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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在中国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的荣辱历史。油画传入中国最初是为了摆脱西方列强强加在中国的屈辱而万里之外寻找而来的文化上的良药,为寻求文化的理性呼唤国人面对人生,面对现实的。油画在中国的生根和广泛的传播是中国文化的骄傲。西方的油画是运用对色彩和光影变化的理性分析来表达画家的情感。中国画家在西方油画的基础上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使油画在中国国土上得到了充分的养分。油画民族化不仅仅是中国油画民族化,它代表的是世界文化的民族化。
一、油画传入中国的历程
从油画进入中国,其实就已经走向了本土化的发展历程。由于中西方绘画的思想教育和民族风俗不同,所以就有很多的中国油画家通过时代的变换来探索不同时期的民族风格化,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油画家都没能顺利地进行下去。
“五四”前后,由于当代中国社会意识比较落后,所以有一批艺术青年出国留学,想学习西方科学来拯救中国,这时中国开始真正认识油画了解油画。艺术也是如此。于是当时对于西方油画的态度是膜拜式的“全盘西化”。中国出现了第一代油画家是从十九世纪末才开始的——李毅士、李叔同、李铁夫。然后,徐悲鸿、林风眠、吴作人、刘海粟等,中国的第二代油画家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去法国、日本等欧洲地区学习西方油画,另一批油画家在20世纪50年代去苏联学习油画,到80年代后出现了第四代青年画家。由于中国油画家在出国前都有着很好的民族化风格,所以在西方学习油画时已经不知不觉的融入了中国的传统元素。回国后在他们的创作中是可以看到的。然而,正当这时的油画呈现出蓬勃发展势头的时候,由于外敌入侵中国,面临很大困境,大多文人投身于“救国救亡”的运动中去,所以西方油画的出现不适合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从而形成了边缘化状态的趋势。
全国解放后,在“文艺为工农民服务”的旗帜下,为了使人们“喜闻乐见”,写实油画成为主流风格。1957年的运动对绘画的发展造成很大的挫折,独立思考、创作自由、绘画特性、形式美感的追求都成了见不得人的东西。在当时这种环境下,油画家力图追赶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把油画民族化变成了“年画化”“图画化”。中国油画民族化的道路在坎坷中摸索。
“”“十年浩劫”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中国油画真正有了自己生长的土壤,以很快的态势发展起来了,中国油画有了当代前卫、意象表现和传统写实三种局面,这种多样化的发展,让油画在中国有了真正发展的空间。
二、中国油画的写意性
写意性油画在内容上具有是丰富的,它是从中国多年对油画的实践总结出来的,它具有民族化和本土化的特征,从前辈画家大量的实践积累和作品实证中充分的体现出来。吴冠中就是其中之一。多年来,吴冠中徘徊在西方文化与东方传统的十字路口上。他早年受教于林风眠与潘天寿等大师,其文化修养与艺术训练都是中国式的,而后在巴黎的三年留学生活,则将他领进一个完全陌生的西方美学天地。我们看到吴冠中作品时,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艺术,从最初正面交锋,到渐渐互相妥协、融合,都能体现出他的绘画中的写意性,从中我们也认识到中西方绘画融合是非常艰辛的历程。例如:徐悲鸿与吴作人这两位著名画家的身上,我们能看到的是交替出现的中国与外国风格,没有体现出融合。他们的油画是写实的,中国水墨写意性比较强,两者结合也是很有限的。然而能做到使东西方艺术融合非常完美的就非吴冠中莫属。他将两种不同的绘画介质,两种不同的民族传统,在这两种不同风格上结合,吴冠中在东西方绘画上比他们前进了更大的一步。他在油画中找到了与中国画用笔相似的技法,例如,中国水墨传统画中典型的讲究气韵、线条勾勒等手法。吴冠中利用中国传统的民族风格的元素和绘画中点线面的造型语言,还有绘画中的意识空间分割等完美的融合,让他的创作具有了中国灵魂的西方绘画,他在创作中经常随心所欲,所以意象性就存在了。对自然景物的拼凑都是为了感情的表达和画面的构成。中西方绘画的结合,使得吴冠中的创作既有了西方绘画的严谨又有了东方的意境和韵味,让我感觉到西方绘画中出现中国所谓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蕴意。吴冠中在创作中有画松时却不见松、画藤却没有藤、画长城也看不见直观的万里长城的表现手法,他采用了点疏密有致、大小不等和色块的方圆不一,斑斓闪烁的特征,来表现出他的造型独特和绘画主题的生动性。这种现代表现语言手法,都是他生活中的体会,从而提炼出了抽象的语言符号,有了视觉造型艺术的传达感。他由于对表现手法融合不断探索和尝试,让他能打破传统笔墨对自己绘画上的限制,让他在中国传统绘画技巧上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利用现代艺术表现手法的融合,让他的创作更精到,更具有内涵。
中国油画,这一源于西方又根植于东方的艺术,在它自身的成长中,并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在接受西方写实与表现的同时,把中国传统绘画精神加以发扬,中国写意画所显示的文化对今天中国油画的发展有巨大的价值和意义。中国油画中的写意特征是中国艺术精神在油画中的显现,这种传统文化支撑下的民族个性也是中国油画的价值和魅力所在。中国的油画家们应在审视历史和自我的同时越来越体会到意象介入中国油画的自觉性和重要意义。作品中隐涵、或直接表露出我们的“民族性”。油画家对现实问题的关切,继续居于造型艺术各门类的前沿。油画民族化是开发的,是在东西文化交流融合中客观真实健康地画出具有强烈东方本土特色的油画。
结论
中国传统绘画的本质就是“以意造像”与西方绘画有着根本的区别,西方崇“理”东方崇“意”。西方画家在绘画过程中不断探索解剖学、透视学,画面效果注重明暗空间,他们用理性去认识世界,再用理性的手段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这与东方的绘画理念是不同的。东方崇尚“以意造象”,画面不注重透视空间,更不会单纯地对着一处景象去写生。东方绘画讲究气韵、意境,画面构图需要时便把别处景象移来,也就是采用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散点透视法”,由此看来西方绘画注重的是理想而东方绘画更多注重的是感性。现在中国油画的发展正是把西方的理性与东方的感性相结合。由于中国的油画队伍的壮大,在学习西方油画的同时也融进了本民族传统元素,从而让中西方油画更和谐的融合到一起,让中国的油画赋予上了自己的绘画语言和自己的符号,这样让它有了更强的生命力,在世界上由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征从而也就有了真正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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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皮道坚.美术创作与论文指导[M].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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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艳玲.中国油画风景之写意 美术大观 [J].辽宁: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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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者群体为主所写作的一套新的《西方哲学史》八大卷十一册,2006年终于出版齐全了。这套大型《西方哲学史》的主编是叶秀山先生和王树人先生,他们特别写作了第一卷《西方哲学史·总论》,其中叶秀山先生分析了西方哲学的总思路和总问题,王树人先生研究了西方哲学被引入中国的过程以及所产生的理解问题。初步阅读的印象,这套书材料丰厚而全面,其中对欧洲大陆哲学的笔墨尤其浓厚,这是一个特色。在这里不可能对该书进行全面的介绍,恐怕要完整阅读之后才有发言的理由。因此,我想仅就叶先生在总论中对西方哲学的纲领性分析进行某些讨论。他所重点论述的一些问题也正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而且,叶先生关于西方哲学的概述是我目前读到的国内学者关于西方哲学的最好总论。
中国学者的西方哲学研究,比较多见的情况是“学”出来的,而叶先生则主要是“读”出来的,即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读,然后悟出一家之见。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叶先生从来都不打算按部就班地“学”到流行的西方知识,而是想要自己读并自己悟出西方哲学的意义。这一更为个性化的研究方式,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去读出“微言大义”,去挖掘出通常的学习不能够学到的或者通常的眼界不能够看清楚的“真正的意义”。法国哲学家也很有类似的研究风格,例如福科和德里达等就都特别善于从一些似乎普通的社会现象或文本中看出不寻常的意义:福科对监狱和神经病的解读,德里达对宽容和友谊的解读,都是令人佩服的实例。叶先生特别推崇法国当代哲学,也许就是对法国哲学解读事物的方式感到亲切。另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的哲学史研究所以别具一格,也是在于他总是试图发现“隐秘的”意义,也很有些类似中国的微言大义读法。值得注意的是,对文本或事物的个性化解读并不是为了读出令人吃惊的怪诞意义——哲学家一般不想吓唬人——而是为了读出“更深入”的根本意义。深入的意义其实未必都隐藏着,在许多时候甚至已经露出水面,只是人们可能熟视无睹,所以,文本需要反复认真地被分析,“真正的”意义需要慢慢地显现。中国人喜欢说,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不过,一个文本“真正的”意义未必只有一种,它很可能可以容纳多种读法和解释,因此就会形成许多种同样合理的个性化解释。其实事物也是一样的,一个事物很可能有多个本质。对于西方哲学,叶先生通过几十年的解读果然读出了非常有个性的结果。当然,其中有些问题是我愿意进行商榷的。
在这本《西方哲学史·总论》中,叶先生基本上是以希腊哲学连接到现代欧洲大陆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正宗线索,并且始终以形而上学特别是存在论问题作为根本问题,即使是知识论问题,也被处理成存在论问题的相关表现。这是很有趣的解读。可以说,这种解读方式具有明显的欧洲大陆哲学的风格和偏好,与英语世界对哲学的理解有许多的不同。例如,在英语世界的哲学史读法中,通常休谟都具有不亚于康德的其高无比地位,而且被看作是现代经验主义的领袖,关于休谟的笔墨自然就非常浓厚,特别是休谟的怀疑论问题会被认为是西方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在叶先生的版本中,休谟虽然也重要,但终究被康德的光芒所淹没,只是个过渡性人物,他的问题就是等待康德去解决的。反过来,德国古典哲学的人物群体则被描写得非常突出,而在英语世界的哲学史中,恐怕只有康德被认为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而黑格尔就很少有耀目的光芒了,其他人物则更加没有什么分量。
理解不同并不意味着谁对谁错,不同就是不同而已。实际上除了这两种类型的理解,还可以有更多风格的不同理解,比如说从中国哲学角度去解读的西方哲学。有个或许有趣的例子,很久以前,叶先生就批评我对黑格尔不公。我愿意承认对黑格尔是有些不公,不过我也愿意给出所以“不公”的理由。我的哲学兴趣并不属于典型的英式经验主义和分析哲学,事实上我对康德和先验哲学很有兴趣也有好感,但对黑格尔却确实一直有意见,可见并不一定非要从英语世界的哲学角度出发才对黑格尔有意见。我对黑格尔的意见主要是不相信哲学可以对世界有一套有头有尾的完整说法,尤其不相信能够事先拥有一张关于各种问题的完整地图和等级标准,因为没有理由和证据说明哲学具有如此相当于先知的能力。哲学家永远都需要根据生活和思想形势的变化去发现新问题并且开拓新道路,但却不可能事先知道各种问题和道路是什么样的,而只能在创造中去定义。我对黑格尔的意见更主要是来自中国哲学的态度,即万事之道都在变易中生长,而不可能有关于总体的终极知识。黑格尔好象说:真理都说完了……。所有终极理论都是谎言,而且对人类很不礼貌。即使是上帝也不可能预料人们的创造性,因此,没有人能够知道未来。
叶先生对列维纳斯的高度推崇则是我特别支持的。从理论结构上说,列维纳斯对形而上学问题乃至于西方哲学框架的突破应该是划时代的。他打破了西方现代的主体性思维而建立了他者性思维,这一成就对于中国哲学传统来说可能平平无奇——因为中国哲学从来就具有他者性思维的特点,但在西方传统里则是非常大胆的突破。在这个事情上就轮到英语世界的哲学对列维纳斯很不公了,英语世界的哲学关于列维纳斯的讨论似乎甚至不如关于二流的分析哲学家的讨论多。不过作为对比,叶先生对维特根斯坦以及分析哲学的讨论同样比较少,甚至似乎还没有关于谢林和费希特的讨论多。当然,叶先生承认维特根斯坦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所开拓的哲学新天地,那么,为什么又给予维特根斯坦如此少的篇幅呢?我猜想可能是因为维特根斯坦哲学很难安置在传统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去讨论,他总是逃逸在外,尽管维特根斯坦哲学包含着另一种形而上学。
我对维特根斯坦有着特别的偏好,因此忍不住想讨论一点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的伟大在于他留下了许多可能通向哲学新天地的突破口,特别是游戏理论。这是一个超越了哲学内部分类的普遍问题领域,它可以成为用来分析各种类型的哲学问题的普遍模型,无论是知识论、语言还是社会和生活问题。游戏理论打通了哲学各种问题之间的隔阂。这样一个具有普遍分析能力的模型在西方哲学史上几乎绝无仅有,如果要在力度和普遍适用性上与之相比,恐怕只有中国的“道”的眼界。游戏理论的重大意义可以有个旁证:纳什发明的作为普遍方法论的非合作博弈论(其实就是游戏理论:game theory)就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生物学和哲学而获得巨大成功(1994年和2005年诺贝尔奖)。罗尔斯大大有名的政治学/伦理学理论就从博弈论得益多多。博弈论和游戏哲学虽然研究的问题有些不同,各自属于游戏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的问题,但如果互相结合则很可能会成为更宏大的游戏理论。假如超越价值偏好去看,比如说,仅仅去比较各种理论所开拓的哲学“天地”的规模或“道路”的潜力,那么维特根斯坦应该进入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比肩的最伟大的西方哲学家之列。
另外,从哲学问题结构上去看,我对叶先生的处理也有一个疑问,就是政治哲学的缺席。西方哲学中政治哲学虽然不像在中国哲学中那样具有至高地位,但也有不可回避的重要性。当然,中国哲学的第一哲学是政治/伦理的混合哲学,而西方哲学的第一哲学是存在论,但政治问题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它不可能还原为其它问题。而且,西方哲学的第一哲学一直在演变中,在今天政治哲学几乎成为了第一哲学。可以看到,至少在最近几十年里,世界上大多数最著名的哲学家都是以政治哲学作为主要课题的,例如福科、哈贝马斯、罗尔斯、诺齐克、施米特、伯林等等,甚至晚年德里达也转向了政治哲学。为什么政治哲学越来越重要?这是由人类生活形式的演变所决定的,我相信至少是由两个重要变化所决定的:(1)人类社会的古代制度虽然包含人为设计的因素,但更多地反映了自然秩序,即基本上是一个表达了强者统治弱者和智者支配愚者这种自然秩序的社会制度。现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种自然秩序,个人、平等、自由、权利和民主这些观念使政治变得非常复杂,人为设计变成了主要成分,而万一设计坏了,人类命运就极其危险,这样政治问题就变成了决定生活的根本问题。(2)人的群体或国家之间的斗争方式在古代社会也比较简单,主要也是反映了自然秩序,即依靠暴力取得权力,并且为此不惜牺牲利益。在启蒙以后的现代社会里,对理性和利益观念的强调使得政治斗争具有更多的新形式和内容。既然首先要计算利益,那么就必须尽量避免牺牲,在很多时候暴力就让位于经济博弈和政治对话,而利益概念在今天不仅包括经济甚至还包括文化与知识。这样,政治问题的分量就变得其重无比,超过了其它问题。因为政治问题分量的增加,政治哲学就成为哲学中不能被忽视或被省略的关键部分了。
现在我们来分析叶先生对西方哲学主要线索的几个特别引人入胜的解读。人为什么会去搞哲学?亚里士多德有名言:“最初人们以好奇去做哲学”。这句话后来被大多数人用来解释哲学的冲动和理由,但是这种“好奇”往往被想当然地理解为日常意义上那种儿童般的追根问底的好奇。叶先生指出,亚里土多德所说的好奇其实是一种属于有闲阶级奢侈的精神性“自由”,而这种精神性的自由则是摆脱了功利的状态,所以这种高境界的“好奇”所追问的事情既不实用也无所谓愉快,而是区别于实用性的追问和幼稚的追问,这样才能想到令人永远苦恼的大问题上去。这个解释大快人心,因为哲学的好奇经常被不懂哲学的人解释为单纯天真的追问。哲学所追问的问题是有所选择的,不是随便什么都问,而只追问那些严肃的要命问题,因此,哲学虽然需要以奢侈的自由为条件,但哲学问题一点也不休闲,尤其与个人的多愁善感无关,而与人类共同的大事有关,就像孔子说的“大哉问”。哲学问题有没有用处呢?按照叶先生的说法,有大用而无小用,也就是只有精神意义而没有实际用处。在这一点上,我部分同意,但也有不同看法。我相信大用必定带动那些小用,因此哲学终究是很有用的。如果一定要把大用和小用隔离开来,我会感到很犹豫,因为与现实无关的思想恐怕会在单纯的语言概念中过度游戏而慢慢失去严肃性和活力。
叶先生把西方哲学的全部追问概括为一个本源性的追问:世界的秩序如何可能?或者说,混沌世界(choas)如何能够成为有序世界(cosmos)?其秩序理由就是所谓的logos。他相信西方哲学后来各种问题的发展大致上还是这个本源性问题的演化。这是一个非常有概括力的线索,确实读出了“大义”。秩序表现为必然性。在逻辑世界里,逻辑的必然关系就是秩序,所以逻辑世界的秩序不成问题;但是经验世界里的秩序就是个大问题,因此哲学不得不试图去证明事物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假如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得到证明,那么经验世界也就同样具有了秩序,这样,所有关于事物的知识才是可能的。因果问题在形而上学和知识论中的关键性地位就在于此:假如无法确定因果关系,就不可能有确定的知识。在经验世界中,因果关系的重要性相当于逻辑蕴涵关系在逻辑世界中的重要性。
