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阿尔蒙德心目中的公民文化就是参与型政治文化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论文摘要:公民文化的建设是当前政治哲学讨论的热点之一,汉娜·阿伦特通过对行动、公共领域等概念的分析和界定,对建立在“积极参与”这一公民共和主义传统上的公民文化作出了极富原创力的思考和阐释。阿伦特希望借此来提醒世人重新肯定行动、重建公共领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
论文关键词:积极参与;公民文化;行动;公共领域
公民文化(CivicCulture),亦即公民政治文化,是由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于1956年最先提出的。从文化视角探讨人们的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生活,即政治系统内的个人和社会各利益诉求主体对于该系统的态度取向,可分为地域型文化、臣民型文化和参与型文化三种类型,所体现的是现代文化与优良传统文化的结合。但公民文化首先“是一种忠诚的参与文化。个人不仅取向于政治输入,他们也积极地取向于输入结构和输人过程”…。因此,“‘公民文化’是一种平衡的政治取向,比如说,有政治活动,但不至于去摧毁政府的权威;有政治的参与和输入,但却是温和的;有政治纷争,但却是有节制的。公民文化的内涵是守法、宽容、恕道和理性论事的多元文化。”
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1906—1975)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通过研究她的政治观。我们不难发现,支撑阿伦特的理想政治蓝图的,是一种现代民主政治文化,即公民文化或公民政治文化。阿伦特认为,真正的、理想的人是参与政治生活的人。理想的政治生活是行动,理想的行动是积极参与,理想的参与场所是公共领域。阿伦特的公民文化观就是建立在“积极参与”这一公民共和主义传统的基本价值之上的。
阿伦特的公民文化观是和她的“公共领域”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公共领域的本质是政治公共领域,形成公共领域的必要条件是公民的积极主动参与。在公共领域,“只有那些被认为是相关的、值得一看或值得一听的东西才是能够忍受的”,与此无关的东西只能存在于私人领域。走出私人领域,投入公共领域,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直接与他人交往,才算是“得体的生活”(goodlife),才能称得上是一种真正的、有质量的生活。“一个人如果仅仅去过一种私人生活,如果像奴隶一样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如果像野蛮人一样不去建立这样一个领域,那么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只有公共领域能够判断他的行动,记住他的业绩,也只有公共领域能够保证他的永生。阿伦特强调,政治的真正体现是公民们在公共领域内协商、共议群体公共事务,公共领域的价值不在于达成实用性的协定,而在于它能实现每个参与者公民的主体性,锻炼他的判断辨识能力,并在与他人的关系和共同行为中成为群体有效成员。
阿伦特用经典的公民共和模式来审视现代公民政治文化生活的基础,同时强调个人展现和人人参与,这使得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概念包含了双重倾向。第一重倾向是将公共领域设想为一个戏剧表演场所,第二重倾向则是将公共领域设想为一个公共话语场所。前者将个人的参与视为展现个人特殊素质和见解的英雄式行为,后者则把个人的参与当做一种人类共同存在的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把从事政治活动的公民比做演员,各自展现自己不同于别人的角色。但公民又不仅仅是表演者、行动者,同时也是旁观者和判断者。他在自由言行、独立判断的同时也在受到别人的判断。因此,公共领域最重要的特征是公开性和公正性。这意味着在此空间中出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为人所见、所闻,那些与我们同见同闻的人的存在,使我们确信世界以及我们自身的存在。只有在公开的公共领域中,人的经验才可以分享,人的行为才可能经受公众评价,人的角色才得以向他人展示。
公共领域之必需,是与人们观察世界的多角度、多侧面性这种复数性的特性密切相关的,因为属人的事务总是复杂的。“被他人所见所闻,其意义只来自这一事实: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去看去听的。……只有当众人在事物不改变其同一性的情况下,从各个不同方面对它加以考察,以致聚集在它周围的人知道他们在纷呈的复数性中看到了同一性时,世俗现实才能真实可靠地显示出来。”与此相反,如果占大多数的人被迫只能持有一种观点而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时,公共世界就不复存在了。如此看来,公共领域的存在是关乎人类生存形态的复数性的必备条件,公共领域中的价值必然是多元而冲突的,我们如何面对这些冲突呢?阿伦特认为应该采用协商说服的策略,而不能使用暴力。暴力是前政治现象,暴力没有资格进入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排除暴力的和平之地。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强调,极权主义的兴起在于公共领域的衰落,在于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公民文化的消失。无论是谁,如果他不完全属于并扞卫一个政治共同体(公共领域),他就不可能是安全的。“当人们失去自己的政府,只能退而依靠它们自己的****时,便再也没有任何权力来保护它们,也没有任何制度愿意使这些权力得到保障。”那些被纳粹剥夺了公民权和政治权的人们,并不能以“自然权利”或“人生而平等”来保护自己。他们被排除在政治群体之外,毫无权利可言。只有在承认公民平等的公共领域中,才有可能提出公民权利问题。
阿伦特的公民文化理论本身是以对抗极权全能政治的需要为出发点的。她强调的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本体论。政治不是生存的结果,而是生存的条件。她的着眼点是‘政治文化’,或则说是作为文化的政治”。所以说,阿伦特的政治观始终洋溢着一种公民政治文化的气息,时刻提醒人们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应该秉承公共精神,关心公共领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这种“理性一积极参与”模式的公民文化观对于惯于把政治与统治、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庸俗的政治观来说,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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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俄罗斯;公民文化;政治
论文摘要:自俄罗斯启动民主化改革以来,其政治发展进程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公民文化的构建对于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完善及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都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俄罗斯目前带有权威主义色彩的政治现状,无疑对其构建公民文化提出了挑战。
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自建立“超级总统制”以来一直受困于一些制度设计等结构性难题,导致其政治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权威主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尽管在解除俄罗斯目前的改革困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使俄罗斯的政治发展陷人了困境。而公民文化在为现有的政治制度提供必要的和良性的民意认同的同时,又天然地包含了一种继续推进俄罗斯政治体制发展的要求。因此,构建公民文化是俄罗斯走出其政治发展困境的可行之路。
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最大特点是****主义色彩浓厚,与之相对应的是“臣民文化”。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在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进程中,两种文化必然会发生激烈的碰撞,这对于培养和提高俄罗斯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树立服从合法权威、遵守法律的意识,以及培养尊重和容忍不同意见的精神构成了巨大挑战。考虑到俄罗斯精英政治的特点,构建符合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兼有时代性和现代性的公民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必须面对和回应的重要课题。
俄罗斯历经几百年的****统治,在民众中形成了崇尚权威和被动接受****政治的思维习惯,恰达耶夫说:“俄国人民从来都只将政权视为严厉程度不同的家庭权威,任何一个君主,无论他是怎样的,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位父亲”。这生动地体现了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家长制特征,臣民们对“父亲”的崇拜与依赖溢于言表。此外,受东正教以及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弥赛亚精神、强大帝国心理在俄民众中盛行,集体主义、极端主义、平等主义构成了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涵,表现出典型的依附性。这种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在俄罗斯人的行为中表现为缺乏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似乎天生与公民生活相抵触,社团生活也不成熟。俄罗斯民意基金会于2001年6月对1. 5万名俄罗斯居民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73 %的公民不愿意为任何公共组织工作,只有巧%的人愿意为公共组织工作;80%一90%的俄罗斯人不愿参加任何志愿性组织。俄罗斯人参与公共组织的人数很少,大约仅占人口总数的5% 。由此可见,俄罗斯人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较弱,公民意识较缺乏。用科尔顿的话来说,“历史使俄罗斯人先天地倾向于不信任,禁欲主义地接受政府所做的一切而不是信心十足地影响它”。这导致诚信、守法、宽容等公民社会的积极品质难以成为俄传统政治文化作用下的社会基质。
因此,俄罗斯要实现政治发展,首先应解决其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即要完成构建民主的政治文化的任务。而传统的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即体现为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化。
公民文化,尤其是参与型的公民文化,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发育与运行,而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是推动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因为这种参与有利于公民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培养,这不仅能够保证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同时,公民只有通过积极地参与国家管理,才能真正发挥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断促进国家的政治向前发展。因此,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经历过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时代的国家来说,通过构建公民文化来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进而培植一个发达的公民社会,最终实现政治发展,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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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09 年国内微博平台的兴起和发展,微博特有的覆盖型网络传播模式,快速改变了网络舆论载体格局: 以用户数量的爆炸式增长为基础,微博已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信息发布源、舆情助燃剂,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事件的走向和结局。微博问政已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它会逐渐成为我国政府执政兴国的重大课题。
政治参与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术语,是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政治参与,亦称参与政治,顾名思义就是一定的政治主体从事政治的活动,政治参与是公民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对与其利益相关的政治活动施加影响的活动,其目的是使自身的利益在公共政策中得到最大的满足。
建国初期到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直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逐步被政府和普通民众接受。近年来,凡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与公共决策,我国政府都努力支持并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扩大公民有效的政治参与。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除传统的面对面、电话等沟通方式外,政府还开辟了网络这个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使之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和政府科学决策的新平台。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当前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还不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大政府,小社会”,政府习惯发号施令,民众习惯服从命令。传统的公民政治参与面临两方面的挑战: 一方面,既往单位体制下的公民参与以政府组织和动员的方式进行,实际上只是公民“出场”或者决策贯彻的过程,缺乏公民权利和意愿的体现; 另一方面,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们有较多利益诉求,尚未形成合适的表达渠道,公民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能力较低。这样的挑战容易使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降低,带来社会冲突不断,影响政府执政基础的稳定。西方国家20 世纪以来调整策略,普及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政治民主,使得广大民众能够说出自己的心声,极大地缓和了社会矛盾。21 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体制变革的转型期,社会问题频出,社会群体性事件近些年时有发生。网络问政逐渐成为民众与政府交流的一种新形式,尤其是微博问政,受到不少国家的重视。早在 2008 年,奥巴马就很重视用微博( twit-ter) 与民众沟通。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德国默克尔、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等也都通过微博问政。2011 年 9 月 1 日,美国白宫官网新开设了一个子网页“我们人民”( we the people) 作为白宫实施网络问政的新举措,美国公民可以在该网页上就自己关心的议题向政府提交请愿书。我国微博用户已达 2 亿,年增长高达 208. 9%,这使得“微博问政”成为网络问政的一种重要形式。目前,仅在新浪微博开通并认证的官员实名微博有 1 300 多个,代表政府机构的微博有 2 000 余家。这个数字对全国庞大的官员和党政机构来说,虽然微不足道,但毕竟开了一个好头。微博问政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是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延伸,从某种意义上说,微博问政体现了网络时代公民政治参与的新特点。
微博问政作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有以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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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博问政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有着独特的优势,但其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和困难。文章提出了应对当前微博问政困境的对策: 让微博问政成为公民传统表达渠道的有效补充,加强各级政府的官方微博建设,微博问政环境下注意将负面信息降至最低。
关键词:微博问政; 政治参与; 困境; 路径。
随着 2009 年国内微博平台的兴起和发展,微博特有的覆盖型网络传播模式,快速改变了网络舆论载体格局: 以用户数量的爆炸式增长为基础,微博已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信息发布源、舆情助燃剂,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事件的走向和结局。微博问政已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它会逐渐成为我国政府执政兴国的重大课题。
微博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用户可以通过 WEB、WAP 以及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以 140 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2009 年 8 月份,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成为门户网站中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微博正式进入中文上网主流人群视野。
微博的出现为广大民众搭建了信息互联的平台,对政府部门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带来了新的挑战。2009 年 11 月 21 日上午,昆明螺蛳湾批发市场因拆迁问题发生上千商户集体上街堵路事件,云南省政府新闻办不但及时召开网络新闻发布会,还在新浪网开设了“微博云南”,及时通报事件的最新进展,这一做法使其赢得“中国第一家政府微博”的称号。微博的异军突起也使其迅速成为备受追捧的舆论新阵地,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通了自己的官方微博,使其成为与群众沟通的一种新平台。
政治参与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术语,是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政治参与,亦称参与政治,顾名思义就是一定的政治主体从事政治的活动,政治参与是公民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对与其利益相关的政治活动施加影响的活动,其目的是使自身的利益在公共政策中得到最大的满足。
