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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关系的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价值观念、民族信仰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只有加强意识形态整合,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使之逐步被各族民众所认同,才能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为我国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创设一个和谐稳定的良好氛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意识形态; 民族和谐; 马克思主义
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作出了不朽贡献,并形成了各族人民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但是,在当今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下,国际敌对势力分裂我国民族统一的活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长期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挑起民族矛盾,制造民族分裂,严重影响了我国各民族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民族关系,除了要加强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建设外,统一思想认识,整合意识形态,加强各民族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对实现各民族和谐共存、共同发展和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所谓整合,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使各不同部分在保持各自性质特点的前提下,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完整的整体”。意识形态的整合就意味着在尊重各民族、各阶层多元的价值观念和信仰追求的基础上,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尤其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意识形态整合,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国内和国际形势来看,加强各民族对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国内形势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改变、体制的转型和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人们思想活动和精神文化需求的多样性、多变性和差异性大大增强,只有用统一的指导思想和共同的理想信念来凝聚人心,才能维系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从国际形势来看,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的“西化”和“分化”战略图谋从未改变,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也从未停止过,西方敌对势力总是在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民族和宗教等问题上制造舆论压力,试图通过意识形态打开突破口,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和整合功能,增强各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自觉抵制国内外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和渗透。
其次,从我国少数民族信仰状况来看,加强意识形态整合,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是实现民族团结的必然要求。我国迄今为止,通过识别并且经过中央人民政府确认的少数民族一共有55个,少数民族大多有宗教信仰,信仰的宗教主要有佛教、伊斯兰教、____、道教等,解放前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有原始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心理素质以及人生价值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并渗透于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次,积淀为超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使信教者的思想和观念严重地束缚在宗教的领域中,实现对宗教的认同感,拒斥对新信仰的认同,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群众基础,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障碍。另一方面,随着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增强和国际民族分裂主义破坏活动的加剧,也极大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播和接受。我国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既是多宗教的地区,又是我国对外开放和开展国际交往的重要门户,更是西方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渗透和分化的前沿阵地。他们的分裂和破坏活动,严重破坏了我国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大好局面。因此,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引导,形成各民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最后,从意识形态本身的特点来看,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的社会整合功能的必然要求。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是指意识形态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的聚合和统领作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从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它通过给人们提供一整套“世界观”,来帮助人们正确地认知“世界”,促成人们内在精神世界的有序化和合法化,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感召下,使社会成员达成共识,形成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取向,并外化为实践行动。从而实现有效地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目标。
二
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要增强各民族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避免意识形态的僵化,就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对意识形态进行发展与创新。就目前而言,从理论、途径和方式等方面进行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理论创新。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体系,它的科学性与真理性根源于其与实践的符合性,即能否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永葆生机与活力的源头活水。面对经济全球化、互联网的扩展和延伸、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思想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和影响,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深刻认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深刻认识当今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给我国带来的深入影响的基础上,及时总结人们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和获得的新认识,及时解答现实生活中人们提出的新的重大理论问题,并结合新的实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使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一个具有自我创新和自我超越能力的开放体系。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社会成员的持续认同,为实现民族和谐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思想保证。
第二,途径创新。每个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日常生活世界是人最直接、最普遍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全面、深入地渗透到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才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实现意识形态的大众化,是使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起到对社会主体熏陶和塑造作用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只有面向日常生活,渗透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中,成为各族人民的大众意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个体文化品格的一部分,才能保障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必须以大众的日常生活世界为基础,从日常生活世界中提炼现实的经验,关注和回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并对日常生活世界进行科学、合理的引导和提升,从而实现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和谐统一。实现这种和谐统一的中介就是大众文化。文化具有引导价值观念、规范社会行为的功能,大众文化具有市场化、世俗化、平面化、形象化、游戏化等特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大众文化多样性的形式满足个体多样性的需求,潜移默化地对大众进行价值观念的渗透,从而使人们的价值观念与主流意识形态趋近,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
第三,方式创新。实践证明,科学、合理、有效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会促进事物发展的进程,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中国,原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有着浓厚的集权意识和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灌输式的教条性说教在现有教育环境下已不合时宜。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人们被动接受思想教育的模式,人的个体意识和独立意识大大增强,这就要求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也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我们应随着时代的发展。充分利用互联网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和快捷性的特征,构建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信息传播平台。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将互联网作为价值观念宣传的主要平台,据统计。互联网上的英文内容占90%左右,英语在国际交流中的主导地位推动着西方价值观念的传播,这已经成为一种话语霸权,严重制约和限制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这就要求我们要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探索运用现代化网络技术平台拓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手段,努力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思想文化网络基地,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的力度,扩大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上的信息占有量,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三
加强意识形态整合,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改革发展过程中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因此,必须处理好以下三种关系:
第一,一元化与多样性的关系。一般来说,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多种意识形态,我国的意识形态也具有一元主导下多样性发展的特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起着主导作用。但是,我国民族关系的复杂性、经济关系的多样性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特点。必然表现为思想观念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一元思想的指导下,保持足够的张力,具有海纳百川的气魄和开放的胸怀,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在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在整合中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第二,意识形态整合与民族精神培育的关系。民族精神,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和凝聚的精神纽带,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总人口有1.28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41%。各个民族在地域风貌、风俗习惯、心理素质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把意识形态建设与民族精神培育统一起来,在民族精神的培育中。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融入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回归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才既有利于民族精神的培育,又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吸收各民族精神中的优秀部分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巩固其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毛泽东也曾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民族精神是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活历史积淀的反映。是民族现实生活价值观念的心理体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渗透于民族精神培育之中,才能使意识形态教育具体化,真正起到教育和引领大众的作用,从而在社会生活实践的具体行动中形成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第三,主流意识形态与宗教的关系。宗教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宗教问题常常与民族问题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也是民族关系中最敏感、最容易触动的因素。宗教在少数民族生活中占有不容忽视的位置,并深刻影响着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确处理主流意识形态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对意识形态整合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对宗教问题处理不当,就会影响民族关系。激化民族问题。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充分重视和发挥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共同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和平统一的局面。
总之,民族关系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民族和谐发展的客观环境和必要条件。只有加强意识形态整合,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才能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最终形成各族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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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儿女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不畏艰难,奋力拼搏,伟大的抗震精神感动天地,讳然行布于神州大地,举国同钦,抗震救灾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新时代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众志成城;抗震救灾
【Abstract】The China children solidify consistent, unity of will is a formidable force, stand in no fear of difficulties, spare no effort to work hard, great of anti- earthquake spirit touched cloth in the world, Hui however line is at the absolute being state the earth, the whole country together Qin, anti- earthquake the relief spirit be the modern era of Chinese nation spirit of concentration body now.
【Key words】Unity of will is a formidable force; Anti- earthquake relief
中国地质调查局初步监测和评价认定:汶川地震是印度板块向亚洲板块俯冲造成青藏高原快速降升导致的,震源浑度为10-20千米。高原物质向东缓慢流动,在青藏高原东缘沿龙门山构造带向东挤压,遇到四川盆地之下刚性地块的顽强阻挡,造成构造应力能力能量的长期积累,最终在龙门山北川,汶川的映秀镇地区及周边地区突然释放。
2008年2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了里氏8.0级特大地震,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夺走了数万鲜活的生命,数万人不幸遇难!数百万人顿时失去了家园,地震发生时,确实可怕,真的很悲惨,死的人尸骨天存,残缺不全,血渐渐的场面,比任何文学作品中描写的、电视、电影中拍摄的战争场面还要凄惨,万幸活着的人只身逃出命来,财产瞬间变没了,无家可归,把地震比喻成魔鬼一点也不为过。汶川地震给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最强,死亡人数最多,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大地震。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牵动了全中国,震惊了全世界,举国哀痛,山河含悲,然而地震可以毁坏我们的家园,却压不垮我们民族的脊梁。
温家宝代表国务院党中央果断决定实施“救人第一”的方针,党中央、国务院立即有序有力有效地组织救援,出动了大量的部队官兵,调动了大量的救灾物资,全国上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成千上万的志愿者纷纷自发地来到灾区,一场抢救群众生命,抗击地震的斗争,在中华大地迅速展开,贵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把抢救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创造了许多生命的奇迹,实践证明这是非常正确的,有人才有一切,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这一次决策也极大的赢得了民心,人民子弟兵上演着一幕幕“生死突击”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一切地救人,盛人肺腑,做到了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挥最关键的作用,真是人民心中最可爱的人,共产党员,白衣天使,专业救援队,广大志愿者,成千上万的无数无名英雄,伸出援助之手,亲临灾区,为灾区人民撑起了一片天。灾区群众更是艰苦自救人,坚强面对、用勇敢、执着、坚强和博爱、自强不息写着中华民族在大灾难中的自强史……
灾难无情、人间有爱,爱的传递铸就了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灾区干部群众,解放军,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在第一时间迅速出动,全力抗震救灾,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伤病人员,防疫人员消毒防疫社会各界组织募捐活动,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担责任,据统计共接受国内外捐赠款物达261.01亿元,真是大灾有大爱,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华民族魂。
为惮念在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同胞,国务院宣布5月19-21日为全国哀掉日,在此期间,全国的驻外机构降半旗致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国家名义为普通受灾民众举哀。当笛声警报长鸣,13亿中国人齐身肃立,低首默哀,历史定拾在2008年5月19日14时28分。这一刻,在江南北、长城内外,神州共悲,这一刻,山峦无语、江河呜咽,举国同哀!为汶川地震中我们同胞遭受的灾难……汶川之痛,震动中国,举国同悲,“汶川不哭”、“中国加油”、《多难兴邦》。从古至今,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在艰难困苦面前退缩过。屈服过、沉论过,而是知难而进,团结一致,百折不挠并最终在挫折中奋起。
胡锦涛亲临灾区,动情地对乡亲们说:“知道你们遭了灾,有的还失去了亲人,我们和你们一样痛的!天灾无情,人有情,你们要保重身体,党和政府一定会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我们一定会尽力抢救受困群众,尽全力医治受伤群众,尽全力安排好灾区群众生活,下一步还要尽全力帮助乡亲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到目前为止,设置了无数的灾民安置点。救灾粮、救灾衣、救灾帐篷、救灾棉被被都发放到灾民手中、救灾款拨到每家每户,活动扳房安置了天房、户居住,受损房屋重建工作国家拨了专款大力挟持,修建长久性住房,灾区人民感谢党和国家的政策好。抗震救灾区已经取得了重大阶段的胜利,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温暖。国家对省市委支援帮助重建医院和学校,体现了党和中央部署灾后重建方针已实现。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灾情传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迅速决策、全面部署、集中各方面力量,全力抗震救灾。拯救生命,一切力量以人为本的信念下集结,中华儿女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不畏艰难,奋力拼搏,伟大的抗震精神感动天地,讳然行布于神州大地,举国同钦,抗震救灾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新时代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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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民族的成长道路艰难而坎坷。在民族认同上,巴勒斯坦人经历了从阿拉伯人到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转变。在思想领域,巴勒斯坦人经历了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转变。深入探讨这一转变对于正确认识巴勒斯坦民族的复兴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深刻理解以色列、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和政策,对于认识现代民族的分化与整合也具有参考意义。
在阿拉法特时代之前,巴勒斯坦民族是一个“潜在民族”。它虽拥有语言、地域、宗教文化等共同特征,但不是一个“原生民族”,而是一个“次生民族”,它孕育在阿拉伯人之中。“次生民族”的形成一般有三种途经:(1)从民族分化而来;(2)由民族聚合而来;(3)由其他人们共同体转化而来。显然,巴勒斯坦民族的形成属第一种途径,它是从阿拉伯人中分化出来的。
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的自我认知以及民族从“自在”状态转变为“自觉”状态是需要人为努力的。不论是杰出人物还是一般的民众所体现的民族意识,其初始形态都是自在的、分散的和局部的。这种初始形态的民族意识还不可能为全民族所认识,要想使其成为自觉的民族意识并为群体成员所接受,需要杰出人物的提升和传播。而领袖人物在这个过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阿拉法特正是这样的杰出人物。他把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思想加以提升,并使其得到广泛传播;他为巴勒斯坦人赢得民族地位付出了巨大努力,使巴勒斯坦人从“潜在民族”和“自在民族”向“自觉民族”的方向发展。
众所周知,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巴勒斯坦人在以耶路撒冷穆夫提阿明·侯赛尼为首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的领导下,于1936—1939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反对英国委任当局的“扶犹抑阿”政策。该起义被镇压后,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处于低潮。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70多万巴勒斯坦人被迫背井离乡,流落到外约旦、叙利亚、埃及和黎巴嫩等国,沦为难民,只有1/3的人继续留在当地,且大多聚集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这种分散状况严重影响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和斗争。此后,纳赛尔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倡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统一思想风靡一时,于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并通过阿拉伯团结和统一来解放巴勒斯坦成为多数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心愿。巴勒斯坦人毫不否认自己的阿拉伯属性,他们把希望寄托于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力量,因而淡化了自己的民族特性。1967年“六五战争”之前,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在总体上处于被抑制状态,只是在1967年战争之后,巴勒斯坦人才经历了一个民族转变的过程。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觉醒之后,其民族主义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巴勒斯坦土地被分裂成三部分:以色列除占领了联合国决议划给犹太人建国的领土外,还占领了加利利地区、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地区和加沙地带的部分地区;埃及控制了剩下的加沙地带;剩下的大部分约旦河西岸地区由约旦接管。耶路撒冷被一分为二,东区由约旦控制,西区被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已不再是一个整体,这也是整个巴勒斯坦问题在1949—1967年间趋于缓和的因素之一。然而,在1967年以色列打败阿拉伯联军,并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以后,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又成为一个整体,约旦河西岸、加沙和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又成为一个社会。
1967年战争不仅使巴勒斯坦问题再次出现,同时还为巴勒斯坦民族认同创造了一个聚合空间。这个过程是在1967年战争后的年轻一代成长时开始的,又向上影响了他们的父母。上一代人在1949—1967年成长时,约旦河西岸是在约旦统治(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于1949年10月将约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并人约旦)之下,而加沙地带则由埃及管理。由于埃及、约旦与巴勒斯坦同属阿拉伯文化,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老一代巴勒斯坦人没有感到必须持久地维护他们独特的巴勒斯坦属性。事实上,很多老一代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和加沙巴勒斯坦人在1949—1967年间均已“约旦化”或“埃及化”。自约旦赋予巴勒斯坦人公民权后(埃及未这样做),1967年战争之前的那一代巴勒斯坦人中的很多人认为,当时的约旦国王侯赛因比任何其他的巴勒斯坦人更像他们的领袖。
但是,在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后,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出生的巴勒斯坦青年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成长的。他们长大成人时,约旦“不在西岸”,埃及也“不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取代了它们。他们面临的是他们不愿与之融合的以色列文化(以西方文化与犹太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事实上,自从不能再获得约旦的身份后,巴勒斯坦人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他们自己的“根”上来,并且比以前更加强调他们自己独特的巴勒斯坦政治和文化传统。因此,在1967年战争后,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大大增强,整个民族觉醒了。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的巨大功绩就在于把巴勒斯坦人复兴的愿望变为行动,使他们有了依靠。换句话说,犹太复国主义者为犹太人做的事情,巴解组织也为巴勒斯坦人做到了。阿拉法特将这个民族从“濒临灭亡”的境地拯救出来,又促使巴勒斯坦人投入到一场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并在世人面前把他们从需要帐篷的难民变为需要主权的民族。这次战争之后,这些处于困境中的巴勒斯坦人变为一股政治力量。
在1967年战争中失败之后,一直在包办和垄断巴勒斯坦问题并使之成为1949—1967年间的泛阿拉伯问题的各阿拉伯国家第一次允许巴勒斯坦人掌握自己的命运。被以色列击败后,各阿拉伯国家需要一些时间来重新组织。在此期间,它们给巴勒斯坦人和巴解组织权力,使其自由地继续和以色列战斗。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发起了民族抵抗运动,该运动是1967年战争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和军事因素。虽然自以色列建国起,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就已存在,但1967年“六五战争”却给了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运动一种前所未有的推动力。过去,巴勒斯坦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阿拉伯国家来恢复他们的权利,而此时则依靠自己,并且明确地表明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政治斗争目标。可以说,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影响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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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巴勒斯坦民族经历了从“潜在民族”→“自在民族”→“自觉民族”的过程。在思想领域,巴勒斯坦人经历了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转变。在完成了这一转变后,美国、以色列和国际社会才把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重心从阿拉伯国家转移到巴勒斯坦人身上,才使中东和平进程步入了正确轨道。
关键词:巴勒斯坦民族 阿拉伯民族主义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
巴勒斯坦民族的成长道路艰难而坎坷。在民族认同上,巴勒斯坦人经历了从阿拉伯人到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转变。在思想领域,巴勒斯坦人经历了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转变。深入探讨这一转变对于正确认识巴勒斯坦民族的复兴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深刻理解以色列、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和政策,对于认识现代民族的分化与整合也具有参考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民族的形成过程和发展阶段已有不少研究和论述。在论述巴勒斯坦民族发展历程之前,有必要对学术界的有关论述进行简要的梳理,以便对巴勒斯坦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进行深入分析。
