由现收现付体制改为“流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它可以帮助正在走向老龄化的中国维持充足的存款率和良好的投资与生活水准,让劳动者分享经济改革的成功果实。同时, 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社区、家庭、个人相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城镇要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待遇结构多层次、资金来源多渠道、管理方式社会化的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与村级扶持相结合,发扬子女赡养老人的优良传统,保证老年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家庭成员的生活水平。切实保障孤寡老人的五保待遇,健全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
3、建立健全老年医疗健康保障制度。改革、完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解决医疗经费来源,逐步形成完整的医疗保障体系。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使老年人口及家庭不致因病致贫,积极开展以老年然为主的预防保健和健康教育工作,加强对老年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研究。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建立健全老年病防治研究机构。开设老年医院、老年人护理院、老年医疗康复中心、老年病门诊,实施家庭病床,提高社区卫生服务工作,针对老年人特点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服务。
4、拓宽渠道,发展老龄产业。老龄产业大多一是卫生保健服务业,二是家政服务业,三是日常用品制造业,如老人交通工具,四是人寿保险业,五是旅游、娱乐业,六是房地产业如:老年公寓,七是老年教育产业,八是咨询服务业,在实施中,应简化手续,减免税费,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筹集老龄产业发展资金,多元化投资使老龄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5、积极推进社区养老功能。社区应积极实施老人照料,老年食堂、托老所,法律空间服务站,文体娱乐设施,开展多样化的老年体育健身活动, 积极兴办托老院、敬老院、福利院和各种照料老年人的社区服务组织。做到小事不出门,难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道)。
6、尊老爱幼,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有着“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应加大宣传和发扬光大,使全社会都来关心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形成良好尊老爱幼的风气,积极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使老年人有一个温馨、和谐、健康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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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中英语课堂教学中,丰富的动词的运用是一个教学重点,而非谓语动词在句子中的运用是一个难点,笔者就此进行一些研究与同行一起探讨。
【关键词】动词 动词形式
高中英语词汇的课堂教学中,动词是最具特色的一块。动词在句子中出现多,使用的机会大,而且跟动词关联的短语很多,跟动词关联的语法也比较丰富等等。作为一个教师,特别要在下面下好功夫。
英语句子中的动词(含行为动词和系动词等)主要在句子中做谓语成分(在句子使用中要注意动词时态、语态、语气和句子中的主谓保持一致)以外,其它大部分动词在句子中是用作非谓语形式的。非谓语动词在教学中的运用形式不外乎有三种形式:不定式形式、分词形式和动名词形式。在特定条件的时候,这三种形式可以作为同一个句子的成分,比如:它们可以在句子中可以同时用作定语、表语形式,不定式和动名词可以在句子中同时作主语、宾语;不定式和分词在句子中可以同时作状语、宾语补足语等等,不一而足。即使是同一种非谓语动词形式,各自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如主动式、被动式、一般式、进行式、完成式等等。因此,清晰地了解这些非限定动词形式之间的主要区别非常重要,了解了它,就能合理地在句子中使用非谓语动词。当然要注意,有些动词是因为语言规则和习惯约定俗成的;但大多却是由意义和逻辑关系而确定的。我们要了解它的意义,才能合理地使用正确的非谓语动词形式。了解意义的作用,首先须去解决那些由于意义和逻辑关系而产生的区别及关系。所以,作为教师,首先在使用动词的非谓语动词形式之前,先必须判断出它的语法成分或者由于与它连结的短语句子在句中的语法成分;再根据它在特殊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去观察它与其相关单词及句子所构成的联系;经过对比的分析和比较后,就能确定它的非谓语动词形式了。例如: She wanted us _____ (finish) the wok by Friday. 应用不定式的主动式,to finish. 在“want”后充当宾语补足语且表主动。[论文网]
(1)要注意这些动词,尽管发生了一些变化,都是从动词形式变过来的,虽然不能独立地在句子里充当谓语,却可以直接充当(除谓语外)其他各种成分如:主语,宾语,表语,定语,状语,补足语等。也就是说,它们起到名词、形容词、副词等的作用。(2)要了解这些动词或动词短语依然保留着“动词的某些特征”,仍然可以后面接自己的宾语、状语。
第一, 要把作主语、宾语时动词不定式和动名词的用法透彻讲解给学生,不让学生有模糊印象,比如在表较为具体的某次行为动作的动词(短语)做主语时用动词不定式,表较为抽象的一般行为动作的动词(短语)形式做主语时用动名词,做宾语时,要提醒学生要注意的是看它前面的及物动词和介词是什么。如在及物动词agree, choose, decide等后面直接接不定式做宾语。如在及物动词avoid, consider, enjoy等后面直接接动名词做宾语。特别注意在动词forget, remember, regret, try, mean, stop等后面做宾语时,要学生根据句子的意义,再去确定动词的接法。学生要能在老师的辅导下,能够灵活运用这些动词的表达形式。第二,在课堂教学中,作状语、宾语补足语如何适当运用不定式和分词的形式问题。在一般情况中,做目的状语、形容词表语的原因状语、结果状语及谓语后的意外结果状语,做原因状语、时间状语、条件状语、让步状语、说明性的自然结果状语和伴随性状语,做宾语补足语表正在进行的主动作用的,表已完成的被动性作用的,如果做宾语补足语的动词已经具有形容词的特征时,或者其他情况下等等各种情况都要举出例子,让学生通过句子去熟悉,在句子中去了解并能运用。第三,动词在作定语、表语的不定式形式时,做表语时,用来说明句子“主语是干什么的”,在形容词使用时,用现在分词式的(多说明“物”的特征)和过去分词时都要在句子中合理举例。
在完成句子或翻译句子时,要使用好英语中的动词,必须弄清楚该动词在句子中所起的作用:在句子中充当谓语时,要考虑其时态、语态、语气和主谓一致的语法现象;在句子中用作非谓语时,要看它是充当什么成分、具有什么特征、与相关名词(代词)的逻辑关系,再确定它应该以哪种非谓语形式表达。
[1] 骆宏胜. 非谓语动词在完成句子中的应用[M]. 语数外学习(高考英语), 2011(10).
[2] 邓先荣. 非谓语动词鉴别与应用[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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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立足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革命前辈的思想成果,对形式逻辑和唯物辩证法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进行了创造性的阐述。
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因而没有阶级性。1961年,毛泽东指出:“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从错误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在形式上也可以是正确的。”“形式”是对思维结构的要求和规范,它确保人们在思维中从结构上不犯错误。思维内容的真假却靠具体科学去解决。毛泽东还认为形式逻辑不应包括充足理由律。1965年12月,他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理由?”无论什么人,不管他是哪个阶级、哪个民族在进行思维活动时,都要运用概念、判断、推理,都要遵循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否则,就不能正确地进行思维、表达和交流。1957年,毛泽东接见周谷城,周谷城说:“形式逻辑这个东西是敌我共同的武器,我方可用,敌也可用,它没有阶级性。”毛泽东问:“何以见得?”周谷城举例说:“资产阶级说,凡生产资料应该私有,所有大工厂是生产资料,所以,大工厂应该私有;无产阶级说,凡生产资料应该公有,所有大工厂是生产资料,所以,大工厂应该公有。”毛泽东笑着说:“言之成理,也有力。”
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不同于形而上学方法、唯物辩证法。1938年3月25日,毛泽东写道:“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对于潘梓年在“方法论”和“技术论”下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辩证法区分开来,并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结合起来,各司其职,共同作用于思维实际,毛泽东认为是可取的。党中央编辑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于1951年3月8日给田家英等人写信,指出《矛盾论》中“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达,还须修改”。在《矛盾论》正式发表时,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把“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一节删去。周谷城发表《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文,反对把形式逻辑混同于形而上学加以批判,认为形式逻辑既可为寻求真理的人们服务,又可为形而上学和进行诡辩的人服务。有一次,周谷城当面对毛泽东说:“我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毛泽东答曰,“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他又说:“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
毛泽东还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不同于低级数学与高级数学的关系。1965年12月,毛泽东说:“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法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数学有算术、代数、几何、微分积分,它包括许多部分。形式逻辑却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
毛泽东很注重逻辑理论的应用,他主张写文章和文件都应具有逻辑性。1955年10月,毛泽东指出:“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1958年2月,毛泽东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毛泽东还指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力推形式逻辑文集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1957年,他邀见周谷城、金岳霖和王方名,谈论了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著译等有关问题。1958年,他收到周谷城的信,得知其新的逻辑著作出版,很高兴,回信说:“大著出版,可资快读。”在毛泽东授意下中央政治研究室编辑出版《逻辑丛书》时,打算收入章士钊旧作《逻辑指要》。毛泽东征求作者意见时,章士钊曾因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而有所顾虑。毛泽东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后来毛泽东看完《逻辑指要》,又对章士钊说:“吾意此足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在《逻辑指要》校改完毕后,毛泽东于1959年6月7日给章士钊的回信中说:“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著,为之筹策。”随之把其代拟的序言写出。毛泽东作出“宜于印行”的决策,有助于解决当时逻辑资料奇缺的问题。
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首先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阐述,恩格斯最早从中抽象和总结出来的。列宁把唯物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学说,并写下了《谈谈辩证法问题》,对辩证法进行了说明。毛泽东在1936年读《辩证唯物论教程》时说“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讲述唯物辩证法时,结合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1927年和1934年两次严重失败的教训,阐述和发挥了列宁的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实质和核心的思想。此后,毛泽东多次指出辩证法就是对立统一性或互相渗透。他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什么是矛盾呢?毛泽东解释说:“没有什么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毛泽东认为,人们的思想要正确地反映现实矛盾,就要全面地反映客观对象中矛盾双方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的关系。
毛泽东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联系起来。他说:“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毛泽东从唯物辩证法的总体着眼,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联系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系统论述了内外因相互作用规律。他认为内因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及其诸方面关系,内部矛盾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外因是一事物与周围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推动事物发展变化,进而把发展观理解为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毛泽东指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实质性概括。
毛泽东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联系上发掘出矛盾“精髓”思想,对矛盾特殊性作了独到深入的研究。列宁认为:“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列宁并未把个别和一般的范畴同矛盾范畴联系起来,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同整个矛盾体系的紧密联系,进而提出矛盾“精髓”思想,并强调“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他指出:“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它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
毛泽东提出复杂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思想以及发展具有阶段性问题,使量变质变规律变得更加完善。他认为,所谓部分质变,就是指“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还没有消灭,即是说在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未变之前,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所发生的部分的、局部的性质上的某些变化。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提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部分质变思想是毛泽东对量变质变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晶,揭示了事物发展阶段性的内在根据,并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肯定否定规律,在事物“螺旋式”发展过程中演绎出波浪式发展规律。他根据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结合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提出任何事物都在矛盾运动的平衡与不平衡的交替变化中向前发展,且“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波浪式规律是毛泽东所发展的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毛泽东的形式逻辑思想,对于充分发挥逻辑学的实际效用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创新,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的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思想是为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服务的方法论科学,为建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起始概念,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系获得了坚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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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商业作为电影的直接资本输入方,与其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当下青春电影消费化倾向的几种形式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论当下青春电影消费化倾向的几种形式
在市场经济的强大引力下,由其孵化出的“物质主义”和“感性主义”影响着一种能够最充分地满足大众普遍文化心理的“消费意识形态”的浮现,在使自身迅速进入大众权力这一体系之际,同时也确证了自身的价值指向。这种新的“消费式美学”如同八爪鱼一样渗透进整个中国电影体系,不仅使大众话语获得了推广和延伸,也改变了传统的观影心理模式。“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在现实文化实践中共同抬升了人对于“物”的感性自觉,又在精神情感方面为文化的“消费性”同构增添了丰富的想象。
本文以最近在大银幕密集出现的几部青春电影为例,分析其当下的消费化倾向的几种形式。
由赵薇导演的处女作《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改编自女作家辛夷坞创作的青春小说。然而文本意义的阅读作为一种单点、离散式的体验方式,更多的是针对个体自身进行的情感性调试和把握,难以形成群体式的普遍意义共享。