建国初期到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直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逐步被政府和普通民众接受。近年来,凡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与公共决策,我国政府都努力支持并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扩大公民有效的政治参与。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除传统的面对面、电话等沟通方式外,政府还开辟了网络这个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使之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和政府科学决策的新平台。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当前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还不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大政府,小社会”,政府习惯发号施令,民众习惯服从命令。传统的公民政治参与面临两方面的挑战: 一方面,既往单位体制下的公民参与以政府组织和动员的方式进行,实际上只是公民“出场”或者决策贯彻的过程,缺乏公民权利和意愿的体现; 另一方面,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们有较多利益诉求,尚未形成合适的表达渠道,公民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能力较低。这样的挑战容易使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降低,带来社会冲突不断,影响政府执政基础的稳定。西方国家20 世纪以来调整策略,普及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政治民主,使得广大民众能够说出自己的心声,极大地缓和了社会矛盾。21 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体制变革的转型期,社会问题频出,社会群体性事件近些年时有发生。网络问政逐渐成为民众与政府交流的一种新形式,尤其是微博问政,受到不少国家的重视。早在 2008 年,奥巴马就很重视用微博( twit-ter) 与民众沟通。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德国默克尔、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等也都通过微博问政。2011 年 9 月 1 日,美国白宫官网新开设了一个子网页“我们人民”( we the people) 作为白宫实施网络问政的新举措,美国公民可以在该网页上就自己关心的议题向政府提交请愿书。我国微博用户已达 2 亿,年增长高达 208. 9%,这使得“微博问政”成为网络问政的一种重要形式。目前,仅在新浪微博开通并认证的官员实名微博有 1 300 多个,代表政府机构的微博有 2 000 余家。这个数字对全国庞大的官员和党政机构来说,虽然微不足道,但毕竟开了一个好头。微博问政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是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延伸,从某种意义上说,微博问政体现了网络时代公民政治参与的新特点。
微博问政作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有以下优势:
微博问政能把网民的意见积极有效的收集起来,使网民所反映的问题及时得到政府部门的落实、处理,当公民选择直接到网上反映问题、表达愿望时,如果政府能够予以及时解决,百姓的焦虑情绪会得到安抚,群体性事件必然会大大减少,社会也会更加趋于稳定。比如日本地震后,一些地方掀起了“抢盐潮”,相关部门迅速通过微博澄清事实真相,很快平息了这一事件。可见微博问政刷新了官民沟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
从普通百姓到政府官员都认为现在是上诉不如上访,上访不如上网。网络时代,一个小小的案例很可能会演变成全民运动,网民通过微博传播信息,组织起实际的行动以声援、干预事件的进程。
在现代社会中,网友们用各种手段参与到声势浩大的网络问政行动中去,充分体现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有了极大的张力,微博问政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就像一座便捷的桥梁,拓宽了公民与政府的沟通渠道,给公民维权以助力。
在信息化时代,想要控制和封锁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处理重大危机事件时,越公开越透明就越主动,越容易掌握话语权,不少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微博在应对危机事件中的巨大作用。2011 年南京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务微博建设的意见》
明确规定: 对于灾害性、突发性事件,要在事发一小时内或获取信息的一小时内进行微博发布,实践证明微博问政对于构建阳光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有着重要作用,它督促政府政务不断公开化、透明化。
如今微博问责也已成为反腐监督的新形式,如2010 年 3 月 22 日,南京纪检部门宣布,微博上爆出抽“天价烟”的南京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原局长周久耕,因严重违纪被“双开”,微博反腐已成为我国防腐倡廉的重要一环,成为新时期我国廉政建设的创新途径。
《新周刊》总主笔闫肖锋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微博凸显了人际圈的影响力。没有互联网之前,一个人一生中能“承受”的熟人数量为 150人左右( 经心理学家统计得出) ,有了互联网尤其进入 Web2. 0 之后,人际交往的幅度和广度被大大拓宽,六度分割理论( 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即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 正在变成现实。微传播时代,每个个体的社交圈都在不断放大,最后成为一个巨型传播网络,这对个人交友、品牌营销及总统选举等,具有重大的实际应用意义。通过粉丝之间的相互转发和评论,各种观点不断完善,受众面也越来越广,相对于以往的报纸和电视新闻,社会公众只能被动接受的参政方式不同,微博问政开始凸显社会公众主动参政的热情,并以自己的思想主动传播讯息。网络的虚拟化和数字化最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教育方式和主体的社交模式,并不断突破了旧有的时空和要素限制,甚至可以说,“计算机正改变着我们的政府和选举政治”。
虽然微博问政在推动公民政治参与方面有着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也受到了多方面的肯定,但微博问政在目前还有一定的局限,陷入一些困境。
就网络民主而言,受众群体对网络的占有和享有的程度是决定其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显然,在目前的情况下,互联网的发展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了特定群体在参与民主机会上的不平等。虽然微博问政的准入门槛较低,但是,毕竟是在网络时代对网民进行了又一次的划分,这种由再一次划分带来的不平等势必会影响网民微博问政的积极性。
复旦大学“舆情与传播研究实验室”2011 年 4月 22 日发布的中国第一份《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告》统计显示,截至 2011 年 3 月 20 日,在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民微博三大平台上进行实名认证的全国政务机构微博有 1 708 个,政府官员微博720 个,覆盖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区域。一些地方政府微博存在着发布信息和信息更新不及时等问题。例如,2010 年 11 月 12 日南京市体育局就开了新浪官方微博,目前已经拥有 24. 5 万“粉丝”,但却只在开通时发了一条微博: “南京市体育局的官方微博正式开通”,此后就再也没有动静了,这种官方微博就形同虚设,政府微博也就失去了设立的意义,给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造成不良影响,也影响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微博堪称网络世界的新宠,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成就了一大批“V 字帮”,从大雪封航到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很多人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对突发事件进行了报道。中国社科院在 2009 年 12 月出版的《社会蓝皮书》中,更是将微博定义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这说明,微博一方面可以提高人们交流的便利性; 另一方面也会使一些负面信息得以发布与传播,这些负面信息一经发布就会被强大的网络舆论所包围,导致危机扩散和升级。在微博问政的背景下,参与者对微博上的信息难辨真假,虚假信息的迅速传播更让他们心灰意冷,进而影响他们的参政热情。
四、解决微博问政在公民政治参与中的困境的对策。
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公民意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部分公民还是采取直接向基层机关反映情况、向上级部门上访等传统的诉求方式,现实中,这些传统方式有时得不到理想的效果,会诱发群体性事件等后果,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深入贯彻以人为本,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思人民之所思,将构建服务型政府落到实处。微博问政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创新路径,必将成为公民传统表达渠道的有效补充。
为了真正将微博政务落到实处,各级政府务必加强工作透明度,积极发布和更新信息,尤其是多发布民生政策等网民关注的政务信息,耐心倾听网民意见并进行及时的反馈。如河北省公安厅的微博明确表示: “请大家关注我们,转发我们的文章。我们将始终以草根的心态、以网友的身份与您进行在线交流互动。
”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是流传已久的黑色幽默,道出了网络匿名的特点,应该说匿名微博为直率批评、舆论监督等提供了许多便利,促进了网络民主的发展。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匿名制,导致了网络谣言的传播和网络水军的出现,为此,韩国早在几年前就推行了网络实名制,以此打造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最近北京、广州、深圳陆续出台规定,要求组织和个人在注册微博时,使用真实身份信息,这种”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操作方式有利于净化微博言论,打击不负责任的网络谣言,这也是为何微博”实名制“出台后,拥有超过 2. 5 亿用户的新浪股票当日反弹上涨。
同时,在面对负面信息时,政府应正面、及时地予以回应,澄清事实,即使真的出现问题,也要勇于承认,提出整改方案,保证网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畅通和良好沟通。
微博问政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依然是一个新生事物,需要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呵护。微博问政在现阶段充其量只是现实问政的一个补充,由于其实践中的局限性和有限性,我们对微博问政应该理性看待,合理引导。微博问政能否推动公民参与快速发展,实现民主的突破,规范化、制度化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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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 睿。 关于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现状的研究[J]。 天津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 1) :91 -93.
[3]孔 鑫。 浅谈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与建设路径[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20) :22 - 23.
[4]陈力丹,曹文星。 微博问政的优势及其有效开展的途径[J]。 人民论坛,2011,( 4) :17 -19.
[5]郑桂岚。”微博问政“的理性思考[N]。 杭州日报,2011 - 10 - 10.
[6]闫肖锋。 微博社会学[J]。 青年记者,2010,( 7) :79.
[7]徐珣。 网络民主: 公共协商与制度创新[J]。 浙江社会科学,2011,( 4) :41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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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钱珺。 微博环境下的危机传播应对[J]。 新闻知识,2010,( 12) : 50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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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晓悦。 用责任赢得”微博未来“[N]。 人民日报,2011 - 12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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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民文化的建设是当前政治哲学讨论的热点之一,汉娜·阿伦特通过对行动、公共领域等概念的分析和界定,对建立在“积极参与”这一公民共和主义传统上的公民文化作出了极富原创力的思考和阐释。阿伦特希望借此来提醒世人重新肯定行动、重建公共领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
关键词:积极参与;公民文化;行动;公共领域
公民文化(CivicCulture),亦即公民政治文化,是由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于1956年最先提出的。从文化视角探讨人们的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生活,即政治系统内的个人和社会各利益诉求主体对于该系统的态度取向,可分为地域型文化、臣民型文化和参与型文化三种类型,所体现的是现代文化与优良传统文化的结合。但公民文化首先“是一种忠诚的参与文化。个人不仅取向于政治输入,他们也积极地取向于输入结构和输人过程”…。因此,“‘公民文化’是一种平衡的政治取向,比如说,有政治活动,但不至于去摧毁政府的权威;有政治的参与和输入,但却是温和的;有政治纷争,但却是有节制的。公民文化的内涵是守法、宽容、恕道和理性论事的多元文化。”
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1906—1975)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通过研究她的政治观。我们不难发现,支撑阿伦特的理想政治蓝图的,是一种现代民主政治文化,即公民文化或公民政治文化。阿伦特认为,真正的、理想的人是参与政治生活的人。理想的政治生活是行动,理想的行动是积极参与,理想的参与场所是公共领域。阿伦特的公民文化观就是建立在“积极参与”这一公民共和主义传统的基本价值之上的。
爱这个世界,追求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是阿伦特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精神旨趣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她针对以往哲学家对“沉思”生活的偏好,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行动”理论。在《人的条件》一书的开端,阿伦特写道:“对于‘ivtaactive’这个词,我建议把它解释为人的三种最基本的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这三种活动都是极为基本的,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于拥有生命的世人的三种基本条件。”这三种活动分别对应于人与自然、人与文明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劳动(bor)是指人的一种维持生命的动物化活动,它的特点在于不留下永久客体,它的结果一经产生立即被消耗殆尽,基本上只是重复着生命现象的简单再生产。在劳动中,人并未摆脱其动物性的自然存在,因此从事劳动的人属于劳动的动物;工作(work)也可译为“生产”、“制作”、“制造”,主要指人的技艺性的制作活动(主要制作使用品而不是消费品,如木匠根据头脑中的模型制作桌子、椅子),制作出来的东西和劳动产品的不同在于,它们可以避免被尽快地消费掉,因而具有一种持久性。“工作营造了一个与自然界截然不同的‘人工’世界”,比劳动高一个层次。但是,工作者面对的世界,还是物的世界,而不是人的世界。人与他人的交往受到自己的工作能力的限制,因而是偶然的、有限的,至多只是一种交换关系。
行动(Action)作为人存在的最完整的条件。“是唯一不需要借助任何中介所进行的人的活动,是指人们而不是人类居世的群体条件。一切人的条件都与政治有关,而群体性则是所有政治生命的主要条件。”阿伦特认为,行动是指人类群体中的交往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多样性、相互沟通的政治活动。行动不像劳动、工作那样,需要以生产工具、制度为中介与对方建立联系,行动的人所面对的,是与他一样摆脱了物役的自由个体,通过相互的交流、接触和理解,从而使人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得到确证。“行动是人创造奇迹的一种本能”,是“新人的出现和新事物的开始”,是能够“将世界(人类事务领域)从其通常的、‘自然’的毁灭中拯救出来”的伟大力量。
“行动”的真实意义在于行动者的“自我彰显”(,Ihedisclosingofwho)。在说明行动的彰显性时,阿伦特特别强调“言说”(speech)的行为。行动者通过“言说”在展现自己的同时,也通过“言说”与他人发生关联,相互交流直至彼此认同,从而构成一个共同体,并成为这一交往共同体中的一员。“人们在言行中表明他们是谁、积极地展现其个性,从而使自己出现在人类世界中。”也可以说“行动”因“言说”而使人处于与他人的关系当中,从而与“劳动”条件下的动物以及动物化劳动者区别开来。在言说和行动中,人们就共同拥有的话题、共同关心的幸福等,敞开阐释自己和展现自己,从而使别人理解自己。这种言行方式,实际上是阿伦特理想的公民文化观的体现。
不过,阿伦特还提醒我们,行动由其性质所定存在着毫无价值的风险。行动虽然是由于别人的在场而激发的,但却不受其左右,“它强调那种不顾任何代价追求自我表现的冲动”,因而每个人的行动除具有原创性之外,还具有不可逆性与不可预见性。行动可能带来的风险之所以没有成为巨大的危险,阿伦特认为这归功于行动本身的潜能,即宽恕和许诺。
宽恕是对付行动的不可逆转性(我们不能取消我们已做的一切)的唯一途径,是针对过去的行动;许诺是对付行动的非预见性(我们不能够预见自身行动的结果)的一服良药,是针对将来的行动。宽恕和许诺之所以有这种能力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两种行动并且互为一体。“这两种本能取决于人的多样性,取决于他人的在场和行动,因为没人会宽恕自己,也没人能感觉受自己诺言的约束”,也就是说宽恕和许诺只是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才能够施展,大家同时在场并且同时行动。
虽然宽恕的能力暗含了对恶行劣迹的一种非同寻常的反应,但阿伦特更多把它看做是寻常的做法,尽管例外的情况并不鲜见。我们无法预见、控制行动的结果,这意味着不快和可恶的结果随时可能出现。“如果没有他人的宽恕(来自我们所做事情的结果),我们的行动——可以这样说——就会被局限在一项我们难以从中自拔的行为中;我们将永远成为后果的牺牲品,就像没了咒语就不能破除魔法的新来巫师一样。”只有通过加以宽恕,通过从我们所做的事情的结果中解放出来,这一过程才能以唯一符合人性的方式结束。
信守诺言是非预见性海洋中的一座确定性的小岛。“许诺本能的作用在于控制人类事务的这一双重负面后果,这样,它便成了唯一能够替代一种以自我控制为基础并能统治他人的控制能力的力量;它与自由(这是在丧失独立自主的状况下得到的)的存在高度一致。”倘若不通过对某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许下的诺言来约束我们并且使我们为之做好准备,我们便无法坚持我们的身份;我们会受到谴责,软弱地听任混乱和矛盾的折磨,彷徨游荡在孤独心灵的黑暗之中。只有抓住曾经作出的并且现在应该信守的诺言,辨认出我们的身份,才有可能将我们从心灵的黑暗中拯救出来。“这一黑暗只有当阳光通过他人(它们证实诺言应允者和履行者的一致性)的出现而照亮公共领域时才会消失。”
阿伦特的公民文化观是和她的“公共领域”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公共领域的本质是政治公共领域,形成公共领域的必要条件是公民的积极主动参与。在公共领域,“只有那些被认为是相关的、值得一看或值得一听的东西才是能够忍受的”,与此无关的东西只能存在于私人领域。走出私人领域,投入公共领域,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直接与他人交往,才算是“得体的生活”(goodlife),才能称得上是一种真正的、有质量的生活。“一个人如果仅仅去过一种私人生活,如果像奴隶一样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如果像野蛮人一样不去建立这样一个领域,那么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只有公共领域能够判断他的行动,记住他的业绩,也只有公共领域能够保证他的永生。阿伦特强调,政治的真正体现是公民们在公共领域内协商、共议群体公共事务,公共领域的价值不在于达成实用性的协定,而在于它能实现每个参与者公民的主体性,锻炼他的判断辨识能力,并在与他人的关系和共同行为中成为群体有效成员。