正因为因果关系如此重要,所以休谟怀疑论对因果关系的挑战才是惊心动魄的。我很认同休谟怀疑论,因此多次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假定休谟是对的,那么知识论如何可能?这确实是一个难题。这里需要提到的是,当代经验论用概率问题去掩盖因果问题的做法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它们一个是科学问题,一个是形而上学问题,其含义并不相同。一般地说,科学哲学有时歪曲了纯粹哲学的知识问题。叶先生显然比较认同康德的解决。康德不会搞错休谟问题。他把经验知识的必然性限制在先天形式和概念能够有效的范围内,就是说,知识的先天条件构造了知识的对象,因此知识的先天条件对于知识对象就总是必然有效的。因果观念总是必然有效的,因为因果观念总是仅仅应用于它能够应用的范围内。这个先验论的解决在哲学上漂亮得难以置信,是哲学史上的一大杰作。几乎没有人可以不佩服康德哲学。不过我一直仍然有个大疑问:即使把因果限定在经过了先天形式整理而成的知识对象上,因果关系仍然有困难:(1)它或者仍然并非必然确定;(2)或者是无法达到的知识。具体地说是这样的:假定知识先天条件所定义的诸对象形成一个知识世界wk,那么,wk必定具有齐一性而形成一个完整世界,于是,wk是在wk中的任何一个事物t的存在条件和完全语境(context),因此,对于任何t,它的原因就是wk,是整个世界而不是某个事物,或者说,没有哪个事物足以成为另一个事物的原因,而只有整个世界才是某个事物的充分原因。而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整个世界,即使世界被限定为远远小于真实世界的wk,因果知识也是无法达到的。我们在知识中所说的“原因”,其实是我们按照特定兴趣或者实践需要而从世界中挑出来的某个相关条件,是为了强调我们对这个条件的特殊兴趣,于是把它标记为“原因”,所谓“原因”就只是解释体系的一个函数,不同的解释体系将有不同的理解方式,比如“拿破仑为什么最后失败了”就可以有许多“原因”。这样,因果知识就不是普遍必然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关于事物t,总能够有多种同样为真的原因解释。
叶先生还通过因果概念分析了道德和宗教问题,我觉得这个分析是《西方哲学史·总论》中一个特别出色的地方。人们如果对因果关系有着过于“积极的”要求而无限扩大因果关系的应用范围,就会导致宿命论,各种迷信、巫术、占星术等等都是试图建立一些并不存在的因果关系。人们所以对因果关系如此热情,是因为只有确定的因果关系才能够让人知道什么是有准的,这样才能安心,否则世界和生活就充满风险。人们最为操心的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人们非常希望好行为能够有好报,即希望德与福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可是事与愿违,更经常的情况是有德无福和无德有福,这使人们非常苦恼。如何才能够找到由德行必然通向幸福之路,这是最艰难的哲学问题。有德必然有福这一至善的因果关系在现实世界太难了,于是人们就只好幻想天堂,在天堂里德与福才有了必然的因果关系。叶先生在书中花了很大篇幅试图说明因果问题在西方哲学中的关键地位:一方面,因果问题关系到知识的基础;另一方面,因果问题又导致伦理学的基本困难以及宗教的解决。这个路线图揭示了西方哲学问题的根本进路。根据这个路线图,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叶先生如此推崇康德。可以注意到,在叶先生关于西方哲学的总论中,康德几乎占到一半的篇幅。康德很可能是唯一把西方哲学的整个路线图完整走过的哲学家,而且他的理论至今很难超越。
随便一提,我很久以来一直研究德如何必然达到福的问题,《论可能生活》一书就是试图构造一个不同于康德的解决,即不需要天堂而仅仅在人间去达到德福一致的生活模型。在天堂解决问题其实等于没有解决问题,相当于一幅画的美丽生活可以看却不可以享受;这样的画饼解决终究是一个谎言,只有在生活中能够达到的幸福才是真实的。
最后可以说到一个大概应该属于解释学的问题。对于一个传统、一个理论或者一个经典文本,什么是最可取的解释?至少有两个选择:一种是关于它的最好的解释,即最充分发展了它的潜力的解释,这种解释实际上已经是再创造了;另一种则是关于它的最可能的解释,即最接近“真相”或者原文真实意图的解释。也许两者同样好,而且同样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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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代而言,民族主义不是在复活,它根本就不曾死。种族偏见也不曾死。这些都是当今世界,_上最强势的运动。
——伯林《民族精神再兴:论民族主义之善与恶》
通过上文对民族主义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民族主义和自由观念并不是不相容的,相反自由观念还是民族自决观念的源头。如果现代社会思想是一棵大树的话,理性和自由是它的根,而民族主义则是这棵大树上的一个枝桠。
近年来学界兴起了一股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的潮流,似乎自由与民族理论经历了一个轮回,再次回到了康德与浪漫主义时代的原点。其中最突出的是以色列学者耶尔·塔米尔(Yael Tamir),她在《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容的理论体系。她认为即使是最坚决的自由主义主张,背后也预设了“民族”的存在;即使是最彻底的自由民主国家也必然是建立在某些“民族观念”之上。因此民族价值实际上是自由信念背后的一个“隐藏的规划”。为了证明自由与民族的相容性,塔米尔首先从人的存在方式着手,认为本质上人的观念是一种“语境化的个体”(contextual self),即个体不仅是自主的,同时也处于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中。作为自主的个人,它能够反思、评价和选择自己的善的概念、目的、文化等,但是他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些评价是因为其所生活的环境为他提供了评价的标准。塔米尔认为“语境化的个体”概念使得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民族主义理论更加靠近了一步。和赫尔德一样塔米尔也是从文化的角度来为民族主义的主张做辩护。既然人是一种“语境化的个体”,他就具有了两种身份认同即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群体成员和特殊意义上的民族群体成员,相应地也就有个体和民族两种权利。就民族权利来说主要是保存自己的民族身份、坚守自己的民族文化,因此它主要是一种“文化权利”。不过和多数学者不同的是塔米尔认为这种“文化权利”并不是群体权利,而是个人权利。所以国家对文化权利的承诺就像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承诺一样,是符合自由主义精神的。在塔米尔看来民族自决权应该主要是一种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诉求,即维护一个民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体的存在的权利,而不是建立独立的国家。
应该说塔米尔的论述有力地击中了自由主义的要害,揭示了一个长期被自由主义者忽视的事实,即在个人和国家背后所预设的民族概念。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因为剔除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极端政治诉求,又融合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因此很容易被自由主义者所接受。当然在民族主义者那里,由于该理论在政治主张上过于温和而受到诸多怀疑和批评。虽然塔米尔为了证明自由与民族的相容,对民族主义做了削足适履式的处理,将其主要内容“硬塞”到自由主义的框架中去,表明主流思辨研究留给民族主义的空间依然非常狭小。但是它代表了一种趋势,即利用自由主义的表述框架,发掘民族主义的理性潜力以匡正现有的民族主义运动,扭转民族主义的发展势头。通过对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的梳理表明,这一趋势是存在理论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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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随着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蓬勃发展起来。西方经济学历经200余年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古典经济学阶段、新古典经济学阶段、现代经济学阶段。期间,也产生了以亚当·斯密、马歇尔、凯恩斯、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诸多经济学流派。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范畴一般包括应用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并为20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理论及政策支持。近年来,经济学数理化倾向日益突出,试图运用严格的数学推导与计算精确描述经济运行的规律,从而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发展方向并提出应对经济问题的方针政策。但是,我们还应意识到经济学研究的范畴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范畴,同样包含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具有更强的社会科学价值。经济学中所蕴藏的其他社会科学知识涉及到政治学、历史学、哲学、法学等多种学科。因此,笔者认为研究西方经济学以及总结资本主义的发展脉络应充分挖掘其内在的人文价值及精神动力,从而进一步探究经济规律产生的源动力、修正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传递更具人文关怀、人文精神的经济学伦理体系。
古希腊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及哲学理念的思想家,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之一“财富积累”的意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给把财富分为精神财富、身体财富、物质财富三个层次,身体财富和物质财富的获取都是为了最终获得精神财富,而精神财富主要包含对知识的获取与道德力量的提升。反对不择手段、采取卑劣行径获取物质或身体财富,并强调获取物质或身体财富不是终极目标,而是获取节制、勤劳、公平、正义等精神财富的手段,因此获取物质及身体财富的手段必须是符合社会正义并且不侵犯他人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追求生活资料的满足及货值增加是发展经济的两种动力,并提出在满足生活资料的基础上而过于追求货值增加是违背自然规律的非道德行为。由此可见,古希腊时期的经济发展动因主要可以归结为满足生活必须及追求终极精神价值,强调了精神价值及道德因素的重要性。重商主义时期则彻底颠覆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价值观,追求货币财富的增加则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唯一宗旨,强调只有通过积累以贵金属计价的货币财富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完全放弃了精神道德财富的追求。因此对金银货币的狂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并产生了强大的对外扩张倾向。
古典经济学阶段经济发展的价值起源主要以亚当·斯密及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衍生出来。亚当·斯密认为商品是财富的重要表征、而商品又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因此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是获得财富及价值的唯一源泉。而商品也具有使用价值及价值两种属性,使用价值凝结了获取生活必需品的劳动,价值则体现了购买他人劳动的能力。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对财富和价值进行区分,认为一种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所凝结的劳动的难易程度,随着技术水平、生产力的发展,相同财富的增加往往远大于相同价值的增加。古典经济学后期的经济学家把财富及价值的增加看成了动态发展的过程,认为财富增加需要经历生产、分配、消费等各个阶段才能达到;同时,除劳动之外的其他要素诸如资本、土地等要素也被认为是价值增加的源动力。
新古典经济学阶段从19世纪的边际革命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庞巴维克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提出直接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对价值本质的理解和判断。边际效用价值论者认为,价值与财富的本质已经不再是基于客观物质基础的一切表征,例如劳动、资本,土地等各个要素,而是基于人类主观感受的效用,而效用又是商品能够满足人类欲望的能力,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人类欲望及商品满足人类欲望能力之间的关系,商品的价值大小取决于商品满足人类某种主观感受与评价的能力的大小。而这种效用具有非常强的主观色彩及个人色彩,并且是产生价值的源泉和必要条件。在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影响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始出现更加多元化及功利化的特性,边际效用价值论一定意义上肯定了人类主观欲望的合理性,并认为是商品价值的重要源泉,从而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人类获取物质财富和物质满足的欲望,使人类社会商品种类和数量都出现了狂飙式增长,并基本摆脱了道德精神力量对欲望无限膨胀的束缚。
现代经济学产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对知识技能的掌握能力空前提升。凝结在商品上的知识、科技含量不断增加。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逐渐从商品本身的价值转移到商品增值的源动力上面。现代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促使商品价值增长的根本动力已经从劳动、资本、土地等基本要素转移到知识及科技进步上。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和知识获取能力的提升成为价值增加的源泉,不仅如此,知识传播途径的更新与发展也成为社会财富增加的巨大动力。互联网经济条件下,知识传播速度已出现了几何级数的增长,人类社会逐步过渡到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这导致社会财富在急剧增加的基础上,人类享有的可自由支配时间变得越来越少,而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则投入到对自身技能和知识水平的更新上。
通过梳理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价值理论的发展脉络,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总结出很强的功利主义、物质至上主义色彩。因此,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学界应深刻分析西方经济学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源动力,充分挖掘我国经济发展的精神价值、人文追求,避免我国经济学界出现过度功利化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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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直以来都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对象,它无处不在却又缥缈虚无,看不见,摸不着,因此时间常常被人们比喻成沙漏、落花流水、环形监狱、迷宫等,这些比喻形象地描绘了时间的特性。时间同时也是文学中永恒的主题,每当哲学界、科学界等不同领域对时间作出新诠释时,文学界便会吸纳新定义使其融入文学创造中,文学作品往往利用不同的时间观和时间意象来传达作家的真实创作意图,20世纪西方文学中出现了与“时间”密切相关的新的文学叙事手法。
在早期乃至中世纪的西方文学作品中,反映时间主题时突出的是神与人的对立关系,通过时间的传统意象传播了“神”的强大意志, 时间的妖魔化加强了人们对生命与自然的赞美以及对青春的消逝与无常死亡的恐惧和悲伤。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文学则体现了时间可以延长及轮回的唯心主义时间概念,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反映了时间“线性”发展的特性,同时又反映了时间“循环往复”的特征。进入20世纪,受爱因斯坦“时间膨胀”论等观点影响,人们最终认识到时间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抽象的自然存在物。时间这个无所不能的“神”一旦被否定,更多的作家认识到时间能够魔幻般的创造合成,文学的线性时间流可以被随意切断,时间主体与周围世界有无限可能的关系。[1](P158)
20世纪中后期, 西方文学作品里出现了大量常规逻辑不可能出现的时间构架和意象。其发展趋势具体表现为灵活改变客观时间长度和顺序,通过时间发展直线与圆的统一,时间感受主体与客观的统一,死亡与永恒的统一,把时间的悖论性特质呈现出来。
文学创作中时常出现将时间表征为流水的意象,暗指时间流逝一去不返的直线式发展。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种考虑社会变迁问题的思维方式让历史直线论者认为每件发生的事情均由一条必然的因果链所决定。时间的直线式发展意味着时间是一种永不停息的线性的单向运动,时间往往被认为有始有终,不断流逝,一旦消逝便无法挽回。就如同人的一生,从婴孩呱呱落地,青春和美丽转瞬即逝,很快就要面对死亡的必然。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就汲取了这种生老病死万物枯荣始末分明的时间表达方式。
