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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民族的成长道路艰难而坎坷。在民族认同上,巴勒斯坦人经历了从阿拉伯人到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转变。在思想领域,巴勒斯坦人经历了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转变。深入探讨这一转变对于正确认识巴勒斯坦民族的复兴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深刻理解以色列、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和政策,对于认识现代民族的分化与整合也具有参考意义。
在阿拉法特时代之前,巴勒斯坦民族是一个“潜在民族”。它虽拥有语言、地域、宗教文化等共同特征,但不是一个“原生民族”,而是一个“次生民族”,它孕育在阿拉伯人之中。“次生民族”的形成一般有三种途经:(1)从民族分化而来;(2)由民族聚合而来;(3)由其他人们共同体转化而来。显然,巴勒斯坦民族的形成属第一种途径,它是从阿拉伯人中分化出来的。
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的自我认知以及民族从“自在”状态转变为“自觉”状态是需要人为努力的。不论是杰出人物还是一般的民众所体现的民族意识,其初始形态都是自在的、分散的和局部的。这种初始形态的民族意识还不可能为全民族所认识,要想使其成为自觉的民族意识并为群体成员所接受,需要杰出人物的提升和传播。而领袖人物在这个过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阿拉法特正是这样的杰出人物。他把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思想加以提升,并使其得到广泛传播;他为巴勒斯坦人赢得民族地位付出了巨大努力,使巴勒斯坦人从“潜在民族”和“自在民族”向“自觉民族”的方向发展。
众所周知,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巴勒斯坦人在以耶路撒冷穆夫提阿明·侯赛尼为首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的领导下,于1936—1939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反对英国委任当局的“扶犹抑阿”政策。该起义被镇压后,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处于低潮。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70多万巴勒斯坦人被迫背井离乡,流落到外约旦、叙利亚、埃及和黎巴嫩等国,沦为难民,只有1/3的人继续留在当地,且大多聚集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这种分散状况严重影响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和斗争。此后,纳赛尔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倡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统一思想风靡一时,于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并通过阿拉伯团结和统一来解放巴勒斯坦成为多数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心愿。巴勒斯坦人毫不否认自己的阿拉伯属性,他们把希望寄托于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力量,因而淡化了自己的民族特性。1967年“六五战争”之前,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在总体上处于被抑制状态,只是在1967年战争之后,巴勒斯坦人才经历了一个民族转变的过程。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觉醒之后,其民族主义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巴勒斯坦土地被分裂成三部分:以色列除占领了联合国决议划给犹太人建国的领土外,还占领了加利利地区、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地区和加沙地带的部分地区;埃及控制了剩下的加沙地带;剩下的大部分约旦河西岸地区由约旦接管。耶路撒冷被一分为二,东区由约旦控制,西区被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已不再是一个整体,这也是整个巴勒斯坦问题在1949—1967年间趋于缓和的因素之一。然而,在1967年以色列打败阿拉伯联军,并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以后,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又成为一个整体,约旦河西岸、加沙和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又成为一个社会。
1967年战争不仅使巴勒斯坦问题再次出现,同时还为巴勒斯坦民族认同创造了一个聚合空间。这个过程是在1967年战争后的年轻一代成长时开始的,又向上影响了他们的父母。上一代人在1949—1967年成长时,约旦河西岸是在约旦统治(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于1949年10月将约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并人约旦)之下,而加沙地带则由埃及管理。由于埃及、约旦与巴勒斯坦同属阿拉伯文化,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老一代巴勒斯坦人没有感到必须持久地维护他们独特的巴勒斯坦属性。事实上,很多老一代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和加沙巴勒斯坦人在1949—1967年间均已“约旦化”或“埃及化”。自约旦赋予巴勒斯坦人公民权后(埃及未这样做),1967年战争之前的那一代巴勒斯坦人中的很多人认为,当时的约旦国王侯赛因比任何其他的巴勒斯坦人更像他们的领袖。
但是,在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后,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出生的巴勒斯坦青年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成长的。他们长大成人时,约旦“不在西岸”,埃及也“不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取代了它们。他们面临的是他们不愿与之融合的以色列文化(以西方文化与犹太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事实上,自从不能再获得约旦的身份后,巴勒斯坦人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他们自己的“根”上来,并且比以前更加强调他们自己独特的巴勒斯坦政治和文化传统。因此,在1967年战争后,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大大增强,整个民族觉醒了。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的巨大功绩就在于把巴勒斯坦人复兴的愿望变为行动,使他们有了依靠。换句话说,犹太复国主义者为犹太人做的事情,巴解组织也为巴勒斯坦人做到了。阿拉法特将这个民族从“濒临灭亡”的境地拯救出来,又促使巴勒斯坦人投入到一场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并在世人面前把他们从需要帐篷的难民变为需要主权的民族。这次战争之后,这些处于困境中的巴勒斯坦人变为一股政治力量。
在1967年战争中失败之后,一直在包办和垄断巴勒斯坦问题并使之成为1949—1967年间的泛阿拉伯问题的各阿拉伯国家第一次允许巴勒斯坦人掌握自己的命运。被以色列击败后,各阿拉伯国家需要一些时间来重新组织。在此期间,它们给巴勒斯坦人和巴解组织权力,使其自由地继续和以色列战斗。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发起了民族抵抗运动,该运动是1967年战争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和军事因素。虽然自以色列建国起,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就已存在,但1967年“六五战争”却给了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运动一种前所未有的推动力。过去,巴勒斯坦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阿拉伯国家来恢复他们的权利,而此时则依靠自己,并且明确地表明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政治斗争目标。可以说,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影响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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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巴勒斯坦民族经历了从“潜在民族”→“自在民族”→“自觉民族”的过程。在思想领域,巴勒斯坦人经历了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转变。在完成了这一转变后,美国、以色列和国际社会才把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重心从阿拉伯国家转移到巴勒斯坦人身上,才使中东和平进程步入了正确轨道。
关键词:巴勒斯坦民族 阿拉伯民族主义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
巴勒斯坦民族的成长道路艰难而坎坷。在民族认同上,巴勒斯坦人经历了从阿拉伯人到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转变。在思想领域,巴勒斯坦人经历了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转变。深入探讨这一转变对于正确认识巴勒斯坦民族的复兴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深刻理解以色列、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和政策,对于认识现代民族的分化与整合也具有参考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民族的形成过程和发展阶段已有不少研究和论述。在论述巴勒斯坦民族发展历程之前,有必要对学术界的有关论述进行简要的梳理,以便对巴勒斯坦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进行深入分析。
斯大林曾把民族的形成分为低、中、高三个阶段。他说:“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本身也不相同,其中如格鲁吉亚和阿尔明尼亚处于民族形成的高级阶段,车臣和卡巴尔达处于民族形成的低级阶段,而柯尔克孜则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我国学者也提出,在民族形成以后,就其内部的凝聚来说,还有一个从雏形到定型的发展过程,“从民族的初型到定型也有一个发育过程,即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就是民族的发育”。
在对民族过程的研究中,根据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不同情况,可将其划分为“潜在民族”、“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三种状态。最早对民族发展形态做出“自在”和“自觉”划分的是费孝通先生。他在谈到中华民族的形成时讲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费先生在此仅就中华民族的形成谈到了“自在”和“自觉”,但实际上这也是民族形成和存在的两种普遍状态。
在完整意义上提出民族发展状态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王希恩博士。他在《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三种状态》一文中,提出了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三种状态,即“潜在民族”、“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认为,在民族诸要素完全凸现、构成完整的民族实体之前,地域共同体、血缘共同体、种族共同体、宗教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虽然还不是民族,却具有滋生民族因素的土壤,具有向民族转化的趋势,故可视为“潜在民族”;“自在民族”与“自觉民族”的区别在于族体能否被自身认识,即民族认同问题。由于民族是人类相互隔绝的产物,而民族认同只能发生于民族交往、形成对比之际,认同的完成也有从个别到普遍的过程,因此,一般来说来,民族认同的发生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并不同步。民族认同在“自在民族”发展阶段并不一定存在,但却是“自觉民族”发展阶段的必备特征。以民族认同为标志进入“自觉”发展阶段有两种途径:由“潜在民族”到“自在民族”,经民族认同进入“自觉”阶段的顺序型发展进程;“潜在民族”未经“自在”阶段便先行发生认同,进入“自觉”阶段的跨越型发展进程。
笔者认为,王博士的理论对于分析巴勒斯坦民族的形成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下面笔者就以王博士的理论为依据,分析巴勒斯坦民族的成长经历,探究巴勒斯坦民族的状态和发展历程。
在阿拉法特时代之前,巴勒斯坦民族是一个“潜在民族”。它虽拥有语言、地域、宗教文化等共同特征,但不是一个“原生民族”,而是一个“次生民族”,它孕育在阿拉伯人之中。“次生民族”的形成一般有三种途经:(1)从民族分化而来;(2)由民族聚合而来;(3)由其他人们共同体转化而来。显然,巴勒斯坦民族的形成属第一种途径,它是从阿拉伯人中分化出来的。
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的自我认知以及民族从“自在”状态转变为“自觉”状态是需要人为努力的。不论是杰出人物还是一般的民众所体现的民族意识,其初始形态都是自在的、分散的和局部的。这种初始形态的民族意识还不可能为全民族所认识,要想使其成为自觉的民族意识并为群体成员所接受,需要杰出人物的提升和传播。而领袖人物在这个过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阿拉法特正是这样的杰出人物。他把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思想加以提升,并使其得到广泛传播;他为巴勒斯坦人赢得民族地位付出了巨大努力,使巴勒斯坦人从“潜在民族”和“自在民族”向“自觉民族”的方向发展。
众所周知,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巴勒斯坦人在以耶路撒冷穆夫提阿明·侯赛尼为首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的领导下,于1936—1939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反对英国委任当局的“扶犹抑阿”政策。该起义被镇压后,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处于低潮。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70多万巴勒斯坦人被迫背井离乡,流落到外约旦、叙利亚、埃及和黎巴嫩等国,沦为难民,只有1/3的人继续留在当地,且大多聚集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这种分散状况严重影响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和斗争。此后,纳赛尔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倡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统一思想风靡一时,于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并通过阿拉伯团结和统一来解放巴勒斯坦成为多数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心愿。巴勒斯坦人毫不否认自己的阿拉伯属性,他们把希望寄托于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力量,因而淡化了自己的民族特性。1967年“六五战争”之前,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在总体上处于被抑制状态,只是在1967年战争之后,巴勒斯坦人才经历了一个民族转变的过程。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觉醒之后,其民族主义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巴勒斯坦土地被分裂成三部分:以色列除占领了联合国决议划给犹太人建国的领土外,还占领了加利利地区、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地区和加沙地带的部分地区;埃及控制了剩下的加沙地带;剩下的大部分约旦河西岸地区由约旦接管。耶路撒冷被一分为二,东区由约旦控制,西区被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已不再是一个整体,这也是整个巴勒斯坦问题在1949—1967年间趋于缓和的因素之一。然而,在1967年以色列打败阿拉伯联军,并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以后,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又成为一个整体,约旦河西岸、加沙和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又成为一个社会。
1967年战争不仅使巴勒斯坦问题再次出现,同时还为巴勒斯坦民族认同创造了一个聚合空间。这个过程是在1967年战争后的年轻一代成长时开始的,又向上影响了他们的父母。上一代人在1949—1967年成长时,约旦河西岸是在约旦统治(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于1949年10月将约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并人约旦)之下,而加沙地带则由埃及管理。由于埃及、约旦与巴勒斯坦同属阿拉伯文化,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老一代巴勒斯坦人没有感到必须持久地维护他们独特的巴勒斯坦属性。事实上,很多老一代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和加沙巴勒斯坦人在1949—1967年间均已“约旦化”或“埃及化”。自约旦赋予巴勒斯坦人公民权后(埃及未这样做),1967年战争之前的那一代巴勒斯坦人中的很多人认为,当时的约旦国王侯赛因比任何其他的巴勒斯坦人更像他们的领袖。
但是,在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后,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出生的巴勒斯坦青年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成长的。他们长大成人时,约旦“不在西岸”,埃及也“不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取代了它们。他们面临的是他们不愿与之融合的以色列文化(以西方文化与犹太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事实上,自从不能再获得约旦的身份后,巴勒斯坦人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他们自己的“根”上来,并且比以前更加强调他们自己独特的巴勒斯坦政治和文化传统。因此,在1967年战争后,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大大增强,整个民族觉醒了。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的巨大功绩就在于把巴勒斯坦人复兴的愿望变为行动,使他们有了依靠。换句话说,犹太复国主义者为犹太人做的事情,巴解组织也为巴勒斯坦人做到了。阿拉法特将这个民族从“濒临灭亡”的境地拯救出来,又促使巴勒斯坦人投入到一场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并在世人面前把他们从需要帐篷的难民变为需要主权的民族。这次战争之后,这些处于困境中的巴勒斯坦人变为一股政治力量。#p#副标题#e#
在1967年战争中失败之后,一直在包办和垄断巴勒斯坦问题并使之成为1949—1967年间的泛阿拉伯问题的各阿拉伯国家第一次允许巴勒斯坦人掌握自己的命运。被以色列击败后,各阿拉伯国家需要一些时间来重新组织。在此期间,它们给巴勒斯坦人和巴解组织权力,使其自由地继续和以色列战斗。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发起了民族抵抗运动,该运动是1967年战争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和军事因素。虽然自以色列建国起,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就已存在,但1967年“六五战争”却给了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运动一种前所未有的推动力。过去,巴勒斯坦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阿拉伯国家来恢复他们的权利,而此时则依靠自己,并且明确地表明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政治斗争目标。可以说,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影响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1967年战争后,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重新被以色列占领,这使巴勒斯坦人重新聚集在一起,有了共同的聚合空间,并逐渐从“潜在民族”发展为“自在民族”。可以说,民族形态的提高对于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当时却存在着不利于巴勒斯坦民族继续发展和产生民族认同的因素,其民族主义发展面临险恶的外部环境。
首先,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政府一直企图否认巴勒斯坦民族的存在。长期以来,以色列政府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使许多犹太人深信,不存在合法的巴勒斯坦国,也不承认巴勒斯坦民族合法的领土要求。他们把巴勒斯坦人看成从摩洛哥延伸到伊拉克的广大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没有特殊的文化和历史。在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刚刚兴起时,这种古老而持久的传说起着特定的作用,它能说服犹太人振奋精神,离开长期生活的莫斯科、约翰内斯堡、纽约、墨西哥城、伦敦和蒙特利尔等地来到巴勒斯坦定居。当时最流行的说法是“没有土地的人民”回到了一个“没有人民的土地上”。以色列建国后,犹太人把被驱逐出去的巴勒斯坦人称为“阿拉伯难民”,认为这些难民应该定居在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人长期否认巴勒斯坦人同他们一样是一个有领土和主权要求的合法民族,因为若承认他们是一个合法的民族,以色列人就得让出一部分土地,就必须与他们共享这块土地,而不能对其置之不理。
其次,长期以来,尤其是在利库德集团统治时期,以色列把消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在希伯来文中,“利库德”是“统一、联合”的意思。事实上,利库德集团是由许多右翼政党联合而成的。它成立于1973年9月,1977年5月在以色列第9届议会大选中首次获胜。自1977年至1992年7月,利库德集团一直是执政党。利库德集团主张兼并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声称“在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不能有别国存在,这一地区应由以色列管辖并享有完全主权”。1977年利库德集团上台后,决心以武力消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使巴勒斯坦问题在国际上消失。它先采取对阿拉伯邻国进行大规模报复的战略,理由是巴勒斯坦游击队以这些阿拉伯国家为基地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是,利库德集团报复战略的真正目的是想加剧这些阿拉伯国家与巴解组织的矛盾,迫使这些阿拉伯国家采取行动,铲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滋生的土壤和环境,以实现以色列的既定战略目标。由于阿拉法特等巴解组织的领导人不断努力,阿拉伯世界团结一致,利库德集团的这项战略未能奏效。之后,利库德政府决定自己动手来消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然而在贝京执政时期,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这个“精灵”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充满了活力。西方学者A·D·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的目标是为它选择的群体(Group)赢得和维持一种“民族资格”。只要消除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巴勒斯坦人就不能获得合法的民族资格,以色列就可以安心地占有巴勒斯坦领土。正是按照这一逻辑,以色列在1982年夏发动了第五次中东战争,侵入黎巴嫩,支持__马龙派对贝鲁特西区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巴解组织因此被迫离开贝鲁特,把总部迁往突尼斯。以色列利库德集团的野蛮行径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虽然未能消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但却大大增加了巴勒斯坦人实现本民族理想的困难,使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渺茫。
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阿拉伯世界,虽然阿拉伯国家一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但在承认巴勒斯坦民族的合法性上则存在不同观点。一些阿拉伯国家企图扮演巴勒斯坦的代言人,否认巴勒斯坦人的民族特性。在这方面表现较为突出的是叙利亚和约旦。
