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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老舍作品;文化批判;现代化思考
论文摘要:在20世纪的大半个世纪里,老舍持续地进行着自己对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思考,自觉承担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建设新文化的历史重任,他曾探讨过的许多社会文化问题,如“文化激活”、“文化失落感”、“道德失范”、“文化传承”、“文化更新”等等,直到今天仍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与学术价值,值得我们认真去梳理和阐发。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老舍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他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格外关注,他的作品承受着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的审视”,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许多学者也对此多有具体的探讨,诸如老舍与中国传统文化,老舍与北京地域文化、与旗人文化、与__文化等等,都曾是人们探讨过的热门话题,这些探讨成果丰硕,深化了人们对老舍这位作家丰富的思想文化蕴含的认识。然而,这些探讨多是从老舍作品中提取某些文化类型,进行印证演绎和意义诊释,并未能深人到老舍所处的时代语境中,揭示老舍文化批判思想生成与发展的复杂诱因,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从中了解到老舍何以要选取文化批判的独特视角来展开他的文学主题提炼和文学想象。而这些,就是本文要试图完成的研究课题。
一
老舍是携带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于192b年正式登上文坛的,他的文化批判视角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初露端倪,随后延续和深化加强,并逐渐形成其小说鲜明的主题特点。而实际上,老舍在走上文坛之前的20年代初,即已立志从事文化批判和新文化建设了。那时,他曾表达过这样的志向:“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蔽,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从这段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老舍此时已经有了清醒的文化批判意识,一方面,他立志要对传统“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进行“破坏、铲除”的去弊工作,另一方面,他又决心要“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推动中国文化的更新。事实证明,老舍这段话决不是一时冲动的激情表白,而是切实落实到了他以后的文化活动中了的,包括他的从教与从文。
探究老舍这一时期文化批判思想形成的原因,无疑与近代以来的文化启蒙运动分不开。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便艰难迈上了现代化的道路,那时的思想先驱们外鉴西方列强的先进富强,内审国家的积弱积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自尊心,努力探索并推动着中国迈向现代化。在先后历经“技术现代化”与“制度现代化”道路探索失败之后,他们纷纷将目光聚集在思想文化层面上,试图从中找到阻碍我们民族现代化的深层病根和推进我们民族现代化的新的动力资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就是近现代思想家们这一思想行为的显著体现。这场运动高扬西方“科学”与“民主”的启蒙精神大旗,对中国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否定。并以“民主”与“科学”为新文化建设的价值目标,以更新国民的价值准则和伦理道德观念,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其历史意义巨大,影响至今。
家居北京的老舍,那时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处在同一个时空,近距离的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耳闻目染,常见习闻,自然而然从中获取到思想话语资源,并由此形成他文化批判的思想视角和话语表述的基本形式。
《老张的哲学》较早显示了老舍对“封建有毒文化”的现象观察与本质揭批。赵姑母与老张分别作为传统文化的两个载体得到了较为生动的表现。作为封建礼教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执行者的赵姑母,虽然慈祥、善良,但思想陈旧,格守古训,在温情脉脉中将侄女迫害致死却并不自觉,这是一个很令人痛心的可悲可叹的人物;而老张则是一个十分令人可憎的人物,他是一个拜金主义者,凶恶狡诈,欺压良善,投机专营,可谓封建专制制度文化的典型体现。老舍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描写,对其背后蕴含的封建伦理与制度文化的弊病进行了暴露与批判,虽然这种批判还欠缺某种理性自觉的深度和高度。
老舍第一次自觉地进行有深度的文化批判,当是1928年创作的长篇《二马》。这部作品意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并重在揭出其“背后几千年的文化”的遗留。老马自尊自傲,自私自利,因循守旧,懒惰成性,不思进取,无所事事,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是老一代中国人的代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象征。老舍对此感到担忧,并予以批判嘲讽,老舍指出:“完全消极,至少可以产生几个大思想家。完全积极,至少也叫国家抖抖精神,叫生命多几分乐趣。就怕像老马,像老马的四万万同胞,既不完全消极,又懒得振作起精神干事。这种好歹活着的态度是最贱,最没出息的态度,是人类的羞耻。”而反观英国人,他们务实、懂科学、爱国、进取,尽管有些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但有更多值得欣赏和肯定的地方。通过中英两国民族性格、文化心理与文化价值观念的比较,老舍对民族精神老化和产生“出窝老”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剖析和批判,肯定了英国文化和英国民族精神。
这部作品对中英两国民族性格的比较极易使我们联想到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大论战。如何评估东西文化,如何革新东方文化,这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文化主题。陈独秀和梁漱溟各自作出了不同解答,并引起争论。比如陈独秀认为中西文化性质迥异,绝不相容,须输人西学以革新中国文化。而梁漱溟也认为中西文化有别,指出,西方文化“意欲向前”,中国文化“意欲自为调和持中”;西方文化是一种既进的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待进的文化等。但梁漱溟不认为中西文化这种差别有优劣之分,他们只是中西方民族生活不同样式而已。因此梁漱溟坚信,尽管目前中国文化存在弊端需要改革,但世界文化的未来必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老舍对中英两国民族性的比较,毫无疑问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评估中西文化思潮的延续。但不同于陈、梁二人的评估显得那样的抽象和理性,老舍以小说形式表述的这种比较更让我们觉得真实和生动。在比较中,老舍将重点放在对老马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病态的暴露和批判上,由此产生的想象和叙事成为这部小说最耐人寻味的部分。而在文化理想的构建上,老舍则与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六点希望接近,他把懂科学、爱国、进取、务实等作为理想的国民精神,认为“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老舍尤其着重对“国家观念”的强调。由于传统家族制的中国社会结构导致我们的国民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国民意识”和“国家观念”,这也是导致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日渐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老舍特别注重对国民国家观念的塑造。老舍曾在多部作品中暴露和批判了我们国民“国家观念”的缺乏,他曾明确指出,“我们的人民没有国家观念”,并认为“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民和一片野草似的,看着绿汪汪的一片,可是打不出粮食来”,因此,他把“引起中国人的爱国心,提起中国人的自尊心”视为“是今日最要紧的事’,。老舍对国民劣根性及其背后隐藏的传统文化弊端的暴露批判无疑是准确深刻的,他的那些主张也很具有时代针对性,有许多时代的合理的成分,甚至有超越时空的思想价值。
二
到了30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走何种现代化道路的战略研讨以及由此引起的中西文化之争又热闹起来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已在当时报刊上被较多地使用。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纪念创刊一周年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结果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现代化趋向问题的大讨论。随后不久,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十位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号召开展文化建设运动,又引发出新一轮的文化论争。这次论争无论是讨论的深度和广度,都可以说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超越,是中西文化、现代化道路理论探讨的新阶段。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已大大超出了以往争论的范围,即使是一些老问题,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语境的诱发下,老舍在30年代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又有了深人拓展。他写的好几部作品直接就是“借故事说文化”。1934年,老舍就曾计划写部长篇《二拳师》,拿武侠故事表达对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思考,如他所说:“内中的主角是两位镖客,行侠仗义,替天行道,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可是到末了都死在手枪之下。我的意思是说,时代变了,单刀赴会,杀人放火,手持板斧把梁山上,都已不时兴;大刀必须让给手枪,而飞机轰炸城市,炮舰封锁海口,才够得上摩登味儿。这篇小说假如能写成的话,一方面是说武侠与大刀早该埋在坟里,另一方面是说代替武侠与大刀的诸般玩艺不过是加大的杀人放火,所谓鸟枪换炮者是也,只是显出人类的愚蠢。”。显然,老舍计划中的这部作品意在表达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必然性事实的清醒认识和对现代化带来的负面问题的普惕。遗憾的是老舍这部作品未能写成。但以这部作品的材料浓缩成的短篇《断魂枪》则继续着他对文化问题的思考。
《断魂枪)反映的是文化转型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小说一开头,就将世界正在发生的剧变形势简要的勾画了出来: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热着。他们的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质,都有什么用呢;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灵全不灵了啊!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德的镶旗,绿笠皮箱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慈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它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
这段时代速写把近代末期西方强势文化对落后的东方文化的强烈冲击生动准确表现了出来,这里有军事侵略,面对西方的洋枪洋炮,东方的长矛毒弩与厚盾不堪一击,东方被迫成了殖民地。这里有西方先进科技文明的涌人,击垮了东方的农业文明,并导致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火车“穿坟过墓破怀着风水”,沙子龙的镶局被迫改成了客栈,“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流行。这就是近代末期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东方与中国。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自然有着严重的文化失落感,如 镇师沙子龙曾经以一条“五虎断魂枪”横走西北为年无敌手,那曾是何等的威风八面!可如今,镰局改成了客栈,沙子龙的五虎断魂枪也没了用处,“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了,这是何等的伤感与无奈!而另一个问题也立即浮现了出来,那就是沙子龙那套没了现实用处的绝技“五虎断魂枪”还有没有传承下去的必要呢?这却是个令人颇费思量的严肃问题,“传”还是“不传”,在沙子龙和他的徒弟与孙老者那里有不同的看法,孙老者和沙子龙的徒弟们希望沙师父传授绝技,可沙子龙却死了心,宁愿被世人耻笑和遗忘也坚决不传。对此,老舍批评道:“许多好技术,就因个人的保守,而失传了”。。总之,这部小说借一个武侠故事将近现代时期社会文化转型的诸多问题与信息记录了下来,并传达着老舍对此进行的严肃思考。
此外,《老字号》这部作品也从另一个方面演绎着他的文化批判主题。《老字号》写一老字号商铺三合祥死守老规矩,在时代已变的情况下经营方式却一成不变,结果将铺子经营垮掉的故事。小说反映的是现代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所带来的人们思想观念与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问题。钱掌柜死守旧规矩经营着铺子,结果将老字号三合祥弄垮,而周掌柜则积极改革,虽然他的做法不合“规矩”,却能实实在在的挽救铺子的颓势,后来,“周掌柜上天成领东去了”,并最终吞并了老字号三合祥。钱掌柜经营的老字号的垮掉和周掌柜经营的天成的成功,充分表明了在社会转型期,只有积极改革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因循守旧必遭淘汰。这正应了老舍在(大地龙蛇·序)中的一句话:“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有它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
另外,老舍还在这篇小说中反映了社会现代化中出现的道德失范问题,并表现出几分反感和优心忡忡的心情。老字号三合祥“官样大气”颇有“君子之风”,不愿意使用那些下三烂手段赚取买卖,虽然最终被挤垮了,但它讲规矩,有气度,令人欣赏和敬佩。而新起的两家商铺正香村和天成却不然,它们不讲规矩,没有气度,只要能赚钱,便使尽手段,虽然它们在竞争中最终取胜了,但却很令人厌恶和鄙视。一个经营作风正派,却赚不了钱,一个经营作风不正,唯利是图,却能赚钱,如何处理这样一对矛盾,实在是一个问题。这部小说虽然重在形象演绎唯改革才能发展这个理,但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道德失范的问题,直到今天都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确实需要认真探究。虽然,老舍并未能在小说中提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这也不是他这篇小说探讨的重点),但他的感情倾向还是偏向于传统的。
三
抗战时期,老舍站在文化的高度来认识抗战的意义。他认为:“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将文化的价值看得高于国家和民族的范畴意义,高于个体的存在,这是老舍此时所持的一个基本的文化价值观。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老舍认为“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我们必须看到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也因此,抗战将老舍对文化的反思批判推向了高潮。探讨“抗战与文化”的关系也成为了老舍抗战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他留下了两部集中探讨“抗战与文化”关系的作品供我们今天解读,这就是《大地龙蛇》和《四世同堂》。