时间的表征又可以体现为圆弧式循环运动。古埃及人用衔尾蛇的图像来表达宇宙中不可捉摸的时间之谜,他们将时间画成一条羽蛇,蛇嘴衔着蛇尾,周而复始永不停滞地流转着[2](P13)。无独有偶,在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中,时间也是循环往复的,比如古时候人们用天干、地支相配组成历法以显示阴阳五行大地五气的变化,每60年为一个循环周期。轮回式的时间观念将时间看作是迂回的和可重复的,时间始终沿着自身运动的永恒周期做圆弧式运动。时间的变化协调于自然状态,如昼夜交替,四季变化,农时更替,都是时间的圆周式发展。倘若我们回顾历史,就不难发现,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是一个又一个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圈。正如柏拉图的“人世轮回”思想,人类一次又一次被洪水和其他灾害所毁灭,只有一小部分人存活下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一次又一次从灭亡中恢复,人种数量不断的增加,文明得以不断的延续和发展。历史周而复始,不断循环,这就是典型的历史循环论。[3](P72)古希腊诗人荷马在《伊里亚特》第六卷描写了人类与绿叶等植物一代出生一代凋谢的相似性, 人生如同树叶的萌芽和枯亡,新的一代崛起,老的一代死去。
循环轮回式时间观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更为久远。早在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诗人、历史学家赫西俄德就曾阐述过历史循环往复于五个阶段:社会平等、安逸、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黄金时代”到人性堕落、战争不息的“铁器时代”等。其后,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也将人类世界描绘成了一个世间万物在某一天回归伊始重头来过这样的轮回。19世纪爱尔兰文学家威廉·巴特勒·叶芝在他的多部诗作中描绘了特洛伊古城一再燃烧的轮回场景。20世纪,英国诗人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的《小老头》等通过一个老头子的独白描绘一种空幻的感受,体现了齐始终、等生死的时间轮回的定义。[4]
进入20世纪后,西方文学开始呈现出时间观上纷纭复杂的直线与圆的纠缠态势。20世纪西方最杰出的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就在其理论著作《批评的剖析》中提出“文学循环发展论”。他从自然界的循环往复中派生出四种文学叙事类型:喜剧、浪漫故事、悲剧和讽刺,并将每一种叙事类型与春夏秋冬相对应。正如冬去春来一般,讽刺文学发展到极端之后又将出现喜剧文学。文学意象的循环和文学叙述结构的循环是弗莱“文学循环发展理论”的基础,但是弗莱也曾强调他所说的循环不是简单的周而复始,而是螺旋式上升,是后者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阿根廷当代杰出小说家博尔赫斯大胆尝试循环叙事手法,创造了一种新的写作流派宇宙主义,也被称之为卡夫卡式幻想主义。在博尔赫斯关于时间命题最直白的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里,空间上小径分叉交错的花园隐喻着时间这个无形的迷宫,道路错综复杂,出路扑朔迷离,但是多种可能性并存。小说《交叉路径的花园》才是一座真正的迷宫,其谜底就是时间。[5] 博尔赫斯强调时间的非线性,而好比一张结构复杂的关联之网,其中每一个结点既是一条路径的结束又是另一条路径的起点,过去、现在与未来交织重叠、循环往复、永无止境。
体现这一时间观流变发展趋势的文学作品还包括美国作家阿兰·莱特曼于1992年发表的小说《爱因斯坦的梦》。在该部小说中作者借助爱因斯坦的名字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时间问题的玄思,他利用物理学上的一些说法,搭起三十个时间世界——比如在某个世界里,因果错乱,将来和过去纠缠不清;而在另一个世界里,时间则完全倒流,人们度过老年之后再回到童年;再或者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相连,人停留在生活的某个时刻动弹不得……整部小说以时间为主人公,以时间的流淌为主要情节,展示了时间的无限可能性。在这个关于时间的多维世界里,莱特曼以一位哲人的眼光,对时间反复地品尝回味。[6]
直线式和轮回式的不同时间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看法。其实,就人的一生来说, 没有纯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现在和将来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托、相互转化。过去发生的事情不会完全消逝, 而会延绵伸展到现在甚至是将来。人作为个体短暂的一生虽然表现为直线发展,有出生就会有死亡,但另一方面, 人类生命之潮犹如浪涛般,潮起潮落,后浪推前浪。生命代代相沿,生生不息,这又揭示了时间呈圆周式循环往复的特质。现实生活与文学作品中个体生命的变化与整个人类生命的繁衍都体现了时间发展直线与圆的统一。#p#副标题#e#
人们所说的客观时间其实就是地球时间或自然时间,也称为物理学时间。该时间观的典型代表牛顿认为时间是绝对的,时间可以用来测量和计算地球上普遍的物质运动,包括人的生产、生活和人的生命。古希腊人是时间测量概念的创造者,他们以天体的空间位移作为时间的存在形式。毕达哥拉斯学派说“时间就是天球”,柏拉图说“时间是天球的运动”,人类依据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和自转的周期来计量客观时间,显示时间的自然推移和变化。客观时间具有纯粹的自然性,无存贮性和无替代性。客观时间的顺序和延续过程不受人的影响,完全是按固定的节奏机械地、必然地进行,永不停息。
主观时间则不然,它关注时间内的具体经过,强调人们在过程中所体验到的情感和直接经验。因此,主观时间由于人的认知和体验不同,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时空观把人类的先天感官形式作为时空感觉的生理基础。他认为时间是人类先天内感官的形式,内感官是内心借以直观自身或者他者内部状态的。[7](P6-10) 法国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也在此理论基础之上,提出直觉主义和心理时间学说。他认为客观时间忽视了时间的流动性,用钟表和日历上的标准单位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牢牢锁定。事实上,时间川流不息,过去、现在和将来相互交错,互相渗透,彼此没有绝对的界限。柏格森提出时间的本质特性是“绵延”,在我们的意识深处,“绵延”才是真正的时间。[8](P65-71)
对“心理时间”的探讨正好迎合了西方文学发展的“内转”倾向,为当代意识流小说创作提供了极好的理论依据。随着工业文明的持续冲击,异化程度加剧,资产阶级理性主义逐渐为非理性主义思潮所取代。当代人试图通过突破传统现实主义描写方式和客观物理时间的规约,来表达人类的复杂心理状态和内心世界。深受柏格森直觉主义心理时间影响,20世纪意识流创作大师弗吉尼亚·伍尔芙和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还有法国的普鲁斯特等创作意识流文学作品的作家,他们着力描写人的内心世界,从此意识流小说走向世界,形成了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一个分水岭。伍尔芙以此成功创作了《墙上的斑点》、《达洛威夫人》、《到灯塔去》等意识流代表作品。普鲁斯特创作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没有激动人心的情节设置,没有时间叙事连贯性,在故事中经常插入各种议论、感想和人物内心世界剖析。詹姆斯·乔伊斯创作的《尤利西斯》也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作品。小说描述了一位苦闷彷徨的都柏林小市民,广告推销员利奥波德·布卢姆于一昼夜之内在都柏林的经历,乔伊斯采用意识流手法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凌乱交错的时空。其他重要的意识流作家如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也深受柏格森的“心理时间”学说影响,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表现的就是人被囚在时间里面的那种不幸。[9]
之后当代西方作家们纷纷将意识流写作手法作为小说创作的基本手法,把笔触转向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采用幻觉、梦境、自由联想等手段来体现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心理活动。在意识流小说中,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断流动,互相渗透,不可分割。过去渗透在现在之中,现在又蕴涵了将来,每一个片段都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米歇尔·布陶在其小说《变化》里描写了主人公从巴黎乘火车去罗马时在车厢中所度过的20多个小时所发生的事,故事并没有按照客观事件的线性推移进行讲述,而是通过短短20多个小时内主人公内心意识活动,展现了他过去20余年的私人、家庭生活过往以及他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设想。
后现代主义作家继承了这种反传统的文学实验,其创作更趋于人本主义描写。他们更是将文本描写的任意性和不连贯性发挥到了极致,以期展现人类理性沦为科技理性,人们的生活状态更加混乱、矛盾加剧、社会极端化、片面化和畸形化等社会现实生活困境。因此,后现代主义西方文学创作强调其写作和阅读行为的随意性,如约翰逊写的活页小说,就可以让读者去任意安排拼凑阅读的次序,无论读者从哪一页读起都可以,小说以简短的片段和章节组成,而各个片段之间相互独立,互不衔接。
然而,意识流创作和后现代主义写作手法的大量运用,并不是说明“主观心理时间”可以完全取代客观物理时间。20世纪现象学学派创始人胡塞尔在他的“描述现象学”中阐明非本真的客观时间是如何受到本真主观时间决定的,或如何因此而得以可能的;因而得以首次在现象学领域完成了对主客观时间关系的确立[10](P20)。他提出的一些分析方法,对20世纪初以来的西方哲学与人文科学产生了较大影响。即便如此,胡塞尔因其在现象学中的先验唯心主义与彻底主观主义的立场、观点而不断受到批评与质疑。意识流小说旨在告诫世人单调、线性推进的钟表和时间观念,使人与直接的生活经验相剥离,因人而铸就的矢量时间的格局使人与自然走向岔路,最终导致主体与客体相分离,主体不断地异化。意识流作家超越了客观时间和主观时间的简单二分,实现了理性的外部客观时间与感性的内部主观时间和谐统一,呼吁处在客观时间异化状态下的人类需要意识到自身的不完整性,在时间坐标网中紧紧攫住意识的碎片,并令其折射出智性的灵光。[11]#p#副标题#e#
美国作家阿兰·莱特曼曾在其小说《爱因斯坦的梦》中设想了一个人类长生不死的世界。岁月悠悠,什么都能完成,什么都可以等待。但是这样的生命无穷无尽,每个人也会有无数的亲戚,一个人无论要干件什么事,先得征询父母、祖父母、列祖列宗的意见。长生不老是如此代价,谁都不能独立自主,谁也不自在。到后来,人们想通了,要想活,唯有死。就这样,有限战胜了无限。[6](P25)
这种对于时间生命的思索体现了西方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在死亡中认识生、在身处绝境之时体悟绝对自由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者特别重视时间之于人的存在的意义,保罗·蒂利希认为时间是人类存在无法摆脱的焦虑:“焦虑就是有限,它被体验为人自己的有限。这是人之为人的自然焦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所有有生命的存在物的自然焦虑。”[12](P36)克洛诺斯·萨图恩就曾经使用食子的神话来表示时间,意喻时间会吞噬自己生出来的东西。而古希腊人将希腊神话中的克罗诺斯当作时间老人,因为这个巨神用一把镰刀阉割了自己的父亲。罗马人的时间之神,他手握一把用以收割的长柄大镰刀,象征着死亡[13]。所以,镰刀作为时间的意象,经常出现在各种诗歌和小说之中。时间慷慨地给予人类最美好的东西,同时又显示了巨大的破坏力,世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会被时间吞噬, 被时间无情地破坏和摧毁,它能让一张青春的脸渐渐布满皱纹, 让健硕的躯体逐渐萎缩而丧失活力, 最终悄无声息地消灭人的生命。对生存状态的焦虑来自于人类感受到自身存在的有限性。时间无时无刻地向人们昭示着死亡的在场,生命的有限性给个人生成赋予了绝对的意义。
纵观西方文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死亡叙事的特质。探寻死亡与存在间的紧密联系是文学无可回避的主题,亦是文学审美的要津。人生是五彩缤纷的,死亡因其方式的不同,也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诸如献身性死亡、灾难性死亡、预感性死亡、偶然性死亡、新生性死亡、保护性死亡、抗拒性死亡到生存性死亡。哥伦比亚当代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其代表作《百年孤独》中就采用了大量的死亡叙事,霍·阿·布恩蒂亚在杀死嘲笑自己的人后,为了免遭被害人的鬼魂困扰,不得不远走他乡,最后被绑在栗树上孤独地死去。阿玛兰塔整天为自己织着尸衣,孤独地等待着死神的召唤。在一场香蕉工人罢工运动中,政府下令机枪向罢工人群扫射,霍·阿卡蒂奥倒在了血泊中。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堆尸体上。透过些许微弱的光线,他看见了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尸体塞满了一节节火车车厢,之后像废弃了的香蕉被扔进了大海。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仅用这些纷繁复杂的死亡方式呈现了死亡叙事的多样性,还对死亡叙事进行了“陌生化”处理,如霍·阿卡蒂奥被枪杀后,他的鲜血从门下溢出,淌过客厅,流到街上,最后竟然奔流起来。吉普赛人梅尔加德斯病死后,尸体被抛入了大海。不久因无法忍受死亡的孤独,他回到人间,却又再一次淹死在河里。[14]
正因为有了对死亡的恐惧,才使得人们更强烈地追问生命的意义。因此,只有在死亡中,当每一个时刻奔向死亡,才意味着此在通过自我,这才能绝对地说“我在”。所以,文学作品借由死亡叙事警示我们:没有死亡的生命本质上不是生命, 死亡才是个体生命和生活的最终确认,只有死亡才能证明活的价值和意义。没有死亡,我们便不会为生命的短暂而忧虑,不会意识到生命的可贵和脆弱,不会为自己的努力付出而得到的收获而喜悦。文学对时间、生命和死亡的犀利反思,强烈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15]
自古以来,死亡与永生一直是世人思索的命题,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时间是宇宙的重要构建,也是衡量生命长短的尺度。人生是如此的短暂和脆弱,这种生命危机感又进一步转化为对死亡的焦虑和感伤。人类生命的有限和无限实质上就是对限制与超越问题的探讨,死亡与永恒的矛盾二重性,让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死亡中悟出永恒。死亡与永恒的悖论辩证地统一存在,死亡是一座必须跨越的桥梁,只有通过它,才能达到永生的彼岸。
“时间”本身就包含了无数的“悖论” 特征:比如“循环—直线”、“主观—客观”、“有限—无限”、“死亡—永恒”等,当它们同时以某种形式呈现于文本中时,揭示的正是时间最深刻的本质。每一次矛盾着的双方冲突较量、迸发出的火星都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永恒命题。时间观念的相悖,使文学具有了对立统一的审美张力,借此不同的方式分割和组合时间成为了当代西方文学中普遍实践的艺术。有限与无限、死亡与永恒之间的冲突,造成“陌生化”效果,引领读者不断的思索时间和生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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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概要地展现了他所把握到的哲学史的逻辑,但正因他任何领域的思想都服务于他的整个体系,他终结哲学史的哲学史理论也同他整个体系一样被哲学真正的历史终结了。但是,他的理论的思维方式和基本原则,却还在当代的哲学史研究中发挥难以消解的作用。
黑格尔认为:“哲学史上的事实和活动有这样的特点,即:人格和个人的性格并不十分渗入它的内容和实质。与此相反,在政治的历史中,个人凭借他……之所以为个人的条件,就成为行为和事件的主体。在哲学史里,它归给特殊个人的优点和功绩愈少,而归功于自由的思想或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性格愈多,这种没有特异性的思想本身愈是创造的主体,则哲学史就写得愈好。”[1](P7)
但是,我们有必要区分哲学的问题和问题的解决。西方传统哲学关注的基本问题,在历史上虽然有层次上的提升,但始终没有离开对一个“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笃信与寻求。这是每一个哲学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史有它必然性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有逻辑可循的。这个逻辑就是,无论哲学家从哪个角度去阐释,无论他阐释得直接还是曲折,最终都要追究这个“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在我们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也就等于承认了还有一些东西是偶然的,那就是哲学家对问题的解决。
黑格尔又拿数学特别是初等几何学的“历史”与哲学史进行比较,甚至否定别的科学的历史。黑格尔说它们“依内容而论,诚然也有历史。这历史诚然也有一部分是关于内容的改变和此前所公认为有效准的原则的放弃,但另一部分,也许是它的内容的较大部分,则是关于永久性的成分;而新兴的成分并不是从前所赢得的原则的改变,而只是对于固有的原则的增加或补充”[1](P15)。而且它们的进步也“只是由于新的材料的增加而丰富其自身,却没有引起内在的变化。像数学这种科学,它的历史在内容方面大体上只是一种记载或列举新贡献的愉快的工作而已。例如初等几何学自欧几里得创立以来,可以说是没有历史”[1](P15)。
如果说没有历史的是初等几何学,那么“初等哲学”①有无历史呢?而从“初等”几何学到“高等”几何学本身就是几何学的历史。哲学在黑格尔看来是先天为统一的,而几何学就要被分为初等的和高等的,为什么不能使用同样的原则对待同为人类知识的两种学科呢?
