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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仅引入了大量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思潮的代表著作,而且出现了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这对促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把福特主义的合理化进程被看作是物化的过程,激进的策略只能求助于美学的批判锋芒,形成的是大拒绝意识。这是目前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已被较多关注的一条逻辑线索。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与这个问题对接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批判思路以及由此生发出来并在民主政治框架中对革命道路的重新思考,在这一条思想中,其核心概念是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以及文化政治学批判。
如果说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的革命策略是对启蒙传统的“大拒绝”和美学救赎论的话,那么从葛兰西的“阵地战”到哈贝马斯的“第三条民主”道路,则更多地是继承了启蒙以来欧洲政治哲学传统。这使得他们的研讨不约而同地共同关注政治哲学的重要领域——公民社会,并由此形成了与卢卡奇传统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且开启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潮,由此占据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逻辑终结之后的理论空场,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哲学与此有不解之缘。由于目前国内学界出于各学科视野的局限性,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把握不免陷入到碎片化的境地之中,本文将从一个总体性的视域,以公民社会概念为核心来考察其历史逻辑。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社会的分析是基于苏格兰学派与古典经济学所开始的市场(经济)社会的观念,从公民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语境转换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此,马克思认为上层建筑(即政治与文化公共领域)不过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是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基础逻辑。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这么简单地看待上层建筑的作用。恩格斯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辩证关系,但在他们逝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基本上是忽视政治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则又拘泥于马克思的理论模型。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没有意识到全球化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所带来的挑战及发展机遇,死抱着封闭的经济决定论,从而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正是因此而声名狼籍。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反动,从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中意识到伸张主体意志的重要性,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理解为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基于“‘总体性’对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方式的研究。”②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相适应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社会理论重心发生了逻辑“偏移”。从“经济决定论”到“文化政治本体论”。这一转变,表现在本文所研讨的市民社会问题上,就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的视角来理解公民社会,转换为从文化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理解公民社会。此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所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逐渐淡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而知识分子(西方马克思主义学院派思想家)所领导的文化造反则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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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校王东京教授认为,一国应该追求的贸易平衡,并非双边平衡而是多边平衡。比如,中国对美国是顺差,但对日本却是逆差,而日本又对中东石油国是逆差,若仅讨论中美两国贸易,无论顺差逆差其实都毫无意义(王东京,2009)。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么大,主要是由美元霸权下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的。只有改变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毫无疑问,美国肯定不可能心甘情愿地同煮改变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笔者认为,要求美国改变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才真正击中了美国的要害。美国为什么不愿意改变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虚拟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韩国、中国、东南亚各国的崛起以及欧佩克的组建,世界出现了美欧跨越太平洋与印度洋,与亚洲地区的分工。
在国际贸易中,日本、韩国、中国、东南亚各国等很快找到了迅速发展经济的窍门:充分利用以美元为中心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弱点,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大力发展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与美元相比,东亚(包括东南亚,下同)大部分国家货币的币值都被低估了。币值低估,实际意味着该国举全国之力支持出口企业与美国的企业竞争。由于其他国家币值被低估(当然还有其他原因),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在价格上就没有竞争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也逐渐尚失了竞争优势。
为了挽救美国的实体经济,美国不得不采用美元贬值政策。但由于东亚各国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美元贬值,其他国家的货币也随着贬值。所以,美元贬值不再能够给美国的企业带来竞争力。
冷战之前,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并没有大规模地向外转移。冷战之后,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美国,制造业产出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85年制造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为28%,1990年下降到18%,2000年下降到不到16%,2005年下降到13%。从此,制造业不再是美国的主体产业,它对美国GDP的贡献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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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个性化理论的马克思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明确地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区别于旧唯物主义。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立是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它克服了以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不足,对人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是在继承和发展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超越自我。最终建立起完整的实践唯物主义体系的。我们认为。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逻辑路径包括萌芽、确立、构建核心内容三个重要的阶段。
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发端,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手稿》中的“劳动”理论的提出,可谓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萌芽。
在《手稿》中,马克思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类存在物,人的本质是劳动,而劳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构成了人类活动最基本的内容。在《手稿》中,马克思把人类的劳动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劳动,另一类是私有制下的异化劳动。对象化劳动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自然界的占有和改造,它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的本质的集中体现。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生产活动就是类生活。”“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这样就明确地把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人的劳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区别开来了。人在类本质的支配下,通过劳动创造对象世界,在创造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完善自我。正如马克思所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人是类存在物,对象化劳动是人所特有的,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在对象化的劳动中,人的对象化劳动的终点,不是创造外部世界而是创造自己。但在改造对象世界的同时,人也将自己的本质凝结到劳动产品中,因此,人们可以在劳动中确证自己的本质,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
劳动理论的提出在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成为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萌芽。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是在人的劳动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人改造自然的历史。马克思在这里看到了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为马克思提出科学的实践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在深入分析国民经济学之后,得出了劳动是人的本质的结论。劳动是联结人与自然的纽带,人通过劳动与自然发生关系。马克思的新哲学是以改造世界为目的的。改造世界不能凭空想象,必须以劳动为基础付诸实际行动。后来,马克思进一步意识到改造世界的活动不只是作为人类早期活动形式——劳动。因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就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实践的概念,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实践的基本观点,标志着实践唯物主义的真正确立。
《提纲》的第一条马克思就重点阐述了实践的观点。“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在这里批评旧唯物主义只是把客观事物作为自在存在之物,是与人的实践没有任何联系的、孤立的直观对象:没有从人的实践方面去理解客观世界以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没有看到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能动性。人的能动性被旧唯物主义忽略了,但却被唯心主义大肆发挥。“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人的能动性被唯心主义抽象的发展和片面的夸大,人成为无所不能的人。在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诞生之前,所有哲学的共同缺点是没有真正理解实践。针对旧唯物主义,其学说具有直观陛的缺点,马克思明确指出实践具有能动性;针对唯心主义不理解“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其学说具有抽象性的缺点,马克思明确指出实践具有客观性。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就是主体的“能动的”“现实活动”、“感性活动”、“客观活动”。
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实践又需要理论的指导。人们从事实践活动时,总是以一定的思维活动为前提,而思维活动又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区分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实践,也只能是实践。“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实践性,“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强调哲学家不能仅仅满足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从《提纲》来看,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革是对传统哲学的总体性变革,用实践把主体与客体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克服唯心主义只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和旧唯物主义只从客观方面去理解的不足。实践从此成为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首要观点和理论基础,同时也标志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
实践是人们能动地改造对象世界的双向对象化活动,物质生产是人们为了能继续存在和发展而进行的改造物质世界的实践活动。实践是人们改造对象世界活动的总称,而物质生产只是人类实践活动最重要的一种形式,是实践的具体化。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时就明确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基本形成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对实践的最基本形式——物质生产作了系统的阐述,建构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物质生产理论。这既是实践唯物主义理论的完善,也是马克思创立实践唯物主义的真正目的、理论旨趣和关键所在。
现实的人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离开人来谈人类社会是毫无意义的。在马克思看来。“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对现实生活中的人来说,面临的第一问题就是生存问题,也就是解决基本的生活需要。如果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就很难想像人们会有心情去做别的事情,就谈不上创造历史,更谈不上追求自由,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明确告诉我们,“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显然在这里,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的发展基本条件的思想,已经超越了自己先前提出的作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而是现实生活中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实际生活需要和日常生活。
人类存在和发展的首要条件是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人要想存活下去。就要有保障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因此,马克思认识到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这就是说,人类为了生存首先必须进行生活资料的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社会是不断向前进步的,同样人的需要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人们不会仅仅满足于基本生活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这就是说人类的第一个需要得到满足后又会引起新的需要,人类的第二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用以满足相关生产需要的生产资料的活动,也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历史运动的动力和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活动中最基本的活动,而这种物质生产活动不再被认为是费尔巴哈眼中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的活动,而是人类改造现存世界、推动历史前进的历史活动。
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是直观的、孤立存在着的个人,他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一方面,人的社会关系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建立的,人的社会本质由物质生产实践所决定。另一方面,物质生产活动也不可能以单个人的活动形式而存在,它必然要受社会分工的制约,以不同个人的共同社会活动的形式而存在,总是与不同的社会群体相联系。“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总之,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纵观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是以劳动理论为出发点,在劳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观,在科学实践观的指导下最终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物质资料生产实践。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在扬弃前人已有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不断地超越自我而完成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人类哲学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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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长河,历代马克思主义者都在苦苦思索和试图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关涉人类解放事业的“斯芬克斯之谜”。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邓小平运用卓越的智慧和磅礴的气魄为解除这个迷局指明了道路,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重新回顾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内在逻辑,对于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有着重要启示。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525而且“只有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1]525-526正是确立了从现实生活出发加以考察的基本原则,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区别于唯心主义,突显自身的独有价值。列宁认为,正是由于马克思“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2]才使得马克思没有陷入空想主义。毛泽东则用“实事求是”的概念对这一原则进行中国化的科学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去研究。”[3]换言之,只有从客观实际出发,认清事物生成的历史过程,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才能为实践策略提出、制定和执行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提供保障。正是在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下,毛泽东才能制定出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指导我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论十大关系》中,初步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提出探寻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基础上,邓小平对实事求是原则进行再次发展: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连接,认为两者相互依赖、相互辅助,澄明了实事求是原则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认为实事求是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并把其提升为党的思想路线,同时对其加以科学阐释,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4]278突显了实事求是原则的实践指导意义。正是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才能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及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认识和独到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基本框架,揭开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其一,明确本质内涵。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清晰的设想,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尝试,但他们都没有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这不仅使得长期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经久不休,更为重要的是使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缺少牢固的理论根基。作为建国以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领导者之一,邓小平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界定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性。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秉承谨慎的态度,用否定的句式说明社会主义“不是什么”,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渐彰显出内在活力之时,邓小平才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373为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的调整奠定充足的理论基础;其二,确立历史方位。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虽然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取得了基础性成果,但正是由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定位没有清晰的认识,使得国家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遭遇重大波折。故而,在中国实现重大战略调整之际,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5]252正是明确了国家发展的历史起点和发展阶段,中国改革开放才能平稳有序地向前推进;其三,明晰历史任务。在尝尽误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根本任务所造成的苦果之后,邓小平不仅明确指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而且还重点强调了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5]370把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连接起来,不仅突显了邓小平创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信心与决心,而且为国家整体发展指明了方向。
生成性思维是与既成性思维相对的思维模式,即把事物不是看做本质不变的存在,而是看做不断变动的事物,看作一种不断生成的过程。生成性思维模式能够把握不断变动的事物,能够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背后找到内在变化的规律,进而正确地把握变动的世界,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合理的实践活动。而生成性思维在实践层面主要表现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即在实践过程中既能保持目的、方向和立场等基本原则不动摇,并且能够实现方式、方法和手段的多样性。生成性思维模式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内在运思模式,其主要表现在宏观总体设想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意识形态建设等具体领域建设之中。
在宏观总体设想层面,邓小平一方面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5]137以保证中国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把判断改革成败与否的标准概括为“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372从理论上突破了传统对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提供理论支撑。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性与实践方式的多样性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从根本上破除了以往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唯典籍”(照搬经典)和“唯模式”(照抄苏联模式)的机械化倾向,进而避免了重蹈社会主义建设中严重失误的危险。
在具体领域建设层面,邓小平的生成性思维表现得更为明显。在经济建设方面,邓小平认为,采取一些资本主义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十分必要的。他明确提出,“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5]149而这种方法就是市场经济。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5]17因此,引入市场经济体制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就能极大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势。同时,邓小平也没有忘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指出,改革要始终坚持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5]149正是在生成性思维的指引下,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创造性结合;在政治建设方面,邓小平在极力强调坚持党的领导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要“明确党的职责和政府的职责,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5]329因此,需要进行以权力下放和精简机构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即实现领导方式的创新;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邓小平认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基本原则不能动摇,但这不意味着要照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话语,抑或是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而是要在实践基础上不断使之发展。邓小平明确指出,“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4]128
系统实践,是指采取适当的方式和策略使实践活动得以整体、有序推进。所谓整体,是指实践活动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所谓有序,是指各领域建设内在具有着规律性联系。正是在邓小平系统实践思想的指引下,改革开放的序幕才得以顺利拉开。
解放思想,实现思想引领。由于在社会主义探索期的失误,机械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想严重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正确判断,进而使一些本来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活动,人们却不敢干、不想干,不能干也不愿干,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整体发展。故而,解放思想成为了改革开放的首要措施。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5]179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内在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因此,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5]364也只有破除机械主义和教条主义对思想的束缚,我们才能够“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5]141概言之,解放思想是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内在要求。针对有些人错误认为解放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贬低的情况,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5]146故而,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政府主导。在国家实现重大战略调整之际,只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重新明确和划定党和政府的职责,才能实现“自上而下”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保证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邓小平认为,“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4]160而精兵简政和下放权力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只有实行精兵简政才能提高办事效率,才能防止腐败;只有下放权力,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有效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但政治体制改革不等同于要放弃党的领导,而是实现怎么领导的问题。邓小平认为,“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4]278即在大的方向和策略上实现党的领导,而不能使党管得太多,如果管得太多反而削弱了党的领导。邓小平认为,“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不善于领导。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恐怕就是这个道理。”[4]164而检验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何在?他认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5]373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政府主导、发挥政治上层建筑的功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整体发展的必要条件。
引入市场机制,实现市场导向。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经济建设的关键在于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代之以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调动和利用资源,使资源得到合理分配的作用机制在于:市场能够利用供求机制、价格机制、风险机制和竞争机制使资本要素流向最需要的部门,以获得最为合理的利润。供求关系,是指商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的规律性(供求机制),而供求关系的变化主要通过价格波动予以表现(价格机制),价格波动会给予经济主体以准确信息,进而形成主体之间的竞争(竞争机制),主体之间的竞争必然要伴随着获利或是破产的风险(风险机制)。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形式,不会影响社会主义制度,正如邓小平所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5]373这就从理论上明确了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实现的可能性,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支撑。
进行文化建设,实现文化繁荣。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要实现“两个文明”,而“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5]114具体而言,文化建设的功能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提升科学技术水平,为改革开放提供智力支持;二是提升思想政治素质,抵御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负面思潮影响;三是提升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概言之,文化建设功能的核心在于实现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展开,根本上说依赖于国民素质的全民提升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5]380因此,文化建设是改革开放的题中之义。
解放思想、改革政治体制、引入市场机制与进行文化建设的实践活动构成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内在逻辑:只有解放思想,以实现思想引领,才能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思想前提;只有改革政治体制,以实现政府主导,才能为引入市场机制提供政治保障;只有引入市场机制,以实现市场导向,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人民群众的素质提升,又需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予以支撑。
国强民富的价值旨归一直贯穿于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之中,同时规定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方向和基本原则。
国家实力的强盛是近代中国人民不断追寻的梦想。自16世纪世界近代化历程开启以来,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不断被西方削弱,甚至在19世纪沦落为西方列强任意宰割的半殖民地。因此,自鸦片战争以来,许多仁人志士都以国家强盛为己任,试图寻找到一条民族复兴之路。直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条国家强盛和民族振兴之路才得以显现出来——社会主义道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以及“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道路逐渐在中国落地生根。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早期,由于中国缺乏经验,只能以俄为师,致使国家发展遭受波折。在此之后,虽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意识到照搬之路行不通,但由于当时国内情况的复杂性,党和国家并没有能够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国家强盛之途也显得异常艰辛。面对国家发展的困境,邓小平把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作为评价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标准之一,积极创新建设实践的方式和方法,以实现近代中国的复兴之梦。
人民生活的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归宿。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4]128换言之,一切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的都是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其原因在于: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评价主体和价值主体,只有保证人民群众生活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才能找到归宿。邓小平的富民思想有三个基点:一是勤劳致富,即通过诚实劳动实现生活水平的提升;二是有序富裕,即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现先富带动后富;三是共同富裕,即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富。这意味着,合理富裕是邓小平富民思想的根本特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推行“先富带动后富”,调动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并遵循按劳分配原则,逐步实现生活水平的提升,才是富民的合理途径。
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裕,两者相辅相成。在价值层面看,国强是民富的基础,没有国家的整体发展,个人的生活水平也难以提升;同时,民富是国强的归宿,国家的强盛最终还是要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上来。而要在实践层面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最为关键的是要处理好发展生产与改善民生之间的关系。邓小平认为,处理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根据具体国情,实现国强和民富的动态统一。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家需要大量资金进行战略调整,以刺激经济生产,故而需要集中财富确保大局,即国强成为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发展生产,而不改善生活,是不对的;同样,不发展生产,要改善生活,也是不对的,而且是不可能的。”[5]257-258而当国家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之时,切实改善民生以实现人民富裕,必然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举措。这也是邓小平提出“三步走”战略(从“温饱”“小康”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实践意蕴。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已由“浅水区”进入“深水区”,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而又难以快速解决的问题。在此之际,全面回顾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对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当前国家面临的改革形势日趋复杂,因而,遵循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准确把握当前国情,尤其是寻找到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中国问题”,成为制定实践决策的首要任务;面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袭,坚持生成性思维的运思模式,在“棒杀”和“捧杀”面前保持理性,不照搬任何既定模式,坚持走“中国道路”,成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准则;“五位一体”实践布局的总体形成,昭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统实践的必然出场。故而,以系统思维为基准,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逻辑”,以实现改革开放的整体推进和系统推进,已然成为突破改革深水区的必由之路;以国强民富为准则,处理好发展生产和改善民生之间的关系,进而凝聚磅礴的“中国力量”,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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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年代,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嬗变尤其如此。在五四时期兴起的评孔思潮,上承近代社会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下启新民主主义文化萌动的时代方向。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小议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论战的内在逻辑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西方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蜂拥而入,关于欧洲各国社会党状况及其政治主张的介绍不一而足,社会问题、劳动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讯息纷至沓来,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引导了思想界的论争。其间,马克思派和改良派、无政府派的论战尤为突出,史称“社会主义论战”。1922 年9 月,马克思派主持的广州新青年社编辑出版《社会主义讨论集》,收录了社会主义论战期间的25 篇重要文章。该文集在集中体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面貌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论战各方的社会形象,并且,在转喻的意义上定型了其时社会主义思潮的原初镜像。质言之,《社会主义讨论集》表面上看是文献编纂,实则是一种历史的叙事。90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这个讨论集,拓展其语义空间当是一个基本的旨趣,为此,就需要探求其基本线索,从而为把握社会主义论战的内在逻辑提供基础性的示范。