斯大林曾把民族的形成分为低、中、高三个阶段。他说:“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本身也不相同,其中如格鲁吉亚和阿尔明尼亚处于民族形成的高级阶段,车臣和卡巴尔达处于民族形成的低级阶段,而柯尔克孜则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我国学者也提出,在民族形成以后,就其内部的凝聚来说,还有一个从雏形到定型的发展过程,“从民族的初型到定型也有一个发育过程,即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就是民族的发育”。
在对民族过程的研究中,根据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不同情况,可将其划分为“潜在民族”、“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三种状态。最早对民族发展形态做出“自在”和“自觉”划分的是费孝通先生。他在谈到中华民族的形成时讲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费先生在此仅就中华民族的形成谈到了“自在”和“自觉”,但实际上这也是民族形成和存在的两种普遍状态。
在完整意义上提出民族发展状态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王希恩博士。他在《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三种状态》一文中,提出了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三种状态,即“潜在民族”、“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认为,在民族诸要素完全凸现、构成完整的民族实体之前,地域共同体、血缘共同体、种族共同体、宗教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虽然还不是民族,却具有滋生民族因素的土壤,具有向民族转化的趋势,故可视为“潜在民族”;“自在民族”与“自觉民族”的区别在于族体能否被自身认识,即民族认同问题。由于民族是人类相互隔绝的产物,而民族认同只能发生于民族交往、形成对比之际,认同的完成也有从个别到普遍的过程,因此,一般来说来,民族认同的发生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并不同步。民族认同在“自在民族”发展阶段并不一定存在,但却是“自觉民族”发展阶段的必备特征。以民族认同为标志进入“自觉”发展阶段有两种途径:由“潜在民族”到“自在民族”,经民族认同进入“自觉”阶段的顺序型发展进程;“潜在民族”未经“自在”阶段便先行发生认同,进入“自觉”阶段的跨越型发展进程。
笔者认为,王博士的理论对于分析巴勒斯坦民族的形成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下面笔者就以王博士的理论为依据,分析巴勒斯坦民族的成长经历,探究巴勒斯坦民族的状态和发展历程。
在阿拉法特时代之前,巴勒斯坦民族是一个“潜在民族”。它虽拥有语言、地域、宗教文化等共同特征,但不是一个“原生民族”,而是一个“次生民族”,它孕育在阿拉伯人之中。“次生民族”的形成一般有三种途经:(1)从民族分化而来;(2)由民族聚合而来;(3)由其他人们共同体转化而来。显然,巴勒斯坦民族的形成属第一种途径,它是从阿拉伯人中分化出来的。
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的自我认知以及民族从“自在”状态转变为“自觉”状态是需要人为努力的。不论是杰出人物还是一般的民众所体现的民族意识,其初始形态都是自在的、分散的和局部的。这种初始形态的民族意识还不可能为全民族所认识,要想使其成为自觉的民族意识并为群体成员所接受,需要杰出人物的提升和传播。而领袖人物在这个过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阿拉法特正是这样的杰出人物。他把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思想加以提升,并使其得到广泛传播;他为巴勒斯坦人赢得民族地位付出了巨大努力,使巴勒斯坦人从“潜在民族”和“自在民族”向“自觉民族”的方向发展。
众所周知,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巴勒斯坦人在以耶路撒冷穆夫提阿明·侯赛尼为首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的领导下,于1936—1939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反对英国委任当局的“扶犹抑阿”政策。该起义被镇压后,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处于低潮。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70多万巴勒斯坦人被迫背井离乡,流落到外约旦、叙利亚、埃及和黎巴嫩等国,沦为难民,只有1/3的人继续留在当地,且大多聚集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这种分散状况严重影响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和斗争。此后,纳赛尔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倡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统一思想风靡一时,于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并通过阿拉伯团结和统一来解放巴勒斯坦成为多数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心愿。巴勒斯坦人毫不否认自己的阿拉伯属性,他们把希望寄托于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力量,因而淡化了自己的民族特性。1967年“六五战争”之前,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在总体上处于被抑制状态,只是在1967年战争之后,巴勒斯坦人才经历了一个民族转变的过程。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觉醒之后,其民族主义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巴勒斯坦土地被分裂成三部分:以色列除占领了联合国决议划给犹太人建国的领土外,还占领了加利利地区、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地区和加沙地带的部分地区;埃及控制了剩下的加沙地带;剩下的大部分约旦河西岸地区由约旦接管。耶路撒冷被一分为二,东区由约旦控制,西区被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已不再是一个整体,这也是整个巴勒斯坦问题在1949—1967年间趋于缓和的因素之一。然而,在1967年以色列打败阿拉伯联军,并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以后,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又成为一个整体,约旦河西岸、加沙和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又成为一个社会。
1967年战争不仅使巴勒斯坦问题再次出现,同时还为巴勒斯坦民族认同创造了一个聚合空间。这个过程是在1967年战争后的年轻一代成长时开始的,又向上影响了他们的父母。上一代人在1949—1967年成长时,约旦河西岸是在约旦统治(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于1949年10月将约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并人约旦)之下,而加沙地带则由埃及管理。由于埃及、约旦与巴勒斯坦同属阿拉伯文化,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老一代巴勒斯坦人没有感到必须持久地维护他们独特的巴勒斯坦属性。事实上,很多老一代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和加沙巴勒斯坦人在1949—1967年间均已“约旦化”或“埃及化”。自约旦赋予巴勒斯坦人公民权后(埃及未这样做),1967年战争之前的那一代巴勒斯坦人中的很多人认为,当时的约旦国王侯赛因比任何其他的巴勒斯坦人更像他们的领袖。
但是,在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后,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出生的巴勒斯坦青年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成长的。他们长大成人时,约旦“不在西岸”,埃及也“不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取代了它们。他们面临的是他们不愿与之融合的以色列文化(以西方文化与犹太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事实上,自从不能再获得约旦的身份后,巴勒斯坦人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他们自己的“根”上来,并且比以前更加强调他们自己独特的巴勒斯坦政治和文化传统。因此,在1967年战争后,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大大增强,整个民族觉醒了。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的巨大功绩就在于把巴勒斯坦人复兴的愿望变为行动,使他们有了依靠。换句话说,犹太复国主义者为犹太人做的事情,巴解组织也为巴勒斯坦人做到了。阿拉法特将这个民族从“濒临灭亡”的境地拯救出来,又促使巴勒斯坦人投入到一场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并在世人面前把他们从需要帐篷的难民变为需要主权的民族。这次战争之后,这些处于困境中的巴勒斯坦人变为一股政治力量。#p#副标题#e#
在1967年战争中失败之后,一直在包办和垄断巴勒斯坦问题并使之成为1949—1967年间的泛阿拉伯问题的各阿拉伯国家第一次允许巴勒斯坦人掌握自己的命运。被以色列击败后,各阿拉伯国家需要一些时间来重新组织。在此期间,它们给巴勒斯坦人和巴解组织权力,使其自由地继续和以色列战斗。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发起了民族抵抗运动,该运动是1967年战争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和军事因素。虽然自以色列建国起,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就已存在,但1967年“六五战争”却给了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运动一种前所未有的推动力。过去,巴勒斯坦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阿拉伯国家来恢复他们的权利,而此时则依靠自己,并且明确地表明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政治斗争目标。可以说,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影响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1967年战争后,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重新被以色列占领,这使巴勒斯坦人重新聚集在一起,有了共同的聚合空间,并逐渐从“潜在民族”发展为“自在民族”。可以说,民族形态的提高对于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当时却存在着不利于巴勒斯坦民族继续发展和产生民族认同的因素,其民族主义发展面临险恶的外部环境。
首先,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政府一直企图否认巴勒斯坦民族的存在。长期以来,以色列政府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使许多犹太人深信,不存在合法的巴勒斯坦国,也不承认巴勒斯坦民族合法的领土要求。他们把巴勒斯坦人看成从摩洛哥延伸到伊拉克的广大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没有特殊的文化和历史。在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刚刚兴起时,这种古老而持久的传说起着特定的作用,它能说服犹太人振奋精神,离开长期生活的莫斯科、约翰内斯堡、纽约、墨西哥城、伦敦和蒙特利尔等地来到巴勒斯坦定居。当时最流行的说法是“没有土地的人民”回到了一个“没有人民的土地上”。以色列建国后,犹太人把被驱逐出去的巴勒斯坦人称为“阿拉伯难民”,认为这些难民应该定居在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人长期否认巴勒斯坦人同他们一样是一个有领土和主权要求的合法民族,因为若承认他们是一个合法的民族,以色列人就得让出一部分土地,就必须与他们共享这块土地,而不能对其置之不理。
其次,长期以来,尤其是在利库德集团统治时期,以色列把消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在希伯来文中,“利库德”是“统一、联合”的意思。事实上,利库德集团是由许多右翼政党联合而成的。它成立于1973年9月,1977年5月在以色列第9届议会大选中首次获胜。自1977年至1992年7月,利库德集团一直是执政党。利库德集团主张兼并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声称“在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不能有别国存在,这一地区应由以色列管辖并享有完全主权”。1977年利库德集团上台后,决心以武力消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使巴勒斯坦问题在国际上消失。它先采取对阿拉伯邻国进行大规模报复的战略,理由是巴勒斯坦游击队以这些阿拉伯国家为基地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是,利库德集团报复战略的真正目的是想加剧这些阿拉伯国家与巴解组织的矛盾,迫使这些阿拉伯国家采取行动,铲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滋生的土壤和环境,以实现以色列的既定战略目标。由于阿拉法特等巴解组织的领导人不断努力,阿拉伯世界团结一致,利库德集团的这项战略未能奏效。之后,利库德政府决定自己动手来消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然而在贝京执政时期,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这个“精灵”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充满了活力。西方学者A·D·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的目标是为它选择的群体(Group)赢得和维持一种“民族资格”。只要消除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巴勒斯坦人就不能获得合法的民族资格,以色列就可以安心地占有巴勒斯坦领土。正是按照这一逻辑,以色列在1982年夏发动了第五次中东战争,侵入黎巴嫩,支持__马龙派对贝鲁特西区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巴解组织因此被迫离开贝鲁特,把总部迁往突尼斯。以色列利库德集团的野蛮行径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虽然未能消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但却大大增加了巴勒斯坦人实现本民族理想的困难,使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渺茫。
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阿拉伯世界,虽然阿拉伯国家一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但在承认巴勒斯坦民族的合法性上则存在不同观点。一些阿拉伯国家企图扮演巴勒斯坦的代言人,否认巴勒斯坦人的民族特性。在这方面表现较为突出的是叙利亚和约旦。
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叙利亚人并没有放弃建立“大叙利亚”的意图,巴勒斯坦被视为“大叙利亚”的一部分。黎巴嫩德鲁兹派领导人卡迈勒·琼布拉特在20世纪70年代经常与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会面,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大马士革的统治者们要巴勒斯坦人不要忘记1919年中东被分裂以前的那些岁月,当时黎巴嫩人、巴勒斯坦人、约旦人和叙利亚人同属一国公民,他们是生活在往昔叙利亚自然边界里的人民,阿萨德总统曾对阿拉法特明确地强调过这一点。当时他对阿拉法特说:‘你们在巴勒斯坦的代表性并不比我们更多。根本不存在什么巴勒斯坦人,也不存在巴勒斯坦实体,惟一存在的是叙利亚,你们是叙利亚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是叙利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叙利亚提出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案“不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是与叙利亚或约旦相联系的半自治的实体”。约旦也曾支持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的斗争,但否认巴勒斯坦人的民族特性,企图扮演巴勒斯坦的代言人。
其次,二战后,随着形势的发展,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事业的热情在下降,逐渐变得漠不关心。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1.1949年之后,阿拉伯国家确曾宣布过,解放全部巴勒斯坦是它们的一项神圣事业,它们对此承担着义务。然而经过屡次中东战争之后,阿拉伯国家明白,它们无法在战场上打败以色列。它们清楚地看到,真正的战斗对象不是以色列的二三百万犹太人,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造犹太国的某些大国。只要犹太国的存在是为某些大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服务,这些大国就要保护和支持它。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得出了如下结论:解放巴勒斯坦,实质上意味着要同那些凭借手中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优势控制世界的大国进行对抗。因此,只要某些大国需要以色列存在下去,解放巴勒斯坦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所以,阿拉伯国家在以色列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面前越来越失去信心。
2.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事业热情下降是1967年战争造成的结果。1967年战争之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得到较快发展,出现了更加激进、独立的抵抗组织,而且这些组织在反抗以色列的斗争中不愿接受阿拉伯国家提出的时间表和策略。虽然阿拉伯国家仍然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以色列对100多万巴勒斯坦人的实际控制和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民族的惟一合法代表,意味着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曾一度居支配地位的阿拉伯国家控制局面的能力大大下降了。巴解组织取代了原来由阿拉伯国家扮演的巴勒斯坦代言人的角色。原来由阿拉伯国家为巴勒斯坦人承担的某些权利和义务此时已由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分担:以色列负责管理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巴解组织则承担着境外巴勒斯坦难民的事务。这种趋势明显地被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所证明。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是主要争斗者。这是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事业变得漠不关心和容忍以色列的原因之一。
3.在意识形态领域,随着阿拉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国家民族主义的演变,阿拉伯国家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了首位,对巴勒斯坦事业的热情逐渐降温。因此,新一代的巴勒斯坦人感到,当危境来临时,自己是孤单无助的,在1982年以色列侵黎战争中尤其是这样。当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沙龙试图在几个星期内消灭巴解组织时,阿拉伯国家安然地坐在巴以战场的背后袖手旁观,有些阿拉伯国家甚至希望沙龙得手。沙龙指挥以军对黎巴嫩的袭击使得每一个巴勒斯坦人认识到,阿拉伯国家不会再为他们冲锋陷阵。1967年战争后的形势促使更多的巴勒斯坦人产生民族认同,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转变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
虽然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问题的181号决议,巴勒斯坦人被赋予与犹太人平等的建国权利,但由于阿拉伯国家从开始就对这个决议持否定态度,在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国际社会逐渐漠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而把巴勒斯坦问题仅仅看成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这样,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被忽视了。这从1967年11月联合国通过的242号决议和1973年10月通过的338号决议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来。在这两个决议中,巴勒斯坦人问题仅仅被看作“难民问题”,一点也没有提及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直到1974年联大第3236号决议宣布“确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即在不受外来干涉条件下享有民族自决权,享有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这种情况才得到改变。
此后,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虽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关注,但阿拉法特提出的政治和解方针,并没有得到以色列的响应和国际社会实质性的支持。在20世纪80年代,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和其他阿拉伯联盟领导人在安曼所采取的那种把巴勒斯坦问题搁置起来的做法;华盛顿高级会议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对巴解组织的主张置之不理的做法;以色列领导人大谈不会再有人关心巴勒斯坦问题的做法,被很多巴勒斯坦人认为是对本民族的侮辱。不管怎样,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象征,因此,如果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强国排斥他们,那就意味着所有巴勒斯坦人的愿望受到忽视。国际因素也促使更多的巴勒斯坦人转变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
1987年底在巴勒斯坦爆发的“因提法达”运动,使巴勒斯坦人走上了集体认同的正常轨道,他们以一个民族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这标志着巴勒斯坦民族从“自在民族”发展到“自觉民族”阶段。巴解组织调整了自己的战略,承认以色列,由此开始了巴以和平进程。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生活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与生活在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产生了不同的政治诉求。
生活在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大都来自1967年前被以色列占领的地区,如海法、雅法和加利利等地方。对他们来说,只有赶走犹太复国主义者,消灭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全境,他们才能返回自己的家园,重新享受居家之乐。因此,这些巴勒斯坦人往往更倾向于巴勒斯坦极左分子的政治立场。#p#副标题#e#
然而,对居住在被占领土上的170万巴勒斯坦人来说,情况则不是这样的。诚然,有1/3以上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是来自1967年以前被以色列占领的地区,他们在被占区也是难民,但他们至少仍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况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在1967年以色列人到来之前就世世代代居住在约旦河西岸的城乡,只是世代居住在加沙地带的人稍微少些。他们在以色列控制下遭受非人待遇,备受歧视,对这些巴勒斯坦人来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摆脱以色列的占领与统治。如果以色列结束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控制,以军士兵撤离并退回到1967年以前的地方,他们就可以充分感受到居家之乐。因此,作为一个政治集团,他们更愿意接受一项两国并存的解决方案。
1987年底在以色列所占领土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爆发了反抗以色列的运动。巴勒斯坦人称他们的暴动为“因提法达”,而没有把它称为“萨伍拉”——“起义”的标准阿拉伯词。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之所以选用“因提法达”,而不用“萨伍拉”,是因为他们和在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的同胞不同。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认为,他们的主要问题不是要消灭以色列,而是要尽量去除他们自己身上的“以色列性”,把以色列的习俗、语言、产品、制度等等从他们的世界中清除出去,以保持自己的民族性。因此,“因提法达”的真正含义是:巴勒斯坦人要求确认自己的民族特性,脱离以色列体系,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发现自己的所有感情和想法通过“因提法达”得到了确切的表达。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在以色列占领下生活20年,不设身处地,你就很难理解“因提法达”,因为许多住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青年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已经融入了以色列社会,他们身上的巴勒斯坦成分越来越少。实质上,他们已经越来越不像巴勒斯坦人了,因为许多巴勒斯坦青年和以色列青年是同一时代的人,都是在以色列统治下长大的,都讲希伯来语。这使他们陷入了身份不清的困境:他们在思想上发誓忠于亚西尔·阿拉法特,而他们的身体则不得不为以色列做工。巴勒斯坦人萨里·努赛贝赫在谈到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同化时说:“我们巴勒斯坦人的身体现在已溶进以色列体系之中,而我们的头仍在外面。我们的身体已与它结合,而我们的意识却在抗拒它。”
只有通过“因提法达”,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才能真正作为一个民族出现。“因提法达”实际上标志着要把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从“约旦化”、“埃及化”和“以色列化”的巴勒斯坦人转变为真正的巴勒斯坦人。由于以色列的镇压和对巴勒斯坦人的侮辱(如把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看作二等公民,把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看作暴乱分子等),使巴勒斯坦人有了共同的痛苦经历,从而加强了他们在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联系,并将他们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巴勒斯坦人用石块对抗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所表现出的团结一致的精神和勇气,给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了他们以前从未有过的尊严和自我认同感。同时,也使巴解组织在制订政策时,给予他们新的重视。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开展的“因提法达”运动不仅公开表示了对以色列的承认,也使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民族得到进一步认同,其整个民族在情感上更加团结,国际形象大为改善。
长期以来,巴解组织流亡在外,主要是在巴境外的巴勒斯坦难民中开展活动,支持它的基本群众都是那些来自黎巴嫩、约旦和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这些人构成它开展游击战的兵源,不仅是巴解组织得以发展的基础,而且养育了巴解组织。所以,巴解组织的政治纲领充分反映了这些难民的愿望,代表着难民们的利益。
“因提法达”爆发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通过暴动把他们的意愿完全表达出来。他们明确告诉阿拉法特,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讲话,必须公开承认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他们强调自己才是巴勒斯坦政治生活中最强有力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巴境外的难民。对阿拉法特来说,如果不按照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的要求确定政治方向,他就有失去其领袖地位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象征的危险,同时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中还有可能产生确具权威的新领袖人物。“因提法达”促使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抛弃了解放整个巴勒斯坦的政治主张,公开承认以色列,走上和谈道路。
在“因提法达”爆发一年之后,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阿尔及尔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更为重要的是,巴解组织宣布接受1947年联合国的边界划分方案和联合国第242号(1967年)、338号(1973年)决议。此后,阿拉法特写信给以色列拉宾,“宣布巴解组织接受以色列在和平与安全条件下的生存权,放弃恐怖主义,对巴勒斯坦人的事务负起全部责任”。巴、以之间开始了接触和秘密谈判,开始了巴以和平进程。1993年8月以色列与巴解组织达成了相互承认以及巴勒斯坦在加沙和杰里科先行自治的和平协议。同年9月13日,双方在华盛顿白宫南草坪举行了正式签字仪式。此后根据协议,巴勒斯坦人选出了自己的自治政府,在加沙和杰里科实行民族自治,同时继续与以色列谈判,争取更多的民族权利。
但巴勒斯坦人争取民族权利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巴以和平进程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因为和平谈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和以色列的态度,尤其是以色列的政策。与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态度一样,以色列内部在对恢复巴勒斯坦人合法权益、归还巴勒斯坦领土等问题上历来存在分歧。
1993年巴、以签署和平协议后,巴以和平进程进入快车道。但以色列工党的和谈政策遭到以色列右翼集团的强烈反对,1995年11月拉宾被犹太右翼极端分子所刺。继拉宾之后上台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拒不履行《奥斯陆协议》。直到1997年1月17日,巴、以双方才在埃雷兹检查站签署了《希伯伦协议》。在领土问题上,以色列同意撤出希伯伦市80%的土地,希伯伦市被划分为巴勒斯坦控制区和以色列控制区;同时以色列承诺要在1998年内完成从约旦河西岸其他地区撤出的计划。《希伯伦协议》与原来达成的协议相比显然有所倒退,如原来协议规定以色列军队至迟在1997年9月完成在约旦河西岸其他地区的“进一步重新部署”等。《希伯伦协议》刚刚签署不久,1997年3月以色列决定在东耶路撒冷修建犹太定居点,并赶走巴勒斯坦设在东耶路撒冷的4个办事处,使巴以和平进程难以向前推进。
1998年6月21日,以色列内阁批准了耶路撒冷的扩建计划,此举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遭到阿拉伯国家的强烈谴责。10月1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邀请阿拉法特和内塔尼亚胡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怀伊河种植园举行谈判。10月23日双方经过谈判最终签署《怀伊河备忘录》(也称《怀伊河协议》)。该协议规定,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13.1%的土地上撤军;巴方制订打击恐怖活动、保护以色列安全的措施,取消巴勒斯坦宪章中的灭以、反以条款。该协议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监督执行。协议虽已签署,但要付诸实施还面临巨大困难。直到1999年9月5日,巴、以才在美国的促使下签署了执行《怀伊河协议》的《沙姆沙伊赫备忘录》,从而使《怀伊河协议》重返轨道。1999年9月13日,以色列完成了第一阶段从约旦河西岸的撤军工作,巴勒斯坦最终地位的谈判也在同一天于以色列与加沙交界的埃雷兹检查站象征性启动。2000年3月16日,以色列内阁批准了《沙姆沙伊赫备忘录》,并从规定的土地上撤军。7月11日至25日,在克林顿总统的主持下,以、巴、美三方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戴维营举行会谈,就巴、以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由于在耶路撒冷和难民等问题上双方分歧严重,戴维营谈判无果而终。