只有当分散的“单体记忆”,通过一种共同的具有强大的认知性符号牵引,纳入并组成一个群体集合当中,记忆的空间能量才会瞬间聚集、膨胀。而贯穿其内在的情绪支点,正是作为电影《致青春》所极力包装出的怀旧氛围。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校园,斑驳的红色砖墙,以及其他附着在时代印记上的符号性事物,如同一张张立体的“老照片”,在影像中全面复活,唤起一代人的整体感知。
除了在大环境方面把影片做“旧”之外,其他的一些老式道具,无论是郑薇在宿舍用的电磁炉,消遣时玩的电子游戏机,还是宿舍里男生用来排遣生理的光碟。一系列具体而形象的经验表象,都在企图不断接近对于“怀旧”情绪的戏仿和重塑,而这也促成了人们“在记忆流淌中重新编织被现实围困的感觉之网,复活对现在的补偿需要”。
当然,影片中也加入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拜金物质的黎伟娟、自尊心强的朱晓北、大气专一的阮莞、表面外向的张开、富二代许开杨……这些人物不仅展示了不同个体的青春特质,使“怀旧”在形象模仿的轻易之间,成了人人都得意分享乐趣的活动,而且“可以为大众在感性层面所普遍仿效,并能够在大众传播媒介的帮助下迅速蔓延为社会性的集体活动”。
作为当下的群体性消费心理需求,怀旧消费所承载的想象空间与意义空间是十分巨大的。它切断了人们回归本体的历史之路,却制造了有关“过去”的大众乐趣。有关怀旧的创作主题也纷纷开始扩展渗透进文化市场,也为大众的文化消费需要增加了一道精致内容。
《中国合伙人》依据的蓝本为新东方英语教育集团的创业故事。三位主人公分别对应着现实中的俞敏洪、徐小平、王强。尽管导演陈可辛一再声称,“我也绝对不能说这个电影是新东方的一个传记”。同时俞敏洪也在其微博上声明和这部电影无任何关系。两个都竭力撇清自身与电影关系的人,却似乎更像是一唱一和的商业“作秀”。因为商业作为电影的直接资本输入方,与其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合伙人》表象上又与新东方“三驾马车”过于相似的镜像对称,使公众将电影认定是新东方的传记片,甚至是“加长版的企业宣传片”。
这就是传媒与商业的变相合体,“作为一种技术性统治力量,大众传媒总是把某种预先设计完成的价值意图,通过种种看似确凿无疑的形象方式直接灌输给人们”。《中国合伙人》的三位主角,黄晓明佩戴的大框眼镜,所显露出的“土鳖”形象,正是对俞敏洪的关键形象特征进行外在的“戏剧加工”。包括贯穿整个时期的发型,创业初期、资本积累到功成名就的外形变化,似乎都在彰显时代跨越感的同时,也在刻意迎合俞敏洪本人,向其背后的商业资本“献媚”。
商业形象与艺术加工形象的“天然融合”,是传媒意识向商业妥协的产物。在以往,传媒总是以“对社会文化的强力操纵在感性层面上维持着特定的审美形式”。而商业却以最大程度取得自身宣传效应,进而获得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两者出发点的不同,决定了商业只能取传媒的“表”,传媒也只能让步于用其影像语言的重新包装与解读,但无法深入其商业细部,更无力于解决其人文内涵。
陈可辛深知“‘高大全’的创业电影不会受欢迎”。在其剧本创作过程中,便提炼出最能体现商业性质的元素。“这个题材包含了很多东西,时代变迁,友情的考验,朋友之间合作开公司,最后谁是老大,功劳是谁的,三个好朋友怎么掰了,充满商业电影的元素”。但商业伦理本身的“趋利性”,使陈可辛希望揉入感性的成分,以及人文方面的考量,最终的价值导向也不得不演绎为一场蹩脚的“商业成功学”。
因此,电影虽用怀旧的歌曲贯穿始终,也无法阻挡影片本身向我们呈现的商业与资本才是真正的合伙人关系。
郭敬明所执导的《小时代》,似乎更应该具备“青春电影”的先天优势和条件,因其擅长的青春题材长篇小说每部都销量百万册。如此庞大的读者群平均年龄在15岁―25岁之间。相比20世纪90年代青年电影描绘的边缘群体,郭敬明所建构的“青春”似乎更能打通电影与青年群体之间的“精神通孔”。
但《小时代》作为文本意义的价值虚空,浅层化表述等特点通过影像的转化将郭敬明深深嵌入的物欲、拜金、奢华、欲望等表象华丽的主题中。大众所依赖的日常生活经验在“小时代”中瓦解了,它的所有表层结构貌似是轻松欢愉的,却保持了一种距离的姿态。这姿态是高度自恋化的,封闭了电影与观影者之间的“精神通孔”,令人们无法进行真实体会。 以最为让人诟病的四位女主角的宿舍为例,作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室内的奢华程度令人咋舌,魔幻的装修、精致的家具,甚至床上的棉被都被加入物质符号的炫耀队列中,完全背离了作为个体身份的实际属性和背景,与大众所建立的常识性认识严重断裂。一切都被高度的“视觉化”与“听觉化”了,成为一种凌驾于人的心灵体验、精神努力之上的视觉性存在。
在这种观影模式下,人的日常生活与美学的现实指向之间,省略掉了审美活动的现实依附,而转化为虚构的生活层面的视觉形象,精神内部的理想转移为视觉活动的外部现实,心灵沉醉的美感转移为身体快意的享受。
主人公漫不经心地炫耀财富,用各种物质化的符号,PRADA、DIOR、ARMANI、CHANEL,消解了影像与现实的张力,拉开了大众经验的关系,人物之间不再依靠严密的故事线索、戏剧冲突以及行为逻辑进行推进,以至于导演郭敬明自己不得不承认,“你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视像本身已经不再承载人对日常生活的具体功能性要求,而是从大众实际的生活经验中分离出来,由影片中呈现的各种华丽场景取代日常感受。这导致了审美活动无须经过心灵的咀嚼与体会,便直接由“眼睛”做出判断。
这种视像型的消费特点,即:
第一,视像的生产首先不是为了充分体现“物”的日常功能,而是刻意突出了人在日常生活里对于“物”的自由的消费和消费能力。例如宫?嘲旃?室的上千只水杯,精致地排列在整齐的柜子中。杯子的本体饮水功能已经被完全抽离了,而蜕变为纯粹的物质炫耀符号。
第二,视像的生产方式集中于对外观形式的视觉性美化、修饰,它体现了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趣味“物化”的可能性。比如花园豪宅,“成功人士”,比如化妆品,漂亮时装……《小时代》中为四位女主角的设计,都移植于世界顶级时装周的模特服饰,甚至男主角的一把雨伞,都由著名设计师AlexanderMcqueen设计,骷髅头样式的手柄所散发的神秘气息,使本身缺乏内容的叙事又过分强调了对于视觉可感的形式特征的极端关注。
郭敬明将这种人对物质享受的直接满足,同人对“生活意义”“生存价值”的把握强行黏合在一起,以物质占有形式来实现人对意义的世俗性读解,以物欲满足来构造出整个世界的精神状况。于是,载体虚空的推动便是影片的逻辑,视点凌乱破碎的场景记录便是影片的情节,感性上的满足即是影片的高潮。
在这种纯视像消费心理的推动下,人们对于视像的消费越来越依赖,并热衷于转向这种视觉体验所带来的满足感。消费的洪流正裹卷着当下人们的审美趣味,追随着大众的享乐天性获得更加汹涌的视像“快感”。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消费品,其本身的消费属性决定了由视像所呈现出的演绎文本必须具备一定的“大众娱乐功能”,这也决定了当下以“青春”为母本的电影,不可避免地卷入消费娱乐的洪流之中。病态的伦理观、功利的人生观与畸形的价值观,仿佛是一个先天营养不良的孩子。但在青春电影崭露头角的初期,我们不能单纯地以美学的眼光去审视它的产生,而是应该在整个电影体系、电影工业的链条上,挖掘其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把握青春的脉搏和律动,去完成其最终的成长。
无论未来,青春电影形成了“商业的艺术”还是“艺术的商业”,它必须有一个深层次的底线。布列松的影像责任论即是这个底线的准则:无论一部摄影作品画面有多么辉煌,技术多么到位,如果它远离了爱,远离了对人类的理解,远离了对人类命运的认知,那么它一定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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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中带前缀动词是语言连续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动词前缀化是俄语动词派生系统中能量很大,功能很强的一种派生手段,前缀是一种语义复杂的多义性构词单位。前缀的这种词汇潜能使得它们可以传递各种各样的语义,并能保证词缀变化中的语义含量。前缀的意义中有构成语义聚合体的结构。不同的前缀具有不同的语义结构,因而,它们对与其组合后所构成的带前缀动词的意义变化的影响也不同。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俄语动词前缀的构词语义研究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俄语动词前缀的构词语义研究全文如下:
摘要:本文根据俄语动词前缀化的特点,从语义研究的角度,对俄语构词中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作了论述:前缀构词与体学的关系,前缀的构词结构语义,前缀的功能语义,以及构词的词汇-语义场等,并对一些有疑义的命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主题词:构词,功能语义,前缀化
词缀化是俄语构词的重要手段,借助这一手段,可以构成不同词类的同根词。在词缀化方法中,前缀因其对词汇的构成和派生所起的特殊作用,尤其是动词前缀化的语义及结构十分复杂,动词的前缀化构词研究始终在构词学中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
本文拟根据俄语动词前缀化的特点,从语义研究的角度,就俄语动词前缀构词中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作以论述。
动词前缀化与动词体的关系问题,或者说,词缀问题是否属于体学范畴,不仅是一个复杂、且尚无定论的问题,也是许多研究者刻意回避的一个问题。
动词前缀的传统描写方法是在语言学的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中形成的:前缀学研究一方面是体学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是构词学的组成部分(至少在俄语学研究中是如此)。然而,体学和构词学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研究视角和范围:无论是对前缀学这一研究领域总的立场和纲领的确立,还是具体的研究任务、研究对象和描写方法都完全不同。体学研究首先关心的是前缀化与完成体之间的关系、行为方式的语义、由前缀构成的动词体的对偶、以及相应的所谓前缀的纯体性意义等;而构词学的兴趣在于前缀的形式特征、派生现象、以及能产动词与派生动词之间的关系、同一前缀的构词类型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
尽管体学与构词学的观点和兴趣有如此大的差异,但现代前缀学研究的重点恰好处在这两个领域在这些问题的交汇点上。使这两个不同领域的研究相互作用和相互配合,是前缀学研究的传统任务。然而,在实际研究中,对于前缀学,乃至构词学和体学中的许多问题,如某些具体问题究竟应该纳入哪一学科的研究范围,学者们仍然是各执一词,智者见智。准确地说,在目前的俄语词缀化构词研究中,并存着许多不同的词缀学理论和研究方向,其中有些新观点、新方法要证明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并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尚待时日。
关于动词前缀的零位意义的提法已存在近一个世纪了。在这一漫长的时期中,对该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围绕着‘如何理解和阐释“零位意义”这一概念’,‘它对动词前缀的普遍意义’,以及‘零位意义在语言系统中的作用和地位’等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直到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才开始了较为切实的、有理有据的研究。首先是捷克的语言学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证实了从结构上解释前缀与动词结合时产生零位意义的可能性,用一种新的结构模式,取代了把很多前缀定义为意义空缺的纯体学意义的传统模式。在这种新的模式中,零位意义被解释为前缀与动词相互作用的规则。这种规则恰好解释了前缀的某些选择性搭配的特点。西方的大部分俄语学研究人员都接受了这种理论观点,但俄罗斯的语言学家和我国的俄语学家们对此观点的看法却不尽相同。
从语义研究的角度来看,任何前缀都有自己的意义,而不可能等于零。事实上,所谓零位意义的存在是指,当前缀意义中的某种语义与基础动词意义中的某种语义完全相吻合时,表现出的一种零位效应。例如,前缀 ПРО- 与表示带有时间限定过程语义的动词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 ЦИТИРОВАТЬ组合,构成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ПРОЦИТИ-РОВАТЬ时; 或前缀 С- 与表示带有创造语义的动词ДЕЛАТЬ, СТРЯПАТЬ组合,构成СДЕЛАТЬ, СОСТРЯПАТЬ时,动词和前缀所表示的最终意义完全一致,此时,前缀的语义表现为形式上的无意义,或者说,只具有纯体学意义。这种现象是前缀语义和基础动词语义完全对应,或者说是语义重叠。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前缀,还是基础词所表达的语义真值是相同的。
构词语义研究的实践证明,类似的语义重叠也仅仅是存在于个别的或某一些例证中,还没有经过所有带前缀动词体的对偶的检验。例如,前缀ПРО- 在与某些动词组合时会获得具体语义,而并未与动词的语义发生重叠,而是增添数量和质量的语义如:ПРОЛИТЬ(洒出,溢出), ПРОВЕРТЕТЬ(钻透,钻出), ПРОКУРИТЬСЯ(吸很多烟, 吸烟吸坏了身体), ПРОКРИЧАТЬ(呼喊, 喊叫一声)等。由此看来,并不是所有前缀都可能与基础动词发生语义重叠,都能显现出语义上的‘空白’。即便是同一个前缀,当与不同的基础动词组合时,也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在以词汇和篇章材料为基础,对大量的带有各种前缀的动词进行系统的历时分析的研究也证明这一点。
综上所述,作为语言学术语,“动词前缀的零位意义”这一称谓本身缺乏准确性和科学性,似应称作“动词前缀的语义重叠”更为准确和贴切。
俄语中带前缀动词是语言连续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动词前缀化是俄语动词派生系统中能量很大,功能很强的一种派生手段,前缀是一种语义复杂的多义性构词单位。前缀的这种词汇潜能使得它们可以传递各种各样的语义,并能保证词缀变化中的语义含量。前缀的意义中有构成语义聚合体的结构。不同的前缀具有不同的语义结构,因而,它们对与其组合后所构成的带前缀动词的意义变化的影响也不同。
前缀动词的各种形态结构语义变体,是由前缀的具体的空间意义加上动词的概括性意义构成的特殊‘产品’。前缀的形态结构语义变体和动词的词汇语义变体是前缀化动词构词的物质基础。这些语义成分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构词系统的框架内形成各种不同类型的构词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前缀的意义就成了某一类型的派生动词所特有的构词意义形成的基础,如体学意义,阶段转变意义,数量意义,质量意义等。
前缀在与基础动词组合构成完成体动词的同时,常常会使动词发生不同类型的词义转义:明喻转义、隐喻转义等。各种不同的转义语义的产生是前缀的形态结构语义与各种类、别和组、群的原始动词相互作用的结果。每个动词前缀的语义特征不同,与其构成的动词的行为方式也不同。因此,在描写前缀语义变化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动态模式的概念,以便弄清不同前缀意义之间的联系,弄清这些意义中一个意义在另一个意义基础上发展的具体途径;从而建立各种构词意义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分类体系,揭示构词结构语义在语言及其使用中的普遍规律。
在明喻转义机制中,前缀的‘行为方式’意义起重要作用。与体的传统范畴不同,关于前缀的行为方式的概念,是把带前缀的动词的功能意义称为‘行为方式’,以便明确指出,某一行为是怎样进行、完成的,以及该行为存在的方式。例如,动词ВЕРНУТЬ 加不同前缀时,词义发生的转义变化:ВЫВЕРНУТЬ—— 旋转着拧下来,卸下来;НАВЕРНУТЬ —— 缠绕着安放上——戴上、穿上; ПРОВЕРНУТЬ——使旋转着穿过去,拧过去。
从语义研究的角度看,由于前缀语义的作用,这种带前缀的动词,实际上在其语义中包含着两种行为概念:‘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旋转着’‘拧下来’。在俄语词典中,通常使用副动词来标注‘行为方式’的语义,例如:ВЫВЕРНУТЬ -- ВЕРТЯ, СНЯТЬ ЧТО С ЧЕГО; НАВЕРНУТЬ -- ВЕРТЯ, ПОМЕСТИТЬ, НАДЕТЬ ЧТО НА ЧТО; ПРОВЕРНУТЬ -- ВЕРТЯ, ПРОПУСТИТЬ СКВОЗЬ ЧТО-Л 等。在这种转义中,新的意义构建于前缀的普遍意义——空间意义的派生——表示行为的方向性和目的性,而基础动词的基本语义特征‘旋转’被排挤到第二位,变成了区别语义特征——行为方式‘旋转着’。
在隐喻转义过程中,由于‘语义弱化’,动词基干部分的语义会发生‘丢失’,导致动词的语义特征与其搭配的前缀的语义特征不相符。在这种情况下,前缀语义取代了动词基干的相应语义,成了新的词义产生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带前缀动词的词义发生变化,出现转义。这种转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它语言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它所支配的题元的词汇语义的影响。仍以动词ВЕРНУТЬ为例:НАВЕРНУТЬ КАРТОШКИ —— 吃了很多土豆; ВЫВЕРНУТЬ СЛОВО —— 脱口说出(不该说的话或全部想说的话);很明显, 在上述转义中,转义是在前缀的某一语义特征上发生的,而不是在基础动词的语义特征上发生的[杜桂枝,1996]。再如,动词КРУТИТЬ 加前缀 НА-:НАКРУТИТЬ (ЧТО, ЧЕГО)—— 机灵、狡狤地搞出,弄出(一些怪名堂,一些新花样);绕着弯子说出或写出(令人费解的话)。在类似的转义现象中,前缀的语义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注前缀的功能语义是现代俄语构词学中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当从功能的角度,也就是从交际的立场出发,把语言作为交际工具来研究时,构词的机制就呈现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把构词过程置于话语的生成和理解中,置于活的语言环境中来研究,也就是把具体的构词过程放在话语结构中,从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本身的活的动态行为特征。具体地说,构词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弄清构词与话语的关系,即构词的功能语义:构词在话语构建中的作用,什么样的具体话语条件能促使派生词的生成,什么因素能激发语言使用者在交际过程中创造新的词汇等。
Е.А.ЗЕМСКАЯ在《构词是一种活动》一书中对于这些问题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和描述,提出了两种互为补充的构词学研究角度:一种是研究构词学在篇章中的作用和功能;另一种是在篇章研究中揭示构词机制。换句话说,关于构词与话语的关系问题至少有两个研究方面:对篇章而言的构词学(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ДЛЯ ТЕКСТА)和对构词而言的篇章学(ТЕКСТ ДЛЯ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Я)。从这两个基本观点出发,划分并描写构词在话语中的行为特点,分析各种句子成分在话语中的构词能力和类型,研究各种构词手段在言语环境中的使用情况和功能,以期能够进一步深入研究构词学机制,全面揭示其在交际中的功能等问题。
构词与话语的关系问题的研究表明,动词的前缀在话语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首先是指偶然性词汇、新词、动词词干的语义空缺以及同一前缀动词多次重复等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对话语的理解常常要求首先理解前缀的意义,而不是整个词汇单位的意义。在许多情况下,前缀事实上限定了话语的内容,换句话说,前缀意义成了话语的语义中心,例如,ЕХАТЬ—ПОЕХАТЬ—ПРИЕХАТЬ: ОН ПОЕХАЛ (1); ОН ПРИЕХАЛ (2);在例句(1)和(2)中,说话人关注的焦点并不是行为的方式(怎么“走”的和“来”的,是否乘车),而是前缀所表达的基本语义:他走了;他来了。因此,研究前缀在话语中的这种‘创造性’潜力,是研究构词的功能语义的重要课题之一。
此外,前缀不仅具有表示客观实际的真值语义, 在具体的话语过程中,前缀还能获得表示主观情态的语用语义,试比较下面两句话:
1) -- ЭТО ХОРОШАЯ КНИГА, СТОИТ ЧИТАТЬ.
-- ЛАДНО , ПОЧИТАЮ.
-- 这本书很好,值得读。
-- 好吧, 我读一读;
2)-- ЭТО ХОРОШАЯ КНИГА, СТОИТ ЧИТАТЬ.
-- ЛАДНО , Я ПРОЧИТАЮ.