《社会主义讨论集》以陈独秀的《谈政治》为开篇。陈独秀所谓的政治,就是国家、政治和法律等事项,《新青年》杂志起初不谈政治,自然有各种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不屑于以老套的方式谈政治,不屑于和老套的人谈政治。但政治是无可回避的,“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1]2。
按照陈独秀的概括,主张不谈政治的有三派人:一是学界,以张东荪和胡适为代表; 二是商界,上海总商会等可谓其代表; 三是无政府党人。前两派并非从根本上不谈政治,只是受到争权夺利的冒牌政治的刺激,才一时反对政治,与之相对,无政府党人则是反对古往今来的一切政治组织。因而,陈独秀就着重分析无政府党人的主张,认为国家、政治、法律是“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若是觉得工具不好,可以改造,不能简单地“抛弃不用”[1]11。
同样是陈独秀的概括,不反对政治的人也有两派: 一是旧派,他们极力维护现有的国家,维护所谓“王法”“大清律”; 另一派是新派,亦即德国社会民主党思想的信奉者。在陈独秀看来,虽然中国暂时还没有这派人,但颇有这种倾向,他们必将成为“我们唯一的敌人”,因而就着重予以批驳,强调“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的护身符,只有经过劳动阶级专政,“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 即生产阶级) 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1]16。
无论政治是好是坏,人不能脱离政治。“强权、国家、政治、法律是一件东西底四个名目”,讨论社会主义,就是谈政治,这表明社会主义是作为一个政治问题( 而非单纯的学术问题、思想问题) 来讨论的。因而,社会主义论战也就是一场政治论战。
马克思派和改良派的分歧起于“人的生活”。应该说,救中国是讨论各方共同的旨趣。所谓救中国,包括救国和救民两重意思。
1920 年,张东荪到内地旅行,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由此,“人的生活”成为张东荪论说的出发点和中心。一则,如果不能使大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空谈“主义”只能是夸夸其谈; 二则,如果说有那么一个“主义”,那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这样,欧美流行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就都被张东荪排除。以人的生活为旨归,就只有“增加富力”一条路,“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2]32。
围绕“人的生活”,马克思派和张东荪代表的改良派展开了争论。正报记者爱世承认中国人多数未曾得着人的生活,也承认只有从增进物质文明入手才能改变这一状况,但他进而指出,既要增进物质文明,也要按照适当方法分配物质文明,才能使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并且,即便是开发物质文明,也要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去开发。爱世和张东荪针锋相对,他强调: “其实所谓不讲主义只讲发达实业,结局自然要归到资本主义上面去。”[2]35资本主义绝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明明白白的”提倡社会主义,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
陈望道借用张东荪之前的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讲社会主义》予以反诘。在这篇文章中,张东荪明确写道: “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的全体生活———从个人生活到全体生活,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都要改造。”既然认为社会主义包括改造人生的一切态度和方法,那么,要得着人的生活,只有“高唱”社会主义。陈望道批评张东荪转而把资本主义作为“开发实业”唯一的路,揣测他的意图是先造成“文明”,再改造“文明”,是其先前观点的退步乃至变向。
邵力子认为,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的不同在于用什么方法增加富力、开发实业,他深信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开发实业,才能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况且,人的生活要兼顾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张东荪似乎只注重物质的方面,其实,那些“饱暖思淫欲”的人也不曾得着人的生活。在邵力子看来,若不用社会主义开发实业,无论是内地还是都市,得着张东荪所谓“人的生活”的人会愈来愈少,并且,掠夺者因为精神上的“放恣”,也会成为“逸居无教的禽兽”。因此,要使中国人得着“人的生活”,一定非先有一种“主义”不可[2]43。
马克思派和改良派从“人的生活”入手,围绕发展实业是否一定要用资本主义展开了争论。陈独秀说:“如果说中国贫穷极了,非增加富力不可,我们不反对这话; 如果说增加富力非开发实业不可,我们也不反对这话; 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不可,且非资本集中不可,我们不但不反对这话而且极端赞成; 但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我们便未免发笑。”[2]66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现在没有劳动阶级,不能行社会主义运动,若要行社会主义运动,唯有奖励资本家生产,“有资本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借”。李达提出批评: “若照这样说,简直是为实行社会主义,才造劳动阶级; 为造劳动阶级,才奖励资本主义,梁先生就有故意制造社会革命的嫌疑了。”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实现消除阶级的国家,中国既无阶级,又何须制造阶级。“譬如一个天然足的女子,就用不着我们说缠足的解放,若是因为要解放伊,故意为伊缠足,使伊得着有被解放的资格,然后再替伊解放,岂不是限于‘循环定理’吗?”[3]208
陈独秀认为,欧美和日本通过资本主义发展教育和工业,弊害已非常明显,“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2]45。针对中国到底有没有大资本家这一问题,李季认为不仅存在“两重式”的资本家,“完全中国的”资本家也一样可怕。“我国当着这个时候,小资本主义已经根深蒂固,大资本主义正在勃然兴起”,谈社会主义已是“缓不济急”[4]326。何况在李季看来,实行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发达阶段。
在《谈政治》一文中,陈独秀指出,中国不反对政治的人有旧派和新派之别。新派依据所谓“马格斯修正派”,也就是“Babel 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把政治、法律和国家当作工具,但却“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而是主张议会主义。陈独秀把这种人视作马克思派的根本对手,认为应当特别提防,而在施存统看来,“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主张资本主义”的别名,因为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结果,势必要去“赞助”资本主义,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持有这种主张的人不是懦弱就是伪善,因此,施存统“老是不承认”这种人是马克思派的朋友[5]。
在与改良派的讨论中,马克思派逐渐深化并统一了认识。以李达为例,他起初还比较踌躇,中国何时能够发生社会革命? 中国社会革命究竟采用何种范畴的社会主义,大概也是由国情和国民性决定的。“未到实行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预先见到,所以不敢说中国应实行多数主义,却又不敢说中国一定不适宜多数主义”[6]。但两年之后,对于中国是否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来改造,李达的态度非常明确,并设想了无产阶级应该为此做什么准备,亦即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应当采取何种政策[7]。
马克思派和无政府派的分歧则起于“人性”。几乎所有的政治信条和信念都建立在某种人性论基础上。人是自私的还是合群的,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本质上是道德的还是邪恶的? 人是政治的动物还是私人性的存在? 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影响着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还有,人类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自然的、内在固有的力量所引导,又在多大程度上由社会环境所决定? 人在本质上是独立的个体,还是由其所属群体塑造的社会性存在? 在马克思派和无政府派的论战中,这些基本的哲学和政治议题都无可回避。
陈独秀在《谈政治》中说,“人类本性的确有很恶的部分,决不单是改造社会制度可以根本铲除的”; 况且,私有制造成了人的第二恶性,也不是制度改变了就可以马上跟着消灭的。若没有强迫,以前不劳动的人不会忽然高高兴兴地去做工; 以前习惯了经济刺激才去劳动的人,没有刺激之后,又加上以前疲劳的“反动”,势必变得懒惰。虽然说艺术活动和创造性劳动不是强迫所能造成的,但是私有制造成了人类“专己自私”的野心,一时难以消灭,于是,“不洁的”“很苦的”劳动没有了经济的刺激和法律的强迫,就没有人情愿去做。无政府派则以为,人类有劳动的天性,这是陈独秀也承认的,至于艰苦的、恶劣的劳动方式,可以通过技术改进和劳动时间减少来解决。问题还在于,若是制定法律来强迫劳动,这样的法律如何制定?关键还在于,“法律只能束缚人的自由,不能禁止罪恶的发生!”[8]22
陈独秀在《社会主义批评》中说: “无政府主义乃建立在先天的人性皆善和后天的教育普及上面,政治经济制度正因为人性不皆善、教育未普及而起,我们只应该渐渐改良政治经济制度,使人性渐趋于善、教育渐能普及; 此时离教育普及还远得很,就是将来教育普及了,人性能否改变得皆善还是一个大大的疑问,哪能够病还未好,便早早地把药废了,并且要起来和强健人赛跑呢?”[9]对人性不大乐观,是马克思派的共识,如李达所说: “一切无政府主义,对于人性的研究太乐观了,对于政治太悲观了。”[10]
对人性的认识不同,特别是对人性与劳动、人性与法律等社会制度的认识不同,使得无政府派和马克思派虽然都主张用“强力”破坏旧社会,但在破坏之后,马克思派如陈独秀主张无产者“独裁”,有两个理由: 一是担心资本家死灰复燃,有复辟的运动; 二是担心将来渐渐又生出资本家。无政府派如郑贤宗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出发,认为资产阶级既已失去了私有财产,也就变作无产阶级了,何来复辟之说? 并且,新的社会不但“生产机关”公有,“消费机关”也属公有,不可能产生资本[8]20。
从区声白和陈独秀往返的六封书信可以看出,马克思派和无政府派的争论集中在“自由与联合”及“契约与法律”两个问题上。针对无政府派一面主张绝对自由,一面又主张联合,陈独秀提出,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区声白则认为,联合与自由不但没有冲突,而且“唯联合才能有自由,唯自由方能联合”。就“契约与法律”问题而论,区声白主张废除法律,代之以自由契约。在无政府时代,固定的事用自由契约来维持,一时的事由公众意见来解决。陈独秀对公众的构成质疑,对群众心理表示疑虑,认为区声白所谓的“信约”可能是个别人利用群众的盲目心理造成的。用盲目的群众心理所造成之随时变更的公意来代替法律,将会造成一个“恐怖的社会”[11]。
这两个焦点,最终指向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区声白等无政府派从极端的个人主义出发,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反抗一切威权,反对国家,反对专政,反对组织和纪律,反对集中和领导,批评马克思派的主张既束缚个人的自由生活,也束缚了自由思想的发展。对此,马克思派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出发予以回应。施存统坚持,自由、平等、正义、幸福不是凭空“筑起”的,是先有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然后有自由、平等、正义、幸福,还是先有自由、平等、正义、幸福,然后有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12]381。这实际上是把手段和目的割裂起来,乃至对立了起来。在具体的运作中,就可能为了建立所谓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扼杀自由、平等、正义、幸福的追求。
按照马克思派的观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获得政权后,地位是不稳固的,倘不实行专政,政权容易落到资产阶级之手。为保障共产主义的实现,不能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通往消灭阶级的必由之路。经过若干时期之后,没有了阶级,当然就无所谓阶级专政了。施存统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分为过渡期、半熟期、完成期等三个阶段,他强调,任何正义、人道、自由、平等都要建筑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找不到那种经济基础,空谈自由、平等,就是讲一万年,也是不会实现的。我们并不是不要自由、平等,只不过是先筑成能够得到自由平等的经济基础。社会是进化的,由较不完善近于较完善的,要想一步跳过,那完全是梦想。“我们对于社会进化必须经过的阶段,是避免不来的。所以我们必须实行阶级斗争,必须采用劳工专政。拿什么‘彻底不彻底’的话反对马克思主义,我看是一钱不值”[12]383。施存统认为,不能拿俄国现状来批判共产主义。俄国并不是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而只不过是向着共产主义进行罢了。施存统还说,俄国是一部分劳动者压迫另一部分劳动者,但英国却是资本阶级压迫劳动阶级,若说前者是不正当的,难道后者是正当的吗? 不然,为什么反对暴力革命? 为什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许新凯用列宁和布哈林的话来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是少数人的专政,并且这专政的少数人也要“服一二个人的意志”才好。这是“为自由而专政”,因而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君主专制”。革命是必须的,激进的、全部的、彻底的改造就是“革命”。许新凯认为,因为政治势力的强大,主张社会主义要先解决政治问题[13]。不先把政治问题解决了,不把社会上最有力的机关打倒了,部分的、零碎的操练是不可能的。政治问题解决之后,再振兴工业办好学校,促使劳动者的知识增加、经济条件满足,才能达到真正的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论战各方在阐述自己的思想时,每每用到比喻。马克思派的比喻尤其有趣。“要治致命的病,有时必须用毒药,甚至于须用点必然发生副作用的毒药,都是不可避免的”[8]24。“譬如国家、法律、政治是个人身,他到了自然死底时候,那是进化历程上当然的现象,若只是疾病便当医治,用‘人死病断根’底方法来解决病底问题,未免有点笑话”[8]26。“譬如我们要建造新建筑物,只好按照我们的理想去造,不必仿照他人旧式不合理想的式样暂时造出不合理想的建筑物,准备将来改造”[3]205。“所以打破资本制度没有十分发达的社会,不能拿着打破雏未成的卵来比喻的”[14]。这些比喻和修辞,与其说是强化印象的需要,不如说是逻辑自身的需要。逻辑离不开修辞,一切对于未来的想象都离不开对既有现象的借用,借用常常也不过是挪用而已。一方面是形象地说明,另一方面,在借用和挪用的过程中,未来意象的乌托邦色彩栩栩如生。
在《社会主义讨论集》中,“乌托邦”一词只出现过一次。李季在《社会主义与中国》一文中说: “现代所谓社会主义,不但和古代教义不同,并且和马克思以前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不同。”[4]319 它发现了现代经济制度的破绽,非改造无以救济,改造的方法是采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废除现今资本制度的生产和交换方法,建立一种土地和资本公有的经济制度,使一阶级掠夺他阶级的事实以及工银劳动等等归于消灭。显然,这里的乌托邦意思不外乎空想。现代社会主义发现了现代经济制度的“破绽”所在,也找到了正确的解决办法和出路。
马克思派强调马克思是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者只能在头脑中“描写”理想,却未能“发现”实现理想的物质基础,所以只能是空想家。施存统认为,基尔特社会主义本想把国家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结合起来,说起来很好听,但实行起来,会变成一种空想,不要说在中国是空想,就是在英国也恐怕不免是一种空想。张东荪似乎是为了避免这种空想,提出“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这“另一个地方”也很有些乌托邦的意味。在陈独秀、李达等马克思派看来,这无非蛊惑人们不要讲社会主义,而把注意力放在发展实业上。发展实业固然必要乃至重要,但如何发展,依据什么“主义”来发展,也需要认真考量。
对无政府主义倡导的根本原理———自由组织,自主联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产党人相信有实行的可能,也是向这方面努力的。问题在于: “这几种原理,绝不是一时可能达到的,只是渐渐与彼接近的。那些要想从现社会一跳跳到理想社会的人,只是一种妄想,事实上是断断做不到的。”[15]这样,相对于无政府派,马克思派表现出渐进的特点。陈独秀认为,改造社会,实际上是要将其“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减去”,不可能采用根本改造的方法,将其“_煨媉立时消灭”; 更不是单单在理论上否认弊病的存在,弊病便“自然消灭”。他批评无政府派“空谈什么无国界,什么世界同胞,什么大同,都太笼统了,离问题远得很”[8]25。而在无政府派看来,马克思派缺乏想象力,“以现世的头脑去考虑进化的无政府社会,以现世的眼光去观察无政府社会”。双方相互指责对方以一偏之见来构思未来的理想社会,以其一偏之见来拟定改造社会的方法。无政府派批评马克思派不彻底,陈独秀回应道: 第一,世界上的事理本来没有“底”,从何“彻”起? 只要懂得进化论,就不会有所谓彻底的观念。第二,强权所谓可恶,是因为有人拿它来拥护强者与无道,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它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
众所周知,乌托邦( Utopia) 既是“没有的地方”,又是“好地方”。“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三个字合起来即为“空想的国家”,但正是这个“空想的国家”让人念兹在兹。晚清以来,西学东渐,乌托邦情结开始萦绕中国思想界,无政府主义就是这种情结的突出表现。直到五四运动开始,无政府主义都具有强有力的感召力,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都曾有过或长或短的无政府主义“阶段”[16]。社会主义论战表明,陈独秀等人和无政府主义断然划清界限,完全服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一过程中,他们一方面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思想; 另一方面,一般性的乌托邦情结依然萦绕挥之不去。马克思派批评无政府派是乌托邦,无政府派则预料马克思派势必沦为“恶托邦”。
如果说无政府派的乌托邦情结表现在对人性的信任,那么,马克思派的乌托邦情结则表现在对意志的信任。“俗话说得好,‘事在人为’,又说,‘有志竟成’。我们中国虽事事落在人家的后面,然只要认定目标,急起直追,未见得不能和各先进国并驾齐驱,也未见得不能出乎他们之上”[4]315。这显然有“意志万能”[17]的意味。陈独秀提到“开明专制”,也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柏拉图的《理想国》,该书提供了最早的政治乌托邦主义构想。马克思派起初对无政府派比较友好,正是由于二者分享了共同的终极目标: 建立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派批评无政府派,则是因为后者把这种终极目标置放到即将到来的现在,因而“子虚乌有”。就此而言,马克思派比无政府派具有更大的乌托邦情结。
马克思派的乌托邦情结,还特别体现在李汉俊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造性阐释上。李汉俊认为: “中国底乱源,一是因为中国这社会底各局部间的进化程度太不一致而发生的激烈的调和作用; 一是因为中国在全体上与世界底进化程度悬隔太远而发生的剧烈的调和作用; 一是世界底资本阶级与中国底资本阶级在中国这市场上的争夺战; 而这混乱就是中国进化急速的表现,要中国进化到了社会主义,才能终止。”[18]李汉俊进而指出: “现在中国要进化到社会主义,没有要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的必要,可以直接向社会主义的路上走去,并且资本主义在现在的中国没有充分发展的可能,以中国现在的环境又有直接向社会主义路上走去的必要。”[19]对此,张东荪提出了“伪社会主义”的警告: “在此贫乏与知识幼稚之时代,纵有事件发生,必为假借名义此不可不预知者也。我辈不主张社会主义则已,若主张之,则当有极长期之耐性。在此种具有不能产生真社会主义而又易于产生伪社会主义之条件之时代中,止可冷静研究,并宣传事业亦可少做。”所谓“伪社会主义”,也就是一种“恶托邦”。
政治始终是我们的现实处境,人的生活始终是我们的现实关切,人性的是与非也一再被提上讨论议程,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乌托邦的情结与反思。生活在当下,总会有“生活在别处”的念想,然而,20 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别处”可能是乌托邦,也可能是“恶托邦”。90 多年后重温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重读《社会主义讨论集》,我们可以有一种历史的眼光,从容而淡定,由此,社会主义论战的意义愈加凸显,《社会主义讨论集》的语义空间获得更大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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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确立是外界影响、个人学习和生活经历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价值导向和教育实践的有机结合则是促使外在体验向内心体悟转化,确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元主导能够帮助大学生在价值观反思的迷茫、困惑中形成普遍接受的社会主流意识,最终外化为行动表现的重要环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研究生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科学精神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当代研究生弘扬科学精神是题中应有之意,其要旨是将科学精神发扬广大,更是历史所赋予的光荣使命。关键是要始终保持良好的心境和动力,这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具体地说,也就是要以学习和生活为基础载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自觉加强人格品质修养,要把弘扬科学精神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
虽然,从自然人的角度讲,研究生的本质属性还是学生。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无论是硕士研究生还是博士研究生,都是通过研究创新的途径继续深造的社会人,在追求科学知识的同时,也是科学精神的传承者和传递者,扬科学精神是题中应有之意,其要旨是将科学精神发扬广大,更是历史所赋予的光荣使命。党的提出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予了研究生弘扬科学精神的强大的生命力。笔者认为,除了完成学业,顺利走向社会之外,作为新时代的研究生,更加重要的一个任务亦或是历史责任就是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把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机融合,激发内在动力和活力,轻松愉快、全面健康发展,从而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示范引领作用,凝聚和创造正能量,为社会发展营造和贡献应有的时代作用。
首先,要以学习和生活为基础载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任何一个社会环境,都有其固有的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产活动所逐步凝聚的,是人们共同意愿的集中体现,更是人们凝心聚力的纽带和力量源泉。当今,我们所共同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倡导了社会风尚,具有丰富内涵、历史渊源和实践要求,为我们在读硕士研究生提供了学习和生活准则的根本遵循。作为研究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引领社会风尚,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无旁贷的现代责任和历史使命。
具体地讲,在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基础上,要有更加深刻的认知,并在从事学业研究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切地融入自我的内心世界,融入到科学探索的全部过程,坚持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深入探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形成精神世界的强大动力。需要特殊强调的是,在读硕士研究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须坚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实践的载体要看得到、摸得着,禁忌唱高调、“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只有在学习和生活中,事事、时时、处处自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思想和行动,并以此作为自身建设的评价标志,才能不断完善自我,全面发展。
其次,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自觉加强人格品质修养。 这里所谓的人格品质,除了心理健康、遵守社会公德之外,主要倾重于优良的学风和严谨的科学精神。说到底,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不断修正人生的价值取向,加强学术自律,自觉维护科学的尊严,切实把个人的人生追求同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及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紧密结合起来,在完成学业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传优汰劣,探索新知。特别是要树立刻苦专研的勤奋精神,经得住科学研究过程的寂寞考验,潜下心来,“走在路上”;要规避完成学业万事大吉的积弊,以探究科学奥秘和弘扬科学精神为动力源泉,坚决同浮躁的学习风气和不端的学术行为作斗争,敬畏科学、崇尚真理,做“真”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衡量个人发展的标准和思想、行为规范。所有这些,是一个统一的、有机的系统性整体,不能强行地予以分割,亦或是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既要着眼当下和自我,也要尊重客观和长远,更要瞄准党和国家的发展目标紧跟时代的步伐。只有这样,才能正在地把自己置身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之下,真切地融入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和政治生态中,形成的个性修养、人格品质才能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要求,并相得益彰,从而为社会发展进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再次,要把弘扬科学精神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作为研究生自觉弘扬科学精神是每一个人的底线思维,往往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分离,或者是未思考、不在意。这种情况不利于自我发展,更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脱节,容易导致自身价值实现方式模糊,缺乏前进动力,产生迷茫。因此,始终保持严谨的求学求知态度和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需要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互为动力、相互促进,始终保持和激发创新的激情和创造的活力,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作为一名在读硕士研究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应该有这样的思维,而且不可或缺。
否则,一味地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甚至为了科研研究而孜孜不倦,但是长期的这种状态,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一旦自己的辛勤付出没有得到认可或自我感觉不理想的时候,也很容易造成自我思想的混沌。试想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境中是一种怎样的状态,所谓的科学精神也只不过是自我寻求安慰的借口而已。因此,我们所讲的科学精神是要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不是简简单单的苦学和盲从,而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具有时代内涵的一种高尚。这需要我们在日常的学习和研究中感悟并践行,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科学、全面发展,从而为社会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之,一个人的不断进步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也需要看得到、摸得着的客观上的物质载体,更需要知行的统一。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流的新时代,作为研究生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才能把科学精神的光芒辐射的更加广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共同的幸福梦才能美梦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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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作为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之一,他早期曾相信过“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继而坚信只有“革命”才能“救国”。并坚持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同一切伪社会主义尤其是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作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并因此确立了自己早期社会主义观的六条标准,为中国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做过杰出的贡献。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李达社会主义观的成因探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李达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甚深,而其社会主义思想更是对20世纪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影响深远。本文主要分析探讨了李达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主客观原因。
关键词:李达;社会主义观;形成原因
1、近代中国特殊国情及革命形势的迫切需要
近代中国历史是屈辱的历史,近代中国社会是矛盾重重的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以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自此,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发生了深刻重大变化,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的这一重大转折,中国性质的这一重大变化,使得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的出路在何方。面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先进的中国人,千方百计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无论是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还是辛亥革命,都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的面貌,人们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社会进步都化为泡影。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于是尝试抛弃实行资本主义的理想,另谋出路,重新探索。而李达也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最为重要的两大敌人,一个是国际帝国主义,一个是国内军阀统治。中国革命形势最为迫切的需要就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而在这样紧急的关头,李达开始通过十月革命直接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实际。并且明确地指出:“就中国现状而论,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1]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道路才是适合中国的,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而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李达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在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斗争和理论研究的结合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观。
2、新旧文化运动的交替
20世纪初的中国,是新旧事物交替的重要时期,尤其是五四运动的爆发,成为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事件,它开启了中国新的历史篇章。“由五四运动带来的中国历史的转折,反映在文化思想上就是出现了一个新旧文化运动交替的时期。这种交替集中表现在怎样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上,表现在对这些问题的热烈争论和探索上。”[2]“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人们从西方寻求真理的努力,始终是在资本主义的范围之内进行的,而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开阔了人们的思路,开辟了对另一个世界和社会制度、另一种思想体系的探索和研究,从而使得人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本主义文明从怀疑、失望直到逐步抛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成了时髦,成了人们议论和探索的中心,成了公认的新思潮。”[2]但是这种思潮却不是简单明了的,而是各种思潮的杂糅,这对于大多数进步青年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而李达作为进步青年之一,也经过了各种斗争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也正是这种新旧思想的交替时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广大进步人士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可能和机遇。李达也深受当时这种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研习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努力结合中国的革命运动,将理论用以实践,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观。
3、20世纪初社会主义在各国影响的扩大及俄国革命的直接影响
李达1920年暑假从日本回到中国。此时的中国正流行着各种各样的名目繁多的社会主义思潮。尤其是经过了之前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洗礼及“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各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广为流传。除了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影响扩大这个因素外,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直接影响了中国先进分子接触、研究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十月革命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将社会主义由理想变成了现实,俄国革命给中国描绘了社会主义的摹本,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自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五四运动前后,其传播的状况就完全不同了。不仅各种翻译、介绍、论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论述大为增加,就是在内容上也越发趋向结合中国的实际,涌现了像李达这样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顺应历史潮流,认为要学习俄国经验,走社会主义道路,彻底改造中国社会。而李达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更是率先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在实践斗争中将其具体加以初步运用,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主义观。
1、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及湖湘文化的影响
爱国主义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可这一传统文化在湖湘文化中表现尤其明显和突出。根植于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历史地延续下来,影响了一代代湖湘人。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情怀表现出来的心忧天下,舍我其谁的爱国氛围也深深影响了生长于其中的李达。这样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愫使得李达面对中国近代社会的亡国危机时更是积极行动,探索救国的道路,而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就是将其当做一种救国之策来研究的。这样经世致用的态度也始终是李达求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动力支撑。
除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得李达由寻找救国道路,进而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外,湖湘文化在其思想、言行中也可以寻找到印记。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特点对其选择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影响。这样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态度,决定了李达在选择救国道路、在选择俄国革命胜利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上,从最初就不是把它作为一门立足于社会的生活工具,也不是出于他个人纯粹的学术偏好,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解救中国民族危亡、解决当时中国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的策略和手段。李达研究马克思主义原理背后真正在意和关注的是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且在研究的同时就直接着眼于将理论运用于实际,结合中国特殊社会现实和国情,探索适合中国社会革命的理论和具体的策略及手段。
2、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执着追求
从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到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李达对真理的执着追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负笈东瀛寻求救国真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就积极研究这一客观真理,在日本期间就曾写过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如《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对社会主义开始了初步的阐释。建党前后,李达又肩负起建党的理论和实践准备,并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积极开展论战,写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章,其中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李达更是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中的许多基本问题,比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党的建设等。大革命前后,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担任湖南自修大学的机关刊物《新时代》月刊主编。
至此,李达开始潜心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研究与宣传工作,并积极开展与错误社会思潮的斗争,进一步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而真正全面系统地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著作也在此间撰写完成,即《现代社会学》一书的完成。这时恰逢中国革命高涨,李达的社会主义论著符合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也使得李达本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达到了新的层次。其实,对于真理的执着追求即使是在脱党时期也没有间断过,而是更加使得他有了大量的时间和机会来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此间撰写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民族问题》等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情况加以分析,明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未来方向和出路问题。纵观李达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真理献身的一生。他的执着使得其社会主义观不仅达到了系统完整的程度,也切实指导了中国社会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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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界对高职院校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突出高职院校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状,着力于调查问卷、实证研究;强调高职院校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的原因,着力于构建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和完善学校教育功能的研究;重视高职院校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存在的问题,着力于路径方法的研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职院校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高职大学生已经成为中国大学生的主力,这一群体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必须得到重视。当前,高职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现状不容乐观。本文分析了当前高职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现状,并分析其原因。
关键词高职大学生 马克思主义信仰 原因
随着高职院校的快速发展,高职大学生已成为中国大学生的主力军,是一支的重要力量。高职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1、高职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弱化