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右翼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在1000名以色列警察的陪同下强行访问圣殿山。巴勒斯坦人认为这是故意挑衅的行为,被称为“阿克萨起义”的新一轮暴力冲突爆发了。此后沙龙上台执政,双方冲突不断。美国、约旦、沙特、以色列都提出过停火计划与和平方案,但都由于双方分歧严重,没有结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2003年4月30日由联合国公布的“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以下简称“路线图”)。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在5月底前,巴、以实现停火;以色列军队撤出巴勒斯坦自治区,撤出2001年以后建立的犹太定居点;要求巴方进行政府改革、司法改革,建立民主政府;要打击恐怖主义,保证以色列的安全。第二,从2003年5月到年底,建立巴勒斯坦国,确定以、巴临时边界线。第三,从2003年到2005年完成巴勒斯坦最终地位的谈判。“路线图”出台后,以色列强烈反对,沙龙提出要对“路线图”做100处修改。经过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再三斡旋,以、巴双方勉强接受。但由于双方分歧严重,谈判止步不前。2004年11月11日,阿拉法特去世。2005年1月9日,阿巴斯当选为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以、巴双方的对峙局面有所缓解。但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不利于和平的爆炸事件,又使局势陷入循环报复的怪圈。2005年8月23日,沙龙命令以色列犹太人从加沙21个犹太定居点全部撤离。这虽是以色列的单边行动,但却受到国际舆论的好评。但这时在巴、以内部都出现激烈的政治变动。2005年11月沙龙退出利库德集团,另组新党,开始叫“国家责任党”,后改称“前进党”,使以色列政坛出现了新变化。2006年1月沙龙因脑中风病倒在医院,由代奥尔默特领导的前进党在2006年3月29日举行的大选中以微弱的优势获胜。这预示着未来的以色列政府将是一个联合政府。2006年1月25日在巴勒斯坦自治区举行的立法委员会选举中,激进的“哈马斯”在大选中意外获胜。同年2月21日,阿巴斯任命哈尼亚为巴自治政府。这种情况使巴、以和平又增添了新的变数。总之,巴、以双方内部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将对巴以和平进程带来直接影响,而巴以和平进程将是双方政治势力互动的结果。由此看来,巴勒斯坦人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综上所述,首先我们可以看出,巴勒斯坦民族经历了从“潜在民族”到“自在民族”再到“自觉民族”的顺序型发展过程。在思想领域,巴勒斯坦人经历了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转变。在完成了这一转变之后,我们对美国和以色列把谈判对象从某一个阿拉伯国家转到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人身上就容易理解了。其次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民族支撑着民族主义,无根的民族主义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民族主义的发展对于民族的发育和成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民族认同的过程中,领袖人物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笔者认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基点应放在民族自主、自立和自强上;只有民族觉醒和民族自身状态完善,才能赢得本民族的尊严和国际社会的承认。
(赵克仁,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石家庄,05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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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最基本的含义是诚实守信,朴实无华,耿直公正,它在土家人的心目中是至为神圣的。杜少陵《赠郑典设自施州归》诗曰:“有俗则醇朴,不知有主客,乃闻风土质,又重田畴辟”。在现实生活中,土家人“其民质直好义,有先民之流”,凡是他们答应去办的事就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办,决无欺骗戏谑之言,说话算数,“讲信用”的人才受人尊崇。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民族文化基因与诚信精神培育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摘要:诚信也是一种资源,具有经济社会价值,诚信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立世之本。诚信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从民族优秀文化中挖掘、整理、弘扬诚信观念的合理内核,从民族优秀文化中汲取营养,使之应用到诚信教育之中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关键词:民族文化诚信精神教育形式创新与发展
论文正文:
民族文化基因与诚信精神培育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历史上,民族之间、民族内部各成员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大都以诚信为标准,以情义为根本,“莫问人待我,就看我待人”,“为人之道,情义为本”。这质朴的语言说明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做人做事,诚信二字。
诚信,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诚实守信、善良质朴、公正无私、既不自欺,亦不欺人。《大学》有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孔子也说,“信以成之,君子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先贤们是从道德的层面加以说明的,而事实上,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诚信能带来良好的声誉和良好的效益,因此我们说诚信也是一种资源,是能够创造价值的实实在在的资源。
在此以美国凯姆朗公司老板迪克·杜克为例,50年代初,杜克为生计所迫卖起了圣诞树,为防被偷,他每晚睡在车中,一天,他实在冻得受不了,便回到家中,第二天一看,圣诞树少了一棵,但同时多了一张便条,当天晚上拿树的人主动找他付了款。这件事使杜克对诚信有了新的认识,他感叹说:“我对人们的诚实可信感到十分惊讶!”正是这件事改变了他一生的经营理念,他要用诚信作为资本回报客户,在他后来创办的凯姆朗公司中也一直实践着这一理念。
公司专为客户养护草坪,他们工作时客户一般都在上班,养护与否实在难以看出来,唯一能看到的便是一张字条:“药液未干以前,请不要在草坪上坐卧。”员工在维护过程中对客户造成的任何损失及时给予赔偿,且从来都是先干活后付款,这一切靠的均是诚信二字。靠这诚信二字,杜克的公司从4万美元起家,15年后的营业额竟高达3亿美元。据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诚信既有道德层面上的意义,也有物质层面上的意义。
反观今日之现实,有的人歪曲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把对利润的追求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绝然对立起来,错误地认为只要我的利益得到了满足,至于是否损害了他人的利益,至于采取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则无关紧要。于是乎,三角债清而不结,骗贷骗保花样迭出,假冒伪劣烽烟四起,数字泡泡越吹越大等等,把他人的劳动成果揣进了自己的腰包,把非法所得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利润,将他人的痛苦变成了自己的享乐。
这一切的一切,严重干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对国家利益构成极大的威胁。面对如此毒瘤,我们不得不思考,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教育的缺失,诚信理念的淡漠,诚信调控的失范,诚信精神的萎靡。
怎么办? 除了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化的进程,还应从转变观念入手,进一步加大诚信教育的力度,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诚信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从民族优秀文化中挖掘、整理、弘扬诚信观念的合理内核,从民族优秀文化中汲取营养,使之应用到诚信教育之中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可以这么说,我国各民族都有自己深厚的诚信文化底蕴,并在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有普遍适用的教育价值。在此,以土家族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作简单描述,以窥全貌。
诚信最基本的含义是诚实守信,朴实无华,耿直公正,它在土家人的心目中是至为神圣的。杜少陵《赠郑典设自施州归》诗曰:“有俗则醇朴,不知有主客,乃闻风土质,又重田畴辟”。在现实生活中,土家人“其民质直好义,有先民之流”,凡是他们答应去办的事就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办,决无欺骗戏谑之言,说话算数,“讲信用”的人才受人尊崇。
在待人接物方面,土家人也是坦诚相见,以信为本,对不义之财不取不占,他们始终认为“水清石头自然现,过后才能见人心”,以己之诚意换他人之诚心。
在日常人际交往中,土家人强调要交真朋友,不交假朋友,反对吃吃喝喝交狗肉朋友。他们说:“宁交双脚跳,不交眯眯笑”,“酒肉面前知已假,患难之中弟兄真”。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土家族人对朋友大都以诚相待,朋友的事就是自己的事,跟朋友做事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如果有人背弃了朋友之信任,那么这个人将失去许多的朋友,是让人瞧不起的人。
诚信不光是嘴里说说,它已深深地融入到土家族人的精神之中,形成根深蒂固的诚信理念。在土家先民的经济生活中,生产力极其落后,烧垦农业是其主要生产方式,土地成为重要的财产,因而,烧畲垦地变成获取土地资源的重要方式。在开垦土地的过程中,谁开垦的土地归谁所有,只要“插手为界”、“插草为标”就无被侵占之虑。即使出现边界之争,或“乡临忿争,或枉屈不得白”,只要“咸誓神前,立解释。”他们相信诚实守信的道德力量,不做对不起先人的事情,因为先人们是用“诚实”、“信用”来规范自已的,诚、信是一个家族立足社会的重要资本。
民族优秀文化中诚信理念的价值取向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诚信教育要从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抓起,营造厚重的诚信文化氛围,重要的是培养一个民族的诚信精神。而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需要我们长期不懈的努力,当前要着重做好以下几件事:
一是诚信精神的培育。
诚信是一个民族的立世之本,缺乏诚信根基的民族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因而,我们要从民族和国家的高度来认识诚信教育的重要意义,把民族优秀文化中的诚信理念融入到当前的教育工作之中,培育一个民族成熟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诚信精神,这一点是至为重要的。
二是契约理念的铸就。
契约理念是体现诚信精神的重要方面,一个守信的民族将把契约(文字的或口头的)看得如同自己的生命一般重要,倾力维护,依约践行。记得有一本书里说过,如果你和犹太人做生意,哪怕是在饭桌上的口头承诺,他也会认认真真地去履行。这种神圣的契约理念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是比较缺少的,有的人不仅是签了协议不履行,甚至利用所签协议进行欺诈,以达到一己私利。如武汉曾有一案例,某公司和一农民签订水果购销合同,待农民将产品运到后,以各种理由压级压价,变相剥夺,给该农民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铸就神圣的契约理念是刻不容缓的了。
三是依法治信的跟进。
市场经济也是诚信经济、法治经济。没有一套完善的法制体系对市场经济进行规范,则诚信找不到其应有的边界。所以说,我们要进一步加快市场经济法制化的步伐,出台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和规章,强化依法治信。对那些不讲诚信,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者予以坚决打击,还市场经济的一片蓝天,留诚信文明的一片沃土。
四是诚信机制的建立。
建立诚信机制要着重道德机制、制度机制、文化机制和利益机制等几个方面,通俗地讲,每一个公民要把诚信当成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企业、公司等法人要把诚信作为对外交往合作的制度,是获取正当利益的保证,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则要将诚信放在安邦立国的战略高度,通过长期的教育和宣传,培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高尚的诚信精神,以良好的形象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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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是指民族传统文化中维系、协调、指导、推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思想,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在现时代,每个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都必须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参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建构。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也离不开对西方文明的借取。只有破除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弊端,同时充分吸收、发扬中西文明两方面的优点,互相磨砺、融合,才能建构新型的现代的中国的民族精神。
[关键词] 民族精神全球化传统文化基督
__人类已进入21世纪,以现代性扩张为其本质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资本不断扩张,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社会化达到空前的高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资源在全球化得到优化配置,并且推动着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开辟了信息和网络经济的新时代,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贸易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通过全球化的交往,加强了彼此的交流和合作,为解决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可能的途径;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作为不同的文化主体,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为建构个性与共性统一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作着自己的努力;人类交往活动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不断延伸和拓展,由以血缘和种族关系为基础的封闭地域向开放和社会化的世界转变,进入“世界历史”的新时期。全球化不再是模糊的推理,而是人们可以感受到的活生生的事实。
全球化作为一种以经济为先导、以价值观为核心、以政治为辅成、以广义文化为主体的社会合理化与一体化浪潮[1],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带来市场经济、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人们生活、生产、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极大改变,整个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地球村”;另一方面也带来许多困惑和危机,异化与冲突日益突显。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曾概括出全球化背景下的“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各文明的冲突以及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和价值危机[2]。全球化背景下的冲突与危机,冲击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但其对人类精神领域的冲击最为明显与强烈,因此文化领域的价值观与精神理念的冲突与危机可是看作是其最高层次与核心。“
从文化上看,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不同的种族、传统、习俗、宗教、语言、哲学和价值观念也是制衡文化全球化的一种巨大的力量。亨廷顿认为,冷战以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已经让位给区域化的、八大文明之间的冲突。这八大文明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他甚至这样写道:‘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要言之,在当今世界上,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区域化与全球化一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告诉我们,在当前的生活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形成了一对矛盾:一方面,它们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另一方面,它们又相互对立、相互制衡。
在观念上,我们既不能撇开全球化来思考区域化,也不能撇开区域化来思考全球化;在行为方式上,我们既不能脱离区域化的现实去捕捉全球化的幻影,也不能脱离全球化的背景去营造区域化的堡垒[3]。全球化这一事实,无论赞同与否,我们都必须正视它。全球化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转换和重建,将形成一种全新的价值依托和全新的文化经验。
全球化的不可阻挡,要求我们从全球化的视域、世界史的角度来考量一切文化价值。全球化下的文化策略,不是分裂和对抗的,而应该是对话和融合的。每个地域、民族的文化都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在保持其文化个性的同时积极地参与全球化的文化重构,都应该为新型的全球伦理和普世价值作出积极的努力。
中国文明历几千年,几遭外族入侵和外来文化挑战而不坠,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它能吸收不同质的文化而为己用,丰富和扩大自己的文化内涵。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中国境内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互相交融,产生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创造了中国文化上的“核心时代”,同时也奠定了中国文化对待异质文化的基本态度。因此,在3世纪到7世纪,中国文化才能面对佛学这一异域文化挑战,一变而形成了中国佛学,进而在10世纪后诞生“理学”这一新型的儒学形态。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中国文化的演进,始终没有脱离开文化的交融。一个文化,只有经历不断的磨砺和融合,才能有生命力。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民族个性的张显就在于拥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民族精神作为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建构中国现代民族精神,需要文明间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吸引。在当今社会,这一文化的交流无疑是最大规模和全球范围内的,它是以平等的姿态与最强势的文明对话,从而再创一个新型的中国文化。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应该加强与西方的对话与交流,尤其应该在全球化背景下解决好“中国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问题,即中国民族自身的民族精神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借鉴吸收西方民族文化的精华,使其他民族文化精神中国化;并且反思中国文化精神,解决好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关系,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现代化。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在极大的程度上表现了这个民族文化的全貌。中国传统民族精神存在着很多优点,如民族团结、崇尚和平、自强不息等,时贤高论颇多。但是,随着人类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传统民族精神甚至民族文化与现代化进程开始出现大的隔阂。
首先,中国传统民族精神的集体主义主张对个体的压抑。集体主义主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观。它在维护族群团结与国家统一方面起着很大的历史作用。
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精英文化的主题之一,比如儒学。儒学对中国政治结构影响至深,其所推崇的家族观念,以及“移孝作忠”而形成的家国一体观,使得中国文化重视家族、民族和国家的整体性,所以,在中国的传统中,对统一性和整体意识的诉求是非常突出的。中国政治文化的另一起源――法家思想也是如此。以《商君书》为例,《商君书》中“尚公”的思想,在政治思想上表现出一种整体主义。其将民众个体所属的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完全的整体,并将这个整体赋予共同的立场和利益,加强民众对整体的归属和依赖,使他们戮力同心维护整体的利益。但同时,它在强调整体益的基础上,崇贵重君,以君主为该整体的利益代表,视民众为政治统治工具。民众没有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必须服从于统一的意志,服从所属集体的整体利益要求。因为这个整体社会组织的意志代表是高高在上的君主,所以君主自上而下地专权不可避免,自上而下地组织政权同样也不可避免,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由此而创设,其行政集权、君主专制的色彩自然难以消除。因此,《商君书》中的“公”,并非天下之“公”,实为逞君主一家之私利,而害天下之公益[4]。
但是,不能不明确指出的是,对集体主义的过分强调,忽视了个体的权利及对个体的尊重。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最大的不同,就是社会不再是自上而下组织,而是自下而上的组织,以社区、族群的自治为核心,充分尊重个体的主张和权利。
其次,正是因为中国传统中对家族和民族的尊崇,就形成了一种民族/国家至上的心态。自汉族前身华夏族诞生,由于文化上的强势,即对周边民族就形成一种优越感。“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5],以王畿为中心,人为造成一个不同级别的对待等级,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并要求严格区分界限的天下观。虽然这种区分不是以种族而是以文化着眼,但是,这种民族优越的心态对后世人们审视世界产生了极大的不良影响。
实际上,中国传统民族精神中国家/民族至上的观念是对普世价值的反动。基于集体主义的主张,传统中国强调民族/国家本位,本民族/国家的利益至上以及本民族/国家的优越感的观念十分强烈。从“华夷之辨”到有清一代“天朝中国”自居,无不反映了这下观念。这种思想观念极易产生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利于以开放的全球的视野认知世界。而且,极易萌生以私利的角度而不是以人性、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角度来关照世界。
第三,过分对人的关怀削弱了对环境的关注。中国哲学是人的哲学,其关注点是人,是人如何自处,人如何与他人处的学问。儒学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立意点就是人与人的道德情感、协作关系和约束机制,法家所主张的“法、术、势”,着眼点虽不同于儒学,但其探讨的却是如何“治人”,同样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中国先哲也讲“自然”,如老子、庄子,但这里的“自然”,只是一种“自然”的状态,一种寄情怡性的环境,其关注点同样是人。中国先哲同样也讲“物我”关系,如孟子,其言“仁民而爱物”,但是,孟子的“爱物”思想,是基于“物我一体”的思路,强调物与我的并存和并立,使之更好为人所用,更好地维持人民的生计,如此,若君主能更好地制民之产,即可达到行“王道”,施“仁政”的目的。
因此,今人所论其中之环保意识或环保主义,多为附会之谈。在孟子的时代,不存在环保问题,孟子也不可能超前地产生环保意识。他提倡“爱物”、“养物”,是为“人”,进而为政治现实服务的,仍不脱人类中心意识。当然,不能否认,孟子的“养物”、“爱物”思想确实与现在的环保主义的某些主张暗合,但这些思想不是从孟子那里推导出来的,而是从西方舶来的,从这个角度上看,所谓发掘孟子“爱物”思想的现代意义,其实是以西方现代的环保思想去证孟子的思想,属于以今证古,其思想价值不大[6]。所以,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是人优于自然。这与现代社会强调人是自然的产物,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相悖。
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隔阂,要求我们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以自己的优良传统示人,而变通自己弊病。这需要我们对西方文明,应该以辩证的眼光来对待,进而汲取有利构建新型文化的因素。
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培育、建构与弘扬密不可分。一个民族的存在、发展,除了物质方面提供的保障外,还需要靠在此基础上孕育出来的精神方面维系和充实。民族精神是随着文化的发展发展而来,它是民族精神的灵魂与核心,也是其深层次的内涵与特质的集中体现。西方文化主要是以希腊的科学精神和宗教精神为两大支柱;东方文化则以儒、道两家为支柱。中西方文化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也存在着许多共同点,这使得两种文化之间的融通与对话成为可能。而在全球化语境这个特殊背景下,建构中国现代民族精神尤其应该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文化,即把西方文化当作一面镜子,在比较与对话中审视和反思自己。
首先,自然生存条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在世界上必须首先解决的基础性的问题。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带给我们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财富的日益丰富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诸如环境、生态危机的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也日益认识到,解决环境污染生态危机问题,不能仅仅依靠物质技术手段,还必然使人类意识提升到自觉层面。从价值观上正视自然,在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建立起新的伦理情谊关系,这样人类才会热爱、尊重和敬畏自然,从而为解决危及地球自身以及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提供可能途径。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式和强调主体性的哲学在现代已被超越,在人与自然关系、生态问题上颇具影响的诸如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大地伦理、森林伦理等绿色哲学、绿色伦理,还有后期的海德格尔哲学(当然比生态哲学要深刻得多),都认为人并不是世界的中心和万物存在的目的,人类仅仅是世界的成员之一。
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人是宇宙中的存在者,人应该以感恩之心对待宇宙,包括宇宙中的其它生命,生态体系就是人和其它生命共同的家园。正如人对人的奴隶制必须废除一样,人对物的奴隶制也必须废除。由此我们看到,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不是占有、征服、改造与利用的关系,而是不同世界成员的关系,他们之间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因此人不仅要关心人,还要关心动物和植物,关心所有生命,关心生态整体,把尊重自然看作一种责任,使我们的功利性生存转化为诗意的栖居。这种思想应被借鉴到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中。自然生存环境和条件对民族的性格、社会心理及整个民族文化精神起着非常重要的决定作用。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固然表现其民族的精神状态,也现实化到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中,但民族精神中不能不包含对自然的理解和态度。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在其文化进程中既受自然的束缚,又能超越束缚。人类利益只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小部分,因此人类应该主张人与自然合一(不是中国传统哲学最初的天人合一,而是更高级意义上的合一),在改造和顺应、尊重和保护自然中保持张力与平衡,从内心升华出热爱、认同、尊重自然的精神。
其次,法律道德体系。西方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作为西方人信仰的__,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演化及其实在法的制定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基督__有西方法律制度。它的影响不仅在表层意义上,比如有些仪式来自宗教,更是在内在精神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有着内在的历史关联和思想关联。这也是西方法律制度的文化基础。美国现代法学家庞德指出:“宗教观念在美国法律的形成时期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不考虑清教,我们就难以得到美国法制史的完整图画,也就无法理解上个世纪的美国法律。”[7]宗教和法律都是社会价值观的表现形态,都对人的行为起到规范和制约作用,所不同的是,前者控制人的内心,后者制约人的行为。西方法律制定中所倡导的“人性升华”、“良心自由”的原则,体现了对个人主义、个体的尊重和重视,并且能使外在的法律规则内化为人们的内心自觉。宗教和道德作为调整社会关系行为规范,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西方的道德。
西方的道德核心是个人主义,西方的法律核心也是个体本位,法律、道德和宗教是协调一致发展,构成了一个相对系统和稳定的体系,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大体是一致的。这一史实对我们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有一定启发意义:正确处理法律、道德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协调关系。这三者在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民族精神是最终目的,法律是手段,道德是核心,它们指向共同的价值目标,因此必须在这三者间保持平衡。
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民族的内在灵魂,它的建构固然离不开每个社会个体对它的认同和接受与个体的文化创造活动,但同时也需要法律为之提供必要的保障,需要人们的道德自觉为之提供一定的支撑,法律与道德应该在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中各司其责,两者既要相互分离,又要相互作用。民族精神激发道德力量,推动道德建设,道德力量支撑民族精神。既要把民族精神外化为人们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道德原则规范内化为人们道德自觉,又要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约束和规范作用,使每一个社会个体都承担一定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社会主体必须具备高度的自我意识和自觉的参与意识,在文化和道德实践中把握民族精神的真正内涵。
第三,主导价值取向。价值观念作为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它根植于不同的经济、文化、政治等社会基础,同时又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精神的体现。中西两个不同地域缔造了两种不同的文明,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当前全球化浪潮对各国传统价值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和冲击,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与多样化的趋势。建立在古希腊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中的价值取向是重个体,重物质价值,由此形成个体本位崇尚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以社会个体利益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和依据。
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亚里士多的“理性”认识论,但丁的“人性即理性”,都表明了西方价值观中重个体和个体理性的特征。价值观的呈显与价值取向的维度对我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任何民族的文化都要倡导某种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将对这个民族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精神导向作用。不同民族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和与之相对应的价值体系的建构方式,一个民族的睿智和发展潜力就体现在建构价值体系的方式中。
一个民族的价值应该是体系性的组合,而不是处在绝对的两个极端,如认为中国的集体主义就应该只讲社会国家的整体利益而西方的个体主义就应该只强调一切从个体出发。西方的个体主义价值并不是一味强调个体,否定社会和整体的利益,他们也强调公众利益、社团利益和集体利益;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也并非只强调社会集体利益,同时也应该强调个人利益和需要的满足。正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价值体系非此即彼的表征形式,使得中国传统价值观注重集体、社会的整体利益,而忽视人的个性张扬、自由创造能力的发挥。
如果我们以体系性的组合来看身待民族价值,从不同的价值组合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中西方的价值差异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民族及民族精神的差异,从而能够在差异中正视自己的问题所在。中国的民族精神中没有自由的因素或少有自由的因素,往往抑制或扼杀了人的创新精神,漠视人的主体性,当下的中国缺乏的也正是对个性自由的重视。自由是理性的内在原则(黑格尔),也是自我责任的承担。因此要关注人的自主性、独立性及选择性,倡导在民族价值体系组合中群体价值共识基础上的个体价值的张扬,尊重人的个性及追求,从而使个性摆脱内在及外在的束缚与压制,个人的智慧与能力得到充分展现,人个自由意识得到普遍认同。
[1]王四达.《全球化:一个逻辑与历史的进程》[J].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3).
[2]张立文.和合学概论[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3]俞吾金.向生活世界的辩证法复归.探索与争鸣[J].2000,(11).
[4] 夏增民.《商君书的“尚公”思想与整体主义政治观[J].西安:第六届秦俑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交流论文(未刊稿).
[5]国语·周语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夏增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对“物我关系”的探讨[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7] 庞德.法律史解释[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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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与民族创新精神也有一定的联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与民族创新精神相关论文,欢迎阅读!
