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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ITFIN)是指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互联网金融ITFIN不是互联网和金融业的简单结合,而是在实现安全、移动等网络技术水平上,被用户熟悉接受后(尤其是对电子商务的接受),自然而然为适应新的需求而产生的新模式及新业务。是传统金融行业与互联网精神相结合的新兴领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国内互联网金融发展实践与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互联网金融无疑是当今社会最为火热的概念之一。面对热潮汹涌的互联网金融,如何促进其健康发展,各地区采取了系列政策措施。本文在系统分析国内互联网金融发展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区发展互联网金融的政策动向,并提出对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政策的启示。
一、各地互联网金融发展实践
在2015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互联网金融这种新型金融模式已经进入国家的顶层设计。互联网金融具有科技金融、民生金融和普惠金融的属性,不仅能够促使互联网企业实现用户和服务向利润的转化,也实现了传统金融机构自我革新的间接效果,对优化资源配置、完善产业格局、发展普惠民生金融、分散金融风险、完善定价机制等均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经过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可以使市场的融资渠道更加多元、风险定价更加精准,金融体系更加健全、金融产品更加丰富,具有促进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转型升级的功能。基于此,各地开始全面布局互联网金融发展,出台相关扶持政策,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
(一)北京市互联网金融政策概况及特点
在北京,具有较好的互联网、金融方面的人才、技术、产业,拥有发展互联网金融良好的发展生态,而中关村是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正大力推进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建设。北京市、区相关部门抓住互联网金融发展机遇,先后出台了相关支持政策。
中关村管委会作为市级职能部门,于2013年底出台了《关于支持中关村互联网金融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中示区组发[2013] 4号,以下简称《若干措施》从互联网金融企业工商注册、孵化服务、互联网企业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金融机构业务创新等9个方面23项措施推进互联网金融产业发展。《若干措施》体现了以下特点:一是优化互联网金融企业工商注册流程,允许企业在名称中使用‘’金融信息服务‘’字样。二是引导互联网金融企业在中关村互联网金融功能区聚集发展,支持互联网金融孵化器发展。三是鼓励互联网企业开展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鼓励金融机构通过互联网开展业务创新。支持互联网金融企业获得第三方支付、跨境电子商务外汇支付、基金支付结算、基金销售、个人征信业务等相关业务资质,发起设立中关村互联网金融发展投资基金。
(二)上海市互联网金融政策概况及特点
上海市在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创新一直处于全国领先的行列,而互联网金融浪潮的崛起又为其增加了更丰富的动力源。虽然其各项政策标题并不直接提及“互联网金融”,但内容都将互联网金融作为进一步改革创新的核心或支柱产业。
上海嘉定区政府于2012年5月21日发布了《建设嘉定金融硅谷—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特色功能区五年行动方案(2012-2016年)》,金融服务纳入重点发展产业。上海金融谷2012年7月17日启动奠基,是嘉定金融硅谷的核心组成部分,被列为嘉定重大产业项目,得到上海市嘉定区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重点扶持。
上海金融谷的目标是适应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升级趋势,建设金融产业和服务外包聚集区,对接金融服务外包市场,打造金融服务外包品牌发展互联网金融,打造创新普惠金融品牌成为一张城市产业名片。上海金融谷董事长林振雄强调:上海金融谷重点发展金融服务外包和互联网金融两大产业,即围绕陆家嘴、自贸区及长三角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外包,成为金融服务外包集聚区发展互联网金融,打造普惠金融品牌,为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也为有资金的人可以到金融谷理财,需要资金的人到金融谷融资,有好项目的人到金融谷创业,形成一个投融资的天堂、创业的沃土,形成互联网金融产业链生态圈。
(三)深圳市互联网金融政策概况及特点
深圳作为我国重要的金融创新中心、科技研发中心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金融与互联网产业发达、自主创新能力突出、社会资本充沛,在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方面基础条件良好、潜在优势突出。2014年2月13日,《关于支持促进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此举标志着深圳将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优化整合各界资源,加快构建完善互联网金融政策体系。《指导意见》显示,深圳力争至2017年,培育和发展一批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上特色鲜明、竞争力较强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形成全国领先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中心,提升深圳全国金融中心的引领、聚集和辐射功能。凸显了深圳的创新发展特质,力求实现深圳在金融、互联网、互联网金融这三个领域现有优势的叠加,同时加强对互联网金融发展中风险的监测与防范。
推动互联网金融发展,要按照互联网金融产业六要素(投资、孵化、研究、人才、政策、集聚)模型,借鉴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成功的经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构建政策体系
制定区域金融产业发展政策,加快创投机构、小贷公司、财务公司、科技型金融机构等现代新兴金融产业发展,促进区域金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制定招商引资金融产业指导目录和各类金融项目准入标准,增强区域招商引资的针对性,引导外来资金的正确投向整合完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若干财政政策,如奖励政策、税收政策等,突出对重大项目和高端项目的支持力度。
(二)金融创新
根据地区金融产业发展特点及应用需求,组织相关地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各类金融机构构建产学研联盟,强化互联网金融、科技金融的研发和创新,加快建设以金融企业为主体、科研院所和高校为依托的金融产业研究中心、互联网金融实验室、信息技术转移中心和金融要素市场促进中心等创新服务平台,引导金融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区域内建设现代新兴金融产业与传统金融产业的协作联动平台,依托各类金融机构间的内在关联而聚集发展,增加金融要素市场的配套能力,拓宽产业链,鼓励地区以多种模式承载金融服务升级,形成核心竞争力。
(三)品牌推广
根据区域整体规划布局,建设互联网金融产业基地,引导互联网金融优势企业向产业基地聚集,发挥产业集群优势,形成技术创新、应用方案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合力。同时,通过引进一批重点龙头企业,构建完整产业生态,塑造开发区互联网金融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特色度。
在进行品牌建设的同时,要采用多渠道多维度宣传推广,从不同的视角对区内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立体式的进行深度报道。另外,微信、微博等互动形式对相关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度采访,分别以专题和实时播报形式对相关话题进行传播和报道。推广活动以硬性广告与广告相结合,挖掘亮点,突出特色,扩大传播。
(四) 人才建设
对区域金融发展所需的人才要加快引进和培养,要实行特殊的引进政策,以广纳人才、储备人才,为区域金融产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根据区域金融产业发展特点及应用需求,组织地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各类金融机构构建产学研联盟,鼓励和支持本地大专院校开设与金融、互联网金融、金融信息技术相关的专业,扩大学位点布局和人才培养规模加快所需各类人才的培养开发力度,建立人才教育培训的体制机制。
搭建人才交流平台,促进科研院所与各类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鼓励高端人才在教学、研究和企业之间的合理流动。逐步建立与完善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和个人多元化的人才经费投入机制,设立人才发展专项基金,建立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定向培养的财政补贴扶持制度,保障行业领军人才的需求及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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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74.5%的农户认为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有点作用,认为“作用重大”和“没有作用”的比例相当,均为6%左右,认为“有负面作用”的占12.2%。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发展规模较小,规范性较差,对农村经济的发展的作用不是很显著。在所调查的农户中很多人在当地都没见过私人钱庄和典当行等民间金融机构,更谈不上把民间金融作为融资渠道之一。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的现状及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 要]本文通过对湖北省27个主要地区131家农户进行调查访谈,对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基本情况做了了解。在此基础上,结合湖北省的地域经济特点,对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发展存在的障碍进行分析。针对分析结果,对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湖北省 农村 民间金融
【论文正文】
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的现状及发展研究
湖北是农业大省和国家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至今仍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三农”问题是全省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农村金融又是当前农村工作面临的突出难题之一,积极探索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有效办法,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但湖北省作为中西部的结合地带,同浙江等沿海地带相比民间金融的发展规模,发展速度都要逊色很多,民间金融对湖北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小。本文通过对湖北省民间金融发展的现状,湖北省民间金融的优劣和劣势进行分析,基于湖北省农村特点,湖北地域特色提出相关建议。旨在能探求出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的途径,为湖北农村发展提供更有利的金融支持。
1.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发展概况
《2007年湖北省金融运行报告》显示,2006年湖北省民间融资活跃,融资额度逐渐扩大,主要方式仍为直接借贷,借贷利率总体上扬;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民间借贷样本监测中,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规模呈加快增长趋势,借贷利率明显高于正规金融贷款利率,尤其是下半年以来二者利差略呈扩大趋势,而农户民间借贷规模基本稳定,借贷利率水平差异较大。
目前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的形式呈现多样化,既有民间借贷、合会、私人钱庄和典当行等传统的民间金融形式,也出现了一些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民间金融机构如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互助储金会等。
2.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的抽样调查统计
本文对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的现状进行了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主,交流访谈为辅,以户(家庭)为调查单位走访了湖北省武汉、荆州、黄石、仙桃等27个主要地区。发放调查问卷131份,筛选确认回收的有效问卷103份。
(1)农户对民间金融的接受程度
在接受调查的103户农户中,绝大部分以务农和外出打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共占调查总人数的79.4%。其余农户主要以做生意或以固定职业如教师为生。调查显示,在103个样本中只有14户有过向民间金融组织借贷的经历,仅占13.6%。当问及“当您缺乏资金时,您一般会向谁借款?”时, 77.67%的农户选择“亲戚朋友”,24.27%选择“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选择“民间金融组织”的只有1.9%,如图1所示。
图2 农户不选择民间金融组织的原因
由图2可见,在湖北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接受程度并不高。农户需要资金时除了向亲戚朋友借贷以外大多会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尽量避免向民间金融组织如私人钱庄、合会等。究其原因,对于民间金融组织农户最大的顾虑是“不受法律保护”和“利率过高”,其中,“不受法律保护”一项占占38%,“利率过高”一项占 37%,“资金来源不安全”占22%。
(2)农村民间金融的规范程度
湖北省民间金融组织较少,不仅不具规模效应而且规范性较差。问卷对民间金融的服务种类、借贷利率、借贷过程中是否需要抵押做了调查。
民间金融的服务种类一般涉及到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结算、信托、金融租赁、融资担保等。调查结果显示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的服务种类主要以发放贷款为主,所占比例为41%。其他的服务主要有吸收存款和金融租赁,各占17%和13%,结算也占有10%的份额。如图3所示。
民间借贷的利率向来是人们关注的重点。由于样本中实际发生民间借贷的农户较少,所调查的利率为农户所了解的当地的民间借贷利率。结果如表1所示。利率区间主要集中在银行贷款基准率的1-4倍之间。
对于民间借贷中是否需要抵押品或担保,对有过民间借贷经历或接触过民间借贷的农户进行调查显示,54.8%的交易没有抵押或担保。
(3)农村民间金融的贡献程度
调查显示,74.5%的农户认为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有点作用,认为“作用重大”和“没有作用”的比例相当,均为6%左右,认为“有负面作用”的占12.2%。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发展规模较小,规范性较差,对农村经济的发展的作用不是很显著。在所调查的农户中很多人在当地都没见过私人钱庄和典当行等民间金融机构,更谈不上把民间金融作为融资渠道之一。
1.民营经济不够发达
在2007年末,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省有179家民营企业挤入其中,而湖北省仅有12家,在2008年末,浙江省有174家民营经济挤身于民营企业500强,而湖北省仅有12家。从注册资金上来看,2001年,湖北省私营企业中,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大户有850户,而浙江省私营企业中,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大户有2050家。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2002年1月进行的调查显示,按2001年末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0亿元计算,中小企业的民间借贷约为170亿元,企业以业主个人名义借入的民间借贷约为125亿元。可见,民营企业的发展情况对民间金融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民营经济的发展缓慢势必会导致民间金融资金需求的减少,对民间金融的需求市场的影响很大。这也是湖北民间金融总体规模较小的重要原因之一。
2.民间资金不够充裕
民间资金是农村民间金融资金的主要供给。民间闲散资金与浙江、江苏等民间金融发展较快的地区相比明显较少。而且由于湖北省民间融资程度不高,传统思想观念、中介机构不发达等不利因素制约着我省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的转化。2008年据湖北省统计部门测算,湖北省民间资本总计达2800亿上,而浙江省民间资本的规模2003年就已经突破万亿元。民间资本不充裕,民间金融的资金来源较少,直接影响着民间金融供给市场的发展壮大。
3.民间金融风险较大
风险性的主要表现有,其一,湖北省民间金融监管配套制度不完善,必将导致农村金融秩序混乱。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农户排斥民间金融的原因中选择“不受法律保护”一项的占37.5%,高居榜首。农户对民间金融法律地位的疑虑影响着农户对民间金融的信任程度。民间金融监管制度不配套,如民间金融监管缺位、民间金融监管法律滞后、民间金融监管规范混乱等,是我国民间金融广泛存在的问题,同样是制约湖北省民间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二,农村民间金融固有的局部性风险。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产物,民间金融大多缺乏正规的组织形式、良好的运作机制、有效的约束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具有不规范、高风险等特点。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参与人数的增加,民间金融原有的血缘、业缘、地缘关系逐渐被突破,相应风险不断积累,从而难以避免关联贷款等道德风险的发生。
1.确定合法的法律地位
我国应该尽快出台《合作金融法》来给民间金融正名,《合作金融法》至少应该包括两大方面:一是从法律上明确民间金融组织的合法地位,根据法律规定的职格条件,依法成立的民间金融组织,其组织、成员的权利义务是受法律保护的。二是规范的利益纠纷的法律解决途径。《合作金融法》的出台,将不仅从法律上承认民间金融组织的合法地位,同时也明确利益纠纷的法律解决途径,使司法机关在处理该类案件时有法可依,从而达到弥补民间信义机制约束不足的缺憾。
2.设立完善的监管体系
湖北省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的威胁主要是金融监管配套制度缺失,需完善监管体系。首先是内部监管。内部监管主要是指民间金融内部经营管理的规范性、标准化,能够在民间金融内部形成合规化经营的内在要求,以期达到风险因素内部消化、解决的目标。内部监管是一种成本较低的选择。其次是外部监管。在内部约束治理机制缺乏的情况下,有效的外部监管是降低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
3.构建双向诚信体系
湖北省民间金融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诚信体系,农户信任度不高。从民间金融市场卖方的角度,诚信体系主要指登记产品出售方认证状况和信用登记的信用平台,使得信用申请人在交易中能够查询卖方的资信状况。从买方的角度,应该在湖北省农村地区建立个人征信系统,为农户普遍建立信用档案,信用档案不仅包括正规金融的交易而且包括民间金融。这将提高农户信用意识,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加大对“三农”信贷投入,支持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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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对金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规模、贸易自由度和贸易依存度的大小以及贸易结构的变化上。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议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浅议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国际贸易和金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明显,并且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共同作用于开放式经济的发展。本文首先详述了金融和国际贸易发展的之间的关系,进而分别国际贸易与金融的相互影响机制,从中探索关于国际贸易与金融发展的对策和建议,这些为未来我国在开放式经济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金融、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金融的发展可以调节社会的资金配置,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实现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其次,国际贸易则通过比较优势在世界范围内调整稀缺资源,从而产生更多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对本国经济乃至福利状况产生影响。此外,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也是息息相关的,甚至共同作用与一国经济的发展。Beck(2002)和Riyanto(2004)分别从企业和行业方面对外源融资与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进一步说明了金融的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Blackburn和Hung(1998)以及Aizenman(2003)则从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出发进行了相关研究。近年来,关于金融与国际贸易的研究仍然在不断深化。苏建平(2013)以福建省为例,研究金融发展对地区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得出结论:金融发展与进出口贸易之间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金融深化更加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发展,而金融效率的提升对进口贸易的推动效应更明显。沈能(2006)认为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在长期中存在均衡关系,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上看,我国金融规模与国际贸易正相关,且两者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通过金融与国际贸易的正向因果关系,共同作用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的机制