与其说黑格尔设定哲学史是有逻辑的,倒不如说他实在难以相信它没有逻辑。既然已经坚信了哲学的逻辑,那么任何证明都将成为说明。因此,将一个预设得周全了的哲学史按照同样规定好了的逻辑展开,这个过程——确认哲学史的逻辑的存在——便是没有什么新收获的分析判断。黑格尔说“哲学是理性的知识,它的发展史本身应当是合理的,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1](P12-13),也就不足为奇了。
黑格尔认为,哲学史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因为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那不变的、永恒的、自在自为的。它的目的是真理。但是历史所讲述的,乃是在一个时代存在,而到另一个时代就消逝了,就为别的东西所代替了的事物。如果我们以‘真理是永恒的’为出发点,则真理就不会落到变化无常的范围,也就不会有历史。但如果哲学有一个历史,而且这历史只是一系列过去了的知识形态的陈述,那么在这历史里就不能够发现真理,因为真理并不是消逝了的东西”[1](P13)。
显然,黑格尔要以新的理解方式来调和这个矛盾,使得真理必须有历史式的解释,历史也同样得到真理式的理解。有那么一个真理,是西方传统哲学虽然自觉却又强制性的前提,一切理论的展开都是要宣称找到了它,都是要用更为合理的方式说明它。所以,黑格尔的经历了辩证发展的全过程,把所有环节都包含于自身的“真理”是最合理的说明。虽然黑格尔反对历史上作为绝对正确标准的“直观标准”和“逻辑标准”,但他所谓为研究方便的目的而设定的贯穿始终直至同时也是终点的“起点”,依然是一个设定。所以说,黑格尔也没能改变西方哲学的问题,他所改变的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就是说,黑格尔用起点即终点的解释方式更合理地解释了真理,但他不能改变真理是确定实在的这一信念,亦是说,他必须得出真理之存在的结论。既然真理是确定存在的,那么真理自为地实现自己的过程也就是必然的了,哲学史也就应该按照必然的逻辑推进了。
不过这种逻辑的确能够很好地解决历史与真理的矛盾,它使得历史成为真理的历史,而真理也被解释为历史的真理。这对于后来的哲学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只不过有的是用唯心论去解释,有的则换上唯物论的内容。但是,这些发现没有任何预言的能力,它只能把那些已经明确发生了的事情明白地解释一遍。这种必然的逻辑只能是“面向背后”的逻辑。
科学的逻辑是从过去走来、向未来走去的显而易见的线索。比方说,对于同一个现象,最终的解释必须是相同的;科学的问题是可以得到明确解决的,一个问题一旦解决,就成为“定律”;科学对自己的未来是有所预料的,这一点是使得它具有面向未来的逻辑并与哲学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特征。科学可以对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亟须解决的问题、可能达到的高度等有一定的了解,这些内容是内在于科学发展历程之中的,但它又是不属于当下的科学的。因此,现实的科学与可能的科学构成了科学向前推进的历史和逻辑。
但哲学就不同了。我们今天可以分析说古希腊哲学经历三圣的高峰之后必然衰落并走向了神秘主义,我们也可以说英国经验论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怀疑论的休谟哲学,但这终究只是“面向背后”的逻辑推测。亚里士多德不知道也无法预见他之后哲学将怎样发展,培根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经验论原则将被休谟发展为怀疑论。试想,如果培根能够预料到经验论的这一发展逻辑,那么他便能知道怀疑论的全部内容,否则他不可能提出“怀疑论”的概念,他既然能够说出“怀疑论”的概念,他也就必然知道这一概念的全部内容。总之,未来的东西,哲学一旦有所预料,那东西就立即被这个哲学包融进自身并成为新的“这个哲学”。因此,哲学永远不能像科学那样清晰地画一条界线把完整的自己和可预见但尚未到来的东西分隔清楚。
在此意义上再来看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就能明白他思考的高度越高,他就越是必须终结历史。虽然他的哲学史的逻辑对于历史上的哲学家来说都是对未来不可见的,都是“面向背后”的,但作为在终结处的整体把握,他必须看得见这个逻辑的全体。而如若我们刚才所说哲学史的逻辑只能“面向背后”的话,黑格尔还要把握全部,那他就只有把这逻辑以往的历程统统把握住,同时他也就不可能相信未来还有会什么历史。因此,黑格尔自觉地把握哲学史的逻辑,却不自觉地成为哲学史进程的一个环节,而绝非终结。
哲学史的逻辑的性质便是这样,它自然不是凭空而来,但在它来到之前,却没有任何预兆。所谓预兆则必须与所预兆的事情同时发生。那么,这个逻辑就没有什么必然性可言了。虽然我们怎么想也不能从唯理论中分析出休谟哲学来,但这并不等于承认从经验论中分析出来了就具有逻辑必然性。与其说是有一个必然的逻辑支配着哲学史运动,不如说是在以往的哲学史里构造出了一个逻辑。
归根结底就在于黑格尔没能够真正解决“历史与真理”的矛盾。他必须和以往的哲学家一样——宣称为未来形而上学奠基的康德也不例外 显然,康德所谓的“奠基”工作只是他自己哲学体系的完成。后来没有人按照他确立的纯粹的形式原则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而他自己也构造了一个包含现象界、本体界和将两者沟通起来的完整的哲学体系。所以,对于康德来说,他希望构建的东西他构建完成了,他给未来留下的东西又不可能,所以他的哲学也不可避免地是终结式的。——自认为达到了真理,因此,他也就必须把历史终结在到达真理的那一刻。
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理性的本质。人类的诸种形态的思想,以哲学最为贴近纯粹的理性。我们往往认为理性要比感性和信仰提供更多的甚至是唯一的确定性,但不要忘了这个判断是谁做出的。感性和信仰都不具有划分人的认识领域,评判各领域的范围的能力。只有理性做了这样的划分,才能确立自己为确定性。
但理性却常常陷入各式的悖谬、幻相、恶循环等等之中,在哲学的历史上,它什么也没能确立,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所谓的超越就是把问题本身否定掉、拒斥掉。因为理性没有确定性,它不能确立任何可以经受得住它自己批判的东西。虽说自然科学是近代以来理性的一面旗帜,但一切它的确证最终归结为感性经验的确证。
因此,理性的本质特性是不确定性,人类生存的确定性的基础是由感性和信仰提供的,虽然理性是更为重要的认识能力。一方面,理性想要代替感性和信仰为人类建立起确定性;另一方面,它又没有这个能力,结果就是思想的历史与真理之间出现了永恒的矛盾。
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下,这个矛盾难以解决。哲学自视以思想为对象,那么它就把自己变成外在于自己的东西了。思想以自身为对象本来是哲学的特质,是人类思维所必需的一个维度,但正如作为把握人类精神至高层面的形上追求的理论形态——形而上学,由它产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就是不好的了。“反思”的思维方式也同样要求把一切思想都当作对象去看待了。所以,现代社会人们很难把哲学、艺术、科学等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它们都被视为外在于人的工具。不夸张地说,能够为物质生活服务的,就是好工具,就被重视,就拿过来用。这就是现代社会缺少精神世界的大师的原因,是哲学、纯粹的艺术、理论科学不如应用科学(经济学、法学、工程技术等)受到重视的原因。
思想始终是人所固有的,每个人都能用自己的思想去把握各类对象,可以说人就是思想,思想就是人。但在现代社会,思想的成就却不能内在于人,却也要像矿产一样成为外在于我们的对象。只是往往它们被视为废弃了的矿坑。不过,虽然这是有害于思想的事,但也为思想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契机。
孙正聿教授通过“崇高的追求与异化的崇高”去把握“哲学的历史与逻辑”,他说:“崇高的追求与异化的崇高,是传统哲学自身无法解脱的内在矛盾。‘消解’这种矛盾,就是现代哲学的革命。”[2](P21)考察他所指出的诸种异化了的崇高的形态,我们可以看出,崇高之所以异化,之所以成了人的对立面,就是因为它是“崇高”。哲学的历史不就是人追求崇高的历史吗?这种历史被概括为“追求崇高”、“崇高的异化”、“重构崇高”,那么“崇高”被重构、“崇高的现实”被创造出来之后呢?历史又终结于真正的“崇高”的实现吗?只要人不能把哲学内化于他自身,“崇高”就永远都只能是人的对象。而只要“崇高”是作为对象而存在,那么哲学的历史与真理的矛盾就不能得以解决。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看黑格尔在哲学史中发现的另一个矛盾:“哲学既是关于绝对真理的学说,为什么大体上它只是启示给少数的个人,给特殊的民族,并且只限于特殊的时代”[1](P14),即哲学真理的普遍性与掌握者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亦是贯穿哲学史始终的,表面上与“历史与真理的矛盾”分属于纵向和横向的领域,但其本质都是由真理的对象化造成的。无论“追求崇高”、“崇高的异化”还是“重构崇高”,所谓“崇高”、“真理”或者“绝对”都是作为人的对象而存在。
哲学真理怎么才能成为人的部分呢?把哲学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之一,它是人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对象。那么,人的追求崇高的活动本身就是崇高了。哲学史的逻辑,不应是一个绝对的“模板”,而应该是与人的生存的逻辑同一。哲学和其他思想形态一样,本来是为人的生存服务而存在的,但在人类的历史过程中,它们都在不同的时期被树立得“崇高”起来,人反而要为它们服务了,黑格尔就做到这种“服务”的顶峰了。
一直有很多关于哲学史的认识认为历史的逻辑就是必然性的,即便是加入唯物主义的因素,也至多是理解为由经济、社会、以往思想的成就等决定了当下思想的状况和未来的进程,比如,杨祖陶先生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的最后成果和必然结论。他在谈到哲学思想的发展不能是脱离历史的,这是对的,但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没有任何理由说德国古典哲学将在黑格尔之后必然发展成什么。这样的必然性是黑格尔所说的由可能性和条件而成的必然性,对于他来说,世界是设计好了的。设计好的东西,就没什么未来可言了,未来之所以是未来,就在于它的全部还没有到来,如前所述,科学多少还可以把握到一点,而哲学由于其纯思想的特殊性,未来对于它来说是无限的可能,也就是一无所知。否则,我们就只能在黑格尔的逻辑里绕圈子。
因此,我们便不能谈论传统理解那样的哲学史的逻辑。那种所谓的逻辑只是对已知的陈述,没有任何未来。也可以基于此点说,黑格尔的体系最终是僵死的。我们从哲学史的特殊性出发,最终达到了一切思想形态的同一性。虽然各种形态之间存在差异,但作为思想,它们永远都是为人的存在而不断丰富和实现的,人面向未来,思想就要面向未来,而永无终结。抛弃哲学史逻辑的必然性,将给哲学的未来以无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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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2000到2500年前,东西方文化思想同时出现了一次大繁荣,并深刻的影响了各自随后的发展历程。今天,就逻辑学历史而言,古希腊被视为其发源地和圣地,而古中国是否曾有过逻辑学尚在争论中。本文将以古希腊逻辑思想的背景、起源、发展为主线,在总结其逻辑学成就的基础上,与中国古代的逻辑研究进行对比,力求找出东西方思想、文明的差异,并获得启发。
逻辑学作为一门关注语形和语义的思维科学,其直接的来源是论辩。语言表达思维,思维规律包含逻辑。故此对语言的丰富运用首先产生了逻辑研究的需要,这一点,古希腊与古中国是一致的。古希腊时期,出于民主城邦制的需要,雄辩之风在各个城邦盛行,对民主的关注,世界观的见解,天文地理的研究,都可能成为论辩的焦点,相应的,人们自然注重论辩中的一些规律,即一些思维方式正确与否的判定法则(今天我们称其为有效性)。公元前390年,苏格拉底在雅典开设了第一所修辞学校,并明确提出了人的语言和思维相关联的观点。这个伟大的观点虽不甚具体,却正确揭示了逻辑学的产生离不开对语言的应用这一真理。其后传弟子柏拉图丰富了他的思想,而到亚里士多德时,逻辑学正式诞生。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同样处于各个思想激烈交锋的时期,不同流派在百家争鸣中为取得一席之地,需要一番唇枪舌剑,而辩论的繁荣同样为中国逻辑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由孔子最先提出儒家的“正名”思想,诸子百家围绕名与实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论战,道家的“无名”,墨家的“取实予名”,名家的“反正名”等,诸多论题将研究思路一步步带到抽象化的程度,从而形成了中国早期的逻辑学——名辩学。
另外,逻辑学产生和发展中,往往以哲学为天然的载体。因为同样是思维科学,哲学命题的研究需要逻辑工具来提供必要的证明和方法。古希腊有众多的哲学流派,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等,从各自的角度对世界的本源和存在方式等进行解释。其中的命题的内涵,相互关联,甚至于描述方式本身,都需要准确无误,而自然的,这就要求关注语形和语义,也就自然促使逻辑学与这些哲学研究结合起来。而在古中国,儒家、道家、墨家等,提出各自的哲学观点时,无不需要大篇的论述,尤其是道家,其相对出世的思想,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对逻辑的需求更直接,如《道德经》中,大量运用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同时又有排中律和二律背反的内容。总之,东西方的逻辑学,和其哲学相伴发展的。
由此,我们应该看到,古中国和古希腊产生逻辑学的基础大体是一致的。但是,与我们的名辩学松散的存在不同,西方逻辑学的发展走上了一条系统化专业化的道路,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下面我们将总结这些成就并稍作分析。
严格的逻辑学,公认的产生于亚里士多德。不过此前的一些逻辑学萌芽也在此稍作介绍。亚氏之前,古希腊曾有过著名的“智者运动”,即一些有诡辩倾向的专职辩者进行论战,教授,或帮人打官司。不难看出,古希腊的智者同古中国的名家很相似,他们都在一些离经叛道的观点上提出了自己的学说主张。然而无论是智者的“芝诺悖论”还是名家的“邓析两可”,都不能算作是直接的逻辑学成果,但它们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和认识这个世界,从而为更深刻的探索思维规律创造了前提(正如大多数悖论一样),而这,正是其逻辑学意义所在。之后的苏格拉底,提出了人的语言和思维相关的伟大观点,这实际上揭示了逻辑学研究关注语形语义的必然性,而其后传弟子亚里士多德,最终总结并发展了前人的思想,正式创立了逻辑学。
古希腊的逻辑学成就,集中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斯多葛学派的命题逻辑学说。《工具论》中包含《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辩谬篇》六篇内容。在这些著作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他的逻辑学体系:首先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将事物分成十类范畴,包括实体、数量、活动等;进而关于命题,根据主词和谓词进行划分,并给出了不同命题间的逻辑关系(不包括今天的差等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逻辑方阵;同时对谓词分类,提出包含定义,固有属性,属,偶性的四谓词理论;创立三段论,分析其中的三种格,并将其作为推理有效性的重要判别式;最后对具体的命题研究给出科学证明方法,即有效前提和三段论结合。
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所做的工作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将语言内容抽象成形式(即形式化),并做逻辑学上基本的规定,二是建立以三段论为主要内容的有效性的判别体系,并作出应用性研究。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被称为逻辑学之父,很大程度上因为其得以令一个抽象性的研究系统的形成,而古中国的诸子百家中,这方面的成就,只有墨家的《墨经》——包含诸多定义和方法论的著作可以相比。
古希腊另一个重要的逻辑学成就是斯多葛学派在命题方面的贡献。斯多葛学派从“意谓”概念入手,将逻辑研究对象上升到抽象层面,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命题的性质和结构:首先依据是否能进行分解,将命题分为原子命题和分子命题,原子命题又包含“确定的”“不定的”“中间的”三类,分子命题分为条件命题,合取命题,析取命题,否定命题等。虽然与今天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但依照命题间关系和联结词进行划分的思路和现代逻辑学是一致的;斯多葛学派又分别谈论了命题、命题形式、表象、论证做主词的情况,指出命题形式做主词时才是逻辑学研究的对象;对于蕴含命题、析取命题和合取命题的研究,斯多葛学派与今天的描述几乎一致,这也是该学派最显著的成就之一;而在论证的分类与方法方面,斯多葛学派也有相应的涉足。
可以说,斯多葛学派在某些领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今天依然未被超越。而如此系统且完备的建立一种学科体系,是同时期中国的古人所没有做到的。实际上,斯多葛学派和亚里士多德的成就并不仅是个人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是古希腊逻辑学体系的一种结晶。相较之下,百家争鸣中的儒家、道家、名家等,做的更多的是芝诺、苏格拉底等前逻辑时代的工作,只有墨家真正走上了逻辑研究的道路。而在这差异背后,是思想文化、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方面的不同,针对这点下面我将就此进行说明。
古希腊的逻辑学和古中国的名辩学各自的特点,归结起来如下:古希腊的逻辑学在形式化方面做的更好,无论是亚氏的三段论和逻辑方阵,还是斯多葛学派建立在“意谓”上的命题逻辑,都体现了这点,相较而言,古中国只有《墨经》试图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但定义过于冗杂,仍然没有实现脱离语言内容的抽象化;还在系统化方面,古希腊的成就亦更为明显,《工具论》就给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包含范畴、定义、三段论、应用准则的逻辑体系,从而能实现对一个命题的完整判定方法,斯多葛学派则是继承苏格拉底、麦加拉学派等的基础上,形成包含形式化、命题分类、有效性的完整理论,而同时期中国的百家争鸣,则是各自为营,围绕名实关系,儒家的“正名”、道家的“无名”、墨家的“取实予名”等,借助具体的论题进行论战,却较少涉及关于“名”和“实”本体体系的建立,导致看起来有些像自说自话,未成一统,虽然墨家亦曾做出过系统化工作,但仍然处于辩论层面,而不是深入知识体系本身。这些特点,是由包括区位、历史、地理、生产方式、语言、思维传统等多种因素造就,下面我们将依次做出分析。
从区位来看,古希腊处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交际处,直接受这两大地域文明的影响。自由便利的文明交流使得古希腊能够积累相当的文化成果,便于系统化的建立知识体系。而古中国的位置则颇为偏僻,大多数思想由本土产生,百家争鸣时各派的观点、思路、方法大都处于萌芽阶段,尚未来得及系统化便草草以独尊儒术来结束。所以,我们的名辩学看起来松散,并且形式化的程度较低。
同时,历史、地理和生产方式上的因素影响了古希腊和古中国对理论研究上的热情。希腊人是移民,具有更多的探索动力,同时地处海滨,眼界开阔,海洋文明本身为其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这一切,让古希腊人有更深入的求知欲,其研究成果往往亦足以形成较完备的体系。而古代中原文明则是本土产生,且居于内陆,这形成了一种较为保守的性格,由于农耕文明的缘故,更加注重眼前的利益,而缺少深入探索的热情。所以我们的名辩学,更多的是呈现不同的名实观点,而较少有名实体系的建立。只有墨家在这方面有开创性的工作,但不足以让整个名辩学的研究发生质变。相对于古希腊,我们的文化缺少了完备而思辨的理论,使得其价值难以被承认。
语言方面,古希腊人的语言习惯较为直接,容易按照主词、谓词等进行划分,从而进行逻辑学上的研究,而且所使用的字母文字,因字母本身的符号功能,更容易实现抽象化。反观古汉语,大量使用缩略、一语多义等表达方式,本身较难展开,同时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很难单纯脱离具体意义而纯粹作为符号。由此观之,语言上的差异使得古代中国在形式化方面较难实现。
思维传统也是古希腊的逻辑学与古中国名辩学差异的重要原因。古希腊有严格系统化的传统,比如希腊神话,即便故事各不相同,但总是建立在同一个确定的世界观之上,即由奥林匹斯山上的十二主神为首的世界中。而古中国的思维相对发散性更强,神话中的神灵大多出处不一,各说典故。研究方法上,古希腊人更喜欢借助数学和论辩来获得精确的结果,古中国则讲求“悟”,而显然前者更自然的符合逻辑学发展的要求。
总之,比较不同的逻辑学文明,可以让我们更深入的认识不同的思维,从而了解这门科学本身,而更好的发展逻辑学,恰恰应该对其有更深入的理解。这也是这篇论文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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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马克思学说涉及领域之广,使得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分别都在自己的领域内对其进行阐释,因此还可以根据学科分工考察其内容。“马克思主义”一词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的总称在马克思在世时已经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曾广泛使用,但内容受到歪曲,马克思对此提出尖锐批评。恩格斯在80年代初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并在1886年专门作了说明。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略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前景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前景,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空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完善的需要。文章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现状,分析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种种现实可能性,进而展望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广阔前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西方;前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共运史发生了巨大的变故――苏东剧变。顷刻之间,整个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阵营顿时欢欣鼓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力量受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在新的历史时期21世纪,世界发生了新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走入困境,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逐步崛起,再次鼓舞了世界人民,再次唤起了世界人民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追求。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前景,推进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保持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中国作为当今大国屹立于世界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必须做出的重大举措。
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广阔发展前景,可以使社会各界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在苏联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后,尤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解散,使人们失去了对社会发展前景的信心,几乎全世界掀起了反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浪,不少人已经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过去式,在当代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们对于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声浪无动于衷,那么很可能马克思主义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真的会消亡了。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死死地教条,不是一成不变没有发展前景的理论,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实践的科学向导,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广阔发展前景,可以极大地增强社会各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世纪末出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否定;20世纪中期出现了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甚至否定列宁;20世纪晚期苏联的发展面临困境,又出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放弃马克思主义,放弃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系列的变故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受到重创,使得社会各界不得不重新考虑马克思主义。面对变化多端的世界,社会各界都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前景,促进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新发展,有利于回归马克思主义,有利于增强社会各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广阔发展前景,可以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进一步奠定基础。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造就了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出版了大量著作,为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资本主义世界逐步发生了新的变化,后继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新变化影响下开始分裂,形成当前西方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虽然马克思主义分化成不同流派,但西方不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我们能科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前景,预测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未来,逐步采取一些能够促进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措施,那么就会进一步奠定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基础。
当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最新动态表现之一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分派和再分派、政治上层建筑、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发生了新变化,在社会思潮方面也有新的表现,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背景下有进一步的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书籍不断涌现;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和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结合,并且形成新的流派,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等等。
当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最新动态表现之二是,从欧洲到亚洲再到美洲的一系列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会议的召开。在这里列举一二,1995年9月末在法国巴黎首次召开了“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有来自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信仰者上千人参加会议,随后,法国的《人道报》刊登出《马克思引起了轰动》一文,让世界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他的生命力是强大的。2007年十月初,以“替代全球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与世界政治的选择”为议题的第五届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以不同的分议题举行了四次全体会议,另外还专门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讨论。此外,马克思主义会议不定期的在欧洲、美洲其他国家召开。这些无不体现马克思主义在当前西方国家的最新动态。
马克思主义产生至今,不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还是在广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是世人皆知的。但是,研究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研究中面临较大困难,存在重大问题。
