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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杜牧李商隐诗序诗歌风格差异
论文摘要:晚唐时期的诗序接受传奇小说的影响,具有浪漫传奇色彩。杜牧、李商隐虽然创作诗序不多,但是他们现存的三篇诗序却具有典型的时代特色,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两位大诗人在处理相同体裁时风格的差异。深层的原因是他们对人生的体验与感悟存在差异。
诗序是唐代诗人喜爱的一种文体,据统计.唐人诗序总计有800余篇。诗序作为一种文体,经历了初唐时期的骈文化、盛唐中唐时期的散文化历程,到晚唐时期,虽然骈文复炽,但诗序却接受传奇小说的影响,体制上仍然保持散文化,内容上却一改先前纪实性的特色,追求传奇浪漫的故事,具有典型的小说性质。最多的当然是有关爱情方面的内容。杜牧、李商隐是晚唐时代的诗坛巨手,他们很多诗歌描写了动人的悲剧爱情故事,刻画了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尽管他们并不热衷撰写诗序,但是偶一为之,即成精品。本文解读现存杜牧、李商隐诗集中的三篇诗序,期望通过一个侧面探讨小李杜诗风差异的原因.以求教于通家。
一、杜牧的诗序
杜牧(803—853),字牧之,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晋朝名将杜预之后,祖父杜佑是唐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尽管家世显赫,但是杜牧的仕宦并不顺利。文宗大和二年(828),26岁的杜牧进士及第,制策登科,为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但是不久即出为江西、宣歙、淮南诸使幕僚,一度擢监察御史,很快因为疾病,分司东都洛阳,后又供职宣歙使府。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就是他对自己十年漂流幕府辛酸经历的调侃。开成三年(838),杜牧入朝为左补阙,史馆修撰,转膳部员外郎。武宗会昌初年,又外放为黄州刺史。宣宗大中初,李德裕失势,杜牧官位稍升,曾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郎.出为湖州刺史,又内擢考功郎中,知制诰,转中书舍人,不久去世,享年51岁。
杜牧是晚唐时代很有才华的诗人,由于性情耿介,不屑于逢迎权贵,因此在牛李党争激烈的时代,他的遭遇总体上看是不得志的。因此,他的诗歌充满了人生感慨,尤其喜欢关注那些女性中随时依违、漂泊不偶者的悲剧命运。今存《樊川诗集》中只有两首诗歌前面有诗序,都是表现十年幕府生活的经历,都是关注女性的悲剧命运,在晚唐时代很有代表性,在杜牧的诗歌创作中也具有较重要的地位。很值得研究。
第一篇是《杜秋娘诗并序》(《全唐诗》卷520,第5938页):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为李铸妾,后绮叛灭,籍之入宫,有宠于景陵,穆宗即位,命秋为皇子傅姆,皇子壮,封漳王。郑注用事,诬丞相欲去已者,指王为根。王被罪废削,秋因赐归故乡。予过金陵,感其穷且老,为之赋诗。
全诗过长,摘引如下:
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间杜秋者,不劳朱粉施。
老濞即山铸,后庭千双眉。秋持玉晕醉,与唱金缕衣。
濞既白首叛,秋亦红泪滋。吴江落日渡,灞岸绿杨垂。
联裾见天子,盼眄独依依。椒壁悬锦幕,镜奁蟠蛟螭。
低鬟认新宠,窈袅复融怡。……
四朝三十载,似梦复疑非。潼关识旧吏,吏发已如丝。
却唤吴江渡,舟人那得知。归来四邻改,茂苑草菲菲。
清血洒不尽,仰天知问谁。寒衣一匹素,夜借邻人机。
我昨金陵过,闻之为款欷。……
地尽有何物,天外复何之。指何为而捉,足何为而驰。
耳何为而听,目何为而窥。已身不自晓,此外何思惟。
因倾一樽酒,题作杜秋诗。愁来独长咏,聊可以自怡。
据缪钺先生考证,这首诗写于文宗大和七年(833)春天,当时杜牧31岁。首诗既是杜秋娘这个悲剧女性的人生遭遇记录,又带着那个时代的历史影子,还寄寓了自己的人生感慨,因此具有史诗性质。诗序中提到的金陵,指今江苏镇江。杜牧见到杜秋娘的时间是大和七年.当时杜牧在宣歙观察使沈传师的幕府任职,沈传师于大和七年四月内招为吏部侍郎,所以杜牧奉沈传师之命北渡扬州.受聘于牛僧孺幕府(牛僧孺大和六年十二月为淮南节度使,治所在扬州),往来京口,即诗序中说的“予过金陵”。在金陵杜牧遇到了杜秋娘,“感其穷且老,为之赋诗”。这篇诗序是杜秋娘的一个小传:杜秋,金陵人,十五岁为镇海节度使李镝妾,元和二年李镝反叛,兵败被杀,杜秋因为貌美没人宫廷,得到宪宗的宠幸。这是她的人生中最出奇的遭遇,本来是叛贼的侍妾,该当杀头,却意外地得到皇帝的恩宠,杜秋经历了一生中最豪华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宪宗死后,穆宗立,命杜秋为皇子李凑保姆。皇子长大了,封为漳王。杜秋的生活有了新的依靠。但是,穆宗、敬宗都在位短暂。文宗时期,为了消除宦官之祸,大和五年,同宰相宋申锡谋划不周,被宦官王守澄的门客郑注得知详情。他们于是先发制人,诬告宋申锡谋反.要拥漳王为皇帝,因此漳王不明不白受到牵连得罪远贬。这样杜秋娘遂被放归金陵。杜秋娘的经历充满诡通的变幻莫测的传奇色彩,她的遭遇串连起三十年问四代皇帝的宫廷生活.历经跌宕起伏.虽然只是一个小人物,却浓缩了时代的风云变化,因此让杜牧感慨良深。杜牧所处的晚唐时代,是唐代传奇小说非常繁荣的时期,文人们写诗作文,都毫无例外地喜欢关注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或故事。
杜牧的这篇作品就是当时众多作品中比较突出的精品。从诗序和诗歌关系来看,诗序运用史传体,用古文撰写,非常简洁,历史事实简笔掠过,对史实不做任何评价,只是作为杜秋人生的背景,末尾点明赋诗的原因.相当于传记的论赞部分,同时又成为诗歌的引子。因此诗序是诗歌的背景和线索、引导。而诗歌呢,紧紧围绕杜秋娘的一生经历,运用充满咏叹的笔调,展开叙述。开头八句,描写杜秋娘十五岁时的美貌和能歌善舞,及其为李镝侍妾的笙歌宴舞生活,展现了年轻的杜秋娘富于青春朝气的可爱形象。接下两句突然逆转,写李镝叛乱被剿灭后,杜秋娘“红泪滋”面的凄惨状况,世事真如白云苍狗,变幻难测,杜秋娘反而因祸得福。杜牧用二十句叙写杜秋娘在宪宗朝的|牛活,“椒壁悬锦幕,镜奁蟠蛟螭。低鬟认新宠,窈袅复融怡。月上白壁门.桂影凉参差。金阶露新重.闲捻紫箫吹。莓苔夹城路,南苑雁初飞。红粉羽林杖,独赐辟邪旗。归来煮豹胎,餍饫不能饴。成池升日庆.铜雀分香悲”真是享尽了人生的荣华富贵。杜牧用非常华美的词藻渲染杜秋娘所过的宫廷生活,一方面是叙写人物经历的必须,另一方面又为下面的落拓潦倒埋下伏笔。大起必有大落,是人生的必然规律。唐宪宗宫车宴驾之后.杜秋娘进入了她“事往落花时”的人生阶段.但是她又意外地留在宫廷继续过着“画堂授傅姆,天人亲捧持”的生活,皇帝换了.她的生活并没有多少变化,因为她服侍的皇子长得非常可爱:“虎睛珠络褓,金盘犀镇帷。长杨射熊罴,武帐弄哑咿。渐抛竹马剧,稍出舞鸡奇。崭崭整冠佩,侍宴坐瑶池。眉宇俨图画,神秀射朝辉。”杜秋娘的生活有了新的依靠。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类似当年汉武帝时代江充诬陷太子刘据的悲剧再次在唐廷上演,顷刻之间,“王幽茅土削,秋放故乡归”,杜秋娘进入了晚年的凄凉生活。“四朝三十载,似梦复疑非。潼关识旧吏,吏发已如丝。却唤吴江渡,舟人那得知。归来四邻改,茂苑草菲菲。清血洒不尽,仰天知问谁。寒衣一匹素,夜借邻人机。”杜牧面对“自古皆一贯,变化安能推”的无情历史规律,发出了深沉的感慨。杜秋的遭遇与历史上的夏姬、西施、薄姬、窦姬、唐姬、冯小怜、萧后等侍妾出身的美女一样,处于“女子固不定”的命运当中。杜牧于是展开联想,想到“士林亦难期”。
杜牧与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感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追求患难者心灵之间的相互慰藉不同,他思考的是“主张既难测,翻覆亦其宜”的士人的整体性的宿命。既然“已身不自晓,此外何思惟”,因此只有通过诗歌聊以自怡了。杜牧的这首诗和诗序相互发明,诗序揭示背景,诗歌刻画人物命运,并思考自己的人生,抒发人生感慨。晚唐另一位与杜牧齐名的大诗人李商隐很看重杜牧的这首诗歌。他的《赠司勋杜十三员外》说:“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是作为杜牧的标志性作品来看待的。通过分析诗和序的意蕴,我们认为杜牧的诗歌和诗序具有感慨深沉的史诗性质。
还有一篇是《张好好诗并序》(《全唐诗》卷520,第5940页):
牧大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来乐籍中。后一岁,公移镇宣城,复置好好于宣城籍中。后二岁,为沈著作述师以双鬟纳之。后二岁,于洛阳东城,重睹好好,感旧伤怀,故题诗赠之。
诗日:
君为豫章妹,十三才有馀。翠茁风生尾。丹叶莲含跗。
高阁倚天半,章江联碧虚。此地试君唱,特使华筵铺。
主公顾四座,始讶来踟蹰。吴娃起引赞。低徊映长裾。
双鬟可高下,才过青罗襦。盼盼乍垂袖,一声雏风呼。
繁弦进关纽,塞管裂圆芦。众音不能逐,袅袅穿云衢。
主公再三叹。谓言天下殊。赠之天马锦,副以水犀梳
龙沙看秋浪,明月游朱湖。自此每相见,三日已为疏。
玉质随月满,艳态逐春舒。绛唇渐轻巧,云步转虚徐。
旌旆忽东下,笙歌随舳舻。霜凋谢楼树,沙暖句溪蒲。
身外任尘土,樽前极欢娱。飘然集仙客,赋欺相如。
聘之碧瑶碾,载以紫云车。洞闲水声远,月高蟾影孤。
尔来未几岁,散尽高阳徒。洛城重相见,嫜嫜为当垆。
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须。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
门馆恸哭后,水云秋景初。斜日挂衰柳,凉风生座隅。
洒尽满襟泪,短歌聊一书。
据缪钺先生考证,杜牧的这首诗歌及诗序作于文宗大和九年,这年杜牧由扬州牛僧孺幕府掌书记内升为监察御史,秋天因病分司东都,在洛阳重见张好好,作诗赠给她。据诗序这首诗歌的写作动因与上面一首相似,都是“感旧伤怀”的结晶,稍不同的是题材有重大和一般之分。前一首诗杜秋娘绾结了藩臣叛将与皇帝及宫廷政变等真实的历史事件,她身上浓缩了历史的悲慨,加上她“穷且老”的晚境,产生的感慨自然更加沉郁,而这一篇只不过是幕府中一个普通歌女两易府主的故事。杜牧之所以满怀悲慨,主要是同情张好好这样技艺和姿色出众的歌女没有一个很好的归宿,多少带着文人漂泊无依的感慨。
从诗序与诗歌的关系看,诗序重在叙事,交待创作的背景提示一条线索,成为理解诗歌的一把钥匙。诗歌更加富有文采,前四句描写张好好十三岁的娇好容貌:“翠茁凤生尾,丹叶莲含跗。”令人想起杜牧钟情的那个“娉婷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的扬州歌姬,好好的楚楚动人是杜牧重见她产生感慨的情感基础。接着写好好的能歌善舞,她在“高阁倚天半,章江联碧虚”的华筵上,长裾低回的绝妙舞姿和“袅袅穿云衢”的美妙歌喉,使得“主公再三叹,谓言天下殊”。这样沈传师将她编入乐籍,“赠之天马锦,副以水犀梳。龙沙看秋浪,明月游朱湖。自此每相见,三日已为疏”。而这时的好好也开始发育丰满起来:“玉质随月满,艳态逐春舒”.更加惹人喜爱。沈传师调任宣歙观察使后,又将好好带到宣城。也就在这里,府主突然离世,好好不得不承受人生的第一次重大变故,她嫁给了著作郎沈述师为妾。虽然他也“聘之碧瑶骊,载以紫云车”,但是好好只是过着“洞闭水声远,月高蟾影孤”的寂寞生活,仿佛失去了往日的所有欢乐。当杜牧在洛阳再见好好时,已经是“散尽高阳徒”之后,过着当年卓文君“嫜嫜为当垆”的寡居生活,而好好这时还只有18岁。自己曾经熟悉并喜爱的色艺双绝的歌女,短短六年之间就遭遇了人生如此巨大的变故,怎不叫多情善感的杜牧为她的落拓不偶一洒同情之泪!杜牧虽然风流倜傥,爱跟歌女们混在一起。但是她们不能主宰自己命运、如浮萍一般漂泊依人的不幸遭遇。引起了他深深的同情,使他的诗歌充满一种真诚的人性关怀。
总起来看,虽然杜牧仅此两首带有诗序的诗歌,但是两首诗歌题材和主题的相似,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这两首诗尽管都是写杜牧人生经历中并非最重要的事情,而且他跟杜秋娘和张好好又没有更多的交往,可能更谈不上有深厚的情谊。为什么他如此强烈地为这两个人物的命运所感动而洒下真诚的眼泪呢?为什么他用长篇古体诗来记录这两个人物的悲惨遭遇并抒发感慨呢?我们知道,晚唐时代是律诗和绝句最时兴的时代。杜牧诗集中绝大部分也是这些风调悠扬的短韵,唯独这两篇感慨苍茫。这可以看到杜牧在抒发人生感慨时,有继承杜甫、韩愈五古大篇的倾向,而且我们仿佛也能感受到晚唐时代诗人对传奇题材、对传奇人物命运的强烈兴趣,传奇小说的内容和笔调自然影响诗序和诗歌的风格。杜牧本人也是写骈文的高手,著名的《阿房宫赋》就能看出他的这方面造诣,但是我们看到杜牧并没有运用骈文来制作诗序,由此可见传奇小说的语言对诗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李商隐的诗序
李商隐(812—858),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从祖父起迁居郑州。他只活了47岁,却经历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日落黄昏趋向衰颓的末世。朝廷内部是宦官专权,牛李党争激烈,外部是藩镇割据以及回鹘、党项等少数民族的侵扰。李商隐不仅家世衰微,而且是在牛李两党的夹缝里求生,生活非常压抑,心境异常凄苦,使他成为最典型的感伤主义诗人。也许正是他的遭际和时代的整体衰落等原因造就了他的悲剧性格、气质和心态,而这些因素又成全了他,让他在表现心灵世界这个领域取得了为唐诗开辟新宇宙的成就。
李商隐是晚唐骈文名家,今存《樊南文集》绝大部分是四六文,但是李商隐曾经用力学习过韩愈的古文,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虽然李商隐不写传奇小说,但是晚唐时代的传奇小说的文风也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李商隐唯一的诗序就是用散文撰写的,相当于一篇传奇小说。这就是《柳枝五首并序》(《全唐诗》卷541,第6232页):柳枝。洛中里娘也。父饶好贾,风波死湖上。其母不念他儿子。独念柳枝。生十七年,涂妆绾髻未尝竞,已复起去,吹叶嚼蕊,调丝撅管,作天海风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居其旁,与其家接故往来者,闻十年尚相与,疑其醉眠梦断不娉。余从昆让山,比柳枝居为近,他日春曾阴,让山下马柳枝南柳下,咏余《燕台》诗。柳枝惊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让山谓日:“此吾里中少年叔耳。”柳枝手断长带。结让山为赠叔乞诗,明日,余比马出其巷。柳枝丫鬟毕妆。抱立扇下,风障一袖,指日:“若叔是?后三日,邻当去溅裙水上。以博香山待。与郎俱过。”余诺之。会所友有偕当诣京师者.戏盗余卧装以先,不果留。雪中让山至,且日:“为东诸侯取去矣。”明年,让山复东,相背于戏上,因寓诗以墨其故处云。
诗日:
其一花房与蜜脾.蜂雄蛱蝶雌。同时不同类,那复更相思。
其二本是丁香树,春条结始生。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
其三嘉瓜引蔓长,碧玉冰寒浆。东陵虽五色,不忍值牙香。
其四柳枝井上蟠.莲叶浦中干。锦鳞与绣羽,水陆有伤残。
其五画屏绣步障。物物自成双。如何湖上望,只是见鸳鸯。
这篇诗歌约作于大和末至开成初年未婚时,诗序是以李商隐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构造的一个浪漫爱情故事。作者与堂兄李让}¨和柳枝是这个故事的三个主要人物.其中堂兄是一个线索人物,柳枝是核心人物,她是洛阳某里巷的姑娘.父亲特别热衷做生意,不幸在湖上遇到风波而死。她的母不怜爱其他的儿女,唯独爱柳枝。柳枝十七岁了.对女孩家化妆打扮的事还是很马虎,常常是没有梳妆完毕,就去做她喜爱的其它事情,尤其擅长以树叶吹奏乐曲,音调非常优美动听,弹琴吹箫奏笛,能作天海风涛般气势磅礴的雄浑之曲,有时又奏出幽怨怀念哀怨凄厉的低沉之音。她家附近与其家有十几年交往的亲戚朋友和乡邻,都怀疑柳枝因为醉梦颠倒,生活情绪与旁人不同,所以无人愿意来娶这位喜爱音乐却有点疯颠不守规矩的女孩。而李商隐的堂兄让山,就住在柳枝家旁边(按:这说明让山住在柳枝附近的洛阳某地,而李商隐与让山同里,为什么不知道柳枝?要通过让山的沟通呢?这是诗序中比较明显的漏洞)。在一个阴沉的春日,让山在柳枝门前南边柳树下,吟诵李商隐的《燕台》诗(按:这是故事最关键的情节,可以看出是有意虚构的以诗为媒,这组诗现代的博学者都理解困难,而一个十七岁的商人女儿竟然能够听懂,也是令人疑惑的。李商隐之所以这样写,目的是为了说明柳枝的理解力和精神追求,她对爱情的追寻,在热爱的音乐与诗歌里找到了微妙的沟通渠道)。柳枝惊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按:柳枝惊问诗的作者,说明《燕台》诗激起了柳枝强烈的感情共鸣,并产生了对作者的钦慕,说明诗歌中的情绪与柳枝平里吹奏的音乐曲调有微妙的相通,柳枝显然对诗歌中绮丽凄怨、缠绵悱恻的爱情遭遇有真切的理解,可能她的灵心与诗歌作者有“灵犀相通”)让山说是他同里的堂弟所作,因此柳枝手断长带,结交让山去向他堂弟求诗。(按:这是柳枝作出的一生中最大胆的决定:结交作者.企求更多的这样哀怨缠绵的诗歌,来满足精神上的追求,表现出柳枝泼辣的性格和晶莹透明的心灵)。第二天,李商隐和堂兄并马来到柳枝所居住的里巷。柳枝精心打扮.双臂交叉站在门口。用一面袖子遮着自己的脸。这个打扮是精心计划的.表现了一个渴求爱情的情窦初开的少女小家碧玉的情态,一方面有大胆的对爱情的追求,另一方面,又充满羞涩矜持的娇态。她指着李商隐说:“这就是你的堂弟?三天后,邻居会去水边溅裙祈福消灾,我跟你约会,以博香llJ待,请你一起去。”(按:虽然没有对义山进行描写,从柳枝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她做出两人约会决定时,对义山的容貌和才华是相当认可的,觉得眼前的这位诗人,就是自己的梦中情人,因此要和他私订终身。在那个时代,对一见钟情的情人作出这样的决定,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和精神动力)李商隐欣然答应。(按:说明义山对柳枝也是倾心相许)可是,事情出现了突然的转折,李商隐竟然因为一个朋友盗走了行李先行去了京城不得不也离开了洛阳。(按:一场戏剧性的恶作剧使他和柳枝的重要约会化为泡影,也可能是义山故意这样写,来增强故事的传奇性和悲剧色彩。为什么柳枝多年不嫁,好容易等到心仪的郎君出现,竞因为一次不可知的失约,而匆匆嫁给一位有权有势的“诸侯”,放弃自己内心的精神追求呢?)寒冬的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让山突然前来告诉李商隐说:“柳枝已经被一个大官娶走了。”第二年,让山又要东去洛阳。李商隐与他在戏上分别,因托他将自己所写的五首绝句带回去,写在柳枝曾经居住的地方。李商隐的赋诗追念,表达的是一种打翻五味瓶的复杂情感,一方面表达他对可遇而不可求的爱情的追恋,另一方面也表达命运不可捉摸的哀怨。正如时下一首歌词所说:“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能找回。”那些不可再次追寻的爱情就具有这种飘忽微妙的悲剧感。