1.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制
金融主要通过比较优势、投资组合、汇率和金融生态的等各种传播途径来影响国际贸易的方向、规模、结构乃至贸易程度(见图1)。
首先,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大量资金会流向国际上要素丰裕的国家,这些外源融资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其产品的生产,进而此国就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具有这种规模经济的行业在国际市场就因为物美价廉而获得了比较优势,进而随着本国出口量的增加,国际贸易顺差就产生。随着贸易伙伴国不断的增加,其贸易规模、贸易方向乃至贸易结构都会随着这种比较优势发生改变。
其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经济体之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日趋明显,即一国价格、利率或汇率的变动会波及其贸易伙伴乃至世界各国。这使得各国贸易部门获得的收入呈现不断波动的趋势,分散风险成为各国贸易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而金融通过对这些贸易部门所获得收入进行投资组合,使得其非系统性风险降到最低,实现贸易收入的保值乃至增值,国际贸易正常运行。所以一国金融结构的水平对国际贸易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即如果一国金融结构相对完善,风险规避机制相对成熟,就会使得本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结构日趋合理,从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乃至国际地位的提高。
最后,金融生态作为影响金融机构运行的外部环境,其对社会资金的配置状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对资金的配置会影响我国银行界的存贷款利率,进而影响金融深化和金融效率,而资金的运行状况直接影响到金融发展水平和企业的经营效益,所以对于产品进出口会起到间接的影响作用。此外,政府相关的金融政策,比如对利率的调整或者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准备金调整等宏观货币政策来影响资金流向,站在国家的角度上对贸易结构和贸易规模实施宏观调控,使得国际贸易顺利发展。
2.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国际贸易对金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规模、贸易自由度和贸易依存度的大小以及贸易结构的变化上。
首先,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大量资本会涌入国内或外逃到国外,这些资本的变动会引起我国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利率的波动。利率的不稳定会影响银行、证券和基金等金融机构的稳定乃至是股市的动荡,涉及到全国人民的整体福利。这时国家会通过财政货币等宏观调控政策来调整我国金融的发展。所以贸易规模会对我国的金融业的发展稳定与否形成传导机制。
其次,近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波及全球其他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自由贸易受到限制。贸易的自由度严重影响贸易规模,而贸易量的大小主要表现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上,经常项目上的变动又会影响我国居民的消费储蓄以及投资结构。此外,贸易保护主义还会引起各国汇率变动,比如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主动贬值以减少我国出口企业对其出口,从而保护本国产业。这些都会对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
此外,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增加,国外对我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也随之增加。杜凯、周勤(2010)、李猛和于津平(2013)等人也分别通过实证研究指出贸易壁垒对国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的因果关系。这些贸易摩擦刺激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而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利用“己厂效应”、“水平效应”和“前后向关联效应”等作用机制,将信贷资金投入到企业生产中,解决企业的投融资问题,提高储蓄的资金利用率和转化率;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也会对金融产生负面影响,即这种输入性通货膨胀进一步也会引起信贷约束,影响金融效率。
最后,贸易保护主义还会使得全球资源配置发生扭曲,而且这些贸易壁垒阻碍了我国产品的出口,就会促使贸易结构发生变化并促进产业升级,这时就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剩余产业或传统产业转移到国外,而对外直接投资又会对对我国金融深化和金融水平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首先,将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发展结合起来。由金融和国际贸易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可以看出,金融会通过比较优势、投资组合、汇率和金融生态等传导机制影响国际贸易;同时国际贸易也会在贸易规模、贸易自由度和贸易依存度以及贸易结构上影响金融的发展。所以只有金融和国际贸易的协调发展才能真正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国经济的危机会迅速波及至全球,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定国际贸易政策时,也能够从金融的角度出发从中加以辅助,共同促进我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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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冰雪旅游是区域中最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在东北地区旅游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冰雪旅游经济效应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旅游经济效应的研究成果,也是提升东北地区旅游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和全面振兴的有效途径。因此,结合东北地区冰雪旅游的实际,构建冰雪旅游经济效应的理论与实践体系,这既是学术界亟待解决的研究课题,也是指导东北地区冰雪旅游产业正确定位、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冰雪旅游产业发展升级路径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为定性分析我国冰雪旅游产业的发展现状及下阶段产业升级路径,对200名特征身份的被试样本进行有关冰雪旅游产业发展政策权重的主成分分析,得出冰雪旅游产业的发展升级主要取决于政策扶植因子、文化衍生因子及技术进步因子三类因子的载荷贡献,并对主要因子进行了Spearman相关路径系数分析。基于SPSS统计结果定性建立了冰雪旅游产业的圆锥螺旋线升级模型。
作为一种世界范围流行的主题休闲旅游方式,冰雪旅游在欧美等国家已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在亚洲日本、韩国等国家也有五十余年的发展历史[1] 。作为旅游行业中一朵冰晶璀璨的雪莲,冰雪旅游及其附属产业正为整个旅游产业的经济产值贡献着愈来愈多的经济份额。我国的冰雪旅游于1985年始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后经不断地成长,现阶段已大范围发展于我国的东北地区(主要指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且日益成为我国冬季旅游方式的首选意愿。但由于“冰雪旅游”本身的起步时间远远迟滞于欧美及日韩等国家,旅游(滑雪)设施简陋、旅游特色缺失、服务项目抽条、相关职能部门监管失灵等问题的出现却在客观上造成了相当比例游客旅游体验与其消费价值在整个旅游经济创造过程中的极大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反映于我国冬季旅游市场在客观层面发育周期上的稚嫩,更多的还体现出整个冰雪旅游产业在主观层面对于发展模式选择上的滞后和被动。
略领先于现实环境中冰雪旅游产业的发展状况,理论层面对于冰雪旅游及其附属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处于探索进阶阶段。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张春艳(2008)对冰雪旅游在资源价值构成及实现机制层面作的基于产业发展、结构优化和环境调控方面提升冰雪旅游资源价值策略的相关研究[1,2],但整体研究方法更侧重于理论框架的搭建,在实证方面略显单薄。吴伟伟(2010)分别在吉林和黑龙江选取两处采样点对冰雪旅游价值评价体系的指标权重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做了实证研究,并抽取经济要素、文化要素和生态要素为结论指标[3],但计量指标及被试样本数值仍遵从于张春艳2008年的样本数据,因此实证效度有待商榷。王玲(2010)利用CNKI期刊源对国内外冰雪旅游开发与研究的理论成果加以综述,得出需要在理论研究上对各地及全国冰雪旅游开发做出全面而系统的规划,并针对地方旅游发展特点对于不同类型的冰雪旅游开发模式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的结论[4],但并未给出更具针对性的研究建议。其它关于冰雪旅游及其产业发展方面的研究较多归集于发展策略、竞争机制及政府规划等三方面的研究,研究方法多倾向于理论层面研究,在此不再赘述。总体而言,国内理论界对于冰雪旅游产业发展方面的研究较多的侧重了理论框架的搭建,研究方法和政策建议趋同,研究视角多局限于扶植政策、集聚机制或评价权重等单一维度。未能有综合以上多个维度的分析角度且基于实证基础的研究,而这正是本文得以展开的研究视角。 本文选取我国冰雪旅游的发源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为样本空间,有约束条件地选取200名特征身份人员作为被试样本来分析我国冰雪旅游产业升级所迫切需要解决的权重问题,并基于此建立数理模型以定性分析我国冰雪旅游产业升级的爬升路径,最后给出关键升级节点的相关路径分析。
2.1 样本特征
因考虑到本课题的纵深剖析前提需具备一定的经济学或管理学基础(经历),故在样本采样特征的覆盖上我们有所限定:即要求被试样本具备与经济学科相关的研究经历或学习过程,或具备企业管理、行政规划制定的工作性质或旅游业内人士。基于以上三部分既定样本特征的考虑,我们将样本空间限定于高校经济学科教师及社科研院究所人员、政府相关业务部室人员、相关企业中层以上人员和旅游业内人士四部分人员。因约束条件的限定,偶遇抽样(Accidental Sampling)的采样方式仅适用于小部分被试样本,绝大部分采样过程按前期预约、分层抽样(Stratified Sampling)方式进行。因此样本数据的收集难度和采集周期亦随之放大,整个样本空间共按既定数据特征选取被试200人,采集周期自2010年8月初持续至2011年1月末。其中,高校教师和社科院研究所专家样本100人,覆盖样本空间50%,折半占优。相关企业中层以上人员40人,政府相关业务部室人员30人,旅游业内从业者30人,各覆盖样本空间20%、15%和15%。可以看到,样本的学术背景和从业经历与课题研究的理论相关性和实践性紧密,抽样代表性显著。
2.2 问卷设计
问卷题目的设计主要采取专家咨询的方式析出。考虑到采样数据的统计意义和易计算性,问卷形式被设计为封闭性、单项选择式问卷,单选过程以对权重的认可程度被抽象为统计学意义。权重测度以李克特量表为设计依据,即将被试样本对政策量表的认可程度按照“很重要”、“比较重要”、“一般重要”、“不甚重要”、“很不重要”5个量级的权重指标从高到底分别以5分、4分、3分、2分、1分相应度量[5]。初始问卷共设计权重问题20道,经对问卷题目相关性检验,滤除高相关题目4道,低相关性问题1道,最终问卷共体现问题15道。具体问卷题目与量表的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按照量表数目与被试数目需满足最低限度为1:5的建议比例[6],被试案例应控制在75人以上,本案被试样本为200人,满足测试容量要求。
2.3 统计分析
我们以因子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来分析被试特征群体对于发展冰雪旅游产业这一宏观问题所倾向的对于相关政策、措施的认可权重。首先我们对样本统计矩阵做信度分析、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以判定其作因子分析的可靠性和显著性。经检验,本案量表的KMO值为0.858,介于0.8~0.9之间的建议区间[6],且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即拒绝假设,适合作因子分析。依据匹德森(Peterson)研究建议,克朗巴哈α值水平在0.6以上为研究数据可使用的最低标准[7]。本研究的克朗巴哈α值为0.868,信度值已经远远高于0.6的最低接受标准,且同时满足0.7以上的SPSS信度经验操作要求,表明本研究的数据可靠性较高。我们对量表进行主成分分析,共萃取得到三方面主要成分,且主成分对方差的总解释累计贡献率已达到88.944%,达到了良好的代表结果。与主成分萃取同步,我们点选了陡坡图(碎石图)选项,可以看到,在第三个成分点后,Slot曲线斜率趋于平坦,进一步验证了主成分萃取解释效度。
主成分萃取后,我们对比原始成份矩阵以分析Q1~Q15与主成分的分类相关。原始成份矩阵与经一次最大方差法正交转置后的成份矩阵如表2所示,其载荷主成分分类情况如表3所示。可以看到,经主成分萃取后,分析变量被抽象为政府政策扶植层面、冰雪文化衍生层面与企业技术进步层面等3方面主要相关因素。而与政府政策扶植层面相关度较高的因子1类别又占有7列量表,即合计占优46.7%。冰雪文化衍生层面和企业技术进步层面分别占优26.7%和20%。由主成分的占优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冰雪旅游产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政府在政策层面的有效支持,其推进效率可达到所有助推效能的一半比例,占主导推进地位。冰雪文化衍生层面和企业技术进步层面合计分配另外一半推进效能,占辅助推进地位。需要说明的是,Q14因素与3类主成分都成较低程度的相关性,未被剔除问卷主要是出于观测被试样本对于参与冰雪旅游产业意愿的主观考虑。但“一般重要”以上意愿的统计率仅为18%,表明了特征人群对冰雪旅游产业较低的主观参与度。
由文章的第二部分,我们得出冰雪旅游产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政府政策扶植层面、冰雪文化衍生层面和产业技术进步层面三个维度的资源支持。但这三个维度的资源发挥效能的运行规律又是怎样的呢?本部分我们将通过搭建数理层面的产业升级模型来加以解析。
我们所建立的冰雪旅游产业升级路径模型以经济产值M为最终度量目标。相应于文章第二部分主成分抽取后的结论,我们将冰雪旅游产业升级路径的定性分析维度扩展定义为政策扶植ploy维度、文化衍生旋度rot维度(本处“旋度”概念的引入主要是为体现出文化衍生、创意产业对于冰雪旅游产业在吸引外部资金、政策及其它社会资源方面的汇聚作用)、技术进步周期t维度及经济产值M维度。
由于政府制定政策具有短期持续性和阶段拉动性的作用,所以我们以阶跃函数的形式表征扶植政策对于M的拉动作用,图1中以M(p)表示。由阶跃函数的基本特性易知,M(p)具有区间常数和线性的基本性质。在不考虑政策突变及较大政策扭曲的情况下,扶植政策对于M的影响具有阶段可持续性的正向拉动的作用。如果扶植政策的助推效率显著,则在一定的时域区间内还会出现对于经济产值的指数拉动效应,但考虑到我国冰雪旅游产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总体上我们仍用阶跃函数表征。相应于占主导推进地位的扶植政策维度而言,文化衍生、概念创意产业等重点受扶植项目在对于外部资源的吸引、汇聚方面会产生显著的“负源”作用,即具有吸引外部资金资源及其它社会资源持续进入的汇聚作用[8]。
相应地,资源旋度的增加会带动资源通量流密度的增加,这是整个产业经济值得以增加的一个显著指标[9]。伴随文化创意地不断衍生、裂变,文化衍生旋度会对冰雪旅游产业的发展、扩张起到呈现指数级跳变的助推作用[10]。这一点,近年来我国冰雪旅游的持续升温及冰雪旅游产业链的双向延长就是充分的例证。我们用形如r(t)=r0e的数学形式来表征这种指数成长效果。式中,积分域内的拉米顿算子与资源流速Vt的点积结果表征为资源散度场,如果资源旋度场引发了稳定的资源散度场,则资源通量流密度可简化表征为r(t)=r0e,图1中以M(r)表示[11]。
易见,适时且优势的利导政策是引发文化衍生旋度维度内资源通量流密度指数表征的显著动因,政策维度对于文化衍生旋度维度具有先期激发作用。下一个需要考虑的维度是冰雪旅游产业内技术进步及知识溢出自身周期特性的维度。标准的技术进步周期大体同步于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即集群中后期的技术进步及知识溢出对整个产业的经济产值所产生的拉动效率最为集中,我们可以简单地用正态分布函数加以表示,其数学表征为M(t)=e/σ,以M(t)表示。图1中所绘的技术进步生命周期曲线为标准表征,并未附加政策扶植维度与文化衍生旋度维度的正向载荷影响。然而现实中,正态分布曲线的衰退期未必会以对称周期的形式出现,抑或者说,地方政府层面和企业联盟方面会不断地利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来推迟其后半周期的到来。如果产业接续及时,产业链嵌套全球产业链契合良好,则产业成长效能亦会出现阶跃提升的情况,这也正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产业升级的波峰状态。将政策扶植ploy维度、文化衍生旋度rot维度、技术进步周期t维度及经济产值M四个维度融合分析,我们即可得出理想状况下我国冰雪旅游产业集群的升级路径模型。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考虑的情况只涵盖政策触发效率良好且文化衍生及技术进步对广义资源(资金及其它社会资源)旋度构成正向激发效用的情况,基本思想是将各维度内的表征函数进行差乘并加入误差项。差乘的原因是考虑到不同维度条件的经济场的叠加可能会对政策象限造成非线性扭曲,所以在此约束了最终路径函数的方向性性质。考虑到阶跃函数具有常数和线性性质,则最终路径函数的图形表现形式主要只与M(p)及M(r)显著相关,定点值与M(t)正相关。这样,我们将四维度计算降维为三维图形表征问题。易得,最终的路径函数具有类似于圆锥螺旋线方程(圆锥螺旋线方程表征为:x=(R?et)cosωt,y=(R?et)sinωt,z=H?et。M(r)与M(t)的指数形式与x和y的表征形式相近,所不满足的平方和关系是螺旋半径。考虑到政策的指数效应,则M(p)与z可以良好替代)的表征形式。图1中以标准圆锥螺旋线表示。当然,我们考虑的情况基本上近乎理想情况,实际条件下冰雪旅游产业升级的螺旋爬升速度还要受到诸多方面的制约。
比照冰雪旅游产业三维度圆锥螺旋线升级模型,我们应用SPSS17.0对降维后的政策扶植P维度、文化衍生R维度及技术进步T维度的三维爬升模型所涉及的主成分因子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并得出其相关系数以表征助推路径,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可以看到,在0.01水平(双侧)显著相关条件下,P维度内的Q1、Q12及Q15等3个主要因子对T维度内的Q2、Q5及Q7因子指标产生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相关推进作用。这也证明了延长冰雪旅游产业链长度、加强政府对冰雪旅游相关产业在政策、资金方面的扶植力度、加强建设冰雪旅游产业研发、商洽等综合示范性平台建设三方面政策建议对冰雪旅游产业本身技术进步及知识溢出效率所起到的正向促进作用。
R维度内,Q11在0.05水平(双侧)显著相关条件下分别对T维度内的Q5因子及P维度内的Q15因子产生显著相关,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高校相关理论学科的发展对于冰雪旅游产业国际化运营及示范性平台建设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需要额外说明的一点是,文化衍生R维度内,相关的因子载荷产生了较大程度且多于其它两个维度内的自相关,这也在客观层面上验证了冰雪旅游产业的实际运营操作落后于理论(文化)研究的发展现状。其它相关路径系数如图2所示,统计结果所表征的其它现实意义在此不再赘述。
本文结合我国冰雪旅游产业的发展现状,以统计权重为基础,定性层面上构建了我国冰雪旅游产业发展的圆锥螺旋线升级模型,限定约束条件下对200名被试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取得了以下研究结论:
①我国的冰雪旅游产业仍处在发展初期,冰雪旅游市场也正处于成长初期,相关的产业制度建设及行业运行准则仍需进一步规范。延长冰雪旅游产业链的有效长度以促进其产业技术进步及知识溢出效率是整个产业得以发展升级的关键指标。
②我国冰雪旅游产业的整体升级主要受制约于政府优势政策的引导、资金及其它社会资源有效支持。与此同时,文化衍生及高校相关理论学科的发展也在客观上辅助促进了冰雪旅游产业的技术进步。
③我国冰雪旅游产业的升级路径具有类似圆锥螺旋线的爬升性质,其爬升效率主要取决于周期性的扶植政策补给及文化衍生旋度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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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所以,经济发展涉及的内容超过了单纯的经济增长,比经济增长更为广泛。就当代经济而言,发展的含义相当丰富复杂。发展总是与发达、与工业化、与现代化、与增长之间交替使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美日劳动力素质升级与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美日劳动力素质升级与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启示全文如下:
摘要:面对中国的劳动力素质的快速提升,需要研究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才能更好地与之相匹配,或者说政府与社会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调整才能更好地利用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为此,考查当美国和日本达到与中国劳动力素质提升水平相当的特定阶段时,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发现美国和日本都具备人力资本快速积累、重视工业技术、政府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或制定产业政策等手段促进经济发展、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且工资上涨等特点。这些特点,有一些是中国已经具备的,有一些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借鉴和指引意义。
关键词:劳动力素质;人口红利;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产业结构;产业升级。
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奠定了良好的人力资本基础。面对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日益提高,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当劳动力素质提高到某个特定阶段时,会为社会经济带来什么样具体的影响?