阿伦特用经典的公民共和模式来审视现代公民政治文化生活的基础,同时强调个人展现和人人参与,这使得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概念包含了双重倾向。第一重倾向是将公共领域设想为一个戏剧表演场所,第二重倾向则是将公共领域设想为一个公共话语场所。前者将个人的参与视为展现个人特殊素质和见解的英雄式行为,后者则把个人的参与当做一种人类共同存在的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把从事政治活动的公民比做演员,各自展现自己不同于别人的角色。但公民又不仅仅是表演者、行动者,同时也是旁观者和判断者。他在自由言行、独立判断的同时也在受到别人的判断。因此,公共领域最重要的特征是公开性和公正性。这意味着在此空间中出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为人所见、所闻,那些与我们同见同闻的人的存在,使我们确信世界以及我们自身的存在。只有在公开的公共领域中,人的经验才可以分享,人的行为才可能经受公众评价,人的角色才得以向他人展示。
公共领域之必需,是与人们观察世界的多角度、多侧面性这种复数性的特性密切相关的,因为属人的事务总是复杂的。“被他人所见所闻,其意义只来自这一事实: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去看去听的。……只有当众人在事物不改变其同一性的情况下,从各个不同方面对它加以考察,以致聚集在它周围的人知道他们在纷呈的复数性中看到了同一性时,世俗现实才能真实可靠地显示出来。”与此相反,如果占大多数的人被迫只能持有一种观点而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时,公共世界就不复存在了。如此看来,公共领域的存在是关乎人类生存形态的复数性的必备条件,公共领域中的价值必然是多元而冲突的,我们如何面对这些冲突呢?阿伦特认为应该采用协商说服的策略,而不能使用暴力。暴力是前政治现象,暴力没有资格进入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排除暴力的和平之地。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强调,极权主义的兴起在于公共领域的衰落,在于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公民文化的消失。无论是谁,如果他不完全属于并捍卫一个政治共同体(公共领域),他就不可能是安全的。“当人们失去自己的政府,只能退而依靠它们自己的人权时,便再也没有任何权力来保护它们,也没有任何制度愿意使这些权力得到保障。”那些被纳粹剥夺了公民权和政治权的人们,并不能以“自然权利”或“人生而平等”来保护自己。他们被排除在政治群体之外,毫无权利可言。只有在承认公民平等的公共领域中,才有可能提出公民权利问题。
阿伦特的公民文化理论本身是以对抗极权全能政治的需要为出发点的。她强调的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本体论。政治不是生存的结果,而是生存的条件。她的着眼点是‘政治文化’,或则说是作为文化的政治”。所以说,阿伦特的政治观始终洋溢着一种公民政治文化的气息,时刻提醒人们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应该秉承公共精神,关心公共领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这种“理性一积极参与”模式的公民文化观对于惯于把政治与统治、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庸俗的政治观来说,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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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文化中心是一个城市或地区内用于呈现文化艺术作品的建筑群体。通常围绕剧院或音乐厅修建,配备艺术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等。如纽约市的林肯演出艺术中心、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等。文化中心借指文化兴起和发展的发祥地时,则与文化源地同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汉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汉代政治文化中心曾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致说来,西汉的政治中心是在关中地区,也就是秦之故地,而文化中心是在东部的故齐境内。东汉以后,不论是政治中心还是文化中心都在中原地区。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一转变意味着战国历史的终结与新时代的到来。 (一) 在讨论西汉政治文化中心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扼要介绍一下西汉时期区域划分的情况。在这方面,扬雄的《方言》及司马迁的《史记》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根据《方言》的介绍,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第一,各地方言从战国到西汉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是因为,该书大量使用了诸如秦、楚、赵、魏、周、韩、郑等战国国名来标明区域界限,方言区有着明显的战国痕迹。此外,扬雄编撰此书时,除去查阅典籍外,更多地是向来京城的孝廉、卫卒了解各自地区的方言。孝廉、卫卒不可能通晓久已失传的古代方言。他们所提供的只能是当时正在使用的方言。
当时使用的方言表现出战国的区域特征,这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从战国到西汉方言基本没有变化。第二,《方言》中也记载了一些普通语,这些普通语按周祖谟先生的意见,"是以秦晋语为主的"。〖1〗上述结论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一方面,西汉去战国不远,旧有的历史传统依然顽强存在,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对楚地、齐地、河北赵魏等地的风俗描述也能使我们感受到,他生活的时代似乎还未迈出战国的历史之门。可以说,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从文化上看,战国还远未结束。另一方面,秦汉统一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已初露端倪。秦晋方言多为普通语,这与该地的政治中心地位是相适应的。
战国文化在秦汉继续存在的客观事实为我们研究当时政治文化中心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
西汉的政治中心与秦代相同,都是在关中地区。这与制度方面呈现出的所谓"汉承秦制"的特征是一致的。对此,我们当然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上求得解释。但是,这种解释似乎过于宽泛,也不一定符合当时人的认识。《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
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
同书卷八《高祖本纪》:
……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 ,不敢不服。
同书卷九五《灌婴传》:
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
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愿得大王左右
善骑将者傅之。”
以上“秦”、“秦人”、“秦民”诸例中的“秦”,其含义都是指战国故秦而非我们今天所说“秦汉时代”意义上的秦。所以,在秦汉之际的人们心目中,所谓承秦,恐怕主要并不是指继承前一个时代,而是指继承关中故秦而言。这正是上文所说战国文化继续存在的结果。秦指称一个时代,最晚要到西汉中期。《史记》卷九一《琼布传》:“琼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时为布衣。”同书卷九六《张丞相列传》:“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这里,司马迁显然是在时代的意义上使用“秦”的概念。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不再列举。
总之,在秦末,"承秦"应是指承战国之秦。这样,"汉承秦制"就由一个时代接续的问题转换为一个地域问题。
刘邦与陈胜、项羽一样,均为楚人。战国后期,秦、楚矛盾非常尖锐。所以在反秦战争中,楚人扮演了主角。〖2〗陈胜、项羽都打出了“楚”的旗号。刘邦也不例外,故初起之时称”沛公“。《汉书》卷一《高帝纪》孟康曰:“楚旧僭称王,其县宰为公。陈涉为楚王,沛公起应涉,故从楚制,称曰公。”刘邦由“从楚制”转而“承秦制”,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高敏先生在研究秦汉爵制时指出,“刘邦在起义过程中实行的赐爵制,从爵名来说,实因袭了秦国、秦王朝及东方诸国曾经使用过的各种旧爵名,尤其是因袭楚国的官爵名,并非单纯因袭秦制。”“公元前二○二年刘邦统一全国后,立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与推行秦王朝的二十等爵制。”?〗依此说,楚制变为秦制是在统一后发生的。但是,据李开元氏考证,刘邦早在汉元年(前二○六)四月进入汉中不久就废除楚制,转而依秦制。〖4〗李氏的考证是可以令人信服的。刘邦入汉中即废楚制,“汉承秦制”由此发其端。这当与其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刘邦自关中入汉中,事实上已经与项羽决裂,此后再打楚的旗号显然是不利的。因为项羽是楚国旧贵族,在楚地的号召力巨大,刘邦无法与之抗衡,放弃楚制势在必行。此外,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刘邦若想与项羽争天下,仅局促于汉中一隅是不行的,只有再次占领关中才有东进的可能。而在这方面,刘邦是有优势的。正如韩信所说:"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5〗刘邦在秦地的号召力一如项羽在楚地的号召力,夺取关中既属必要也有可能。这就决定了他在汉中必须走上一条弃“楚”从“秦”的道路。所谓“汉承秦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关于这个问题,研究者多从秦汉历史时代的接续性方面考虑。本文无意排斥旧说,只是想着重强调,项羽之“楚”的存在是促使这一转变出现的直接原因。
刘邦以故秦为依托,并不仅仅表现在制度一端。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汉书》卷三九《萧何传》:“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关中卒"实际就是秦民。这与前引以“秦民”为“骑将”的事例是一致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多年战争,刘邦军队实际是以秦人为主,当年的楚人并不多。所以,当“垓下之围”时,项羽听到“四面皆楚歌”后便不禁要问:“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6〗
汉以秦人为主要支持力量,这在统一以后也是如此。《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
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师古曰:
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以上六郡都在故秦境内,六郡良家子实际上就是上文所说的"秦民"的后裔。羽林、期门为汉廷之精锐部队,"名将多出焉"。这反映西汉王朝在军事上继续倚重秦人。《汉书》卷六九传末赞:
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 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班固认识到秦汉以来在军事上倚重秦人的事实,但他以“民俗修习战备”为解释似仍不够充分。因为北方与游牧族接壤,民俗善战者并非山西一地。“山西出将”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秦与西汉都是依靠该地的军事力量取得天下的。这样的历史背景为西汉将政治中心置于关中地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我们注意到,刘邦建国之初,本来是准备建都于洛阳的,只是由于刘敬的建议才转而西进关中。《史记》卷九八《刘敬传》:
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变,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读这段史料,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似乎西汉建都长安纯属偶然。但联系上述考察,应该说,此项建议并非突然而来,如果没有刘邦在秦地多年的经营;如果没有秦人对刘邦的全力支持,刘敬不一定会提出“因秦之故”的设想,即使提出,恐怕也是难以实现的。
综上所述,由于具体政治环境的制约,起自于楚地的刘邦必须承秦,关中的政治中心地位由此而形成。但是,若想全方位地继承秦的遗产也是不现实的。故秦的优势主要在于军事与制度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针及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的秦人贡献无多。新的指导思想应该从何而来呢?在这一时刻,我们看到齐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建都长安出自齐人刘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徙六国后实关中等项重要政策也均出自他的建议。刘敬之外,齐人盖公倡导的黄老学说成为汉初的指导思想。齐人主父偃所献"推恩"之策,使诸侯国问题终于解决。在学术上,齐人的作用也十分明显。齐与鲁是经学大师汇聚之地。《史记》卷一二一《儒林传》记述了当时的学术源流:“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除韩太傅、董仲舒外,经学大师均出自齐鲁之地。其中尤以齐地为多。董仲舒虽为赵人,但他所学的《春秋》公羊学却并不是产自赵地。《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载:“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公羊学是齐学,从学术角度看,董仲舒应纳入齐的范畴。严格地说,汉武帝“独尊儒术”是独尊齐地之儒术。由以上可见,齐地文化及该文化所孕育出的士人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齐”的参与,西汉的历史可能并非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论及秦汉历史,研究者多强调“汉承秦制”,就制度而论,大体如此。若就政治文化来说,汉承齐更多,齐地为文化中心当属无疑。
战国后期,虽然号称七雄并立,但真正强大的只是秦、楚、齐三国。秦灭六国,显示了秦的军力,起自于楚地的陈胜、项羽、刘邦接力相继,终于灭秦,又显示了楚的军力。在战争过程中,齐居于次要地地位。它的优势在政治文化方面。在汉初的和平环境中,齐地的优势终于显露出来。秦、楚、齐三地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了作用。这表明战国历史并没有虽着战国的结束而突然结束,历史的发展表现出不容忽视的惯性。西汉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分离正是这一时代特点所造成的。
(二)
进入东汉,区域格局有了重大改变。从学术文化上看,一流的经学大师在故齐境内只有郑玄一人,而郑玄的学问与本地学术传统并无关系。《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时尚书仆射。玄少时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
郑玄先到洛阳太学学习,后又西行向马融问学。这与西汉时学者蜂拥至齐地学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齐学之衰落已无可挽回。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篇称:"郑君徒党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一统时代"。皮锡瑞恐怕是夸大了郑玄的影响力。《后汉书》郑玄本传只是说 当时"齐鲁间宗之"。东汉盛行古文经学,郑玄之前的大师如马融、杜林、贾逵都是扶风人,陈元是苍梧人,郑兴、服虔是河南人,许慎是汝南人。他们都与齐学无关。《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收录东汉儒生四十二名,其中兖州八人,豫州九人,青州五人,司隶五人,荆州三人,益州六人,徐州二人,扬州四人。很明显,儒生集中的地区在兖、豫而不在故齐。
兖豫所在地区按汉晋人的习惯常常被称为"中州"。所谓"中州",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以兖州、豫州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当然,这只是一种大致的划分,从文化区的角度来看,一些邻近兖、豫的地区很可能也应归属中州。限于题目,这里不可能对此一一加以识别,但是,有一个特殊的地区是必须注意的,这就是南阳郡。南阳的归属问题涉及到对中州政治文化的理解,以下---的讨论将围绕此点展开。
汉晋时期,人们常常把南阳与楚联系在一起。比如刘表之妻蔡氏称南阳人韩嵩为"楚国之望"〖7〗,陈寿的《三国志》称南阳人来敏为"荆楚民族"〖8〗。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南阳属于荆州,而荆州曾为楚地。但是,如果我们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而是从文化区域的角度观察,情形就不同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将楚地分为"东楚"、"西楚"、"南楚"三个区域,东楚是指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西楚是指沛、陈、汝南、南郡。南楚是指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三楚之中没有南阳。关于南阳,《货殖列传》是这样描述的:
颖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司马迁将南阳与颍川合并介绍,又强调该地为"夏人之居",这就等于把南阳与楚区别开来。因为“夏”与“楚”是泾渭分明的,《货殖列传》称“陈在楚夏之交”,即其显例。由此可见,南阳在文化上与楚地无关,倒是与地处中州的颍川有共同之处。王莽末年,光武帝刘秀自南阳起兵时,所依靠的除本宗族成员之外,也正是这一地区的士人,如南阳人邓禹、岑彭、贾复、马武,颍川人王常、冯异等,所谓“云台二十八将”中,南阳人和颍川人占了大半。东汉以后,区域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譬如汝南,已摆脱了西楚风俗而与颍川紧密结合,在中州地区最为引人注目。〖9〗与这一过程相伴随,南阳不仅继续与颍川密切联系,而且与相毗邻的汝南也日益接近。《续汉书》卷一三《五行志》载,桓帝之末,河内牢川诣阙上书:“汝、颍、南阳,上采虚誉,专作威福。”牢川之语说明当时人对三地士人的关系是有明确认识的。在政治上,南阳士与声望极高的汝颍名士保持一致,由此跻身于士人的上层。《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所载三十五名党人领袖中,南阳有两名,即宗慈与岑晊,荆州其他诸郡无人入选。可以说,南阳士的所作所为更接近于中州士,他们缺乏荆州土著的色彩。
南阳士在学术上也呈现出与中州士相同的特征。西汉的南阳士在学术上无可称道,但到东汉,情况发生了变化。《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收录儒生四十二名,荆州有三名,即汪丹、伊敏、谢该。他们都是南阳人。在学术上,南阳在全国已占有一席之地。《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附崔瑗传》:
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势》、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
崔瑗是涿郡人,“与南阳张衡特相友好。”他撰写《南阳文学官志》可能与此有关。该书早已不存,但它的问世本身就意味着东汉时期南阳的学术文化必定是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东汉太学中,官方教授的依然是今文经学,但在民间,古文经学却日益盛行。这种新的风气在南阳也可以感受到。我们试以《春秋左氏传》的流行为例加以说明。《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伊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也。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伊敏是两汉之际的人,他由今文经学转向古文经学的学习经历反映了经学的发展方向。伊敏以后,古文经学,特别是《左氏春秋》在南阳始终不衰。《后汉书》卷六《延笃传》:“延笃字叔坚,南阳 呷艘病I俅域4ㄌ葡?涫堋蹲笫洗??。延笃后来还在南阳开门教授。《风俗通》卷九《怪神》:"谨按陈国张汉直到南阳从京兆尹延叔坚读《左氏传》……。"到了汉末,南阳人学习《左氏传》的风气更盛,《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谢该字文仪,南阳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为世明儒,门徒数百千人"。与谢该同时代的南阳人来敏也是好读《左氏春秋》。《三国志》卷四二《来敏传》:"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刘璋时入蜀,"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雅》训诂,好是正文字"。本传称来敏为义阳人。义阳实即南阳。《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及武帝平吴,……分南阳立义阳郡"。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时,故称来敏为义阳人。来敏虽早入蜀,但其学术兴趣可能仍是来自家乡南阳而非蜀地,因为当时"益部多贵今文",〖10〗古文经学并不流行。