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叙利亚人并没有放弃建立“大叙利亚”的意图,巴勒斯坦被视为“大叙利亚”的一部分。黎巴嫩德鲁兹派领导人卡迈勒·琼布拉特在20世纪70年代经常与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会面,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大马士革的统治者们要巴勒斯坦人不要忘记1919年中东被分裂以前的那些岁月,当时黎巴嫩人、巴勒斯坦人、约旦人和叙利亚人同属一国公民,他们是生活在往昔叙利亚自然边界里的人民,阿萨德总统曾对阿拉法特明确地强调过这一点。当时他对阿拉法特说:‘你们在巴勒斯坦的代表性并不比我们更多。根本不存在什么巴勒斯坦人,也不存在巴勒斯坦实体,惟一存在的是叙利亚,你们是叙利亚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是叙利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叙利亚提出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案“不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是与叙利亚或约旦相联系的半自治的实体”。约旦也曾支持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的斗争,但否认巴勒斯坦人的民族特性,企图扮演巴勒斯坦的代言人。
其次,二战后,随着形势的发展,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事业的热情在下降,逐渐变得漠不关心。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1.1949年之后,阿拉伯国家确曾宣布过,解放全部巴勒斯坦是它们的一项神圣事业,它们对此承担着义务。然而经过屡次中东战争之后,阿拉伯国家明白,它们无法在战场上打败以色列。它们清楚地看到,真正的战斗对象不是以色列的二三百万犹太人,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造犹太国的某些大国。只要犹太国的存在是为某些大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服务,这些大国就要保护和支持它。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得出了如下结论:解放巴勒斯坦,实质上意味着要同那些凭借手中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优势控制世界的大国进行对抗。因此,只要某些大国需要以色列存在下去,解放巴勒斯坦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所以,阿拉伯国家在以色列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面前越来越失去信心。
2.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事业热情下降是1967年战争造成的结果。1967年战争之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得到较快发展,出现了更加激进、独立的抵抗组织,而且这些组织在反抗以色列的斗争中不愿接受阿拉伯国家提出的时间表和策略。虽然阿拉伯国家仍然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以色列对100多万巴勒斯坦人的实际控制和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民族的惟一合法代表,意味着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曾一度居支配地位的阿拉伯国家控制局面的能力大大下降了。巴解组织取代了原来由阿拉伯国家扮演的巴勒斯坦代言人的角色。原来由阿拉伯国家为巴勒斯坦人承担的某些权利和义务此时已由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分担:以色列负责管理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巴解组织则承担着境外巴勒斯坦难民的事务。这种趋势明显地被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所证明。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是主要争斗者。这是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事业变得漠不关心和容忍以色列的原因之一。
3.在意识形态领域,随着阿拉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国家民族主义的演变,阿拉伯国家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了首位,对巴勒斯坦事业的热情逐渐降温。因此,新一代的巴勒斯坦人感到,当危境来临时,自己是孤单无助的,在1982年以色列侵黎战争中尤其是这样。当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沙龙试图在几个星期内消灭巴解组织时,阿拉伯国家安然地坐在巴以战场的背后袖手旁观,有些阿拉伯国家甚至希望沙龙得手。沙龙指挥以军对黎巴嫩的袭击使得每一个巴勒斯坦人认识到,阿拉伯国家不会再为他们冲锋陷阵。1967年战争后的形势促使更多的巴勒斯坦人产生民族认同,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转变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
虽然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问题的181号决议,巴勒斯坦人被赋予与犹太人平等的建国权利,但由于阿拉伯国家从开始就对这个决议持否定态度,在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国际社会逐渐漠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而把巴勒斯坦问题仅仅看成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这样,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被忽视了。这从1967年11月联合国通过的242号决议和1973年10月通过的338号决议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来。在这两个决议中,巴勒斯坦人问题仅仅被看作“难民问题”,一点也没有提及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直到1974年联大第3236号决议宣布“确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即在不受外来干涉条件下享有民族自决权,享有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这种情况才得到改变。
此后,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虽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关注,但阿拉法特提出的政治和解方针,并没有得到以色列的响应和国际社会实质性的支持。在20世纪80年代,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和其他阿拉伯联盟领导人在安曼所采取的那种把巴勒斯坦问题搁置起来的做法;华盛顿高级会议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对巴解组织的主张置之不理的做法;以色列领导人大谈不会再有人关心巴勒斯坦问题的做法,被很多巴勒斯坦人认为是对本民族的侮辱。不管怎样,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象征,因此,如果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强国排斥他们,那就意味着所有巴勒斯坦人的愿望受到忽视。国际因素也促使更多的巴勒斯坦人转变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
1987年底在巴勒斯坦爆发的“因提法达”运动,使巴勒斯坦人走上了集体认同的正常轨道,他们以一个民族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这标志着巴勒斯坦民族从“自在民族”发展到“自觉民族”阶段。巴解组织调整了自己的战略,承认以色列,由此开始了巴以和平进程。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生活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与生活在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产生了不同的政治诉求。
生活在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大都来自1967年前被以色列占领的地区,如海法、雅法和加利利等地方。对他们来说,只有赶走犹太复国主义者,消灭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全境,他们才能返回自己的家园,重新享受居家之乐。因此,这些巴勒斯坦人往往更倾向于巴勒斯坦极左分子的政治立场。#p#副标题#e#
然而,对居住在被占领土上的170万巴勒斯坦人来说,情况则不是这样的。诚然,有1/3以上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是来自1967年以前被以色列占领的地区,他们在被占区也是难民,但他们至少仍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况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在1967年以色列人到来之前就世世代代居住在约旦河西岸的城乡,只是世代居住在加沙地带的人稍微少些。他们在以色列控制下遭受非人待遇,备受歧视,对这些巴勒斯坦人来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摆脱以色列的占领与统治。如果以色列结束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控制,以军士兵撤离并退回到1967年以前的地方,他们就可以充分感受到居家之乐。因此,作为一个政治集团,他们更愿意接受一项两国并存的解决方案。
1987年底在以色列所占领土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爆发了反抗以色列的运动。巴勒斯坦人称他们的暴动为“因提法达”,而没有把它称为“萨伍拉”——“起义”的标准阿拉伯词。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之所以选用“因提法达”,而不用“萨伍拉”,是因为他们和在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的同胞不同。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认为,他们的主要问题不是要消灭以色列,而是要尽量去除他们自己身上的“以色列性”,把以色列的习俗、语言、产品、制度等等从他们的世界中清除出去,以保持自己的民族性。因此,“因提法达”的真正含义是:巴勒斯坦人要求确认自己的民族特性,脱离以色列体系,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发现自己的所有感情和想法通过“因提法达”得到了确切的表达。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在以色列占领下生活20年,不设身处地,你就很难理解“因提法达”,因为许多住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青年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已经融入了以色列社会,他们身上的巴勒斯坦成分越来越少。实质上,他们已经越来越不像巴勒斯坦人了,因为许多巴勒斯坦青年和以色列青年是同一时代的人,都是在以色列统治下长大的,都讲希伯来语。这使他们陷入了身份不清的困境:他们在思想上发誓忠于亚西尔·阿拉法特,而他们的身体则不得不为以色列做工。巴勒斯坦人萨里·努赛贝赫在谈到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同化时说:“我们巴勒斯坦人的身体现在已溶进以色列体系之中,而我们的头仍在外面。我们的身体已与它结合,而我们的意识却在抗拒它。”
只有通过“因提法达”,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才能真正作为一个民族出现。“因提法达”实际上标志着要把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从“约旦化”、“埃及化”和“以色列化”的巴勒斯坦人转变为真正的巴勒斯坦人。由于以色列的镇压和对巴勒斯坦人的侮辱(如把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看作二等公民,把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看作暴乱分子等),使巴勒斯坦人有了共同的痛苦经历,从而加强了他们在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联系,并将他们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巴勒斯坦人用石块对抗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所表现出的团结一致的精神和勇气,给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了他们以前从未有过的尊严和自我认同感。同时,也使巴解组织在制订政策时,给予他们新的重视。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开展的“因提法达”运动不仅公开表示了对以色列的承认,也使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民族得到进一步认同,其整个民族在情感上更加团结,国际形象大为改善。
长期以来,巴解组织流亡在外,主要是在巴境外的巴勒斯坦难民中开展活动,支持它的基本群众都是那些来自黎巴嫩、约旦和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这些人构成它开展游击战的兵源,不仅是巴解组织得以发展的基础,而且养育了巴解组织。所以,巴解组织的政治纲领充分反映了这些难民的愿望,代表着难民们的利益。
“因提法达”爆发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通过暴动把他们的意愿完全表达出来。他们明确告诉阿拉法特,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讲话,必须公开承认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他们强调自己才是巴勒斯坦政治生活中最强有力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巴境外的难民。对阿拉法特来说,如果不按照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的要求确定政治方向,他就有失去其领袖地位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象征的危险,同时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中还有可能产生确具权威的新领袖人物。“因提法达”促使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抛弃了解放整个巴勒斯坦的政治主张,公开承认以色列,走上和谈道路。
在“因提法达”爆发一年之后,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阿尔及尔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更为重要的是,巴解组织宣布接受1947年联合国的边界划分方案和联合国第242号(1967年)、338号(1973年)决议。此后,阿拉法特写信给以色列拉宾,“宣布巴解组织接受以色列在和平与安全条件下的生存权,放弃恐怖主义,对巴勒斯坦人的事务负起全部责任”。巴、以之间开始了接触和秘密谈判,开始了巴以和平进程。1993年8月以色列与巴解组织达成了相互承认以及巴勒斯坦在加沙和杰里科先行自治的和平协议。同年9月13日,双方在华盛顿白宫南草坪举行了正式签字仪式。此后根据协议,巴勒斯坦人选出了自己的自治政府,在加沙和杰里科实行民族自治,同时继续与以色列谈判,争取更多的民族权利。
但巴勒斯坦人争取民族权利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巴以和平进程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因为和平谈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和以色列的态度,尤其是以色列的政策。与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态度一样,以色列内部在对恢复巴勒斯坦人合法权益、归还巴勒斯坦领土等问题上历来存在分歧。
1993年巴、以签署和平协议后,巴以和平进程进入快车道。但以色列工党的和谈政策遭到以色列右翼集团的强烈反对,1995年11月拉宾被犹太右翼极端分子所刺。继拉宾之后上台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拒不履行《奥斯陆协议》。直到1997年1月17日,巴、以双方才在埃雷兹检查站签署了《希伯伦协议》。在领土问题上,以色列同意撤出希伯伦市80%的土地,希伯伦市被划分为巴勒斯坦控制区和以色列控制区;同时以色列承诺要在1998年内完成从约旦河西岸其他地区撤出的计划。《希伯伦协议》与原来达成的协议相比显然有所倒退,如原来协议规定以色列军队至迟在1997年9月完成在约旦河西岸其他地区的“进一步重新部署”等。《希伯伦协议》刚刚签署不久,1997年3月以色列决定在东耶路撒冷修建犹太定居点,并赶走巴勒斯坦设在东耶路撒冷的4个办事处,使巴以和平进程难以向前推进。
1998年6月21日,以色列内阁批准了耶路撒冷的扩建计划,此举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遭到阿拉伯国家的强烈谴责。10月1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邀请阿拉法特和内塔尼亚胡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怀伊河种植园举行谈判。10月23日双方经过谈判最终签署《怀伊河备忘录》(也称《怀伊河协议》)。该协议规定,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13.1%的土地上撤军;巴方制订打击恐怖活动、保护以色列安全的措施,取消巴勒斯坦宪章中的灭以、反以条款。该协议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监督执行。协议虽已签署,但要付诸实施还面临巨大困难。直到1999年9月5日,巴、以才在美国的促使下签署了执行《怀伊河协议》的《沙姆沙伊赫备忘录》,从而使《怀伊河协议》重返轨道。1999年9月13日,以色列完成了第一阶段从约旦河西岸的撤军工作,巴勒斯坦最终地位的谈判也在同一天于以色列与加沙交界的埃雷兹检查站象征性启动。2000年3月16日,以色列内阁批准了《沙姆沙伊赫备忘录》,并从规定的土地上撤军。7月11日至25日,在克林顿总统的主持下,以、巴、美三方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戴维营举行会谈,就巴、以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由于在耶路撒冷和难民等问题上双方分歧严重,戴维营谈判无果而终。
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右翼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在1000名以色列警察的陪同下强行访问圣殿山。巴勒斯坦人认为这是故意挑衅的行为,被称为“阿克萨起义”的新一轮暴力冲突爆发了。此后沙龙上台执政,双方冲突不断。美国、约旦、沙特、以色列都提出过停火计划与和平方案,但都由于双方分歧严重,没有结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2003年4月30日由联合国公布的“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以下简称“路线图”)。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在5月底前,巴、以实现停火;以色列军队撤出巴勒斯坦自治区,撤出2001年以后建立的犹太定居点;要求巴方进行政府改革、司法改革,建立民主政府;要打击恐怖主义,保证以色列的安全。第二,从2003年5月到年底,建立巴勒斯坦国,确定以、巴临时边界线。第三,从2003年到2005年完成巴勒斯坦最终地位的谈判。“路线图”出台后,以色列强烈反对,沙龙提出要对“路线图”做100处修改。经过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再三斡旋,以、巴双方勉强接受。但由于双方分歧严重,谈判止步不前。2004年11月11日,阿拉法特去世。2005年1月9日,阿巴斯当选为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以、巴双方的对峙局面有所缓解。但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不利于和平的爆炸事件,又使局势陷入循环报复的怪圈。2005年8月23日,沙龙命令以色列犹太人从加沙21个犹太定居点全部撤离。这虽是以色列的单边行动,但却受到国际舆论的好评。但这时在巴、以内部都出现激烈的政治变动。2005年11月沙龙退出利库德集团,另组新党,开始叫“国家责任党”,后改称“前进党”,使以色列政坛出现了新变化。2006年1月沙龙因脑中风病倒在医院,由代奥尔默特领导的前进党在2006年3月29日举行的大选中以微弱的优势获胜。这预示着未来的以色列政府将是一个联合政府。2006年1月25日在巴勒斯坦自治区举行的立法委员会选举中,激进的“哈马斯”在大选中意外获胜。同年2月21日,阿巴斯任命哈尼亚为巴自治政府。这种情况使巴、以和平又增添了新的变数。总之,巴、以双方内部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将对巴以和平进程带来直接影响,而巴以和平进程将是双方政治势力互动的结果。由此看来,巴勒斯坦人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综上所述,首先我们可以看出,巴勒斯坦民族经历了从“潜在民族”到“自在民族”再到“自觉民族”的顺序型发展过程。在思想领域,巴勒斯坦人经历了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转变。在完成了这一转变之后,我们对美国和以色列把谈判对象从某一个阿拉伯国家转到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人身上就容易理解了。其次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民族支撑着民族主义,无根的民族主义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民族主义的发展对于民族的发育和成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民族认同的过程中,领袖人物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笔者认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基点应放在民族自主、自立和自强上;只有民族觉醒和民族自身状态完善,才能赢得本民族的尊严和国际社会的承认。
(赵克仁,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石家庄,05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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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邦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钢琴作曲家之一,是波兰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以波兰民间歌舞为基础,同时又深受巴赫影响,多以钢琴曲为主,被誉为“浪漫主义钢琴诗人”。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肖邦钢琴音乐作品的民族特色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肖邦是人类钢琴音乐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以自己独特的音乐鉴赏力和创作能力,一生中为人类带来了近二百部优秀的作品,每一部作品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肖邦在进行音乐创作的过程中,是以浪漫主义音乐为基础,并将具有特色的波兰的民族音乐融入其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独属于肖邦的音乐特色。十九世纪起,古典音乐被浪漫主义音乐所取代,音乐家开始用音乐来表达个人的情感,而肖邦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代表。
【关键词】肖邦 钢琴音乐作品 民族特色 研究
在肖邦的音乐作品当中,将浪漫主义这一音乐风格表达到了极致,在肖邦的手下,钢琴拥有了生命。肖邦钢琴曲当中能够将他的国家经历过的战争和英雄气概表现的淋漓尽致,同时也包含了很多感慨国家前途和未来的曲子。肖邦在进行音乐创作的过程中,以自己独有的音乐天赋改变了传统的音乐形式和风格,他将自己国家的民间曲调融入到钢琴曲创作当中,并进行了再创造的过程,无论是歌曲的体裁还是风格都是音乐历史上的一种推进。
肖邦从小就跟随波兰著名民族音乐家埃斯涅尔进行学习,因此,民族音乐对肖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肖邦在进行钢琴曲创作的过程中开始尝试将民族音乐融入其中。在民间调式的影响下,更加细腻的旋律从肖邦的钢琴作品中体现出来。也正因为如此,肖邦创作出来的钢琴曲也具有了歌唱的性质。当肖邦将民族音乐融入到钢琴创作当中的时候,传统的波兰没有伴奏的民族音乐忽然之间就能够通过钢琴的旋律被哼唱出来,歌曲的音调与器乐音调就这样融为了一体,将钢琴音乐的优美与真挚的民间音乐巧妙的表达了出来[1]。
同时,和声语言在肖邦的创作之下也变得更加的生动,这是建立在丰富性旋律提高的基础之上的,肖邦将钢琴独特的特点与和声创作相结合,促使和声方面对以后的钢琴音乐产生了长久而深刻的影响。肖邦的和声创作,将钢琴的语言能力进行了深刻的挖掘,将弦外音和形象融入到了古典主义的和声方法之上,特殊处理了七和弦,单独的和声体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其效果更加能够吸引人。肖邦这种创作手法革新了和声手法,弦外音和属功能的出现,都使音乐增加了厚度。同时,清晰的声部和复调性的伴奏声部是肖邦创作过程中最为重视的创作语言。在严谨的古典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上将波兰的民族特色融入到了钢琴音乐当中,促进了丰富的和声色彩的形成和和声语言的多变性[2]。
弗里几亚和利底亚调式时传统的波兰民间旋律当中经常使用的调式,其中当然还包括传统的大小调的应用,在肖邦创作的音乐作品中,不仅由于运用了民族音调而使音乐作品更加的质朴,还将三度并置的方法应用到了转调上,在此之上进行着同一旋律片段在不同调式上的重复。这是波兰民间音乐当中经常出现的一种交替调式手法。
民族特色不仅存在于肖邦钢琴音乐作品的旋律、和声调式语言之中,同时还存在于节奏和结构当中。肖邦将波兰的民族语言以切分、舞曲、不对称等节奏在他的钢琴音乐作品当中进行了充分的展现。波兰的民间舞曲库亚维亚克、奥别列克和马祖尔三者之上产生了玛祖卡舞曲,肖邦将其中的三拍子节奏挑选出来并进行了重新的创作和运用,从而产生了肖邦独具特点的玛祖卡舞曲钢琴音乐作品。这部曲子能够充分将肖邦对祖国的思念进行充分的表达,在前半部分对于民间生活的热爱是通过欢快的形式进行展现的,而炙热的爱国之情是通过紧凑而跳动的节奏体裁进行展现的。马祖尔舞曲充分体现了肖邦独特的音乐语言,四连音和五连音在其中与规整的拍子进行了结合,与歌唱性的旋律进行了完美的组合[3]。
在表情符号的节奏上,肖邦表达浪漫主义情感的时候喜欢充分运用rubato和stetto。在演奏肖邦音乐的过程中,最能够体现肖邦民族语言特点的就是rubato这一舞曲节奏。肖邦运用rubato的过程中往往属于即兴的发挥,这也是受到波兰民间音乐所影响而来的。例如,马祖卡舞曲当中,肖邦在很多的段落都运用了rubato,这一应用在休止符和附点音符当中更是明显,将时值尽可能的拉长,而缩短了它后面的音,并在其他的段落将挪用的时间进行了补充。这种创作手法就将诗歌一般的灵性融入到了波兰音乐语言中[4]。