创作于1941年的三幕话剧《大地龙蛇》,是老舍接受东方文化协会委托,要他以“东方文化”为题写成的一个作品。在这个剧本中,老舍试图对“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将来是什么样子?”以及“抗战与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作出自己的解答。老舍一方面肯定了我们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固有的精神价值,认识到了我们“固有文化的力量”,认为“我们的大字不识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是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文化在抗战背景下存在许多弊端,如重“修身齐家”却忽视“治国平天下”,“重气节,同时又过度的爱和平”,以及诗词书画等文人文化对民族精神的消沉麻醉作用,使人丧失行动能力等等。《大地龙蛇》中的赵摩垛就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典型体现。
为此,老舍主张对我们的文化进行转换更新,一是激活传统文化的积极因子,消解病态苍白的“静”的传统文化,增强文化的“动”的力量。赵摩垛的走出家庭,服务抗战,实际就是老舍这一思想的形象注解。二是建设刚强自信的文化,如老舍所说:“必须不再以隐忍苟安为和平,而应挺起腰板,以血肉换取真正的和平。”剧本中的赵兴邦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典型。《大地龙蛇》尽管在艺术表现上有些欠缺,但老舍在其中表达的关于“抗战与文化”命题的思考却是绝对不应忽视的,它显示老舍对文化的理性思考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写于抗战后期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继续着老舍对“抗战与文化”命题的思考。基于“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清了自己的垃圾”的考虑,这部作品处处透露出老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意味,可谓老舍文化批判之集大成之作。小说中许多人物形象如祁老人、钱默吟、祁瑞宣、马老寡妇等都分别是某种文化的符号载体,他们背负传统文化的重荷,在日寇铁蹄蹂蹄下屈辱痛苦的生活着,经受着抗战的检验与淘洗。通过抗战的“爱克斯光’,老舍从他们身上照出了我们传统文化的许多不足,如祁老人的只知有家、不管国家,在北平都快沦陷了的时候,他还想着怎么过好自己的八十大寿,在他心中,家庭是中心,比国家更重要,“只要咱们俩能活下去,打仗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这种狭隘苟安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普遍性,可谓中国家族制度文化的典型体现;钱默吟则是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典型体现,他注重自我修身,消极隐逸,整天沉醉在诗词书法和种花养草中而不能自拔;祈瑞宣则折中敷衍,在忠孝不能两全之间痛苦仿徨;马老寡妇奉行“忍”字哲学,说什么‘旧本人厉害呀,架不住咱们能忍”,这种“以德抱怨”的中国伦理文化在抗战时期显得是多么的可悲可笑。所幸的是,抗战最终激活了他们身上传统文化的“固有力量”,残酷的战争现实使他们最终丢掉隐忍苟安的幻想,由愚昧走向觉醒,由怯弱走向坚强,由隐忍走向抗争,并迎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这部小说一方面基露和批判了传统文化的诸多弊害,另一方面也着意地表现了传统文化的积极因子经过现代转化呈现出的强劲生命活力,如钱默吟在九死一生之后发生惊人的转变,成为一个有很强行动力的除奸杀寇的复仇大侠,祈老人和祈瑞宣等人也最终抛下精神重负,走向抗日的道路。这无疑是融合了老舍许多的文化理想的。
解放后,老舍在未竟之作(正红旗下)中继续进行着他的文化批判工作。他暴露批判了旗人文化在清朝末年的蜕变与腐朽,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的旗人们把全部聪明才智都用在了吃喝玩乐这样一些“小刺激与小趣味”上,结果玩物丧志,最终导致了清朝的灭亡。由此教训的反思,老舍其实在提醒我们要时时更新文化,让它永葆活力。
综上所述,在20世纪的大半个世纪里,老舍持续地进行着自己对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思考,自觉承担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新文化建设的历史重任,其所具有的高度文化使命感和清醒深刻的文化认识,为许多现代作家所不及,值得我们高度肯定。他曾探讨过的许多社会文化问题,比如“文化激活”,“文化失落感”,“道德失范”,“文化传承”,“文化更新”等等,不但在当时具有时效性,即便在今天也依然有着积极的思想价值。一些是他过去发现但未能找到对策的文化问题如“道德失范”等,至少也给我们今天以某种启示。这,足以显示老舍思想的敏锐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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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创作、艺术生产是文化工作的本体,既是主体性工作,又是基础性工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艺术创作生产与公共文化服务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发展脉络,这些文化精粹一直流传至今,并被赋予现代化的新内涵。其中艺术创作的发展也是如此,从最初的文化习惯到现代的大众艺术,从远古的祭祀礼节到现代的高雅艺术,每个发展阶段都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现代社会,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在精神艺术方面的要求也逐步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要求在当代艺术创作过程中要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反映我国现实的发展国情,同时结合人们生活的实际需要进行艺术的创作和研究,并在不断地探索和研究中发展艺术创作的手段和方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当代我国对人们思想价值观进行引导并为社会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一种模式。从艺术创作生产和公共文化服务两者的关系来看,应当是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在精神领域的体现,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效结合,并最大程度地发挥相互之间的作用,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艺术创作生产的概念
现代社会,人们将艺术创作定义为艺术家们在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的指导下,以一定的形式将自己所看到或者所体会到的现实生活情景,通过提炼、组合等方式进行再创造的艺术活动。从这一概念中可以看出,艺术创作生产更多的是艺术家进行的活动,而且进行艺术创作也并不是没有目的的,更多的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
(二)艺术创作生产的意义
首先,艺术创作生产能够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需要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也需要人民大众能够在参与的过程中更多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因此人民群众才是现代社会艺术创作生产的主体和受体,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要充分反映人们的需求。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在物质方面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也更加富足,此时就更需要用优秀的艺术作品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实现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丰收。
其次,艺术创作生产能够丰富社会主义文化。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每个阶段都有体现了这一时期特点的艺术文化,在现代社会也不例外,艺术创作也应当在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引导下进行。另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创作生产能够更为充分地丰富社会主义文化。同时艺术创作在丰富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也受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影响,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影响下,艺术创作生产必定会更具力量和创造力,能够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最后,艺术创作生产是对中国历史艺术文化的继承。
艺术的发展也需要继承,只有在继承中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艺术创作生产也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过程。我国具有悠久的文化艺术发展史,在历史长河中我们的艺术呈现多样化特征,另外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普遍存在,而这些不同正是我们进行艺术创作的基础,只有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才能进行艺术创作生产。
(一)公共文化体系的概念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公共文化服务在构建过程中的一个系统化,并能够彰显一定规律的模式。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理解主要有两种认识:一种是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一种经济学的方式进行分析,是指由政府部门推出的、反映社会公众需求,并能够为现代化服务的一些文化产品或者服务;另一种是从管理方面进行的分析,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仅包括政府部门推出的文化产品,还包括进行文化管理的活动。
(二)公共文化服务的意义
首先,公共文化服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为了更好地解决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必定会面临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方式,这也是解决当前面临困难的重要手段。通过公共文化服务,政府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进而使全社会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为共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进行努力。
其次,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是保证人民群众基本权利的需要。
在现代社会,随着我国对公众文化服务建设的逐渐重视,由政府部门推广的文化产品也开始向农村群体或者弱势群体倾斜,让这些群体能够更多地享受到公共文化的福利,也体现了我国对社会普通大众的关注,更是对其基本文化权利进行保障的要求。
最后,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是提升国家形象的需要。
一个国家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体现就是具有体现了这个国家特色的文化。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如果没有及时构建起一国自身的文化服务体系,在不久的将来,其必定会在国外文化的影响下出现问题,所以其必须针对当前形势构建起体现一国特色的文化服务体系,并不断地将其发展丰富,这既是保证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一个国家的形象表征。
(一)艺术创作生产丰富公共文化服务
艺术创作生产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脉络,在艺术创作生产中,必定会充分体现出时代文化的特点,从我国现代社会艺术创作生产历程来看,在创作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是时代特色,重点体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以及反映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这都是我们当前公共文化服务需要加强的内容。
另外,前面已经提到艺术是文化的一种体现,从古至今皆是如此。在古代,中国一直将艺术作为文化的主要内容来进行表述,现代社会也是如此,在继承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创作必定也是我国当代文化的内容,能够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现的建设提供帮助,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和方式。
(二)公共文化服务指引艺术创作生产
公共文化服务与艺术创作生产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对艺术创作生产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具体体现就是,我们社会在进行艺术创作生产的过程中并不是漫无目的、随心所欲的,即使以这种方式创作出了艺术产品,也很难被社会所认可。那么,什么样的艺术产生才是我们社会需要的呢?这就需要从社会中寻找答案。
当前我国进行公共文化服务是体现了时代特色且符合人们生活需要的,因此,所有的文化活动都应该围绕着这一目标进行,艺术创作生产也不例外,所以说艺术创作生产要按照公共文化服务的要求进行,比如要能够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从这一方面看,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向决定了艺术创作生产的方向,也就是说公共文化服务为艺术创作生产提供了指引性的作用。
(一)我国当前艺术创作生产的基本经验
我国逐渐重视艺术创作生产活动总的来说是从改革开放以后进行的,取得的经验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坚定了正确的发展道路。艺术创作生产要始终牢牢把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三贴近”原则,坚持党的艺术路线、方针和政策,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艺术创作生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是高度重视艺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实施精品战略。再次是遵循艺术发展规律,正确处理继承、借鉴、创新的关系。要充分认识艺术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深化对艺术创作生产规律的研究,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注重吸收借鉴国外艺术创作生产的经验,结合时代发展推动艺术生产的创新与变革。最后是实施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在艺术创作生产中的作用。改革创新是社会主义艺术创作生产发展繁荣的动力,必须调整改革原有的文化体制机制使之与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实现艺术创作生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二)我国当前艺术创作生产面临的挑战
我国艺术创作生产虽然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在当前的形势下,也有许多挑战需要面对。首先是艺术创作的艺术性还有待加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在当前还远远高于对于艺术的追求,因此许多的艺术创作作品中或多或少都体现着物质的特性,并不是完全的艺术性体现。其次是艺术事业与产业发展仍存在矛盾。随着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入,艺术创作生产中的深层次矛盾逐步凸显,人民群众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衡化问题更加突出,艺术产业发展中政府、市场、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亟待理顺,中西艺术交流中“西强我弱”的格局亟待改变。
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在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艺术创作生产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方式在实现路径方面也应当是多样的,要多措并举。
(一)做好传统艺术的继承工作