创新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2000年6月5日,江泽民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都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提出新的思想和理论,为我们树立了坚持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光辉典范。”(注:江泽民:《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载2000年6月6日《人民日报》。)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研究毛泽东思想与创新精神,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和继承毛泽东思想,具有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关于创新问题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毛泽东曾描述说:“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急剧变动的时代必然就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树立了鲜明的创新精神。
从历史实践来看,促使毛泽东创新精神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因素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早年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当时新思想的汹涌澎湃使青年毛泽东培育起创新的思想意识。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近年欧潮东渐,学说日新。全国学界人士,靡不振臂奋起,顺应潮流,从事改革。”(注:《毛泽东早期文稿》,495页,湖南出版社,1990。)他带头在湖南传播新思潮,认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注:《毛泽东早期文稿》,499页,湖南出版社,1990。)。全竭力主张要在黑暗沉闷的旧中国,闯出一条新路,1920年11月,他写给正在法国留学的向警予信中,对湖南现状流露出强烈的不满,说:“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避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注:《毛泽东早期文稿》,548页,湖南出版社,1990。),表现出五四那个时代进步青年充满激情的创新精神。
第二,大革命失败后被迫退到偏僻落后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促使毛泽东不得不面对原先没有想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他意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的事情就只是发生在中国,“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就没有现成的可供参照的东西作指导,只能靠自己摸索。
第三,一段时期里党内教条主义的盛行以及指导中国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促使毛泽东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过程中,注重树立创新精神。教条主义就是创新的对立面,毛泽东曾批评许多中国留学生,“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7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正是从创新的角度看待教条主义的。毛泽东还曾把教条主义者称为“思想上的懒汉”,就是指他们只会用现成的思想理论,用别人得出的观点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
总之,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既是大变动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革命实践催化的结果。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创新精神,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马克思主义将人的认识看作一个永恒的发展过程。只要物质运动不停止,人的认识也就没有穷尽的一天,而认识的延伸必然就是思想的创新。毛泽东曾把人的思维器官——脑比喻为“加工厂”,他说:“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这就把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了。
第二,勇于创新,才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1930年毛泽东针对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严肃地指出:如果以为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动脑筋,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或者拿着书本上的知识照抄照搬,革命就可以取得胜利,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里,毛泽东很明白地表示了这样一层意思: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共产党人才能在斗争中创造出新局面。毛泽东提倡的“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从这些来看,毛泽东是将创新问题放在党的思想路线这样一个原则高度来认识的。
第三,有没有创新精神,是对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毛泽东认为,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党员,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指出,领导干部和党员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只有高度地发挥积极性,才能有效地组织和领导群众“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树立创新精神是毛泽东对党的干部以及党员的素质提出的明确要求。
第四,只有发扬创新精神,才能保障中国的胜利。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不思创造,不求发展,结果只能落后于形势,对革命不利。他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应当注意随时调整和更新,“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第五,坚持创新精神,关系到对待革命理论的科学态度。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毛泽东一再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从具体的条件出发,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发展,
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他还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可见,科学地对待革命理论,也是一个创新问题。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二、毛泽东思想是创新精神的成果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来看中国革命,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创造怀。中国革命走的是俄国人的路,但样式则不同于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却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取得了成功。因此,离开了创新,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中国共产党人创新的最伟大成果就是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没有创新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诞生。
首先,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和提出出来看,创新是界定这个概念的最关键的内核。1927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创新精神及其运用于实践的努力没有得到党内的认同。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以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为特征的错误倾向盛行党内的情况下,毛泽东甚至受到批评和排挤。但是,一旦从曲折的经验教训中领悟到毛泽东代表着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时,其创新精神的价值立即成为党内接受毛泽东领袖地位和思想指导的重要标准。
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刘少奇在阐释毛泽东思想时也明确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在创新层面上的价值内涵,他称毛泽东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强调指出:“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艰巨的事业”(注:《刘少奇选集》,上卷,319、3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阐释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是我们认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视角。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许多讲话中都指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创新价值,如他指出:毛泽东最伟大的就功绩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其次,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认识来看,创新是他在形成自己思想理论时突出强调的原则。1928年至1930年间,毛泽东在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独特实践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3篇文章,最先触及到中国革命带有规律性的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开端。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强调了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1929年底,他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必须在党内提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国情,“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就是强调要创新。经过30年代初与王明“左”左教条主义的斗争,毛泽东的创新意识更加明确。1938年10月,他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命题,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正是有着这种创新精神才使他能够完整地、系统地确立起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理论体系。
最后,从毛泽东思想本身的内容来看,其中的一些主要思想观点都体现了创新精神。从最初对中国农民运动的深入思考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独立地在中国农村探索新的道路,毛泽东不顾别人的讥讽嘲笑,也不怕遭排挤打击,坚持根据中国革命实践中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策略等许多方面,形成了新判断,提出了新观点。如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特征的结论、中国武装斗争必须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的观点、关于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论断、关于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结论、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担负起体领导民主革命责任的见解、关于农民群众是中国民主革命主力军的观点、关于建立广泛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关于革命胜利后必须建立多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建设构想、关于创造条件实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论述,以及建国后如何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等,都是毛泽东立足于创新的结果,它以中国共产党自身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新结论、新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离开创新,就谈不上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不讲创新也就不可能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前进的力量。随着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毛泽东思想中某些带有历史痕迹的具体观点会过时,但其中蕴涵着的创新精神,则将是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永恒的财富。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三、创新精神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
毛泽东思想饮食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有多层面的组成部分。而贯穿于这些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表现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8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这三个方面确实透现出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有助于我们对它的深刻领会和把握。然而,领会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绝不可忽略创新精神的地位。从相互关系分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表现无一不是与创新精神相关联的。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逐步树立起来的正确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对立面就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脱离实际,拘泥于书本现成结论;经验主义轻视理论,凭固定经验办事。两者的表现形式截然不同,但却有着不思创造,死守陈规的共同特点,因而是与实事求是原则相违背的,
同样也是与创新精神相矛盾的。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创新,要创新就必须实事求是,两者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方面,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就是根据实际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去寻求新答案,创新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也是实事求是的最终体现。另一方面,创新的涵义决定了凡事都不能囿于旧的规范,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不顾实际,不以事实为依据,脱离实际的创新不是创新。毛泽东倡导创新思想,非常重视它与实事求是的内在关系。他认为,创新精神是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要求。没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就谈不上创新。比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一个创新的问题。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说:“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可见,在毛泽东的认识中,创新与实事求是、与理论联系实际都有着内在关系。
群众路线问题是党的根本路线。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党的优良传统。而要坚持群众路线,也有一个发扬创新精神的问题。这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第一,创新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为基础。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社会实践总是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人民群众也总是日益增长新的要求,因此,坚持群众路线自然不能离开创新。第二,创新必须高度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事例可以证明,最富有创造力的是人民群众。是否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本身就是体现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两个层面去理解,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同样闪现着其创新精神。
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毛泽东就以创新的精神来认识人民群众。1927年国内掀起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有些人吓坏了,而毛泽东却以赞赏的眼光,对农民运动作出高度的评价。与责怪或谩骂农民运动的人相反,毛泽东将许多农民的举动都看作群众的创造,一一列举而拍手称快。在以后的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毛泽东总是怀着满腔的热情,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人民群众寻找智慧。例如,在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变工队”、“扎工队”等农业劳动的互相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立即给予赞扬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一些军事作战的战术,不少也是在总结群众的作战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过程中,许多事情往往首先是由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然后再由党推广普及并取得成效的。毛泽东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人民中有很多“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毛泽东那里也是其本人创新思想的表现。
独立自主在毛泽东思想中,既是一种对外的政策原则,更是一种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它的基本涵义就是不信邪、不怕压、不盲目迷信、不依靠拐杖,走自己的路。这样一层基本涵义的后面显然直接就有一个创新的问题。可以说,没有创新就不可能独立自主。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来看,独立自主问题面临着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
第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转换直接受俄国的影响,俄国模式的示范作用非常大,这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革命带来很大的难度。
第二,较长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存在着组织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支部,必须接受和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就使党很难放开手脚行使独立决策的权力。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被中国人认同以后,容易被教条主义地当作圣经而古板恪守,加重党的思想束缚。这些明摆着的客观事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很长时期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中国革命能不能,或者说应该不应该走自己的路。
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以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为特征的错误倾向盛行党内,说明了不思创造,按常规思维办事,用现成结论和既定模式搞中国革命的现象,在党内有着相当大的市场。毛泽东是党内比较早地认识到独立自主重要性的代表。1930年他就初步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思想,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其实就是针对当时党内已经浒的教条主义而讲的。在以后的实践中,毛泽东讲独立自主问题主要是两个重点。一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帝国主义;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地开创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两个重点突出的都是创新。
第一个重点,毛泽东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二个重点,毛泽东指出:“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2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是注重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他特别强调必须发扬创新精神。毛泽东在总结我国50年代的历史经验时,一方面肯定了成绩,另一方面也坦率地承认党在经济建设方面,“自己的创造性很少”,他说,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照抄苏联“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可见,独立自主与创新是融合在一起的。不去创新,独立自主就无从谈起;缺乏独立自主,也就不可能去创新。
由此看来,创新精神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表述,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就是体现毛泽东思想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毛泽东思想中包括多个方面。本文认为,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同等重要,是表现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又一个主要方面。
摘 要:创新精神作为贯穿毛泽东思想的一条主线,指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断前行,最终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取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最伟大的理论成果,体现了强烈的开拓和创新精神。毛泽东思想中的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同等重要,是毛泽东思想中活的灵魂。文中针对毛泽东思想中创新精神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对毛泽东思想中创新精神的指导意义进行了具体阐述。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创新精神;革命胜利;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涵盖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统一战线及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具有独创性的理论,这些理论即使在今天一直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需要我们更深入对毛泽东思想中的创新精神进行研究,以便于更好的理解和继承毛泽东思想。
一、毛泽东思想中创新精神的内涵
毛泽东思想涵盖了诸多实践领域,同时贯通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其思想理论具有独创性,进一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将其在中国更好的进行运用。在毛泽东思想中体现也非常明显的创新精神,这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倾向,是创造性人格的动力因素。创新精神由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三种成分共同构成,不仅包括对事物内在规律进行探求的精神,同时还包括奋斗拼搏献身事业的精神。可以说创新精神属于科学精神和科学创新范畴,是进行创新活动过程中所需要具备的心理特征。在毛泽东思想中,勇于抛弃旧思想旧事物,创新新思想新事物,这就是创新精神的重要体现,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指引我们更好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二、毛泽东思想中创新精神的指导意义
(一)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
在毛泽东思想中坚持创新精神,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基本原理符合,而且直接关系到对待革命的科学态度。在毛泽东思想中,其觉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样需要发展,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因此科学对待革命理论成为毛泽东思想中创新精神的重要体现。在毛泽东思想中,在创新问题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还注重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将思想块垒面的创新精神与中国革命实际有效的进行结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不断创新中为党的发展和建设探寻出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而且创新精神也是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党员只有充分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才能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效的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作为真正的革命者,需要在不断创新过程中寻求发展,针对各不同革命时期情况来高速自身的集训,从而更好的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理论指导
当前我们不断的努力是为了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对于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无论是认识深度还是广度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飞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取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课题,也开创振兴中华的事业。从历史实践来看,当时中国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的是俄国人的路,但却在新式上进行了创新,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条件下取得成功,从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这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创新精神。其为我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而且为我国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可以说毛泽东思想中的创新精神为我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的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在当前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中的创新精神,从而更好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继续前进。
三、结束语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 离开创新, 就谈不上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 不讲创新也就不可能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 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前进的力量。随着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 毛泽东思想中某些带有历史痕迹的具体观点会过时, 但其中蕴涵着的创新精神, 则将是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永恒的财富。 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 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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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纪静,刘志艳.毛泽东思想与创新精神[J].法制与社会,2009-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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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本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等一系列包含民本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的民本思想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来源,深入学习和研究它,对于帮助我们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民本思想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
民本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本思想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根红线。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原理,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等一系列包含民本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人民学习、发扬民主等一系列包含民本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伟大历史作用的经典名言,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基点。综观毛泽东的一生,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始终是他坚定不移的信仰和全部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预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还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实行全民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即全面抗战,反对国民党的反人民的片面抗战,形成了全民族的人民战争,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正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党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坚持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他认为,搞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调动、发挥和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他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正是在群众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巨大成就。毛泽东深信,只要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就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人民群众的利益不仅是共产党人一切言论行动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因此,也可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归宿。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作为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指出:我们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因此要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毛泽东经常告诫党内外一切同志,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居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毛泽东不仅是为人民服务的倡导者,更是为人民服务的实践者,他一生中时时刻刻都在用实际行动为人民服务,为我们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1934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时就提出,只有把从生产劳动到柴米油盐和小孩上学这些小事做好,才能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的呼吸相通的。在陕甘宁边区时,毛泽东提出: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制定和实行政策策略必须考虑到当时当地群众的物质利益、意见要求和觉悟程度、组织程度。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就希望所有同志,特别是老同志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他指出: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立场坚定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1959年3月17日,针对违背客观规律、脱离群众、刮“共产风”的错误,毛泽东指出: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实践证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的根本所在。由此可见,毛泽东民本思想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向人民学习。走群众路线的思想是毛泽东民本思想最主要的特征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向人民学习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出发点。毛泽东经常教育干部,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要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解决困难和问题的办法来自人民群众,力量来自人民群众,智慧来自人民群众,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问题,要虚心向人民群众请教,向人民群众学习。他说: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指出: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的实践去考验。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把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统一起来,这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所以,向人民学习,走群众路线的思想是毛泽东民本思想最主要的特征。实践证明,我们党什么时候坚持向群众学习、走群众路线,党的事业就发 展;什么时候背离了群众,党的工作就遭受挫折和损失。