这是这篇诗序的基本故事情节。我们可以看到,李商隐和杜牧虽然都关注爱情,关注女性的悲剧命运,但是两人有许多重要差别。首先,李商隐不同于杜牧从重大历史事件中取材,不同于杜牧从与己相关的朋友的生活中取材,而是从自己心灵最震撼的遭际中取材;其次,杜牧的叙述带有史笔色彩,简洁明晰,而李商隐则运用含糊其词的方法,将故事写得扑朔迷离;第三,杜牧是诗长序短,序作为背景,诗则详细描写、议论和抒情,显得直露而情真,而李商隐则是序长诗短。诗歌正如纪昀所说:“五首皆有《子夜》、《读曲》之遗。”即具有乐府情歌的特色。五首绝句,都是注重内心情感的抒发,对本事则采取隐晦的处理,以致带来后代各种猜测和歧解。
综上所述,通过这三篇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晚唐时代并称“小李杜”的两位诗人,在处理相同题材的诗歌内容时受到唐代传奇的影响,他们用自己的真诚为唐诗撰写的传奇,在唐代,诗歌闪耀出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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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思想都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孕育于时代土壤之中。15世纪,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欧洲和美洲相继建立了民族国家,从此,资本主义的战车奔跑于世界各地,在不公正、不平等的“血与火”的交往中,把亚洲和非洲的落后国家纳入了世界体系。而正如列宁所说的:“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民族是它的‘器官’。” 于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主客观条件都成熟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我们既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又要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向各领域的渗透保持清醒的认识。首先,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世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世界的发展进步也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2]其次,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全面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邓小平谈到“现代化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所以,中国要作世界公民。”[3]最后,坚决抵制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对我国的思想文化侵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政治和军事实力,使强大的西方传媒舆论轻而易举地进入其他国家和地区,通过文化霸权主义,使得不发达国家在精神文化上也完全依附于它,泯灭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感。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的消极后果,思考中国如何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做到趋利避害、更好更快地发展自己,更正确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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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审计署最新审计公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8859.17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6655.77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393.72亿元。根据近年来地方政府性债务在举债主体和融资方式上出现的新情况,在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中,包括了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为其他单位提供担保形成的债务383.52亿元;在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中,包括了地方政府通过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等新的举债主体和通过BT(建设-移交)、融资租赁、垫资施工等新的举债方式为公益性项目举借,且由非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19730.13亿元[1]。
根据表中统计数据分析可得,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占60.85%;而政府或有债务占39.15%,其中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占14.9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占
24.25%。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债务中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占大部分,并将产生深远影响。
1、体制因素。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在工业化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加快的进程中,由于管理体制还比较滞后,于是不得已必须增加地方政府的权力,导致地方政府权力和原来的财政收入不相匹配,原来的财政收入不足以适应的权力发展的需要,因而导致了政府事权与财权不适应的现状。
(1) 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清。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事权的划分界限不明确,交叉、缺位以及越位的现象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普遍存在,致使二者不能更好地各司其职。有些本应由中央政府承办的事情却推诿给地方政府负责,而应由地方政府负责的事情却被中央政府包揽,各级政府的事权界定不严格。
(2) 政府间财权划分不明确。各级政府间的财权划分,是分级财政的核心内容,也是财政体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财权划分应该做好如何在各级政府间划分财政权限,而不仅仅是是分割财政收入。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确定,导致地方政府在投资上倾向于进行短期投资,更有甚者出于投机性动机牺牲掉有限的资源。地方政府出现了财权日益与事权相脱节的现象,各级政府承担本级的事务和责任,而且下级政府必须执行上级政府的决策和命令,这就为上级政府事权下移提供了可能,最终使地方政府负担过重,远远无法实现财权与事权的匹配[2]。财政权利的大小决定了事权的执行情况,而财权有又在一定程度上以事权为依据,二者统一协调才能保证政府职能的高效执行。
2、公共品的提供不合理导致事权划分上下不公。公共品指一种商品,其效用不可分割地影响整个公众,而不管其中任何个人是否愿意消费。由于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使市场机制在公共品的供给上存在市场失灵,价格机制不能引导资源的合理有效地配置,因而公共品必须通过财政机制向社会提供,满足作为群体的社会成员的公共管理需要。然而,我国公共品提供的划分上存在着不合理的情况。最基本的公共产品,例如,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这类区域性外溢效应较强的公共品以及对农村的扶持等往往由供应能力相对较低的地方政府承担。
3、事权与转移支付的匹配。中央为了确保的宏观调控能力,在税收的划分上就会偏重于对中央税收的提高,然而地方税收的不足致使地方的财力不能与其事权相适应,这就必然要求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在财力上给予一定的补助,从而使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但是目前的转移支付制度仍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一是转移支付形式不规范、随意性很大,导致补助力度不够;二是转移支付中很大一部分是税收返还,即这部分转移支付与该地方政府的收入成相关,这样一来就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转移支付的作用;三是转移支付中专项款占的比例比较大,而专项款是已经明确规定了用途的款项,地方政府只能专款专用而不能有很好的自主支配。转移支付并不是根据事权大小来分配,转移支付制度和事权尚不能很好的匹配。
根据我国干部任用的现行体制,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委任或罢免行政长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上级政府和当地政府官员之间就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从理论上说,当地政府官员是该地区的人民的代表,人民赋予其享有公共事务管理的实施的权利。实际上,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居民。因此,事实上形成了上级政府与地方政府官员及地方政府官员与辖区内的企业和居民的双向委托代理关系,使地方政府官员就成了上级政府和辖区内的企业和居民的双重代理人,这种双重代理人的身份安排一开始便使代理人的权利与义务的路径模糊,不便于界定代理者的责任。这样,地方政府官员的经济人身份,使他们在政治活动中效用最大化倾向在所难免。[3]
1、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所谓的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交易的各方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等,买卖双方所掌握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质量等信息不相同,即一方比另一方占有更多的相关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在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完成由作为委托人的上级政府指派的各种任务,包括经济增长、保护环境、计划生育、社保医疗等,上级政府根据上述任务的完成情况评价下级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虽然上级政府拥有法律所赋予的监督等职权,但由于信息成本或监督成本都较高,上级政府难以控制地方官员的行为,从而导致地方政府既脱离当地居民,也远离中央或上级政府的局面,结果便产生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内部人控制其实就是代理人通过其信息优势和权力侵犯委托人的利益,地方政府所掌握的信息比上级政府多,上级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因此,上级政府对于地方政府提出的预算请求,往往没有充分的信息来判别其真伪和提出异议。
2、内生放大机制。下级官员为了显示政绩而有扩大预算规模的内在激励,上级官员也不例外。因为地方政府的扩大支出行为,客观上也能为其上级的政绩增光添彩,只要其预算规模不足以大到引发社会动乱和经济动荡的上限,上级政府或官员是不会采取严厉的控制措施的,反过来往往还会采取默许式的鼓励,基于上级政府或官员的这种心理,下属更加肆意扩大预算规模,于是再进一步加大支出和举债规模。这样,在利益的驱使下各级政府与官员都会产生进一步的投机与短期的支出扩张行为,预算支出规模的扩张通过上下级不断传递,于是产生强烈的放大作用,最终将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现实中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严重性已经给出了很好的证明。
强烈的投资动机是导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又一重要原因。在现行的体制中,地方官员的激励主要是地方经济发展中蕴藏的政治晋升,地方官员都处在一种政治晋升的博弈中,基于这种激励,他们会以理性经济人的姿态而采取相应的行动。具体来说,地方政府之所以有强烈的动机进行投资,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由于我国政府官员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经济参与者,即像市场上的经济主体关注经济利益;同时另一方面也是政治参与者,关注政治晋升和政治利益[4]。
我国现有的这种政绩考核体制最终会导致了三种结果:第一,激烈的晋升竞争机制诱使地方官员过多地关注任期内的“政绩工程”;第二,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地方官员以“资源密集型”工程发出有关自己政绩的信号,以求得职务上的晋升;第三,上述行为又由于同级政府官员之间的职场竞赛而被强化和延续。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强化了地方官员进行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的动机[5]。
对于政府来说,上级政府向地方政府提供的预算资金未能执行约定,使地方政府的资金运用超过了它的当期收益的范围。这当然也与分税制改革有关,上级政府将大税种收入囊中,同时由于事权层层下放,地方政府收入与支出相差甚远,致使地方政府不得已超越预算约束,通过各种途径筹集资金。我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会屈服于政治压力,导致“金融机构财政化”,积极地为地方政府提供信贷支持,在预算软约束和金融机构各种优惠条件的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将贷款当作是解决发展资金不足的必然选择,而金融机构由于不承担经营亏损和储户存款损失的责任,容易被权力制约,而且由于在资金使用方面缺乏监督甚至攀比浪费,最终形成巨额债务。
中国政府预算软约束主要体现为:政府预算先执行后审批;预留政府预算资金,或随意调剂使用,或截留、挤占、挪用预算资金,导致部分预算资金不能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和项目,并使政府预算达不到有效约束有关政府部门的行为;大量财政性资金没有纳入政府预算;任意突破政府预算约束,增加支出项目,扩大预算支出,酿成巨额财政赤字,这导致各级政府公共财政支出陷入困境,各级政府积累起了巨额赤字与债务,从而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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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审计署最新审计公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8859.17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6655.77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393.72亿元。根据近年来地方政府性债务在举债主体和融资方式上出现的新情况,在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中,包括了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为其他单位提供担保形成的债务383.52亿元;在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中,包括了地方政府通过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等新的举债主体和通过BT(建设-移交)、融资租赁、垫资施工等新的举债方式为公益性项目举借,且由非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19730.13亿元[1]。