历史艺术产品也是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也有许多精髓部分,因此,我们在艺术创作生产的过程中要做好继承工作,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让历史中优秀的艺术产品在现代社会中迸发出新的活力。
(二)采用多种措施做好艺术创作生产
针对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艺术创作生产工作也不应单一地进行,应当根据具体的社会实践进行创作生产。首先要加强对艺术创作生产的引导;其次是要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相统一;再次是建立健全文化改革创新机制;最后是完善艺术产品评价激励机制。
艺术创作生产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一种方式,也是文化服务中的重要内容,针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当前形势,进行艺术创作生产,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产品正是时代的需求,更是我国建立文化大国,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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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含两个组成部分,即为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包含两部分内容,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即政权理论部分),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中国梦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思想根基和精神动力,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承载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构成了民族的血脉,它给予了人民充实的精神家园,传统文化就在中华民族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被创造了出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飞跃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迈出了民族复兴的关键一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实现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开启了实现中国梦的辉煌历程。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我国的革命开启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在文化建设上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促进了我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方向的转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科学理论上的提炼和升华,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实践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因此也向前一步步推进。目前,我国的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为早日实现中国梦,党面临着一把“双刃剑”,有发展机遇的同时,还面临着风险挑战,这些使得我国必须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进程,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让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内涵精神,集思广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
2012年11月29日,同志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基本陈列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013年3月17日,同志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进一步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中国梦”不是党中央心血来潮喊出来的口号,而是依托中国当今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反应,以下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梦”。
中国梦为我们中国社会的奋斗赋予了深刻的意义,我们通过鼓励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来实现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国梦是一个奋斗目标,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伟大理想。中国梦是可以实现的伟大梦想,团结就是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凝聚全民族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提出也显示了我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创造性改变,用简单的“中国梦”三个字高度归纳概括我党今后实际行动的指南,更加体现了它的中国化特征;中国梦是口号,是标杆,它的提出让我们的社会意识到当前社会的不足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中国梦为我国今后的改革创新发展树立了伟大的精神旗帜。
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通俗的讲就是我国56个民族,13亿人民团结努力,拼搏向前,共同坚守过上更好生活的理想,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家的繁荣昌盛。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每个人都有追求和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实现中国梦,创造全体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中国梦指明了中国未来的前进方向,这种认识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和信念追求的结果,是继往开来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一)中国梦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物质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建立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与我国现在提出的“中国梦”其实是内在契合的。实现中国梦,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必然需要。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到如今同志提出的“中国梦”都一步步升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反映了党领导人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提出的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鼓励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努力、攻坚克难,才能够在中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要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可和接受,实现中国化是必不可少的,需要从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有其深刻的必要性:第一,二者的结合是解决中国面临当前现实问题的需要;第二,二者的结合是中国人健全自身发展的需要;第三,二者的结合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四,二者的结合可以促进中国传统文化转向现代化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在文化问题上,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博采众长,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一致性和互补性也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依据。一方面,二者虽有差异但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冲突,两者在物质观、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及社会理想等方面,都具有相通性;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悟性思维、主体修养论及人生哲学都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贯通
1.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传统文化,实现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实现其民族化能更容易被普遍民众迅速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用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灵活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优秀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其能够在新时期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达到新的历史高度,让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中国化,越来越具备群众的活力,得到广泛共识。 2.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改造
中国传统文化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传统文化需要汲取新鲜血液,实现现代化转型。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内容进行改造,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克服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大力倡导民族先进文化,坚决抵制落后腐朽文化。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而是立足于现代化实践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让它具有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四)实现“中国梦”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奋斗目标
“中国梦”不仅寄托着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意志情怀,更昭示着中华民族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崇高理想,它为正在前进中的中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任务及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梦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梦,承载着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探索的伟大历程。实现中国梦是要坚持在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断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步伐,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我们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的成果,为回答实现中国梦的实践过程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当前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从根本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梦”,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
过去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过去中国的社会文化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会存在着缺点和不足,所以需要马克思主义对其进行扬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一定要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和发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其中包括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二)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转型问题上,“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当下,“中体西用”、“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已被大胆提出,文化转型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广大人民共同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是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产生出的理论体系,而中国传统文化是古代先人依托小农经济,在生产生活中对过去经验的归纳和总结,是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的科学,更加的丰富,因此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能更好的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一定社会时期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一定社会时期的文化,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实现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个相互学习、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国梦”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国传统文化又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相应的文化载体,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理论和现实基础。“中国梦”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发展新阶段提出的新的理论贡献,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需要一个交流融和的时代价值需求,需要其在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梦”恰好就是这个融和的时代价值需求和最佳成果。“中国梦”作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选择,它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更是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总结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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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艺术专业属于文学大类,艺术类。该专业旨在学科综合专业基础和公共艺术专业方向基础课学习内容的基础上,分别对各种公共艺术理论知识、实践知识进行研究和学习,涵盖公共艺术本体形态、艺术形式、创作形式、创作观念、方法、技巧及审美意识等综合内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大众文化视野下城市公共艺术的新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繁盛使得艺术呈现出许多不同以往的特征。大众文化表征的世俗化特征,首先表现在,它不再仅仅关注诸如崇高、伟大、神圣、经典等“可远观不可亵玩”的议题,大众文化中的“去分化”现象模糊和抹平了许多界限。例如,日常生活和艺术,它开始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和审美。大众文化的形象性和视觉化从传播媒介上推动着文化的民主化,它使文化回归眼睛,消除了人们在文化消费中因知识水平引起的不平等。