在肖邦创作的所有钢琴音乐作品当中,最能够体现肖邦特色和显示肖邦成功之处的作品往往是练习曲、前奏曲等短小精悍的钢琴小品,这些作品当中将诗情画意进行了充分的表达。高超的技术性是肖邦练习曲的主要特点,看上去给人一种枯燥乏味的感觉,然而练习曲当中的旋律和歌唱性质只有在你称心聆听的时候才能够充分的显现出来,并且这感觉是非常的激烈的,这也促使旋律化音型形成了肖邦的练习曲令人难以忘怀的特点,令人久久难以忘怀。肖邦的练习曲彻底的将单纯的技术性联系模式进行了改革,将富有诗意的旋律建立在了高超的专业技能的基础之上。在肖邦所有的练习曲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c小调练习曲十中的第十二首,它被称之为“革命”[5]。
而更能够将肖邦的创作特点进行充分展示的要属肖邦的24首前奏曲,这部作品被称为“浪漫主义的音乐格言”。其中将肖邦的梦想和思考以及他对生命和大自然的热爱和认知充分的以精炼的语言进行了表达。在作品当中,器乐与声乐的结合。充分运用的复调和化彩妆试音都是民族特点旋律的充分表达,促成了前奏曲的精炼和震撼。人们只要听到第一个音符,就能够马上体会到肖邦的思绪。其中《d小调前奏曲》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战斗精神在这首曲子的第一个音符响起时就能够被人们所感知到,充分表达了肖邦的内心世界。
肖邦从小被民族音乐所感染和熏陶,再加上他个人的音乐天赋,在创作钢琴音乐的过程中,有效的将民族音乐的种种特色融入到了钢琴音乐作品当中,使钢琴音乐更加具有歌唱性,同时是对传统钢琴音乐的一种深刻的改革,对今后的钢琴音乐具有着深刻的影响。
[1]曲歌.试论20世纪下半叶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民族特色[D].吉林大学,2010.
[2]李蕾.从肖邦的玛祖卡舞曲和波兰舞曲的创作中观其民族精神[D].东北师范大学,2008.
[3]梁晶.探析肖邦波兰舞曲的创作与演奏[D].辽宁师范大学,2014.
[4]徐德贞.肖邦钢琴音乐与贝里尼歌剧音乐共性特征初探[D].福建师范大学,2010.
[5]史辉.肖邦钢琴作品在高师练耳教学中的运用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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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反映人类现实生活情感的一种艺术。音乐可以分为声乐和器乐两大类型,又可以分为古典音乐、流行音乐、民族音乐、乡村音乐、原生态音乐等。在艺术类型中,音乐是比较抽象的艺术,音乐从历史发展上可分为东方音乐和西方音乐。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钢琴音乐中的民族特色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在钢琴音乐作品中如何融进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体现中华民族风格是我国几代作曲家努力追求的目标。近一百年来,我国作曲家继承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借鉴西方作曲技术,中西共融,创作了大量的经典钢琴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在标题的文化内涵、旋律的线性特征、调式和声的创新及民族乐器音色的模拟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和民族韵味。
关键词:音乐艺术;钢琴音乐;传统文化;旋律;和声;音色
钢琴是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它音域宽广、表现力丰富,享有“乐器之王”的美誉。几百年来,钢琴以它独有的魅力吸引各国众多的作曲大师创作大量不同风格、不同文化底蕴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已成为世界音乐文库中的瑰宝,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赵元任创作的钢琴曲《和平之歌》(1915年)是自钢琴传入中国后由中国人创作并公开发表的第一首钢琴曲,从此,接受西洋作曲技法训练的中国作曲家们慢慢地拉开了中国民族风格钢琴音乐创作的大幕。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蕴含着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民族传统音乐,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在历史上对音乐的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时时刻刻对中国作曲家的创作活动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一百年来,中国作曲家在钢琴音乐民族化道路上的艰难探索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风格钢琴作品已逐步走出国门登上了国际乐坛。这些作品的内容不仅传播了中国古老的文化,同时还反映了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不同时期的精神生活、审美观念和情感需求,优秀并能流传的音乐作品往往都具有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和时代特色相结合的特点。
中国传统音乐在发展与流传的过程中深受本土文化和民风民俗的滋养与熏陶。传统音乐一般都会有一个饱含浓厚的生活情趣或文学色彩的标题。乐曲的标题往往是乐曲情感和意境的高度概括,具有鲜明的意象特征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有些乐曲是依照山水风景来命名的,如古琴曲《清风弄竹》、筝曲《高山流水》;有些是以历史故事、传说、典故来命名的,如琵琶曲《十面埋伏》;有些依照特定的场景或情景来命名,如《渔舟唱晚》;有些则与特定的地方风俗和民间庆典紧密相连,如吹打乐曲《合家欢》、《喜气盈门》等。透过标题,我们仿佛看到了起伏的山峦、薄薄的晨雾、潺潺的流水、弯弯的小桥、扁扁的渔舟、采桑的少女、挑柴的樵夫、欢闹的街市等一幅幅充满了审美意境和生活情趣的画面。这些传统音乐的标题所预示的不仅仅是描绘大自然风景的山水画或乡村风俗图,而且表现了这些特殊场景中的主体――“人”的情感活动,充满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和谐相生的诗情画意。对于欣赏者来说,这些标题是一种提醒或暗示,有一种召唤感,指向那些存在于标题背后的更为深刻的音乐内涵和精神世界。
受传统音乐的影响,“标题性”同样也是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重要特征。目前在社会上流传广泛且深受大众欢迎的钢琴曲大都带有一个彰显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文字标题,如《夕阳箫鼓》(黎英海)、《平湖秋月》(陈培勋)、《彩云追月》(王建中)、《二泉映月》(储望华)、《幻想曲――听评弹》(倪洪进)、《楚汉武士的诗篇与故事》(崔世光)等等。凡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中国人,只要读了这些标题,就可以充分想象出音乐所包含的内容、意境和情感。这些中国特色的乐曲标题与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的标题比较起来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欧洲音乐的标题总是与某种情景画面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如《四季》(柴可夫斯基)表现的是一年四季不同的自然风光,《蓝色的多瑙河》(约翰・施特劳斯)描绘了多瑙河清澈的河水在微风吹拂下波光粼粼的美丽风景。而中国钢琴音乐的标题所标示的不仅是大自然的美丽风光,而且要通过对美丽风景的描绘来表现人的心理情感。
《火把节之夜――云南风俗往事》(廖胜京曲),表现的不仅是少数民族青年男女在月光下歌舞的场景,更多的是表现男女青年们的欢乐喜悦和青春萌动的心理状态。钢琴组曲《庙会》(蒋祖馨曲)展现在听众面前的是一幅栩栩如生的民间风俗画,这里有赶集的村民、购货的商贩、玩杂耍的艺人、打鼓说书的老汉和乡间小戏的演员……恰如一幅音乐版的《清明上河图》,充满了浓郁的民俗文化气息。
由此可见,中国钢琴音乐的标题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性,讲究字面的寓意,而且还注意文字背后深刻的含意以及文字与音乐密切结合后所表达出的情与景的关系。在中国传统音乐中,情与景是始终相互交融的,这种交融是相互感应、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相互共鸣而产生的。
在我国传统音乐中,旋律艺术有着主宰作用,音乐中横向运动的单线型旋律与中国书法中的点画变化在运动形式、对比变化、原则方法上有很多共同之处,恰如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偏好大屋顶、单层四合院一样,呈现线性的、平面的特征,“线条美”是我国传统艺术的美学特征之一。汉语言文化对传统音乐的旋律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汉字抑扬的声调上,在朗读的顿挫上都具有明显可辨的高、低、长、短及音色变化,与音乐旋律有着最原始的相似之处。各地区的方言差异对音乐旋律的产生及风格特点的形成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语言特色使我国的民族音乐具备了强调声音的波动、追求横向曲线上独特变化的音乐韵味和艺术特征。从表象上与西方块状结构的交响乐相比,中国线性结构的传统音乐没有交响音乐那样宏大的音量,和声立体效果似乎也没有西方音乐那样丰满,显得简小单薄,但线性结构具有块状结构所不能替代的审美功能,欲达到“大音希声”的高超境界,中国音乐线性结构的优越性往往会充分地体现出来。一句看似简单的横向运动着的单声部旋律,经过演奏者在节奏上或具体到对每个音的装饰变化的处理上,往往能挖掘出深厚的音乐内涵和情感,这无论是在我国的歌舞音乐、民间戏曲,还是在运用共性技法创作的钢琴曲、交响曲中都有所体现。可以说,“以少言多”、“计白当黑”、“以有限为无限”、“韵在言外”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有特征,覆盖了音乐、戏剧、书法、篆刻、中国画等诸多种类。
传统音乐内容陈述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旋律来进行的,因此,我国钢琴音乐创作在继承发展民族音乐文化的过程中必然要强调旋律的表现性能,挖掘旋律的内涵,使之与钢琴在和声效果、复调手法等方面进行纵向、横向多层次的叠合,使旋律更为丰满,更具有民族风韵和表现力。多年来,中国钢琴艺术家创作了许多深得大众喜爱且广泛流传的优秀作品,他们在创作过程中熟练运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对富有中国特色的旋律进行和韵味渲染都起着丰富和强化的作用。
改编曲是我国钢琴作品曲库中的重要内容,改编大多根据传统乐曲或经典歌曲创作,旋律耳熟能详,这些作品流传广泛,很受欢迎。黎英海先生创作的钢琴曲《夕阳箫鼓》,其“原型”是一首传统琵琶名曲,作曲家在改编时基本保留了原曲的结构,但对乐曲内容做了剪裁和压缩,使其显得更为精粹凝练。音乐飘渺潇洒,用钢琴弹奏后产生出一种新颖别致的风格,有人称之为东方情调的小夜曲。作曲家在织体写法上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支声织体手法,发挥调式和声的色彩功能,对旋律进行细腻的渲染和润色,让旋律在不同的声部、不同的音区流动出现,音韵生动,情景交融,极大地丰富了音乐的内涵。乐曲的尾声用对比复调手法把类似古琴奏出的浑厚的低音和类似古筝弹奏音色的高音主题交织在一起,在渐弱的音乐声中听众仿佛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归舟远去,漂浮在江面上的鼓声、歌声、桨声连同笙、箫、琵琶的乐音均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万籁俱寂,只剩下水面上的粼粼月光。乐曲格调清新淡雅,宛如中国水墨画的意境。
储望华根据华彦均的同名二胡曲改编的钢琴曲《二泉映月》是一首非常成功的经典作品。作者在改编时对旋律进行梳理,删去乐曲中即兴演奏的成份,使之更适合在钢琴上演奏。作品充分发挥了钢琴乐器本身在音乐表现上的特长,丰富的和声效果、宽阔的音域、宏大的音量和音色的变化给听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乐曲的主旋律以单音、双音、八度、和弦等形式在不同的声部出现,对加音三和弦,变功能和弦及七、九和弦的运用,进一步强化了乐曲的民族风格,也进一步增强了旋律的表现功能。改编后的钢琴曲不仅融进了作者对苦难人生历程的叹息,更多的则是体现了对自由、光明和幸福生活的渴望。乐曲高潮处仿佛表现了作者在风清月明之夜乘风翱翔、直上广寒宫的意象,然而那高处不胜寒的天宫毕竟不是凡人居住的地方,这里所表现的是一个与阿炳原曲所表达的哀怨不尽相同、更为超脱的艺术境界了。
几千年来我国的传统音乐在发展流传的过程中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旋法特征和调式结构。它以五声音阶为主,又在五声音阶的基础上发展成了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由于六声、七声音阶均由五声音阶发展而来,所以五声音阶的旋法特点、调式法则等一系列逻辑规范都渗透到了六声、七声音阶中。在六声、七声音阶中,五声骨干音就成为“正”音,其余音被称为“变”音或“偏”音。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作曲家在钢琴音乐创作中不断探索中西互融的民族化道路,在和声风格的民族化,和声技法的现代化、多样化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使功能和声与调式色彩和声的手法在钢琴作品中得到了广泛而有效的使用。
在钢琴音乐作品中,和声是重要的表现手段之一,和声风格的发展与创新不仅和音乐表现的内容密切相关,而且还和社会生活的需求和特定的民族审美心理有着直接的联系。作曲家要根据作品内容表现的需要,根据作品风格的需要,使西洋传统和声的功能性与民族和声的色彩性相融合,前者在作品中起逻辑―主干作用,后者在作品中起表现―烘托作用。我国民族调式和声的依据不是大小调体系,而是民间的“宫、商、角、徵、羽”五声及六声、七声调式,因此,民族调式和声的运用范围要比西洋传统和声的范围更为广阔,灵活性更强,色彩更为绚丽,浓淡相间,显示出我国民族调式和声色彩更富有民族性、独特性。为了使钢琴作品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更好地体现自己的民族风格,中国作曲家们在和声的使用上表现出灵活多样的选择,打破传统的三度叠置结构的和声形态,使和弦出现了自由多变的结构形态,如四度叠置和弦、二度叠置和弦及以此为基础的各种附加音和弦,从而使作品在民族特色上更加富于创新。
小二度音程是尖锐的不协和音程,对听觉有较强烈的刺激。近现代作曲家非常喜爱小二度音程所蕴藏的丰富表现功能。在许多中国作品中,小二度音程有着不可替代的表现功能。为表现我们民族音乐的特性音调,作曲家用同时出现的小二度音程来表现陕北、甘肃一带民间音乐中微升高的清角音(约为1/4个全音,音高约在Fa与#Fa之间)和微降的变宫音(约为1/4个全音,音高在Si与bSi之间),原本在平均律的键盘乐器上是无法弹奏的,但作曲家运用小二度音程的同时出现,两音的碰撞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大二度音程在我国钢琴作品中使用也较多,在五声调式中,大二度在五音列之内十分常见。在传统和声中,大二度音程列在“温和的不协和音程”――但在中国作品中使用恰当,会使民族色彩更加突出。
四、五度结构的和声,是以四、五度和声音程为基础而形成的,因为它与传统的三度叠置功能和声的结构不同,在上世纪30年代我国作曲家创作的作品中就开始使用以四度、五度叠置的和声方法来体现中国作品的民族风格。如贺绿汀创作的《牧童短笛》等。
四、五度音程和声结构也可以组合在一起使用,形成四、五度叠置构成,在这一情况下,四、五度结构的和声大多采用平行进行,以服务于线性的旋律。四度叠置的和弦也会以八度为一个框架的两组纯四度的拼叠,在音响上与传统和声不同,与我国民间曲调常见的四度旋律音程和琵琶、笙等乐器的自然和声方法一致。由于音程关系与我国琵琶乐器的空弦音高相同,其音响效果符合我国民众的听赏习惯,在乐曲中使用极易获得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四度、五度和弦中插进不同的附加音,可以增加音响纯净的四、五度和弦的力度感、动力感。
由于中国的传统音乐讲究线性美,所以中国乐器在演奏上特别注重富有个性特征的音色的变化。传统乐曲中的每一个单音上都可以被装饰,用波动、振动、滑奏、力度变化等丰富的手法对旋律加以润饰,从而使中国音乐产生了特殊的东方韵味。20世纪以来,随着对我国传统音乐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作曲家和演奏家的想象力、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使得更多的传统音乐精品得到流传。作曲家们创作了更多的新的民族音乐作品,为适应这些新作品内容表现的需要,对演奏技术也就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我国音乐家在对民间乐器的演奏技术进行梳理总结的基础之上进行提炼,使各种技法得到进一步完善。针对中国民族乐队低音乐器不足的情况,吸取西洋低音提琴的长处,发明了“革胡”。从小提琴的制造工艺得到启发,把二胡的“千斤”从丝弦缠扎改为可调节音准的“千斤”,适当增加了二胡琴杆的长度,把二胡的缠弦改为类似小提琴的金属弦,这样就使得二胡换把的把位增加,音域拓宽。
二胡的弓也从马尾扎弓改为类似小提琴的调节弓,长度也明显增加,推动了二胡右手运弓技术的发展。这些融合了西方乐器制造工艺和演奏技艺的创新,对我国传统乐器演奏技术的提高、传统乐器的音色开发、传统音乐内容的表现力的增强都起到了有效的拓展作用。中国乐器音色变化的内涵和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是紧密相连的。和谐、含蓄、均衡的中庸之美对传统音乐影响深远,强调“天人合一”、“大音希声”,在思维方式上不太重视所描述具体对象的精确性,而主要表现总体的“气质”、“意境”、“神韵”。在音乐表现中,要求虚虚实实、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对音色要做到刚柔相济,这些都是表现中国音乐特殊韵味的重要手法。因此,要在西洋乐器上完全模拟再现出由中国乐器演奏所产生的特殊韵味是相当困难的,钢琴是击弦乐器,就乐器本身而言,它的音色有着金属般的明亮感,但在具体作品中,作曲家可以通过创作技法的处理,手指触键部位不同及下键速度的变化,使音色产生微妙的变化而达到预期的民族乐曲演奏的效果。
中国钢琴曲中对特殊音色的追求,多半属于对民族乐器音色的模仿。在《二泉映月》中,作曲家采用大量三度与二度的单倚音模拟二胡的滑音奏法;杨矛创作的钢琴曲《无锡景》充分利用钢琴音域宽广、低音浑厚的特点,形象地模拟出了古琴和箫的音响效果,使作品达到了诗一般的意境,具有中国音乐的特殊韵味。
纵观中国的钢琴音乐作品,其创作历史虽不足百年,但经过几辈作曲家的努力开拓,学习运用西洋创作技艺并融入我们自己的传统音乐文化,使中国钢琴作品在旋律特色、调式和声、复调及其音响色彩上呈现出鲜明的民族传统文化特色,是中西共融的音乐文化结晶。这对于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中华民族文化,揭示民族精神气质和生活风貌是大有益处的。中国的民族音乐文化若要以自己独特的风韵自立于世界,也需要继续吸收西方优秀的音乐文化,将一切可用技艺都融化于中国民族音乐的精髓之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的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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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音域范围从A2(27.5Hz)至 c5(4186Hz),几乎囊括了乐音体系中的全部乐音。钢琴普遍用于独奏、重奏、伴奏等演出,作曲和排练音乐十分方便。演奏者通过按下键盘上的琴键,牵动钢琴里面包着绒毡的小木槌,继而敲击钢丝弦发出声音。钢琴需定时的护理,来保证它的音色不变。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彝族钢琴作品的民族特色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彝族有着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和鲜明的音乐特质,本文以廖胜京先生的中国钢琴曲《火把节之夜》为例,对彝族地区钢琴作品的民族特色进行探索,通过分析《火把节之夜》中的少数民族民风民俗在钢琴音乐中的体现以及作品中民歌旋律和民族舞蹈元素的运用等方面来理解彝族风格的中国钢琴作品,从而阐释中国钢琴作品的少数民族特色,意在表达中国风格的钢琴作品创作可以在吸收西方传统音乐精髓的同时弘扬我们的民族音乐,不失为寻求“中国风格”钢琴作品创作的最佳途径。
【关键词】彝族;中国钢琴作品;少数民族
中图分类号:J64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4-0103-02
作为舶来艺术的西洋乐器――钢琴,最初就是以强化中国文化大层面来进行传播的,利玛窦教士依循中国音乐古例,用“边唱边奏”古汉语填词的方法,进行了钢琴在华夏开元似的进献。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声隆隆。包括钢琴教会艺术在内的西方文化以各种形式全面进入中国,使中华民族透过缓缓沉重开启的锁国大门视听到了叮咚铿锵的钢琴之声。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宽广的地域特征和少数民族文化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音乐特色,其深厚的审美特质与钢琴文化逐渐交融,在我国老一辈作曲家的带领下,经过几代音乐人的不懈努力,将钢琴的西方作曲技法和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统音乐特色等“中国化”钢琴元素相结合,使得中国钢琴正在民族化的道路上逐步成熟,形成了一大批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的钢琴音乐作品。这类以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创作的中国钢琴作品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利用本民族的音乐元素、民族风俗特色,运用西方的作曲技法展现少数民族生活的;另一类是根据民歌或民族器乐主题改编的钢琴作品,这一类作品主要采用的是对民族传统音乐的移植的手法。
在西南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彝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彝族是古羌人南下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文化。彝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男女老少皆喜歌唱,每逢年节,婚丧嫁娶,各种仪式中都要歌唱,诗人何其芳曾称赞彝族民歌“很有特别的色彩,就像在辽远的寂寥的山谷中忽然出现的奇异的迷人音乐”。彝族音乐富有特色,舞蹈多与歌唱相伴,常用伴奏乐器有筝、箜篌、铜鼓等。自古以来,彝族民间歌曲以“打歌”最为流行,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跌踏舞”、“烟盒歌”、“左脚舞”、“三弦舞”等至今仍然流传在民间。据统计,我国作曲家根据彝族音乐元素创作的中国钢琴作品有:廖胜京《火把节之夜》、章纯创作的钢琴组曲《凉山音诗》、谷娜《彝寨风情》、王建中的《云南民歌五首》之三、朱践耳的《云南民歌五首》之三、储望华的《中国民歌七首》之七、陈怡的《猜调》、刘敦南的《童谣――赠21世纪小钢琴家们》之八、朱践耳的组曲《南国印象》等等。
火是彝族追求光明的象征,火把节是彝族最隆重的节日,多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或二十五日举行。节日来临的夜晚,火把的行列从村头照到田野,人们围着熊熊燃烧的火堆,尽情歌舞。中国钢琴曲《火把节之夜》是作曲家廖胜京于1953年根据西昌凉山彝族的火把节欢乐壮观的场面创作的,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全曲热情奔放,纵然是在钢琴作品中,作曲家也极力表现中国少数民族特有的韵律、旋律、节奏、织体、调式调性,模仿少数民族乐器的音响特点,从而使得整个作品最大程度地彰显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
彝族有许多传统的民族节日,如火把节、彝历年、密枝节、插花节、赛装节等,其中火把节是彝族最为盛行和隆重的传统节日。彝族又被称为“火的民族”,每到火把节,彝族男女老少,身穿节日盛装,打牲畜祭献灵牌,尽情跳舞唱歌、赛马、摔跤、斗牛、甩火把、驱邪、祭祖、祈丰。夜晚,人们手持火把,转绕住宅和田间,然后相聚一地烧起篝火,翩翩起舞。火把节前一个月人们便开始准备,彝族人们相信火把做得越多越能祛污辟邪。这首用彝族音乐元素创作的中国钢琴曲《火把节之夜》中炽热、动情的歌舞场面和音乐表达让人立即联想起身临火把节现场狂欢之夜的情景和体验到火把节这一彝族人民特定的民族节庆的气氛。不仅如此,火把节的时候,彝家姑娘要准备彩衣彩裙等,有的还会为情人赶制衣裤、腰带等。小伙子们也要为自己的情人购置银领扣、耳环,甚至还会专为情人擀制蓝色披毡,买黄布雨伞等,因此有的艺术家也称火把节为充满情恋的情歌会。在乐曲的中部,彝族民歌的优美旋律呈现就表现出在节日上青年男女相互倾诉爱慕之情的温婉场景,此段的乐谱上多有“PP”力度标记,音色要求空灵、柔美,三连音的出现和演奏使得旋律显得非常温柔甜美,好像是隐约的笛声从远处传来。
民歌是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劳作中产生的歌曲,多以口头创作、流传的方式存在,表达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状态和情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民歌的收集和整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中国民歌集成》的编辑工作,这样的势态同样影响了中国钢琴作曲家们的创作思路,将中国民歌或传统音乐的旋律与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相结合,赋予了中国钢琴音乐新的感染力。民间歌舞活动一直以来都是彝族人民传统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民歌具有节奏自由、音域宽广、旋律起伏跳跃大等特点,其演唱形式多种多样,有独唱、对唱、重唱和一唱众和,或在同一首山歌中,几种演唱形式兼而有之。
在彝族风格的钢琴曲《火把节之夜》中,乐曲一开始由节奏型很强的固定音型来表现节日来临时,人民从村子的四面八方走向火把节的中心广场。随后而来的乐句呈现出彝族民歌《月芽曲》的欢快旋律,展现出参与节日的人们身着艳丽的民族服装聚集在山腰的平地上,手拉手、肩并肩载歌载舞欢度节日,参与打磨秋、抹黑脸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现了彝族同胞能歌善舞的才艺和勤劳勇敢的智慧。在钢琴曲的主部还出现了彝族民歌《跳团乐》的旋律,“跳团乐”以其完整的曲式结构、优美的旋律、多变的速度和节奏在彝族人民聚居地区深受欢迎,彝族地区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使得彝族的舞蹈风格具有高原粗犷、豪放的特征。彝族舞蹈种类繁多,舞蹈动作大多刚劲有力而且动感十足。
《火把节之夜》是中国钢琴作品中运用少数民族音乐元素进行创作且很成功的曲目之一,原因就在于作者紧紧地抓住了少数民族的节庆风俗的氛围,作为大的创作背景,同时又合理地运用了少数民族音乐的特色,适时地对音乐素材的民族内涵进行深度挖掘、利用和处理,在音响色彩、音乐旋律、节奏、织体等主要环节上应用了自己的现场体会,使得一些看似自然寻常的因素创造出了特殊的效果。
另外,作曲家在民歌旋律的改编中,在技法上多以原作为基础进行编创,在旋律线条、和声、音色、奏法等方面进行了明显带有炫技性的改编,让原民歌的特色得以充分展现。通过对彝族钢琴曲《火把节之夜》的研究分析,可以得知少数民族民风民俗、文化生活、音乐元素都可以为“中国风格”的钢琴音乐创作提供灵感,钢琴作品的创作不论是在音乐的表现力、技法、音响效果等方面都与我们的传统民间音乐有着相似、相同之处。钢琴的“中国化”需要从传统中寻找创作的根源,把握住中国钢琴作品与少数民族民间音乐之间的必然联系,合理地把握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势必就会创作出优秀的中国风格钢琴作品。
[1]普忠良.中国彝族[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
[2]和云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上、下册)[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
[3]姚岚.浅析中国钢琴曲《火把节之夜》[J].北方音乐,2012(4).