与南阳一样,中州地区自西汉后期至东汉一代,学习《左氏传》者也不乏其人。前引《延笃传》中颍川唐溪典即其一例。此外,两汉之际的颍川人冯异也是如此,《后汉书》本传称其"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颖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也。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三国志》卷二三《裴潜传》注引《魏略》:"司隶钟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同书卷四九《士燮传》:“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以上唐溪典、冯异、颍容、钟繇、刘子奇均为豫州人。又,《后汉书》卷一六《寇恂传》载,寇恂任汝南太守期间,"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寇恂是上谷人,非中州士,他在汝南学习《左氏春秋》可能正是受当地风气影响。《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郑玄“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张恭祖是东郡人,属兖州。《三国志》卷一八《李典传》注引《魏书》:“典少好学,不乐兵事,乃就师读《春秋左氏传》”。李典是兖州山阳人。张恭祖和李典的事迹说明兖州地区也流行《左氏传》。《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服虔字子慎……河南荥阳人也……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服虔是东汉治《左氏传》的大师。他虽然不是兖、豫之人,但其家乡河南荥阳当属中州地区无疑。
南阳流行《左氏传》,中州地区也流行《左氏传》,南阳人延笃就学于颍川唐溪典门下,陈国张汉直又以延笃为师。这些零碎的历史片断反映出两地学术的一致。学术的一致与政治倾向的一致使我们很难把南阳士与中州士区别开来。不妨说,南阳士也是中州士。东汉的南阳一直为研究者注目,这当然是因为光武起自南阳,南阳是帝乡。但是本文认为,东汉南阳地区的文化特征更值得注意。"南阳士也是中州士",这一认识至关重要。它制约着我们对荆州学派的理解。
汉末,在刘表的治理下,荆州地区社会相对安定,文化事业比较发达,形成了荆州学派。对此,前辈学者多有论述。大致说来,荆州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巴蜀地区,长江下游,北方地区的学术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此外,荆州学派还是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关键所在,离开了这一环节,便无法理解汉晋学术的演变。这些结论都是正确的。但是,荆州学派从何而来?掩卷思之,仍感茫然。就各地学术水平而论,荆州并不突出,不可能取代中州而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实际上,荆州学派是由包括了南阳士在内的中州士建立起来的。当时,由于北方地区陷于战乱,不少人南逃荆州,“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11〗刘表凭此建立了学校。王粲对当时的盛况有如下的描述:"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12〗。王粲提到的宋衷即宋忠,亦称宋仲子。此人在《三国志》、《后汉书》中均无传。《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翻别传》中有"南阳宋忠"一语,是知宋氏为南阳人。他以“五业从事”的身分为刘表主持荆州的学术。
宋忠之外,重要的学者还有司马德操。《三国志》卷四二《尹默传》:"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司马德操是颍川人,他与南阳人宋忠共同教授古文经学,,其中包括《左氏春秋》。这与前述中州、南阳在东汉呈现出的学术特征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既然南阳士也是中州士,那末,由司马德操、宋忠共同主持的荆州学派实际上也就是中州学派。中州学派出现在荆州,标志着学术中心发生了南移。对这一问题,唐长孺先生曾有论述。他在《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一文中指出:"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远远逸出郡国学的范畴,不妨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13〗唐先生从学校的角度考虑问题自有道理。但细细思索,仍有可推敲之处。首先,东汉中后期,洛阳的太学已非学术中心,而是成了士大夫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所。其次,太学中传授的都是今文经学,而荆州学校中传授的却基本上是古文经学。因此,似不必将学术中心的南移理解为太学的南迁。
东汉中后期,学术大师如汝南许慎、河南服虔,颍川荀爽、陈留蔡邕等多出自中州。学术中心实在中州,只是学者未被组织起来,也没有建立官学,因而不易觉察。中州学派出现在荆州是迫于中原的战乱,因而只能是暂时的。学术中心最终还将回到中州。唐长孺先生在《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一文中,敏锐地发现了河南的重要性。他指出:"魏晋新学风的兴起实在河南。王弼创通玄学,乃是山阳人,同时名士夏侯玄是谯郡人,阮籍是陈留人,嵇康是山阳人。颍川荀氏虽然还世传经学,但荀氏的易学与王弼接近,而荀粲 独好言道 ,也属于新学派开创人之一。创立行书法的的钟繇、胡昭均是颍川人,而钟会也是精练名理。这些人都是河南人。"〖14〗唐先生所说的"河南",就是本文所说的"中州"。魏晋间新学风兴起于河南,正是学术中心回到中州的极好证明。
综上所述,南阳虽属荆州,但文化上却属于中州系统,由南阳士参预其间的荆州学派并非突然而来,它是中州学术在荆州的延续。荆州作为学术中心只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现象。真正的学术中心在汉晋时期始终不离中州。《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江表传》载孙策谓虞翻曰:
孤昔再至寿春,见马日磾 ,及与中州士大夫语,语我东方人多才耳,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耳。孤意犹谓未耳。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
中州士大夫在学问上的自傲,或许正是由于该地在学术上居于领先地位。
中州不仅在学术上是中心,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光武与南阳、颍川士大夫在群雄割据中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并建都洛阳,这一事实意味着中州地区在政治上的崛起。到东汉末年,这种形势就变得更加明显了。几年前,我在讨论汝颍名士问题时,曾根据《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统计了该地的人物。实际上如果不拘泥于汝、颍,就会得出一个更有意义的结论。在三十五名党锢名士领袖中,豫州有:陈蕃、李膺、荀翌、杜密、朱寓、范滂、蔡衍、陈翔、孔昱、蕃向。兖州有:王畅、夏馥、羊陟、张俭、刘表、檀敷、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毋班、秦周。两州相加,共计二十二名,如果再加上南阳的宗慈、与岑晊,则中州士可达二十四名。这个统计数字说明,中州是士大夫领袖集中的地区。《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归故乡邪!”
“中国饶士大夫”,诸葛亮所语与上述统计数字不谋而合。东汉后期,政治的核心是士人问题。士人领袖集中在中州,这再次证明中州居于政治中心地位。董卓之乱爆发后,中州依然是最具活力的地区。《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 、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
以上诸将中,曹操、袁绍、袁术、袁遗、韩馥、桥瑁均为豫州人,张邈、、孔伷、鲍信、王匡均为兖州人,只有刘岱是青州人。可以看出,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基本上是由中州士领导的。他们与董卓之间的战争可以理解为中州地区与凉州地区的一场武力冲突。董卓的覆亡标志着凉州地区的失败。这以后,中州士内部又发生了分裂。曹操割据于兖、豫,袁绍称霸于河北,袁术占据南阳,刘表控制荆州。中州士彼此之间的战争使得最具有恢复统一局面实力的中州士暂时无力完成统一的历史使命。但是,历史最终还是选择了中州。建立在中州的曹魏政权在三国中最为强大,继曹魏之后的司马氏政权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总之,从东汉到魏晋,中州既是学术中心,也是政治中心。中州士的活动影响着历史的节奏。围绕着中州士的活动,可以看到一条接连不断的历史线索。这与东汉以前的历史是迥然不同的。春秋战国以来,秦、楚、齐等大国都在中原的四周,中原是他们争夺的战场。在周边大国的压力下,中原地区的小国只能是“朝秦暮楚”,不可能有大的发展,更不可能决定历史的走向。这说明中原的崛起需要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周边大国的消失。秦、西汉时期,政治上的统一虽然实现了,但战国影响依然顽强存在着。所以,政治中心在秦之故地,而文化上占优势的地区则非齐莫属。东汉以后,战国痕迹基本消失,关中的政治中心地位与齐地的文化中心地位统统让位于中州地区。因此,中心地区的转移从一个侧面宣告了战国文化的最终结束。
〖附记〗:本文是作者1997年4月在日本大阪"日本古代史研究会"上的讲演稿。因为是讲演稿,所以比较粗糙,问题不少,望读者能不吝指教。
1、参阅周祖谟先生《方言校笺》自序。
2、参阅田余庆先生《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载《秦汉魏晋史探微》
3、高敏:《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载《秦汉史论集》
4、李开元《前汉初年军功受益阶层的成立》。载《史学杂志》第99编第11号
5、《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6、《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7、《三国志》卷六《刘表传》注引《傅子》
8、《三国志》卷四二《来敏传》
9、参见拙作《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10、《三国志》卷四二《尹默传》。
11、《后汉书》卷七四《刘表传》。
12、《艺文类聚》卷三八礼部上引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记"字疑衍。
13、日中国际共同研究《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第139页
14、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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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作用。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密切,有利于大学生文化认同和健康人格形成。当前在大学生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将传统文化内容与时代紧密结合,改进传统文化教育形式,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是汉文化圈的源头和中心,在宽广的中华大地上,孕育出了博大精深、独树一帜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经过世世代代几千年的继承和发展,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对世界、社会、人生的看法,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有道、佛等思想的多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大学生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保证,是党的要求,社会的需要,也是大学生个人成长的必须。教育大学生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思想教育资源,与当今时代相结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1.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
文化具有连续性,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一经诞生,就对人发生作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个人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接受文化熏陶,形成与特定文化一致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过程。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经过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或多或少接触到传统文化理念,已经初步完成了社会化,具有朦胧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思维行为取向。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其已形成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
2.传统文化是抵制不良文化渗透的屏障。
社会不良文化是侵蚀、腐化人们思想,对社会发展进步起阻碍、破坏作用的文化。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成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社会不良文化具有存在传播的土壤。社会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诋毁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宣传物质享乐,奢靡浮华;讲求个人中心,崇拜权势和金钱;放弃道德操守,崇尚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抵御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渗透,最根本的是弘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3.传统文化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归根结底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性文化,核心部分是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具有明显的育人功能。它关爱肉体,关心生命,不自虐,不极端,讲中和,讲奉献,设置了提高自身修养,为国家集体服务的人生价值。传统文化认为,个人生命由父母给予,同时承担延续祖宗生命的重任。因此,个体是生命链条中的一环,是生命之树上的枝叶,其价值在于更好的促进大树繁茂。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契合,具有内在统一性。
1.有利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与欧洲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相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集体主义。集体是价值的主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原有宗法制集体主义存在各种弊端,完全无视个人利益的极端集体主义已经被否定,但集体主义不会过时,它滋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爱国志士,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是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生动的素材。
2.有利于大学生基本道德规范培养。
儒家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和”,最高理想的实现,依赖每个社会个体知礼守规,道德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后形成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等道德标准。依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我国现阶段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内容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脱胎于传统文化,扬弃了传统道德中等级、忠君等封建糟粕,发扬了爱国、勤俭等内容。传统文化为大学生提供了道德的生动解释,以“诚信”为例,流传着许多关于诚信的名言和故事。
3.有利于大学生健康人格养成。
心理学上的“人格”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可以笼统的称之为“个性”。目前对于健康人格的评价标准一般为: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正确的自我意识;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大学生处于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刘洋泼熊”“马加爵行凶”等校园案件,凸显了当前大学生群体人格障碍问题。大学生中常见的不良人格倾向有妒忌、偏激、自卑、自我中心、孤僻等。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现实完美人格的典型“君子”,为大学生提供了目标。
1.近代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开始了近百年的屈辱历史。中国思想界痛定思痛,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传统文化,力图引进西方文化,寻找救亡图存的出路。在批判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内容被放大,甚至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在这种批判多于继承的历史背景下,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认同程度不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自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在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根据时代发展赋予新的内涵,通过营造校园文化环境、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等传递给大学生。
2.受教育者大学生喜新求异的群体特点。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大学生处于人生智力发展的高峰时期,思维独立性和批判性显著增强。进入大学校门后,大学生脱离了家庭的呵护,学业压力减轻,开始独立面对社会,并思考人生问题,成人意识增强,渴望证明自己的成人地位。大学生不迷信书本,不拘于传统,相对于已有结论,他们更倾向于经过自身思考,提出新的见解。传统文化作为自古流传的内容,本身并不具有吸引大学生的新奇特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提高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充分利用班会年级会,开辟第二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3.学校教育体系中传统文化内容缺失。