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无深度、平面化,解构了传统艺术所标榜的精英主义、宏大叙事、绝对理论等内容,后现代文化旨在消除界限、去除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艺术作品和公众之间的交流,使人们有足够的空间和机会通过自身表达想法。后现代美学特征渗入到公共艺术领域,使得公共艺术作品呈现出后现代艺术的基本特征,契合了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和大众文化作用下公共艺术的平民化倾向。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作用于公共艺术,使得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成为生活艺术化最直接的媒介和形式。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是现代民主与人文观念的体现,是作为生活的需要而不仅仅作为纪念的需要而出现的。公共艺术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理念:艺术已经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它已经走出了博物馆、美术馆,重新走近了大众。艺术从高贵的殿堂来到了城市的街头,由供人景仰与对人说教变成了民众可以参与的一种生活的娱乐。[1]由此,艺术作品与公众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关于公共艺术的概念早已众说纷纭,90年代以后对于公共艺术概念研究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美术百科大辞典》对公共艺术的定义也将之等同于环境艺术、景观艺术,认为它是“一门以环境的艺术为要旨,由雕塑、建筑、城市规划以及行为科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而成的新兴艺术学科”。[2]广义上的公共艺术泛指公共空间和公共场所的造型艺术,只要在时间和空间中能够和公众发生广泛联系的造型艺术样式,都可称为公共艺术。[3]笔者认为,公共艺术首先是视觉空间的造型艺术,且应被界定在“公共环境”之中,其“公共性”也决定了其与公众的关系,被大众所认可和接受。另外,城市公共艺术一定是与周围的人工环境、自然环境、文化环境有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艺术作品与公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加之新技术、新媒体的运用,艺术作品与大众之间的互动性、艺术作品的传播空间大大增加,现代的城市公共艺术呈现日新月异的变化。
大众文化时代,观众要了解艺术作品,就需要与艺术作品有交流和互动,艺术作品与大众的互动,即艺术信息传达和观众接受的过程。现代城市公共艺术呈现出造型各异、极具视觉吸引力的特点。现代城市公共艺术改变了传统的单向、静态的展示方式,以更加开放的形式面对大众,更加注重与大众的交流和互动,使公共艺术真正走进大众空间。因此,“互动”成为城市公共艺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公共艺术作品在向大众传递艺术信息的同时,将大众带入互动交流的状态,引发观众思想情感上的共鸣,并接收到大众的信息反馈。公共艺术与大众之间良性互动的交流给大众的日常生活添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众的艺术审美鉴赏力。
“我不想洗碗”互动公共艺术展是由市民和网友创作的2000只图案各异、写有“我不想洗碗”字样的盘子铺满草地,活动旨在倡导全民绘画艺术,人人都可以参与到艺术创作中来。这样由大众参与的艺术作品构成了一副壮观的城市公共艺术景观。整个艺术展示作品,由观众创作参与,开放自由地展示形式,也使观众自发成为传播媒介,互动性在此次展览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上海交通大学建筑系的十几名学生用塑料水果筐建造的“巴比伦塔”。整个设计使用了1400个黑色水果筐和30个白色水果筐,用尼龙束带绑扎做成柔性节点。“巴比伦塔”本质并不是形式上的塔,而是一个人们交流的地方,一个可以诱发活动的地方,这个设计也是由此为出发点发展出来的,其形式来源于水果筐的特性。水果筐适合受压,不适合受拉。拱的形态非常符合这种特性。然后以拱为基本单元,发展出一套能够随基地、地形不同而随意变化的形态。展示的空间选在人流众多的校园草坪,事件发生的概率高,最终的形态也引导了人流并刺激事件的发生。“巴比伦塔”的设计形式直接诱发观众的行为,最终形成艺术作品的完整呈现,大众在互动中完成艺术作品,这也实现了艺术作品的真正意义和诉求。
在大众文化时代,“视觉消费”成为一种常态。随着当代社会和文化越来越倾向于视觉化,也就形成了所谓“以形象为基础的现实”。在视觉化的今天,城市公共艺术以公共空间为依托,更需以极具视觉化的造型和形象走进大众的眼睛,并引起大众艺术思想的共鸣。城市公共艺术在实践“视觉消费”的同时,完成了公共艺术要将艺术思想传达给公众的诉求。在“视觉消费”时代,看本身就构成了消费。因此,在偌大的公共空间中,艺术作品的呈现要极具视觉化的特性。另外,视觉消费不仅是视觉关注,还生出意义和欲望,公众在观看艺术作品时,能够与艺术作品产生某种或情感或行为上的交流,艺术作品将艺术思想传递出去,并能收到公众的信息反馈,“视觉消费”的意义便生成了。
地铁站每天人流川息,而且大部分城市的地铁站模式化严重,毫无艺术气息。因此,地铁站成为艺术家创作城市公共艺术作品的重要场所,被誉为“上海最美地铁站”的同济大学站,将国画和光影融合得恰到好处。巧妙的天窗将自然光线直接引入地下站厅,画作以散点透视法构图,通过“春――丞相故里桃花坝,夏――三江口放筏,秋――金秋庆丰年,冬――深渡瑞雪”一年四季的沿江四处有代表性村镇的刻画,将场景故事由此统一在画卷中,描绘了由清朝至新中国成立那段徽州繁华时期的风俗文化。远观与光影相融,近赏则有诸多值得玩味的细节。地铁站的公共艺术作品极具视觉化,或大气磅礴,或色彩绚丽,或造型独特,如此才能吸引行色匆匆的人们驻足观赏,将艺术搬进地铁站,能让每天无暇忙碌的人们领略到艺术的魅力,为枯燥的生活增添色彩。
大型城市公共艺术展“奔牛上海”在上海的十大地标城市空间展出多头雕塑牛,由艺术家亲自给牛身绘图,颇具风格和特色的牛在人流密集的场所出现,极为引人注目,每头牛的造型和图案都不一样,它们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图案和色彩吸引大众,牛身造型的设计也别具风格,或惬意趴卧状,或牛气奔走状,或直挺驻足状……极具风格化的奔牛造型和图案在“视觉消费”的今天也成功传递出奔牛所承载的上海城市文化精神。
媒体越来越成为当下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参照。媒体所具有的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传播价值有效等特质也成为公共艺术作品青睐的重要载体。当下媒体空间越来越自由,尤其是新媒体和多媒体时代,人们可以将自己的意见想法发到媒体上,新媒体迅速的传播速度和大幅度的传播范围使得人们发表的内容不断扩展。因此,媒体的特质能使公共艺术得到更大程度的曝光。另外,媒体在公共艺术创作中能够引导公众参与、公众自发分享、扩大公众话语权,如此一来,公共艺术作品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更加密切,公众也在更大程度上加深了自身对艺术作品的解读,艺术作品的意义空间也随之扩大。
上海城市公共艺术展“奔牛上海”户外展出的多头奔牛雕塑引发人们竞相拍照、分享,网络媒体、电视媒体、报纸媒体也竞相报道,传播面迅速扩大,新媒体趁势鼓励人们拍照合影分享到媒体上,并选出幸运的观众给予奖励,部分观众在获得“奔牛”模型后可自行绘制创作“奔牛”作品,并通过一定的平台展示出来,让更多人看到由普通大众所创造的作品,这大大促进了公众与艺术作品的互动和交流,公众在参与创作、参与分享的互动过程中,便能从中了解到“奔牛”所体现的上海城市精神风貌。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媒体对公众的调动和传播,有利于发现和激发公众的预先有的文化习惯和传统的价值判断,并有利于创作者对该地域文化的认知,从而反观自照触发创作生机,这样更便于作品的公众接受,体现作品在公共空间的“生长性”,即生于此长于此。[4]
在大众文化视野下,如何在新语境下实现多维、独特的艺术作品,如何创造公共艺术作品与公众交流的文化空间、如何在开放的视野中将公共艺术纳入本土文化,都将成为我们不断追问和努力探索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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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飞速增长,人们生活水平便随即提高。而文化旅游作为人们休闲娱乐的直接方式,已经成为了多数人钟爱的精神享受之一。但是,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人们已经将视线从以往仅是欣赏名胜古迹转移到精神上的享受。这就出现了非物质文化遗憾繁荣昌盛的景象。在这种前提下,非物质文化遗憾不但成为了旅游的热点,更成为了旅游业时刻关注的对象。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旅游的灵魂就是文化,在文化旅游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事项。要想立足于文化旅游事业做好保护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必须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旅游两者之间的关系弄清楚,同时还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具有充分的了解。有鉴于此,本文对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了分析和介绍。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重要财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可以继承我国传统文化,促进文化的渊源流传,同时也能带动我国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促进旅游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调整我国经济的机构。因此,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前提下,通过文化旅游角度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给我国带来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方面的发展。
文化旅游产业的飞速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表现,体现了我国居民从单纯的物质享受转变为对精神层面的追求。而在文化旅游产业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其中的一项重要特色,通过文化旅游可以加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同时也能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发扬保护。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反过来可以大大的促进我国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充实文化旅游的内容,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我国文化旅游的内容的丰富
文化旅游注重对于我国地方文化特色的欣赏和学习,其主要作用在于满足我国居民精神文化层面的需要。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例如传统的节日、地方的风俗习惯、少数民族特殊文化礼仪等等,都是我国重要的文化财富。这些财富的存在,可以带动地方旅游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是因为这些非物质文化的存在,提升了地方旅游产业的等级,由传统的旅游转向文化旅游,由传统的物质享受转变为精神教育。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丰富我国文化旅游的内容有着显著的现实意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促进文旅游化产业规模化发展
文化旅游产业由于之前的内容单一或者是地方特色限制,往往形成的规模比较小,居民对于文化旅游的范围受到比较大的限制,精神层面的享受也比较单一化。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扬,可以延长文化旅游路线,扩大文化旅游的范围。例如我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红色旅游的结合,将革命老区串联在一起,让居民可以在旅游之中感受党从创立到发展再到建国的奋斗历程,体会新生活的来之不易,同时也增强了我国居民对于我党以及我国未来的信心。这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支撑下的文化旅游规模的扩大,其现实教育意义远远的超出了经济效益,在我国现阶段对于文化高度重视的背景下,可以长久发展,保持兴旺。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改变了原有文化旅游的意义
原有文化旅游主要是感受地方著名文化的特色,实地的去接受相关文化的教育,丰富自己的视野。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下,文化旅游意义也变得多样化。少数民族特殊习惯和利益的保护有利于我国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加强我国民族之间紧密的联系;节日等非物质文化保护可以发扬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工艺技术的保护可以传承我国传统艺术,展现我国先辈的超人智慧。
由文章的分析可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我国文化旅游的内容、规模以及意义等方面的提升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显而易见。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重要的工作在于保护工作的实践,只有将工作做到位,才能切实的保护这些财富,提升我国文化旅游的档次。
(一)以文化旅游保障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进行
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是一项复杂、持久而且代价比较高的工作,除了简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探索、保护工作,还有很多复杂的细节层面的工作需要做到位。很多地方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发展文化旅游产业,而相反,我国也可以利用文化产业来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一方面可以通过文化旅游来宣传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我国居民甚至是国外居民来了解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以及传承。另一方面,通过文化旅游的发展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资金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不能单靠政府官方的力量进行保护,地方文化产业集团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部分的资金支持,比如一些博物馆或者纪念馆的建设,或者是对于某些传统工艺产业提供支持等,来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下去。
(二)改变部分文化旅游产业的功能,提升社会效益在其中的地位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目的是在于经济效益,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地方部分产业可以改变传统的功能,而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突出对于非物质文化的宣传以及保护。而其中缺失的经济效益可以通过文化旅游带动的住宿、餐饮等服务产业的发展来弥补。
(三)注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速度与质量,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倒退