根据表中统计数据分析可得,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占60.85%;而政府或有债务占39.15%,其中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占14.9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占
24.25%。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债务中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占大部分,并将产生深远影响。
1、体制因素。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在工业化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加快的进程中,由于管理体制还比较滞后,于是不得已必须增加地方政府的权力,导致地方政府权力和原来的财政收入不相匹配,原来的财政收入不足以适应的权力发展的需要,因而导致了政府事权与财权不适应的现状。(1) 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清。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事权的划分界限不明确,交叉、缺位以及越位的现象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普遍存在,致使二者不能更好地各司其职。有些本应由中央政府承办的事情却推诿给地方政府负责,而应由地方政府负责的事情却被中央政府包揽,各级政府的事权界定不严格。(2) 政府间财权划分不明确。各级政府间的财权划分,是分级财政的核心内容,也是财政体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财权划分应该做好如何在各级政府间划分财政权限,而不仅仅是是分割财政收入。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确定,导致地方政府在投资上倾向于进行短期投资,更有甚者出于投机性动机牺牲掉有限的资源。地方政府出现了财权日益与事权相脱节的现象,各级政府承担本级的事务和责任,而且下级政府必须执行上级政府的决策和命令,这就为上级政府事权下移提供了可能,最终使地方政府负担过重,远远无法实现财权与事权的匹配[2]。财政权利的大小决定了事权的执行情况,而财权有又在一定程度上以事权为依据,二者统一协调才能保证政府职能的高效执行。
2、公共品的提供不合理导致事权划分上下不公。公共品指一种商品,其效用不可分割地影响整个公众,而不管其中任何个人是否愿意消费。由于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使市场机制在公共品的供给上存在市场失灵,价格机制不能引导资源的合理有效地配置,因而公共品必须通过财政机制向社会提供,满足作为群体的社会成员的公共管理需要。然而,我国公共品提供的划分上存在着不合理的情况。最基本的公共产品,例如,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这类区域性外溢效应较强的公共品以及对农村的扶持等往往由供应能力相对较低的地方政府承担。
3、事权与转移支付的匹配。中央为了确保的宏观调控能力,在税收的划分上就会偏重于对中央税收的提高,然而地方税收的不足致使地方的财力不能与其事权相适应,这就必然要求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在财力上给予一定的补助,从而使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但是目前的转移支付制度仍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一是转移支付形式不规范、随意性很大,导致补助力度不够;二是转移支付中很大一部分是税收返还,即这部分转移支付与该地方政府的收入成相关,这样一来就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转移支付的作用;三是转移支付中专项款占的比例比较大,而专项款是已经明确规定了用途的款项,地方政府只能专款专用而不能有很好的自主支配。转移支付并不是根据事权大小来分配,转移支付制度和事权尚不能很好的匹配。
根据我国干部任用的现行体制,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委任或罢免行政长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上级政府和当地政府官员之间就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从理论上说,当地政府官员是该地区的人民的代表,人民赋予其享有公共事务管理的实施的权利。实际上,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居民。因此,事实上形成了上级政府与地方政府官员及地方政府官员与辖区内的企业和居民的双向委托代理关系,使地方政府官员就成了上级政府和辖区内的企业和居民的双重代理人,这种双重代理人的身份安排一开始便使代理人的权利与义务的路径模糊,不便于界定代理者的责任。这样,地方政府官员的经济人身份,使他们在政治活动中效用最大化倾向在所难免。[3]
1、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所谓的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交易的各方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等,买卖双方所掌握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质量等信息不相同,即一方比另一方占有更多的相关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在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完成由作为委托人的上级政府指派的各种任务,包括经济增长、保护环境、计划生育、社保医疗等,上级政府根据上述任务的完成情况评价下级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虽然上级政府拥有法律所赋予的监督等职权,但由于信息成本或监督成本都较高,上级政府难以控制地方官员的行为,从而导致地方政府既脱离当地居民,也远离中央或上级政府的局面,结果便产生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内部人控制其实就是代理人通过其信息优势和权力侵犯委托人的利益,地方政府所掌握的信息比上级政府多,上级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因此,上级政府对于地方政府提出的预算请求,往往没有充分的信息来判别其真伪和提出异议。
2、内生放大机制。下级官员为了显示政绩而有扩大预算规模的内在激励,上级官员也不例外。因为地方政府的扩大支出行为,客观上也能为其上级的政绩增光添彩,只要其预算规模不足以大到引发社会动乱和经济动荡的上限,上级政府或官员是不会采取严厉的控制措施的,反过来往往还会采取默许式的鼓励,基于上级政府或官员的这种心理,下属更加肆意扩大预算规模,于是再进一步加大支出和举债规模。这样,在利益的驱使下各级政府与官员都会产生进一步的投机与短期的支出扩张行为,预算支出规模的扩张通过上下级不断传递,于是产生强烈的放大作用,最终将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现实中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严重性已经给出了很好的证明。
强烈的投资动机是导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又一重要原因。在现行的体制中,地方官员的激励主要是地方经济发展中蕴藏的政治晋升,地方官员都处在一种政治晋升的博弈中,基于这种激励,他们会以理性经济人的姿态而采取相应的行动。具体来说,地方政府之所以有强烈的动机进行投资,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由于我国政府官员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经济参与者,即像市场上的经济主体关注经济利益;同时另一方面也是政治参与者,关注政治晋升和政治利益[4]。
我国现有的这种政绩考核体制最终会导致了三种结果:第一,激烈的晋升竞争机制诱使地方官员过多地关注任期内的“政绩工程”;第二,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地方官员以“资源密集型”工程发出有关自己政绩的信号,以求得职务上的晋升;第三,上述行为又由于同级政府官员之间的职场竞赛而被强化和延续。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强化了地方官员进行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的动机[5]。
对于政府来说,上级政府向地方政府提供的预算资金未能执行约定,使地方政府的资金运用超过了它的当期收益的范围。这当然也与分税制改革有关,上级政府将大税种收入囊中,同时由于事权层层下放,地方政府收入与支出相差甚远,致使地方政府不得已超越预算约束,通过各种途径筹集资金。我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会屈服于政治压力,导致“金融机构财政化”,积极地为地方政府提供信贷支持,在预算软约束和金融机构各种优惠条件的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将贷款当作是解决发展资金不足的必然选择,而金融机构由于不承担经营亏损和储户存款损失的责任,容易被权力制约,而且由于在资金使用方面缺乏监督甚至攀比浪费,最终形成巨额债务。
中国政府预算软约束主要体现为:政府预算先执行后审批;预留政府预算资金,或随意调剂使用,或截留、挤占、挪用预算资金,导致部分预算资金不能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和项目,并使政府预算达不到有效约束有关政府部门的行为;大量财政性资金没有纳入政府预算;任意突破政府预算约束,增加支出项目,扩大预算支出,酿成巨额财政赤字,这导致各级政府公共财政支出陷入困境,各级政府积累起了巨额赤字与债务,从而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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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人们的寿命都很短,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30 岁。人的生命如此短暂,残酷的社会现实与日趋完善的人自我意识的觉醒相结合,只会给人带来更深层次的痛苦。人生无常,生命苦短的悲情开始在整个社会弥漫,“生命无期度, 朝夕有不虞”,对人生短暂的无限感慨,对残酷现实的极度哀伤成为整个魏晋时代的一种主导情绪。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摘 要:文章从探究魏晋人物品评的历史缘起出发,勾勒出了人物品评转向的大致理路,即由“德”向“才”转向。文章同时并指出,导致魏晋人物品评发生由德向才转向的两个核心原因:士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并强烈要求人格独立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促使士人们重新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魏晋人格观;人物品评;特色与原因
论文正文:
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
魏晋人物品评相比于汉代及以前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向,这一转向是在魏晋这一鲜明的时代政治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内涵丰富,意义深远。本文从魏晋人物品评的缘起出发,来透视人物品评发生转向的深刻原因。
人物品评古已有之,如孔子将门人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孟子将人格的道德修养所达到的境界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等级等等。到了魏晋六朝时期,人物品评最初是和相书联系在一起,对人物的贵贱、贫富、祸福等进行评论、预测。这样的方式,虽然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其中包含的将人物的内在精神同外在形体相联系的合理内核为后世所彰显。真正使人物品评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风尚,则起始于东汉的清议。这与当时政治上提拔、任免官吏要求士人必须在言行举止上有比较好的声望,必须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有着直接的关联。地方宗族乡村集体对名士的品评和鉴定,普遍是被作为品评人物的核心依据,直接关系到士人的升迁、提拔及其政治前途,由此,品评人物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
人物品评在曹魏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曹操的“唯才是举”与曹丕的“九品中正制”是对东汉以来统治阶级所极端重视的却业已经成为空虚的道德标准的人才标尺的一个极为大胆而有力的冲击。这种重才轻德的“叛逆”对冲破传统儒家思想束缚具有极其重要的解放性意义,导致了当时的人物品评由重“德”向尚“才”的历史性转变,即从强调人的道德伦理的本位性,转向强调个体的智慧才能的重要性。“这就使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打开了对人的本质的研究的一个领域,开始集中地对个体的智慧才能,包括对个体的气质、心理、个性及其外在表现进行研究。”
汉末魏初的政治使人对自身的生命短促、欢乐少有、悲伤凄凄等发出了一连串的怀疑和追问,而当时经学的衰落又使人对儒家礼教离心离德,从而给议论、争辩的风气打开了一条门缝,使这一时期的道德、哲学、文艺等都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士人对此前传统的功业、信仰、经学发生了极大的怀疑,同时,伴随着这种思考,一种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出出来了,这标志着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的传统标准和价值信仰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的生命意义和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种觉醒除受玄学思潮影响外,亦在人物品评中鲜明而具体地体现出来。
分析考察一下人物品评的发展演变历程即可明白,魏晋前由政府主导下的官员人选决定着人物品评的基本内容,所评论的对象必须做到仁义、孝廉,言行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而才智则远远置于仁义礼智之后。具有规范性、广泛性的道德标准讲究唯德是评、唯贤是论,从根本上遏止和压抑了潜藏在不同士人身上的才智的充分发挥,使人物的个性不得不长期牵制于所谓一般共同性。自曹魏氏政权唯才是举推行后,便赋予了“才”以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它成为人物品评由政治伦理性向审美性转变的桥梁,促进了人的独立觉醒、人的自我认识意识的萌发,无疑是当时思想解放的先声。
及至《世说新语》问世,这部把人物品评作为主要内容的志人着作, 从重才情、尚思理、标放达、赏容貌等方面,对人物作了全方面的审美性考察。它排除了在人物品评上事关伦理、道德、学问等德性方面的诸多内涵,其所侧重的重才,是对人的本质的多重体现,虽仍然包含政治之才,但更多的是指绘画、书法、音乐、思辨等方面的创造欣赏、玄学思辨以及日常生活中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人的种种智慧和才能,亦即是对此前几百年来才屈于德、人服于礼的一个重大反驳。正是这种转变使魏晋六朝的审美理想更具艺术趣味,更有利于文艺创作的发展,也为这一时期文艺美学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先秦诸哲以争鸣的方式说,是道德实践的美,是智慧思考的美,而魏晋六朝在审美性的人物品评兴起后,却赋予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人所追求的作为人的本质在于审美和自由!