我国教育体系重技能轻人文、重“成才”轻“成人”的倾向依然非常严重,升学率依然是社会衡量中学教育的绝对标准。在就业率考量标杆下,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越来越向应用型靠拢,绝大都数高校都没有传统文化教育体系。大学生面临就业的激烈竞争,学习的重心大都放在过级、考证、考研等更有实际效用的内容上,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仅限于兴趣爱好或消遣。各类学校应提高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传统文化素养。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植根民族土壤,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养料,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民族品格,自觉抵御不良文化渗透,开拓向前,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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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尧是华夏民族的文明始祖。奉行德政,心系百姓,公正无私,轻权爱贤所致,使尧天舜日成为中国历代百姓的希望。尧文化的核心就是和谐,也就是和合精神。帝尧是华夏民族的文明始祖。奉行德政,心系百姓,公正无私,轻权爱贤所致,使尧天舜日成为中国历代百姓的希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尧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尧文化博大精深,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影响着国人的道德观和价值取向。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新时期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尧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我们应该注重运用尧文化的精神,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塑造大学生理想的人格,提高其道德素质,让大学生全面协调的发展。
关键词:尧文化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它博大精深,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传说中帝尧的历史功绩为人们所称颂,指导其具体活动的思想内涵及尧文化更是影响着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今天,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应该从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使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有效地和传统文化相结合。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对人们的行为习惯起着约束的作用。综观历史,哪个朝代不是在取得天下后就非常重视扶持主流文化,用文化的力量帮助他统治天下呢!然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的地方把经济发展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的因素,忽视了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因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尧是中国古史传说中杰出的部落首领,尧的时代在中国古籍中被列为第一章,因此探讨尧的贡献及其对现代文明的积极影响显得很有必要。尧文化的思想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德治思想
德治主义成为帝尧典仪治国的美德,帝尧以身作则,勤俭治国,衣食住行如同常人,老百姓都非常敬重他,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崇尚德治,并将其视为关系国家安危兴衰的思想,至今对我们治理国家都有借鉴意义。
2.和合文化
“和合”一词的原始表达,正始于帝尧时期。尧文化的核心就是和谐,也就是和合精神。和,是指异质事物的共存;合,是指异质事物的共生。和合文化也就是和谐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等多种关系,使世界在平和自然的状态中发展。可以说,“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于我们今天解决矛盾和挑战,寻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义治国思想,是中华民族大统一并能持续发展数千年的基本原因。尧则是这一思想的鼻祖,尧文化是上古文化的结晶,也是农耕文化的结晶。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表明这种民本主义的治国思想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尧文化给我们的启示,是其之所以能在尧舜时代产生并跃居领先地位的那种领导者的风范和良好的社会风尚。良好的社会风尚集中表现在华夏民族团结一致,对外来文化的广纳吸收上。文化的传承性使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远离传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中华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优势,其关键在于能否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吸收、弘扬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近年来,“国学热”迅速升温,不仅在学术界、大众文化中掀起了一股热潮,更激发了所有国人的热情。那么,如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要着重探讨的问题。新时期,我们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应当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发掘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部分,提升大学生的德育水平,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是精神文化教育,是精神文化的传授、认同、运用和创造的活动。它担负着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使命,通过社会理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把民众在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实践中动员和凝聚起来,为民族精神的形成奠定价值共识。尧文化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他倡导的社会风尚,集中表现在华夏族团结一致的精神风范。因此,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应当注重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操,增强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烈责任感。
2.塑造大学生理想的人格
当前大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重个人前途,轻社会思想,不是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社会;在人生的奋斗目标上表现为日益增强的个人意识逐步取代了整体意识和社会意识;盲目的自我膨胀和实际的自卑意识;重自我价值,轻社会价值,在利益关系上表现为以“我”为中心。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正确处理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倡导尧的和合文化思想,要求大学生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还应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价值观。通过不断学习,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我们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牢固的信念,这样就会少走一些弯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出一份力量。
3.提高大学生的道德素质
德育最基本的任务是引导人向“善”,即“成德”。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仁义礼智信”是主要的公德标准,“温良恭俭让”是主要的个人行为规范。传统社会中的德育就是维护“礼”,用“礼”规范约束个人。这样以来,传统社会中的“德”,就是从理想主义出发,把人理想化、神圣化,认为人“皆可以成为尧舜”,强调“内圣外王”。
只有博学、审问、明辨而后笃行,“德”在人伦关系中才能呈现。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强调的“德”,主要是指培养人的完善的人格,提倡人们正确对待公与私的关系,以及诚实守信、善待他人等方面的优秀思想品德,这与传统道德教育也是相通的。
4.选择正确的教育方法
人的思想意识支配着自身的行为,产生社会活动,只有思想意识上得到了提高,才能成长为社会需要的人才。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是一种潜在的巨大的教育力量。只有把传统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才能把潜在的力量转化为现实的力量,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所以在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我们应该将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通过课堂授课、开设必要的选修课、开展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校园活动,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逐渐的、恰当的方法,合理的途径,通过多种教学方式,不同角度的渗透给高校大学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总之,教育是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一种生命机制,没有文化传统,就不会有教育,因为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这就注定了教育必须以文化传统为基础去继承传统,承认传统对人类发展的作用。精神文化产品可以使人们在获得精神愉悦的同时,接受思想教育,提升精神境界,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寓教于乐,以文化人,以文化为载体增强思想教育的育人功能。
综观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无不依托两种资源: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尤其重视人文资源。虽然,近几年,我们很多地方充分重视了尧文化所具备的源头文化的特色,和寻根文化的优势,研究、宣传和开发尧文化,但是我们还没有把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结合起来,使尧文化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服务,更好地为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当今社会是高度发达的社会,这种高度发达,需要大学生全面协调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是大学生发展的两个方面,只有这两者相互促进,平衡发展才能推动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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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新中国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历程,总结法治建设经验和教训,中国的法治之路为何如此坎坷,法治在中国如何才能早日实现?究其根本,法治的实现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它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探讨法治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政治文化塑造着政治人和政治体系的政治行为模式,从而会对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局面已经显现,这一变化将会推动政治体系逐步迈向民主、开放和透明,促进公民权利保护的机制建设,推进中国法治国家建设,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变迁;政治发展
(一)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
1956年,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al A. Al-mond)发表《比较政治体系》-文,把“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畴。后来,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 Sid-ney Verba)等对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等五个民主国家进行了大规模跨国调查,并写作了《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书,该书成为比较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
1978年,阿尔蒙德和小G宾厄姆?鲍威尔(G BinghamPowell,Jr)出版《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该书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和组成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阿尔蒙德等人在政治文化理论研究方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把政治文化建构成为一种解释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分析工具。政治文化就是指人类在政治活动过程中积淀下来的相对稳定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精神层而的因素。
一方面,政治文化直接表现为这些作为存量的精神层而的因素;另一方而,这些存量的精神层而的因素又会对特定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产生深刻影响,并由此形成政治文化的传承机制。这样,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政治文化的正向变迁会对政治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
中国从秦汉时期到明清时期,整个政治变革的趋势就是君主制度不断强化,到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更是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浓厚的大一统观念和君权思想,这种文化极大地泯灭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白由,使现代政治理念很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内萌发出来。
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变迁也有所显现。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必然会对中国政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深化,中国政治发展的积极成果又会反过来巩固政治文化变迁的积极因素,并使之制度化和进一步推动它的变迁。这一关系大致可以表示为:社会进步一文化变迁一政治发展。
(一)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政治文化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的增长,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多数国家都没能做到的。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取得了重大成就。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公民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平等、自由和民主意识逐渐增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政治文化中自由与民主的倾向成分越来越多。并且,中国人更倾向于追求知识、财富和个人的自我实现;在政治生活中,不再盲目崇拜和绝对服从。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浪漫与激进的政治心态开始被摒弃,政治稳定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同的政治目标,重视秩序成为重要的政治心理。这种注重稳定和重视秩序的理性心理有利于人们摆脱各种非理性观念的束缚,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
(二)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影响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生活中最基本、最复杂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相比,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把社会成员严格地束缚在简单的身份等级划分之下而缺乏流动机会的社会体制。在这种状态下,国家的力量获得了极大的扩展,社会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几乎不存在了。
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突出了作为公民政治文化主体的公民的地位,推动了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变化,带来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导致人们价值观念、价值取向的改变,并引起政治文化的变迁。在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人们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法治意识逐步增强。
(三)社区政治发展的影响
村民自治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兴起的农民实行自治和直接民主的社会实践。实践证明,这一形式顺应了农村社区管理的需要,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一种合适的制度安排。经过村民自治的民主实践,中国农民的主体利益意识逐渐被唤醒,规则意识、协作意识、民主意识和合作意识得到了增强。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则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最初,城市社区建设主要以社区服务为突破口和龙头,然后逐步扩展到社区文化、社区卫生、社区环境和社区治安等方而。随着城市社区政治建设的推进和发展,社区居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方而也逐步发生着变化。从目前来看,城市社区建设使民主和法治意识得到增强,对政治主体的认识更趋于客观,对白身权益和政府权力的认识更趋于理性。从而促使政治文化向着理性化和世俗化方向发展,也使他们自身的政治素质和民主素养得到了提高。
(一)推动政治体系倾向于民主、开放和透明
政治文化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影响政治输入和政治制度运行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模式,同 时,又被社会成员视为一种权威性的内在力量。当政治文化中理性、民主、包容的因素增多,并成为多数公民的一种心理诉求的时候,其必然会被输入到政治体系之中,政治体系也会逐步吸纳这些因素并进行相应的改造,从而推动政治体系朝着民主、开放和透明的方向发展。