文化旅游的发展必然会带动地方的开放以及自然人的流动,这期间由于种种不文明行为以及经济利益的驱使,很可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破坏,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进反退。在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要特别注意防止这种现象的产生,加强检查的力度,保障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留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文化旅游产业内容的丰富、规模的扩大以及意义的提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又能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必要的宣传以及物质支持,因此利用文化旅游为契机做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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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是学校中全面负责一个班学生的思想、学习、健康和生活等工作的教师。一个班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教育者,也是一个班中全体任课教师教学、教育工作的协调者。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青少年亚文化视野下的高职班主任工作策略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90后高职大学生成长在社会文化多元发展、科技信息高度发达的年代。他们独特鲜明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成为班主任工作中的难题。本文以青少年亚文化为切口,分析90高职大学生的亚文化特点,并结合工作实践提出了相应的工作策略,以更有效地开展班主任工作。
【关键词】90后大学生;高职;班主任;工作策略
班主任是班级的教育者和组织者,在高职院校中,班主任工作是学生工作中最基层的工作环节,班主任工作的优劣将直接影响学生在大学阶段的各项发展。面对新一代大学生,班主任必须针对他们的亚文化背景进行研究,在工作策略上进行调整,因而班主任工作比其它事务性工作更加需要技巧。
伴随着中国由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型的过程,走入大学校园的新一代90后大学生,他们的生活比以往更物质,特点更鲜明,他们将自己的行为指向 “非主流”,一种脱离社会的自我定义,不追求社会主流文化的认同,甚至是违背主流文化的价值标准,他们的亚文化有着自己鲜明的标签。
1.1 爱恨分明
一方面,90后有明确的是非价值观,同时又具有强烈的个性,不畏强权,愿意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但另一方面,他们独特的个性也常常会使他们缺乏冷静思考,总是不顾客观事实或是在没有考虑周全的情况下就狂热地支持或是激烈地反对某一事物。
1.2 娱乐精神
相比之前任何一代人,90后都更加希望在娱乐中生活,也在娱乐中学习和成长。大多数90后都没有经历过穷困的生活,因而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追求精神慰藉。娱乐是生活中的调剂品,适当娱乐可以达到自我放松、缓释压力和消解烦恼的作用,但90后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泛娱乐化”、娱乐至死的心态也值得我们警惕。他们将娱乐明星作为自己的崇拜偶像,把时间与金钱都花在消费偶像上,靠仿效别人来尽情自娱,渴望像李宇春等超女明星一样一夜成名。
1.3 自嘲
90后大学生普遍认同于自嘲这种心理排解方式。他们通常不会选择对自己的现状与境遇进行合乎常理的表达、对自尊感的保护也没有强烈的意愿。相反,自嘲成为时尚,成为90后大学生对某些现状不满、对自身境遇失望的一种表达。他们自称“?潘俊保?面对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实,他们不愿一味的抱怨社会,他们更愿意通过这种自我解嘲来化解内心的苦闷。这种表达并非是逆反的、自暴自弃的,而更像是一种借自嘲来嘲讽现实、嘲讽前辈传统说教的一种心理。
1.4 具有强烈的成功欲望,但缺乏持久的毅力
90后大学生内心具有强烈的成就动机。虽然自称一名“?潘俊保?但在内心深处,还是向往成为“高富帅”、“白富美”,尤为表现在对“富”的向往上。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经济地位来实现“逆袭”。但是,往往不能脚踏实地,浅尝则止,一旦遇到困难往往表现出“急躁”和“焦虑”的情绪。他们追求过一种快乐的、幸福的简单生活,但他们也知道这样的生活只是暂时的,所以宁肯生活在网络里的虚拟世界,也不愿意改变自己以适应现实的生活,因为这种改变对他们来说是痛苦的。
1.5 成人化,缺乏家庭、社会责任感
90后的学生阅历丰富,更成人化,比如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像班长之类的工作趋之若鹜,但劳动委员这样的脏活累活,就很少有人愿意主动承担,有功利之心。90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缺失,大多数学生不愿意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在谈及毕业后的打算时,他们更多的是关注工作或继续深造等与自己前途实际相关的话题,认为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应当是社会强势群体的义务,而非弱势群体之责。
1.6 抵触现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90后大学生对正统说教排斥、嗤之以鼻,说教、灌输失去了动员的能力,反而被90后学生们置之一笑。资讯的发达,使得学生获得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相比而言,现行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再具有吸引力。遇到问题时,90后大学生更倾向于到网络上去寻找志同道合者来倾述并商量解决方法。
针对以上特点,笔者在工作中采取了以下几点工作策略。
2.1 学会倾听
2.1.1 理解学生
学生做事有他自己的理由。找学生谈话时需耐心倾听,掌握学生真实的想法。切忌打断学生的叙述。有时老师作为“过来人”在听学生叙述他们的想法时,会感到幼稚、不成熟,忍不住就打断学生的叙述,讲自己的观点。其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处在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思想渐趋独立,并且往往执拗地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老师在学生叙述想法时打断学生,学生之所以会听,完全是出于老师的职业威信。而这样的处理结果往往会促成学生越轨心理的出现,造成更大的叛逆,以及老师不是“自己人”的想法。仅仅在表面上、口头上答应却不落实在行动上。
2.1.2 瓦解心理防线
从人类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人在与任何人交往时都会下意识地筑起心理防线。这并不等同于弗洛伊德的意识与潜意识理论,而是建立在意识空间中的自我心理防护。这道自我心理防线,保障了在客体之中的“投影自我”的形象,展现给客体的是“想要给对方看”的个人形象。因此如果想要真正接近学生就要设法突破这道“自我心理防线”。这时笔者所采用的办法是“疲劳”。当一个人疲劳至一定程度时其心理防线将会出现瓦解的现象,在此时即可获得对话者最真实的意愿与要求。听学生倾述,不仅瓦解了学生的“心理防线”,同时,给学生造成了教育心理学上的“自己人”效应,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更好的基础。
2.1.3 顺势发展
当了解到学生真实想法后,切忌直接指出学生说的不对,或者做出明确的个人主观判断。班主任可以顺着学生的思路为学生发展,接续他的谈话内容。用言语描述出,如按学生的想法发展,那么这件事情将会按照一种什么样的趋势发展,不给予明确的对错判断,而由学生自己判断。
2.2 接近学生心理状态
以上的谈话技巧需一定的前提条件,即学生肯与老师讲实话。90后的学生在心理方面更多的是掩饰自己。因为学生认为,老师不是“自己人”。越把自己真实的想法暴露给老师,那么自己越危险。因此笔者认为,要建立与学生的“自己人”效应场。但是“自己人”效应场之所以难建,在于代沟的存在,如何消除代沟成了工作重点。笔者认为,教育工作者应该主动去了解自己的教育对象,分析了解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并抓住学生共性的文化特征是完成这项工作的不二法门。
现在,学生的许多想法与认识来自于互联网。特别是90后的学生,大部分时间是在互联网上度过的,因此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对互联网生活形态有一定的了解。了解越多,在进行学生工作时越容易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经常回复学生的微博,了解最新的资讯对工作大有裨益。
2.3 个性对待
青少年亚文化有各种独特的社交形式,他们的文化(下转第233页)(上接第220页)角色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异质性、多方位渗透性、可变性和短暂性等特点。90后的学生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与个人个性,因此对每一位学生都应该从个体分析,抓住该生的特点进行工作,而非胡子眉毛一把抓的大统一工作方式。
面对90后高职大学生的亚文化特点,班主任需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工作理念,对于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意想不到的特殊情况,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研究问题原因,针对性地实施新举措,这样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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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一词最早由波兰籍人类学家马里诺夫斯基在1923年提出。作为一个重要的语言学范畴,“语境”指的是语言赖以生存、运用、发展的环境,它对语言使用者的言语活动起着解释或制约的作用。马里诺夫斯基把语境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两类。文化语境指与言语交际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一个民族在自己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它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习俗,指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对属于该集体的成员具有规范性和约束性;二是社会规范,指一个社会对言语交际活动作出的各种规定和限制。作家创作的文化语境是指作家从事文学活动期间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具体的文化环境,涉及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制度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
作为美国南方文学复兴运动涌现出来的最杰出作家,福克纳创作的文化语境主要来自于美国南方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人们的思维方式等等。他在作品中毫不留情地刻画了保守、愚昧、落后的南方人,反映出他对南方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心态。
南北战争前的南方人生活富足安逸,骑士精神和淑女风范盛行。他们把初到新大陆的祖先称为骑士,自称是骑士的后代,并编织了很多有关农耕的神话。他们甚至把南方比作古希腊天堂般的国度。然而随着南北战争的爆发,南方人从神话中唤醒过来。精神危机日盛一日,悲剧意识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因此不少人沉湎往昔,怀念虚幻的荣耀和飘逝的体面。
在这种痛苦的生活环境下,人们或沉沦或思考或与打碎他们幸福的北方佬合作力图改变自己的境遇。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诉沉沦中的南方人不幸的根由是什么,同时也警醒他们,因为堕落,因为对同是人类的黑人的奴役,他们这群上帝的选民已经犯了罪并正遭受着上帝的惩罚。在这些作品中,南方人的保守、愚昧和精神危机被作家们不遗余力地展现出来。南方人的悲剧意识、对现实的梦幻态度、对过去的留恋、对社会的内疚感等成了南方文学作品的恒久主题。对于那些死死抓住过去不放、自欺欺人的南方人,作家格拉斯哥、福克纳、考德威尔、华伦、威廉斯等许多20世纪的南方作家都给予了批判和警醒。
福克纳的悲剧意识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都有着强烈的体现,尤其是《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等作品。《喧哗与骚动》讲述的是曾经在杰弗生镇上显赫一时的大家族康普生家没落、瓦解及至最后的分崩离析的故事。福克纳通过对康普生一家人命运的描写,表达了他思想中的悲剧意识及他对南方旧制度的绝望。《押沙龙,押沙龙!》从种植园主发家史的角度出发,揭露了南方所谓“贵族”的血腥发家史及他们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小说中塞得潘的垮台以及这个家族的湮灭使人想起关于原罪以及天谴落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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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早期的中国在英国人眼中是一块令人神往的人间乐土。在14世纪的英国散文家曼德维尔笔下,中国是一个世间珍宝无奇不有的蛮子国,那里有世上最强大的大汗君王,以及他那布满黄金珍石,香满四溢的雄伟宫殿。到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更是进入了“中国热”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几乎成了英国人眼中的典范,中国的理性主义,王道思想以及科举制度受到了众多英国文人的赞赏和追捧,大部分英国人把中国视作一个和平繁荣文明的乌托邦国度。虽然这期间也有少数作家对中国持否定态度,如十八世纪初的著名小说家笛福,曾在其《鲁滨逊漂流记续编》及第三编《感想录》中肆无忌惮的攻击中国文化,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正面的。
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开始,情况有所改变,英国人对中国的批评开始日益尖锐。1793年,英国派马噶尔尼出使中国,试图打开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但因为清政府的封闭无功而返。马噶尔尼使团回国后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和书籍,撕碎了中国理想国的面纱,西方人似乎恍然大悟,原来那个被他们所崇拜仰慕的理想国竟是如此封闭落后,停滞不前。中国形象开始一落千丈。
到了十九世纪,“中国热”现象已经彻底结束,欧洲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摒弃期。这时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落后愚昧,停滞不前,野蛮的国度。中国人逐渐被视为劣等民族,成为被蔑视的对象,毫无疑问,这种观念会融入英国作家的创作之中,并直接影响他们对中国形象的塑造。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将中国人视作与印第安人,摩尔人,马来人,东印度人一样的低等民族。华兹华斯没有到过中国,他对于中国的印象来自巴罗所写的《中国见闻》,巴罗是马噶尔尼使团的成员之一。这本书对于中国的评价非常低,书中写道:“这个民族总的特征是傲慢和自私,伪装的严肃和真实的轻薄,以及优雅礼仪和粗俗言行的牢固结合。表面上他们在谈话中及其简单和直率,其实他们是在实践着一种狡诈的艺术,对此欧洲人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去应付”巴罗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很多英国文人对于中国的看法。
而在散文家德•昆西笔下,东方中国是一场恐怖的噩梦,是个停滞腐朽的国家,中国人低能又野蛮无知。他说:“如果被迫离开英国住在中国 ,生活在中国的生活方式,礼节和景物之中,准会发疯。”所以他不仅赞成向中国贩卖鸦片,还主张用武力去教训那些未开化的中国人。
在拜伦眼中中国人也是受到嘲笑蔑视的对象。他在《唐璜》第13章第34小节中写到 “一个满清的官吏从来不夸什么好∕至少他的神态不会向人表示∕他所见的事物使他兴高采烈”。在这里表现了中国人的虚伪、冷漠、和对内心真实情感和自我的压抑,而这些都被是注重表现人内心真实情感的浪漫主义者所鄙视和嘲笑的。
诗人雪莱也把中国人当作“未驯服”的野蛮人,他在其抒情诗剧《希腊》中写道:“如果没有希腊文明,西方人也许至今仍是野蛮人,或许更坏,社会会弄到那种停滞而悲惨的境地,像日本和中国那样”
达凯莱在其叙事诗《一个悲惨的故事》中也写到了一个中国人,他唯一操心的就是一条神秘的 “英俊的猪尾巴”“他费劲儿的想把它拿到前面来,他却总是垂在屁股后面,他对此束手无策”这条猪尾巴,暗示了中国人的落后停滞与保持原状。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国力已经非常强盛,慢慢走上了霸道之途,他们的民族优越感和傲慢感也愈演愈烈。对中国人的蔑视也是与日俱增。狄更斯笔下人物曾说过:“中国怎么可能有哲学呢?”丁尼生也说:“在欧洲住五十年也强似在中国过一世”