针对建国后一些党员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的倾向,毛泽东指出,铲除官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牢固地树立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经常教导全党,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虚心向群众学习,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防止把党群之间的鱼水关系变为猫鼠关系。1957年3月。针对党内一些干部的群众观点淡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减少的倾向,毛泽东在党员干部会议上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再次强调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他还说:“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
四、充分发扬民主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核心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怎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依然考虑的是依靠人民。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同毛泽东讨论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充分发扬民主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核心。毛泽东认为。没有民主,群众不敢讲话,就不可能真正听到群众中的各种意见。没有民主。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就不可能发动起来。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党内长期存在家长制作风和中国社会缺乏民主传统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党内生活民主化”的任务,把“扩大党内民主”看作巩固和发展党的必要步骤。在中共七大和其他一些会上,毛泽东多次提出要虚心地听取群众意见,以改进我们的工作。领导机关集中的过程,同样需要民主,需要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反对个人专断,反对一个人说了算,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集思广益,避免片面性、主观性。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不可能形成正确的认识。这些思想反映了毛泽东对执政党的新要求和理论的新探索,也是毛泽东民本思想在执政党建设实践中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以民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依靠群众,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根红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弘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民本思想进行了新概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赋予了毛泽东民本思想新的时代内涵。毛泽东的民本思想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科学发展观重要的思想来源,深入学习和研究它,对于帮助我们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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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摘 要: 中华民族发展至今,离不开民族精神的凝聚功能。民族文化经过长久的发展,衍生出了中华民族精神,不仅成为凝聚全民族的核心,而且对全民族成员都起到根本的价值指向作用。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最终接班人和民族复兴的承担者,他们的民族精神培育工作成功与否,不仅关系着其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我国能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文从民族精神的内涵、价值,以及创新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现实意义入手,通过对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现状进行分析,论证了民族精神培育创新的紧迫性。
关键词: 民族精神培育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创新
民族精神作为凝聚一个民族的力量,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是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大学教育永恒的话题。对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进行创新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不仅有利于丰富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研究的内容,拓展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广度和深度,对于丰富和发展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一情形的出现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也对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和文化多元化的冲击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是必然趋势。在这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价值观念涌进了国门,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文化,同时冲击着每个大学生的思想。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强势,以及其价值观传播方式的强大,近年来显得格外突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影视剧和其他文化产品如潮水般涌入发展中国家。这些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对我国文化的侵蚀和排挤作用正慢慢显现出来,体现西方国家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以各种形式充斥着我国的文化市场。
(二)社会不良社会思潮的干扰
现阶段,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完成。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发展在本质上应该是具有高透明度的法制经济,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近年来的腐败问题表现的较为突出。与此同时,社会的言论更加开放,信息的获取方式与传播方式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样化、便利化,这使得各种价值观念,各种人生观传播的范围更广,其中不乏亚文化和不健康、消极的价值观。青年大学生在成长、成才过程中不免会遇到各类型的社会事件,会产生许多困惑,甚至面临人生中的重大抉择,这时候就需要有人来对他们进行引导,为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
(三)网络技术的消极影响
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网络成为了各种文化快速交流、传播的新途径。网络速度快、信息新、获取方式便捷,这些特点使网络成为了大学生了解外来文化的重要途径。大学生通过一台电脑、一根网线便可以感受到各种文化的冲击,享受更加新颖、特别的娱乐方式,可以说网络为大学生扩宽视野,增强自我学习能力提供一个好的渠道。但是,我们不能对网络缺乏监管,西方发达国家拥有更加先进的网络技术和雄厚的经济支持,他们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渗透宣传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美化他们的政治体制与社会体制,抨击发展中国家,甚至利用网络发表言论,干涉他国内政,从各方面来对我国青年大学生进行思想上的渗透。
二、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创新的基本思路
(一)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创新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离不开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创新与发展。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创新要以他们的发展规律为立足点,高校不仅要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知识传授、学术研究能力提升的教育,而且要加强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教育,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创新要坚持可持续原则,吸收以往方式方法的同时,以当代时代为研究背景,创造性地开展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按规律办事是科学发展观统领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创新的指导原则。科学发展观强调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这一原则也应该成为创新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指导原则。根据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对事物的接受程度与接收习惯等规律,创新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方式。
(二)加大传统文化教育在民族精神培育体系中的比重
1.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对大学生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离不开加强大学生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把握。因为文化与民族是不可分割的,人类发展史上之所以出现民族的概念,都是因为产生了民族文化,这是民族形成和产生的重要条件。增强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学校可以定期开展民族文化相关的展览、邀请民族文化专业人士开讲座,甚至增设相关选修课程,传授国学知识,提高大学生对国学的兴趣和认知程度。
2.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增强国家文化认同感。
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两者不可分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精神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灵魂,而民族文化则是承载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弘扬民族精神所不可缺少的。中华民族经过五千年的发展演变,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从民俗、建筑、传统技艺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在当代中国,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与当今的改革创新精神不谋而合,其中我们熟知的诚信、修身、自强等先辈提倡的品德,在现代同样被人们所需要和推崇。
3.以中华民族精神为灵魂,吸取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文化创新。
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对于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培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本质上来说,民族精神属思想意识中的文化范畴。因此,传统文化的创新与民族精神的弘扬、成长密不可分。创新传统文化不但深入推进民族精神的更新,而且能够创造出适合新时代要求的民族精神,不断发展民族精神的内容和体系。与此同时,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发展也可以促进传统文化的更新。因此,我们在德育工作中,要坚持以文化创新促民族精神发展,以弘扬民族精神促传统文化创新。
(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
高校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一定要抓住课堂教学这个阵地,创新课堂教学方法,争取发挥出课堂最大的作用,增加课堂教学对学生的吸引力。同时,高校还可以增设与民族精神相关的选修课,开设介绍民族传统技艺、传统建筑、传统习俗的课程,以学分的形式吸引学生选修。用这种方式,让学生对传统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增强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四)构建民族精神培育的保障机制
1.建立、健全高校民族精神培育制度建设。
在高校开展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工作,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将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分配到部门,使各部门清楚各自职责,避免互相推诿的局面出现。形成良好的分工制度,各部门紧密配合,积极着手民族精神培育工作,将民族精神培育放在合理的位置,并且将其重要地位渗透到学校的各个方面,保证民族精神培育的效率和质量。
2.加强民族精神培育机制建设。
创新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需要各方面齐抓共管,这就离不开机制建设。只有完善的机制才会有更高效、更高质量民族精神培育工作。机制建设包括奖励、鼓励竞争、评选机制等方面。提供奖励,鼓励竞争从而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奖励,会有更多更好的教学方法出现,会有更多的学生主动参与和民族精神相关的活动中来。评选机制在本质上也是竞争,但评选机制更加制度化,更加标准,能够及时发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找出适当的方法解决,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更加高效、有序地进行。
3.加强民族精神教师队伍建设。
在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过程中,高校教师是先锋力量和主力军,因此培养一批具有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至关重要,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必然要求。因此,教师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自我充电,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扩大视野,提高教学水平,重新获得学生的信任和尊敬。同时,学校还应该改善教师待遇,让教师没有后顾之忧,得到应有的物质报酬和社会地位,为民族精神培育工作做好队伍建设。
4.与时俱进编写教材和普及读本。
当前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现在使用的教材和读本落后于现实情况,已经不能适应大学生的需求。当出现新的外来事物和外来文化时,教材和读本很难以最快的速度来对此进行必要的解析和判断,这就有可能使接触这些外来文化的大学生发生思想上的困惑时,不能及时地得到解答。适应时代的教材应该是能完整概括国情、历史的教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生在面临外来事物冲击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会迷失方向。普及读本应比教材更新速度更快,在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中,能更快速地起到作用,这就需要我们的德育工作者,随时关注大学生的视野焦点,及时有效地编写出相应的读本。这样必然会对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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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反映人类现实生活情感的一种艺术。音乐可以分为声乐和器乐两大类型,又可以分为古典音乐、流行音乐、民族音乐、乡村音乐、原生态音乐等。在艺术类型中,音乐是比较抽象的艺术,音乐从历史发展上可分为东方音乐和西方音乐。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钢琴音乐中的民族特色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在钢琴音乐作品中如何融进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体现中华民族风格是我国几代作曲家努力追求的目标。近一百年来,我国作曲家继承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借鉴西方作曲技术,中西共融,创作了大量的经典钢琴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在标题的文化内涵、旋律的线性特征、调式和声的创新及民族乐器音色的模拟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和民族韵味。
关键词:音乐艺术;钢琴音乐;传统文化;旋律;和声;音色
钢琴是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它音域宽广、表现力丰富,享有“乐器之王”的美誉。几百年来,钢琴以它独有的魅力吸引各国众多的作曲大师创作大量不同风格、不同文化底蕴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已成为世界音乐文库中的瑰宝,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赵元任创作的钢琴曲《和平之歌》(1915年)是自钢琴传入中国后由中国人创作并公开发表的第一首钢琴曲,从此,接受西洋作曲技法训练的中国作曲家们慢慢地拉开了中国民族风格钢琴音乐创作的大幕。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蕴含着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民族传统音乐,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在历史上对音乐的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时时刻刻对中国作曲家的创作活动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一百年来,中国作曲家在钢琴音乐民族化道路上的艰难探索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风格钢琴作品已逐步走出国门登上了国际乐坛。这些作品的内容不仅传播了中国古老的文化,同时还反映了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不同时期的精神生活、审美观念和情感需求,优秀并能流传的音乐作品往往都具有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和时代特色相结合的特点。
中国传统音乐在发展与流传的过程中深受本土文化和民风民俗的滋养与熏陶。传统音乐一般都会有一个饱含浓厚的生活情趣或文学色彩的标题。乐曲的标题往往是乐曲情感和意境的高度概括,具有鲜明的意象特征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有些乐曲是依照山水风景来命名的,如古琴曲《清风弄竹》、筝曲《高山流水》;有些是以历史故事、传说、典故来命名的,如琵琶曲《十面埋伏》;有些依照特定的场景或情景来命名,如《渔舟唱晚》;有些则与特定的地方风俗和民间庆典紧密相连,如吹打乐曲《合家欢》、《喜气盈门》等。透过标题,我们仿佛看到了起伏的山峦、薄薄的晨雾、潺潺的流水、弯弯的小桥、扁扁的渔舟、采桑的少女、挑柴的樵夫、欢闹的街市等一幅幅充满了审美意境和生活情趣的画面。这些传统音乐的标题所预示的不仅仅是描绘大自然风景的山水画或乡村风俗图,而且表现了这些特殊场景中的主体――“人”的情感活动,充满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和谐相生的诗情画意。对于欣赏者来说,这些标题是一种提醒或暗示,有一种召唤感,指向那些存在于标题背后的更为深刻的音乐内涵和精神世界。
受传统音乐的影响,“标题性”同样也是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重要特征。目前在社会上流传广泛且深受大众欢迎的钢琴曲大都带有一个彰显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文字标题,如《夕阳箫鼓》(黎英海)、《平湖秋月》(陈培勋)、《彩云追月》(王建中)、《二泉映月》(储望华)、《幻想曲――听评弹》(倪洪进)、《楚汉武士的诗篇与故事》(崔世光)等等。凡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中国人,只要读了这些标题,就可以充分想象出音乐所包含的内容、意境和情感。这些中国特色的乐曲标题与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的标题比较起来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欧洲音乐的标题总是与某种情景画面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如《四季》(柴可夫斯基)表现的是一年四季不同的自然风光,《蓝色的多瑙河》(约翰・施特劳斯)描绘了多瑙河清澈的河水在微风吹拂下波光粼粼的美丽风景。而中国钢琴音乐的标题所标示的不仅是大自然的美丽风光,而且要通过对美丽风景的描绘来表现人的心理情感。
《火把节之夜――云南风俗往事》(廖胜京曲),表现的不仅是少数民族青年男女在月光下歌舞的场景,更多的是表现男女青年们的欢乐喜悦和青春萌动的心理状态。钢琴组曲《庙会》(蒋祖馨曲)展现在听众面前的是一幅栩栩如生的民间风俗画,这里有赶集的村民、购货的商贩、玩杂耍的艺人、打鼓说书的老汉和乡间小戏的演员……恰如一幅音乐版的《清明上河图》,充满了浓郁的民俗文化气息。
由此可见,中国钢琴音乐的标题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性,讲究字面的寓意,而且还注意文字背后深刻的含意以及文字与音乐密切结合后所表达出的情与景的关系。在中国传统音乐中,情与景是始终相互交融的,这种交融是相互感应、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相互共鸣而产生的。
在我国传统音乐中,旋律艺术有着主宰作用,音乐中横向运动的单线型旋律与中国书法中的点画变化在运动形式、对比变化、原则方法上有很多共同之处,恰如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偏好大屋顶、单层四合院一样,呈现线性的、平面的特征,“线条美”是我国传统艺术的美学特征之一。汉语言文化对传统音乐的旋律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汉字抑扬的声调上,在朗读的顿挫上都具有明显可辨的高、低、长、短及音色变化,与音乐旋律有着最原始的相似之处。各地区的方言差异对音乐旋律的产生及风格特点的形成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语言特色使我国的民族音乐具备了强调声音的波动、追求横向曲线上独特变化的音乐韵味和艺术特征。从表象上与西方块状结构的交响乐相比,中国线性结构的传统音乐没有交响音乐那样宏大的音量,和声立体效果似乎也没有西方音乐那样丰满,显得简小单薄,但线性结构具有块状结构所不能替代的审美功能,欲达到“大音希声”的高超境界,中国音乐线性结构的优越性往往会充分地体现出来。一句看似简单的横向运动着的单声部旋律,经过演奏者在节奏上或具体到对每个音的装饰变化的处理上,往往能挖掘出深厚的音乐内涵和情感,这无论是在我国的歌舞音乐、民间戏曲,还是在运用共性技法创作的钢琴曲、交响曲中都有所体现。可以说,“以少言多”、“计白当黑”、“以有限为无限”、“韵在言外”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有特征,覆盖了音乐、戏剧、书法、篆刻、中国画等诸多种类。
传统音乐内容陈述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旋律来进行的,因此,我国钢琴音乐创作在继承发展民族音乐文化的过程中必然要强调旋律的表现性能,挖掘旋律的内涵,使之与钢琴在和声效果、复调手法等方面进行纵向、横向多层次的叠合,使旋律更为丰满,更具有民族风韵和表现力。多年来,中国钢琴艺术家创作了许多深得大众喜爱且广泛流传的优秀作品,他们在创作过程中熟练运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对富有中国特色的旋律进行和韵味渲染都起着丰富和强化的作用。
改编曲是我国钢琴作品曲库中的重要内容,改编大多根据传统乐曲或经典歌曲创作,旋律耳熟能详,这些作品流传广泛,很受欢迎。黎英海先生创作的钢琴曲《夕阳箫鼓》,其“原型”是一首传统琵琶名曲,作曲家在改编时基本保留了原曲的结构,但对乐曲内容做了剪裁和压缩,使其显得更为精粹凝练。音乐飘渺潇洒,用钢琴弹奏后产生出一种新颖别致的风格,有人称之为东方情调的小夜曲。作曲家在织体写法上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支声织体手法,发挥调式和声的色彩功能,对旋律进行细腻的渲染和润色,让旋律在不同的声部、不同的音区流动出现,音韵生动,情景交融,极大地丰富了音乐的内涵。乐曲的尾声用对比复调手法把类似古琴奏出的浑厚的低音和类似古筝弹奏音色的高音主题交织在一起,在渐弱的音乐声中听众仿佛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归舟远去,漂浮在江面上的鼓声、歌声、桨声连同笙、箫、琵琶的乐音均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万籁俱寂,只剩下水面上的粼粼月光。乐曲格调清新淡雅,宛如中国水墨画的意境。
储望华根据华彦均的同名二胡曲改编的钢琴曲《二泉映月》是一首非常成功的经典作品。作者在改编时对旋律进行梳理,删去乐曲中即兴演奏的成份,使之更适合在钢琴上演奏。作品充分发挥了钢琴乐器本身在音乐表现上的特长,丰富的和声效果、宽阔的音域、宏大的音量和音色的变化给听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乐曲的主旋律以单音、双音、八度、和弦等形式在不同的声部出现,对加音三和弦,变功能和弦及七、九和弦的运用,进一步强化了乐曲的民族风格,也进一步增强了旋律的表现功能。改编后的钢琴曲不仅融进了作者对苦难人生历程的叹息,更多的则是体现了对自由、光明和幸福生活的渴望。乐曲高潮处仿佛表现了作者在风清月明之夜乘风翱翔、直上广寒宫的意象,然而那高处不胜寒的天宫毕竟不是凡人居住的地方,这里所表现的是一个与阿炳原曲所表达的哀怨不尽相同、更为超脱的艺术境界了。
几千年来我国的传统音乐在发展流传的过程中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旋法特征和调式结构。它以五声音阶为主,又在五声音阶的基础上发展成了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由于六声、七声音阶均由五声音阶发展而来,所以五声音阶的旋法特点、调式法则等一系列逻辑规范都渗透到了六声、七声音阶中。在六声、七声音阶中,五声骨干音就成为“正”音,其余音被称为“变”音或“偏”音。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作曲家在钢琴音乐创作中不断探索中西互融的民族化道路,在和声风格的民族化,和声技法的现代化、多样化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使功能和声与调式色彩和声的手法在钢琴作品中得到了广泛而有效的使用。
在钢琴音乐作品中,和声是重要的表现手段之一,和声风格的发展与创新不仅和音乐表现的内容密切相关,而且还和社会生活的需求和特定的民族审美心理有着直接的联系。作曲家要根据作品内容表现的需要,根据作品风格的需要,使西洋传统和声的功能性与民族和声的色彩性相融合,前者在作品中起逻辑―主干作用,后者在作品中起表现―烘托作用。我国民族调式和声的依据不是大小调体系,而是民间的“宫、商、角、徵、羽”五声及六声、七声调式,因此,民族调式和声的运用范围要比西洋传统和声的范围更为广阔,灵活性更强,色彩更为绚丽,浓淡相间,显示出我国民族调式和声色彩更富有民族性、独特性。为了使钢琴作品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更好地体现自己的民族风格,中国作曲家们在和声的使用上表现出灵活多样的选择,打破传统的三度叠置结构的和声形态,使和弦出现了自由多变的结构形态,如四度叠置和弦、二度叠置和弦及以此为基础的各种附加音和弦,从而使作品在民族特色上更加富于创新。
小二度音程是尖锐的不协和音程,对听觉有较强烈的刺激。近现代作曲家非常喜爱小二度音程所蕴藏的丰富表现功能。在许多中国作品中,小二度音程有着不可替代的表现功能。为表现我们民族音乐的特性音调,作曲家用同时出现的小二度音程来表现陕北、甘肃一带民间音乐中微升高的清角音(约为1/4个全音,音高约在Fa与#Fa之间)和微降的变宫音(约为1/4个全音,音高在Si与bSi之间),原本在平均律的键盘乐器上是无法弹奏的,但作曲家运用小二度音程的同时出现,两音的碰撞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大二度音程在我国钢琴作品中使用也较多,在五声调式中,大二度在五音列之内十分常见。在传统和声中,大二度音程列在“温和的不协和音程”――但在中国作品中使用恰当,会使民族色彩更加突出。
四、五度结构的和声,是以四、五度和声音程为基础而形成的,因为它与传统的三度叠置功能和声的结构不同,在上世纪30年代我国作曲家创作的作品中就开始使用以四度、五度叠置的和声方法来体现中国作品的民族风格。如贺绿汀创作的《牧童短笛》等。
四、五度音程和声结构也可以组合在一起使用,形成四、五度叠置构成,在这一情况下,四、五度结构的和声大多采用平行进行,以服务于线性的旋律。四度叠置的和弦也会以八度为一个框架的两组纯四度的拼叠,在音响上与传统和声不同,与我国民间曲调常见的四度旋律音程和琵琶、笙等乐器的自然和声方法一致。由于音程关系与我国琵琶乐器的空弦音高相同,其音响效果符合我国民众的听赏习惯,在乐曲中使用极易获得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四度、五度和弦中插进不同的附加音,可以增加音响纯净的四、五度和弦的力度感、动力感。
由于中国的传统音乐讲究线性美,所以中国乐器在演奏上特别注重富有个性特征的音色的变化。传统乐曲中的每一个单音上都可以被装饰,用波动、振动、滑奏、力度变化等丰富的手法对旋律加以润饰,从而使中国音乐产生了特殊的东方韵味。20世纪以来,随着对我国传统音乐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作曲家和演奏家的想象力、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使得更多的传统音乐精品得到流传。作曲家们创作了更多的新的民族音乐作品,为适应这些新作品内容表现的需要,对演奏技术也就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我国音乐家在对民间乐器的演奏技术进行梳理总结的基础之上进行提炼,使各种技法得到进一步完善。针对中国民族乐队低音乐器不足的情况,吸取西洋低音提琴的长处,发明了“革胡”。从小提琴的制造工艺得到启发,把二胡的“千斤”从丝弦缠扎改为可调节音准的“千斤”,适当增加了二胡琴杆的长度,把二胡的缠弦改为类似小提琴的金属弦,这样就使得二胡换把的把位增加,音域拓宽。
二胡的弓也从马尾扎弓改为类似小提琴的调节弓,长度也明显增加,推动了二胡右手运弓技术的发展。这些融合了西方乐器制造工艺和演奏技艺的创新,对我国传统乐器演奏技术的提高、传统乐器的音色开发、传统音乐内容的表现力的增强都起到了有效的拓展作用。中国乐器音色变化的内涵和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是紧密相连的。和谐、含蓄、均衡的中庸之美对传统音乐影响深远,强调“天人合一”、“大音希声”,在思维方式上不太重视所描述具体对象的精确性,而主要表现总体的“气质”、“意境”、“神韵”。在音乐表现中,要求虚虚实实、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对音色要做到刚柔相济,这些都是表现中国音乐特殊韵味的重要手法。因此,要在西洋乐器上完全模拟再现出由中国乐器演奏所产生的特殊韵味是相当困难的,钢琴是击弦乐器,就乐器本身而言,它的音色有着金属般的明亮感,但在具体作品中,作曲家可以通过创作技法的处理,手指触键部位不同及下键速度的变化,使音色产生微妙的变化而达到预期的民族乐曲演奏的效果。
中国钢琴曲中对特殊音色的追求,多半属于对民族乐器音色的模仿。在《二泉映月》中,作曲家采用大量三度与二度的单倚音模拟二胡的滑音奏法;杨矛创作的钢琴曲《无锡景》充分利用钢琴音域宽广、低音浑厚的特点,形象地模拟出了古琴和箫的音响效果,使作品达到了诗一般的意境,具有中国音乐的特殊韵味。
纵观中国的钢琴音乐作品,其创作历史虽不足百年,但经过几辈作曲家的努力开拓,学习运用西洋创作技艺并融入我们自己的传统音乐文化,使中国钢琴作品在旋律特色、调式和声、复调及其音响色彩上呈现出鲜明的民族传统文化特色,是中西共融的音乐文化结晶。这对于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中华民族文化,揭示民族精神气质和生活风貌是大有益处的。中国的民族音乐文化若要以自己独特的风韵自立于世界,也需要继续吸收西方优秀的音乐文化,将一切可用技艺都融化于中国民族音乐的精髓之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的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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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是反映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和积淀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民族宗教,民族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等共同特质,是指民族传统文化中维系、协调、指导、推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思想,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研究进展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精神的理论观点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不断提高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和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自觉性。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研究主要通过总结民族精神、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的研究概况以及中国四代领导人民族精神的内容,分析出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研究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
所谓民族,斯大林认为,“民族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和共同文化传统的稳定的成员共同体。”[1]民族精神一方面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源泉,另一方面集中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想核心,是民族意识中最优秀的与最有价值的“精气神”。报告指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从“建设”到“建成”的转变,是党中央置身民族与国家发展实际,现代化建设目标实现条件下的伟大决策转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坚持与弘扬民族精神,更需要孕育和培养符合新时代的民族精神。本文就学术界关于“民族精神”问题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以便促进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德国的赫尔德把一般的人类精神上升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最先提出民族精神这一概念,被称为“民族主义、历史主义和民族精神之父”。他认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自由发展的权利,都能相互激励,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一切,理解一切。黑格尔从理性统治世界及世界历史的基本理念出发,继承了赫尔德关于民族精神的概念,进一步提出了“民族精神”的概念。他认为,“(世界精神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和任何其他阶段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则。
在历史当中,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2]民族精神概念的研究,是培育和发展民族精神的基本理论问题。20世纪以来,民族精神的研究掀起两次热潮,学者们多层次、多方面地概括总结了民族精神的概念,但学术界对民族精神的概念界定始终没有达成一致的理解。
党的十六大之后,大多数学者都认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精神状态的综合反映。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共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统一、思想情感等的综合反映。
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对民族精神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对“民族特性”、“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国民精神”等与民族精神相关、相近的问题进行过生动描述与精辟论述。马克思主义对民族精神的理解,可概括为民族精神的世界性、特定性和巨大的影响性。