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才能更好地与之相匹配?或者说政府与社会需要作出什么样的调整才能更好地利用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为此,本文考查了当美国和日本达到与中国劳动力素质提升水平相当的特定阶段时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希望能够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一些启示。
本文以第 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中国劳动力素质未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情景分析,推算了 2010—2030年中国劳动力素质发展的情况①,发现 2010年中国 25岁及以上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5年,接近于美国 1945年的水平,约相当于日本 1968年的水平;到 2020年,中国的这一指标为 93,大约与美国 1951年的水平、日本 1975年的水平相当;到 2030年,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2年,大约与美国 1965年的水平、日本 1983年的水平相当。因此,本文重点考查了美国和日本在上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并归纳出其主要特点,希望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引。
考察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194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1)出现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2)工业技术研究得到快速发展;(3)开始建立社会保障网;(4)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工资快速上涨。在 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达到了高峰。到了 196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1)联邦政府的管理和社会保障都得到了加强;(2)大学的研究地位进一步提升;(3)研究和工艺创新对工业的作用更加突显;(4)制造业出现分散化趋势,郊区化进程加快。美国经济社会的这些特点,有一些是中国正在经历的,有一些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借鉴和指引意义。
(一)194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1人力资本加速积累。
进入 20世纪后,美国的人力资本都处于加速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可以划分为 2个阶段:1910—1940年由于接受中等教育的人口大幅增加,初步提升了劳动力素质,是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高潮。第二个阶段始于 1970年,是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大幅增加,进一步大大提升了劳动力素质,是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二个高潮。
(1)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高潮。20世纪初,美国人开始意识到技术的重要性,认为国家的财富同时也体现在它的人民身上,只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才有可能掌握和应用新技术。1910—1940年,美国中等教育开始加速发展,中等教育入学率快速增长,高中的学校数量以及规模都大幅提高。这段时期,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数开始激增。1870年,美国 17岁及以上的人口中每 100人中仅有 2人为高中毕业,1940年则达到了 508人。从 每 10年 的 增 长 速 度 来 看,1910—1920年为初步加速阶段,增长了 8%;1920—1030年的增长速度仍然不断提高,10年间增长了 122%;1930—1940年达到了发展速度的顶峰,10年 间 增 长 了 215% (SnyderT D,1993)[1]。到1940年,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中接受过中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295%①。正是由于高中教育的发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快速增长,在 1886—1890年和 1926—1930年这两个阶段的人群中,男性平均在校学习时间由 756年上升至 1146年(EngermanSL,GalfmanRE,2008)[2]15,使得美国的人力资本迅速增长,出现了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高潮。中等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的进步对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幅增长贡献巨大。中学教育普及能够解释 40~44岁的男性 1930—1970年总教育进步的 70%。
与此同时,美国高等教育也有一定的发展。大学教育在 19世纪末的美国仍然比较稀罕。1869—1870年,美国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仅有 1人,1879—1880年增加到 54人,1889—1890年也还不到 150人(SnyderTD,1993)[1]。1910年,美国 23岁的居民中只有 2%获得学士学位(或同等的专业资格学位)(EngermanSL,GalfmanRE,2008)[2]。在中等教育发展加速之后,美国的高等教育也逐渐发展起来,主要是在 1929年之后。从事高等教育的机构从 20世纪 30年代开始增加明显,从1870年的563家增加到1930年的1409家(见图 1)。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也出现较大增长:1929—1930年,获得本科学士学位的人数达 122万人,是 1870年的 13倍;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数达 15万人,是 1880年的 17倍;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为 2299人,是 1880年的 43倍(见图 2)。
(2)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二个高潮。美国人力资本加速积累的第二个高潮始于 1970年,这与二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相对应。出生于婴儿潮时期的大量人口进入大学,研究生教育得到了巨大发展。1970年,博士学位获得者急增至约3万人,是 1940年的 9倍;硕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达到了约 21万人,是 1940年的 8倍;学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达到约 79万人,是 1940年的 4倍(见图 2)。由于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大幅增加,美国的人力资本积累也随之出现大幅增长。1970年,在 25岁及以上的人口中受到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的约有 232万,占同龄总人口的比重达21%;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中位数从 1940年的86年增加到 1970年的 122年(见图 3)。
2工业技术研究快速发展。
美国 20世纪 40年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工业技术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美国工业的竞争优势。
(1)政策组合对工业研究的促进。工业研究的发展是美国在 20世纪早期制造业重建计划的重要内容。20世纪初期,美国许多大型公司内部都建立起工业研究机构,它们既重视新技术的发明,同时也很关注来自公司外部的技术研究成果。
工业研究兴起得益于美国一系列政策的组合。
首先,20世纪早期出台的反托拉斯政策对工业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虽然这些政策的本意并非主要在此。反托拉斯政策反对公司横向兼并,反对大型公司对单个产业的控制,从而迫使大企业只能向其他产业延伸进行多元化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重视工业的研究,或者是进行自主的工艺创新、或者是通过向外购买新技术才能获得优势。例如,柯达公司、杜邦公司等都采用了这样的发展模式。因此,1921—1946年间,美国从事研究开发职业的人数有了较大的增长。
其次,美国在 20世纪早期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管理,提升了专利局的地位,增加了专利检查的人数;修改了专利权法,扩大了专利保护的范围,同时对专利权的有效期进行了限制。这些措施成为促进企业加强工业研究的动力:一方面,企业能够放心地进行技术创新研究而不用担心其成果会被其他企业盗用从而减少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企业必须持续地进行技术研究以应对关键专利到期后产生的竞争。
(2)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的联系加强。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工业研究得到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助力。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这主要是得益于以下 2方面因素的作用:
一方面,由于州政府加大了对大学等研究机构的支持力度,使得公立大学愿意加强与工业组织之间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联系,为本地区创造经济利益。20世纪 30年代,州政府对大学的研究资助超过了联邦政府,这与二战后的情况有较大区别。这也使得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能够得到快速扩张,而教育活动的扩张也使得大学研究与工业研究的联系更为密切。在 1940年以前,就有许多美国的大学成立研究中心来跟踪工业实验室的技术发展。
另一方面,大型工业企业也开始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资助,使得高等教育机构更注意工业企业的研究需求并开展与其相吻合的研究。例如,杜邦公司在 20世纪 20~30年代向美国多所大学的学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资助,相应地也得到了这些大学对其研究的帮助和建议。20世纪初,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电话电报公司等多家公司开始为麻省理工学院提供长期的资助,该学院在1913成立了电子工程研究专业,对美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另外,与欧洲相比,美国高等教育的课程设计和研究项目也更贴近工业和商业实践的需要。
可以说,正是由于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的联系得到了加强,才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工业技术研究的能力。
3开始建立社会保障网。
作为经济大萧条后政府的应对政策,为了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美国从 20世纪 30年代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34年,罗斯福政府成立了经济保险委员会,1935年提出《社会保险法令》,经 1939年和后来的修正案后提出推行失业保险、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并最终在 1942年正式实行,开始支付退休金。
罗斯福政府所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分为 3大方面:一是失业保险,保险金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资,并强制要求企业交纳失业保险税。二是养老保险,要求除了政府、教育等机构外,收入在 6000美元以下的雇员都必须参加,资金由雇员和雇主双方共同支付,年满 65周岁的居民就可以领取社会养老金。三是失业救济、医疗补助、住宅保险、教育保险以及特别针对黑人和退役军人的教育支持等社会福利。罗斯福政府所建立的社会保障网不仅对促进美国尽快走出经济衰退、缓解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美国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重大。
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对其自身而言意义重大。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但仍然可以从美国的社会保障建设中吸取经验:
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支撑。因为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投资来完成,而是需要投资与最终消费的相互均衡促进。如果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大部分居民的消费便会由于预防动机、收入增长相对较慢或失业带来的收入停滞而受到较大限制,并最终制约经济的发展而只能通过危机的形式来寻找解决。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发展后,目前所面临的社会保障建设形势更为严峻,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医疗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等问题都亟待解决。美国在 20世纪 4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开始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给予中国的启示并不是如何建设这一体系,而是应该提高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视程度。
4工人权利得到提升,工资快速上涨。
20世纪 30~40年代,美国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一系列政策的促进和工人运动的努力使劳动者的工资得到提高,劳动工时缩短。为了促进美国尽快走出大萧条,罗斯福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其中特别引人关注的一项是1933年通过的《工业复兴法》。在该法案中,首次要求雇员与雇主一起就劳动时间、工资等问题进行协商,加强了雇佣合同对雇主的约束,并要求减少工人的劳动时间。同时,该法案还允许工资急速上涨。《工业复兴法》通过制度化的形式提高了美国工人的权利,促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关注自身的权利并通过罢工和组织工会等形式来维护权利。在这种背景下,1935年美国又颁布了《国家劳工关系法》,提高了工会的地位并将集体谈判放在了中心地位。1938年,美国又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对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水平和劳动时间进行了规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工人的工资出现了较快增长。以制造业工人的收入为例,1900—1929年平均每年增长了 143%,而 1948—1973年平均每年增长了 235%。以制造业雇员的平均周总收入为例,美国工人在 20世纪 40年代初至 50年代初期的工资增长是非常快的,尤其是 1941—1944年,年增长率都达到了 17%以上(见表 1)。工资的提高最终促使美国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
美国工人权利的提升和工资的提高,一方面当然与工人运动有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美国社会普遍认识到,人数巨大的劳动者群体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提高美国的消费能力、实现美国的经济繁荣,过大的收入差距会扩大社会消费水平与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导致爆发经济危机。这一点,即便对现在的中国也很有警示意义。
(二)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在 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达到了高峰,直到 20世纪 90年代才出现衰退的趋势。在美国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条件下,以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为代表的制造业产品却仍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稳定的出口增长。有研究表明,这种竞争力的来源主要在于从人均水平来看,美国在对劳动力技能和知识的教育培训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教育经费投入和入学率都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在 20世纪中期以前,美国在小学、中学、技术学校和大学等领域的教育质量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 1960年,美国成年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也依然比西北欧国家的高(DenisonE,1967)[28]。人均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是美国获得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的最重要基础。这种比较优势在 20世纪 80年代出现下降趋势,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美国教育质量的下降。美国 1980年的教育水平比 1967年下滑了 125个年级(BishopJH,1989),因而对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196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1联邦政府管理和社会保障的加强。
到 20世纪 60年代,美国更加注重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肯尼迪政府(1961—1963)希望通过进一步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为老年人口提供医疗救助、增加对内陆城市的支持、增加教育投资等。虽然许多提议在当时未得到通过,但却在下一届政府执政时期得到 实 现。约 翰 逊 政 府 (1963—1969)提出要建设“大社会”(greatsociety),让更多的居民分享美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政府成功实施了许多新项目,如医疗救助、给贫民发放食物券以及各种各样的教育倡议(如为高中生和大学生提供补助等)。
这些项目也使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幅增长。例如,医疗保险的财政支出从 1966年的 10万美元不断快速增长,1970年就达到 620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也从 007% 增长到314%。1980年,医疗保险的支出增加至 321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543%。除了医疗保险外,美国其他的社会保障支出也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快速增加。1950年,美国社会保障支出仅80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仅为 188%。到1960年,社会保障支出已达到 116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上升至 1258%;1970年,该项支出达 303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 1549%(见图 4)。由于各项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美国的财政赤字再次出现并不断扩大,从 1960年的结余 30万美元,变成 1970年的赤字 280万美元,1980年则进一步上升至 738万美元(见图 5)。财政赤字的扩大也说明联邦政府的干预在不断加强。
2大学的研究地位进一步提升。
20世纪 60年代,联邦政府管理的加强还体现在对美国大学的作用与影响上,促使美国大学的研究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一方面,联邦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大幅度增长,大学的研究经费巨幅激增。1935—1936年,大学研究经费仅有约 5亿美元,1960年则超过了 24亿美元,从而支持了许多项目的研究,使美国的主要大学成为世界性的研究中心,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美国大学公共经费的来源结构在 20世纪 60年代出现了较大改变。不同于 20世纪 40年代以州政府为主的经费来源结构,战后联邦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大幅增加,成为大学公共经费的最主要来源。联邦政府的投入增加,使企业对大学的研究资助相对下降。
1953年,美国大学的研究经费中有 11%来自私人企业,1960年则只有 55%。
另一方面,联邦政府还通过其他手段来促进大学研究的发展。例如,要求学校加强研究与教学之间的结合,提高对研究的重视程度。在欧洲和日本,很多研究是由大学以外的研究机构来完成的,而在美国许多项目的研究都在大学中开展。
3、研究和工艺创新对工业的作用更加突显。
20世纪 60年代,美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得到极大加强,对工业的作用更加明显,使美国的许多产业如商用机器、计算机、飞机、化工产品、医药制造等获得了以技术和创新为基础的强大竞争力。
该阶段美国科学技术研究和创新的加强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第一,美国大学的研究能力已经非常突出。作为综合性的研究研究机构,加之美国大学一贯注重与企业的实践相结合的特点,使美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十分注重创新性。第二,美国的大型企业开始重视基础研究,加强了原有工业实验室的基础研究,强化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许多著名的大型企业,如美国无线电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贝尔实验室等都建立起了大学式的研究体系。这使美国企业的创新变得更为容易。
除了研究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外,工艺创新(processinnovation)在这个阶段也显得十分重要。如杜邦公司、默克制药等企业都是通过工艺创新获得了产品上的新突破,为企业带来了巨额利润和强大的竞争优势。
在这个阶段,研究与工艺创新的相互结合对美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科学技术方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高了美国工业的生产力并促进了经济的扩张,而工艺创新则使得对经济规模的追求成为动态的长期过程[2]。
4、制造业出现分散化趋势,郊区化进程加快。
19世纪末 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美国由于制造业的集聚而形成了许多大都市。然而,到了 20世纪 30~40年代,随着城市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以及交通技术的进步,制造业开始出现在都市周边地带分散化发展的趋势。例如,由于飞机制造公司在洛杉矶的集中,吸引了大量的辅助性企业在洛杉矶县投资设厂。另外,还有船舶公司在郊区里士满设立的造船厂等。此后,制造业在大都市郊区分散的趋势不断加快。1940年,美国的郊区工业园区只有 35个,到了 20世纪70年 代 初,则 达 到 了 2500多 个。(孙 群 郎,2005)[4]45。
随着工业迁移,郊区的就业人数快速增加。
1947—1972年,人口超过 100万的都市地区流失了 88万个制造业岗位,与此同时,其郊区则增加了 250万个岗位。1958—1967年,大都市区的就业年增长率为 18%,中心城区仅为 07%,而郊区的增长率却高达31%(BirchDL,1975)[5]。
早在 1963年,在中等规模的标准都市统计地区(SMSAs)中,超过一半的制造业与零售业就业是位于郊区的[2]26。制造业的分散也带来了郊区人口的快速增长,郊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幅超过了中心城区和大都市。1940—1950年,郊区的人口增长率达 347%,比中心城区高出 208%,比大都市高出 129%。1950—1960年,郊区的人口增长率达 486%,比中心城区高出 379%,比大都市高出 222%。
美国工业分散和郊区化进程加快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都市的土地等各种资源总是有限的,当工业集中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土地价格快速上涨、城市越来越拥挤等因素的影响,集中所产生的成本就会高于集聚带来的收益,制造业就会向大城市的周边郊区地带分散。第二,由于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大发展,有效地缩短了郊区与大都市之间的距离,减少了生产和生活外迁的成本。二战后,美国对公路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1944年,联邦政府开始资助城市道路的建设。在此带动下,各州政府也大力扶持公路的建设,使美国的公路里程迅速增长,从 1930年的69万英里增加到 1960年的 256万英里。联邦、州和地方三级公路交错纵横,大量的环城公路和辐射公路改善了城郊间的交通状况。第三,郊区的住房价格相对便宜,而且美国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居民在郊区置业,越来越多的居民趋向于在郊区定居。例如,通过设置住房抵押贷款的条件等鼓励居民在郊区购买住房。由于政府的鼓励,1950—1970年大都市新增住宅 2100万套,只有约 33%位于中心城区,余下将近 1400万套都建设在郊区①。
根据劳动力的平均素质水平来看,中国从现在到 2030年这一阶段,基本对应于日本 1968—1983年的阶段。这一阶段对日本经济而言意义重大,是日本在二战后进入高速增长并随之进入稳定增长的时期。日本在 20世纪 60年代至 70年代初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进入 20世纪 70年代后,由于石油危机和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经历了短暂的经济下滑,随后又再次迅速恢复稳定增长,甚至在 1981—198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所受影响也不大。这与日本采取一系列措施后形成的产业升级和企业、劳动力素质提升是密不可分的。
1人力资本加速积累,职业培训作用巨大。