-- 这本书很好,值得读。
-- 好的,我一定通读一遍。
在这两个语境完全相同的句子中,不同的前缀给予了动词不同的情态色彩,表示说话人对这本书的感兴趣程度有所不同。
值得指出的是,前缀不仅对与其组合的动词的语义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动词的支配和组合行为也产生重要的影响。有些动词在加前缀构成了带前缀动词后,其支配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对搭配的词汇要求做某些语义限定。例如,СИДЕТЬ加前缀ПО-,构成 ПОСИДЕТЬ时,常与时间副词 НЕМНОГО搭配,构成短语ПОСИДЕТЬ НЕМНОГО; 当加前缀 ПРО-,构成ПРОСИДЕТЬ时, 则常与表示相对较长时间量的词组搭配,如:ПРОСИДЕТЬ ЦЕЛЫЙ ДЕНЬ(ЦЕЛЫЙ ЧАС)等。
前缀的功能语义研究从一个侧面表明,构词本身是一个功能系统,它有能力在语言的内部特征和语言外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在交际过程中独立形成。
随着语义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把词汇-语义群、词汇-语义场等概念和方法引入和应用到构词学研究中,是近几年俄语学研究中的一大成就。与构词学中常用的构词族、构词链和构词聚合体概念不同,构词中的词汇-语义群是把意义上相关的词(同根或不同根)放在一个语义群中,研究它们在构词类型上的联系、特点及其与语义的关系。
前缀意义的不变体的研究是构词的词汇语义群研究的可行途经之一。关于不变体理论,大致上有两种观点:(1)传统的观点认为,不变体是前缀的共同意义,前缀的所有附加意义都是相互交叉的;(2)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变体是前缀意义的某种深层本质特性。
关于在前缀意义中存在不变体的设想,也就是在所有的前缀中存在有一个共同部分的设想,既有其明显的合理成份,也有明显的不足:一方面,意义不变体可以特别简单、又特别苛刻地把带前缀动词的词义部分的语义变体联合在同一个标记下,并试图寻找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由于前缀意义的不变体永远是相当抽象的,因此,很难把它与纷繁众多的具体的伴随意义相对应,发现并建立起联系。可以说,探索直至建立从意义的不变体到意义的多种变体的转变模式的机制,是前缀意义的不变体理论的中心任务,亦是其最终目标。
КРОНГАУЗ [1995] 提出了建立另一种语义结构的构想:把语义的不变体概念转变成语义网络或语义系统概念。他对这一概念的理论依据作了描述和论证,并试图用最简单的形式展示前缀的各种附加意义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尽管前缀的所有附加意义彼此之间都有联系,但这种联系不一定必须通过不变体意义,呈辐射状联系,而很可能表现为连环式联系。显然,找出语义的局部联系要比找出总的全面的联系要简单得多,也现实得多。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者对语义网络的理解也各有不同。这主要与两个基本概念有关:前缀的典型意义(ПРОТОТИП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和前缀语义网络系统的多层次性(МНОГОУРОВНЕВОСТЬ СИСТЕМЫ)。
所谓典型意义,或者称作前缀的主要意义,通常,是指前缀的最具体的空间意义。采用不同的方法,可以从这一典型意义中得到前缀 的其它意义。把典型意义的思想引入前缀语义网络,便可显现出这类语义网络的特点:区分出一个意义作为典型意义,而且,所有其它意义与其之间的关系都具有指向性。与不变体概念相比,这种语义网络的观点虽然较为宽泛和温和,但仍然具有较强的假设性。事实上,并不是在所有的前缀中都能很容易地划分出典型意义,例如,在前缀 ПО-, У-的意义中就很难区分出典型意义,而前缀 С- 则具有至少两个典型意义。
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之一,是建立前缀语义描写的多层次模式。这种模式应能体现出带前缀动词意义分析和综合的复杂性,以及其各种意义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采用多层次模式,可以沿两个方向对语义进行描述:从深层向表层,或从表层向深层,从而避免了上述网络的指向性和假设性等不足。鉴于语言材料的庞杂及语义的多样化,对语义网络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对网络的整个机制 —— 从抽象到具体或反之 —— 还没有作出一个系统性地完整描述。尽管有许多问题尚需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但前缀意义的多层次语义网络概念的提出,毕竟是朝问题的解决前进了一大步,对前缀动词的词汇语义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研究词类典型意义时,已经发现,在动词类别中,除了典型的过程意义外,还有表示物体空间状态的一组词。 按照语义特征可以把这组词划分成三个小组:
1)表示物体在空间的状态特征的四个动词:СТОЯТЬ, СИДЕТЬ, ЛЕЖАТЬ, ВИСЕТЬ;
2)表示主体在空间的状态的改变的四对动词:СТАТЬ – СТАНОВИТЬСЯ, СЕСТЬ – САДИТЬСЯ, ЛЕЧЬ– ЛОЖИТЬСЯ, ВИСНУТЬ – ПОВИСНУТЬ;
3)表示使客体在空间的状态改变的四对动词:СТАВИТЬ– ПОСТАВИТЬ, САЖАТЬ – ПОСАДИТЬ, КЛАСТЬ – ПОЛОЖИТЬ, ВЕШАТЬ – ПОВЕСИТЬ。
每一组动词的派生能力、构词类型、构词关系、以及派生词与基础词在语义和结构上的联系均对动词构词行为产生不同的作用和影响。用语义场理论对这些词汇进行语义成分划分后,得以证实这些动词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子系统。在这一系统中,‘空间存在’(或广义讲,‘空间状态’)语义特征与‘改变状态’、‘使役状态’以及‘独立存在’等语义特征之间不仅仅在词汇方面,而且在结构-构词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种研究方法一方面促进了词汇-语义群及语义场理论在构词学领域的应用,大大拓宽了构词学研究的视野:不仅研究派生词汇在形式结构上与基础词的联系,而且研究它们之间在语义上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研究基础词和派生词在语义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从构词学的角度,揭示出语义组、语义群以及语义场中词汇在意义上相互联系的内部根源和机制。
传统的描写方法是以统计相互毫无关系的意义的形式来表现前缀语义, 而在传统的词典学概念中,这些相互毫无关系的前缀应看作是同音异义现象[ИСАЧЕНКО,1960]。然而,语言学家的直觉,甚至是语言持有者的直觉告诉我们:前缀是一个统一的词义部分。只有找出前缀不同意义之间的联系,才能使这些意义在统一的符号特征下联合起来。
在现代俄语动词前缀构词学的语义研究中,相对于意义作用的四种类型,前缀语义研究可以划分出四个层次:(1)在一个前缀的范围内的研究;(2)在整个前缀构词学的范围内的研究;(3)对前缀与动词基本语义相互作用的研究;(4)对前缀与更宽的语境语义相互作用的研究。前两种类型属于聚合关系的相互作用,后两种类型是组合关系的相互作用。
在聚合关系的研究和描写中,重要的是实现对前缀语义关系的全面而完整的描写。因为,哪怕是只为一个前缀建立一套完整的相互有联系的语义网络,也是对每一个假设的最切实可行的检验。这种完整的语义网络应包括:单个的具体意义,语义转变(从一个意义向另一个意义转变的规则),意义在话语中的实现规则(根据动词词干和上下文语境的语义-语用类型进行排列),以及更高层次的意义(局部的不变体意义和总的不变体意义)。然后建立适用于全部十九个前缀的这种整体性语义网络。只有在这样描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前缀构词学的内部分类,及其元语言的标准化。
前缀语义关系中的组合关系目前研究的比较少。然而,前缀与动词词干的语义的相互作用正日益成为研究人员注意的中心。许多学者在研究中都指出了研究组合关系的必需性和可能性。1993年 КРОНГАУЗ 提出了一种假设:前缀与动词可搭配性在语义上是可证明的。他认为,具体前缀的选择以及带前缀动词意义的组合是由动词词干的语义决定的,更准确地讲,取决于动词词干中是否存在某种语义成分。这一假设提供了两个方向的研究:
第一,描述动词与前缀搭配的规律及‘计算’出相应的带前缀动词的意义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讲建立语义语法的问题;第二个方向与之相反:从语义上来解释相应的语言现象,即语言中存在某些具有一些特定意义的带前缀动词这一现象。既然从一开始就认为,动词与前缀的搭配性是可以从语义上证明的,那么,这种可搭配性就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无前缀动词语义分析时的重要语言区别特征。这样,可以根据其前缀的相关概念来确定无前缀动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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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语言模型框架研究的对象是话语句,即抽象样板的具体言语体现。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应用语言模型框架中句子的四个平面理论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试论应用语言模型框架中句子的四个平面理论全文如下:
摘要: 本论文详细阐述了М.В.Всеволодова在功能交际应用语言模型框架内提出的句子的四个平面理论,描述了该理论在句子三个平面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依据及其主要内容。从所指层、交际层、语义层和形式层四个平面研究话语句是应用语言模式中句子模型建构的重要理论基础。将话语句看成一个多平面的整体能够建立起具有极大说服力的句子语言模型,能够形成解决一定交际任务的句子转换规则。
关键词:功能交际应用语言模型;句子;话语句; 三个平面理论;四个平面理论
在语言学中对句子的多层面的研究起源于捷克语言学家Фр.Данеш (Frantishke Danesh),他在《句子三个平面的句法研究》[1964]一文中提出了“从三个层次的不同角度研究句子”的思想,即从语义、句法、交际三个平面研究句法。这一思想被俄罗斯语言学家Л.П. Ломтев [1979], А.Е. Кибрик [1979], В.А. Белошапкова [1977]等继承并发扬,其中Белошапков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项式”理论,指“在句法学研究中,存在三个不同的研究侧面,亦可称作句法结构中的三种机制:结构机制(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语义机制(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和交际机制(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这三种机制(侧面)相互支撑、互为补充,构成了整个句法学研究的完整系统。”[杜桂枝,2000:118]
三个平面理论在现代汉语言学界也得到广泛应用。提倡将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层面相区分又相结合的代表人物有胡裕树、范晓、胡附、文练等*。
任何语言学理论都是不断发展完善的,有其传承性。句子的三个平面理论也是如此,亦在继续不断地完善着。句子的四个平面理论就是在三个平面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下面我们就详细阐述М.В.Всеволодова*在功能交际应用语言模型框架内提出的句子的四个平面理论。
在功能交际语言学中有两个研究语言模型的流派:一种是科学院派(包括Г.А.Золотова),一种是理论实践(大学)派。М.В.Всеволодова属于后者,她对句子的研究完全是从功能交际的角度出发的, 她研究的是带有作者观点在内的具体的话语句(предложение-высказывание),即抽象样板的具体言语体现(речевая реализация),是交际单位,而不只是结构单位[2000: 195]。
如果在句子中只看到词形链条上词汇和语法意义相加得出的句子意义,那么句子Маша читает бегло和另外一些句子У Маши беглое чтение; Чтению Маши присуща беглость; Чтение Маши отличается беглостью; Маша—это беглость чтения就都成了原始言语句,对它们的选择只取决于篇章的类型。如果按照传统句子结构模式理论,即句子是最低限度述谓的抽象样板,那么句子В лесу живет медведь中的в лесу是全句限定语(детерминант),即补充限定整个句子的成分。
按照这种方法,学生对句子的学习将成为不考虑句子内容而只是对篇章类型和相应句子模型的机械记忆,这会大大加重学生的记忆负担,而这个负担远不是所有学生都能承受的。
如果在句子中首先看到的是其内容常体(содержательный инвариант),而且这个内容是可以用不同的句子形式结构表达的,那么上面列举的关于Маша的句子就是拥有相同所指内容的句子,也就是说这些句子在内容平面上是相同的,但在其他平面(交际、语义和形式平面)却是不同的,它们之间的差别也正体现在这里。
应用语言模型框架研究的对象是话语句,即抽象样板的具体言语体现。话语句与抽象样板的区别在于前者具备述谓化关系(предикация)。跟П.А. Лекан[1975,1983]一样,М.В.Всеволодова[2000]也区分述谓性(предикативность),即句子的情态、时间、人称语法意义,以及构成话语平面的述谓化两个概念。述谓性的标志是有或没有动词,而述谓化的标志是语调。“句子是述谓语段的词的组合”[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1996:332; Шмелев, 1976: 41-42, 79]。
句子就其称名功能本身(比如画的名称)来讲只有述谓性,而不具备述谓化,故不是话语句。试比较下列句子的语调。在读Саврасов画的名称 «Грачи прилетели»时,两个词形只有一个调位,而Некрасов诗歌的第一行 ØПоздняя осень. ØГрачи Øулетели则有三个调位。同样, Шишкин画的名称 «Осенний день. Сокольники»的语调和以这句话做背景陈述时的语调也是完全不同的:Осенний Øдень. ØСокольники. 以上每个句子都有述谓性,但述谓化只出现在第二类句子里,因为读它们时要用述谓语调。
话语句是反映具体类型事件的内容常体的言语体现。比如地质学家根据湖周围的岩石是红色的,可做出湖里有水银的逻辑推断。这一事件在不同论述中可有不同的陈述。在描述性言语中需要用在谓语位置上明确指出逻辑推断或复合句主句中的主语位置上有信源说明(авторизатор)的句型,如从属复合句:Так как цвет скал был красный, я догадался / думаю / подумал, что в озере есть ртуть.并列复合句:Цвет скал был красный, и я догадался, что в озере есть ртуть. 或者简单句:По красному цвету скал я догадался (不能用подумал或 думаю), что в озере есть ртуть. 在交际性言语中,当直接观察和讨论参加者已知的客观事实时,需要选择逻辑推断转移至边缘而信源说明省略的句型:Судя по (красному) цвету скал в озере есть ртуть. 或者述谓化关系用原因特征与推断之间的关系表示:(Красный) цвет скал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о наличии о озере ртути. 此时的信源说明意义保留在动词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вать中。
最适合表达内容常体的形式是形义对称结构(изосемическая конструкция)*[Золотова, 1982]或称原型*结构(прототипичная к.)[Лакофф, 1996],比如句子Маша читает бегло和В России живет м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而话语句У Миши беглое чтение – У Миши—беглость в чтении – Чтение Миши отличается беглостью – Чтение Миши—это сама беглость; 以及Россию населяет м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и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о –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в России много – Количество населяющих Росс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в России велико等等则是用不同形式结构对句子常体的展示。
这些话语句之间还有更深的区别,因为不只形式本身很重要,而且内容相同的同义句系列在相同模型的包装下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由形义对称结构表示的内容常体就好比剧本,而其可能的体现,则好比按该剧本排演的话剧。
А.Е.Кибрик [1992:19] 的“自然模型论” (естественный модель) (即相应的语言模型应该能解释语言事实上是如何建构的)和“语义先决论”(无论是句法内容还是形式特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语义内容预先决定的)促使М.В.Всеволодова看到话语句是个多平面的单位,而且其每一个平面都有自己特有的结构。
М.В.Всеволодова[2000:199-201]提出,句子不是象Фр.Данеш主张的那样只有三个平面,而是有四个平面,而且其顺序也不同:第一个平面是所指平面(денотативный уровень),这是基础平面,体现在所指结构中;第二个平面是交际平面(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й у.)和交际结构,即实义切分。第三个平面是语义平面(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у.)和语义结构;第四个平面是形式平面(формальный у.)和形式结构。
3.1 所指平面反映的是语言外事实——即类型情景(типовая ситуация)*。类型情景由述体及其必有的参加者——论元(аргументы)构成。论元可能是题元(актанты),也可能是状元(сирконстанты)。比如句子В лесу живет медведь中的处所状元(сирконстант-локатив) в лесу就是存在述体的论元[Арутюнова, 1976]。述体是连接题元和状元的行为、状态、关系、存在和特征(质量和数量)。题元是事件的参加者,它包括:
1) 主事(протагонист)——所指平面上主体类角色,是构成情景的唯一或首要题元参加者[Шмелева, 1994:42]。它与存在述体连用时是存在主体(экзисциенс):В лесу водятся волки;与动态述体连用时可能是生命主事,即施事(агенс):Рабочие строят дом;也可能是非生命主事,即力(сила):Течением унесло лодку;或者是机能(функтив):Самолет приземлился;与状态述体连用上时是状态主体(экспериенцер):Старик страдает астмой;与特征述体连用时是被描述者(дескриптив):Это пальто новое;与关系述体连用时是关系对象(релянт):Петя – брат Миши; Оле и Наде смерть.
2) 受事(пациент)——情景的第二所指参加者,是主事行为的涉及对象:Я купил книгу.
3) 与事(адресат)——主事和受事之后的第三情景参加者,它不受主事的直接影响:Он подарил отцу часы.
4) 工具(инструмент)——帮助情景实现的物体。按照顺序它可以是第二位的:Он ходит на костылях; 第三位的:Я мою руки мылом;第三和第四位的:Мама кормит сына кошей с ложкой.
5) 情景元(ситуант)——使情景变复杂或具体的参加者。它要么使基本命题复杂化,比如句子Я сидел с книжкой в руке中的книжка没有改变基本命题,而只是使命题复杂化了的参加者,叫共事(комитатив);要么使题元或状元复杂化,如上句中的рука是主事的一部分,叫伙事(партитив);而на обложке журнала中的 обложка 是处所伙事。
所指结构反映的是类型情景的具体体现,亦即具体事实、现实生活原型事件的结构,故进入该结构的还可能有补充角色,即不是该述体的论元,但是是话语句的必有角色,因为这些角色反映了该事实的结构。Всеволодова将其称之为“助元”(партиципанты)。比如话语句В России живет м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中的述体жить的论元有:主事——具体表现为存在主事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处所词Россия和助元——数量词(квантитатив) много,这个数量格是该话语句所必须的。就象句子Маша читает бегло中的бегло一样,其述题位置已经证实了它的必要性。
所指结构的成素就好象剧中人物和话剧的舞台场景。原型话语句Маша читает бегло和В России живет м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就如同按照剧本——事实结构排演的话剧,没有任何发自说话者的主观意愿,也就是说没有交际前景(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 перспектива)。
3.2交际平面反映的是情景发话者的认识平面。这个情景是受情景制约的。它确定思维的对象——主题(тема),亦即被述谓化成素(предицируемый компонент),以及思维对象的特征——述题(рема),亦即述谓化成素(предицирующий к.),也就是指包括带主要句重音词在内的词群[Падучева, 1985: 112]。依此确定语义结构的述体框架。关于Маша读书的句子可有以下几种实义切分形式:
1) 主题是施事名词,述题是述体及特征,可有以下言语体现:Маша https:// читает бегло; У Маши https:// беглое чтение; Маша https:// отличается беглым чтением; Маше https:// свойственна беглость в чтении; Маша – сама беглое чтение等等。
2) 主题是行为名称,述题是特征,而施事名词在切分符号前,可有以下话语句:Читает Маша https:// бегло; Чтение у Маши https:// беглое; Машинному чтению https:// свойственна беглость; Чтение Маши / Машина чтение https:// отличается беглостью; Чтение Маши – это сама беглость.