如果说,在两汉时,人是善恶伦理的化身;那么,在魏晋六朝时期,人便是心灵和精神的化身,是诗意般的人生体验。经学的崩溃和儒学的经离给了魏晋这一特定时代的人们充分欣赏自己的绝好机会,它促使人们去感受人的存在、人生在世的意义及价值。这是一个讲求个性,欣赏自己,追求主体内在精神自由的时代,更是一个发现人本身、弘扬人格美的时代。魏晋六朝文学因为有肥沃的艺术土壤,便在此背景下显示出文学的自觉。也正随着文学的自觉,在创作上结出了许多丰硕的成果。这一阶段许多文学上宝贵的收获都留下了人物品评的痕迹,都或多或少地、或直接或间接地与当时审美性的人物品评分不开。
人物品评最终脱离了“作为国家和地方政治人才选拔舆论准备的既定轨道, 成为广大士族文人相互之间进行审美性的评价、认识和了解的主要渠道, 成为门阀士族彰扬和宣泄本阶层意志、观念乃至审美趣味的主要途径”。个中原由主要有以下两个核心方面:
首先,士大夫阶层追求人格精神的独立无疑是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而士人追求人格精神的独立又可追究到他们此前在政治上积极追求的失落。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引起的“清议”运动可视为汉末至魏晋整个时代士人觉醒的开端。两汉时代,由于封建大一统集权****国家制度进一步发展,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先秦时代纵横四野的士人终于变成皇权以及其代
表的政治权力的附庸, 即使能够进入到政治权力的核心,也不过是皇权的工具。而在另一方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又促成了宗族的财富和儒士文化相结合,古代儒士和富庶宗族的结合便形成了士族集团。到了东汉尤其是东汉后期,士族阶层的力量已非常强大,甚至可以说,东汉政权就是建立在豪门地主的基础之上。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宦官专权严重,和士族在政治上的要求发生严重冲突,“清议”运动便是二者冲突的一个重要结果。
“(东汉)中叶以后,士大夫集团与外戚宦官之势力日处于激烈争斗之中,士之群体自觉意识遂亦随之而日益明确。”随着士人的觉醒,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其阶层在政治上的要求日益凸显,从“清议”运动开始,虽然士人的舆论压力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人才的选拔影响到了政治,但士人阶层被日趋“边缘化”的政治地位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党锢之祸”更使得士人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根本无法同皇权以及激烈角逐政治权力的宦官、外戚两大政治势力相抗衡。
曹魏时代,曹魏政权的出现更是被视为是庶族势力对士族力量的胜利, 虽然曹魏政权很快被士族大家司马氏所取代,但司马氏的胜利并不代表整个士族势力的胜利。因为掌握了君权的司马家族与其他士族之间的关系旋即便变成了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发生对立与冲突的仍然是皇权与士人阶层这两股势力。于是,我们看见士族的政治心态终于出现了分化: 许多士人继续维持着对政治的热衷,如何晏、山涛等人,他们这些人对政治的热衷最终使得东晋时期出现门阀政治, 士人终于在东晋时期进入到了权力的核心, 成为政治的主角。但是绝大部分士人开始对政治表现出了冷漠的态度,并开始逐渐疏离政治,其中以与曹魏政权有关的嵇康、阮籍等人最为突出。在对政治的疏离冷漠中,为了彰显自己的存在,他们开始从不同的方面建构自己的群体人格,表现在精神层面上,他们则超越现实功利目的的束缚, 努力以审美的目光审视周围的一切。
由此,人物品评的价值取向必然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即由因功利目的的“唯才是举”标准转向超越功利目的审美判断的标准。
其次,残酷的社会现实促使人们对生命的意义做出积极的追问。先秦至两汉,主导人生态度的是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的回避生死问题的取向,以积极入世的态度来珍惜人生,实现理想。但是,东汉末年以来,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已,战祸不断,狼烟四起,人的生命在这动荡的社会环境里显得极其脆弱,由此不得不引发人们重新思考自身的人生价值问题。
魏晋时期人们的寿命都很短,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30 岁。人的生命如此短暂,残酷的社会现实与日趋完善的人自我意识的觉醒相结合,只会给人带来更深层次的痛苦。人生无常,生命苦短的悲情开始在整个社会弥漫,“生命无期度, 朝夕有不虞”,对人生短暂的无限感慨,对残酷现实的极度哀伤成为整个魏晋时代的一种主导情绪。由此,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开始发生转折性变化。此前价值观念赋予人们的价值追求,如世俗的圣王、圣贤信仰、学问和功名等等在短暂的人生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以往的这些世俗的价值追求,在大多数士人看来都是值得审判的,都将无法为继。作为生命体是人的外在价值追求的载体,生命如果都不复存在,那么,所有外在的东西便都变得毫无意义。对死亡的终极恐惧和思考,引发了人们开始思考生命本身的终极意义,更引发了人们对自身生命的无限眷恋。在魏晋时代,我们所看到的是人们抓紧生活,尽情享受的一面。
尽情享受生命的方式貌似****、堕落,其实则是一种对人生和生命的强力追求。人生既然苦而短,为什么不珍惜这有限的生命,去尽情地享受呢?我们认为,联系社会大背景来看,这种对享受生活的追求不能被认为是堕落、腐化的行经,而应该视为是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 即对传统价值取向的抛弃,对人生、生命的重新认识,它体现了人对自身个体生命的尊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也体现在魏晋时期对人进行评判的价值取向上。既然享受生活的生活方式得到肯定,由这种生活方式所包含的人内在的才情、品格和神貌等方面也就应该受到积极的推崇。
总之,不是人的外在的行为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性(亦即被看做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 ,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原则,完全适合门阀士族们的贵族气派、讲究超凡的风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而这种“美的理想”也就成为对人物评判的“最高的标准和原则”。人物评判的标准向审美取向的转变,对于中国古代美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评’之美学, 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 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
另外,魏晋时期人物评判的审美标准彰显的是士人独立的人格精神, 体现了在皇权之下的广大士人作为“人”的自我觉醒的精神追求,使得秦汉以来以帝王为中心的文化时代过渡到以士人为中心的文化时代, 这当可视为魏晋时期人物评判审美标准所反映的士人觉醒意识的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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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内流动的污水中含有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和有机质,受范德华力、静电力的相互作用,在氢键、偶极矩、色散力等理化作用力的控制下,部分个体与管壁接触,进而发生粘附。但这些粘附个体仍作布朗运动,在水流冲击下很容易解除粘附,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可逆粘附状态。发生可逆性粘附的微生物和有机质都来源于污水中的悬浮性物质,因而水中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及其生理状态决定可逆性粘附的发生速度和发生程度。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下水道管渠内壁生物膜的形成及其特性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下水道管渠内壁生物膜的形成及其特性
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城市污水系统主要是由污水收集系统(排水管网)和污水处理系统(污水厂)两部分组成,而且它们各自的功能划分十分明确,下水道管网的主要功能是收集与输送污水,而污水厂的主要功能则是净化污水。
实际上,城市污水系统对污水的净化并不是在污水到达污水处理厂时才开始的,从污水进入污水管网的那一刻起,污水系统对污水的净化就已经开始了,污水管网对于污水处理厂来说,其作用不仅仅只是一个“供应站”,它同时也扮演了一个巨大的中间反应器的角色,对一些排水管道内壁生物膜的大量测试表明:原污水中和下水道管内壁已存在着大量高活性的微生物,管道中的生物不断发生着细菌增殖、适应及选择等生物过程,从而在污水输运过程中诱导出活性很强的微生物群落。
大量研究表明:排水管渠内表面已存在着大量微生物,其生物群落组成类似于超高负荷曝气池中的生物群落。特别是在有氧条件下,污水在管道内流行过程中,污水中的微生物几乎能够附着到所有与污水接触的固体表面,这些附生微生物往往包埋在浓稠的细胞外化合物基质中,构成一个结构和功能的整体,称之为下水道生物膜。这层生物膜不仅能够有效的降低污水中的有机物质,而且具有较高的生物活性。
下水道生物膜的出现与时间密切相关,不同水质的下水道中生物膜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及其表现出来的群落特征相差很大。据此,将下水道生物膜的形成演化划分为以下五个连续的阶段。
① 附生介质(生物膜载体)表面性质的改变
不同材料的污水管道与原污水接触后,水中各种物质,如各种细菌微生物、蛋白质、聚多糖等可能通过疏水作用、表面化合反应等作用吸附到下水道管网内壁,吸附速率取决于水中有机物质的含量、水流特征等。
发生吸附的有机物对管壁的表面粗糙度影响不大,但它们改变了管道的表面电荷和疏水性等表面特征,同时提供了细菌等微生物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为它们发生粘附创造了有利条件。
② 微生物的可逆性粘附
在下水道内流动的污水中含有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和有机质,受范德华力、静电力的相互作用,在氢键、偶极矩、色散力等理化作用力的控制下,部分个体与管壁接触,进而发生粘附。但这些粘附个体仍作布朗运动,在水流冲击下很容易解除粘附,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可逆粘附状态。发生可逆性粘附的微生物和有机质都来源于污水中的悬浮性物质,因而水中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及其生理状态决定可逆性粘附的发生速度和发生程度。
③ 微生物不可逆粘附
发生可逆性粘附后,有些粘附个体分泌大量具有粘合作用的细胞外化合物,它们将微生物、有机质和下水道管壁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使粘附具有不可逆性。微生物发生不可逆粘附是附生生物膜发育过程中的关键阶段。这些经受住下水道内较高流速水力冲刷的微生物逐渐形成为结构复杂的生物膜。
④ 表面微群落、生物膜的形成
在下水道生物膜形成初期,下水道附生微生物斑块状散布在管道内壁上。由于数量少,加上流动水体源源不断的“运送”各种营养物质,微生物间不存在对营养物质和空间上的竞争,因而分裂增生速度快,形成的菌落或细胞群体连接成片,相对均匀地覆盖在管道内壁。随着细菌微生物的继续粘附及粘附个体的不断增生,下水道内管壁生物群落逐渐复杂化。物种组成上,粘附生物种类增加,甚至在水中有机质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原生动物也出现在膜表层;在结构上,管壁生物群落逐渐向外伸展,由突出的二维平面变为垂直的三维立体,发育良好时还出现明显的分层现象。
⑤ 生物膜的脱落和扩散
在膜的增长期内,当微生物的粘附速度超过微生物的降解速度时,粘附管壁生物量就不断增加。但当膜生长到一定厚度后,由于较大的阻力而阻止了基质,尤其是溶解氧向其纵深的扩散传递,当生物膜超过一定厚度后,其内部将出现厌氧区。结果膜深处的出现缺氧状况,厌氧区的出现容易造成NH4+、CH4、H2S及有机酸的积累,若这些物质不能够及时向外传递,将逐渐影响生物膜的活性和在载体表面的附着程度,甚至导致生物膜的异常脱落。从而引起膜大块脱落,这种现象在营养丰富的环境中非常普遍。
水力冲刷也是引起生物膜脱落的重要原因。生物膜外层结构较为疏松,在向外伸展的过程中,水流不断地将其冲走,这同样使得下水道生物膜不能无限制地增厚。细菌和微生物在粘附后发生各种各样的生理变化,尤其分泌的细胞外化合物的性质和数量发生变化以及细胞外酶的积累会破坏生物膜的稳定性。
下水道生物膜是一个复杂的微生物系统。受生长时间和环境条件的影响,其结构和组成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所表现出来的生物和物理特征也随之改变。
近年来,一些学者用共焦激光扫描显微镜(CSLM)下水道生物膜的三维结构,取得较好效果。
下水道生物膜的厚度及表面平整状况与水流强度有关。①在坡度较大、水流流速大的下水道管段,生物膜结构致密且均匀性好,生物膜的厚度不大,表面平整;②在坡度较小、水流平缓的下水道管段,下水道生物膜结构疏松且较大程度地向外垂直伸展,表面凹凸不平,表现出极强的异质性。这主要是各类丝状微生物伸入水流中获得营养物质和氧气而充分生长的结果。
下水道生物膜的密度随水流速度增加而增大,这可能与强水流对附生物种的选择以及膜内水分被水流挤压出来等因素有关。Hoehn和Ray发现,在膜生长期生物膜的密度较大,到达临界厚度后相对稳定在一个低值。此外,不同深度处的膜的密度也不一样,充分反映出生物膜空间结构的复杂性。
下水道生物膜的生物活性
对下水道生物膜的细菌进行种群密度和酶活性测定,是一种描述下水道生物群落活性的有效而实用方法,据此可以用生物学方法有效证明下水道内污水水处理过程和效果。
形成下水道生物膜的细菌微生物分泌细胞外聚合物的能力很强,细菌细胞常被厚厚的粘质外鞘包裹。在由这些细菌微生物形成的生物膜中,细菌占一小部分,而以各种细胞外化合物构成为主体。大量研究表明:下水道生物膜的生物量呈“S”形增长,即在生长初期,生物膜的生物量很小,随着时间延长,生物量逐渐积累并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一些学者通过测定下水道生物膜的ATP、蛋白质和脂肪含量 、电子传递、氧在生物膜内的分布、同位素示踪、同化营养基质的能力,结果发现:附生在下水道生物膜内的微生物通常表现出比悬浮个体更高的代谢和酶活性,生长繁殖速度和呼吸速率等都呈增强趋势。生物膜内部,藻类、细菌和真菌等自养和异养微生物在空间上紧邻,彼此相互交换代谢产物,尤其藻类分泌的可溶性有机物为异养细菌等利用,引起微生物增生。
下水道生物膜是固定形式的膜系统,经对下水道生物膜的种群密度和生物活性的研究,发现其表现出来的性质与超高负荷活性污泥系统中的细菌活性相近,例如酪酶、M-和p-葡萄糖昔酶以及磷酸酶在基质转化方面,各种酶活性表现出相似的趋势。然而,L-丙氨酸-氨肤酶在高负荷活性污泥中却显示出极高的基质转化率。但是下水道生物膜细菌种群密度却比在二级废水处理厂高负异养菌数目高出一个数量级。下水道生物膜中有发达的真核生物机体存在,例如粘土霉菌、各种原生动物和后生动物。多年来,人们广泛应用这种生物膜系统去除碳和氮。Lemmer发现下水道生物膜所显示的种群密度和生物活性都是高活性的生物群落,它们的异养活性可与高负荷活性污泥相比甚至超出它们。并且与悬浮性微生物有机体相比,那些附着在生物膜上的微生物能够更好地抵抗如重金属之类的毒性物质。
由于城市污水管道的管径大,管道长,污水在其中有相当长的滞留时间,而下水道中污染物质降解主要是通过管壁上附着的下水道生物膜来完成。
如果能够通过采用适当的技术措施增加管道内的微生物量和溶解氧的浓度,将使直接利用下水道管渠空间处理污水成为可能。