1858年4月10日,英国的《笨拙》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首为广州写的歌》的诗歌,诗中写道:“约翰•查纳曼简直是混蛋,他要把全世界来拖累,这些顽固残酷的中国佬长着小猪眼,拖着大猪尾。一日三餐吃的是令人作呕的老鼠,猫狗,蜗牛与蛆蜒。他们是撒谎者、狡猾者、胆小鬼。约翰牛来了机会就给约翰•查纳曼开开眼。”这份杂志在英国家喻户晓,影响力很大。短短半个世纪,中国已经从欧洲人眼中的理想国沦为被侮辱和耻笑的对象。
到了十九世纪最后一二十年,英国进入一种文化自我怀疑时期,面对逐渐崛起的东方国家如日本和中国,西方人的态度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西方人一如既往的贬低中国人,认为黄色人种是低劣的人种,只有白人具有高贵血统。另一方面,中国义和团在抵抗外敌入侵时表现出的英勇气概给了欧洲人强烈的震撼,很多欧洲人开始对中国人感到忧心和恐慌。一种被称为“黄祸论”的论调席卷西方世界。
皮尔逊是“黄祸论”的第一个阐释者,他在其《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中论述了中国人的可怕,认为“如果中国有一个足够出色的君主,再学习到西方先进的科技,就会成为一个任何西方国家都不敢轻视可怕的国家,他们早晚会溢出自己的边界,扩张到新的领土,并且把较小的种族淹没掉。对欧洲国家造成军事、道德、经济上的威胁。”1900年,有关义和团的传闻给西方带来了了普遍的恐慌,在他们的想象中,“漫山遍野的黄种人在亚洲广阔的天幕下,排山倒海的扑向西方人孤岛式的据点,哪里的文明之光将被这野蛮残暴的黄色浪潮吞噬。”
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当时在英国甚至出现了一些描写中国入侵的小说,这些小说表现出强烈的种族歧视态度。到20世纪初,甚至演变成了一种妖魔化中国的风气,最突出表现在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塑造的一个阴险邪恶的中国人物形象身上,他就是傅满楚。这个人物集整个东方民族的狡诈残忍于一身,暴露了西方人恶意丑化和妖魔化中国人的阴暗心理。
总的来说在摒弃中国文化的十九世纪,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中华民族被视为野蛮愚昧的民族。但是主流之中也有例外,比如:英国作家兰陀就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之邦,在其《想象的对话》中有一篇题为《中国皇帝与清蒂之间想象的对话》的文章,文中他以理想的中国与英国相对照,指出中国是一个和平、公正、民主的国家。唯美主义者王尔德也很向往东方艺术,对《老庄》哲学颇有共鸣。然而这种艺术理想,在欧洲19世纪的中国文化摒弃大潮中显得非常脆弱。
总之,从18世纪末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就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世纪,中国已经从文明古国彻底沦为野蛮落后毫无生命力的国度。这个变化绝不是偶然的,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晚清政府的封闭落后,腐败无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原因。
从18世纪后期开始这个自诩为世界中心的大清国就开始走下坡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无能表现令中国人民饱受屈辱,清政府的专制、黑暗可见一斑。于是当时的西方人习惯性的将中国描绘为一个贫穷落后,腐败成风,没有民主人权的国家,虽然其间不免有夸大之词,但与当时中国的状况也绝非没有吻合之处。即使按照我们所学过的教科书的观点,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政权腐败,民不聊生,而这也正是我们要推翻封建专制进行民主革命的原因,因此我们绝不能简单的斥责西方对我们的歪曲和丑化,而是必须首先审视自身,正确的认识自己,这是我们能够不断进步的先决条件。
同一时期的英国国力却已很强大,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发展的巨大进步,交通也越来越便利,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到中国,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日益增多。这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不再是来自传教士带有美化的宣传,而是褪去了理想色彩,更加接近真实的中国。随着自身国力的日益强大,优势日彰,英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前所未有的高涨起来,面对在许多方面比自己落后的东方文化,一种鄙夷之情就油然而生。“社会基础即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以及文化实力在异国形象的塑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时强大的英国面对日渐贫弱、没有进步、闭关落后的中国自然的就会采用俯视的视角和轻视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这也是这个时期中国负面形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在异质文化接受交流的过程中,一个国家往往被另一国家视为“异已”的他者而存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是这样,在英国作家眼中,中国是一个和他们自身不同的“他者”,是一个文化利用的对象。早期的英国对中国了解有限,很多思想家和文学家感到了他们自身文化中的缺憾,就把自己的文化梦想投射到与他们自身完全不同的东方文化中,希望从中国形象中找到一种可以改变现状的力量,这从一个侧面表达了英国人内心的渴望,所以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往往是理想化的。
到了19世纪,英国的国力逐渐强盛,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和优越感也与日俱增,这样的英国需要一个“他者”作为对比来肯定自身的优势。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被否定的他者,他们试图从中国的落后,愚昧贫穷中来印证他们自身的强大,先进和优越,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国形象就被夸大的负面化。虽然这里面并非没有真实的成分,但很多都被恣意的夸大了,甚至还有很多刻意的谩骂和侮辱。建立在欧洲中心论和种族歧视基础上的黄祸论不仅反应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仇视心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们自身的一种文化恐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华民族的逐渐崛起。
至于19世纪的少数作家对中国文化深表赞同,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利用的现象。西方人向来很有自省意识,他们对照自身文化的不足之处,渴望从异质文化中寻找一些可以改善自身的东西。但这并不表示中国文化就真的融入了英国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归根到底,他们只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异己的“他者”,一个文化利用的对象。所以其笔下的中国形象也并非真实的中国,而是建立在他们自身需要基础之上的想象物,是其自身欲望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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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它的发展对提高国民素质,推动国家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有着举足轻重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文化创作也有了较大进步。但文化创作与经济建设相比,却显得较为落后。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千年代以来,我们文化创作跟不上经济发展步伐,我们的音像影视书刊市场充斥着港澳台或国外作品。一些青少年的思维方式也因此出现了偏颇,有些人爱国主义意识和正义感淡薄,工作学习生活缺乏理想信念,影响了身心健康。这些现象应该引起我们文化工作者认真重视。
中华文化的历史悠久而博大精深,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作出了伟大贡献。中华民族在创造人类伟大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虽然历尽艰辛,但却一直走在世界的前沿,中国的科技到了公元17世纪,才被西方赶上。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百年问,中国遭受了世界列强凶残侵略和疯狂掠夺,中华文化遭到极大破坏,文明的发展受到严重摧残;但中华文化却没有像古埃及、巴比伦和古印度文化那样消亡,她那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在险恶的逆境中顽强地生长着。最终,伴随着中国人民重新站立起来。建国六十年来,由于制度缺陷和封建思想残余作祟,前三十年中国文化建设走了很大弯路,国家和人民也遭到严重伤害。改革开放 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中国文化创作的进步也是较大的。但由于一百多年来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经济和文化长期深深的伤害,我们的文化创作还没有进入强势阶段,我们的文化作品在国内外市场占有率不高,特别是国外市场。这种状况跟我们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很不般配。文化创作弱势不但影响国民素质提高,还阻碍国家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推进文化创作,用更多优秀作品丰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占领更多文化市场。要推进文化创作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文化创作。为此,我们应作如下努力:
我们的文化创作任重道远。为此,要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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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一直以来都看作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但同时还是一种文化,它由人来参与,由人来享受的。人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生存、生活、经济、政治、文化思潮等必然对人产生巨大影响,进而影响人类钟爱的歌唱。声音概念在歌唱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不妨用民族音乐学中“文化中的音乐”的观念来审视歌唱声音概念,即把歌唱声音概念置入人类生活的文化生态中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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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声音,概念,音乐学,音乐,视野
民族音乐学视野中歌唱文化的声音概念
谈及歌唱的声音概念,声乐教育工作者多论及如何正确地声音概念,获得通畅、圆润、声区统一的声音,而用民族音乐学的视角,将歌唱作为一种文化来把握和关照其的声音概念的文论尚不多见。基于此,本文借用民族音乐学中“文化中的音乐”的观念,将歌唱的声音概念置入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语境,从空间依托(地域性)、历时(变异性)、共时(多元性)三个层面分析歌唱的声音概念,呈示声音概念的多元并置、多元互补状貌特征。
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是具有音乐学和民族学双重性质的交叉性质学科,当下是音乐学诸学科中最活跃的、最富有生命力的“显学”,它以其独特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那么其独特魅力究竟是什么呢?毫无疑问,那就是学科的观念――一种把音乐事象置于其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中来考察、研究的思维和方法。“它带来学术领域方法学上的突变:在思维领域,从单向思维转换为多向思维;在哲学领域,从一元论拓展为多元论;在文化领域,过去单一层面的主流文化(所谓发达文明社会或宫廷、官方的文化)逐步与其他层面如亚文化、边缘文化、大众文化、弱势文化等共同组成当代多样化的文化景观;在生态领域,纯粹的自然地理生态学,结合了社会、文化与经济各种环境因素构成人类生存的深层生态学理论。”
]歌唱一直以来都看作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但同时还是一种文化,它由人来参与,由人来享受的。人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生存、生活、经济、政治、文化思潮等必然对人产生巨大影响,进而影响人类钟爱的歌唱。声音概念在歌唱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不妨用民族音乐学中“文化中的音乐”的观念来审视歌唱声音概念,即把歌唱声音概念置入人类生活的文化生态中来研究。所谓“概念”是理性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概括的反映。概念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因而是同类事物的本质。[2]歌唱的声音概念就是具有共同心理素质、文化惯例和价值取向的群体或阶层对音色、音高、共鸣、润腔、时值、力度、音乐处理等方面进行选择、总结而达成的审美共识。这种歌唱的审美共识将指导整个歌唱活动,影响到该群体的音乐生活各个层面。具体讲就是,歌唱的审美共识支配歌唱行为,歌唱行为的发声随即产生歌声,而歌唱的审美共识在社会、经济、政治等诸因素变化影响下发生蜕变、重构。因此,从宏观上看,处于不同自然、社会环境和历史语境中的歌唱艺术风格迥异,千姿百态。
“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说过:‘不同类型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在地域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认为:‘地域因素是造成中国和欧洲文化差异所涉及的一切事物的很重要因素。’”
其实“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多是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个空间范围不同地形、地貌、天象、气候所构成的地理环境对世界上面貌各异的传统文化的产生、发展具有稳定性而直接的作用。”
我国西北地区地广人稀,自然环境恶劣,梁峁起伏的黄土沟洼、尘沙飞扬的沙漠荒滩便是人们居住的地方,那里土地瘠薄、少雨多旱、物质匮乏、度日艰难。为了发泄生活中的苦闷与无奈,粗犷、高亢、苍劲、豪放风格成了他们歌唱必然选择。我国江南地区则与之相反,青山绿水、湖泊纵横、风光秀丽、温湿多雨、气候宜人,一句“小桥流水人家”成了南方人民生活环境的经典概括,于是细腻、婉转便与江南民歌天然地连在了一起。
总之,地理环境决定了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便构筑了与之相联系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以及民俗、风情,具有相似性的、地域性的歌唱思维(歌唱的声音概念)自然也孕育其中,故中国大地上才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民歌风格近似色彩区。
文化相对主义创始人波阿斯《民族学家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每个文化集团(族体)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历史,它部分取决于自身内部的变化、部分取决于外来的影响。美国族体心理学派把一个种族在另一种族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称为‘文化适应’。”[5]同样,歌唱声音概念的变异也是由内部作用和外部作用的共同结果。从历时性(纵向)上看,在我国农耕文明的古代,由于孤立和隔绝,无论是戏曲、说唱还是民歌,都是在中国传统乐演唱艺术的模式中自我发展。声音概念变异的动力源于内部相互影响与交流。
进入近代,清政府国力的衰微使人们逐渐觉醒,西学东渐盛行。学校教育把学堂乐歌作为新式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部分,西洋唱法的声音概念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和中国人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为以后在中国传播、发展奠定了基础。19世纪50、60年代,我国出现了在中国雅文化圈(精英阶层)内部传统审美观念和西洋审美观念的一次对决――“土洋之争”,即两种社会文化背景产生的中、西歌唱的声音概念的一次交锋。在“洋为中用”的艺术方针的指导下,民族声乐在土洋之争的缝隙中诞生,并初步发展。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中国推行的“左倾”政治路线到““””,文化艺术尚未能多元发展。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加深,西方文明给国人带来了更多惊叹和仰慕。在艺术上则更多表现为崇洋情结,美声唱法成了科学与规范代表,中国传统声乐艺术(戏曲、说唱、民歌)是落后的、陈旧的等等。可以说,用美声的审美标准衡量、判断、评价、改造、拔高传统声乐唱法一时成为“时尚”。