3) 主题是特征,述题是施事或施事和行为的结合,如:Бегло читает https:// Маша; Беглость чтения – у Миши; Беглостью отличается https:// Машино чтение; Беглостью в чтении https:// отличается Маша.
正是这个建构话语句的平面决定着话语句成素的基本词序。即使象Арутюнова[1976]曾指出的那样,有一些形式结构直接依赖于词形次序的情况,但交际平面不总能决定句子的形式结构。交际平面紧跟所指平面之后的原因是它对位于其后的语义平面结构和形式平面结构都有直接的影响。这个平面就好比导演意图与话剧主角的关系,但不总是与剧本主角的关系。
3. 3语义平面反映的是向受话人传达事实时说话人的主观认识。语义结构有几个界面,每个界面都与其他各个平面连接着,可以说,语义平面是连接其他各平面的句子核心。
1) 语义结构的第一个界面与所指平面连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情景参加者的数量成分和特征成分,比如关于俄罗斯人口的句子可以省略述体жить,试比较:В России – м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Россия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а等等。但句中可加入某些结构词,如 количество一词: В России (живет)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在关于Маша读书的句子中省略掉了客体名词,但可加入象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свойствен, отличается一类词,因为句子内容中带有特征的特点。
正是在这个语义结构界面框架里,既可以引入作者的主观信源说明补充(авторизационные добавки):В России,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м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Маша, по-моему, читает бегло; 又可以引入作者的主观态式补充(модусные добавки): Именно Маша читает бегло; Не только в России живет м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引入句子结构的信源意义使所指结构变复杂,因为它们在句子结构内部建立了补充事件命题,而态式意义则只留存在语义结构中,也可能出现在形式结构中。
2) 语义结构的第二个界面与实义切分相关联,因为主题总是主体、思维的对象。正是实义切分建立了述谓化关系。但有时由于某种原因已有的述谓化关系不能进入某些陈说类型,这是另外一回事,比如在口语陈说中主题是行为名词的句子很正常,如:ØЧитает Маша https://Øбегло.但在公文语体陈说中就不适宜,因为这种句子要求强烈的重音切分。为了避免这种“不适宜”就要选择将主题中的谓语换成主语的句型,这种句型的主题不要求强烈的重音切分,如:Чтение Михаила Сергеева отличается беглостью. 然而,这种做法已经与语义结构的第三个界面相关联了。
3) 语义结构的第三个界面反映的是被作者传达的事实结构的缩影(ракурс),它与形式结构直接相联。正是在这里才可以提及由主体-述体对构成的纯语义结构。为了与所指结构相区别,纯语义结构应该被称为命题。确实,话语句(1) Олег хорошо учится 和(2) Олег хороший ученик的所指结构相同,区别就在于其命题不同。在例(1)原型句中是事件命题,而在例(2)中却是逻辑命题。这个类型情景的所指结构跟有关Маша的句子一样,都是由动态述体、施事和行为的性质特征构成的。然而,在例(2)中我们从外部看到的却是另外的情景,一个由描述主事(протагонист-дескриптив)(即性质或数量的承载者)及其性质特征构成的情景,试比较:Олег относится к числу хороших учеников. 但是所指结构显示,这不过是同一剧本的另外一出戏,也就是说其中的性质特征不过是类似的假象,没必要让这些假象使生活变复杂。所以在语义结构里最好用主体和述体这两个述语。正是主体-述体关系构成了句子模型的类型意义(типовое значение)[Золотова, 1982:98-99]。类型意义在形式结构中也有所体现,一定的形式结构决定着一定的类型意义。
正如Г.А. Золотова指出的那样,由名词一格形式和动词陈述形式构成的模型,如:Маша читает; Отец копает грядки; Подъехала машина等都拥有“主体及其动态特征(行为)”类型意义。
由一格名词和形容词构成的模型,根据形容词的词汇意义可拥有以下类型意义:
1)“主体及其性质特征”:Маша красивая; Дом высокий; Вода в речке прозрачная.
2)“主体及其状态”:Вера больна; Он был зол.
3)“主体及其与其他人或物的关系”Маша дружна с Олей.
助元的出现能够影响模型的类型意义,比如句子Маша читает бегло 一句中性质特征的出现使其类型意义变成:“主体及其所发出行为的特征”或“主体及其被修饰行为的特征”,试比较有类似类型意义的话语句:Девушка на Кубе танцуют удивительно темпераментно; Саша решает задачи быстро等等。
如果语义结构和所指结构相同,那么内容常体和模型的类型意义就是同构的(изоморфные)*。我们在带中性词序的原型话语句和词序有变化但形式结构不变的话语句中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然而,语义结构可能与所指结构不同,比如句子Олег – хороший ученик,由带类型意义“主体及其所修饰行为的特征”的特征动态模型句变成了带类型意义“主体及其性质-区分特征”的句法变体。于是,关于Маша的剧本可变成主体及其特征的故事,主角不再是Маша,而是其行为:Машино чтение беглое 或Чтение Маши отличается беглостью; Чтению Маши свойственна беглость。此外,还可用存在情景表示完全不同的内容,比如人的智能状态,试比较:Я надеюсь和Во мне живет надежда. 或者物体的参数特征,试比较:Рыба весит пять килограммов; Бассейн имеет в глубину неполных три метра 和В этой рыбе пять килограммов весу; В бассейне нет и трех метров глубины.
由此可见,语义结构实际上是一种话剧体裁,经常与剧本体裁不符。
3.4 由形式结构表示的形式平面由句子成分构成,是展示语义结构(因为形式结构是体现类型意义的保证)和交际结构的手段。句子成分不只是词形可能结合的成素,而是有交际意义位置的等级系统(иерархизованная система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 значимых позиций[Вопросы, 1989:23]。这些位置一方面保障句子形式结构本身和句子的构造(每个句子成分的位置都被一定形式的一定词类占据着),另一方面又是说话者划分所指结构的每个组成成素交际级(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й ранг)的保证。
Всеволодова将句子成分看成是由以下三个形式特点决定的位置:1) 在句子结构中的位置;2) 能够占据该位置的词的词类属性;3) 能够占据该位置的词类的形式。
词形的位置在多命题和多述体句子中有三种可能:1) 在首要述体对中(примарная предикативная пара)的位置;2) 在词中的位置(依附词位);3) 被结构制约的位置。
3.4.1首要述体对中的位置指词形的任何直接述谓伴随关系[Лекант 1975, 1983; Золотова 1982],比如类似下列句子 Маша – красивая; Отец читает; В лесу – тишина / тихо; У мамы – ангина; Из России – с любовью; Здесь – на курят;Всеволодова都看成是述体对。首要述谓化与二次述谓化(вторичная предикация)的区别出现在述谓关系中加入了中性词序不表达该述谓关系的词形的时候,试比较:句子Она вчера купила интересную книгу 讲的是个人简介的某个事实,而句子Книгу она вчера купила интересную的意义是书的特征,而买书的事实在发话者的视野中已不重要。同样,句子У сестры испортился характер 中主谓语之间的述谓关系已淡化,而补语у сестры和主谓统一体之间的述谓关系变得重要起来。
3.4.2依附词位是由保障语义一致关系,即保障词组语义完整的共同义素决定的(正是因此乔姆斯基的句子Бесцветные зеленые идеи яростно спят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其中每对词之间都没有共同义素)。依附词位可以是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依附,数词或数词名词词组依附也是成体系的。如此一来,所谓的“全句限定语”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位置,因为其一,总有具体词形与之有语义一致关系;其二,在事实结构中有其法定的位置。所谓“全句限定语”与某一情景参加者有语义联系极易用带时间名词词组(传统上称之为全句限定语) за год和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的句子来证明。
词形за год在义素成分中有延续和期限之意,它要求与之连用的语境伙伴(контекст-партнер)要么指出行为或过程完成的结果: За этот год построил дом / написал книгу очень изменился (但不能说*За этот год приехал / позвонил, 因为这里缺乏过程义素, 也不能说*За этот год строил дом / писал книгу / изменялся, 因为这里缺乏结果义素); 要么罗列几个由一定数量事实构成的行为或事实, 以至于它们能够抵消期限义素: За прошлый год она защитила диплом, вышла замуж и родила ребенка;要么指出行为的数量标志:За год она много плавала(但不能说*За год она плавала);За год приезжал один раз / позвонил три раза.而且这个语境伙伴的句子成分级并不重要。比如句子За год у нее уже второй отпуск中的词形за год就是与定语 второй紧密相联的,因为去掉 второй,句子便不成立:*За год у нее отпуск;而去掉отпуск的句子За год уже второй在一定的交际情景中却是完全成立的。
时间格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除了有过程义素外还有渐次性义素,其语境伙伴应该有“成为”义素,这个义素要么是动词固有的: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меняется / увеличивается (=становится другим);要么出现该义素的专门说明词все больше, все хуже 及其数量等价物все новые: 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плавала все лучше (不能说*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плавает),该句的时间格是依附于副词形式все лучше的;又如: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читает все более серьезные книги (不能说*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читает серьезные книги),该句的时间格是依附于比较级все более серьезные的。或者如: 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все новые лекарства появляются в наших аптеках (不能说*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новые лекарства появляются в наших аптеках.但句子Каждый год новые лекарства появляются в наших аптеках却是对的),该句的时间格是依附于修饰主语的数量等价物все новые 的。[参见Всеволодова, 1983]
3.4.3结构制约位置的特点是不具备情态上的形式联系和述谓联系,如:Онегин Лариным сосед; Характер у сестры испортился.不具备形式上的依附义素不等于不具备语义联系,如:сосед Лариных / Лариным; характер сестры у сестры.
由此可见,确定句中词形位置的特点需要一定的条件。每个句子成分都有由以上几个特征组合在一起的自己特有的特征。
应该强调的是,语义结构和形式结构是绝对不一定相符的,比如句子У сестры плохой характер的所指结构和语义结构的主体сестра是在补语位置上的,而述体本身却在主语位置上。而句子Повар из нее (получился) плохой中的主体在补语位置上(из нее),而述体成素占据的是形式主语和谓语的位置,试比较:Она – плохой повар.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发现将话语句看成一个多平面的整体能够建立起具有极大说服力的句子语言模型,能够形成解决一定交际任务的句子转换规则。
Всеволодова从句子的四个平面研究句子模型似乎有些过于复杂,然而正是这种复杂的描写反映出语言复杂的实质。况且人的思维,包括语言思维在内,本来就是复杂的。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力将从功能角度研究的句子模型完全表述清楚,这还有待于我们继续不断地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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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宪法权利的形式体系,是指宪法权利的规定形式所形成的体系,它是宪法权利体系的一个子系统。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宪法权利形式体系的完善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中国宪法权利形式体系的完善全文如下:
摘要:中国1982年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以及其后的四次修改已经基本构建出一个日趋完善的宪法权利的体系。但是,中国宪法关于宪法权利的规定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譬如缺乏宪法权利的程序性保障条款、宪法权利的救济性条款仍不健全等等,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宪法权利的形式体系比较混乱且没有形成完整性的系统。这导致既无法对既有权利进行有效保护,也无法依据既有权利推导出符合社会发展的新权利,不利于对中国宪法权利的保护。因此需要从纲领性原则、权利列举条款、概括性条款、宪法性法律、宪法解释及宪法判例等数个方面完善中国宪法权利的形式体系,以期为中国宪法权利体系的整体完善做出一些尝试性的努力。
关键词:宪法权利;形式体系;完善
宪法权利,一般而言,是指由宪法及宪法性法律确认和保障的人的基本权利。宪法权利体系则是指由宪法及宪法性法律确认的人的基本权利所构成的完整的体系,它是一个整体,包括宪法权利的内容体系、宪法权利的形式体系、宪法权利的程序性保障体系、宪法权利的救济体系及宪法权利的限制体系等数个方面。作为对人权最权威的确认和保障,宪法权利体系在一国的人权保护和救济体系中占据最高地位。
中国1982年宪法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中具体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中国关于宪法权利规定的具体体现。八二年宪法经过四次修正以后,宪法权利体系的规定已经日趋完善。但是,中国关于宪法权利的规定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譬如缺乏宪法权利的程序性保障条款、宪法权利的救济性条款仍不健全以及宪法未列举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等等,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宪法权利的形式体系比较混乱且没有形成整体性的系统。
所谓宪法权利的形式体系,是指宪法权利的规定形式所形成的体系,它是宪法权利体系的一个子系统。例如,美国人民的宪法权利是通过权利列举条款、概括性条款、宪法性法律、宪法解释和宪法判例的形式加以确认和保护的,权利列举条款、概括性条款、宪法性法律、宪法解释和宪法判例就构成了美国人民宪法权利的完整的形式体系。目前我国宪法权利的形式体系主要包括纲领性原则、权利列举条款和宪法性法律。但是,仅有这些无法构成一个完整完善的宪法权利的形式体系,因为这一形式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既无法对已有权利进行有效保护,也无法依据既有权利推导出符合社会发展的新权利,这对于我国宪法权利的保障显然是十分不利的。本文即是试图探讨完善中国宪法权利的形式体系的路径,以期为中国宪法权利体系的整体完善甚或重构做出一些尝试性的努力。
宪法权利的形式体系作为宪法权利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特殊意义。如果一国的宪法权利的形式体系不完善,极易影响宪法权利内容体系的效力,譬如即使宪法权利的内容规定的非常全面,但由于缺乏推导的基础,既有的宪法权利会很快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会诞生大量此前未有的新权利;或者虽然宪法权利得以比较全面的规定,但却没有权利保障和救济的具体程序,导致宪法权利受到侵犯却没有救济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因此,构建一个科学合理完善的宪法权利的形式体系是更有效地保障人权的一个重要途径。
但是,我国目前宪法权利的形式体系相当不完善,下面笔者将从数个方面讨论我国宪法权利的形式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1.纲领性原则
在宪法的权利列举条款之前,应当以一个纲领性的人权条款作为国家保护人权的基本准则,[1]以此为基础来展开对宪法权利的列举。这样的一个纲领性原则其实是作为一国保护人权的宣言性条款而存在的,它的目的是为了表明:国家负有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责任,国家应该采取措施保证宪法权利的有效实现。目前有许多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这样的纲领性条款。如1949 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一章第一条规定:“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因此,德意志人民承认不可侵犯与不可让与之人权,为一切人类社会以及世界和平与正义之基础。”1978 年《西班牙宪法》第十条第一款也规定:“人的尊严,人固有的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是政治秩序和社会和平的基础。”中国在2004 年宪法修正案中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建立起中国宪法权利的纲领性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宪法权利的形式体系,表明了国家在保护人权方面承担的责任。
2.权利列举条款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成文宪法中都有具体的权利列举条款,这些条款对国民的宪法权利进行列举,作为宪法和法律对人权进行保护的依据。中国现行宪法第二章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了广泛列举,基本涵盖了关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因此在实体权利内容的规定上应当说是比较完善的。但是,在权利列举条款中,中国宪法缺乏宪法权利的程序性保障条款。
依据近现代宪政的基本理论,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实现社会的实质正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国维护正义的程序的完善程度。正当的法律程序为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具体的方法和步骤,确定了法律的运作机制,[2]是保障权利实现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在权利列举条款中规定宪法权利的程序性保障条款是完全必要的,而且程序性权利本身就是宪法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第五修正案规定:“无论何人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这些规定确立了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有效地保护了美国人民的宪法权利。我国宪法在第三十七条和第四十条分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可见我国宪法仅对宪法权利中的“人身自由”和“通信自由/秘密”的权利规定了程序性保障,但是对于其他大部分的宪法权利则缺乏程序性规定。这导致宪法权利的保障缺乏“正当程序条款”所确立的程序性机制,因而在遭受非法侵犯时难以获得有效救济。因此,建议在宪法的权利列举条款中增加一个概括性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作为宪法权利保障的制度性支撑,[3]以强化对宪法权利的有效保护。当然,仅有这样一个概括性的程序条款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建立各个宪法权利具体的程序性保护条款,这将在后文中详细论述。