陈娟娟(1980-),女,汉族,四川省内江市人,硕士,讲师,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研究方向:钢琴教学与演奏、民族音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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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地位,即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教师主体性与儿童主体性的融合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于教师主体性与儿童主体性的融合探讨全文如下: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进行幼儿园课程改革,倡导幼儿的主体性价值,努力转变儿童被动接受灌输的教育场景,发挥儿童自我建构的潜能。然而,在幼儿教育过程中落实“以儿童为主体”时,出现了新问题。
情景一:美术教学活动《蜗牛》,教师呈现用彩纸和一次性塑料碗制作的小蜗牛后,给每个幼儿发了一个塑料碗,请幼儿在碗上画漂亮的花纹,给小蜗牛穿上漂亮的衣服。在发碗时,老师说:“小朋友们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情景二:区角活动中,文文和昊昊玩起了拼图,很快文文拼好离开了,昊昊拿着一个三角形在不断地尝试。过了5分钟,昊昊拿着的三角形还没摆好,有点坐不住了,教师走过去说:“不着急,慢慢来,老师相信你能行。”在老师的鼓励下,昊昊继续摆那个怎么也放不好的三角形……终于昊昊再次失去耐心,开始左顾右盼,老师看到后,摸着昊昊的头:“昊昊真是个有耐心的孩子,老师再来跟你一起试一试…。”老师拿起三角形一下子就摆好了。表面上看来,这两个情境体现了教师对幼儿主体的尊重,给予幼儿自由探索的机会,支持幼儿的自由活动,允许幼儿的失败行为,发挥幼儿的主体性。
然而,深入分析不难发现:这样的主体性只有对主体的尊重和形式,却没有主体的精神和主体作用的发挥,并不能真正促进幼儿主体的发展。何为主体性?教师无原则地放任自由和表扬、鼓励是对幼儿主体的尊重吗?教师有主体性吗?幼儿主体性与教师主体性矛盾吗?教师的主体价值在实现幼儿主体性中的作用何在?这些问题涉及对幼儿教育中师幼关系的哲学追问。
主体性是人本质属性的反映,表现为主体对外部世界及对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积极主动地掌握;表现为个体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方面的发展。独立性是自主性的表现,是自我意识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主动性是对现实的选择与适应;创造性是超越现实的表现,是主体性的最高境界。主体性是近代哲学的产物。在主体性哲学中,主张主客二分,主体和客体是一一对应的,客体为主体而存在,主体具有绝对的排他性。主体性在对象化的活动中得以体现和建构。
主体哲学的主体性认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学中的师生关系,表现为“教师中心”和“儿童中心”。在“教师中心”的教学中,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是知识的传授者,儿童的主宰者,带来的是对儿童主体性的压制。“儿童中心”的教育中,强调儿童的主体地位,关注儿童的需要、儿童的活动,原是批判传统教育的弊端,但实践中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了教师的指导作用,弱化甚至忽视了教师的主体性。后现代哲学反对主客二分的对立,用交互主体取代个人主体,自我与他者共生。自我和他者是“我—你”关系,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
教学过程中教师主体和儿童主体可以同时存在,各自的主体性也可在相互交流、对话和合作中同时得到发展和提升。换句话说,教师主体性和儿童主体性之间可以找到平衡点。马克思哲学认为,个体主体性生成的根本在于社会实践。对于主体性内涵的把握,不仅要考虑主体的特性,还要从社会实践活动中主客体的关系出发。从认识论范畴上看,主体与客体是一一对应的双边关系,但教育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具有多重性、复杂性,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各自可以同时处于不同活动的主客体地位。幼儿教育过程中,幼儿园教师和幼儿互为主客体。幼儿园教师主体性和幼儿主体性的发挥和建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一共同场域中两者如何共生、共处是教学过程的难点所在。
要理清教育过程中教师和幼儿双方主体性的关系,首先要明辨 “教育主体是谁”。按照主体性的概念,幼儿教育过程中教师和幼儿都具有主体性,二者是互为客体的主体和自为主体的客体,教师与幼儿是主体之间互动、互生的关系。教育中师幼之间的关系是主体间的对话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
主体间性又称交互主体性,是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关系中体现出的内在属性。主体间性以个人主体性为基础,以不同主体间相互理解为前提,在不同主体的相互交往中实现。幼儿园的教学是“教”和“学”的统一,幼儿和教师都是教学过程的主体。幼儿是“学”的主体,学习活动的客体是教育内容,教师作为幼儿与教学内容相互作用的中介,对于幼儿也是客体。幼儿作为主体也需要认识自身,幼儿正是在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不断满足身心发展的需要,进行自我发展和完善。
教师是“教”的主体,幼儿是教师“教”的对象,教学内容、方法、手段是教师“教”的媒介,这些构成教师作为教学主体的客体。教师作为“教”的主体和“学”的客体,在教的过程中实现着主客体的融合和自我的成长。这个过程中教师和幼儿互为主体,一方面教师通过自我主体性发挥,使教学活动充满热情、创造和惊喜,为幼儿主体性发挥创设条件;另一方面幼儿主体性的实现,反过来为教学活动带来生机、创新和反哺,更好实现教师“教”的主体性。教学过程就是教师和幼儿两个主体间“我”和“你”的平等关系,是两者通过对话、分享、交流、理解达到融合的过程。
教育促进人的发展,从根本上是促进人主体性的发展。幼儿主体性的实现离不开教师主体性的引导,这是由幼儿自身特点和幼儿教育的特质所决定的。幼儿园教师主体性的发挥是幼儿身心发展的需要。幼儿个体机能发育尚不成熟,神经系统处在迅速发展的关键期,脑迅速生长并具备基本功能,这为其他心理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但就整个人生的发展来看,幼儿心理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具有无意性、冲动性和易变性。可以说,幼儿是未成熟的人类个体,是待发展的主体,是不完全独立的主体,需要教师作为成熟主体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因此,发挥幼儿园教师的主体性、建构幼儿的主体性是幼儿身心发展的需要。幼儿园教师主体性的发挥是实现幼儿教育自身价值的需要。教师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人类主体性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要求,是成熟的主体,而受教育者则是未成熟的人类个体,是待发展的主体。教师的主体性具有导控性,处于主导地位。受教育者是自我认识和发展的主体,具有生长性,处于从属地位。教育者主体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课程的设计、组织、实施和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充分调动;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活动中的意向性、积极性、选择、自主构建等方面。
基于教育过程中教师与幼儿双方主体关系的分析,教师与幼儿主体性原本是相辅相成的。但教育实践中,我们更多的关注幼儿主体性的培养,弱化甚至忽视幼儿园教师的主体性,导致教师主体性的“失位”,主要表现为:教师主体性发挥过度(教学过程中教师剥夺了幼儿的主体性发展,具体表现如情景2)和发挥不足(教师泛化甚至异化儿童主体性,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具体表现如情景1)。对于幼儿教育过程而言,关键在于寻求教师与幼儿双方主体性的平衡,这种平衡体现在“教的领域”和“学的领域”。
教师显性主体与幼儿隐性主体在教的领域,教师是显性主体,幼儿是隐性主体。幼儿园教师是课程的开发者、设计者、反思者和研究者,幼儿是教师设计课程时的出发点、中心和依据,教师的课程设计只有符合幼儿的主体性才具有意义。教师是课程的开发者。幼儿园课程不同于中小学课程,更加注重生成性和灵活性。幼儿园课程需要教师在教育目标的引导下,从幼儿园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幼儿的发展状况,对课程进行发现、寻找、分析和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看,幼儿园课程有效开发和设计的过程也是教师主体性发挥和实现的过程。教师要理解社会的要求,了解幼儿园所在社区、家长的要求,要认识幼儿的生活、现实需要、学习愿望,要掌握幼儿的整体发展水平和个别差异,明晰不同课程形态、内容对幼儿发展所蕴含的多样价值。。教师是课程的设计者。
幼儿园课程设计需要在充分了解幼儿的基础上,给幼儿提供合适的内容、形式和环境。物质材料的设计,关键在于关注材料蕴含的活动和发展价值。幼儿园教师的角色就是积极参与孩子最关心的事物,通过这些令孩子全神贯注的事物,去帮助孩子学习。幼儿受自身发展特点和学习特点的影响,学习过程更依赖特定的活动情境。活动情境是包括幼儿及活动对象在内对活动过程具有影响的多种因素的组合。活动情境是幼儿学习过程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适宜活动情境的创设,要从特定幼儿的特定需要出发,选择与幼儿特定需要相适应的课程材料。
对幼儿活动来说,适宜的活动情境意味着物质材料能提供足够的支持,能给幼儿挑战的机会,能满足幼儿的需要和兴趣,能真正促进幼儿的发展。没有教师对幼儿的设计和对物质材料的设计,幼儿园课程就难以真正符合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也难以实现对幼儿主体性发展的价值。教师是教学活动的反思者和研究者。
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反思者,就是审视自己的教学过程,对课程的设计、环境的创设、教学方法的运用、师幼关系的处理等进行思考分析。反思性教师时刻对自己的教学行动进行批判性思考,并采取相应的策略对教学实践进行改进,就是借助行动研究,不断地探究与解决自身、教学目的以及教学工具等方面的问题,将“学会教学”和“学会学习”统一起来,努力增强教学实践的合理性,使自己成为学者型教师的过程。这也是最体现教师主体性的教学行动研究。
幼儿显性主体和教师隐性主体学的领域,幼儿是活动的主体,幼儿在有准备的环境中,通过与环境积极主动的相互作用,获得自身发展。教师是隐性主体,教师的主体性表现在如何将教转化为幼儿的学,教师是幼儿学习活动的观察者、支持者、促进者。教师是幼儿学习活动的观察者。教育者不是通过内容(知识),而是通过品质(方法)来做准备的。其中最基本的品质是观察。教师通过观察成为支持性互动关系的建设者。
教师的主体性作用不是对幼儿的控制,是教师跟幼儿分享控制,有意识地将支配权留给幼儿,参与幼儿的活动,跟随幼儿;是对幼儿兴趣和需要的密切关注,并围绕幼儿的适位需要(与幼儿现实的身心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需要,是幼儿前趋性的需要,可使幼儿进入最近发展区)设计活动制定计划;通过观察,鼓励幼儿进行表达,并给予适当的帮助和引导;这种支持性的互动关系中教师说得更少、看得更多、听得更多。支持性互动关系的教学活动中,重心不再是教师自己怎样做,而是转向幼儿,转向幼儿的活动、幼儿的兴趣、幼儿的需要。这个过程中教师恰恰通过自身独立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调动了幼儿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教师是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从
根本上说,幼儿的发展就是在同客观事物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教育活动中的互动是指教育活动中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包括教育活动中的教师、幼儿、环境和材料、规则、经验等多种要素之间的多种互动形式。教育活动的各种互动形式中,教师都是幼儿学习的支持者、协助者与引导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师要营造一个支持孩子主动发起、自由探索和心理宽松的氛围,教师要承认、尊重、支持幼儿多样的互动活动,并真诚地加入到幼儿的活动,体验幼儿的想法,鼓励幼儿进行自己的活动。这才是真正对幼儿作为学习主体的尊重,才是“儿童为主体”理念的实现,突出幼儿的主体性。
教师是幼儿学习活动的促进者。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是幼儿依靠自身建构自己知识的过程,是幼儿在自身现有的发展水平上积极主动的建构,而教师的教是不可或缺的“脚手架”。教师的教始终使幼儿的学习处于“最近发展区”,通过这个脚手架的支撑,可以使幼儿的学习从一个水平提升到另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真正使教学走在发展的前面。也正是在教师这一“支架”的支持下,幼儿的主体性建构和发展才成为可能。
理解与对话实现教师和幼儿双方主体关系的平衡,关键在于理解和对话。理解是师幼双方“视阈融合”的过程,对话是实现双方“视阈融合”的途径。理解是教师与幼儿双方“视阈融合”的过程。视阈是指个体从已有背景出发看问题的视界,视阈不是一种封闭的区域,而是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制。教师的视阈是基于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受教育经验等基础上所具有的一定视角和范围的视阈,幼儿也有自己的视阈。
幼儿和教师双方各有自己的视阈,这给理解带来困难的同时也带来了可能:教师和幼儿在自己原有视阈的基础上,朝着共同方向不断形成新的视阈,这个双方视阈不断融合的过程就是理解。理解是相互的。理解的前提是教师具备一定的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理解的目的是达到教师视阈与幼儿视阈的融合。“理解从来不是一种达到某个所给定‘客体’的主体行为,而是一种达到效果历史的主体行为。
幼儿教育过程中,理解是通过教师与幼儿的交流、分享、合作和沟通获得的;教师和幼儿都是主体,双方在交流讨论中形成新的理解,幼儿主体不能独立于教师主体之外,反之亦然,师幼双方主体性正是在这个相互作用过程中得以实现。对话不仅是双方间狭隘的语言谈话,更重要的是“敞开”和“接纳”,是对双方的倾听,是指双方共同在场、互相吸引、互相包容、共同参与的关系,这种对话更多地指相互接纳和共同分享,指双方的精神的相互承领。
实现对话的前提是教师和幼儿双方间的平等、合作和真诚实现对话的形式是:
教师参与幼儿的生活,感受幼儿的兴趣和困惑,就此与幼儿展开讨论,交流看法,听取幼儿的意见。幼儿教育过程中,不管是作为显性主体还是隐性主体,幼儿始终是自身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教师始终是教的主体。教师作为教的主体认识到幼儿的能力、需要和过去的种种经验,对幼儿给予指导,目的在于促进幼儿主体性的发挥。没有作为“教”的主体的教师,幼儿不可能成为“学”的主体;没有让幼儿成为“学”的主体,教师也不可能成为“教”的主体。
越是能够发挥自身主体性的教师,就越能调动幼儿的主体性;越是能够尊重、实现幼儿的主体性,教师的主体性就越能够实现,教师的职业价值就越能够体现。在幼儿教育中,应通过理解和对话让教师和幼儿成为各自范畴的主体,只有两个主体在教学过程中协同一致,同时实现各自主体性的积极作用,才能实现幼儿教育的和谐共生。方面要不余遗力地挖掘非理性的潜力,另一方面又要大胆地承认理性精神的启蒙作用;我们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去发展教育,树立与人类发展规律相一致的教育观,一切以人为出发点,同时要正视人类对生态、环境与资源造成的破坏,反对过分夸大人的作用;
与此同时,在批判和反思人类命运和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也要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我们还应该树立诗意理性的教育观,既要鼓励浪漫、诗意的教育理念,又不能有失分寸,显得过于主观,这样才能赋予教育观一定的张力和弹性;我们要根据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树立以科学精神为主导的教育观,还要本着人文关怀的态度去弱化科学的技术性与工具性。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不放弃现代教育主张的前提下,科学地、理性地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学会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优秀观点去对现代教育进行补充与完善,甚至创新现代教育,最终使现代教育变成一个先进的、多元化的教育理论。
(四)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和而不同”的传统思想,每种文化之间虽然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是这些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具有“和”性的。所以,在后现代教育理论发展基础上,我们应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发展,简言之,这是一种多种文化中间从“不同”达到特定意义上的“同”的过程。
这里的“同”并非意味着要同化中国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或是在这些文化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位置,更不是取代这些文化,而是要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集,并以此为依据,准确把握文化的多样性,并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并不意味着否定本国传统教育文化,或是抬高西方教育文化,而是要建立一个被所有人认可的教育世界。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为中西双方教育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最终体现出“和而不同”中“和”的内涵。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拓宽中国教育发展的眼界,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并且还能够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我国引入后现代教育理论已有30年之久,但其仍然是一棵还未成熟的小树苗。我们应该予以后现代教育理论一定的成长时间,让其沐浴在中国文化传统与教育传统的阳光中,尽早结出带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教育果实。中国教育不能一味地排斥国外教育理论,而要以一种理性、包容的态度接受西方教育理论。更重要的是,中国教育也并不一定要通过引入后现代教育理论才能实现发展,因为后现代教育理论提倡的是多元化发展的理念。但无论如何,后现代教育理论的中国化必然能推动中国特色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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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学科。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创立的重要标志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是德国19世纪著名的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他的《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一书是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体现。该书对国家学说、民族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研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恩格斯;民族;家庭;私有制
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1820~1895)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卡尔?马克思的挚友,被誉为“第二提琴手”。恩格斯一生著作颇丰,其中《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部关于古代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家起源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代表作之一。对国家学说、民族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研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向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过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资产阶级从革命走向反动。为了适应世界局势的新变化,让广大的无产阶级认清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恩格斯写了这部《起源》。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地对人类早期阶段的历史作了科学的唯物主义阐述,论证了家庭发展的历史,揭示了私有制的产生、社会分化为各种对抗阶级、预言当代阶级社会必然将被改造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二)执行马克思的遗愿是恩格斯写作这一论著的最直接原因。在《起源》一书的1884年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在开头写道: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
(一)关于民族社会形态理论
民族社会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否承认并开展对它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与一切资产阶级民族学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起源》一书恩格斯论述了国家的起源,也就是古代氏族的起源。氏族制度发展成为了国家所经历的每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是: 氏族―胞族―部落―父系氏族地区―部落―部落联盟―国家与民族。恩格斯在《起源》中论述了三种欧洲国家的起源类型:
第一种类型就是雅典时期国家的形成。这种类型是在现有的社会经济状况发展程度到阶级社会的相应条件时, 直接从当时的氏族结构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第二种类型, 罗马国家的形成。当时的罗马国家是从古罗马人的父系氏族的基础上发源而来的。第三种类型, 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产生。是在征服了罗马帝国之后, 在其废墟的基础上建起国家的。然后恩格斯又向人们揭示了,从古至今,世界上的各民族虽然有千差万别,但是各民族的发展大都是沿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的共同规律而进行的,都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从一个阶段向另外一个阶段前进;同时,每个民族在一定时期内,客观上都是处于某一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即都在一定的经济形态之中。
(二)关于科学的原始社会史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对原始社会形态的论述是很多的。1884年恩格斯运用当时的世界民族学资料以及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成果写就了著名的《起源》。该书的问世,标志着科学原始社会史的真正确立。
恩格斯在《起源》的第一章史前各文化阶段把原始社会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两个不同的阶段。蒙昧时代分为:
(1)低级蒙昧阶段。这个阶段是人类的童年。人们还住在自己原始居住的热带或者亚热带的森林中。他们以果实、坚果、根作为食物;音节清晰的语言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
(2)中级蒙昧阶段。从采用鱼类(我们把虾类、贝壳类及其他水栖动物都算在内)作为食物和使用火开始。人们便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了;他们沿着河流和海岸,甚至在蒙昧状态中也可以散布在大部分地面上。
(3)高级阶段。这个阶段以弓箭的发明为标志。由于有了弓箭,猎物就成为通常的食物,于是打猎就成了一个很常规的劳动部门。弓箭对蒙昧时代的意义,如同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相对于文明时代的意义一样,是决定性的武器。
(三)关于“两种生产”理论
所谓的“两种生产”,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恩格斯在《起源》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由此所必需要的工具的生产;另一个方面就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区域内的人们生活在其下的社会制度,都受到两种生产的制约:一个方面要受到劳动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个方面又要受到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社会的财富就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的程度上会受到血族关系的支配。”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两种生产”理论。在这里,恩格斯以其更丰富的研究成果,更成熟的唯物史观,对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的更简明、确切的表述。
《起源》一书从1884年的第一版起至今已经过去了129年,在这过去的129年里《起源》经受住了来至各方面的考验。《起源》所体现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所要参考的指南和方向,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学说的创设和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该书为阐明马克思主义著名的唯物史观学说而运用的资料、研究的角度,都是民族学的。因而,它又是一部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著作。《起源》的问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创立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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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地讲,所谓中国民族音乐就是祖祖辈辈生活、繁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从古到今在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上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能体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音乐。而广义上,中国音乐是泛指世界上具有五声调式特征的音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学科教育论文范文:在音乐教学中弘扬民族音乐文化。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民族音乐文化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在音乐教学中,促进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加强民族音乐教育,培养学生学习和热爱民族音乐的兴趣,可以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通过音乐教学的同时,还可以继承和发扬传统音乐文化,弘扬民族文化,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关键词:教学 民族音乐 民族文化
民族音乐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我国劳动人民创造了多彩的音乐文化,朴实优美的民歌、浓郁地方色彩的说唱,还有绚丽多彩的民族器乐,无不透露着古老中国灿烂的文化。在漫长的岁月中,各族人民形成了独特的地域风情和音乐文化:清新、嘹亮的云南民族歌曲;大胆、雄厚的内蒙古民俗歌曲;婉转、优美南方民间小曲;高亢、奔放、热情的陕北民歌;活泼、开朗、欢快的新疆民歌,都是民族艺术精髓。目前,学生普遍出现了自己感兴趣的音乐,但很少有人知道民间音乐,尤其一些学校的不够重视民间音乐的现象出现,这是我们音乐教学必须纠正的问题,必须在音乐教学中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突出民族音乐艺术的地位。
总体而言,中国的民族音乐的发展呈现低迷态势,多数年轻的学生喜欢流行音乐,民间音乐团体缺乏。大街小巷广播、电视都是流行音乐,加速流行音乐的传播,“追星族”越来越多,而民间音乐的歌迷越来越少,几乎所有的学生的视听领域被流行音乐所包围。市场给与民间音乐越来越窄的范围,一些地方戏曲、原生态民族音乐逐渐减少,面临灭绝的危险。应试教育对音乐教育长期不重视,多数都当成业余活动,无人问津音乐课的情况。音乐教学的规定大纲无法执行,没有专门监管,更不用说民族音乐了。目前,全球经济化浪潮汹涌澎湃,人才需求都转向经济效益。
在这种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巨大的竞争压力,民族性的东西正飞速的削弱。外来文化侵略来势汹汹,而我们缺乏“文化危机感”。为发展经济,各地方政府也努力打造文化品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其中却而忽略了民族音乐文化的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所处的劣势状态明显,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继承和弘扬必须成为新一代教学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音乐老师必须在教学中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提高学生鉴赏和欣赏民族音乐的水平,让继承和发扬民族音乐文化作为每一个音乐教师的重要课题来承担。
民族音乐具有其独特的魅力与气质,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给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民族音乐具备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将民族音乐文化渗进音乐教育中,能有效地弘扬民族精神,促使优秀文化的不断传承及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传统民族音乐文化就像一面镜子,以其独特视角反映了中国民族的意志、追求和幻想。民族音乐作为促进人类文明和文化交流的文化载体,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音乐教育过程中有效地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精粹,发挥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十分必要。
(一)唤醒人们爱国情感,净化心灵