20世纪 6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是日本的人力资本高速积累的阶段。从 20世纪 50年代至70年代,在日本的新增劳动力中仅中学毕业的人数持续大幅度减少,从 1955年的 63万人下降至1975年的 6万人,中学毕业生占新增就业人口的比例也从 600%下降至仅 61%。取而代之的是高中毕业生和大学及以上毕业生的持续增长。高中毕业生从 1955年的 33万人增加至 1970年的80万人,占新增劳动力的比例也从 314%上升至620%。1970年,高中毕业生在就业总人口中的比例达到了顶峰。大学及以上毕业生从 1955年的 9万人持续增长至 1975年的 35万人,其在新增劳动力中的比例也从 86%提升至 354%。观察各个阶段的增长速度,可以发现大学教育效果提升最快的阶段是在 20世纪 70年代,1955—1960年,大学毕业生占新增劳动力的比例仅提高了 05%,而 1965—1970年 则 提 高 了 96%,1970—1975年更是提高了 137%。因此,20世纪 70年代是日本劳动力学历加速提高的阶段(见表 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出现了劳动力快速高学历化的现象,但其国内有研究认为,学校教育本身并未对提高实际劳动生产率有较大促进作用,而是在甄别人才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安场保吉、猪木武德,1997)[6]12。而此前的研究普遍认为,日本的职业培训对提升生产率的作用更明显。
日本的职业培训具有较扎实的法律基础。日本政府曾多次制定和修改法律来保证劳动者能够得到较好的职业培训。日本早在 20世纪 40年代就通过《劳动基本法》、《职业安定法》等法律保证劳动者获得职业培训的权利,并规定了失业人员必须通过职业培训才能再就业。20世纪 50年代,日本又制定了《技能养成规定》和《职业训练法》,对公共职业训练和民间企业的职业培训都作出了规定。20世纪 60年代,日本在劳动省下设立职业能力开发局,对职业培训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
日本的职业培训体系包括专门的职业培训机构、企业内部的在岗培训等方式。日本从 20世纪 50年代起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包括多种培训机构在内的多层次的职业培训体系。日本的培训机构大致可以根据管理部门的不同划分为 3大类:
第一类是由各个都、道、府、县等各级政府设置的职业培训机构,一般是对求职者进行基础的技能训练。第二类是由雇佣事业促进团直接管理的职业培训机构,包括针对各培训所培训师的中央培训大学,针对高级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的职业培训短期大学,针对初中毕业生的综合高等职业训练学校,针对在职劳动者的以短期培训为主的技术开发中心。
培训机构主要是对劳动者进行脱岗培训,除此以外,日本的大型企业通常会对劳动者实施根据具体岗位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在岗培训方式(ontheJobtraining)。一般来说,当企业招聘了大学毕业生作为新员工之后,由学校教育产生的大学毕业生与企业自身需要的员工之间不会存在完全的技能吻合,两者之间的差距需要通过企业的在岗培训来消除。企业中会有指定的上级或者老员工对新员工在工作现场中进行有计划的、持续性的指导,从而使新员工能够快速掌握工作中所需要的技能,缩短变成一名熟练员工的时间。
日本的在岗培训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而是会持续好几年,同时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设计、实施、检查等各个环节都有监督。在岗培训实质上是由企业承担了对大学毕业生进行培训的成本,从而解决了由学校教育出来的毕业生不能完全满足企业需求的问题。当然,日本企业能够普遍推广在岗培训,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其雇佣方式以终生雇佣制为主,企业不用担心培养的员工会大量流失从而无法弥补培训成本。
2、走上技术立国之路。
(1)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日本一直非常重视科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 20世纪 50年代,日本的科技水平与美欧相比还比较落后,这一阶段日本主要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来实现追赶。美国对日本的支持使得日本在技术引进方面获得了很多便利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日本非常注意让各大企业都有接近外国技术的均等的机会,从而在企业间形成良好的竞争。另外,日本在技术引进阶段还有一个特点,即主要依靠购买技术本身(如购买专利使用权等)而不是通过购买机器来实现技术的引进(冯昭奎,1996)[7],从而能够对技术有更好的掌握。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日本只使用了很短的时间和相对较低的成本就缩短了与欧美的技术差距。1949—1970年,日本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成本只有 57亿美元,而这些技术在原产国的研发费用则高达 1800~2000亿美元,而且研究时间至少为日本引进消化时间的5倍(李健民,2009)[8]。
在技术引进的同时,日本不仅重视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同时还强调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开发的结合,对引进的技术不断进行改良和提高,形成自己的特色技术。例如,在钢铁产业中,日本就从美国、苏联、德国等多个国家同时引进不同的先进技术并对之进行融会贯通,从而开发出新的技术并超过了原技术引进国的水平。
到 20世纪 80年代,日本的科技水平与欧美日益接近,而且由于日本与欧美国家的经济摩擦日益增加,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难度增加了,因此,日本在这一阶段更加强调培养科技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1980年日本通产省发布的《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提出,要走“技术立国”之路。日本开始从以技术引进和模仿为主转向技术的独立研发。在这种背景下,日本首先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其研究费总额在 20世纪 70年代超过欧洲各国,1984年超过苏联,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翟薇,2012)[9]。1980年,日本的研究经费投入增长至少46838亿日元,是1960年的254倍,研究经费投入占 GNP的比重接近 2%(许艳华,2011)[10]。
(2)政府及其所属研究机构的推进作用。在技术创新和研究上,日本政府及其所属的研究机构也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通产省在 1965年设立了“大型工业技术研究开发制度”,由政府承担全部经费,由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来承担和推动产业构造的高度化,强化国际竞争力,合理开发天然资源,防止工业公害,紧急且必要的先导型、扩散型大型工业技术等方面的研究。1981年,通产省又设立了“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也是由政府承担全部经费,由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来承担和推动“对 10年后产业发展必要的、涉及效果大、应用范围广的基础性技术”的研究以及包括“新材料、生物技术、新技能因子”等领域的研究(刘海波,1997)[11]。另外,政府的研究开发机构还承担了大量基础性的研究,包括新技术的理论研究、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前提、产业的基础性和共用性技术开发、产业的技术计量标准等。
3、政府积极参与对产业发展和升级的引导。
在日本的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起到了积极引导和多方面大力扶持的作用。在日本的历次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都非常明确,这也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日本政府一般是每 10年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和相应的产业政策进行一次调整。
在 20世纪 60年代,日本的产业政策主要服务于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缩小与欧美的经济差距。
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主要集中在重化学工业化上,如钢铁、炼油、石化、机械、电力、煤炭等,主导产业的特征是以出口为导向且具有技术先导地位。这一阶段日本颁布了《企业合理化促进法》、《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等产业扶持政策,以此为基础推进了机械工业的专业化、批量化生产。
在这个阶段,通产省通过“行政指导”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合并,以此实现企业规模的扩大。
20世纪 70年代,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开始显现,政府与民众都越来越关注能源、工业公害等问题,而且,由于石油危机带来的冲击,节能和新能源的开发被纳入日程。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导便转向了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转变。1971年的《7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提出要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1976年的《产业结构长期构想》也明确提出降低重工业的增速、提升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速度。这一阶段,日本选择了电子计算机、产业机器人、通信机械、集成电路等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作为重点扶持发展产业。20世纪 70年代是日本产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从 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制定了多项意在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例如,1971年颁布了《特定电子工业及特定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并随后制定了“新能源技术研究开发计划(日光计划)”、“医疗福利机械技术研究开发制度”、“省能技术研究开发计划(月光计划)”等一系列产业技术政策,以促进日本的产业向技术高端推进。
20世纪 80年代,日本提出了“科技立国”的目标,把发展独创性的科学技术提升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了技术的自主开发上,强调加快发展包括电子、生物工程、产业机器人、新材料等在内的高技术产业。《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和《产业结构长期设想》还特别提出要从资源和能源密集型的产业向省能型产业转变。同时,日本政府还制定了“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重要地区技术研究开发制度”、“官民合作共同研究制度”、“完善新能源与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的研究开发体制”、“国际共同研究合作制度”
等一系列的产业技术政策。为了实现产业结构向高尖技术的转移,日本政府还针对受扶持的高技术产业实行税收优惠制度和特别折旧制度,并要求日本的金融机构向基础产业和高新产业提供重点贷款,如日本开发银行为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化开发和完善加强研究设施的民间企业提供 15年以内的长期低息贷款。
4、工人经济斗争的加强。
二战后,日本的工人运动主要是经济斗争,以“春季斗争”为表现形式,兴起于 20世纪 50年代。“春季斗争”是指全日本各行业的工会联合起来,在每年的 2月份或者 3月份进行要求提高新年度工资水平的工人运动。进入 20世纪 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日本的工人对于提高工资也有了更高的要求。1963年,“春斗委员会”提出日本工人也要享有与欧洲相同的工资水平的目标,并通过罢工的形式要求工资增长必须以上一年的实际工资作为基础。至此,不断蓬勃发展的工人经济斗争得到了加强,至1972年参加“春季斗争”的工人超过了 900万人。
“春季斗争”给日本工人带来的经济收益是巨大的。1964—1975年,“春季斗争”使工人的名义工资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率,即便是从实际工资的增长来看,20世纪 6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初期也大多数都在 8%左右,1972年还达到了 11%(见表 3)[12]。工人经济斗争强化的客观结果是导致了大部分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从而使消费需求一直保持一个较为旺盛的状态,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结合上文分析可以看到,在与中国当前劳动力素质水平相当的阶段,美国和日本都出现了工人权利的提升和劳动报酬增加的情况,这对中国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目前,中国也面临着劳动力成本提升的问题。问题的本质在于,当劳动力素质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之后,劳动力价值也必然相应地提高。这个阶段正是美国与日本经济增长较快的阶段,其中劳动力收入提高带来消费需求增加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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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机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离不开政策干预,但更离不开市场机制和市场性金融活动,因此国家出台一定的产业政策以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必然要通过引导金融发展而实现。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通过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两种形式实现,其中的作用机理和效率也存在差异。比如,间接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合理化中,其重点在于实现动态的存量转换及增量发展。通过间接金融体系,国家可以实现金融资源的二次配置,对产业进行不同层次的筛选,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体系。经过类型和比例上的筛选,产业结构才能区域合理,此时要进一步地实现产业群的增量发展,这就需要国家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支持,利用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进行货币创造,促进产业的快速发展。再比如,直接金融也能够支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它主要以资本市场为武器,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合理化的目标。一是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从而支持产业结构合理化,增强优质企业的资金实力,从而获取持续的经营能力,相应弱化劣质产业的资金浪费,实现市场上的优胜劣汰。同时,资本市场进行资金募集往往能够分散风险,这是处于初创期的优质产业所需要的。二是资本市场具有一定的信息披露能力,可以引导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这主要是指信息披露制度能够具体分析企业的收益,使得投资者更能获取产业的信息。三是资本市场上的并购行为也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尤其通过股份制流通,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能够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效率。
其次,金融支持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机理。一般而言,产业结构合理化内在包含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含义。这是因为,产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必然面临着提高效率的要求,使得产业的发展需要由资源推动过渡到创新驱动上去,这离不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以实现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状态的转换。同时,金融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支持一般具有间接性,能够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通过产品创新、工艺流程创新到技术创新,能够改善产业的技术结构从而提高技术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实现高级化。另外,现代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科学技术,产业层面的产业结构升级更是需要技术创新活动,这就使得金融支持的地位更加凸显。其内在实现机制是:金融资源通过初次配置能够实现产业的选择,通过二次配置则能够实现产业的合理化,通过这两次配置过程,金融支持产业高级化的路径就是在前两次配置的基础上进行三次优化配置,提升产业的技术效率进而实现产业高级化目标的实现。具体而言,银行信贷、资本市场两种路径扮演了主要的支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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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是农业大省和国家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至今仍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三农”问题是全省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农村金融又是当前农村工作面临的突出难题之一,积极探索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有效办法,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但湖北省作为中西部的结合地带,同浙江等沿海地带相比民间金融的发展规模,发展速度都要逊色很多,民间金融对湖北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小。本文通过对湖北省民间金融发展的现状,湖北省民间金融的优劣和劣势进行分析,基于湖北省农村特点,湖北地域特色提出相关建议。旨在能探求出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的途径,为湖北农村发展提供更有利的金融支持。
湖北省民间金融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诚信体系,农户信任度不高。从民间金融市场卖方的角度,诚信体系主要指登记产品出售方认证状况和信用登记的信用平台,使得信用申请人在交易中能够查询卖方的资信状况。从买方的角度,应该在湖北省农村地区建立个人征信系统,为农户普遍建立信用档案,信用档案不仅包括正规金融的交易而且包括民间金融。这将提高农户信用意识,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加大对“三农”信贷投入,支持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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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通过分析和阐述融资担保模式与渔业金融发展的情况,提出并分析了融资担保体系建设的沿革与现状、主要特点以及与银行融资、民间融资的区别;国家和地方渔业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融资担保解决渔业金融发展困境的作用机理。分析了其在海洋渔业经济领域在实践中取得的效果和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大连市建设渔业金融担保体系的建议和措施。
关键词:融资担保;海洋渔业;问题;对策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型的关键时期,作为资金投入型产业,现代渔业经济建设对金融有着强烈的需求,但是由于有着高风险、长周期、抵押资产不为银行认可等问题,使得现代渔业经济与金融体系难以融合,存在金融歧视和金融回避的客观现象,严重制约了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如何将融资担保模式与我国海洋渔业经济发展问题联系起来,是现阶段面临的一个紧迫的任务。
国内对于渔业金融担保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阶段,但是对于渔业金融和农业金融担保问题的研究还是较为可观的。对于构建渔业金融体系,建立渔业金融担保制度这一问题,还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因此,对于我国未来的渔业金融担保制度的建立而言,还要做很多,还应该学习很多。
原国家经贸委于1999年6月下发了《关于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的指导意见》(国经贸中小企[1999]540号),试点工作在镇江、深圳和北京率先展开,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开始启动。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增长,担保行业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截至2011年末,全国融资性担保行业共有法人机构8 400余家,在保金额总计19 120亿元,较2010年增长39%。
中国的渔业在世界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水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2010年水产品总产量5 373万吨,渔业产值6 422亿。从2002年到2012年,我国渔业经济持续发展,年均保持10%的增长速度。计划在2015年,实现渔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目前,为我国渔业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有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正规金融机构包括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合作性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及近年来快速发展起来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非正规金融机构又称为民间金融,其表现形式多样,主要形式包括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典当等。现代渔业作为现代农业的组成部分,其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然而目前我国农业资金市场的供需矛盾仍很突出,国家对农业投入不足和农村金融扶持政策的缺失,严重制约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
根据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全市实现海洋经济总产值2 652亿元、海洋经济增加值1 157.5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3.4%和14.03%;实现渔业产值415.5亿元、渔业经济总产值837.7亿元,分别增长13%和12.7%;完成水产品出口额19.7亿美元,增长4.6%;渔民人均收入2.4万元,增长14.3%。根据大连市金融发展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全市金融机构涉农地区营业网点共1 300余个,创新推出了专门服务“三农”的“惠农卡”等农村金融服务产品60余个。截至2013年末,当年新增涉农贷款余额278亿元,比上年多增13亿元;全市银行机构涉农贷款余额1 576亿元,比年初增长21%,高于全市各项贷款余额增幅10个百分点。在涉农地区,全市已设立8家村镇银行和1家金融贷款公司,设立了45家小额贷款公司、60家融资担保公司。
虽然我国《担保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对抵押担保做了规定,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还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特别是某些权利的抵押问题。就土地经营权抵押而言,现阶段主要存在土地经营权证问题、土地经营权的价值评估问题、土地经营权的抵押登记问题、土地经营权的变现难问题、风险管理及农业保险问题、农户对土地经营权抵押的接受与参与问题;就与渔业相关的的权利而言,以水资源使用权、渔业权、采矿权、狩猎权等为标的的权利抵押没有明确规定,存在立法不完善、环境资源物权抵押标的范围狭窄问题;就渔业方面而言,存在海域使用权抵押立法不完善、价值评估难度大、应对风险无对策等问题。
就动产质押而言,动产质押标的物的价值易被高估、意外风险较高、变现市场风险较大,并且法律规定之间存在瑕疵、动产质押标的物选择会出现瑕疵等。就权利质押而言,因权利的不同存在着“未来的应收账款”的效力是否应全部等同于“现有的应收账款”、应收账款是否应包含“不动产收费权”、“应收账款收益”是否应包含在直言权力担保范围之内等问题。对于股权质押,债券的实现存在现实风险,非上市公司股权托管率低成为限制担保因素,机构建设不足导致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存在障碍,企业和投资机构对股权质押存在认识上的不足。对于知识产权质押,存在知识产权的价值难以确定、涉及法律问题复杂、变现能力差等问题。
在接受保证人提供的保证时,债权人应当承担验证保证人身份、审查保证人的责任能力、明确保证责任的具体内容等问题的风险责任,而作为保证人在提供保证时,也应当承担确保自己利益不受损失的风险。村委会是一种群众性自治组织,其本身既不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也不享受国家财政拨款,但实践中往往又受上级政府的委托并代表这些机关从事具有管理国家事务性质的行为时又具有了准行政性质,这使得村委会是否可以作为担保人出现了矛盾。
信用担保机构在提供保证时,面临着出资不实风险、资产流动性风险、反担保落空风险和专业担保人才不足或者经验缺乏带来的风险、担保机构自身的风险控制不完善带来的风险。
借鉴国内外专业化投融资平台模式,整合现有资源,以大连海洋经济为主导的县区、园区为依托,采取新建或挂靠托管方式,政府投入引导资金,吸引民营资本(渔业领域“龙头企业”)加入,组建大连海洋渔业融资担保公司;积极争取国家开发银行的政策“软贷款”,组建集合金融、评估、海洋、法律等专业人力资源团队;配套出台扶持渔业融资担保发展的优惠补贴政策,不断开发海洋融资担保创新业务品种。
应根据国家有关的法规,从大连市海域使用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合理构建海域使用权流转平台,配合辽宁省海域使用权市场化工作,构建省、市二级流转市场,探索完善海域使用权的评价、交易、转让、抵押等流程,服务大连海洋经济发展。
初期可从“渔业小贷公司”、“渔业村镇银行”入手,能够将独立于企业内的资金流转服务于行业内的企业间流转,进而实现行业外的资金进入行业内,服务于行业内的优质企业。进而增强资本实力、培育海洋金融人才、整合机构配置,争取国家优惠政策和专项资金支持,探索发展路径,时机成熟时成立大连海洋渔业银行。
大连市应借鉴外地的先进经验,积极推进海洋投资基金的筹备工作,完善配套法规,积极吸引国内外战略投资者,与省、市二级区域股权交易市场紧密合作,探索资本进入、风险管理、资本退出机制,支持海洋渔业企业在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上市融资及在股权代办转让系统挂牌交易,支持海洋渔业企业发行集合债券和集合票据,引导各类资本投向大连海洋经济产业。