例如在我国的广大山地城镇地区,生活污水水量小、分布面广,污水排放零散,不利于污水的集中处理,而目前对这些污水进行处理所需的技术和资金都很缺乏,可以通过大力开发下水道管渠处理城市污水的简易、高效、低能耗工艺,以较少的投资削减较大量的污染负荷。另一方面,对于地形复杂和污染源分散的广大经济尚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如果利用下水道管渠空间处理污水,将有利于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有效地控制水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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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流动性强、背井离乡、居无定所,社会对其控制有一定的难度,这就导致犯罪现象的频繁发生。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流动人口犯罪的形成机理及其预防策略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流动人口犯罪的形成机理及其预防策略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繁荣发展,劳动力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导致社会的流动程度加强,大量剩余的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市,从经济不发达地区涌向经济发达地区。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有利于劳动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同时由于社会管理的不完善,加之追求经济利益的欲望较强,流动人口犯罪现象却日趋严重,给社会安全造成了一定威胁。研究流动人口犯罪的形成机理,进而为防控此类犯罪提出对策具有重要意义。
流动人口犯罪在近些来一直呈高发态势,其产生的背景是:人口的流动基本上都是自发进行的,缺乏有效地组织和管理,因此流动呈现出混乱无序的状态,社会难以对流动人口进行强有力地管制,再加上经济利益的驱动,犯罪行为就更加难以避免了。诱发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下文将详细阐述。
(一)社会因素
流动人口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流动性强、背井离乡、居无定所,社会对其控制有一定的难度,这就导致犯罪现象的频繁发生。目前,社会管理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基础管理不完善。流动人口的日常管理主要依赖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在警力配置上是按照常住人口来分配的,并没有考虑到流动人口这一因素,再加上警力不足的问题,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大多流于形式,一年来通常就进行两三次的突击工作,以此达到清理整顿的目的。这显然不能掌握有关流动人口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为他们流窜作案提供了缓冲条件。其次,户籍管理部门的工作不到位。流动人口虽然事实上已是城市里的常住人口,但由于城市户籍制度的身份限制,他们不能取得当地户籍,这就要求流动人口的现居地和户籍所在地的主管部门之间进行区域合作,落实好身份信息。
但长期以来,管理部门之间缺乏必要联系,彼此工作脱节,没有建立一套完备的个人信息档案制度,对外来人口的真实信息难以达到完全掌握的程度,为犯罪提供了“温床”。流动人口作案后,因其在当地信息的模糊性,致使案件取证难,侦破难,最后不了了之,姑息了犯罪行为。最后,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由于没有城市户籍,流动人口在身份和待遇上与城市居民存在差距,他们的择业范围狭窄,工资待遇低,福利少;在享受社会保障方面,也因户籍的不同而与城市居民存在差别,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的福利保障上,如就业政策、失业保障、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等方面不能享受同等待遇,甚至受到歧视和排挤。现实中,流动人口多从事劳动工作,一旦失业,便失去了经济来源,生存条件受到极大挑战。这些都在他们的心理上留下了阴影,一些人往往把无奈和怨气化为心理抵制,盲目的发泄,进行违法犯罪行为。
(二)经济因素
流动人口犯罪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首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加大,经济上的不平等是诱发流动人口犯罪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涌向城市是为了谋求一份收入较好的工作,以改善自己现有的生存状况,但由于他们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又缺乏一定的专业技能,许多人找不到工资高的工作,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做的底层的脏、累、重的体力劳动,如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其劳动所得也只是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同时,还有一部分人因找不到稳定工作而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但城市居民的工作却相对稳定,薪酬较高。面对这种经济上的差异性,流动人口中的一部分人产生了消极情绪,企图通过不正当的途径甚至犯罪来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其次,市场经济的形成和竞争的加大,使得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地位难以得到保障,成为导致犯罪的重要因素。[1]城市的繁荣发展,财富的高度集中,与流动人口的现状形成强烈的对比,心理上的落差,使他们把谦卑平和的心态抛在脑后,不再用道德准则来约束自己,疯狂地追求物质上的满足。
(三)文化因素
文化背景的冲突及自身文化水平的不足,使流动人口很难完全适应城市文化,并融入城市生活。一方面,流动人口大多来自农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长期以来形成了朴素简单的文化价值观,当他们进入城市后,会与城市多样化的文化价值观产生强烈冲突。他们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受到城市文化的冲击,因而会处于矛盾和困惑的状态,在判断是非曲直和美丑善恶时思想错位,导致越位走偏,再加上语言、行为、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都与城市居民相差较大,心理上容易产生自卑感,精神文化生活也极度空虚,在受到不良文化的影响和不良行为人的诱导时,容易失去理智,走上犯罪道路。另一方面,由于阶层文化的冲突,许多城市居民在享受流动人口涌入带来的各种生活便利的同时,内心却对这些外来人口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见和歧视,这使他们产生一定的挫败感,又由于与城市居民生活条件的反差,价值观发生扭曲变位,为寻求城市归属感,铤而走险实施犯罪行为。
(四)个体因素
心理失衡和法制观念淡薄是流动人口犯罪个体因素的主要表现。犯罪学家菲利指出:“犯罪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所以研究犯罪的最终途径是研究罪犯的犯罪心理。”[2]梦想和现实的差距是心理失衡的原因之一。流动人口进城务工,大多是抱着到城市淘金的目的来的,由于受教育程度等自身素质的原因和经济转型的影响,他们找到的工作往往不尽人意,不仅条件差、工资低,而且还出现老板拖欠薪酬的现象。面对城市居民丰富的物质生活和城市里的种种诱惑,驱使一部分人用非法手段去实现自己的财富愿望,从轻微的违法行为上升到严重的犯罪行为。城乡居民社会待遇不平等是心理失衡的又一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处于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状态,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得不到相关部门的有效管理和救济,在社保等方面不如城市居民,感到不公平,不被认同,产生了“仇富”、“仇官”的不健康心理。长期远居他乡,顾及社会舆论的心理负担又较小,一旦与人产生矛盾,很容易引发犯罪。此外,流动人口的法制观念淡薄,甚至少数人根本不懂法,不知道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将要造成的严重性后果,不清楚自己应负的法律责任,甚至当利益受到侵害时,往往采取暴力行为去“自救”,伤人害己。
二、犯罪的预防政策
(一)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机制
立法上,不妨在有关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中,增设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规定流动人口外出务工时,必须向当地的基层组织报告,由基层组织核实身份信息,在确认无误后开具外出证明,加盖公章,并进行备案,为降低劳务输出的风险做好前期工作。在流动人口流入某地后,必须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持外出证明到当地的公安机关进行信息登记,办理居留证,以确保对外来人口的属地管理。二是规定出租屋主有将登记的流动人口信息在一定期限内向公安机关汇报的义务。流动人口来到他乡,出租屋是其生活场所,督促屋主严格遵守和执行对住宿人员的登记报告制度,能够有效掌握流动人口的状况,实现信息之间的对接联系。若屋主不积极履行此项,给予警告甚至罚款,以起到惩戒作用。三是规定用人单位不得雇佣无居留证、工作证或身份不明的外来人员,否则对单位负责人施以行政处罚。
实践中,首先,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的主管部门之间要相互联系,利用互联网技术确保流动人口信息的共享,以便于对流动人口的查询。其次,公安机关要扩充警力,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治安管理,对无正当职业的人员、有前科的人员重点监查。再次,整合社区、居民委员会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一起监督管理流动人口,对于可疑人员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做到早发现早预防,保障社会的安定。
(二)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并完善社会保障措施
我国实行二元的户籍制度,即农村城市两类户口,使得城乡居民在待遇上有所不同。不妨打破这种传统的做法,参照国际经济法中有关纳税人的规定,建立流动的、平等的户籍制度,即只要外来人口在当地有稳定的收入,就有资格办理暂住证或常住证,和当地居民一样享受平等的权利,待遇和保障。这能排除城市居民的排外,歧视思想,使流动人口感受到认同感和归属感,减少犯罪的可能性。
流动人口是社会保障机制中的缺失者,完善社会保障措施要求城市做好就业失业、医疗卫生、教育等各项工作,如成立就业信息发布平台,及时帮流动人口找到工作,免费对失业的流动人员进行各种劳动技能培训,加大再上岗的可能性,同时推行为农民工办理医疗保险等切实保障他们利益的措施、开办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难的问题。[3]只有强化了上述种种保障,才能消除流动人口与这个城市的隔阂感,使他们融入城市生活,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在经济方面,加快农村经济建设,缩小城乡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但城乡间的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许多农民为摆脱贫困的生活,开始向城市涌动。因此,要从根本上控制流动人口,就必须使农村富起来,加快农村的经济建设。一是改革农村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税费制度,减轻农民的负担;二是大力扶持小城镇的建设,继续发展乡镇企业和城镇的第三产业,不仅创造财富,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或就地解决农村剩余的劳动力。降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犯罪现象也自然减少。
(四)全面提高流动人口的综合素质
流动人口综合素质的低下是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素质强化。首先,加强职业技能的培训。各地要积极施行有关流动人员的培训教育计划,通过建立职业院校、培训机构等方式,帮助他们获得应有的劳动技能,从而降低与城市居民在工资上的巨大差距。其次,加强文化教育。文化素质的高低,影响道德水准和心理承受能力。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基础知识教育、科学知识教育,会使他们的道德素养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增强,从而用自己内心的标准去判断是非曲直,坚定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受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最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流动人口大都法制观念淡薄,因此,在他们居住的社区、工作的单位要定期开展普法活动,以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能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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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是雾和霾的组合词。雾霾常见于城市。中国不少地区将雾并入霾一起作为灾害性天气现象进行预警预报,统称为“雾霾天气”。以下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长沙雾霾天气形成的经济社会原因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长沙雾霾天气形成的经济社会原因探究全文如下:
摘要:“雾霾”一词,已成为当今公众最热门的话题,“雾霾”天气的爆发不仅是天灾,更是人为所造成的影响。雾霾天气的形成除受地形、气象条件影响外,粗放的生产生活方式则是雾霾天气持续发酵的深层次原因。文章从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对长沙雾霾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以期对治理长沙雾霾有所启发。
关键词:雾霾;经济原因;社会因素。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雾霾污染成为危害市民健康的主要原因之一。2013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达29.9天,创52年来之最。