高职大学生在中学时期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基本上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世界、分析问题。但目前的问题在于高职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已经普遍弱化,即大学生基本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但这种信仰并不坚定。这种弱化表现在高职大学生的入党动机上,多数同学入党主要是为了个人前途,并非为了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还有一些同学认为,信仰马克思主义也没什么用,能找到理想的工作才最好。
2、西方腐朽思想入侵严重
伴随着高职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弱化,西方腐朽思想乘机入侵大学生头脑。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的思想准则,如今,这些腐朽思想已经在高职校园极为流行。很多同学宣称什么都不重要,自己最重要;有的同学认为自己的利益高于一切;有的同学认为人生在世,享乐二字。这些腐朽思想在高职院校极为盛行。
党的提出了全党全国人民要坚持“三个自信”。而坚持“三个自信”的依据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要做到“三个自信”,首先就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这一点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尤其重要。目前高职大学生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大环境的影响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质疑和攻击马克思主义主义的思潮和观点纷纷出现。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苏东剧变,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而资本主义世界却通过自身的改良获得了一个快速发展期,这种对比让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产生怀疑。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巨大的变化改变了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和信仰。这种急剧的变化也导致了今天的信仰危机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迷茫,高职大学生也受到了这种影响。此外,贫富差距、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等一系列现象,都直接打击了大学生的信仰,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制度和道路产生了质疑。
2、西方敌对势力对大学生的思想渗透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尤其是苏东剧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更加深入了。尼克松曾言:“我们同东方接触越多,就会使它受西方榜样力量的影响越大。这样做必然会加强那些正在促成演变的内部势力。这种接触引起种种不受欢迎的对比,播下不满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将结出和平演变之果。” 西方国家凭借话语霸权,利用宣传工具制造谣言,欺骗舆论,抓住中国发展中的某些失误或曲折,极力抹黑社会主义国家,并大肆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
3、多元价值观对当前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冲击
网络不仅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影响着我们的信仰选择。有学者指出,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目前来看,网络化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挑战是全方位的。一方面,西化势力利用互联网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他们或捏造事实、造谣生事,利用网络舆论的放大效应,抓住国内某一社会问题,肆意夸大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矛盾,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丑化中国共产党史、党和国家领导人;或是直接在网络上宣扬其价值观,鼓吹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高职大学生长期面对这种冲击,其马克思主义信仰很容易被消解。
由于对中国近现代史缺乏足够的了解,很多高职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制度设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缺乏自信,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出现的一些曲折和错误,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程中的错误和成就缺乏理性的判断,不能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这就导致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被消解。
4、高职院校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由于高职院校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毕业生,所以很多高职院校的校领导根本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甚至有些高职院校领导认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没有用。学校领导的认识就出现了问题,想做好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工作就更难了。大学以德树人这个基本原则已经被忽视。在课程设置、人员配备、教学评价等方面,学校的资源都是向专业教育倾斜。在这种理念下,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自然就弱化了。
造成大学生信仰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这一现状却是亟待改变的,高职院校德育工作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高职院校要统一认识,高度重视,理直气壮地做好高职院校的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工作,保证中国高等教育的正确方向,保证当代高职大学生健康成长方向,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和建设者。
本论文系湖北省高职高专院校2014年“党建工作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研究”课题《高职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构建》(W2014D002)研究成果。
高职院校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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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地界定内涵是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因此,准确厘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是有效推进相关理论研究和学术对话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需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内涵解读的新视角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判定研究学术界分歧较大,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真正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内涵,未能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实质,从而在源头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科学标准的生成,进而导致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判定各执一词,造成了差异性较大的研究现状。
进程及其理论成果的源头,正确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理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各自的内在逻辑关系、结构层次,并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基本前提。近年来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研究逐步深入,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形成诸多观点,可谓见仁见智,争论一直不断,近期尤甚。本文拟从逻辑起点内涵的解读到典型观点的评析,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理性判定三个方面展开,以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合理解读、标准的科学判定及逻辑起点典型观点的评析借鉴,试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做出合乎理性的判定。
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内涵,是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基本前提。而要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内涵,就需要首先弄清逻辑起点的内涵。在正确理解逻辑起点内涵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历史进程及内在逻辑关系,才能更正确地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科学内涵,进而在此基础上得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科学合理的判定标准。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内涵解读
逻辑起点内涵的正确解读是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一把钥匙,逻辑起点是逻辑学的概念,因此,首先要从逻辑学的角度来阐释。对于逻辑起点的研究成果不多,为能够正确理解把握逻辑起点的内涵,有必要对目前哲学界对逻辑起点研究有代表性的成果做一简单介绍。
学者冯振广、荣今兴根据黑格尔关于逻辑起点问题的思想,认为逻辑起点的特点有以下几点:其一,起点范畴一定是整个体系得以展开、赖以建立起来的客观根据和基础;其二,起点范畴应该是一个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其三,起点范畴必须是绝对的、抽象的;其四,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其五,起点和终点是辩证统一的;其六,起点范畴与理论体系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1]。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逻辑起点是一个理论的起始范畴,往往以起始概念的形式来表现。它必须具备以下四个要件:其一,有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质之规定;其二,此逻辑起点是构成该理论的研究对象之基本单位;其三,其内涵贯穿于理论发展全过程;其四,其范畴有助于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2]。以上这些对于逻辑起点的概念内涵论述和特点界定,可为我们正确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提供重要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标准判定
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由此可以看出,按照毛泽东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问题,创造出新的东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并形成创新性的成果。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源头判定也同样需要兼顾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其突出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不断和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把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为指导而产生的中国革命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从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这是一个具有双向度的系统性整体过程。因此,还要以系统的视角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的起始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肇始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标志基点开始生成的历史现象。而具有这些特征的历史现象(历史时期)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界定,应强调和突出的原则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和逻辑相统一,既要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又要兼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始点和理论基点的开始形成。故此,笔者认为,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标准有三个基本方面:标准之一,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始点(起点范畴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标准之二,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起点(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标准之三,必须开始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构成研究对象的基本单位)。并且,以这种标准判定马克思主义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才能更加符合逻辑起点的内涵和马克思中国化的精神实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几种典型观点及评析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拓展和逐步深入,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界定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新的成果不断涌现,笔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现列举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类观点并做简要评析。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起点说及评析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王国敏教授等,王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一个内含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的思维反映,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范畴内的问题。具体来讲,它是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这一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渊源性追寻,其理论源头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蕴含的民族化思想。”[5]此外,王国敏教授在深刻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层内涵的基础上,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分解为逻辑起点、理论起点、实践起点、历史起点、理论创新起点等五个起点,并对这些起点逐一展开论述并进行判定。
笔者认为这样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可以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问题,更有助于全面深层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之间的逻辑关系。但也存在相应的问题:问题一,很难体现逻辑起点要求的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思想;问题二,如果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成立,那么,这个逻辑起点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苏俄化(马克思主义朝鲜化、古巴化、越南化等)。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判定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值得商榷。
(二)过程起点说及评析
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从党的二大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一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点,处于这一过程中的这些“点”连贯起来,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张俊、沈艳荣等专家学者[6]。把从党的二大到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关键节点连贯起来作为逻辑起点,能够清晰凸显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历史脉络,但仅仅符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开始形成的标准,根本没有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和实践的起始点,况且也太宽泛。因此,把从党的二大到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关键节点连贯起来作为逻辑起点不准确。
(三)起点动态转化说及评析
学者张允金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看,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逻辑出发点,转变为以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需要作为逻辑出发点,再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作为一个统一体,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进一步探索的逻辑出发点,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问题。”[7]可以说动态转化是这种逻辑起点判定的特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随着具体国情和发展需要而改变的。此观点合理之处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和终点辩证统一的特点,但却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起始性和一贯性。
(四)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的历史现象起点说及评析
持此观点的徐光寿教授认为:“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的伟大实践,以及1928-1930年间以《反对本本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献的发表和重大理论的阐述,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重大历史现象,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直接成果则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而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8]笔者很赞同徐教授对马克思主义起点界定的思维角度,但对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界定为井冈山时期系列历史现象则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按照这样一个起点,很难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原始的肇始点。
(五)单个历史事件起点说及评析
者是从单个历史现象作为起点的角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尽管在逻辑思维角度和出发点是类似的,但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判定结果上,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性。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说有:第一种观点认为“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如果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算起,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这个历史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9]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开始传入中国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持此种观点的何一成教授认为:“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马克思传入中国时就开始了,尽管那时并不是真正自觉地‘中国化’,而且理解和表述都不完全标准、科学。”[10]
叶险明教授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11]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于李大钊,认为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提出,要把理论和中国的国情结合,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赵付科、李安增[12],李彦林、王素莉[13]等。第四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持这种观点的有梅荣政[14]、涂小雨[15]等学者。第五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于中共二大,持这种观点的有马乙玉[16]等学者。第六种观点认为1920年前后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17]。此外,还有秋收起义说,井冈山时期说,《反对本本主义》说,遵义会议说,六届六中全会说等等。这类把单个历史现象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观点,是学术界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主流观点,虽然各自都有合理之处,但是如果用马克思主义逻辑起点科学内涵、判定标准考量,感觉都有点厚此薄彼,缺乏全面性。
的理论知识(本文主要借鉴逻辑学逻辑起点内涵界定),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标准,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理论实质,做出合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判定。笔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内涵三个特点解读的基础上,借鉴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阐释,得出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三个标准:标准之一,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始点;标准之二,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起点;标准之三,必须开始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这三个标准既兼顾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同时又综合了哲学逻辑起点概念内涵的三个核心特点,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精神实质。因此,笔者认为以这三个判定标准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是比较理性的。
用标准之一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成的肇始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也应该以此为原始起点。同时,既然是理论起点,就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且已经发生适应中国具体国情的理论变化,就像有的学者所说要“化”出东西,而且这个东西之一必然是创新的思想理论,这个思想理论必须是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的思想,必须是贯穿于马克思中国化的历程的始终的思想。而符合这一要求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始阶段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马克思主义具体运用时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的思想火花,而明确提出这一思想的是李大钊。他于1919年8月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提出“一个
用标准之二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的革命实践的起始点。按照这个标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纷纷建立,因为早期共产主义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目有两方面实践内容: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二是为共产党正式的成立做准备。中国共产党从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开始,就正式开始了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不断地致力于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推进,更加突出的是其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革命实践的发端。自此以后,革命实践过程虽然历经曲折,但从总体趋势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实践是在逐步走向成功和胜利的,并最终取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绩。
用标准之三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该是最先开始形成毛泽东思想理论基点的历史事件――中共二大。学者汤兆云认为:“既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那么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阐述作为判别标准是比较科学的。根据毛泽东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判别标准有两个: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二是开始‘创造些新的东西’。照此标准,中共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肇始:二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如厘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党的最低纲领、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等,也形成了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东西”,包括指明中国革命的对象与动力、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地位及作用、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奋斗路径和目标等[20]。笔者认为这些“新的东西”正是毛泽东思想基点形成的开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由此开始萌发。
综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三个判定标准,结合对典型观点的评析,可以判定党的成立时期――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开始传播到中共二大,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分析,还是从两者的相互交织和结合的角度,以及参考逻辑起点的三个特点,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既不应该简单从理论上判定,也不应该单纯从实践层面判定;既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简单化,也不应该使之过于复杂化。而应该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逻辑和历史的结合,从系统整体的角度进行把握,方能理性、科学、合理。
而能够做到最先开始融理论和实践于一体,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真正结合起来,体现逻辑与历史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的历史现象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期,众所周知,党的正式成立是由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到党的二大的系列紧密联系的历史现象(既包括理论也包括实践)所承载。因此,笔者同样认为能够承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这一重大理论、历史和实践问题的,也应该是党的成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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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民族国家永恒的话题,是各国人民民族感情最深刻的体现,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大学生 爱国
摘 要: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情感。”爱国主义是人们忠诚、热爱、报效祖国的一种集情感、思想和意志于一体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形成、发展、巩固起来的一种团结凝聚国家和民族,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调节个人与国家、民族关系基本的政治、道德和人生价值观。
爱国主义传统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现实意义。校园文化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在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因此,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要注重引入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汲取传统的爱国主义传统资源,通过在校园文化中加强爱国主义实践教育,不断拓展校园文化的内容,运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通过这些途径,能够提高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促进大学生形成牢固的爱国情感。
一、爱国主义教育的意义及其与校园文化建设之间的内在联系
1.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时代意义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在长期的奋斗历程中,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不断继往开来的精神支柱,塑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进入新时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与世界交往的扩大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经受着更大的考验。因此,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因应时代变化而主动而为的现实需要。大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高校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当代大学生由于所处的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环境,再加上他们自身独有的心理特点,因此,加强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显得尤为重要。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第一条就明确指出:“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这一论断对加强当代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可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大学生为祖国的发展壮大和民族的振兴而共同奋斗。
2.校园文化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爱国主义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要坚持在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中汲取营养,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改革精神和创新能力。
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归根到底就是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高校校园文化由于其独特的内容和特点,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完善学生人格,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高校校园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子系统,同样具有文化的一般功能,它不仅能充分显示大学生的自身价值,体现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习惯,而且具有重要的教化和转化功能。校园文化建设在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具有独特的作用,能够引导大学生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爱国主义精神,能够规范和约束大学生的非理性爱国主义行为,能够活化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能够营造浓厚的爱国主义教育氛围,因此,他们二者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因此,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必须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把它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一项重要任务,并贯穿于校园文化建设的整个过程。
二、校园文化在推进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途径
高校校园文化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能够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因此,新时期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需要不断研究校园文化在推进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的具体途径。
1.校园文化建设中要注重引入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资源 校园文化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民族传统文化是一国文化发展的根基和源泉,因此也是校园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能够为校园文化的不断发展提供充足的养分和滋润。所以,校园文化之树要想茁壮成长,就必须在坚持选择和扬弃的原则下,中,不断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优秀资源。
2.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定期组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瞻仰革命圣地和遗址,祭扫烈士墓,缅怀民族英雄、仁人志士、革命先烈,学习他们的高尚品德和感人事迹,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参观城市、
历史文化;组织开展征文、演讲、讲座、知识竞赛、社会调查等教育活动。学生参加各种校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的总时间,初中学生一般每学年不少于天。
3.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坚持升降国旗制度,每周一以及重要节日、纪念日、大型集体活动必须举行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每天坚持升降国旗,
唱国歌。学校要结合实际,充分利用校园广播、电视、校园网、橱窗、板报和文化长廊等宣传阵地,大力宣传和弘扬民族精神;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 了解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祖国悠久的社会实践基地的育人作20天,普通高中学生一般每学年不少于每周举行国旗下讲话,全体中小学生都应会30农村和名胜古迹,充分发挥学生校外活动场所、
校园内张贴悬挂革命领袖和中华民族杰出人物画像,制作体现民族精神的灯箱、语录牌等,积极开展创建安全文明校园活动,营造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浓厚校园氛围。
三、做一个坚定的爱国者:
从感性角度讲,爱国别无选择,就像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这是爱国主义的根基。
从理性角度讲,祖国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祖国的昌盛、兴衰决定着个人命运的尊卑,这是爱国主义的根据。 ? 爱国是一种责任。
爱国是无条件的。
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也是家庭的期待。作为高职院校我们应抓住这一契机,充分发挥“两课”主渠道作用,大力加强德育教育,特别是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他们为振兴中华而读书,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1、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人们形成的一种对自己祖国的最深厚的感情,体现了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反映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是人们对自己的故土家园、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军阀混战,列强入侵,我们多少仁人志士,多少华夏儿女为我们的祖国解放,民族独立而献身!孙中山先生用一生的经历呼吁我们中华民族起来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反映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就是对自己的故土家园、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他曾说:我们的一切都要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第一,都要围绕着中华民族的利益去想去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正是孙中山先生这样一大批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不惜一切代价,前仆后继,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才换来了国人今天的幸福安宁。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同志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从此有了尊严,不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蹂,经过全国人民的齐心协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之后,中国政治上和平稳定,经济上突飞猛进,文化上百花齐放,生活上走向富裕,举国盛世太平。
2、爱国主义的基本要求
2.1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禾苗离土即死,国家无土难存”,祖国的大好河山,不只是自然风光,而且是主权、财富。民族发展和进步的基本载体。每一个爱国者都会把“保我国土”、“爱我家乡”、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作为自己神圣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孙中山等革命先辈,抗美援朝的英雄人物董存瑞,罗盛教,邱少云等都是为了保家卫国献出了自己青春甚至是宝贵的生命。
2.2爱自己的骨肉同胞。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人民感情的深浅程度,是检验一个人对祖国忠诚程度的试金石。利比亚大营救、日本地震后的大转移、特别是08雪灾、汶川玉树地震等大灾大难当中,在外国观察家的评论中这样说: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人民解放军到达了现场,这样的军队是不能复制的——他叫子弟兵!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国家就到达了现场,这样的是不能复制的——他叫父母官!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献血的人把交通都堵塞了!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个人捐款达到了数百亿!通过这些灾难发现中国是真正以人为本的国家,真正有凝聚力的国家,真正关爱生命的民族,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2.3爱祖国的灿烂文化。08年奥运开幕式大家一定还记忆犹新,孔子七十二弟子现身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四海之内皆兄弟!”,“礼之用和为贵!”作为人文奥运的主题,在20多年前的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讲:到21世纪人类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回归到2500年前和孔子这样的圣人一起寻找生存的智慧!这句话讲完之后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孔子学院在全球纷纷建立,汉语已经成为美国的官方语言,国外已在许多大中小学都开汉语课,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了解我们的悠久历史,不继承我们的灿烂文化呢?!