大连市应根据国家有关部委文件要求、结合大连市海洋经济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大连海洋科技金融”体系,围绕提高海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培育一批国家海洋产业的领军企业,探索海洋资源与金融资源对接的新机制,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自主创新、解决海洋企业融资难问题,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为海洋经济发展壮大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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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指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存款的存入和提取,汇兑的往来等经济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林业金融长效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近年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持续深入推进,极大地调动了金融介入林业产业发展的积极性,林业金融呈快速发展势头,林业产业获得的信贷支持不断加大,为林权改革的持续推进提供了支撑。但是,由于当前林木资源评估难、林权抵押贷款手续繁成本高、林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缺位等问题的客观存在,制约了林业金融长效发展。要突破上述瓶颈制约,进一步加快改革创新步伐,以创新求发展。
(一)林业评估市场发展仍较滞后。现有的林业评估机构直接隶属各地林业管理部门,同时又是林业管理部门指定信贷评估机构,林业产权所有者和金融机构自主选择余地较小,导致在现实操作中,林权评估往往出现结论不统一的情况,影响其严肃性和权威性,导致评估结果难以得到银行认可。而银行自身缺乏林业知识专业人才,难以对林权价值作出正确评估,制约了林业信贷业务的开展。同时,林业评估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滞后,没有明确的法律责任与追究机制,造成较高的信贷风险。
(二)林权抵押贷款相对手续繁、成本高。林权抵押贷款涉及评估、授信、抵押登记等手续,程序较繁琐,银行审批周期至少需要2030天。且办理林权抵押评估和登记要收取一定费用,据调查,湖北省林权抵押评估费用标准约为50万元以下千分之六,50万-100万元为千分之五,100万-1000万元为千分之二点五。单笔林权抵押评估费用最低需2500元,最高达25000元,县域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费用标准超过城镇房地产抵押贷款收费。相较于小额农贷无需抵押担保、资产评估和保险,同时审批简便的特点,林农更倾向于用小额农贷方式满足生产运营资金需求。
(三)县域林业贷款风险补偿和担保机制缺位。目前林业险种单一,难以满足林企、林户对保险品种多样化的需求。同时,受理机构少,导致借款人议价能力低,保险成本高,加之没有相应的保费补贴,林企、林农投保意愿低,对自然灾害的发生存在一定程度的侥幸心理,一旦出现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预测的风险损失后,抵押贷款难以得到保全。另外,专业性林业担保机,缺乏透明高效的林权转让交易市场,银行面临抵押物处置、定价、变现的“三难问题”,多是折价协商转让,价值严重低估,影响到银行发展林权抵押贷款的积极性。
(一)发展中介市场,完善评估机制。引入中介市场竞争机制,推行林农与评估机构双向选择,合理确定资费标准,加快森林资产评估、发证进度。加强对中介评估机构的评估业务培训和检查监督,促进评估市场良性发展。相关部门共同建立林业金融专家人才库,负责为有融资需求的林企林农提供融资咨询和指导,为银行提供林业方面的技术咨询,根据企业现状为银行制定切实可行的林业金融方案,促进林业资源与金融资源的有效对接。
(二)发挥政策合力,建立林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建立政府主导的林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设立林业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并在税费方面给予优惠。由财政资金对林业小额贷款进行贴息扶持,对森林火灾保险的保费进行补贴,林业主管部门从育林基金中拿出部分资金对使用林权抵押贷款的农户进行贴息。鼓励担保公司介入林权抵押贷款,对办理该项业务的担保公司给予一定的风险补偿或奖励,鼓励适当放大担保倍率。在担保费用上,财政资金给予一定比例补偿,降低被担保人融资成本。
(三)推广“龙头林业企业+林农+林场”融资模式。针对林业生产周期长、运作成本大等特征,大力推广“龙头林业企业+林农+林场”的融资模式,发挥龙头林企优势,带动林农增收,促进林业产业链发展,同时也有利于金融机构降低林业贷款成本。
(四)加强林地流转市场建设,优化金融服务环境。加快推进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积极培育林地流转“二级市场”,尽快建立集林权、林木交易、储备为一体的林业交易市场,增强林权流动性,在促进林业规模化发展的同时为林业资源转换为资本提供高效服务。
【浅析林业金融长效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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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2010年1月4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中明确提到“海南省可探索开展离岸金融业务试点”,至此给予了海南省经济放量增长、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新型发展之路。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海南省开展离岸金融业务进程中潜在的外部“利害”条件,并针对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内部框架进行适应性规划。从而从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萌芽期”起持续助力,以达到增强省内经济实力,拓展区域经济影响力的目的。
【论文关键词】国际旅游岛;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模式
海南省证券类离岸金融业务也应选取金融机构债券、利率掉期(SWAP)等为主的相对低风险性业务为主,从而做到降低风险,有限提升市场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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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资本市场股市融资产业结构升级
论文摘要:本文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协整理论,从股市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股市融资不但没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而出现这种理论和实践差异的核心原因在于渐进式改革下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对股票市场的定位和制度设计。
一引言
从1993年开始,上市资源的分配一直采取中央政府按行政条块切块下达上市指标和额度,并对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的产业政策进行了规定,如中国证监会《关于1993年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产业政策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鼓励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企业,暂不受理金融企业,控制房地产企业,商业企业则各省不能超过一家;1994年l0月发布了《上市公司办理配股申请和信息披露的暂行规定》,文件除对配股时限、数量等加以限定外,还强调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必须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国家计委2002年1月发布《“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鼓励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进人资本市场融资;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科技部和国家税务局2002年7月联合发布《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在证券市场融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商务部、环保总局和银监会2003年12月发布关于制止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意见》特别指出证监会不能核准含有此类项目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和再融资的申请;2004年1月国务院签发《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认为资本市场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中国股市中这种特有的上市机制以及各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股市的资本配置朝着既定的地区和产业倾斜。
另外,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也表明,股票市场的发展过程往往就是其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演进过程。比如在1870年至1920年间,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股票市场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其金融资产证券率仅为12%,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仅为8%,与此相适应,其产业结构则表现为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时期的特征——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50%以上,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仅占25%以上,第三产业极不发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述国家的股票市场已经高度发达,这些国家的金融资产证券率已经高达5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比如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高达l13%,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也达到了后工业化的水平——无论从就业比重还是从产值比重来看,第一产业迅速下降,第二产业略有上升,第三产业后来居上跃居首位。
综上所述,无论是我国特有的上市机制,还是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都表明,股市融资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但是通过对我国股市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我国股市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这促进作用是否实际存在?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本文根据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对理论上应该而实际上没有起到促进作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文献综述
关于股票市场发展与产业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以Levine和Allen等人为代表的新金融发展理论,但是它只是将资本市场纳入研究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则始终停留在宏观数据层面,尚没有导人产业和企业层面。Rajan和Zingales(1998)在Levine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围深入到金融与行业增长率的层面,并通过41个国家、36个行业数据,从一个国家内不同行业对外源融资的依赖程度考察了金融与行业成长率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市场的发挥降低了外源融资的成本,从而把企业从内源融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ThorstenBeck和Levine(2002)在Rajah和Zingales的方法基础上,首先运用跨行业、跨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金融结构与产业增长的相关性,针对银行主导和资本市场主导两种金融体系,检验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在哪种体系中增长更快,主要评价金融机构是否促进资本流向了外部融资依赖性强的产业。Fisman和Love(2003)引人了行业增长机会概念,并认为导致金融发展效应差异的因素与其说是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不如说是行业增长机会。他们的实证过程表明,在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增长机会的乘积项或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外部融资依赖度的乘积项时,其系数都是显著的。JefreyWurgler(2000)提出了一个新方法:以资本形成对于盈利能力的敏感性(即弹性)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并运用包括28个制造业部门、跨时33年的面板数据,对65个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
与国外利用多个国家宏观数据研究不同,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以国内中观数据为主的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充满争议。归纳起来,关于股票市场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股市融资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如朱建民和冯登艳(2000)、王军和王忠(2002)、王兰军(2003)、杨德勇和董左卉子(200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弱相关或不相关。殷醒民(1997)通过对199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的制造业结构分析发现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来募集资金的实际效果是加剧了制造业资金的分散化,并且认为股票市场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基本上没有联系,蔡红艳和阎庆民(2004)度量了行业成长性,研究发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各行业成长性的此消彼长并未在资本市场中得到体现。
上述研究多以理论研究为主,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徐炳胜(2006)为代表的多元统计方法,他主要通过我国资本市场于产业结构有关的经济数据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另一种方法是基于Jeffrey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这个模型的出发点是以市场作为配置主体,而且该模型因为缺乏理论依据、关键变量的内涵无法做严格界定,而遭到研究者们的质疑。基于此,本文将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从股市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股市融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一)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与数据说明
股市融资指标:为了克服异方差和误差项序列相关,本文采用股票市场各年度筹资额分别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衡量。即:股票融资率SR=股票融资额/GDP。产业结构升级指标:衡量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可以通过计算和比较不同年代第二产业增加值/GDP、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等指标来衡量。本文选取当年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和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进行衡量。即:产业结构优化率IR=(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产业绩效指标:产业结构理论中的“黑箱理论”即“投入——产业结构——产出”,产业结构在这里实质是承担一种产业转换器作用,而关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研究的核心,同样是如何促进高效率(绩效好)行业比重的提高和低效率(绩效差)行业比重的下降,从而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整体绩效的提高。而产业绩效定义是基于企业集合体的角度,因此,本文选择产业利润率来评价,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多数为各地区的骨干企业或者高新技术企业,因此在税收政策方面往往较非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优惠优势,所以以税前净资产利润率IP来评价,即:产业绩效指标IP=(税前利润总额/净资产X100)。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样本期间选取1991—2005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和CCER数据分析系统。
(二)序列平稳性检验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多数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这些序列的矩随时间而变化,然而某些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不随时间变化,表现出平稳性。20世纪80年代初Engle与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就是解决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但是协整理论并不是对所有非平稳数据都能处理,它所解决的是某些单整序列的关系问题。根据E—G两步发,为防止伪回归产生,在进行协整分析前,必须检验序列平稳性,即序列单整性检验。单整性是指,如果一个序列经过n阶差分后才能平稳,则称此序列为n阶单整,记为I(n)。同阶单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如果是平稳的,称之为协整。常用的检验方法是ADF法和PP法,本文使用ADF法,采用Eviews5.0计量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作变量SR、GR、IP时序图(见图1),初步判断序列平稳性,识别变量截距、趋势特征。从图1可以看出,各变量可能不平衡,且都有截距项。
然后,采用ADF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单整检验,得到的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GR、SR、IP的检验统计值大于临界值,说明它们是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差分序列AGR和ASR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AIP以90%的置信度通过检验,说明AGR、ASR、AIP为平稳序列。显然,可以判定GR、SR、IP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I(1)序列。
(三)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的协整检验根据上述单整检验结果,SR、GR和IP这些时间序列虽然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形组合却可能平稳。如果存在平稳的线形组合,这个线形组合则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即协整关系。以产业结构优化率GR、产业绩效指标IP为被解释变量,资本市场融资率sR为解释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其中1、为随机扰动项,表示GR、IP中sR无法解释的其他因素,对GR和sR、IP和sR分别进行回归,得到模型(1)和模型(2):
从回归结果看,模型1的截距项和系数显著,R=0.560618,调整的R=0.516680,F值=12.75923,P值=0.005079;模型2的截距项显著,而系数不显著,其R=0.246154,调整的R=0.151923,F值=2.612246,P值=0.144704。为了检验模型1中GR和sR是否协整,必须进一步对模型的残差平稳性进行检验。提取模型1残差,记为e,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3。残差e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是平稳的。说明GR和SR是协整的,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优化率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股票市场融资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优化率降低5.523358个百分点,可见我国股票市场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不但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为了进一步确定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影响的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误差修正模型基本形式是由Davison、Hendry、Srba和Yeo于1978年提出的,该模型能解释因变量的短期波动是如何被决定的,一方面,它受到自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取决于误差修正项(ecm),即回归模型1的残差序列e。将ecm滞后一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上述修正误差模型中ecm(一1)系数为负,说明在短期内或因为政策因素影响,或其他随机干扰影响,导致股票市场融资率与产业结构优化可能偏离均衡值,但这种偏离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偏离将因误差的修正回到均衡状态。
四结论
上述关于股票市场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理论分析表明股市融资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积极的影响,但实证分析却.发现股市融资不仅没有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出现这种差异的核心原因在于渐进式改革下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对股票市场的定位和制度设计。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取决于国家强大的控制力,而国家强大的控制力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软预算约束的国有企业使银行体系陷入了不良资产的泥潭,银行体系为国家提供金融剩余的能力被逐渐消减,国家不得不需求新的控制金融剩余的方式。中国股票市场的产生和发展,便是国家主导渐进式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设计抑制了股票市场促进风险改善、信息收集和企业监控功能的实现,而国家、地方、特权阶层、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及散户等分利集团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又产生了股票市场上种种的非市场化或违规行为。股票市场不能也不可能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因此,股票市场的完善和发展,不只是简单地在市场内部解决问题,更多的应是以系统的眼光,兼顾市场内外各方利益。
另外,我国作为转型国家在发展股票市场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实质上是整个社会大环境的问题。股票市场发展的方向、大小和深度取决于一国经济、信用、法治完善与适应的程度。研究股票市场的作用不能只是以某种预设条件的内生数理模型为基础,也不能简单运用产权理论或金融约束理论,更不能照搬在国外某一特定环境的所谓成功经验或模式,而应把金融作为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来设立一个合理的体制改革方案。股票市场是金融系统的高级形式,它的功能发挥需要一个国家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好的信用和法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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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江苏省金融业发展与城镇化率的增长进行了实证关系的研究。检验结果表明,江苏省金融业的发展是提升江苏省城镇化率的重要因素,城镇化率的提高则促进了江苏省金融业的发展。
【关键词】金融业发展 城镇化率 实证研究
城镇化是当代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城镇化水平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进步状况的重要标志,也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城镇化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既能提高生产活动效率,同时也可以富裕农民、造福人民,全面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根据新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指出城镇化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一种经济现象,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1978―2013年期间,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国务院副表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发展还很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差距量大面广,差距就是潜力,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也表示城镇化将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发动机。