首先,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并存,这两种社会形态的国家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不同的意识形态存在相当程度的对抗、不同文化价值观存在相当程度的冲突。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坚决抵制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马克思主义。
其次,在西方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对这种变化做出不同反应的后继马克思主义者分化成不同流派,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首先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异议,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修正”。此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影响下,逐步动摇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各种流派不断出现,但是,他们的研究是片面的,没有采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很是片面。以至于当前西方国家学者不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研究带来了困难。
第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研究马克思主义注重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重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大大缩小,缺乏世界眼光、世界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领域研究甚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够,更没有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前景,这种理论视域的忽略没能对马克思主义向西方国家发展起到作用。
以前的西方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放弃了多年努力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转而却发展资本主义。然而,当今人们不得不再次思考,为什么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了强大的阵营,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巩固的情况下,却发生了国际工运史的巨大挫折;不得不再次思考,为什么日益崛起的中国,不仅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而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速发展。因此,在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越来越多,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广,研究工作也越来越深入,他们希望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找到他们想要的答案。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基本有两大流派,一是美国“垄断资本学派”,二是“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垄断资本理论”是以垄断为中心的新的理论体系,在他们的《垄断资本》这本著作中阐述了“经济剩余”这一核心理论,得出结论是,在垄断资本主义运动趋势中,起主导作用的不再是利润率趋势下降的规律,而是“剩余增长的规律”,同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提供吸收增长的剩余所必需的、从而也使对这一制度平稳运行所必需的消费和投资的出路,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最终导致垄断资本主义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的死亡。后来奥康纳提出“国家的财政危机”理论,此理论指出国家通过资本费用社会化的方式增加了社会剩余(包括利润),但是产生的社会剩余并没有实现社会化,反而被私人占有,这种社会化的利润和私人占有的矛盾必然造成国家支出和国家收入的不平衡,即“国家的财政危机”,最后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不能解决这种矛盾,要想解决这种矛盾的最后出路就是社会主义。
曼德尔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新变化反应了资本的基本运动规律和内在矛盾,也促使了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加强。国家经济职能的加强,既顺应了资本积累和增值的需要,也加剧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不可避免的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危机的加剧,这种危机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衰落。因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废除是当前国际性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目标。
在西方,不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还有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从不同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社会批判理论”,并把这种批判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后来受到科学的诱惑而发生了从批判性向科学性的转变,现在他们提出“社会批判理论”就是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理论的本质。这样的批判理论是建立在对资产阶级极权主义批判的基础之上,以抽象的异化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他们否定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力量,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改变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瓦解了无产阶级,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已经被资产阶级“一体化”,认为当前的革命主体应该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被压迫者和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新左派。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其学派代表人萨特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远未衰竭,它还非常年亲,几乎还在童年,它的发展几乎刚刚开始。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不可能被超越,因为产生它的历史条件还不曾被超越。”他批评“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教条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割裂了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他还把辩证法看作“是一种方法和一种在对象中的运动”,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把西方哲学的方法引入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试图通过现代数学、数理逻辑和模式结构等方法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还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
马克思主义到底在西方能否存在,到底能否在西方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可以看看马克思在当代西方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当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全球范围内举行过一次“千年思想家”的网上评选活动。结果,卡尔?马克思位列榜首。时隔几年,进入新世纪,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再一次进行了“谁是当今英国人心目中最伟大哲学家”的调查活动,其结果是,马克思又以最高的得票率居于首位。
同是在2005年,德国《明镜》周刊也想英国一样,进行过一次在民间的民意调查,这次调查惊人的发现德国有一半以上的人民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今天仍有意义”,他们也很向往社会主义。在有人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终结论”的今天,这个评选结果不能不发人深思,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前在西方国家有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信仰马克思主义。正像上世纪我们的伟大领袖邓小平所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领袖的断言是科学的、超前的,当今马克思在西方的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发展的选择,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选择。
资本主义从产生之初起就伴随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其内部的矛盾一直不能解决,并且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发展。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激化,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结果先后诞生了15个社会主义国家;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几乎全面崩溃;20世纪90年代股市迅猛发展,而企业实际亏损,到2000年股市奔溃,资本主义经济衰退;2008年美国再度爆发经融危机,并影响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欧洲相继出现“次贷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而当代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哲学思想在一系列经济危机面前日益暴露出其理论上的局限性,他们不能解释、更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他们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以期求助于马克思主义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
要说求助于马克思主义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首要表现应该是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爆发空前经济危机,美国罗斯福统统上台后,为了应对危机,要求国会授予广泛的行政权,进行国家调节和干预经济,相继推行了一系列措施,最终缓解了美国经济危机,使经济、社会恢复正常。再到2008年美国再度爆发影响恶劣的经济危机,美国同样用的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充分利用国家宏观调控挽救经济危机。相继与美国之后欧洲爆发的“次贷危机”,英国、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本国内的经济理论对于这场经济危机显得无济于事,他们向美国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在国家干预经济后逐步使危机中的经济恢复正常。
综上所述,就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在世所说,马克思主义是无限发展的理论体系,他不是封闭的,需要后继马克思主义者继续发展,需要不断丰富。虽然当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面临困难、存在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在西方有越来越多的群众信仰马克思主义,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社会问题。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对于崛起中的中国来说,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前景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要想提高国际地位,增强国际影响力,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这种意识形态能否在西方发展,研究如何能使西方国家和人民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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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中国化不仅仅是近些年我国人民所追求和向往的,也是一种文化和习俗的自然形成。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摘要:一般认为,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逻辑的、分析的,而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是体验的、综合的。传统的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也是基于这个认识的,但对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应当从中西方哲学智慧,内容以及他们的相同之处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1-3个): 中西方哲学 智慧
哲学可谓博大精深,虽然这个学期已经学习了一个学期的西方哲学,但仍只是略懂皮毛,也可以说是只知道了一些大家都懂得的那些简单的哲学思想,对于那些复杂一点的哲学思想仍然是不理解。现在就我的那一点理解来谈谈对中西方哲学的看法。
中华民族的哲学。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西方哲学是拥有相同历史传统和统一概念体系的统一的哲学体系。公元前5~3世纪,人类文化史上出现了一大奇观,中西方文明几乎同时达到了一个新高峰。中方哲学以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荣为标志,而西方哲学则以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昌盛为特征。中西方这一时期的哲学和科学传统对于后来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下面将从以下几方面谈谈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点。
一、中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
泰勒斯是西方自然哲学的开创者,也是第一个用理性的目光审视自然的先哲。他认为自然界的万物总是由某种最基本的东西构成的,它就是世界的基始或本原。泰勒斯对自然的解释是“水是生命的源泉,万物的基始是水”。这个观点为人类认识自然开创了一条可贵的理性认识之路。它引导人们从自然本身去解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避免了用主观意志或凭个体好恶解释自然带来的任意性和神秘性。虽然古代西方人对构成自然界万物的本原的认识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但他们都是通过理性方法来解读自然。其意义在于人类对自然开始有了理性思考,推动了哲学思维和科学理性思维的发展,这对西方后来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基础意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
中国的自然哲学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显然,在老子的道家学说中,“道”是构成万物的本原。老子的“道学”将人们从多元宇宙观发展为一元宇宙观,力图从自然自身解释自然的多变现象,这与泰勒斯是一致的。在老子那里是“道”带来了一个整体的一,即宇宙这个统一的大系统。中国人认识自然的视角,从老子开始就与西方的泰勒斯不同,米利都学派追求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而东方的“道”却是形成整体一的基础,它是抽象的。老子说过:“道,可道,非常道”,“道”的抽象特性,它将引导东方人论“虚”,并乐于思辨玄想,因而缺少微观实证分析的本性。中国的中医理论体系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由于泰勒斯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因此,它引导的是西方学者对具体事物的结构和形成规律的寻求。东方的中国人接受的是道家学说,它的抽象性和神秘性以及它的整体视角和运动本性,它引导的是东方学者用思辨和玄想及经验观察去对整体性质和物质的运动做出把握。
二、中西方哲学智慧的差异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中国智慧发展的坚实基础。东方信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孔孟之道”一统天下,长达五千年之久,这种“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世代相传,沿袭至今,至使东方的科学技术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然而,这却成就了东方的文化发展。西方的智慧是理性的,有两千年的哲学、自然科学发展史,创造了完整的哲学、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有逻辑严谨的数学。西方人把他们的智慧用于对哲学、科学体系的探索与研究,利用他们已有的科技成果发展军事,进行殖民扩张。西方的科学体系推动了全世界的进步,让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西方庞大的、具有系统性和体系化的欧氏理论与中国的认识论和多神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方智慧以直觉思维为主体,西方智慧以逻辑思维为主体;东方与西方智慧的巨大差异,构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与发展结果。
三、中西方哲学的相通之处 中西方哲学的发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发展自始至终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就世界构成“本体”而言,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就认识论而言,是反映论与先验论之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辩证法。唯心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官方哲学和宗教哲学。
几千年来,唯物主义作为非官方的民间哲学,长期受到压抑,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就方法而言,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争。中西方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哲学倾向的贯彻,是为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中华传统思维早就了我们发现知识经验,西方思维造就了他们发现就形成了知识。中西方的哲学如果互相借鉴的话,那么西方也就不会有异教徒惨死这样的惨案发生,都尝试着去包容别人就不会觉得别人的信仰是错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自由,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权力。如果我们能够借鉴西方的公理化的思维方式,把我们的发现形成知识,再经过一代代人的完善,那么我们今天就不用去学习别人的知识,说不定现在世界上的大部分的高科技知识都是我们国家的,因为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是近三百年才开始落后的,在这之前,我们的水平都处在世界的前列,只是这短短的三百年就造成这样巨大的差别,不得不让我们反省一下。以上的这些有些是个人的想法,也有来自对他人的借鉴,尽管这门课的上课时间很短,但我已经在上这门课的时候感受到西方哲学的魅力并且让我对西方哲学增加了兴趣,希望以后可以更多地接触到西方哲学。
参考文献:
《浅析东西方哲学的分殊点及其影响》 沈佳强
《中西方哲学智慧的比较分析》 张志伟
摘 要: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史都是从其主要内容角度进行梳理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等。然而,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的发展,也可以被我们用来看做西方哲学史的概观。从理性与非理性的角度,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出几千年西方哲学在神与人的纠葛中所做的努力,并且可以概括为两条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理性;非理性;神;人
西方哲学史倾注了众多哲学家生生不息的努力,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它很显然是一部发展史,无论是世界观的还是方法论的。但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理解。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从其中的核心:神与人的纠葛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是两条路径不断发展完善、成就辉煌的过程。
一、从神的世界开始
可以简单地说是自上而下,人一直理性地在非理性物中寻找自己。
人类在最初的探索中,都习惯性地从自身之上去寻找世界及众生的答案,妄图通过神或上帝来解释自身的终极所在。然而,在这一系列努力中,神的形象光辉耀眼,却始终找不到人应有的位置。无论是从民间信仰到口头传送的神谣,还是从《神谱》[1]到《荷马史诗》[2](以下版本皆同),人始终都没有感受到自身的存在,一直在神的世界中徘徊,希望有那么一个万能的神能够给人类带来光明与幸福。
但是,在神的世界中我们看到很浓烈的人的影子,无论是《神谱》还是《荷马史诗》,强烈的神的意志统治下的人与神的纠葛,却无处不将神描写得与人相似,具有人的情感,拥有人的行为方式。可以这么说,在神的光环感召下,那时的人分不清楚到底是神似人,还是人来源于神。
以泰勒斯开始的自然哲学家,开始了摆脱神话世界的步伐,开始从人的自身之外去寻找答案,水、火等任何一种元素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本原与始基。但思想还是打上了宗教神话的烙印,把人和自然看成是浑然一体的,从自然的角度简单地思考人。而他们对自然的重视更是给了自然一个神一般的世界。
普罗泰戈拉似乎开始了对人的真正关注。但他是在自然哲学家的基础之上的(自然哲学家开始的对人生存的地球与宇宙的思考,试图在视野上摆脱神的世界回到人间;但这个人间并不是人的共同体、社会或者生活环境,而是人的整个的生存环境,是与神或上帝共同生活的大环境)。他在神的世界发现了人,发现人对世界的价值所在——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 [3]。但他的“人”却不是人类的人,是相对的人,是神衍生的人,是具有一定局限的人。我们依旧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之中的位置。
苏格拉底知道了。他认识到人是人类之中的人,对于人类的主要论述的是人与人构成的社会规范的个体体认之上。相对人性而言,神性,只是个别的超越与升华,是个别在某些极妙的场合与神性的交合实现了跨越意义上的体认,他不属于我们,虽然他在我们之中。柏拉图发现了在人之中的神性世界“理念”,而在柏拉图的具体实践中,发现自己的理念无法与现实的人的世界达到完全契合,只留下“苏格拉底说:或许天上建有它的一个原型,让凡是希望看见它的人能看到自己在那里定居下来……”[4]的感叹。
可以这么说,苏格拉底之下的哲学家,就沿着这一条路不停地探索,努力地在人类的自身及人类社会共同体中找到解释整个宇宙的力量。而这个力量是理想化的,具有一定神性,这一切的事实不过是人类理性的力量诉诸非理性的武器去实现人的价值与意义的发现。然而,无论是道德规范的力量,还是政治体制的约束等,人类在于理性世界付出的努力,始终抵不过非理性的特例的极微侵蚀,因为这都是人类的体认,在非理性的机体上发微的。于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人们依然想到神,在人的世界仍然有神的影子。
难怪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里,理性的力量再强大,科学的手段再高明,始终的人还是神的俘虏。并且其希望仍是个别人的个体超越从而感召群体,从而唤醒所有人的神性光辉,共筑人的神性世界。正是在这样的努力中,人类最终的恶果就是中世纪的对人的全面否定,只有完完全全地臣服于耶稣基督这个人格神的脚下,才能得到救赎。
最终的在基督的世界中完全地实现了这一条道路的完善,在从上到下的过程中发现人。在自然神与自然的神一般的世界畅游无果之后,才找到了这样一个人格神,在人类之间树立一个神的形象,从而使人得以神的子弟的身份出现。而这一切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文艺复兴这一强调人的非理性的运动所取代。
在神的世界下降到人的世界,一个伟大的理性光辉照耀大地,看似伟大的飞跃,实则是理性的畅想,却没有理性的基础,继而使神性失去了它的力量,这样的发展就走到了尽头。继之又起的另一条路径,则是在人的非理性的层面之上的崛起。当人们发现在非理性之中的神并不能给我们什么之后,开始了在非理性的基础之上进行理性的升华。于是,第二条路便从感觉与经验开始,进行理性的体验之旅。
二、在人的世界着眼
也可以说是自下而上,在人的感觉与经验中寻找神一般的理性力量。
人的复兴是基于对罗马帝国物欲横流的体验开始的。罗马的穷奢极欲将人的感受性发挥到了极致,但苦于当时仍受神的思想的奴役,没有出现思想。苦于这么说,第二条路径最早的意识应该是在柏拉图的“感觉”中。当中世纪的宗教救赎在于自我的选择;当库萨说,人与上帝一样具有创造力;当布鲁诺深入事物内部探索开始,人类的感觉萌芽了。人类在天地万物中发现了自身的感觉与经验才是人类的基础。
于是,以罗吉尔·培根为始的英国经验论出现,则是开启了人的经验之旅,开始了将研究的角度确实地放在人的角度,人的非理性意识开始了理论之战。而在培根对经验的发现中,重点的是现代科技繁华的伏笔,对人的研究需要的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手段——科技;而对于人在神的世界中,在于理性的框架之下,思维才是阵地与武器。
接着,霍布斯呐喊了“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开始了系统的旅程。而与之同时的大陆唯理论始终抓住神不放手,妄图有朝一日人类群体的“神性”全部体认了,他们就仍然有复兴之日。
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战斗中,康德似乎在重解,似乎在重构。在他的哲学中,他努力的去寻找人类之中的上帝属性,却真实的发现了人。因为只有在人的世界中,上帝才有他的意义可言。于是,上帝死了,其实人也死了。
这时,黑格尔出现了,他开始的对理性与非理性的界定,最终实现了人的完全发现——在人的世界中去塑造人的完全意义上的神(可以说是经验论发现了人,但却是黑格尔在几千年以来哲学对于人性与神性的纠葛中,发现了人的不确定与确定的秉性所在——即非理性与理性,这样的人类才有了升华与超越的可能,从而最终实现了人的完全发现)。在其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中,马克思实现了其人类共同体意义上的发展,实现了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意义的解释,建构了人类共同体的高峰体验。然而,费尔巴哈发微的在人的个体意义上的对理性与非理性的解释中,却是始终继续着。由此升起的个体意义上的努力,包括叔本华、尼采等开始的现代哲学的发展,却是不管在人的非理性研究途径及研究方法上都实现了空前的繁荣。
至此,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之战依旧继续着,然而作为西方哲学的第二条路径已经形成;人类继续着在人的世界通过上升的方法找到人的完全意义上的神。
三、两条路径的联想
但这两条路径的发展中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平行的,不光两者交融,而且还有第三种努力,可以说是两者交合的产物,即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开始的哲学无人称化努力,妄图在人的努力之下去实现对无人称哲学的发现。然而,最终存在主义哲学的形成,这样的努力依旧呈现的是模糊的无人称化,纠葛在人于非人称之间。
人类的努力是积极的,愿望是美好的,然而现实告诉我们,这条路似乎没有了尽头,也没有了方向。从雅斯贝尔斯到海德格尔再到萨特,这一系列的努力并没有给出一条明确的道路,只是在哲学又多了一个角度、一种眼光给我们看世界而已。
于是,当我们静静地思考的时候,在这两条路径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两条路。而这两条路其实一直是伴随着神与人共同发展的。
1.同一。既然人类习惯于在人与神的世界中纠葛,那么就实现其真正意义上的同一,不是下降的,也不是上升的,是规律的单一,其宗旨是既非理性又非非理性的同一。然而,实现这样的统一的研究方法与途径又是什么呢?也许这根本就不是哲学该做的努力。但是,摆脱了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哲学还是哲学吗?