2.4爱自己的国家。我们是在圆明园里认识了祖国的屈辱和悲愤,在八达岭上认识了祖国的磅礴和巍峨,在大漠草原,认识了祖国的宽广和辽阔,在驿道古渡认识了祖国悠久和坎坷,在08奥运认识了祖国的深沉和伟大,在上海世博认识了祖国的未来和繁荣!“一花独秀不是春”,“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国家集体的事业融合在一起才能最有力量。每个人只有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人民幸福安康贡献力量才有意义。
3、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凝聚起来,积淀起来的对祖国最纯洁最高尚最神圣的感情
3.1说其纯洁,是因为爱国是一种奉献,在爱国的问题上没有等价交换,没有讨价还价,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只要祖国需要,就把自己的一切无条件无保留的奉献出来,如杨利伟,聂海胜等航天英雄在上太空的之前都写好了遗书!
3.2说其高尚,因为爱国是一种尊严,在爱国问题上没有懦弱没有退缩,而且在对祖国的热爱中,产生了勇敢智慧和忠诚 ,如谭嗣同,秋瑾,江姐,__,刘胡兰等革命烈士。还有奥运冠军刘翔,法网冠军李娜,他们创造了中国历史,也创造了亚洲的历史,改写了黄种人的历史,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其实质就是为民族的尊严而努力!
3.3说其圣神,是因为爱国是一种信念,在爱国问题上没有选择,没有抱怨,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无论祖国是贫穷还是富强,是遭受欺凌还是扬眉吐气,我们都深深的爱着她!
汶川和玉树两次地震后的第七天,我们做了让全世界震惊的事情!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至所有公民及世界华人,在那一刻,我们头颅低下,在那一刻我们国旗回降,在那一刻我们汽笛长鸣,但是全世界的人都看懂了:地震震垮的是我们的房屋,但是我们又一次打造了民族之魂,我们低下来的是头颅,但是我们上扬的却是人性的光辉,我们回降的是国旗,但是我们升起的是国魂!再大的灾难除以十三亿都会变得微不足道,再小的奉献乘以十三亿就会变成爱的海洋!
所以相信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华人,相信我们总有这样的时候,那就是每当国庆盛典的礼炮鸣响,雄壮的国歌回荡在神州大地的时候,每当中华体育健儿在奥运会上获得奖牌,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全球瞩目中冉冉升起的时候,当工人们拧紧最后一颗螺丝钉为誉满四海的产品镶上中国制造的标志的时候,每当《龙的传人》和《我的中国心》这样美好情韵在我们心灵的小溪中荡漾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华人都会有一种神圣而强烈的感觉在震荡你的身心,它会像火一般的辉煌黑暗中给你带来光明,它会像日月般的永恒孤独中给你以生存,它会像浩海般的宽阔,大地般的深沉给你以奋斗的力量,展拓你生命的历程,这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就是爱国主义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中发【2004】16号》
[2]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发出《关于深入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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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恐怖主义犯罪是当代国际刑事犯罪恶性化的代表势,已经影响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恐怖主义国际形势政治论文,供大家参考。
【中文摘要】美国“9·11”恐怖主义事件给全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撼,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同时当代恐怖主义又出现了袭击目标多元化、作案主体多样化、手段高科技化的新特征和新趋势。在国际反恐的策略和原则上,应以联合国为反恐的核心,加强国际合作,同时杜绝个别大国反恐的“双重标准”和“以暴制暴”的方式。
【关键词】恐怖主义 国际反恐 特征 趋势
【正文】
一、当代恐怖主义的新特征、新趋势
恐怖主义是指国际上一小部分极端分子为达到一定的目的,有组织、有预谋地采用暗杀、绑架、劫机、制造爆炸事件等极端手段,进行破坏、报复和讹诈造成社会恐怖的犯罪行为的总称。恐怖主义是冷战后困扰国际社会的重要问题之一,它与地区冲突、核武器扩散、毒品走私一起并称为“国际社会四大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恐怖主义事件发生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大规模和超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呈加剧之势。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全。
从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后的90年代到现在,国际恐怖主义与过去相比,呈现出如下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 恐怖主义分子袭击的目标多元化。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恐怖组织袭击的目标主要是政府首脑、军事首领、国家机关等。其中,政府首脑是恐怖袭击的最重要目标。因为恐怖组织主要是想通过打击政府的各种目标直接改变政治进程。主要事件有:1981年8月,伊朗总统拉贾伊、巴霍纳尔被暗杀;1982年9月,黎巴嫩当选总统马耶勒被暗杀;1984年10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遭炸弹袭击,幸免于难;1984年11月,印度英迪拉被暗杀;1986年2月,瑞典首相帕尔梅被枪杀;1988年6月土耳其被枪击轻伤;1989年11月黎巴嫩总统姆阿马得被炸身死;1991年,印度甘地被暗杀;1993年4月,南非共产党哈尼遭暗杀;1993
攻击,其中包括重要的政府网站和金融网站,使其处于瘫痪状态。此种恐怖主义活动所产生的破坏性丝毫不比传统的恐怖主义的小,造成危害的速度更快、范围也更广,而袭击者本身的风险却非常小。
第四,恐怖活动组织方式日益国际化。
当前恐怖组织分工明晰,组织计划性很强,活动资金与武器的获取、转移、利用,活动的策划等都有相应的人员负责,有各自的组织纪律,有步骤、有预谋、有计划地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特性日益明显。冷战结束后,恐怖组织开始共享情报、技术、资金和人力,并且开始进行跨国性发展,即在本国以外组织武装团伙。同时各恐怖组织之间开始建立联系,形成了一定的网络。例如:本拉登的恐怖组织在沙特、苏丹、埃及、也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建立了都基层组织,所以进行恐怖活动时也是分工协同,互相配合。(1)
恐怖主义的这些新特征和发展的新趋势,加剧了恐怖活动的危害性。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恐怖主义行为制造的悲剧令世界人民震惊和不安。各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国际社会应该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对恐怖主义活动予以防范和打击。下面简略谈一下反恐策略和原则。
二、国际反恐的原则和策略
随着恐怖主义的跨国化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只有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才能有效地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自恃强大的美国为了打击本拉登的国际恐怖网络,也不得不奔走于世界各地,寻求其他国家的支持。所以,在国际反恐战役中,各个国家必须遵守(1) 张毓诗,《世纪之交的国际关系》,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
一定的原则,采取一定的行之有效的策略,才能将反恐怖斗争进行到底。
但同时美国的单边主义反恐怖政策抛弃了联合国的主导作用,伊拉克战争就是其单边主义政策结下的一颗恶果。战后的伊拉克动乱不断,暴力行动频频升级,并将整个中东局势拖向更危险的境地。美国在反恐怖斗争中一意孤行地采取单边主义政策,严重破坏了反恐战线的团结,影响了反恐怖斗争的效果,给反恐怖斗争带来严重的损失。
第三,反恐怖合作应以联合国为中心。 (1) 杨扬,《国际反恐:任重道远》,党政干部学刊,2005年第1期
杨洁勉,赵念渝,《国际恐怖主义与当代国际关系——“9·11”事件的冲击和影响》,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2)
美国向来绕开联合国,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恐怖主义,但是效果甚微,反而将自身陷入战争的泥潭。从反恐怖战斗三年的时间看,联合国应成为反恐的大本营,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反恐合作是最终方向。在消除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一些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单靠一个国家或若干军事强国的武器和军队是不足以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它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需要就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达成理解和共识,建立起相互信任、和平共处的机制。
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在反恐怖主义国际合作方面,多次召开世界性的反恐怖大会,提出了一系列对国家恐怖主义制裁的措施,达成了若干协议和宣言。例如:1994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消灭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联合国大会要求各国和国际社会采取措施,消除恐怖主义;1996年联合国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拟定新的国际公约,抑制恐怖主义分子的炸弹攻击和抑制核恐怖主义活动。1997年制定了《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家公约》,1999年制定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2001年联合国大会就恐怖主义问题进行了公开辩论,多数国家代表表示,希望联合国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认为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应该在《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同时安理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也正式成立,以监督各国对安理会有关反恐怖问题决议的执行情况。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但是人类社会仍然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又出现了前文所述的新特征、新趋势。使得国际反恐怖斗争变得任重而道远。因此,国际社会应共同做出努力,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公正、合理地解决地区冲突,并大力解决发展问题。只有如此,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才能取得成效。
【参考文献】
[1]戴凤秀,《反恐怖战略与对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
[2]唐岚,《恐怖主义面面观》,国际资料信息,2003年7月.
[3]吴瀚,《西方反恐战略存在诸多失误》,载《参考消息》,2005年3月.
[4]胡联合著,《当代恐怖主义与对策》,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5]伊恩·莱塞等,《反新恐怖主义》,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6]张毓诗,《世纪之交的国际关系》,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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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必然会引起人格的变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对我国现代人格的塑造起着巨大的推进作用,有利于塑造出具有独立、开放、创新、进取特征的现代人格。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供大家参考。
我国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引入“经济法”概念的。关于经济法的基本理论,法学界一直争论颇多。争论的焦点为是否承认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众多的主张可归为两类:一为否定说,即认为经济法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一为肯定说,即认为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否定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主张有“学科经济法论”、“综合经济法论”和“经济行政法论”(15)。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法律实践和法学研究的发展,除少数学者还支持“经济行政法论”外,绝大多数学者已摒弃这类主张。而且,鉴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行政法论”也难说有其存在的裨益。(16)
作为否定说的回应,支持肯定说的学者一直坚守阵地。自1992年以来,比较典型的主张有:(1)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制定的,是有关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系”(17)。(2)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8)。(3)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以保障国家调节和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9)。(4)新纵横统一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关系、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法”。(20)(5)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21)
上述诸说尽管提法不同,或“干预”或“调节”或“协调”,但并非完全对立,而是有其相通之处。择其要者述之:(1)至(3)的主张都大致括清了经济法与民法的界限,但却使经济法面临“经济行政法论”的有力挑战,尤其是“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虽然在表述上略胜于“干预论”,实际上仍无法将经济法对“国家干预”的调整与行政法在相似领域中的体现相区别。此外,“新纵横统一说”比较独特,其在论证经济法的地位时,对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进行了修正,这种创新精神无疑值得肯定,但是仍需进一步完善,如说把“调整对象说”随“调整方法说”一并抛弃似乎欠妥。
相比较而言,笔者还是倾向于“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说”的观点。诚如着名法学家王保树所言:“市场机制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为政府干预留下了作用的空间,其存在和发生作用的价值需要经济法加以确认。而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也不容忽视,它需要经济法予以纠正、限制乃至禁止。”(22)“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说”正是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经济法的协调主义本质,有力地划清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界限。同时,有必要对“国家协调经济运行”加以界定:从语义看,是指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要使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配合得当;从内容看,则至少应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对单个的经济领域部门和经济单位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中观、微观调节;第二,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第三,通过公共企业调节经济发展。与此相对应,经济法体系的基本构成就表现为市场管理法、宏观调控法和国家投资经营法。
至此,前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能纳入民法和行政法调整轨道的四项要求,在经济法中最终获得法律保障。
(1)经济法与市场管理、宏观调控的要求相吻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纯依靠市场调节,虽然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并优化资源配置,但同时又会导致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产生。主要表现在:从中观、微观看,市场主体的驱利性导致垄断、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等行为的产生,使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遭到破坏;从宏观看,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自发生和局部性,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均衡、公共物品的供给、外部不经济和社会公正等问题。为此,必须运用国家的力量加以克服。而经济法恰好满足了这一要求:一方面,通过市场管理法(主要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直接排除制约市场活力的因素,建立公平交易规则维护自由竞争秩序;另一方面,又通过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计划法、投资法、财政法、金融法等)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实现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2)经济法与规制政府权限的要求相适应。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的存在是为了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但是国家干预也并非完美无缺,也会导致信息不完备、效率低下等弊端。况且,现实生活中,国家干预实质上已异化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无庸讳言,政府本身亦存在着私欲。因而,必须对国家(政府)干预进行规则,使其处于适度状态,避免重蹈计划经济体制的覆辙。对此,经济法能起到积极的调整作用:其一,经济法可以通过立法机关的活动对政府介入经济作出授权,明确政府的作用范围,监督权力的行使,从而避免由行火亘政法调整所引起的立法者即为执法者本身的尴尬局面。其二,经济法作为国家协调经济运行之法,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既能关注和尊重市场主体的个体利益,又能有效遏制政府私欲,防止个人及社会利益受损。
(3)经济法与“社会主义导向”的要求相呼应。社会主义制度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制度,必然要求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寻求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的最佳契合点,以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而经济法基于协调主义的立法宗旨,能够综合运用各种调整手段(包括民事的、行政的及刑事的调整手段)作用于社会经济关系,一方面遵循市场内在规律,尊重市场配置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国家干预弥补市场调节之缺陷,并同时对国家干预加以规则,从而促进社会经济良性发展,这与“社会主义导向”的要求完全一致。
正因为经济法满足了社会经济关系对市场管理、宏观调控、规制政府权限和“社会主义导向”的要求,所以,经济法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以个人本位为基石,崇尚自由平等的竞争秩序,为市场调节发挥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经济法以社会本位为基石,既确认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又使其保持适度状态,从而保障市场调节发挥出其应有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偏废民法将重回计划经济体制的老路,偏废经济法将陷入自由资本主义的泥淖。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二元”基本法,民法和经济法必将携手并进,共同推动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12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92页。
(3)参见肖江平:《对“加强经济立法”命题的质疑》,《法学》1998年第5期。
(4)转引自邓峰:《试论民法的商法化及其与经济法的关系———对民法、经济法社会本位的比较思考》,《法学家》1997年第3期。
(5)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课题组:《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
(6)参见佟柔、王利明:《我国民法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发展与完善》,《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
(7)“基本法”一词,在法理学上是指由全国人大所制定的调整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某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关系的规范性文件(确切地说应为“基本法律”),这是从制定主体的层面加以界定的。而在本文中,笔者是从该词的语义层面加以使用的,意为在社会生活中起主要的普遍的调节作用,不可或缺并不可替代的法律部门。
(8)商法和民法一样,亦属于私法的范畴,奉行“政治不干预”原则,因而商法同样不能担此重任。参见史际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我国经济法———兼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问题》,《中国法学》1995年第3期。
(9)刑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因其所调整的经济关系仅限主体行为构成犯罪的那一部门,显然不能成为“基本法”,故笔者对此不再赘述。
(10)〔美〕伯纳德·施瓦茨着:《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
(11)目前,关于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行政法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有“控权论”、“管理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利益本位论”,等等,参见杨建顺:《中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20年的回顾与展望》,《法学家》1999年第1-2期。在此,笔者赞同“控权论”的观点,因研究水平有限,论述难免肤浅,希各位同仁指正。
(12)引自徐中起、王玄玮:《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
(13)参见漆多俊:《中国反垄断立法问题研究》,《法学评论》1997年第4期。
(14)引自王克稳:《行政法学视野中的“经济法”———经济行政法之论》,《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
(15)参见《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第129-194页和第221-227页。
(16)参见刘文华等:《1999年经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法学家》2000年第1期。
(17)引自刘文华主编:《新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8)引自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9)引自漆多俊着;《经济法基本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0)引自史际春、邓峰着:《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纵横统一说”在我国经历了由粗至精的发展过程。最初的“纵横统一说”就是“大经济法学”,即无论“纵”的、“横”的经济关系均由经济法调整。史教授倡导的“纵横统一说”则是“限定的纵横统一说”,所以谓之“新纵横统一说”。
(21)引自杨紫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22)引自王保树:《论经济法的本质》,载马俊驹主编《清华法律评论》(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摘要]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有不同的路径、不同的目标和不同的效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二者结合上最成功的范例。在此过程中,如何理解和认识市场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两者关系如何,一直是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事实上,市场社会主义对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具有启示作用,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是市场社会主义诸种思想和模式中的理论创新与成功实践。
[关键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市场社会主义
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东方战线的突破
商品经济是一种经济形式,它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相对称,从历史发展来看,商品经济由来已久,它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以个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商品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如果撇开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则可分为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商品经济两个阶段。市场经济则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与计划经济相对称。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发达阶段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现代化形式和发达形态。也就是说:(1)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只有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才能成为市场经济;(2)市场经济是市场化的商品经济,只有建立了统一市场和市场体系的商品经济,才是市场经济;(3)市场经济是货币化的商品经济,只有商品经济关系货币化,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全面介入经济运行,才能形成市场经济体制;
(4)市场经济是开放化的商品经济,当一个国家的商品经济全面对外开放,参与世界市场,融汇于世界经济之中,才能形成市场经济。总之,市场经济必定是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未必就是市场经济。
既然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商品经济又首先是在私有制社会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传统的观点都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私有制独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范畴。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对应的词句,那么的的确确,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似乎把市场范畴严格限制在私有制经济关系之内,只存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阶段。然而,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沿着它的内在逻辑路线,便不难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激活和提高了生产力,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生产关系却无法容纳高速发展的生产力,资本主义制度的“外壳”必然爆炸,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者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生产!在这里,虽然表面上看马克思恩格斯主张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后的社会形态不存在商品(市场)经济,但其深层原因“恰恰是因为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未来社会实现的条件,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并走向了消亡”。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即它所容纳的生产力总量充分实现之后才有可能,这其中就包含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并走向消亡这一前提。他们正是因为承认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所以才把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实现的历史条件。
十月革命胜利前后,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计划经济的思想,并以推行“战时共产主义”而步入极端。但列宁勇于面对当时经济、政治困难的现实,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义无反顾地实行“新经济政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承认商品货币关系,引入市场调节机制,
利用市场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斯大林作为列宁的后继者,囿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自身的认识,未能坚持和发展列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的思想,他在1928年决定抛弃新经济政策的同时,转向排斥商品生产和贸易自由,只允许在个人消费品方面存在极其有限的商品交换。然而,斯大林的这种思想也并非铁板一块,他在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在其著名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也肯定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生的必然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商品生产和流通。另外,我们还应关注一下布哈林的“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他在1929年4月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上,陈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关系的意义:“市场联系的形式,在我们这里还要继续许多许多年。我甚至要说,市场联系形式将长期的是经济联系的决定形式。”这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深层阐发。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思想并不被那个时代接纳。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者的毛泽东,虽然一开始就继承了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计划经济理论,但面对实践中暴露出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决心探索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之后,毛泽东根据新的形势,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经济管理的体制。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存在,要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并在经济体制上做过几次调整与改革。诚然,由于毛泽东的探索总体上没有脱离计划经济的框架,这些可贵的思想闪念未能继续深化,甚而发生““””那样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事件。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大胆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他在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这个谈话,第一次提出了市场经济是超越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由于某些历史原因,邓小平的谈话没有公开发表,因而人们常把1992年的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关系的确认。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把它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作出了新的概括,并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二、市场社会主义——西方战线的求索
在马克思主义者探讨商品(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问题的同时,在西方的另一条战线,左翼社会主义思想家们也在进行求索,这个求索卓有成效的成果就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兴起。
美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市场社会主义是这样界定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在这种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的表述似乎更加全面,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决策采取分权制,由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兼用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来推动参与者实现这一体制的目标。”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有米勒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斯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等。一个世纪以来,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大致经过三个发展阶段:
(一)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20—50年代是市场社会主义初步形成的时期。针对苏联高度的计划经济模式,奥地利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和哈耶克进行了全面否定,认为苏联的计划社会主义不可能全面实行经济核算,不可能实现生产资料的合理配制,是一条与市场经济根本不相容的“通向奴役之路”。对此,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起而反击,他所回应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局可以通过确定价格(和社会主义企业的制度环境)来代替市场,然后通过重复性的„试错法‟程序来调整这些确定了的价格,用以反映供求的波动情况。因而社会主义条件下合理的经济计算是可能的。”并进而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即认为生产资料可以为社会公有,基本决策和发展方向可由中央计划决定,除此以外的经济活动则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
该时期最著名的就是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提出的“兰格模式”:生产资料当实行公有制,但小型工、农业可保持私有;要求建立不完全的市场体系,既存在着消费品市场、劳动服务市场,也存在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实行国家、地方、家庭参与的多重决策体系;实行双重价格定价体系,消费品和劳动力价值通过市场来定价,而生产价值由中央计划机关采取模拟市场竞争的方法来决定。该模式虽然有明显的计划特征,但标志着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二)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50~80年代。主要是一些东欧、苏联经济学家主张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比如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组成的“市场经济学派”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在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提出了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捷克的锡克在《社会主义下商品的货币关系》中分析了宏观、微观商品经济的不平衡。其中宏观的由计划调节,微观的由市场调节。这一时期,除了理论上的探讨外,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家先后突破苏联计划社会主义模式,从50年代开始进行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西方被称为某种市场社会主义形式的„实验‟”。东欧进入市场社会主义的“黄金时期”。 1 南斯拉夫“自治式”市场社会主义实践
在东欧国家中,南斯拉夫是最早实行改革的国家。以1965年为界,南斯拉夫的改革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工人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
1950年6月27日,南斯拉夫议会通过了著名的《工人自治法》,规定将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把生产资料交给劳动者集体支配,在企业内部实行“工人自治”,企业可以按社会计划的基本比例,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行制定生产计划等。这“标志着从指令式经济开始转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一步”。
1965年6月27日,南共联盟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标志着从“工人自治”走向“社会自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宗旨是:市场和价格更自由地起作用,企业的权限进一步扩大,把国家掌握的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基金交给企业掌握。这次改革还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企业之间是市场关系。
南斯拉夫的这场市场社会主义“实验”最早在实践领域突破了苏联的计划模式,尽管经济成效并不明显,但它为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构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2 匈牙利“调节式”市场社会主义实践 1964年9月,匈牙利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同年12月匈党中央通过了《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决议》;1966年5月又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原则》。经过五六年的准备,从1968年1月起,匈牙利开始进行全面的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在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匈牙利坚持把计划管理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并作为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国家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即通过商品关系、银行信贷、价格、税收等渠道来调节企业的生产活动;从组织制度上扩大企业自主权。
匈牙利的改革成效比较明显,国内呈现出市场繁荣,供应充足,人民消费增长速度加快的局面,对外贸易也增长迅速。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如企业虽然取消了指令性计划,但间接的行政干预强化了;政府对大多数物价实行限定,打破了市场物价问的互相依存关系;国家投资决策不仅涉及服务领域,而且涉及市场经济生产领域等等。这充分表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这个时期,其他东欧国家的改革也有新的进展。1960~1970年,波兰进一步削减了中央计划中的指令性指标,加强以联合公司为经济核算单位的自主权;80年代放弃了统配体制,企业实行自主、自治、自负盈亏。民主德国于1963年通过《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的新经济体制准则》,强调经济管理机关要充分利用经济规律,大力推行完整的经济杠杆体系;1979年颁布联合企业法,扩大联合企业的自主权。捷克斯洛伐克于1968年4月发布实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提出建立“适合捷条件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目标,并于1978年在12个大型经济单位进行效率和质量管理方面的综合试验。
总的看来,东欧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实验”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积聚了不少矛盾和问题,潜伏着危机和不安定因素,以至于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些国家也迅速分崩离析。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开始彷徨,有的甚至起来否定自己。但毋庸置疑的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设以许多启发、借鉴,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史料来源:首先,市场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中性机制”思想,为我国探索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启示;其次,在理清计划与市场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把市场运用到社会主义中去,为我们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积极的思想来源。再次,市场和计划不是地位平等的发挥作用,但市场也不排除计划,两者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起到了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主导力量。而计划就体现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上。
(三)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其研究中心又回到了以西方为中心,英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热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是主张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联姻”论,利用市场达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政治目的;二是主张启动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机制”论,市场应成为交易机制的主导形式。无论是“联姻”论,还是“主导机制”论,都是对市场和计划关系的新认识,目的在于弄清如何通过市场使西方走向社会主义,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的重大突破。 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一度陷入“危机”。能否构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它从效率、平等和民主等方面都比现代资本主义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又能避免苏联模式的弊端呢?西方左翼理论家们在沉思之后重新举起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大旗。东西双方在各自领域的探索中认识到,市场经济虽然是私有制的伴生物,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家(甚至是资产阶级某些代表人物)都没有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它本身是中性的,完全可以和社会主义结合。只是在“如何结合”的问题上分化出不同的思想与模式。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扬弃——理论创新与成功实践 市场社会主义派认为,试图把公有制与市场化结合的做法,是一种幻想。然而他们没有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一种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形成。邓小平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明确规定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五大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又作出了新的概括,主要表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十五大《报告》指出,在今后的十多年中,“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包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完善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健全必要的社会保障机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行为约束机制等等。