2013年以来,长沙雾霾频发,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空气质量问题备受关注。据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29日期间环保部重点监测的74 个城市空气质量情况(“空气质量指数APP”),长沙空气质量为:207天优良,78天轻度污染,42天中度污染,35天重度污染,1天严重污染,超标天数比例为43.0%(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数)。
长沙作为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级旅游城市,雾霾天数的增多不利于长沙生态城市的建设和社会整体形象的提升。因此,雾霾防治问题的研究已成为长沙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分析长沙雾霾天气形成的经济社会原因,对于雾霾治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1 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以“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中国每创造1美元增加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每万元GDP消耗的钢材、铜、铝、铅、锌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很多,万元工业总产值用水量是国外先进水平的数倍。
这些都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中国是燃煤大国、化工生产大国、钢铁生产大国,中国还是汽车生产、消费大国,中国正在经历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这些都是以资源的高消耗换来的发展,导致如今很多工业城市的上空经常出现雾霾天气。
2013年元旦过后,连续的雾霾天气不断席卷中国大部分地区,持续时间之长创造了历史之最。在环保部74个重点监测城市中有近半数为严重污染。而雾霾频发的地区,往往又是我国经济发达和最活跃的地区。严重的污染对中国式经济增长进一步发出了警钟。
近年来,长沙经济飞跃式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长沙人均GDP逐年增加,2012 年长沙的人均GDP大概是1990年的52倍。2012年长沙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长沙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 399.91亿元,排名位于广州、成都、武汉、杭州、南京、沈阳之后,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七位。从发展速度看,长沙增速最快,潜力较大。2008年~2012年的5年间,长沙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5%,高于其他城市。但长沙GDP的增长是以高能耗为代价的,尽管近几年单位GDP能耗在不断降低,但与国内发达城市人均GDP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尽管长沙经济高速增长,但根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中人均收入水平变化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标准判断,2012年长沙人均GDP为89 903元,按照2012年汇率1∶6.288计算,约合14 297美元,长沙正处于发达经济初级阶段的水平,未来的5~10年也将是长沙人均GDP快速增长时期,如果不改变粗放式增长模式,必将带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1.2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突飞猛进。
据2012年长沙统计年鉴,2012年,长沙一、二、三产业增加值之比为4.3∶56.1∶39.6,其中,第二产业的比重一直处于上升阶段,且是三次产业中比重最大的,长沙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因此,未来5~10年,长沙还将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而工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甚于农业、服务业。
城镇化水平是体现一个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根据长沙市各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近年来,长沙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由2002年的46.2%上升到2012年的69.4%。而人口城镇化中人口大规模向城市中心集聚,会加重城镇环境污染,土地城镇化伴随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会增加大气污染,加重环境负担。目前,长沙城市化还处在中级阶段,5年后将进入黄金时期,如果城市大气污染控制状况得不到全面改善,将无法实现治理雾霾的目标。
1.3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从产业结构来看,呈现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持续降低,第二产业比重稳步提升的发展态势。根据2001年至2012年长沙统计年鉴,全市三次产业结构由2001年的9.7∶38.7∶51.6调整为2012年的4.3∶56.1∶39.6。产业结构排名由“三二一”转变为“二三一”发展格局。
长沙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2004年的58.3%提升到2012年的61.5%,可见,第二产业是长沙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
1.4 偏重于重工业的工业结构。
根据2005年至2012年长沙统计年鉴,2005年~2012年的8年间,长沙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32.6%、35.6%、37.1%、41.6%、41.5%、44.4%、47.4%、47.7%,该比例呈现上升态势,表明长沙工业化正处在中期阶段,并呈现出向工业化后期过渡的态势。
2012年工业总产值3 051.94亿元,同比增长15.7%,占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7.7%,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2 309.62亿元,增长16.8%,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全市重工业实现增加值1 329.88亿元,比上年增长16.6%。
重工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57.6%,对规模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1%。
工业在提供原料和产品的同时,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排放大量污染物。因此,为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建设的同步发展,我们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工业朝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1.5 不合理的城市经济结构、能源结构。
表1显示,2005年~2010年间,长沙市经济发展迅速,GDP由2005年的1 520亿元提高到4 547亿元,翻了3倍,能源消耗总量由2005年的1 565万t标准煤提高到3 755万t标准煤,提高了2.4倍,说明能耗的增长幅度略低于经济的增长幅度,我们正在改变传统的“高能耗”生产方式。表1中单位GDP能耗逐年降低,正好验证了这一推测。但是,与国内发达城市相比,长沙的单位GDP能耗还比较高,能源利用效率较低。
2011年,长沙市煤炭、电力、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石油石化等八大高耗能行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占全市规模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的74.97%,而全部工业增加值中,这八大行业只占22%左右。充分说明这八大高耗能企业生产效率低下,产业增值主要依靠消耗大量能源资源来实现,因此,控制高耗能行业能耗增长是当前节能降耗工作的紧迫任务。
由表2可以看出,煤炭、石油、电力是长沙市能源主要消费种类;煤炭消费所占比重最大,但呈下降趋势;电力消费仅次于煤炭,但呈上升趋势;石油消费所占比重也呈上升趋势,而天然气消费所占比重最少,但略有下降。说明煤炭仍是长沙市的主要能源,煤炭消费比重降低的同时,电力消耗和石油消耗比重呈上升趋势,部分煤炭资源被电力、石油资源所取代。天然气使用量偏低,今后要大力推广清洁能源的使用。
表3显示,长沙市三次产业中消耗能源最多的是第二产业,占总能耗的一半以上,2005~2010年,所占比例略有下降,但下降比例仅为1.13%;因此,工业企业是最大的耗能主体,能耗强度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改变工业产业的生产方式是节能降耗的关键所在。此外,第三产业的能耗量占总能耗的30%左右,属于第二大耗能主体,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观念对节能降耗有着重要的意义。
2.1 汽车尾气的排放。
由于目前我国在用汽车排放性能差、车辆维护保养技术差,加上机动车所用油品质量差,燃油中硫的含量高等原因,机动车尾气成为大中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占到PM2.5的1/4至1/3的比例。汽车在加速或减速时的汽车尾气排放量更多。据报道,1辆轿车1年排放的污染物比其自身的重量大3倍多。
截至2012年底,长沙机动车保有量已突破136万辆,平均6个人就拥有1台机动车,且仍在以年均17%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5年将突破200万辆。
2.2 北方冬季烧煤(草)产生的废气。
每年进入秋收季节,长江中下游水稻主产区大面积秸秆焚烧,秸秆焚烧所产生的烟雾(CO2、CO、氮氧化物、苯等有害气体)输入长沙市,造成环境空气质量短时间恶化,进而影响人体健康。
随着冬季来临,北方取暖开通,由北方输入性污染将加重。而长沙的不利气象条件将进一步加剧,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程度和污染天气出现的频率将大大增加,污染特征将以灰霾(局部雾霾)为主,主要超标因子是PM2.5。
2.3 工业源的废气排放。
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工业废气成了大气污染物的主要组成部分,如冶金、汽修喷漆、建材生产窑炉等燃烧排放的废气。根据2012年长沙统计年鉴,长沙工业废气排放量由1999年的2 405 157万标m3增加到2011年的10 219 789万标m3;工业粉尘的排放总量由1999年的为8.2万t增加到2010年的10.52万t,这种粗放式增长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2010年,工业是煤炭消费的主要领域,达到91.8%,煤炭燃烧主要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粉尘等等。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粉尘恰恰是雾霾的化学组成部分。
在工业内部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建材、冶金、石油炼化、火力发电、化工等占工业总比重达70%,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工业污染占长沙总污染的60%以上。由于环保控制不当,这种“三高一低”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严重污染大气环境。
图2显示,长沙2001年~2011年的SO2和PM10浓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但NO2的浓度略趋于稳定。另外,长沙周边地区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粉尘随着空气的流动,也将造成长沙大气的污染。
PM2.5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空中停留的时间长,漂浮的距离远。长沙出现雾霾现象,也受周边地区如湘潭、株洲、岳阳、益阳的影响。当这些城市的PM2.5浓度比较高时,受风向的影响,气流经过这些地区后,长沙就会出现PM2.5浓度比较高的现象。因此,如果长沙周边地区不改变现状,那么长沙的空气质量整体上很难改变。
根据各市环境质量月报显示,2001年~2012年,长沙和周边城市监测的二氧化硫平均浓度下降,但二氧化氮缓慢上升,上升的主因,是越来越多化石燃料被使用。据估算,燃烧1 t天然气,形成6.35 kg氮氧化物;燃烧1 t石油,形成9.1~12.3 kg;燃烧1 t煤,形成8~9 kg。
2.4 建筑工地和道路上产生的扬尘。
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增加了建筑扬尘、灰尘等悬浮物的沉积,导致城市空气质量下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长沙城区内有1 500多个建筑工地,这些建筑工地产生的扬尘也是形成霾的原因之一。
扬尘是雾霾污染的主要污染物之一。扬尘不光是指工地扬尘,还来源于石化燃料燃烧,一般居民家庭燃烧等。
可吸入颗粒物是雾霾污染的首要污染物,而扬尘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分量。机动车尾气、挥发性有机物等通过非机械作用产生的颗粒物均为细粒子,而这些细粒子沉降到道路、裸地、广场、屋顶、农田等下垫面后,还会通过次级扬尘过程再次被送入大气之中。进入深秋及冬季,由于气候干燥,二次扬尘污染将加重。
2.5 生活中产生的雾霾。
生活中形成霾的因素也很多,比如,烹饪油烟、烧烤和炉灶烟雾没有经过治理直排环境中;生活垃圾和城市园林绿化废物(落叶等)露天焚烧;燃放烟花爆竹和吸烟、宗教和祭祀礼仪活动(焚香、焚化祭品);为汽车、冰箱等喷涂油漆,家庭装修中使用黏合物等等,这些都会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增加大气反应的活跃程度和大气氧化性,生成更多的二次颗粒物;而挥发性有机物本身也会形成二次颗粒物的前体物。
大规模“雾霾”天气的爆发绝不是偶然,它与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工业不合理的发展、不合理的生活和消费模式息息相关。因此,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形成雾霾污染的关键性诱因,如果不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方式,减少雾霾、改善空气质量将更加困难。
[1] 钱诚,李跃森“。 雾霾经济”研究[J].现代商业,2013,(12):272.
[2] 韩文科,朱松丽,高翔,等。从大面积雾霾看改善城市能源环境的紧迫性[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3,(4):27-29.
[3] 胡名威。雾霾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3,(16):13-15.
[4] 孙华臣,卢华。中东部地区雾霾天气的成因及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13,(6):48-50.