2.分立。完全意义上的分立,即我们人类与我们生存的时空,有意识的也好,无意识的也罢,是完完全全的分立的。之所以出现的纠葛,是第三者的存在才能发生的。于是就会套用我们习惯性的表达方式:三元论。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是”是因为它们之间发生了关系,“不是”是因为它们也可以特立独行;并不存在一元论与二元论的矛盾纠葛。但是最大的疑问则是,基于人类现在理性与非理性共存的现实,怎样去实现其分离、分立,这样的分离、分立有探索及发展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吗?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总结,本真的哲学路径是由其研究对象或者内涵决定的。我们如果想在哲学上去实现突破,那么首先需要从对象或者内涵着手。但是,基于现实的人类的特性的处之上,最终的哲学突破事实上在人类自身。
参考文献:
[1] 赫西俄德.工作时日 神谱[M].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 荷马.荷马史诗[M].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3] 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67.
[4]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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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作为近代哲学的最高问题,经历了由康德的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过到黑格尔绝对唯心论基础上思辩的对立统一。黑格尔在驳斥康德不可知论的基础上,继承并发发展了谢林的哲学思想,从而创立了其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的学说。在他看来,思维是存在的本质,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有符合思维才具有实在性;思维不断在存在中实现自己,使存在同自 己相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期取得新的进展。
关键词: 黑格尔 绝对理念 思维与存在 同一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在西方哲学上经历了漫长的思索、争论,逐渐从模糊到明确,从抽象从具体,到了近代则采取了自觉的形式突显出来,发展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最高问题。它经历了由康德的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过到黑格尔绝对唯心论基础上思辩的对立统一。
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是黑格尔整个思辨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他的全部哲学基本的和首要的命题。从社会政治根源上说,他之所以研究这个问题并形成其内容丰富的理论,一方面,在于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揭示了思想可以构筑起存在,思维能够实现自身的道理,是黑格尔站在德国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法国革命所作的新的哲学概括;另一方面,在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日益成熟和变革现实的信心不断增强,相对于康德时代有着将近质的飞跃。从理论上说,则是从康德的“理念”学说出发,是自康德古典哲学革命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主要从理论上来论述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
一、黑格尔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在近代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在一开始就被明显的亮出,两者在斗争的过程中逐渐趋向于同一。
康德原则上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认思维把握客观存在本来面目的可能性。他一方面肯定在我们之外存在着刺激我们感官的客体,即“自在之物”;另一方面,他又断言客观存在的事物——“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是超验的、彼岸的东西,认识所能达到的只是“自在之物”刺激我们感官而产生的感觉表象,即所谓“现象”。这样一来,在康德面前就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可以认识的此岸的“现象”世界,另一个是不可认识的彼岸的“自在之物”世界。可见,康德本质上是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认思维能够把握客观存在的本来面目,否认世界的可知性。但在这里,他第一个把主体能动性思想等一系列辩证法因素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中来,为以后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在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上提供了启发。
由于康德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二元对立的形式典型地表现出来,使他之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一下子就可以抓住中心问题。继康德之后的费希特,认识到康德哲学导致思维与存在分裂的关键在于肯定一个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的存在,于是他取消了康德的“自在之物”,竭力发挥了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中的“主观感觉”,构造出一个“自我”,作为本体,认为康德的“自在之物”是“自我”的产物,他称之为“非我”,并构造了以下三个命题:1、自我设定自身(正题);2、自我设定非我(反题);3、自我设定自身和非我(合题)。“自我”就是作为这样一种能动的活动,按照正、反、合的规律,实现了他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就这样,他把认识和实践同一为个别思维主体,即“自我”的能动的设定行动,思维与存在在自我意识内部达到了同一,比起康德哲学则进了一层。
谢林反对费希特把“自我”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认为要使“自我”和“非我”的同一,就必须有一个凌驾于二者之上,既非主体又非客体的东西,他称之为“绝对”。“绝对”是产生一切有限事物(物质和精神)的本原,并且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必然同一的根据。“自我”和“非我”都产生于“绝对”。“绝对”是思维与存在的“无差别的同一”,是一种不自觉的精神力量。他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只要肯定有一个在思维之外独立存在着的客观的东西,我们就不能对它有所认识,而要认识客观存在,就必须把思维与存在看成是“无差别的同一”,即单纯的等同,思维与存在溶合为一,没有差别。谢林就这样试图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来构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二、黑格尔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黑格尔驳斥了康德的不可知论,继承了谢林在“绝对”的基础上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是不同意谢林所谓的“无差别的同一”。他在吸收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辩证法用于思维与存在同一论,论证了“绝对”是对立的统一,是矛盾发展的过程,从而在客观唯心主义的范围内系统地论证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黑格尔强调:哲学不应只作为“应当”哲学,它更重要的是要作为一种“应为”哲学。所以他极力反对康德在认识之外确立一个“自在之物”。他认为,康德哲学里的知识只是对于“现象”的知识,而关于“物自体”的知识是不可知的,这就割裂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其实质是一种不可知论。而对于谢林的“无差别同一”,则认为忽略了思维的主体的能动性,没有了解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次就可达到的无差别的同一。于是,他在“绝对理念”的基础上,肯定地回答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黑格尔哲学里,“绝对理念”是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实体”,同时又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能动的创造性的认识主体。他从其唯心论的人本主义出发,坚信人类理性的力量,主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但要强调的是,黑格尔所说的“思维”, 不仅指的是人们头脑中的思想,而且主要指的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客观思想”,亦即“绝对理念”,人脑中的思想不过是“绝对理念”发展的高级阶段而已。 至于黑格尔所说的“存在”,也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存在”,而是“客观思想”。黑格尔是根本不承认物质的存在的。按黑格尔的的看法,一切事物(存在)都不过是“绝对理念”(思维)的异化物,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而“绝对理念”则是万物的内在根据和核心。
总的说来,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学说,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①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②思维是存在的本质、灵魂;存在是思维的外化、躯壳,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并把实践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中来。③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辩证的过程。
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的学说。
⑴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这是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之所以能达到同一的一个基本前提。
黑格尔吸收了谢林关于思维与存在等同的思想,把它作为自己哲学的一个成分,认为存在即思维,客体即主体,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黑格尔说:“照我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他明确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从根本上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他说:“唯物论认为物质的本身是真实的客观的东西。但物质本身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物质之为物质是无法知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1]在黑格尔看来,关于事物是否可知的问题,只能有两种看法:要么主张事物在思维之外独立存在,而这就是不可知论;要么主张事物的可知性,而这就意味着存在即思维。此外的看法是不可想象的。正据于此,黑格尔就取消了康德哲学里“自在之物”的独立存在,认为一切事物(存在)都不过是“绝对理念”(思维)的异化物,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而“绝对理念”则是万物的内在根据和核心。这样,存在就是思维了。
⑵思维是存在的本质、灵魂;存在是思维的外化、躯壳,二者可以相互转化。而要把握一个对象,就是意识着这个对象的概念。并把实践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中来。
黑格尔在肯定了一切事物都是思维的根本前提下,又将事物区分为思维与存在两个方面。他一方面主张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明确反对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看成是无差别的同一、单纯的等同。黑格尔认为,谢林所认为的“绝对”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话诚然不错,但是承认思维与存在的绝对同一,那就不免于片面。其实在“绝对”里,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不仅是同一的,而且又是有区别的。
黑格尔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思维与存在两个方面的统一:思维是存在的本质,存在是思维的内容。黑格尔说:“一切真实的事物,就它们之为真理而言,即是理念。”而理念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而这两方面又不是平等并列的:思维是存在的创造主,存在是思维的外在化。黑格尔说: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里,“思维统摄了存在,主观性统摄了客观性。”[2]由于思维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所以思维与存在二者不是僵硬地对立着的:思维一方面可以通过“外在化”的作用产生自己的对象——存在;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克服自己和对象间的对立,使之成为己有,即“同化”,也就是使存在或对象为自己所占有。就这样,由“外在化”和“同化”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构成了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发展过程。
在这里,黑格尔把实践引入到认识论中来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老是停留在“应当”上,未免太软弱了,理念必然不会停留在主观性里,而是要扬弃它的主观性并表现自身为客观的东西。而理念要使客观世界同自己相符合、相一致,需要一个中介,那就是“实践”。[3]他指出:“活动和劳动,这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中介”,“每一个行为都要扬弃一个观念(主观的东西)而把它转变为客观的东西”。只有实践、行动是沟通主体和客体的桥梁,是使思维转化为存在,使存在符合思维,实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的一个必要环节。
⑶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辩证的过程。
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不是谢林无差别的“绝对同一”,也不是一次就可以达到的同一。在他看来,任何一个具体事物的存在总是暂时的、相对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相互转化的过程,是思维在存在中不断实现自己,使存在不断符合自己的过程,是由“自在”到“自为”,由有限到无限,由相对到绝对,由直观的多样性到多样性的统一,由表面的现象到深刻的实质的过程。总之,是思维把握存在、占有存在的过程,是“绝对理念”在思维与存在的这种矛盾进展中,在事物新陈代谢的发展中不断实现自己,使事物逐步同它的概念相符合,达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的过程。黑格尔与其他近代哲学家相比较,在对解决思维与存在问题颇具特色之处就是把其系统的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应用于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当中。
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过程,大体上是一个由存在到思维、由客观到主观的纯概念转化、发展的过程。思维与存在并不是两个根本不同、截然分开的东西,而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发展阶段:由存在到思维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自在”阶段到“自为”阶段的发展。[4]黑格尔写道:“它(指世界)的是如此与它的应如此是相符合的。[5]但这种存在与应当的符合,却并不是死板的、没有发展过程的。”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既然思维是存在的本质,那么一个事物只有符合蕴藏在其中的思维才具有真实性。然而,由“绝对理念”派生出来的各个具体事物,都是受一定的条件限制的“有限事物”,它们只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阶段。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具体事物来说,它们都不可能完全同它的概念相符合,就是说其中必定存在着既符合但又不完全符合的矛盾。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由于其内在的思维和存在的矛盾而运动、变化和发展,并最终归于灭亡,为另一个更符合于概念、理念发展要求的具体事物所代替。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总是暂时的、相对的,而“绝对理念”则在思维和存在的这种矛盾进展中,在事物的新陈代谢的发展中不断实现自己,使事物逐步同它的概念相符合,使思维与存在同一。
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里,最基本的一个内容是他引以为荣的一个命题:“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由于在黑格尔看来,世界上的各种具体事物都不过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阶段,所以他认为:一切曾经是现实的东西的东西,都必定要转化为不现实的东西;而一切符合“绝对理念”发展要求的东西,不管它同现存的一切怎样抵触,也必将变成为现实的。唯有“绝对理念”是永恒的生命,一切有限事物皆不免于毁灭。可见,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里,思维与存在就似空间里两条渐近线,彼此不断无限接近,但又永不相交。
总之,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概括起来就是:思维是存在的本质,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有符合思维才具有实在性;思维不断在存在中实现自己,使存在同自己相符合;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当中。
三、评价
黑格尔在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基本观点的过程中,构造了一个“绝对理念”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实现自己、不断走向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哲学体系。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认识的发展完全被归结为“绝对理念”神秘地自行实现、自己认识的过程。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既有其积极合理的一面,又有它非科学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取得新的进展。
⑴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一方面走出了在他以前的西方哲学家的思存对立和割断现象与本质、各走极端或绝对同一,走向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有利于我们科学地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及其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黑格尔反对唯物主义,抵制外在的世界受限制认识的自由,规定思维能够认识的内容,一开始就是思想内容,思维得到了自由。[5]思维不但不受制于实在,而且还能创造实在。黑格尔在事物是否可知的问题上的第二种看法,即主张“存在即思维”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马克思对此尖锐地指出:“黑格尔陷入了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并且,黑格尔的“思维”、“存在”并不就是辩证唯物主义里的“思维”、“存在”。 这样,黑格尔的本体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它没有承认现实的感性事物对思维的制约作用,只听任思维凌驾一切;它认识论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从根本上看,只呈现一种现象,只是在精神中消解思维与存在自身的对立,映射出了思维(意识)与存在的一体,并没有真正达到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他的“思存同一论”是置于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虽进一步发展了可知论,驳斥了不可知论, 但终决定了他的同一论并非科学的同一论。