随着中国政治文化转向理性、民主、开放,中国政治体系也越来越多地响应这一要求,并且,这两种转变表现出明显的互动性。党的十七大再次明确指出:要“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
(二)推进中国法治国家建设
法治,即“法律的统治”,是法律制度的一种特殊状态。近代意义的法治原则至少包括两个基本点:一是法治必须以民主政治为前提,法律要体现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意志;二是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应当具有高度的权威,一切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社会团体和公民都必须服从法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影响的加深和公民意识的提高,中国公民和其他政治主体的法治意识在近30多年中从弱到强,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且,通过政治实践和法治实践的具体行动,推进了中国法治国家的建设。
法治意识的形成与提高在法治国家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国法治建设开始迈出重大步伐。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200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而落实,作为全而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200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全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了全而部署。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标志着中国全而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法治意识的提高与法治建设的展开表现出了良好的互动和促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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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国经济工作的法宝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国有企业也被推入市场经济的洪流中,这导致我国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国有企业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思路和方法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亟待改进和创新。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西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制度的不断引进,企业文化建设逐渐被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等所接受,并受到了广泛关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实现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有机结合的实践措施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思想政治工作是事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新的社会形式下,单一、古板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方法与当前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显然脱节。为此,只有将其与企业文化建设高度融合,才可以最大力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助力企业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赢得发展的先机。本文通过对企业文化的作用分析,论述了企业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工作间的关系,并基于此提出了两者相互融合、共促的实践路径,以期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有益参考。
现代企业普遍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不过很多企业只是把企业文化当作几句口号,或者囿于激烈的市场竞争,觉得企业文化费工夫、不实际,需要时翻出来装点一下“门面”,自顾不暇时便将其抛之脑后。究其个中原因,多因未能真正理解企业文化意旨所在,且不适应我国经济当前“新常态”、新的市场竞争格局。由此,以思政工作为切入点,展开对两者有机融合路径的探讨对企业全局管理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在企业管理的各个阶段,企业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企业管理贯穿于企业全周期、全过程、全员的生产经营活动之中,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保证;而企业文化在此中的作用,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 是选择企业战略的基础。兵法有云:“上下同欲者胜。”即具备远见卓识的企业家,善于把员工个人的价值观统一到企业价值观之中,让企业发展目标和战略成为员工自发的追求,正是发挥了企业文化的导向作用。企业战略是企业的长远发展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策略、方法和途径的总和。文化是我国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的做生意的最基本的原则;“不赚钱的生意不做”也是许多企业恪守的信念和文化。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也就有什么样的经营理念,封闭保守的思想、消极落后的观念产生不了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企业发展战略,故而企业文化是选择企业战略的基础。
(二)是制订管理制度的关键。现代企业强调“以人为本”,这就需要把企业文化融入管理制度之中,实行人性化管理,才可得人心。企业制定管理制度时,应发扬民主集中的精神,充分吸纳不同的利益诉求。让企业的管理制度既代表广大员工的意见,又体现出企业的价值观念。企业应深刻认识到管理制度是用来规范、约束、激励员工的行为,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管理制度,如果企业文化是一种保守型的文化,相应的管理制度就重在约束、规范和遵守,不允许违反管理制度;如果企业文化是一种进取型的文化,相应的管理制度就会鼓励创新、开拓和打破常规,容许员工犯错。
(三)是企业统筹管理的保证。企业管理的重心在于执行力,实施企业管理的时候,固然需要综合运用各种资源、措施和手段。企业文化可以创造符合企业全体员工利益的价值观,调动员工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企业员工生成凝聚力和执行力,把管理内化为自觉的行动,从而自觉遵守企业的管理制度,在工作中互相约束和规范、团结和鼓励、竞争和赶超,使企业经营管理规范和高效,在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协调共振时,企业文化就会发挥正向的协调、凝聚、激励作用。
文化建设内容丰富,实行起来也较为复杂,而成功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为文化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提供强大的动力,从而保证文化建设发挥其积极效应。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员工可以明白其自身的职责所在,树立更强的集体荣誉感,与组织的价值理念达成共识,进而与集体一同努力和创新,最终取得工作成果。另一方面,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同时也带动了文化建设的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所采用的全新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员工,促使其摒弃陈旧的文化理念,形成新的文化氛围。同时,与之文化建设互补还可以团结人心,合力共促员工更为积极主动地投入到事业单位的建设当中,为单位一系列改革提供不竭动力,从而促生更大信心去迎接新时期的机遇和挑战。
(一)发挥文化的规范作用。基于上述可知,文化建设可以拉近组织与员工之间的关系,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使员工更好地接受组织的领导和指挥,从而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化。而古语有云“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就清楚地说明了必须用制度、规矩来制衡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企业文化的规范约束作用往往无处不在而且力量巨大,企业应该充分发挥道德信仰、共同价值观、文化氛围等方面无形的规范作用,用管理来制约每一位员工,严格执行工艺要求和作业标准,不断提高产品品质。人的工作态度、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决定了其行为方式,而行为方式决定了结果,决定了绩效的好坏,因此必须有形约束与无形约束相统一,外部企业制度约束与内部员工自我约束相结合,使员工不断调整自己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准则,真正发挥管理的实效和高效。
(二)坚持既定原则与方向。具体地说,即是将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相融合必须坚持一定的方向和原则,不能盲目进行,不然只会适得其反。两者的有机结合要以科学发展观为基本方向,强调以人文本的中心思想,其最终目的是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根本上解决群众所面临的问题,使之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在两者结合的过程中,应重点强调理想信念的关键作用,使得员工可以为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同时,两者有机结合还需要平衡很多问题,比如创新与发展,传承与改革。需要注意的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初衷必须秉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顺应时代的发展规律和市场的变化动向,更好地促成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结合,实现员工与企业利益同步最大化。
(三)相互渗透共促协调化。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主要包括结构层次的融合,即将不同的物质、行为和制度文化分别注入到思想政治工作中;还包括功能方面的融合,即导向功能、激励功能以及协调功能的融合。为此,企业应借助企业文化的魅力构筑共同愿景,以一种“软”管理的方式来协调各职能部门和员工,营造出积极和谐的企业氛围,使他们不再固守自我利益,而是统一在企业的战略目标下,形成整齐协调的行动,求同存异,同舟共济,把矛盾、冲突化解于无形。
综上,企业要想充分发挥人才的效能,就应着实为员工着想,持续改善软硬件环境,改善员工待遇,不断提升其责任心和归属感,使之将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庭,形成一股向心力和凝聚力,以严谨的态度、崇高的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严谨对待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由此带动企业整体管理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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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80年代,我党就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在我国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的今天,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仍旧发挥着它往日的光辉,为推动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企业文化作为一种起源于西方的新型企业管理文化,对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相互融合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新时期,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全面发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也在发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日本和美国企业的成功经验逐渐形成了企业文化的概念,并深刻的影响着众多中国企业。企业要想进步和发展,把握好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十分重要。它们二者各有优势,在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企业的发展趋势就是要实现二者的融合,让它们优势互补。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往往能利用其传统优势给企业的文化建设提供正确的政治导向以及思想保证;而源起国外的企业文化建设又要求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创新,紧随时代步伐。二者融合,能在真正意义上促进企业发展,帮助企业文化本土化,最终让企业形成特有的优势。
1.1促进企业发展
二十一世纪以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继承的基础上也不断革新。随着“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创造性科学论断深入人心。企业在要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思想政治工作摆到了重要地位。企业文化想健康发展,那就少不了企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融合,相互促进、渗透,既能让企业紧随时代步伐,又独立创新,真正给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机遇,更好的促进企业发展。
1.2使企业形成特有优势
我国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具有不可预知的强大潜力,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它形成了适于自身和时代的理论和操作体系,对企业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任何事物都会在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我们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产生于特定环境,现在也面对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企业也必须解决当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同时,企业文化建设也需要我们在实践活动中积极探索,让企业文化建设理念与我国企业相互适应。
1.3促进企业文化本土化
企业文化理论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它起源于西方。而西方发达企业的生产力、员工素质、经营的理念等都与我国正处于发展阶段的企业有很大的不同。对于我国企业而言,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由来已久,在政策、人心、方法等方面都在本地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有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支持,把握时下的经济走向,就能对西方传入的企业文化不断完善。最终企业就能建设成适宜于本土的企业文化,推动企业发展。
探讨完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的现实意义,我们则需要知道如何促进二者融合。
2.1以人为本
在企业中,人是中心位置。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员工的积极性能给企业创造出不可估量的价值。企业中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既能充分调动员工的智慧和力量,促进优秀企业文化的形成。也可以给员工“主人翁”的责任感,保证企业经营的正确和经营目标。而正确的经营目标方针正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成功的重要体现。那么不难看出,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融合的根本。为了使人本管理与二者的融合相结合,我们可通过以下三点达到目的。其一,对于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以服务企业生产、发展为目的,同时以大目标、短计划的方式开展;其二,大幅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质量,以企业文化的基础教育、技能教育、家庭教育为改进政治工作的路径;其三则是保证员工的基本物质需求,改进企业员工的家庭生活条件,使企业文化建设有效运行,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作用。
2.2加强党组织领导
企业党组织是工人阶级政党在企业中的基层组织,它肩负着调查研究,准确掌握社会关系变化和员工思想,以及确立企业发展目标的重要任务。党组织能根据党在实际情况和不同时期的发展目标,确定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总体设想、规划以及各项制度和措施。同时,党组织可以明确二者各自的职责。这是完成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融合的重要保证。企业党组织在企业中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加强党组织的领导,为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的融合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良好的氛围。
2.3建立二者融合的保障机制
要保证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有效融合,就必须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第一,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企业管理队伍。企业可以培养出一批能正确把握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有机融合的管理人才,通过它们来深入贯彻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发挥二者的优势,促进企业发展。第二,建立二者融合的经济保障机制。这是保证二者融合的基础。企业可以在促进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的政策上加大经费投入、设施完善等,以及投入适当的宣传调研费用,还应加大对企业骨干队伍的培养。
2.4积极引导员工参与管理
企业要根据员工的需求,定期在企业内部开展满足员工精神需求的文化活动、主题活动和娱乐活动,尽可能为所有员工提供参与和奉献的机会。同时企业还要确立职工的主人翁地位,通过各种宣传途径,来帮助职工了解和掌握企业未来发展的目标和工作任务,积极引导员工参与管理,以实现民主管理。此外企业还要适当引导员工参与到企业的生产、服务、管理、经营和企业文化建设之中,逐渐形成一个同呼吸共命运、互相促进、互相依靠的利益共同体,进而获得广大员工的支持和拥护,推动企业更好更快发展。
2.5培养员工学无止境、与时俱进精神