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其功能就是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它可以为城镇化的开展增加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等,所以从金融发展角度研究其对城镇化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作为中国经济强省,是国内目前城镇化水平最高的省份之一,2012年的人口城镇化率为63%以上,远超全国均值52.7%;金融业发展水平也远超全国水平,2012年金融机构各项资产余额96582亿元,保险额达到1301.28亿元,全省上市公司累计融资总额2990亿元。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一直受到学术界与政界的关注,但我们发现有关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率的讨论,以描述性分析和政策建议居多,进行实证研究的较少。本文主要采用江苏省2003年至2013年的数据(所有数据来源于2003年至2013年《江苏省统计年鉴》),利用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通过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江苏省金融业发展与城镇化率变化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
从实证研究角度出发,通常把财政支出和区域政策差异作为金融支持城镇化进程的调节变量进行考察(汪小亚,2002),强调金融支持城镇化作用的发挥与政府治理水平密切相关(孙浦阳、武力超;2011)。金融发展在长期与城镇化进程有均衡关系,而这种关系在东部地区尤为明显(谷小菁,2011)。已有的金融发展对产业城镇化影响的研究甚少,多集中于探究金融发展对工业化的作用,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工业发展,并且可以通过扩宽融资渠道等加快金融发展的政策来促进经济转型(邓玲,2011;孙长青,2012)。
在研究方法上,谢庆勇(2006)使用格兰杰检验与VAR模型分析了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关系;孙文生(2005)等通过建立回归模型研究河北省工业化水平对城镇化的影响。通过对比我国东、中、西地区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市化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发现在不同区域产生不同的效应(梁彭勇,2008;孙林,2012)。
综上所述,在政策理论方面,关于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研究,国内外学者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在实证研究方面,描述金融发展与城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江苏省无论城镇化和金融发展水平都领先于全国水平,具有典型性,对其他省份的研究有借鉴作用。因此,本文选取江苏省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实证研究,检验江苏省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率之间的相关性,也为其他省份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率的关系,提供较好的借鉴样本。
本文主要采用江苏省2003年至2013年的数据,利用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通过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江苏省金融业发展与城镇化率变化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2003年至2013年(单位:亿元)江苏省城镇化率依次为:46.80%,50.27%,50.50%,51.89%,53.20%,54.30%,55.61%,60.58%,61.89%,63.01%,64.11%。金融业增加值依次为:392.11,440.50,492.40,653.25,1054.25,1298.48,
1596.98,2105.92,2600.11,3136.51,3958.79。本外币贷款余额依次为:11387.20,3573.53,16282.60,19383.65,23265.83,
27081.06,36846.34,44180.21,50283.52,57652.84,64908.22。本外币存款余额依次为:15473.22,18307.90,22821.57,
26722.83,31337.99,38063.38,50061.85,60583.07,67638.75,78109,88302.07。
在研究江苏省金融业的发展与城镇化率变化之间的关系时,本文主要采用如下金融变量来描述金融业发展与城镇化率变化之间的基本状况。BF代表保费收入,DK代表本外币贷款余额,CK代表本外币存款余额,ZJ代表金融产业的增加值,CZ代表城镇化率。
首先,为了消除时间序列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将对各个变量去自然对数,分别表示为LNBF,LNDK,LNCK,LNZJ,LNCZ。
通过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可以得出如下数据:LNCK,LNCZ,LNDK,LNZJ与LNBF之间的相关系数依次为:0.982776,0.957194,0.983688,0.981092。LNBF,LNCZ,LNDK,LNZJ与LNCK的相关系数依次为:0.982776,
0.966026,0.999372,0.984907。LNBF,LNCK,LNDK,LNZJ与LNCZ的相关系数依次为:0.957149,0.966026,0.969908, 0.949832。LNBF,LNCK,LNCZ,LNZJ与LNDK的相关系数依次为:0.983688,0.999372,0.969908,0.986532。LNCK,LNCZ,LNDK,LNBF与LNZJ之间的相关系数依次为:0.984907,0.949832,0.986532,0.981092。
通过各变量自建的相关系数检验的结果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本文所选取的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很强,相关系数都在0.94以上。由于各个变量之间近乎完全线性相关,因此在选择模型时不应该将变量LNBF、LNCK、LNDK、LNZJ放在同一个线性回归模型之中作为解释变量使用,因为所选取的解释变量之间会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本文中,相关性检验所用到的数据主要是截面数据,在运用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滞后变量对当期变量的影响。为了更加准确深刻的描述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下面将进行变量LNBF、LNCK、LNDK、LNZJ与变量LNCZ的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下面将进行变量LNBF、LNCK、LNDK、LNZJ与变量LNCZ的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见表1―8),首先选取滞后阶数为1,置信度水平为0.5。
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0.5的置信度水平下,检验结果表明:除了原假设“LNCZ不是LNZJ的Granger原因”不能被拒绝外,其余原假设均严格的被拒绝,即表明在1阶滞后的情况下,LNDK与LNCZ、LNCK与LNCZ、LNBF与LNCZ三组变量之间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而LNCZ与LNZJ之间只具有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LNCZ不是LNZJ的格兰杰原因。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中,对于不拒绝原假设的状况下,如果选择较长的滞后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也许就会更加的有效。因此,应该选择更长的滞后期,继续进行检验。
下面将会取2阶滞后期,来检验变量LNBF、LNCK、LNDK、LNZJ与变量LNCZ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构如下。
通过检验,将滞后期设定为2期时,各个原假设均被拒绝,只有原假设“LNCZ不是LNCK的Granger原因”,没有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但是在1阶滞后的状况下,原假设“LNCZ不是LNCK的Granger原因”,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因此,表明LNBF,LNCK,LNDK,LNZJ的滞后值对LNCZ的当期值具有解释作用,即变量之间具有相关性。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检验结果看出,如果对LNCZ变量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会更加合适,但是由于在相关性检验中发现各个变量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线性相关性,使得以这些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不到有效的参数估计。因此,在模型选择上考虑采用二元回归模型。
下面将对变量LNCZ分别与变量LNBF、LNCK、LNDK、LNZJ进行线性回归,采用的模型为双对数线性回归模型(见表9―12)。
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LNCZt=2.659819+0.204813LNBFt
其中LNCZt即为变量LNCZ,LNBFt为变量LNBF,下标t表示当期值,其系数为0.204813,表示当保费收入增加1%,城镇化的比例将增加0.204813%。同时可以得出,保费收入与城镇化比率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图1表示的为LNCZ与LNBF之间的关系图。图中的折线是用实际数据描点得到的两变量之间的关系图,直线表示的是LNCZ与LNBF的线性回归直线,即拟合曲线。因此,折线描述的是两者之间的实际变动关系,直线描述的是回归模型中两者的关系。
通过图1,可以表明LNCZ与LNBF之间具有很强的线性关系,因此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回归会得到很好的拟合效果。
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LNCZt=2.205662+0.171136LNCKt
其中LNCCZt即为变量LNCZ,LNCKt为变量LNCK,下标t表示当期值,其系数为0.171136,表示当本外币存款余额增加1%,城镇化的比例将增加0.171136%。同时可以得出,本外币存款余额与城镇化比率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图2中折线表示由实际数据描点得到的LNCZ与LNCK的关系图,直线表示为LNCZ对LNCK的回归直线。
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LNCZt=2.266603+0.170412LNDKt
其中LNCZt即为变量LNCZ,LNDKt为变量LNDK,下标t表示当期值,其系数为0.170412,表示当本外币贷款余额增加1%,城镇化的比例将增加0.170412%。同时可以得出,本外币贷款余额与城镇化比率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图3中折线表示由实际数据描点得到的LNCZ与LNDK的关系图,直线表示为LNCZ对LNDK的回归直线。
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LNCZt=3.134666+0.123814LNZJt
其中LNCZt即为变量LNCZ,LNZJt为变量LNZJ,下标t表示当期值,其系数为0.123814,表示当金融产业增加值增加1%,城镇化的比例将增加0.123814%。同时可以得出,金融产业增加值与城镇化比率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图4中折线表示由实际数据描点得到的LNCZ与LNZJ的关系图,直线表示为LNCZ对LNZJ的回归直线。
通过对所选取变量的相关关系检验表明:各个变量两者之间具有很强的线性相关性,相关系数都在0.94以上,接近完全的线性相关。在取1阶滞后的状况下,LNCZ与LNDK、LNCZ与LNCK、LNCZ与LNBF之间都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而LNCZ与LNZJ之间只存在着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在2阶滞后的状况下,各个原假设都被拒绝,只有原假设“LNCZ不是LNCK的格兰杰原因”被接受,但是在1阶滞后期状态下,这个假设被拒绝,表明LNBF,LNCK,LNDK,LNZJ的滞后值对LNCZ的当期值具有解释作用。
综上所述,江苏省金融业的不断发展,对江苏省城镇化的进程有着一定的影响。本文所选取的四个变量,即保费收入、本外币存款余额、本外币贷款余额。金融业增加值都促进了江苏省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同时由于变量之间两两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所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江苏省金融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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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金融是一种创新型的第三方物流服务产品,它为金融机构、供应链企业以及第三方物流服务提供商业间的紧密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使得合作能达到“共赢”的效果。它为物流产业提供资金融通、结算、保险等服务的金融业务,它伴随着物流产业的发展而产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北京市发展物流金融的路径与对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现代物流金融的主要职能表现在融资、集中结算和物流保险三个方面。物流金融中的融资业务操作方式可通过银行贷款、票据或证券融资、实物融资、技术融资以及设立各种物流基金等,主要有存货仓单质押、保兑仓、融通仓和物流授信四种形式。集中结算是物流企业在为客户服务的同时替客户收付款,包括汇款、托收、票据、汇款、信用卡等结算方式进行货币支付及资金清算所提供的服务。结算业务包括国内和国际业务。国内包括木票、支票、汇票与汇款;国际包括汇款、托收和信用证等形式。
2.1发达与不发达国家的物流金融
世界上最规范的物流金融体系是北美的加拿大和美国。美国物流金融的发展经历了从最初的基于个别物流职能活动的存货信用阶段到基于物流产业链的物流金融阶段到现在的基于整个供应链的供应链金融阶段,物流金融也从最初的点解决方案发展到注重跨供应链的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的面整合方案。
在欧洲荷兰,物流金融的发展不但方便了客户,而且节约了时间和成木,极大地提高了物流及金融行业运营效率。物流金融涵盖主要金融业务,如合同支付、担保、发票服务和电子单数字化等。德国DHL作为世界级的物流供应商,成立DHL商业银行,为欧洲和世界范围提供网上购物、资金结算等金融业务。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物流金融业务体系和制度不是很完善,开展业务的时间也较晚。金融抑制是阻碍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发展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为外汇管制与利率限制,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显著的成木损失。发展中国家要消除金融抑制需要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合理、有效的金融深化实践可以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会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2.2中国的物流金融模式
国外物流金融服务主要的推动者是政府或金融机构等,而中国的第三方物流公司承担起更多的物流金融推动者角色。物流金融服务总是伴随着现代第三方物流企业,现代第三方物流企业除了要提供现代物流业务外,有的可能还要跟金融机构合作提供一些金融服务,运作更加复杂。
2.3物流金融发展趋势
通过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物流金融理论并结合国内外物流金融当前的发展现状,笔者对物流金融的发展趋势总结如下。
第一,从流通型需求向生产型需求发展。最初对物流金融业务有大量需求的主要是流通型企业客户,足够的固定资产使他们很容易获得银行的贷款。随着物流金融可操作性增强和便利性提高,越来越多的生产型企业也开始分享和参与物流金融业务。
第二,从现货质押向买方信贷发展。物流金融的参与者正在从三方物流向四方物流发展,即从融通商、保兑商与物流相结合的形式向银行、供应商、贸易商、监管方四方合作形式发展,而且参与者有增多的趋势。
北京聚集了不同规模、数量众多的商业银行与物流企业,如何继续发挥大型商业银行和物流企业集聚的优势?这些金融机构和物流企业该以何种方式开展物流金融业务?以及怎样扭转中小物流企业融资不利的局面,尝试探索物流金融的发展路径。
3.1中小银行为中小物流企业提供专业服务
从物流金融具体业务内容来看,是一项技术含量高的交又性综合服务,在物流领域涉及采购、运输、仓储、货物生产加工、配送等多种服务;在金融领域,商业银行为了更好地控制风险,趋于同资产规模较大的物流企业合作。大型银行同大中型物流企业开展物流金融业务,在物流基础设施、技术、管理、金融资源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中小银行与中小型物流企业怎样通过自身的灵活性,寻求差异化合作,发挥它们的比较优势。
3.2大型银行与大型物流企业建立战略合作
为了合理配置资源,北京大型的国有商业银行可以尝试同大型物流企业建立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大型商业银行通过统一授信业务,向大中型物流企业让渡部分融资的决策权、自主权,让物流企、有更多的主动性。
由于大型商业银行的核心业务是其传统的信贷业务,难以投入大量资源在某一行业深入业务细节,因此与行业建立战略性合作,提供业务指导和方向定位是其主要合作模式。从合作效率来讲,大型物流企业承接商业银行的部分融资业务,可以增强其在融资业务获取更多的增值利润,扩大参与度、积累业务经验。实际上,融资企业也更倾向于这种业务模式,通过商业银行让渡的权利,缩短了融资企业同商业银行间的协调时间,缩短流程、简化办理手续,降低了整个融资过程中的交易成木,使整个供应链的运作效率极大提高。
3.3大型物流企业的综合运营模式
北京市的商业银行与物流企业合作模式是动态演化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需要根据自身的规模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以及不同的战略模式,各参与主体应当依据自身的发展阶段制定适宜的战略。大型物流企业借助大型商业银行的资金力量,以充分利用大型物流企业总部集聚的资源优势。在北京开展物流金融的过程中,中小型银行借助其专业化的服务,即使在某一行业的物流金融产品上只占相对比较优势,都能通过定制式的业务合作,获得大型物流企业的融资,从而成功抢占融资市场的机会。
4.1完善物流企业信贷支持体系
借鉴国内外金融物流发展的先进经验,北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建设物流企业信贷支持体系。
一是直接贷款。对北京市重点发展的物流项目,可由北京财政等部门贴息向物流企业提供贷款。
二是担保贷款。政府设立专门的物流融资担保机构,以财政预算、税收补贴等多种方式整合担保资金,在北京全市范围内规范、健全担保品登记系统,以降低物流金融业务交易成木、控制风险。
三是建立“物流银行”之类的可行性融资机构,将银行金融机构、生产企业和经销商、流通企业紧密结合起来,对货主企业或物流企业提供融资业务,调节物流产业链中企业的整个资金流,互通有无,为北京物流企业提供创新的融资渠道。
4.2鼓励商业银行进行物流金融创新
在商业银行物流金融创新方面,北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由于物流企业代收货款业务现金流量特别大,针对物流公司的此项业务特点,与商业银行共同开发“物流一卡通”用于现金结算业务。 银行可根据物流企业的收入、信用等级、有无抵押物及抵押价值多少、在行业所处的地位、财务情况等综合评价指标给物流企业金融授信,以及在满足融资需求的基础上,在风险可控范围内对物流支票、保函、承兑汇票、信用证等融资形式进行创新,保证融资的便捷性和可操作性。
在政策层面,大力支持大型物流企业和银行开展物流金融合作业务,甚至可以为某一个具体的物流业务进行融资,若可行可在整个行业推广。
任何创新都有风险,创新的同时还应规范融资程序,加大市场监管,提高银行和物流企业的综合管理和风控能力。
4.3大力建设物流金融信息系统
要实现物流与金融资木的高效、合理配置,必须加大力度建立集成的物流金融信息系统。
一是构建以政府主导、物流企业和金融机构为主体的物流金融信息平台,建立综合评估体系和市场反馈体系。对物流服务过程和技术进行全面剖析,明确物流各个环节的资金成木,对物流企业资金进行科学分类和管理。银行系统通过市场的信息反馈,及时监督和审批物流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益和效率,了解物流资金的流动属性,减少盲目投入,降低银行风险,创造更多收益。
二是建立物流企业的社会信用体系。成立专门的第三方信用评估机构,对物流企业进行严格的信用评估,金融机构利用这些信用评级信息,对物流企业进行有效融资,避免资金风险。
【浅析北京市发展物流金融的路径与对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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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湖北省27个主要地区131家农户进行调查访谈,对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基本情况做了了解。在此基础上,结合湖北省的地域经济特点,对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发展存在的障碍进行分析。针对分析结果,对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湖北省 农村 民间金融
湖北是农业大省和国家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至今仍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三农”问题是全省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农村金融又是当前农村工作面临的突出难题之一,积极探索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有效办法,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但湖北省作为中西部的结合地带,同浙江等沿海地带相比民间金融的发展规模,发展速度都要逊色很多,民间金融对湖北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小。本文通过对湖北省民间金融发展的现状,湖北省民间金融的优劣和劣势进行分析,基于湖北省农村特点,湖北地域特色提出相关建议。旨在能探求出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的途径,为湖北农村发展提供更有利的金融支持。
调查显示,74.5%的农户认为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有点作用,认为“作用重大”和“没有作用”的比例相当,均为6%左右,认为“有负面作用”的占12.2%。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发展规模较小,规范性较差,对农村经济的发展的作用不是很显著。在所调查的农户中很多人在当地都没见过私人钱庄和典当行等民间金融机构,更谈不上把民间金融作为融资渠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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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FIN)就是对现有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之后,实现价值和利润的等效流通。(专业的说法是:实行从储蓄到投资的过程,狭义的可以理解为金融是动态的货币经济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金融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自2004年起,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0年聚焦“三农”问题,不断探索有效的政策措施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报告指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大量事实表明,农业产业化有利于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接,是助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力量。而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载体,是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组织形式,更是实现城乡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产业基础。经调查和访谈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缺乏是严重制约其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化市作为广州的后花园,北回归线横跨中部,其基本特征是自然环境优越,有着得天独厚的农业发展优势,劳动力丰富,农副产品种类繁多。因此本文选择广州市县域从化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研究对象,采用调查问卷为主,实地调研为辅的方式对从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进行摸底,同时对不同组建模式的典型合作社采用访谈的方式采集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和金融需求方而的信息。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证分析,采用统计软件SPSS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相应的频数分析,挖掘出金融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进一步发展存在的问题,为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夯实基础。本次针对从化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放了约2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43份,有效率达71.5%。
(一)从化合作社的总体概况及特点
1.合作社概况。截至2 014年12月,从化市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并在市农业局备案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250家,占广州地区合作社数量的30%,涉及水果、蔬菜、花卉、经济作物、水产、养殖、加工流通七大类农业产业;共有社员约9 000人,其中农民占80%以上,带动农户41 500户,占从化市农户总数的 40%;全年总产值高达12 825万元。全市合作社中,以水果为主的合作社共66家,产值3 485万元,占合作社总产值的27%;以蔬菜为主的合作社共82家,产值3 006万元,占合作社总产值23.4%;以养殖为主的合作社共19家,产值1 430万元,占合作社总产值的11.2%;水产、花卉等其他占总产值的38.4%。