3.概括性条款
作为对宪法权利进行保障的重要依据,列举性条款对宪法权利进行了广泛的列举。但是,众所周知,对宪法权利的列举再全面,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人权。更何况,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还会逐渐产生新的权利。如果仅仅依据列举性条款对宪法权利进行保护显然是不够充分的。但是,也不能每隔几年便修改一次宪法,把新产生的权利写入其中,因为这样不但会严重损害宪法的确定性,破坏人们对法律的预期判断,而且会大大降低宪法的权威。如果要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最可行的方法莫过于在宪法的列举性条款之后,再增加一条概括性条款(兜底条款),作为对其他权利进行推导的依据和基础,如果随着社会的发展有新权利产生并需要得到宪法的保护,便可依此条款进行推导,从而化解宪法的稳定性与滞后性之间的矛盾。
这样的概括性条款在许多国家都有规定,美国宪法《权利法案》前八条列举了大量的宪法权利,同时在第九修正案中规定:“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轻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第十修正案则规定:“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这便是两条典型的概括性条款,正是以此两条条款为依据,美国最高法院在随后的二百多年中通过解释宪法大大完善了宪法权利的内容体系,但是宪法本身却几乎没有改动,从而很好地保证了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因此,在宪法中添加这样一条概括性条款有利于进一步扩展宪法权利的内容,并在不对宪法文本进行改动的情况下将新产生的权利吸纳和包容进来,从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维护和保障宪法权利。所以,有必要在中国宪法中增加这样一条概括性条款。当然,该条款的有效落实还需要其他制度的配合,就中国宪法而言,增加这样一个条款仅仅是为推导新的宪法权利提供了依据和可能性,但如果没有宪法解释机关积极行使宪法解释权,该概括性条款仍然不能得到真正实施。
4.宪法性法律
纲领性原则、权利列举条款和概括性条款基本构成了宪法权利的比较完整的形式体系,但是,这些条款仅是对宪法权利的粗略规定,并没有对相关的具体权利进行详细阐释(例如权利的内涵和外延、权利的限制、权利的边界等等),尤其缺乏具体权利保障和救济的程序性规定,这就需要宪法性法律进行补充。宪法性法律可以对宪法典中规定比较简单的宪法权利进行扩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扮演宪法解释的角色,从而在恰当的时候有效扩张宪法权利,加强对权利的保护。而且,宪法性法律可以详细规定有关宪法权利的程序性条款,包括宪法权利的保障和救济条款,这对于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及促进宪法权利的实现都有重要意义。例如美国的《阳光下的政府法》、《政府信息公开法》及《情报自由法》等法律详细规定了美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序、美国公民获取政府信息的渠道和获取政府信息受阻的救济方式,从而防止了美国政府的黑箱政治并有效保障了美国公民的知情权。
但是,中国关于宪法权利的宪法性法律仅有《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集会游行示威法》等有限的几部,而且这几部法律的规定对于宪法权利的限制超过保障,根本不能满足对宪法权利进行保护的需要,因此要增加关于宪法权利的宪法性法律的立法,为具体宪法权利的保护提供更为直接有效的依据。
5.宪法解释
正如上文中关于“概括性条款”的论述所言,宪法权利的列举性条款并不能穷尽所有的宪法权利,而不断的修宪又会损害宪法的稳定和权威,因此必须设立概括性条款作为兜底条款从而建立宪法权利推导的基础。而一旦出现需要从已有权利推导出新权利并加以保护的情况,便需由宪法解释机关依据已有权利和概括性条款对宪法进行解释,从而推导出符合社会发展的新权利,这便是宪法解释。宪法解释不仅有利于增强宪法的适用性,使宪法在不改变文本本身的情况下有效应对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且有利于具体宪法权利的内涵和外延的明确化,因而成为目前各法治国家扩展宪法权利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美国最早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确立起了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权,而在随后的一系列案例中,最高法院利用其司法审查过程中的宪法解释权依据“权利法案”推导出一些新的所谓“默示权利”,从而完善了美国的宪法权利体系。欧陆地区则主要是利用宪法法院作为其宪法解释机关。中国宪法第六十七条明确规定了全国人大会有解释宪法的权力,确立了立法机关的宪法解释权,但是由于各种原因,1949年以来,全国人大会从未行使过宪法的解释权,而且也没有通过解释宪法来完善宪法权利的内容体系。因此全国人大会有必要充分行使宪法赋予其的宪法解释权,从而有效发挥宪法解释的作用,以其作为扩展宪法权利的重要手段。
6.宪法判例
宪法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宪法对现实生活的适应性,从而能够有效地保障宪法基本权利的实现。但是,全国人大会对宪法进行解释必然是在某种社会现象与宪法既有规定的冲突达到极为剧烈的程度时才会进行,其反应仍然滞后于社会现实状况的变化和发展。而对社会现实能够做出更为迅速的反应的显然是司法部门,因此,具有指导意义的司法判例能够快速地应对现实状况并指导进一步的司法实践。作为保障宪法权利的重要制度,宪法判例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确立了契约神圣,“《纽约时报》诉萨利文案”确立了新闻自由,“罗伊诉韦德案”确立了堕胎权这些判例都有效维护了美国人民的权利并极大影响了美国的宪政进程。
然而,清末中国法律改革所依据的是欧陆的大陆法系的模式,大陆法系更为崇尚的是编撰法典以尽可能的囊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并没有成为中国学习的对象。1949 年后中国主要模仿苏联的立法模式,仍然是重视法典编撰超过司法判例,因此迄今中国仍不承认判例法。1955 年最高法院关于宪法不宜直接适用的批示使得在司法中直接适用宪法成为不可能,因而更不会有宪法判例的产生。但这并不表示中国根本不存在宪法适用的情况,像2001 年最高法院关于齐玉苓案的批复实际上是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了宪法关于教育权的规定,而且在各地的司法审判中也存在大量间接适用宪法的情况。由于最高法院的批复对于各地法院都有一定程度的指导作用,齐玉苓案实际上成为一个宪法判例,指导着各地类似案件的判决。因此,由最高法院将各地宪法司法适用的典型案例编入最高法院案例集使其指导各地的司法实践对于完善中国宪法权利的形式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7.部门法
宪法性法律和宪法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使宪法权利的内涵和外延得以确定,同时为宪法权利的实现建立了可操作的程序性保障条款和救济性条款。但是,宪法权利的实现仅仅依靠这些是不够的,许多宪法权利还必须通过具体化为各种民事、刑事等权利并通过部门法加以保护,在目前中国尤其如此。由于中国至今仍未确立起宪法诉讼机制,许多宪法权利的保障不可能通过直接诉诸宪法的方式来实现,因此必须加强对宪法权利具体化为部门法权利的立法和保护。但是,中国宪法规定的数十项基本权利大约还有一半并没有制定具体的法律加以保护,这使得宪法权利遭受侵害后无法依据具体的法律启动救济程序,对于宪法权利的保障和实现显然是极其不利的。因此应加快宪法权利具体化为部门法权利的步伐,使权利受到侵犯时可以及时得到相关的救济。
宪法权利形式体系的完善需要以上几个方面的互相协调,任何一个方面要想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都必须有其他方面的配合,譬如列举性条款的落实需要宪法性法律对宪法权利的具体规定,而概括性条款必须有宪法解释才能真正成为权利推导的依据。任何一个方面如果得不到其他制度的配合,不但不能切实保障宪法权利的实现,而且极易沦为虚假的幌子,成为专制国家架空宪法权利的手段。所以,中国宪法权利形式体系的建构亟需注意制度之间的相互协调和配合,以更好的发挥其整体效用。
正如笔者在文首中所言,宪法权利体系是一个整体,本文所述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这一整体的几个子系统之间形成一个有效互动相互配合的完整体系,其中,本文所述的宪法权利的形式体系主要为宪法权利内容的确定和延展确立一种科学的形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部分程序性保障和救济体系的内容,从而为宪法权利的实现奠定基础。但是,仅有这一形式体系显然是不够的,其他几个体系的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到形式体系效力的发挥。如何建构宪法权利的其他体系,如何将这几个体系构成一个协调配合的整体,仍待学界的研究探讨,惟愿本文的论述能有助于对中国宪法权利体系完善的进一步研究。
[1] 薛小建.基本权利体系的理论与立法实践[J].法律适用,2004,(5):33-37.
[2][3] 刘旺宏.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保障程序论略[J].江苏社会科学,2006,(5)1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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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答辩是一种有组织、有准备、有计划、有鉴定的比较正规的审查论文的重要形式。为了搞好毕业论文答辩,在举行答辩会前,校方、答辩委员会、答辩者(撰写毕业论文的作者)三方都要作好充分的准备。在答辩会上,考官要极力找出来在论文中所表现的水平是真是假。而学生不仅要证明自己的论点是对的,而且还要证明老师是错的。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形式与政策的收获相关论文范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通过学习《形势与政策》课程,我对当代社会的形势与政治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真实的了解,不仅了解了时势,还开阔了视界,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这门课程使我受益匪浅,感触良多,我将从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和建国61周年的感悟来阐述自己对这门课的收获和感悟。
【关键词】形势、政策、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主要阵地,是我们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我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了重要的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好地贯彻落实了中央的有关精神,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帮助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当今社会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了解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才能更好地帮助发展中国,认识中国,了解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我们必须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依据个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努力奋斗,构建知识结构体系,拓展素质,不断提高个人能力,打造出“诚、勤、信、行”的品牌大学生;利用形势与政策,为我所用,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利用形势与政策,实现自我大发展。大理想,做一个成功人士!
接下来我想从两个方面具体谈一谈对学习这门课程的收获。
(一)对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关键问题的理解
1.“八荣八耻”荣辱观
荣辱观的主要内容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荣辱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要深刻认识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彰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必要性。社会的深刻变革,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的相互激荡,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产生了多方面影响。热爱祖国、积极向上、科学文明、团结友爱,是我们社会精神风貌的主流。但也要看到,不明是非、不知荣辱、不辨善恶、不分美丑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不仅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也阻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事实证明,没有健康的社会风气,没有良好的道德水准,一个国家的经济再发展,综合国力也强大不起来,更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同志为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指南,是贯穿“十一五”规划的行动纲领。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适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障一代接一代的永续发展。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的深刻内涵及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虽然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进步,但我们利用先进的技术与工具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资源的浪费,臭氧层变薄,环境的污染,人口的激增,不仅对自然界本身的和谐造成了破环,而且造成了人和自然的不和谐,并且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加上片面追求物质利益,占有欲和权力欲不断膨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并没有使人们的幸福感得到增长。相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日益冷漠、紧张,人们的失落感日益严重,人与人的和谐及人自身的和谐都遭到了破环。因而今天,我们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是和睦相处,配合适当、匀称,人们温和而善良、和悦而舒畅,一切处于平和而不是战争的状态。作为“和谐社会”,从广义讲有三层含义:一是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平和友好;二是各党派、各阶层、各行业各个方面配合得适当,匀称,和衷共济;三是处理人民之间的矛盾表现温和而善良,宽容和解,融洽协调。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高级形态:人们的主观意志服从规则和价值体系;各阶层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共处;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文明生活、法律规章、职业道德、社会风气处于和谐的态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三个文明”建设提供最广泛最雄厚的支持力量。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做方方面面的工作。一是尊重人才,保护创造成果。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法令时,要把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尊重人才贯穿其中,把它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使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创造得到支持,激发各行各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二是平衡城乡之间差异。城乡之间差异过悬,不仅不能形成和谐,还会出乱子,使社会不安。因此,必须采取相应制度、办法,如改革城乡户籍制度、学校收费制度、劳动报酬等,以缩小城乡差异,通过法治、道德规范去平衡城乡差异。三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们内部矛盾,必须以“三个代表”为指针,把广大人民利益作为路线、政策、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处理方法决不能用武力,必须以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的方式进行合理的解决,要引导群众以法治表达利益要求,教育干部以温和善良态度处理和解决问题,以求和谐相处。
(二)建国61周年感悟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滚滚的长江在历史的长河里磨砺出了一颗璀璨夺目的珍珠,那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以来,经历了沧桑艰难的六十一周年。在这漫长而又艰难的岁月里,党和国家经受住了各种磨难,顶住了国际和国内各种势力带来的风险。在严峻的形势下,邓小平同志领导党和国家进行改革开放,成功的探索出适合中国人民自己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新的形势里,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紧密团结、艰苦奋斗,努力建设家园,推动社会进步,致力于国家繁荣昌盛、伟大复兴的功业中。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正确的党。
【摘要】通过学习《形势与政策》课程,我对当代社会的形势与政治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真实的了解,不仅了解了时势,还开阔了视界,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这门课程使我受益匪浅,感触良多,我将从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和建国61周年的感悟来阐述自己对这门课的收获和感悟。
【关键词】形势、政策、十二五规划、大学生就业
【论文正文】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主要阵地,是我们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我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了重要的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好地贯彻落实了中央的有关精神,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帮助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当今社会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了解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才能更好地帮助发展中国,认识中国,了解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我们必须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依据个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努力奋斗,构建知识结构体系,拓展素质,不断提高个人能力,打造出“诚、勤、信、行”的品牌大学生;利用形势与政策,为我所用,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利用形势与政策,实现自我大发展。大理想,做一个成功人士!