由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能否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没有原则分歧,但在社会主义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问题上,两者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示出自己的特点:
(一)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而资本主义市场则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以往的国有制形式,与市场经济尚不完全适应,经过改革,在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后,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不同公有制形式共同出资的股份制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国有及由国家控股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将会具有更强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益。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财产的私人所有必然导致私人资本的无限扩张和收入的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鼓励先进、提高效率、展开合理竞争,同时又不会导致两极分化。对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WTO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1992年9月份结束日内瓦谈判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说,我的回答是我们是搞市场经济的,我们是赞成竞争的,因为没有竞争就没有经济发展。但是我们认为,必须兼顾在竞争过程以及竞争以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兼顾那些弱势群体,必须兼顾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公正和社会分配的平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经济和其他国家市场经济的区别。但从经济体制上讲,我们是市场经济。中国加入WTO以后,我们的经济体制将更加市场化。一些经济学家也曾不约而同地提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怎样做到)“市场经济+更大的社会公正”这一观点。为保证社会公正,协调地区发展,政府会通过自己的调节机制和社会政策,防止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无论从名称还是从内容方面都坚持“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统率,政府可以通过经济社会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又力避对市场“基础性作用”的人为干预。创造一个稳定的、安全的和公平的社会环境,确保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忽视政治制度的保障作用,热衷构建纯粹的经济模式;有的放弃社会主义的实质内容,向资产阶级妥协以换取执政条件,“社会主义”仅仅成为一具示人的“空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扬弃,是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创新。正因为如此,与其他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实验”最终走向失败的结局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呈现出勃勃生机。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也仍然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如生产盲目性导致的生产过剩现象有发展趋势;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并未得到有效调节;经济利益与环境的冲突经常发生;失业增多和贫富分化的趋势加剧;拜金主义和腐败现象成为公害,等等。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不断的理论创新和接受实践检验。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它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把资源配置到效益最好的环节中去,并使企业实行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灵敏的特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传统观念认为: 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邓小平打破了这一观念。1979年11月他在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等人的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针对在这一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姓“资”姓“社”的争论,邓小平又多次指出: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要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主要是: 承认个人和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它们自主地作出经济决策,独立地承担经济风险;建立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由市场形成价格,保证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由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的作用;建立起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对市场进行导向和监控弥补市场本身的弱点和不足;建立完备的经济法规,保证经济运行的法制化;遵守国际经济交往中通行的规则和惯例。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具有特殊性。主要是: 从经济上说,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共同发展,这就还需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从政治上说,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从意识形态上说,它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联系的。这种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强化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地要求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在21世纪末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勾画了基本的框架。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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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我们改革和发展的强大的精神支柱。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供大家参考。
概念内涵
党的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也是从价值目标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居于最高层次,对其他层次的价值理念具有统领作用。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美好社会的生动表述,也是从社会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是我们党矢志不渝、长期实践的核心价值理念。自由是指人的意志自由、存在和发展的自由,是人类社会的美好向往,也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社会价值目标。平等指的是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其价值取向是不断实现实质平等。它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人人依法享有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公正即社会公平和正义,它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获得为前提,是国家、社
会应然的根本价值理念。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它通过法制建设来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制度保证。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它覆盖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评价公民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爱国是基于个人对自己祖国依赖关系的深厚情感,也是调节个人与祖国关系的行为准则。它同社会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要求人们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自觉报效祖国。敬业是对公民职业行为准则的价值评价,要求公民忠于职守,克己奉公,服务人民,服务社会,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职业精神。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友善强调公民之间应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和睦友好,努力形成社会主义的新型人际关系。
发展历程
新中国的建立,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奠定了政治前提、物质基础和文化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提出了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以“三个倡导”为内容,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断和战略任务。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相结合,科学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巩固。
2006年3月,我党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褒荣贬耻、我国古代的“知耻”文化传统,同时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规律的认识。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并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学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开始深入探讨。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任务。提炼和概括出简明扼要、便于传播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2012年11月,中共报告明确提出“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提出,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
价值意义
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对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从适应国内国际大局深刻变化看,我国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前所未有的改革、发展和开放进程中,各种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迫切需要我们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扩大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看,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整合社会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能力,掌握价值观念领域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引导人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
从提升民族和人民的精神境界看,核心价值观是精神支柱,是行动向导,对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一个人、一个民族能不能把握好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发展起来的当代中国,更加向往美好的精神生活,更加需要强大的价值支撑。要振奋起人们的精气神、增强全民族的精神纽带,必须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精神。
从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看,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有广泛的价值共识和共同的价值追求。这就要求我们持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力量。
基本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关注人们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理想信念为核心,抓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着力铸牢人们的精神支柱;坚持联系实际,区分层次和对象,加强分类指导,找准与人们思想的共鸣点、与群众利益的交汇点,做到贴近性、对象化、接地气;坚持改进创新,善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搭建群众便于参与的平台,开辟群众乐于参与的渠道,积极推进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基层工作创新,增强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 践行路径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精神和同志系列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目标,紧紧围绕“三个倡导”这一基本内容,注重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统一,注重政策保障、制度规范、法律约束相衔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激励全体人民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不懈奋斗。
一方面,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小抓起、从学校抓起。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国民教育总体规划,贯穿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各领域,落实到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各环节,覆盖到所有学校和受教育者,形成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多位一体的育人平台,不断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青少年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大中小学有效衔接的德育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创新中小学德育课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网络,引导广大家庭和社会各方面主动配合学校教育,以良好的家庭氛围和社会风气巩固学校教育成果,形成家庭、社会与学校携手育人的强大合力。
拓展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注重发挥社会实践的养成作用,完善实践教育教学体系,开发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加强实践育人基地建设,打造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高职实训基地、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基地,组织青少年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和爱心公益活动、益德益智的科研发明和创新创造活动、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和勤工俭学活动。注重发挥校园文化的熏陶作用,加强学校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建设,完善校园文化活动设施,重视校园人文环境培育和周边环境整治,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
建设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实施师德师风建设工程,坚持师德为上,完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健全教师任职资格准入制度,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考核、聘任和评价的首要内容,形成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着重抓好学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建设。引导广大教师自觉增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另一方面,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 确立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出台经济社会政策和重大改革措施,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要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做到讲社会责任、讲社会效益,讲守法经营、讲公平竞争、讲诚信守约,形成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政策导向、利益机制和社会环境。与人们生产生活和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具体政策措施,要注重经济行为和价值导向有机统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实现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良性互动。建立完善相应的政策评估和纠偏机制,防止出现具体政策措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的现象。 法律法规是推广社会主流价值的重要保证。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实践中,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依法治理各个方面,用法律的权威来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厉行法治,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捍卫宪法和法律尊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要求上升为具体法律规定,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引导、保障、促进作用,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法治环境。
要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融入制度建设和治理工作中,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增进社会和谐。创新社会治理,完善激励机制,褒奖善行义举,实现治理效能与道德提升相互促进,形成好人好报、恩将德报的正向效应。完善市民公约、村规民约、学生守则、行业规范,强化规章制度实施力度,在日常治理中鲜明彰显社会主流价值,使正确行为得到鼓励、错误行为受到谴责。
宣传教育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不断增强人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全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意志和决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纳入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计划,纳入各级党委讲师团经常性宣讲内容。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刻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为实践发展提供学理支撑。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的导向带动作用,推出更多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加强社会思潮动态分析,强化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正面引导,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严格社团、讲座、论坛、研讨会、报告会的管理。 新闻媒体要发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主渠道作用。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日常形势宣传、成就宣传、主题宣传、典型宣传、热点引导和舆论监督中,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不断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要拿出重要版面时段、推出专栏专题,出版社要推出专项出版,运用新闻报道、言论评论、访谈节目、专题节目和各类出版物等形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市类、行业类媒体要增强传播主流价值的社会责任,积极发挥自身优势,适应分众化特点,多联系群众身边事例,多运用大众化语言,在生动活泼的宣传报道中引导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传播媒介管理,不为错误观点提供传播渠道。新闻出版单位和从业人员要强化行业自律,切实增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意识和能力,将个人道德修养作为从业资格考评重要内容。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上传播阵地。适应互联网快速发展形势,善于运用网络传播规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网络宣传、网络文化、网络服务中,用正面声音和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地。做大做强重点新闻网站,发挥主要商业网站建设性作用,形成良好的网上舆论环境,集聚网上舆论引导合力。做好重大信息网上发布,回应网民关切,主动有效进行网上引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精品网络化传播,创作适于新兴媒体传播、格调健康的网络文化作品。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加强对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推进网络法制建设,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整治网络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打击网络谣言和违法犯罪,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发挥精神文化产品育人化人的重要功能。一切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都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积极人生追求、高尚思想境界和健康生活情趣。提升文化产品的思想品格和艺术品位,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加强对新型文化业态、文化样式的引导,让不同类型文化产品都成为弘扬社会主流价值的生动载体。加大对优秀文化产品的推广力度,开展优秀文化产品展演展映展播活动、经典作品阅读观看活动。完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坚持文艺评论评奖的正确价值取向。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均等优质的文化产品,开展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实践活动
广泛开展道德实践活动。以诚信建设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形成修身律己、崇德向善、礼让宽容的道德风尚。大力宣传先进典型,评选表彰道德模范,形成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风气。在国家博物馆设立英模陈列馆。深化公民道德宣传日活动,组织道德论坛、道德讲堂、道德修身等活动。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完善企业和个人信用记录,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把开展道德实践活动与培育廉洁价值理念相结合,营造崇尚廉洁、鄙弃贪腐的良好社会风尚。
深化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学雷锋实践活动,采取措施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以城乡社区为重点,以相互关爱、服务社会为主题,围绕扶贫济困、应急救援、大型活动、环境保护等方面,围绕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儿童、困难职工、残疾人等群体,组织开展各类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气。把学雷锋和志愿服务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志愿服务制度,完善激励机制和政策法规保障机制,把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做到基层、做到社区、做进家庭。
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各类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要在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内涵上求实效。推进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等创建活动,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不断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广泛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宣传教育。开展礼节礼仪教育,在重要场所和重要活动中升挂国旗、奏唱国歌,在学校开学、学生毕业时举行庄重简朴的典礼,完善重大灾难哀悼纪念活动,使礼节礼仪成为培育社会主流价值的重要方式。加强对公民文明旅游的宣传教育、规范约束和社会监督,增强公民旅游的文明意识。 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志、涵育文明的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大文物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梳理和萃取中华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作出通俗易懂的当代表达,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发扬光大。重视民族传统节日的思想熏陶和文化教育功能,丰富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培育特色鲜明、气氛浓郁的节日文化。增加国民教育中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分阶段有序推进学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开展移风易俗,创新民俗文化样式,形成与历史文化传统相承接、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新民俗。
发挥重要节庆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独特优势。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加强对革命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阐发,发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挖掘各种重要节庆日、纪念日蕴藏的丰富教育资源,利用五四、七一、八一、十一等政治性节日,三八、五一、六一等国际性节日,党史国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纪念日等,举办庄严庄重、内涵丰富的群众性庆祝和纪念活动。利用党和国家成功举办大事、妥善应对难事的时机,因势利导地开展各类教育活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形成实体展馆与网上展馆相结合、涵盖各个历史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体系。推进公共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科技馆等免费开放,积极发展红色旅游。
运用公益广告传播社会主流价值、引领文明风尚。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公益广告的选题规划和内容创意,形成公益广告传播先进文化、传扬新风正气的强大声势。加大公益广告刊播力度,广播电视、报纸期刊要拿出黄金时段、重要版面和显著位置,持续刊播公益广告。互联网和手机媒体要发挥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优势,运用多种方式扩大公益广告的影响力。社会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要在适当位置悬挂张贴公益广告。各类公益广告要注重导向鲜明、富有内涵、引人向上,注重形式多样、品位高雅、创意新颖,体现时代感厚重感,增强传播力感染力。
党的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任务。关于“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产生极大社会反响,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全面阐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内容、方法、要求,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打牢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利于汇集科学发展的强大力量,应对各种挑战与风险;有利于培育安定团结、和谐向上的良好氛围,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加强道德建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汇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特别是在革命、建设、改革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党的提出“三个倡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家、社会、公民层面的价值反映,凝聚了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目标,激励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民主法治、依法治国,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道德的统一,是每个公民应当自觉遵循的道德准则。“三个倡导”反映现阶段全国人民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我们党的文化自觉与自信,适应了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衔接,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偏离的根本价值追求。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纽带。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全球化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不断发展,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挑战。我国国内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还是面对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多样化的价值判断、多样化的利益诉求,都需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如何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是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景与命运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评价与导向作用、整合与规范功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激励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万众一心,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未来改革的路线图,全会决定强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平导向,以及人民至上、共同富裕等理念将更加彰显。强调改革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回应了老百姓的关切,应对了下一步改革发展的难点和挑战。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思想,贯穿改革全过程,将激发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让人民满意、为人民造福,应当成为检验改革的根本尺度。必须明确,改革不仅要求效率,也追求公平。今天我们深化改革,一定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新的着力点。尤其在当前,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更加关注弱势群体,更加重视共同富裕。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要增强发展的包容性和改革的普惠性,让发展和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将进一步廓清改革的方向、凝聚改革的力量。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和谐的价值支撑。我国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正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十分艰巨的国内改革攻坚。面对国际上的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和国内价值观念的多元并存,伴随着全球化、网络化、数字化、信息化、市场经济、商业社会、、消费社会、咨询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活动和价值判断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和多样性进一步增强。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坚持重在建设的方针,用交流、疏导、讨论、说服的方法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把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凝聚起来,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从而汇聚成促进社会和谐的强大合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具有的先进性与开放性的统一的特点,将有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放包容,化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维护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核。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实践表明,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顺利向前推进。文化软实力,是指与经济力、军事力、科技力相对应的,通过文化载体和文化方式表现的影响和能力。软实力的实质是文化魅力,基本特点是靠自身的吸引力发挥作用,而不是通过强制力发挥作用,是“同化的力量”和“感化的作用”。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建设就失去了魂,没有了方向和引领。我们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关键,大力弘扬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包容性和时代性,增强中华文化的穿透力、吸引力和感染力,使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使中华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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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对我国现代人格的塑造起着巨大的推进作用,有利于塑造出具有独立、开放、创新、进取特征的现代人格。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引入市场经济这一经济模式以来,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对中国社会道德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道德建设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可以成为带动经济建设发展的新生长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正确的加强道德建设。
关键词:市场经济;道德建设;加强道德建设
一、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推进,其中的道德建设问题也非常的重要。马克思指出,道德作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意识和行为之间的规范,则意味着一定的经济关系需要一定的道德基础。道德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市场经济中道德的反应不是简单的和被动的,道德原则也不是经济的原则,更不是简单市场原则的转换。市场经济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的经济体系,为人们生产和交换物质财富、资源的分配,也提出了人的道德建设的必然要求。作为道德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它受经济基础的某些物质限制。市场经济对道德存在的影响,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必不可少的矛盾。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说,动机是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追求经济利益的无限夸大和增殖,是市场经济竞争的客观需要。在这方面人们对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之间就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是以“非道德”为前提的。市场经济发展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中,“就不可避免地要存在着不择手段的商业诈骗、贪婪金钱的追求,企图将社会中一切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精神的,全部都纳入了市场经济中去把它们放在金钱这杆秤上来衡量,最终导致人性本身的物化和异化,导致侧头彻底的追金主义的出现”。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因为市场经济的特征包括自主性和开放性,因此在商品的交换过程中也是自由的交换,在这样的交换形势下就存在着一些缺陷,这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市场经济的局限性:我们在购买时只能先付款后消费,由于商品种类繁多,我们并不是每次都在购买时直接看到消费的效果,而事后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的代价很大,所以市场还具有“欺诈性”。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存在的矛盾现象,客观上是不允许我们单方面的肯定某有一方面或者否定另一方,两者是取长补短不可或缺的。市场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合理分配,来调节社会供需平衡等特点,以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促进经济发展的进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发展,都离不开道德上的支持,市场经济的发展进行,尽管有政策确保和法律措施,而道德自律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社会主义中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由和正常的秩序维护,要求人们在社会中有更高的道德境界。市场经济把人们引进了一个更加开放、自由、富裕、文明有道德的社会。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中的矛盾,也就说在当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中多方面的矛盾也是无时不有,无时存在的,也就是两者之间的矛盾推动着我们国家经济不断地向更高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中市场经济的发展为道德建设的进步奠定一定的基础;市场经济对人本性面目的要求,有助于道德建设中自律性的实现。同时,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的经济,也是道德的经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道德的进步,道德建设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反应不是简单的和被动的,道德原则也不是经济原则、市场原则的简单变换,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道德建设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目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必须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仅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也要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快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