音乐是集世界上最好的精神于一体,它是凝聚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和民族精神,可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它以其特殊的魅力感染着每一个欣赏音乐的人。音乐作为一种艺术有很强的吸引力,并能深深打动欣赏者,美妙的音乐中,蕴含着各种美好的感情,在音乐中你可以感受春天的温暖,皎洁月光,山川河流的奔腾,小桥流水的惬意,音乐在潜移默化地陶冶人的心灵。传统民族音乐传承千百年,带着浓郁的历史文化,蕴藏着劳动人民真挚的情感,是灵魂深处真诚的呼唤。学生学习民族音乐文化仅能表达和深化的想法和感受,也唤起了巨大的情感能量,让他们有勇气面对的挫折和生活中困难。
(二)塑造学生坚定人格,开启智慧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表达了各民族勇敢、勤劳、进取、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学生在学习和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过程中得到民族情感的熏陶,精神的鼓舞,从而培养学生的伟大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同时学生通过民族音乐的学习,加强理想和人生信念,完善人格,体验和谐的自然之美。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润育着人们,对生活的感悟,对自然的理解,也蕴含着丰富的哲学,道德和艺术思想。在学习民族音乐的过程中,可以最大发挥学生的想象力,我们知道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想象力概括世界上的一切美好事物,知识毕竟是有限的,让无限的想象力,推动着学生不断创新和进步,所以民族音乐文化能够启发学生智慧。
(三)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优秀的民族音乐能够唤起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沂蒙山小调》、《解放区十唱》等民族歌曲,展现了我们美丽伟大的祖国壮丽的河山。《诗经》是我国第一部乐府诗集,是我国劳动人民爱国主义产生的渊源。学习民族音乐文化,培养爱祖国、爱家乡的精神。学生学习后可以了解祖国的传统音乐文化,激发爱国主义情怀,增强民族凝聚力。
如何正确引导学生认识和了解民族音乐,在音乐教学中促进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选择恰当的方法和手段是必要的。
(一)通过音乐鉴赏,变被动为主动学习
让学生听民歌、唱民歌,引导学生完全理解民歌,尤其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民歌。在教学中,也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欣赏以前没有欣赏过各民族民歌,让他们感觉民间的旋律之美。同时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不同形式的曲风和民歌的基本特征,激发他们学习和演唱唱民歌的兴趣,树立了民族自信心。给学生讲述一些民间音乐故事,民族音乐渊源,能够让学生体会民族音乐所蕴含的精神世界。另外鼓励学生去参加一些民间歌舞活动,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歌舞活动,像壮族的铜鼓节,感受铜鼓明快嘹亮的声音;彝族的火把节,感受年轻人载歌载舞活动,在实践中感受民族文化中的音乐文化。
(二)创新教学法,注重艺术实践
在教学中加强对于民族音乐文化学习,不能混于一般的传统教学,尽量选择创新手段,无论在内容设计还是在案例竞选上,精心安排。例如我们想让学生了解戏曲知识,就必须从几个方面,听戏剧、看片段、学唱腔、做动作模仿,几步骤下来,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还有可以针对一些民族曲目,给学生分组学习的机会,不同组阐述不同的体会和学习心得,最后一起交流和演示,让学生主动加入课堂学习,活跃课堂氛围。在音乐课堂之外,多组织课外活动也是必须的,注重艺术实践也是教学手段,让学生自己组成乐团、乐队、校内外演出,还可以作为宣传和交流的手段,也可以邀请一些民间音乐艺人来学校交流和做讲座,开演唱会等。
(三)用教师的热情,感染学生
一名音乐老师,首先自己的要热爱民族音乐,才能用自己的激情去感染学生。弘扬民族音乐文化,优良的教师队伍必不可缺,优秀的教师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还要向学生讲述一个音乐的历史和代表的文化,了解民族音乐的地位,让学生了解和热爱民族音乐。
(四)热爱民族乐器
民族乐器即中国的独特乐器。现一般流行有笛、二胡、琵琶、丝竹、胡琴、筝、箫、鼓等,是代表着中华音乐文化的传统乐器。各种乐器各具特色,吹、拉、弹、打击等手法,传出不同美丽的音符。这些乐器可以独奏,也有的可以合奏。我国各民族地区还有自己独特的乐器流传,学生通过演奏乐器,借以表达、交流思想感情,把民族优秀音乐传承下去。
总之,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是年轻学生应该坚守的责任,通过音乐教学,促进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同时也可以唤起学生民族自豪感,从而达到教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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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信息技术课程的基础性、技术性和人文性特征使其成为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渠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信息技术教学与民族传统文化的融合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民族文化意识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关乎国家的前途,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文化意识的培养对中职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近年来, 随着Internet的飞速发展,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已经网络化。世界各国的文化正在汹涌地冲击我们的民族文化,在大量的外国文化的冲击下,一些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国家意志淡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减退、诚信意识淡薄,缺乏社会责任感等问题。
民族文化包含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民族文化包括物质文化(饮食、衣着、住宅、生产工具等)和精神文化(语言、文字、文学、科学、艺术、哲学、宗教、风俗、节日、传统等)。民族文化反映该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水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已经变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网络文化是一个多元化的文化模式,这些对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信息技术正是我们在网络文化的最前沿的阵地,如何使学生在学习信息技术知识的同时,能够获得更多的民族文化知识,培养民族精神,抵制网络不良因素的侵蚀,是我们信息技术课教师一直在探讨和实践的问题。因此,信息技术教育课程应该在原有的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加以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多融入一些民族文化氛围,重视选用具有中国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课程资源,以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民族精神,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科整体效益,真正使传统民族文化教育得以渗透和落实。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天朝大国,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了许多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涉及到的有关我们民族方面的内容,我们信息技术课教师应充分发掘教学内容中类似的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素材的内容,在教学设计中合理穿插传统文化教育实例,使学生在学到信息技术技能的同时,得到民族情感的熏陶,从而塑造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风貌,最终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比如在讲到window操作系统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国家的红旗操作系统作比较,告诉学生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电脑都是用window的系统,window操作系统可以说是我们电脑赖以依存的系统,由于我们过度依赖于window操作系统,美国通过操作系统就能监控到我们的电脑,比如国家的军事机密文件、企业的商业秘密等。这样对我们国家的信息安全都受到了很大的威胁,我们国家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创造出我们自己的“红旗”操作系统,虽然我们国家的操作系统和window相比还很落后,但是我们只要加倍努力,总有一天会赶上window的操作系统。
在硬件基础的教学上,当然离不开Intel 、AMD等知名企业,同时我们也应该介绍我们国家的龙芯这几年所取得的进步,在电脑芯片上因为我们的龙芯起步晚,要赶上外国的技术,只有靠我们全中国人的智慧,相信有一天我们会超过他们的。更应该介绍我们国家的联想集团是世界上比较强大的计算机制造企业,不管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在世界上所占的份额都是很大的,而且电脑性能稳定。在教学过也顺便建议同学们以后尽可能选用我们国家品牌的电脑。在讲到office办公软件时,教师也应该介绍我们国家的自主品牌的办公软件WPS。通过对比告诉学生它们各自的优点。对于一般的办公来说其实WPS还是很好用的,信息老师在教Office外还可以教学生如何使用WPS。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使学生了解我们国家在各个信息领域所处在的水平,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让学生树立起远大理想,为赶超外国先进技术而努力学习,顽强拼搏。
信息技术课的教学目的就是要使学生能学以致用,将所学的信息技术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在信息技术课教学过程中开展以民族文化为主题的教学活动,不仅可以让学生掌握信息技术的相关知识,同时还能够加深对民族文化的了解。比如在教学生学会搜索时,我们就用一些与民族文化有关的词语来搜索。如:“壮族三月三”、炮龙节、芦笙等,这样不仅给学生学会了在网页上搜索资料,又能够了解到我们民族的一些文化传统。
在讲到“制作电子板报”时,我们可以要求学生以家乡的人文风俗、风景、人物图片、文字说明来作为素材,制作出图文并茂的介绍家乡的宣传册。当老师布置这样的任务时,每个学生都充分挖掘自己家乡的素材,有些通过网上查找,有些通过家人、朋友收集,总之想尽办法收集到自己独特的素材,制作出独特的作品。
在制作PPT作品或者制作视频作品时,我们也都可以让学生以家乡的人文风俗、风景、人物的图片、文字、音乐、视频等来作为素材,通过信息技术的加工,变成介绍家乡优美的景点、风俗习惯等的宣传资料,这样就可以给学生加深对家乡文化的了解,甚至我们还可以通过微博上传到网络上,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家乡的民族文化。比如在讲到制作PPT、制作视频时,我要求学生尽量挖掘自己家乡的文化作为题材,有些在宾阳县的学生就以宾阳的“炮龙节”为主题来制作,因为每年农历正月十一宾阳县都会举行“炮龙节”,他们很多都去看过,甚至都有拍过的图片或视频,再加上其他资料的收集,制作出具有特色的作品。
武鸣的学生以三月三对歌为主题来制作,他们在民间找到一些对歌的录像资料、图片、文字资料等。还有些同学就以家乡的剪纸作为题材,把家乡的剪纸能手的作品都拍下来,制作成PPT作品或视频作品,由于横县每年都有茉莉花节,横县籍的有些学生就以茶文化为主题制作出介绍本地生产的茶叶的PPT,还插入茉莉花这首歌作为PPT的配音。每个县的学生都有几个做得很不错的,然后把好的作品在全班上甚至全校展示出来,这样同学们都能了解到其他地方的民族风俗文化。
加深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单靠课堂上所接触的还是不够的,俗话说:“听不如看、看不如做”,也就是听说的事情不如亲眼看到的真实,看到的又不如自己亲自参与的印象深刻。况且挖掘民族素材不是一两节课就能做到的,还需要长时间地用心去体会,由于学生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假期学生放假回家,给学生布置一些任务。要求他们回去后用心去挖掘本民族的文化素材。比如要求学生放假回家多注意观察,发现自己身边的一些与民族文化有关的事情,并搜集自己所见所闻的能体现出本民族特点的工作、生活等图片或视频,整理后通过QQ传给老师或者开学后交给老师。由于现在很多学生都有手机,而且手机都有拍照、摄像功能,因此收集的图片、视频对学生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样老师就可以制作成一个素材库,这些素材库与学生共享,平时在上课的过程中需要用到的材料马上就能找出来。比如春节回家,家乡都会搞一些活动,壮族家乡的对歌比赛、斗牛比赛、篮球比赛、农村的庙会、农村的喜丧事风俗等。
为了使得每个学生都很用心地去做这事情,干脆就给学生一个主题,比如家乡风貌、家乡奇特的风俗习惯、家乡炮龙节趣事、包粽子,家乡的小吃等等,要求学生回家后注意观察,遇到有趣的事、或能代表自己民族独特的事情拍下来,通过整理制作成一篇PPT作品或用会声会影制作成视频文件。比如包粽子,学生还可以和自己的家人亲身体会一下怎么包粽子,粽子里面都用哪些原料来做馅,还有关于粽子的一些习俗。比如有些农村当年有家人去世,则家里一般都不包粽子,这一年春节所吃粽子都是由亲戚朋友送去的,这些都反映出民族的风俗文化。有条件的学生做好就能传给老师,家里没有条件的学生拍好素材开学后做好再上交。这样学生通过亲身经历感受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信息素养,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信息技术无疑是民族文化教育的最好的最快捷的载体,利用互联网的方便快捷和信息量大的特点,可以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的民族文化知识。学生自己通过利用信息技术制作出生动形象的作品,在作品的制作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参与到体验民族文化的活动中来。重视信息技术在民族文化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为传承灿烂的民族文化,具有很大的教育实践意义。作为信息技术的教师,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教学平台,刻不容缓地对学生进行民族文化教育。通过在信息技术课中渗透民族文化教育,使学生有民族忧患的意识,为国家的前途发奋图强、尽责尽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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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音乐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第一首电影歌曲《寻兄词》电影《野草闲花》的插曲)问世以来至今已经有近90年的发展历史。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不论是在声音制作技术上,乐曲的配器使用上,以及人们的听视觉的审美观念上都在不断的进步。但是不论怎么发展变化,对于我国的电影音乐有一个灵魂主线是长久不变的,就是它的民族风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族风格在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构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迅猛发展,区别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的中国电影,不论是在量的积累还是质的提高,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发展状态,依附于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的电影音乐也区别于21世纪之前民族风格的单纯继承与纯粹阐释,将当下现代化的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本文分别从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使用素材、艺术表现立足点、发展依据等方面来说明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构成模式。
21世纪以来,随着电影表达艺术思潮的日益充沛,电影艺术类型的不断拓展,电影音乐这门独特的视觉与听觉的艺术综合体呈现出了蓬勃的发展局面。电影音乐的发展是电影艺术全面成长的意志体现。英国文艺批评学者佩特说过,“一切艺术到精微境界都求逼近音乐”。电影音乐的风格多种多样,21世纪以来的电影中不论是民族题材电影还是武侠、科幻等电影类型,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的运用时常被创作者容纳,《卧虎藏龙》光从音乐本体的乐器使用上就充分的体现出中国古代武侠的侠肝义胆,琵琶、鼓这些具有鲜明中国符号的乐器所演奏出来的民族韵调,比如玉娇龙窃剑逃走的那个部分,鼓点的快慢缓和、声部的起承转合等与画面相得益彰,使每一位观众都在浓郁的中国气息中充分的感受到中国武战的紧张氛围与畅快体验。“对民族风格音乐的运用是中国电影音乐的永恒主题,很多源自百姓生活、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音乐是影片引起观众共鸣、激发联想的最有力保障。人们在富有民族文化特征的旋律中寻内心的希望,电影音乐也在博大精深的民族音乐沃土中汲取营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带给观众美得享受。”然而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的构成不仅仅只是依靠这些民族乐器的演奏而产生的,其中不同音乐艺术体裁和不同民族调式以及现代民族风格创造的运用,比如民歌、戏曲、民族文化元素、民族曲调的再创作、民族风格与西洋乐器的融合等也为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那么,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模式是如何构成的呢?
象征着中国音乐符号的乐器以及曲调有很多,比如:弹拨类的古筝、吹奏类的竹笛、拉弦类的二胡、打击类的锣、梆子、鼓,民歌的曲调、戏曲的曲调等等,这都在影片整个观赏中加入了深深的中国符号烙印。21世纪的民族风格模式构成不仅仅像是在80、90年代那样纯粹的使用以上元素,随着音乐创作视野的拓展,吸收国际电影音乐制作的先进技术,“洋为中用”的思潮基于中国元素的基础上被良好的运用在我国国产电影音乐的创作中。
比如在影片《英雄》中,传统的中国武侠一对一对决模式,长空与无名的决斗上,电影音乐创作为了模拟再现强烈的民族侠气风格,在乐器本体上选择了传统文化浓厚韵味的古琴以及西洋小提琴作为“对决”乐器,其配乐曲《棋馆古琴》,“以东西方不同的浪漫表现手法,获得了传说中的‘秦弦子’那如同马头琴、二胡、三弦结合的美妙音色。抑扬顿挫的弦音展现出高手过招如同于大音希声,有型似无形的神韵,达到了听觉与视觉画面的完美结合。”另外一部电影《卧虎藏龙》主题曲运用在影片的开始部分,当人们被中国风格的“马头琴”音色带入哀怨怅惋、神秘东方的民族情景中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被这个乐器的音色所“欺骗”,这其实是由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用大提琴演奏的散板旋律片段,如谱例1:
谱例1:《卧虎藏龙》电影音乐片段
在这里,大提琴完全失去了西方的古典时期音色特征,取而代之的是中国马头琴的苍凉悠长音调,表现出浓郁的中国韵味。民族的曲调特征与西方的乐器音色特征合二为一,在西洋乐器的音色中充分感受民族曲调的清新之风。《卧虎藏龙》可以说是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音乐中“中西合璧”的代表性作品。该“音乐以西洋乐器大提琴等为主奏乐器,配器中以西洋管弦乐队做衬底,用中国有特色的民族乐器:葫芦丝、热瓦甫、琵琶、板鼓、中国鼓、竹笛、二胡等作为色彩乐器,在旋法上采用民族特色鲜明的民歌及戏曲旋律、节奏素材,尤其是中国民族打击乐的运用等手法,使整部电影音乐得以完美的诠释”。
电影音乐是电影艺术的综合有机组成部分,其音乐的创作和发展都要随着电影主题的发展而变化,电影音乐收益效果的接受者是听众,而听众同时也是观众,视觉传导在前,听觉感知在后,电影音乐要服务于电影本身。所以,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构成的生命体在于自身的电影主题表现,音乐会随着影像而体现出相应的时代特征,从而在影像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音乐的文化风貌。
电影《一九四二》故事发生在河南,影片中浓郁的河南口音已经深深的烙上一种民族风格文化在其中,电影音乐在河南人、河南事、河南灾的故事基础上,作曲家赵季平运用河南当地的音乐元素和乐器为整部电影进行配乐,从听觉的效果上已经先入为主的阐释了这是发生在河南的历史性灾难,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时代性。而基于民族素材基础上的电影音乐民族风格同时也具有电影音乐传导和渲染的一般共性,会让观众充分的感受到电影中无形的民族气息,加深观众的审美感受力。
2010年由徐克导演的《龙门飞甲》(又称《新龙门客栈》续集)中中国传统武侠英雄代表人赵怀安狭义非凡,与明朝恶势力抗争的狭义壮举等这些电影民族元素,都被相对应的民族乐器竹笛、琵琶等进行了详实的描述,身揣宝剑,牵马阔步行走在无际沙漠之中,表现出中国古代武侠的高深义气,唯有竹笛、琵琶等民族乐器将其描述尽致。类似于这样的影片还有《十面埋伏》、《大兵小将》、《大闹天空》等。这些都是在已有的民族素材基础上进行再加工的艺术听觉表现,如果自身电影中的民族素材表现不强烈的话,比如在纽约的大都市画面中吹奏起国乐《百鸟朝凤》,那么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也就无法立足。
反之,在民族元素的基础上进行电影音乐的民族风格渲染,那么就会加强电影自身的艺术表现力,也会促进观众对于电影音乐审美的自身需要。由此可见,“音乐的民族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是由一个民族长期的风俗习惯、精神气质、语言体系、审美趣味、哲学思想形成的,有一定的凝聚性,又随着历史的前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它表现着不同时代的民族的不同的人物和环境”。
21世纪随着电影视觉3D艺术效果的出现和发展,听觉艺术如果还只是停留在80、90年代的单纯叙事、抒情表达的话,那么科技和创作者的想象所带来的艺术冲击力会将电影音乐摒弃在后,会使得观众感觉审美体验的不统一性,从而影响到电影艺术的整体性发展。那么民族风格的现代化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音响效果的现代技术制作。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比如民歌或者戏曲被单纯的全套的搬到荧幕中来会因强大的艺术本体审美而宣兵夺主,也会因为观众现代化的审美眼光在科技含量较高的电影中而显得格格不入。
所以,在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创作中要善于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比如电影《智取威虎山》中,传统的京剧版本没有在电影中完全照搬,而是将戏曲主题进行了配器和旋律上的重新改编,其中电子效果器的运用使得3D效果的杨子荣与座山雕斗智斗勇显得更加惟妙惟肖,主题片段时而出现在斗志昂扬的情绪渲染处,当人们听到熟悉的电声效果圆号独奏时,既有过去经典京剧版本留下的故事印记,也有现代跟得上3D效果版本的时代步伐,让观众从听视觉感官上享受电影艺术的魅力。其次,民族风格歌曲的深刻的艺术再创作。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体现要素一个是民族音乐实物比如民族乐器、民族歌谱、民族演唱等,另一个是隐形的民族要素体现,比如曲调风格、歌词抒写、乐器配置等。当下的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构成一方面是基于原歌曲要素素材上的再创造,另一个方面是基于民族要素基础上的再创造。不断的随着时代观众审美方式的变革而改变,才适应电影艺术的整体性发展。
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电影中,为了使观众具有现代眼光来看待爱恨情仇、权力争夺的情感表现,由周杰伦创作的具有浓厚中国民族风格的《菊花台》便孕育而生,不论是歌词的抒发,还是旋律的哼唱,曲风的表述以及配器的使用等都充分的体现出民族风格的现代化特征。最后,民族音乐风格的世界性传播。有句话说的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下中国电影音乐能在国际上立足,被世界电影音乐所熟知,只有民族风格的体现才能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电影《冰雪奇缘》中主题曲《let it go》被世纪各国译为了多个版本进行演唱体验,而我国《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等电影的成功也让世界各国听到了属于东方人的曲调风格、器乐属性、音乐特质等,从而了解到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
中国电影音乐的艺术根基在于民族风格的充分体现,21世纪的民族风格的模式构成除了“中西合璧、民族素材、现代化体现”之外,既需要有传统乐器的引入,也需根据电影表达效果有现代电声技术音色的融入,既需要有传统民族曲调的抒写,也需要有根据现代艺术审美改变的曲调编配,即需要有传统演唱技法的基调渲染,也需要有现代流行唱法的独特体现。总之,民族风格的构成模式基于民族文化基础、观众审美体验、科技发展进步等要素将会跟随时代前进步伐而不断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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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演唱的艺术处理就是演唱者在演唱过程中,对声音的力度、音色、速度、情感、歌曲风格等方面作出合乎情理的变化处理。演唱者在演唱前通过熟悉、了解、分析作品,包括曲作者的创作意图、歌词内容、调性、曲式结构、风格特点等,然后根据自身的思想意识、艺术修养、实践经验,以自身掌握的歌唱能力、演唱技巧,进行歌曲演唱的艺术处理,进而完美地表达作品的思想感情、风格特点、艺术境界,使演唱达到声情并茂、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民族声乐演唱中的艺术处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一首歌曲通过演员的演唱达到声情并茂、动人心弦的效果,这不是仅凭个人的一付好嗓子就能做到的,需要歌唱者在演唱中对歌曲进行艺术处理。本文仅从二度创作手法的角度,对民族声乐作品的艺术处理方式进行分析研究。在民族声乐演唱中,艺术表现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必须抓住各民族的风格特点,创作出思想感情丰富、具有地域风情、艺术色彩浓厚的音乐形象。
民族声乐扎根于广阔的原野,许多经典民歌经过代代相传延续至今,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丰富的情感抒发、生动的自然写实,而且独特的艺术风格、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也为人津津乐道。演唱者应该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丰富的想象力和演唱技巧,同时艺术处理也相当重要,它关系到整个歌曲的艺术水准和演唱者的艺术修养。
每一个音乐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尤其是民族声乐代表了不同民族地区的地域风情,艺术特征更加明显。比如,蒙古族歌曲奔放粗犷,维吾尔族歌曲欢快热情,节奏感强,江南歌曲细腻委婉,柔情似水。无论是演唱民族民歌,还是歌剧都要深刻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根据演唱的规律来进行处理,使之成为表现作品主题重要手段,达到思想和艺术的高度统一。
例:结合歌曲的民族传统流传,进行艺术加工。歌曲《沂蒙山小调》采用的是山西民歌的曲风,在演唱时就要结合当地方言的音律进行处理,当然不是全盘模仿,要抓住几个典型的字词适度夸张。比如“风吹草地”的“地”,加上了儿化音,并适度提高了音调,使歌曲充满那个地区的风味,艺术色彩也就凸显出来了。
著名声乐理论家凯萨利对于声乐的语言艺术有一段精彩的阐述,他认为,歌者只有拿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提炼歌曲的语言艺术,用丰富的想象力把歌曲演绎的充满艺术风采,才能打动听众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共鸣。说话言语和歌唱语言都从口出,一个是自然的流露,一个是艺术的表达,是通过歌者的优美声乐把语言含义表达出来,我们常说的生活“如歌”就是说明歌唱已经把语言艺术化了。
歌唱的语言艺术效果的处理不但要符合汉语吐字归韵的规则,还要符合五音(唇、齿、牙、舌、喉)四呼(开、齐、撮、合)的规律。要根据民族声乐演唱中语言与音乐的关系、演唱语言的的发音规律来处理发声、共鸣、行腔,通过艺术的处理来表达歌曲的思想情感,使歌词的思想感情高于现实生活,内容更丰富,曲调更优美,更有艺术感染力。完美的歌唱艺术,不但语言要清晰真切、掌握正确的咬字吐字方法,还要使发声悦耳动听。每首歌曲的风格是不同的,在演唱的咬字吐字中各有特色。
例一,比如军旅歌曲《当兵的人》,在演唱时就要铿锵有力,咬字准确短促,吐字干脆有力,两者的衔接富有张力和弹性,声音充满激昂自豪的韵味。
例二,在演唱委婉抒情的民族歌曲时,咬字吐字应该轻咬慢吐,柔和细腻。蒙古族歌曲《草原之夜》优美动听,在演唱时要特别注意语言的艺术修饰,字头要出得平稳沉静,字腹延长时要行如流水,字尾归韵时要缓慢、完美、清晰,逐渐地把听众引入那个美轮美奂的意境。
民族声乐同样需要媒介和平台的传递,表演艺术也是体现作品魅力的重要方面,有时还决定了一个作品的命运。民族歌曲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活的展现,它在艺术追求上更突出真实性和生活性,表演是民族声乐重要的组成部分。
少数民族地区的歌曲演唱,“演”的成分占有相当的比重,无论是眼神、手势、表情、着装都十分讲究,充分展现出不同民族之间的审美情趣,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所以,在民族声乐的演唱中,舞台表演艺术的处理,要学习和继承民族文化的传统,在此前提下创作和创新,把声音美、形象美与内容美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
民族声乐演唱中的艺术处理包括了多个方面,除了对民族风格、声乐技巧、歌曲语言、舞台表演等进行艺术处理外,还要多进行音乐理论、器乐、舞蹈等方面的学习,提高自己的综合音乐素质,才能在演唱的艺术处理中得心应手。同时还要认真观察和学习其它唱法的艺术处理方式方法,为我所用,不断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和艺术表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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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对教育对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其劳动具有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所没有的独特价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劳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即思想政治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对于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至关重要。本文主要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性质和特点,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有明确的认识,进而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 特点 价值