为了确保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能力,要不断对企业进行改革和创新,推动职工个人价值与企业发展更好的融合在一起,这正是促进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相互融合的主要目的。在信息和知识爆炸的时代,建设学习型组织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经常会出现活动冲突、组织重叠和资源浪费的现象,这时就需要尽可能找到一个良好的结合点。根据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努力完善企业文化建设,使其更好的与创建学习型组织相结合,即将学习型组织的基本思想逐渐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理念之中,从而培养员工学无止境、与时俱进精神,提高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从本文中可以看出,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对企业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可以促进企业健康、快速的发展,对企业间的竞争有积极的作用。同时,本文还列举了一些有助于二者融合的对策方法,希望对业内人士有启发作用,帮助企业中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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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通常集职业身份和公民身份于一身。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更多的是看重他的职业身份,强调对官员的道德制约,这与中国传统的 好人当官 的意识相关,也与官民双方对官员身份的认知相关。在加强对官员进行监督的今天,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官员的身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政治生态变化中官员的公民身份认知回归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官员通常集职业身份和公民身份于一身。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更多的是看重他的职业身份,强调对官员的道德制约,这与中国传统的“好人当官”的意识相关,也与官民双方对官员身份的认知相关。在加强对官员进行监督的今天,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官员的身份。官员的公民身份表明了他的理性经济人的一面,而官员的职业身份则表明了他的社会性的一面。
中共以来,中国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目前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是通过高压反腐确保官员清廉,通过政务公开保证政治清明,以及通过权力集中强化政治清朗。这些行动带来了政治生态和社会心态的重大变化。就政治生态而言,官员觉得官不好做了;从社会心态来看,民众对官员持有一种不信任的心理。简而言之,政治生态和社会心态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官员被前所未有地置放在了社会和公众面前,由此也引发了一个对官员的公民身份的认知问题,也就是从以往对官员的职业身份的注重,回归到注重官员的公民身份和职业身份的双重身份。这种新的认知回归不仅关系到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管理,而且也关系到改善官民之间关系的问题。
一
社会中有官有民,这既可以从管理的意义上说(官是管理者,民是被管理者――尽管从现代政治学的意义上说,民是终极的管理者,官只是民的仆人);也可以从社会分工的意义上说(社会总是需要一部分人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这些人就成了通常意义上的官);也可以从职业意义上说(官是一种职业,正如民也有各种职业一样,有人当工人,有人当农民,有人当教师,如此等等)。不管官和民在职业身份上有什么区别,实际上他们有一种身份是一样的,即他们都是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和民都有两种身份,一是职业身份,二是公民身份。
但是,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职业身份上。职业身份要求官员表现出“公”的一面,表现出为人表率的一面。这一职业要求往往也成了人们对官员的一种期待。因此,官员的举动也常常为社会所注目,其行为也常常被监督。落实八项规定、反四风和反腐败以来,官员的一举一动在更大程度上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网络的日益发达更是将人们对官员的监督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不时看到对官员的举报,官员吃饭被曝,戴表被曝,生活作风被曝,等等。最终的结果,公款吃喝受到处罚,生活作风不良则名声扫地。然后,就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发展:一方面是民众对官员的监督的热情更高,以至于在某些场合走到了偏激的地步,只要是官员吃饭就认为是公款吃喝;甚至是穿衣,一旦感觉衣价太高,与公务员收入不符,马上上网曝光。前不久提出要给公务员加工资,又引来网上一片骂声。
另一方面则是官员的退守,本来可以正大光明进行的公款消费也转入了地下,甚至私人的吃喝也取消了,原因是怕惹麻烦,一旦被曝光就是没事找事。官员隐私受到了侵犯,但据说官员作为公共人物无隐私可言,因而只能隐忍但又感到憋屈和郁闷。工资加得不多,尽管心有不满也不敢表达,怕辱没了“公务员”这一崇高的名声,也怕一旦表达会受到来自四面的攻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此等等。目睹此类现象,使人感觉这个社会似有一股戾气,官民阵垒分明;一旦对决,便以零和为结局;也使人感觉生活的色彩开始变得单一,锦衣美食,豪车美酒再也不敢招摇过市,哪怕是正常收入所得。总之,使人感觉社会缺少了一种祥和友善的氛围,与和谐社会有点格格不入。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我们对官员的身份的认识上。我们关注了官员职业身份的一面,却忽略了官员公民身份的一面。而在中国的文化中,官有它的特殊性,它往往被赋予了很高的道德含义。“好人做官”从孔子以来一直是一种传统,以至于人们对官员的要求高于对其他人的要求。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他们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同一般民众是不一样的,是要高于一般民众的。即便官作为一种职业,它也被认为是高于其他职业的。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农七工八商九儒十丐”之说,有“学而优则仕”之说,官是顶点,官是最高的,是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范进中举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一个故事。即便在今天,我们还难以完全摆脱这种官高民低(这当然与我们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有关,也与我们的选官制度有关)的现象,这使得官在一些人眼里应该是完人,容不得官员犯错,因此动不动就对官员进行道德上的绑架。另一方面,官方的体制和学说也助长了官员的道德责任感,使他们自己感觉不同于民,要优于民(至少在道德上)。“特殊材料制成”说更是将官员和民众做了一个切割。而官民双方的一个共同缺陷在于都关注了官的职业身份而忽略了他的公民身份。
二
以公民身份而言,我们可能对官员的要求就不一样。现代的职业身份与公民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应一个人的社会人和自然人的两种角色。我们对作为社会人的具有官员身份的人的要求肯定会高于一般的人,因为官员就职于一个影响社会的公共部门,他的言行举止具有公共性,因此官员应该是社会的表率。比如,同样一个绯闻,人们会抓住官员不放,而对其他的人可能就轻轻放过,最多把它看做是一个花边新闻而不是一个严重的道德事件。其原因在于作为公共人物的官员的行为具有很强的传导性,具有对社会的一种引领性。官员清廉,社会清廉;官员崇高,社会崇高;官员奢靡,社会奢靡;官员腐败,社会腐败。这也是为什么公众往往会对官员的过错(更不用说犯罪)揪住不放的道理所在,因为他们对官员寄托了一种期望(尽管有时这一期望太高)。
但是,另一方面,官员也是一个自然人,有他的公民身份。而在这一点上,官员同其他人是一样的,他也有自身的需求。马斯洛著名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并非不适用于官员。官员也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敬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他需要满足这些需要。他也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不能被剥夺的公民权利,比如个人隐私得到保护,言论的自由,行动的自由等。此外,官员也像其他人一样要柴米油盐居家过日子,他们也有自身的利益,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官员和其他人一样,也想钱多一点(当然是正当的钱),日子过得好一点。他也要追求自身的利益,比如得到晋升或受到尊重。
可能是在这一身份认定上导致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一样。西方文化对官员的假定在于他首先是个理性的经济人,他想达到的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企业家想达到的是钞票最大化,政治家想达到的是选票最大化。因此对官员的假定是坏人,会做坏事,会伤害公共利益。因此,解决的方法是法制,建立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不让官员作恶,因为官员掌握着公共权力,一旦作恶,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或许是这一不同的假设,引发了中西社会两种不同的取向。由于对官员是好人的假定,产生了中国历史上很发达的道德伦理文化,强调“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寄希望于官员的自省和做道德模范,道德优良是安身立命的基础。钱穆甚至认为中华文明得以不间断地保留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制,也就是官员以德垂范,最终成为挽社会狂澜于既倒的稳定力量。而在西方,则发展了强大的法制文化,通过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而不是主要寄希望于官员的自觉和自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对付之道就是对权力进行限制,使权力行善而不作恶。
此外,西方这种对官员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也产生了非常现实的治官之道。斯蒂芬?贝利在论述保罗?阿普尔的道德思想时指出,一般来讲,仅仅要求道德上的高尚是不够的。只有认识到现实中的利益,公务官员才能够找到那些最强大的行为动力(个人的或是公众的)。通常,只有某项公共利益中包含了作为动力燃料的几项特殊利益时,它才可能进入轨道运转,即被人们纳入议事日程。行政官员的艺术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将私人的和个人的利益寓于公共利益之中。从道德品格来说,那些不愿把(合法的)个人和私人利益纳入支持公私兼顾的事业中来的人,是不适宜于担负行政职务的。[1]这些话或许会使我们有些人听了大惊失色,但冷静一想则不无道理。
官员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也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他做事的动力既来自崇高的使命感的驱使,也来自满足个人利益的需要。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只是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的利益服从组织的利益,而不是否认或排除他们的个人需要。我们的文化往往忽略了官员“理性经济人”的一面,过分关注和强调了官员的“官员身份”而忽略了他的“公民身份”,忽略了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所具有的听起来不那么崇高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个人利益的追求。把官员看得太高,其结果是,一旦发现他们事实上没有这么高,我们就变得难以容忍。这是只看官员的一面而不是看他的两面所造成的。
简单来说,西方的做法是更多地从公民身份的角度来认识官员(也就是首先他是个人,他同时具备人所具有的优点以及人所具有的缺点),建立严格的法制和监督体系,并配以现实的激励因素。他们通常把官员的行为分成三类,一是违反刑法的行为,二是不道德的行为,三是不恰当的行为,对三类行为分别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违反刑法的行为当然会被抓,不道德不恰当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丢官(比如我们对西方国家里官员因不恰当使用公款而丢官的事时有所闻),但也不一定,比如克林顿在位期间的绯闻事件最终并没有影响到他仍然担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有绯闻,但这并不影响美国人始终把他当做一个伟大的总统来敬仰。
不恰当使用公款导致丢官,而身缠绯闻的总统依然做总统,其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涉及了公与私的问题,侵犯公的利益是规章制度所不允许的,因而丢官实属正常。而后者只是涉及私人的事情,这是属于道德层面的有违一般社会伦理的问题,作为公众人物,社会会加以谴责,但不一定加以制裁。一个有道德瑕疵的人可能是一个很有行政才干的人,不用可惜。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时,已有他的风流韵事的传闻,但美国人还是把他选上了总统宝座(当然克林顿后来也以其亮丽的业绩回报了选民对他的信任)。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公民身份角度出发的认识所具有的一种宽容。
相比之下,我们长期以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强调道德的文化,则是更多地从官员身份的角度去认识官员的,更多地强调思想教育,寄希望于官员的自觉、自律和自省,而疏于法治和监督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此次反腐败斗争中受到查处的腐败的高级官员有如此之多,充分表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监督体系是很不完善的),并在官员的行政行为中完全排除个人利益的考虑,或至少让人感觉在政府组织里谈个人利益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从而放弃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尽管这一追求有时并不伤害组织的利益。这导致我们可能以过高的标准去要求官员,并对官员的道德瑕疵或过错采取不宽容的态度,以捍卫道德高地的纯洁性。
比如民间对犯错官员的重新启用往往一概采取不理解甚至反对的态度(当然这里也有民众还无法参与官员任用的原因)。其次,由于受到道德正当性的影响,公私无法兼容,官员不能有自己的利益,或者至少不能在大庭广众下公开谈论正当的个人利益,或以谈个人利益为耻,这导致官员的一些正当的利益或好处或福利一旦受到影响,也不敢出来争取,甚至在表面上还要表现得很崇高,不屑于这样的利益或好处,但是在私下里却发泄不满,并在行动上采取消极怠工和不作为的方式来加以抵制,庸政和懒政便应运而生。
三
当然,两种身份是集于官员一身的。西方尽管比较盛行的是对官员的理想经济人的假定,但也时常可以看到对这种假定的批评。比如,珍妮特?登哈特和罗伯特?登哈特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政府中的恰当角色之所以被削弱,其原因不是在于邪恶的目的或者精英分子的阴谋,而是因为对治理和管理的探讨始终都假定了我们只能是自利的”[2],因为这种假定忽略了官员职业身份崇高性的一面,官员都被看作是追求自身利益的蝇营狗苟的人,而不是既会追求自身的利益,同时也会追求公共利益,甚至会为公共利益这一崇高的目标牺牲自己的利益。在登哈特看来,“人们之所以被吸引去从事公共服务,是因为他们被公共服务的价值观所促使。这些价值观――为他人服务、使世界更加美好和更加安全,以及促使民主发挥作用――体现了在一个社区的服务中作为一个公民的意义的精华。我们需要培育和鼓励这些更高层次的动机和价值观,而不应该把人当做机器上的嵌齿或者认为似乎他们只具有为自己利益服务的行为,就压抑这些动机和价值观”[3]。
反观我们,尽管我们的文化更多地强调官员的道德自律,更多的是对官员的思想教育,但是事实上我们也有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而这些法律和规章制度本身就暗含了官员会犯错,甚至会犯罪的假定,只是我们比较少强调这一点而已。但正如上面所言,对道德伦理的强调可能导致了我们对法治建设的疏忽。而这一疏忽的结果,既导致一些官员或利用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漏洞大搞腐败或不惜以身试法,同时也导致民众走体制外的道路,尤其是利用网络来进行反腐败或者对官员进行监督,以至于最后出现了本文前面讲到的一些过激的状况。
因此,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两个方面来说,都有必要从两种身份的角度去认识我们的官员。如果说我们以往更多考虑的是官员的职业身份的话,那么在走向反腐倡廉和政治清明的今天,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官员的公民身份,考虑官员理性经济人的一面。从这一点出发,来建构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以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并规范官员的行为,从而完善对官员的监督。
如果我们实施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制度,老百姓的一些猜忌和疑虑也会随之消失。有钱的官员进行高消费也实属正常,用不着偷鸡摸狗地去做。当我们的报销制度使得公款吃喝(公务接待不在此列)变得不可能时,那么一些民众再也不会也没必要去盯着吃喝的官员,官员自己要吃喝也有了自由,再不用因怕老百姓指责而放弃吃喝。对公民的最低要求是守法,这应该是一个不高的要求,尽管社会对官员会有更高的要求。但是从理性经济人、也即公民身份的角度去考虑,我们就可能不会对官员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因为就这一身份而言,他们是同我们一样的人。这样,对官员的一些过错、瑕疵或缺点(当然不包括涉及刑事违法犯罪的行为)可能会抱有一种宽容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对官员不伤害、不影响公共利益的谋私行为可能也会有一种理解的态度。
其次,我们当然也必须考虑官员的职业身份,因为这一身份给了官员荣誉,也给了官员责任。这一荣誉不是个人的地位和名声,不是什么“长”或“主席”、“主任”带来的愉悦或自得,而是服务公众的一种满足。具备了这样的一种认识,官员就会很好地去处理公和私的关系,处理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从这一认识出发,需要考虑如何去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准。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业道德,在政府中也可以称为行政道德;二是个人品行。保罗?阿普尔比在谈到政府体制中的道德时,指出了三个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即乐观、勇气和仁慈的公正。乐观可以使人尽量看到事物光明的一面,可以使人在各种含混的、自相矛盾的事务中不失去信心,增强行为的目的性而减少被动性。勇气则是抱负、责任感和对于无所事事的痛恨。勇气可以使人坚持原则,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并敢于做出可能会给一些人带来痛苦的决定。再者是与仁慈联系在一起的公正。政府是价值的权威分配者,它所用的不可量化的尺度是正义和社会福利。权力必须在公正和富有同情心的情况下行使。
仁慈对于官员在决策中的信息不足和私心介入起到补救作用,否则决策就很难公正。仁慈强调的是劝导而不是强制手段,它激励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果没有这种向往,政府便会成为保护现存特权的令人沮丧的防御壁垒。[4]阿普尔比在这里指的是行政道德,此外,道德还包括个人的素质和品质方面的一些内容,比如我们通常强调的诚实、正派、善良、正义感等。我们不仅要求官员恪守行政道德,而且还要具备良好的私人品德。
回归对官员两种身份集于一身的全面认识,尤其是对官员的公民身份的认识,需要一个调整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涉及政治生态的变化,也涉及整个社会生态的变化,涉及政治的清明、经济的进步、文化的改变和道德的提高。但这一认知的回归是必须的,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因为它有助于促进这样一个过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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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90后已经逐渐成长为在校大学生的主流群体,面对不断发展的网络技术和不断拓宽的参政渠道,大学生基于微博这个新型媒体进行政治参与成为这个时代的一大亮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微博问政与90后大学生政治参与路径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自媒体时代,微博问政已经成为90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重要路径。文章在对南京八所“211”高校90后大学生微博问政抽样调查的基础上,主要研究当前大学生微博问政的现状及其所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性地提出优化这一路径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微博问政;90后;大学生