接下来我具体谈一谈在学习十二五规划与大学生就业的收获与感悟。
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全国"十二五"规划编制前期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指出,"十二五"时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时期,也是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攻坚时期。"十二五"规划,必须根据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和国内发展的新要求,充分体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战略思想,反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要求。上述认识与要求,基本反映了"十二五"规划的宏观背景。
我作为一名大学生,自然更关心十二五规划与大学生就业的方面。
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社会各个方面在思想认识上,还没有跟上毕业生将成为城镇新增劳动力的主要成分的现实,缺乏对高校毕业生即将成为社会就业主要矛盾的思想认识和心理准备。
二是在政府促进就业政策安排上存在缺位。例如,在中央政府每年投入的上百亿元就业工作经费中,长期没有安排用于促进毕业生就业的专项经费;出台的鼓励毕业生创业的政策与再就业的创业优惠基本相似,不能满足和适应毕业生创业的需要等。
三是社会、经济发展转型的阶段性滞后与毕业生高速增长的阶段性不匹配,以及以“创业教育”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变革的滞后,增加了就业岗位与毕业生需求之间的错位。
四是劳动力管理、社会保障体系和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到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和机制性障碍,严重影响高校毕业生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就业。五是教育费用分担机制设计上存在缺失,政府对公共事业的财政投入不足。例如,高职、二级学院的高收费与学生毕业后低回报的矛盾,违背了高投入、高回报的普遍认知和经济规律,造成就业欲望与社会岗位需求的错位,促使有业不就状况的增加。
面对这些问题,首先,社会各个方面要加强对高校毕业生即将成为社会就业的主要矛盾的认识,增强对就业形势变化的心理承受的准备,形成良好的社会主流舆论环境。政府要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为重要目标,加快社会、经济转型改革的步伐,完善促进创业的环境,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其次,坚持高校毕业生就业改革的方向,完善和发挥政府主导毕业生就业改革的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环境和效益;完善国家的公共事业财政政策,调整教育费用分担比例;
调整政府促进就业的工作重心,建立适应高校毕业生成为社会新增就业岗位主要竞争者的就业政策体系、就业服务的组织构架;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经费方面要有保障和倾斜性的安排。第三,拓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规范就业,防范毕业生大量出现体制外就业。制定促进各种所有制单位吸纳高校毕业生的相应优惠政策;加强劳动执法,维护高校毕业生的合法权益,保障他们在体制内就业。如果大量的高校毕业生在体制外就业,失去了社会保障,很容易成为边缘人群,必然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影响和谐社会的建立。
因此,促进大学生就业需要寻求四个突破:
第一,大学生就业应在就业观念上求突破。一是大学毕业生要明确就业的目的。二是倡导先就业再择业的理念。大学生要摆正心态,正确地认识自己和就业环境,消除盲目性,珍惜每一次就业机会。考
研的学生也要处理好考研与就业的关系,不要轻易错过难得的就业机会。
第二,大学生就业应在技能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上求突破。一是要建立完善的 “预备就业”机制。 “预备就业”是大学生在 “学校待业”与正式 “上岗就业”之间,学生根据企业工种需求再学另一种职业技能的过渡阶段。在校学习有余力的大学生,也应多学一门应用技能,以增加就业机会。二是要在高等职业院校全面实施和完善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 “双证书”制度。
第三,大学生就业应在打工型向创业致富型就业方式转变中求突破。引导大学生积极参加政府提供的免费创业培训,结合自己所学知识来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由 “找饭碗”向“造饭碗”模式转变,以创业促就业,通过成功创业吸纳更多的大学生就业,掀起创业致富的热潮。
第四,大学生就业应在人才资源充分利用上求突破。一是高校应建立人才库,对最优秀的人才向企业等用人单位输送,进行重点培养。二是企业和学校实行联合办学,为企业培养和造就适用人才。三是利用并进一步完善现有就业扶持政策,鼓励和引导大学生到城乡基层就业,到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就业;鼓励骨干企业和科研项目单位吸纳更多的大学生。四是通过与更多的国家的合作,拓宽大学生出国深造和工作的渠道,让越来越多的学子在全球范围内择业。
这是我学习形势与政策课的收获与感悟,此外自己也有些小小的建议。首先是老师的立足点问题,全校教授本课程的老师非常少,每位老师身上的负担非常重,因此责任就显得很大,想想几乎要跟全校的学生上课,真是既恐惧又兴奋,如果能做出精品的课程并取得良好的效果,那么给学生的影响将会有多大?其次就是除了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外,我希望老师能准备一些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话题,关注学生切身利益的主题,如当前民族企业的现状,当今中国纯粹的国产品牌还有哪些,民族主义的利与弊,大学生如何更好的就业,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何去何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等主题,这样可以充分利用老师的特殊地位激发学生心中的爱国主义情怀,指导他们做真正的对民族有利的选择,这样也许功效会更大,学校的精神面貌和学生的政治感悟会改善很多。最后就是每次课前可以试着让学生去搜集,分析关于某话题的资料,我想这必定会起着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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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逻辑是思维的规律,逻辑学是关于思维规律的学说,思维规律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的统一。“形式”逻辑也是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上来研究思维规律的学说,因而决不是什么纯“形式”的逻辑。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毛泽东的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思想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毛泽东立足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革命前辈的思想成果,对形式逻辑和唯物辩证法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进行了创造性的阐述。
1、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和性质。
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因而没有阶级性。1961年,毛泽东指出:“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从错误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在形式上也可以是正确的。”“形式”是对思维结构的要求和规范,它确保人们在思维中从结构上不犯错误。思维内容的真假却靠具体科学去解决。毛泽东还认为形式逻辑不应包括充足理由律。1965年12月,他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理由?”无论什么人,不管他是哪个阶级、哪个民族在进行思维活动时,都要运用概念、判断、推理,都要遵循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否则,就不能正确地进行思维、表达和交流。1957年,毛泽东接见周谷城,周谷城说:“形式逻辑这个东西是敌我共同的武器,我方可用,敌也可用,它没有阶级性。”毛泽东问:“何以见得?”周谷城举例说:“资产阶级说,凡生产资料应该私有,所有大工厂是生产资料,所以,大工厂应该私有;无产阶级说,凡生产资料应该公有,所有大工厂是生产资料,所以,大工厂应该公有。”毛泽东笑着说:“言之成理,也有力。”
2、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形而上学方法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不同于形而上学方法、唯物辩证法。1938年3月25日,毛泽东写道:“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对于潘梓年在“方法论”和“技术论”下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辩证法区分开来,并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结合起来,各司其职,共同作用于思维实际,毛泽东认为是可取的。党中央编辑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于1951年3月8日给田家英等人写信,指出《矛盾论》中“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达,还须修改”。在《矛盾论》正式发表时,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把“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一节删去。周谷城发表《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文,反对把形式逻辑混同于形而上学加以批判,认为形式逻辑既可为寻求真理的人们服务,又可为形而上学和进行诡辩的人服务。有一次,周谷城当面对毛泽东说:“我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毛泽东答曰,“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他又说:“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
毛泽东还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不同于低级数学与高级数学的关系。1965年12月,毛泽东说:“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法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数学有算术、代数、几何、微分积分,它包括许多部分。形式逻辑却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
3、形式逻辑的应用。
毛泽东很注重逻辑理论的应用,他主张写文章和文件都应具有逻辑性。1955年10月,毛泽东指出:“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1958年2月,毛泽东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毛泽东还指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力推形式逻辑文集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1957年,他邀见周谷城、金岳霖和王方名,谈论了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著译等有关问题。1958年,他收到周谷城的信,得知其新的逻辑著作出版,很高兴,回信说:“大著出版,可资快读。”在毛泽东授意下中央政治研究室编辑出版《逻辑丛书》时,打算收入章士钊旧作《逻辑指要》。毛泽东征求作者意见时,章士钊曾因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而有所顾虑。毛泽东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后来毛泽东看完《逻辑指要》,又对章士钊说:“吾意此足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在《逻辑指要》校改完毕后,毛泽东于1959年6月7日给章士钊的回信中说:“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著,为之筹策。”随之把其代拟的序言写出。毛泽东作出“宜于印行”的决策,有助于解决当时逻辑资料奇缺的问题。
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首先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阐述,恩格斯最早从中抽象和总结出来的。列宁把唯物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学说,并写下了《谈谈辩证法问题》,对辩证法进行了说明。毛泽东在1936年读《辩证唯物论教程》时说“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讲述唯物辩证法时,结合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1927年和1934年两次严重失败的教训,阐述和发挥了列宁的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实质和核心的思想。此后,毛泽东多次指出辩证法就是对立统一性或互相渗透。他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什么是矛盾呢?毛泽东解释说:“没有什么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毛泽东认为,人们的思想要正确地反映现实矛盾,就要全面地反映客观对象中矛盾双方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的关系。
毛泽东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联系起来。他说:“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毛泽东从唯物辩证法的总体着眼,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联系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系统论述了内外因相互作用规律。他认为内因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及其诸方面关系,内部矛盾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外因是一事物与周围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推动事物发展变化,进而把发展观理解为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毛泽东指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实质性概括。
毛泽东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联系上发掘出矛盾“精髓”思想,对矛盾特殊性作了独到深入的研究。列宁认为:“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列宁并未把个别和一般的范畴同矛盾范畴联系起来,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同整个矛盾体系的紧密联系,进而提出矛盾“精髓”思想,并强调“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他指出:“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它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
毛泽东提出复杂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思想以及发展具有阶段性问题,使量变质变规律变得更加完善。他认为,所谓部分质变,就是指“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还没有消灭,即是说在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未变之前,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所发生的部分的、局部的性质上的某些变化。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提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部分质变思想是毛泽东对量变质变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晶,揭示了事物发展阶段性的内在根据,并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肯定否定规律,在事物“螺旋式”发展过程中演绎出波浪式发展规律。他根据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结合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提出任何事物都在矛盾运动的平衡与不平衡的交替变化中向前发展,且“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波浪式规律是毛泽东所发展的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毛泽东的形式逻辑思想,对于充分发挥逻辑学的实际效用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创新,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的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思想是为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服务的方法论科学,为建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起始概念,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系获得了坚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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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是会计核算中运用的重要准则,在收入的确认和固定资产租赁方面,税收制度与会计准则已大致趋于一致;在其他方面,两者还存在一定差异。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是: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要求会计人员具有较高的职业判断能力,要求税收管理人员准确掌握税收制度的精神实质;防止对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滥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实质重于形式在税收领域和会计运用的差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实质重于形式是财务会计的重要质量特性之一,但在税务会计中只是有选择的应用。文章探讨了实质重于形式的含义,以及在融资租赁、长期股权投资等几个方面就会计和税法不同操作的差异作分析,并就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必要性;运用
财务会计实质重于形式是指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核算,而不应当仅仅以法律形式作为会计核算的依据。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其法律形式或人为形式是一致,但有时也可能会出现相背离的情况。
我们发现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于告诫会计人员在会计确认时不能只关注会计活动事项的表现形式,而不探究会计活动或事项的本质,即会计确认不能只反映经济活动或事项的表面,而忽略了经济活动的内在实质,使会计信息能够真实、合理。它贯穿于会计活动的始终,选择性是其内在特点,即在形式与实质不一致时,要求会计确认应更侧重于实质,指导着会计工作者进行会计信息处理时的原则和方法。
税务会计是以税法为基础的,税法中对任何涉税事项的确认、计量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必须有据可依,不能估计。税法对该项原则的解释更强调的是实质至上原则,它主要是指当纳税人的一项安排其形式与实质不一致时,应依据交易的真实本质重塑该交易,从而达到洞察交易的避税实质,确定纳税人的真实纳税义务。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税务会计中的应用,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偷税、避税行为,弥补税法漏洞,维护国家税收利益以及税法的公平公正性,其实施一般会导致企业经济利益的变动。
(一)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资产
虽然从法律形式来讲企业并不拥有所有权,但是由于租赁合同中规定的租赁期相当长,接近于该资产的使用寿命,租赁期结束时承租企业有优先购买该资产的选择权,在租赁期内承租企业有权支配资产并从中受益,所以,从其经济实质来看,企业能控制其创造的未来经济利益。因而,会计核算上将以融资租赁方式的资产在会计报表中予以反映,这就是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财务会计实质中的运用。
在税务会计中,对于融资租入方来说,公司租赁的固定资产,在形式上公司并没有买断固定资产的使用权,但现在却由公司控制着,在税收方面确定为公司现有的资产。另外对于融资租出方来说,实质是其已经将该项资产的报酬与风险转嫁给融资租入方,但在确定收入时却不按照市场活跃价格来记录,而是把不同会计期间支付的财务费用当作收入,在税收方面也是按照不同会计期间的财务费用来征缴所得税,这就是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税务会计中的运用。
(二)权益法下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
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被投资单位为其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应当采用权益法。
1、会计处理上:(1)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其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2)投资企业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后,应当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的份额,确认投资损益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投资企业按照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应分得的部分,相应减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2、在税务处理上:(1)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无论大于,还是小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都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其差额也不应当计入当期损益。会计上计入当期损益的,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应进行纳税调整。
(2)投资企业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后,已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的份额,确认投资损益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的,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应进行纳税调整。投资企业按照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应分得的部分,不应减少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
例:2014年1月1日,A公司对B公司投资,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4,000万元,A公司支付1,000万元,取得B公司30%的股权。2014年B公司实现盈利5,000万元;2015年3月25日,经股东大会同意宣告分配股利4000万元;2015年6月5日,A公司实际取得股利。
会计处理:2014年1月1日长期股权投资成本1200万,2014年12月31日确认投资收益1500万元。
税务处理: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为实际支付对价1000万作为成本,2014年不确认投资收益。
(三)关于建筑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与会计的确认
根据《营业税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纳税人提供建筑业或租赁业劳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纳税人将不动产或者土地使用权无偿赠送给其他单位或个人,其自建行为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的当天。但对于预收款和税法规定的自建行为,会计上不确认收入,税法上按规定确认计税依据。
税法与会计制度的目的不同,所遵循的原则既有相容之处,又有不同,不能想象让税法完全脱离会计核算,也不能指望让税法完全依赖会计核算。事实上,在与国际惯例接轨方面,会计准则一直走在前面,而由于我国立法程序方面的原因,税法显然相对滞后,这就要求在制度层面上加强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协作。
1、准则制度的制定者之间应当加强沟通,也就是说,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应当在相关制度出台前征询对方意见,避免因忽视对方规定而导致不必要的差异。
2、税收法规应借鉴会计制度中合理、有效的成分,尽快弥补其滞后的一些规定,如税收政策应从保护税本,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保护债权人的角度出发,对资产减值准备予以确认。
3、税务机关应充分利用披露的会计信息,并且应加强会计制度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以提高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效率。