二、社会主义市场中加强道德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的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伟大创举。这种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理论指导,更需要道德建设方面的进步来维持。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要加强道德建设。首先,加强道德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战略目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另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并且将两手配合好,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不可缺少的道德建设的两个方面。因此,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地位。其次,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培养经济人才的重要途径。国家之间的经济较量,实质上就是人才的较量,人才之间的竞争和对比,人才以及劳动者素质是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关键因素。罗国杰教授在他的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中,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分为三点:一是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首先,应该有强烈的动机加强道德修养,这样才能有主动学习、思考和实践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个人的道德境界;其次,要积极开展自我教育、自我控制、自我激励的道德修养活动,并持之以恒、脚踏实地,这样才能加强我们的个人道德修养;最后,要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自己,发扬优点,取长补短。二是采取有效的道德修养方法,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应借鉴历史上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各种积极有效的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的方法,并与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相结合,身体力行。三是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个人的道德修养并不是脱离实际生活的,而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生活中道德上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升华,就是要把提高道德认识与躬行道德实践相统一,来促进道德要求内化为个人的道德品质修养,外化为生活实践的道德行为。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人才需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具有崇高道德境界的追求,自觉远离低级趣味,抵制歪风邪气;脚踏实地,敢于担当;持之以恒,善始善终。邓小平说过经济体制改革下的人才应该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建设是培养经济人才的迫切需要。最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市场经济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事物的两重性一样,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也存在着正负两种效应。在正面积极效应上,时间证明了市场经济不仅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为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在负面消极效应上,市场经济具有竞争性、自发性、滞后性及盲目性等原则,由于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再加上思想道德教育的漏缺而无法完全的抑制负面因素的蔓延,就有可能诱发许多不健康的、消极的、甚至是腐败丑漏的现象。由此可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是我们能否把握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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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场经济下道德建设研究》课题组,张笃西,田治安.市场经济下道德建设研究[J].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
摘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对社会道德建设的进一步发展起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从事物发展的两面性来看它也给道德建设带来了负面的一些影响。以什么样的途径与方法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就成为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大课题。在本文中旨在分析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种种因素并且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道德建设的策略。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道德建设;策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要找出制约其发展的因素,并且提出有效的对策和实践,加强道德约束,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稳定和健康发展。
一、制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因素
我国市场经济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道德问题。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制约道德建设的主要因素有政策与制度不健全;市场经济对道德建设的负面影响;多元文化对道德建设的影响。
(一)政策与制度的不健全
当前随着各国之间交流的逐渐加深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由于世界各地多元文化的影响,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和主流价值观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这种大环境下单单靠自觉、自律,道德建设将难以进行举步维艰。优良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可以为那些利人利己的品质提供发挥作用的空间,同时又能够有效的遏制一些损人利己的恶略品质和行为。符合道德规范的人可以在健全的政策与制度的保驾护航下最大限度的毫无保留的发挥自己的优良品质,对社会的良好风气建设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那些拥有损人利己的恶略品质和行为也能在健全政策与制度的制约下有所收敛,这样就能使一些损人利己的行为渐渐弱化,从而良好社会风气逐渐形成。因此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政策与制度的不断完备。现在,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社会风俗习惯和社会舆论对人的行为的制约力逐渐被削弱,传统道德的力量被削弱道德失范现象层出不穷。制度的不健全特别的是法制的不健全使这些情况不能得到有效的扼制,趋势越发严峻。旧的道德体系被破坏,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这是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须经历的普遍阶段,我们应该正确对待,以合理的制度与政策规范道德建设的正确前进大方向,并逐渐形成习惯观念,直到培养成普遍的道德规范。加强道德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加快完善社会制度,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道德建设的主旋律,并使之融入到整个国民教育的过程中。
(二)市场经济对道德建设的负面影响
伦理道德问题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汲取自己的道德观念。”[1]经济的发展状态对道德建设的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道德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反映,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发展不健全,市场主体的发展还不够完善,市场客体的规模还够广泛,市场的结构偏于单一化,市场的组织程度较低,现代化的交易手段还不是很普遍,市场发展不平衡。由于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存在,人们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发展状态之中由于受利益的驱使往往会表现出焦虑、急躁,一切以利益为中心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很容易忽略在修身方面的培养,甚至会出现一些‘好人是会吃亏的’这种现象,渐渐地人们不敢做好人怕做好人,这也导致一些不道德的现象出现层出不穷。造成新经济条件下社会舆论和人们内心中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的主流不突出,主导性的正面观念普遍性缺乏。市场经济必然存在竞争,同时,商品经营者具有相对独立性,促使思想解放。但也有可能导致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增长。自我意识的觉醒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大进步,以前我们过于墨守成规,一切行为准则思想准则都在一个框里,导致我们在创新方面总是不那么尽如人意,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思想解放人们不再拘泥于以往的经营方式开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显神通。但是自我意识并不等同于利己主义。目前,存在许多道德失范的现象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落后文化和利己主义思想的产物,扭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象。因此我们倡导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各自的优势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竞争。
(三)多元文化对道德建设的影响
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原有的传统文化被渐渐消磨,而道德虚无主义,个人主义却渐渐“崭露头角”伦理道德不再是人们的价值导向,人们开始对道德存在的价值合理性产生质疑。越来越忽视道德的评价标准,道德这个词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观念并走向没落。社会转型使道德建设面临诸多挑战,其原因就是道德建设过程中传统文化的缺失。文化是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表述,它是人们长期进行生产和生活的产物。文化的核心是道德,道德是文化形成的基础。在中国,道德建设的基础是,伦理性的传统文化,所以说道德建设脱离传统文化就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现代工业文明代替传统农业文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全球交流的加强多元文化的大量涌入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在伴随肯定因素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否定因素,在社会专心的的过程中文化转型相对滞后。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策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必须明确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培育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正确对待多元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根基作用。
(一)明确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
“进行道德建设首先必须明确指导思想,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2]从我国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在适应市场经济基础上超越市场经济,扬抑地继承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同时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优秀成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和邓小平理论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这既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道德建设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道德建设必须在适应市场经济基础上超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同时,把握道德建设的正确方向,我们说道德建设要以制度作保障,这里的制度所指的主要是法律。通常我们认为道德规范的范围要大于法律的范围,法律所不容许的行为都是被道德排斥的,对这种说法我们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法律的强制性要远远大于道德规范对人们的约束作用。我们可以利用人们对法律的敬畏作用形成一种不同于一般法律却又比之道德更有效的监督机制。作为这个普遍阶段特有的一种制度。以发展的眼光,运用灵活的政策,解决顽固的问题。这正是我们面对新的完备的道德体系建立前这个尴尬的道德建设阶段应该具有的素质。
(二)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培育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条件的变化,决定着道德状况的变化。要建设市场经济道德体系,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培育市场体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观提供物质前提。如果没有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也不存在对较高和成熟道德观念和价值导向的需求。”[3]目前,我国道德建设中的滑坡和偏差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体系发育不成熟,市场机制运行不规范,由此造成适应新经济条件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在社会舆论和人们内心中的主流势态不突出,主导性的正面观念普遍性缺乏。现在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反之道德的发展却每况愈下,与经济发展相比是落后的,如何正确认识这种变化,促使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协调发展,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道德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思想保证与智力支持。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市场经济对道德建设的负面因素,促进道德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从而对广大公民进行多方面、多层次、多形式的思想道德教育,使其中华民族的整体思想道德水平有进一步的提升。
(三)正确对待多元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根基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密切的接触世界,与越来越多的国家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必然会造成与当地文化的碰撞。一些人处于种种原因盲目的崇拜外来文化,认为传统文化就是“老一套”早就过时了的东西,从而不假思索的一味全部抛弃。造成了文化的断层道德的脱节。所以说我们要正确对待多元文化的存在的合理性,吸收其精华部分摒弃其糟粕的部分,树立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道德建设要以传统文化的重释为立足点。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我国之所以依然繁荣于世界可以证明其文化的合理与优越性,因此一味的否定和抛弃或者忽略传统文化都是对我国悠久历史的埋没,都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浪费。在当今这个创新的时代与其绞尽脑汁的弄出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莫不如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挖掘出一些被尘封的“明珠”,加以重新阐释,使之适合继续生长在当今这个时代,继续发挥其作用。“我国在重塑道德体系时要依赖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依赖于对传统文化的重释,要扎根于传统我们的道德建设、道德规范才可以找寻到方向,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我国道德建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4]从我国的文化传统中寻求道德建设的丰富的资源,并且结合我国当前社会实际给予重新解释和构建,对于我国道德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常永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前提和关键[J].松辽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8).
[3]吕遂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观建设举措探析[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综合版),2004,(6).
[4]王斌.当代中国道德失范问题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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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一种神圣的感情,也是一种高尚的理想和实践,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和不竭动力,激励国人克服艰难险阻,为实现国富民强贡献力量。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爱国主义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努力激发爱国的情感
爱国主义是民族自强的巨大精神力量,尤其在今天为实现提出的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更需要有为国效劳,为国献身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必须从青少年抓起,从小学生抓起。其教育的基本途径是“渗透”。渗透在日常教学之中,渗透在各项活动之中,渗透在人际交往之中。而这种“渗透”的基本途径,有赖于努力激发学生爱国的情感。爱国是一种情感,要善于运用一切可激发学生爱国之情的情素,进行“润物细无声”的浸润,要充分发挥祖国五千年文明古国所提供的爱国教材的作用,更要善于运用社会主义祖国的无数光辉事例、英雄人物、身边先进人物事迹去感染学生,去熏陶学生,培育爱国情感。然而爱国情感的培育,光靠一、二次活动是难以成功的,学校的责任在于有强烈的教育意识,有明确的长远教育计划,且能适时地、因地制宜地、经常地进行讲求实效的教育,只有教师具有真实的爱国情感,才能激起学生的真情。
学校应该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要充实、生动感人、形式要活、感情要真,充分运用当地现有的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反映当地乃至全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的生动史料,让学生看得见、感受得到,要充分发挥班队作用,组织多种卓有成效的活动,从低层次到高层次,循序渐进,努力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在当前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可作多方位探索,通过“系列教育”达到某一方面教育的成效,将“系列教育”的成效融会贯通,去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可以通过一个个为国捐躯、英雄献身的先烈们可歌可泣的业绩来激励学生,开展踏着先烈的足迹前进的活动,还可以将一些为祖国建设事业流血流汗、无私奉献的英雄们作为学生学习的榜样,尤其在近年反暴力恐怖活动十分艰巨的情况下,用身边的反恐典型事迹和先进人物教育学生,激励学生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情感。在“学英雄、学雷锋”的活动中,我校曾多次组织师生开展“情系我的兄弟姐妹”捐资助学活动,为本校的贫困学生献爱心活动,以及为身边的小伙伴分忧解难,每年五月借民族团结教育月为县敬老院的孤寡老人送温暖等。通过“国情系列”教育,使学生在了解基本国情以后,深入浅出地讲清个人与祖国的关系,“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确立长大以后要报效祖国的观念。通过“成就系列”教育组织学生进行参观访问,了解家乡的发展史,特别是近几年的新气象,激励学生增强努力学习、练好本领的紧迫感。学校还利用学校特有的教育素材进行教育,即开展“校史系列”教育,培养学生从小爱他人、爱集体、爱学校、爱国家的情感。由此可见,抓住有利时机,有的放矢开展各项活动,努力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是十分重要的。
二、积极引导爱国的行为
爱国主义教育应是学校一项常抓不懈的德育工程,积极引导学生爱国的行为,应根据学生的特点,抓好系统性、层次性、传统性、制度性、机遇性、多样性。抓住系统性,就要通过各学科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的因素,系统全面地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注意层次性,就要针对不同年级、不同年龄学生的特点选取不同的教育内容,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力求生动、形象、具体,贴近学生生活的实际。突出传统性,就要抓好重大的纪念日、传统节日教育。坚持经常性、制度性,就是要重视每周的升旗仪式、国旗下的讲话、红领巾广播站、班队墙报的评比,并重视各种系列活动的开展。抓住机遇性,就应抓住教育的一切机遇,更好地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如在抗击各种自然灾害中,让学生亲眼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学生中开展“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活动;开展观看“爱国主义影片”的活动,使学生得到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力求多样性,就是要做到专题教育与渗透教育相结合、外在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有形教育与无形教育相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这样,才能使活动丰富多彩、有声有色,以达到积极引导学生爱国行为的目的。增强学生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从小提高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使学生从小就能知情,并培养自己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效国之行、建国之才。我们只要遵循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行为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坚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就必能取得成效。
1加强国家主权观教育袁培养国家主权观意识
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内政外交、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蔓延,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影响和考验,全球化正在冲击和消解着作为爱国主义基础的国家主权观念。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古老东方大国,既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遇,又面临着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严峻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充分利用其优势话语权,政治上大肆兜售具有西方标签所谓“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社会体制,并隐藏着极强的地理扩张倾向;经济上又处处抢占主导权,甚至用带有某些苛刻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胁迫发展中国家就范,一不满意就恐吓、威慑。新中国成立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政治压制。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带领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深刻总结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历史,深刻感悟“落后就要挨打”惨痛教训和践行“独立自强”豪迈气概,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国家大肆宣扬“主权过时论”、“主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等奇谈谬论,将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与经济问题混为一谈,为他们限制、侵犯弱小国家的主权制造舆论,并以此向中国施压发难,处处对我们指手画脚,企图在中国推行西方所谓的“人权标准和政治体制”,使中国按照他们的意愿发生方向转变。当然,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和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越深,西方发达国家“分化”、“西化”的攻势会日益加强。尽管我们早已加入世贸组织,但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仍然由少数西方大国掌控,他们设置种种障碍,人为制造不公平。近些年,中国出口欧美国家的橡胶轮胎、光伏产品等屡屡遭受高额惩罚性关税,再次折射出西方国家的强势和霸权。因此,捍卫国家主权,大力宣扬爱国主义,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青年学生是国家主权的捍卫者和后备军,应在课堂上加强其国家主权观教育,培养他们的主权独立意识。
2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袁培养传统文化认同感
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生存的根本,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血脉和纽带。文化不仅积淀着一个民族和国家过去的全部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还蕴含着它走向未来一切可持续兴旺发达的文化基因。报告指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整个世界文明发展有着深刻影响。这些年,伴随着中国文化市场的日益开放,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充分借助于先进技术在网络、影视、书刊等现代传播媒介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它们的文化现象、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纷纷涌入。当今美国影响力最大的出口产品,既不是高新技术,也不是军事装备,而是美式快餐流行文化。在他们文化输出的背后,还千方百计的进行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渗透,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和“先进民主制“,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抛出的“文明冲突论”,就是典型的企图以文化冲突掩盖实质上的意识形态的渗透,抹杀阶级属性和阶级对立,其目就是要我们模糊视线,转移注意力,让我们在“和平赞歌”欢呼声中不知不觉放弃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都以自身的文明为人类作出了杰出贡献,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所谓的先进文化占领、排挤、消灭“劣势文化”,求同存异、彼此尊重、相互宽容,应是当下人类社会理性科学的价值取向。面对西方的强势文化,如何保护和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便成为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一个重要主题。爱国主义是一个有没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问题,而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思想基础则是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经过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被历代人们所推崇的美好道德、民族精神和社会风貌的体现。诚信友爱、精忠报国、天下为公,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整体价值取向和精神特征。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弘扬先进文化,捍卫文化主权,培养青年学生对传统文化认同感,既不要盲目自尊、也不要妄自菲薄。首先,应大力推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引导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实践中不断创新,让传统文化焕发生机,历久弥新,提高民族文化质量。其次,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外来文化,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和抵制一切腐朽文化对我国的侵蚀,防止和打击垃圾文化的传播,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主权。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世界是多样化的统一,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包容、相互借鉴,不仅有利于本民族文化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3加强国防观教育袁培养国家安全意识
爱国主义教育是国防教育的核心和灵魂;国防教育是最生动、最直接、最有效地全民性的爱国主义教育。没有国防意识就没有真正的国家意识,就不会产生真正的爱国主义情感,也很难使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升华到科学和理性的层面。国防工程也是一个长期艰巨而系统的工程,离不开青年一代作为后备力量的持续补充。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在不太安宁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局部战争与冲突此起彼伏,尤其是中国沿海周边地区始终不太平,随时都有可能擦枪走火。广大青年学生不仅要奋发读书,还要居安思危,随时准备保卫自己的国家,所以,我们要在课堂上大力宣扬国防观教育。首先加强国际形势教育。当前,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政治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深化,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西方敌对势力也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和分化,使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发展就没有真正安全的时代。未来的中国要掌握自身的命运,增强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首要问题就是实现自身发展,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和前提。大学生的国防教育,应当合理地把它引导到民族竞争层面,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布局,科学的诠释了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发展路径,这正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生动素材。再次要加强国家安全观教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社会长期保持稳定。在这样的和平环境下,大学生往往容易忽视西方大国对我们的颠覆和觊觎,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提高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树立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观念。今天的国家安全,早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领土、领海、领空安全,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态、环境、气候等等。国家安全观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教师在课堂上要引导学生树立新国家安全观,应对国际各方面的安全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利益。
4加强国情教育袁培养健康民族心态
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国情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内容。只有对自己祖国有着深切的了解,才能对祖国产生执著深沉热爱,而一个对祖国认识肤浅的人,很难对自己的祖国寄以深厚的热爱之情。首先客观评价本国历史与文化传统。激发青年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的重要前提了解自己国家和民族饱经风霜的历史。一方面,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必须继承和弘扬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构建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我们还要以与时俱进的勇气审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摈弃那些阻碍民族富强,制约社会进步的腐朽落后意识。在传承历史文化时,把它同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结合起来,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创造出新的时代精神。其次,客观评价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我们已被推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意识到:我们发展还不平衡、不协调,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甚至有些方面还不得不受制于某些西方大国。因此,我们决不能自我满足,不能为表面成就所迷惑,既不自大,也不自卑,踏踏实实地发展自己,建设好我们的国家,把我们的爱国主义建立在自信、自立、自强的基础上。最后,客观评价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首先,我们要勇于承认现阶段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这是当今中国的现实国情,也是短期内难以改变的事实,我们必须迎面正视,决不能回避和否认。其次,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分析、客观评判,每一个民族国家的现实都无法割断它的历史,每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起点和文化渊源都会影响着它的历史进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我国的国情,不气馁,不懈怠,树立民族自信和自尊。
5加强讴歌新时代袁增强民族时代感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同地域民族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碰撞,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我们也注意到,多元文化必然导致多元价值观,并且给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树立了多重价值标准,促使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愿望日益强烈,具体表现为国家意识的淡薄和民族精神的减弱。报告指出:“坚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公民的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只有建设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廓清我们整个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精神家园,当代大学生们思想活跃、激进、冲动、敏感,善于接受新鲜事物,也敢于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他们除了被动的接受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外,还更容易、更便捷的接触到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非主流文化,有的非主流文化以其独特的、极具吸引力的传播途径和方式,用消极庸俗和反动腐朽的有害信息正蚕食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对此,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要善于了解学生心理诉求,把握学生感情脉搏,不仅关注他们所关注的,更要引导他们向往追求崇高健康的人生观,要精选爱国主义素材和案例,充分利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可歌可泣感人事迹,旗帜鲜明地讴歌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唱响真善美,弘扬主旋律,凝聚正能量,只有这样,大学生才能对国家民族的未来充满希望,才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祖国现代化建设。只有我们的青年一代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作为新世纪高校青年学生,应该比任何时候都更应该具有爱国主义情怀,更加自觉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站在弘扬主旋律的最高点,既正视现实,也不回避矛盾,充分有效地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教学阵地,大力弘扬爱国主义教育,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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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科学主义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于大学校园文化之中,提高大学教师师德水平,发挥大学校园网络的引导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大学生教育教学全过程。
关键词: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什么是价值、怎样评判价值、如何创造价值等问题的基本观点,是人们对事物有无价值和价值大小的认识和评价标准。在价值观中,人们在价值追求上抱有怎样的信念和理想、便构成了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也称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中居统治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核心理念,也是一个社会必须长期普遍遵循的基本价值准则,具有相对稳定性。
一、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变革
1、我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我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纲五常”。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维系社会系统运转的完整体系。所谓“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这是我国封建时代每个人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基本价值准则。这个核心价值观从产生到解体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漫长历程。“三纲五常”思想是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精神支撑,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精神产生过重要影响。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虽然有很多愚昧、专制的内容,但其中仍有许多对我们现代社会有可借鉴的精神,我们对待存在于两千多年并有着极其强大生命力的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应采取“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积极地汲取对社会主义有用的价值内容。
2、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党的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概念,强调“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此,标志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了起来。它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养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
二、当代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
当代大学生是一个活泼的群体,是一个正在成长并且发展的群体,正处于立学、立德、立志的重要阶段,他们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承担着祖国和历史的重大责任。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念对他们的一生影响很大。近几年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使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为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条件。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使大学生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
三、当代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
1、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渠道作用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性质任务、教学宗旨、教学内容等,决定了它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主阵地、主课堂、主渠道。为了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召力,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首先要健全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提供组织和制度保障;其次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夯实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学科基础,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第三是要深化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使之成为深受大学生喜爱和欢迎的课程;第四要制定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标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细化为大学生的核心素养内容和学业质量标准,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标准和考试评价之中。
2、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发挥社会实践的养成作用
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加大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课时。以诚信建设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形成修身律己、崇德向善、礼让宽容的道德风尚。大力宣传先进典型,评选表彰道德模范,形成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风气。组织道德论坛、道德讲堂、道德修身等活动,推动学校阵地与社会基地、校内课程与校外实践、校内教师与校外导师之间的衔接互动。
3、提高大学教师师德水平,发挥教师队伍的示范作用
实施师德师风建设工程,坚持师德为上,完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划定教师基本工作要求和品德、政治、法律底线,健全教师任职资格准入制度,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考核、聘任和评价的首要内容,形成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教师教育课程体系,融入教师职前培养和准入、职后培训和管理的全过程。着重抓好学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大学生管理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建设。引导广大教师自觉增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4、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于大学校园网络之中,发挥大学校园网络的引导作用
适应互联网快速发展形势,善于运用网络传播规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大学校园网络宣传、网络文化、网络服务中,用正面声音和先进文化占领大学校园网络阵地,发挥大学校园网络的引导作用。开设大学辅导员、班主任、思政课教师博客和校务微博微信、班级微博微信,引导支持学术大师、教学名师、优秀辅导员和优秀班主任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网络,把大学校园网打造成为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重要平台。
参考文献:
[1]罗国杰等主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6.