从当前我国高校大学生群体的现状来看,90后无疑成为了高校大学生群体的主体。“90后”由于其多方面的特殊性,成为了当今社会不可避免的一个焦点。他们是信息时代的主力军,是自媒体时代的弄潮儿,他们有着这个时代最为敏感的嗅觉,有着去接触这个世界的独特方式。在这其中,微博无疑是90后群体关注社会、与社会交流的重要路径之一,90后大学生当然也对微博有着特殊的偏好。微博不仅成为了大多数90后大学生群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微博问政更是90后大学生表达政治利益,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可以说,微博问政日益成为90后大学生群体政治参与的主要路径。
本文主要以南京市八所“211”高校90后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样本调查的方法对90后大学生微博问政的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将微博问政作为90后大学生政治参与重要路径的合理性及其相关完善措施进行探讨,以期对当前该领域的研究略尽薄力。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及的“微博问政”是指广义上一切通过微博来关注时政,关注社会焦点问题并表达自身政治利益的行为,并非狭义上仅针对政府部门事务的微博行为。
本课题小组成员分别于2013年10月至11月以及2014年4月至6月通过纸质问卷、电子问卷等形势分别对南京八所211高校的在校大学生进行随机抽象调查。调查共发放纸质问卷800份,收回754份,其中有效问卷722份;电子问卷共发送400份,收到回件287份,其中有效问卷226份;共计完成948分有效样本调查(其中或有个别样本量重复调查)。问卷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90后大学生微博使用现状2、微博问政现状3、微博问政对90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影响。
在调查的有效样本量中,有76.37%的学生已经开通微博且经常使用,13.08%的学生已经开通但很少使用,6.96%学生表示以后会开通使用。通过数据可以看出,90后大学生对于微博的接受程度还是相当高的,这也就使得微博问政很可能成为该群体政治参与的重要路径。
调查显示,在国内众所微博频道中,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是绝大多数90后大学生的首选,两者所占比例分别为83.78%和百分之13.67%。
在对大学生开通微博主要动机的调查中显示,选择“分享生活点滴,关注时尚娱乐,明星、名人动态等”的所占比例最高,为38.74%,选择“随时分享个人心情、动态,期望更多人关注自己”的学生占到23.48%,选择“关注社会热点事件,参与时政讨论”所占比例排在第三位,为21.2%,其他依次为“打发时间,随便看看”、“其他人都在用,不用就out了”以及“其他”。从以上主要动机的选择中可以看出,虽然政治参与并不是90后大学生使用微博的初衷,但是微博问政或许正在成为该群体政治参与的主要路径,成为自媒体时代下90后大学生独具特色的政治参与形式。
另外,在对大学生使用微博“转发”和“原创”两个主要功能形式的调查中,微博内容以“纯粹转发”为主的学生占44.62%,以“转发并加以观点表达”为主的占42.45%,以纯粹原创为主的只占12.93%。从这项调查中可以看出,虽然90后大学生被很多人认为具有个性,有想法的一代,但他们在微博世界中,可能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依然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与跟风性,很多时候只是原封不动地转发一些信息,而没有认真地加以思索。
其次,在90后大学生群体主要关注的微博对象中,“名人、明星类”所占比例最高,达到了68.36%,“媒体类”所占比例为57.76%,“亲人、朋友类”占48.46%,关注“政府类”微博的学生只占23.54%。
通过对南京八所“211”高校的90后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我们总结出当前大学生微博问政现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从政治关心的角度来说,90后大学生微博问政的关注面日趋广泛,在功利性与理想性的双重心态下,表达自身关心时政,关注社会事件的政治追求。
调查显示,微博已经继博客、政府门户网站之后成为最受90后大学生最受欢迎的网络政治参与的新途径,在各类网络“参政”形式中,选择“微博问政”的学生占到了42.84%。正如上文所说,政治参与或许不是90后大学生使用微博的最初目的,但“微博问政“却成为自媒体时代大学生政治实践的新路径。
在对使用微博参与时政及社会热点事件讨论统计显示,16.77%的大学生经常使用微博参与讨论,49.85%表示很少或曾经参与过,33.38%选择“从未参与过类似讨论”。
调查显示,90后大学生在微博问政中关注的政治相关事项依次为就业政策、房产、反腐、社会治安、医疗教育、国际局势、政治事件等。
在通过微博参与时政及社会热点问题讨论的原因调查中,37.78%的学生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26.23%的学生选择“有必要表达意见,不吐不快”,24.62%的学生认为“关乎个人利益时才发表意见”,7.45%学生选择“凑个热闹,随便说说”。
从以上几项调查可以看出,虽然90后大学生依然承受着学习、就业及生活等方面的现实压力,但大多数学生还是表现出了对于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关注,拥有一定的政治参与热情、意识及社会责任感。同时,33.38%的学生选择从未通过微博参与时政与社会热点的讨论,也反映出当前大学生“微博问政”的参与程度还比较低,主动性也比较差。
(二)从政治态度的角度来说,90后大学生微博问政的价值判断趋向于理性化与多元化、批判性和归属性并存,其政治敏感性和思辨能力较高。 通过调查发现,48.73%的90后大学生认为政治参与既是自身的一种政治权利,也是当代青年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近32%的学生认为政治参与只是个人权利,可以作为也可以不作为,15%左右的认为政治参与与自身关系不大,无需关注。
在关于如何在微博中评判时政新闻及社会热点事件的调查中,有40.56%的学生表示会进行直觉判断,如果感觉是正确的信息会转发,27.54%的学生表示会进行相关信息搜索,根据自己的判断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转发,近16.6%的学生选择“只浏览,不发声”。虽然在微博世界里难免会存在非理性的言论及跟风行为,但是90后大学生在使用微博进行政治参与时,其中的大部分依然会保持谨慎的态度,即使只有直觉判断也说明他们是经过思考的,这一点无疑是值得关注的。
此外,96%以上的学生表示在微博上的言论没有被管理员删除过,仅不到4%的学生表示“曾经有过”。
(三)从政治情感的角度来说,90后大学生群体微博问政的心态呈现出复杂性与易变性并存的特点,总体上是积极的。
调查显示,在遇到社会不公现象时,选择使用微博曝光的学生占到35.8%,42.6%学生表示由具体情况而定,其余的选择不会。
在问及通过微博参与时政与社会热点问题讨论与他人观点发生冲突时,50%以上的学生选择会通过理性的言论与他人讨论,不会做出过激行为;30%左右的学生表示不会做过多的讨论,只表达自己的观点;少部分学生选择可能会有情绪化的言辞。
通过在调查中与部分学生进行交流可以发现,90后大学生依然是富有爱国主义情怀的群体,他们对于当前的一系列政治与社会问题还是比较关注的,虽然总体来说心态是平和的,但其中的复杂性、摇摆性还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以上调查数据不难看出,微博问政对90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微博问政已经成为自媒体时代深受大学生喜爱的政治参与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热情。
调查显示,在“使用微博问政是否使你对时政参与的态度有所改变”的回答中,46.78%的90后大学生选择了“有所改变,更加关注”,30.46%选择了“无明显变化”,其余的则表示不清楚。
可以看出,虽然当前我国高校的大多数学生都对政治参与保持相对“冷漠”的态度,当然,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而微博问政的形式却可以借助微博这一自媒体时代备受欢迎的媒介来激发90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热情。他们或许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机会,而微博恰好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政治参与的路径,且这样的一种路径可能比现实中政治参与的路径更受他们所喜爱。
(二)微博问政在激起大学生政治参与热情的同时,也容易导致大学生在多元化信息中迷失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念。
由于微博在信息发布与信息互动性上较于以往的网络媒介更胜一筹。更为重要的是,在微博的语境下,话语权的掌控是由人气高低,声音强弱所决定的,及我们通常所说的大“V”,而这些观点并不往往都是经过理性思考的。很多人与亦云的观点往往却成为了决定性的言论。而90后大学生的政治观念尚处于形成的碰撞与矛盾中,一些缺失理性判断能力与筛选能力的大学生容易被一些激进的不良言论所迷惑,导致政治认知的片面化、模式化与功利化,甚至形成极端的政治观念。
通过以上对南京八所“211”高校90后大学生微博问政的调查结果分析,微博问政这一形式的政治参与路径对于90后大学生参与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已经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自媒体时代的今天,微博问政这种独特形式的政治参与路径也成为我们研究大学生政治参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将政治参与与微博相结合符合90后大学生的时代特质,从而更好地促进大学生群体对政治社会生活的关注,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政治热情,最终形成大学生政治参与路径由虚拟向现实的转变,提高大学生现实政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90后大学生微博问政同样也存在诸多的不足与缺陷。笔者及课题组成员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及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将尽可能的对这些问题作出全面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完善大学生微博问政这一政治参与路径的相关措施。
(一)从大学生自身来看,微博问政具有一定的非理性行为特征。由于微博的虚拟性、互动性、开放性等特点,微博问政往往带来一些非理性的政治言论表达,甚至是非法的政治表达行为。而现实情况是,由于微博问政出现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所以有关这方面的相关机制还并不完善,这给了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微博来控制舆论导向的可乘之机。我们在调查中发现,90后大学生群体在微博问政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及外界影响的综合原因,或多或少的也曾存在着过激的非理性行为。小部分大学生甚至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越是激进的言论越是能提高政治参与的效果,越是能推进政治生活得发展。美国学者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即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大学生群体在微博问政的路径下所形成的过激的政治倾不仅不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观念,也会妨害整个微博问政和谐有序的大环境的形成。
(二)从高校的角度来看,在校的90后大学生在微博问政的过程中缺乏有益的引导。从90后大学生的社会经历来说,绝大多数学生活动的范围还是在学校内的,他们对于外部社会的真实接触相对较少,他们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的行为都需要高校教育加以正确引导,否则很多学生都会迷失在当前错综复杂的信息社会里。然而根据笔者及课题组成员搜集的一些资料及在调查中与学生交谈的情况来看,目前几乎没有高校会对大学生的微博言行进行相关的理论教育与规范约束,或许高校还未做好如何应对的准备,但是在微博时代的大潮里,走在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最前沿的高校应该予以关注,并建立健全相应地教育措施与制度规范。
(三)从当前我国政府部门的角度来看,微博问政尚缺乏相对的回应制度与措施。由于缺乏规范体系的微博回应制度,许多政府机构未能在内部明确哪些言论需要及时回答,哪些言论需要及时过滤以免引起错误的社会回应,更重要的是如何对一些言论做出清晰明确的解释。由于90后大学生对这个时代具有特殊的敏感性,他们在微博问政中群体意见应当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政府应当给予这些年轻人政治参与的热情及正确的言论引导。不及时的回应、冠冕堂皇的套话、官话甚至选择忽视的行为,不仅会造成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也会挫伤90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随着微博时代的快速发展,大学生微博参与政治热情也日益高涨,对高校的思政教育工作以及政府机构的微博政务回应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促进微博问政形成和谐有序的政治参与氛围,可以从多方面采取完善措施。
首先,政府机构应当建立健全针对大学生微博问政的回应制度。从当前政务微博的现状来看,尽管许多政府机构已经开通微博,有些政务微博也在网络舆情的引导方面初显成效,但是针对回应大学生微博问政的制度建设几乎空白。绝大多数的政府机构的政务微博在建立之初并没有考虑到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当代大学生虽然可以看作为一个较高素质的群体,同时他们也是具有一定非理性倾向的群体,他们的政治观念具有相当大的复杂性和易变性,他们在微博中的言行值得我们给予更多地关注。大多数政务微博官腔式针对整个社会的回应往往难以获得大学生群体的认可,甚至会引发该群体对于政府微博回应的集体反感,更有甚者,这种反感被带进现实生活中形成政府公信力下降,使得90后大学生对于现实政治参与更加冷漠。因此,建立健全系统化的大学生微博问政回应制度值得我国政府机构予以关注。
其次,当前高校应当采取相关措施对大学生微博问政予以正确的引导。高校对于大学生微博问政的引导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方面是内在引导,即通过相关的理论教育培养大学生积极的政治价值观,只有树立正确的政治参与观念才能尽可能的减少大学生在微博问政中的非理性行为。这种内在引导可以通过开设相关课程,举办相关学术讲座以及组建相关学生团体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另一个方面是外在引导,即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校纪校规等外在规范的形式对大学生微博问政加以引导。但是这种方式不应过多过繁,否则会适得其反,不仅没有起到引导作用,反而打消了90后大学生微博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最后,大学生自身也应当提高政治素养,树立正确的政治心态,在微博问政中做到先思考后言论。微博时代的到来虽然拓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也让新生代的大学生群体找到了符合自身特质的政治参与路径,这不应当成为政治文明建设的绊脚石,而应当成为推动政治社会生活发展的时代推动器。90后大学生群体在微博问政的过程中扮演者不可替代的角色,在自媒体应接不暇的大背景下,大学生群体更要自觉规范自身在微博政治参与过程中的言行。做到辩证对待,理性发言,争取做一名有素质,有理性的现代公民,以实现大学生微博问政的有序、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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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种方法创建员工积极参与的企业文化
对于成功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拥有一个伟大且优秀的团队。但在招聘到优秀的员工后就只给他们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你希望他们做到最好,你就必须不断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和互动性。
为了实现这一点,有时感性的感觉要强于理性。我发现有一件事真是非常的有用,那就是将其它行业的最佳案例和想法应用到我的公司中。以下就是一些来自于科技公司的促进员工参与度的例子,其中也包括一些我现在所就职的MongoDB公司的经验:
1、找到适合参与你的公司文化的员工,从招聘时开始。除非你能聘用并留住合适的团队,否则你的公司将寸步难行,这应该是你最优先考虑的事情,所以每天都面试一些人吧。虽然一个人的经历非常重要,但是能与企业文化契合则更具价值。你要雇用的应聘者,应该是有智慧的,他了解企业的经营理念,有“放着我来”的心态,并且能与整个团队相处融洽,这才是关键。
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在扩建时雇佣了一位声学工程师来进行咨询。我们同时也研究了人体工程学,并安装了高度可调节的办公桌来配合员工的坐或着站。员工站起来或是对它们进行高度调节的频率非常有趣,我们已经收到了不错的反馈。
在每间会议室中都可以放置一块白板,并且是很大的那种。虽然白板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但是却对鼓励创新非常有用。
2、使用新技术使员工参与变得更简单。很多新的基于云的SAAS技术在无需设置软件或是服务器的条件下就能应用。
以电子邮件为例。在MongoDB,我们使用Google Apps来收发电子邮件、预约会面和存储档案。我们同样使用视频会议或是网络研讨会软件,比如Vidyo, Citrix 或 WebEx,让员工可以身处世界的任何角落,都能同时和同事举行例行的会议。或许还有其它更加复杂、并拥有丰富功能的技术,但是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人还是乐意使用简单的技术。
3、提供学习机会,也可以提高员工参与度。我们正在线上教育中观察员工们的兴奋点,这通常被称作“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MOOCs)。我们在edX平台上建立了MongoDB大学,这不仅有助于团队学习如何使用我们自己的数据库,同时也让员工有了在内部接受教育的机会。在工作中,当人们不断感觉到成长和进步时,他们会更加投入其中。
4、透明度促进参与。最后一点,要与你的团队进行交流并保持信息透明。如果事情不尽如人意,那么就告诉员工问题出在哪,困难将被如何解决。努力进行深入交谈。例如,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后的一或两天的时间内,我们都会举行一次公司的全体会议,来对董事会会议中商讨的关键要点进行共享。
5、少些指手画脚,管理上放手意味着更多的员工参与。Netflix凭借着一些有趣的想法,数年来一直在人力资源行业独领风骚,这些想法中的绝大部分都与简政有关。基本上,决定雇佣这个人,就说明你应该给他足够的信任,你就应该把他们当做“成人”来对待。当然,如果你的员工为上班感到兴奋的话,这也将更有效果。在MongoDB,我们并没规定的工作时间、休假的上限或是允许请的病假天数。
我们同时也使用Expensify应用,制作费用报告,来使事情变得更加简单。员工填写的费用报告不应该偏离他们的核心职责。比如出差时,员工每天都会得到固定的食品补贴,就不用要求他们对所花费用进行逐条记录。
6、 开放式办公,参与的作用是相互的。让你的员工经常在一起聊一聊,这也是我超级推崇 “开放式”办公环境的原因之一,因为这种办公环境有助于员工进行互动。我的办公桌位于团队的中间,我非常享受我的位置,因为它,我每天都能观赏到周围上演的同事间的互动。
另一个策略是提供午餐。午餐不一定非得是精心制作或是每天都有的,但是要偶尔提供。当有食物出现时,不同团队、部门的每一个人都会聚集在一起。
7、一个协作的环境利于员工的参与。对办公环境进行投资,但不仅仅是以金钱的方式。办公环境对于创建企业文化而言至关重要,同时也是吸引应聘者的一个有效工具。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研究什么能够造就一个好的办公环境,虽然在办公室打乒乓球或许不错,但是我们心怀疑问:什么能够使办公室成为一个利于工作完成的好地方?除了我在前文所提到的“开放式”办公环境,为了使工程师能够专心致志工作,我们希望这个环境同时也是安静的。
以上仅是一些我们用来创建高度参与的企业文化的一些想法。在促进员工参与的同时,又要确保企业的成功,这似乎是个艰巨的任务,但是在二者上花费大量的时间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发现员工的参与度越高,他们就更具活力、创造力和生产力。挑几招在你的公司中试一试吧,或许你将惊奇的发现团队的参与度得到了提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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