恩格斯说过:我毕竟是一个德国人,我不能摒弃德国人从亚当那里继承下来的天性。马克思强调,当遭遇民族压迫时,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最基本条件。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不仅对犹太人的解放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论证,同时强调犹太人在实现解放过程中需要有民族牺牲精神,阐述了民族精神在民族解放中极其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曾指出:只有伟大的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才能拯救民族,只有牺牲市民社会的一切利益,在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作为一种罪行受到惩罚的基础上,人民才能得到更多自由和权利。
毛泽东民族精神是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断受到西方各种思潮的渗透和冲击,在中国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既继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又吸收了西方文化及价值观念中的优秀成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精神。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使毛泽东民族精神思想具有时代性、革命性和实践性。
主要内容包括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和艰苦奋斗精神、实事求是精神、人本人和精神等,并且在中国革命和实践中体现为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具体的民族精神形态。毛泽东的一系列民族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提高中华民族战胜各种困难的能力,在抵御外强,振兴中华民族和开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局面的过程中都具有重大意义。
邓小平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策略,在不断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及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出发,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继承毛泽东民族精神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总结民族工作的实践经验,丰富了民族精神思想的新内涵。邓小平民族精神思想强调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发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维护祖国的完整统一。同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将民族精神具体阐释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改革创新精神,以民为本精神和民主法制精神等。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也是指导同时期民族工作的思想武器。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动摇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价值观和心理认同。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快速发展,在推动科技进步的同时,也冲击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刻内涵:“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3]江泽民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科学阐释,是关乎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思想保证,有利于民族思想道德文化体系的建立健全,是推动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
目前学术界对胡锦涛民族精神进行系统研究的还不多,主要是对胡锦涛民族精神内涵的研究。胡锦涛强调要继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继承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各种精神。他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在报告中,胡锦涛再次强调,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有学者认为,胡锦涛将中华民族精神科学内涵解释为以人为本、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社会和谐、和平发展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胡锦涛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青藏铁路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范畴,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经过近百年的研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民族精神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对民族精神的内涵、特征及发展的历史阶段,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和途径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和探索,也有很多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关系,如在内在关联性、同一性、辩证关系等方面进行论述,取得了一些成果,为下一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了重要借鉴。但从整体来看,民族精神的研究还存在着不足之处,具体表现为:
(1)对民族精神实质的概括没有完全体现与时俱进,只是顾及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民族精神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没有从实质上说明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概念的来源。
(2)没有突出四代领导人民族精神的创新精神,没有体现出民族精神与文化的结合,也就是说民族精神应该上升为文化精神。
(3)对前面三代领导人民族精神的研究比较多,对第四代领导人的民族精神研究比较少。
(4)没有从哲学层次上突显出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的哲学根源,即实事求是的观点,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实质,但并不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在具体方法和路径上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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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地讲,所谓中国民族音乐就是祖祖辈辈生活、繁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从古到今在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上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能体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音乐。而广义上,中国音乐是泛指世界上具有五声调式特征的音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学科教育论文范文:在音乐教学中弘扬民族音乐文化。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民族音乐文化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在音乐教学中,促进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加强民族音乐教育,培养学生学习和热爱民族音乐的兴趣,可以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通过音乐教学的同时,还可以继承和发扬传统音乐文化,弘扬民族文化,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关键词:教学 民族音乐 民族文化
民族音乐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我国劳动人民创造了多彩的音乐文化,朴实优美的民歌、浓郁地方色彩的说唱,还有绚丽多彩的民族器乐,无不透露着古老中国灿烂的文化。在漫长的岁月中,各族人民形成了独特的地域风情和音乐文化:清新、嘹亮的云南民族歌曲;大胆、雄厚的内蒙古民俗歌曲;婉转、优美南方民间小曲;高亢、奔放、热情的陕北民歌;活泼、开朗、欢快的新疆民歌,都是民族艺术精髓。目前,学生普遍出现了自己感兴趣的音乐,但很少有人知道民间音乐,尤其一些学校的不够重视民间音乐的现象出现,这是我们音乐教学必须纠正的问题,必须在音乐教学中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突出民族音乐艺术的地位。
总体而言,中国的民族音乐的发展呈现低迷态势,多数年轻的学生喜欢流行音乐,民间音乐团体缺乏。大街小巷广播、电视都是流行音乐,加速流行音乐的传播,“追星族”越来越多,而民间音乐的歌迷越来越少,几乎所有的学生的视听领域被流行音乐所包围。市场给与民间音乐越来越窄的范围,一些地方戏曲、原生态民族音乐逐渐减少,面临灭绝的危险。应试教育对音乐教育长期不重视,多数都当成业余活动,无人问津音乐课的情况。音乐教学的规定大纲无法执行,没有专门监管,更不用说民族音乐了。目前,全球经济化浪潮汹涌澎湃,人才需求都转向经济效益。
在这种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巨大的竞争压力,民族性的东西正飞速的削弱。外来文化侵略来势汹汹,而我们缺乏“文化危机感”。为发展经济,各地方政府也努力打造文化品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其中却而忽略了民族音乐文化的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所处的劣势状态明显,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继承和弘扬必须成为新一代教学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音乐老师必须在教学中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提高学生鉴赏和欣赏民族音乐的水平,让继承和发扬民族音乐文化作为每一个音乐教师的重要课题来承担。
民族音乐具有其独特的魅力与气质,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给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民族音乐具备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将民族音乐文化渗进音乐教育中,能有效地弘扬民族精神,促使优秀文化的不断传承及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传统民族音乐文化就像一面镜子,以其独特视角反映了中国民族的意志、追求和幻想。民族音乐作为促进人类文明和文化交流的文化载体,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音乐教育过程中有效地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精粹,发挥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十分必要。
(一)唤醒人们爱国情感,净化心灵
音乐是集世界上最好的精神于一体,它是凝聚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和民族精神,可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它以其特殊的魅力感染着每一个欣赏音乐的人。音乐作为一种艺术有很强的吸引力,并能深深打动欣赏者,美妙的音乐中,蕴含着各种美好的感情,在音乐中你可以感受春天的温暖,皎洁月光,山川河流的奔腾,小桥流水的惬意,音乐在潜移默化地陶冶人的心灵。传统民族音乐传承千百年,带着浓郁的历史文化,蕴藏着劳动人民真挚的情感,是灵魂深处真诚的呼唤。学生学习民族音乐文化仅能表达和深化的想法和感受,也唤起了巨大的情感能量,让他们有勇气面对的挫折和生活中困难。
(二)塑造学生坚定人格,开启智慧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表达了各民族勇敢、勤劳、进取、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学生在学习和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过程中得到民族情感的熏陶,精神的鼓舞,从而培养学生的伟大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同时学生通过民族音乐的学习,加强理想和人生信念,完善人格,体验和谐的自然之美。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润育着人们,对生活的感悟,对自然的理解,也蕴含着丰富的哲学,道德和艺术思想。在学习民族音乐的过程中,可以最大发挥学生的想象力,我们知道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想象力概括世界上的一切美好事物,知识毕竟是有限的,让无限的想象力,推动着学生不断创新和进步,所以民族音乐文化能够启发学生智慧。
(三)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优秀的民族音乐能够唤起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沂蒙山小调》、《解放区十唱》等民族歌曲,展现了我们美丽伟大的祖国壮丽的河山。《诗经》是我国第一部乐府诗集,是我国劳动人民爱国主义产生的渊源。学习民族音乐文化,培养爱祖国、爱家乡的精神。学生学习后可以了解祖国的传统音乐文化,激发爱国主义情怀,增强民族凝聚力。
如何正确引导学生认识和了解民族音乐,在音乐教学中促进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选择恰当的方法和手段是必要的。
(一)通过音乐鉴赏,变被动为主动学习
让学生听民歌、唱民歌,引导学生完全理解民歌,尤其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民歌。在教学中,也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欣赏以前没有欣赏过各民族民歌,让他们感觉民间的旋律之美。同时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不同形式的曲风和民歌的基本特征,激发他们学习和演唱唱民歌的兴趣,树立了民族自信心。给学生讲述一些民间音乐故事,民族音乐渊源,能够让学生体会民族音乐所蕴含的精神世界。另外鼓励学生去参加一些民间歌舞活动,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歌舞活动,像壮族的铜鼓节,感受铜鼓明快嘹亮的声音;彝族的火把节,感受年轻人载歌载舞活动,在实践中感受民族文化中的音乐文化。
(二)创新教学法,注重艺术实践
在教学中加强对于民族音乐文化学习,不能混于一般的传统教学,尽量选择创新手段,无论在内容设计还是在案例竞选上,精心安排。例如我们想让学生了解戏曲知识,就必须从几个方面,听戏剧、看片段、学唱腔、做动作模仿,几步骤下来,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还有可以针对一些民族曲目,给学生分组学习的机会,不同组阐述不同的体会和学习心得,最后一起交流和演示,让学生主动加入课堂学习,活跃课堂氛围。在音乐课堂之外,多组织课外活动也是必须的,注重艺术实践也是教学手段,让学生自己组成乐团、乐队、校内外演出,还可以作为宣传和交流的手段,也可以邀请一些民间音乐艺人来学校交流和做讲座,开演唱会等。
(三)用教师的热情,感染学生
一名音乐老师,首先自己的要热爱民族音乐,才能用自己的激情去感染学生。弘扬民族音乐文化,优良的教师队伍必不可缺,优秀的教师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还要向学生讲述一个音乐的历史和代表的文化,了解民族音乐的地位,让学生了解和热爱民族音乐。
(四)热爱民族乐器
民族乐器即中国的独特乐器。现一般流行有笛、二胡、琵琶、丝竹、胡琴、筝、箫、鼓等,是代表着中华音乐文化的传统乐器。各种乐器各具特色,吹、拉、弹、打击等手法,传出不同美丽的音符。这些乐器可以独奏,也有的可以合奏。我国各民族地区还有自己独特的乐器流传,学生通过演奏乐器,借以表达、交流思想感情,把民族优秀音乐传承下去。
总之,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是年轻学生应该坚守的责任,通过音乐教学,促进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同时也可以唤起学生民族自豪感,从而达到教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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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信息技术课程的基础性、技术性和人文性特征使其成为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渠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信息技术教学与民族传统文化的融合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民族文化意识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关乎国家的前途,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文化意识的培养对中职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近年来, 随着Internet的飞速发展,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已经网络化。世界各国的文化正在汹涌地冲击我们的民族文化,在大量的外国文化的冲击下,一些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国家意志淡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减退、诚信意识淡薄,缺乏社会责任感等问题。
民族文化包含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民族文化包括物质文化(饮食、衣着、住宅、生产工具等)和精神文化(语言、文字、文学、科学、艺术、哲学、宗教、风俗、节日、传统等)。民族文化反映该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水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已经变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网络文化是一个多元化的文化模式,这些对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信息技术正是我们在网络文化的最前沿的阵地,如何使学生在学习信息技术知识的同时,能够获得更多的民族文化知识,培养民族精神,抵制网络不良因素的侵蚀,是我们信息技术课教师一直在探讨和实践的问题。因此,信息技术教育课程应该在原有的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加以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多融入一些民族文化氛围,重视选用具有中国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课程资源,以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民族精神,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科整体效益,真正使传统民族文化教育得以渗透和落实。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天朝大国,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了许多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涉及到的有关我们民族方面的内容,我们信息技术课教师应充分发掘教学内容中类似的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素材的内容,在教学设计中合理穿插传统文化教育实例,使学生在学到信息技术技能的同时,得到民族情感的熏陶,从而塑造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风貌,最终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比如在讲到window操作系统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国家的红旗操作系统作比较,告诉学生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电脑都是用window的系统,window操作系统可以说是我们电脑赖以依存的系统,由于我们过度依赖于window操作系统,美国通过操作系统就能监控到我们的电脑,比如国家的军事机密文件、企业的商业秘密等。这样对我们国家的信息安全都受到了很大的威胁,我们国家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创造出我们自己的“红旗”操作系统,虽然我们国家的操作系统和window相比还很落后,但是我们只要加倍努力,总有一天会赶上window的操作系统。
在硬件基础的教学上,当然离不开Intel 、AMD等知名企业,同时我们也应该介绍我们国家的龙芯这几年所取得的进步,在电脑芯片上因为我们的龙芯起步晚,要赶上外国的技术,只有靠我们全中国人的智慧,相信有一天我们会超过他们的。更应该介绍我们国家的联想集团是世界上比较强大的计算机制造企业,不管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在世界上所占的份额都是很大的,而且电脑性能稳定。在教学过也顺便建议同学们以后尽可能选用我们国家品牌的电脑。在讲到office办公软件时,教师也应该介绍我们国家的自主品牌的办公软件WPS。通过对比告诉学生它们各自的优点。对于一般的办公来说其实WPS还是很好用的,信息老师在教Office外还可以教学生如何使用WPS。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使学生了解我们国家在各个信息领域所处在的水平,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让学生树立起远大理想,为赶超外国先进技术而努力学习,顽强拼搏。
信息技术课的教学目的就是要使学生能学以致用,将所学的信息技术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在信息技术课教学过程中开展以民族文化为主题的教学活动,不仅可以让学生掌握信息技术的相关知识,同时还能够加深对民族文化的了解。比如在教学生学会搜索时,我们就用一些与民族文化有关的词语来搜索。如:“壮族三月三”、炮龙节、芦笙等,这样不仅给学生学会了在网页上搜索资料,又能够了解到我们民族的一些文化传统。
在讲到“制作电子板报”时,我们可以要求学生以家乡的人文风俗、风景、人物图片、文字说明来作为素材,制作出图文并茂的介绍家乡的宣传册。当老师布置这样的任务时,每个学生都充分挖掘自己家乡的素材,有些通过网上查找,有些通过家人、朋友收集,总之想尽办法收集到自己独特的素材,制作出独特的作品。
在制作PPT作品或者制作视频作品时,我们也都可以让学生以家乡的人文风俗、风景、人物的图片、文字、音乐、视频等来作为素材,通过信息技术的加工,变成介绍家乡优美的景点、风俗习惯等的宣传资料,这样就可以给学生加深对家乡文化的了解,甚至我们还可以通过微博上传到网络上,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家乡的民族文化。比如在讲到制作PPT、制作视频时,我要求学生尽量挖掘自己家乡的文化作为题材,有些在宾阳县的学生就以宾阳的“炮龙节”为主题来制作,因为每年农历正月十一宾阳县都会举行“炮龙节”,他们很多都去看过,甚至都有拍过的图片或视频,再加上其他资料的收集,制作出具有特色的作品。
武鸣的学生以三月三对歌为主题来制作,他们在民间找到一些对歌的录像资料、图片、文字资料等。还有些同学就以家乡的剪纸作为题材,把家乡的剪纸能手的作品都拍下来,制作成PPT作品或视频作品,由于横县每年都有茉莉花节,横县籍的有些学生就以茶文化为主题制作出介绍本地生产的茶叶的PPT,还插入茉莉花这首歌作为PPT的配音。每个县的学生都有几个做得很不错的,然后把好的作品在全班上甚至全校展示出来,这样同学们都能了解到其他地方的民族风俗文化。
加深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单靠课堂上所接触的还是不够的,俗话说:“听不如看、看不如做”,也就是听说的事情不如亲眼看到的真实,看到的又不如自己亲自参与的印象深刻。况且挖掘民族素材不是一两节课就能做到的,还需要长时间地用心去体会,由于学生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假期学生放假回家,给学生布置一些任务。要求他们回去后用心去挖掘本民族的文化素材。比如要求学生放假回家多注意观察,发现自己身边的一些与民族文化有关的事情,并搜集自己所见所闻的能体现出本民族特点的工作、生活等图片或视频,整理后通过QQ传给老师或者开学后交给老师。由于现在很多学生都有手机,而且手机都有拍照、摄像功能,因此收集的图片、视频对学生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样老师就可以制作成一个素材库,这些素材库与学生共享,平时在上课的过程中需要用到的材料马上就能找出来。比如春节回家,家乡都会搞一些活动,壮族家乡的对歌比赛、斗牛比赛、篮球比赛、农村的庙会、农村的喜丧事风俗等。
为了使得每个学生都很用心地去做这事情,干脆就给学生一个主题,比如家乡风貌、家乡奇特的风俗习惯、家乡炮龙节趣事、包粽子,家乡的小吃等等,要求学生回家后注意观察,遇到有趣的事、或能代表自己民族独特的事情拍下来,通过整理制作成一篇PPT作品或用会声会影制作成视频文件。比如包粽子,学生还可以和自己的家人亲身体会一下怎么包粽子,粽子里面都用哪些原料来做馅,还有关于粽子的一些习俗。比如有些农村当年有家人去世,则家里一般都不包粽子,这一年春节所吃粽子都是由亲戚朋友送去的,这些都反映出民族的风俗文化。有条件的学生做好就能传给老师,家里没有条件的学生拍好素材开学后做好再上交。这样学生通过亲身经历感受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信息素养,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信息技术无疑是民族文化教育的最好的最快捷的载体,利用互联网的方便快捷和信息量大的特点,可以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的民族文化知识。学生自己通过利用信息技术制作出生动形象的作品,在作品的制作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参与到体验民族文化的活动中来。重视信息技术在民族文化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为传承灿烂的民族文化,具有很大的教育实践意义。作为信息技术的教师,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教学平台,刻不容缓地对学生进行民族文化教育。通过在信息技术课中渗透民族文化教育,使学生有民族忧患的意识,为国家的前途发奋图强、尽责尽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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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音乐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第一首电影歌曲《寻兄词》电影《野草闲花》的插曲)问世以来至今已经有近90年的发展历史。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不论是在声音制作技术上,乐曲的配器使用上,以及人们的听视觉的审美观念上都在不断的进步。但是不论怎么发展变化,对于我国的电影音乐有一个灵魂主线是长久不变的,就是它的民族风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族风格在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构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迅猛发展,区别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的中国电影,不论是在量的积累还是质的提高,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发展状态,依附于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的电影音乐也区别于21世纪之前民族风格的单纯继承与纯粹阐释,将当下现代化的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本文分别从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使用素材、艺术表现立足点、发展依据等方面来说明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构成模式。
21世纪以来,随着电影表达艺术思潮的日益充沛,电影艺术类型的不断拓展,电影音乐这门独特的视觉与听觉的艺术综合体呈现出了蓬勃的发展局面。电影音乐的发展是电影艺术全面成长的意志体现。英国文艺批评学者佩特说过,“一切艺术到精微境界都求逼近音乐”。电影音乐的风格多种多样,21世纪以来的电影中不论是民族题材电影还是武侠、科幻等电影类型,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的运用时常被创作者容纳,《卧虎藏龙》光从音乐本体的乐器使用上就充分的体现出中国古代武侠的侠肝义胆,琵琶、鼓这些具有鲜明中国符号的乐器所演奏出来的民族韵调,比如玉娇龙窃剑逃走的那个部分,鼓点的快慢缓和、声部的起承转合等与画面相得益彰,使每一位观众都在浓郁的中国气息中充分的感受到中国武战的紧张氛围与畅快体验。“对民族风格音乐的运用是中国电影音乐的永恒主题,很多源自百姓生活、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音乐是影片引起观众共鸣、激发联想的最有力保障。人们在富有民族文化特征的旋律中寻内心的希望,电影音乐也在博大精深的民族音乐沃土中汲取营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带给观众美得享受。”然而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的构成不仅仅只是依靠这些民族乐器的演奏而产生的,其中不同音乐艺术体裁和不同民族调式以及现代民族风格创造的运用,比如民歌、戏曲、民族文化元素、民族曲调的再创作、民族风格与西洋乐器的融合等也为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那么,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模式是如何构成的呢?
象征着中国音乐符号的乐器以及曲调有很多,比如:弹拨类的古筝、吹奏类的竹笛、拉弦类的二胡、打击类的锣、梆子、鼓,民歌的曲调、戏曲的曲调等等,这都在影片整个观赏中加入了深深的中国符号烙印。21世纪的民族风格模式构成不仅仅像是在80、90年代那样纯粹的使用以上元素,随着音乐创作视野的拓展,吸收国际电影音乐制作的先进技术,“洋为中用”的思潮基于中国元素的基础上被良好的运用在我国国产电影音乐的创作中。
比如在影片《英雄》中,传统的中国武侠一对一对决模式,长空与无名的决斗上,电影音乐创作为了模拟再现强烈的民族侠气风格,在乐器本体上选择了传统文化浓厚韵味的古琴以及西洋小提琴作为“对决”乐器,其配乐曲《棋馆古琴》,“以东西方不同的浪漫表现手法,获得了传说中的‘秦弦子’那如同马头琴、二胡、三弦结合的美妙音色。抑扬顿挫的弦音展现出高手过招如同于大音希声,有型似无形的神韵,达到了听觉与视觉画面的完美结合。”另外一部电影《卧虎藏龙》主题曲运用在影片的开始部分,当人们被中国风格的“马头琴”音色带入哀怨怅惋、神秘东方的民族情景中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被这个乐器的音色所“欺骗”,这其实是由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用大提琴演奏的散板旋律片段,如谱例1:
谱例1:《卧虎藏龙》电影音乐片段
在这里,大提琴完全失去了西方的古典时期音色特征,取而代之的是中国马头琴的苍凉悠长音调,表现出浓郁的中国韵味。民族的曲调特征与西方的乐器音色特征合二为一,在西洋乐器的音色中充分感受民族曲调的清新之风。《卧虎藏龙》可以说是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音乐中“中西合璧”的代表性作品。该“音乐以西洋乐器大提琴等为主奏乐器,配器中以西洋管弦乐队做衬底,用中国有特色的民族乐器:葫芦丝、热瓦甫、琵琶、板鼓、中国鼓、竹笛、二胡等作为色彩乐器,在旋法上采用民族特色鲜明的民歌及戏曲旋律、节奏素材,尤其是中国民族打击乐的运用等手法,使整部电影音乐得以完美的诠释”。
电影音乐是电影艺术的综合有机组成部分,其音乐的创作和发展都要随着电影主题的发展而变化,电影音乐收益效果的接受者是听众,而听众同时也是观众,视觉传导在前,听觉感知在后,电影音乐要服务于电影本身。所以,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构成的生命体在于自身的电影主题表现,音乐会随着影像而体现出相应的时代特征,从而在影像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音乐的文化风貌。
电影《一九四二》故事发生在河南,影片中浓郁的河南口音已经深深的烙上一种民族风格文化在其中,电影音乐在河南人、河南事、河南灾的故事基础上,作曲家赵季平运用河南当地的音乐元素和乐器为整部电影进行配乐,从听觉的效果上已经先入为主的阐释了这是发生在河南的历史性灾难,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时代性。而基于民族素材基础上的电影音乐民族风格同时也具有电影音乐传导和渲染的一般共性,会让观众充分的感受到电影中无形的民族气息,加深观众的审美感受力。
2010年由徐克导演的《龙门飞甲》(又称《新龙门客栈》续集)中中国传统武侠英雄代表人赵怀安狭义非凡,与明朝恶势力抗争的狭义壮举等这些电影民族元素,都被相对应的民族乐器竹笛、琵琶等进行了详实的描述,身揣宝剑,牵马阔步行走在无际沙漠之中,表现出中国古代武侠的高深义气,唯有竹笛、琵琶等民族乐器将其描述尽致。类似于这样的影片还有《十面埋伏》、《大兵小将》、《大闹天空》等。这些都是在已有的民族素材基础上进行再加工的艺术听觉表现,如果自身电影中的民族素材表现不强烈的话,比如在纽约的大都市画面中吹奏起国乐《百鸟朝凤》,那么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也就无法立足。
反之,在民族元素的基础上进行电影音乐的民族风格渲染,那么就会加强电影自身的艺术表现力,也会促进观众对于电影音乐审美的自身需要。由此可见,“音乐的民族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是由一个民族长期的风俗习惯、精神气质、语言体系、审美趣味、哲学思想形成的,有一定的凝聚性,又随着历史的前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它表现着不同时代的民族的不同的人物和环境”。
21世纪随着电影视觉3D艺术效果的出现和发展,听觉艺术如果还只是停留在80、90年代的单纯叙事、抒情表达的话,那么科技和创作者的想象所带来的艺术冲击力会将电影音乐摒弃在后,会使得观众感觉审美体验的不统一性,从而影响到电影艺术的整体性发展。那么民族风格的现代化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音响效果的现代技术制作。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比如民歌或者戏曲被单纯的全套的搬到荧幕中来会因强大的艺术本体审美而宣兵夺主,也会因为观众现代化的审美眼光在科技含量较高的电影中而显得格格不入。
所以,在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创作中要善于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比如电影《智取威虎山》中,传统的京剧版本没有在电影中完全照搬,而是将戏曲主题进行了配器和旋律上的重新改编,其中电子效果器的运用使得3D效果的杨子荣与座山雕斗智斗勇显得更加惟妙惟肖,主题片段时而出现在斗志昂扬的情绪渲染处,当人们听到熟悉的电声效果圆号独奏时,既有过去经典京剧版本留下的故事印记,也有现代跟得上3D效果版本的时代步伐,让观众从听视觉感官上享受电影艺术的魅力。其次,民族风格歌曲的深刻的艺术再创作。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体现要素一个是民族音乐实物比如民族乐器、民族歌谱、民族演唱等,另一个是隐形的民族要素体现,比如曲调风格、歌词抒写、乐器配置等。当下的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构成一方面是基于原歌曲要素素材上的再创造,另一个方面是基于民族要素基础上的再创造。不断的随着时代观众审美方式的变革而改变,才适应电影艺术的整体性发展。
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电影中,为了使观众具有现代眼光来看待爱恨情仇、权力争夺的情感表现,由周杰伦创作的具有浓厚中国民族风格的《菊花台》便孕育而生,不论是歌词的抒发,还是旋律的哼唱,曲风的表述以及配器的使用等都充分的体现出民族风格的现代化特征。最后,民族音乐风格的世界性传播。有句话说的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下中国电影音乐能在国际上立足,被世界电影音乐所熟知,只有民族风格的体现才能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电影《冰雪奇缘》中主题曲《let it go》被世纪各国译为了多个版本进行演唱体验,而我国《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等电影的成功也让世界各国听到了属于东方人的曲调风格、器乐属性、音乐特质等,从而了解到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
中国电影音乐的艺术根基在于民族风格的充分体现,21世纪的民族风格的模式构成除了“中西合璧、民族素材、现代化体现”之外,既需要有传统乐器的引入,也需根据电影表达效果有现代电声技术音色的融入,既需要有传统民族曲调的抒写,也需要有根据现代艺术审美改变的曲调编配,即需要有传统演唱技法的基调渲染,也需要有现代流行唱法的独特体现。总之,民族风格的构成模式基于民族文化基础、观众审美体验、科技发展进步等要素将会跟随时代前进步伐而不断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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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确立是外界影响、个人学习和生活经历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价值导向和教育实践的有机结合则是促使外在体验向内心体悟转化,确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元主导能够帮助大学生在价值观反思的迷茫、困惑中形成普遍接受的社会主流意识,最终外化为行动表现的重要环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研究生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科学精神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当代研究生弘扬科学精神是题中应有之意,其要旨是将科学精神发扬广大,更是历史所赋予的光荣使命。关键是要始终保持良好的心境和动力,这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具体地说,也就是要以学习和生活为基础载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自觉加强人格品质修养,要把弘扬科学精神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