4、在准则应用指南制定过程中,应当多倾听纳税人的意见,对实务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加以重视,制定出更加贴近实际,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准则应用指南。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会计上和税法的应用要求会计人员具备职业判断的知识,转变以往的确定性思维方式,面对不确定的经营环境。
而对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税务处理的适用,现在无论是企业财务人员还是税务工作人员都存在着模糊的理解。在进行税务处理时,特别是进行成本、费用税前扣除时,往往以实质重于形式的思路进行判断,而没有对“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税务处理的具体适用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这不仅会给企业带来了纳税风险,还会给税务工作人员带来执法风险。因此,在此提醒广大财税工作者在进行税务处理时,要慎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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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标志是上至国家和地区,下到旅游城市、旅游地、旅游企业以及旅游活动的象征,是另外一种旅游“名称”。它给人们以直观、明了、美好的印象,在旅游视觉形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国旅游交通业、酒店、旅行社等旅游企业由于市场运作相对较早,基本都具有各自的企业标志,但旅游地、旅游活动的标志设计应用则相对滞后。因此,加强我国旅游标志的研究及设计是非常必要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城市旅游标志设计中的表现形式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日发布《2014年上半年旅游经济运行分析与下半年趋势预测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旅游经济运行总体良好,国民旅游消费的基础性需求依然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同时预计全年旅游接待总人数37.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3.3万亿元。城市旅游标志对树立城市品牌、带动旅游经济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本文结合现实中的中国城市旅游标志实例,从图形、色彩、文字符号、图文综合四个主要表现形式进行研究。
图形在信息传播上有快速、广泛、信息量大、识别性高等特征,从而成为城市旅游标志的一种管用表现手法。
(一)具象图形表现
具象图形表现是对客观事物的描述或是依据客观事物进行概括、提炼、变形而成的图形。主要形象表现:历史古迹、景观建筑、自然地貌。例如:杭州的城市标志运用了江南建筑中具有标志性的翘屋角与圆拱门作为表现形式,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江南地域特征。标志右半部分隐含了杭州著名景点“三潭印月”的形象,体现了杭州的地域特征。
(二)抽象图形表现
抽象图形表现指的是以高度概括的图形符号来表达标志的含义。抽象的图形可以是几何形、字母、符号化的图形形态。例如:海南三亚城市旅游标志图形取材于“风舞天涯”之理念,拼音字母“Sanya”首字母“S”突显“凤”的造型,寓意深刻,充分表达三亚城市包揽的凤凰岛、凤凰机场、凤凰镇、凤凰路等以“凤”文化为概念,取其美名,名扬三亚,“凤”表达中华民族吉祥美好的期盼,同时也说明三亚是中国南海最美丽的旅游度假城市,与三亚城市中文名片“美丽三亚,浪漫天涯”达成共识。
色彩是旅游标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美化和装饰,色彩是一种重要的视觉语言,具有地域文化代表性的颜色,是当地实体环境中所有色彩要素所形成的相对综合、群体的面貌,是一个地方文化集聚体现。例如:香港城市旅游标志在色彩应用上,主色系透过美术设计和色彩带出澎湃的动力和不断前进的感觉,而黑色的选用则体现中国书法的神髓。一如主副色系,主副字款起互相呼应的作用,象征“继往开来,创建明天”,显现香港这亚洲国际都会璀璨的未来;无锡城市旅游标志在颜色使用上可谓独具匠心,分别选取了最具无锡地方特色、最富吴地文化深意的太湖蓝、人文黄、甜美红和生态绿。太湖蓝是自由的蓝,千帆过尽湖水的颜色,万鸟翱翔的天空颜色。人文黄是乐观的黄,辉煌的色彩,代表着“华美、富丽、宝贵、光明”等意义。
文字本身就是一种高度符号化的表现,在城市旅游标志设计中,对文字进行夸张、解构、重构等,突出表达出旅游地域文化的精神形象和情感气质,可以使标志指向明确、易懂、易理解,而且具有丰富的表现意义和很强的识别性。使受众者通过图形本身就能直接了解其意义和文化内涵。例如:浙江富阳城市旅游标志,以“山水富阳”作为主要视觉元素,以中国书法技巧为表现手法,并巧妙地引入了富阳籍文化名人郁达夫的手迹,较好地体现了“富裕阳光之城”这个城市品牌的深度内涵;武汉城市旅游标志,以“汉”字为主要创意元素。武汉简称为“汉”,是“江汉朝宗”之地,标志以繁体“?h”字为设计创意点,融入篆书写法,在文字部分采用水墨毛笔表现的英文字体,给城名以灵动的国际化表达。
图文综合在城市旅游标志设计中表现更丰富,表现形式更多样,应用范围更广泛。
(一)文字与图形的并置
文字与图形一起出现在一个标志中,共同成为标志的组成部分,有写城市旅游标志还连同广告宣传语一起出现。例如:东莞城市旅游标志以东莞特有的莞香花为核心设计元素,花簇的组合形式和五花瓣的造型充分体现了莞香花的特征;花瓣造型在莞香花清新柔美的基础上进行了突破,糅合了“东莞”及其拼音字母等设计元素,造型刚柔并济、充满张力,寓意东莞的多元发展和无限活力。
(二)文字与图形的互补融合
用某个能够表达一定含义的图形,融合补充文字中的部分,从而加强了所要表述的意义,亦或是赋予新的意义。例如:长沙城市旅游标志以草书汉字“长”为设计单位,巧妙地将长沙英文字首“C、S”融入其中,写意设计、自然亲和、大气洒脱、内涵丰富,体现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时尚活力的意境,突出了“快乐长沙”的城市形象;广元城市旅游标志以“广元”英文缩写“GY”有机地变化为展翅翱翔的凤凰、蜿蜒的江水,同时融入雄伟的剑门关、奇险的蜀道,结合外围雄奇的群峰,突出广元鲜明的地域文化以及独具魅力的旅游品牌。
城市旅游标志设计中的运用表现,并非只是针对旅游主体进行创作,其核心策略在于创意要完整地对旅游地的人文历史进行归纳与提炼,寻找其具有代表性的名胜景观、建筑、艺术等元素和精神内涵,着眼于通过旅游形象标志实现人与旅游环境之间关系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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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通常被看作是最典型的学术语篇,作为一种比较正式的文体,越来越成为学者成功的一大重要指标。传统的语言理论强调学术语篇的科学客观性特征,认为其主要目的是向学术社团交流最新的科研成果,因此,学术语篇的互动性人际特征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内英语专业学术论文情态动词使用调查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飞速发展,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已成为文体学的重要研究范式。本文以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学生(2004-2007)毕业论文与和国外大学生英语作文中情态动词的使用情况为研究对象,结合语料库研究以及统计学研究方法,对其频率进行定量、定性对比分析,探究两者在情态动词使用上的异同,结合具体语境分析导致差异的原因,对该院本科英语教学进行总体性评价,并对今后教学提出具体建议。
关键词:情态动词 差异显著性 教学评价
英文写作一直是专业英语教育的重要着力点,各种英语等级测试也对此非常重视。作为高等院校对自身学生英语运用能力的检测手段,学生毕业论文也备受学校和教育机构的重视,毕业生论文质量的高低总的来说反映了学院英语教学水平的高低。因此,通过对英语专业学生毕业论文的系统分析,可以对一个学校英语教学水平进行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的评价。
本研究所用的SD语料(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学生(2004-2007)毕业论文语料库)共1052个文本,计6,190,581词,LOCNESS(国外大学生英语作文)语料库共14个文本,计326,438词。使用语料库检索工具Antconc3.2.2,对英语语言中would, can, will, should, could, may, must, might, shall九个情态动词的使用词频进行检索。
为了避免样本规模差异对数据的影响,本文将Antconc检索到的情态动词使用频数原始数据转化成标准频数(每100万词中出现的次数)。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学生毕业论文和本族语作文中情态动词的使用情况分布如下表:
第一,通过上表可以看出,该院本科学生毕业论文中情态动词使用频率较高的是can,will,should和would,英语本族语情态动词使用频率较高的是would,can,will和should。两者使用频率较低的都为must,might,shall。从标准词频排序上讲,该院本科学生对情态动词的使用与本族语使用者基本保持一致,这也是对该院英语本科教学的肯定。
第二,具体来讲,这九个情态动词在各自所在语料库中标准词频经过对比,SD语料库 can、would和could与LOCNESS语料库的标准词频差异分别为1705.8、-3559.5和-1217.3,差异较为显著。在几个情态动词里,比较简单且词义较为固定的是can, may,might,汉语中我们可以分别用“能够”、“可能”与之对应起来,例如:
1)The effect is that the real truth of things can be touched directly(SD语料库);
2)The sparrow may be small but it has all the vital organs(SD语料库)。
因而该院学生can使用频率明显高于国外学生英语作文,较多学生仅仅意识到了could是can的过去式,而没注意到could表达较委婉于can,非过去式中的“能”一概用can也致使国内学生could使用的显著不足。
同样,对于意义比较丰富的would使用,国内学生也较多地把它与will的过去式划等号,导致would的使用也出现不足。Can的过度使用,would和could的使用不足,表明国内学生对于情态动词的用法掌握不够全面,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格外重视。
在情态动词使用上,广西师范大学本科学生毕业论文使用较多的是can,will,should和would,英语本族语者使用较多的是would,can,will和should。标准化词频比较表明两者在情态动词的使用方面不存在突出的差异显著性,证实了该院本科英语情态动词教学基本达到了本族语使用情况,这是对该院本科英语教学和学习水平的一个肯定。但同时应该注意到,两者并非完全一致,在个别词,特别是can、would和could使用上,差别还是有的,反映出该院在情态动词教学中全面性不足,只重大体,而有所忽略细节差异,这也需要在今后的教学中注意并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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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述动词,作为英语学术语篇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个重要的语言现象,能帮助作者建立自己的研究空间,同时又能使得自己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具说服力。如何恰当地用转述动词来介绍前人所作研究,谈及其提出的观点与研究结果,在学术论文写作中显得尤为重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英语学术论文中转述动词的对比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转述动词是学术论文中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它表明作者对被转述人研究成果的态度, 从而为自己的研究建立空间。本文以人文学科一定量的英语学术论文为语料,对比分析了转述动词在这些语料的文献综述部分中的运用,表明转述动词的合理使用能够使作者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从而增强其对学术语篇应用的驾驭能力。
关键词:学术论文,转述动词
转述动词指在陈述相关事实和阐释观点时所使用的动词。在英语学术语篇的转述结构中,转述动词作为传递相关信息的转述标记,具有预示和支配语篇意义的功能。转述动词的恰当使用能够使作者有效地将自己的论述和已有的研究成果联系起来,从而使得自己的论述更具有说服力。Hyland(2002)根据所转述的动作类型,将转述动词分为三类:研究型转述动词(表示研究的结果或过程),其中,研究结果类型又进一步分为叙实、反叙实和非叙实三小类;认知型转述动词(主要与心理过程有关),进一步分为积极,批评、迟疑和中立四小类;话语型转述动词(与话语表述有关),可以再分为三种类型:怀疑、确信和反对。
本文在对转述动词进行分析时采用了Hyland提出的转述动词分类框架,分别从CNKI和PQDT选取4篇学术论文中的文献综述部分,建立两个小型语料库,即中国学者学术期刊语料库(CEJ)和国际学者学术期刊语料库(IEJ),由于这两个语料库库存相近,因此可比性比较大。笔者首先从这些语料中统计出转述动词出现的总量,其次分别统计出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使用转述动词的次数,并将这些动词进行分类整理,得出相关数据。
由数据整理所得,CEJ中转述动词的出现次数为52次,IEJ中转述动词的出现次数为64次,中外学者在撰写学术论文时使用的转述动词数量差别不大。在CEJ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转述动词分别是point out,believe,define,indicate,prove,refer to 和 so on;在IEJ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转述动词分别是define,state,note,argue,view,acknowledge,refer to 和 so on。结果表明,在这11个转述动词中,有些转述动词在两个子库中都出现过,比如 “refer to”和“point out”。
而且,CEJ与IEJ中转述动词的分布情况也相类似: 话语性动词占主导地位( CEJ 中占28%,IEJ 为41%),高频词也以话语性动词为主,如 point out,define,state,note和argue;其次是研究性动词(CEJ 中占11%,IEJ 为9% );认知性动词出现频率最低,分别为6%和5%。转述动词的这一使用情况与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图式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作者选择的语料库是关于跨文化交际的,它属于软学科,这一学科通常以论证为主,来理解社会中的各种复杂关系和问题。而话语性动词的大量使用不仅是推动论证展开的有力工具,还是作者巧妙地使用言辞来阐明观点,表达个人立场的一种重要方式。
2.1 研究性转述动词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用来描述过程的转述动词使用的情况较多,而用来描述研究结果的转述动词则较少。另外,尽管作者可以通过反叙实性转述动词的使用来表示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异议,并树立自己的立场,但是中国学者和国际学者都很少使用这些动词来挑战、质疑他人的论点,因此,此类动词在CEJ和IEJ中仅出现2次。
2.2 认知性转述动词
通过分析可知,认知类转述动词所占比例较小,而且中国学者在表达自己对被引述内容的态度时多选择模棱两可的试探类动词,积极的认知动词使用较少,没有使用批评动词。这恰恰说明了Carson and Nelson(1996)的结论,他们发现中国学生经常避免直接批评同伴的论点,也不会直接给出有效的反馈信息。这一特点主要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在内部交流时更倾向于相互协作,而不是向对方提出有挑战性的、质疑性的问题。因此,受这种环境的影响,中国学者在汇报学术成果时往往会显露出中庸的立场。
2.3 话语性转述动词
在本研究中,话语性转述动词所占的比例最大。在CEJ和IEJ中都用了state,discuss和note等词来表达自己对于被转述内容的态度,如叙实或非叙实。另外,作者常用一类动词(如question等)来表示对被引述内容的反对态度,这类动词可用来表达作者异于被转述者的意见或主张,但是作者在使用此类动词时显得较为谨慎,如IEJ中仅使用1次,而CEJ中没有此种用法。这些话语性动词的使用有助于读者更清楚地了解作者或被转述者的立场态度。
2.4 小结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学术论文的转述动词暗含了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所以,翻译转述动词时,不能只看这些词语的本身, 要通读全文并充分理解作者对各个转述内容的态度。
在学术论文中, 转述动词数量众多、种类多样、感情色彩丰富。本文只是介绍和讨论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学者和国际学者英语学术语篇中转述动词的使用情况,本研究发现,中国学者通过使用不同类型的转述动词来引用他人观点,以构建个人的学术认识,显示出其对学科知识的熟悉程度;而且,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学者更倾向于使用不确定的、怀疑的或中立的转述动词来转述他人的论点,在评价他人观点或是陈述个人观点时,则倾向于使用温和的语气。
转述动词的恰当使用能够使作者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本研究通过语料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将有助于中国学者了解学术语篇中转述动词的使用特征,从而增强其对学术语篇应用的驾驭能力。(作者单位:长安大学)
[1]Carson, J. and Nelson, G. 'Chinese students' perception of ESL peer response group interaction.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1996 (5) : 1-19.
[2]Hyland, K. Activity and Evaluation: Reporting Practices in Academic Writing∥In J. Flowerdew ( ed. ), Academic Discourse. Sydney: Pearson Education, 2002: 115-131.
[3]Thompson, G. and Ye, Y. Evaluation of t he reporting verbs used in academic papers [ J] . Applied Linguistics, 1991, 12.
[4]唐青叶. 学术语篇中的转述现象[ J] .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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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口语比书面语有着更多的变化,随着时代变迁,会产生很多新的用法。这些用法在交流中十分重要,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日语口语中就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近年来,原本用于句中的“频繁被放在句末使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于语料库浅析日语学术论文的句末表达形式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日语专业学生撰写学术论文问题多多,究其原因在于语言基础不扎实,未能掌握学术论文的撰写方法。日语学术论文的语言表达方式与一般书面语有差异,因此总结论文特有的表达方式很有必要。本文运用自建语料库,通过统计句末表达形式及其出现频率进行比较分析,以试图总结日语学术论文的表达特点。
【关键词】日语语料库 日语学术论文 句末表达
日语语言中书面语与口语在表达方式上有很大差异,日语学习者往往将重点放在练习口语表达上,而忽视了对日语书面语表达能力的训练。学生语言基础不扎实,影响了学术论文写作的质量。在研究领域,学术论文一直是呈现新知识的重要渠道。学术论文作为一种特殊的体裁,有着它独特的语篇结构。因此,系统性地归纳出学术论文的语言表达特点非常有必要,有利于帮助学生提高论文写作能力。丸山指出句末表达是一句话的表达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要素,句末表达形式变化的丰富程度可以视为展示那一类文章所蕴含的丰富表现力的线索。因此,本文以句末表达形式为切入点进而分析日语学术论文的表达特点。
1.语料采集。CiNii(http://ci.nii.ac.jp)是目前世界上最全的日本学术论文数据库,收录日本各学会出版的学术期刊文献。本文从CiNii数据库中采集2000年到2013年间发表的日语语言学论文,涵盖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教育学、中日对比研究、语用学、语义学及认知语言学等领域,共计50篇论文作为本次构建语料库的文本素材。
2.语料处理。利用OCR文字识别软件“e.Typist”将采集到的样本转换成txt文本格式。然后使用软件“edamame”、“himawari”将样本制作为可检索的语料库。
3.语料分析。本文旨在研究日语学术论文的句末表达形式,因此在建成的语料库中将关键词设置为“。”进行检索,得到6512个结果。然后把检索结果的前文按照五十音图的顺序重新排序,统计得到的句末表达形式,除去检索结果中为论文引用的例句、注解以及谢辞的部分,最终得到4946句语料。将其分门别类,计算各自的比例进行分析。
参照清水(2010)将句末表达按照语气(モダリティ)进行分类,结果如表1所示。
ル型包括ル、テミル、テオク、テイク、テクル、ラレル、サセル、エル、ウル、テモラウ、テシマウ、テイル,有12种形式,占据比例最大,为52.9%。タ型包括タ、テイタ、サセタ、ラレタ、テキタ、テモラッタ、テミタ,有7种形式,比例为10.9%。タイ型包括タイ、テミタイ、テイキタイ、テオキタイ,有4种形式,比例1.7%。ウ/ヨウ型包括ウ/ヨウ、テミル+ウ/ヨウ、ラレル+ウ/ヨウ、テイク+ウ/ヨウ、テオク+ウ/ヨウ、ダ+ウ/ヨウ、デアル+ウ/ヨウ,有7种形式,比例3.3%。デアル型包括デアル、ノ+デアル、ワケ+デアル、モノ+デアル、コト+デアル、ヨウ+デアル、ハズ+デアル,有7种形式,比例16.2%。デアッタ型包括デアッタ、モノ+デアッタ、コト+デアッタ,有3种形式,比例1.0%。
“其他”指的是形容词、名词、助词、否定的句末表达形式,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不考察这些形式。ル型大约是タ型比例的5倍,デアル型约为デアッタ型比例的16倍,由此可见,在论文的句末表达中,ル型与タ型相比使用更为频繁。从时态的角度来看,ル型表示现在和未来,タ型表示过去,在论文叙述中更多的是,使用表未来的ル型来进行论述作者当前的见解,以及引出下文将要论述的内容。通过观察例句发现,使用タ型更多的是用来描述作者在过去进行了某项调查,相对于作者用于论述的笔墨而言占有的篇幅较少。表达作者语气的表现形式占比例较小,タイ型和ウ/ヨウ型加起来也仅为5%,可见在重视客观性的论文叙述当中,作者会尽量避免使用显露作者本人语气的语言表达,转而使用表示断定的句式来增添论文的可信度,力求保持中性的立场阐述客观事实。
由于篇幅有限,仅简短地分析一下比例超过半数的ル型。ル型当中比例较高的有ル形(如ある、なる)1342例,テイル形(如なっている)626例,以及ラレル形(如考えられる)457例,仅此三种形式就占据了ル型所有例句的92.6%。另外比例较高的只有デアル型中的デアル形580例,以及タ型中的タ形388例,这五种形式可以说是本次调查中学术论文的句末表达形式中最为常用的句型。
结果显示,包含作者语气的表达形式使用较少,使用更多的是断定的句式。和表过去的タ型相比,ル型使用更为频繁。句末表达形式中最常用的5种形式依此为ル形、テイル形、デアル形、ラレル形以及タ形。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未能就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全面分析,并且未与中国日语学习者所撰写的论文进行比较分析,这些问题笔者将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不断努力,加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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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教育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引导大学生了解形势,认识社会,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和人类文明的重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形式与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形势与政策”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门课程突出将理论教学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特点,着重培养大学生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目前“灌输式”、“说教式”的传统教学方法显然已不能满足这门课程的教学要求。本文将针对大学生的学习特点,参考成人学习理论,对创新“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设计与实施进行探讨。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成人学习理论;教学研究
“形势与政策”课是国家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是一门十分注重理论教学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课程,对于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全面准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要作用,是教育部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中纳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2004年和2005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先后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课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建设得到了重视,在课程规范化管理和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尤为受到关注,但对于课程教学方面的讨论稍显不足,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根据一些研究者开展的关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效性研究,仅有不足四分之一的大学生对教学效果表示满意,目前课程教学依然以传统的“说教式”“灌输式”为主,教学效果甚微。[2]2015年7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下发«普通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教社科[2015]2号),明确指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注重师生教学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注重发挥实践环节的育人功能,创新推动学生实践教学;坚持课堂教学与日常教育相结合,创新发挥第二课堂的教育作用”等内容。因此,“形势与政策”课如何创新教学方法和组织模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其学习主动性,提高其学习效率及对理论的运用能力是符合当下高校思政理论课建设要求的重要议题。
一、成人学习理论