近年,得到广大人民认可和欢迎的、一度奉为“最科学”的学院派民族唱法同样遭到了专家学者的质疑。以田青先生为代表的音乐学家把当下个性歌手的沉寂与“罐头歌手”的批量生产归结于一个时代的共同审美需求和生产方式的改变,“王昆的时代中国处在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审美特点就是个性化、地域化,与民间有着深厚的联系。现在的歌手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音乐学院的产品。工业社会所推崇的,是科学化、规范化。而科学化、规范化的结果就是我们具备了批量生产歌手的能力,但却抹杀了个性”[6]21世纪是信息化时代,人们崇尚自然与和谐文化观,提倡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
这也正是中国民族唱法指责为“千人一面、千人一腔”的深层次原因。当下人们的文化归属感、寻根情结逐渐增强,传统文化弥足珍贵、倍受关注。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工作此起彼伏,各国传统民歌、戏剧、曲艺等文化艺术犹如珍宝,与之相关的各类比赛展演如火如荼、方兴未艾。从国内举办的各种原生民歌比赛展演中即可窥见一斑。
民歌在农业文明的时代是人们生活一部分,甚至是人类繁衍的手段;在“左倾”的年代里是被视为封建残余,是人们讨伐的对象;在当下成了人们的精神大餐,变成了“香饽饽”,甚至认为越原始越好,越“土”越“纯”。国人对民歌态度变化足以让人瞠目结舌,以上种种说明了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人们审美观念、声音概念具有变异性的特征。
有什么样的声音概念(审美共识)就有与之对应的声乐艺术形式。从共时性上看,任何一个时期的声音概念都是多元并置、复杂交织的。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一切文化道德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各民族的文化珍品是不能进行比较的,生存于不同自然、人文环境的文化艺术不分高低、优劣。美声(Bel canto)起源于17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随着技术的日渐成熟形成了意大利声乐学派,其后又派生出德奥、俄罗斯声乐学派,但是无不以发声自然、声音连贯、高低声区统一为正确的声音概念。
通俗唱法起源于美国黑人的蓝调音乐,形成与电声化高度发展的工业时代,有着独特的审美标准。例如,“气声”、“沙哑声”、“白声”、“刺耳声”、“挤卡声”和“颤抖声”等这些被美声唱法坚决摈弃的声音却被恰恰蕴藏这通俗唱法的独特韵味。虽然传到各国风格有所变化,但是上述声音特点及通俗化、口语化的基本特点是相同的。我国说唱、戏曲、原生民歌等传统唱法亦有各自迥然不同的风味。而学院派民族唱法是在传统唱法(语言、韵腔)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技术部分发展起来的,它是东、西方两种不同传统碰撞融合的结果。
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早就提出了大、小传统的理论,“所谓大传统一般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贵族、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主流文化或者社会中的上层精英文化,而所谓的小传统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可以这样说,大传统的成长和发展主要靠文字、教育,比较集中于城市地区,而小传统则是以农民为主体,基本上是通过口传的生活实践在农村中传衍的。”
目前我国声乐界也可借用“大、小传统”理论进行分析:美声唱法(Bel canto)生存于我国社会的上层,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是靠教育来维系的,是主流文化即大传统。通俗唱法(音乐)则尤受大众喜爱,是大众文化即小传统。传统唱法(民歌、戏曲、曲艺)在民间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是小传统。民族声乐虽然也靠教育来维系的,很多曲目得到大众的认可和喜爱,并广为传唱,具有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双重属性。大、小传统之间是对立的,但对立不是绝对的,他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上述几种不同的唱法有各自的生存、流行的群体和阶层,表达了人们的思想、感情、意志、要求和愿望,体现了不同审美主体的客观需求和不同阶层音乐审美的文化差异,反映了我国声乐艺术多元化格局,是社会生活中一种客观的文化现象。它们彼此对立、相互依存,共同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丰富繁荣了声乐文化艺术。
把歌唱的思维置于其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之中,无疑有利于我们认清歌唱本质――一种人类的情感表达宣泄的最普遍、最简单、最重要方式。歌唱是人类的文化现象,包含了艺术与技术成分,但不能唯技术是从。真诚的希望有一天,人们尤其是声乐界人士用文化相对的观点来将歌唱看作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简单地用“科学”与“落后”、“高雅”与“庸俗”来厚此薄彼,相互否定。只要歌唱能为“局内人”所认可和喜爱,都应给予宽容和肯定,其结果也必然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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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续夷坚志》中,有许多故事是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的。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文化生态美学视野下的《续夷坚志》中的动物故事相关美学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文化生态美学视野下的《续夷坚志》中的动物故事
《续夷坚志》是元初伟大诗人元好问创作的文言短篇志怪小说集,凡四卷,二百零八篇,书名承南宋洪迈《夷坚志》而来。《续夷坚志》的内容丰富复杂,题材广泛新奇,有战争实况、宗教信仰、精灵鬼魅、山川异物、朋友情义,这部小说全面公正的以小说保存历史,将儒释道三教融入其中,蕴含了作者对生活的全部艺术理解,在文言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其中的动物故事相较于其他的志怪小说而说更加独具特色,值得去深入研究与探讨。
动物故事,是以动物为主人公的民间故事。故事中的主要形象是各种被人格化了的动物。在这些动物形象身上,同时又具有动物本身的特点。人类在民间文学中表现动物的故事历程是渊源久远。早在原始社会生活中,人和动物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先民的观念中,人和动物还没有截然分开。人们常常以人类自身的思想行为去揣摩动物,想象动物的生活及其性格与心理,对自然界中的动物给以人格化,形成最早的动物故事形态。在后来的发展中,故事所涉及的动物的范围日益扩大,并常常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表现出不同历史阶段的人们对于动物的理解和认识。在《续夷坚志》这本志怪小说里就有二十四篇动物故事。
1.人变动物
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就有人变动物故事,如著名的“精卫填海”故事。佛教传入后,六道轮回、因果报应观对民间影响甚大,其大旨即众生因自己所造之“业”,根据善恶不同,在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各道里如车轮般,转生不息。其中的人、畜生二道也可互相转生。人造“恶业”,下世可能转生为畜生。此类故事在各类笔记体小说中也是十分常见。
恩州刘马三,以钩距致富。尝用诡计取邻舍袁春田。春诉于官,马三出契券为质,竟夺之。春不能平,日为乡天言:“渠诋欺如此,已将为异类矣!”马三亦自誓云:“我果诈取汝田,当如所言也!”泰和二年,马三以病死。袁春家犬乳数子,中一小花狗,腹毛纯白,有朱书“我是恩州刘马三”七字。马三素多怨家,竞欲出钱买之。寻为州刺史所取。阖郡皆知。马氏子孙不胜其辱,购而藏于家[1]21。《马三诋欺报》
遂平斗城镇高监,初到斗城,就富民高氏求相绍继。高氏农民淳质,堕其术中,所借钱麦积数百缗。后百方诋欺,一钱不偿。未几,高监死;生一赤犊,腹下白毛成字云:“还债人高都监。”时武州人吴成可罢??丞,闲居此镇,作《牛报文》[1]36。《高监偿债》
刘马三用诡计强占邻人田产,以诋欺受到转生为犬的报应,实在是恶人咎由自取,然而这只是通过小说描绘出的善良人们的愿望,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希望那些诋欺成性者,以刘马三为戒。高监因为省钱欺骗善良的农民,结果到死后也得变为牛犊去偿还生前的欠债。这就是佛教中的因果轮回与报应的现实体现吧。这两则故事也同时告诫要行善积德,切莫因为一时利益而蒙蔽了双眼,恶人终究会得到惩罚。
2.石中动物
石头外表坚硬无比,表面粗糙,历经千万年而沉寂在地下不会腐朽,关于石头的传说也是十分多的,比如远古时期女娲炼石补天,《山海经?中山经》载有“帝台之石”,这种帝台之石是能“祷百神者也”的石头,而且“服之使人不蛊”[2]183。
金门羽客李炼师,和顺人。尝为章庙所召,提点天长观。平生灵异,如金盂出水之类甚多,至八十一事。图于邢州神霄宫壁间。门人王守中欲刻碑以传,召匠者攻石,石中得一龟,日在几案间驯狎。如是百日,风过失所在[1]36。《石中龟》
“古代人把各种石头视为是力量、生命、富饶、永恒、信义、幸运的象征,在各种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环境下,石头的原始信仰往往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相结合[2]183”。石头信仰,石头异象在中国的笔记体小说中是十分常见的。正是因为石头所代表的的永恒和坚硬,才使石中的动物可以永久保存。同时龟竟然能在密闭的石缝中长期“冬眠”而不死,也为生物学者提供了研究课题。
3.动物异象
异象一般指的是人类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神秘自然现象,异象的产生是有多重原因的,可能属于偶然的自然现象,也可能是环境变化的影响,亦或者是人为的操作与干预,这些都是我们人类目前无法探知的,异象在古代与现代都是存在的,在《续夷坚志》中同样也存在动物异象。
壬寅岁,济源水中鱼飞起,鸟鹊啄食之即堕,人取食,无他异。甲辰冬,安贤镇西南之马陵,平旦无风云,忽空中堕鱼七、八头,不知所来,又比济源者差小。陶朱种鱼法,池中著鳖,不尔则飞去[1]25。《济水鱼飞》
癸卯初,有熊数十万,从内乡、硖石入西南山,衔枚并进。行既远,掌皆出血,有羸劣而死者,群熊自食之。州县有文移传报。予于彰德见之[1]6。《群熊》
《济水鱼飞》中鱼跳出水面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因为鱼儿喜欢戏水,它跳出水面是为了好玩;二是为了躲避敌害,使要吃它的鱼不能抓到它;三是生理上的变化,如许多鱼到了快要生殖的时候,身体里面就产生一些能刺激神经的东西,使鱼处在兴奋状态中,因而特别喜欢跳出水面[3]。而在文中鱼会飞起来可能是由于“鸟鹊啄食”的缘故吧。群熊的大规模迁徙,从生态学的角度分析可能是由于食物链的断绝和水源短缺等自然环境的变化造成的,由于生态的破坏造成了“群熊自食之”,说明当时河南平原的环境可能由于人类的过度开垦,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从而导致了当地动物迁徙。
1.艺术辩证法的内在运用
艺术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在艺术创作上的具休运用,它对艺术作品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艺术辩证法的丰富和深刻与否,决定着一部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艺术成就的高低”[4]。一般说来,古代笔记小说故事是不大重视艺术辩证法的,这同它本身较为简短,又并非出自作者精心创作或不是有意作小说等原因有直接关系。但元好问将艺术辩证法成功融入善与恶相反的两端,如《高监偿债》这则动物故事中,为了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凸显“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在故事中,将高监描写的阴险、狡诈、用欺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恶人,而将被骗的那个农民描述为“高氏农民淳质“,极力凸显那个农民的善良、淳朴,两个人在相互对比的艺术辩证法的运用下,增加了故事的表达效果。
2.因果报应的异化宗教思想
在《续夷坚志》中,有许多故事是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的。佛家有三报之说,东晋慧远《三报论》中说:“经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5]232”所谓六道轮回,即是生报的结果。但生报、后报都是虚无缥缈的,人们不一定相信。这个故事便来个眼见为实的报应,更增其说服力。在《续夷坚志》的人变动物故事中,大部分都是属于后报,如《马三诋欺报》和《高监偿债》都是马三和高监死后经过了,六道轮回投胎转生为动物的,人的变形超越了时空限制。
3.生态和谐观念的精神内化
在《续夷坚志》的动物故事中,许多都是反映了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正是因为人类过度的滥伐森林、滥垦草场,过度捕捞和过分使用土地,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人类依赖自然界而生存,从自然界索取物质和能量。但是长期以来,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只考虑自己的生存,全部努力都在于向自然界索取得更多,以便不断改善自己和生活,常常是以损害自然界生存为代价去实现自己的生存。元好问在《续夷坚志》中将他自己朴素的生态和谐观念内化在故事之中,从中可以反映出元代人们就注意到关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在元好问的《续夷坚志》中,动物故事形式短小,结构单纯。它在艺术表现上的特点,是把人的思想行为结合动物的生活习性特征,使之浑然一体,并赋以生动的趣味在动物故事中,对有关动物的形体、习性特点等大多作出准确、生动、形象、具体的描写。即使是带有明显教训寓意的作品也都与动物本身的特点十分贴切自然生活,与所表现的生活内容和主题和谐统一。而且在其中充分运用了多重艺术表现手法,将文化生态美学观念都在其中得以展现,是金代文坛思想的一个折射,同时也体现了元好问晚年对生命的认识,对人生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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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译与意译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源头,不少学者常常把它们放在一块来讨论。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跨文化视野中的异化/归化翻译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最近,翻译界对归化和异化的讨论很多,散见于国内的各种外语类学刊,〈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还专辟一专栏来讨论这一问题,这些文章大大推动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但这些文章更多是停留在语言研究的层面,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异化现象。
[关键词]归化;异化;翻译;跨文化;后殖民主义
[论文正文]
跨文化视野中的异化/归化翻译
近年来,国内的外语类学刊发表了不少有关归化和异化的文章,这些文章努力将西方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理论中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运用于翻译理论和实践之中,有的文章高屋建瓴,从文化的角度对直译和意译作出概括,还有的文章运用关联理论来寻求归化和异化的最佳关联点,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拓宽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但归化和异化翻译的讨论仍存在一些误区,最明显的是将归化与异化翻译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将文学策略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同语言的策略和翻译的技巧等同起来,从而将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拉回到传统和经验的讨论之中,这样做有碍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发展。《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有王东风和葛校琴等的文章,探讨“归化”和“异化”翻译的研究方向及存在的问题,是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新成果。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归化和异化问题,