2.合作社规模。从化合作社规模在500人以上的有1家,该社农户数964人。100"500人之间的有21家,占比9.2% ; 50"100人之间的有20家,占比8.8%;合作社的规模集中在50人以下的,共186家,占比81.6%。
3.合作社标准化程度。全市共有5家合作社被选为广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单位,7家合作社被选为广州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单位,23家合作社被选为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单位。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中,53家有产品分级包装,15家实行农业标准化生产,45家有注册商标,4家有质检、冷库设施,5家有农产品加工场地,3家建立生产记录与产品质量安全源管理制度,11家完成“三品”认证。
4.合作社经营模式。经调研发现,从化市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合作社+农民”运作模式为主,占比约为60%。该模式是生产同类型农产品的农户自愿加入联合社形成的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日常工作以组织社员技术培训和拓展销售渠道为主,部分合作社还提供设施建设、采购生产资料等服务,只有不到5%的合作社提供资金渠道,提供融资服务。
(二)金融需求现状及特点
短期资金需求额度小,季节性较强。从化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需求额度差异度不大,主要集中于10万-50万元之间,约占70%。短期资金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农产品收购和销售环节,农民和购货商在结算方式和习惯上的差别经常导致资金链断裂的问题。一般而言,合作社通过现金的方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少数老顾客还会采取支票的方式结账。而购货商比如超市通常2-3个月结一次账。若资金量小,能够一次付清,但资金量稍大,则采取多次结账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占用了大量的运营资金,导致难以扩大经营规模。
(一)政策性金融和政策性补贴的协调度不足
农业是基础性产业,但具有弱质性,因而需要政府直接的财政补贴和政策性金融的大力支持。2013年从化市投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各项财政补贴将近200万元,而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贷款不足100万元。我国农业的基本而较大,对于资金的需求也相对较多,如果只依靠财政性资金“输血性”地支持农业发展,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财政资金,也会降低有限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金融机构风险认识缺位是制约金融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根本因素
金融支持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途径有3种:直接向专业合作社发放贷款;通过向专业合作社成员发放贷款;通过合作社协作企业发放贷款。对银行机构的调查显示,截至2014年6月末,从化市仅通过合作社成员发放贷款88万元,被调查的5家银行机构认为难以控制风险、缺乏外部担保是制约金融支持合作社的主要原因。农业金融与农业生产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因此农业信贷风险也同农业生产直接挂钩。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用评级工作滞后是制约金融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直接因素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同于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没有完善的财务制度和组织结构,因此很难对其进行信用评级,即便按照商业银行的现有内部风险评估模型对合作社进行信用评级,绝大多数合作社也达不到商业银行的放贷标准。缺乏行之有效的评估模型,不能有效整合农户个人信用信息或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信息,导致金融对其信贷支持缺少信用信息支撑。
(一)加强政府引导扶持和金融产品创新,改进农民专业合作社信贷支持模式
政府引导合作社完善治理结构,防范“内部人”控制风险。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互助性的组织,成员既是合作社的所有者,也是合作社的服务对象。合作社发起人身份较复杂,有的由村干部发起成立,有的由企业发起成立,有的由能人大户发起成立,合作社容易被发起人或资本控制。单独依靠合作社自身规范化困难较大,可以通过政府引导,逐步使其治理结构规范化。目前合作社管理人员素质有较大的提高,以此为突破口,完善监督机制,发挥好监事会的作用。引导合作社制定财务管理制度,严格合作社的财务审批,正确开展会计核算,定期公开合作社的财务,保障普通成员的监督权。
(二)健全农业风险准备金制度,实现风险共担。
农业生产很多不可抗因素,自然灾害无法避免,因此应引入风险准备金制度。建立农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的总体原则是利用财政风险补偿基金对农业贷款而临的自然性风险给予补偿,目的是使补偿后的农业贷款风险和收益达到与其他类型贷款基本一致的水平。从风险构成看,农业贷款的风险包括经营性风险和自然性风险。经营性风险主要源于银行机构的经营管理和借款主体的道德风险等,银行机构作为市场主体独立承担理所应当,但自然性风险主要源于农业自身固有的弱质属性,由银行承担只能降低其投放农业贷款的积极性。因此,建议财政拿出部分资金作为对农业贷款自然性风险的补偿。这种做法实现了风险与收益的匹配,符合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
(三)鼓励创新金融产品,以土地经营权抵押为突破口。
农户收入低的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农民手中最大的“资产”是其房屋以及土地。拓宽传统抵押物范围,以土地经营权抵押为突破口,使土地这种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充分发挥出去,使土地的要素价值得到充分盘活,解决农村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使其成为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另外,鼓励创新金融产品,针对合作社的机器设备、订单、存货、应收账款等进行抵质押贷款;对一些效益好、带动而庄发展前景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可开发推广信用联保贷款;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因生产需要的季节性资金需求,金融部门应简化贷款审批手续,适当提高贷款额度,实行优惠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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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碳金融起源于国际法促进有效减排的经济手段的应用。碳金融属于环境金融中独树一帜的发展模式。随着碳市场和碳信用的建立发展,国际法框架内外形成的碳交易都需要碳金融的支持和保障,而碳金融自身的发展也需要在国际法框架内获得公平和效率。因此,对碳金融概念的辨析及其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面临问题的评析,将能推动碳金融在国际法规制下的科学发展。
关键词:碳交易;碳金融;国际法
一、碳金融溯源
“全球和地区各级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环境变化,并可能已达到临界点,而超过这一临界点就有可能出现迅速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变化。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是由于人类在日益全球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世界上从事活动,导致货物、服务、资本、人员、技术、信息和劳动力的流通不断扩张造成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2008年发表的评估报告《地球气候系统的引爆点》(Tipping elements in the Earth’s climate system)对影响未来气候系统发生变化的、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关键临界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严峻的未来气候变化挑战,提出一旦气候变化突破“引爆点”,就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引发更为严峻的气候系统变化,并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科学已经证明了气候变化危机的严峻形势,以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为核心的国际行动必须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充分利用经济、金融等市场经济手段,才能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同时促进可持续性发展。
(一)环境金融的产生
以金融市场为依托所进行的金融活动,除资金融通外,还包括非资金融通的活动,如规避风险的金融衍生交易,分散风险和弥补损失的保险活动等。联合国统计署有对金融及相关服务的统计,该项目大体上包括:金融中介服务;投资银行服务;非强制性的保险和养老基金服务、再保险服务;房地产、租借、租赁等服务。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金融服务附件(Annex on Financial Services)规定,金融服务包括所有的保险和与保险有关的服务、所有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保险除外)。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金融日益成为以国际贸易为核心的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同时,为使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各国经济发展的需求相协调,基于“可持续发展原则”指引的发展路径必然需要在市场经济框架下寻求成本效益的均衡点。当经济手段通过法律的确认而广泛应用于解决环境问题的时候,以资金融通为核心的金融因素顺其自然地与环境问题联系起来了。
按照1993年创立的美国环保局环境金融中心(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Finance,CEF)的理解,由于解决环境问题的成本在迅速增大,国家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越来越脆弱,主要原因就是资金缺口巨大。因此,国家需要制定长期的环境筹资战略,以充分利用金融工具规制环境问题。CEF通过金融专业人员的工作,通过环境财务咨询委员会(EFAB),以及环境金融中心依托的8所大学,寻求降低成本,增加投资,并通过建立伙伴关系开展能力建设,与国家和地方政府以及私营部门协调解决环境问题对金融的需要。美国传统英语词典(American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2000)将“环境金融”解释为:“旨在应对环境危机的诸多问题,以研究如何使用多样化的金融工具来保护环境。”Sonia Labatt和R,R,White在2002年出版的《环境金融:环境风险评估及金融产品指南》一书中认为,环境金融是由金融机构主导的,将环境因素引入金融理论和实践中,开发“为转移环境风险的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产品”。全球惟一的环境金融杂志(Environmental Finance magazine)则将范围广泛的涉及金融的环境问题,概括为天气风险管理,可再生能源证书,排放市场和“绿色”投资等内容。Sonia Labatt和R,R,White更从金融产品的角度认识环境金融问题,认为环境金融研究所有为提高环境质量、转移环境风险设计的,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产品。这些金融产品有:包括绿色抵押在内的银行产品;天气衍生产品;社会责任投资市场中的绿色基金;可交易的排放减少信用;巨灾债券;以及基于温室气体减排信用而开创的金融产品。
(二)国际法框架下碳金融的发展
随着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市场经济模式一体化的完成,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之后,1997年签署,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设计了以市场为基础的3种灵活机制。使得市场化手段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为提高“气候公共物品”的稀缺性资源配置的效率而发挥作用。由于《京都议定书》对各工业化国家温室气体限排和减排义务的规定都是用CO2减排量来计算,所有其他5种温室气体(CH4、N2OHFcs、PFcs、SF6)的减排量都要折算成CO2的减排量(CO2当量)。因此,基于温室气体减排而产生的信用即可统称为碳排放减少信用。随着碳信用的产生,碳市场和碳交易开始发展。自《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碳交易规模显著增长,2007年达到640.35亿美元,相当于2005年的6倍,碳市场发展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商品交易市场。同时,与碳交易相关的贷款、保险、投资等金融问题相应产生。可以说,由《京都议定书》规制的碳排放减少信用而开发的金融衍生工具,属于上述环境金融的组成内容,但具备了碳金融的独特内涵。碳金融包含了市场、机构、产品和服务等要素,是金融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环节。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灾害管理三重环境目标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有效途径。深入研究碳金融问题,需要从经济、金融、国际法的多个层面综合考量,为进一步研究其存在问题和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世界银行碳金融部门认为,碳金融提供了各种金融手段,利用新的私人和公共投资项目,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缓解气候变化,同时促进可持续发展。因此,碳金融可以理解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解决方案。碳金融发展必须依托全球碳市场,目前这个市场由京都机制下两个不同但又相关的交易系统组成:一种是以配额为基础的交易,在欧盟、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土、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和英国等排放交易市场创造的碳排放许可权;另一种是以项目为基础的减排量交易,通过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以及其他减排义务获得的减排信用交易额。国际金融公司(Intem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IFC)下设专门机构Sustainable Fi-nancial Markets Facility(SFMF)开展“可持续发展和减轻气候变化领域的金融服务”。IFC 还专设碳金融机构,直接为合格的买家和卖家提供碳融资服务。该机构指导并支持私营部门参与不断变化的碳市场,通过碳融资项目的碳信用额度,创建长期信贷风险的新兴市场。IFC开发的碳融资产品和服务包括:碳交付保险、销售碳信用额度现金流的货币安排、富碳产品与营业的债权和资产安排、与气候中介机构与政府合作以各种资本运营手段促进碳信用的实现。
二、碳金融的国际法基础
UNFCcc规定发达国家(附件二缔约方)。必需提供新的和附加的资金来源,以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履行(《公约》。为推动这一议题,《公约》建立了向发展中国家分配资金的融资机制。该机制由公约缔约方会议(COP)指导下的全球环境基金(GEF)运营。除了上述原则性的规范融资机制之外,《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灵活机制为碳金融的发展奠定了国际法基础。
(一)uN Fccc和《京都议定书》
UNF CCC作为一个造法性条约,定义了“气候变化”、“气候系统”、“温室气体”、“库”、“汇”和“源”等法律概念,并原则性地规定了公约的目标、承诺、研究和系统观测、教育培训和公众意识、缔约方会议、秘书处、附属科技咨询机构、附属履行机构、资金机制、信息交流、争端的解决以及公约的生效、保留等诸多问题。《公约》在附件一。和附件二列出了发达国家和“向市场经济过渡”国家的名单,明确规定了各附件所列国家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承担具体承诺。1994年3月《公约》生效。1997年COP3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为议定书附件B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做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限制;为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可以采用成本效益最佳的方式来削减排放温室气体开创了灵活机制;允许工业化国家通过造林和再造林等成本较低的活动来折抵部分温室气体的减排量;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履约所需资金而设立资金机制;为确保缔约方履约,减少或杜绝不遵约的情况而设立遵约机制。《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以1990年确立的排放量削减水平为基线,将于2008~2012年间把6种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减少5.2%。参与《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已同意到2012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的水平降低5%。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截至2009年3月31日,共有191个缔约方,其中附件B国家39个。
《公约》缔约方会议自1 995年至今已经举行了14次会议。2007年巴厘岛路线图明确谈判包括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两方面内容,核心议题包括资金和投资方面的激励、技术开发和转让等。2008年底波兹南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COP14),由于分歧巨大只启动一个帮助最贫穷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基金。各发达国家为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2012年减排目标,都迫切需要在2009年年底之前达成替代协议。因此,2009年将是繁忙的碳外交谈判年。2009年3月2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议在德国波恩拉开帷幕。会议旨在为2009年12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新的减排协议铺平道路。与会代表希望能在波恩制定出新协议的第一个谈判草案文本,而协议草案应明确解析4点问题:首先,工业化国家的责任,及其如何通过各自设定的目标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二,发展中国家该如何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第三,融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首要顾虑在于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让它们参与减排却不提供资金支持是不合理的。第四是治理。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机构,管理用于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相关资源,给发展中国家平等的发言权,并确保它们自由地使用为其清洁发展所提供的资源。如果2009年底在哥本哈根没有达成一份包括所有发达国家进一步减排的协议,就会对UNFCCC进程及其取得成果的能力提出严峻的挑战。
(二)“灵活机制”创立的碳信用市场
《京都议定书》建立的“灵活机制”包括第17条规定的排放贸易机制(Emission Trading,ET)、第6条规定的联合履行机制(Joint Implementation,ji)以及第12条规定的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统称为“灵活机制”。。前者是基于配额的交易机制,后两者是基于项目的交易机制。《京都议定书》建立的“灵活机制”又称为京都机制。
1京都机制的基本规则 排放贸易机制仅限于议定书附件B国家才可参与,因为议定书附件B国家被分配了“量化的限制和减少排放的承诺”的基准年或基准期百分比,他们可于第一承诺期(2008~2012年)进行“分配数量单位”(Assigned Amount Units,AAUs)的交易。所谓AAUs是公约附件一国家根据其在《京都议定书》的承诺,可以得到的碳排放配额(一个AAU等于1吨CO2当量)。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任何此种贸易应是对为实现该条规定的量化的限制和减少排放的承诺之目的而采取的本国行动的补充。基于排放贸易机制的确立,一种以排放减少或消除量为形式的新的商品被创造出来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如果需要超过其被许可的排放量,可以从拥有富裕排放量的附件一国家以现货交易的方式购买AAUs。由于二氧化碳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此类交易被统称为“碳交易”。由于“碳”成了和其他商品一样受人们关注和交易的对象,“碳市场”就自然形成了。
儿和CDM被成为基于项目的交易,是因为这两种机制需要公约附件一发达国家或其国内企业到其他国家投资具有减排效益的项目。东道国将项目产生的GHG减排量卖给投资方,而投资方以其折抵在议定书中的减排承诺。只是基于东道国是公约附件一中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还是公约的非附件一国家(发展中国家)而分别设计为ji和cDM。联合履行机制下的项目减排量称为“减排单位”(Emission Reduction Units,ERUs)。其第一个起算期从2008~2012年。因为项目发生在附件B国家(有排放限额)之间,它们不产生新的排放单位(不同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项目可视为交换减排单位(ERUs)的投资。就批准程序而言,JI项目分为两类。如果项目双方均实现了《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各自排放义务,项目需得到相关政府的批准。如果一方或双方尚未履约,则必须由认证的独立机构使用类似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所用的评审程序进行评审。清洁发展机制的主要目的是协助非附件一国家能够达到可持续发展,并协助附件一国家履行《京都议定书》之减量承诺,所获减量单位称为“核证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CERs),其第一个起算期从2000年开始。
在上述碳贸易市场中,还包括一种称为清除单位(removal unit,RMU)的排放单位,可以通过来自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活动的方式履行承诺,比如植树造林。RMU也是《京都议定书》下的一个单位,一个清除单位等于一吨的二氧化碳当量。附件B缔约方通过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活动来吸收二氧化碳,从而产生清除单位(RMU)。只有附件B缔约方可以使用清除单位(RMU)帮助实现其《京都议定书》承诺。
2京都机制创建的碳信用市场
京都机制是由美国代表团将巴西申请为发展中国家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拨款建议书改变而成的补偿机制。美国代表团根据美国1995年《美国酸雨项目(u,s,Acid Rain Program)》以及《清洁空气法案(Clear Air Act)》规范的二氧化硫排放交易计划,希望在《京都议定书》大范围采用交易机制。发达国家相信,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拨款而要求他们减排温室气体,会比改进发达国家本身的能源基础设施还要便宜。OCDM和儿允许发达国家投资于温室气体减排活动,以换取在国外抵消排放信用。其中CDM预期将在2012年前年减少二氧化碳当量达515亿吨。清洁发展机制的主要目的就是协助非附件一国家能够达到可持续发展,并协助附件一国家履行《京都议定书》之减量承诺。清洁发展机制通过一级市场的建立,完善了基于项目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一项限制或降低温室气体(GHG)排放的项目,如果被CDM执行理事会(CDM EB)批准,可获得碳排放信用。项目活动产生的部分收益(最初15000吨二氧化碳当量每核证减排量(CER)0.10美元;之后每CER 0.20美元),可用于支付管理费用,并对减排信用征课2%的费用创立一个适应基金,协助特别容易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采取适应行动。
京都机制利用市场手段,以实现高效率的基础广泛地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模式。这些新兴市场从污染源交易中创造新的财富。通过确立包括成本、价格等因素的碳交易机制,以及不同类型的配额和排放减少信用,为各经济体创造新的发展模式并赢得竞争优势。AAUs、ERUs、CERs等都属于可交易的碳信用范围,由于其归属分配和实际使用并非发生在一个时间点上,使得碳信用具备了金融衍生产品的某些特性,为国际金融充分介入碳交易奠定了基础。
(三)碳金融的国际法制度规范
1联合国国际交易日志(ITL) ITL是法定的碳交易的中央注册系统,与各国注册系统和欧盟排放独立交易日志系统(CITL)相链接,用以记录京都承诺期间排放配额的发放、国际转让和注销。该系统还能确保每个缔约方注册系统在每笔交易上遵守《京都议定书》。2008年10月16日实现了与欧盟排放交易登记机关的对接,使得欧盟企业进口经联合国认可的碳信用额成为可能。联合国方面称,除了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之外,欧盟各成员国的登记机关以及共同体交易日志都在ITL于欧洲中部时间8:00重启后实现了与ITL的成功对接。这两个登记机关的对接使得欧盟各成员国能够进口CDM项目产出的CER,帮助欧盟企业降低实现减排目标的成本。
2国家注册系统 《京都议定书》每个附件B缔约方必须建立一个国家注册系统,以说明该方及该方授权实体的排放配额持有情况。该系统还包含各种账户,以留出供履约之用的排放单位并从系统消除排放单位。各账户持有者之间及各缔约方之间的转让与购买交易将通过这些国家注册系统进行。国家注册系统与联合国国际交易记录系统相链接,后者监督注册系统之间的配额转让情况。注册系统包括电子数据库,将跟踪、记录《京都议定书》温室气体(GHG)
贸易系统(“碳市场”)下的和各种机制(如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所有交易。
3CDM执行理事会(CDM EB)10位成员组成的执行理事会根据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cOP/MOP)的授权和指南,监督CDM项目的实施,并负责批准新的方法、认证第三方审定和验证机构、批准项目并最终为CDM项目签发碳排放信用。在2008年10月的第34次会议上,CDM EB否决了8个CDM项目,其中的5个能效项目可望在2012年之前产出400万吨CER。其中有5个项目是挪威船级社负责审核的,而受影响最大的是英国交易排放公司,被否决的8个项目中该公司参与了5个。CDM EB成为调控CDM项目二级市场泛滥的关键机构。