成人学习是一种改变由经验形成知识和行为的学习过程,是认知结构组织与再组织。成人比儿童具有更多的经验,对理解新鲜事物并掌握其认知结构具有更强的能力。成人学习有四个法则。第一,效果法则:成人在愉快的环境和氛围中学习,效果最佳;第二,联想法则:成人更愿意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强化对认知对象的掌握;第三,有备法则:成人往往在有需求的时候才会选择学习,强调学习的目的性;第四,练习法则:成人需要通过大量实践练习来加深对学习内容的印象。成人在学习过程中更愿意接受指导性学习,更愿望交流、反馈,主动性和参与性突出。当成人的兴趣和经验得到满足时,其学习动机就会被激发出来。大学生已属于成人的范畴,成人学习理论可以适用于“形势与政策”教学实践中,根据成人学习的法则和特点,有针对性地设计课程,满足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需求,有利于激发其学习动机,提高教学实效性。此外,美国学者埃德加·戴尔提出的“学习金字塔”模型也能给予“形式与政策”课教学设计很好的启发。按照运用不同学习方法的学习者在两周以后还能记住所学内容的比例(详见图1),直观地展示了不同学习方法的学习效率。他指出,学习效率在30%以下的方式都是个人学习或被动学习,包括“听讲”“阅读”“视听”“演示”,而学习效率在50%以上的都是团队学习、主动学习和参与式学习,包括“参与讨论”“做中学”或“实际演练”“向别人讲授”或“立即在实际中使用”。由此可见,学习方法不同,学习效果大不一样,教师的教学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目的
“教社政[2004]13号”文件明确了“形式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就是要着重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3]紧接着,“教社政[2005]5号”文件明确了“形式与政策”课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中的定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中4门必修课承担着基本理论的教学任务,而“形势与政策”课则承担着将理论与现实对接的重要任务,着重培养大学生应用基本理论发现、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教学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和学生思想实际,通过最新国内外热点难点焦点事件的解析,帮助大学生了解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将知识内化成为思想,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帮助学生实现健康、全面的发展。高校“形势与政策”课不仅在传授知识,更在传授方法,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历史,学会用普遍联系和全面发展的方法观察形势,用因果联系挖掘事物的本质,了解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把握形势发展与政策制定的必然趋势,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做到真与善的统一。[2]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更加需要重视学习者的主体性,更加需要调动其参与的积极性,强化其对方法的应用体验,帮助其实现知识的内化,并获得审视判断形势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说教式”“灌输式”的传统教学是很难有效达成本门课程教学目的的,而成人学习理论的观点与实现“形式与政策”课教学目的的要求较为吻合,增强课程的参与性、实践性、互动性,改变学生原来由经验形成的知识结构和行为,全面提升“形式与政策”课教学的实效性。
三、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组织
在成人学习理论的指导下,针对大学生的特点和学习需求,明确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任务和目的,可以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两方面进行具体的教学设计和实施,增强课程教学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一)教学内容的组织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所涉及的教学内容多而广,时效性强,课程时间跨度大,但每个学期安排的课时却很有限。因此,精选教学内容是上好“形势与政策”课的核心环节。根据成人学习法则中的联想法则和有备法则,大学生学习更愿意接受与他们现实生活贴近,特别是与他们成长发展息息相关的内容。因此,“形势与政策”课程内容要以问题为导向,更多地回应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从与大学生切身相关的问题引导到当前社会、国家发展形势,从分析形势具体到解读政策,最后教育落脚点仍然要落回到大学生摸得着、够得到的实际生活中。授课教师要善于选取现实中的案例,尤其是大学生身边人身边事,以小见大,增强大学生对党和国家政策的认同。政策解读不接地气,不但达不到好的教育效果,甚至会遭到大学生的抵触。课程教学内容的组织从选定主题开始,即确定具体的教学目的和主要内容,然后以此作为内容主线,筛选各类翔实的支撑论证素材。根据成人学习的特点和学习金字塔中不同学习方式的学习效率排序,“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需要多种教学方法的组合,尤其是要开展师生互动教学,因此,教学素材的数量要丰富,形式要多样,如图表、视频、翔实的数据和完整的案例,这样才能满足不同教学方法对素材使用的要求。此外,“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具有较强的时政性,教学素材必须来源于正规的官方媒体和渠道,是国家和社会对外正式公布的数据和事件,能够正确代表国家和社会主流的观点,切不可随意在网络中搜索、下载未经证实的素材内容。
(二)教学活动的组织
教学活动组织实质上是指教师组织引导学生主动作用教学内容的过程及其方式。时间和空间都极为有限的传统课堂教学活动已不能满足目前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求。学习金字塔中更为高效的团队学习、参与式学习、体验式学习等方式需要不断拓展课堂教学的空间和时间。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活动应充分利用高校的现有资源,以课堂教学为主体,辅以网络课堂、实践课堂,形成立体化的教学模式,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满足大学生的学习需求,提高课程的教学实效性。利用互联网延伸形势与政策教学的时间和空间,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微话题讨论、优秀视频和读物推荐、学习成果分享、教学答疑等活动,进一步丰富教育资源,创新教学方法。形势与政策教育还要与校园文化活动、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青年志愿服务活动等第二课堂活动结合起来,使学生在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中,在广泛接触社会的实践中增强对国家、社会发展变化的感性认识,加深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和思考。课堂教学应着重发挥主导教学的作用,以教学主题引导网络教学和实践教学中的各个环节,形成层次丰富,内容联系紧密的教育活动链。同时,还要注意及时收集学生在参与各个教学活动中出现的典型案例和问题,在课堂教学中给予充分的分析与评述,倡导、鼓励正确的学习方法和价值取向,及时指出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的观点,进一步巩固和升华教学成果。建立立体化教学模式符合“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目标的要求,也符合具备成人学习特点的大学生的学习需求,有利于提高本门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王包泉.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与教学研讨会综述[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7):116-117.
[2]苏琪.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效性研究[D].太原:山西农业大学,2014:14-15.
[3]周树辉.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开设情况的调查与思考[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1):127-129.
[4]林钻辉.成人学习理论视角下大学生创业课教学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4(5):128-130.
[摘要]从课程与教学论的视角来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已经具备一门课程的基本形态。但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在课程建设方面,有一系列关系亟待理顺。以问题为导向,从多学科研究角度,基于“学问逻辑”的视角,紧扣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部署,结合“教学逻辑”,向学生阐释关乎国家发展的大问题,这是当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设计的一个基本思路与构想。教学方法问题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应当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结合特定的教学组织形式,研究能体现教学思想、展现教学能力的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形成自身独特的教学风格。由于“形势与政策”课的多学科性和跨专业特点,教学活动需要组合多种教学方法。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学问逻辑教学逻辑教学方法
高校开设“形势与政策”课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为帮助大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而作出的重要决策。目前,“形势与政策”课已经具备一门课程的基本形态,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为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的精神,借鉴上海大学开设“大国方略”课程的成功经验,笔者提出了深化“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的思路和构想。
一、“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逻辑基础
从课程与教学论的视角看,“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课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从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开设情况来看,绝大部分高校已经把“形势与政策”课列入学校的教学计划并规定了学时、学分,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或学工部、宣传部)组成一支基本的教师队伍,每学期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下发的“教学要点”为教学内容。因此,“形势与政策”课已经具备一门课程的基本形态。当前,“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的发展态势总体是好的,但在课程建设方面也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课程管理不规范、教学工作不适应、课程教学效果有待增强等问题,[1]尤其表现在“教学内容流动变化大”“教师队伍建设不适应”“学科建设方向不明确”等方面。[2]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指出,要以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为重点,加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管理,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新方式和新途径。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要求,坚持改革创新、注重实效,准确把握师生思想状况,创新工作理念和方式方法,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如何进一步深化“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已经提上了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议事日程。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2014年冬季学期,上海大学开设了“大国方略”选修课,由10余位校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组成教学团队,以问题为导向,从多学科视角向学生深入解读党的以来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学生讲授世界变化进程中的中国故事,进一步理解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的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要求,开拓了当代大学生视野,引导大学生深刻认识中国梦和中国道路,增强青年学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信心和社会责任感。“大国方略”课程开设以来,在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社会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在学生的课后随堂反馈中,我们感受到“大国方略”是有益的尝试。借鉴上海大学开设“大国方略”课程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改革。
二、“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学问逻辑与教学逻辑
从课程与教学论的视角看,一门课程涉及教学什么、何时教学、如何教学等问题。其中,课程与教学内容的编制必须考虑两个基本因素:一是作为教学内容的“学问的知识结构、系统、逻辑”;二是不同发展阶段学生的认知方式、结构、过程不同。[3]有学者把前者称为课程与教学内容的“学问逻辑”,后者称为“教学逻辑”。本文中的“学问逻辑”包括“当代社会生活经验”,“教学逻辑”内含“学习者经验”。[4]“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通知》的要求,“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主要是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等。由于“形势与政策”课时效性强,需要紧跟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全国统编教材不同的是,它没有固定的教学内容和教材,各高校基本上是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每年两次下发的“教学要点”作为“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有的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只局限于每年“两会”、党的重要会议召开和重要文件颁布时,主要是向学生解读会议和政策的重要精神。从课程编制的逻辑来看,“形势与政策”课作为学科的教学内容,应该以科学、学问为依据引申出来,并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经验”。但是,“教学内容动态变化”,“学科建设方向不明确”,不利于“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发展。事实上,“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法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并充分体现了“当代社会生活经验”。
2015年8月,教育部发布了《2015年下半年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要求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重大活动和热点难点加强思想教育和引导,深入阐释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准确把握农业农村发展的主线、改革任务,深刻认识大国关系演变态势,宣讲“一带一路”战略和建设重点,关注全球经济增长态势,全面理解中国外交战略布局,等等。上述内容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涉及高校学科分类目录中的大部分学科,属于多学科、跨专业的范畴。那么,如果我们把“形势与政策”课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不是可以解决其“学问逻辑”的问题呢?即使这样,照搬“学问逻辑”作为“教学逻辑”来应用,也未必妥当。要使学问的知识逻辑“加工”成“学科构成”的逻辑,就必须考虑学生的认知发展、心理成长的阶段性特点。认知发展阶段、“学习者经验”不同,人们的“心智运算”的结构在质上就不相同,于是出现了具备其固有特点的掌握知识的“认识逻辑”。[5]因此,“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如何厘清“学问逻辑”,并实现“学问逻辑”和“教学逻辑”的有机统一,是我们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进行设计的一个基本思路。上海大学讲授“大国方略”课程的10多位教师中,有学科专业背景深厚的校领导,有主管学院教学工作的副院长,有教学名师,也有在学界颇具名望的专家教授。授课成员的学科背景各异,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法学等多个学科。他们从聚焦青年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开展集体备课,针对当今大学生的认知方式、特点及“学习者经验”,进行团队教学。“大国方略”教学内容贴近社会现实,内含“当代社会生活经验”,如“中国梦,谁的梦”“中美真的能坐在一张椅子上吗”“中国高铁驶向何方”“中国能第一口咬到‘苹果’吗”“我们会被全球化淹没吗”等,引领学生熟悉本课程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并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和方法去分析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大国方略”讲授时注重从问题切入,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解析中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引导。教学采取课前网络采集问题、课中讲解并现场提问、课后深度评析的方式进行,全程以问题作为线索统领框架,按照问题的不同领域分类,依据问题的深入程度分层,讲授时如层层剥笋,展现出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的教学魅力。“大国方略”课程通过教学过程中“学问逻辑”和“教学逻辑”的有机统一,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以问题为导向,从多学科研究角度,基于“学问逻辑”的视角,紧扣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部署,结合“教学逻辑”,向学生阐释这些关乎国家发展的大问题,这是当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中内容设计的一个基本思路与构想。
三、“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方法的运用策略
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我们可以发现:从改革的实践来看,恰恰是在教学方法改革方面取得的成果不多。在高校课堂上,填鸭式、灌输式的讲课方式依然存在,而启发式、研讨式的教学方式尚未全面推广。尤其是广大教师对于教育资源有限,班级授课制、课堂教学在当前乃至今后仍将是高校教学的重要教学环境等因素缺乏有针对性的改进策略的研究。上述现象也同样存在于高校“形势与政策”课领域。《通知》要求广大教师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新方式和新途径,根据教学的需要和学生的特点,灵活运用多样的教学方式。然而,当前“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大多以大班授课为主,并以在大礼堂组织报告会、录像教学转播或班团组织活动等形式作为辅助形式。一个教师几乎承担了全部的课堂活动,面对100多名学生,教学内容缺乏活泼新颖的宣讲材料,甚至采用照本宣科式“一言堂”的授课方式。如今,“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与当代大学生接受信息的多维化、接受手段的多样化以及思维方式的多元化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如何增强教师教学方式的适用性,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等,已成为广大教师进行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教学方法问题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领域的基本问题之一。从课程与教学论的一般意义上讲,教学方法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教学目标,教师组织和引导学生进行专门内容的学习活动所采用的方式、手段和程序的综合。[6]
教学方法除了要体现特定的教育价值观(即指向实现特定的课程与教学目标)外,还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教学方法受特定课程内容的约束。“我们并不否认‘一般教学方法’的存在,但是,这些教学方法的一般要素与规范要真正对教学过程起作用,还必须与特定的课程内容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反映了特定课程内容的内在要求,这是一般教学方法的具体化过程,这种具体化是深刻的质变过程,而不是在各种具体课程内容中简单地对一般教学方法进行‘贴标签’的过程。”[7]二是教学方法还受到教学组织形式的影响。教学组织形式会直接影响到教学方法的选择策略。显然,班级授课和个别化教学所采用的教学方法是不完全一样的,甚至班级学生人数的多少,也会影响到教学方法的选择。如果某一课程的实践性要求很高的话,其实践教学的组织形式会有别于课堂理论教育的组织方式,教学方法也会因此有所不同。上海大学开设的“大国方略”课程,每星期1次,每次3个课时,其中,2个课时采用“项链模式”讲授,1个课时进行现场答疑,师生互动、生生互动。“项链模式”授课方式的特点在于,由1位教师作为课堂主持人,另外1-2名教师作为嘉宾,联袂授课。课堂上,主持人把握课程与教学内容的主题、控制教学节奏,构成“项链”的基座;嘉宾教师根据所讲授的内容,应用其特有的教学方法(如讲授法、演示法、提示法等),像“钻石”一样镶嵌在“项链”上,通过深入阐释课程内容,并根据学生课堂反应,回应学生的问题。不同的教师承担不同的功能,有各自的教学任务,彼此配合,相得益彰。课外学生通过登陆Blackboard网络教育平台、上海大学BBS论坛及微信等进行学习反馈。考核以学生即时表达感受、撰写读书报告或课程论文等确证理解和阐述观点,教师分析点评,用循环式随堂反馈取代一卷式期末考试。“大国方略”课程把教学形式与考核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教学是一个整体,教师是一个团队。“大国方略”课程的成功表明,教师的教学活动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个人讲授,而应该是一个团队的集体行为。
目前,“形势与政策”课采用的“一人一班一学期”教学模式是建立在每位教师都是百科全书式人才的假设基础上的。如何建立专兼职教师共同参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长效机制,以解决“形势与政策”课的学科综合性强与教师专业背景相对单一的矛盾,提升为学生解疑释惑的能力,更有效地传播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这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需要考虑的问题。2015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做到理念手段先进、方式方法多样,为此要改革教学方法,创新教学艺术,倡导集体备课和名师引领,强化问题意识和团队攻关,这为深化“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配备高素质的专职教师,负责“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坚持把专职“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编制,努力建设一支专职为骨干、兼职为主体,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8]另一方面,教学方法不是以独立于教师之外的实体形态存在的,而是教师内在素质在教学活动中的一种外化。[9]教学方法的文化制约性,是教学方法个体性的自然延伸,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别人的教学方法。“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应当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结合特定的教学组织形式,研究能体现教学思想、展现教学能力的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形成特有的教学风格。由于“形势与政策”课的多学科性和跨专业特点,教学活动往往是组合了多种教学方法才得以开展的。如果教师仅以一种教学方法为追求,排斥其他教学方法,而不是根据“形势与政策”课的具体教学内容,通过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把教学内容有机地组合起来,效果必然不会很好。因此,“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还应当注意多种教学方法的组合运用和整合运用。
参考文献:
[1]叶忠明.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教育探索,2013(8).
[2]王包泉,王民忠.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6).
[3][5]钟启泉.现代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265,266.
[4][7]张华.课程与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191,211.
[6]马云鹏.课程与教学论[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5:260.
[8]王包泉,隋俊宇,刘姝.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及发展趋势[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7).
[9]徐继存等.课程与教学论问题的时代证明[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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