[2]吴树青等主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0.
[3]李玮主编.时事报告大学生版[M].《时事报告》杂志社,2014,2.
[4]孟子著.顾长安整理.孟子[M].重庆出版社出版,2010,4.
[5]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国共产党报告.
[6]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6.
[7]《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原江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东有在2014年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的专题讲座.
【摘要】保定作为“京津冀”三核文化中一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保定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形成了“悠”、“义”、“教”、“善”、“趣”的特点,它们丰富的人文内涵赋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命力,促进其发展。
【关键词】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我国领导人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下简称“核心价值观”),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升个人的精神道德修养,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国家竞争力。作为“京津冀”三核文化中一核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定在新时期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促进发展,肩负起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使命。保定拥有悠久的人文历史底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保定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悠”、“义”、“教”、“善”、“趣”的特点。这些对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借鉴。
一、保定人文历史的内涵
保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样化的文化相互交融,积淀了悠久的人文历史底蕴,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形成了“崇信、重义、尚和、争先”的新时期保定人文精神。笔者将保定的人文历史归纳为“悠”、“义”、“教”、“善”、“趣”这五个特点,有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保定的人文历史内涵。
(一)“悠”
“悠”取悠久长远之意,又有闲适自得之感,而保定的历史文化便给人这样的感觉。保定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物古迹众多,1986年被选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涞源阁院寺、易县燕下都遗址、清西陵、曲阳北岳庙等众多文物古迹,年代久远,造型精美,气势磅礴,见证了古城保定悠久的历史文化。多样化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彰显着保定历史文化的魅力。
(二)“义”
“义”是古往今来君子所追求的高尚品格,即正义、义气。保定人文历史悠久,是“燕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刺秦王报国家的荆轲,桃园结义的刘备等,都体现着保定人文历史中的侠义之气。在抗日战争时期,保定更是“红色之都”,作为革命的主要阵地,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和优良的革命传统。完县五里冈暴动、红二师“七六”学潮等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体现着保定人民的勇敢无畏,正义凛然。而狼牙山精神、白求恩精神、双拥精神等红色精神更是新时期保定人追求发展的精神支柱。
(三)“教”
“教”指因材施教,指导教导的含义。保定拥有丰富的学府文化,更是著名的体育冠军之城。莲池书院、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等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而现今的保定更是堪称“大学之城”,河北大学、华北电力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高校,为学生打造优良的学习环境。不仅如此,保定还培育出大批的优秀体育人才,涌现出多位世界冠军,在世界大赛中为国家争得了无数荣誉。
(四)“善”
“善”有善良、美好之意。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保定人民热情好客,道德诚信,涌现了无数的全国道德楷模。“油条哥”坚持不用“复炸油”,为商家做出了榜样;“河北农大9301班”的事迹更是感动了无数人,将真情传递,这些事例都彰显着保定人民的精神风貌。保定人民积极建设现代化开放城市以迎接四方游客,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觉悟,拥护国家的政策、方针,以迎接新时期的机遇与挑战。
(五)“趣”
“趣”取其美学艺术上的概念,指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志趣、情趣和意趣等。保定拥有特色鲜明的地域民俗文化,河北梆子、北昆、老调、评剧、京剧等多种曲艺剧种深受人们的喜爱;曲阳石雕、白沟泥塑、徐水狮子舞等民俗文化在全国享誉盛名,“保定府三宗宝,铁球面酱春不老”的民谣更是让人民津津乐道,体现着保定人民生活的志趣。
二、保定人文历史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
核心价值观是各地区思想精华的总结与凝练,来源于地方而又高于地方。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是保定人民长期奋斗所凝结的思想动力。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以核心价值观为思想统领,同时又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奠定政治、群众、地域文化等基础,是促进其发展的重要载体。
(一)政治保障,优先发展
保定自古以来便是政治军事要地,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奠定了政治基础。一方面,保定为核心价值观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悠久古老的保定城池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一直是河北省重要的政治中心。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爆发了黄土岭战役、平原游击战、地道战等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役;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保定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现代工业城市,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因此保定地区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保定人民有着极高的政治素养与觉悟,形成了忠义的品格,这与核心价值观的“爱国”、“诚信”等内涵相得益彰,为其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另一方面,保定作为“京津冀一体化”重要战略中的组成部分,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政策支撑。“京津冀一体化”的提出旨在探索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道路,保定依托悠久的人文历史,努力打造特色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核心价值观的融入与发展。
(二)群众支持,加快推进
人民群众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人杰地灵的保定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中提供了人的因素。一方面,保定是著名的“名人之乡”,赵国将相廉颇和蔺相如,精密计算圆周率的祖冲之等,都彰显着保定人民的聪明智慧,能够更好地挖掘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另一方面,保定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保定人民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的指导思想,有着极高的政治觉悟与素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艰苦奋斗、团结奋进、不断争先的民族精神深深扎根于保定人民的心中,与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一脉相承,为其发展提供广大的人民支持。依托保定的人文精神,保定人民将会更加热情,更加积极地推进核心价值观的发展。
(三)文化支撑,提供借鉴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提出“软实力”的概念,指出文化在构建软实力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一座城市发展的活力源泉。保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重视城市文化品牌的培育,近年来注重打造“红色文化之城”、“旅游文化名城”等品牌优势,形成了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保定又位于京畿地带,有着地域优势,为核心价值观提供地域文化支撑。丰富的文化资源构成了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大环境,使得核心价值观更加大众化,有利于为核心价值观在其他区域文化的培育和践行提供借鉴。
(四)增强认同,便于理解
核心价值观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练与升华,它来源于地方又高于地方,因此只有将区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相结合才能促进更好的发展。保定人文历史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核心价值观是对保定的人文历史有着“悠”、“义”、“教”、“善”、“趣”等特点,这些都与核心价值观赋予的内涵相契合,将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融入到保定人文历史中,有利于保定人民更好地理解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增强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更好地实现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指导功能。
(五)实践平台,开拓空间
保定地区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更是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提供了借鉴,搭建了实践平台,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抗日战争时期,保定人民伟大的革命实践铸就了他们艰苦奋斗,勇于实践的优良品格。新中国建设时期,保定成为首批工业城市,促进经济的发展。新时期保定人民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走在了国家的前列;努力建设“低碳城市”,打造“中国电谷”;巩固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实践。新时期的保定紧抓历史机遇,努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将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拉回到实践的层面,而积极的实践又为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引领作用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总之,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与核心价值观赋予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依托保定的人文历史,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保定的人文历史中去,有利于增强核心价值观的区域认同感,将理论付诸实践,更好地发挥其指导引领的作用,促进区域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京花.依托保定人文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J].保定学院学报,2013,26(3):123—127.
[2]约瑟夫•奈.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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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的兴国之魂,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流思想观念,是我国国家制度形成的道德基石。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科学主义论文,供大家参考。
2014年5月,在北京大学与师生座谈时强调,大学是一个研究学问、探索真理的地方,广大青年要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由易到难、由近及远,努力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形成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1]。这体现了国家对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群体价值观的重视。尤其是在文化多样性的今天,面对社会观念的纷繁复杂,在高校管理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很有必要的。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次年,胡锦涛在“6•25”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核心。2012年11月,中共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最凝练的概括和表达———“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高度重视,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简而言之,这三个倡导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2]。在高校管理中,应体现第二个倡导所代表的社会正气,向学生传达社会正能量。同时以第三个倡导为主要目标,培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大学生,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才能建成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2在高校管理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教育十分重要。在高校教学管理中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由目标群体的特殊性和时代的多元化所决定的。首先,大学生是当代青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文化水平高,思想活跃,同时,对新鲜事物接受比较快,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力军和骨干力量。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认同,认同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梦的实现与否,关系到我国的未来。其次,当今世界的多元化也决定了在高校教育管理中必须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不断碰撞,不仅带来了社会各方面的蓬勃发展,同时也会存在一定的矛盾与冲突。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念的形成时期,还没有成熟的人生价值体系,需要高校教师对其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确引导,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3在高校管理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策研究
3.1树立以人为本、和谐友善的教育理念,为高校教学管理提供思想指导
教育理念是教育工作者对教育所持有的信念和态度,它不但反映了教育工作者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反映了教育本质和时代特征。韩延明先生认为,教育理念是人们对于教育现象(活动)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及其所形成的教育思想观念和教育哲学观点,是教育主体在教育实践、思维活动及文化积淀和交流中所形成的教育价值取向与追求[3]。价值观教育理念是对价值观教育的基本认识和看法,正确的教育理念是实现教育目标、获得良好教育效果的前提和保证。它具有对实践反思、规范和指导的特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理念要求高校教育工作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有正确的认识和看法,这是在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和保障。在高校教学管理中应该树立以人为本与和谐友善的教育理念。以人为本是由教育的本质属性和教育目的决定的。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的活动。人既是教育活动发生的原因,又是教育的目的。学校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自由、平等、公正。这要求我们在教育管理中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坚持教育育人、管理服务育人的方针,爱岗敬业,尊重学生的人格,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从学生的需要出发,不能一味的填鸭式灌输,要因材施教,探索教育的发展规律,在管理服务中,以学生为本,探索并开展个性化服务和教育,解决学生的问题,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为学生搭建平台,促进学生在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和谐友善是由教育面临的时代特征决定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各国的文化交流也不断加强,这种多元文化不仅繁荣了我国的文化领域,同时各种观念也冲击了人们的思想境遇。大学生还未完全走向社会,其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还未完全成熟,这就需要高校教育工作者及时了解和把握学生思想的新发展和新动向,宣传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面对纷繁复杂的学生思想和观念,专职教师和管理服务部门能以宽广博大的胸怀去理解和包容学生的差异性,因材施教,认清学生群体的主流方向,有针对性地开展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其走向积极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3.2丰富先进的新媒体,为高校教育管理提供途径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新媒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相对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其传播途径更丰富多样,包括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它已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改变着人们获取信息和生活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生活。大学历来就是先进思想和新科技产品的发源地,大学生也是科技创新产品最活跃的群体。因此,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产品来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一,高校专职教师要灵活运用新媒体,丰富授课及与学生交流的形式。长期以来,高校的价值观教育一直是通过思想政治课、健康教育、法律基础等一些课程进行课堂讲授,在理论教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作为价值观的教育,不仅仅满足于理论的接受,还应该关注学生思想和观念的成熟。因此,专职教师要扩宽思路,借助多媒体的视频、音响等手段,增加案例分析,增加课堂的趣味性,提高学生上课的积极性,推人及己,引导其不断进行自身反思。同时借助新媒体传播和更新速度快,成本低、信息量大、内容丰富、可互动等优点,广泛与学生交流、互动,例如可以使用微博、微信、飞信等形式,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形式,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观念、及时引导。第二,学校管理服务部门要利用各种新媒体和第二课程,开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多种宣传途径。利用校园平台。学校的管理部门也可以借助已有的校园平台,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校园网、校园BBS、广播、数字校报、学校微博、宿舍楼的数字电视、户外LED电子屏等学生日常接触较多的平台,及时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第二课堂。第二课堂的开展可以有效地弥补平时上课的死板,丰富学生的视野。高校可以通过定期邀请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到学校开设专题讲座、举办学生座谈会、举办学生读书会、思想交流会等各种形式来进一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引导学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知识体系,实现从价值认同到行动的贯彻践行。
3.3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
校园文化,就是在学校环境中,由学校管理者和广大师生员工在教学、科研、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的相互作用中所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产物以及创造的过程。它是一个多层次的有机复合体[5],包括校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培育必须深深植根于本学校的校园文化,并且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打下牢固的积淀。
第一,加强物质文化建设。这是校园文化的载体,是校园文化的外在标志。包括学校的自然环境、人文场所、建筑等。例如在校园的宣传栏内张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学习内容等,这些物质文化为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提供依附点和场所,因此要重视物质文化的建设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渗透。
第二,加强校园精神文化建设。它是校园文化的灵魂,包括心理和思想两个层面。这也是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方面。自由平等的校风建设、诚实守信的考风管理、遵守法律、爱国友善,这些特色的校园文化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培育这些优秀向上的校园文化能不断内化为学生的思想状态和扩充自己的知识,产生良好的效果。
第三,加强校园制度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包括学校的规章、准则、行为规范的建立和执行。它是校园中全体师生的活动规则,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理念写入全校师生的行为规范,成为行为准则和人生信条。
增进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需着力解决的紧要课题,改进教学方法势在必行。在西方已有运用案例教学法开展核心价值观的成功范例,例如,“在价值观培育中,运用案例教学是美空军最主要的做法”[1]。本文拟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教学实施策略做些探讨。所谓案例教学法是教师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需要,运用典型案例,将学生带入特定案例情境中,通过组织学生讨论案例以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最早始于哈佛大学法学教育,之后向医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社会科学领域推展。与传统课堂讲授相比,运用案例教学开展价值观教育有其独特优势,它能激发学生在课堂积极思考,深化对案例涉及价值观问题的理解,有利于学生接受在案例教学中感知的价值观并内化为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行动指南。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具有相对独立完整性,运用这一教学模式就规避了案例教学难以给学生带来完整系统的理论知识这一教法的天然缺陷。美国学习专家加•戴尔提出的“学习金字塔”理论认为学习效果在50%以上的,都是团队学习、主动学习和参与式学习。案例教学正是实践“学习金字塔”理论的教法典范。应如何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教学呢?
一、教学主体定位策略
(一)实现教师从“传道者”到“引道者”的角色转变
案例教学形式上是一种师生间交互对话的讨论式、启发式教学模式。它改变了传统灌输式课堂教学中师生地位事实不平等状况,师生角色发生重大转变。教师不再简单地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的知识传授者和思想传播者,而是引领学生走自主探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学习之道的引道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学目标就是要使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内化为行为指南,这要求教师在案例选择、问题设置、讨论结果等教学环节应指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标。教师在案例教学中的角色就应从讲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道者”转变为引导学生自主感知、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道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教学对教师提出更高素质和能力要求。第一,教学目标的独特意识形态性要求教师必须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第二,教学内容的高度概括凝练性要求教师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储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24个字高度概括凝练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精髓,这要求教师要有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扎实理论功底和专业知识,深刻掌握社会主义价值观基本理论,还要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理论,对西方“普世价值观”深入了解,以便回应学生对这两类价值观的疑惑。第三,案例教学方法的实践性要求教师熟练的组织案例教学能力。教师具备扎实的信息处理能力、高超的课堂组织能力、流利的语言表达能力、灵活的临场应变能力是开展案例教学的基本能力。
(二)实现学生从“观众”到“演员”的角色转变
在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师生之间是一种主动“传道”与被动“受道”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重在实践,简言之就是要“做中学”。案例教学就是要教师引导学生在“做中学”,引导学生自主探索、自主学习,在交互讨论中获取新知识培养新能力。因此确立学生中心主体地位,实现学生从课堂的“观众”到“演员”的角色转变尤为关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教学中如何实现这种转变呢?首先要充分调动每位学生积极性。教师可用激励的语言、肯定的眼神去鼓励,用成绩加分制去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发现那些不积极参与案例分析和小组讨论的同学,教师可深入到小组讨论中主动与他们沟通,一起讨论,使之逐渐形成习惯。其次要精心组织好小组讨论。小组设置成员在6-8名,执行组长、执行秘书各一名,规定在每次案例教学课轮流担任。执行组长负责组织小组讨论、代表小组在班级发言,阐述对案例的分析结果,执行秘书则记录每位学生发言。因学生的性格差异较大,有些表现积极,有些相对消极,甚至胆怯,为防止部分学生对积极参与讨论的同学的依赖性,教师可根据学生发言记录了解每位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做出评价。再次要切实保障学生平等话语权。在案例分析和讨论环节中要充分体现学生与教师平等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不以教师身份强行压制学生意见观点,而是对话中让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领悟社会主核心价值观内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二、案例选择优化策略
选择恰当的案例是开展好案例教学的前提基础。案例教学的教学案例不同于传统讲授课的“例子”。教学案例是教师为达到一定的教学目标给学生选择的在社会实践中发生的具有典型、代表性事例,它集中反映一种现象、问题、事件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教学,第一个环节就是选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教学案例,找到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合适载体。从所选案例内容看,首先要求具备案例教学的案例一般特征,即“呈现一个真实的故事、包含学科内容、提供分析的资讯、有冲突的元素、鼓励学生思考和建立自己的立场、包含诸多待决定的议题、有超过一个以上的答案或解决方案。”[2]其次,要求案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识形态的特性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它培根于中国土壤,具有中国特色,它立足于时代,具有时代特征,它扎根于人民大众,具有人民属性。因此案例选择要把握三项原则:
(一)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性原则
由于案例教学法本质上是一种开放式教学法,案例是一种事实描述,设置的问题具有开放性,问题讨论结果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开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是专业知识教育,而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当然这并不要求案例本身有鲜明政治色彩,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特性决定在案例的价值导向上必须政治方向正确,应避免选择容易引起学生对案例判断产生政治方向性的误解、曲解、错解的案例。这里就要处理好正面案例与反面案例的关系。正面案例能让学生提振精神,鼓舞人心,反面案例能增强学生认识问题和不足。选取案例要以正面为主,负面为辅,对负面案例要给予客观评价、正面引导,以消除负面影响,绝不可火上浇油。
(二)坚持“三贴近”原则
所谓“三贴近”就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选取的案例要贴近实际才真实,贴近生活才生动,贴近学生才亲切。案例不能虚构,必须具有客观真实性,真实的故事才有说服力,真实的情感才能打动人心,杜撰出来的东西没有信服力、震撼力。贴近学生思想和学习生活的鲜活案例,容易引起学生共鸣,产生兴趣,达到对核心价值观抽象干涩概念的内化。
(三)坚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结合原则
指出:“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3]这不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方向而且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上都要体现中国特色、民族特性和时代特征,因此,选择案例首先要讲中国故事,讲中国人的故事。中国故事有中国历史故事,有当代发展故事,有百姓身边故事,让学生在分析讨论这些故事时体认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如钱学森的传奇故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典中国故事。其次,选择案例还要反映时代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于中国现实土壤,吸收了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全党全社会的价值共识。所选案例描述的故事要反映时代性,故事蕴含的价值观更反映时代性。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二个概念不是绝对的抽象名词,它们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时代属性。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四个概念为例,缺乏语义背景的理解就会差之千里。
三、案例分析讨论策略