虽然,从自然人的角度讲,研究生的本质属性还是学生。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无论是硕士研究生还是博士研究生,都是通过研究创新的途径继续深造的社会人,在追求科学知识的同时,也是科学精神的传承者和传递者,扬科学精神是题中应有之意,其要旨是将科学精神发扬广大,更是历史所赋予的光荣使命。党的提出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予了研究生弘扬科学精神的强大的生命力。笔者认为,除了完成学业,顺利走向社会之外,作为新时代的研究生,更加重要的一个任务亦或是历史责任就是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把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机融合,激发内在动力和活力,轻松愉快、全面健康发展,从而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示范引领作用,凝聚和创造正能量,为社会发展营造和贡献应有的时代作用。
首先,要以学习和生活为基础载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任何一个社会环境,都有其固有的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产活动所逐步凝聚的,是人们共同意愿的集中体现,更是人们凝心聚力的纽带和力量源泉。当今,我们所共同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倡导了社会风尚,具有丰富内涵、历史渊源和实践要求,为我们在读硕士研究生提供了学习和生活准则的根本遵循。作为研究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引领社会风尚,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无旁贷的现代责任和历史使命。
具体地讲,在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基础上,要有更加深刻的认知,并在从事学业研究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切地融入自我的内心世界,融入到科学探索的全部过程,坚持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深入探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形成精神世界的强大动力。需要特殊强调的是,在读硕士研究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须坚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实践的载体要看得到、摸得着,禁忌唱高调、“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只有在学习和生活中,事事、时时、处处自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思想和行动,并以此作为自身建设的评价标志,才能不断完善自我,全面发展。
其次,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自觉加强人格品质修养。 这里所谓的人格品质,除了心理健康、遵守社会公德之外,主要倾重于优良的学风和严谨的科学精神。说到底,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不断修正人生的价值取向,加强学术自律,自觉维护科学的尊严,切实把个人的人生追求同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及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紧密结合起来,在完成学业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传优汰劣,探索新知。特别是要树立刻苦专研的勤奋精神,经得住科学研究过程的寂寞考验,潜下心来,“走在路上”;要规避完成学业万事大吉的积弊,以探究科学奥秘和弘扬科学精神为动力源泉,坚决同浮躁的学习风气和不端的学术行为作斗争,敬畏科学、崇尚真理,做“真”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衡量个人发展的标准和思想、行为规范。所有这些,是一个统一的、有机的系统性整体,不能强行地予以分割,亦或是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既要着眼当下和自我,也要尊重客观和长远,更要瞄准党和国家的发展目标紧跟时代的步伐。只有这样,才能正在地把自己置身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之下,真切地融入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和政治生态中,形成的个性修养、人格品质才能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要求,并相得益彰,从而为社会发展进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再次,要把弘扬科学精神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作为研究生自觉弘扬科学精神是每一个人的底线思维,往往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分离,或者是未思考、不在意。这种情况不利于自我发展,更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脱节,容易导致自身价值实现方式模糊,缺乏前进动力,产生迷茫。因此,始终保持严谨的求学求知态度和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需要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互为动力、相互促进,始终保持和激发创新的激情和创造的活力,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作为一名在读硕士研究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应该有这样的思维,而且不可或缺。
否则,一味地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甚至为了科研研究而孜孜不倦,但是长期的这种状态,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一旦自己的辛勤付出没有得到认可或自我感觉不理想的时候,也很容易造成自我思想的混沌。试想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境中是一种怎样的状态,所谓的科学精神也只不过是自我寻求安慰的借口而已。因此,我们所讲的科学精神是要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不是简简单单的苦学和盲从,而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具有时代内涵的一种高尚。这需要我们在日常的学习和研究中感悟并践行,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科学、全面发展,从而为社会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之,一个人的不断进步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也需要看得到、摸得着的客观上的物质载体,更需要知行的统一。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流的新时代,作为研究生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才能把科学精神的光芒辐射的更加广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共同的幸福梦才能美梦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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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演唱的艺术处理就是演唱者在演唱过程中,对声音的力度、音色、速度、情感、歌曲风格等方面作出合乎情理的变化处理。演唱者在演唱前通过熟悉、了解、分析作品,包括曲作者的创作意图、歌词内容、调性、曲式结构、风格特点等,然后根据自身的思想意识、艺术修养、实践经验,以自身掌握的歌唱能力、演唱技巧,进行歌曲演唱的艺术处理,进而完美地表达作品的思想感情、风格特点、艺术境界,使演唱达到声情并茂、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民族声乐演唱中的艺术处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一首歌曲通过演员的演唱达到声情并茂、动人心弦的效果,这不是仅凭个人的一付好嗓子就能做到的,需要歌唱者在演唱中对歌曲进行艺术处理。本文仅从二度创作手法的角度,对民族声乐作品的艺术处理方式进行分析研究。在民族声乐演唱中,艺术表现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必须抓住各民族的风格特点,创作出思想感情丰富、具有地域风情、艺术色彩浓厚的音乐形象。
民族声乐扎根于广阔的原野,许多经典民歌经过代代相传延续至今,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丰富的情感抒发、生动的自然写实,而且独特的艺术风格、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也为人津津乐道。演唱者应该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丰富的想象力和演唱技巧,同时艺术处理也相当重要,它关系到整个歌曲的艺术水准和演唱者的艺术修养。
每一个音乐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尤其是民族声乐代表了不同民族地区的地域风情,艺术特征更加明显。比如,蒙古族歌曲奔放粗犷,维吾尔族歌曲欢快热情,节奏感强,江南歌曲细腻委婉,柔情似水。无论是演唱民族民歌,还是歌剧都要深刻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根据演唱的规律来进行处理,使之成为表现作品主题重要手段,达到思想和艺术的高度统一。
例:结合歌曲的民族传统流传,进行艺术加工。歌曲《沂蒙山小调》采用的是山西民歌的曲风,在演唱时就要结合当地方言的音律进行处理,当然不是全盘模仿,要抓住几个典型的字词适度夸张。比如“风吹草地”的“地”,加上了儿化音,并适度提高了音调,使歌曲充满那个地区的风味,艺术色彩也就凸显出来了。
著名声乐理论家凯萨利对于声乐的语言艺术有一段精彩的阐述,他认为,歌者只有拿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提炼歌曲的语言艺术,用丰富的想象力把歌曲演绎的充满艺术风采,才能打动听众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共鸣。说话言语和歌唱语言都从口出,一个是自然的流露,一个是艺术的表达,是通过歌者的优美声乐把语言含义表达出来,我们常说的生活“如歌”就是说明歌唱已经把语言艺术化了。
歌唱的语言艺术效果的处理不但要符合汉语吐字归韵的规则,还要符合五音(唇、齿、牙、舌、喉)四呼(开、齐、撮、合)的规律。要根据民族声乐演唱中语言与音乐的关系、演唱语言的的发音规律来处理发声、共鸣、行腔,通过艺术的处理来表达歌曲的思想情感,使歌词的思想感情高于现实生活,内容更丰富,曲调更优美,更有艺术感染力。完美的歌唱艺术,不但语言要清晰真切、掌握正确的咬字吐字方法,还要使发声悦耳动听。每首歌曲的风格是不同的,在演唱的咬字吐字中各有特色。
例一,比如军旅歌曲《当兵的人》,在演唱时就要铿锵有力,咬字准确短促,吐字干脆有力,两者的衔接富有张力和弹性,声音充满激昂自豪的韵味。
例二,在演唱委婉抒情的民族歌曲时,咬字吐字应该轻咬慢吐,柔和细腻。蒙古族歌曲《草原之夜》优美动听,在演唱时要特别注意语言的艺术修饰,字头要出得平稳沉静,字腹延长时要行如流水,字尾归韵时要缓慢、完美、清晰,逐渐地把听众引入那个美轮美奂的意境。
民族声乐同样需要媒介和平台的传递,表演艺术也是体现作品魅力的重要方面,有时还决定了一个作品的命运。民族歌曲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活的展现,它在艺术追求上更突出真实性和生活性,表演是民族声乐重要的组成部分。
少数民族地区的歌曲演唱,“演”的成分占有相当的比重,无论是眼神、手势、表情、着装都十分讲究,充分展现出不同民族之间的审美情趣,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所以,在民族声乐的演唱中,舞台表演艺术的处理,要学习和继承民族文化的传统,在此前提下创作和创新,把声音美、形象美与内容美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
民族声乐演唱中的艺术处理包括了多个方面,除了对民族风格、声乐技巧、歌曲语言、舞台表演等进行艺术处理外,还要多进行音乐理论、器乐、舞蹈等方面的学习,提高自己的综合音乐素质,才能在演唱的艺术处理中得心应手。同时还要认真观察和学习其它唱法的艺术处理方式方法,为我所用,不断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和艺术表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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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自华夏子孙初次踏足于这片土地,声乐美学便成为国人民族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戏曲文艺更是其中之翘楚。而随着时代的不断更迭,戏曲的形式也多种多样,不再拘泥于单一框架式的曲艺形式,上至唐诗宋词元曲,下衔近代的茶馆说书,乃至于现在极具特色的地方民歌,无不显示着中国人民对艺术的不断渴求。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美学特征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 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具有典型的美学特征,在社会历史的不断演进过程中,随着艺术领域的逐渐扩大,其美学特征也不断呈多样化趋势发展。本文拟从情感美学特征、创造性美学特征和现代性美学特征三个方面来详细论述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美学特征,旨在促进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良性发展,同时也为其今后的传承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音乐被称之为流动性的建筑,能够给人一种美好的感受,不但可以有效地触动人类的感情世界,强化人类的专注力,调节人类的情绪波动,而且能够激发人类的丰富想象力与创造力。在华夏民族数千年的悠悠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与积累下来了无数珍贵的文化历史遗产,而民族声乐艺术就是其中最为璀璨的明珠之一。从广义角度去看,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包含范围非常广泛,即曲艺、戏曲、民歌、小调等都在其范畴之内。从狭义角度去分析,民族声乐艺术主要是指继承民歌传统唱法并汲取西方美声唱法的一种现代化民族音乐艺术。步入21世纪之后,在这个充满歌声的新时代,更是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向前推进的关键时期。因此,随着民族声乐艺术理论与研究的迅速发展,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探究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音乐领域也把民族声乐艺术的理论范畴与美学特点探索提上了重要日程。
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对审美的追求由来已久。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形态下便会形成其相对应的美学理念,长久以来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血缘关系和人伦关系是促使我国民族传统艺术文化美学理念形成的根本条件。而传统艺术文化中的美学理念对我国声乐艺术的演进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我国传统的音乐美学理念的形成产生于西周时期,经过了萌芽阶段、百家争鸣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发展时期,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这几个发展时期来看,便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音乐美学理念是在著名的儒家与道家音乐思想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环境下发展的,以当时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为基础形成了一套对音乐的理论,指出音乐必须要受到礼的约束,在审美的过程中注重将主客体、感性与理智等形式的统一,以给人们带来轻松、愉快的审美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民族声乐艺术自产生之日其便深受传统声乐审美理念的影响,经由社会历史的千锤百炼,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儒家和道家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天人合一、中正和谐的审美思想。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近代社会的开始,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开始广泛传进中国,促进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向具有现代美学特征的民族声乐艺术美学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音乐美学理念既充分吸收了我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精髓,同时也借鉴了西方社会音乐美学理念中的积极性元素,兼容共生,完全符合当下的美学思想观念,声乐艺术美学特征尤为显著,形成了典型的中国式民族声乐美学特征。
声乐艺术简单的说是指音乐和诗词二者的相互结合,其突出特征是借助艺术的表演形式将高级的社会情感传递给他人,即艺术情感。因此可知,声乐艺术的首要表现方式便是“声”,也就是歌声,演唱者本身具有的并通过一定的学习掌握到的发声技巧和能力;其次便是“情”,是指歌唱者对歌曲情感的把握与表达。古代音乐人士认为歌唱就是对某种事物表达内心情感的过程,情不仅仅只表达内在美,同时也在歌唱中占据重要地位,毫无情感表达的歌唱并不会被定义为艺术。古人认为声乐必须声情并茂,用声音将内心情感表达出来其最基本的要求。
从记载先秦之后的文献资料与近现代的歌唱实际表演去分析,把情感作为歌唱表现方式的基本理念具有主导性与一贯性。从如家学说中的孔子、孟子、荀子至《乐记》等在内的诸多历史文献,都将“用歌表达感情”当做审美音乐艺术的核心。在古代,唐朝著名的诗人与音乐艺术评论家,白居易就曾明确指出“唱情”的美学定义,其推崇声情兼具的演唱方式,反对没有任何任何唱情的演唱,这种新颖、独特的音乐理论观点对后世的音乐艺术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还有清朝的李渔,也认为明晰歌曲的感情并充满感情的去演唱,才能全神贯注并将应有的精神贯注到歌曲之中,不仅能够给予演唱生命,而且能够促使演唱变得自然、流畅、迷人。
从中可以看出李渔对“情”在歌曲中的重视程度,这是对白居易“唱情”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发展。近代以来,我国声乐艺术在西方浪漫派情感美学思想的重要影响下,把声情、词情和曲情融合后在歌唱上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特征,进而实现了音乐创作的水准。词情是指作者在进行声乐创作时将内心情感和心理感受借助能够抒发内心情感的词曲进行转化,因此不同的情感便通过不同的声调表达。
曲情是指作者在进行音乐创作时运用特定的调式与和声等艺术形式将音乐所包含的内心情感表达出来。声情是指以词情和曲情为核心,借助歌唱的方式将音乐中的情感幻化成非固定的音符,表面来看向听众传递的只是一种声音,但其中更多的则是对情的传递。必须对声乐具有一定程度的感知并能够较好地把握其中的情感才能将音乐中的声情表现的完美无瑕。
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兼容了古今中西的音乐美学思想,是一门具有创造性的综合艺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日渐形成了其特有的存在方式。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创造性美学特征简单的可以归纳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继承传统艺术精华的同时积极借鉴西方美学思想中的优势,在具有民族特色的同时也为其增添了时代性。
“古为今用”主要是指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创作、歌唱、审美等诸多方面都具有传统与当代的差别。当代中国民族声乐艺术是在传统声乐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的诸多优秀艺术思想和美学理念都是对传统声乐艺术的精华部分的传承与创新。“洋为中用”指的是在音乐表达形式方面,要学会借鉴西方国家美学思想中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歌唱技巧和审美观念,学会有选择性、有针对性地吸收其所包含的积极性因素。“洋为中用”于声乐艺术方面,表现为中西方的完美结合,一方面科学合理地吸收西方国家声乐艺术中的呼吸、共鸣、声音位置等表演和歌唱方法,赋予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表演形式和歌唱方面西方声乐艺术美学独特的审美感受和听觉体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创造性美学特征在中国民族声乐的艺术创作中也有着完美的呈现。不难发现,当前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创作的旋律、节奏、和声、配乐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现代气息。
我国的声乐艺术是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与西方声乐艺术思想、中国传统声乐艺术和现代民族声乐艺术、西方没声艺术与戏曲艺术一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各种声乐艺术的表现形式在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舞台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中华民族劳动人民智慧与创造性的象征。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时代的不断进步,世界各国文化频繁交流往来,人民的文化视域不断扩大,审美需求和欣赏水准也日渐提高。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这种新时代的背景下,在演唱、创作、审美等方面都紧跟时代潮流,呈现出时尚现代的美学形象,符合新时代的审美趋势,贴近现代人的审美观念。
纵观当下的民族声乐艺术舞台,不管是在表演者的外形包装上,还是在舞台布景方面,无一例外地都给观众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体验,充满了鲜明的时尚气息和强烈的视听感受。在听觉上,多种演唱方式的融合、音响伴奏的标新立异、歌唱风格的时尚多元等,都企图给人民大众带来独特的听觉体验;除此以外,新时代下的民族声乐艺术也伴随着个性的外部造型、璀璨的舞台布置、风格迥异的服装、三维立体的视频影像,都给观众强烈鲜艳的视觉冲撞力。在呈现方式上,演唱者打破常规,试图尝试和探索与众不同的表演形式,给予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一定的时代性,顺应了当下求异求新的美学艺术品味。著名歌唱家宋祖英在维也纳演奏大厅、美国肯尼迪表演大厅、鸟巢和台北小巨蛋音乐厅等都曾举办过独立的音乐演唱会。在诸多音乐会上,宋祖英与和多明戈、朗朗等音乐人士皆有过完美合作,将民族和声乐、民族和通俗、声乐和器乐结合,从多个方面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现代性美学特征,不断将其推向全世界人民的眼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
当包括电子音乐在内的抽象类音乐出现在世界的音乐之林时,时代发展的烙印就深深的刻在了声乐艺术中,对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而言,传统和时尚相互统一在一起是与华夏民族独特的审美特征相一致的。中国音乐具有别具一格的中华民族音乐的特色气息,这一系列因素都是中国民族音乐艺术与其他音乐艺术相区别的根本所在。因此,将传统演唱方法、表演与审美教特征与现代化的音乐表现相融合,是推动我国民族音乐艺术走向全世界的必经之路。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大背景下,要实现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现代化发展,以开放化、多元化的思想对待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而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我们以传统文化为根基,汲取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精髓,并促进声乐意识的现代化构建,培养坚定的民族声乐艺术主体观念;努力推动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多元化进步发展。另外,加强声乐艺术从业者的理论知识学习与研究,深深扎根于作品的创作,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声乐制作体系,提升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全方位、民族化、现代化与创新化发展。范围宽广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具有鲜明的时代美学特征。我们要始终坚信,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推进与各国的相互往来,必会进一步加强音乐艺术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也必定会在世界音乐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
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美学特征探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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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艺术审美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展示,以及当代民族艺术发展的路径与取向,概括为 发现优势、坚持创新、走向超越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民族艺术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摘要: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文明。生长在这片土地,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其传统艺术文化的熏陶。民间艺术就是其中一种。那么什么是民间艺术?民间艺术对我过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呢?
什么是民族民间艺术?我认为所谓的民族民间艺术应该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和审美需要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具体来说,我们常常见到的剪纸艺术、年画、陶瓷艺术乃至我们小时候玩的风筝,加上大家耳熟能详的刺绣都是中国的民间艺术 真正的艺术来源于生活,许多民间艺术品已经成为了“华夏一绝”而被我们传承下来。而我今天要谈的就是陶瓷艺术当中的一种——陶瓷艺术装饰。
众所周知,中国是著名的陶瓷古国,并且拥有灿烂的陶瓷文化,同时我过的传统陶瓷艺术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它精美华丽的外表装饰以及无与伦比更加让人流连忘返,成为经典。但是中国现代陶瓷艺术的产生并不是中国传统陶艺的传承和延续,而是受西方现代陶艺观念的影响,我国现代陶艺的发展相对落后,经过陶艺家的多年坚持不懈努力,使得我过现代陶瓷艺术比较成熟,并且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而陶瓷艺术的装饰作为现代陶瓷艺术的一个分支,也趁着这股东风成长起来,它的饿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偶发的,而是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
那么什么陶艺装饰呢?正所谓“天下器物,多有装饰”。中国陶瓷发展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然而装饰和器物紧密相连,就这样便使一件普通的器物形成了独特的陶瓷文化风格,而这种特别的风格我们便称之为陶瓷艺术装饰。在人们多元化的今天,作为具有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陶瓷艺术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而现代的陶艺装饰则是在传统陶瓷艺术装饰的基础上的更新与发展,这样不仅促进了现代陶瓷艺术装饰在创作与表现形式、表现手法向更高的艺术境界拓展,这才出现了“百花竞艳、万象并存”的态势,它的创新技法,丰富的资源以及独特的创意形成了特别的工艺绘画形式。现在陶瓷艺术更加注重并强调的是作品对人产生的情感作用,陶艺家们用自己特有的设计理念,将自己更多新的内涵和情感融入到创作当中形成独特的陶瓷文化。陶瓷艺术也有它自己特有的装饰语言,我认为陶瓷艺术品不但是具有观赏价值而且它也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所以陶瓷艺术在装饰和造型方面都要具备特殊的艺术风格和形式。陶瓷装饰的设计不同于一般的绘画性艺术作品,其平面构成是在陶瓷器物的立体形式上完成的,必须服从陶瓷器物的形状和部位对装饰绘画的题材,形式的特殊需要,符合从任何一个角度对其立体形态的的陶瓷器物及附属的装饰文样进行审视,使之达到合二为一的完美性,才能称得上是成功的陶瓷装饰。因此,陶瓷艺术装饰是一种有局限性、有工艺材料限制及艺术要求的、同时以绘画的雕刻方式来完成的艺术创作。通过这种精湛的技术表现出来作品的观赏性当然是精美华丽的。陶瓷艺术装饰创作过程始终贯穿了整个艺术创作的审美发生、审美创造、审美接受三大环节。在人类社会文化艺术发展史与经济发展中,陶瓷艺术装饰在陶瓷艺术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陶瓷艺术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陶瓷艺术装饰是陶瓷文化的传播使者。陶瓷艺术装饰呈现给人们的是一种陶瓷文化精神。人们在劳动中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塑造人,陶瓷艺术不仅仅是物质产品,而且是一种精神产品,更是一种文化产品。陶瓷艺术装饰经过长期的实践,形成了独特的陶瓷文化。
陶瓷艺术装饰是中国陶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民族的宝贵财富。陶瓷艺术装饰作为商品走向世界各地不断地传播着中华民族的陶瓷文化,促进了中国民间文化的发展,对满足人民的生活和审美需要,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瓷器是我国重要的文物,是中华人民的独特创造。然而,陶瓷艺术装饰也比较完美的体现了中华民间艺术文化的面貌。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在中华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和风俗习惯的差别,各少数民族形成了自己众多的具有特色的民族传统节日和文化艺术。
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和文化艺术,是指少数民族的历代先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适应生产生活的各种需要与欲望而创造出来的,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修增、传承下来,所以内容便更加丰富多彩。民族传统节日和文化艺术不仅是民族文化异彩纷呈的表现,同时还是广大少数民族人民进行物质和精神交流的场所,所以民族节日和文化艺术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并逐渐融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
一、民族节日
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孕育了斑斓各异、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节日。我国到底有多少民族传统节日,这个问题很难准确地回答,只能是一个大约的估计。我国56个民族,从古到今的节日大约有1700多个,其中汉族的传统节日有500个左右,而少数民族的民族传统节日则共计有1200多个。
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很多,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情况复杂,其来源有多种说法。史书又无统一记载。因而提及传统节日的来源,很难一一论及,只能大概归类。
1.以欢庆丰收、祝贺胜利为主题的庆祝节日。
历史上,少数民族基本上从事农牧业生产,并兼营狩猎、采集。在秋收来临或粮食归仓之时,人们都要汇聚一起,开展各种各样欢庆丰收的集会。如侗族的吃新节(又称尝新节),流行于贵州、湖南、广西三省的侗族山乡,大都在稻谷即将成熟的农历六、七月间择日举行,侗家纷纷杀鸡宰鸭,打酒买肉,并到田间采摘新禾,拿回家中烘干,舂成新米,煮成新饭,连同鸡鸭鱼肉一起供奉祖先,然后全家聚餐,以此预祝即将到来的丰收。
2.以祭祀神灵、纪念祖先为主题的祭祀节日。
这类节日大都源于古代祭祀鬼神与祖先,以后历代传承下来,如蒙古族的祭海节、祭天节、祭敖包、祭秋;满族庙会;土族谢神会;裕固族祭鄂博;彝族认祖节;羌族山神节;畲族迎祖节等等均属此类。届时,或以家庭,或以村寨为单位杀猪宰羊,供奉祖先神灵保佑,消灾去祸,人畜平安,获得丰收。
3. 以追念崇拜英雄人物为主题和重大事件的纪念节日。
这类节日,是在过去年代里少数民族怀念本民族英雄而代代传承下来的。苗族四月八就是典型的一例。届时,苗家人身着鲜艳盛装,吹着芦笙、唱歌跳舞,悼念本民族的英雄,经过历史的演变渐渐形成各族人民共同参加的娱乐节日。侗族林王节,也是流行在贵州锦屏县寨母一带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六月六日,家家要蒸糯米饭,包制一种粗如大碗、长约一米的大粽粑作为干粮,连同酒肉鸡鸭带到寨母古枫树下,祭祀林王,并载歌载舞,歌颂林王的为人和功绩。 下面具体列举部分少数民族传统节日
1.蒙古族
传统节日主要有旧历新年,蒙古语为“查干萨仁”,即白色的月。蒙古族的年节亦称“白节”或“白月”,这与奶食的洁白紧密相关意。此外还有那达慕、马奶节等。
2.傣族
每年傣历六月(公历4月中旬)的泼水节,是信奉上座部佛教的傣、德昂、阿昌等民族最重要的节日,泼水节又叫浴佛节,原与“佛生时龙喷香雨浴佛身”的佛教传说有关。又有当地神话如七女除魔等传说和习俗掺入其中,形成了由采花节和泼水节组成的独具特色的傣族节日。节日的主要活动是浴佛、泼水、赛龙舟、赶摆等。泼水节期间,几乎所有人都湿淋淋的,到处水花飞溅。年轻人敲着象脚鼓跳起孔雀舞,互相扔掷香包,传递情谊。
除了多样的民族节日之外,民族文化艺术同样丰富多彩。下面,就从舞蹈艺术这方面来简单介绍一下民族文化艺术。
二、文化艺术
在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汉族民间舞、藏族舞、蒙古族舞、维吾尔族舞、傣族舞、彝族舞、朝鲜族舞等。
1.藏族舞蹈
在素称“世界屋脊”的我国西部青藏高原上,生活着能歌善舞、具有悠久歌舞传统的藏民族。几百万藏族同胞勤劳、纯朴,善于以歌抒怀,借舞抒情。银白的雪山,一望无际的莽原,在河谷飞平坦的坝子上他们可以尽情欢舞。大自然造就了藏族人民优美的歌喉、矫健的体魄,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豪迈的现实生活则是他们即兴歌舞创作的源泉。人民在歌舞中欢庆佳节,也在歌舞中祭祀祈祷,用歌舞来伴随劳动,也以歌舞赞美爱情与生活,歌舞活动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西藏舞蹈与歌唱艺术密切结合,以歌中有舞、舞中有歌的独特艺术风格著称。
2.蒙古族舞蹈
蒙古族人民世代生息在我国北方辽阔的大草原上,自古以来崇拜天地山川和雄鹰图腾,由于长期的游牧狩猎生活和受草原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响,蒙古族与其他东方民族差异很大,形成了强悍、矫健的体魄和桀骜不驯、勇往直前的性格,同时也创造了富有草原文化气息的、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草原游牧舞蹈——蒙古族舞。他们的民间舞蹈热情奔放,稳健有力,节奏欢快,具有粗犷、剽悍、质朴、庄重的鲜明特点,洋溢着来自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呈现出一派豪放与自信的“天之骄子”的气概。
综上所述,正是少数民族灿烂的节日和文化艺术构成了中华文化灿烂的一部分,同时民族传统的节日与文化也是促进民族意识和凝聚力增长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节日文化是保护和推动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增长的一道屏障,是扩大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影响的一条渠道。从众多的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群众的文化素质与社会心理面貌。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节日和文化艺术,其文化内涵,由于时间的相别,规模的不同,活动内容的相异,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增长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广泛吸收接纳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文化在历史的长河里可以一直灿烂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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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毛泽东思想与民族创新精神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摘要: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离开创新,就谈不上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不讲创新也就不可能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前进的力量。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精神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也是极其重要的。