[5] 刘新静,张书成。城镇化背景下“雾都”陷阱的根源及其治理途径[J].中国名城,2013,(4):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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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是指由专设机关依照法律对国家各级政府及金融机构、企业事业组织的重大项目和财务收支进行事前和事后的审查的独立性经济监督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失败原因及其对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注册会计师审计失败原因及其对策全文如下:
由于审计失败,有超过100的注册会计师,注册会计师120名由政府部门处罚。黎明股份,银广夏等一系列审计失败案例,审计职业界的信誉受到严重质疑。严重影响了审计风险,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因此,本文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分析,对注册会计师审计失败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措施,以提高审计质量,审计风险的防范。
注册会计师审计是民间审计,它具有丰富的知识和注册会计师,基于客观和独立的,一种认证,各种形式的情报服务合同咨询组织,包括认证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税务服务,会计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进入上世纪第二十一年代,一直致力于民间审计将审计思想,技术最先进的审计模式与现代的结合,为企业提供全面系统的服务。在欧洲和美国等发达,民间审计行业是一个知识产业的重要领域,而在中国仍处于发展阶段的审计。
通常的理解,独立性,包括独立和形式的本质两方面的独立的意义。所谓实质上的独立,是必须没有真正注册会计师与客户需求之间的关系。自然是一个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保持公正、不偏不倚的态度,一种性能不依赖于在提交和专业判断和审计对外界的压力的精神状态的观点。它要求注册会计师保持严格的冷漠在实践过程中,而不是主观的偏见,任何一方,特别是,不应使自己的结论的影响,附件和屈服于反对利益集团或个人和压力。
3.1专业胜任能力不高
对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要求的专业能力,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是审计质量的保证,以避免审计失败的基本条件。一个合格的会计师必须首先掌握必要的完成审计工作的专业知识,然后通过实践积累了足够的经验。
3.2,法律体系不健全
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完善法律制度,行动的能力。注册会计师可以因为制裁是不可接受的行为,如取消资格,公司巨额罚款和民事赔偿。在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注册会计师职业团体(主要是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面临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三种法律责任。行政责任是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注册会计师,政府监管机构和行业协会是行政法律责任的追求,如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警告,批评,处罚企业,吊销证书:当注册会计师与公司管理欺诈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法拥有最大的公司利益相关者应该从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股东)的民事赔偿责任,许多民事责任,对注册会计师的补偿量大,远远超出了行政处罚。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法制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个重要的因素,在目前的中国注册会计师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的资本市场和审计质量。
4.1提高注册会计师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
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不重视知识的更新,新的财务会计制度,误解和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的认识偏见,我们应该加强职业后续教育:通过自己的知识和技能的提高,以维持特定的对应技术。依照法律,法规及有关的技术标准,履行职业责任。通过对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以保持在适当的水平,就业竞争。此外,还应完善会计公司审计质量控制体系,注重人才培养,并及时、有效地从高级医生指导,规范审计工作底稿,认真贯彻“三检”制度的工作文件,以找出问题的审计,提高审计质量。
4.2完善相关法律
2005年10月22日,审计长李金华委托国务院提请第十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十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审计法修正案。审计法修正案草案明确规定,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审计机关应当有对社会审计机构审计报告进行检查。这将大大提高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监督。立法层面上是可以解决的,在企业正常审计的审计部门,如果发现会计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是虚假的,即时处理的会计公司,要求其整改,或材料相关部门处理,有关部门应当将处理结果通报审计部门。这种操作模式,而且还节省了人力审计部门,并能起到及时的,广泛的监督作用。
4.3保持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这可以使注册会计师成为真正的会计公司,无限的责任主体,从而迫使加强注册会计师的风险意识,提高执业水平,提高审计工作的效率和效果,真正的“独立”的实践。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是自己的保证和提高实践水平的基石,是注册会计师职业的核心价值所在,为了达到他们的审计工作,以满足社会的公共利益,注册会计师必须作为一种职业仍然是独立的文化,提高自身素质。会计公司和一般公司是不同的,通常是会计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不高,但破产,利益相关者带来巨大的损失。在行业的实际情况,会计公司采取这种合作是最好的选择。合伙企业需要承担无限责任,合伙企业,个人和企业绩效是利益密切相关的风险,压力和超过0的责任,提高质量和诚信意识,更多的权力。因此,中国应贯彻会计公司合伙,有限责任合伙制度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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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由物质组成,化学则是人类用以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的主要方法和手段之一。它是一门历史悠久而又富有活力的学科,它的成就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化学中存在着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两种变化形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世界化学研究中心之形成及其转移的透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考察了世界化学研究中心的确立及其因由,以大量的史实分析了英、法、德、美四国近现代在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等方面对科学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阐明了世界化学研究中心转移的历史背景及对我国现代化学事业发展的启迪。
关键词:化学研究中心 转移
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是西欧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也是近代化学孕育、确立和繁荣时期。200多年中,世界化学中心发生了三次转移。考察转移的历史背景,探究这些国家化学研究领先地位的确立及其因由,对现代化学及我国化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代化学开始的标志是17世纪波义耳提出了元素的概念,第一次明确了化学作为独立学术的研究价值。自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后期,英国的化学研究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如布拉克、普里斯特列、卡文迪许的气体研究、戴维的电化学研究、道尔顿的原子论等都堪称划时代的成果。
1642年,英国最早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前提。在国外先后战胜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法国,取得了海上霸权和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社会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借助科学力量发展物质生产,改进生产工具和工艺方法,大力提倡自然科学,为英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技术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①
教育是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因。“一个国家先成为教育中心而后才能成为科技中心,科技中心往往在教育高峰期到来,教育兴隆期越长,科技兴隆期就越长。”② 16世纪末17世纪初,培根、洛克等人的教育思想确立了英国教育中心的地位,17—18世纪,英国十分重视高等学校的改制,在牛津和剑桥的基础上,对一些老院校如1597年建校的格列普学院加以改革,增设了新的系科和专业,将物理、化学等作为主要课程。还在英格兰建立了北安普敦高等专门学院、惠灵顿学院、曼彻斯特学院等;在苏格兰建立了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普里斯特列曾任教于惠灵顿学院;道尔顿曾在曼彻斯特学院讲授化学;布拉克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并留校任教,后又担任爱丁堡大学化学教授。布拉克是一位杰出的化学教育家,在当时化学教育的起步探索阶段,他提倡化学教育与化学进展保持密切联系,使学生能及时触摸到化学发展的时代脉膊,并投入到研究中;他还提倡演示实验,使学生从实践中获取知识。很多著名化学家都出自他的门下,如美国第一位化学教授拉什、氮气的制取者卢瑟福等。
科研组织形式对科学发展起到了最有效的推动作用。17世纪初,英国一些对科学感兴趣的医生、牧师等就常常聚会,交流科学观点。而当社会生产提出的课题远远超出个人能力时,这种智力上的切磋和学术上的交流更显得日益重要,聚会也就变得经常化和制度化,从而导致了科学学会的出现。最初是“无形学院”。1662年英王正式恩准将“无形学院”命名为“皇家学会”,这表明科学的社会意义得到了公认。皇家学会的化学家定期作学术报告、演示实验、收集资料并出版《哲学会刊》,还建立了委员会指导学术活动,有力地推动了英国化学研究和化学教育的发展。18世纪中叶,伯明翰成立了“月社”,由于化学家普里斯特列、布拉克等人的参与,化学成为主要课题,扩大了化学学科的影响,推动了化学知识在英国的传播。
当时英国的科学普及特别受到重视,政府建立了职业技术学校,成立了各种学术团体,人们以f.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为动力,倡导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科学、学习科学成为时尚,不少王公贵族建立了私人实验室。这种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无疑对化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8世纪后期,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和神学思想的再度兴起以及科学教育制度不健全,使英国失去了教育中心的地位,加之政府没有给予科学活动以资助和组织,皇家学会也仅是官方认可的群众性组织,终因经费短缺和充斥了一些游手好闲的纨裤子弟而几乎成了社交俱乐部。英国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化学中心的地位。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世界化学中心从英国转移到了法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拉瓦锡的辉煌业绩和他所享有的崇高威望。拉瓦锡创建了燃烧氧化学说和科学的元素观,完成了化学领域上一次重大革命。同时法国出现了孚克劳、贝托雷、盖.吕萨克、杜马、罗朗、日拉尔、路布兰等一大批优秀化学家,使法国的化学研究突飞猛进,取代了英国化学中心的地位。
法国的启蒙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运动,它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彻底解放了法国的科学,全面系统地引进和整理了以英国为中心的近代科技成果,为法国科学的腾飞形定了理论体系和思想方法。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达兰贝尔等,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还是科学家,他们极力提倡研究和普及自然科学。1789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次比100多年前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更加彻底的革命,它从根本上消灭了封建制度,为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创造了条件。
革命胜利后的资产阶级为了迎头赶上处于科技领先地位的英国,采取了强有力的教育体制改革措施。施行“一留学二办学”的方针,一方面派遣大批留学生到英国等地深造;一方面建立各种以智育为中心的新型学校,在招生条件、考试制度、课程设置等方面改革,聘请国内外一流化学家任教、建立精良的实验室。如1794年创立的第一所“巴黎多种工艺学校”,聘请著名化学家蒙日担任校长、由孚克劳讲授普通化学、贝托雷讲授有机化学、德莫沃讲授矿物化学、沙亚塔尔讲授植物化学……著名化学家盖.吕萨克、泰纳尔、杜隆、佩蒂等都是该校的学生。
1666年法国成立了皇家科学院,这是世界上第二个正式建立的国家科学院,化学是最早被承认的学科之一。科学院由王室支付经费,院士们共同完成皇室交付的课题,是世界上第一批专业科学家。同时,科学院肩负着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双重职责,形成了教育研究紧密结合、配套互补的建制系统。教育部门以教育为目标并举科研,研究机构以科学为中心兼顾教育。著名化学家承担基础化学教育任务,化学教育家首先是优秀的化学家,学生在学习中研究,在科研中学习,师生教学相长。“正是科学组织上的优势使一些院士在18世纪成为发明创造、技术鉴定及科学发现的实际应用方面的著名权威。从而使巴黎科学院在18世纪中期取代英国皇家学会成为领导科学发展的组织。”③
大革命初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新兴资产阶级粗暴镇压了大批科学家如化学家拉瓦锡,但他们很快认识到科学对巩固大革命成果的作用,从“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转向积极倡导科学,重用和爱惜人才。选拔了许多科学家担任政府军政要职,如任命卡诺为陆军部长,孚克劳为帝国政府教育部长等。拿破仑还广设科学奖,鼓励创造发明,并允许科学家保持自己的政治见解,甚至在英、法交恶期间还亲自给在电化学方面屡立奇功的英国化学家戴维颁奖。智能型的用人政策大大提高了科学家、科学职业和科学教育在法国的社会地位,有力地促进了化学的发展。
法国积极吸收和继承外邦的最新成果和先进经验,并慷慨地将先进科技、教育和人才资源传播到欧洲各地。政府制定了专利法,诚请外国知名学者到法国从事科研工作。这不仅为法国的科学提供了新动力,也使欧洲各国的科学和教育受到了法国中心的有效辐射,形成了法国科学全面开放的局面。
19世纪30年代,拿破仑战争的失败给法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再者,拿破仑期间,法国政府加强了对教育和科研组织的控制,导致“科学家远离社会生活,固守传统的研究模式,没能及时调整自己的社会角色赶上科学潮流,致使法国科学推动了德国科学中那股来自积极应用的动力。”④另外,法国科学组织高度集中,居于领导地位的科学家的专横,使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受到排挤,这也是法国化学领先地位易手他人的原因之一。
19世纪20年代以后,德国的化学研究逐渐超过法国,在理论和应用研究两方面得以高度繁荣。其最先崛起的是有机化学。如:李比希改进了有机物元素分析法、提出了有机化学中的“基团”理论、阐明酸的性质,使他在当时有机化学理论方面享有最高权威的地位。维勒一生有众多发明,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尿素的人工合成,它打破了无机物与有机物的界限,开辟了有机合成的新天地。李比希和维勒的成就开创了德国化学的新纪元,极大地提高了德国在世界化学研究中的地位。自1850到 1920年,德国化学逐步走向鼎盛。如本生、迈尔对无机化学的贡献;凯库勒、肖莱马、费歇尔、格美林、霍夫曼、拜耳对有机理论和有机合成的贡献;克劳胥斯、赫姆霍斯、奥斯特瓦尔德、能斯特等对物理化学的贡献;哈伯、波恩开创了化工技术新领域等。从1901年诺贝尔化学奖开始授予到1920年,共有18人获奖,其中德国化学家占8名,英国2名,法国4名,美国1名。
早在19世纪20年代,德国就实行了强制初等教育,1860年,德国学龄儿童入学率已高达97%,成为19世纪后期文盲率最低的国家,政府还兴办了多种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在普通中学增设了自然科学课程;在高等学校中,贯彻基础教育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教育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方针。19世纪20年代,化学家李比希在吉森大学改变了以往的教学方式,首创了在理论教学的同时向学生开放实验室的先例,形成了实验—教育—研究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大大培养了学生实际研究能力。受其影响,化学家维勒在哥廷根、本生在海德堡、霍夫曼在波恩都建立了类似的实验室。当时德国的化学家几乎都是教育家,与同时代的其它国家相比,德国化学家们对教育的热心和投入是其它国家无法比拟的,他们培养出的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也是独一无二的。
德国的科研条件优越、学术氛围宽松,注重不拘一格降人才。如:21岁的李比希大学没毕业就被任命为吉森大学的副教授,吉森大学还按他的要求,建立了教学实验室。维勒留学归国不久,柏林工业专科学校就为他建立了一所实验室,使他在短短几年里,连续完成了铝、铍、钇的发现和尿素的合成。良好的软环境、硬环境不仅对德国的化学家是极大的激励,对外国化学家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如荷兰化学家范霍夫因科研条件优越而移居德国,后来他由于对化学平衡与温度的关系的研究和发现溶液渗透压定律而获得1901年化学诺贝尔奖。瑞典化学家阿累尼乌斯早年提出了电离理论,在自己的祖国倍受冷遇,被称为“奇谈怪论”,但在德国却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因此他曾多次到德国从事研究工作,并由此而获得1903年化学诺贝尔奖。
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工业生产三位一体的循环加速机是德国化学得以繁荣的重要原因。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化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度是最高的。德国的大学生、博士生们纷纷到化工厂谋职、著名教授也被工厂聘为顾问,他们不仅用理论指导生产,而且将化工生产中的课题带回实验室训练学生。19世纪中叶,德国先后建立了巴登苯胺纯碱公司、拜耳染料公司、赫希斯特染料公司等六家大型化工企业,这些企业不惜重金创办研究所、高薪聘请化学家担任领导,因而科研硕果累累。1886——1900年德国仅在染料技术上的专利就达948项,染料、酸、碱等基本化工原料的产量均居世界首位,其中染料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80%。同时,德国的医药、化肥、钢铁、炸药等化学工业也居世界领先地位。
德国化学中心的形成,无疑还受益于其优秀浓厚的哲学氛围。在唯物主义、辩证法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斗争中,这一时期德国哲学不仅在世界的本源问题对科学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方法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更加显示出其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强有力的指导作用。肖莱马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他从事化学研究的思想指南的第一人,因而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被称为有机化学奠基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虽是战败国,但整个化学研究队伍没有太大的损失,从1921—1945年,共有25名化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其中德国占10名,虽然与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相比,它在数字上都占绝对优势,但希特勒上台后,疯狂推行种族灭绝政策,造成大批优秀科学家流亡国外,严重破坏了科学发展的后劲。二战以后,1946—1960年间,共有21名化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其中德国3人,美国9人,英国6人,号称“头号获奖大国”的德国失去了这一殊荣,也表明世界化学研究中心已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
近代化学的产生与发展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体制、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的辩证关系。现代世界化学中心一直在美国,我们期望21世纪中国能成为世界教育的中心、科技的中心,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能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①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
② 姜国钧:“论教育中心转移与科技中心转移的关系”,《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9.2
③ w.f.bynum.e.j.browne.roy porter: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3.