(一)组织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是研究案例中所有的信息,然后找出正确的问题答案的教学过程。组织好课堂案例分析是保证案例讨论顺利进行的基础。首先,课前向学生呈现教学案例。根据教学案例内容灵活运用文字、音频、视频等不同载体呈现案例信息。这项准备工作需要在案例教学前至少一周时间完成,给予学生充裕时间了解、思考案例信息及其相关背景。比如我们课前一周时间就向学生传发央视纪录片《钱学森》视频资料,让学生充分了解钱学森的故事。其次,课堂组织引导学生分析案例。能否正确分析案例关乎案例教学目标实现与否。因此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解读案例蕴含的信息。那究竟如何对案例进行解读?要引导学生通过对案例背景因素的识别,框定、缩小案例分析的范围,识别和理解案例情境中的重要方面并弄清它们对整体情境的意义,使学生围绕预设的问题充分利用案例中的背景因素进行思考,从案例本身寻求答案。
(二)组织案例讨论
如果说案例分析实际是学生依据案例提供的信息寻找问题答案的过程,那么案例讨论则是教师检验学生是否已经找到正确答案的过程。所谓案例讨论就是在教师指导下组织学生对案例中的问题的产生背景、环境及其解决方案进行探讨,案例讨论充分与否关系案例教学成败。案例讨论的目的是根据案例所提供的信息形成认识和理解。如何组织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案例讨论?首先,要以价值观问题为抓手。所谓“问题”,通俗说来就是某些难以处理或棘手的事物。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案例中的“价值观问题”,它是这样的情境:教学案例故事情节产生了重要的行为或结果,且对于这些行为或结果还没有明确价值观判断和解释。价值选择决定人的行为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案例故事情节冲突在深层次上反映的实际是价值观冲突。组织学生讨论案例时要引导学生始终围绕价值观问题展开。因此,教师预设问题时要以案例故事情节冲突为依托,以价值观问题为缰绳,拽住学生沿既定轨道讨论,避免讨论东拉西扯,信马由缰。其次,要以师生提问互动为推手。学生进行案例分析后由执行组长代表小组发言,此后课堂可能陷入沉闷,教师要及时提出中肯而关键的提问来推动案例讨论。教师要围绕价值观讨论主题向学生提问,问题要有针对性、有深度、有启发性,不可信手拈来。另外,要鼓励学生提出问题推动案例讨论。一般情况下教师要直面问题对学生提出问题,不回避不躲闪不指责,但轻易不主动亮出自己的观点意见,以免过早对学生产生导向作用,从而影响学生独立思考。案例讨论阶段要求学生认真倾听,积极发言。要求学生既不能无视其他学生,自说自话,也不能任由他人发言,自己却保持沉默,教师要对学生适时引导,不让学生感到拘谨,能做到畅所欲言,激发学生兴趣,启发学生思考,使课堂气氛热烈而不失控,做到紧张有序。讨论阶段教师要做好阶段性概括总结,综合学生的发言,推进学生进一步学习探讨。讨论阶段结束后,最后教师必须做最后的总结点评发言。案例分析和案例讨论是案例教学的中心环节,搞好这个中心环节需做好以下准备工作:一是安排案例教学时间。就时长而言,高校每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安排的课堂案例教学时长最好在1至2课时。四门思政课程要统筹安排,每门课应有针对性展开核心价值观教育,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选取侧重“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价值观的案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课侧重“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价值观,切不能设计一两个课时内面面俱到地将核心价值观全盘渗透。就时间点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特殊性,教师选择在重要节庆日、纪念日等特殊时段组织安排案例教学能增进教学的实效性。控制讨论时间,一方面是保证完成课堂教学计划,使教学顺利按时完成,另一方面是为防止学生在讨论中纠缠于某个细节偏离讨论主题,也占用别的学生太多的发言时间影响教学效果。遇此情况可以采取对学生发言时间做出强制性限定,规定学生发言时间不能超过规定时长,以保障课堂时间利用效率,提高学生参与度激发思想的碰撞。二是提供理论分析框架。教学中的案例分析讨论及最后的教师总结点评环节一定要对案例涉及的问题给出理论分析框架。案例分析的理论分析框架借鉴了经济学中的理论分析框架一般模型,即由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教学应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理论为视角、以人民、人类整体利益为参照系、以唯物辩证法为分析工具构成理论分析框架,否则案例分析和讨论的结果极可能无法达到对学生进行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教学目标。
四、教学效果评估策略
案例教学效果评估是案例教学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评价案例教学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教学目标。建立科学评价标准体系是公正客观进行教学效果评估的先决条件。案例教学效果评价体系通常包括评价主体、评价项目、评价等级三个基本构成要素。其中评价主体包括教师和学生;评价项目包括案例设置、教学效果、教学手段和学习团队;评价等级则酌情设定,如设立初级和高级两个等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教学的最主要教学目标就是培育和践行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价值层面目标。此外也包括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创新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等能力层面目标。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教学效果评估,首先需要处理好案例教学效果评估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教学效果评估体系之间的关系。概言之,这两个评价体系实际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教学,既要符合案例教学的一般评价标准和要求,但又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教学的独特性,即教学目标的独特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最主要教学目标是其价值层面目标,而专业课程案例教学最主要教学目标则应是能力层面目标。因此,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教学效果的评价体系就应突出价值层面教学目标的指标权重。案例教学效果评估分为非正式和正式两种。非正式评估是教师在课堂随时观察学生对教学情况的反应来判断教学效果,如学生面部表情、与教师语言沟通情况及整个课堂气氛。正式评估则是课堂教学结束师学依据教学效果评价体系标准对课堂教学效果填写评价表的活动,而根据评估主体不同,评价表又分为学生评价表和教师自评表两部分,两者在具体评价项目上各有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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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社会主义取得辉煌成就又遭受严重挫折的过程,其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主义发展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
(一)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立了起来,主要建立了消费品、生产资料、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市场,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我国人均国民收入4930美元,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广大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高。但还要看到,目前还存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等问题。
(二)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是决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方面。目前,国际环境方面处于金融危机影响中后期,国际形势总体稳定,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发展主流,有利于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国内方面,新一届政府坚定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有利因素多于不利因素,可以说机遇大于挑战。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更加强固。第二,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社会总需求不断增加,消费拉动增长潜力巨大。第三,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综合运用经济、法律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及时果断调控,取得积极成效。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日益显现。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在:首先是经济增长处于“稳增长、保质量、增效益”的宏观调控时期,经济增速回落,市场需求环境发生变化。其次是经济结构调整比较缓慢,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暴露。再次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整体产业技术水平偏低,新兴产业带动作用较弱。总之,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着不小的风险和挑战。我们要更加注重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抢抓机遇,沉着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努力实现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稳步健康科学发展。
二、继续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继续深化体制改革
1.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条件。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上任伊始,就开始推进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朝着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改革方向迈进。依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政府职能转变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完善政府宏观调控经济与市场监管的职能,为市场主体与市场环境服务;二是政社分开,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规范发展社会组织,完善社会管理体系;三是政事分开,转变公共服务部门的职能,构建公共服务组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目前,全国各地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推行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实行“两集中、两到位”的改革举措,做到了便民服务,就是一个成功的探索。
2.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从我国当前社会市场体系建设的现状看,培育、发展和完善市场体系,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培育市场主体企业;二要培育各类要素市场;三要发展各类社会中介组织,有偿承接政府部分社会服务职能;四要健全市场运行机制,价格决定权交还给市场,政府不再干预;五要建立市场秩序规则,加强市场监管。
(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优化产业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加快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重点是
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坚持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传统产业的创新发展能力。加大力度,淘汰落后产能,推进节减排,推动全产业链整体升级换代。
2.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要制定优惠政策,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鼓励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新兴产业领域,提高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3.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服务业涉及点多面广、带动就业多、消耗资源少、拉动增长作用强,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化产业结构一定要把发展服务业作为战略重点,不断提升服务业比重和水平,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繁荣。
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后一开始都是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对商品、货币、价值这些经济范畴允许保留,而对资本(包括雇佣劳动与剩余价值)范畴就予以排除。计划经济中,用于投资而垫付的货币仍然是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价值。然而人们却不将其称为资本,没有雇佣劳动与剥削,何来资本?于是,需要换一个概念来称呼投资品的价值。经济学家曾经做过更改概念的努力。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用“基金”来代替“资本”。但这是不合适的,因为“基金”是一个社会上已有的概念,它已经被用于某个场合,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用了这个概念,如“洛克菲勒基金”。当时我国采用的是“投资资金”概念,这个概念只能在投资场合才能反映其对象,到进入“循环”、“周转”过程中,就只能简称“资金”了。而资金概念不能说明其应用场合,资金既有生产资金又有消费资金,与价值增殖没有必然联系,这种权且采用的办法妨碍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分析的深度与准确度。看来,关键在于要创造一个社会上原来没有*的概念。老一辈经济学家卓炯在大力提倡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时,提议用“社本”来代替“资本”。这就分清了那个“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价值”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不同属性。但是,这一提议,如果在纯粹的公有制经济当中,尽管会带来口语转换上的麻烦,还不会有行为上的障碍的话,在一个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社会就不好办了。仅以股份制企业来说,来自国有企业的股份叫“社本”,来自私人企业的股份叫“资本”,这就乱套了。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走出去”,也不能说同时有“社本”和“资本”都到国外投资。因此,在当代经济中,沿用“资本”概念是不可避免的。其实,“资本”概念与商品、货币、价值等概念一样,首先是市场经济概念。只要认识资本具有一般属性与特殊属性这两重属性就不会勉强避开它了。区别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要从该概念的特殊属性来分析。为此,我们要分清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两个概念,所有制关系的不同是它们的基本区别。在九十年代我国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理论界要努力做的,就是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的不同属性区分开来。
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实际表明:认识资本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共同点,不比认识资本在这两种社会经济制度与两种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区别容易。当前,经济理论面临的更大问题还不是资本的特殊属性,而是一般属性。问题的出发点是认识资本的本性,也就是资本逻辑。根据笔者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体会,资本逻辑可中两方面来认识。一是资本具有“死劳动吮吸或劳动”以求增殖的本能冲动。马克思对此早有说明:“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得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2]资本追逐自身增值,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追求更多的利润,反过来就是追求更少的成本。这个动力机制,对于私人投资者,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这不奇怪。但对于公有资本,这个逻辑仍然存在。公有资本的投资者,即使利润不归他所有,这个增值的幅度,也是其经济实绩的主要衡量尺度,也是他手中所能支配的财权的主要凭据。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使国家尽快摆脱经济落后局面,必须注重资本增值。当时注重的是宏观上的资金增值率,总体上的投资效率。为此国家对农村采取了统购统销政策,压低农产品价格,保证生活资料低物价,接着采取低工资政策;在职工生活条件上实施“先生产、后生活”,以求降低工业生产成本。这样造成的生活欠账,本应在生产发展起来以后要偿还,可是一旦遇到不关心群众生活的“长官”,就会拖下来长期得不到解决。另一方面,对微观的资本增值,为严防对计划的干扰,却极力反对“利大大干、利小小干”,反对追求利润。因此,在计划经济强调宏观动力而压抑微观动力的特点当中,资本逻辑遭到分裂。进入市场经济时期,在企业获得市场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资本逻辑重归统一。公有企业自负盈亏、自谋发展,追求利润自然是企业必然的目标。公有制企业与私有制企业不同之处在于:利润不归企业经营者自己所有,因此,企业经营者不是资本的人格化。由于企业利润与经营者个人利益密切相关,这就又使共同的资本逻辑仍起作用。全面分析,对公有制企业追求利润,所受到的社会约束与道德约束要比私有制企业大得多。二是资本具有支配劳动者来推动社会化生产的客观作用。如果撇开经济关系的中介,那么,劳动者运用生产资料来开展劳动,就是一个发挥主体力量驾驭客体力量的过程。但是,社会经济中这个过程不是直接形成的,经济关系作为中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有三类方式:①个体经济无须任何中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可以自然相结合。②集体经济中的联合劳动,是劳动者经过集体投资,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这种方式是劳动者支配资本。③无论是私人经济,还是国有经济,还是公私合营的股份经济,都是先有投资,再有劳动者的招雇录用,这种方式是资本支配劳动者。显然,当集体经济难以在社会化大生产领域顺利发展起来的背景下,资本支配劳动就成为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结合的主要特征。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分化,在各地竞相追求经济发展成绩当中,资本逻辑得到发挥条件。追求最大投资量与发展成本最小成为各地政府的目标,由此诱发了“以资本为本”的非科学发展。非科学发展的根源就是资本逻辑,这个根源无法消除,但可以限制。只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就能推动科学发展,将资本逻辑限制在应有的小范围内。
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资本定位
社会主义再生产分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物质资料再生产、人—劳动力再生产、生态资源—环境再生产、精神产品再生产五种[3]。资本及其逻辑在这五种再生产中都起到重要作用。
(一)资本产生于生产关系再生产,反过来又影响生产关系再生产
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不能逾越商品生产阶段,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有其必然性,社会主义生产同样具有二重性:既是劳动过程又是价值创造与价值增值过程,因此资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关节点。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过程,要体现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贯彻马克思提出的“劳动的逻辑”:联合起来,合理地调节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社会生产置于劳动集体的共同控制之下,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劳动者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926-927。生产劳动的目的是为了人,依靠人。可以说,“劳动的逻辑”就是人本逻辑,是集中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人际关系的一面。作为社会主义价值创造与价值增值过程,就必须要有足额的“能带来价值增值的价值”,使一定价值量得到最大的增值率,不断积累-投入-再积累-再投入。显然,这里起作用的是“资本的逻辑”。在“资本的逻辑”中,包括劳动者这个“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等,都是有待资本来配备的生产要素,要服从资本的目标与效率。而资本的目标就是创造更多的增值价值。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下,两种逻辑相互依存、相互矛盾。只要劳动逻辑,忽略资本逻辑,就容易陷入“共同贫穷”;反过来,只要资本逻辑,忽略劳动逻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富裕,但却不是共同富裕,而是贫富分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会遭到破坏。因此,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中,不能排除资本逻辑,但如果不加控制,显然它会使生产关系发生变异。这一点,在论证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当中要充分阐明。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仅要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建立,也要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维护。在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竞赛中,为追求高度的劳动生产率、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离不开利用资本的逻辑,但是为防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异,必须要控制资本的逻辑,正确处理好与劳动的逻辑之间的关系。
(二)资本是物质资料再生产的第一推动力,但却不是根本动力
现代商品—市场经济,用于投资的货币是生产的第一推动力(按:马克思语)已是经济常识。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人是生产力最根本的动力,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性动力。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组织过程看,资本只有与其他生产要素构成合理的比例,才能使生产不仅有规模,也有质量,使增长不仅有速度,也有效益。没有技术、管理、分工协调、有保证的能源原料供给,资本的投放是低效或无效的。在宏观与中观的层面,片面强调资本的作用只能扭曲经济发展。
(三)资本与人力在对立统一关系中影响人力资源再生产
社会经济中,客体力量由资本代表,主体力量分别由经营者与劳动者来代表。其中,经营者发挥的恰好是整体资本的效率,而劳动者发挥的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劳动力仅仅是资本的诸要素之一。为此,资本关注的主要是经营者的人力资源,资本所有者愿意为经营者阶层(白领雇员)设置高薪,支付成长、培养高代价,形成这一人力资源的高投入、高产出。而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源,则在低成本的区段上运行。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所有制影响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源的再生产。公有制经济劳动者主体地位高,资本不能强硬贯彻成本原则来压低劳动力使用代价。私有经济劳动者处于受支配地位,资本将按照其本性尽量降低劳动力使用成本。当然,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劳动的复杂度、精细度,劳动者的健康、技能、精神状态将越来越显著地影响资本的效率,随着生产的技术密集度增大、知识含量提高,资本将乐于使用高质量的劳动力,这就有必要将物质资料再生产的“高投入-高产出”经营原则,部分地扩展到劳动力使用上,达到“增大一分劳动力成本,增大两分资本收益”的效果。许多产业中,物质资本的重要性逐步让位于人力资源。
(四)资本通过物质资料再生产来影响生态资源-环境再生产,资本的效率越来越受到生态资源-环境再生产的影响
在这个双向影响中,有个长期效益与短期效益的关系。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着它力求物质资料生产规模盲目扩大,结构升级总是滞后;总是在掠夺生态资源与环境,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标。但是,资本人格代表者本着人的理性也会认识到,资源耗竭与环境损坏将给资本在物质生产领域的运作带来毁灭性打击。因此,资本经营者总希望别人理性对待自然,约束别人追逐物质利益的行为,而最好自己能够按照资本本性来行动。于是在资本逻辑支配下不断发生局部与整体、企业与社会的博弈。如果多考虑一下长远利益,就会降低损公(这里指社会生态利益)利己的强度;多考虑短期利益,就会提高损公利己的强度。于是由物质资料再生产来破坏生态资源-环境再生产的行为就要由代表社会的政府来约束。但是资本的力量也会渗入政府当中。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主导,政府维护生态环境的努力十分虚伪和软弱。资本人格代表者的理性在资本的本能冲动下也是处于下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府只有贯彻人本原则,让人民的监督高于资本的影响,才能使资本更多地考虑长期效益、全局效益。科技进步对物质资料再生产具有两重推动作用,既可能更大地损害生态资源-环境再生产,也可能有利于促进生态资源-环境再生产,所以科技研发与在生产中的运用是要选择的。于是科技开发的较大比例来源于资本的运用,因此选择的标准很可能能按照资本逻辑:利润多、销路好,却不一定会遵循生态经济原则。这就需要有来自社会的调节力量,将生态经济原则超过资本逻辑,使科技应用得到合理的选用,这样利用资本推动生产,才有利于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因此,生态经济原则是科技进步领域对资本的限定。
(五)资本影响社会意识,精神生产反映社会调节力
从经济领域中产生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到资本拜物教,深刻影响着社会意识。社会依靠伦理道德、宗教、政治思想(例如爱国主义)、文化生活等等来调节资本对社会成员精神的影响,避免惟利是图原则支配全部社会生活。但是,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因素毕竟是社会存在,经济关系中的资本逻辑越是强烈,对社会意识影响越大,靠精神生产来调节社会意识就将是苍白无力的;经济关系中的资本逻辑受到限制,精神生产的调节就是强有力的。在社会主义对资本逻辑限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对精神生产的指导,是使这一调节作用有效的保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资本地位
利用资本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社会现实,鉴于资本的复杂性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应当从动态上认识它所需要的地位变化。
(一)在三个经济发展主体中改进发展目标
三个经济发展主体是指国家、地方与企业。在单纯追求经济实绩的时期,国家、地方都以GDP为发展目标,企业以资产额、利润率为发展目标,这些目标都以投资为第一推动力,资本逻辑起到最强作用。贯彻科学发展观,要用“以人为本”来取代这三个“为本”:即发展目标上“以GDP为本”、发展结果上“以物为本”(“以物质财富为本”)、发展动力上“以资本为本”。由此,在发展指标上都要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兼顾与有机结合。对于三个主体而言,①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导向指标与衡量指标要充分体现为人民的幸福、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兼顾经济、生态、社会三方面的效益,不能只追求经济发展的高度而忽视社会发展与生态维护。②地方经济发展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基本要求与国家经济发展相同,但还要根据地方的区情,按照国家制定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履行国家赋予的区域发展使命。③企业是市场主体,天然需要追求体现资本增值幅度的经济效益,但同时不能忽略现代企业应有的人文精神与社会责任,不能违背“绿色发展”的潮流,因此对资本逻辑要合理地抑制。我们所说的现代化发展与社会经济进步,就要有这三个发展主体的如上改进。
(二)调节要素供给的方式与渠道
市场经济似乎有了货币资本就有了一切,有资本可以购买一切物质,可以购买科学技术,可以雇佣劳动者,可以聘请专家和经理———相当于购买管理,从而用别人的专业技能来实现资本的生产、流通职能,等等。当然,这里隐含着一个条件,就是要有资本运作的能力。也就是说,只要有投资财力与用这笔资金的本领,就可以进入各种领域谋求这笔资金价值的增值。资本的强势就是这样来的,至少在起步阶段是这样。在贯彻科学发展观中,必须创造外部环境,控制要素供给的方式与渠道,降低资本的强势。(1)劳动力的供给要联系相应的政治条件,做到迫使资本在运作中“尊重劳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此要好于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原因在于工会力量的强大。我们至少先要达到这一步,让工会成为迫使资本“尊重劳动”的制约因素。进而增加一线生产的劳动者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比重,扭转多年来人大政协经常出现有利于资本的提案,却鲜见有利于劳动的提案。(2)技术的供给要经过筛选,要按照生态经济原则,排斥那些看起来利润多、销路好,却损害生态资源-环境再生产的技术。反过来,一些有利于生态资源-环境再生产的技术,由于价值增值不高而受到企业界冷遇,就要有相应的政策扶持鼓励。这里,科学发展的逻辑要在关键环节上取代资本的逻辑。前者要有审核制度,后者要增加产业政策的新内容。另一方面,国家创新体系在技术供给上起到重要作用,具体的供给对象要与国家的产业政策、技术政策挂钩,资本逻辑对此要服从国家的产业发展规划。(3)自然资源的供给也要按照生态经济原则筛选。宪法有关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条款应当得到落实,不能让私人资本集团随意占有以及获得全部资源收益。一段时间以来山西煤矿资源事实上的私有化促成了资本强势,除了煤老板的经济效益剧增外,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均急剧下降。对煤矿资源开发,公进私退、“大”进“小”退,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4)资金的供给是资本形成的基础,社会资金的供给要有利于削弱资本强势。金融一定要掌握在社会主义国家手中,这是贯彻“节制资本”的新民主主义原则(甚至也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原则)的最后一道防线,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保证。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许多有知识、有经营才干,就是缺少资本的人才,应当通过银行贷款获得社会资金来投资,建立起受限的私有或集体的职能资本。这样的资本是生产经营条件,但强势不再。
(三)收入分配的倾斜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在分配原则上提出“按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并行,代替原来单一的“按劳分配”原则,以适应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这个说法,在政策实施中有其策略性,而按学科要求说则不严密。科学的表述是“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并行。因为作为分配依据的各个要素中,只有资本与劳动才是对立概念,其他要素都应分别归结为这两大要素。如“技术”这个要素本身是商品,它要就是作为技术资本参与分配,要就是作为从事技术工作的能力,作为按劳分配的一种类型。管理要素也是这样,管理效率是资本效率的一种,而管理工作是一种高级的劳动形式,因此作为分配依据,管理不能独立于资本或者劳动。至于自然资源,包括土地,只能作为带有垄断性质的资本参与分配。
这两种分配原则下,分别产生财产收入与劳动收入。需要指出,许多财产收入不是资本要素直接分配的结果,而是资本收益再分配的结果,如储蓄利息。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已经表明,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劳动收入没有消极作用,而财产收入则有两重作用:消极作用是产生不劳而获,积极作用是在经济发展初期有利于调动居民将消费资金转化为积累资金。但随着经济发展受到的市场需求约束、生态资源约束越来越大,需要的知识积累重要性越来越超过资金积累的重要性,财产收入的积极作用就会逐步缩小。从社会发展总的方向看,财产收入对社会进步的消极作用将趋向于增大。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认识这一点,在政策上向“按劳分配”原则倾斜,对“按资分配”有所抑制,鼓励居民增加劳动收入而不是财产收入。这将推动资本地位下降,劳动地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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