一、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和,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二、民族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现代人应该具备的素质。 创新精神属于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范畴,是进行创新活动必须具备的一些心理特征,包括创新意识、创新兴趣、创新胆量等。创新精神是一种勇于抛弃旧思想旧事物、创立新思想新事物的精神。
三、毛泽东关于创新问题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毛泽东曾描述说:“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急剧变动的时代必然就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树立了鲜明的创新精神。 从历史实践来看,促使毛泽东创新精神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因素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早年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当时新思想的汹涌澎湃使青年毛泽东培育起创新的思想意识。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近年欧潮东渐,学说日新。全国学界人士,靡不振臂奋起,顺应潮流,从事改革。”(注:《毛泽东早期文稿》,495页,湖南出版社,1990。)第二,大革命失败后被迫退到偏僻落后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促使毛泽东不得不面对原先没有想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他意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的事情就只是发生在中国,“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三,一段时期里党内教条主义的盛行以及指导中国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促使毛泽东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过程中,注重树立创新精神。毛泽东还曾把教条主义者称为“思想上的懒汉”,就是指他们只会用现成的思想理论,用别人得出的观点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总之,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既是大变动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革命实践催化的结果。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创新精神,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毛泽东曾把人的思维器官——脑比喻为“加工厂”,他说:“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这就把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了。
第二,勇于创新,才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1930年毛泽东针对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严肃地指出:如果以为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动脑筋,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或者拿着书本上的知识照抄照搬,革命就可以取得胜利,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里,毛泽东很明白地表示了这样一层意思: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共产党人才能在斗争中创造出新局面。毛泽东提倡的“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第三,有没有创新精神,是对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毛泽东认为,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党员,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指出,领导干部和党员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树立创新精神是毛泽东对党的干部以及党员的素质提出的明确要求。
第四,只有发扬创新精神,才能保障中国的胜利。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不思创造,不求发展,结果只能落后于形势,对革命不利。他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应当注意随时调整和更新。
第五,坚持创新精神,关系到对待革命理论的科学态度。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毛泽东一再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从具体的条件出发,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可见,科学地对待革命理论,也是一个创新问题。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摘要】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创新精神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极其重要。
【关键词】毛泽东 创新 民族精神
【正文】
一、关于“创新”
创新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与功能:在微观层面,创新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根本;在宏观方面,创新则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创新作为民族进步的灵魂,是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深入阐发与时代表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就是说在影响民族进步的各种因素中,创新是决定性的因素,起着核心的作用,创新是使一个民族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源泉。
在党的中,“创新”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共出现55次:
①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年的基本总结:8次出现“创新”:创新型国家 创新社会管理 党的建设改革创新 科技创新能力 理论创新 创新发展理念 理论创新 勇于创新
②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9次出现“创新”:实践创新 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 改革创新精神 理论创新 科技创新 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创新社会管理
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3次出现“创新”:创新型国家 创新人才 创新
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9次出现“创新”:创新驱动发展 管理创新驱动 金融创新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科技创新 自主创新 创新 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协同创新 国家创新体系 技术创新体系 知识创新体系 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 科技创新 创新资源 创新发展 创新开放模式
⑤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次出现“创新”: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1次出现“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
⑦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5次出现“创新”:创新社会管理 学生创新精神 创新社会管理 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
⑧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2次出现“创新”:以创新发展军事理论为先导 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创新能力
在党的十七大中,“创新”一词共出现56次:
从词性分析:既有名词的用语,如创新型国家、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改革创新、文化创新、科研方法创新、自主创新、创新活动、传播手段创新等;也有动词上的使用,如勇于创新、创新发展观念、创新对外投资体制、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等;同时,也有从形容词角度的作用,如创新的智慧、创新的环境等。
从战略层面分析:既有从创新型国家、国家创新体系等宏观战略层面,也有从组织制度创新、创新体制等中观层面,也有从自主创新能力、科研方法创新等战术层面。创新型国家是我国的最高战略目标。 从“创新”用语的广度与深度看,出现了一些新的创新用语,如传播手段创新、科研方法创新、创新文化生活方式等,都体现了时代精神。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重大理论创新和重大战略部署之一。
二、毛泽东思想
由以上总结可以看出国家对于创新精神的高度重视,而早在多年以前,毛泽东就已经强调了创新的重要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民族创新精神
民族创新精神是一个特定的文化概念,不同于一般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生成、发展演化过程中逐渐积淀下来的民族生存哲学,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生存和延续的灵魂,亦称民族意识;而民族创新精神则专指民族精神中积极追求真理,不惧邪恶,求真、求善、求美、求新的精神气质。民族创新精神是民族精神中的最优秀品质,是表征民族文化活性的关键特征。
四、毛泽东关于创新问题的认识
1.产生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毛泽东曾描述说:“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1]急剧变动的时代必然就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树立了鲜明的创新精神。
因此,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既是大变动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革命实践催化的结果。
2.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创新精神,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毛泽东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2],“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3]。
毛泽东曾把人的思维器官——脑比喻为“加工厂”,他说:“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4]。这就把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了。
第二,勇于创新,才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
1930年毛泽东针对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严肃地指出:如果以为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动脑筋,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或者拿着书本上的知识照抄照搬,革命就可以取得胜利,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5]。这里,毛泽东很明白地表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共产党人才能在斗争中创造出新局面。毛泽东提倡的“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第三,有没有创新精神,是对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认为,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党员,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指出,领导干部和党员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6]。因此,树立创新精神是毛泽东对党的干部以及党员的素质提出的明确要求。
第四,只有发扬创新精神,才能保障中国的胜利。
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不思创造,不求发展,结果只能落后于形势,对革命不利。他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应当注意随时调整和更新。
第五,坚持创新精神,关系到对待革命理论的科学态度。
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毛泽东一再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从具体的条件出发,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7]。可见,科学地对待革命理论,也是一个创新问题。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可以说,离开创新就谈不上毛泽东思想,不讲创新也就不可能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前进的力量。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思想与民族创新精神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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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研究是将音乐研究置于整体民族的角度上进行的,所以民族音乐研究不仅仅是对民族音乐本身的研究,也包含了对整个民族文化体系和民族风俗人情的研究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民族音乐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少数民族音乐艺术
(一)少数民族的民歌音乐
少数民族的民歌音乐,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其中既有想象宇宙形成、人类起源、民族来源的“古歌”;也有歌颂本民族英雄人物的“史诗歌”;还有叙述本民族传说故事、描写生产劳动、歌唱爱情的“叙事歌曲”等。不过,这些可总称为“叙事歌”。达斡尔族的“舞春”(亦为“乌春”)是一种诵调式叙事歌曲,内容有反映劳动生产的,如农家苦、打鱼、伐木等,亦有反映士兵厌倦清政府强迫其征战的《薄坤绰》。它以四句为一节,全曲有十几节乃至几百节不等。维吾尔族的叙事民歌,称“达斯坦”,它由说、唱、演奏等多种形式组合而成,内容多为民间传说故事,如《艾里甫与西苓》、《塔赫尔左胡来》、《好汉斯依提》等。柯尔克孜族的叙事古歌、史诗歌带有神话色彩,如《库尔满别克》、《库加牙西》、《玛纳斯》等,曲调虽较简单,但却仍悠扬。锡伯族的古老民歌,称为“菲散布热乌春”,内容有反映民间困苦生活的,如《亚其那》;有反映西迁历程的《西迁歌》。其音乐曲调,分为上下两个乐句,反复吟唱。彝族的叙事民歌,在楚雄称“梅葛”,在红河称“先基”,在永仁称“米果库”。内容有史诗《梅葛》、《阿细的先基》,赞美爱情的叙事歌曲《阿诗玛》等。
(二)少数民族的说唱音乐
在清代前期,说唱音乐这种艺术形式,在少数民族中亦深受喜爱,并形成了富有本民族特色的说唱音乐艺术。其中,最为著称的有:蒙古族的《好力宝》,内容为说唱民间故事。朝鲜族的说唱音乐,有叙述历史故事的,如《楚汉相争》、《赤壁之战》等;有说唱传说故事的,如《春香传》、《沈清传》等;有说唱美景风光的,如《花草短歌》、《游山歌》等。白族的说唱音乐艺术,称为“大本曲”,它是由本民族山歌、小调,用曲牌套连的形式,加以说唱,其中有民间故事《秦香莲》、《梁山伯与祝英台》、《董永卖身》等,深受民人喜爱。
二、少数民族音乐与其他民间音乐的关系
民间音乐包括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五部分,这些民间音乐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丰富、互相促进的关系,但从根本上说,民歌是其他音乐的基础。1.民歌是民间歌舞的基础:一些歌舞音乐显然来自于民歌,或是在民歌的基础上稍加变化,而加上舞蹈动作,如歌舞“凤阳花鼓”便是在《凤阳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2.民歌是说唱的基础:我国的许多说唱显然是从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如四川清音的许多曲调就是在一些民歌(如《放风筝》、《泗州调》、《麻城歌》等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3.民歌是戏曲音乐的基础:许多地方戏曲剧种的音乐就是在当地民间小调的基础上,经过加工而形成和发展的,如在嵊县山歌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越剧、在湖北和安徽民歌小调基础上发展的黄梅戏等。4.民歌是民族器乐的基础:许多器乐直接来自于民歌,如河北吹歌这种乐种就是来自于演奏河北的民歌。民歌是其他音乐的基础,但是在歌舞、说唱、戏曲与器乐形成和发展以后,其较高的艺术水平又反过来对民歌的艺术性提高产生了作用。
(一)蒙古族民歌
蒙古族民歌有两种分类方法:1.按题材分类,分为牧歌、赞歌、思乡曲、宴歌、谚歌、叙述歌、儿歌等;2.按体裁分类,分长调(蒙古语:乌日汀道)和短调(包古尼道)两类。长调的曲调悠长,节奏自由,篇幅较长,气息宽广,情感深沉,在持续的长音上常有类似马头琴演奏式的颤动和装饰,有的长调还具有史诗般雄浑的气魄和历史沧桑感。牧歌、赞歌、思乡曲等属于此类,代表曲目如《辽阔的草原》、《牧歌》等;短调的曲调较紧凑、节奏整齐、篇幅较短小、轻快活泼、音域较窄,狩猎歌、叙事歌等属于此类。代表曲目如《黑缎子坎肩》、《嘎达梅林》、《森吉德马》等。蒙古族民歌的音乐特点,在音阶上,多用五声音阶,也用七声音阶;在调式上,以羽调式和徵调式为主,其次是宫调式和商调式;旋法上,旋律常呈抛物线状,即一个乐句或乐节的高点常位于中部,此外,音程跳进较多;性格上,具有开阔、稳健、彪悍的性格。
(二)哈萨克族民歌
哈萨克族民歌在内容上可分劳动歌曲、颂赞歌曲、爱情歌曲、习俗歌曲和其他歌曲五类;在演唱形式上可分为独唱、弹唱(冬布拉弹唱)和对唱三种。哈萨克民歌音乐特点,在音阶上,常用七声音阶,也用五声音阶;在调式上,用中国五声调式和欧洲体系的七声调式;旋法上,普通带有呼唤式的音调,多由主音和四度或五度音构成,跳进是其核心音调;在节奏节拍上,常使用混合节拍。
(三)达斡尔族民歌
达斡尔族民歌从演唱形式上分为四类:1.“札恩达勒”,它是近似山歌、小调体裁的民歌,曲调高亢奔放,抒情性强;2.“哈库麦”舞蹈歌曲,音乐热烈欢快;3.“乌春”民间艺人用四胡自拉自唱的歌曲;4.“萨满曲”(或称“雅得根”),古老的宗教祭祀歌曲。
三、少数民族音乐艺术的审美特性
(一)传统美
传统美学的追求以美为理想状态,“优美”、“典雅”、“崇高”、“喜”等作为传统美学的审美范畴体现出一种确定性和单纯的快乐,即审美愉悦。但是,在生产力较为落后、巫术,祭拜活动频繁的族群中,原始心理活动如恐惧、祈求、崇拜、诅咒等仍然大量存在,他们的一切活动主要出于生存的目的而非审美的目的,所以就出现了与传统美学意义相反的审美的异态。土家族的民间音乐中存在大量的审美异态现象,“丑陋”、“怪诞”、“狂乱”等审美意识在土家族大量的音乐、舞蹈中都有典型的体现,如《跳丧鼓》,土家族谚语有云:“父母亡,鼓报丧,众必跳,歌必狂”,众人对着死人长啸当歌、狂歌热舞,以歇斯底里的嘶鸣为歌,舞蹈动作含胸扣背、踏地为节,一步多颤,摇动构形,颇为怪诞诡异,且据清《巴东县志》记载:“歌舞达旦,或一夕或三五夕”;再如《哭嫁歌》,婚嫁本是喜事,却以“悲”代“喜”,音乐形式自由,多下行进行,且音符常以短长短长交替出现
(二)“为了审美”的价值取向
西方“美”观念的构成有六个要素,要素之一——“精神距离”。就是说,参与音乐的人使自己与音乐“游离”并保持一定距离去审视它,在审美的水平上关注音乐。但是,如果以这个标准衡量,许多民族就不持有美的态度了,因为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把音乐从文化中抽离出来,以一种“为了审美”的价值取向来审视音乐的。白马人把歌唱看的比器乐重要,这看似只是行为上的差异,我认为这其中隐藏的是白马人对音乐的哲性思考,用身体的一部分歌唱而不用身体之外的乐器表现,音乐在白马人那里不能被抽离,他们把音乐看作是身体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
(三)音乐中的人文性格与音乐观
族是一个将伊斯兰教及由此而衍生的民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人伦礼仪的信仰和尊奉视为立族之本的民族,在回族的传统观念中,有教方有族,失去了伊斯兰教,没有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或对相应的风俗习惯的遵从,那么回族共同体也将会逐渐消失。这使得回族人对自己的信仰和风俗习惯极其珍视,并将其确认为本族文化的根基,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中,虽然乐于学习和吸收外族文化,但这种学习一般不会以牺牲自己最根本的信仰为代价,可以说,伊斯兰文化是回族文化的根基,它塑造了回族文化的基本范式,强烈的文化自尊心、文化防守心理,是其人文性格的显著特点。所以,一个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自然和宗教观念相对淡薄的汉族的文化价值观不同,音乐观也就不同了。
一、民族音乐学理论概述
民族音乐学理论是一个世界音乐研究范畴的概念,在我国,由于我国民族音乐体系众多,因此民族音乐所呈现出的多样性、鲜明性等特点,都印证了我国民族音乐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民族音乐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从本质上而言对民族音乐的理论研究,其实就是对经过长期发展沉淀并逐渐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民族音乐的研究①。在经过漫长而又悠久的发展历程,民族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与传统音乐的形成发展如出一辙,在音乐形式的表现上大多是通过歌舞以及乐器,有某些民族音乐体系中,可能还会包含当地的戏曲。由于我国丰富的民族音乐现状,以及具有的鲜明的民族特色,使得民族音乐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了多样性和丰富性,民族音乐在音乐风格上也对不同的民族特色进行融合和发展。民族音乐承载了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和文化,以及一个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核心,是经过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可见在对世界音乐文化的研究之中,民族音乐理论要就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主要在民族自身的研究角度上进行研究的,因此这是民族音乐研究与其他音乐研究最大的区别。从上文的叙述可以发现民族音乐的出现不仅仅是来源于音乐,都是也依赖于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沉淀,而对民族音乐的研究,主要针对民族音乐的起源、发展经历、以及演变的过程的研究,并对民族音乐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进行探索和研究。因此,通过对民族音乐的研究,不仅仅是对音乐发展规律的认知和研究,同时也是对我国不同文化发展历程的研究,也是对我国不同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促进,从侧面而言,对我国的民族人文科学的研究也提供了有利的参考。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基于整个民族的角度来进行的,所以对民族音乐的研究包含一个民族的音乐体系,以及一个民族所拥有的所有音乐内容,其中会涉及到民族音乐的背景、文化和民族精神等,还对民族音乐的研究进行动态研究,也就是对民族音乐的整个发展阶段进行研究。除了对民族音乐发展阶段的研究以外,还要对民族音乐对其他音乐类型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民族音乐和传统音乐从发展到如今,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一直存在,也正是由于两者之间存在的关联,使得民族音乐理论对传统音乐的发展和研究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之中。
二、民族音乐学理论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影响
(一)对传统音乐研究模式和角度上的影响
对于民族音乐的研究不仅对要对民族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同时也要对整个民族的文化进行研究,因此在对民族音乐的实际研究之中,一般会对民族音乐的研究视角放在整个民族的角度上来进行研究。在目前对民族音乐的研究的过程中,一部分学者提出应将对民族音乐的研究放入整个民族文化研究的体系中进行研究,而这种研究研究方式,就是所谓的文化相对主义价值观。而回顾以往对我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往往是将对传统音乐的研究分为音乐文化和音乐典籍的单独研究,在研究过程,较为注重对传统音乐节奏、旋律、演奏等音乐形态的研究,并未将传统音乐研究放在整体的社会文化的环境和背景中进行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使得传统音乐研究缺乏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方面的研究,在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之中也难以体现传统音乐所蕴含的文化底蕴。随着民族音乐理论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文化相对主义价值观的逐渐形成,对传统音乐研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影响下,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也效仿对民族音乐的研究,将传统音乐的研究置于整个文化背景之中,从而在整体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背景和氛围之中对传统音乐进行研究。
(二)传统音乐研究从书面材料演变为实地考察
对传统音乐进行研究的过程之中,对传统音乐的研究往往是依靠现存的文献和典籍等纸质材料对传统音乐进行研究,不管是对传统音乐的发展历史、发展形态等的研究都是来源于纸质材料的记载,这种研究形式更类似于纸上谈兵②。在对传统音乐历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只是依靠书面的记载是远远不够的,这种类似于纸上谈兵的研究方式,及时得到了研究结果,也是与实际现实存在极大的差距,难以相符,所以对历史的研究,必须要“迈开腿”,“走出去”,亲自来到传统音乐发展中的实地,走进传统音乐发展中所经历过的环境和氛围,进行实地实景的考察。从时间点来说,从五四运动后,对传统音乐的研究终于走出了文献和典籍,来到了传统音乐发展经历过的实地,在传统音乐发展的历史现场,对传统音乐进行研究,而这种走进历史实地的研究方式,因是在民族音乐理论发展之中提出的研究方式。这种深入音乐发展历史实地的研究方式,不仅仅是一种传统音乐研究方式上的转变,同时对传统音乐研究者来说,也是与传统音乐亲密接触的最佳机会,传统音乐研究者在深入实地进行研究考察的过程中,可以回到传统音乐发展演化的现场,感受音乐带来的精神上的洗礼和心灵上涤荡。而这种深入历史实地的传统音乐研究方式,可以在深入实地研究中,收获比书面资料更丰富的音乐文化研究,同时在真实的实地文化熏陶中,切身的体会到当地的文化和音乐之中的关联和影响,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也会更加透彻和深入。例如很多民间的传统音乐,只有来到音乐存在、流传的当地,感受到当地的人文、风俗,看到当地的一山、一水,才能真真的领会到音乐中所传达的情感和精神,只有深入到当地,体会真正体会到音乐中所流淌出的情韵,以及音乐带来的美妙感受。
(三)传统音乐研究从单一走向多元
在我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一种规律,就是传统音乐中对汉族音乐的单一研究,缺乏传统音乐的多元化发展。从传统音乐发展的整个历程之中,一眼望去基本都是以汉族音乐为发展主基调,在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演化,汉族音乐的发展地位依旧难以动摇,在元朝和清朝时期,传统音乐的表现和发展依然对汉族音乐的模仿,无论音乐歌舞,还音乐曲调和音乐形式都为形成自身的特色,即使做了自身民族音乐与汉族音乐的融合,在音乐的再次创作过程中,汉族音乐依旧占有主导地位,所以长久以来,传统音乐一直是以汉族音乐为核心的。与此同时,在长久以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过程中,汉族音乐一直都是传统音乐的研究主体,忽视了对其他民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因此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一直呈现出一种单一性。但随着民族音乐的逐渐发展完善,民族音乐理论对于传统音乐的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介于此,我国传统音乐研究无法还像以往只对汉族音乐进行关注和研究,,而是将传统音乐研究置于整个音乐体系之中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形式的转变,也使得我国传统音乐研究从以往的单一性发展为现在的多元化。我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多元化研究转变,具体表现在实际研究之中,不仅对音乐理论研究带来了转变,同时也影响了音乐文化著作,在全国范围内的音乐文化著作的发行和出版,不但是音乐研究多元的表现,同时也促进了音乐间多民族的融合和共同发展。在多元化的传统音乐研究之中,民族音乐研究在对民族音乐进行研究时,就需要几个民族音乐置于整个音乐体系中进行研究,要强调民族音乐和民族文化的形成以及发展演化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与民族发展演变过程的一致性,不能单纯的用一种音乐文化来对比对另一种音乐文化来进行解读和理解,由于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的地域、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别,所以不同的民族音乐之间不能进行简单的对比,所以在对传统音乐的多元化研究过程中,不能将汉族音乐与奇特民族进行简单粗暴的对比,对待不同民族的音乐,要以平等、尊重的心态,去评价不同民族音乐所富含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从而在不同民族音乐之中发现其独有的艺术意蕴,进而更好的进行传统音乐的多元化研究。
(四)传统音乐研究水平得到了提升
从对传统音乐的研究开始至今,对音乐的学术研究大多停留在对音乐本身、音乐历史等的研究上。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引入,则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对传统音乐的研究如上述所言,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从以往的单一性研究过度到现今的多元化研究,不仅对传统音乐本身,以及传统音乐发展演变所经历的历史文化背景、人文风度等进行了研究,并借鉴和融合其他学科、人文等思想和方法来对传统音乐进行对比研究,这对传统音乐研究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飞跃。我国的民族音乐由于民族数量多,音乐形式丰富多样,因此我国的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建立起了具有民族针对性的例如满族音乐研究会、侗族音乐研究会等分民族的音乐研究会,进而根据不同民族的地域特色、风土人情等对不同的民族音乐进行研究,在对不同民族音乐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还对民族音乐的现有状况、未来发展走向做出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除此之外,民族音乐的研究成果也应该回归民族,回到民族音乐的发源地,进而促进当地民族音乐的发展优化,并对当地的民族文化进行很好的保护和传承。每一位民族音乐研究者都应该在对民族音乐的研究过程中,遵循一种研究理念,民族音乐研究主要是来源于民族,因此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也应该回归民族,让民族受惠,让实践去检验研究成果。而对民族音乐的研究,以及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认识和理解应用到实际之中,用于帮助更多的大众来认识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习俗,从而使得不同民族之间可以相互尊重,融洽相处,从而更好对民族音乐、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进行很好的保护和传承,使得民族音乐和民族文化可以在尊重、平等的环境中得到应有的理解,保留下真实的文化和环境形态,减少由于人们的误解和无知对民族音乐以及民族文化造成的破坏和负面影响。不管是在哪一个角度对民族音乐,民族音乐都是不可取代的存在,因此不管是哪一个民族的民族音乐都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民族音乐是带有浓浓民族韵味的音乐,所以对于民族音乐的研究就是对一个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乃至整个民族风貌的研究,而对其他类型的音乐的研究则与此有很大的区别,对于民族音乐的研究,是对音乐以及与音乐相生相息的存在环境一同加以研究的,对民族音乐研究所研究的内容是不同区域内,不同民族音乐的发展规律以及音乐发展历程的,这不仅仅是单纯的民族音乐研究,同时也是对民族人文的研究。而通过对不同民族音乐的研究,也促进了不同民族音乐之间的沟通和融合,进而推动民族音乐的优化发展。也正是由于对民族音乐的研究时将对音乐的研究放眼于整个民族文化和精神范围之中进行研究,所以民族音乐研究的大的研究文化背景也早就了民族音乐研究大的眼界。民族音乐这种以更开阔的视角对音乐进行研究的方式,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促进了对传统音乐的研究方式等的转变,也提升了传统音乐研究水平。效仿与民族音乐的研究,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也将对音乐的研究着眼于大的文化背景之下,将对传统音乐的研究扩大为对传统音乐存在背景下的社会文化和时代背景的研究,使得对传统音乐的研究更具有文化意义,同时也使得传统音乐研究更加深入,把对传统音乐的研究带入到当时的文化背景、时代背景、地域特征之中,研究者对传统音乐有了更为透彻的感受和理解,因此介于这种研究方式和方法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也更具真实性以及历史意义,所以在对民族音乐研究的熏陶和影响之下,传统音乐研究水平也得到了提升。
(五)基于文化基础上的对传统音乐的研究
以往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不仅仅只单纯的依靠文献典籍等文本资料,同时对传统音乐的研究经常将研究重点局限于对音乐节奏旋律、曲调节奏等单纯传统音乐构成的研究,这只是对传统音乐的表面形式的研究,逐渐对传统音乐的研究逐渐深入到对传统音乐存在于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习俗、人文环境等因素的研究,传统音乐的研究变成对一种特殊文化现象的研究,是基于文化基础上的研究。因此,对传统音乐的研究,将文化大背景融入到对音乐的研究之中,不再是单纯的音乐形式等的表面层次的研究,而是演变为融入文化和精神的研究,将传统音乐研究演变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这样才可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更加透彻和深入,才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人文环境中,对传统音乐的出现、发展、演变等作出更贴切、更真实的研究和还原,从而得到更具有真实性,更具有历史价值的研究成果,并对音乐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和保护。民族音乐研究学者不仅要对民族音乐研究引进更加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民族音乐研究观念,寻求音乐跨越语言和国界间的交流和融合,更不能忘了自己的“本分”。除此之外,对音乐的研究也应向西方等先进国家进行学习和借鉴,对音乐的研究不仅要展望未来,同时也要回首过去,对过去音乐研究走过的道路和获得的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从而为未来的音乐研究做好铺垫。同时对于不同的音乐要持有尊重的态度,平等的对待不同类型、不同民族、不同体系的音乐,求同存异,寻求不同音乐之间的交流、融合以及共同发展。文化相对论不仅对传统音乐研究带来的新的发展方向以及对传统音乐研究的冲击和影响,也要认识到对音乐文化和精神遗产的保护,以及对音乐资源的再利用。可见,通过上述的叙述,对民族音乐音乐的研究不再是单纯的对音乐本体的研究,而是对不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研究,在对民族音乐的研究的影响,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也逐渐脱离了对音乐本体研究的单方面注重,对民族音乐的研究也如同对民族音乐研究一般,成为了一种对文化的探索和研究。
三、总结
综上所述,民族音乐学理论的研究对传统音乐研究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之中,民族音乐学理论对传统音乐研究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发展。不管是民族音乐,抑或是传统音乐,对其进行研究的核心思想就是希望通过研究进而更好的促进音乐的进步和发展,只有发现和寻找到不同音乐研究之间的影响,才能更好的将不同类型的音乐以及所代表的不同文化进行更好的交流和融合,从而实现音乐总体上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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