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纷繁复杂,我党新时期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起主导作用。了解教育主体的特点、性质对于增强教育的针对性,提高教育的有效性,满足人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主体是与客体相对应的存在。“主体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有三种解释:“(1)事物的主要部分;(2)哲学上是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3)法律上指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国家。”那么,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从哲学认识论引申过来的,这里的主体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什么?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单一主体说,还有双主体说。我们从施教过程来看,从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确定,思想政治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指思想政治教育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本文的教育者主要指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是对一定的客体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占主导作用。
习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讲话中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一些人理想信念不坚定,一些腐朽落后的思想文化思潮兴起,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关键要有一支优秀的专职和兼职的政工队伍。所以,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显得尤为重要。
(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性质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性质是指脑体兼有的以脑力为主的奉献性的劳动。
1、教育主体的劳动是奉献性的而不是商业性质的劳动。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塑造人、教育人、高尚的奉献性的复杂劳动。教育主体工作性质需要奉献精神,有较高工作能力和较高素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执政阶级的代表,应该具有奉献精神,为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努力。
其次,教育主体榜样示范作用很重要。教育主体应当具备丰富的知识、良好的作风、良好的道德品质。教育主体的榜样示范才会对受教育者有信服力,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再次,教育主体工作特点,其工作教育对象是人,是有思想、有个性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思想容易出现反复,需要进行多次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成效不是立马就能显现出来,提高教育对象的思想素质、道德水平,是一个长期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甘于奉献乐于奉献,但需保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身体健康和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
2、教育主体的劳动主要是脑力劳动。
首先,教育对象的思想问题越来越复杂。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教育对象思想内容在日益丰富的同时,思想问题也越来越复杂,教育主体必须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耗费大量的脑力。
其次,教育对象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宽广,通过电视、收音机、报纸等老传媒,通过网络等新的载体来获取信息。那么如何选择正反面信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创造性的脑力劳动让受教育者鉴别错误思想。
(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性质决定了它有三个突出特点:
1、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潜在性和周期性
潜在性是指教育主体在进行教育活动之后,教育对象已形成的正确思想在未外化为行为之前,他的劳动具有存在于教育对象头脑内的属性。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成果是精神产品。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劳动成果是合格的社会公民,是拥有正确的政治信念,崇高的道德品质等的公民。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外化出来需要条件。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思想外化为行为的因素很多,实践活动的难易程度、教育主体的指导和教育主体的职业道德、专业水平等都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外化。
周期性是指教育主体的工作具有经过较长时间才能在教育客体的身上逐渐产生出来效果的属性。
第一,开展教育活动思想工作需要一个周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包括施教过程和受教过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一个周期。
第二,正确思想的形成,正确思想的形成转变成行为也需要周期。正确思想的形成关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教育者必须传达的是符合社会要求的正确思想观念和政治观点。受教育者选择和筛选、接纳这些观念,才能形成正确的思想。其次,正确思想的形成转变为行为也需要周期,在正确的思想形成之后,受教育者要选择行为途径和方式,通过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外化为行为。
2、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综合性和间接性
综合性是指教育主体的劳动具有由众多因素构成的属性。包括劳动性质、劳动方式和劳动成果的综合性。
第一,劳动性质综合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培养符合社会要求的社会公民的主力军,他们承担着教授理论课程以及课外实践活动、还有繁重的科研项目,每一项的完成无不需要耗费大量的脑力和体力。
第二,劳动成果的综合性。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素质,道德水平,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精神形态的劳动成果。提高思想素质之后,间接地调动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物质形态的劳动成果。
间接性是指教育主体的劳动具有能通过中间环节创造出成果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成果需要受教育者认同接受传输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并将其内化,外化为行为。通过受教育者的学习、工作、生活来反映劳动成果的成效。
3、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塑造性和奉献性
塑造性,是指教育主体在帮助受教育者接受科学理论和新的思想观念,不断提高精神境界的过程中具有的创新属性。根据社会需要和个人特点,塑造出各种类型的人才。
奉献性:是指教育主体在把自己的知识、理念贡献给教育客体时具有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不是商业性质的劳动,而是奉献性质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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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琴音乐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在中国悠久和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氛围中,钢琴作为一种外来乐器,已发出符合国人审美趣味的音响:钢琴音乐作为一种多声音乐,也被注入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关于中国钢琴音乐的民族风格,许多学者都做了较充分的论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钢琴音乐的民族风格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钢琴音乐主要指运用民族音调、节奏和音响效果等创作的钢琴曲,运用民族器乐曲和歌曲改编的钢琴曲,具有民族气质的原创性钢琴曲。19世纪末期,钢琴音乐开始传入中国,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有着民族风格、民族精神的音乐形式。从内容上看,中国钢琴音乐有着浓郁的民族音乐气质、雅俗共赏的音乐风格、真挚浓烈的思想情感。从形式上看,中国钢琴音乐有着五声为主的调式音列结构、线状为主的音乐思维方式、均衡对称的结构与节奏。
【关键词】: 中国钢琴音乐 民族风格 民间音乐 演奏技法 和声
钢琴音乐是一种源于西方国家的音乐形式,从欧洲传入中国已有上百年历史。在长期发展中,中国钢琴音乐借鉴了博大精深的民族音乐文化,形成了有着民族风格、民族精神的音乐形式。
19世纪末期,钢琴、提琴、和声等西洋音乐传入中国,并逐步为国人所了解和认知。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音乐创作开始走向专业化道路,许多音乐家开始尝试西洋音乐创作手法,并创作出许多有着民族韵味的钢琴曲,如赵元任的《和平进行曲》与《小朋友进行曲》,肖友梅的《新霓裳羽衣舞》、沈仰田的《钉缸》等等。这些音乐作品结构严谨、篇幅较小、和声简单,呈现出鲜明的古典主义音乐风格。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手法日渐成熟,其音乐创作接近于欧洲浪漫主义音乐风格,许多钢琴音乐作品细腻生动、精致典雅,描绘了优美的自然景色,抒发了作曲家细腻的内心情感,展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比如,贺绿汀的《牧童短笛》、江定仙的《摇篮曲》、陈田鹤的《序曲》、丁善德的《快乐的节日》、俞便民的《c小调变奏曲》,等等,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它实现了民族音乐表现力与西洋音乐手法的完美结合,产生了永恒的艺术魅力,被誉为“中国钢琴艺术之树上的第一朵鲜花”。
解放后,作曲家们纷纷以饱满的热情歌颂新时代,创作出许多旋律流畅、节奏鲜明、和声简单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多取材于民间音乐,或根据民族音乐改编而成。比如,尚德义的《喜丰收》、石夫的《喀什噶尔舞曲》、王建中的《云南民歌五首》、陈培勋的《平湖秋月》孙以强的《谷粒飞舞》、储望华的《二泉映月》等等。其中,罗忠?F的《钢琴曲三首》不仅采用了西洋音乐的作曲技法,还运用了中国五声调式,实现了印象派和声、浪漫派和声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完美结合,推进了中国钢琴音乐的民族化、个性化发展。此外,在这个时期,序曲、幻想曲、奏鸣曲等非标题性作品体裁开始出现,这意味着中国钢琴音乐不再局限于标题性音乐意向表达,开始以非标题音乐表现民族题材与音乐风格。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钢琴音乐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在音乐题材、演奏技法、和声效果、节奏织体等方面都有所创新。比如,许多作曲家将民族调式融入传统和声之中,形成了半音化、非三度的和声叠置,创造出有着中国技法与神韵的钢琴作品。这一时期的钢琴作品可以分成三类,即钢琴改编曲、有民族色彩的钢琴作品、实验性的钢琴作品。钢琴改编曲主要有王建中的《渔歌晚唱》与《走进新时代》、黎英海的《阳关三叠》、汪立三的《二人转的回忆》等;民族特色的钢琴作品有权吉浩《长短的组合》、孙以强的《春舞》、刘敦南的钢琴协奏曲《山林》、汪立三的《天问》等;实验性钢琴作品有赵晓生的《太极》。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钢琴音乐形成了民族化、个性化的音乐风格,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朗朗、秦川、陈萨、李云迪等青年钢琴家纷纷走出国门,将中国钢琴音乐传播到世界各地。
中国钢琴音乐主要包括运用民族音调、节奏和音响效果等创作的钢琴曲,运用民族器乐曲和歌曲改编的钢琴曲,具有民族气质与民族精神的原创性钢琴曲,这些钢琴音乐往往有着雅俗共赏的音乐风格、独特的民族音乐气质、热烈真挚的音乐情感。
1 浓郁的民族音乐气质。
纵观音乐发展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音乐风格和民族音乐流派,中国民族传统音乐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乐派。鲍蕙荞说过,“一个音乐流派离不开本民族作品和本民族演奏家的解释与演绎,离不开优秀的音乐作品”。钢琴音乐传入中国不过百年历史,但是中国作曲家不懈探索中国式的音乐语言与和声效果,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民族钢琴音乐,初步形成了具有民族风格、民族神韵的钢琴音乐。比如,桑桐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实现了“民歌与无调性和声结合的最早探索”,让古老的东方音乐获得了新的意趣。在《蒙古民歌主题小曲七首》中,桑桐运用了民族调式和声,通过调性、音乐织体的变化,表现了主人公对恋人的思慕之情。
同时,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也是钢琴音乐创作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许多作曲家都将民歌、戏曲、乐曲旋律、民间乐器等融入钢琴音乐创作之中,或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改编,创造出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比如,在钢琴组曲《川西高原素描》中,崔炳元将节奏自由、音域宽广的藏族民歌融入钢琴曲之中,表现了青藏高原寂然、空旷的自然风光;将八分音符节奏型的藏族劳动歌曲融入钢琴音乐之中,创造出热烈、欢快的音乐旋律。此外,崔炳元还借鉴了西藏喇嘛教的宗教音乐,用装饰音、半音等模仿藏传佛教中的法号吹诵,使乐曲产生了一种庄严、神秘的音乐氛围。
中国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重视人格修养、追求天人合一、强调中庸和谐、注重审美意境的艺术文化,这些传统文化深刻影响了国人的艺术创作、美学思想、人格理想、价值观念等,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民族音乐文化。钢琴音乐是一种舶来的艺术形式,它要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必然会受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影响。中国钢琴音乐沿袭了古典美学、传统哲学的优良传统,诠释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音乐思想,形成了清、淡、雅、恬的音乐风格。比如,在钢琴曲《平湖秋月》中,音乐家吕文成用钢琴音色表现丝竹乐队和高胡的演奏声,通过不同节奏音型的转换,将波光粼粼、月色交辉的西湖美景表现得淋漓尽致。该钢琴音乐的曲调轻柔秀美、音乐自然流畅,表现了清、淡、高、远的人生境界。在钢琴音乐《西洋萧鼓》(根据同名音乐作品改编而成)中,黎英海运用了变奏、循环、渐变等传统音乐原则,通过调性变化、不同调性对比演绎出空灵旷达、意境悠远的文化意境,展现了充满诗情画意的江南春晚。
2 雅俗共享的音乐风格。
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传统音乐就被分成了雅乐和俗乐两类,雅乐多指思想深邃、意境高雅的文人音乐,俗乐多指喜闻乐见、通俗易通的民间音乐。中国钢琴音乐深受中国传统音乐的影响,并形成了雅、俗两种不同的音乐风格。比如,钢琴曲《阳关三叠》就是一部典型的雅乐,该曲以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为思想基调,以低沉的钢琴曲奏出主旋律,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思绪和伤感的情怀,然后,逐渐提高乐曲的力度与速度,形成昂扬向上的音乐情绪,最后,用八度与和弦奏出主题旋律,将全曲的情感宣泄出来,成功表现了中华民族重情守义的思想情怀。再如,王建中的钢琴曲《百鸟朝凤》就是一部典型的俗乐,该曲根据民间唢呐曲改编而成,用小二度倚音、四五度音程的平行进行表现唢呐声与笙的音色,再现了百鸟争鸣、有唱有和的热闹场景,成了群众喜闻乐见的钢琴改编曲。
3 浓烈真挚的思想情感。
中国钢琴音乐有着真挚浓烈的音乐情感,不论是民族音乐的改编曲,还是民族风味浓郁的创作曲,这些钢琴曲都饱含了深厚的民族情感。比如,根据冼星海《黄河大合唱》改编而成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就是一部气势磅礴的音乐作品,表达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令人百听不厌。再如,根据陕北民歌《兰花花》改编的钢琴曲《兰花花》是一部悲剧性的叙事曲,王立山运用变奏手法、舒缓低沉的音调描绘了兰花花的悲惨命运,控诉了封建买卖婚姻对女性的摧残。
1 富有个性的音乐表现方式。
中国钢琴音乐在音色、节奏等方面有许多独特之处。就音色而言,中国钢琴音乐多以古筝、古琴、笛、箫等乐器的音色为模仿对象。比如,钢琴曲《梅花三弄》就对古琴中特有的“滑音”进行模仿,钢琴曲《夕阳箫鼓》用倚音模仿了古筝的“拂”、“抹”的下行音阶。以节奏而言,中国传统音乐有着鲜明的节奏特点。在钢琴音乐创作中,作曲家敏锐地把握了这些独特节奏,形成了有着民族特色的音乐节奏。此外,西方钢琴音乐用强弱划分语气,中国钢琴音乐以虚实为表现手段,通过虚音模仿民族乐器,创造一种高雅、幽远、空灵的意境。因而,在中国钢琴音乐演奏时,演奏者要控制好自己的气息,“达到全曲的气息贯通”,进入人琴合一的艺术境界。
2 五声为主的调式音列结构。
中国传统民族调式多为宫、商、角、徵、羽为主要内容的五声调式,还有以五声为基础的六声、七声调式。贺绿汀创作的钢琴独奏曲《牧童》就运用了二声部五声性曲调,以流畅的旋律表现了淳朴的乡土气息。罗忠?F的钢琴音乐作品《钢琴曲三首》中的《梦幻》、《花团锦簇》也采用了“五声性的十二音序列”,每个声部都有五声风格和五声音调节奏结构,整部乐曲透出浓郁的民族音乐色彩。
3 线状为主的音乐思维方式。
传统民族音乐多为旋律线条的横向流动与先前传递,表现为一种连绵不断的线状思维方式,中国钢琴音乐继承了民族音乐的思维方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音乐风格。比如,钢琴曲《平湖秋月》保留了原有的旋律线条,体现了传统音乐的“线性”结构特点,通过和声、织体、旋律的完美结合创造出优雅的音乐氛围,描绘了水中秋月的唯美画卷。钢琴曲《梅花三弄》也继承了传统音乐的线性旋律,用多种织体表现旋律的发展变化,犹如与人说话般娓娓道来,讲述了梅花的故事,歌颂了梅花所象征的高洁品质。
4 均衡对称的结构与节奏。
在钢琴音乐创作中,作曲家常用传统民族音乐或民间音乐的表现手法,以此创造出均衡对称的曲式结构与音乐节奏。比如,钢琴曲《阳关三叠》采用了叠奏式结构,曲调经历了一种由慢而快、由放松到紧张的渐进过程,与传统音乐的表现手法完全吻合。再如,黎英海的《夕阳萧鼓》、汪立三的《东山魁夷画意》等,都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与节奏特点。
中国钢琴音乐是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为基础的现代音乐艺术,它借鉴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思想内容、演奏技法、表现手法等,展现出浓郁的民族文化意味。因而,在钢琴音乐创作中,应理解与把握中国钢琴音乐的音乐特点与艺术风格,创作出有着中国风貌与时代气息的钢琴音乐作品,以推进中国钢琴音乐艺术的繁荣发展。
中国钢琴音乐的民族风格探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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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自华夏子孙初次踏足于这片土地,声乐美学便成为国人民族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戏曲文艺更是其中之翘楚。而随着时代的不断更迭,戏曲的形式也多种多样,不再拘泥于单一框架式的曲艺形式,上至唐诗宋词元曲,下衔近代的茶馆说书,乃至于现在极具特色的地方民歌,无不显示着中国人民对艺术的不断渴求。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美学特征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 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具有典型的美学特征,在社会历史的不断演进过程中,随着艺术领域的逐渐扩大,其美学特征也不断呈多样化趋势发展。本文拟从情感美学特征、创造性美学特征和现代性美学特征三个方面来详细论述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美学特征,旨在促进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良性发展,同时也为其今后的传承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音乐被称之为流动性的建筑,能够给人一种美好的感受,不但可以有效地触动人类的感情世界,强化人类的专注力,调节人类的情绪波动,而且能够激发人类的丰富想象力与创造力。在华夏民族数千年的悠悠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与积累下来了无数珍贵的文化历史遗产,而民族声乐艺术就是其中最为璀璨的明珠之一。从广义角度去看,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包含范围非常广泛,即曲艺、戏曲、民歌、小调等都在其范畴之内。从狭义角度去分析,民族声乐艺术主要是指继承民歌传统唱法并汲取西方美声唱法的一种现代化民族音乐艺术。步入21世纪之后,在这个充满歌声的新时代,更是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向前推进的关键时期。因此,随着民族声乐艺术理论与研究的迅速发展,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探究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音乐领域也把民族声乐艺术的理论范畴与美学特点探索提上了重要日程。
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对审美的追求由来已久。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形态下便会形成其相对应的美学理念,长久以来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血缘关系和人伦关系是促使我国民族传统艺术文化美学理念形成的根本条件。而传统艺术文化中的美学理念对我国声乐艺术的演进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我国传统的音乐美学理念的形成产生于西周时期,经过了萌芽阶段、百家争鸣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发展时期,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这几个发展时期来看,便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音乐美学理念是在著名的儒家与道家音乐思想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环境下发展的,以当时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为基础形成了一套对音乐的理论,指出音乐必须要受到礼的约束,在审美的过程中注重将主客体、感性与理智等形式的统一,以给人们带来轻松、愉快的审美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民族声乐艺术自产生之日其便深受传统声乐审美理念的影响,经由社会历史的千锤百炼,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儒家和道家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天人合一、中正和谐的审美思想。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近代社会的开始,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开始广泛传进中国,促进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向具有现代美学特征的民族声乐艺术美学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音乐美学理念既充分吸收了我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精髓,同时也借鉴了西方社会音乐美学理念中的积极性元素,兼容共生,完全符合当下的美学思想观念,声乐艺术美学特征尤为显著,形成了典型的中国式民族声乐美学特征。
声乐艺术简单的说是指音乐和诗词二者的相互结合,其突出特征是借助艺术的表演形式将高级的社会情感传递给他人,即艺术情感。因此可知,声乐艺术的首要表现方式便是“声”,也就是歌声,演唱者本身具有的并通过一定的学习掌握到的发声技巧和能力;其次便是“情”,是指歌唱者对歌曲情感的把握与表达。古代音乐人士认为歌唱就是对某种事物表达内心情感的过程,情不仅仅只表达内在美,同时也在歌唱中占据重要地位,毫无情感表达的歌唱并不会被定义为艺术。古人认为声乐必须声情并茂,用声音将内心情感表达出来其最基本的要求。
从记载先秦之后的文献资料与近现代的歌唱实际表演去分析,把情感作为歌唱表现方式的基本理念具有主导性与一贯性。从如家学说中的孔子、孟子、荀子至《乐记》等在内的诸多历史文献,都将“用歌表达感情”当做审美音乐艺术的核心。在古代,唐朝著名的诗人与音乐艺术评论家,白居易就曾明确指出“唱情”的美学定义,其推崇声情兼具的演唱方式,反对没有任何任何唱情的演唱,这种新颖、独特的音乐理论观点对后世的音乐艺术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还有清朝的李渔,也认为明晰歌曲的感情并充满感情的去演唱,才能全神贯注并将应有的精神贯注到歌曲之中,不仅能够给予演唱生命,而且能够促使演唱变得自然、流畅、迷人。
从中可以看出李渔对“情”在歌曲中的重视程度,这是对白居易“唱情”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发展。近代以来,我国声乐艺术在西方浪漫派情感美学思想的重要影响下,把声情、词情和曲情融合后在歌唱上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特征,进而实现了音乐创作的水准。词情是指作者在进行声乐创作时将内心情感和心理感受借助能够抒发内心情感的词曲进行转化,因此不同的情感便通过不同的声调表达。
曲情是指作者在进行音乐创作时运用特定的调式与和声等艺术形式将音乐所包含的内心情感表达出来。声情是指以词情和曲情为核心,借助歌唱的方式将音乐中的情感幻化成非固定的音符,表面来看向听众传递的只是一种声音,但其中更多的则是对情的传递。必须对声乐具有一定程度的感知并能够较好地把握其中的情感才能将音乐中的声情表现的完美无瑕。
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兼容了古今中西的音乐美学思想,是一门具有创造性的综合艺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日渐形成了其特有的存在方式。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创造性美学特征简单的可以归纳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继承传统艺术精华的同时积极借鉴西方美学思想中的优势,在具有民族特色的同时也为其增添了时代性。
“古为今用”主要是指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创作、歌唱、审美等诸多方面都具有传统与当代的差别。当代中国民族声乐艺术是在传统声乐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的诸多优秀艺术思想和美学理念都是对传统声乐艺术的精华部分的传承与创新。“洋为中用”指的是在音乐表达形式方面,要学会借鉴西方国家美学思想中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歌唱技巧和审美观念,学会有选择性、有针对性地吸收其所包含的积极性因素。“洋为中用”于声乐艺术方面,表现为中西方的完美结合,一方面科学合理地吸收西方国家声乐艺术中的呼吸、共鸣、声音位置等表演和歌唱方法,赋予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表演形式和歌唱方面西方声乐艺术美学独特的审美感受和听觉体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创造性美学特征在中国民族声乐的艺术创作中也有着完美的呈现。不难发现,当前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创作的旋律、节奏、和声、配乐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现代气息。
我国的声乐艺术是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与西方声乐艺术思想、中国传统声乐艺术和现代民族声乐艺术、西方没声艺术与戏曲艺术一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各种声乐艺术的表现形式在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舞台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中华民族劳动人民智慧与创造性的象征。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时代的不断进步,世界各国文化频繁交流往来,人民的文化视域不断扩大,审美需求和欣赏水准也日渐提高。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这种新时代的背景下,在演唱、创作、审美等方面都紧跟时代潮流,呈现出时尚现代的美学形象,符合新时代的审美趋势,贴近现代人的审美观念。
纵观当下的民族声乐艺术舞台,不管是在表演者的外形包装上,还是在舞台布景方面,无一例外地都给观众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体验,充满了鲜明的时尚气息和强烈的视听感受。在听觉上,多种演唱方式的融合、音响伴奏的标新立异、歌唱风格的时尚多元等,都企图给人民大众带来独特的听觉体验;除此以外,新时代下的民族声乐艺术也伴随着个性的外部造型、璀璨的舞台布置、风格迥异的服装、三维立体的视频影像,都给观众强烈鲜艳的视觉冲撞力。在呈现方式上,演唱者打破常规,试图尝试和探索与众不同的表演形式,给予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一定的时代性,顺应了当下求异求新的美学艺术品味。著名歌唱家宋祖英在维也纳演奏大厅、美国肯尼迪表演大厅、鸟巢和台北小巨蛋音乐厅等都曾举办过独立的音乐演唱会。在诸多音乐会上,宋祖英与和多明戈、朗朗等音乐人士皆有过完美合作,将民族和声乐、民族和通俗、声乐和器乐结合,从多个方面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现代性美学特征,不断将其推向全世界人民的眼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