⑵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强调理性活动的积极性、能动性,批判了旧形而上学认识论、反映论的被动、消极、直观性,揭示了认识发展的过程性、发展性、辩证性,并企图去揭露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对人类认识发展史作出了重在的贡献;但他把人类作为有限的认识主体,这个主体是由“绝对理念”分化出来的主体理念,是“绝对理念”借以实现自我认识的一个工具,人类的思维也不过是“绝对理念”的高级发展形式,只有“绝对理念”作为唯一的实体是一直存在着的,并在人类历史活动进程中,以人类自觉思维为起点,一步步认识并达到这一精神实体,且使其更为成熟。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只是透过了存在(实体),看到了存在的存在(绝对理念),于是一味赞美存在的存在而忘却了存在。于是,当黑格尔在强调理性作用的同时,就错误地贬损了人类在认识中的主体地位,以理念主体湮灭了人类主体, 理性吞噬了人性,使人类的能动性在理性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是极端的的错误,乃至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在批判黑格尔这种理性压抑人性的错误时,走上了另一个极端——非理性、反理性主义的哲学道路。
此外,黑格尔在论证思维与存在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时,做了一件哲学上划时代的大事:把“实践”作为思维与存在转化的必要中介引入到认识论中来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一思想无疑是深刻的,启发了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论证了思维与存在同一于实践。
综上所述, 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虽然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也存在很多思想的闪光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期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取得新的进展。 参考文献:
[1] 张志伟. 《西方哲学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2
[2] 黑格尔. 《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赵敦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
[3] 赵敦华. 《西方哲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5月第一版
[4] 罗素. 《西方哲学史》 何兆武、李约瑟译 商务印书馆 1963年9月第一版
[5] 张传有. 《西方社会思想的历史进程》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年4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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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农村发展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农村发展电子商务的条件
目前,电子商务在农业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已经被人们广泛认可。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电子商务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经历着快速的发展。但总体来看,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全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四个方面对农村发展电子商务的条件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规律。
1.政治方面
我国政府一直对“三农问题”高度关注,“十二五”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前各级政府对于农村发展电子商务是持鼓励态度的。很多地方政府都在积极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将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信息资源开发等工作纳入“村村通工程”。随着农业信息化建设和农村互联网工程建设的完善,电子商务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和市场。
2.经济方面
我国经济虽然处于平稳增长的时期,但城乡差距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农村建设投资远落后于城市建设投资,从而导致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目前我国很多地区的农村经济基础依然较差,其现有的网络通信设施很难满足日新月异的电子商务发展要求,加上农村地区本身对于人才的吸引力小,因此缺乏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到电子商务的建设和日常运作中。另外,农业生产的周期一般较长,与其他商品的流通周期相比较低,因此更需要一定的资金去支持日常的生产运作。这些因素在某些方面正制约着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3.文化方面
我国有着深厚的农业文明背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长期支配着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传统观念的束缚导致农民不容易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特别是有些基层农村干部对于电子商务的认识较为落后,这就直接影响到这一事业在基层地区的发展。加上长期以来,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较落后,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较低,他们对于网络、电子商务这些新兴事物接触得晚且机会较少。这些“先天不足”就使得电子商务在农村的发展有了一定的障碍。
4.技术方面
正是由于我国农村地区落后的教育水平导致农民文化水平较低,所以掌握基本网络技术的农民相对较少。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也一直不到位,开展电子商务所要求的基本技术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都不具备。相较于城市地区各类发达的互联网公司和物流公司,农村地区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另外,我国目前虽然已经建立了大量的农村电子商务网站,但是这些网站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较低,实用性就大打折扣。每年大量的IT人才流入各大商品销售平台,而进入农村电子商务平台的人才却只有很少一部分,这也十分不利于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综上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大环境还是较为宽松的,政府也在努力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力度。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我国农村要开展好电子商务这一事业,需要综合各方面因素,统筹兼顾,才能走出符合我国农村自身特点的电子商务道路。
二、社会学视角下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从社会学角度看,在农村发展电子商务这一行为既是农民自己作出的选择,又是整个社会对于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期待。因此,我们可以用社会选择这一理论来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社会选择理论指的是将社会成员的偏好集结成为群(社会)的偏好。例如,投票选举、市场机制等。从形式上看,社会选择是典型的群决策问题,但从更深的层次分析,社会选择理论研究的是“个人价值与社会选择之间的冲突与一致性的条件”。正是由于在农村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关注到电子商务这一新兴事物,使得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获得了全社会的关注。也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电子商务事业中,才使得互联网经济极大地增长,从而获得了人们的关注。首先,我国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过程中应该采取政府主导的模式。这是由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决定的。只有明确了政府的领导,才能统筹各部门和各种有利条件进行有机地结合。政府要加大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扶持力度,从资金、人才、政策等各方面给予支持。其次,加强农村电子商务的宣传力度,在基层设立一定的奖励政策,鼓励更多的农民尤其是对电子商务缺乏了解的农民尝试。另外,要加大对于基层领导干部的培训,让他们成为农村电子商务事业建设的“排头兵”。再次,政府应予以一定的优惠政策鼓励互联网公司和物流公司将业务范围更多地拓展到农村。这样既方便农业产品的运输和流通,也为这些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地方政府可以与一些互联网公司合作,加强对农民电商技术的培训和指导,让他们从根本上掌握电子商务的相关技术和理念,使得他们在实践中由被动发展变成主动投资。最后,要完善农村电子商务的相关法律和政策。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具体细则。只有在完善的法律体系和良好的政策氛围里,农村电子商务才能顺利健康地发展。
三、结束语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电子商务在农村的发展有着时代性、社会性和群体性。从众的选择是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人的因素条件;党的新农村建设是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的支撑点。农民在科学文化上的投入是知识变财富的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础,党和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资金拨给、人才技术支持方面的下沉,是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动力。
农村居民中绝大多数对银行卡还比较陌生,持有银行卡的农村居民仅限于少数长期在外的年青人,且多用于存取款,刷卡消费较少。
金融机构开拓农村市场动力不足
一是金融机构在农村的营业网点不断收缩,导致农村居民“无卡可用”。农村营业网点的减少,使银行卡离农村居民越来越远,以致多数农村居民“无卡可用”。
二是金融机构对农村市场开拓动力不足。在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较重视传统的存贷款业务,较少广泛、深入宣传银行卡,基本还处在“等客上门”的被动营销阶段;出于经营效益的角度考虑,金融机构不愿在农村地区投入太多ATM等自助设备,对于发展特约商户的积极性也明显不足,使得农村居民“有卡无处用”。
手续费率过高影响商户安装
POS机热情随着农村地区发卡量的增长和联网通用的推进,农村地区特约商户取得一定发展,但其数量仍不能满足用卡需要。POS机安装率低主要受以下原因影响:一是目前商业流通领域已进入微利时代,特别是农村地区商户大多经营规模较小、利润率较低,但农村地区商户的刷卡手续费率和城市一致,不仅负担着POS机通信费,还要按交易金额交手续费,增加经营成本、减少营业利润,使得许多商户对安装POS积极性不高;二是由于使用电子货币使商户的经营活动有案可查,使得部分商户偏好现金交易,以降低其纳税基数,故对安装POS有抵触情绪;三是由于各种原因,对特约商户的回访不太全面和及时,不能及时掌握商户的使用情况和POS机具的故障情况,从而影响商户安装积极性。
农村居民对银行卡认识不足,制约银行卡业务发展
一是农村居民的思想观念相对比较保守,多数农村居民对现金偏好心态依然严重,认为银行卡不如存折直观实在,可随时随地掌握账户情况。特别是近年各类银行卡案件的发生使农村居民对银行卡的安全性更表示怀疑,怕使用银行卡会造成资金损失,导致不愿接受银行卡;二是受知识水平低、对现代金融知识的认识不足等因素影响,农村居民还未对银行卡形成完整清晰认识,多数农村居民把银行卡用于存取款,农村居民的刷卡消费意识欠缺。三是农村居民账户多为小额存款,难以接受发卡机构对银行卡及小额账户实行收费制度,也影响农村居民对办理银行卡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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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是人才质量的关键,也是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起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指导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年来,随着社会总体环境的变化,大学生群体虽在智力上逐步趋于成熟,但由于长期处于校园生活中,人际关系较为简单,所经历的挫折较少,在心理上还没有做好迎接社会外部环境的准备,特别是步入大学生活后差异巨大的生活方式、差异化的生活方式以及多元价值观念等等都会使得他们出现适应性问题,不能很好的融入复杂的环境,进而产生心理波动,出现困惑、迷茫等负面情绪,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内心崩溃或情绪失控等心理危机。因此,作为大学生教育管理骨干力量的高校辅导员,应积极参与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中来,在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同时,努力成为他们身心发展的引导者和疏通者。在平日的工作中要及时发现辅导学生的潜在心理危机,关注心理异常表现学生,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开展干预行动,通过多种方式与学生沟通,缓解紧张情绪,释放负面不良情绪,有效保障学生的心理健康。
一、当代大学生心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大学生群体所呈现的众多心理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清华大学心理研究室将大学生心理压力来源总结为学业压力、经济压力、人际压力、情感压力、前途压力。把现阶段学生所处的主客观环境以及作辅导员实际工作结合分析后发现,大学生群体心理问题成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学业的困惑。随着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我国的教育体制整体呈现“易进严出”的状态,当前的大学生群体面临着一个快节奏的社会,信息时代的一切都导致生活压力的剧增,因此当这种激烈的社会竞争加以诸多学业负担会使得学生的焦虑紧张情绪加倍增长。部分学生由于从小顺风顺水,缺少挫折教育,特别是多为独生子女的他们受从小教育环境的影响形成非常强的自尊心,因而对于考试、荣誉获取异常关注,极易形成焦虑症,自己将压力维度加大,出现心理问题。与之相对的还有一部分学生则缺乏端正的学习态度和主动学习动机。进入大学后,由于家庭环境的优越、校园环境的宽松,而不在乎学习,甚至放弃学习,每日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一些娱乐活动上,甚至大部分学生上网成瘾,整日沉浸在虚拟世界。在学业方面缺乏明确的目标与规划,呈现出多方面的心理问题。一旦学习压力不能及时排解、学习环境不能合理改善,就会导致自卑、孤僻等诸多心理问题的发生。
(二)人际交往困难。日益成为大学生主体的“90后”多数都是独生子女,这样的一种家庭结构与社会趋势,造成大学生具有人际交往差、自我意识强、自理能力不足、集体观念弱化、社会活动欠缺等鲜明的特点。刚入学的大学生,由于以上特点加之成长背景、性格、爱好、地域文化的差异,导致在与人交往中出现摩擦、冲突;部分学生在交往中过分谨慎、缺乏自信,因此产生压抑、焦虑、自卑。久而久之,由于人际交往所带来以自我为中心、羞怯心理、角色困惑、心理不容等问题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造成部分学生心理成长出现偏颇。
(三)情感观的偏颇。当地大学生从小受到家长的严格教育,受社会风俗习惯的影响,我国相关青少年的感情教育以及性教育缺失,导致大学生普遍缺乏相关教育,缺少责任感。没有性教育的大学生在面临生理成熟和心理成熟双重问题时,极易步入歧途,盲目恋爱,只注重过程而忽略结果,近年来高校学生问题绝大多数都是感情问题引发。据统计,大学期间谈过恋爱的学生近六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从主观因素看:有的学生是为了满足虚荣心,有的学生则是为了排解寂寞,甚至个别学生以游戏态度对待恋爱。由于恋爱关系处理不当,经历恋爱与失恋的痛苦体验,给部分大学生带来心理上的情感挫折与打击,因此很容易出现烦恼、失眠、压抑、情绪不稳定等诸多方面心理问题。
(四)就业压力过大。据统计,201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630余万人,这一人数加上往届未实现就业人口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无疑给就业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加之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大学生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这也为大学生带来了不小压力。当前大多数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都处于被动地位,处于被企业挑选状态使得大学生内心充满担忧和不安,引发各种心理问题。其次还有很多学生对自身有着过高的自我定位以及期望使得在择业过程中极易受挫,产生落差感。还有部分同学陷入一种拒绝就业的潜意识中,通过不断的盲目考取各种证书来逃避工作实践机会,而这种盲目不仅劳民伤财,还很容易产生上述焦躁、逃避、自卑等不健康的心理状态。
二、高校辅导员在大学生心理健康培养中作用的发挥
由于社会经济状况、生活及学习环境的变化、个体自我认同的偏差、就业压力的增大导致大学生群体普遍性的出现或多或少的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可大可小,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因为意外的刺激而导致重大事故。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日常生活主要的辅导者、倾听者,对大学生群体的思想有着重要且直接的影响,因此要不断的在日常工作中关心大学生群体,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和能力,加强自我教育,明确辅导员自身的角色定位,自觉担负学生的心理辅导及教育工作,成为大学生心灵成长真正的导航者。高校辅导员与其他教学岗位和行政上的教师相比影响力强,而且还有多方位了解学生的特点,所以辅导员才应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一)建立平等友善的关系
高校辅导员是日常思政工作的中坚力量,很多辅导员普遍年纪较轻,与大学生们的年龄差距较小,这有助于和大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步入大学的青年学子,心理逐步成熟过程中会遇到诸多问题,极其需要适当的途径倾诉。因此高校辅导员要做一个平等友善的倾听者,通过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实现师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其次,要切实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注重信誉,尽力帮助学生,通过以身作则的方式向学生传达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用言行来感召学生,实现师生之间的良好互动。
(二)针对与不同心理状态学生的沟通,采用差异化方法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们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的社会环境、生活习惯、风俗语言影响的学生有着千差万别的性格。辅导员应该切实分析每一个学生的性格特征,把握学生总的心理情况,将不同性格、心理情况的学生进行分类登记,通过差异化的方法来解决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比如当遇到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时,要疏导学生克服自卑心理,可通过多提供一些校内兼职信息的方式减轻其经济压力。而对于学生在就业过程因遇到挫折而产生的心理问题则应通过及时有效的沟通进行疏导,通过多种形式的就业指导讲座提高学生的就业自信心。总之面对不同的学生高校辅导员要采用不同的方法,要切实做到对症下药,因人而异,不能僵化呆板的使用千篇一律的工作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及时了解学生心理动态,解决其心理压力,实现辅导员心理辅导工作的事半功倍。
(三)通过集体感召,引导学生培养健全人格