4联合履行监督委员会(JISC)JISC是负责实施联合履行项目的委员会。其中有10位来自《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的成员,3位来自附件B缔约方,3位来自非附件B缔约方,3位来自经济转型国家(EIT),一位发展中小岛国家(sIDS)。符合资格要求的缔约方,可遵照一个简单程序进行减排单位(ERU)的转让和/或购买。不符合资格要求的缔约方,必须接受由联合履行监督委员会执行的核查程序。
5额外性规则 《京都议定书》关于联合履行(儿)(第6条)和清洁发展机制(cDM)(第12条)的条款中规定,把减排单位(ERU和CER)授予基于项目的活动,但条件是这些项目达到了以其他方式产生的附加的温室气体减排量。额外性规则为碳交易的审查设置了严格的标准。
6气候变化特别基金(sCCF)和全球环境基金(GEF) SCCF是通过马拉喀什协定建立的基金,旨在资助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适应、技术转让、能力建设及经济多元化项目。该基金由全球环境基金(GEF)管理,应该是对UNFCCC和《京都议定书》的其他融资机制的补充。发达国家在里约峰会期间为履行其在各种国际环境条约下的义务而建立的一个联合基金计划。全球环境基金充当UNFCCC的过渡期融资机制,尤其是支付非附件一国家的报告费用。当一个国家级、区域级或全球开发项目也将全球环境目标(如应对生物多样化的项目)作为其目标时,该基金支付非附件一国家发生的额外的或“同意增加的费用”,从而提供资金以弥补传统发展援助资金的不足。
(四)国际金融组织参与的碳金融
1世界银行碳金融部门(World Bank Carbon Finance Unit,CFU) 世界银行成立专门的碳金融部门,使用OECD国家政府和企业的资金,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购买以项目为基础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的排放量由碳金融部门的一个碳基金出资购买,同时,也在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CDM)或联合履行框架内进行。与世界银行其他发展产品不同,碳金融部门不向有关项目贷款或赠款,而是采用类似商业交易的模式通过合同进行减排量的交易。同时,这些交易将定期核实,并由第三方审计。减排量交易(或称碳融资)不但可以增加项目的资金融通能力,还能降低纯粹商业贷款或赠款的风险。因此,碳融资提供了一种手段,利用新的私人和公共投资项目,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缓解气候变化,同时促进可持续发展。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这是确保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新兴的碳市场中扮演主要角色。世行碳金融部门的工作则是促进全球碳市场的发展,降低交易成本,支持可持续发展,使发展中国家受益。另外,世界银行还通过“碳金融援助计划”来确保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能够充分参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灵活机制,并受益于可持续发展的成果。同时,世界银行集团的“清洁能源投资框架”(Clean Energy Investment Framework,CEIF)通过投资致力于扩大能源服务,探索选择低碳增长,增强适应气候变异与变化的能力建设。2007年,世界银行集团还发起了“碳伙伴关系基金”(Carbon Partnership Facility,CPF),并在2007年末开始发展一项名为“气候变化与发展战略框架”的计划。
2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IFC) IFC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它为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的项目提供多边贷款和股本融资。国际金融公司致力于开发碳市场,通过设立专门机构Sustainable Financial Markets Facility(SFMF)开展“可持续发展和减轻气候变化领域的金融服务”。IFC认为:气候变化特别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风险。国际金融公司应帮助他们应对这些风险,并确定融资方案,以减轻气候变化对他们的影响。大量新兴市场可推动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通过超过400个金融中介机构(financial intermediaries,FIs),IFC为可再生能源开发定制金融和信贷额度,帮助中小型企业提高能源效率的升级,投资于清洁生产技术,将可持续性标准纳入供应链,并加强公司治理标准。促使小型排放者在这些市场上发挥关键作用,既实现减排,又解决他们的融资问题。IFC为此专设碳金融机构,直接为合格的买家和卖家提供碳融资服务。该机构指导并支持私营部门参与不断变化的碳市场,通过碳融资项目的碳信用额度,创建长期信贷风险的新兴市场。IFC的碳融资产品和服务包括:碳交付保险、销售碳信用额度现金流的货币安排、富碳产品与营业的债权和资产安排、与气候中介机构与政府合作以各种资本运营手段促进碳信用的实现。
三、国际法框架外碳金融的发展
(一)碳信用国际市场的建立
“碳交易”市场机制基于《京都议定书》规范为国际法之后,大量碳交易是通过各国在京都机制之外单独建立了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一级和二级市场进行的。并且在“配额”和“项目”两个框架内依据不同方式发展起来。
1碳信用的配额型交易市场 除《京都议定书》下的分配数量单位(AAUs)产生的碳交易市场外,英国于2002年启动了排放交易体系(the UK Emismons Trading Scheme,uK ETS),英国排放贸易体系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经济金融手段进行的温室气体交易体系。其目标是双重的,不但要使英国企业从碳交易中获利,还要协助实现英国的减排指标。该体系建立早期,计划使伦敦金融城建成全球排放权交易中心。为了协调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关系,该体系于2006年年底结束。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体系(NSW/A CT)于2003年建立。设立了为期10年的州一级温室气体减排体系。通过分配一定数量的许可排放量,实现碳信用下的实际交易。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hicago clim ate Exchange,C CX)和气候期货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Futures Exchange,CCFX)建成了全球第一家规范的气候交易市场,是合法约束温室气体减排、登记和交易的机制。CCX吸引了200多位跨国会员从法律上联合承诺减排温室气体。2004年CCX在欧洲建立了分支机构——欧洲气候交易所;2005年在加拿大建立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目前最大的碳交易系统是欧盟于2005年建立的排放交易体系(Eu ETS)。为应对欧盟在《京都议定书》中8%的减排承诺,欧盟对各成员国的大规模点源都设定了排放限制。欧盟每个国家各有一个国家分配计划(NAP),向所属部门的设施分配可交易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也允许拍卖配额。通过对每一个排放实体分配“欧洲排放单位”(EAU,相当于每吨CO2当量排放权),在超额排放和富裕排放实体之间进行碳信用的交易。目前,温室气体减排量全球交易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碳金融市场(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银行贷款)。金融机构也在不断开发关于碳排放权的商品并提高金融服务水平,而作为超限排放需求方的企业为减少今后的减排费用也开始筹建各类减排资产项目组合。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07年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额度已经达到640亿美元,预计2008年将达到920亿美元。
2碳信用的项目型二级交易市场 项目型交易基本规范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履行机制中的一级市场上。项目型碳交易的二级市场是由大量碳投资基金的投资行为引发的,使得法定的一级市场之外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的不受国际法约束的碳金融市场。自从20世纪70年代第一个社会责任投资基金创立以来,与可持续性相一致的金融工具不断创新。这类投资基金已经从环保项目的二级市场投资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这并不是国际法应对气候变化的灵活机制所预设的情景。
#p#副标题#e#
此类市场的交易模式是投资基金与发展中国家项目业主签署合同后,将购得的碳信用转售给公约附件一国家。二级市场的建立属于纯粹的碳投机行为,但是作为碳金融的一种形式,适度发展将推动CDM机制的迅速发展。目前的碳投资基金数量庞大,从世界银行1999年的“原型碳基金”、生物碳基金、社区发展碳基金、伞形碳基金、框架碳基金到国家层面上的荷兰清洁发展机制基金、荷兰欧洲碳基金、意大利碳基金、丹麦碳基金、西班牙碳基金、欧洲碳基金;从商业金融机构瑞士信托银行的“排放交易基金”到非政府组织管理的“美国碳基金组织”再到私募碳基金“复兴碳基金”,投资基金的大量出现和运作在推动碳金融市场繁荣的同时,也增加了虚拟经济过度炒作而带来的巨大风险。
(二)碳排放信用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碳信用在不同市场上表现出不同类型的金融衍生品特性。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为例,欧洲的期货市场是该体系运行的主要市场。虽然欧盟碳信用交易的3/4是场外柜台交易和双边交易,但半数以上的场外柜台交易都是通过交易所结算的。这个期货平台引入标准格式的碳减排权合同,使全世界的买家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交易。欧洲的期货交易所和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都可以同时对碳信用期货和碳信用期权进行交易。以买卖碳信用远期标准化合约为交易对象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使得碳排放交易市场越发成为减排温室气体无关的金融组织获取利益的摇篮。《京都议定书》的签订和生效之后,国际法确立的碳交易制度从侧面推动了国际金融类碳排放信用衍生品的发展。全球最大的实物商品期货期权交易所纽约商业交易所控股有限公司(NYMEX Holdings,Inc)宣布计划上市温室气体排放权期货产品,还将牵头组建全球最大的环保衍生品交易所“Green Ex-change”。Green Ex-change上市的环保期货、互换合约,将广泛涉及包括碳排放物、可再生能源的各类环保市场。其初始交易品种,有欧盟排放交易计划下发放的碳排放额度(EUAs)、联合国按清洁发展机制发放的碳排放信用(cERs),及通过美国Green-e认证发放的可再生能源许可额度(RECs)。NYMEX还与摩根士丹利、美林、都铎投资等9家公司合伙筹建的新交易所,在2008年一季度开始交易,2009年后开始接受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监管。香港证券交易所也正在筹备温室气体排放权场内交易,新西兰在2008年中期引入了排放权交易机制。。2008年8月5日,中国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环境能源交易所相继成立,虽然两交易所计划最终实现碳排放交易,但目前两地交易所都限于节能环保技术的转让交易,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权交易还在探索中。因此,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之外,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方将能有更多的场内市场可供选择。
四、结语
碳金融的发展框架已经基本建成,然而其运行发展还面临诸多问题。宏观上囿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后京都时代国际规则的不确定性,微观上则受制于碳信用、碳交易乃至碳金融本身的缺陷。亟需解决的问题包括:减排额的权属分配问题;当2009年12月交付的cER在二级市场的价格由去年9月的21欧元跌到了8欧元之下以后,缺乏国际法约束的巨大违约风险如何应对的问题;欧盟和中国这样掌握碳金融市场供需方话语权国家的单边行为对碳金融机制的掣肘问题,例如根据欧洲议会2008年10月7日的建议书,经联合国认证的减排信用额有1/3无法为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第三阶段中有减排目标的企业所用,直接对联合国认证的碳信用额提出了挑战;。还有如何通过严格的检测、报告和验证制度建立完全可互换的碳信用额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碳金融的国际化走向;而CDM的运行机制存在项目登记进展太慢以及项目渠道存在各种瓶颈的弊端需要尽快改革;另外,如何加强监管并促进项目的审计、验证与监测机构的工作效率问题也相当迫切,因为世界上最大的CDM项目审计机构挪威船级社(DNV)对不符合CDM的相关规定的项目签核放行,CDM执行理事会2008年11月终止其碳减排项目审计资格后致使大量的项目积压待审。总之,碳金融的发展是应用经济金融手段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但是需要在既定的国际法框架内运行才能为其科学发展确立方向和目标。因为上述问题无一不需要通过国际谈判并确立国际法规则才能解决。
①2010—2013年中期战略:环境促进发展之全球环境的现状和主要趋势[M/OL].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与发展网[200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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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ping elements in the Earth' s climate system[M/OL].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8-11-28].http://vcvcw.pnas.org/cgi/reprint/105/6/1786.pdf.
③韩龙.金融性与国际性:国际金融法本质特征之所在[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7,(4).
④韩龙.国际金融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⑤美国环保部(EPA)的环境金融中心援助公共和私营部门探寻创新性方法和路径,以促进环境项目和活动的融资。该中心有3个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面向机构客户及相关单位提供金融推广服务。包括:金融环境咨询委员会(EFAB,联邦特许咨询委员会);环境金融中心(EFC)网络(网络覆盖9个大学,以美国环保部划定的8个地区为基础)。环境融资信息网(EFIN)~通过网络或电话服务浏览EFIN图书馆;
⑥美国环保局环境金融中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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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ia Labatt & R.R. White (2002),"Environmental Finance: A Guide to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and Financial Products',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2002, pp viii of IoreworO.
Environmental Finance,Fulton Publishing,22-24 Corsham Street,London N1 6DR.
⑨发达国家的许多银行已经把环境因素、可持续发展因素纳入贷款、投资和风险评价程序。一般情况下,环保企业凭借其“绿色”即可获得绿色抵押贷款,一些银行还会给予有很好环境记录的客户以更多的优惠。2003年7个国家的10个主要银行还宣布实行“赤道原则”,即由这些银行制定的、旨在管理与发展项目融资有关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一套自愿性原则。目前赤道原则已经成为项目融资的新标准。
⑩利用天气衍生品对天气风险进行控制以避免天气的不确定性对经济的影响始自1997年,目前天气衍生品市场已成为金融衍生品市场中最新、最具活力的市场。美国、欧洲、亚洲、拉美的金融机构都纷纷进入这一市场,利用航空港、海港的天气指数与大豆、原油、汽油等大宗商品的期货价格之间的差价进行套利。
11类似可持续基金、生态基金等基金是由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专门投资于能够促进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基金。这类基金产品将投资者对社会以及环境的关注和他们的金融投资目标结合在一起,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这类基金总体的投资收益将高于一般的投资基金。
12排放减少信用是指若排污者治理污染而使其实际排污量低于允许排污量,该排污者可以向主管机构申请排放减少信用(即实际排污量与允许排污量之间的差额)。美国已立法确立了排污权(排放减少信用)的金融衍生工具地位,并可以有价证券的方式在银行存储,并且可出售。
13巨灾债券于1997年推出。巨灾风险证券化成为将巨灾保险风险向资本市场转移的有效途径,有利于投资品种的多样化,使资本市场的充足资金应用于保险业,并消除了政府直接承受环境污染等巨灾赔偿资金的负担。
14Sonia Labatt & R.R. White(2002), Environmental Finance: A Guide to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and Financial Products.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02,pp10.
15Kyoto Protocol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3d Sess., U.N. Doc. FCCC/CP/1997/L.7/Add.1 (Dec. 10, 1997).
16"Carbon Market at a Glance, Volumes & Values in 2006 07"[M/OL].World Bank Institute. [2009-1-28] . http://wbcarbonfinance.org/docs/State Trends_FINAL.pall
17Labatt , Sonia., White , Rodney R. John(2007), "Carbon finance : the inancial implications of climate change", Wiley & Sons, 2007.pp12.
18 "About World Bank Carbon Finance Unit (CFU)'. [M/OL].World Bank Institute.[2009-1-28].http://wbcarbonfinance, org/Router, cfm Page=About&ItemID=24668
19《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附件二列出了199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所有成员国。根据《公约》第4.2(g)款,这些国家必需提供财力,协助发展中国家履行其义务,例如编制国家报告等。同时期望附件二国家加快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有益于环境的技术。
20《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附件一列出的199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所有成员国,以及“经济转型”国家、中欧和东欧国家(不含阿尔巴尼亚和前南斯拉夫大部分地区)。
2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序言和第3条第1款等多处首次明确使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的概念,并通过规定相应的原则性措施实践着这一原则。22附件B国家指《京都议定书》附件B列出了同意在2008年至2012年承诺控制其温室气体(GHG)排放的发达国家,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欧和东欧国家及俄罗斯联邦。
22UNFCCC,[2009-1-28].http://unIccc.int/parties~and_observers/parties/annex_i/items/2774.DhD
23UNFCCC于2006年的COPl2上通过的“气候变化适应基金”,用于支持缺乏资金、技术和人力瓷源的穷国应对气候变化。该基金最初将由全球环境基金管理,后者是由各国政府捐资于16年前建立的,用于资助环保项目。世界银行担任托管人,从《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的富国和穷国中间还将选出16个成员作为理事会成员,管理该基金。资金将来源于清洁发展机制收入的2%。清洁发展机制允许工业化国家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项目产生的碳额度,用于实现他们自身的排放目标。2008年12月COPl4决定启动“适应基金”,并通过了2009年工作计划,这标志着2009年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正式启动。设立“适应基金”是为了在《京都议定书》下资助发展中国家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的具体项目和计划,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来源和使用上存在分歧,该基金一直迟迟没有启动。启动这一基金并同意给予“适应基金委员会”法人资格是COP14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
25联合国网站:[2009-3-11].http://www.un.org/chJnese/News/fullstorynews.asp newsID=11413.
26灵活机制的中文翻译以《京都议定书》的中文文本为准。
See: UNFCCC. Text of the KyotoProtocol. [2008-10-10].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convkp/kpchinese.pdf
27UNFCCC[2009-1-28].http://unfcec.int/kyott protocol/mechanisms/emissions trading/items/2731 .php
28Oberthtia S. and H. Ott (1999)."The Kyoto Protocol: International limate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Springer, Berlin.
29Sonia Labatt & R.R. White(2002), "Environmental Finance: A Guide to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and Financial Products".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02.pp vii of forword.
30Burtraw, D. (2000) ,"Innovation Under the Tradable SuLfur Dioxide Emission Permits Program in the US Electricity Sector."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Washington, DC.
31"CDM Pipeline Spreadsheet", [M/OL]. UNEP Risoe Center. [2008-11-01] .http:// www.cdmpipeline.org/publications/CDMpipeline.xis (estimating CDM projects reduce464 MtCO2e annually: see Table 2, Totals for 1000 CERs). JI projects reduce approximately 51MtCO2e annually. See UNEP Pdsoe Center, JI Projects: Status of JI Projects, http://cdmpipeline.org/ji-projects, htm.
32“ITL实现与CITL对接”,pointcarbon,CDM及儿追踪,2008年10月29日
33“8项目遭CDM EB否决”,pointcarbon,CDM及JI追踪,2008年10月29日
34World Bank Carbon Finance Unit (CFU).[2008-08-22] . http://wbcarbonfinance.org/Router.cfm Page=About&ItemID=24668
35WRI ISSUE BRIEF.. "Correcting the World' s Greatest Market Failure:Climate Change and the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2008-12-O5].http://pdf.wri.org/correcting_the_worlds_greatest_market Afailure, pdf
36国际金融公司,[2008-12-05]
http://www, ffc. org/fms.
37在清洁发展机制下,CER的项目开发商,投资者和购买者都需要减轻清洁发展机制的项目风险。联合国环境署、全球可持续发展项目(GSDP)和瑞士再保险公司“温室气体风险解决方案”于2004年年底推出了一个碳金融工具——“碳交付保证保险”。它是一种保险产品,由保险或再保险机构担任未来核证排减量(CER)的交付担保人,当根据商定的条款和条件,当事方不履行核证减排量时,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此项金融工具将减小核证减排量下买家的风险。该保险的设置主要针对合同签订后由于各方不能控制的情况而使合同丧失了订立时的基础进而各方得以免除合同义务的“合同落空”的情形,例如政治风险保险(包括支柱产业破产,卖方破产,政治和国家风险)和营业中断。合同不能履行保险则为东道国政府违背或拒绝履行合同而使投资者产生的损失提供补偿。如果在规定的时限内,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府的原因没有收到付款或争端解决机制未能发挥作用,保险公司将支付赔偿金。
38作为碳交付保险的补充,此金融工具的创制主要为销售碳信用额度的现金流提供夹层融资。夹层融资是一种介于优先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之间的融资方式。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主要是依据各种融资方式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根据企业融资理论和发达国家企业融资实践,企业融资的顺序一般为:内部融资、外部债务融资、股权融资。夹层融资作为一种介于优先债务和股权融资之间的融资创新安排。有其独特的优势。能够满足特定企业或项目的特殊融资需要,也能满足特定投资主体的收益和风险要求。从资金费用角度看,夹层融资的融资费用低于股权融资,如可以采取债权的固定利率方式,对股权人体现出债权的优点;从权益角度看,夹层融资的权益低于优先债权,所以对于优先债权人来讲,可以体现出股权的优点。这样在传统股权债券的二元结构中增加了一层夹层融资是一种非常灵活的融资方式。作为股本与债务之间的缓冲,夹层融资使得资金效率得以提高。最常见的夹层融资形式包括含转股权的次级债可转债和可赎回优先股。
39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2009-3-01] . http://www.iea.org/textbase/work/2003/ghgem/uk. pdf
40吴向阳.英国温室气体排放贸易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快讯,2006年3月。
4143王卉彤.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创新[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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