当包括电子音乐在内的抽象类音乐出现在世界的音乐之林时,时代发展的烙印就深深的刻在了声乐艺术中,对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而言,传统和时尚相互统一在一起是与华夏民族独特的审美特征相一致的。中国音乐具有别具一格的中华民族音乐的特色气息,这一系列因素都是中国民族音乐艺术与其他音乐艺术相区别的根本所在。因此,将传统演唱方法、表演与审美教特征与现代化的音乐表现相融合,是推动我国民族音乐艺术走向全世界的必经之路。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大背景下,要实现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现代化发展,以开放化、多元化的思想对待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而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我们以传统文化为根基,汲取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精髓,并促进声乐意识的现代化构建,培养坚定的民族声乐艺术主体观念;努力推动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多元化进步发展。另外,加强声乐艺术从业者的理论知识学习与研究,深深扎根于作品的创作,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声乐制作体系,提升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全方位、民族化、现代化与创新化发展。范围宽广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具有鲜明的时代美学特征。我们要始终坚信,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推进与各国的相互往来,必会进一步加强音乐艺术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也必定会在世界音乐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
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美学特征探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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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导演李安执导的电影《卧虎藏龙》是当代华语电影的经典之作,尤其是影片中的音乐创作巧妙地融入了中国民族音乐素材,不仅使整部影片摆脱了传统的武打电影模式,而且还形成了一种唯美品质和东方电影的美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民族音乐在电影《卧虎藏龙》中的运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 李安执导的电影《卧虎藏龙》在2000年获得了多个奥斯卡奖项的提名,在当时的国际影坛引起了较大轰动。除了唯美的电影画面、较高的艺术美学价值,电影中的配乐也为人称颂。影片里一段又一段的音乐把独特的东方美和西方乐曲相结合,呈现出了中国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和艺术精髓。本文主要从电影中的民族乐器、民族音乐、多元音乐的结合等多方面来简单分析《卧虎藏龙》中的民族音乐的运用。
我国的民族音乐发展历史非常悠久,是中华音乐艺术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其充分展现出了中华儿女的坚强意志、丰富情感、生机活力以及对美好的追求等等。中国的民族音乐深深地根植于传统中国文化之中,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孕育出了丰富且内涵深刻的民族音乐,而民族音乐作为我国电影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对我国的电影音乐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化的电影音乐持续发展与进步,致使民族音乐在电影音乐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近些年来,伴随着我国部分经典影片屡获国际大奖,有着明显中国特色的民族电影音乐增强了世界各地观众对中国的了解、认知与印象。同时,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个方言以及各个乐器等多方面的音乐资源都是我国电影音乐的重要财富,更是扩大我国电影创作以及电影音乐影响力的关键因素。本文以荣获第73届最佳外语影片奥斯卡奖的《卧虎藏龙》为例,深入分析研究民族音乐在这部电影中的具体运用,以此探讨民族音乐在电影中的重要作用。
音乐是电影艺术表达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电影艺术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电影的叙事、氛围都起到很多的积极作用。有这么一句话“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导演李安、电影的配乐制作人谭盾大师以及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就将“民族的”带到了世界电影的舞台上。《卧虎藏龙》中的电影音乐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效果,提高了影片的精神内涵。影片中的音乐与画面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很大程度上催化了观众的情绪、烘托了电影的氛围、也推动了电影的叙事和表达。
1 突出电影主题
影片《卧虎藏龙》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把青冥剑的失窃引发了一系列的江湖恩怨,但在实质上是关于俞秀莲和李慕白、玉娇龙和罗小虎四个人的爱恨纠葛。这两段爱情都是悲剧性质的,因而对音乐情感的要求是悲凉凄婉的,除了表现爱情的悲剧,还要展现出江湖侠士之间的恩怨厮杀。因此,李安用《月光爱人》作为电影的主题曲,从始至终贯彻在电影的叙事之中,音乐在柔美的夜景中娓娓道来,凄凉但绝美的月光之下,江湖的爱恨情仇和两对男女的悲剧爱情伴随着这首凄凉的曲子徐徐展开。歌曲还有一个悲伤的英文名称 A love before time,既夹杂了一丝悲凉,也暗示了电影中的两段爱情如时光一般转眼即逝,还暗示了江湖之中脆弱的爱情和命运。
2 渲染电影气氛
优美的音乐就像是魔术师,把人们带入一个似梦似幻的境地,渲染出电影的神秘气氛。音乐的节奏快慢、旋律张弛、音调高低起伏,都给观众带来不同的感受和情绪。例如《卧虎藏龙》中,罗小虎出现在大漠中时,李安导演采用了马头琴和二胡等乐器,渲染了大漠中的悲壮苍凉之景。与此同时,他采用了《阿瓦尔古丽》这一维吾尔族的民歌,表现出了罗小虎的不羁和浪子形象,也表现了他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在这样的音乐中,人物、场景和情感得到了完美的融合,观众在这音乐中又加深了对电影语言的理解和感受。
3 刻画人物心理
音乐自古以来都是表达情感和情绪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在电影中的运用也十分常见,音乐常常可以表达在画面中无法直接传达的气氛、情绪或者感觉,最主要的,它还可以表现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加深观众对影片内涵的理解。例如在电影中,玉娇龙盗来青冥剑之后准备闯荡江湖之时,为了表现她的愉悦,采用了云南的民歌《小河淌水》与特色乐器加以配合,优美婉转,把玉娇龙逃离禁锢,投身于自由的江湖的自然轻松和愉快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用清新自然的音调表现了玉娇龙涉世未深,不知世间险恶的单纯心理,为接下来情节的发展变化埋下伏笔。
4 深化观众印象
音乐在电影中的完美运用,可以带动观众的情感和情绪,可以给观众留下想象空间并且激发其想象力。一首独特的、优美的音乐可以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即使是许多年后,当同样的旋律响起,观众依然能回忆起电影中的这段画面。例如在影片中,玉娇龙和李慕白在竹林中比剑的场景,导演采用了箫这一民族乐器,苍凉凄婉的箫声和二人轻盈的姿态、打斗的动作、竹林的随风摆动相结合,形成了完美的视听感受,使观众完全进入电影的情景之中。
这部在世界上赢得广泛赞誉的中国式武侠电影中,有着大量的中国元素,乐器的使用更是带有明显的中国化特征。无论是侠士时常吹奏的箫和笛子,带有悲凉音色的二胡,展现豪迈大漠景象的悠扬的马头琴,还是磅礴壮烈的鼓,都在电影中与情节和场面调度相互辉映,给世界观众呈现了有中国特色的壮美画卷。在《卧虎藏龙》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感受苍凉的二胡、悠扬的箫和笛子、清丽的葫芦丝以及干脆利落的鼓乐,这些乐器不仅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民族特色,还给观众带来一次次视听享受。
1 婉转空灵的笛乐
在电影中“南行”这一片段里,采用了古代侠士常用的竹笛。在玉娇龙和李慕白在竹林打斗的时候,导演并没有采用竹笛,而是将其运用在玉娇龙逃婚南行的途中。竹笛的悠扬柔美加上具有云南特色的《小河淌水》,再配合以边疆特有的鼓乐之声,空灵而又活泼,将玉娇龙逃婚后的心情完整地通过这音乐传达出来。而在她与武林中人在茶馆打斗之时,音乐又急速变化,不仅表现了当时情况的紧急,也传达了玉娇龙此刻的情绪。与此同时,在这一段的打斗中,玉娇龙的武功招数和打斗力度的变化,也配以节奏、速度不同的音乐,表现了打斗的畅快淋漓,也展现了她的爽朗自由的性格和江湖人的洒脱。
2 独特凄凉的箫乐
箫声因其悲凉的特点一直是古代侠士的手中挚爱。在电影中“穿越竹林”的片段里,李慕白和玉娇龙穿越竹海的时候,苍凉的箫声在节奏上的变化十分强烈,营造了一种江湖特有的神秘感。在广阔的竹海之中,身着白衣的二人显得空灵脱俗,打斗造成竹林的晃动,这场景和凄凉又节奏感分明的箫声结合起来,给观众带来一种画面和声音的双重享受。
3 古风古韵的古筝乐
在玉娇龙和俞秀莲的“交锋”这一段中,导演采用了一段类似《十面埋伏》的古筝演奏。二人打斗过程中的金属武器声和带有金属特色的古筝乐声相结合,给观众以强烈的冲击感。当玉娇龙手持盗来的青冥剑一一砍断俞秀莲手中的武器时,武器之间的碰撞声和音乐相互融合,不仅表现了青冥剑的强大,也凸显了二人打斗过程的激烈。
4 悠扬沉着的葫芦丝乐
在著名的“夜斗”和“丝绸之路”两个段落中,就采用了悠远的葫芦丝对情景和气氛进行表现。在“丝绸之路”这一段落中,葫芦丝演绎了一段细腻悠扬的颤音,把云南民族乐器的独特魅力完美地表现了出来。在苍凉的月光下,大漠的黄沙悠悠地飘着,葫芦丝的声音就像从大漠深处传来,述说着这个沉着辽阔的大漠的故事。
5 带有维吾尔特色的热瓦普乐
热瓦普是新疆特有的弹拨乐器,当玉娇龙回忆起与罗小虎相识的场景,热瓦普的声音响起,在广阔的沙漠中,一位少女击杀着一群强盗,在这一打斗场景中,热瓦普的古老和娓娓道来和激烈的打斗相得益彰,在冲突中给观众以新鲜感,并且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效果。
6 神秘而有力的鼓乐
《卧虎藏龙》中鼓乐的运用十分纯熟,几乎所有的打斗场面中都有鼓乐的伴奏。最精彩的一段就是玉娇龙盗得青冥剑又被追逐的场景。在两声古琴之后响起了清脆的鼓音,随着打斗的激烈程度逐渐增加,鼓声也越来越密集,向人心头压来。鼓声的优点之一就是节奏的变化,张弛之间鼓声的节奏也带动着电影的节奏,扣人心弦而又精彩绝伦。
在电影中采用的主要乐器是鼓、大提琴和笛子,而其中又以大提琴为主,当西方的古典乐器演奏起东方的民族音乐时,带来了一种独特的风情。在《卧虎藏龙》中,虽然大量地使用了大提琴这一西洋乐器,但作为一部东方的武侠电影,大提琴在其中的表现是极具东方神韵的。电影一开始,就传来了低沉缓慢的大提琴声。马友友演奏的大提琴曲给观众带来了具有东方美学特征的艺术享受。
在这样的配乐中,影片水墨画般的色调和气氛缓缓叙述着爱情故事。琴声虽然悠扬缓慢,但也夹杂着江湖的凶险,在俞秀莲护送青冥剑进京的过程中,配乐时急时缓、张弛有度,在她到达京城的时候,影片在大提琴和京城的热闹声中正式开始。而后,玉娇龙还剑时和李慕白二人的会面之后,也随着大提琴的缓慢低沉的声音在苍凉的月光下展开较量,两位江湖侠士的英气和侠气在大提琴声中充满了东方神韵。中国的各民族有其独特的音乐形式和特征。在电影《卧虎藏龙》里,就有着韵味十足的边疆风情。在罗小虎和玉娇龙的回忆段落中,小虎唱着《阿瓦尔古丽》,悠扬而深情的旋律和极具民族韵味的声音相互配合,把罗小虎的性格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电影《卧虎藏龙》在对李慕白和俞秀莲二人被压抑的悲剧性爱情的刻画描写,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和约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爱情悲剧。电影中贯穿始终的主题音乐《卧虎藏龙》,在马友友深沉缓慢而忧伤沉着的大提琴演奏中,把这个故事向我们缓缓描述着。当李慕白倒在痛哭着的俞秀莲怀中,即将死去时,这样的寂静和悲哀都到了一个顶峰和高潮。
伴随着缓慢的大提琴的声音,英雄侠士的爱情故事向我们娓娓道来,音乐和情节的配合完美无瑕,表达了导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和对江湖情结的追求。电影《卧虎藏龙》中的民族音乐具有极高的艺术美学价值,其中的乐器主要为西洋乐器大提琴,也采用多种中国的民族乐器,配乐有着浓厚的民族特色,在难以调和的悲壮气氛下表现了创作者面对爱情悲剧的无奈和怆然。电影中的西洋乐器和民族音乐的结合营造了厚重低沉的气氛和空灵神秘的画面感,二者相互融合,给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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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艺术审美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展示,以及当代民族艺术发展的路径与取向,概括为 发现优势、坚持创新、走向超越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民族艺术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摘要: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文明。生长在这片土地,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其传统艺术文化的熏陶。民间艺术就是其中一种。那么什么是民间艺术?民间艺术对我过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呢?
什么是民族民间艺术?我认为所谓的民族民间艺术应该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和审美需要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具体来说,我们常常见到的剪纸艺术、年画、陶瓷艺术乃至我们小时候玩的风筝,加上大家耳熟能详的刺绣都是中国的民间艺术 真正的艺术来源于生活,许多民间艺术品已经成为了“华夏一绝”而被我们传承下来。而我今天要谈的就是陶瓷艺术当中的一种——陶瓷艺术装饰。
众所周知,中国是著名的陶瓷古国,并且拥有灿烂的陶瓷文化,同时我过的传统陶瓷艺术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它精美华丽的外表装饰以及无与伦比更加让人流连忘返,成为经典。但是中国现代陶瓷艺术的产生并不是中国传统陶艺的传承和延续,而是受西方现代陶艺观念的影响,我国现代陶艺的发展相对落后,经过陶艺家的多年坚持不懈努力,使得我过现代陶瓷艺术比较成熟,并且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而陶瓷艺术的装饰作为现代陶瓷艺术的一个分支,也趁着这股东风成长起来,它的饿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偶发的,而是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
那么什么陶艺装饰呢?正所谓“天下器物,多有装饰”。中国陶瓷发展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然而装饰和器物紧密相连,就这样便使一件普通的器物形成了独特的陶瓷文化风格,而这种特别的风格我们便称之为陶瓷艺术装饰。在人们多元化的今天,作为具有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陶瓷艺术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而现代的陶艺装饰则是在传统陶瓷艺术装饰的基础上的更新与发展,这样不仅促进了现代陶瓷艺术装饰在创作与表现形式、表现手法向更高的艺术境界拓展,这才出现了“百花竞艳、万象并存”的态势,它的创新技法,丰富的资源以及独特的创意形成了特别的工艺绘画形式。现在陶瓷艺术更加注重并强调的是作品对人产生的情感作用,陶艺家们用自己特有的设计理念,将自己更多新的内涵和情感融入到创作当中形成独特的陶瓷文化。陶瓷艺术也有它自己特有的装饰语言,我认为陶瓷艺术品不但是具有观赏价值而且它也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所以陶瓷艺术在装饰和造型方面都要具备特殊的艺术风格和形式。陶瓷装饰的设计不同于一般的绘画性艺术作品,其平面构成是在陶瓷器物的立体形式上完成的,必须服从陶瓷器物的形状和部位对装饰绘画的题材,形式的特殊需要,符合从任何一个角度对其立体形态的的陶瓷器物及附属的装饰文样进行审视,使之达到合二为一的完美性,才能称得上是成功的陶瓷装饰。因此,陶瓷艺术装饰是一种有局限性、有工艺材料限制及艺术要求的、同时以绘画的雕刻方式来完成的艺术创作。通过这种精湛的技术表现出来作品的观赏性当然是精美华丽的。陶瓷艺术装饰创作过程始终贯穿了整个艺术创作的审美发生、审美创造、审美接受三大环节。在人类社会文化艺术发展史与经济发展中,陶瓷艺术装饰在陶瓷艺术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陶瓷艺术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陶瓷艺术装饰是陶瓷文化的传播使者。陶瓷艺术装饰呈现给人们的是一种陶瓷文化精神。人们在劳动中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塑造人,陶瓷艺术不仅仅是物质产品,而且是一种精神产品,更是一种文化产品。陶瓷艺术装饰经过长期的实践,形成了独特的陶瓷文化。
陶瓷艺术装饰是中国陶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民族的宝贵财富。陶瓷艺术装饰作为商品走向世界各地不断地传播着中华民族的陶瓷文化,促进了中国民间文化的发展,对满足人民的生活和审美需要,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瓷器是我国重要的文物,是中华人民的独特创造。然而,陶瓷艺术装饰也比较完美的体现了中华民间艺术文化的面貌。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在中华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和风俗习惯的差别,各少数民族形成了自己众多的具有特色的民族传统节日和文化艺术。
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和文化艺术,是指少数民族的历代先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适应生产生活的各种需要与欲望而创造出来的,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修增、传承下来,所以内容便更加丰富多彩。民族传统节日和文化艺术不仅是民族文化异彩纷呈的表现,同时还是广大少数民族人民进行物质和精神交流的场所,所以民族节日和文化艺术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并逐渐融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
一、民族节日
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孕育了斑斓各异、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节日。我国到底有多少民族传统节日,这个问题很难准确地回答,只能是一个大约的估计。我国56个民族,从古到今的节日大约有1700多个,其中汉族的传统节日有500个左右,而少数民族的民族传统节日则共计有1200多个。
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很多,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情况复杂,其来源有多种说法。史书又无统一记载。因而提及传统节日的来源,很难一一论及,只能大概归类。
1.以欢庆丰收、祝贺胜利为主题的庆祝节日。
历史上,少数民族基本上从事农牧业生产,并兼营狩猎、采集。在秋收来临或粮食归仓之时,人们都要汇聚一起,开展各种各样欢庆丰收的集会。如侗族的吃新节(又称尝新节),流行于贵州、湖南、广西三省的侗族山乡,大都在稻谷即将成熟的农历六、七月间择日举行,侗家纷纷杀鸡宰鸭,打酒买肉,并到田间采摘新禾,拿回家中烘干,舂成新米,煮成新饭,连同鸡鸭鱼肉一起供奉祖先,然后全家聚餐,以此预祝即将到来的丰收。
2.以祭祀神灵、纪念祖先为主题的祭祀节日。
这类节日大都源于古代祭祀鬼神与祖先,以后历代传承下来,如蒙古族的祭海节、祭天节、祭敖包、祭秋;满族庙会;土族谢神会;裕固族祭鄂博;彝族认祖节;羌族山神节;畲族迎祖节等等均属此类。届时,或以家庭,或以村寨为单位杀猪宰羊,供奉祖先神灵保佑,消灾去祸,人畜平安,获得丰收。
3. 以追念崇拜英雄人物为主题和重大事件的纪念节日。
这类节日,是在过去年代里少数民族怀念本民族英雄而代代传承下来的。苗族四月八就是典型的一例。届时,苗家人身着鲜艳盛装,吹着芦笙、唱歌跳舞,悼念本民族的英雄,经过历史的演变渐渐形成各族人民共同参加的娱乐节日。侗族林王节,也是流行在贵州锦屏县寨母一带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六月六日,家家要蒸糯米饭,包制一种粗如大碗、长约一米的大粽粑作为干粮,连同酒肉鸡鸭带到寨母古枫树下,祭祀林王,并载歌载舞,歌颂林王的为人和功绩。 下面具体列举部分少数民族传统节日
1.蒙古族
传统节日主要有旧历新年,蒙古语为“查干萨仁”,即白色的月。蒙古族的年节亦称“白节”或“白月”,这与奶食的洁白紧密相关意。此外还有那达慕、马奶节等。
2.傣族
每年傣历六月(公历4月中旬)的泼水节,是信奉上座部佛教的傣、德昂、阿昌等民族最重要的节日,泼水节又叫浴佛节,原与“佛生时龙喷香雨浴佛身”的佛教传说有关。又有当地神话如七女除魔等传说和习俗掺入其中,形成了由采花节和泼水节组成的独具特色的傣族节日。节日的主要活动是浴佛、泼水、赛龙舟、赶摆等。泼水节期间,几乎所有人都湿淋淋的,到处水花飞溅。年轻人敲着象脚鼓跳起孔雀舞,互相扔掷香包,传递情谊。
除了多样的民族节日之外,民族文化艺术同样丰富多彩。下面,就从舞蹈艺术这方面来简单介绍一下民族文化艺术。
二、文化艺术
在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汉族民间舞、藏族舞、蒙古族舞、维吾尔族舞、傣族舞、彝族舞、朝鲜族舞等。
1.藏族舞蹈
在素称“世界屋脊”的我国西部青藏高原上,生活着能歌善舞、具有悠久歌舞传统的藏民族。几百万藏族同胞勤劳、纯朴,善于以歌抒怀,借舞抒情。银白的雪山,一望无际的莽原,在河谷飞平坦的坝子上他们可以尽情欢舞。大自然造就了藏族人民优美的歌喉、矫健的体魄,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豪迈的现实生活则是他们即兴歌舞创作的源泉。人民在歌舞中欢庆佳节,也在歌舞中祭祀祈祷,用歌舞来伴随劳动,也以歌舞赞美爱情与生活,歌舞活动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西藏舞蹈与歌唱艺术密切结合,以歌中有舞、舞中有歌的独特艺术风格著称。
2.蒙古族舞蹈
蒙古族人民世代生息在我国北方辽阔的大草原上,自古以来崇拜天地山川和雄鹰图腾,由于长期的游牧狩猎生活和受草原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响,蒙古族与其他东方民族差异很大,形成了强悍、矫健的体魄和桀骜不驯、勇往直前的性格,同时也创造了富有草原文化气息的、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草原游牧舞蹈——蒙古族舞。他们的民间舞蹈热情奔放,稳健有力,节奏欢快,具有粗犷、剽悍、质朴、庄重的鲜明特点,洋溢着来自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呈现出一派豪放与自信的“天之骄子”的气概。
综上所述,正是少数民族灿烂的节日和文化艺术构成了中华文化灿烂的一部分,同时民族传统的节日与文化也是促进民族意识和凝聚力增长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节日文化是保护和推动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增长的一道屏障,是扩大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影响的一条渠道。从众多的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群众的文化素质与社会心理面貌。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节日和文化艺术,其文化内涵,由于时间的相别,规模的不同,活动内容的相异,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增长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广泛吸收接纳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文化在历史的长河里可以一直灿烂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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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毛泽东思想与民族创新精神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摘要: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离开创新,就谈不上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不讲创新也就不可能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前进的力量。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精神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也是极其重要的。
一、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和,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二、民族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现代人应该具备的素质。 创新精神属于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范畴,是进行创新活动必须具备的一些心理特征,包括创新意识、创新兴趣、创新胆量等。创新精神是一种勇于抛弃旧思想旧事物、创立新思想新事物的精神。
三、毛泽东关于创新问题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毛泽东曾描述说:“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急剧变动的时代必然就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树立了鲜明的创新精神。 从历史实践来看,促使毛泽东创新精神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因素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早年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当时新思想的汹涌澎湃使青年毛泽东培育起创新的思想意识。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近年欧潮东渐,学说日新。全国学界人士,靡不振臂奋起,顺应潮流,从事改革。”(注:《毛泽东早期文稿》,495页,湖南出版社,1990。)第二,大革命失败后被迫退到偏僻落后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促使毛泽东不得不面对原先没有想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他意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的事情就只是发生在中国,“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三,一段时期里党内教条主义的盛行以及指导中国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促使毛泽东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过程中,注重树立创新精神。毛泽东还曾把教条主义者称为“思想上的懒汉”,就是指他们只会用现成的思想理论,用别人得出的观点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总之,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既是大变动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革命实践催化的结果。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创新精神,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毛泽东曾把人的思维器官——脑比喻为“加工厂”,他说:“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这就把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了。
第二,勇于创新,才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1930年毛泽东针对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严肃地指出:如果以为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动脑筋,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或者拿着书本上的知识照抄照搬,革命就可以取得胜利,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里,毛泽东很明白地表示了这样一层意思: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共产党人才能在斗争中创造出新局面。毛泽东提倡的“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第三,有没有创新精神,是对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毛泽东认为,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党员,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指出,领导干部和党员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树立创新精神是毛泽东对党的干部以及党员的素质提出的明确要求。
第四,只有发扬创新精神,才能保障中国的胜利。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不思创造,不求发展,结果只能落后于形势,对革命不利。他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应当注意随时调整和更新。
第五,坚持创新精神,关系到对待革命理论的科学态度。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毛泽东一再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从具体的条件出发,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可见,科学地对待革命理论,也是一个创新问题。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摘要】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创新精神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极其重要。
【关键词】毛泽东 创新 民族精神
【正文】
一、关于“创新”
创新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与功能:在微观层面,创新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根本;在宏观方面,创新则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创新作为民族进步的灵魂,是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深入阐发与时代表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就是说在影响民族进步的各种因素中,创新是决定性的因素,起着核心的作用,创新是使一个民族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源泉。