大学生活一个显著区别于高中的特征就是较高的自由度。没有老师天天追着,也没有每天都能固定见面的同桌,更多的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因此,大学生极易出现孤独、偏执的心理。因此有必要通过集体活动来实现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通过集体活动能够有效的提高大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增强其责任意识,提高其归属感、荣誉感。而通过竞赛类活动,则可以提供一个竞争环境,提高学生的抗压能力,承受挫折能力,通过体验成功与失败使其更好建立强大的内心。而且通过集体活动还可以有效的锻炼学生的沟通能力,为他们提供一个与异性接触的平台,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此外通过与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接触可以有效的拓宽学生的视野。结合者团体活动的进行,辅导员建立好心理健康档案,对学生有个整体而全面的把握,对一般学生共性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以及解决措施,同时要重点排查有特殊心理问题的学生。心理健康档案不仅要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心理健康测试为蓝本,还要结合学生的日常表现和谈心情况,对特殊学生要较为细致的了解和跟踪观察,这样才会使大学生健康成长。
(四)帮助学生树立信心
马斯洛需求理论说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同的需求,而当基础层级的需求被满足的时候人就会产生成就的需求。通过实现某种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而得到其他人的赞赏或认同,进而实现自身价值的认同。每一个大学生都有着很强的荣誉感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因此高校辅导员应重视对学生成就需求的满足。特别是利用各种干部选举机会,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参与性,通过角色的转换使得学生能够在展示自我才能的同时实现心理上的满足。通过委任某种职位来给予学生自信,激发学生的潜能。与此同时还应注重锻炼和培养他们的承压抗打击能力,成功带给人的喜悦时暂时的,只有失败才能带给人受益终身的经验。要通过失败教育使学生今后面临挫折时不再消极沮丧,能够坦然面对挫折。
(五)引入激励机制,强化教育效果
人类需求的产生是有层级的,而这种需求背后的产生则需要适当的刺激或者激励。只有通过激励,学生的潜能才会被激发。激励是推动学生积极向上的良药,通过激励调动起学生们渴望进步的欲望。特别是当学生遭受失败的时候,一个善意的眼神、充满关切的鼓励往往比严厉的批评、嘲笑更有作用。通过激励可以使学生重塑信心,使学生重新斗志昂扬,继续努力。对学生可以适当的多表扬,多一些宽容,多一丝理解,用赞赏的眼光取代批评和误解,这样的做法会收到远超期望的教育效果。
三、结论
21世纪是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优胜劣汰如此残酷的情况下,或许只是因为心理承受能力的不同就会出现截然相反的未来。在这种背景下要实现最终的成功,如果没有良好的高素质的心理能力必然无法完成学业甚至无法走向社会。当代大学生要实现人生理想和人生目标就有必要在学习先进知识的同时培养一流的心理素质。因此作为高校辅导员,不论从履行职责的规范层面,还是从关爱学生成长的道德层面上,都要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作为自己工作的中心环节之一,不断在与学生沟通中化解学生的心理矛盾、心理障碍,做好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培养他们养成健康心理,使每一名大学生顺利完成大学学业,让他们在未来社会实践中实现应有的价值。
一、人性中潜在的积极因素
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处于学校这个环境下,而学校属于积极团体,是教书育人的地方,这有利于培育和发展他们的积极力量和积极向上的品质。此外,家庭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许多人认为,家长的天职是从小重视孩子的成长,培育孩子的优良品格,因而这也是大学生成长过程中很重要的积极因素。再者,现在全社会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这也在无形中影响了大学生的思想道德。
二、当代大学生主要存在的心理问题
近年来,大学生因心理问题不能正常学习和生活而休学或退学的学生人数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这其中很多人都是由于在心理方面产生了缺陷而造成的。此外,大学生心理问题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大学一年级学生集中表现为对新生活的适应问题,如在和新同学的交往中可能出现摩擦,自己很难学会料理起居生活等;二年级学生出现的问题有人际交往、学习与事业、情感困扰,对生活的憧憬等;三年级学生集中在自我表现发展、人际交往、情感问题和学习时间分配等;四年级学生则以择业问题为多数,兼有恋爱问题、未来发展等。
(一)自我调节能力弱带来的弊病
许多大学生都存在着以下的问题。第一,情绪障碍。在高中阶段,许多大学生都是抱着一种考取名牌大学的心态学习,他们努力奋进,有人生目标。而在大学阶段,很多人认为已经到达了宁静的港湾,是时候休息和调整了,于是就会产生很多不良情绪。第二,社会性退缩。随着社交网络的不断发展,很多大学生宁愿宅在宿舍,跟同学不停聊QQ、微信,也不愿意加入学生会、学生社团,逃避现实。这样就使得大学生与人交往的能力大大下降,学习能力和生活能力在退缩和孤独中减退。
(二)孤独型与焦虑型的人格缺陷
孤独型人格源于对被拒绝的恐惧。回避亲密关系,甚至否认自己需要别人的关怀,导致性格冷漠,对生活缺乏热情。这样的大学生往往表现得比较孤傲和显得不合群,很难和别人深交,并且在有人希望走进他的内心的时候,表现出回避性的特点。大学生心理焦虑是指受内外环境的强烈影响或意外事件的打击所产生的情绪上的波动和生理上的变化,持续时间过长,会使人产生情绪上的焦虑、紧张、痛苦和愤懑,甚至会使人灰心失望、痛不欲生,逐渐郁积为焦虑综合症和其他心理疾病。
(三)社会竞争下的就业焦虑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就业竞争日益激烈。面对新的就业形势,许多大学生都缺乏应变能力和心理上的应对能力。很多人都幻想只要能拿到毕业证,就相当于进了保险箱,自然有公司来“取货”,这样的思想在现代大学生中大量存在。因此,当一些大学生遭遇就业挫折时,心里产生强烈的落差感,有的大学生从此一蹶不振,甚至还有学生因此而终止生命。
三、积极心理学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运用
积极心理学的理论是从研究人自身的积极因素入手,通过不断激发人自身内在的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并帮助人们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潜力而获得美好的生活,这为我们当前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改善周围环境
积极心理学认为,主观幸福感是指对其生活的看法和感受,这种幸福感的关键是个人的价值观和目标如何在外部世界与生活质量之间进行协调,是人们对事件的解释和看法决定人们的幸福感。因此,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教师应当对学生进行全面的理解,对于他们过去所经历的事情和所处的生长环境,以及他们在认知上遇到的困难,有目的地进行分析并且开展疏导工作。这就对教育工作者提出了要求,要求树立积极的教育理念,关注学生的优秀品质。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关注学生人格的完善中,帮助学生增强应对心理困扰的能力,发挥其自身积极力量,即找到学生自身存在的积极力量和潜能,并让学生看到这些力量和潜能,以此来帮助学生在今后的生活中发挥潜能,利用积极力量来完善自己,而不是过多地停留在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上。
(二)尝试体验式教学
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好地体验生活的乐趣,应改变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汲取。在体验及锻炼中,有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觉悟和增强其认识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是受教育者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能使受教育者明确是非标准,增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进而用积极乐观的心态提高思想觉悟,从而内化为自己的良好行为习惯。开展多种多样的体验式教学方式,如组织受教育者学习社会生活中的名人事例,汲取他们身上的正能量,这样的事例要贴近学生,让他们可以进行换位思考。
(三)优化整合社会力量
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时,高校不能只是孤军奋战,应积极发挥社会力量。因为人的社会化会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及其行为不是单独的客观因素作用,而是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逻辑结果。在社会力量的组织形式中,包含了舆论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这其中要求我们在社会的主流思想中,应该提供正面的宣传材料,起到树立理想、陶冶情操、激发创造精神、形成良好风气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主要是通过亲子之情的感化、家庭生活的熏陶起作用,及时关注学生的心理动态变化,做好预防工作。积极心理学的教育要渗透到大学生的生活、工作的全过程,通过潜移默化、循序渐进、寓教于无形等方法,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在教育方式上,要通过隐形教育来达到教育目的,这表现出非强制性、愉悦性、隐蔽性、无意识性的特点,它不是像政治理论教育那样直接有形,反而是追求一种潜在的效果,并不是生硬灌输,这样更容易激励人的潜能,提高人的自信心,使精神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实践活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中,认真研究积极心理学的效用是十分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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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在计算机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网络病毒,所以要加强计算机的网络安全,阻止病毒的侵入是发展现代计算机的重中之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计算机病毒发展史与防护论文,供大家参考。
1计算机病毒的含义、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被明确定义,病毒指“编制或者在计算机程序中插入的破坏计算机功能或者破坏数据,影响计算机使用并且能够自我复制的一组计算机指令或者程序代码”。现今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给计算机病毒更多元的定义。一种定义是能够实现自身复制且借助一定的载体存在的具有潜伏性、传染性和破坏性的程序,通过磁盘、磁带和网络等作为媒介传播扩散,能“传染”其它程序的程序。另一种是通过磁盘、磁带和网络等作为媒介传播扩散,能“传染”其它程序的程序。还有的定义是一种人为制造的程序,它能通过不同的途径潜伏或者寄生在各种存储媒体(如磁盘、内存)或程序里,当时机成熟会自己复制繁衍和传播,使计算机的资源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故计算机病毒就是能够通过某种途径潜伏在计算机存储介质(或程序)里,当达到某种条件时即被激活的具有对计算机资源进行破坏的一组程序或指令集合。计算机病毒是高技术犯罪,具有瞬时性、动态性和随机性。它有自己显著的特征:
第一,破坏性凡是由软件手段能触及到计算机资源的地方均可能受到计算机病毒的破坏。其表现:占用CPU时间和内存开销,从而造成进程堵塞或破坏计算机内的文件,打乱屏幕的显示等。
第二,寄生性计算机病毒寄生在其他程序之中,当执行这个程序时,病毒就起破坏作用,而在未启动这个程序之前,它是不易被人发觉的。
第三,潜伏性第一种表现是专用采用病毒检测程序,否则病毒可以静静地躲在磁盘或磁带里呆上几天,甚至几年,等时机成熟,就会四处繁殖、扩散,继续为害。潜伏性的第二种表现是,计算机病毒的内部往往有一种触发机制,不满足触发条件时,计算机病毒除了传染外不做什么破坏。触发条件一旦得到满足,有的在屏幕上显示信息、图形或特殊标识,有的则执行破坏系统的操作。
第四,传染性是计算机病毒的基本特征。它不但自身具有破坏性,还具有传染性。一旦病毒被复制或产生变种,其速度之快令人难以预防。计算机病毒也会通过各种渠道从已被感染的计算机扩散到未被感染的计算机,病毒程序也会通过修改磁盘扇区信息或文件内容并把自身嵌入到其中的方法达到病毒的传染和扩散,在某些情况下造成被感染的计算机就会瘫痪。
第五,隐蔽性计算机病毒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大多夹杂在正常程序中,甚至只有通过病毒软件检查出来,有的根本就查不出来,这类病毒处理起来很困难系数就会增加。
第六,可触发性为了隐蔽自己,病毒必须潜伏,少做动作。如果完全不动,一直潜伏的话,病毒既不能感染也不能进行破坏,便失去了杀伤力。病毒既要隐蔽又要维持杀伤力,它必须具有可触发性。病毒的触发机制就是用来控制感染和破坏动作的频率的。
2计算机病毒的分类及产生原因
按寄生方式分为引导型病毒、文件型病毒和混合型病毒:按照计算机病毒的破坏情况分类可分为良性计算机病毒和恶性计算机病毒:按照计算机病毒攻击的系统分为攻击DOS系统的病毒和攻击Windows系统的病毒。计算机病毒的产生是计算机技术和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社会信息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产生是计算机犯罪的一种新的衍化形式,不易取证,风险小,破坏大,从而刺激了犯罪意识和犯罪活动。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危弱性也是计算机病毒产生的另一个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随着技术的进步,计算机的普及应用是计算机病毒产生的必要环境。
3计算机病毒的防范措施
3.1计算机病毒的传染途径
随着Internet的风靡,病毒的传播有更多的途径,它的发展使病毒可能成为灾难,病毒的传播更迅速,反病毒的任务更加艰巨。它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进行传染。通过软盘:通过使用外界被感染的软盘,例如,不同渠道来的系统盘、来历不明的软件、游戏盘等是最普遍的传染途径。通过硬盘:通过硬盘传染也是重要的渠道,由于带有病毒机器移到其它地方使用、维修等,将干净的软盘传染并再扩散。通过光盘:因为光盘容量大,存储了海量的可执行文件,大量的病毒就有可能藏身于光盘,对只读式光盘,不能进行写操作,因此光盘上的病毒不能清除。最后还可以通过网络进行病毒的传染,这是当今最重要的传染源。
3.2计算机病毒的症状
计算机病毒的典型症状,主要有:屏幕异常滚动,和行同步无关;系统文件长度发生变化;出现异常信息、异常图形;运行速度减慢,系统引导、打印速度变慢;存储容量异常减少;系统不能由硬盘引导;系统出现异常死机;数据丢失;执行异常操作。
3.3计算机病毒的防范
首先,我认为防治的基本方法是预防为主,杀毒为辅,尽快备份,及时升级。对用户需要来说,让你的计算机不染上病毒,只有安装防病毒软件或设备,发现病毒马上杀毒,抗病毒最有效的方法是备份和加快病毒库升级。其次,注意网址的正确性,避免进入山寨网站。建立良好的安全习惯,不随意接受、打开陌生人发来的电子邮件或通过QQ传递的文件或网址。例如:对一些来历不明的邮件及附件不要打开,不要上一些不太了解的网站、不要执行从Internet下载后未经杀毒处理的软件等,这些必要的习惯会使您的计算机更安全。使用安全监视软件,主要防止浏览器被异常修改,插入钩子,安装不安全恶意的插件。最好安装专业的杀毒软件进行全面监控。在病毒日益增多的今天,使用杀毒软件进行防毒,是越来越经济的选择,不过用户在安装了反病毒软件之后,应该经常进行升级、将一些主要监控经常打开(如邮件监控)、内存监控等、遇到问题要上报,这样才能真正保障计算机的安全。最后,使用正版软件,杀毒软件要经常更新,可以快速检测到可能入侵计算机的新病毒或者变种病毒。使用防火墙或者杀毒软件自带防火墙。经常升级安全补丁。据统计,有80%的网络病毒是通过系统安全漏洞进行传播的,所以我们应该定期到微软网站去下载最新的安全补丁,以防范未然。关闭电脑自动播放并对电脑和移动储存工具进行常见病毒免疫。定时全盘病毒木马扫描。使用移动存储器前,最好要先查杀病毒,然后再使用。除以上的防范措施外,还要使用复杂的密码,这样会提高计算机的安全系数,对于病毒的认识我们应该掌握更多,避免计算机感染病毒。
计算机病毒的种类是非常复杂的,根据传染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引导区型、文件型、混合型以及宏病型,根据连接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源码性、入侵型、操作性以及外壳型,这些病毒具有不同的传播途径,通过软盘、硬盘、文档、源程序、操作系统等破坏计算机的系统。
1网络环境下计算机病毒的特点
1.1传播范围大、速度快
如果计算机处无网络连接的情况下,病毒的传播范围很有限,一般以磁盘为媒介,但是在网络环境中,病毒可以选择更多传播渠道进行扩散,扩散范围非常广,在短时间内多地多部计算机会同时遭受感染。由于人们对网络的需求比较大,越来越多的病毒都通过网络进行非常快速传播,数小时内便可以传遍全球,而且病毒往往没有潜伏期,一旦感染,即可作用。
1.2传播方式多、渠道广
在一般情况下,网络环境中的病毒以“工作站-服务器-工作站”的途径进行传播,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计算机病毒的传播方式也越来越多、渠道也越来越广。比如某一种病毒可以在几十天内产生五十多种变种,并通过浏览网页、下载文件、发送邮件等方式进行传播,隐蔽性极高,普通用户很难察觉,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加剧了病毒的传播感染。
1.3破坏性严重、难控制
网络环境下计算机病毒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破坏性强。计算机病毒往往融合着不同的技术,计算机一旦感染病毒,系统资源会被侵占,计算机系统就会受到严重破坏,干扰计算机的正常工作,降低运作功能,甚至会造成信息的丢失,用户资料可能被窃取,造成损失。
1.4清除难度大
计算机病毒的隐蔽性比较强,在单机状况下可以通过删除文件、格式化硬盘等方式进行解决,但是,在网络环境中,只要其中一台计算机中还存在病毒,其他的计算机就有再次被感染的风险,但是,对于整个网络而言,病毒清除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再加上计算机病毒传播的速度快,根本来不及采取措施,即使将整个网络关闭,带来的损失远远超过病毒本身。
1.5黑客程序功能与挂马式传播
网络技术在不断发展,计算机病毒技术也在发展,它不仅能够通过自我复制感染计算机程序,同时还具有黑客程序功能,病毒的控制者能够利用病毒对感染病毒的计算机进行控制,同时,病毒也能够被植入网站中,一旦用户浏览感染病毒的网站,计算机就会感染病毒,在窃取用户信息的同时给用户造成损失。
2网络环境下计算机病毒的防治措施
网络环境中,计算机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的便利,与此同时,计算机也越来越容易受到病毒的影响,为了能够有效保护计算机的安全,就必须要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2.1加强用户计算机病毒的防护意识
防止计算机病毒的入侵比病毒侵入后进行消除更容易,因此,要努力将病毒隔绝在外。这就要求用户牢固树立病毒防范的意识,加强对计算机使用者的思想教育,提高他们对于计算机病毒危害性的认识,从根本上重视病毒的防护,进而养成自觉的意识,提高警惕,维护计算机的安全。要在计算机上安装正版的杀毒软件以及防火墙,并及时升级到最新版本;要加强对计算机系统以及软件的更新,并安装相应补丁程序;不要随意浏览不安全的网站,不要随意点开不明或者可疑的文件或者程序;要养成定时备份重要数据的习惯,养成良好的使用计算机习惯,掌握必要的相关技能。
2.2完善快速预警防范机制势在必行
计算机病毒跟随着计算机而来,事实上计算机病毒本身并不难解决,但是,对于全社会而言,无法彻底的杜绝病毒,在这种形势下,建立健全快速预警防范机制势在必行。快速预警防范机制的建立需要政府以及计算机病毒防范行业、广大用户的配合,通过预警机制的建立,能够及时发现入侵计算机的病毒,当系统漏洞、攻击代码被发现时,用户能够及时捕获病毒,随后就需要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的配合,及时向用户发出警报,反病毒厂商及时提供相应的解决措施。如果病毒在较大范围内感染计算机,各相关部门便可以协作队用户进行救助。在建立快速预警机制的过程中,还需要具有专业素质的人员和技术的支持,有效对计算机病毒进行防治和管理。
2.3执行严格的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
在思考计算机病毒防治时,制定并执行严格的防治技术规范是十分必要的,要通过相应的技术规范提高计算机病毒防治的有效性。要加强对计算机病毒的检测,要建立完善的监测机制,利用病毒的特有行为对各种病毒进行严格的监控和检测,并定期进行整理和统计;要发展特征代码技术,通过防毒软件对计算机病毒码进行剖析,并形成病毒码资料库,在计算机开启式以扫描的方式与资料库内的病毒码进行对比,以便及时发现病毒;要实现校验技术,针对依附于文档程序的病毒,要在安装防毒图案件时对计算机内的文档程序进行汇总记录,对正常文件进行校验并保存,使用文件前,通过与原来文件进行校验明确是否感染病毒。
2.4建立多层次、立体的计算机病毒防护体系
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下,计算机病毒的防护不仅仅限于单个计算机个体,而是针对整个网络,因此,必须要以网络整体为立足点,建立多层次、全面立体的防护网络,对病毒进行相应的检测和清除,这样才能有效的防止病毒的蔓延。建立整个网络的防护体系的第一步是加强对局域网安全的重视,在局域网内建立病毒防控体系,形成比较完整的立体的防治病毒的策略,对数据的输入输出、服务器的保护、文件完整性的保护、检验等等;同时,在建立防护体系时,还要充分考虑病毒的危害性和防护的实际能力,这样才能保证防护体系的完善。
2.5加强对计算机数据备份系统的管理
网络环境下的病毒防治工作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很多时候,病毒不能得到及时的清除,会对计算机内的信息进行破坏,因此,要加强对数据备份系统的管理,这样能够在计算机受到病毒侵袭时有效的保护相关数据,并及时进行数据恢复,将病毒侵袭的危害性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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