直译与意译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源头,不少学者常常把它们放在一块来讨论。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就对它们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可谓由来已久。”但他没有将它们简单地归于一类,而是指出:“归化和异化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 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也就是说,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旋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王东风,2002:24-25)笔者基本上赞同上述观点,并就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翻译补充一点自己的看法。
在谈到直译和意译时,人们常常用英文词语literal translation 和free translation。此时人们关心的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问题,即如何在保持原语形式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而意译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意译。还有人提出形合与意合来与直译和意译对称。在中国的翻译史上,赞成直译和意译的均有人在,初期佛典翻译中的文质说,唐代玄奘的“求真”与“喻俗”,近代有严复的“信达雅”及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与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等,都是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原则。
我们并不反对将直译/意译同归化/异化翻译放在一块讨论,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相似和差异。以往,归化/异化翻译同直译/意译的相似性讨论的多一些,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直译和意译是翻译的两种主要的方法,它们并非是排斥性的,相反,它们是互补性的。在同一翻译中,直译和意译都可能有。文体也有关系,在有些文体中,意译会多一些,而在另一些文体中,直译可能会多一些。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译界已基本上达成共识。直译和意译不等同于有些人所说的死译和胡译。鲁迅和其弟周作人的直译作品《域外小说集》曾招来许多的批评,被视为直译的代表。
一些学者谈到鲁迅,必将提到他的翻译主张“宁信而不顺”,而忽略了其他。其实,鲁迅关于直译的真正含义是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题未定草”中所说的:“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丰姿。”可见,鲁迅并非不要顺,只是在两者不可兼得之时,才宁取信而舍顺。鲁迅的“硬译”,决不是生搬硬套,也不是逐字翻译,而是在引介外国进步文学作品的同时,努力输入新的表现方法来丰富汉语的句法与语汇。“易解”与“丰姿”才是鲁迅关于直译的真正内涵。
那么,周作人又是如何看待直译呢?1925年周作人在其“陀螺序”中提到:“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说就是信与达。”什么样的翻译是死译和胡译呢?周作人用了两个很有趣的例子。如英文的“lying on his back”, 如果译成“卧在他的背上”便是死译,如果译成“坦腹高卧”便是胡译,它的直译应该是“仰卧着”。当然,我们今天偶然还能看到少数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但有新见者鲜寡。
翻译的归化/异化(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and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是在1995年由美国学者L. Venuti(文努迪)所提出的,而这一术语又直接来源于德国学者Schleiermacher (施莱尔马赫)1813年宣读的一篇论文。Schleiermacher着重探讨了翻译与理解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如果让读者靠近作者的语境,他就能感受到异国的情调。在这儿, Schleiermacher使用了foreign 一词。[1] 根据上述两种翻译情况,Schleiermacher提出了以作者为中心的译法和以读者为中心的译法,这一做法突破了传统的直译和意译的界限,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Venuti的异化/归化观无疑受到Schleiermacher理论的启发。不过,Schleiermacher的理论是基于德国的阐释学之上,而Venuti却将Schleiermacher的论点放在后殖民的语境下来考察, 从而得出了异化的翻译主张。
Venuti为什么十分青睐异化的翻译呢?我们可看看他在《翻译再思》一书中的一段话。他十分欣赏布朗绍的名言:“翻译是纯粹的差异游戏:翻译总得涉及差异,也掩饰差异,同时又偶尔显露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这样,翻译本身就是这差异的活命化身。”在他看来,差异在翻译中被弱化的原因有二:
首先,长久以来,翻译的讨论被遮蔽了,它在目的语坐标的价值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差异非但没有活现,反而处于融化的过程之中。
其次,英国和英语的价值标准,在战后形成了全球性的优势,从而更加确定了英美国家主义文化的语境。这种语境只接受在意识形态上符合英美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外语文本。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归化的翻译为了迎合接受者的口味,总是依照译入语的特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规范对译入文本进行调整,弱式文化只得听从英美文化的摆弄,成为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参见Venuti 1992)
近十年来的有关归化与异化的翻译讨论,是以1987《现代外语》上登载的论文“归化----翻译的歧路”而开始的。然而,该文作者可能不曾料到异化与归化会作为一对新的理论范畴而得到广泛的讨论。西方学者讨论的归化与异化这一对术语并非是互补的,而是相互排斥的。美国学者Venuti在讨论异化翻译时,对归化翻译的策略作出了描述:遵守目标语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从而达到让译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在这类翻译中,翻译者的努力被流畅的译文所掩盖,译者为之隐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
从后殖民理论吸取营养的异化翻译策略则将归化翻译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所以,Venuti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根据这一策略,译者和译语读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努力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羁绊。异化翻译并不应理解为对应的翻译,它并不能提高译文的忠实性。后殖民学者Robinson认为异化翻译与直译和逐字翻译相关联,只是没有直译那么极端,因为他们并不坚持在翻译中恪守原文句法序列中的个别词语的意义,但却坚持要保留原味。(参见王东风,2002:26)在异化翻译中,新的东西可能会加进去,从而达到凸现译者的身份,提高翻译的地位,并且对翻译的文化霸权进行有力的回击。
可见,西方学者的归化/异化翻译是处于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两个对立的概念,处在话语权利的两个极端,它们不存在调和或妥协。这与我们前面讨论的直译/意译明显不同。但我们很多的讨论是把它们当作对等的概念来对待的,这样做,可能会带来理论上的误解和实践上的困惑。
在英汉语中,异化与归化的内涵究竟有多宽?这是我们在研究和讨论归化/异化与直译/意译时得注意的问题。归化/异化翻译的英文表达是domesticating /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它虽然和我们今天探讨的free translation / literal translation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就其本质而言,存在明显的差异。当我们说直译/意译和形合/意合,前者是方法,后者是结果,如果我们再说神似和形似,则是对这一结果的描写。归化/异化与意译/直译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犹如两个圆,其边缘只有小部分重叠。异化/归化翻译的结果不能用形似和神似来描述。异化和归化是一种策略,在实践中,直译、改译、增译等方法都可能被采用。作为一对专有翻译术语, Foeignizing translation /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只是在最新的英文学术著作中得到阐述。而free translation / literal translation 则不然。“看一个翻译是归化翻译还是异化翻译,完全取决于文化形态的重构,翻译在这一形态中得到生产和销售;什么是归化或异化只有在考虑到改变译入语文化的价值关系时才能得到界定。”[2](Mona Baker, 1998:243)
“当前在对‘归化’问题的认识上,译界同仁应该区分归化法的两种前提:一是忠实原则下的归化,二是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前者总体上是规定性的,后者则是描述性的;前者是原语中心论的,后者则是译语和译语文化取向的。”(葛校琴,2002:33)这一区分基本上是对的。然而,我们还可对它们的性质作出区分:忠实原则下的归化是语言层面的,关心的是翻译的艺术效果,是一种翻译的方法;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是文化层面的,关心的是翻译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翻译的策略。至今我们讨论的翻译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异化和归化,第一种是Venuti的术语,已在在前面提到,另一种是一些中国反复使用的归化/异化,笔者用英文的assimilation(adaptation)和adaptation来指代它们。异化和归化翻译表现为文化的思考,从翻译的意识形态看其对文学乃至文化产生的影响,属于文学批评和哲学范畴。带有后殖民的解构意义的异化一词运用到翻译之中是近几年的事,反映在翻译实践上,主要体现为以书写符号为表现形式的文学翻译。
西方学者用一个图表来大致显示Jerome对不同性质的翻译所作的区分[2],根据当前关于翻译的归化/异化讨论,笔者同样想借用两个图表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差异:
1.(If translation is carried out on the dimension of linguistics
2. (If translation is carried out on the dimension of cultural studies)
上述图表说明了传统意义上的异化/归化和现代意义上的异化/归化具有不同的功能与目的,在汉语中我们用同样的词语来表示它们,但在英语中,语言层面的归化/异化是用assimilation (adaptation) / alienation来表达的,而文化层面的归化/异化是用domesticating/ foreignzing来表达的。当然,我们也可象处理文化一词一样,用首字母大写的Domesticating/ Foreignzing来指作为文化策略的归化和异化,用首字母小写的domesticating/foreignizing来指当今文化层面上的直译。小写字母的归化/异化是意译/直译的延伸与发展,而大写字母归化/异化是意译/直译的革命,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的领域。
国内学者将归化/异化和直译/意译等同的现象在葛校琴文章中得到了讨论。葛在探讨这一对概念时有一个前提,即在抛开归化/异化的当下语境,而且根据的是字面意思。
归化/异化的两种翻译倾向自有翻译以来就经常交锋,在上一个世纪,有围绕鲁迅的“硬译”而展开的洋化与归化之争。在此以前,严复、林纾、梁启超等人的翻译,均可视为归化的翻译。“鲁迅的‘硬译’及他的翻译思想是出于他‘反对封建主义,改造国民性’的理念。但鲁迅的意图招致了误读,‘硬译’的倡议最终淹没在归化论的喧嚣声中。后来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可以说都是归化论的延伸。
可见,归化/异化的讨论往往都是归化论占上风,虽说大家都赞成要保留洋味。”(葛校琴,2002:33)葛文是针对国内兴起的新一轮归化/异化讨论而来的。因为在这次关于异化/归化的讨论中,人们几乎“一边倒地认为翻译应该提倡异化”。
客观地说,葛的提醒不无道理。但笔者觉得葛所提醒国内有关归化/异化翻译学者的问题,要辨证地对待。我们的一些学者在响应西方学者提出的归化/异化翻译主张的同时,提高了欧化翻译即当年鲁迅所提倡的并受到梁实秋等人诘责的“硬译”的地位。当年鲁迅曾希望翻译能够给传达新思想,并为中国的语言引进新的表现形式,从而给中国文化输入新的血液,带来新的生机。遗憾的是,在上世纪,归化/异化的讨论往往都是归化论占上风。虽然我们不能排除今天的一些学者存在理论上的误读,即他们希望接受Venuti等西方学者的观点,但在实践上却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但他们的呼吁和实践却创造了异化/直译的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使翻译研究从过去的语言层面上升到文化的层面,直译的方法得到广泛的认可。
所以,我们要辨证地对待这一问题。首先,我们对西方的归化/异化翻译策略要有更多的评介,如果理论上浅尝辄止,我们的研究的可行性就会大打折扣;其次,位于语言文化层面的异化/归化讨论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些研究不应该脸谱化,带个面具,放进一些例句,就把文章写出来了,这样做,无疑会降低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再其次,异化/归化策略的讨论如何能同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更紧一些,这可能是翻译理论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不仅要从传统的翻译理论上考虑,还要从跨学科角度去考虑翻译理论的建构,惟有如此,我们的翻译研究才能不断保持生机勃勃。
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的讨论没有结束,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应从跨文化的视野去思考异化/归化问题,这样,它的影响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我们可以肯定,这一讨论,不仅对翻译研究,对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等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1] Schleiermacher 的原语是:The translatora can either leave the writ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bring
the reader to him, or he can leave the read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bring
the writer to him. (Schleiermacher, 1838:47, as translated in Wilss, 1982:33)
‘Bring the reader to the original text’ would correspond to requiring him to
process the translation in context of the original; ‘[The translator] thus tries to
transport [the reader] to its location, which, in all reality, is foreign to him.’
(Schleiermacher, 1838:219, as translated in Wilss, 1982:33)
[2] 黑体系作者所加。
[3] 在Mona Baker 主编的《翻译学大词典》中,Jerome关于直译与意译关系的描述是通过下图来表现的:
1. (If free translation is not bad translation)
2. (If free translation is no translation)
[4] 不过,Gentzler 认为,Venuti的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比较更显得现代派一些,他的理论的转向仍旧根植于若干世纪来的“忠实”与“意译”翻译的争辩之中。参见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Revised 2nd editi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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