在党的中,“创新”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共出现55次:
①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年的基本总结:8次出现“创新”:创新型国家 创新社会管理 党的建设改革创新 科技创新能力 理论创新 创新发展理念 理论创新 勇于创新
②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9次出现“创新”:实践创新 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 改革创新精神 理论创新 科技创新 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创新社会管理
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3次出现“创新”:创新型国家 创新人才 创新
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9次出现“创新”:创新驱动发展 管理创新驱动 金融创新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科技创新 自主创新 创新 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协同创新 国家创新体系 技术创新体系 知识创新体系 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 科技创新 创新资源 创新发展 创新开放模式
⑤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次出现“创新”: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1次出现“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
⑦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5次出现“创新”:创新社会管理 学生创新精神 创新社会管理 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
⑧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2次出现“创新”:以创新发展军事理论为先导 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创新能力
在党的十七大中,“创新”一词共出现56次:
从词性分析:既有名词的用语,如创新型国家、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改革创新、文化创新、科研方法创新、自主创新、创新活动、传播手段创新等;也有动词上的使用,如勇于创新、创新发展观念、创新对外投资体制、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等;同时,也有从形容词角度的作用,如创新的智慧、创新的环境等。
从战略层面分析:既有从创新型国家、国家创新体系等宏观战略层面,也有从组织制度创新、创新体制等中观层面,也有从自主创新能力、科研方法创新等战术层面。创新型国家是我国的最高战略目标。 从“创新”用语的广度与深度看,出现了一些新的创新用语,如传播手段创新、科研方法创新、创新文化生活方式等,都体现了时代精神。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重大理论创新和重大战略部署之一。
二、毛泽东思想
由以上总结可以看出国家对于创新精神的高度重视,而早在多年以前,毛泽东就已经强调了创新的重要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民族创新精神
民族创新精神是一个特定的文化概念,不同于一般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生成、发展演化过程中逐渐积淀下来的民族生存哲学,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生存和延续的灵魂,亦称民族意识;而民族创新精神则专指民族精神中积极追求真理,不惧邪恶,求真、求善、求美、求新的精神气质。民族创新精神是民族精神中的最优秀品质,是表征民族文化活性的关键特征。
四、毛泽东关于创新问题的认识
1.产生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毛泽东曾描述说:“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1]急剧变动的时代必然就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树立了鲜明的创新精神。
因此,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既是大变动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革命实践催化的结果。
2.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创新精神,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毛泽东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2],“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3]。
毛泽东曾把人的思维器官——脑比喻为“加工厂”,他说:“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4]。这就把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了。
第二,勇于创新,才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
1930年毛泽东针对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严肃地指出:如果以为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动脑筋,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或者拿着书本上的知识照抄照搬,革命就可以取得胜利,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5]。这里,毛泽东很明白地表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共产党人才能在斗争中创造出新局面。毛泽东提倡的“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第三,有没有创新精神,是对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认为,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党员,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指出,领导干部和党员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6]。因此,树立创新精神是毛泽东对党的干部以及党员的素质提出的明确要求。
第四,只有发扬创新精神,才能保障中国的胜利。
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不思创造,不求发展,结果只能落后于形势,对革命不利。他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应当注意随时调整和更新。
第五,坚持创新精神,关系到对待革命理论的科学态度。
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毛泽东一再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从具体的条件出发,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7]。可见,科学地对待革命理论,也是一个创新问题。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可以说,离开创新就谈不上毛泽东思想,不讲创新也就不可能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前进的力量。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思想与民族创新精神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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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研究是将音乐研究置于整体民族的角度上进行的,所以民族音乐研究不仅仅是对民族音乐本身的研究,也包含了对整个民族文化体系和民族风俗人情的研究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民族音乐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少数民族音乐艺术
(一)少数民族的民歌音乐
少数民族的民歌音乐,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其中既有想象宇宙形成、人类起源、民族来源的“古歌”;也有歌颂本民族英雄人物的“史诗歌”;还有叙述本民族传说故事、描写生产劳动、歌唱爱情的“叙事歌曲”等。不过,这些可总称为“叙事歌”。达斡尔族的“舞春”(亦为“乌春”)是一种诵调式叙事歌曲,内容有反映劳动生产的,如农家苦、打鱼、伐木等,亦有反映士兵厌倦清政府强迫其征战的《薄坤绰》。它以四句为一节,全曲有十几节乃至几百节不等。维吾尔族的叙事民歌,称“达斯坦”,它由说、唱、演奏等多种形式组合而成,内容多为民间传说故事,如《艾里甫与西苓》、《塔赫尔左胡来》、《好汉斯依提》等。柯尔克孜族的叙事古歌、史诗歌带有神话色彩,如《库尔满别克》、《库加牙西》、《玛纳斯》等,曲调虽较简单,但却仍悠扬。锡伯族的古老民歌,称为“菲散布热乌春”,内容有反映民间困苦生活的,如《亚其那》;有反映西迁历程的《西迁歌》。其音乐曲调,分为上下两个乐句,反复吟唱。彝族的叙事民歌,在楚雄称“梅葛”,在红河称“先基”,在永仁称“米果库”。内容有史诗《梅葛》、《阿细的先基》,赞美爱情的叙事歌曲《阿诗玛》等。
(二)少数民族的说唱音乐
在清代前期,说唱音乐这种艺术形式,在少数民族中亦深受喜爱,并形成了富有本民族特色的说唱音乐艺术。其中,最为著称的有:蒙古族的《好力宝》,内容为说唱民间故事。朝鲜族的说唱音乐,有叙述历史故事的,如《楚汉相争》、《赤壁之战》等;有说唱传说故事的,如《春香传》、《沈清传》等;有说唱美景风光的,如《花草短歌》、《游山歌》等。白族的说唱音乐艺术,称为“大本曲”,它是由本民族山歌、小调,用曲牌套连的形式,加以说唱,其中有民间故事《秦香莲》、《梁山伯与祝英台》、《董永卖身》等,深受民人喜爱。
二、少数民族音乐与其他民间音乐的关系
民间音乐包括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五部分,这些民间音乐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丰富、互相促进的关系,但从根本上说,民歌是其他音乐的基础。1.民歌是民间歌舞的基础:一些歌舞音乐显然来自于民歌,或是在民歌的基础上稍加变化,而加上舞蹈动作,如歌舞“凤阳花鼓”便是在《凤阳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2.民歌是说唱的基础:我国的许多说唱显然是从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如四川清音的许多曲调就是在一些民歌(如《放风筝》、《泗州调》、《麻城歌》等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3.民歌是戏曲音乐的基础:许多地方戏曲剧种的音乐就是在当地民间小调的基础上,经过加工而形成和发展的,如在嵊县山歌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越剧、在湖北和安徽民歌小调基础上发展的黄梅戏等。4.民歌是民族器乐的基础:许多器乐直接来自于民歌,如河北吹歌这种乐种就是来自于演奏河北的民歌。民歌是其他音乐的基础,但是在歌舞、说唱、戏曲与器乐形成和发展以后,其较高的艺术水平又反过来对民歌的艺术性提高产生了作用。
(一)蒙古族民歌
蒙古族民歌有两种分类方法:1.按题材分类,分为牧歌、赞歌、思乡曲、宴歌、谚歌、叙述歌、儿歌等;2.按体裁分类,分长调(蒙古语:乌日汀道)和短调(包古尼道)两类。长调的曲调悠长,节奏自由,篇幅较长,气息宽广,情感深沉,在持续的长音上常有类似马头琴演奏式的颤动和装饰,有的长调还具有史诗般雄浑的气魄和历史沧桑感。牧歌、赞歌、思乡曲等属于此类,代表曲目如《辽阔的草原》、《牧歌》等;短调的曲调较紧凑、节奏整齐、篇幅较短小、轻快活泼、音域较窄,狩猎歌、叙事歌等属于此类。代表曲目如《黑缎子坎肩》、《嘎达梅林》、《森吉德马》等。蒙古族民歌的音乐特点,在音阶上,多用五声音阶,也用七声音阶;在调式上,以羽调式和徵调式为主,其次是宫调式和商调式;旋法上,旋律常呈抛物线状,即一个乐句或乐节的高点常位于中部,此外,音程跳进较多;性格上,具有开阔、稳健、彪悍的性格。
(二)哈萨克族民歌
哈萨克族民歌在内容上可分劳动歌曲、颂赞歌曲、爱情歌曲、习俗歌曲和其他歌曲五类;在演唱形式上可分为独唱、弹唱(冬布拉弹唱)和对唱三种。哈萨克民歌音乐特点,在音阶上,常用七声音阶,也用五声音阶;在调式上,用中国五声调式和欧洲体系的七声调式;旋法上,普通带有呼唤式的音调,多由主音和四度或五度音构成,跳进是其核心音调;在节奏节拍上,常使用混合节拍。
(三)达斡尔族民歌
达斡尔族民歌从演唱形式上分为四类:1.“札恩达勒”,它是近似山歌、小调体裁的民歌,曲调高亢奔放,抒情性强;2.“哈库麦”舞蹈歌曲,音乐热烈欢快;3.“乌春”民间艺人用四胡自拉自唱的歌曲;4.“萨满曲”(或称“雅得根”),古老的宗教祭祀歌曲。
三、少数民族音乐艺术的审美特性
(一)传统美
传统美学的追求以美为理想状态,“优美”、“典雅”、“崇高”、“喜”等作为传统美学的审美范畴体现出一种确定性和单纯的快乐,即审美愉悦。但是,在生产力较为落后、巫术,祭拜活动频繁的族群中,原始心理活动如恐惧、祈求、崇拜、诅咒等仍然大量存在,他们的一切活动主要出于生存的目的而非审美的目的,所以就出现了与传统美学意义相反的审美的异态。土家族的民间音乐中存在大量的审美异态现象,“丑陋”、“怪诞”、“狂乱”等审美意识在土家族大量的音乐、舞蹈中都有典型的体现,如《跳丧鼓》,土家族谚语有云:“父母亡,鼓报丧,众必跳,歌必狂”,众人对着死人长啸当歌、狂歌热舞,以歇斯底里的嘶鸣为歌,舞蹈动作含胸扣背、踏地为节,一步多颤,摇动构形,颇为怪诞诡异,且据清《巴东县志》记载:“歌舞达旦,或一夕或三五夕”;再如《哭嫁歌》,婚嫁本是喜事,却以“悲”代“喜”,音乐形式自由,多下行进行,且音符常以短长短长交替出现
(二)“为了审美”的价值取向
西方“美”观念的构成有六个要素,要素之一——“精神距离”。就是说,参与音乐的人使自己与音乐“游离”并保持一定距离去审视它,在审美的水平上关注音乐。但是,如果以这个标准衡量,许多民族就不持有美的态度了,因为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把音乐从文化中抽离出来,以一种“为了审美”的价值取向来审视音乐的。白马人把歌唱看的比器乐重要,这看似只是行为上的差异,我认为这其中隐藏的是白马人对音乐的哲性思考,用身体的一部分歌唱而不用身体之外的乐器表现,音乐在白马人那里不能被抽离,他们把音乐看作是身体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
(三)音乐中的人文性格与音乐观
族是一个将伊斯兰教及由此而衍生的民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人伦礼仪的信仰和尊奉视为立族之本的民族,在回族的传统观念中,有教方有族,失去了伊斯兰教,没有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或对相应的风俗习惯的遵从,那么回族共同体也将会逐渐消失。这使得回族人对自己的信仰和风俗习惯极其珍视,并将其确认为本族文化的根基,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中,虽然乐于学习和吸收外族文化,但这种学习一般不会以牺牲自己最根本的信仰为代价,可以说,伊斯兰文化是回族文化的根基,它塑造了回族文化的基本范式,强烈的文化自尊心、文化防守心理,是其人文性格的显著特点。所以,一个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自然和宗教观念相对淡薄的汉族的文化价值观不同,音乐观也就不同了。
一、民族音乐学理论概述
民族音乐学理论是一个世界音乐研究范畴的概念,在我国,由于我国民族音乐体系众多,因此民族音乐所呈现出的多样性、鲜明性等特点,都印证了我国民族音乐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民族音乐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从本质上而言对民族音乐的理论研究,其实就是对经过长期发展沉淀并逐渐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民族音乐的研究①。在经过漫长而又悠久的发展历程,民族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与传统音乐的形成发展如出一辙,在音乐形式的表现上大多是通过歌舞以及乐器,有某些民族音乐体系中,可能还会包含当地的戏曲。由于我国丰富的民族音乐现状,以及具有的鲜明的民族特色,使得民族音乐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了多样性和丰富性,民族音乐在音乐风格上也对不同的民族特色进行融合和发展。民族音乐承载了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和文化,以及一个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核心,是经过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可见在对世界音乐文化的研究之中,民族音乐理论要就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主要在民族自身的研究角度上进行研究的,因此这是民族音乐研究与其他音乐研究最大的区别。从上文的叙述可以发现民族音乐的出现不仅仅是来源于音乐,都是也依赖于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沉淀,而对民族音乐的研究,主要针对民族音乐的起源、发展经历、以及演变的过程的研究,并对民族音乐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进行探索和研究。因此,通过对民族音乐的研究,不仅仅是对音乐发展规律的认知和研究,同时也是对我国不同文化发展历程的研究,也是对我国不同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促进,从侧面而言,对我国的民族人文科学的研究也提供了有利的参考。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基于整个民族的角度来进行的,所以对民族音乐的研究包含一个民族的音乐体系,以及一个民族所拥有的所有音乐内容,其中会涉及到民族音乐的背景、文化和民族精神等,还对民族音乐的研究进行动态研究,也就是对民族音乐的整个发展阶段进行研究。除了对民族音乐发展阶段的研究以外,还要对民族音乐对其他音乐类型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民族音乐和传统音乐从发展到如今,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一直存在,也正是由于两者之间存在的关联,使得民族音乐理论对传统音乐的发展和研究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之中。
二、民族音乐学理论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影响
(一)对传统音乐研究模式和角度上的影响
对于民族音乐的研究不仅对要对民族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同时也要对整个民族的文化进行研究,因此在对民族音乐的实际研究之中,一般会对民族音乐的研究视角放在整个民族的角度上来进行研究。在目前对民族音乐的研究的过程中,一部分学者提出应将对民族音乐的研究放入整个民族文化研究的体系中进行研究,而这种研究研究方式,就是所谓的文化相对主义价值观。而回顾以往对我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往往是将对传统音乐的研究分为音乐文化和音乐典籍的单独研究,在研究过程,较为注重对传统音乐节奏、旋律、演奏等音乐形态的研究,并未将传统音乐研究放在整体的社会文化的环境和背景中进行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使得传统音乐研究缺乏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方面的研究,在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之中也难以体现传统音乐所蕴含的文化底蕴。随着民族音乐理论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文化相对主义价值观的逐渐形成,对传统音乐研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影响下,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也效仿对民族音乐的研究,将传统音乐的研究置于整个文化背景之中,从而在整体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背景和氛围之中对传统音乐进行研究。
(二)传统音乐研究从书面材料演变为实地考察
对传统音乐进行研究的过程之中,对传统音乐的研究往往是依靠现存的文献和典籍等纸质材料对传统音乐进行研究,不管是对传统音乐的发展历史、发展形态等的研究都是来源于纸质材料的记载,这种研究形式更类似于纸上谈兵②。在对传统音乐历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只是依靠书面的记载是远远不够的,这种类似于纸上谈兵的研究方式,及时得到了研究结果,也是与实际现实存在极大的差距,难以相符,所以对历史的研究,必须要“迈开腿”,“走出去”,亲自来到传统音乐发展中的实地,走进传统音乐发展中所经历过的环境和氛围,进行实地实景的考察。从时间点来说,从五四运动后,对传统音乐的研究终于走出了文献和典籍,来到了传统音乐发展经历过的实地,在传统音乐发展的历史现场,对传统音乐进行研究,而这种走进历史实地的研究方式,因是在民族音乐理论发展之中提出的研究方式。这种深入音乐发展历史实地的研究方式,不仅仅是一种传统音乐研究方式上的转变,同时对传统音乐研究者来说,也是与传统音乐亲密接触的最佳机会,传统音乐研究者在深入实地进行研究考察的过程中,可以回到传统音乐发展演化的现场,感受音乐带来的精神上的洗礼和心灵上涤荡。而这种深入历史实地的传统音乐研究方式,可以在深入实地研究中,收获比书面资料更丰富的音乐文化研究,同时在真实的实地文化熏陶中,切身的体会到当地的文化和音乐之中的关联和影响,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也会更加透彻和深入。例如很多民间的传统音乐,只有来到音乐存在、流传的当地,感受到当地的人文、风俗,看到当地的一山、一水,才能真真的领会到音乐中所传达的情感和精神,只有深入到当地,体会真正体会到音乐中所流淌出的情韵,以及音乐带来的美妙感受。
(三)传统音乐研究从单一走向多元
在我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一种规律,就是传统音乐中对汉族音乐的单一研究,缺乏传统音乐的多元化发展。从传统音乐发展的整个历程之中,一眼望去基本都是以汉族音乐为发展主基调,在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演化,汉族音乐的发展地位依旧难以动摇,在元朝和清朝时期,传统音乐的表现和发展依然对汉族音乐的模仿,无论音乐歌舞,还音乐曲调和音乐形式都为形成自身的特色,即使做了自身民族音乐与汉族音乐的融合,在音乐的再次创作过程中,汉族音乐依旧占有主导地位,所以长久以来,传统音乐一直是以汉族音乐为核心的。与此同时,在长久以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过程中,汉族音乐一直都是传统音乐的研究主体,忽视了对其他民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因此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一直呈现出一种单一性。但随着民族音乐的逐渐发展完善,民族音乐理论对于传统音乐的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介于此,我国传统音乐研究无法还像以往只对汉族音乐进行关注和研究,,而是将传统音乐研究置于整个音乐体系之中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形式的转变,也使得我国传统音乐研究从以往的单一性发展为现在的多元化。我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多元化研究转变,具体表现在实际研究之中,不仅对音乐理论研究带来了转变,同时也影响了音乐文化著作,在全国范围内的音乐文化著作的发行和出版,不但是音乐研究多元的表现,同时也促进了音乐间多民族的融合和共同发展。在多元化的传统音乐研究之中,民族音乐研究在对民族音乐进行研究时,就需要几个民族音乐置于整个音乐体系中进行研究,要强调民族音乐和民族文化的形成以及发展演化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与民族发展演变过程的一致性,不能单纯的用一种音乐文化来对比对另一种音乐文化来进行解读和理解,由于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的地域、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别,所以不同的民族音乐之间不能进行简单的对比,所以在对传统音乐的多元化研究过程中,不能将汉族音乐与奇特民族进行简单粗暴的对比,对待不同民族的音乐,要以平等、尊重的心态,去评价不同民族音乐所富含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从而在不同民族音乐之中发现其独有的艺术意蕴,进而更好的进行传统音乐的多元化研究。
(四)传统音乐研究水平得到了提升
从对传统音乐的研究开始至今,对音乐的学术研究大多停留在对音乐本身、音乐历史等的研究上。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引入,则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对传统音乐的研究如上述所言,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从以往的单一性研究过度到现今的多元化研究,不仅对传统音乐本身,以及传统音乐发展演变所经历的历史文化背景、人文风度等进行了研究,并借鉴和融合其他学科、人文等思想和方法来对传统音乐进行对比研究,这对传统音乐研究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飞跃。我国的民族音乐由于民族数量多,音乐形式丰富多样,因此我国的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建立起了具有民族针对性的例如满族音乐研究会、侗族音乐研究会等分民族的音乐研究会,进而根据不同民族的地域特色、风土人情等对不同的民族音乐进行研究,在对不同民族音乐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还对民族音乐的现有状况、未来发展走向做出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除此之外,民族音乐的研究成果也应该回归民族,回到民族音乐的发源地,进而促进当地民族音乐的发展优化,并对当地的民族文化进行很好的保护和传承。每一位民族音乐研究者都应该在对民族音乐的研究过程中,遵循一种研究理念,民族音乐研究主要是来源于民族,因此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也应该回归民族,让民族受惠,让实践去检验研究成果。而对民族音乐的研究,以及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认识和理解应用到实际之中,用于帮助更多的大众来认识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习俗,从而使得不同民族之间可以相互尊重,融洽相处,从而更好对民族音乐、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进行很好的保护和传承,使得民族音乐和民族文化可以在尊重、平等的环境中得到应有的理解,保留下真实的文化和环境形态,减少由于人们的误解和无知对民族音乐以及民族文化造成的破坏和负面影响。不管是在哪一个角度对民族音乐,民族音乐都是不可取代的存在,因此不管是哪一个民族的民族音乐都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民族音乐是带有浓浓民族韵味的音乐,所以对于民族音乐的研究就是对一个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乃至整个民族风貌的研究,而对其他类型的音乐的研究则与此有很大的区别,对于民族音乐的研究,是对音乐以及与音乐相生相息的存在环境一同加以研究的,对民族音乐研究所研究的内容是不同区域内,不同民族音乐的发展规律以及音乐发展历程的,这不仅仅是单纯的民族音乐研究,同时也是对民族人文的研究。而通过对不同民族音乐的研究,也促进了不同民族音乐之间的沟通和融合,进而推动民族音乐的优化发展。也正是由于对民族音乐的研究时将对音乐的研究放眼于整个民族文化和精神范围之中进行研究,所以民族音乐研究的大的研究文化背景也早就了民族音乐研究大的眼界。民族音乐这种以更开阔的视角对音乐进行研究的方式,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促进了对传统音乐的研究方式等的转变,也提升了传统音乐研究水平。效仿与民族音乐的研究,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也将对音乐的研究着眼于大的文化背景之下,将对传统音乐的研究扩大为对传统音乐存在背景下的社会文化和时代背景的研究,使得对传统音乐的研究更具有文化意义,同时也使得传统音乐研究更加深入,把对传统音乐的研究带入到当时的文化背景、时代背景、地域特征之中,研究者对传统音乐有了更为透彻的感受和理解,因此介于这种研究方式和方法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也更具真实性以及历史意义,所以在对民族音乐研究的熏陶和影响之下,传统音乐研究水平也得到了提升。
(五)基于文化基础上的对传统音乐的研究
以往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不仅仅只单纯的依靠文献典籍等文本资料,同时对传统音乐的研究经常将研究重点局限于对音乐节奏旋律、曲调节奏等单纯传统音乐构成的研究,这只是对传统音乐的表面形式的研究,逐渐对传统音乐的研究逐渐深入到对传统音乐存在于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习俗、人文环境等因素的研究,传统音乐的研究变成对一种特殊文化现象的研究,是基于文化基础上的研究。因此,对传统音乐的研究,将文化大背景融入到对音乐的研究之中,不再是单纯的音乐形式等的表面层次的研究,而是演变为融入文化和精神的研究,将传统音乐研究演变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这样才可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更加透彻和深入,才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人文环境中,对传统音乐的出现、发展、演变等作出更贴切、更真实的研究和还原,从而得到更具有真实性,更具有历史价值的研究成果,并对音乐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和保护。民族音乐研究学者不仅要对民族音乐研究引进更加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民族音乐研究观念,寻求音乐跨越语言和国界间的交流和融合,更不能忘了自己的“本分”。除此之外,对音乐的研究也应向西方等先进国家进行学习和借鉴,对音乐的研究不仅要展望未来,同时也要回首过去,对过去音乐研究走过的道路和获得的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从而为未来的音乐研究做好铺垫。同时对于不同的音乐要持有尊重的态度,平等的对待不同类型、不同民族、不同体系的音乐,求同存异,寻求不同音乐之间的交流、融合以及共同发展。文化相对论不仅对传统音乐研究带来的新的发展方向以及对传统音乐研究的冲击和影响,也要认识到对音乐文化和精神遗产的保护,以及对音乐资源的再利用。可见,通过上述的叙述,对民族音乐音乐的研究不再是单纯的对音乐本体的研究,而是对不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研究,在对民族音乐的研究的影响,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也逐渐脱离了对音乐本体研究的单方面注重,对民族音乐的研究也如同对民族音乐研究一般,成为了一种对文化的探索和研究。
三、总结
综上所述,民族音乐学理论的研究对传统音乐研究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之中,民族音乐学理论对传统音乐研究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发展。不管是民族音乐,抑或是传统音乐,对其进行研究的核心思想就是希望通过研究进而更好的促进音乐的进步和发展,只有发现和寻找到不同音乐研究之间的影响,才能更好的将不同类型的音乐以及所代表的不同文化进行更好的交流和融合,从而实现音乐总体上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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