④ 约瑟夫.本—戴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赵佳苓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⑤ 原 光雄:《近代化学的奠基者》,黄静译,科学再版社,1986.
⑥ 山冈望:《化学史传》,廖正衡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
⑦ 赵匡华:《化学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⑧ 刘家绪:《世界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⑨ 樊亢等:《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一),人民出版社1980.
⑩ 曹孚:《外国教育史》(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⑾ 刘知新:《化学教育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⑿ 纪素珍等:《中外科技史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⒀ 复旦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组:《欧洲哲学史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⒁ 林学俊:“从科学中心转移看科研组织形式的演变”,《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8.4
⒂ 陈青川:“近代德国化学研究领先地位的确立及其原因”,《大学化学》,1999.2
⒃ 何法信:《化学史纲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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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阀特指北伐战争之后,国民党各派系形成的控制中国大陆割据一方,拥兵自重的军事政治集团。北伐战争是一场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是由以广州政府为形式上的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各反北洋势力联合起来发动的一次旨在推翻北洋政府,统一中国大陆的战争。北伐军是一支军阀联军,其中南方北伐军由粤、桂、湘军队以及客居广东的滇、湘客军组成,北方北伐军指冯玉祥的国民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两大军事集团。北伐战争本身的性质是国民党新军阀形成的根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国民党新军阀形成及其影响的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一些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投靠国民党的军事势力派也背叛了革命。这些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国民党新军阀与旧军阀有共同点,但同时又有与旧军阀不同之处。
[关键词]国民党;新军阀;形成;特点
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等北洋军阀,这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但是军阀却并没有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消失, 1927年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
“军阀”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拥有武装部队,并能控制政权的军人或军人集团。”
由此可见“军阀”大体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拥有武装,自成派系,割据一方(或控制中央政权)。
在《新华词典》中有关“中国近代军阀”的解释是“拥有军队,霸占一方,为害人民,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表示中国近代军阀,除了具备了过去的军阀的性质之外,还兼有“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这“近代”的特色。
对于“国民党新军阀”,张同新提出,这是“对1927年叛变大革命后,霸据一方,实行反动统治,互相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总称。”①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并由此推动了全国工农运动的开展,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武装力量和旧军阀系统中的军阀,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他们都有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发展自己势力的要求,但又感到缺乏力量,于是纷纷带着自己的私家军队投靠国民党,并改编军队,于是这些武装力量成了国民党新军阀的主要来源。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⑴大部分是从旧军阀系统中分化出来,整建制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如南方的原国民革命第二、六、八军(即谭延 派,程潜派,唐生智派等湘军),第三军(即朱培德的赣军),第七军(即李宗仁,黄绍 ,白崇禧的桂军),第九、十军(即彭汉章,王天培的黔军),北方冯玉祥统属的国民联军,阎锡山统属的晋军。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而改变为国民党旗号的原北洋系统的地方小军阀则更多,如夏斗寅,周凤岐,陈调元等。⑵来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组建的所谓“党军”,我党虽曾在这些军队中作过大量工作,但由于这些军队的首领不允许对其军队进行改造,同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因此这些军队仍是旧式雇佣军队的性质。②
这些武装力量参加北伐大革命,主要出于以下几种原因:
⑴这些武装力量受到大军阀的压迫,希望借革命力量的庇护来保住自己的势力;
⑵他们看到直系,奉系等旧军阀的垮台已是大势所趋,而暂时归顺大革命的潮流;
⑶由于各地均被旧军阀分割而难以发展,他们期望借助革命的旗号扩展实力;
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期望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制。
这些武装力量虽然表示愿意接受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是他们参加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所以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所戴着的“革命信徒”的假面具也逐渐脱落。
大革命打击了封建势力,农民和城市工人要求土地,减轻剥削,实现政治民主的斗争不断深入,在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中更提出了废除军阀制度,实行军队生活民主化的要求,这些都威胁着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切身利益。他们既想“脱离革命,同时又企图找到一条既能攫取更大的统治权,又能打着革命旗号来取消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其他的国民党军事势力派也背叛了革命。这些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
国民党新军阀的形成除了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是在背叛大革命的情况下产生的之外,还有着与北洋军阀相同的外部原因和阶级根源。
毛泽东提出:“现在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从广州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④
这说明,新军阀产生的国内经济基础和阶级根源是地方性农业经济的存在和地主买办阶级对人民大众的残酷剥削,而帝国主义划分范围的分裂政策则是其形成的外部原因。
国民党新军阀与先前旧军阀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同样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⑤
首先,国民党在外交上采取投降妥协的政策。
1928年3月,国民党政府向1927年3月炮击南京、镇压中国革命的英、美帝国主义政府赔款、道歉,并宣布要“逞凶”;同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一万多人,蒋介石竟然命令中国军队不准抵抗,并任由日军缴械。
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如日本控制了中国铁矿生产的99%以上,生铁生产的95%以上。在轻工业上,外资也占相对优势。1930年,中国民族资本纱厂的资本和公积金共合12,700余万元,而外资纱厂则合16,100余万元,占56%。而外资拥有的纱锭数更占67.4%,拥有布机数也占56.4%。这说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他们对中国控制程度越发严重了。
其次,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封建土地占有制度依然存在,而且由于国民党新军阀和地主官僚大量掠夺农民的土地,土地占有状况也日趋集中。
1933年,广东地主富农人口占6%,却占有66%的土地,而贫雇农人口占74%,却只占有19%的土地。
再次,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中国官僚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扩大军费、增加赋税的过程中,把大量财富塞进自己的腰包。1928年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为21,000万元,1929年为24,500万元,1930年为31,200万元,三年间增加了50%。从1930年至1936年间,历年的军费均在三亿元以上。关税、盐税、统税在国民党政府中央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重为:1928年48%,1931年88.2%。
国民党政府从1927年至1936年共发行公债达26亿元,四大家族通过他们控制的银行,大量承购公债,独占了公债利润。
同时孔、宋、陈氏家族独占商业,工农业,垄断经济命脉。1935年,国民党政府设立了资源委员会,作为垄断全国重工业和矿业的执行机构,它垄断了钨、锑、锡等物资的生产和运销。
到1936年前后,在积累了大量财富后,正式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成为了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
但是国民党新军阀也有着同旧军阀不同的特点:⑥
其一,以曾经是革命的国民党做幌子,得以施展反革命的政治欺骗。
国民党曾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国民党的新军阀大都参加过反对旧军阀的革命,国民党政权暂时地实现了中国在形式上的“统一”,标榜自己“反对”帝国主义,发起“改订新约运动”,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力。这种影响在短时间内仍然存在,而他们就利用这种影响进行反革命的欺骗。
其二,拥有庞大的反革命军队和全国系统的特务组织。
国民党新军阀是有一个以政党为形式的集中组织,并有各种辅助形式的组织,作为反革命的工具。新军阀篡夺了这个曾是革命的政党的领导权,把它变为反革命的政党,而旧军阀是没有这样的政党的。
国民党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反革命武装,其常备军数量之多,超过了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据1929年国民党官方提供的材料,当时“全国军额达二百余万,年需军费约三万万余元”,占国民党政府总支出的75%以上。
国民党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1929年11月,蒋介石授意陈立夫、陈果夫建立“中央俱乐部”,又称“CC”团或“CC”系。在这个组织内部有一个由职业化特务分子组成的专门特务机构,“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主要用来控制国民党的党务部门和文教部门。1932年3月,又成立了另一个特务组织“兰衣社”,其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它侦缉迫害的主要对象是军队中的先进分子和异己力量。从1927年到1928年,屠杀了革命人民337,000多人,到1931年,被杀害的群众达100万人。
以上两点是新旧军阀最主要的区别。
其三,拥有表面上统一的全国政权。
从“宁汉对立”到“宁汉合流”,经过1928年上半年的“北伐”,6月占领北京。1928年12月29日,满洲四省军阀张学良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这也是中国自1916年来第一次名义上实现统一。⑦
其四,同时得到几个帝国主义的支持。
蒋介石集团,在经济上有江浙财阀的支持,同时又得到英、美与别的帝国主义的支持。1927年3月,上海资本家向他提供300万元,作为回报,他答应制止上海劳工骚动,并从革命运动中清除共产党势力。4月25日,上海商人和银行家又给了蒋介石700万元。⑧
其五,用政治强制和军事掠夺的手段,逐步地形成了买办的、封建的、军事的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这个统治的经济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实际上存在着由新旧军阀控制的三个反动政府,即:蒋介石国民党
南京政府;汪精卫国民党武汉政府;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他们各霸一方,为争夺对于全中国的统治全,进行着激烈的争斗。
同时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林立,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利益的矛盾,他们同样想得到整个中国的统治权,争斗同样不可避免。
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事实上反映了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利害矛盾,毛泽东指出“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战争。”⑨
到1928年初,国民党军阀北进之前,便形成了蒋(介石),桂(李宗仁、黄绍 、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四个主要派系,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原奉系军阀武力转化为国民党新军阀的武力。
从1929年3月至1930年11月,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和蒋、冯、阎中原大战。由于多方因素,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占了上风,最后建立了表面上统一的全国政权。
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到1930年的3年之中,除上述几次大规模军阀战争外,还有云南的唐(继尧)龙(云)之战,山东的韩(复榘)刘(珍年)之战、四川的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等军阀战争,不下六、七次之多。连年军阀战争,战火遍于大半个中国,兵连祸结,百姓遭殃,估计战死人数不下五十万之众。⑩
同时,随着国民党统治的确立,它也以更疯狂的屠杀政策来扑灭中国革命的烈火,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员人数由60,000多人减少到10,000人左右。城市工人的斗争由进攻转为防御,工会会员由300万人减至30,000人。农民斗争此起彼落,处于分散而不集中的状态。民族资产阶级则退出了革命的营垒,而附和了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贫苦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革命的形式由高潮转入了低潮,这是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确立后带给中国的又一影响。
但是由于中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的殖民地化并没有减弱,帝国主义仍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封建土地占有制也仍然保持;工人在大革命时期争得的权利统统被取消;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全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因此,革命的高潮再次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注释:
①②③同张同新 《国民党新军阀的形成及其混战的历史线索》 教学与研究 1984.2
④⑤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P47-48
⑥胡汶本等主编 《中国现代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P211
黄元起主编 《中国现代史》上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4 P245
⑦[美]费正清 费维恺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93 P142
⑧[美]费正清 费维恺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93 P149--150
⑨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P47-48
⑩张同新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P32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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